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贸易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化贸易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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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是“商品实体”和“商品文化”的结合，国际贸易中要充分认识到这一关键点。随着现代消费者心理需求的强化，“文化营销”要素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更加凸现，可以认为“文化营销”是国家贸易最基本的先行要素。在国际贸易中应运用好“文化营销策略”为产品通往国际市场铺平道路。

一、文化营销是国际贸易中最基本的先行要素

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单靠产品、价格等作为手段打开国际市场的策略越来越显得难行，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没有重视“文化营销”的作用。因为在国际贸易中“文化”是最基本的营销要素，进军国际市场，需要文化先行。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家电企业则通过赞助《排球女将》、《血疑》等多部电视连续剧营造文化氛围，促使了我国消费者对日本优秀文化的认同，同时把National、Sonny、Yamaha等品牌形象带进了中国，并在产品引入我国市场之初就注重较高的产品品质，使我国消费者形成了“日本制造，精良品质”的观念。

“韩货”热销中国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先通过韩剧将韩国文化内涵传入中国，以《蓝色生死恋》和《大长今》为代表的多部优秀电视剧，形成了强劲的“韩流”，“韩流”威力带动了“韩货”的热销，包括现代轿车、三星电子产品、韩国美容产品、韩式生发产品等等，并通过电子产品扩散到饮食、美容、生发、医疗等多个产业行业。还有就是P&G所生产的系列产品独占我国洗发美发护发用品市场的鳌头，这与该公司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将护发的文化观念引入给我国的消费者直接相关。综合这些国家企业成功的经验，都是先从文化上渗透融入目标市场当地，然后再将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入目标市场。

相反，文化的不相融使得国际贸易寸步难行。我国的玩具商品由于理念落后、品牌缺乏，国产玩具根本无法与国际品牌竞争。虽然全球75%的玩具在我国生产，但与国内玩具消费急剧增加的市场背景相比，由于缺乏品牌支持，国内大多玩具厂商是以为跨国公司巨头们“打工”为“生”，很多玩具都以贴牌加工生产的方式才能进入国际市场。国际贸易的前景令人堪忧。

可口可乐公司开拓印度市场遇到的阻力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1977年曾遭印度政府驱逐出境的“礼遇”，可口可乐公司不甘心退出印度市场，16年后，1993年10月才重新登陆印度；2003年，印度的“科学与环境中心”首次公开调查宣称，百事可乐与可口可乐两大公司在印度生产销售的部分软饮料中杀虫剂含量超标；2004年2月17日，当地妇女组织以保护国家利益之名向跨国公司诉讼，当地政府责令可口可乐厂关闭……诸多的摩擦，究其原因，是因为印度人难以从精神文化上接受可口可乐。当年大英帝国以贸易为名，逐步吞食印度半岛各个国家的和领土，最终殖民统治了整个印度。东印度公司是印度人心中永远的痛。这里也存在可口可乐公司方面的问题，就是没有放下架子，没学会充分尊重当地文化。

商品本身就应该是“商品实体”和“商品文化”的结合，商品文化是生产经营者在设计、生产、包装、装潢设计、经营商品的活动过程中所创造的、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意义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中所包含的精神方面的总和。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消费者更加注重的是精神需求上的商品的满足。上文提到的这些国外企业所提供的产品，也包括诸多未提及的国外产品，都是紧紧抓住国内消费环境的变化，把“商品文化”作为最基本最重要的先行营销要素，满足国内消费的心理需求从而取得成功。相反，“商品文化”没能首先满足消费的心理需求，商品无法被接受，也就难以在市场上行销。二、国际贸易中“文化营销策略”的运用

1.提高对商品文化营销力的认识

进入21世纪后，国际贸易中以价格作为核心竞争力的态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文化所蕴含的巨大生产力正在被释放出来，文化创造财富的神话已经变为活生生的现实。文化除了直接作为商品、资产进入市场之外，还成为现代营销的资本。文化营销与营销文化进一步令人关注。文化营销，是指以消费者文化需求为导向的营销观念，以文化创造和文化渗透为手段的一种营销方式，也就是利用文化要素开拓市场、促进商品销售的方法和手段。营销文化，则是指营销活动中注重文化的要求。两者都是可以为提高商品文化营销力服务的，在国际贸易活动中都必须加以重视。另外，还要注意“商品文化”的形成包括了围绕商品活动的所有过程，应加以不断的充实和发展。

2.发挥文化在产品创意设计中创造价值的能力

“商品文化”的创造包含在设计、生产、包装、装潢设计、经营商品的活动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发挥文化在产品创意设计中创造价值的能力，即文化创意力。创意力特别是在广告创意设计、艺术产品、网络游戏产品、工业产品设计和娱乐产品拥有强大的优势，是这些文化产业产品的财富源泉。由此，在国际贸易中要特别加以注意发挥文化在产品创意设计中创造价值的能力。

3.发挥文化在流通中创造价值的能力

文化在流通领域也具有创造价值的作用力。包括商品储存运输、包装、渠道等等方面。特别是包装文化在提升商品价值方面非常重要。包装具有文化价值，能在提升商品价值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

4.深入研究国际贸易中客户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文化

每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消费观念、信仰和消费习惯。这些长期积累下来的文化直接决定了消费的行为。在开展国际贸易活动中必须充分认识和适应才能顺利地开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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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差异性；互补性

1文化及其特征

文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历史过程中，赋予物质和精神产品的全部总和。文化体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人类所生产的物质产品上；人类与其他个体或群体的关系上，包括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等；文化还体现在意识形态上，通过宗教，哲学，道德，艺术等来表现，体现出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民族性情等。

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是文化的两大特征。①文化的民族性。任何文化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和社会结构。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生成并发展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差异文化。②文化的时代性。任何文化都反映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内容，时代的审美要求和审美情趣，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正是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创造的文化差异为文化和国际贸易的契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2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比较优势

自从国与国开展贸易以来，通过深入的研究，经济学家们提出了许多贸易理论。其中，比较优势论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建立在亚当斯密“绝对利益”学说的基础上，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利益”学说。自从诞生之日起，“比较优势”始终是理论发展的线索。究其原因，“比较优势”，这四个字本身就蕴涵了深刻的理论内核，它包含两个内容：一是“比较”，比较就是差异性，是独特性，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客体在某一层面进行的对比。有了差异性或独特性，客体之间才有可比之处。二是“优势”，其核心在于“优”字。它说明比较客体在该对比层面上的强势地位。正是因为国与国之间（比较主体）在可比内容（比较客体）上存在的我有你无，你有我优的差异，才使得交换成为必然，对外贸易得以产生。

3文化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从国际贸易理论上看，由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推导出的文化差异性恰好在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中找到了生存的空间。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文化较为普遍地存在于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和新兴的服务贸易领域。

（1）在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领域，文化商品一直是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众所周知，早在西汉时期，大量的丝绸，瓷器和茶叶从中国被运往地中海沿岸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文化产品更是铺天盖地。在追逐降低产品成本的竞赛已经穷途末路的情况下，人们开始普遍地在商品中加入文化的因素，以获取新的超值。

（2）在新兴的服务贸易领域，文化包含的附加值更高。例如基于传统文化之上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以及收藏和展览等，其贸易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还有旅游服务，作为一项集观光、餐饮、住宿以及游乐为一体的综合项目，其独具特色的文化内容和形式就是吸引国际消费者的重要条件。

4国际贸易中文化差异的思考及启示

每一种文化都会产生自己的价值体系，只有尊重并深入研究不同文化，才能更好地开拓国际贸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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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贫易文化差异

国际贸易就是国际间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由于人的购买行为是由需求决定的，而需求受文化背景制约，人们总是依照本民族的文化习惯、文化标准和风俗来审视和评价外来文化，在国际贸易这种跨文化的经济活动中，任何细节都无时不受到不同文化的冲击。所以说在国际贸易中，适应特定文化环境的企业就能抓住消费者的需求，取得巨大的成功，不能很好把握文化环境的特点和消费者的需求，其国际贸易活动就难以展开，可见能否适应不同国家的文化氛围是国际贸易成败的关键。在现代东西方国际贸易中影响国家间跨文化交际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东西文化反映在价值观上的差异

价值观是人们对好与坏、美与丑、值与不值、干净与肮脏、正确与错误、善良与残酷、公正与不公正、得体与不得体所进行判断的标准。价值观寓于人的思想之中，是控制行为选择的心理活动，是人们对周围的世界进行思考并使自己与之适应的活动。

东方文化注重“和为贵”，以“和”体现其最核心的宗旨。而在西方人的意识中，全局的观念比较淡薄，个人的利益是至上的。西方人在道义上没有东方人的背负，他们只知道为生存而奋斗;为利益而争斗;为欲望而决斗。获取个人利益是其社会行为的指南，也是其事业成功的支柱。

西方人尊重个人权力，向往自由，崇尚平等，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一个任何人，无论出身贵贱，都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从头开始的社会，这一“平等”观念体现在行为模式中常表现为对陌生人甚至是家人的过份客气和礼貌，如对任何服务都要说声“谢谢”，作完报告也要说声“谢谢”，对待家庭成员甚至是晚辈也是“谢谢”挂在嘴边，连打个喷嚏也要说声“对不起”。

二、东西文化反映在思维逻辑上的差异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上，一般用辩证思维来描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者街年在着适度的合理性。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胜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排中性强调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叫分析思维，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像中国人那样追求折衷与和谐，而是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分析。正是因为思维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况下，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对人的行为归因上往往正好相反:美国人强调个人的作用，而中国人强调环境和他人的作用。东方人信仰理想主义，重视主观看法。西方人则信奉现实主义，重视客观事实，一切以数据和事实为依据。

三、东西文化反映在风俗习惯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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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农业国际贸易的规模

在入世后这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国农业结构的变化十分显著，并且增速较快，在国际贸易中的市场份额也在逐渐扩大，并且在农业进出口、贸易总额等方面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我国自入世后农业国际贸易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自2001年后，我国农业进口和出口总额的增长都非常显著，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在2009年农产品进口和出口的总额均减少，但此后又迅速回暖，并继续保持原有的稳定增长态势。同时与农产品出口相比，农产品进口规模的增长速度更快，这就导致自2004年以后出现贸易逆差，并且逆差值正在不断扩大。

（二）我国农业国际贸易的市场格局

从出口国家来看，我国的农产品出口国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而在欧洲、非洲等国际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十分有限，这种单一的出口市场也阻碍了农业国际贸易发展的多元化。2001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在亚洲地区所占的市场份额为75%，2012年降至60%。虽然与2001年相比，亚洲地区的市场比重在下降，但其依然保持着主体地位，这种较为稳定的市场格局对于农业贸易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与2001年相比，我国在欧美、非洲等地区的市场份额逐渐增加，表明我国农业贸易越来越趋向多元化，这对于降低贸易风险、促进农业贸易健康发展是有益的。与农产品出口的市场格局类似，我国的农产品进口主要集中在美洲和亚洲这两个地区，约占到总进口额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其中所占份额最高的为北美洲，多年来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三十左右。由此可见，大体来看我国近年来农业国际贸易的市场格局相对稳定，并且逐渐趋于多元化，在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进出口的总量也相应得到增长。

二、贸易平等化视域下阻碍我国农业国际贸易发展的因素

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数量的迅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国际农产品市场正在迅速扩大，这给我国的农产品国际贸易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从贸易平等化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农业国际贸易在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很多阻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贸易壁垒对国际市场环境的影响

一些国家出于保护本土市场的考虑，对进口的农产品收取高额的关税或其他附加税收，以阻止外国农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这样的方式本身就与贸易平等化原则相背离。这种用于保护本国农产品市场的手段，其实质是通过扭曲进口国农产品市场来维护本国农产品制造者的利益，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对手妥协。这种收取高额关税的方式，从短期来看可以避免外国农产品在本国市场的扩张，但对于本国农业企业的市场生存力的提高是不利，也不利于贸易伙伴国农业产业的发展。在多边谈判中，世贸组织限定了世界各国关税的总额，这就导致很多国家需要采取除关税之外的绿色壁垒等调控手段，以此来保护本土农业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很多非关税壁垒对我国农业国际贸易发展的阻碍也越来越凸显，包括海关部门制定的直接非关税壁垒，也包括非海关部门制定的非关税壁垒。通常海关会通过进口许可证、农产品配额限制等方式来直接控制进口农产品的总额，而非海关则通过对农产品进行卫生和质量检查，并辅助社会、技术和进口押金等手段来间接控制进口产品。贸易壁垒是与贸易平等化原则相背离的，也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业国际贸易市场竞争力的提高。例如，一些发达成员国对于进口食品的安全十分重视，在农产品药品残留、细菌指标等方面的检验十分严格，这样也让我国失去了很多在国际农业市场上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继美国FDA公布禁止在进口食品中使用的药物名单后，一些发达国家也陆续针对不同的进口食品制订了农药残留的检验标准。但目前我国针对不同的食品，还没有制定相应的农药残留检验标准，这样在农产品出口时就受到国外各种检验指标的约束。近年来，我国农产品的出口额屡屡受到绿色壁垒的限制，出口总额也由前几年的210亿元降至130亿元，导致巨大的损失。

（二）农业补贴政策应用不当制约发展

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无节制地使用农业补贴政策，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农产品贸易市场的自由化体制，对于国际农贸市场的自由化也是十分不利的。一方面，农业补贴政策违背了世贸组织制定的国民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的制定是为了保障各国贸易者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到国际市场中，并通过市场来对农业资源利用率进行调节，以此让世界范围内的农业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而农业补贴政策如果应用不当，不仅会干预到市场机制的公平性，也可能破坏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阻碍农业资源在国际市场的有效配置。另一方面，农业补贴政策违背了贸易平等原则。从短期来看虽然农业补贴可以提高农业企业的收益，降低本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成本，但也影响到农业企业管理能力与技术水平的提高，进而制约了其在市场调控中的健康发展。与此同时，农业补贴政策与自由市场原则也是不相容的。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基础就是自由贸易，让市场具备自由交易的权利，以此实现对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在自由市场中也允许政府对濒临失衡的市场进行调控，但是如果政府干预过度将直接影响到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导致部分具备竞争优势的农业资源无法正常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三）人民币升值的影响

自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出现了一段时间的萧条期。为了扭转世界经济的形势，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妄图通过操控汇率，来使我国的人民币增值，以此缓解本国的经济压力。而一旦人民币汇率增加，必然会对我国的农业国家贸易带来十分深远的影响。首先，人民币汇率的提升会降低我国进口农产品的相对价格，相反的也增加了农产品的进口量，这样必然会起到促进我国农产品进口的目的。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相同数额的货币可以买到数量更多的产品，对于农产品进口有利，但降低了农产品的进口额。如果人民币增值在百分之三十左右，那么农产品的进口量增值约为15%，而农产品进口额的下降值将高于15%。其次，我国货币的增值会提升农产品的价格，这对于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不利的，也会影响到农产品的出口量。总体来看，人民币增值在提高进口量的同时抬高了农产品出口的成本，进而削弱了我国在农业国家市场上的竞争力，减少了我国农产品的出口量。这也表明，人民币汇率增加后我国加工型农产品的数量将增加，而在出口中第一、二类农产品的数量也会增加，这样表示加工型农产品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四）农业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不合理

我国在农业国际贸易中进口量较大的产品主要有大豆、大米等，而出口产品主要有园艺产品与水产品，具有十分明显的区域特征，并且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通过分析我国农业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可以发现我国出口的大部分为土地密集型产品，价格相对低廉，如烟草、油料、谷物等，很少有价值较高的农产品，如水果、蔬菜等。我国的这种农产品出口结构与世界贸易中的总体结构是存在很大差距的，并且不符合农业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同时我国出口的农业产品大部分只经过初级加工，经过深加工农产品的份额不足百分之二十，而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百分之七十及以上。从产品的价值来看，经过深加工产品的价值远远高于经过初级加工产品的价值，这样的不合理结构直接影响到我国农业国际贸易的总量与质量。此外，在农产品加工方面，我国的设备与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多不足。上述问题不仅增加了农业产品的加工成本，不利于提升产品的质量，也让我国失去了很多参与平等化国际市场竞争的机会。

三、贸易平等化视域下我国农业国际贸易的发展战略

我国自入世后，在农业生产与贸易方面的理念正在逐渐转变，并提高了对农产品质量的关注，各地也在积极修订农产品生产、加工和检验等标准，以此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因此，只要我们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基于平等化原则来选择有效的农业国际贸易发展战略，积极应对进出口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将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一）积极应对贸易壁垒的战略

1.构建预警与反应机制。面对农业国际贸易中存在的各种壁垒，我国农业贸易管理部门应该积极构建相关的预警与反应机制，通过互联网搜集并实时掌握国际市场的各种情报，尤其是关于贸易国制定与实行贸易壁垒的动态信息。农业贸易研究机构需要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深入分析，并针对外国的贸易壁垒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以此为农业企业与对外贸易管理部门提供参考。通过该预警与反应机制，首先可以了解贸易国在农业经济方面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由相关部门制定应对该国贸易壁垒的措施，以此维护平等化的贸易环境。在制定反贸易壁垒策略过程中，农业部门应该充分了解贸易国在经济运行中的薄弱环节，保障恰当的反制裁强度，这样不仅能够给贸易壁垒国一定的威慑，也不至于影响到与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进而达到以较低的成本来遏制贸易国随意制定并实施贸易壁垒的行为。此外，农业贸易管理部门可以通过世贸咨询等方式，多搜集与贸易壁垒相关的信息，并实时掌握贸易国在法律法规、技术指标等方面的变化，构建贸易壁垒预警专家数据库，这样就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形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反制裁策略。

2.参与制定国际标准。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制定与农业国际贸易相关的标准，力求通过制度来避免国际市场上出现恶性贸易壁垒。从现有的情况来看，我国在国际贸易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参与度不高，并且缺乏相应的意识，这与我国缺乏农业贸易方面的人才也有一定的关系。地方各级政府应该多了解农业企业的情况，通过农业协会等渠道收集农业企业在贸易壁垒中造成的损失，及时汇总和整理农业企业的意志，并在制定农业国际贸易标准过程中体现出来。农业企业也需要及时更新贸易理念与产品加工技术，政府部门需要整合各级各类技术力量，充分利用国际贸易中的规则，以制定完善合理的反制裁策略来保护我国的本土农业。

（二）针对贸易国农业补贴的战略

1.在农业国际贸易中，我国的农业产业面临着包括国外农业补贴政策在内的多种冲击，与此同时也有很多机遇可以把握。在国际贸易中我国的农业企业应该深入分析自身获得的权利，熟悉国际贸易惯例与规则，以此保障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参与竞争。世贸组织规则中允许各国针对本国的贸易发展情况，制定不影响或影响较小的农业补贴等支持政策，这就是绿箱政策。通过研究这些贸易规则，我们可以发现世贸成员国多通过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加大投入来支持农业，这也是一种较为可行的方式。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农业贸易承受着多方面的冲击与挑战，目前的应用绿箱政策也很少，而国际贸易中有很多相关政策可以应用于我国的农业政策中。我国政府需要建立直接农业补助体系，给予低收入农民群体一定的保障，并逐步完善农业自然灾害补助、农产品补贴等政策，各级政府需深入了解农业企业发展情况，了解国外农业补贴对其冲击最大的农产品或农业生产区，并制定行之有效的补助措施。

2.在世贸农业谈判中我国政府应该积极参与，制定规范可行的绿箱政策标准，以此避免贸易国出现滥用农业补贴的行为，同时力求制定出让贸易国减少农业补贴的新规定。各贸易国应该基于世贸这个自由化的平台，制定对农业补贴政策有约束性的规则，在赋予发达国家可内控绿箱政策行为的同时，也需要让发达国家有权利通过限制进口农产品等方式，以此反制裁发达国家的绿箱政策行为。

3.政府应该根据我国的农业国情加快构建适宜的农业补贴体制，以此遏制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等对我国农业贸易的限制。农业管理部门需要充分了解农业市场规则，对现有的农业产业结构进行深入调整，对农产品进行严格控制与检验，建设系统的农业市场信息平台，以此提升我国农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相关部门可以在基于国际贸易规则的基础上，深入推进农业税费改革，降低农产品在深加工与流通过程中的税费负担，拓展我国的农业产业链，以此让农业产业获得更大的价值。

（三）稳定我国人民币汇率的战略

从上述分析我们了解到，一旦我国的货币汇率发生变化，必将对我国农产品国家贸易带来很大的冲击。人民币汇率的不稳定会降低农产品的出口量，增加农产品的进口成本，阻碍我国农产品国家贸易的健康稳定发展。但如果人民币汇率降低，也并不能说可以起到扭转进出口局面的作用。对于农产品进出口逆差而言，人民币贬值的作用是具有双面性的，这需要从市场需求以及时滞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我国货币贬值后，虽然出口到国外农产品的价格会相应降低，但是国际市场的需求并不会立即增加，这样农产品的出口量也不可能迅速增加，这就是所谓的时滞。另一方面，货币贬值对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影响还与市场需求弹性有关，若进口农产品弹性需求的绝对值大于出口农产品需求弹性的绝对值，那么汇率的降至有助于扭转当前农产品贸易逆差的局势。反之，货币贬值对于农产品国家贸易是不利的。从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式来看，要降低汇率还是非常有难度的，这样政府只能通过保障稳定的汇率，减缓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以此改善当前贸易逆差过大的形势。

（四）提升农业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战略

1.调整农产品结构，推动贸易的多元化发展。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欧美等国家或地区一度出现需求降低，这给我国的农业国际贸易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我国应该加强与中东、南美等地的贸易往来，积极扩展国际市场，以规避进出口集中带来的风险。将小规模分散农业经营与大规模经营模式有机结合在一起，提高我国农业企业的运营实力，同时注重农业产品结构的多样化，并努力提高产品深加工技术、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实现农业国际贸易的多元化发展，以此应对跨国企业的垄断等行为。

2.我国农业企业需要根据国际市场变化，制定具有差异性的发展战略，以此应对贸易国扭曲市场贸易平等化的行为，保障公平的国际市场竞争。如果与贸易伙伴国的同类农产品相比，我国的农产品具有十分显著的竞争力，这就容易导致不平等的贸易市场格局，而贸易伙伴国会因此制定有利于其本国农业生产与运营企业的政策，即各种绿色壁垒，以此破坏已有的市场竞争环境。针对这种情况，我国应该及时了解国际贸易市场的动态，基于平等化原则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通过创新生产技术、更新企业运营理念等方式，力求生产出高品质的农产品，避免与贸易伙伴国在同类产品上出现正面竞争，这样不仅能够有效规避贸易壁垒，也有助于农业企业打造自己的品牌。

四、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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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发展贸易结构高级生产要素金融效率

近几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呈现出强劲趋势，既使国际贸易环境出现各种不利的事件，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及贸易上所获取的利益都出乎经济预言的料想之外，似乎中国对外贸易在现时代的“无约束”发展超脱了现存贸易理论的普遍解释范围，抑或是否中国所表现出来的贸易现象成为贸易理论界中一个值得探讨的新课题。其实则不然，中国的对外贸易在改革的进程中，一直坚持自我为中心的贸易方针，即以自我所拥有的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为主导，大力开展出口导向型贸易，以此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兴起。同时以这些新兴产业为依托，更深层次地改良优势产业，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其次，多年来的贸易成果积累了充盈的资本，为产业进行结构升级和优化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无论是从产品规模和质量上，都随着贸易成果扩大而增强，延续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而且也在产品的国际信誉市场上异军突起，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扩充提供了保证。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开放贸易在以劳动力成本为依托的贸易商品延续了几十年，固然已取得不菲的经济效益，从长远看整体国家贸易商品结构也出现了严重倾斜，没有形成一个立体层次的贸易结构，即在高、中、低贸易层次中没有形成一个均衡的结构。而高、中层次的贸易商品在信息和科技为当今经济发展动力的局面中，往往成为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柱产业。因此，稳妥而快速地推动我国贸易结构优化是关乎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长期以来，国家金融体系一直在开放的贸易环境下遵循着计划经济时的经营体制，在对国有的金融界进行大幅度的整合之后，我国的金融业将迎来一个全新的经营市场。本文就是从当前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中，以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讨论如何借助于金融层面的经济发展力量来优化我国对外贸易结构。

1贸易结构优化概述

从贸易理论来分，大致可分为静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和动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

静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中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理论：一是以大卫·李嘉图和赫克歇尔-俄林为代表的古典贸易理论。其代表观点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差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而导致价格差的原因则归结于劳动生产率或技术差异；而赫克歇尔-俄林则是从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异来讨论国际贸易起因，进而指出生产要素的丰裕和稀缺程度决定生产要素价格差，从而致使商品的国际价格差异。二是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该理论的构建框架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不完全竞争三大分析要素上。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追求产品规模的经济效应和产品差异上的消费效应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又一动因。新贸易理论是在突破古典贸易理论假设前提下对国际贸易理论的补充。但这两种理论的出发点都只强调了现存的资源，是在资源总量恒定不变的前提下对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的理论探讨，是一个静态过程。

从动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分析：一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通过专业化学习、投资创新等后天因素人为地创造出来，强调的是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技术创新。该理论的两大支撑是技术和资本，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手段，加快产品中生产要素的转换比率，同时把技术作为比较优势的内生变量，强调“干中学”的经济效应。通过“干中学”以及技术创新巩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差异，资本的作用在于技术创新和产品生命周期成长和成熟两个阶段，是产品生产在生产要素中的突出因素。因此，在这两个阶段由于技术外溢资本的作用尤为重要。二是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波特认为比较优势可以人为地有意识地选择策略来配置稀缺资源，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在波特的竞争理论中，有四个基本的要素：生产要素、需求结构、相关与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和竞争程度。波特将生产要素细分为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基本要素指的是不需要花费太大代价就能得到的要素；高级要素则需要通过长期投资或培育才能够创造出来的要素。他认为高级要素最为重要，它们是取得高级国际分工层次的关键，一国基本要素的不足可以通过高级要素获得补偿，但是在高级要素上处于劣势则无法用其他方式有效弥补。竞争优势注重企业的非价格竞争和创新竞争，关注要素的质量和产品的需求情况，主动地创造比较优势，在改善贸易结构中，高级要素的决定作用越来越明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贸易结构优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贸易动力主要由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来决定，在这个阶段贸易结构主要是表现为具有比较优势行业的贸易发展。第二阶段中推动贸易发展的动力主要是比较优势的动态阶段，即以规模经济效应实现贸易结构优化，通过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效应带来贸易部门的制度创新，使得比较优势建立在高级要素禀赋的基础上，从而上升到后天禀赋层次。第三阶段，竞争优势成为推动贸易结构优化的主要动力，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上：技术优势、规模优势和创新优势。此阶段以吸收贸易发展带来的先进技术，逐渐发展成为规模和技术优势为特征。而在这三个阶段的进化过程中，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是发展中国家在优化贸易结构上的两个关键。在当今经济发展的秉性中，这两个因素无不与高投入的资本量相关。我国的对外贸易要保持持续的发展，就需要结合当前金融发展的大前提，继续保持在自我特有贸易低层次上的优势，同时也要借助于金融促进的力量来构建我国中高层次的贸易体系。

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的贸易结构优化

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趋于一体化的时候，一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几乎可以代表该国参与全球经济程度的高低。因此经济增长中贸易结构的取向和相关调整都对经济增长率和其发展的持续性至关重要。2006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外汇储备第一大国。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多年中的贸易策略无疑是成功的，同时在贸易成果展现的主要方面外汇规模的庞大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中国金融体系是长期滞后于快速增长的贸易发展势头。特别是加入WTO后金融将面临整体开放的形势和国内对金融促进贸易发展不利的双重压力下，中国金融的发展应更有效地对抗外来金融的竞争以及促进国家贸易在结构上的优化，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贸易进程的良性延续提供恒久的动力推动环境。

首先，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联系来看贸易优化的问题，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大致可以表述如下：Patrick把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分成两类，主张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叫做供给主导，主张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对金融服务需求的被动反映称为需求遵从。无论是供给主导还是需求遵从的观点，都明确地指出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随着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研究成果的引入，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唯一影响因素的观点，而把金融发展和技术进步联系起来；同时也对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在对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析中重新界定，并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即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Levine，1997），金融市场通过增加专业化和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Smith，1997）。以上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也较快。笔者在贸易结构优化概述中已经得出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是改善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关键，而这两者在现代经济中无不与资本量投入的多少相联系。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我们已经指出了是要需要大量长期的资金投入才可以获得的，而技术与资本的关系在贸易结构优化中的关系可以用希克斯的技术进步理论中与资本的联系获得。希克斯将技术进步分为中性、劳动节约型和资本节约型三种。中性技术进步指的是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效率同比例增加，其后果是生产原有产量只需要较少的劳动和资本；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指的是生产中的资本要素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大于劳动的生产效率的增加，结果是达到原有的产量可使用较少单位的劳动和资本，但资本/劳动比例上升；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指的是劳动要素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大于资本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导致生产原有产量现在只需要较少的劳动和资本，但此时劳动/资本比例上升。由此可以看出，在以生产要素投入比例来衡量贸易结构时，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在贸易结构优化过程中，资本投入量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尤以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效率对改变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以及贸易结构的高级进程是资本是否起作用的标准。因此，在金融发展中提高资本在贸易商品生产中的生产效率是替代贸易结构优化中有关金融各方面相关问题的一个核要议题。

我国的金融发展是立足于金融业在混业经营上的趋同，而金融业借助于混业经营的方式来发展，其本身就是追求在经济增长中金融效率的提升。金融效率从区分上可以从金融的生产性效率和目的性效率来看，生产性效率简单来看就是企业从金融发展中可以获得得益于金融效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目的性效率则是指金融业因为效率的提升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这些内在的关系为对外贸易在金融发展的推动下，如何借助于金融资本在企业生产中的运用来通过技术或者是生产要素高级化的实现来优化该国的贸易结构提供了方法。

我国金融的发展在促进贸易结构优化的过程中将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首先，借助于整体金融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即可以在混业经营方式下多渠道地获得风险资金从而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为企业在生产转型过程中提供金融支持；其次，金融发展中体现出的金融产品功能，可以帮企业以多样化方式来应付对外贸易经营中的风险，规避全球经济负面作用下的贸易风险，改善企业对外经营中的贸易环境，营造企业以技术运用为主体的贸易气氛，为企业进行改良式的贸易运作奠定基础；第三，可以合理和充分地利用金融发展带来的机遇实现企业技术创新。无论是技术引进还是合资生产，都会对中国这样一个成熟的贸易大国的相关产业产生激励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技术创新，从另一方面来增加我国贸易商品的技术标准。而更为重要的是以此形成我国贸易发展的新格局，为长远的贸易结构优化和贸易利益获取建立起有生命力的贸易单元；第四，金融效率在金融发展中的提升不仅可以使得企业在生产中获得放大性的效应，而且也为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提高资本在生产要素中的比例，促使企业在扩大再生产中为了追求贸易利率而加大对资本的投入量，优化国家贸易结构创造基础；最后，金融发展对贸易结构良性促进作用反过来又会降低金融系统的风险，尤其在开放的经济和对外贸易中，两者在发展的过程是相互促进的。正如我国多年来贸易成果同样也为国家的汇率和金融安全提供了保障。

3结论

金融和对外贸易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两个方面。对外贸易是积聚金融成果的方式，而金融是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保障层面。我国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要在金融发展的推动下不仅只能停留在低附加值产品和加工贸易上，还要在高速发展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上迎头赶上。以我国的金融发展为契机，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为目的，以金融效率提升为方式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升级。同时也要注意到金融发展不利方面，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同样与资本一样具有放大性和巨大的破坏性，要在两者的互动过程中关注金融风险的扩散以及给对外贸易行业带来的各种风险，积极地防御风险，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为贸易结构优化提供有利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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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彭磊.贸易结构优化三阶段论及我国所处阶段的实证检验[J].国际贸易探索，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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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区域一体化时，一般皆采用自由贸易区的形式，所以本文的分析主要针对自由贸易区展开。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获取资源的优化配置效应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首要理性。关于自由贸易区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以用图1加以简单说明。

图1是一个自由贸易区的局部均衡分析，假设世界有三个国家：本国（H），本国潜在的盟国（F）及代表世界其余国家的第三国。左图代表本国，Dh与Sh分别代表本国某种商品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本国的价格是Th。假设国际市场价格为Pw，由于国际市场价格远远低于本国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价格，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根据比较优势，本国属于该种产品的进口国。现在假设本国为保护本国生产者的利益，维持本国对该种产品的生产，征收禁止性的从量关税PwTh，征收关税后本国的价格为Th。右图代表本国潜在的盟国，Df和Sf分别代表盟国对该种商品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盟国的价格是Tf。由于与本国一样，国际市场价格低于盟国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价格，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盟国也是属于该种产品的进口国。现在同样假设盟国为保护其生产者的利益，维持对该种产品的生产，也征收禁止性的从量关税PwTf，征收关税后盟国的价格为Th。

现在假设本国打算与F国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形式，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谋取资源优化配置的利益。假设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后各自对非成员国维持的关税仍为原来的禁止性关税，只是内部取消了相互的关税。由于本国的关税水平高于盟国的关税水平，所以本国与盟国形成自由贸易区初期，本国的价格肯定高于盟国的价格，这样就会形成盟国的产品向本国流动的动力，产品的区内流动会导致本国的价格下降，但价格的下降具有界限，最低价格为Tf，原因是本国的进口来源是盟国，而盟国的最低价格为Tf。要知道本国最后的价格为多少，关键在于确定本国市场的供给。由于本国的价格间于Th与Tf之间，而且只要本国的价格高于Tf，盟国的产品就会全部供给本国市场，所以本国与盟国形成自由贸易区后，本国市场的供给实际上就是两国市场的供给之和。图中的Sh+f就是两国供给曲线的横向加总，也是本国市场的实际供给曲线。本国市场最后的价格取决于Sh+f与Dh的交点的位置，如果交点处所对应的价格高于或等于Tf，则该价格即为最后的价格，相反，如果交点处所对应的价格低于Th，则最后的价格即为Tf。在此为方便分析，假设Sh+f与Dh的交点处所对应的价格恰好是Tf。由于本国与盟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价格由Th降为Tf，消费者剩余的增加为梯形ThABTf的面积，生产者剩余的减少了梯形ThACTf的面积，由于政府原来没有关税收入，所以社会净福利增加了三角形ABC的面积，新增加福利皆来源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其中ABD为消费效应，即由消费者以较低的价格增加了一部分消费数量所引起，ADC为生产效应，即由较低成本的进口替代了一部分较高成本的国内生产所引起。对于盟国来讲，其市场价格始终为Tf，其出口并不会导致其国内价格上升，因为一旦价格高于Tf，其国内的消费者就会转而消费第三国的进口产品。在例中，盟国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相比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前均没有发生变化，但盟国的社会福利也会得到改善，原因是盟国消费者的消费全部来源于进口，消费数量为Q1，由于政府得到了为面积为TfEFPw的关税收入，此即盟国加入自由贸易区的净社会福利增加额。

以上的分析表明，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是自由贸易区两个重要效应，前者有助于改善福利，后者则会导致福利的恶化，自由贸易区能否改善成员国的福利，关键取决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能力，贸易创造型能力越强就越有可能改善成员国的社会福利。但现在的问题是，本国如果不是采用跟盟国结成自由贸易区的形式，而是采用方面削减关税的形式，同样能达到甚至会超过自由贸易区的收益。在图1中，如果本国将关税由Th削减至Tf，本国的净收益为增加额同样为三角形ABC的面积。这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国家在走向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为什么通常采用构建自由贸易区而不是单方面削减关税的经济理性问题。

贸易条件与发展中国家构建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理性

仅仅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显然无法解释以上所提出的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理性问题，根据经济研究通常的思路，解释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从改变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入手。在第一部分的模型中隐含着一个重要假设：本国与盟国都是小国，这意味着两国构建自由贸易区前后对贸易条件没有任何影响。

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条件效应可以用图2加以分析，假设整个世界有三个国家组成：本国、本国潜在的盟国和由世界其余国家组成的第三国。本国和潜在盟国是进口X产品，出口Y产品，Oh和Of分别为本国和潜在盟国的提供曲线，为方便分析，假设初始情况下两国的贸易提供给曲线正好重合。第三国出口X产品，进口Y产品，Ow为第三国的贸易提供曲线。X和Y的相对价格就由本国、盟国及第三国的贸易提供曲线共同决定，假设初始情况下，世界市场用Y产品表示的X产品的相对价格为P0（即本国的贸易条件），此时本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可以用贸易无差异曲线U0代表，盟国的情况跟本国一样。现假设本国为保护本国的生产者，对X产品的进口征收某一数量的关税，征税的结果是本国的提供曲线Oh向内移动，现假设移动至Oh''''，贸易条件相应变为P1，对本国来说意味着贸易条件的改善。在P1贸易条件下，本国的社会福利水平由贸易无差异曲线U1所代表，显然与自由贸易相比，本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得以提高（F国的福利水平图中也得以改善）。这种提高显然纯粹来源于贸易条件的改善。现假设本国潜在的盟国跟本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也相应将关税提高至本国的水平，这样盟国的贸易提供曲线移动至Of''''，与本国的贸易提供曲线Oh''''正好重合。此时贸易条件演变为P2，两国新的福利水平由贸易无差异曲线U2代表，相比本国单方面提高关税来说，两国的福利水平得以进一步提高。这意味着获取贸易条件的改善通常会成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理性。如果此时本国单方面削减关税，贸易条件将会恶化，福利水平也会相应降低。

普雷维什和辛格早在1950年首先提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后来又有经济学家对此进行基于不同样本和时间序列的计量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贸易条件恶化的现象。辛格等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进行回归分析，指出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贸易条件也呈恶化趋势（Singer,1999）。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状况，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从在发展中国家出口中占据重要比例的初级产品的角度考察。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相对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而言，呈现出长期恶化的趋势。这一点得到有关学者和机构的证实。D•沙普斯福德指出，在1900-1982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4年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1968-1987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52%。1957-1982年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贸易条件下降了32%，这一恶化体现在四类主要的初级商品上：粮食下降了21%、饮料下降了28%、农业原料下降了45%、金属下降了28%。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相对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来说，其贸易条件同样也在恶化。汉斯•辛格指出，1954-1972年间，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单位价格每年平均下降0.73%，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则年均下降了1.82%。联合国在2000年1月的统计材料中指出，1980-1999年第一季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价格指数分别下降了25%和58%。随着大批发展中国家加入初级加工品生产领域，从1980至1999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又下降了42%，其中食品价格下降35%，非食用类农产品价格下降了30%，矿物价格下降了45%。

其次，从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中占据同样重要比重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角度考察。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世界贸易体系，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也由初级农矿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转向劳动密集型产品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交换。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并没改善，而是继续呈恶化趋势。汉斯和沙卡等人的研究为该论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他们通过对29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1965-1985年期间出口制成品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这29个国家出口制成品的价格指数年均下降0.65%。

最后，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考察。世界银行在《1997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指出，1980至1995年间，低收入国家的商品贸易条件（NBTT）和收入贸易条件（ITT）都呈下降趋势：如果以1987年为100，那么这两项指标分别从121和105下降为91和89。这意味着，即使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还会延续。这种延续将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制成品与发达国家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与发达国家的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初级知识产品与发达国家的成熟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综合上述，我们可知，贸易条件持续恶化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基本现状，发展中国家采用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不是单方面削减贸易壁垒的形式走向自由化的经济理性，主要是基于贸易条件方面的考虑。

参考资料：

1.波得•罗布森，国际一体化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篇7

(一)模型

参考ColeandElliott(2003)的模型，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和本文实证目的，得到本文使用的模型：

其中，k、t分别表示地区、年份；Ekt表示污染指标，用人均污染排放量表征(文中根据需要也采用污染密集度)；KLkt表示资本劳动比率；Ikt表示人均收入；Okt表示贸易开放度，用贸易依存度表征；D是一个时间趋势变量。RKLkt和RIkt分别表示相对资本劳动比率和相对人均收入。

对上述模型各变量含义加以说明：

(1)资本劳动比率KL代表结构效应。加入资本劳动比率的平方项KL2是考虑到资本积累对环境边际效应递减。如果β1>0且β2<0，则说明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增加，环境污染排放以递减的速度增加。反之，如果β1<0且β2>0，环境污染排放随资本劳动比率增加而减少。理论上，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增加，经济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化，即由清洁产业向污染密集型产业转化，导致污染增加。

(2)人均收入I代表规模和技术总效应。人均收入项的系数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规模效应对环境影响为正，技术效应对环境的影响为负，因此当规模效应大于技术效应时，总效应为正，反之为负。另外，模型中人均收入的平方项表示人均收入对环境的递减效应，同时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含义也保持一致。

(3)贸易开放度O代表贸易对环境的总效应。ORKL是变量O和相对资本劳动比率RKL的乘积，表示要素禀赋动因引起的贸易对环境的影响，ORI是变量O和相对收入RI的乘积，表示“污染天堂”动因引起的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要素禀赋假说认为，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资本要素充裕的国家将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污染密集型产品)，劳动要素充裕的国家将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清洁产品)，因此，当相对资本劳动比率增加时，污染增加。“污染天堂”假说认为，如果各个国家除了环境标准之外，其他方面的条件都相同，那么污染企业会选择在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进行生产，这些国家就成为了“污染天堂”。因此，当β6<0时，表示要素禀赋假说存在，当β7>0时，表示“污染天堂”假说存在。

需要说明的是，当模型(1)的被解释变量采用人均污染排放量时，解释变量人均收入项代表规模和技术总效应，但如果被解释变量采用污染密集度对上述模型重新估计，人均收入项对污染密集度的影响只体现技术效应。因此本文将人均污染排放和污染密集度分别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先对规模和技术效应进行估计后单独估计技术效应。

(二)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样本数据为1990-2005年(1996年和1997年除外)29个省市(除外，重庆市数据计入四川省)的数据，下面就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分别说明。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包括三种污染物的人均污染排放量和污染密集度，参考Antweiler等(2001)的选取标准，本文选取的污染物分别是二氧化硫、废水和烟尘。

各省市污染物的人均排放量分别由各省市的污染物排放总量除以总人口数得到。由于1996年和1997年只有工业污染排放数据，缺乏生活污染排放数据，故本文选取的统计时段为除1996和1997年以外的1990-2005年，基础数据来自相应各年的《中国环境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污染物的污染密集度等于各省市污染物排放总量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2)解释变量

需要说明的变量包括资本劳动比率KL、人均收入I、贸易开放度O、相对资本劳动比率RKL、相对人均收入RI和时间趋势变量D。

各省市的资本劳动比率KL等于各省市1952年不变价表示的资本存量与就业人员数之比。前者的数据采用张军等(2004)估算的数据，后者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各省市人均收入I的数据均采用剔除价格因素后的上一年人均GDP数据，即采用1990年不变价表示的1989-2004年各省市的人均GDP数据，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各省市的贸易开放度O等于当年价表示的各省市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进出口总额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3-2006》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1-1992》，基础数据由美元表示，根据相应年份的美元兑人民币年平均汇率换算成人民币。

各省市的相对人均收入RI等于上面得出的各省市的人均收入I与当年全国的人均GDP之比。各省市的相对资本劳动比率RKL等于上面的各省市的KL与全国的资本劳动比率之比。

时间趋势变量1990年取值1，依次各年度分别取值2到14。三、计量结果及分析

本文依据豪斯曼检验(Hausman-test)的检验结果来判断估计模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根据检验结果，模型估计时全部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被解释变量分别采用人均污染排放量和污染密集度的估计结果依次见表1和表2。

(一)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分析

表1的估计结果是将人均污染排放作为被解释变量得出的，资本劳动比率KL表征贸易对环境的结构效应，人均收入I表征贸易对环境的规模和技术效应。

表1第1列和第2列分别是Antweiler等(2001)和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计结果。为和本文的估计结果比较，先对其加以说明。Antweiler等(2001)估计结果显示，规模效应变量(GDP/km2)和结构效应变量(KL)都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技术效应(滞后三年的人均收入的移动平均值I)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经济规模的扩大和资本积累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为正，技术效应为负。与Antweiler等(2001)不同，ColeandElliott(2003)和本文的模型中，人均收入项I(前一年人均GDP)代表规模和技术总效应。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计结果中，结构效应变量(KL)与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增加，人均二氧化硫排放增加，且速度递减。而人均收入(I)与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负的技术效应已经超过了正的规模效应。

表1的第3-5列是本文模型的估计结果。

首先，二氧化硫的估计结果与ColeandElliott(2003)的结论是一致的，即结构效应为正，规模和技术总效应为负。不同的是，表征规模和技术效应的人均收入项I统计不显著，说明正的规模效应和负的技术效应相互抵消后对环境的作用很小，则经济对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将主要取决于结构效应。

其次，废水的估计结果显示，资本劳动比率KL与人均废水排放之间显著正相关，即结构效应为正。人均收入项I的系数统计显著且为正，表明技术和规模效应为正，正的规模效应超过负的技术效应，其原因在于，废水包括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而国家对污水的治理主要集中在工业污染方面，生活污水的迅速增加和难以治理是导致规模效应超过技术效应的主要原因。近年来中国的环境统计数据也显示，生活污水排放量已经超过工业废水排放量，成为水污染的主要来源。

最后，烟尘估计结果显示，结构效应不显著，且正的规模效应超过了负的技术效应，规模和技术总效应为正。同时，人均收入I的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表明，针对烟尘，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没有越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处于曲线的上升阶段。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人均烟尘排放量增加。

表2是将污染密集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得出的估计结果，主要分析由人均收入I代表的技术效应。与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计结果类似，本文所选的三种污染指标中，人均二氧化硫和废水排放分别与人均收入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技术效应为负。人均烟尘排放与人均收入之间也是负相关，但不显著。表明人均收入的提高已经推动技术进步，进而减少污染。

(二)要素禀赋动因和“污染避难所”动因分析

表1和表2中，联合变量ORKL表征要素禀赋动因，联合变量ORI表征“污染天堂”动因。

表1中，同Antweiler等(2001)的估计结果一致，本文二氧化硫的估计结果也为要素禀赋假说和“污染天堂”假说提供了实证支持。要素禀赋变量ORKL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说明，相对于中国的平均水平，大部分省市资本劳动比率相对较低，因而还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就大大地减少了中国污染排放，这与要素禀赋假说的内容相符合，同时，“污染天堂”动因变量ORI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是显著正相关关系，即相对于中国的平均水平，大部分省市的人均收入也比较低，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不大，因而导致了较弱的环境管制，增加了污染排放，这又符合了“污染天堂”假说的内容。废水和烟尘的估计结果也符合这两个假说，但是估计结果部分不显著。

另外，与Antweiler等(2001)贸易有利于环境改善的结论不同，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计结果显示贸易密集度(O)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的结果，也就是说，贸易自由化导致环境污染增加。本文的估计结果中，依污染指标不同，贸易对环境的总体影响也发生变化，总体上，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减少人均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但增加了人均废水排放。表2中贸易变量的符号基本上与表1一致，其估计结果进一步印证了上面的讨论。

最后，表1和表2的时间趋势变量(D)基本上都与污染指标呈现统计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的环保意识、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开发及其他的因素都促进了污染的减少。

为进一步阐明表1和表2的经济含义，本文在表1和表2的基础上计算了各污染指标对所有经济因素的弹性，自变量的值采用各省市所有年份的平均值。估计结果见表3和表4。

从表3可以看出，贸易开放度对环境的影响相对于其他经济因素来说较小，具体地，贸易开放度提高1%，人均二氧化硫排放减少0.15%，人均废水排放增加0.06%，人均烟尘排放减少0.16%。同时，对每个污染物来说，其“污染天堂”动因对环境的影响都大于要素禀赋动因带给环境的影响，比如对于二氧化硫，其“污染天堂”动因的弹性值为0.4，而要素禀赋动因的弹性值为-0.05，前者远远大于后者，如果不加以控制，中国大部分省市很有可能变为“污染天堂”。

表4的数据显示，三种污染物对技术效应的弹性都比较大，说明技术效应较大程度地降低了污染密集度，减少了污染排放，但是，较大的技术效应并不一定能够全部抵消规模效应，结合表3，对于二氧化硫，技术效应超过了规模效应，而对于废水和烟尘，规模效应仍大于技术效应，因此需要中国进一步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开发新技术，降低污染。

四、结论

1.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经济规模的扩大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增加(结构效应)，都加大了我国的污染排放，但同时贸易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技术进步降低了国内的污染排放强度，贸易是否有利于中国的环境改善依污染指标不同而不同。

2.贸易对环境总体影响相对较小，且正负因污染指标不同而不同。就本文所选的三种污染物，贸易自由化减少了二氧化硫和烟尘的排放，却增加了废水的排放。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尽管近年来国家对主要污染物的管制已经加强，但是主要将重点放在了大气的污染治理上，尤其是二氧化硫的治理，而忽视了废水的治理。

3.本文的估计结果也为要素禀赋假说和“污染天堂”假说提供了一定的实证支持。相对于中国的平均水平，多数省市的资本劳动比率较低，资本不充裕导致的要素禀赋效应减少了环境污染排放；同时，相对于平均水平，多数省市的人均收入较低导致较松的环境管制，使中国的污染排放增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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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经济全球化产生之后，在上世纪80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国际格局上，东德和西德实现了统一、东欧发生了巨变、苏联解体，这样一来，原本的东西对峙因为缺乏对抗的基础而变得没有意义。新科技革命之后，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经济贸易发展成为主旋律。以上世纪80年代为界限，国际贸易争端发展出了很多的新的特点。

1.国际贸易争端领域的新特点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最容易发生国际贸易争端的领域为货物贸易领域，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争端领域发生了变化，由单一的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知识产权领域、投资领域。服务贸易领域之所以会得到快速的发展，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专业化分工的程度越来越深，由此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所以服务贸易领域的争端就逐渐的多了起来。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交易不再是单纯的货物，非货物也变为交易的对象，由此争端就扩展到了知识产权领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增强，促进了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的发展。基于此，国际贸易争端的领域发生了新的变化，体现出了新的特点。

2.国际贸易争端内容的新特点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争端的内容主要是削减关税壁垒，而在经济全球化之后，争端的内容变为拆除非关税壁垒。国际贸易在八十年代之前，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平稳发展的影响，一直呈现出贸易自由化，因此争端就主要集中于关税壁垒上。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国际贸易中，出现了非经贸领域的问题，使得国际贸易争端的内容呈现了新的特点。

3.国际贸易争端主体的新特点

在过去，发生国际贸易争端的主体多为发达国家，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壮大，在争端主体中，出现了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贸易主体之间的贸易量越多，那么发生争端的频率越大，反之则频率越小。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国际贸易，因此发生争端之后，解决争端的规则也是由发达国家来决定，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其经济实力得到了大大地提高，在国际贸易中逐渐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的身影，当发生国际贸易争端时，发展中国家会利用已有的争端机制来保护自身的合理利益。由于主体的变化，导致国际贸易的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

4.国际贸易争端原因的新特点

各国在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水平各不相同，这种差异性导致在国际贸易中会会发生争端。以农业为例，美国和欧盟的农业都比较发达，但是美国的农业发展水平要高于欧盟，在美国与欧盟争夺世界农产品市场时，欧盟为了取得争夺的胜利，就制定了一系列出口补贴政策，这样一来，美国与欧盟之间就发生了争端。除了经济水平的差异之外，各国之间的政策、国内法、国际法之间都存在着差异性，在国际贸易中都会形成争端。

二、WTO解决争端机制的完善

1.引进“否定协商一致”原则

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会遇到程序性或者实体性方面的问题，对于这类问题的解决办法，如果出席会议的成员国没有一致的反对，那么该问题的决定予以通过。这样一来，争端解决得到了有效的保证，不会因一方的阻止而终止或者拖延。

2.建立统一的争端解决程序，设立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

在关贸总协定中，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由理事会负责，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对这种状态做出了改变，争端解决不在由理事会负责，而是设立了专门的解决机构———DSB。争端解决的规则及程序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DSB负责执行，另外，在协定中磋商和争端解决条款也由DSB来负责。

3.引入自动程序

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由多个阶段组成，各个阶段都有具体的工作时限，这在谅解及附件中做出了明确的固定，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未磋商出结果或者不理会磋商，那么在进行第二次争端解决申诉时，就会自动成立有关的专家组。专家组成立之后，会向DSB提出报告，DSB要在60日内通过该报告，这样的规定是为了阻止其中一方当事人有意上诉。报告通过之后，如果没有“否定一致同意”的情况，那么就会引入自动程序。通过自动程序，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预，进而促使争端得到有效的解决。

4.引入交叉报复

对于中止和减让的问题，专家组在进行审理时，要与专家组处于相同的部门中，然而，在同一个部门中，中止和减让比较难以实现，因此，当事人就会用其他的办法将另一有关协议项下的减让中止，这就是交叉报复。通过这个做法的引入，可以更好地执行裁决结果。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争端的应对对策

1.中国要积极地加入国际贸易中

近年来，国际贸易争端的数量急剧增加，并且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国加入国际贸易后，会产生一定的风险，但是我国不能因此就拒绝加入，反而要积极地加入到国际贸易中。对外开放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为了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我国的实力，就需要大力推行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科技、文化的合作与交流，并积极地吸收先进的东西。不过，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切忌盲目乐观，要对国际贸易争端有一个清晰地认识。

2.加强与发展中国家、亚洲国家的合作

实际上，国际贸易争端的本质为利益之争，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达成协作、协同利益。我国也属于发展中国家，在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时，由于分工定位趋同导致争端的发生，对于这类型的国际贸易争端，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实行产业升级，或者进行地区间的合作，进而有效的减少争端。

3.发挥行业协会在避免和解决争端中的作用

所谓行业协会，是指一种特殊的中介组织，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属于民间组织，WTO规则无法直接管辖行业协会。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时，行业协会可以直接或间接代表会员企业参与其中，利用其自身的优势促进争端解决。

4.完善我国的产业救济体系

在WTO中倡导贸易自由，但这并不能说明其一概排斥贸易保护，在法律框架中，设定了许多的例外，主要目的在于允许成员国实施国内产业救济。有些国家为了在国际贸易竞争中胜出，会采取不恰当的倾销、补贴措施等，通过法律框架中例外条例，成员国就可以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等。完善的产业救济体系，可以保证我国的国际贸易，并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

5.培养国际贸易人才

作为国际贸易人才，不仅需要懂得相关的国际贸易知识，还需要掌握国际贸易法律法规、规则，同时还要精通外语，通过国际贸易人才，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我国应建立严格的国际贸易人才上岗制度，避免非专业人士上岗，让其在国际贸易中发挥成分发挥自身的技能。

四、结论

篇9

加工贸易是二战后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贸易方式，在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墨西哥为吸引美国投资，解决就业，发展经济，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边界工业计划”，直至现在仍然对加工原料和零部件实施进口税减免政策；泰国自60年代开始实施自由贸易政策，鼓励加工贸易和对外出口，并随着经济增长不断调整加工贸易优惠政策，以达到解决就业、地区平衡发展、充分利用资源以及发展高科技、完善产业结构升级的综合目的；越南自90年代起大力发展出口加工区，并不断调整加工贸易政策以适应对外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需要，提出“主动、有选择、有重心、有重点、注重质量和经济社会效益”的引资政策；二战后，日本根据自身条件，确定“加工贸易”的经济发展战略，并于80年代中期随着国内劳工成本的提高，开始鼓励境外加工业务。纵观开展加工贸易的国家，他们都无一例外地采取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加工贸易的开展，并随着经济增长不断调整加工贸易政策。不同的是，日本境外加工贸易和跨国经营业务早已大大超过国内加工贸易业务，而韩国、新加坡和我国的台湾地区等也已进行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转移，境外加工贸易非常发达。

纵观西方学者之研究，他们主要是从出口加工区和产业内贸易角度涉及对加工贸易的研究。许多学者认为，加工贸易是一种新的贸易方式，是发达国家进行产业转移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内贸易和公司内贸易发展的结果，是相关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体现（BashirA.Qasrni，2001；DanielM.Bernhofen，1999；HowardChao，2003）。有的学者认为，加工贸易不仅可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外汇收入、解决就业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提高本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促进产业的升级（JayBarney，1996；YenerKandogan，2003；PerterJ.Lloyd，2004；JackeCukrowski，2003）。有的学者进一步研究了技术溢出效应的途径是示范效应、劳动力流动效应和垂直联系效应。

我国自1978年国务院颁布《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以来，陆续出台了许多配套政策、监管条例和管理办法，使加工贸易在我国迅速发展。同时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不断调整这些政策、条例和办法。其中，针对1985年开始的出口退税政策，国家先后于1994年、1996年、1997年、2002年、2003年、2004年进行多次调整，最后一次的2006年调整，剑指所谓“两高一资”，旨在优化出口结构、保护资源与环境、改善贸易平衡、减少贸易摩擦、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政策调整必然对占半壁江山的加工贸易产生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步伐。但此次调整的积极作用体现何处及会有多大，各位专家说法不一：张燕生认为，此次调整仍属结构性微调，且更具针对性；梅新育认为，此次调整对贸易顺差只能缓解但不能改变方向；刘尚希认为，此次调整主要的直接原因是2006年能耗指标没有达到；沈丹阳认为，下调会使出口增速减缓；杨志勇认为，此次调整对中长期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积极意义；隆国强认为，汇率手段优于退税下调，因会导致国货复进口。至于关于此次调整对加工贸易及其转型升级的影响，文献检索结果显示并无专门研究。当然影响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有众多因素，仅靠一项优惠政策调整很难达到目的。

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一般途径及政策调整的研究。张蕴如（2001）提出鼓励加工贸易向高科技产业突围，依此提升开放式产业结构；张燕生（2003）提出为达到由外商投资企业主导的“世界工厂”、“中国制造”向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并举的进料加工阶段转变，必须引进高技术含量的制造环节并提高全球配套生产能力；隆国强（2006）探讨了从提升国际生产价值链位置、加强企业技术创新、延长企业加工链条、企业进入服务环节、发展本土跨国公司等方面促使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并提出从政策上促使加工贸易的中西部梯度转移；张旭宏（2005）提出要引进更高技术、实施产业聚集与配套、提高加工深度、延长价值链、培育自创品牌。

文献检索结果显示，国内专门对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机制的研究很少，仅有苏桂富、刘德学、陶晓慧、付丹、卜国勤等（2005）从全球生产网络角度，研究了知识转移扩散机制、研发扩散与合作机制以及学习机制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关系，这实际是研究了企业层面的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机制，这一研究是国内关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研究的重大突破。本文认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机制综合体现于企业、产业、地区多个层面，本文将从这一认识出发描绘简单的总体框架体系，详细的描述有待以后的进一步研究。

二、基于竞争力提升的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机制

机制是一种事物或现象中的各个因素的组合结构、相互作用方式和过程。我们研究市场机制是研究构成市场的各要素的组合结构、相互作用方式和过程是如何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我们研究经济机制，是研究构成国民经济各要素的组合结构、相互作用方式与过程是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福利；同样我们研究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机制是研究转型升级中的各要素的组合结构、相互作用方式和过程是如何提高相关企业、行业、地区乃至国家的竞争力。因而，我们只有基于提升竞争力研究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才能真正揭示其内在动力机制和运行机制。

1、企业层面的转型升级机制

从字面来看，转型升级分为两方面，即转型和升级。转型是横向跨越，而升级是纵向跳跃。对于企业来说，加工贸易的转型，意味着由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向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由承接OEM业务的企业转向承接ODM业务的企业，甚至是转向含有自主技术、自主品牌的企业，由单纯加工制造企业向营销及服务型企业转变；加工贸易的升级，意味着企业由承接产品价值链低段业务环节向承接价值链高段业务环节提升，最终提升为一个能有自己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并能将价值链低端加工环节外包给其他企业生产的企业，而自己专注于技术的开发、产品的更新、品牌的运营、服务的开展等环节。因而实际来看，对企业来说，不管是加工贸易的转型还是升级，是同途同归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企业在同业中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实力的过程。显然，一个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企业也许它比处于同一地位的其他企业更具竞争力，但从整个行业来看，只有处于价值链最高端的企业才最具竞争力，因为它领先着行业技术，掌握着行业标准，因而其盈利也会最大。利益总是与地位相辅相成的，尽管一个行业只有有限的领先者，或者说不可能任何企业都在价值链的高端，但这丝毫不会消除企业为提高行业地位而奋进的欲望，正像人人都有追求自身发展、实现个人价值一样。因而追求行业更高地位及自身更大利益，是企业重视加工贸易业务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而加工贸易的性质又决定了这种转型升级的可能性，或者说加工贸易本身包含了转型升级的机制。刘德学、付丹、卜国勤的“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知识扩散与加工贸易企业能力提升”图示①对这一机制的描述较为清楚。这一机制就是在加工贸易的“大进大出”及中外企业的合作过程中，海外企业对各种有型的设备、物料、技术资料等和无形的经验、文化、程序、方法有意无意传递给国内加工贸易企业，同时国内企业有意无意学习、吸纳改进、提升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机制运行过程中，企业基础与努力程度、政府政策导向和社会资源禀赋，这三个因素直接左右着加工贸易的发展方向及其转型升级的轨迹。如果我们的企业在领导者素质、经营理念、战略定位、发展思路与步骤以及企业学习能力等方面存在问题，如果我们政府相关政策不完善或不配套，如果我们不具备良好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市场环境和产业环境，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就很难实现。

2、行业层面的转型升级机制

行业层面的转型即指加工贸易由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并同时可能进入制造型服务行业；升级则是在一个特定的行业内，总体来看多数企业由处于整个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转变，并进一步延长价值链进入服务领域，同时带动相关配套企业及行业的产生并不断升级。因而，现实中行业层面的转型与升级也是同途同归的过程，同时它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总体表现与结果。行业层面的转型升级机制是指，由加工贸易所导致的在行业内及行业间的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示范效应、劳动力流动效应和垂直联系效应的综合作用及过程。加工贸易企业在中外合作过程中，必然从海外合作企业及相关人员那里大量接触和学到了各种技术和知识，海外企业及相关合作人员成为加工贸易企业的学习标杆、模仿对象和赶超目标，在管理人员和一般劳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再加上企业上下游的业务联系，必然使知识和技术溢出到整个行业甚至是相关行业，进而推动了行业及相关配套行业的转型升级，使整个行业竞争力提高。当然，这一机制的运行是否会真正使加工贸易沿着计划的方向发展，也是取决于我国相关行业中的企业的整体基础状况、政府政策的导向作用及社会经济条件。

3、地区层面的转型升级

在我国，加工贸易企业已经形成产业集群，并成为地区特征。目前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为代表的沿海地区本身具有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内在压力机制和运行机制。这种压力机制的来源就是沿海地区劳工成本的急剧提高，它们需要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转移。而下面几方面因素的存在使我国沿海地区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成为可能：（1）当前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在其中，跨国公司处于全球生产网络的主体地位，它们处于价值链的最高端，拥有核心技术与强势品牌，为发挥全球各地区的优势，通过海外直接投资建立自己控制的子公司，或发展战略联盟等形式，将大量业务外包给具有生产优势的地区和企业，或与一些地区和企业合作研发与生产，这其中不乏有大量高端业务的存在。这为我国相关企业承接较高端加工业务环节提供了市场机会。（2）目前我国沿海地区的基础。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我国沿海地区在商业理念与商业文化、基础设施、人才素质、企业技术水平及经营管理能力等各个方面，尤其是拥有与海外企业长期合作的经验，已具备了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开展高端业务生产与服务的能力。（3）我国中西部条件。我国中西部资源丰富、劳工成本相对较低，随着国家对中西部实施的开发与振兴政策及其自身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发展，中西部有条件和能力承接沿海地区所转移的产业及较低端加工贸易业务。（4）中国与发展中的落后国家的良好经贸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例如中非关系的发展，为中国开展境外加工贸易业务提供了有利的区位优势。当然，地区层面加工贸易业务的转型升级也要以企业层面的转型升级为基础，同时国家的政策是推动地区层面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三、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支持体系

我国加入WTO以后，经济与贸易迅速增长，与此同时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压力也在不断加大，环境资源保护与能源节约要求越来越强烈，国际贸易摩擦日趋频繁、国际贸易失衡日趋严重，对外出口结构急需进一步改善，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急需改变。近十年来，由于加工贸易规模一直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半壁江山，且80%是由外商投资企业所控制，60%以上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我国已成为廉价供应欧美国家消费的“世界制造商”。因而加工贸易的转形升级，对我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加工贸易虽然拥有自身转型升级的内在机制，但政府与社会支持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加速转型升级进程的重要因素。

1、国家必须要明确我国发展加工贸易的战略定位和总目标

加工贸易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仍然是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重点和发展战略之一，它有利于保证我国劳动力就业和某些优势的发挥。但也必须明确，加工贸易不管对我国沿海地区，还是对整个我国来说，都是增强企业、产业、地区和整个国家竞争力的手段，因而，发展加工贸易的战略定位是提高企业、产业、地区和整个国家的竞争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是实现这一总目标所必需的。

2、必须建立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总体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

以提高企业、产业、地区和国家竞争力为目的，建立与完善有利于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产业政策、地区政策、引资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财政政策、进出口政策、保险政策、外汇政策等以及相关的行政制度、程序和法规条例。同时，要使这些政策和制度协调统一。

篇10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是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WTO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将服务贸易纳入多边贸易体制的管辖范围，体现了它在国际经济中规模巨大和日益重要的商业意义。由于大部分服务贸易与国内经济紧密相联，因此GATS将对WTO成员的国内法律与法规产生重大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服务贸易增长迅速，其出口额与进口额到2000年已经分别居世界的第12位和第10位，占世界服务贸易总出口额与进口额的2.1%和2.5%，占中国总出口额与进口额（货物与服务）的比重为10.8%和13.8%（见表1）。因此，对服务贸易的承诺与减让成为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议定书及其附件9《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及第二条《最惠国豁免清单》体现了中国政府对GATS基本规则的认同，以及对服务业实施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具体承诺。本文将根据议定书的内容就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进行定量评估，并对其所产生的经济影响进行分析。

表1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统计概况

198519901995199819992000

出口

服务贸易出口总额（10亿美元）2.935.7518.4323.8826.1730.15

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0.770.731.551.791.932.10

总额的比重(%)

服务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9.688.4811.0211.5111.8210.79

进口

服务贸易进口总额（10亿美元）2.264.1124.6426.4730.9735.86

服务贸易进口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0.560.502.061.992.292.50

总额的比重(%)

服务贸易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重(%)5.057.1515.7215.8715.7413.74

服务贸易差额（10亿美元）0.671.64-6.21-2.59-4.8-5.71

资料来源：根据WTO(2001)计算。

二、GATS规则、服务贸易减让表与中国入世议定书

从原则上讲，设计和起草GATS的最初意图是将业已存在的管理货物贸易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复制到服务贸易领域，但是由于服务贸易的特点以及谈判中复杂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GATS在它的29个条款和8个附件中还是包括了许多新内容与新纪律。其主要内容包括：(1)一套适用于影响所有服务贸易措施的一般概念、原则和规则；(2)列在成员方减让表中的具体承诺；(3)就服务贸易逐步自由化定期举行谈判的谅解；(4)考虑到部门专业性的文件附件和附录。GATS还特别指出发展中国家成员仍然需要根据国内政策目标对服务提供进行必要的管理。

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的《服务贸易减让表》和《最惠国豁免清单》，是遵照WTO的样板格式达成的。作为GATS的最基本原则——非歧视原则之一的最惠国待遇与GATT不完全一样，它允许成员方通过负清单方式在GATS生效时提出一次性豁免，并逐步通过谈判加以消除，这反映了一些自由化程度较高的成员不愿意让那些限制较严的成员在不做出互惠减让的情况下搭便车。金融、电信、视听、运输等曾是被广为引用的最惠国待遇例外。不过中国的第2条豁免清单却比较简单，只涉及海运、国际运输、货物与旅客三个运输部门，这些部门尚未在WTO内达成相关的协议。下面重点分析中国的服务贸易减让表，包括形式、内容、数据与评估方法。

服务贸易在交易方式与壁垒形式上的特点，使得它的减让表与货物贸易减让表存在很大区别。

首先是关于服务部门与活动的分类。GATS减让表的部门分类以《联合国中心产品分类系统》(CPC)为基础，共包括乌拉圭回合谈判的12大类约160个具体服务活动（注：具体分类表参见WTO(2000)。）由于需要与WTO其他成员的减让表进行国际比较，本文将根据WTO秘书处(2000)的研究分析中国11个大类（排除“其他未包括的服务”）的149种具体活动的承诺情况，这其中对中国个别具体服务活动的分类进行了调整（注：与160种具体服务活动相比，排除了航空客运服务（不属于GATS管理范围）以及10种没有CPC对应分类号的其他服务活动。针对中国的减让表中做出承诺但没有对应分类号的具体部门进行了调整，将“维修服务”、“办公机械和设备（包括计算机）维修服务”归入“设备维修及保养服务(CPC633+8861-8866)”，“寻呼服务”、“移动语音和数据服务”归入“语音电话服务”(CPC7521)，“计算机订座系统服务”归入“航空运输支持服务”(CPC746)，“笔译和口译服务”等归入所在大类的“其他服务”，“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汽车消费信贷”和“租赁服务”因无法归类而略去。）

其次，对于每一个服务部门或活动都要按照GATS创造性的4种提供方式定义做出减让或约束。绝大多数服务的生产与消费是同时进行的，通常不像商品那样可以储存，所以经济学在传统上将服务视为“非贸易品”。为此，GATS提出了适用于所有服务贸易的四种交换方式的基本定义：(1)跨境交付（服务产品本身跨越国境，如设计图纸）；(2)境外消费（如旅游、船舶的境外维修等）；(3)商业存在（给予外国服务提供者以法人开业权和相应的待遇以允许其在境内经营，如金融和电信）；(4)自然人流动（外国公民直接进入境内提供服务，如法律咨询）。其中，商业存在对服务贸易的意义最为重大，它与投资紧密相联，而自然人流动则涉及入境和居留等许多非常敏感的问题。

再次，减让表中的承诺内容包括GATS第三部分（“具体承诺”）中对市场准入（第16条）、国民待遇（第17条）和附加承诺（第18条）的基本要求。与其他成员相似，在中国的减让表中只针对个别服务活动作了附加承诺，因此在下文的分析中对其忽略不计。国民待遇不像在GATT中那样具有普遍适用意义，它是通过正清单方式列入减让表，即只针对做出具体市场准入承诺（也以正清单方式表示）的有限部门实施，并同时允许存在限定和例外。这反映出对取消国内服务提供者从本国管理中享有的优势依然持较保守的态度，及要求对服务业外国竞争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然而，这些承诺均是约束承诺，即确定了对外国服务和其提供者给予的最低或所允许的最差程度的待遇，但也不妨碍在实践中给予更优惠的待遇。

最后是承诺的方式。具体承诺在形式上分为“水平承诺”和“部门承诺”。前者适用于减让表中所列的服务部门和活动，而后者则针对具体分类的部门或活动，因此对减让表的分析必须将两种承诺结合考虑，这一点十分重要。在中国的入世议定书中，对服务贸易的承诺方式包括“没有限制”、“不作承诺”、有保留的承诺和未列入减让表四种。“没有限制”是指对以某种方式提供服务的外国服务提供者不采取任何市场准入或国民待遇的限制，这意味着近乎完全的自由化。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对于某种提供方式在水平承诺中列明了限制措施，即使在部门承诺中没有限制，后者也被视为受到限制。“不作承诺”和未列入减让表说明不承担任何义务，保留充分的政策自由权是另外一个极端。介于它们之间的是有保留的承诺，即详细列明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进行限制的具体内容及措施，其性质是不完全的自由化。它的一种特殊形式是“除水平承诺中的内容外，不作承诺”。可见，“没有限制”和有保留的承诺都是“约束承诺”，类似于GATT减让表中的“约束关税”。

对承诺方式还需要做的一点说明是应该在分析中考虑承诺的深度，这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约束承诺中应该区分“没有限制”和有保留的承诺，前者所占的部门或活动比例最能代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水平。因此本文在度量自由化的程度时采用了“简均”和“加权平均”两种方法(HoekmanandKostecki,1995)。前者将所有约束承诺设为1，其他为0；而后者考虑到限制的程度，将“没有限制”设为1，有保留的承诺设为0.5，其他仍为0。二是在有保留的承诺中，按照GATS的规定成员可以维持“在原则上被禁止使用”的6种市场准入限制，包括：(1)限制服务提供者的数量；(2)限制交易或资产总额；(3)限制服务总产出的数量；(4)限制雇佣的自然人数量；(5)限制服务提供者的法律实体形式；(6)限制外国资本参股的最高比例或投资数额。但这些措施对服务经营的限制效果和程度显然是不同的，比如投资审批就比股权要求弱。对于这个问题，由于限制措施本身具有定性而非定量的特点很难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中国减让表量化分析的效力。但我们可以通过对市场准入限制措施的保留和使用情况进行替代研究。

三、对中国服务贸易减让表的评估与分析

（一）总体减让概况及跨国比较

首先，考察中国在入世议定书中具体服务活动的承诺范围。如表2所示，在149个服务分部门中，中国对82个部门做出了约束承诺，承诺比例为55%。如果排除视听、邮政、基础电信、运输服务等46个敏感部门（排除的原因在于对这些服务活动的承诺有待于在以后的WTO谈判中修改或撤消（注：WTO部分成员于1997年达成了关于基础电讯和金融服务的协议，但为了与WTO的相关研究实现口径上的一致性，在这里仍然将这两个部门剔除。）），中国的承诺比例上升为63%。与WT025个发达经济体、77个发展中经济体和4个转轨经济体（注：关于106个经济体的具体名单和分类参见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2000)。）相比，从总体水平上看，中国对服务业的具体承诺与转型国家相似，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而较低于发达国家。在WTO统计的GATS谈判参加方所承诺的具体服务活动的数量中，中国居第二档次（81-100个），是做出部门减让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2000）。

其次，从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承诺部门范围（结合考虑提供方式），可以更加深入地看出中国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表3中的“平均数”和“平均覆盖比例”，是按照前述的“简均”和“加权平均”方法计算的，它们分别报告了在考虑和不考虑限制程度的情况下，中国与其他WTO成员（包括按照收人标准划分的高收入国家、其他所有国家和大发展中国家（注：分类标准与具体情况参见Hoekman和Kostecki(1995)。））对596项具体活动（149个部门×4种提供方式）的承诺比例。就市场准入而言，中国对约一半的服务活动做出具体承诺，略低于高收入国家，大大高于发展中大国和其他国家。但如果考虑约束承诺的深度，中国的部门覆盖比率将大为降低（为35.2%），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也拉大了，其根本原因在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没有限制的部门比例较低(18.6%)，这严重影响了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真实程度与水平。国民待遇的情况十分相似，但其承诺的开放度明显高于市场准入，有近1/3的服务活动完全不受任何歧视性措施影响。

表2中国与不同类型WTO成员对具体服务活动的承诺概况

对149种具体服务活动的对149种具体服务活动除视听、邮政、速

承诺百分比递、基础电信、运输服务外的承诺百分比

中国5563

发达经济体6482

转型经济体5266

发展中经济体1619

资料来源：中国的数据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附件9计算，其他数据引自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2000)。

表3中国与不同类型WTO成员对服务活动具体承诺的部门覆盖比率%

中国高收入其他所发展中

国家有国家大国

市场准入

平均数（所列部门和方式占总数的比例）51.753.315.129.6

平均覆盖比率（按照限制及约束范围因素

加权平均后所列部门和方式占总数的比例）35.240.69.417.1

没有限制的部门占总数的比例18.630.56.710.9

国民待遇

平均数（所列部门和方式占总数的比例）51.553.315.129.9

平均覆盖比率（按照限制及约束范围因素

加权平均后所列部门和方式占总数的比例）41.942.410.218.5

没有限制的部门占总数的比例32.435.38.514.6

资料来源：中国的数据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附件9计算，其他数据引自Hoekman和Kostecki(1995）。

（二）总体减让的详细情况及跨国比较

表4比较了中国与不同类型WTO成员，按服务提供方式划分的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具体限制方式情况，它揭示了表2和表3的深入内容。在市场准入方面，从服务提供方式上看，中国对自然人流动和商业存在的限制最为严厉，有一半多的部门受到约束限制，另外一些部门不作承诺。特别是在对服务贸易具有深远影响的商业存在的承诺方面，比其他成员（包括发展中国家）有明显的差距。这体现在“没有限制”的部门（仅占1%）比例远低于后者，而“不作承诺”（包括未列入减让表，占46%）的比例却大大高于后者。相比而言，对跨境交付与境外消费的限制却较为宽松（特别是对境外消费没有限制的比例高达52%），不过这两种方式“不作承诺”的比例也依然很高（57%和45%）。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对某些具体服务活动，两种方式在技术上不可能实现（如建筑工程的跨境交付）。最后，中国在跨境交付上的承诺特点与发展中国家十分相仿，对其中57%的部门“不作承诺”，而发达国家的比例只有25%，这主要是因为跨境支付经常被视为是商业存在的替代方式，不作承诺可以更多地吸引外资流入。

表4中国与不同类型WTO成员对市场

准入和国民待遇的限制情况

（做出承诺的服务活动占全部服务活动的百分比）

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

没有不没有不没有不没有不

有限作有限作有限作有限作

限制承限制承限制承限制承

制诺制诺制诺制诺

市场准入

中国212157523451524605545

发达经济体651125871223960101000

转型经济体5211377911103761120991

发展中经济体441046702282075558114

国民待遇

中国441545504530205005545

发达经济体705259532097317831

转型经济体7032793340881251481

发展中经济体523456613328639453421

说明：百分比之和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可能不一定为100，误差不超过1。

资料来源：中国的数据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附件9计算，其他数据引自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2000)。

在国民待遇方面的具体承诺呈现出与市场准入相似的结构，但体现出两个明显的差别：一是对国民待遇限制的频度从总体上说比市场准入要小，特别是在商业存在方式上甚至好于发达经济体（30%对0%），反映了中国政府消除差别待遇和引入外部竞争的决心；二是在自然人流动方式的承诺上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存在较大的差距，没有限制的部门比例为零，体现出中国政府对此十分审慎的态度。

（三）分部门承诺的情况

首先按照前述的方法计算了中国11个大类服务部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具体承诺情况，列于表5。从表5不难看出，中国对健康社会服务以及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两大类部门未做任何承诺，这是承诺在部门覆盖率上的主要差距。不过其他国家在这些部门的承诺也相当低（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2000）。在市场准入方面，对建筑、分销、教育和环境服务中的所有分部门都做出了承诺，结合提供方式考察，它们的简均承诺比例为75-90%。在敏感部门中，中国对通讯、金融（包括银行和保险）服务做出了较大的减让，部门和方式承诺比例都超过了2/3，而对运输服务的承诺较低，只有约1/4。余下的两个部门——商务和旅游只承诺了其中一半服务活动的减让。另一方面，如果综合考虑具体承诺的深度，所有部门的减让水平都有较大幅度的降低，因为从表5中可以反映出“没有限制”的部门比例最高也只有35%。其中敏感部门受到的影响最为显著，三个部门完全自由化的比例没有超过1/5。国民待遇分部门和方式的总体承诺结构与市场准入则非常相近。

表6和表7报告了按照4种提供方式和3种承诺方式细分的中国服务业分部门的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的具体承诺情况。在市场准入方面，所有做出承诺的部门都在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方式上受到严格的限制及管理，没有限制的情况几乎不存在，建筑、分销、教育和环境四个开放程度最高的部门也完全受到有保留的限制。境外消费的承诺最高，已经做出承诺的部门除了金融、运输等敏感部门外几乎不受任何限制。跨境交付的约束情况比境外消费差一些，集中体现在三个敏感部门与商务、分销服务上，这反映出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重点在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在国民待遇方面，对自然人流动的限制依然相当严格，但在商业存在方式上比市场准入要缓和许多，包括敏感的7个部门实现了不同程度的非歧视待遇。境外消费和跨境支付的承诺情况也略高于市场准入下的相应比例。

表5中国对服务业分部门的具体承诺情况%

市场准入国民待遇

平均数平均覆盖没有限制平均数平均覆盖没有限制

比率的部门占比率的部门占

总数的比例总数的比例

商务50.036.422.850.041.822.8

通讯66.743.219.866.757.319.8

建筑75.050.025.075.050.025.0

分销90.062.535.090.070.035.0

教育75.050.025.050.037.525.0

环境75.050.025.0100.087.525.0

金融76.546.316.276.559.616.2

健康0.00.00.00.00.00.0

旅游50.037.525.050.040.625.0

娱乐0.00.00.00.00.00.0

运输25.818.511.325.820.611.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附件9计算。

表6中国对服务业具体部门市场准入的限制情况（在每类中所占的百分比）

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

没有不没有不没有不没有不

有限作有限作有限作有限作

限制承限制承限制承限制承

制诺制诺制诺制诺

商务391150

482504465005050

通讯135433670330673306733

建筑00100100000100001000

分销402040100000100001000

教育00100100000100001000

环境00100100000100001000

金融1265245324240762407624

健康00100001000010000100

旅游50050500500505005050

娱乐00100001000010000100

运输16677290710237702971

说明：百分比之和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可能不一定为100，误差不超过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附件9计算。

表7中国对服务业具体部门国民待遇的限制情况（在每类中所占的百分比）

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

没有不没有不没有不没有不

有限作有限作有限作有限作

限制承限制承限制承限制承

制诺制诺制诺制诺

商务500505005035155005050

通讯67033670335883306733

建筑00100100000100001000

分销402040100006040001000

教育00100100000010001000

环境10000100001000001000

金融760247602418592407624

健康00100001000010000100

旅游500505005025255005050

娱乐00100001000010000100

运输193772907113107702971

说明：百分比之和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可能不一定为100，误差不超过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附件9计算。

表8中国对服务贸易市场准入限制的措施

限制类型具体措施清单

对服务提供者数量的限制(1)资格认证；(2)地域限制；(3)规定服

务提供者的最高数量；(4)发放经营许可

证（审慎标准）或审批；(5)经营业绩（

如盈利）要求；(6)经营需求测试；(7)

经营期限限制。

对服务交易或资产总额的限制(1)注册资本不少于X万美元；(2)总资产

应超过X亿美元；(3)每成立一分支机构

需增加注册资本X万美元。

对服务业务总数或产出总量的限制(1)限定业务范围。

对特定服务部门或服务提供者雇佣(1)对从业人员的专业资格认证和执业资

的限制历限制；(2)合资企业的董事会主席或总

经理由中方任命。

对采取的特定类型的法人实体形式(1)仅限于合资企业形式（允许外资拥有

的限制多数股权）；(2)要求与中方专业机构进

行合作；(3)只能以代表处的形式提供服

务；(4)不能建立分支机构。

对外国资本参与比例或投资总额的(1)不允许建立外商独资企业；(2)在合

限制资企业中，外资比例不得超过X%。

过渡期限制中国加入X年后，取消X限制，或允许X。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附件9整理，分类时参考了WTO(2000)的示范清单。

（四）市场准入限制措施的保留和使用情况

GATS在原则上禁止使用前文所述的6种对市场准入限制，但只要被列入减让表，成员方就可以维持这6种措施当中的一种或几种。分析限制措施在部门中的使用频数分布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但可以报告服务贸易受保护的水平与结构，而且能够有利于鉴别不同限制手段的差别程度。表8列出了在中国的减让表中根据6种限制类型分类和总结的具体措施清单，并增加了“过渡期限制”这种中国特有的承诺措施。此外，根据需要将“对服务部门或服务提供者雇佣人数的限制”扩大到“对雇佣的限制”。对做出约束承诺的82个分部门和具体活动的限制形式情况列于表9。

表9中国对服务业部门承诺下关于市场准入的限制情况（具体活动的个数）

对服务对服务对服务对特定对采取对外国过渡期

提供者交易或业务总服务部的特定资本参限制

数量的资产总数或产门或服类型的与比例

限制额的限出总量务提供法律实或投资

制的限制者雇佣体形总额的

人数的式的限限制

限制制

商务(23)311319310

通讯(16)13000161514

建筑(5)0050505

分销(5)3030335

教育(5)0000500

环境(4)0000400

金融(13)101110011511

旅游(2)1110212

运输(6)3202574

总计3315205703451

说明：部门后括号内的数字为做出约束承诺的分部门或具体服务活动的个数。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附件9计算。

从总体情况看，在保留的限制措施中，对法律实体形式的限制最为普遍（70个部门），其中以建立合资企业或中外合作的要求为主，反映了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关注和转让技术等其他战略考虑；其次是过渡期限制（51个），它为服务业进行结构调整提供了时间上的保障；再接下来是股权比例和投资总额限制（34个）与服务提供者数量限制（33个），前者强化了对经济安全和国内幼稚产业的保护，后者反映了中央政府在服务业开放上的基本构想，即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实现有秩序的市场竞争；对雇佣限制的引用最少（5个）。从分部门的限制情况看，有的部门集中受到一种或少数几种措施的限制，如商务（法律实体形式限制和过渡期限制）、教育和环境（法律实体形式限制）、建筑（产出总量限制、法律实体形式限制和过渡期限制），有的则受到多种措施的交叉限制，如通讯、分销、金融、旅游、运输部门，特别是三个敏感部门受到限制的频数比率很高。从限制措施的大类部门（共9个）分布情况看，所有的部门均受到法律实体形式限制，其次是过渡期限制（7个），再次是服务提供者数量限制和对外资参股的最高比例或投资数额的限制（6个）。最后说明的一点是，从措施的具体内容上看，本文认为除了雇佣限制和过渡期限制外，其他限制措施对外国服务提供者经营的约束力均是较严格的。

四、中国服务贸易谈判与承诺的政治经济学：“讨价还价”模型的估计

“部门对等互惠”是服务贸易谈判的基本准则，区别于货物贸易谈判的“全面互惠”原则，这种特点是由GATS所隐含的政治经济学所决定的。由于服务贸易与服务产出的比率一般都很低，而且服务业的生存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国内政府的管理规章和制度，因此在GATS谈判时一国进口竞争部门的政治力量要远远大于出口导向部门。许多国家的管理部门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因为有相当数量的公共服务部门是国营和政府垄断的）也不倾向于实现真正的贸易自由化，这造就了GATS松散而脆弱的结构(HoekmanandKostecki,1995)。由于不能进行“议题挂钩”和“跨部门互惠”，服务贸易谈判采用了在GATT/WTO成员间“可比较”和“有效”的约束性具体承诺义务的方法。上述背景和特征，使得在考察中国入世进行服务贸易减让表的谈判时适用于贸易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讨价还价”模型(Helleiner,1977)，即依据“互惠主义”和“公平贸易”准则在国家间进行贸易壁垒的对等减让。

我们的基本假定是：当有越多的WTO成员就某一个服务部门做出减让承诺时，中国就越有可能就该部门做出约束承诺；同时中国在入世时始终强调自身所具有的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因此在服务贸易自由化承诺时应依照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保留对部分敏感部门的管辖权，从而区别于发达国家的承诺结构。为此，选择中国对服务活动的具体承诺情况（承诺＝1；不承诺=0）作为因变量，将每个服务部门中做出承诺的国家占总数的比例、做出承诺的发达国家占发达国家总数的比例、做出承诺的发展中国家占发展中国家总数的比例作为自变量来检验“讨价还价”模型。样本总数包括分析的所有149个服务活动，自变量的数据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2000，表3.2.9）计算，利用Probit模型估计的结果列于表10。在回归方程(1)和(2)中做出承诺的国家比例的系数为正且具有显著性，与模型的假定相吻合。方程(1)中做出承诺的发达国家比例的系数为负，表明前述的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在服务贸易减让上的差别，但其值不具有显著性。方程(2)用做出承诺的发展中国家的比例替换了前者，其回归系数变为正号，符合模型的假定判断，但其显著性仍不强。方程(3)利用后两个自变量进行检验，结果均为正且具有显著性，体现了“部门对等互惠”的谈判准则，同时还注意到做出承诺的发展中国家的比例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从而证明了中国在服务贸易减让的谈判中，成功地利用了讨价还价维护自己作为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利益。

表10中国服务贸易承诺减让的“讨价还价模型”估计（Probit模型）

因变量：中国对服务活动的具体承诺情况（承诺=1；不承诺=0）

样本总数：149个

方程(1)方程(2)方程(3)

常数-0.87(-3.83***)-0.87(-3.83***)-0.87(-3.83***)

做出承诺的国家占总数的比例5.01(3.50***)3.07(2.41**)

做出承诺的发达国家占发达国

家总数的比例-0.48(-0.88)0.75(2.41**)

做出承诺的发展中国家占发展

中国家总数的比例1.47(0.88)3.78(3.50***)

说明：***为1%显著性水平，**为5%显著性水平。

五、结论

中国在入世协议书中对服务贸易做出了高于发展中国家水平的具体承诺和减让，超越“维持现状”的贸易自由化使服务业的开放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同时也维护了自己作为发展中国家成员身分的权益。但是由于GATS本身在结构上的缺点（如菜单式的减让方式和保留相当多的非歧视例外）以及服务业在经济安全、竞争力和就业上的敏感性，中国的服务贸易壁垒仍然较高。这主要体现在：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的严格限制是市场准入的核心壁垒；补贴提供仅限于本国企业和资格要求是主要的国民待遇限制；承诺的广度和深度依然有限，特别是“没有限制”的部门所占比例较低；所保留的对市场准入限制措施的商业约束性较严厉。因此减让表的达成与实施将只是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一小步。尽管如此，它的示范效应仍是巨大的，增强了最初改革的可信度和可预见性，部分割裂了本国土生土长的管理体制与经营低效的利益集团

之间的关系，这无疑将有利于中国服务业产出水平与质量的提高、吸引外资环境的优化和国际竞争力的改善。

【参考文献】

1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2000)：《乌拉圭回合协议导读》（中译本），法律出版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世界贸易组织(2000)：《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中英文对照），法律出版社。

3Helleiner,G.K.(1977):"ThePoliticalEconomyofCanada''''sT-ariffStructure:AnAlternativeModel."CanadianJournalofEco-nomics4:pp.318-326.

4HoekmanandKostecki(1995):ThePoliticalEconomyoftheW-orldTradingSystem-FromGATTtoWTO.OxfordUniversity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