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政文化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船政文化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现实意义

将传统文化与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对于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意义重大。首先，它能有效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比如说从屈原、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冯子材等历史英雄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情操能够深深地鼓舞学生，激发高职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培养他们热爱祖国、忠于祖国、奉献祖国的思想品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思想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次，能够有效增强学生的意志品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自强精神；“头悬梁、锥刺骨”、“梅花香自苦寒来”、“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刻苦钻研精神；“慎独”、“见贤思齐，见不贤自省”的自律精神；等等都是大多数高职学生身上缺少的意志品质。再则，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术业有专攻”、“业精于勤荒于嬉”可引导高职学生专注于学业，热爱自己的专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岗敬业精神。传统文化中“和为贵”、“将相和”、“和气生财”的主张对于培养高职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识大体顾大局意识、协调好人际关系、达到利益双赢不无裨益。传统文化遗产中的众多文化遗址、发明创造、长城、故宫、兵马俑等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时刻提醒着子孙后代要继往开来，刻苦钻研，不断创新，把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二、传统文化教育在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渗透方法

在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渗透传统文化教育的方法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首先，我们要将传统文化教学融入到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去。在平时的教学中将历史故事穿插在教学内容中，既可以提高思想政治课的趣味性，又可以用实例增强教学的效果，避免干巴巴的说教。比如在教育学生要刻苦学习、爱岗敬业时，我们给学生讲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风貌，让学生讨论颜回所乐为何事，引导他们专心投入学习，体会忘我的境界。也可以讲匡衡“凿壁偷光”；车胤、孙康“囊萤映雪”；杨时“程门立雪”；孙敬“头悬梁”；苏秦“锥刺股”；孔子“韦编三绝”；祖逖“闻鸡起舞”；等等故事。并以一些当代的励志人物做典范，让学生看到从古到今成大事者都能克服惰性，战胜自我，帮助他们树立信心，明白“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道理。在讲到人生态度、人生目标等问题上，我们可以给学生讲诸子百家的学说，对比他们的思想和观点，让学生体会传统思想文化的奥妙。结合当前青少年中的非主流思想，给学生讲“竹林七贤”的故事、讲王充和范缜的故事，使他们了解到历史上的非主流思想和人物，让他们比较古今非主流的相同与不同，鼓励他们的想法向更深的层次迈进。其次，努力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也很重要。我们向学院相关部门积极申请举办传统文化讲座、聘请传统文化方面的专家定期登上学院的职大讲坛，为学生呈现一场场精美的文化大餐，让学生真正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魅力；编排、表演优秀传统文化节目，以话剧、戏剧、电影、讲故事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现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比如说庄子“鼓盆而歌”的话剧、三十六孝故事等；组织阅读传统文化书籍等活动，读后组织学生开讨论会，谈阅读心得。向学生大力推荐国学网站，鼓励学生业余阅读，力求使得传统优秀文化深入学生心中，让高职学生从思想观念上能得到触动，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以期从思想到行动上能对学生产生较大的改观，同时能营造出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再次，开展践行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在给学生灌输“百善孝为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之后，以“我做孝子30天”的活动作为学生的课后作业，让他们坚持在30天内，每天为父母或其他长辈做一件尽孝的事情，从而体验古人的孝道思想和守孝三年的不易。再比如对于孔子“吾日三省吾身”的体验，以作业的形式让学生每天休息前做自我反省，将反省的结果记录下来，作为下次课堂讨论的内容。对于日常的行为规范，教育学生做到“礼”（现实中的礼仪规范）与“仁”（内心的自觉维护）的统一，同时让学生讨论实践心得，互相学习，在生活中将好的做法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在这些活动中，我们细致观察学生的进步和每一项活动所产生的效果，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将好的做法予以推广，收到了极好的成效。

作者：徐盛雷张宏单位：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篇2

1.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精神内涵在思政教育工作中构建群众的积极人生观，提升群众自立、自强精神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精神，从本质上来说，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现代社会同样呼唤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因此在思政教学内容上，要积极引入传统文化内容，从而实现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丰富，而融入了传统文化基因的内容，对于群众的学习来说，也变得更加容易接受，从而逐步构建和整体民族精神一样的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

2.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对于思想政治工作中涉及到爱国主义教育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现代社会更加强调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对此只有人民群众的内心始终将国家、民族和人民放在心中，群众个体人生价值的体现和实践必须要建立在国家利益和民族以及人民群众的利益基础上。在现代思政教育体系中，要大力开展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就需要积极引入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情怀，并对这些内容进行科学合理的融入，并结合当前社会发展的现状来进行创新和传承，才能够更好的丰富现代思政教育内容体系。

3.传统文化中体现的以人为本、修身齐家的人文精神对现代思想政治工作中涉及到人生观教育教育方面无疑提供了充分的精神积淀。

我国长达五千年的传统文化长河中，人道主义精神始终发出璀璨的光芒。重视自身素养的修炼，尊崇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这对于开展人生观教育，促进群众思想素质的提升显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算是经过时间的检验，现代社会同样需要这种修身精神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精神。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引入这些优秀的文化基因，就能够更好的为现代思想政治工作作出更好的服务。

4.传统文化所注重人际关系中的道德伦理调节，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的构建无疑起到了积极地指导作用。

和谐社会的核心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个体和集体等不同关系的和谐。个人要和社会以及集体保持高度的和谐统一。虽然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但是我国五千年文化形成的人际关系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内容，对此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积极引入这种和谐的人际关系思想内涵，对于提升我国思政工作水平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发展传统文化，有效提升思政工作水平的几点措施

1.对广大群众开展正确的“三观”教育。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西方的很多思想观念对于我国群众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影响，比如叔本华的宿命论、尼采的唯意志论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等这些思想理论体系，开始对我国群众构成了明显的影响，这些理论体系中往往受限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会存在着一些糟粕，对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对这些西方理论进行重新加工，取其精华，并积极结合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从而为构建群众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提供重要的内容基础。

2.科学利用教育资源，并开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

只有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才能够更好的引导流行文化，同时也能够满足受教育者求知的需求和欲望。理论的说教往往会让思政教育变得非常苍白，而结合实践活动的理论教学，则能够让群众更好的理解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以及培养群众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促进他们的思想体系不断成熟。

3.在社会大众的传播方面，要注重舆论导向，规避不良思潮的影响和泛滥。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群众接受外来思想变得更加容易，而这些外来的思想既有其正确性，但是也带有非常明显的糟粕，比如西方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都会对现代青年构成非常负面的影响，如果这些不良的思潮泛滥，无疑会对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因此作为社会媒体要对这些思想进行批判也引导，积极挖掘外来思想的积极内容，同时结合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并结合生动的实例来进行说明，这样才能够有效的让群众远离腐朽思想和粗俗文化，摆脱低级趣味，从而树立正确的“三观”。

三、结束语

篇3

论文关键词:古筝民族乐器跨文化传播

大约从东汉起，筝就传人了贵州高原。这是中原封建统治王朝政治势力向贵州地区扩张后汉文化向边缘地区传播的结果。但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筝并未扎根于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土壤中，成为民族乐器大家族中的一员。从传播学角度说，这是一种无效传播。

文化在不同文化体系间的传播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民族是一种文化群体，因此跨文化传播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某种文化的跨民族传播。跨文化传播分为有意传播和无意传播等形式，从传播结果看则可分为有效传播和无效传播两种。有意传播是一种有意识的目的性很强的传播，无意传播是一种虽然传播者没有传播意图，但由于某种原因，传播者与被传播者发生接触，被传播者吸收了传播者的文化，使文化传播在无意中发生效果的一种传播。有效传播指所传播的文化被对方接受，成为对方文化的组成部分，而无效传播则指虽然有传播行为或不同文化体系的人群发生接触，但一方的文化未对另一方发生影响、被对方接受的传播。

古筝未能成为贵州少数民族乐器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是跨文化传播无效的一个典型案例。对此进行深人分析研究，对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传播，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为什么古筝没有成为贵州少数民族乐器?过去，学术界没有人对此做过分析。在本文中，笔者试作初步的探讨。

上世纪70年代开始，贵州境内陆续发掘出了与筝有关的文化遗物。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贵州黔西县境内东汉墓中发掘出一尊抚筝俑，高11.2厘米，身穿右枉长袍，筝横置于双膝之上，低首，作跪坐抚筝状，阴线刻画出衣纹及弦(见《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230页)。1975年，在兴仁县雨樟区交乐乡的汉墓中发掘出了一尊抚筝陶俑，头著巾啧，身着右枉宽袖服，内着圆领衫，高鼻大嘴，唇上留着短胡须上身微倾，双膝并跪，身前置一筝，琴身一端斜伸向左前方着地，左臂前伸，右臂内曲，以掌沿及中指、无名指、小指触弦面，拇指、食指捏作圆形拨弦弄琴，聆听沉思，似乎正陶醉于自己弹奏的音乐声中(见《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245页)。1991年12月，在贵州仁怀河马东汉砖室墓中发掘出的“仁怀抚筝俑和听琴俑”，由灰砂红陶塑烧而成。其中一尊高27.5厘米，宽25.5厘米，头着啧，身穿宽袖长袍，盘腿而坐，琴平置于膝上，双手抚琴，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另一尊听琴俑高24厘米，宽17厘米，为一成年女性，身朝前微倾，头向右斜，凝神屏息，侧耳聆听，显出一副神态祥和的样子，仿佛被悠扬的琴声打动(见《贵州文博》1993年1,2合期《仁怀合马东汉砖石墓清理简报》，顾新民执笔)。贵州黔西文史馆收藏的“黔西托筝俑”是一位双手托筝的少女将筝高举过头，或弹奏，或献给地方。贵州赫章县可乐乡出土的摇钱树缠枝右下角的镂空花抚琴图，从线的形状看，可能是古筝。古筝与古琴外形有着明显的区别:1.古筝底板平，而面板较拱，形成较大的共鸣腔;而古琴的面板较平，共鸣箱较小。2.古筝有前梁和后梁，而古琴则没有后梁。筝与琴还有很多不同，兹不赘述。古筝并非贵州的“土特产”。汉元帝黄门令史游《急就篇》(三):“竿瑟茎侯琴筑筝。”注:“筝，亦小瑟类也，本十二弦，今则十三。”汉应邵《风俗通》:“筝，谨案《礼·乐记》，五弦筑身也。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不知谁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按;凉州在今甘肃一带。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开辟了河西四郡，即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武威，即武功军威之意，因此而得名。当时武威郡下属姑减、张掖、武威、休屠、次、莺鸟、扑、温围、苍松、宣围10个县，治所在故减。元封五年(前106)，分天下为13州，各置一刺史，史称“十三部刺史”。武威郡属凉州刺史部，凉州之名自此始。意为“地处西方，常寒凉也”。三国魏黄初元年(220)，魏文帝置凉州，一直到西晋，姑减均为凉州治所。东晋，十六国时期，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及唐初的大凉，都曾建都于此。并州在今山西境内，古属冀州之域，虞舜以冀州南北太远，分置并州。应邵曰:“地在两谷之间，故曰并州。”夏仍为冀州地，周曰并州。《周礼·职方》:“正北曰并州，其山镇曰恒山，蔽曰昭余祁，曰淖沱、呕夷;浸曰沫、易。”据《舆地广记》载，周并州包括今山西全境和河北、内蒙部分地区。

上述记载表明，古筝在汉代就已广泛流行于今甘肃、山西一带，其产生的时间还可上溯。据文献记载，古筝至少在2500多年前便已存在。由焦文彬先生所引《甘州府志》(清·王曾翼撰)中的“乐操土风，而以占德，柑击弹筝，本秦声也，西睡最尚”这句话可知，在西周年代，秦人聚居西睡之时，筝就用来作为占卜、伴唱的常见乐器，为秦人所崇尚。到了汉代，古筝被纳人宫廷作为宫廷乐器，古筝曲也成为宫廷中演奏的乐器，在宫廷乐府所采集的各地民歌中，皆有用筝的历史。东汉文人中赞扬古筝的作品也不鲜见，如古辞《善哉行》中有“以何忘优，弹筝酒歌”。张衡的《南都赋》中“弹筝吹笙，更为新声。”侯瑾在他的《筝赋》中说“享祀祖先，酬醉嘉宾，移风易俗，混同人伦，莫有尚于筝者矣。”

古文献对古筝所谓“五弦筑身”的描述，“筑”通“竹”，是说筝是一种用竹制作的有五根弦的乐器。它的形制和流行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从黄帝时代生产出来的第一代音乐—乐舞开始，乐器作为音乐表达的工具，便已存在。在音乐形态的发展变化中，器乐逐渐从三位一体的歌舞乐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在华夏大地几千年的音乐发展史上，先民发明了数以千计的乐器种类。伴随着先民在音乐活动中对音色和音乐表现力的追求，这些种类纷繁、丰富多彩的乐器不断优胜劣汰。古筝这种源于“大竹筒”制作的五弦弹拨乐器，经受了大浪淘沙，不断地进行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最终以其优美的音色和丰富的表现力独树一帜。到了隋唐时代，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的空前繁荣，音乐文化呈现出光辉灿烂的景象。此时的古筝(近代以前称秦筝)，在中原地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辉煌的高峰，出现了“本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白居易《邓舫张稳落第诗》)的繁荣局面。其实，这并非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早在隋唐以前的数百年间，从古筝的产生到逐步发展，已为这一繁荣景象奠定了基础。

流行于中原一带的古筝随着中原封建王朝政治势力的扩张向各地传播。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出土的汉墓中发掘出来的抚筝俑，说明至迟从汉代开始，古筝这种乐器就随着汉朝的军队和官吏到了今贵州一带。

贵州自古以来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

首先，封建统治王朝对少数民族的军事征伐。据文献记载，中国古代史上的统治者对贵州这个地处偏远的“荆蛮”之地曾有过几次征伐。《今本竹书纪年》说:“(武丁)三十二祀伐鬼方，氏羌来宾。”《易地既济》说:“(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说:“贞王勿乎妇好往伐鬼方。”这些都是明证。今贵州就是鬼方的主要部分。伐封时，建古样柯国(春秋时期的贵州)，“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曾言:“南至吴、越、巴、群柯……之国，莫违寡人之命。”《(管子·小匡)》史载，楚顷襄王时，派庄踌西征，夜郎战败迎降。

其次，为了加强中原封建王朝对贵州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统治者施行“募豪民田南夷”的屯田制度，大量汉族官吏、军队和民众不断向贵州迁徙。秦代，秦始皇为削弱并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建立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曾迁中原地方的豪富散居各地。汉武帝开通西南夷后基本将贵州地区纳人了汉朝的行政管理范围。为利于全国的统一，他对夜郎侯多同“喻以威德，略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史记·西南夷列传》)并推行移民屯田政策，迁徙不少官僚、地主、商人到贵州。为加强中央与西南地区的联系，他开辟交通，设置邮亭，进人夜郎地区的官僚、地主和商人中，不少人被赐予土地，封以官爵，子孙世袭。这些迁人的移民，带来了中原地区的汉族文化，其中自然包含了乐器—筝。

艺术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之所以有了现实生活中的古筝，才有了民间制陶艺人的反映古筝弹奏的陶工艺品。在纵横几百公里的汉墓中贵州各县发掘出反映古筝题材的陶艺作品，也说明当时古筝被带到贵州后，流行地域相当广。殉葬物件一般应是死者生前喜爱之物，与死者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不太可能随其进人墓葬。以此推测，以古筝作为殉葬物的死者，生前可能就是喜爱弹奏古筝的人。音乐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功用有很大的广延性，统治阶级把它作为道德教化、政治驯化的工具，封建文人以之作为修心养性的必备之物，民间百姓用来从事风俗活动，作为封建儒家文化代表人物的孔子，尤其崇尚音乐的道德教化和政治驯化的功用。自庄踌王滇，到秦及西汉在贵州地区设置郡县，开发西南，华夏文化的主流，便随着秦汉的大一统态势和一批批汉人的迁徙而逐渐向全国渗透，贵州也不例外。此时的古筝，已不是雏形时期那种“五弦筑身”的形式，而是一种构造较为复杂、表现力较为丰富并被朝野广泛采用的乐器。“罢默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在开发边疆，经营西南，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对西南地区实行统治时，那些按照皇权意图迁居到贵州的“使者”，自然不会将古筝这一令朝野人士青睐崇尚的雅器束之高阁。

古筝被带到今贵州地区后，似乎并未被少数民族吸收。从出土地点看，古筝分布地区主要居民为少数民族，如布依族、彝族、讫佬族、苗族等。这些都是贵州的世居少数民族。根据汉文献记载，贵州历史上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夷多汉少”，少数民族人口长期占贵州总人口的多数，这种情况到清代才逐步改变。在这块土地上，各民族虽也曾发生过纷争，但总体上是和平相处的。由于民族间的交往，文化也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音乐文化也是这样。比如，AJr:呐、箫、笛、饶、钱、二胡等乐器在各民族中皆流行，铜鼓、月琴也在部分民族中同时流行。但是，贵州各民族乐器中，惟独没有古筝。到目前为止，也尚未发现汉文献或少数民族文献对各少数民族使用古筝的记载。这说明，古筝虽然早就传人贵州一带，但似乎并未对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产生影响。从贵州各县出土的表现弹奏古筝的陶佣的服饰看，均为汉代中原一带服饰。比如男子头上着岐，身着宽松的袍。啧是一种包头巾，初为民间所服，至西汉末上下通行。《急就篇》(二):“冠啧答簧结发纽。”注:“债者韬发之巾，所以整靖发也。”汉代的男子大多穿宽松的袍服。这些情况表明，古筝使用者并非当地少数民族，而是从中原进人贵州的人士。

为什么古筝没有被少数民族群众吸收，从而成为少数民族乐器中的组成部分?笔者在此试作分析。

首先，古筝“身份高贵”，而民族和阶级壁垒使其难以成为少数民族广大普通民众享用的乐器。

古筝作为一种古老乐器，战国时期就己盛行于“秦”地。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李斯列传·谏逐客书》中，述及秦国乐舞的一段说:“夫击瓮，叩击、弹筝、搏脾，而歌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叩击、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

筝乃“真秦之声也”，因此历来就有“秦筝”之名。文中值得我们推敲的地方，就是“击瓮、叩击”与“郑卫桑间”对举，而“弹筝、搏辞”又与“韶虞、武象”对举，以及接下去的“今弃叩击、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这样的文字。在这里，作者的对举显然不是为了文采，它反映的是“乐”与“舞”的形式和内容，所谓“郑卫之音”，就是“桑间淮上”，指的是郑国和卫国的民间音乐，由此可见“叩击、击瓮”乃是秦国当时的民间音乐，“韶虞，，即“韶箫”，也就是孔子听了后赞之为“三月不知肉味”的《韶》。据说此乐为大虞所作。这音乐显然不是民间音乐，而是宫廷音乐。由此可见，至迟于赢政当政之时，秦国已用“韶箫”替代了筝，可见筝原属于秦国宫廷所用的乐器。到了汉代，也是主要的宫廷乐器。

当中原王朝的军队、官吏以及中原汉民来到今贵州一带少数民族地区后，从民族关系看，“华夷”之辨的民族观使他们不能平等地对待少数民族。在他们看来，少数民族不过是一些尚未开化的野蛮人，而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怀着歧视和防范心理，这些进人贵州地区的中原人就与各少数民族民众有了很深的隔阂，不可能打成一片，他们带来的古筝也就难以被当地少数民族接近和接受了。

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中原封建王朝也通过拉拢少数民族上层的方式以达到“以夷治夷”的目的，比如汉武帝对夜郎侯多同就采取“喻以威德，略为置吏，使其子为令”的策略。但从中原封建王朝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整个都属于被征服者、被统治者，少数民族上层对于少数民族普通老百姓来说，也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双重的阶级差异，也构成了古筝在少数民族中传播的深深鸿沟。

其次，古筝形制不利于它在少数民族中生根发芽。

篇4

论文关键词：沈从文；文学创作：道家自然观；人化的自然

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他生活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生态学中，“生境”fhabitat)又称“栖息地”．是生物个体或种群所处的特定环境．比一般说的环境更为具体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讲．除了遗传基因．儿童时代的早期经验在一个人个性的形成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对于一个文学家、艺术家的生长发育来说，早期经验更具有重大意义．它可以持久地影响到文学艺术家的审美兴趣、审美情致、审美理想，而如此重要的早期经验正是从一个文学艺术家童年时代所处的“生境”中获得的正如托尔斯泰在晚年时向人们诉说的：“孩童时期的印象，保存在人的记忆里．在灵魂深处生了根．好像种子撒在肥沃的土地中一样．过了很多年以后．它们在上帝的世界里发出它的光辉．绿色的嫩芽”。

自然环境对于作家童年心灵的濡染．沈从文算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沈从文出生在封闭而又美丽的湘西风凰县．那里山清水秀．风景秀美童年的沈从文尽管受到学校和家庭的禁锢．但是他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冲破这种牢笼．沉入到自然界中．沉人到社会人生中顽童沈从文对书本以外大干世界充满好奇和渴望．这使他能超脱学校与家庭的束缚．甚至是摧残而进入与自然山水．自然人生融为一体的身心两自由的境界．而他对自由的追求首先表现为与自然山水的亲近。沈从文的童年一直在湘西度过，20岁后他才到北京求学．然后在郁达夫、徐志摩的帮助下开始文学创作。于是。童年静美的生活记忆．故乡淳朴的民俗风情．一齐涌出沈从文的笔端湘西的淳朴民风和秀美的山水风光造就了其阴柔内向，酷爱幻想的气质特征，这种性格特征决定了沈从文对湘西“人生形式”的追求和对“乡下人”精神的张扬这一心理倾向．表现在他的创作中．就有着明显的心理倾斜：对“乡下人”的“人性”的赞扬和对“城里人”的讽刺沈从文经常自诩为“乡下人”或“乡巴佬”．以与城里人相对照在沈从文看来．“湘西世界”是美于“城市文明”的．他用富有浓厚乡村气息的笔触和传统的情操同“现代文明”相抗衡．在自我慰藉中达到心理的平衡这一点既不同于艾芜的边地作品．也不同于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表现对纯粹自然的崇拜和原始淳朴的怀恋。

在谈到《边城》的创作时，沈从文曾说：“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二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连在一起时．各人应有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种通过个人的哀乐而达到人类之爱的企图不正与道家“自爱”与“爱人”精神如出一辙吗?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人物极其平凡普通．然而正是这些平凡普通之人却具极高的心性．他们与世无争．自珍自爱却又能与世共融．他们对生活始终充满热情和执着．他们是精神上的“贵族”《边城》中摆渡的老人因为精神世界的丰富与敏感．被傩送二老误认为“弯弯曲曲”“不利索”，过渡人给的钱．他坚决不收，有时推却不了．他也决不占人家半点便宜．必用这些钱买些茶叶和烟草供过渡人享用在外人看来，老头是助人为乐。是爱人，而在他自身恐怕首先是求得心里安稳与平衡．是出于自珍自爱．所以在这里自爱与爱人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重自然是沈从文对道家精神的认同重视自然是道家精神的核心。认为：“道的作用．并不是有意志的作用．只有一个‘自然’”沈从文认同道家重自然的精神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自然环境沈从文认为．自然是人类活动的场所，是个体生命展示个性的舞台所以．沈从文在小说中．总是极力渲染各种自然环境因而沈从文又说．他的小说人物大部分是“由皈于自然而重返自然”．人物可以“在背景中凸出．但终无从与自然分离．但把人缩小到极不重要的一点上，听其逐渐全部消失在自然中”二是自然即人之本来，也即先生所说：“自是自己，然是如此，自然是自己如此”沈从文力主道家重自然的精神．希望以此来恢复中国人的自然性．即人性要自然而然．不受约束。

沈从文重自然源于他的个性与生活经历孩童时的沈从文很顽皮．想尽办法逃学，拼命从自然这部书中吸取养分沈从文的自传里就说过：“二十年后我‘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这份性格的形成，便应当溯源到小时在私塾中的逃学习惯极明显，对于后来用笔有显著影响。”他喜欢水．他认为自己幼小而美丽的生活大部分与水分不开水教会他美和思索以至日后．他的许多作品里都有水的影子15岁时．沈从文成为一名军人军人的经历让他对社会又有了新的认识．对他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这也可以从他的自传中看出：“这一份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我看了些平常人没看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没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没嗅过的气味．使我对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生活里产生的作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一到城市中来生活．弄得犹豫孤僻不像一个正常‘人’的感情了”。

沈从文的创作是一部崇尚自然的生命哲学．关怀人性是其根。30年代的中国战乱频繁．沈从文先后当过士兵、班长、文书、书记，过早经历了生活的残酷和战争的野蛮．然而他的作品却呈现与同代作家不同的世界。茅盾、巴金、老舍等作家主要描绘了正在变革的社会现实．其作品的批判色彩甚为浓厚与此不同．沈从文在生命的建构与人性的缅怀中淡淡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这种精神可以说是与庄子的思想一脉相承的对自由人性的歌颂与对自然的崇尚是庄子生命哲学的精髓所在．庄子哲学最重要的恐怕就是歌颂生命．歌颂人的自由自在的存活状态他生活在乱世．那时的人们人性扭曲，生存压抑．生命处于极不自由状态庄子以他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超然姿态实现了自我对生命与人性的关怀。

在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里．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和谐、美妙如画而又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人情、道德与孕育他们的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在作者的审美意识中．他们完全是自然孕育造化的精灵他们真情所至．率性而为．不受任何陈规陋俗羁绊．也不为任何世俗礼法约束四狗和阿如在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中“撒野”，神巫违反“魔鬼习俗”去追求“天许可”的爱情．儿子特意筑路以方便母亲去庙里与和尚相会湘西民间的道德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它体现了人们的习惯、乐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趋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洒脱。

庄子把对人性的理想寄托在“神人”身上．在《逍遥游》中写道：“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所有的描写都具有脱离尘世的美的特征。沈从文笔下的主人公都是这样的自然之子．他们似乎同藐姑射之山的神人一样纯洁善良．和湘西古雅的风情融为一体边城的女子是温柔纯净的．是爱与美的化身．她们心底善良淳朴却又执着刚强。就像一泓深泉，清灵却不见底。《边城》里的翠翠．是老船公的孙女．她的身影飘荡在山水相融的风景中．生活简单而又自足。勤劳自然、美丽善良、恬淡温和、宁静执着构成了她人性美的全部．显然作者在这里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理想如果说女性在这里体现了自然和谐与人性恬静优美的一面．那么他笔下的一部分男性则带有自然原始的力量和生命的冲动在《龙朱》中，龙朱便作为男性人格的完美代表自然不加雕饰的原始的出现了．他“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顺如绵羊”．集狮子与绵羊于一身的男性完全是纯粹的自然之子，他们热情、真实、诚实、勇敢、女性的阴柔和男性的阳刚配合的恰到好处。完全体现了人性的完整和自然。两性之爱是沈从文经常关注的．它自然而又美丽纯洁．不在乎一切外来的干涉．沈从文常常把男女之间的恋情置于自然的背景之下。《雨后》中“听一切大小虫子叫．听晾干了翅膀的蚱蜢各处飞．听树叶上的雨点落在地上的跳跃，听在身边一个人的心跳．全是诗的”。静谧中生命跃动的声响交合着从林间隐隐绰绰的意象．四狗的爱情就在这充满生机的自然环境中萌发、膨胀、生长．情感及欲望在一种饱和状态中走向极致．生命力在充分的张扬过程中也正蕴蓄着新的生命依山傍水的湘西无疑孕育了沈从文对湘西的向往与崇敬．他的笔端．随处都流动着自然的身影．人则在自然的掩映之下生存活动。

《三三》中，三三从小就在“比屋连墙、嘉树成荫”的堡子里长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她完全生活在几乎纯自然的环境中．没有与人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没有外在力量的限制和束缚。

生命形式如真空一样纯净透明。三三与自然互为象征，互为背景。互为对象。三三还在与宽容博大的自然的交流与对话中达成共识和默契：“三三的事．鱼知道的应当比母亲还多。”他们互相依赖唇齿相依．从而使三三完全释放生命的欲望与冲动．尽显生命的欢愉与跳跃。自由人格获得了解放与归依在这走向返朴归真的过程中．人其实也就实现了精神上的自由与逍遥．在无根的飘浮中找到了生存的立足点．自然也就成了人类的生命之根．

沈从文从道家的思想中寻觅到了心灵的契合点．因而极为赞同道家的“返乡”之说．尤其羡慕道家恬淡虚静的“化外之境”的理想．在自己的小说中．沈从文构筑了一幅幅原始意味极浓的湘西世界图式：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民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全．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同平民作有无交易．谋取什一之利。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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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思想文化 传承 思想政治教育 精髓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2-0167-02

一、引言

跨入了二十一世纪，我们眼前仍然晃动着许许多多茫然的眼睛。没有生活的目标，没有目标地生活，走不上人生正确的道路，没有正常的人生规律，这是现代人们的悲哀！虽然，人人都在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然而在这些道路上，荆棘丛生，暗礁遍布，陷阱隐匿，法网环绕。很多人就在这个路上打圈圈、绕弯弯，直到死，也没有走上康庄大道，也没有弄明白这一切。这也是现代人生的悲哀！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延续力。传统思想文化对中国的政治、伦理、价值观念、生活习俗、思维方式、道德规范、人生理想等，都处于支配地位。经过一代代的传承，传统的思想文化已经牢牢占据了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也应起到主导作用。当然，如何借鉴、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其中的思想教育资源，教导学生如何做人、怎样做事，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是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二、传统思想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必要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积淀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不仅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道德修养等内容，还蕴涵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我们民族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对完善学生人格，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文化素质，丰富学生人文素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是提高学生道德素养的需要

多年来由于人文主义的不被重视，加之西方一些外来思想的不断涌人，对思想活跃的学生们思想产生很大的冲击，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使他们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校教育应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自豪感。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为国家、为民族、为集体的献身精神；以“仁、义”为本，点出儒家文化道德思想的核心和最高境界；以“百善孝为先”，传承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格守的传统美德。学生作为传统文化的承担者、体现者，必须摆脱盲目的自在状态而提升到自觉自为的水平。对于传统文化主动去接受、举一反三地接受、创造性地发挥；培养一种文化自觉意识、培养中华民族健康的传统文化心态，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积极主动地将传统文化内化为自身的知识框架、价值体系和道德信念的一部分。

2.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需要

随着中国加入WTO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加剧，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这个机会对我们的思想进行西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学生的精神境界、精神生活和道德观念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一定要掌握住思想阵地，利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引导全学生、教化学生，激起他们深厚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情。？集体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强大凝聚力，是中国自古以来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不体现了中国人爱国、忧国，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精神和对国家、民族、社会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在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对这一优秀传统要进行认真研究，在大学生的教育中灵活运用，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树立终身报效祖国的理想，为国家、为人民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定要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以增强民族凝聚力。

3.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通过几千年的历史长河的积淀而保存下来的历史精华，已经深深植根于我们炎黄子孙的心底，成为一种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遗传基因”，如果缺乏对它的理解和认识，就很难有一种广阔的境界和胸怀。创新教育内容，注重学生的品格道德完善。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伦理道德占的成分最大。而讲是非、辨善恶，更是核心之一。凡是优秀的传统文化都是较重视人的行为自我规范的。这种态度重视人的道德价值观念，对现代教育仍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广博而深遂，有很强的哲理性。以德治国，修身为本的重德精神；各族一家，协和各邦的宽容精神；“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人道主义精神。正确的继承和发展这些优秀的道德传统将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模式产生积极的影响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创新、要发展就必须将理论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将二者融会贯通，形成互补，才能更好的解决新时期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才能有助于学生完整人格的塑造和培养。

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措施

1.开设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课程

完善课程设置，丰富学生知识结构。要改变现有的课程结构，强调历史传统、文化和艺术传统的教育；要设置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采取措施保证这些学科的学习质量。如举行中国古典文学水平达标测试、设置双学位制辅以多种形式的选修课；举办有关学术讲座、书评会、辩论会等，以引导学生接触古典原着，逐渐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同时，要建立一支从事人文素质教育的专业师资队伍，以保证教学落到实处。在文化道德素质教育中，学校领导和教师应具有身教示范的人格力量。开设有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课程，作为必修课让学生们进行学习。了解与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及其精华，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通过学生们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使他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和其中的辩证思维，从而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和他们的思辨水平。

2.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学习氛围

良好的校园文化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教育力量，在学校内开展一系列以弘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目的的校园文化活动，将对传统文化中的传统美德的学习、实践列为重点并贯穿在一切活动之中，以一种潜在的作用影响着学生，对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挥着重大作用。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学生生活的每个场景、每个细节，让学生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显得尤为必要。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形式有利于学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深入和内化。

3.开展经典传统思想文化导读活动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传统文化把道德教育、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看成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完整系统，强调在树立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人格的同时，最重要的是实践。可以将有关传统文化的书籍通俗化，使其易懂，以符合学生的阅读水平，便于学生阅读和接受。倡导学生读有关经典思想的经典名着，使学生在一个比较轻松的氛围中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还可以通过各种文艺的方式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的东西表现出来，以提高宣传的效果。

四、 结束语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它的传承与发扬是现代人的一种责任和义务，它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必然，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不断继承、创新、发扬的过程。学生是我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重要人才，新时期加强对学生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提升学生人文素质水平的需要，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要全面实现我国发展的宏伟蓝图，使精神文明不断升华发展、社会和谐进步，就需要树立崇高的理想和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需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培植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我国的各院校更应该从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入手，使培养出来的学生成为具有高度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文化水平、民主法治观念、敬业和奉献精神等高素质的建设人才。因此，我们吸纳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并把它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当中，就是更好地拓展和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同时把两者结合起来也是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 段丽君.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中华励志网[J] 2013，6；

[2] 刘军汉.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J] 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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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手机媒体；文化产业；核心层；整合与创新

中图分类号：G209　文献标识码：A

当今世界各国抓住技术变革及其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机遇，应对国际文化产业领域的挑战，把加强文化建设，积极推动本国文化产业发展，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作为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由于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演进，手机不断丰富着自身的服务类型与文化内涵，从一种简单的话音通讯工具，延伸扩展为集文字信息、文化服务和视听娱乐等为一体的复合型传播媒介。特别是3G时代的到来，标志着移动通信从以语音为中心的时代向以移动数据业务为中心的时代转移。这些变化使手机媒介在文化产业领域得以深度参与，文化产业与手机媒体高度联姻，手机媒体在与文化符号整合互动的过程中不断丰富着自身的服务类型与文化内涵。与此同时，手机媒体也在不断地推动文化产业的更新与调整，使文化产业获得迅捷、高效的发展。2004年，国家统计局颁布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对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的概念、范围和分类标准作出了界定，把文化产业划分为核心层、层和相关层三个板块。手机媒体影响并改变着文化产业的这三个层级，为文化产业拓展了新的发展领域。

一、手机媒体改变文化产业核心层的内容整合方式

从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看，文化产业的核心层包括传统的新闻、出版、影视和文化艺术等服务，这个层级圈落代表着文化资源的整合、文化内容的生产以及文化服务的面向，在整个文化产业链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与辐射力，是文化产业的核心群落。

首先，手机媒体使文化产业核心层的内容以新的形态呈现，方便大众消费。文化产业核心层与手机媒体进行组合式创新，开拓出新的文化业态与盈利模式，拓展了文化产业的横向发展空间，如文化产业核心层的电视、报纸、动漫和出版等传统文化业态与手机新媒体融合，产生了手机电视、手机报、手机动漫和手机出版等新文化产业形态。由于手机比报纸更灵活，比电视更便捷，比互联网更普及，所以这些文化新兴业态的服务方式和消费方式与传统业态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于城市交通拥堵，许多人要把大量时间花在上下班途中，这就为手机图书、手机报提供了良好的市场，人们在享受手机带来的话音通信便利的同时，也得到了文化服务的便利。按照传播学的观点，选择的或然率=获得的报偿，付出的代价，其中，付出的代价包括：金钱代价、时间代价、精力代价等。手机媒体这一全新的数字化传播方式，大大降低了人们获得高满意度文化服务所需付出的时间代价、精力代价，从而获得人们的喜爱。手机与传统媒体结合，其效应不是在做加法，而是在做乘法。因为传统媒体、传统阅读形式无法去挖掘一些碎片时间、无聊时间和等候时间，但手机可以。所以手机与文化产业核心层结合后，能够产生一个非常明显的放大效应。

从核心层内容的欣赏方式上，手机的传播移动革命使得受众审阅时空得以重建，其主要表现：第一，在时间节奏上。手机媒体占据受众的是碎片化的日常时间，而非仪式化的节日时间；第二，在空间结构上。手机文化产业只需近距离的掌面空间，而非远距离的墙体式空间；第三，在欣赏状态上。手机动漫适合漫不经心的把玩式欣赏，而非沉浸式的深度投入。这些主体阅听方式的多层面变迁导致了传统文化产业核心层的内容形态改写，不仅在传播方式上进行了移动革命，还在内容本体层面、内容特征、审美时空、文化观照等方面也对文化产业核心层的内容整合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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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辽阔无边的北方草原生活造就了我国蒙古族粗犷、豪放的性格，形成了具有神秘色彩的蒙古族草原文化，同时也形成了蒙古族特有的民族图形文化特征。独特的生存方式、神秘的图腾崇拜、图形的审美习俗都与蒙古族的发展历程有着解不开的渊源。

无际的草原成就了蒙古族粗犷、豪放的性格，同时也形成了蒙古族特有的图形风格。要探寻蒙古族的艺术渊源，必须了解他们的传统文化风貌，并通过对其民间传统图形的研究了解蒙古族人在民族艺术上的审美追求。

一、蒙古族人对图腾符号的崇拜

列宁说:‘恐惧创造神。”《蒙古秘史》己载;‘成吉思汗的祖先是承受天命而生的李儿贴赤那，和妻子豁埃马兰勒一同过腾古思海，来至汗难名子河源头的不而罕山前住下，生子名巴塔赤罕根据蒙古语的解释，‘‘李儿帖赤那”意为“苍色狼”，“豁埃马兰勒”一词是“白色的鹿”。蒙古族自诩为‘苍狼白鹿”的后代，这显然有极深刻的图腾崇拜的意味。根据北方民族史、蒙古族的历史典籍中的有关记载，从蒙古族崇尚萨满教的神扯观念表现中也可推定蒙古先民确实将“狼”、鹿作为图腾进行崇拜。在蛮荒的北方草原，“狼”对于草原游牧人群来说是非常可怕的野兽。它们往往集结成群，无论捕食或对付进犯之敌，都协同战斗，团队意识极强，且凶猛而富有灵性。于是人们由恐惧而敬奉，把它们视作自己的亲属和同类，这也许就是“狼”图腾崇拜的缘由。“狼”的图腾崇拜不仅寄托了原始的蒙古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尊崇，也传达了人类对自身力量和自我意识的认同与自信。作为图腾符号的‘粮”图形有着强烈的宗教意味。原始图腾崇拜是蒙古族人的宗教信仰与审美取向的中介符号。蒙古族人民对“狼”图腾的崇拜，也涵摄了对“狼性”文化的审美意识的深刻体验。因此，“狼”图腾作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文化艺术符号，渗透进蒙古族文化的基因中，而审美文化、艺术活动作为文化形态也受其影响。由于受万物皆有神观念的影响，蒙古人对其他的动植物有着崇拜心理。根据考古及史料记载，蒙古族的图腾崇拜还包括有牛、马、羊、虎、鹿、蝶、鱼、佛手、杳花、莲花等图腾纹饰。虽然这些纹饰有些已经完全失去了原形，成为远古图腾文化的象征和回忆，但始终表现出蒙古民族特有的艺术活动与审美情趣。

二、蒙古族图形文化的样式特征

图形文化在蒙古族的文化中占有很大的份量，无论是图腾禁忌的图形样式，还是审美需要的物件装饰图案，都充满着蒙古族对生命、生活的态度。在原始信仰中，蒙古族人始终认为本氏族源于某种动物或植物，或是与它们有着亲缘关系，于是某种动植物便成了这个民族崇拜的图腾，也才有了古老的、著名的“狼”图腾的神话。因此说，蒙古族的图腾崇拜是对动植物的崇拜，实际是源于对祖先崇拜的一种对应转换，这种对应转换常常通过氏族起源的神话和图形展示出来。

蒙古族人对与他们共同生存、生长的动物和植物有着特殊的感情。如牛、马、羊、驼、犬、狼、鹰、鹿等及各种植物，象征着上天降下的吉祥，传达对幸福的理解与对理想的追求。聪慧的蒙古族人将这些动物、植物演义成图形纹样，将其应用、展示在自己的衣、食、住、行之中，如日常的服装、家俱、生活用具及对环境的装饰。同时由于“万物有灵”的观念影响，对这些图形的使用往往有着严格的限制。究其图形特点，一般表现为三大类。

自然纹样:云纹、山纹、水纹、火纹及纹有蝴蝶、蝙蝠、鹿、马、羊、牛、骆驼、老虎、龙、凤及其他的动物图案等，植物纹样有花纹、草纹、莲纹、牡丹纹、桃纹、杏花纹等纹饰图样。充分体现了蒙古族人崇拜自然、热爱自然的朴素审美观。

吉祥纹样:受佛教、萨满教文化的影响，宗教中的一些图案也应用于蒙古族人的生活中。其中佛教、萨满教中的盘长纹，法螺、佛手、宝相花等八吉祥纹样图案在他们的生活中广为使用，特别是盘长纹。在民间，盘长(蒙语乌力吉乌塔苏，)多用于服饰、毛毡、器物雕刻品上，其图案本身盘曲连接，无头无尾，显示出绵延不断的连续性，寓意长久不断。蒙古族的吉祥图案内容丰富、寓意深远。

文字纹样:蒙古族的文字如同阿拉伯文，属篆字体，是一种把邻接的字形连起来的草篆文字，本身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又具有一定的审美性。它书写自由，美观大方，蒙古族人将其用于服装、鞋帽及毛毡织物的装饰中。它既是文字，用以记事，又可作为图形，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随着历史的发展，同时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如福、禄、寿、喜等文字图案，应用得也比较广。

蒙古族图形纹样同其他民族，特别是同汉族关系密切，但在运用纹样时却显示出蒙古族特色。蒙古族喜欢组合运用图案纹样，如将盘长纹延伸再加人卷草的云头纹，缠绕不断，变化多样。利用图形的曲、直线的变化，表现不同的感情，将曲、直线条的不同形式相结合，达到和谐统一的画面布局。在构图上采用几何对称、变形夸张的手法，随心迹化，从而达到内与形式、情感与表现的统一。

三、蒙古族传统图形样式的应用

蒙古族民间图形的运用十分广泛，特别是在建筑及其装饰上。蒙古族的主要建筑是蒙古包，它伴随着蒙古族牧民走过漫长的历史，具有草原游牧民族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蒙古草原地处温带大陆性季风带，冬季寒冷且漫长，夏季气候多变，牲畜对气候和草场的依赖性促使牧民一年数次地逐水草而栖。冬暖夏凉的蒙古包是为适应游牧生活和草原的自然环境所设计的蒙古族独有的居所。

蒙古包由木门、毡墙、椽子和天窗四部分组成。每一个组件上面都附饰有美丽的图案，内容大多寓意吉祥如意、祈福平安。各种图案交错生辉，毡房内外装饰图案多为二方连续的云纹、几何纹或卷草纹，并在毡墙的角落装点角隅纹样。在构图上以包顶为中心，以圆心为基点，向四面放射状地点缀图案。

毡毯在蒙古族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既具有实用性用于铺陈保暖，又可作为审美用于装饰。在两千多年以前蒙古族人就开始用牛毛或驼毛捻成线，延续传统的编席方法编织出具有美丽花纹图案的各种地毯。地毯纹样多以对称式几何图案为主，外围图形有方有圆，内部图案严谨对称。主图案多以龙、凤、八仙、团花、吉祥图案为主，边饰云纹、植物纹、回纹、万字纹、角隅纹等图案。在构图上，大多是中央有圆形团花，四边围绕装饰草龙间花，构图饱满，内容丰富，形成富丽与古朴两种风格的画面。辽代在北京建都后，地毯就成为宫廷里专用的铺设品。它吸收了草原各民族地毯技艺的长处，同时吸纳了汉族织锦、瓷器纹样，形成了独特的地毯艺术风格。在色彩上，主要以蓝、黄、褐三色为基调，间以紫红、白、黑等色，既对比，又协调，所以又称之为“中国的黄蓝毯”。传统的编织方法是:毡毯在编织前设计好图案，根据编织的经纬线特点进行设计，工艺多为手工编织。随着时代的发展，尽管受外来文化、技术的影响较大，但蒙古族的地毯艺术至今仍不失为艺术瑰宝，它是民族民间艺术传承的结晶。

服饰图案是最具蒙古族特色的形式之一。服装的装饰图案更多地体现出蒙古族人的文化、宗教信仰、图腾崇拜、审美习俗等。特别是图腾图案，对其的应用最为多见。无论服装，还是饰物，无一不显现图腾文化的痕迹。多变的自然现象使先民们感到茫然，由此产生的图腾图案应用于服装的装饰上，期盼崇拜的图腾形象能够随时护佑他。如常见于蒙古袍、腰带、帽子、靴子等上的图腾图案及各种象征符号图案;如日月形纹、高山流水纹、葫芦纹、漩涡纹、回纹、雷纹、云纹、山纹、水纹、火纹以及狼纹与鹿头冠纹图案。蒙古族先民们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往往通过这些图形来认知自然、诊释自然。这些都是对自然和生命的一种认知形式。同时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在蒙古族的服饰中还常饰有吉祥云纹、飞翔仙鹤、五爪金龙等吉祥图案。在这里龙图腾为最高权力的象征，仙鹤代表最高尊位，具有强大的威慑与企慕的效应，都是远古图腾的重现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服饰做工精细、协调美观，其中还有大量的抽象几何图形作为边饰，圆中带方、曲中有直、环中套环，体现了蒙古族对佛教的“圆通，圆觉”的理性精神思想的理解。

在蒙古人心目中，帽饰是吉祥与权威的象征。据《后汉书·蛮传》所记:“盘蛮‘好五色’衣服，制戴皆有尾型。”蒙古帽后面的“尾”是蒙古族人爱犬、敬犬和‘火图腾”祟拜观念的再现。其中圆形帽象征天，古有‘嗽人不欺天”、“欺人不欺帽”的说法。由此可见，帽饰代表天而拥有神圣崇高的意味。蒙古帽上多饰有太阳纹、火纹、花纹、祥云、龙凤等纹饰。

靴子是马背民族最具特色的与蒙古袍配套的民族服饰之一。蒙古靴子种类很多，常见靴帮和靴底有花纹、古币纹、龙纹、凤纹、云纹、蒙文篆字等作为装饰。同时靴子图案因地区部落的差异、用途而有变化。这些图腾图案在其服饰中象征勇敢、强悍及顽强的生命力。服饰图案多采用刺绣、缝帖的方法，制作程序比较简单、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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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和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从地域性上理解是指中国的本土文化，从时间上来说它是古代传承下来的文化，从性质上说它是经过去粗取精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内涵博大精深的、传统优良的文化，其内容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包含道家文化、法家文化等多种文化流派，并且吸收借鉴了佛学文化，融汇诸多文化于一身，具有鲜明的特点。

第一，包容性。文化对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人的思维和具体行为的影响。中国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表现出的谦和包容，对外来文化采取立足本土、兼取其长的态度，表现出有容乃大的博襟，是我国传统文化包容性的具体表现。

第二，务实性。几千年来，中国广大劳动人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形成了“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民族特征，这一特征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中即是强调“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务实的态度带领历代中国人民不断探索。

第三，德育性。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德育为先，强调扬善抑恶、育人品行，而西方文化则是以强调自然科学为主。如果把西方文化视为“智性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则可以称为“德性文化”。

二、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人才资源，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要力量。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仅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还要在思想上向党和国家积极靠拢。然而，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加上大学生具有较大可塑性的特点，他们的思想意识存在一定问题。

第一，理想信念模糊。理想信念是支配人们活动的精神动力，是党和人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需要，是关系到改革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关键。目前，大学生群体的理想信念大体健康发展，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文化思潮开始冲击大学生的思想，致使他们信仰淡漠，人生目标混乱，有的甚至放弃梦想，从而导致理想信念模糊。

第二，价值取向扭曲。当代大学生是在社会转型期成长起来的，常常强调以自我为中心，提倡个性。以自我为中心导致在生活中不懂得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个人本位思想较重，把个人的自我追求放在首位，看重功利，扭曲了人生观和价值观。

第三，社会责任感缺失。在老一代人眼里，大学生群体应该是心系祖国、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莘莘学子，然而，现在的大学生对社会责任感的理解处于“不损人”尽量“利己”这一层面，过分强调自身利益，没有回报社会、关心他人的意识，严重缺失了社会责任感。

第四，诚信意识淡薄。当前在很多高等院校中，缺失诚信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很多学生考试作弊，用各种手段骗取奖学金，这些行为都给学校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大学生是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诚信意识的建立关系到社会良好氛围的营造，同样也关系着祖国的未来发展。

三、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和根基，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柱。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以文化之力兴学子正气，有利于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传统文化能够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责任感，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自觉抵制市场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对解决现实问题、增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时效性有着重要意义。

第一，传统文化有助于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强大的民族自尊心来源于优秀文化的积淀，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坚韧不屈的精神，是我们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内在动力。当今社会竞争激烈，大学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稍不到位就容易使其产生无所适从、不思进取的想法，理想信念容易动摇，因此，大学生理想信念的树立必须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渗透，以使大学生在追求理想中坚定信念，锲而不舍，勇往直前。

第二，传统文化有助于树立大学生正确的价值取向。在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各种价值观念相互碰撞，影响着大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利用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对大学生进行引导，帮助他们体会人生的真谛，有利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他们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传统文化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传统文化有着极强的民族国家意识，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生死观、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观，这些可以激励大学生明确肩负的历史使命，增强社会责任感，通过不懈努力去回报社会。

第四，传统文化有利于培养大学正确的诚信观。对公民进行诚信教育是必要的，对大学生进行诚信观的培养更为迫切。传统文化一直强调诚信意识，强调人无信不立，号召“诚心者，天下之结也”，这些观念能够引导大学生在多元化社会中坚守诚信，求真务实。

四、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价值实现的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必须加以利用。然而，如何让传统文化更具有现代性和更贴近生活，帮助学生更容易掌握，是值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认真思考的问题。传统文化的渗透，不能是一种强迫式的传授，而应该循序渐进地渗透，让大学生自觉了解和体验传统文化带来的价值。

第一，开展丰富的传统文化活动，激发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培养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要由浅入深，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高校是最主要的文化教育阵地，大学里的各种话剧社、曲艺或者戏曲社团都深受大学生的喜爱，通过开展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社团活动，能够更好地激发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如组织学生观看一定数量的经典影视剧，让学生亲自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发现其中的价值，从而提升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利用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来提高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

第二，实现传统文化进课堂、进教材。学校可以开设一些传统文化基础学科，例如设置历史、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课程，这些课程不仅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并且能够增强他们的传统文化意识。

第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水平。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应该从教学主体入手，应注重提升教师的传统文化水平，使教师在规范自身的言行的同时，起到道德表率的作用，并且对学生进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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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思想政治工作要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育人环境。

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要求每个职工都要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思想政治工作能够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例如，在全国电影行业名列前茅民营电影企业――万达电影文化集团利用内部刊物《万达影讯》和公司网站这两个宣传主阵地，对企业的新风尚、新气象以及先进人物进行大力的宣传，在企业上下形成一股争做劳模、争当先进的良好风气；通过演讲比赛，、党史知识竞赛，专业技能比武等活动，提高员工的思想觉悟和专业技术能力，陶冶员工的精神情操，使广大职工对企业价值观和个人人生观产生共鸣，并使两者有机结合，形成高度认同感，从而自觉抵制歪风邪气的侵害和不良文化的腐蚀。再则，思想政治工作也要运用灵活多样的形式，从不同侧面对企业员工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准则进行规范和约束，解决单靠企业制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万达集团运用定期让广大干部职工观看爱国主义影片，定期邀请党校教员为党员干部上党课，廉政漫画巡展等多种方式，使广大员工直接得到精神鼓舞，看到行动的方向，认清自己的责任，从而自觉地做到服从大局，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齐心协力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只有这些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位了，才能为企业文化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

二是思想政治工作要为企业文化建设调动员工个体积极因素，切实做到“以人为本”。

企业是职工赖以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企业首先要有一个适合于劳动和生活的优越环境，使员工把企业视为自己温暖的家，要达到这一点，企业首先要从思想上认识到关爱职工工作生活的重要性，站在讲政治的高度，让员工充分享受企业发展给自己带来的实惠。

我们在拿万达文化企业集团，该企业自成立以来，先后设立了四个关乎职工切身利益的基金：一是大病医疗互助基金，主要是对员工患病住院进行救助；二是困难救助基金，主要用于救助那些因天灾人祸等不可抗拒因素致使家庭贫困的员工，以及春节期间慰问困难职工，三是金秋助学基金，用于资助困难职工子女上学，确保公司困难职工子女都能上得起学；四是扶贫帮困基金，向家庭困难且有闲置劳动力的员工提供无息借款，帮助他们脱贫致富。四项基金的设立，进一步稳定了职工队伍，为身处逆境的员工解除了后顾之忧，使其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去，一心一意为公司的发展做贡献。

福利待遇不断提高，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把女工特检作为一项制度，每年组织已婚育龄女职工进行妇科病普查；制定员工带薪休假制度；坚持为员工过集体生日，让员工充分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养老保险、大病医疗保险等基数不断提高。组建“手拉手”文艺宣传队，为广大职工送去精神食粮；公司下属各单位都建立了图书室，便于满足员工对科学文化知识的渴求。

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现代企业管理，人的因素是占主导地位的，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把员工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一切依靠员工、一切为了员工，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员工的根本利益，充分尊重人的价值取向和观念，不断满足员工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提高每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把员工个体的全面发展建立在企业发展基础之上，让广大员工成为企业发展成果的受益者和享有者，忽视员工个体的积极因素，又好又快发展就无从谈起。只有认识上达到这样的高度，才能发挥出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文化中的指导作用，企业文化的发展环境才能进一步优化。

三是思想政治工作要为企业文化建设把握方向，促进企业文化发挥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积极作用。

凡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在生产经营这个中心上结合得好的企业，在其企业内部都必定有为实现企业科学发展而制定的各种管理制度和发展规划，强有力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它指导下的企业文化建设势必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所以，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只有围绕企业生产经营这个中心，并和其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出强大的威力，才能找到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广阔道路。

企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企业的和谐程度，取决于企业的发展水平，取决于企业的发展协调性。因此，在发展过程中，要加大思想政治工作力度，指导企业有一个正确的科学发展意识，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注重资源与环境、规模与速度、质量与效益的统一，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之路。有些电影企业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已由原来单一的影厅放映，形成多厅影片放映、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得益于公司一直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紧密结合，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注重培养企业文化意识，使这种文化意识能够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现代企业运行模式，为企业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成长的发展道路。

在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下，把走“科技兴企”道路列入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视为企业文化建设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不断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合理、高效利用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科研优势，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道路。

其次，注重生产经营管理，强化安全责任意识。一是狠抓开源节流，厉行节约，降低成本。二是狠抓现代企业管理体系建设。建立规范有序、高效运作的现代公司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特色鲜明的管理模式，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文化企业成立，就提出了向现代公司化管理迈进，全面提升自身素质的管理思路，企业要和谐发展，就对企业的管理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需要建立现代化的公司管理体制、机制。为此，公司不断在完善企业管理体系上下功夫，以满足企业发展壮大的需要。三是抓安全生产管理。以隐患治理为主线，分级负责，跟踪问效，狠抓落实，确保隐患整改及时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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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清代；江西；漕运

中图分类号：Z22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26(C)-0073-01

漕运对清王朝至为重要，时人称“天下之大命所系”。明清以降，江西的漕运在全国举足轻重，漕额仅次于江南、浙江两省。作为清朝征集漕粮的重要省份之一，漕运的变迁给江西地方社会的发展和基层民众的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对此学术界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20世纪50、60年代国内漕运研究陷入低谷。至70年代末，漕运研究又重新为国内史学界所重视。80年代以后，史学界对中国各朝代的漕运，从经济内涵、社会意义以及与传统社会变迁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出现了几部代表性的专著。

彭云鹤《明清漕运史》一书，对清代前期漕粮繁荣的原因、河道的管理。以及清廷对漕弊的整顿进行了分析。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明清漕运发展状况的专著。李文治、江太新的《清代漕运》以清代漕粮制度为研究重点，对清代漕粮的赋税制度、征收兑运和交仓制度、漕运官制和船制、运丁和屯田制度、运道等方面的问题，宏观把握，精细分析，可谓清代漕运史研究和中国古代漕运制度断代研究的力作。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一书，从社会学、社会史的角度切入漕运研究，宏观上把握漕运的特性及其社会能，深刻剖析漕运与封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及漕运与社会制衡，漕运与封建社会的延续等一系列问题，发掘漕运与中国社会的内在联系，进一步揭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性与机制。倪玉平的《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的出版，为清代漕粮海运专著的缺乏填补了空白。该书内容包括清代漕运规制，道光年问的漕粮海运，漕粮海运与经济演变，漕粮海运与社会变动等，把这段时期清朝政府经济、政治、外交、社会等各方面的变化都涵盖进去，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此外相关的论文也为数不少。陈峰《清代漕运水手的结帮活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杨杭军《嘉道时期漕运旗丁的若干问题》、吴琦《清代漕运水手行帮会社的形成――从庵堂到老堂船》，分别从水手、运丁的信仰组织，工作环境、佥选和其自身性质进行了论证。在漕运弊端的探讨上，学界基本认为在这几方面：州县征漕的各种加派，官绅勾结贪索税户，土豪劣绅分肥，胥役对运丁的贪索，漕吏隐私舞弊，漕粮浮征勒折等。如李文治、江太新《论清代中叶后漕政的败坏》，郑师渠《论道光朝漕政》，陈峰《略论清代的漕弊》，杨杭军《略论清朝嘉道时期漕运之弊及其影响》，倪玉平《嘉道之际的漕弊问题》等论文均有论述。从南北经济交流角度论述的有张照东《清代漕运与南北物资交流》和陈峰《清代漕运运输者的私货运销活动》。张文论述漕运在沟通南北物资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指出河运的兴衰对于运河沿线的南北物资交流，以及中央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陈文认为清代官方性的漕运中，广泛存在着各种以盈利为目的的私货运销活动，对此清廷采取现实态度，不断放松对私货的限制，遂使这种活动规模日益扩大，客观上促进了南北商品流通和交换。从地方社会角度来研究清代漕运代表性的有：张小也《健讼之人与地方公共事务――以清代漕讼为中心》和吴琦、肖丽红《清代漕粮征派中的官府、绅衿、民众及其利益纠葛》。张小也在文中指出，健讼之人挺身抗帮，包揽讼词，以独特方式承担了地方公共事务，这一点在漕案中有相当明显的表现。而吴琦则以清代抗粮事件为中心，揭示在漕粮征派过程中，中央、地方州县、绅衿胥吏与地方民众等各阶层之间的利益互动，并从一个侧面透视清代漕政制度缺陷及其社会变化。

以上全国性的漕运的研究，为清代江西区域内的漕运研究奠定了丰厚基础。仅就笔者资料所及，综述如下：

第一，有两部研究著作值得关注。龚汝富在《清代江西财经讼案研究》中对漕粮津贴纠纷案，漕赋讼案，军役纠纷案等案情的分析，指出清代江西部分浮赋重税的地区，繁重的税负使地方社会陷入更为恶化的讼争之中，围绕税负转移而展开的各种讼案此起彼伏、纷繁复杂。这为我们了解当时因漕赋引起的民间诉讼和地方政治经济状况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个案材料及剖析。但以上研究偏重于漕赋层面，并不侧重研究运漕在地方社会中的历史地位。沈兴敬主编的《江西内河航运史》一书，对江西漕运历史概况作一般性的梳理。尤其在论述明至时期江西航运的进一步演进时，将明清时期江西的漕粮运输作为专题介绍，并对江西漕运机构的设置、漕粮及漕船数量、运丁和漕运费用、漕运方式及漕运路线的演变等作了简要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