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庐山文化遗产主要分为有形物质文化遗产和无形物质文化遗产。无形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表达、民间科技、社会习俗、认识记录几个方面。有形物质文化遗产中又包括：遗址遗迹、建筑物、纪念性景观、地方土特产品、文献与遗物几方面，具体有形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如下：庐山遗址遗迹中包括古人类生活遗址（如亭子墩新石器晚期村落遗址）、军事遗址、古战场（如庐山植物园内的日军轰炸弹坑）等。建筑物有宗教庙堂（如东林寺、罗汉寺、白龙坛、广佛寺、天王庙、太乙宫等一百多个）、佛塔（如舍利塔、天池塔、普超塔等十几个）、碑林（如白鹿洞碑刻等六处）、历史建筑小品（如琵琶亭、静观亭等几十处）、传统建筑（如匡庐诗社等）、桥梁（华封桥等十多处）、近现代建筑（如波黎公馆等十多处）等。纪念性景观包括洞穴（如莲花洞等十多处）、泉（如墨仙泉等十多处）、水井（如金井、修井炼丹井）、岩石（如刘仙石等）、潭池（如出木池等十多处）等。地方土特产品包括菜品饮食（如石鱼、云雾茶、石鸡、石耳）、手工艺品（如星子金星砚）等。文献与遗物包括古旧图书资料（《庐山志》等）、宗教典籍（《华严经》等）、书画（五百罗汉图、唐伯虎《庐山图》等）。

2庐山文化遗产保护

2.1庐山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2.1.1法律不健全。虽然2006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说明了我国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可是仍然没有达到法律高度。另外关于江西省下达的关于文物保护的文件，没有制定详细的符合当地现状和地方特点的措施，《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内也没有具体指出文化遗产的损坏惩罚及处理办法。

2.1.2管理体制混乱。从古至今，庐山在直属管辖范围方面一直比较混乱，近代以来，前前后后调整多达20次。“一山多治”的尴尬局面，把庐山从一个整体变得支离破碎，导致资源浪费，并且损害了人们对庐山的地理认知。

2.1.3人口压力问题。山上常住人口，加上外来人口和游客，给庐山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且人们的遗产保护意识薄弱，使得资源上的损耗及环境污染等方面都不容小视。庐山周边区域的城市化发展也在逐年提高，山上和周边人口数量带来的压力已经非常之大，人们生活用地比如农田菜地的开垦，工业上工厂的建立及污染物的排放都不同程度地给庐山自然生态系统带来了负面影响。

2.1.4旅游业的影响。旅游虽然在很多方面能为城市带来很大的正面影响，但是旅游业对于文化遗产的负面影响也不容轻视，游客对于文物的直接破坏表现在：攀爬拍照、乱写乱涂鸦乱刻字、乱扔垃圾、折损植物等等方面；间接破坏表现在：汽车尾气污染、白色污染、水污染以及生态环境平衡被打破等。

2.1.5自然因素影响。如2005年9月受台风影响，庐山出现百年难得一遇的大暴雨，使得多处景点遭到洪水、泥石流的破坏。对于自然界来说一些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如风化现象、微生物的生长、温度的变化、风雨、湿度等等，但对于文化遗产而言可能是慢性毒药。

2.2庐山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针对上面谈到的关于遗产保护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个对策：

2.2.1普查文化遗产。关于庐山世界文化遗产普查，是由主管部门组织对庐山的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一次全面的大调查运动。这样不仅能系统地认知，更可能深入发掘一些未知的文化遗产，甚至还能更加详细地获悉每个资源每件遗产的说明，统筹规划，查漏补缺。庐山遗产种类繁多，这样能使我们对它有一个通透的了解。

2.2.2完善法律法规。关于这点，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国外比较成功的案例。比如意大利，一直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早就颁布了许多法令来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这是我们不得不认真学习。从专业的角度来说，立法体系包括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两方面问题。首先国家层面上，我国对于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的法律体系相对落后，至今连一套完整的“国家文化遗产登录法”都没有定制。其次在地方层面上，可效仿四川省颁布的《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针对庐山区，江西省也可颁布类似“江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法规，对庐山风景区的所有文化遗产进行全面而又系统的保护。

2.2.3平衡各主体利益。文化遗产保护中利益相关群体很多，从政府各部门到当地居民、企业、个体经营户、游客等等，都是风景名胜区的利益关系者。各利益主体所关注的问题不同，他们有的注重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有的是关注旅游业带来的利润最大化，有的是关注自然风光，如何权衡各关系之间与文化遗产的利益关系，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

2.2.4优化管理体制。庐山的管理是“一山多治”的混乱局面，必须统筹规划。从上级到下级系统的管理，从大局出发，摒弃私念，加大政府部门的管理力度，多方配合，一起共同创建一个符合我国国情和庐山风景区现状的合理的管理制度及体系，是当下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2.2.5研究保护技术。不光是从立法和管理体制上说，我们还应加强技术层面上的保护措施。技术保护的话我们主要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需要培养这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利用教育资源优势，多方位培养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科技学科专业人才；其次要运用传统保护技术的同时开发新型现代的保护技术，比如在遗产保存方面互联网、3D立体模型、数字图像技术等等。

3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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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世界文化遗产 商标权 避暑山庄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保护与开发并重模式下物质文化遗产的商标权保护研究》，项目编号SQ137007。

作者简介：刘佩，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法政系，讲师。

一、商标权保护模式的优势

一般而言，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防御性保护，二是积极保护。防御性保护的立法模式主要目的是防止第三人通过申请专利、商标或再创作等方式将文化遗产据为己有；积极保护的立法模式是指不限制他人对文化遗产的使用但是要在使用后支付报酬。防御性保护模式的关注点是文化遗产所有人独有占有权；积极保护模式更具有开放性，其关注点是文化遗产的财产效应。在防御性保护模式下，第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侵犯文化遗产的所有权人；而在积极保护的立法模式下，所有权人不禁止第三人使用，该使用也未必必须事先得到所有权人的同意，只要使用人支付报酬即可。根据我国商标法的规定，商标权的权利内容包含使用权和禁止权。所谓使用权，是指商标权人对其所持商标具有充分的支配权和完全的使用权；所谓禁止权是排他性权利，该权利具体表现为禁止他人非法使用商标及其他侵犯商标权行为。商标权的权利内容侧重于防御保护内容，但并不排斥积极保护内容。以商标权保护文化遗产的方式是将文化遗产作为商品或服务通过注册商标保护的方式。此种保护模式的关键点是以文化换效益、合理开发利用文化遗产。商标权保护模式开发与保护并重，能够有效解决世界文化遗产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一条值得推广的保护模式。与其他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相比较，其优势如下：

第一，有利于实现文化遗产内在的经济效益。市场经济下，理性人是市场经济的主体，经济利益是理性人行为的重要驱动力。以注册商标的方式保护文化遗产不仅可以传承和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文化特质， 而且可以促进世界文化遗产内在的经济利益的实现。商标权保护模式不改变古迹、建筑群、文物等文化遗产的原始样貌，而将静态的古迹、建筑群、文物等文化遗产形式转化为可以流通的商标形式，从而达到开发与保护相结合的最佳方式。

第二，有利于保持文化遗产的特性。正如上文所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订立《保护世界文化和遗产公约》的一方面原因是：联合国注意到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破坏的威胁，一方面因年久腐变所致，同时变化中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使情况恶化，造成更加难以对付的损害或破坏现象。所谓“变化中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应当包括经济利益的冲击。商标权保护模式通过注册商标的方式使文化遗产的经济效益得以发挥，同时，此种开发方式并不改变文化遗产本身的样态。所以，商标权保护模式有利于保持文化遗产的特性。

第三，有利于世界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之间的良性循环。世界文化遗产的损害对世界文化而言是一种重大损失，国家对世界文化的保护工作并不是很完善，因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需要大量的投入，包括经济、科学和技术力量。注册商标权能够使世界文化遗产在不改变样态的前提下开发出经济效益，其产出的经济效益可以用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而形成开发与保护之间良性循环。

二、商标权保护存在的问题：以避暑山庄为例

以避暑山庄为例，避暑山庄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五A级景区，每年接待大量的国内外游客。 目前，旅游商品的销售成为旅游行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世界文化遗产转化为经济效益的有效形式。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的旅游商品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商标权的保护和品牌战略。以避暑山庄为例，其在旅游商品开发和品牌塑造上存在的问题如下：

第一，注册商标的品牌意识不足。避暑山庄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驰名中外。就其相关的注册商标而言，据笔者搜集的资料，河北省承德市避暑山庄实业集团就白酒类注册了“山庄”商标，该集团生产的山庄老酒获得 “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称号。 除此之外，笔者没有发现与避暑山庄相关的其他商标。就避暑山庄实业集团注册山庄商标而言，其是企业自身行为，与避暑山庄管理部门无实际联系。避暑山庄作为驰名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其可开发的商品肯定不仅仅是白酒品类。同时，大量的商品取材于避暑山庄却没有注册相关的商标，商标权保护意识不足。

第二，与避暑山庄相关的旅游品牌商标的关注不够。上文指出避暑山庄成为国家5A级风景区，其吸引大量的游客来承德。但是，笔者发现在承德售卖的旅游商品并没有体现出避暑山庄的特色。一言概之，旅游商品的开发并没有有效利用避暑山庄的品牌效应，即避暑山庄的品牌效应扩展不够充分。若将避暑山庄的品牌效应扩展到旅游商品，其必将带动旅游商品的销售，创造新的经济效益。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和著名风景区的避暑山庄的品牌价值远未发挥出来。

三、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商品商标保护的建议

首先，要强化商标的注册申请。各国法律都要求注册商标申请人须具备一定的资格。在我国，申请商标注册的主体限定为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世界文化遗产虽然是属于世界遗产的一部分，但是《公约》亦提出应当充分尊重文化遗产所在国的主权并且不能使国家的财产权受到损害。同理，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属于国家，亦属于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其主体不仅仅包含当地的政府，亦应包括当地的民众。那么商标申请人应当是谁？根据公约的规定，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的国家应设立专门的结构进行管理。笔者认为，该机构可以作为商标注册申请人。以避暑山庄为例，避暑山庄管理委员会可以作为“避暑山庄”等相关商标的申请人，但应当注意的是申请人并不意味者其是注册商标的所有人。 其次，笔者认为，我们解决文化遗产注册商标存在的问题时，可以借鉴我国商标法关于地理标志的规定。根据我国《商标法》和《商标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申请人可就地理标志申请注册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某地区的自然因素、人文因素等一系列条件早就与该地区紧密相连的产品，地理标志商标即标示商品来源地区。为保护特色产品，目前国际通行做法即是申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申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可以合理、充分地利用与保存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地理遗产，可以有效地保护优质特色产品，促进特色行业的发展。就注册商标而言，世界文化遗产和地理标志存在两个主要相似的特征：

第一， 地域性。正如上文所述，世界文化遗产属于世界的，更是地方的。文化遗产代表着文化遗产所在地的文化资源，世界文化遗产与其所在地不能相分离。河北省承德市与避暑山庄紧密相连，在民众的意识中承德和避暑山庄之间几乎可以划等号，所以，通过申请“承德避暑山庄”等一系列地理标志商标，既可以合理、充分利用文化资源，又可以有效地保护承德相关的优质产品，促进相关特色产业的发展。

第二，主体不特定。正如上文所述，世界文化遗产传承一个地区的文化，其既属于世界，又属于国家，更属于地区民众。该特点决定了其所有权主体的不特定性，其与地理标志商标特点相似。因为特征的相似性，笔者认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商标申请可以借鉴地理标志的申请制度，申请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 证明商标注册人负有管理责任，管理责任包括检测、评定、监督等责任。

集体商标的封闭性决定了其只能被用于加入集体的成员。集体商标亦具有一定的品质证明功能。对文化遗产申请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有利于形成保护与开发文化遗产的良性循环。一方面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由专门的结构管理、监督，在向公众证明文化遗产来源及特定品质的同时，有效地防止某些因素对该文化遗产的侵害， 保护文化遗产地民众独占性的经济权利；另一方面，利益的获取可以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更好的协调文化遗产地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系。

商标保护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其挖掘文化遗产内在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不破坏文化遗产，从而形成开发与保护文化遗产的良性循环。若将文化遗产注册为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注册人应该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管理机构，该机构对商标负有管理职责，不得将商标用于自己提供商品。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的使用人应为符合使用该地理标志条件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许可人应当监督被许可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 被许可人也应当保证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质量。因世界文化遗产商标注册而获得的利益应当专款专用，可以以设立基金的形式用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比如相关的科学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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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溱潼会船节 开发 现状

2004年国家文化部、财政部等联合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全国掀起了包括传统体育文化在内的一股非遗保护热潮。我国幅员辽阔，自然地理环境错综复杂，不同自然生态环境和生存方式衍生了带有鲜明的区域性技术风格、素质特点、民族品格的体育文化特征。

当今时代，重视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厚的传统文化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使它成为全民健身的一部分，成为现代社会体育文化的一部分，对其保护、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溱潼会船节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 近年来，当地政府本着以船会友，以节招商的基本思想，带动当地新农村建设，本文对会船节的一些保护和开发现状进行归纳，以期对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基础性研究。

1.会船节传承的来源和沿革

公元1131年，相传南宋时期岳飞的义军与金兵激战溱湖，金兵大败，义军伤亡惨重，当地百姓为了祭奠死亡将士，在清明节，自发组成篙子船争先祭扫。以后，每年的清明节第二天，来自四乡八镇的船只、船民来此聚会，会船成为习俗。

以溱潼会船节在组织模式上仍然采用生活风俗遗传，以“溱潼会船”为主要品牌的民间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影响力，2008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

2.溱潼会船节开发现状

2.1扩大影响，形成品牌

会船的主要场所——溱湖，建成溱湖国家湿地公园，2010年7月开始进行创建5a风景区的准备。湿地公园内现有植物110多种，野生动物70多种，每年都有30多种近10万只候鸟在此栖息，风景区总面积约26平方公里，形成以溱湖为主体的水环境景区，会船节为品牌的湿地人文景观。

每年会船节前夕，奔赴上海、南京等地召开新闻会，扩大会船节的影响。邀请主流媒体对活动进行高密度、大容量的报道，到2010年，溱湖风景区已与长三角及周边省市1500多家旅行社签订了旅游合作协议。

“一湖、一地、一镇、一园”特色鲜明。一湖，即溱湖，一地，溱湖国家湿地公园。一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溱潼，一园，江苏河横生态科技园，开发了百年牡丹观赏、千亩油菜花观光、循环经济园等农业旅游项目，游客提供了一个了解现代农业、接受环保教育、体验农家风情的基地。

“十一五”期间，把旅游业作为服务业的新兴产业、支柱产业来抓，形成了以“泰州华侨城、溱湖风景区、溱潼古镇”为重点的旅游核心区，促进了旅游业由“开发型”向“品牌型”转变。

2.2溱潼会船节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作为现代体育旅游的一个重要内容，溱潼会船节独有的历史文化背景具有比现代体育项目的开发更为优势的地位。会船节拓展了当地的旅游文化空间, 成功培植了当地旅游产业的坚实基础。近年来，溱潼镇依托悠久的历史资源优势、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和深厚的人文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让这个千年古镇赢得了越来越多外地游客的青睐。

以溱潼会船节为品牌，旅游业快速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成为旅游景区周边农民增收的主渠道。在溱潼会船节对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下，当地居民利用地域饮食文化和自然资源，在自家门前办起了农家乐，用自家美食招待五湖四海的宾朋。

2007年接待游客18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3亿元，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2.3溱潼会船节对新农村体育文化建设的影响

溱潼会船节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近年来由于会船节的知名度在国内不断增强，会船人数和规模不断扩大，调查中发现仅篙船一项就达65条之多，参加会船人数达数千人。为了保证会船节的秩序及观赏性，大会不得不规定限制各乡镇参加比赛的船只数量。

近年来，会船节期间增加了群众体育节，溱潼镇因此获得了群众艺术之乡、体育强镇等殊荣。2010年被国家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组委会评选为年度体育旅游精品。

2.4溱潼会船节对当地文化产业的促进作用

2005年以后形成以“会船节”为文化支撑的，实行产业联动通过品牌效应，实现了当地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近年来更是在会船设计上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如2008年的时候有设计祥云、鸟巢等的会船，溱湖上出现天天有篙手，日日来会船的场面，促进了当地群众的参与程度，增加了就业机会，通过多种媒体渠道增加知名度，打造品牌，并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链。在历届会船节的活动安排中，文化活动由2004年的群众文化表演，民间艺人表演，到2010年的茶文化节、古茶花观赏节、中国湿地论坛等多项文化活动，使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在这里共展风华。

当地相关部门在拯救保护里下河这一水乡水上庙会，使其成为本地区特有风俗的活化石的同时，正极力拯救和保护一批与会船相关的民间艺人和民间艺术，对其进行原汁原味的保存、传承。带动了当地一大批富有民俗特色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热潮。

农村传统体育文化是农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发展具有鲜明娱乐性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可以为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的通知[r] 20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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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张骞，汉中的骄傲。”生于城固、归葬于城固的张骞，是汉中人心中最本土的英雄人物。

从有“汉人老家”美誉的汉中市区乘中巴到桔乡城固县，一路穿村而过，绿油油的稻秧还只有尺把长，南北分界线特有的风光，让人觉得一个小时的坐车时间一晃而过，意犹未尽。

走进城固县城，就会看到当地人对张骞表达敬意的多样形式：高速路口的仿古张骞亭，县城里以张骞为名的马路，“张骞通西域”群雕广场，还有居民楼院墙上展示的关于张骞故事的墙画……城固县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张骞第67代后裔张利军告诉记者，除了城市建设规划，城固县从城市精神的概括、公民道德的要求及乡土产品的开发上，处处可以看到张骞的文化符号。“城固人以祖先张骞为豪是发自内心的，点点滴滴都体现出珍惜之情。”

八年申遗路

北京时间2014年6月22日15时49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项目“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正式通过大会投票表决，张骞墓作为“丝绸之路”陕西省7个遗产点之一，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汉中市第一处、陕西第二处世界文化遗产。

城固人内心苦苦追寻的根，终于找到了支撑。

这一天，他们整整等了八年。

张骞是西汉时期著名外交家，一生两次出使西域，开凿了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华文明的第一位使者。

公元前138年，受汉武帝派遣，张骞率领一百多人出使西域，历经十三年磨难，其间被匈奴扣押十年，后伺机逃脱，继续探访西域，最终返回长安。

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历尽艰难险阻，开凿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不但带回了西方的音乐、舞蹈、杂技魔术等文化艺术形式，还带回了葡萄、核桃、苜蓿、石榴、胡萝卜和地毯等物产。他还将汉族的冶铁、开渠、凿井等技术和丝织品、金属工具等传到了西域，促进了两地间的经济发展。

张骞出使西域被司马迁称为“凿空”，意思是“开通大道”，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城固是中国北缘地区面积最大、产量最高、效益最好的优质柑桔生产基地。张骞墓位于城固县博望镇饶家营村，墓穴坐北朝南，南北长35.6米，东西宽20米，高5米，成覆斗形，据考证已经有两千一百多年的历史。

由南面进入张骞墓，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有两个墩座的仿汉阕楼。张利军说，汉代除帝王是三个墩座外，两个墩座已是王侯的最高荣誉了。墓地四周古柏参天，墓前一对细腰、昂首的石虎，艺术价值很高，传说他们是张骞得到的天宫织女的一对支机石。解放前，这对石虎一直是当地百姓求雨去灾病的神灵化身。

1983年，依托张骞墓而建的张骞纪念馆，占地面积24亩，是张骞墓的专门保护机构。全馆整体采用仿汉建筑风格，由我国古建大师张锦秋设计。馆内有著名书画家张重光所绘大型壁画“张骞出使西域”图和“凿空”图。在展室中，记者看到一幅被中学历史教材引用的插图：张骞即将出访西域，汉武帝带领群臣在郊外送别的情景。这幅敦煌壁画栩栩如生，是目前发现的以绘画形式表现张骞出使西域的最早作品。

2006年，“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开始启动，张骞墓入选。但在初期，国内专家认为张骞墓文物遗存少，墓葬体量小，对其真实性和文化价值表示质疑，觉得入选申遗名单机会不大。

但城固县坚持申遗，相关工作人员加大了张骞墓文献、地方志、图书、论文、民间传说、图片等资料的收集，先后整理出与张骞有关的遗址遗迹、民间传说、神话典故等实物以及文字资料300余万字，拍摄视频460多分钟，为张骞墓入选联合申遗最后名单提供了详实丰富的资料，也打破了专家对张骞墓真实性和文化价值的质疑。

“申遗档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必查项目，档案翔实规范与否直接关系到申遗的成败。”作为研究张骞文化的本土专家，张利军告诉记者，城固县做了大量关于张骞墓历史沿革、出土文物、保护增修墓道的考证、调查和丰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关心你墓有多大，他们关心的是遗产原始风貌以及保护、监测，还有文物发挥的文化价值、影响力。”张利军说，“张骞墓本身规模并不大，但张骞作为‘华夏放眼看世界第一人’，开凿了丝绸之路，这是张骞墓能成为世界遗产的关键所在。”

申遗要看墓地的保护是否原封原样，论证墓地的真性。宋元明清的汉中府志、城固县志都有对张骞和张骞墓的记载。此外，1938年西北联大对张骞墓的考古发掘，资料保存完好。

1938年，迁移至城固县古路坝的国立西北联大师生，曾对张骞墓道进行了初步考古发掘，后因世代守候在此的张家人反对而停止，没有进入墓室。不过，师生们对已坍塌的墓道进行了修复。清理甬道时，出土了马骨、汉砖、陶片、五铢钱等文物。此次挖掘最重要的收获，是出土了一块刻有“博望造（或铭）”的墓穴封泥，这被认为是确认张骞墓所在的有力考古发现。

张骞曾被汉武帝封为“博望侯”。张利军说，封泥是墓穴完工的标志，封泥上“博望”两字清晰可辨。如今这块封泥保存在北京国家博物馆中，是国家一级文物。在西北大学博物馆，也有这块封泥的复制品。申遗时，联合国专家在考证时看到的也是这块复制品。不过，即使是复制品，封泥当时也由西北大学派人全程监护。

据张利军介绍，2014年，大型文物展览“丝绸之路”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这是迄今为止关于丝绸之路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展览。张骞墓封泥首次向中外来宾展示，这也是封泥在1938年出土之后，首次公开展览。

张利军说，张骞墓前现有清乾隆陕西巡抚毕沅立碑一通，清光绪碑两通，1938年西北联大立碑一通。这也证明了从明清到现在人们对张骞墓的重视与保护从未间断过。

张骞墓四周柏树很粗壮，据推算有一千多年。西北联大曾拍有照片。如今比对照片可以发现，柏树的位置、形制都没有发生变化。

张骞墓前的一对石虎是镇墓兽。石虎与茂陵那些雕刻很形似，像虎符，简约大气，是西汉时期雕刻艺术的完美展现。这对石虎也能证明张骞墓由来已久。

后人的膜拜

三年前，得知张骞墓申遗成功的消息，整个城固县城都沸腾了，人们舞狮子、扭秧歌、踩高跷、敲腰鼓、吹鼓号……欢乐传遍了各个村镇。而张骞后裔们则用最传统的方式祷告先祖，第一时间赶到张骞祠堂，为祖先进香鞠躬。

张利军就是张骞后裔，他为此感到自豪，也为能从事祖先丰功伟业的研究而骄傲。他用虔诚的语调，向记者介绍了家族史中的张骞。

2014年7月，张利军曾随陕西卫视“丝绸之路万里行”采访团重走丝绸之路。一路上，因为张骞后裔身份，他的知名度超过名嘴王志，与国际友人合影总是有优先权。这一细节，被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记录在他的丝路行记当中，足可见张骞这位凿空西域、开启国门的英雄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张利军告诉记者，自己的任务就是保护好、管理好世界文化遗产，同时向外传播张骞精神，在张骞文化传承上多做一些努力，让世人更多了解祖先两次出使西域的伟大意义。

张利军介绍说，张骞墓所在地现在叫饶家营，但清代以前叫张家村。张家人世代守护着张骞墓，保护祖坟。后来因为一位饶姓大户看中此地，两方达成协议，要保护好张骞墓，张家人才回到距此5公里的汉江边的白崖村。这是张姓家族自己的村子，史料上记载张骞出生于白崖村。张骞的祠堂如今就在博望镇白崖村。张骞后裔的族谱一直延续着，这种来自民间的力量一直是张骞精神延续的一部分。在罗马，张利军曾展示过张骞后裔的家谱。

据张骞第65代后人张华忠介绍，张骞祠堂是2005至2006年重新修建的。每年农历二月初一（张骞诞辰）的祭拜、清明节的扫墓活动都是必不可少的。

自2002年以来，城固县已连续十六年举行清明公祭张骞活动。今年4月4日，在张骞纪念馆内，张骞后裔子孙和特意从上海、北京、四川、西安等地赶来的数百名游客，奉上当地的特产和张骞从西域带回的大蒜、核桃、西瓜、黄瓜，冒雨祭奠祖先。

公元前114年，张骞病逝，归葬汉中故里。张利军分析，张骞归葬地没有选在白崖村，主要应该考虑是村子离汉江边太近，担心发大水。而现址饶家营地势平坦，位置也相对较高。

在张骞墓的东面，张利军指着齐腰高的两扇小门告诉记者，按照西北联大考古发现，张骞墓穴甬道是从东面进去的，墓穴实际是坐西朝东的。后人崇尚坐北朝南，一路延续了下来，所以碑也立在南面。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前来验收，当时就是从东面进到张骞纪念馆的。

张骞文化园

6月21日下午，记者赶到张骞纪念馆时，看到场馆还在扩建，一些中学生正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有序参观。张利军表示，要把张骞墓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地建成传统文化场所，成为大家汲取中华文华的载体。张骞纪念馆的使命是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好，成为面向全社会群众的宣传教育基地。

为此，汉中市启动重点文化旅游引擎项目――张骞文化园的建设。目前，张骞文化园旅游专项规划编制已完成，世界遗产观光区部分建设项目已经启动。城固县文广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已将原有的城固县博物馆和张骞纪念馆连为一体，正在做景区绿化、步道等基础工程。此外，博物馆的布展已在省文物厅审批，文化园一期工程相关拆迁工作也在进行中。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早在2012年，城固县就启动了张骞文化园项目，先后多次请各界专家论证。直到2016年7月，《张骞文化园旅游规划》终期评审获得通过。文广局的工作人员介绍，虽几易其稿，但张骞文化园以张骞墓世界文化遗产和张骞故里为依托，紧扣独一无二的张骞故里文化、展现丝路风情等要素，始终都是不变的。

记者从城固县文广局提供的《张骞文化园招商手册》上看到，项目位于汉中市城固县博望街道办事处，距中心城区1.5公里，规划总面积355.4公顷，总投资约61.56亿元人民币。项目按照“一核、一轴、五片区”的空间布局，分为世界遗产观光区、文化融合体验区、探索世界游乐区、农业文明交流区、文化创意产业区五个片区，将张骞当年出使西域沿途国家的文化以微缩形式展现出来。

记者注意到，各片区下设张骞墓世界遗产公园、胡城文化旅游景区、博望小镇、张骞论坛永久会址、游客服务中心、西域探险主题乐园、青少年拓展训练营、农业文化博览园等十四个项目。

其中的胡城文化旅游景区以“张骞在匈奴的生活体验”为主线，以展现张骞西域生活见闻为主题。整个王庭则以西域建筑风格为主基调，结合匈奴帐篷式建筑和生态建筑，充分再现汉代西域风情和匈奴文化，全面展现了汉代匈奴王庭的生活画面。

张利军告诉记者，未来城固县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等诸多文化项目都会集中在这个片区。世界遗产将成为游客休闲后最后朝圣的地方，位于园区参观的最后一站，可以大家敬畏先贤，享受人文熏陶。

据悉，世界遗产的核心区、缓冲区都不能搞永久性建筑，但可以绿化。世界遗产重在内容监测和保护，所以每天要在合理承载范围内接待游客。游客过多会造成对文物本体的破坏。张利军说，目前，因城固交通位置原因，张骞墓的游客还没达到承载量，只是节假日偶有超量。

张利军告诉记者，县上对文化园的开发非常慎重。“这种遗产资源很宝贵，一旦出现偏颇，就不是简单的商业上的损失，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所以只有在充分保护基础上，才会考虑商业价值。”

校园乡土教材

在张利军的办公室里，有三本城固县乡土教材，名字都是《张骞和丝绸之路》，分为幼儿园、小学、中学三个版本，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张骞的功绩以及世界遗产名录方面的知识。

把世界遗产宣传教育的阵地扩展到学校课堂上，城固县做得非常成功。纪念馆与部队、院校联手，将“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让更多人了解世界遗产的知识和价值。

近几年，城固县教育体育局一直在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开展与张骞墓有关的世界文化遗产知识进校园活动。在城固县考院实验小学和张骞纪念馆联合举办的“传承张骞精神，争做少年君子”主题活动中，由各班级选派的十余名“小小讲解员”现场讲解张骞生平及其精神内涵，引导学生形成志存高远、刻苦磨砺、持之以恒的君子品质。活动还进行了汉服，汉礼展示。

1986年与1993年，两届“张骞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城固召开，城固人大力弘扬张骞“敢为天下先”的开拓进取精神，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1994年开始，城固每年举办一次“张骞文化艺术节”。

2016年12月，张骞文化暨秦蜀古道学术研讨会在城固举行。据了解，这是继1986年和1993年之后，汉中市第三次高规格召开张骞学术研讨会。

记者还获悉，十集系列影片《张骞传奇》于2015年立项，将用三年时间完成拍摄，随后将登录央视六套黄金时段播出。

6月28日下午，汉中市委宣传部召开大型电视连续剧《丝路开拓者张骞》（暂定名）新闻会。该剧剧本由汉中本土作家张树岗撰写，剧目已于去年10月在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电子政务平台备案公示，于今年6月初在陕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取得电视剧制作许可证，拟摄制40集，预计投资2亿元人民币。

城固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孟乔凌在会上说，此次摄制大型电视连续剧《丝路开拓者张骞》，不仅填补了国内影视领域缺乏以张骞和丝路为题材的大型电视剧的空白，更利于进一步提升城固和汉中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张利军说，两千多年来，城固人口口相传着张骞的传奇故事。张骞已不仅仅是文化符号，在城固人身上已成为一种印记，在血液中流淌。“弘扬张骞，敢为人先。宽大信人，文明和谐”，如今已成为城固县的城市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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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意义 

近年来，随着许多保存完好的传统村落成为旅游热点，在传统村落成为许多游客青睐的旅游目的地后，旅游村落的物质形态发生了许多的变化，许多现象值得我们去研究。各学科对传统村落的研究也越发充分，在中国知网的检索中，与“传统村落”主题有关的文章达3074条，呈递增趋势， 2014、2015年论文成果猛增。相关成果主要分布在建筑学、地理学、旅游学等领域。 

二、建筑学科研究概述 

建筑学科对传统村落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1、从单体民居到整体村落的物质技术层面的研究，图文并茂，内容翔实，包括平面形式、房间布置、结构构造、装饰装修、总体布局、街巷里面等。代表性的研究有：秦鹤洋等（2015）基于空间意象的传统村落空间设计方法探讨；王勤煕等（2015）太谷县北洸村传统民居空间形态浅析；温天蓉、吴宁、俞婷（2015）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参数化规划方法初探等。2、研究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因素对民居、村落的影响的案例较多，内容丰富，使后来者能追根溯源，充分了解各地民居与村落的历史变迁及行程机制。这些研究偏重于对村落建国前或20世纪90年代前的变化过程的研究，这种变化过程反映了村落在受到当代外来经济活动影响之前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关研究偏重于城市化对村落形态的影响。例如，薛力（2001）以江苏为例，分析了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聚落发展情况，指出在村落形态方面，江苏省的村落从北到南呈现从初期到晚期的空心村现象。靳明飞、文剑钢、施继、林炜强（2014）研究了新型城镇化建设汇中的江苏苏南地区乡村风貌。3、建筑学科对村落旅游的研究，以阮仪三在1986年周庄的总体规划中提出“保护古镇，建设新区，发展经济，开辟旅游”方针为代表，研究村落的保护与开发并重问题。此后，许多建筑学者对村落旅游进行了相关研究，偏重于探讨传统村落如何既获得旅游业的发展，又带动村落保护与更新工作的开展。例如，张大玉（2014）以北京密云古北水镇民宿区为例，研究传统村落风貌特色保护传承与再生；王盈（2014）以海口博学村为例研究海南传统火山村落的保护与利用；段威等（2014）以浙江天台张家桐村为例研究基于微介入策略的传统村落保护与更新。 

三、地理学科研究概述 

地理学科对传统村落的研究主要体现在：1、自然地理环境对村落形态的影响。例如，杨立国等（2015）以侗族村寨为例，论述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作用效应。2、农村生产活动对村落形态的影响。例如，杨振宇（2014）研究农村居民点整理中传统村落保护问题。3、文化对村落形态的影响。如刘沛林（1998）：古村落——独特的人居文化空间；张燕清（2008）研究闽西传统村落妇女的神灵信仰。成果多集中于人文地理方面。国内学者对村落形态的类型、特点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但是仅限于从地理环境、农村经济、生产活动等角度来分析。甘枝茂等（2004）论述了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的村落具有规模小，密度小，分布不均匀，沿树枝状水系递减，且不多有向阳、向路、向沟等他点。 

四、旅游学科研究概述 

旅游学科对村落的研究涉及到生态旅游、遗产旅游等实践活动，偏重于对旅游村落的保护与开发、旅游对村落社会文化及经济的影响、旅游对村落物质环境的影响、村落发展与管理、游客市场与游客行为、旅游村落的规划等方面。在旅游村落的保护与开发方面，很多学者结合村落案例，提出不同的对策和建议。例如，陶伟、戴光全（2002）以苏南三个水乡古镇为例，提出旅游资源相似的临近地域旅游发展的“竞合模式”；卢松等（2004）以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宏村为例，研究古村落旅游客流时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李萍等（2012）以安慰齐云山为例，研究旅游对传统村落的影响；杨雯等（2015）以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为例，研究基于ArcGIS的传统村落最佳观景路线提取方法；陈开武（2015）以徐州市倪园东村村庄整治规划为例，研究特色乡村的规划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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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会议的特点

1. 团体性。本次会议呈现出团体参会的特点。据统计，除举办方之外，本次会议提交论文和参会人数在7人以上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有中南民族大学、三峡大学、吉首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提交论文和参会人数在3―6人以上的高校和和科研院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湖北民族学院、重庆三峡学院等高校，这反映出我国的土司制度研究走向团体性的特征。

2. 广泛性。随着湖南永顺土司城、湖北咸丰唐崖土司城及贵州遵义海龙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土司文化的深入研究、积极保护、有效利用正在进一步升温。广西忻城县政府、贵州遵义市政协文史委、湖北省恩施州文管所、云南保山市博物馆、黔西南州文物局、河南南阳知府衙门博物馆等地24名专家学者广泛参与土司文化研究，积极参会，这呈现出社会广泛参与的积极性。尤其是明年广西忻城县将举办第四届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更好地佐证。

3. 后续性。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土司学”构建，必须有后续力量，要后继有人。从本次参会人员情况看，计有在校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21人，这表明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二、本次会议的成绩

1. 土司学理论构建与方法研究有共识。构建“土司学”不仅能够使土司研究走向深入和系统，使其综合化和理论化，加深、提高和丰富对土司现象的认识和理解，而且通过探讨土司制度的发展规律，为今天的民族区域自治提供历史经验。本次大会达成的基本共识有三：第一，土司制度相关概念应统一、研究视野需扩大、多学科理论与方法要综合运用；第二，土司研究要避免土司设置的时间和空间的泛化，不能把实施土司制度的时间无限拉长、把土司分布的空间无限延伸；第三，土司制度研究应引入国家认同、国家意识、王朝治理等新的学术视野。上述共识还观点主要体现在李世愉、商传、方铁、成臻铭、邹建达、李良品、张莉、杨林军、谢国先、温春来、顾霞、葛政委等专家学者的论文中。

2. 中国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有深入。在土司制度研究方面，李治亭、吴燕山、秦和平、何先龙、莫秀珠等从宏观层面，李平凡、温春来、赵心宪、蓝武、马国君、康春华、黄金东、李思睿、线世海等微观层面，侧重于土司制度史、土司管控、王朝经略、土司职官、土司土兵、土官宗法制度、流官对土司地区的治理等土司政治组织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在改土归流研究方面，除彭武麟、马廷中、于爱华等从宏观层面研究改土归流的必然性、原因之外，瞿州莲、朱圣钟、贾霄锋、敖以深、马亚辉、唐建生、郗玉松等则从改土归流的影响、社会重构、政治重建、社会治理等深入研究。其中，杨庭硕先生在《“改土为流”这一提法有待商榷》中以明、清有关事实为依据，认为，史籍中多用“设流官”、“改流”、“改土为流”或“改土设流”，绝少用“改土归流”，并建议学界今后取用“改土为流”这一术语，该文富有新意。

3. 中国土司文化研究有拓展。随着贵州播州、湖南永顺、湖北唐崖三处土司衙署古建筑被有关部门列入2015年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单之后，土司文化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本次会议论文除彭寿清教授对明代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探讨外，其余代表如龙先琼、谭志满、田敏、裴淑姬、姚勇、刘清华、刘绍明、莫代山、王国祥、张海珍、王剑等就土司时期的文化建构、文化策略、文化生成、文化融合、习俗文化、地名文化以及土司文化研究、保护与利用等方面作了拓展性的研究。

4. 秦良玉研究有突破。本次会议对她进行立体全方位研究还是第一次，并有不少新突破。龚荫先生从秦良玉平播、援辽、讨奢、勤王和保境安民等方面的战绩出发，认为秦良玉戎马一生，战功累累，是一位杰出女土司。滕新才、段庸生、彭福荣、聂树平等均是研究秦良玉的专家，他们或从文艺学、或从文献学、或从历史学的角度，多维度探讨巾帼英雄秦良玉的形象。蔡玉葵、谭清宣、秦成德、刘建平、崔利军、马帅率等作为石柱人，自觉肩负起深入研究家乡古代名人的责任。蔡玉葵认为，秦良玉是明朝末期战功显著的民族英雄、女军事家、女将军、抗清名将，是特定时代的一面旗帜，赋有见地。谭清宣认真爬梳明末时人记载到清人编纂后认为，秦氏形象因时代变迁和视角变化而经历真实原型向理想英雄的嬗变定型，这是学术理论的创新。崔利军对《石柱厅志》的“秦良玉”部分作笺注，这是开先河之举。赵翔宇、罗权、谭晓静、李虎等分别从军事学、文化人类学等方面深入分析，视角较新。葛镇亚、陈季君、王晓宁则从石柱土司与周边土司的关系着墨，不乏新观点与新材料。

5. 土司个案研究有特点。个案研究是本次会议论文的重点，分别以土家族、壮族、藏族、彝族、纳西族等民族的土司为个案，深入探讨酉阳、播州、水西、唐崖、永顺、明正、木氏等土司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教等方面的内容，篇篇论文各领、胜似珍珠，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三、对未来土司文化研究的几点希望

1. 加强中国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研究的基础建设。在今后的土司研究中，希望由原来的散兵游勇向兵团作战转化，这就加强基础建设。其中包括三个方面的建设：一是学术团体建设。目前，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已经批准土司专业委员会，已上报文化部，以建立一个全国性学术团体；二是建立全国的土司研究学术网站，主要将全国省市级以上土司研究课题、发表的主要论文、出版的学术专著、土司研究成果获奖、召开学术会议、土司文化考察、土司文化申遗等内容加进网站之中。三是建立中国土司制度史料数据库，可采取分省区、或者按照中国土司制度史、中国土司制度、职官、食货、武备、学校、风俗、人物、艺文等类别予以编纂整理。

2. 积极推动“土司学”成为我国未来的一门显学。土司研究虽然方兴未艾，但“土司学”构建任重道远。目前土司制度研究仍十分薄弱，如果从“土司学”研究对象的思想、事实、制度和行政四个方面看，目前的研究还存在很多盲点；就以土司授职、承袭、分袭、印信、号纸、安插、朝贡、赋税等制度及制度的历代演变，这里存在巨大研究空间，应深入持续地进行研究，加强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制度比较研究，加强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建议学界朋友们改变原来的散兵游勇状况，逐渐形成兵团作战局面，快速整理、编纂、出版《中国土司制度大词典》、《中国土司制度通史》等相关的大型工具书，推动“土司学”像“科举学”一样，成为我国未来的一门显学。

篇7

卡贝丝是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她的爷爷曾在山东生活过一段时间，受爷爷影响，她对中文与中国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她在剑桥大学获得中国研究的学士学位，然后到慕尼黑继续从事中国艺术史和人类学深造，她的硕士论文是关于中国食物。

1995年，卡贝丝到联合国工作，2004年来到联合国教科文驻华办事处作文化项目官员，负责朝鲜、南韩、蒙古、中国、日本五个国家文化项目及文化交流活动。七年来，她对大东亚地区的世界文化遗产、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可移动遗产的保护，付出大量心血。

中国保护昆曲的经验值得推广

卡贝丝表示自己很喜欢昆曲。“曾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韩国的一次活动上看过昆曲表演，还到过苏州看折子戏。感觉昆曲很美，男女主人公感情细腻，展现了一种中国特色文化；另外舞台上的一些布景和道具，演员所穿的服装，都富有东方美。我还专门到皇家粮仓看过《牡丹亭》，在现场感觉很好，尽管很多台词不一定能理解，但对故事中的爱情元素和主题还是十分印象深刻。”

她注意到昆曲与西方戏剧艺术的巨大差异性，“东方西方戏剧不能简单地说谁更好，它们各有各的特点。昆曲不是面向广泛的受众群的艺术，主要面向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群。其唱腔，整体艺术形式，对于大多数受众，还是有挑战性。昆曲需要对高雅艺术有爱好的人，闯开心灵去体验这种艺术。”

笔者问：“您对中国在昆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满意吗?”卡贝丝莞尔一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先认为中国这几年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保护工作。2001年昆曲入选了世界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直到2007年才有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通过，而中国已经提前有所行动，明确了昆曲等‘非遗’项目保护的重要性。今年中国还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在大学推广‘非遗’的方案，该方案将在印尼巴厘岛会议上通过决议，希望对世界各国非遗保护工作有借鉴意义。”

她强调：“昆曲需要加强传承性，如果没有传承，就会消亡。年轻一代可以选修相关课程，以决定自已是否为昆曲的传承做出贡献。中国政府也开展了一些昆曲的艺术节，成立了七个昆曲艺术团，录制了一些昆曲唱片，发行了一些文本资料，政府每年还年还会投入1千万元人民币以上，专项用于资助昆曲艺术的保护。应该说，中国已经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卡贝丝说：“中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是一个领先的国家，教科文组织一直认为，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的正面典范，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和材料。中国有关部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有着通畅的交流渠道，对此我们办事处也一直积极支持和参与。在全球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话方面，中国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她注意到：中国目前有28项重点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另外还有六项濒危项目，昆曲属于前28项里面的重要文化遗产。前不久，中国通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部法律将于今年6月1日正式施行，这标志着中国时非遗”事业进入了新时期。“中国在辨识它所拥有的一些文化遗产及非物文化遗产方面，做得比较好，关键在于具体措施，需要把纸上的计划条例，落到实处。”

昆曲等艺术是民族身份的象征

在后工业时代和商品经济繁荣的今天，艺术门类丰富多彩，历史悠久的昆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人类有什么现实意义?

卡贝丝说：虽然科技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但昆曲属于传统艺术，它能给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带来归属感，帮助中国树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帮助国民更好地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艺术还是富有创造力的活动，今天的我们除了需要经济生活和商品文化，还需要通过艺术更好地理解文化和我们自身。这些文化艺术活动可能还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只有加强不同文化的沟通，不同的种族和国家才能消除误解和分歧，和谐相处。所以昆曲等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于现代社会也是十分必要的。

十年前，昆曲申遗成功，给这个古老戏剧带来很多机遇。卡贝丝说：“现在昆曲可能不仅是中国人在关注的文化事业，更是全球、全人类在分析、观察的文化艺术。”中国对昆曲等非遗的保护与传承经验，可以与其他国家分享。

那么，中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与其他国家相比又有哪些不足?

卡贝丝认为，旅游业与商业对于昆曲这类舞台艺术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昆曲需要面向民众推广需要商业的推动，但现在社会正以工业化形式，将昆曲艺术作为一种产业、产品，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纽带，来进行交流销售。这其中的界限与尺度就非常微妙：推广昆曲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旅游业?还是为了保持昆曲的生命力?如何应对昆曲艺术的商业化，是昆曲当前面临的挑战，中国在平衡好相互关系中，需要作出很大努力。

她进而指出：目前各国文化遗产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加强民众对于其重要性的认识。在全球化的单一化潮流里，如果人们只知道使用手机、逛大型商场、喝可口可乐、吃必胜客，而丢掉了自己的文化遗产这将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这种危险不仅在亚洲，而且在欧洲等各国范围内都存在，它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着眼长远

她特别提醒：文化遗产保护也面临许多重要机遇，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注意到文化创意产业的巨大潜力。过去，文化在许多国家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内容也仅限于演出、博物馆等，被人们看成是只能“花钱”的领域；而现在人们则意识到，换个角度来看，文化也是可以“赚钱”的。比如世界上80％的旅游景点，依靠的都是文化或自然遗产提供的附加值。

在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往往存在矛盾，卡贝丝说：“不止中国，很多国家都曾经或仍然存在极端做法，在热切追求经济发展时，忽视文化和文化遗产的价值。好在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很多欧洲城市的经验值得借鉴，当然，这些城市可能很小，与上海、北京完全不能相比，但它们的态度和方法，值得借鉴。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一劳永逸的良方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办法，各国都需要吸引社会各方面参与，探索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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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家风景名胜区 门票 公共资源 公共物品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案例）

2004年以来，在国内旅游市场上刮起了一股强劲的“门票涨价”风，大到世界级自然、文化遗产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小到一般的旅游景点甚至公园，都纷纷祭起了门票涨价的大旗。首先是2004年岁末北京确定了故宫等世界遗产景点门票涨价方案，到今年全国各大景点便“涨”声一片，张家界景区门票从158元涨到245元，九寨沟、黄龙风景区门票从145元调至200元，黄山旺季票价从130元上调至200元(6月1日后执行)，嵩山少林寺风景区票价由40元涨至100元(5月10日后执行)，西安城墙的门票价格也从10元升至40元……。

实际上，自2000年9月国家发改委将20个著名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管理权限下放地方政府以来，包括世界遗产在内的游览点涨价之风便风起云涌，不断攀升。这股强劲的的门票涨价风，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公众从各个层面进行的讨论都深入而热烈，《人民日报》以“五一黄金周，门票涨不涨”为题，在经济版连续刊发4篇报道评论此事。概括起来，景点门票涨价的理由有以下几种：一是现行门票价格过低，不能体现景点包涵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在内的无形资产价值；二是增加景区收入，弥补景区日常修缮维护的资金缺口；三是利用价格杠杆来调节目前超负荷的参观流量，保护文物古迹。反对涨价的声音则更加强烈，除了普通公众的抱怨与反对外，有关专家学者则对这些涨价理由进行了理性的质疑：涨价能否有效地解决对风景名胜区的保护问题？景区尤其是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的维护修缮等费用是否应该由游客来承担？是否存在比这种单纯的门票涨价更好的解决方式？

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涉及到风景名胜区的管理以及公共政策问题，本文试图用笔者掌握的公共管理学知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二、对象的界定

本文所要探讨问题的指向是国家风景名胜区。按照1985年6月7日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凡具有观赏、文化或科学价值，自然景物、人文景物比较集中，环境优美，具有一定规模和范围，可供人们游览、休息或进行科学、文化活动的地区，应当划为风景名胜区。为了讨论的方便，避免概念理解上的分歧，笔者在本文中所讲的国家风景名胜区实际上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即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提出风景名胜资源调查评价报告，报国务院审定公布的风景名胜区。目前，全国共有这类风景名胜区177个，陕西有华山、临潼骊山、宝鸡天台山、黄帝陵共4个。

2.世界文化遗产。按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一条的规定，“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三项。文物是指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分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建筑群是指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是指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工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目前全国共有21个，包括这次身陷涨价风波中的长城、故宫、清帝陵、天坛等。陕西有一处世界文化遗产：秦始皇陵及兵马俑。

3.世界自然遗产。按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一条的规定，“自然遗产”包括以下三项：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目前全国共有4个，九寨沟、黄龙洞、武陵源、三江并流，前三者都在这股涨价风之列。

4.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武夷山。其中黄山在涨价。

三、公共物品理论

关于公共物品的经典分析来自保罗·萨缪尔森，他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首次将公共物品纳入古典理论体系之中，从而有了古典的“私人物品”和萨缪尔森的“公共物品”的划分。他指出公共物品是“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并不能减少任何人对该物品的消费”。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非排他性是指任何人都可以无偿享用，或者说不能阻止任何人享用。非竞争性是指当使用某种物品的消费者不断增加时不会影响原来的消费者对该物品的消费，也不必增加社会成本，其新增消费者使用该物品的边际成本为零。

但是，将物品简单地划分为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两大类显然难于让经济学家们望而止步。1965年，詹姆斯·布坎南在其开创性的论文《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中指出纯粹的私人物品与纯粹的公共物品(如国防和水坝)都不存在拥挤现象，拥挤是在有限的消费容量和无限的消费规模之间的冲突。布坎南指出：“有趣的是这样的物品和服务，它们的消费包含着某些‘公共性’，在这里，适度地分享团体多于一个人或一家人，但小于一个无限的数目，公共的范围是有限的。”这种介于纯粹私人物品和纯粹公共物品(事实上就是萨缪尔森定义的公共物品)之间的产品和服务就是“俱乐部物品”。俱乐部物品与纯粹公共物品存在一致性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在俱乐部成员中，俱乐部物品具有纯粹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而在俱乐部成员之外，俱乐部物品具有排他性。

1968年，哈丁(hardin g.)发表了题为《公用地的悲剧》的著名论文，提出了“公共池塘资源”的概念和“公地悲剧”的问题。公共池塘资源是共同拥有、共同使用的自然资源，个体对资源的利用不具有排他性，而自利的个体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会倾向于过多地使用公有的资源，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囚徒困境”式的悖论：有理性的放牧者在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公共牧场都想放养尽可能多的牲畜以增加其直接收益，而这种过度放牧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则由全体放牧者共同承担，如果每个放牧者都这样做，牧场就会因过度放牧而造成草地的退化，这就是“公地悲剧”。

四、国家风景名胜区的“物品属性”

正确认识包括世界遗产在内的国家风景名胜区的基本属性，是分析包括门票价格问题在内的国家风景名胜区管理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首先，国家风景名胜区是一种公共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应该说，包括世界遗产在内的国家风景名胜区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按照联合国教科文化组织大会第十七届会议于1972年11月16日在巴黎的《建议》的说法，这些景观、遗址、古迹、建筑群、文物、历史园林、自然风貌、地文结构等“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中“任何一项的消失都构成绝对的损失，并造成其不可逆转的枯竭”；它们“对人类生活必不可少。对人类而言，它们代表了一种有力的物质、道德和精神的再生影响，同时正如无数众所周知的事例证明的那样，也有利于人类文化和艺术生活。”国家风景名胜区所具有的这种独一无二性、不可再生性，其在人类生活中作用的不可替代性、效用的不可分割性，以及由它们的这些特征而派生出来的经济价值，决定了它的公共性质。

其次，国家风景名胜区是一种特殊的公共资源——“公共池塘资源”。根据公共经济学的理论，判断一项物品属性的指标主要是排他性和竞争性，因此，判断一项公共资源并不难，只要看它是否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就可以了。如果符合非排他性，同时也符合非竞争性的公共资源就是纯粹的公益物品。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公共资源并不一定同时具备上述两项特点，成为纯粹的公益物品。有些公共资源只符合非排他性的条件，但不符合非竞争性的条件，最典型的就是公安部门提供的110报警服务，它是一种公共服务，具有非排他性，谁在遇到险情或困难的时候都可以根据需要报警，但同时这种报警服务的“消费”却是有竞争性的，因为在警员、电话线路资源有限等客观条件下，一些人在报警的同时也必然排除另外一些人对报警服务的需求。这样一种公共资源叫做“公共池塘资源”，它们就像公共池塘中的水一样，因为是公共的，所以谁都可以自由地去打水喝或者用于灌溉，具有非排他性；但是对水的这种消费却是有竞争性的。美国著名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认为公共池塘资源是一种人们共同使用整个资源系统但分别享用资源单位的公共资源。在这种资源环境中，理性的个人的问题可能导致资源使用拥挤或者资源退化的问题。

另外，国家风景名胜区还是一种“俱乐部资源”。对于旅游者来说，世界遗产具有非竞争性，每个消费者（游客）对它的消费（游览）不会影响或减少其他消费者（游客）的消费（游览）。同时，在某一具体时刻，这种消费（游览）又具有排他性，由于人数的限制，具体的消费行为（游览）只能由已经进入风景名胜区的消费者（游客）来进行，对于不能进入到景区的消费者而言，是被排除在外的。

五、门票的性质

对于国家风景名胜区而言，其门票具有不同于其他一般场所门票的特殊性质。

特殊性。首先，在理论上，从其所具有的经济属性来看，国家风景名胜区是一种特殊的旅游产品，门票作为其价格，本身并不代表和直接反映其价值。因为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国家风景名胜区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审美/艺术、科学研究、历史社会、生态和经济等诸多方面，其主要效能是人文价值和教育价值。所以在使用上，门票收入只能作为资源保护费用的必要补充。

公益性。既然国家风景名胜区是一种具有公益物品属性的公共物品，那么其门票也理所当然地应具有公益性，特别是对于当地社区居民、残障者、学生以及现役军人等群体而言，更应以优惠的方式来体现其公益性质。

调节性。既然具有一定的经济属性，国家风景名胜区的门票当然还具有一定的利用价格杠杆来调节参观流量的功能，产生排他性，对这种不可再生、独一无二的资源加以保护。

非成本性。既然是一种公共资源，门票定价的基础就不应该是依据开发、保护、管理资源的需要，而只能根据国民普遍的收入水平，不能让国家风景名胜区的门票价格“贵族化”，远远高出普通民众的平均消费水平。

我们再来分析支持门票涨价的理由。

如前所述，认为国家风景名胜区门票价格应该上涨的人认为：第一，现行门票价格过低，不能体现景点包涵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在内的无形资产价值；第二，增加景区收入，弥补景区日常修缮维护的资金缺口；第三，利用价格杠杆来调节目前超负荷的参观流量，保护文物古迹。

这些理由都与对门票性质的理解有关。应该说，国家风景名胜区的价值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经济价值和非经济的存在价值，甚至其经济价值也可以进而分为潜在的经济价值和当下的经济价值。但这不意味着这种经济价值可以直接转换为商业价值，从而使国家风景名胜区转变为用来经营甚至赢利的商品。这是由它们的公共属性决定的。

对于作为消费者的普通公众来说，到国家风景区旅游参观，支付适当的门票价格是可以接受的，尤其是保护困难、维护费用高的遗产地或风景区。但是，正如国内诸多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国家风景名胜区所具有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人文价值，世界遗产的公益属性，决定了门票不应成为其最主要和最直接的收入，决定了它不应该以购买力为标准而构筑进入的“门槛”，也不应成为控制拥挤问题、阻挡部分人群进入的所谓“调控工具”。门票收费标准的核定决不能是其内在文化价值的“变现”，事实上即使是调整后的门票价格也远远不能体现风景名胜区的无形资产价值。目前，我国许多风景名胜区门票收取的高额化、市场化、贵族化倾向，改变了遗产资源和风景资源的性质，改变了门票的性质，使得本该由国家财政和主管部门承担的维护修缮费用直接转嫁到公众身上，而主管部门在收取了巨额的门票收入分成后却没有承担起本该由自己承担的维修责任。

六、景区管理的制度分析

从表面上看，这股“门票涨价风”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门票价格调整问题，其直接后果将是：涨价抬高了公众进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门槛，影响了公共资源的整体利用。但从根本上来看，这一事件的实质并不在于门票该不该涨价，而在于某些政府部门和管理机构侵犯了公众利益，在于这种易于出现利益驱动的制度安排和一系列深层次的制度缺失：一是管理权限的混乱；二是认识上的错位；三是收入缺乏监管；四是财政投入不足；五是价格调整机制不健全。

七、制度性思考

以上分析清楚表明，近期出现的这轮门票“涨价风”，绝不仅仅是一个门票价格问题，现象背后表现出来的实际上是国家风景名胜区的系统管理问题，需要管理体制的根本改革和公共政策的积极引导。综合国家风景名胜区的公共资源属性、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公众的收入水平等几个因素，笔者认为，当前需要思考和解决以下四个方面的困惑：

1.管理体制问题。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国家公园体系，从理论上来讲实行的是分级管理、属地化为主的管理模式，实践中管理系统则更为混乱。究竟应该选择怎样的管理模式，可以进行充分讨论，但关键是必须在两个方面做出选择。第一，选择政府还是选择市场。政府，还是市场，或者是二者的结合，对于这个核心的制度安排问题，迫切需要理论的澄清和实践的突破。对此，仅靠行政的力量是不够的，而讳疾忌医、避而不答更是不可取的。第二，是集中还是分散。要将原来散置于若干不同部门手中的行政职责统一起来，并非易事。这不仅会对地方政府造成极大的冲击，也难以实现权力从各分管部门的平稳转移。

正如有学者如史鹤凌所指出的，在世界遗产的管理方式上，没有一种模式是十全十美和到处通用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结合中国的历史遗留和现实状况，寻找出一个适合的道路。

2.资金供给问题。 作为社会公共资源的国家风景名胜区，其日常管理和维护修缮费用理所当然地应该由财政承担。问题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力尚不足以像部分西方国家那样完全将景区资源的管理公共福利化，因此，营利性经营与公共福利的关系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何解决资金紧缺？还是离不开“开源节流”四个字。一方面，要积极拓宽资金渠道，可以考虑是不是设立一个专门基金，其来源可有三：其一，发行彩票；其二，接受捐赠；其三，经营收入超过管理成本部分。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相关收支的监管，在管理体制及门票政策发生根本性改变之前，建议政府加强对门票收入使用的监管，确保门票主要作为资源保护费用的补充。要重新核准管理组织的人员编制，严格控制人员支出，解决存在的人员过多问题，降低管理成本。

3.社会监督问题。一个全面、有效的社会监督体系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制度规范的欠缺和管理的不足。因此，在有效的管理体制短期内无法形成的情况下，必须采用多种方式，将景区资源的管理和利用置于社会的广泛监督之下。当大部分利益相关者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大部分社会公众关注景区状况时，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少一些。

加强内部会计核算和外部审计。在此次涨价风波中，公众普遍反应较为激烈的问题之一就是未能公开世界遗产单位的财务决算情况，而且，出示在听证会上的财务决算表也未经过审计部门的严格审计。因此，加强内部会计核算和外部审计是加强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4.立法管理问题。法律规范的欠缺和不统一，是产生景区管理诸多问题的根源之一。对此很多学者呼吁，应尽快出台全国性的法律，以便协调目前交叉、重叠甚至矛盾的相关法律规范。

总之，随着景区经营成本的上升、服务质量的提高、景区投入的增加，对门票价格进行适当调整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由于这种调整事关各方利益，影响巨大。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政府要依法履行职责，坚决遏制一些地方政府、利益集团以各种借口侵害公共利益、破坏公共资源的短期行为，充分体现政府公共政策调节社会公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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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于历史建筑的理论研究开始关注到历史建筑保护如何适应城市发展的层面。1999年,澳大利亚编制了《巴拉》,依据本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提出“改造性再利用”的概念,强调对于历史建筑的改造应该注入“相容”的功能。这一概念得到了国际上的普遍认可。2003年国际颁发的《有关产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对产业遗产的概念、价值、保护措施等作了明确规定,为产业类历史建筑的改造更新提供了评价依据和标准。

一、产业类建筑改造的实践发展

随着历史保护思想、人文主义思想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产业遗存得到了更好更多的保护,产业类历史建筑的改造与更新也达到了全新的阶段。设计师们利用创新的设计手罚,赋予了历史建筑新的生命。产业类历史建筑不再是文明衰落的象征,而成为了城市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为城市形象的多样化增添了一抹独特的魅力。从全球范围来看,欧洲和北美产业类历史建筑遗产与地段保护工作比较成熟,有十多处工业遗产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综合体改造模式。1965年,美国的设计师劳伦斯?哈普林(LawrenceHalprin)在旧金山的吉拉德里广场(GhirardelliSquare)将一个巧克力工厂改造成为一个集娱乐、居住、餐饮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综合购物广场。这是第一个产业建筑商业性再利用的成功案例,运用了建筑再循环理论。该项目在改造之初就本着对原有产业建筑充分尊重的原则,并镶嵌一些现代设计元素,使得人们在享受娱乐服务的同时感受到建筑带来的历史底蕴。很快,吉拉德里广场作为商业性改造的成功典范,在美国开始被大规模地效仿,比如波士顿昆西市场(QuincyMarket)改造,将码头仓库区改建为商业综合体,又如着名的旧金山渔人码头,将军工厂改建为展览中心。这种改建模式甚至影响到世界的其它区域,比如澳洲的岩石区也是直接套用这种改造模式。

“阁楼”(LOFT)模式。这种模式最早是美国自发式地探讨产业类历史建筑改造与更新,苏荷(SOHO)区的改造是一个典型案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纽约作为世界的艺术中心,许多艺术家租用了租金低廉的苏荷(SOHO)区的旧产业建筑,他们运用全新的设计思想和技术将它们改造成适合自己工作和居住的多功能空间。阁楼(LOFT)公寓充分利用旧产业建筑的大柱网大开间进行灵活多样的围合式分割布局,充分发挥产业建筑的高荷载承受能力。新肯考迪亚码头的改造是历史建筑改造为公寓楼的成功范例。综合区域模式改造。鲁尔工业区的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是将旧产业园改建为景观园区非常成功的例子。景观设计师彼得?拉茨历时4年将一个废弃颓败的旧工厂改造成一个综合休闲公园。鲁尔工业区中还有许多将单体建筑、厂区群体建筑及设施以及区域等不同尺度层面的改造模式,例如将历史建筑改建为博物馆、展览馆的模式,还有将产业建筑中的大空间改造成多功能综合活动中心的模式、将很多建筑设施上设置餐饮空间模式等等。

二、产业类建筑改造的现实意义

1.生态价值的体现

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的物质原料约一半以上都用于建造各类建筑及辅助物,建筑业对环境污染比例达到三分之一,全球每年排出的温室气体中,有三分之一源于建筑整个生命周期所排放的。可见,要减少建筑从建造到使用、再到最终解体的整个生命周期所排放的温室气体量,最核心的是延长建筑的使用期限。城市废弃的产业类建筑物质价值大于其功能寿命,对其进行改造再利用不仅比新建建筑成本节省许多,还免除了大量的拆除成本,节约了资源和能源。

2.自身的适宜性

产业类历史建筑代表着某一时期的新技术、新材料和新结构,是城市产业历史文化的见证者。虽然他们自身功能寿命大多完结,但是其空间具有很大的兼容性,其物质寿命和精神寿命仍在,这为产业类历史建筑的改造再利用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一方面,空间结构适宜。产业厂区规模大,占地多,建筑单元之间又留有弹性空间,为整体规划提供很大的发挥空间。厂房、仓库等产业建筑多为大跨度、大开间,非常适宜进行空间和功能区域的重新划分,创造出多样性和灵活性强的空间。而且产业建筑结构荷载要求严格,其房屋安全质量较高,其结构都可以满足多种民用建筑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产业类历史建筑体量庞大,在城市中成片存在,在城市空间形成历史街区形态,其特征明显具有很大的识别性,易成为该城市区域的中心。若将这种历史地段成片开发,能产生良好的集聚效应,带动整个区域发展,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

3.商业利益的吸引

大多废弃的产业建筑虽然功能寿命结束,但其物质寿命依然存活。将产业类历史建筑进行改造再利用,赋予其新的功能,使其焕发新的活力,不仅节省了大量的拆除费用,而且节约了建设成本,缩短了建设时间。更重要的是,对历史建筑再利用的成功实施还能带动该区域经济发展,其背后蕴藏的巨大商业利益吸引了很多开发商和设计师对其投入。

延伸知识:毕业论文的论证方法

选题确定,材料提炼之后,应研究论证方法。即用材料说明题目,用论据证明论点的正确。为此,应遵循下述论证方法和逻辑规则。

1.论据必须真实可靠

论据是论证的基石,必须真实可靠论据来源于客观实际,是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客观事实,是反复推敲无懈可击的真货。任何浮光掠影、金玉其外的材料是绝对不可取的。

2.不得采用循环论证法

循环论证就是用某个命题的自身来证明这个命题,自己证明自己,只是换个说法,这是不合逻辑规则的。例如,用“人吃饭为了不饿’’这条道理来证明“人饿了就要吃饭”这种现象,就是循环论证。

3.论证要合乎逻辑

论据和论点存在着内在联系,文章应当揭示这种联系,得出合乎规律性的结论。这种规律就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就是真理。揭示真理就是论文的使命。如文章只凭观察和经验,将偶然的表面现象推断出某种论点或观点,则这种论点或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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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主体 文化信托法人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文化

从1972年签订《世界遗产公约》起，起初我们只重视我们所能看的到和摸的着的文化，例如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以及人类文化遗址等等，即有形的文化遗产。但是随着我们人类的快速发展，周围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突然意识到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谓看不见的文化就是指无形文化。

现今世界越来越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例如我们穿的衣服——西服、牛仔裤、鞋、饮食的西方化，以及我们使用的日常用语当中也有很多直接音译过来使用的外来语词汇。这些变化都在说明我们正在受西方发达国家强势文化的影响，慢慢的被其侵蚀。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这样的趋势下，应该如何去保护自有的文化，及如何展现自己独有的文化魅力成为当前刻不容缓的事情。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首次下的定义，其定义是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在此之前，其名称曾使用过“民间文化（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墨西哥会议文件）”，“传统文化与民间创作（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传统文化与民间创作的建议》”，“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杰作宣言》”等不同描述。

（二）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下的概念，国内大多数学者持认同的态度，但是毕竟每个国家都有他特定的文化，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的定义已经大部分涵盖了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是对于我国来说完全的适用其概念来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做不到保护全面，于是我国从实际出发，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做出一些补充和修改，最终于我国2011年2月25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如下：“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有关的实物和场所。该法主要规定了政府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应该做的事情，例如通过确认，立档，研究，保存，宣传等行政手段加强保护。

（四）如何更好的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初国内的学者主张用公权力来保护（即保护工作应由政府来承担），也有学者指出要给结合公法和私法来保护，大家都各有各的主张和见解。但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历程来看，从最早开始关注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日本开始，我们发现起初各个国家都是采用公法来保护，但是近些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逐渐呈现另外一种趋势，那就是公私相结合的方式，因为大家发现如果仅利用公法来保护是远远不够的，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量太过庞杂，其每个不同的文化遗产都具有不同的性质，单一性质的法律是很难达到全面的保护的目的，尤其是像我国这样地域广，多民族的国家，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用浩如烟海来作比较也不为过。

对采取多样的方法去保护，我国是一个文化大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的种类也很多，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笔者认为我国也应采取以公法为主，私法为辅的保护措施，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在这一点上笔者很赞同黄玉烨教授的观点，黄玉烨教授解释说在保护方法上之所以需要这么做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如：传统的礼仪，节庆，民俗活动和传统的体育，游艺活动等。它们具有一种公共属性，其具有这个民族或整个国家共同拥有的特征，所以这些就适宜用公法来保护。但是例如：传统医药，传统手工艺则更适合用私法来保护。公法为主，主要是因为对于确认，立档以及筛选传承人这些重要工作，由政府来做比起由民间团体来做这些庞杂的工作更容易建立完好的体系，如果这件事情交由民间团体来做则可能会导致易分散的情况发生。

笔者认为目前想要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要建立一套专门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套有体系的法律，因为其所包含的种类太多且数量和涉及的领域太广，其不仅体现的是文化的多样性，而且还体现民族群体的物质权益，因其有些部分是涉及公有的，又有一些是涉及到私有的，很难建立一套法律来全面的概括和保护，既然不能，那我们可以换个方法，根据其多样性的特点，采用多样性的保护方法。

二、目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遇到的问题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上目前有诸多问题存在，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的界定，保护主体，其保护期限，其客体的分类，是专门立法还是修改知识产权法来保护等等。

我国虽然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但是其不能涵盖和保护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于是在其第四十四条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传统医药、传统工艺美术等的保护，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利用这条法律对一些适用知识产权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个衔接性的规定。

为了全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必须要用知识产权来保护，但是知识产权法没有具体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定，于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当非物质文化受到侵犯时，如何去适用和操作，一直都不是很理想，并且很难得到有效的保护。

在这些众多问题中，如何才能做到更好的保护，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其保护主体。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

随着21世纪世界化，情报化的急速发展，人们的意识和价值观发生多样的变化，在此始点上，如何扩大和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社会产生的积极良好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国内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靠政府通过经济援助来保护的，随着我们挖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多，政府的压力会变的越来越大，毕竟政府提供的资金和物质都是有限的，而且仅仅依靠政府提供的资金也不能完全的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

另外我们大部分人有一个误区，那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政府的责任。其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全体国民的责任，所以我们需要公众参与这项保护活动中。公众的参与将会起到积极作用以及制约和监督的良好作用。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世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着这样两个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息息相关的主体：它们一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即传承人），一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在某种意义上传承人也可以看做是保护主体）。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大致可分为：（1）政府职能部门；（2）学界；（3）商界；（4）新闻媒体。而笔者发现国外有些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护主体则更多样一些，有些国家靠国民自己，或者依靠非盈利组织来保护，这大大激起了国民的保护意识，起到了很好的积极作用和保护效果。

（二）《国民信托》——第三方管理团体作为保护主体

笔者查阅资料的时候发现早在1962年韩国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当中，制定了对所有者不明，所有者或管理者管理困难亦或认定为其主体管理不适当的时候，可以指定由第三方管理团体来保护的法律制度。像这样的公众参与方式当中有一个方式叫做“国民信托（National Trust）”。

国民信托是指国民信托法人利用从国民，企业，团体等寄赠或授予得来的财产及会费来保护那些拥有保护价值的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资产并保全和管理，提高当前及未来生活质量的依靠民间自发性活动的力量来保护管理的行为。

这一概念来源于英国，自1895年创立，成立之初的目标是永久保护全国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美的土地与建筑。

与英国的国民信托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的国民信托活动，英国是根据特别法制定的向全国推进且以中央为其国民信托的中心，连接其他地域信托活动的全国型活动。而日本则是以地域为主，地域和地域之间信托运动形成一种网的形状互相连接的方式进行的地域型活动。如今这一活动不仅仅在英国，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而且还发展到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东亚国家展开。

（三）韩国的《文化信托法人》

然而这一概念到了韩国之后，则很好的用在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上。

在2007年3月25日韩国文化厅和环境部共同制定的《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资产的信托法》开始正式实行。其法律条文里规定了文化遗产国民信托委员会负责管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该法第三条第一项指出，为了保护文化遗产，可以设立《文化遗产信托法人》。

而且韩国在实行这一法条之后，这些信托法人们积极的开展活动，展开许多宣传活动，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到了很好的促进及保护作用。

（四）可适用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笔者觉得韩国的《文化遗产信托法人》这一概念可以借鉴，首先韩国和中国的文化都是亚洲文化，比起中国跟那些发达的西方国家比起来差异性不大。而且这样一来，公民也可以参与到保护工作，起到了积极主动的作用，政府对此的财政负担也会减少许多。

如果引入《文化遗产信托法人》这一概念，我们也无需专门立法，直接可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增加有关信托保护的法条即可。在法律上规定这些法人的权力义务，例如有权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规定一段时间公布其财政支出的账目等。

在监督方面，可以让国民自己去监督这些《文化遗产信托法人》，此外我国的文化部也可以成立专门的监督小组，对其进行监督。

如果引入了这一概念，关于在保护模式的选择上，因为目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已经做好了确认，立档，研究，保存等建立体系等的工作基础，且我国中央政府具有较大的行政能力，这种权利结构的分配，可能不太适用于日本的国民信托概念，而英国式的以中央为信托中心连接其他地域的模式会更有利于我国的实际情况。

我国的文化部在这里可作为这个中央信托中心，连接其他各个文化信托的法人，而这些法人和文化部可以互相监督。

三、结语

目前各个国家开始关注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保护方法上，每个国家都有其保护上的优点和缺点，对于那些适用于我国的优点，我们可以拿来使用并完善我们的保护制度。

并不仅仅是在我国，其他国家也是，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是主要靠公法来保护，但是仅仅靠公法是不够的，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我们身边很多东西都会有权益的纠纷，有些需要知识产权法的保护，需要私法的保护。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但是其对私权保护方面还没有明确的规定，仅仅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衔接性规定，这样是远远不够的。

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长大的，所以我们每个国民都具有责任去保护他，所以这并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