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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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隋唐古典文献 编纂 分类思想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3.179

1 隋唐时期典籍的特征

典籍，是我国古代时期一种书籍的记录形式，从意义上来讲，是我国古代古典文献的典藏方式之一，用其特殊的方法将数据、文字、传记等资料进行整理，有一部分类书的影子，却与我们众所周知的类书有着质的区分，这种区分体现在意义上，类书是工具书的一种，它从记载到整理其文化价值高于艺术价值，而典籍在艺术价值的层面上来看，其精确的记录、详实的分类、时代性的文化特征震撼着每一个学者。

学者普遍认为，我国隋唐时期的典籍应该具有一些类书的性质，既功能性较强，以纂辑文献中的知识为核心，典籍中的类目，就是所载知识的性质及范围的代表，类目本身具有成熟的检索功能，其编纂目的也十分明确，礼官在方便查阅和征引由文献材料所承载的各种专门的知识，因而典籍具有文献工具书的性质。典籍文献的编纂过程之严谨很难为现在的人所想象，其主要内容是对文献中有关资料进行重新离析、整理和排纂的过程，典籍并非个人专著，因此具有“古籍整理著作”的性质[1]。隋唐时期的典籍编纂，在现代的文明看来几乎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的确，隋唐时期的文化纷繁多样，这个时期的典籍著作更是让今天的学者汗颜，其艺术性体现在现实主义与虚无主义的融合，不是简单的资料统计，也不是由个人对一些文化现象的见解和记录，是一大批文化官员根据详实的实际材料进行加工，流传给后世的文献典籍。这可以看作是类书最根本的性质。比如隋唐五代时期的密宗研究，多是以敦煌文献为中心，像流传至今的《摩登伽经》、《灌顶经》等，佛教的研究都是以敦煌所出的遗书为依据。

2 隋唐时期典籍的起源及编纂

任何成熟的、新兴的文献编纂形式的出现都有一定的渊源，文字的出现是文献产生的前提条件，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代和商周时期，古典文献学的历史也开始于这一时期，大量的古典文献被记录下来，比《如坟》、《五典》、《八索》、《久丘》等，都是是传说中最古老的典籍，《易经》、《诗经》、《尚书》这类则是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传世文献，我国的商代和西周时期，文献典籍的保存，多是集中在官府，官府中有专门的官吏掌管，我国上古时期史官文化相当发达，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力的强盛，对古典文献的搜集，整理，保存和流产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关于典籍的起源，有学者主张，是由战国时期的杂家所创，也有人主张，是以《尔雅》为始，开创了我国的典籍文明。

通过笔者的调研，可以推理出我国典籍的创始阶段，可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我国的典籍文化，有几个重要的特点：首先是官府修书，并借此一统天下文化，我们从史志所存的典籍来看，可以做出以下推断，这个时期我国还没有出现私修典籍的风尚[2]。没有印刷之术的时代，民间组织没有财力及人力来解决摘抄问题，在这种落后的条件下，也只有官府，才能充分利用卷数浩大的官方藏书。其次就是这个时候编纂目的非常单一，编纂目的主要为了服务皇室，我们从很多典籍的书名便可看出，比如《皇览》、《修文殿御览》等，“究兰台之籍，穷策府之文，以为观书贵博，博而贵要，省日兼功，期于易简。”是那时文献的真实写照。最后，是编纂思想上来讲，典籍的编纂都非相对独立的，有史为证，《文史通义》卷五《答客论》认为，“比类相从，原非著作”，典籍家是“书簏”，他们在编纂典籍时“采事而忘意”。官府在典籍的目录文献著上还没有单独成类，在文献类的图书出现在市面后，传统的分类法开始表现出自己的局限性。

3 典籍的收录思想简述

笔者从众多的典籍研究论文、研究著作来进行了总结，隋唐时期关于文献典籍的学术研究，虽然都涉及到了有关典籍的分类思想，但是，典籍的分类思想究竟是什么，一般的文献研究都没有明确所指。众所周知，概念是研究的先导，研究对象的分类如果不确定，即使文献研究的成果颇有见地，也会有失不足之处。因此，在研究隋唐时期典籍文化之前，我们需要大量详实的资料作为储备，将所研究的文献进行有效分类、整理。我们从研究对象来看，典籍的一般分类思想即典籍的立类思想，也就是编纂者最初制定的指导思想。典籍立类的主观性受作者的影响极强，所以其文化价值取向较为真实，对文献的研究指导性较强。典籍的分类思想，从整体性上来看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典籍的立类思想，即文化取舍、章节安排所表现出的思想；第二则是隋唐时期的典籍反映了那时的文化，是文化载体的文字型记载，是精神资源的体现。

4 隋唐时期典籍的流传意义

我国的古典文献学发展至今，历史悠久而漫长，学者为了更好的把握古典文献学的发展的历程，一般要对之进行一个历史阶段的划分，每个时代古典文献的形式都不一样，如果我们参照相近的学科的历史分期法，可以得到一些新的启发，即古典文献中蕴含的教育作用，关于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发展，在研究过程中要注意整体性和时代性的把握，反应了学术研究的多元化及区域差异性，不论现在如何去把握其时代性，都是为了更好的了解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整体风貌及其演变的趋势和特征。隋唐类书的典籍体系及其分类思想，具有时代性及延展性，随着文化长河的源远流长、随着人们对古典文献认识的不断深化理解，相信我们在典籍的研究实践中，一定可以开发新的未知内容、给学术界注入新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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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艺美术；艺术设计；宋代；等分式；执壶；瓜棱；审美特征

中图分类号：J505文献标识码：A

一、宋代“等分式”执壶的特征

壶是宋代饮具的重要类别，内装酒或茶，通常作为饮食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器具。具体类别有扁壶、注壶、执壶、葫芦形壶、瓜棱壶、提梁壶等。秉持斟倒是壶类“执”出现的背景原因，习惯上对宋代的注壶和执壶统称为执壶。形制特征为有盖、有执柄、敞口、圈足，有的还配以注碗，用来温酒，注碗是一种与壶配套使用的大碗，在碗中注入热水，后将盛酒的壶放入碗中温热。考量研究宋代的执壶艺术，可以发现经过五代的承上启下，宋代的执壶在唐代的基础上有了较大变化与发展。宋代执壶同唐代社会时代风尚的影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五代的过渡承接也是密不可分，这一变化历程主要表现在流变细长，执柄变宽。通过排列对比发现一种类别执壶在数量和特征上均较为突出，为腹部装饰为等距离分割状，即壶身腹部的装饰线将壶身腹部纵向或横向进行内勒，呈凹凸起伏状。

“等分式”是指壶腹部的一种装饰形式，是将壶腹部进行等大面积区域的分割，在各个被分割的单元区域内，有的加以纹饰，有的则无纹饰。器身等分的主要形式有竖向等分、横向等分、组合式等分三种。1.竖向等分：竖向等分是“等分式”执壶中最为多见的一种，特点是执壶颈部底端至壶腹部底端呈放射线状的线形内勒分割，从而形成壶身规律性的起伏，与瓜的形状最为近似。河南省登封市黑山沟宋代壁画墓西北壁的“对饮图”中绘制长桌上的注碗与执子腹部均为瓜棱形（图1）[1]。江西省铅山县吴氏宋墓出土影青狮纽带碗执壶，六瓣瓜棱腹，温碗呈八瓣莲苞式，集合了圆雕、刻划、贴塑等技法，具有明显的仿金银器遗风（图2）[2]。2.横向等分：横向等分形制特征是执壶腹部有横向凸起或内凹的弦纹，将壶腹部均匀分割为上下两个部分，这些凸起或内凹的弦纹数量不等。江西省景德镇市出土南宋青白釉莲纹执壶颈部上端有细弦纹三圈（如图3）[3]。3.温碗与执壶组合式：温碗与注壶皆为瓜棱状，另一种为温碗为瓜棱状，注壶腹部无瓜棱。河南省宜阳县出土北宋画像石棺“墓主夫妇饮茶图”中间绘制一长方桌，桌上执壶外配套有等分式瓜棱温碗（如图4）[4]。

宋代等分式执壶中竖向等分执壶的形制实则等同于瓜棱式执壶，总体特征均为塔式盖，直口，长流，执柄从壶颈部至壶腹部的位置也基本相同。并且多在壶盖钮、壶颈部雕有莲瓣纹加以装饰，胎体厚重，釉质细腻而精美。横向等分式注壶的整体形制基本脱离了瓜棱式执壶的范畴，但壶流、壶的执柄的形制及釉色与之并无明显不同。温碗与执壶组合的形式则更突出了等分的概念，轻盈的长流、执柄与圆鼓的壶腹、温碗形成对比，却也浑然一体，往往是划、印、刻、雕等技法综合使用，纹饰布局疏密有致，丰富而生动。

二、宋代“等分式”执壶的解读

“等分式”执壶除了在等分形式上存在差异性外，还存在有无盖钮的差异性。敞口无盖钮的“等分式”执壶通常被作为汲水、注水器具来使用；而带有盖钮的注壶或与温碗组合使用的“等分式”执壶则多用作酒具。“等分式”执壶的发展脉络，包括时代审美文化、工艺技术等社会因素的变化，也有原有造型基础上创新发展而来附着于器具之上的新文化符号。

1.对金银器造型语义的延续：隋唐时期的陶瓷工匠们能够亲眼目睹许多带有异国文化色彩的表演内容，受到熏染，将许多异国乐舞作为时鲜的装饰题材表现在陶瓷器上，为唐代的陶瓷注壶装饰艺术注入了新的血液。许多注壶上的纹饰主题经过隋唐两代的演进和摸索，进入到宋代，外来文化的因素长期存在，并以新的形式融入到中国文化中。（1）隋唐时期装饰艺术的延续性影响：产生影响的源器形主要包括花瓣形器与多曲形器。花瓣形器集中在辽宋出现，继承了唐代后期的风格，同时也存在粟特银器的做法。丝绸之路的域外国家人民，通过中原的商品，认识中国，反之亦然。从金银器来看，唐人的制作不局限于某一种文化。唐代工匠广泛吸收了波斯工艺品的造型和装饰特点，并巧妙地与陶瓷艺术相结合。后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随身携带已经不是这些注壶的功能要求，但唐代注壶在制作上，仍在刻意贴近金属器具特有的单薄感。（2）辽金时期工匠的热衷，延长了金银器风格的存留时间：宋代工匠与少数民族工匠由于生活习惯的不同以及对西方文化认知度的差异，许多仿制金银器的饮食器具体现更多的是对异族文化的关注和好奇，加之少数民族工匠与宋代制器工匠的生活区域的对流，这一时间段是文化重新组合的模式。从辽金部分遗迹出土的注壶来看，器物造型、装饰风格、制作工艺等方面带有明显的唐代注壶的特征。本民族文化、唐文化、外来文化、汉文化等众多文化因素均对游牧民族的审美观念起到了影响作用。多数饮食器具的形式借鉴模式是多元化，纯粹复制类型饮食器具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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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唐代书法；教育；启示

[中图分类号] J292 [文献标识码] A

书法作为国粹，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在计算机发达的今天仍有不可代替的作用。深得各国人民认可，著名艺术大师毕加索就曾言：“如果我生在中国，不会是位画家，但肯定是位书法家。”书法已从单一的文字符号演变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历史上诸多优秀的书法家薛稷、颜真卿、柳公权等给我们留下了大量优秀作品，我们不能忘记给予我们这些宝贵财富的沃土――唐王朝以及这个社会制度下完备的学校书法教育体制。

唐代的书法艺术成为晋代以来的第二个高峰期。涌现出诸如李世民、张旭、虞世南、欧阳询、柳公权等书法艺术家；历史上从没哪个王朝如此重视书法，上至文武百官下至僧人道士甚至劳动妇女很多都是出色的书法艺术家和书法理论家。唐代的书法，既有对之前精髓的继承又有自己的创新，特别是“楷书、行书、草书”在当时都发展到新的境地，对后代的影响和贡献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个时期，以致书法界至今流传“书至初唐而极盛”的口碑。风格严正精美、严谨雄健、飞动飘逸、遒劲圆活与大唐辽阔的疆域和盛世风度极为相符，为后人所感叹！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唐代是中国文化登峰造极的时候，制度具备，文化璀璨。”在美术教育史上让人们惊叹不已，尤其真书、草书的影响最为强烈。细究其是有深厚基础的：

1 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发展到顶峰促成了唐朝学校书法教育体制的完备

1.1 体现学校书法教育体制的“学校设置愈而完善”

中外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促使了多元文化的融合。历经几个世纪分裂后一统而成的大唐，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政治稳定，在各方面创造了空前的成就，使大唐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唐文化传播世界各地，长安成为亚洲各国人们朝拜的圣地，形成一种文化开放，包容性极强的局面，人的精神比较自由，创新一时得意发展，造就了颇具阳刚之美的文化品格，并成为时代的主流。在这种主流中的书法艺术，更是得天独厚地发挥的淋漓尽致。其完备的艺术教育体制体现如下：

唐代延续隋制，并有唐太宗大胆改建编制，除由国子监统辖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外，又设立弘文馆、崇文馆、医学，分属门下省、东宫、太医团管辖，置学生教习。《唐六典》记载：“书学博士二人……掌教文武百官八品以下及庶人之子”。学习要求以《字林》、《说文》、《石经》为主要专业，其余可业余自学。要求“学书，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字林》、《三苍》、《尔雅》。”形成了一种上行下效的办学方式。

1.2 体现学校书法教育体制的“政府官职设置也愈而完善”

政府专门为书法家设立了相应的官职，褚遂良、柳公权、欧阳询等都先后担任翰林侍书的职务。《唐六典・卷八》“弘文馆学士”条记载：“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诏令现职之京官，不论文职武职，凡列五品以上，‘学书，及有书性者’，皆准到弘文馆聆听书法之讲授，敕由欧阳询、虞世南负责教示楷法，故使士庶之学书风气大为振奋”。

1.3 政治权力干预书法教育成为唐书法教育的一大特色

“书之盛，莫盛于唐”，这也表明唐代的书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造诣。唐朝书法的空前发展，与当时权力的干预是分不开的，朝政大力发展书法事业这在任何朝代都是没有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1.3.1 统治者较重视书法并将书学作为六门学科之一。唐统治者广纳贤才，废除了以往对应试者的限制，但要求应试者必“楷书遒美”，斟选人才以“书”作为标准之一，书法受高度重视。并设置以培养书法人才的机构弘文馆。规定京师五品以上的官员必到弘文馆学习书法。

1.3.2 统治者喜爱书法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唐太宗对书法作出了巨大贡献，并激励了士人对书法的尊崇，并以此延续形成了唐代书法繁荣昌盛的局面。王羲之脱颖而出被尊为“书圣”。楷书也发展到后人无法超越的顶峰。

综上，唐朝书法的繁荣与当时强盛的国力、开放的政策、唐人兼收并蓄的气魄以及权力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社会空气的开放以及统治者对书法的重视给了书法足够的自由度，创造了一种适时的理念和氛围。

反思今天，我们的书法教育乃至艺术教育又如何呢？少儿美术教育我们的投入是多么可怜！幼儿园时家长还能给孩子报美术特长班，小学也还开设美术课程，可到了初中迫于家长“考不上好高中就上不了好大学”的压力，美术课程就被作为不主要的课程而被叫停，高中时除了报考艺术类院校的学生，其他同学更是甚少接触绘画，一个初、高中配比一个美术教师。进入大学虽然时间充足但我们已经不再具备欣赏艺术的习惯和基础了，对美的感知也已迟钝退化，不知道艺术的美，叫不出名画的名字和作者……

经常我们会听到，某公司冠名什么设计大赛，评委是某某领导，就连一个城市一个大赛的设计标识也要党政领导拍板做决定，大肆崇拜外来设计，于是有了怪异造型的西方现代设计出现在皇城古都北京。究其根源还是我们对中华传统美认识不够，抛弃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但是可喜的是，我国的书法教育在各大院校和社会个人的努力下，已经再度引起人们的重视，一些高校也陆续开设了书法专业，社会上也出现很多培训机构和书法爱好者工作室。

在计算机发达的今天，写字依靠键盘，以至我们忘记了很多字的模样，各种软件应运而生，各种艺术字应有尽有，但终究不能和我们的书法艺术相媲美，外国人对书法尚且如此喜爱，何况我们！

参考文献：

[1]蓝铁，郑朝.《中国书法的艺术与技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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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辽代；摩竭纹图案；文化交融；草原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K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0-0016-03

唐朝末年，契丹迭剌部夷离堇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八部，于公元916年建立了政权，后改国号为“辽”，曾长期统治中国北方达200余年。今内蒙古东部的赤峰地区，即当时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的辽代历史文物，其中包含有很多摩竭纹图案的器物，同时，在其他地区的辽代历史文化遗迹中也多有相同的发现。因此，本文即以辽代盛行的摩竭纹图案为主，试图阐释其中蕴藏的文化交融状况及其历史意义。

一、辽代摩竭纹图案器物的出土情况概述

除内蒙古地区外，辽宁省地区亦有摩竭纹图案的器物出土，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器物

1.鎏金摩竭形银壶：2件，出土于赤峰市城子公社洞山大队洞后生产队村南0.5公里山坡上一处辽墓中[1]。

2.鎏金摩竭纹银碗：1件，耶律羽之墓出土[2]。

3.摩竭形注壶：2件，分别出土于内蒙古库伦旗5号辽墓[3]，内蒙古宁城县榆树林辽墓[4]。

4.人首摩竭形注壶：出土于内蒙古巴林左旗乌兰套海公社[5]。

5.三彩摩竭壶：2件，分别出土于科尔沁左翼中旗[6]，阜新市于寺镇[7]。

6.摩竭形水盂：出土于辽宁省北票水泉一号辽墓[8]。

7.双摩竭纹束腰长盘：出土于凌源八里铺村小喇嘛沟辽墓[9]。

8.辽白瓷摩竭注壶：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所编《宋元的美术》[10]。

（二）冠带

1.鎏金摩竭冠饰：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温多尔敖瑞山辽墓[11]。

2.鎏金银冠：甘肃省博物馆收藏[12]。

3.摩竭纹缂丝草帽：出土于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辽墓[13]。

4.鎏金摩竭纹铜带式：2件，耶律羽之墓出土[14]。

5.鎏金云水双摩竭纹饰板：出土于辽宁省北票水泉一号辽墓[15]。

（三）配饰

1.摩竭形金耳坠：5件，其中2件出土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耶律羽之墓[16]，另外2件分别出土于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林稿2号辽墓[17]，辽宁省法库叶茂台9号辽墓[18]，最后一件被克里斯狄安・戴狄安收藏[19]。

2.摩竭形金耳饰：2件，分别出土于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二八辽墓一号墓[20]，辽宁建平朱碌科辽墓[21]。

3.摩竭形玉佩：5件，其中2件出土于内蒙古哲里木盟辽陈国公主墓[22]，另外2件被天津市文物公司征集[23]，最后一件被故宫博物院藏[24]。

4.摩竭形琥珀珍珠耳坠：一副，出土于内蒙古哲里木盟辽陈国公主墓[25]。

5.摩竭形石坠饰：出土于辽宁省北票水泉一号辽墓[26]。

二、摩竭形象的产生及其在中国的传入

（一）摩竭Makara形象的产生及演变

最早的摩竭形象出现在一枚出土于印度河谷的印章上，距今约4000年。印章上刻有一船，船首雕刻成摩竭形象，该形象非常接近于生活在印度地区凶猛异常的印度鳄。印地语中，鳄鱼是magar，即梵文“makara”的转音。在Lomas Rishi石窟[27]发现的一尊残缺摩竭雕像，是迄今发现的第二早的摩竭形象。与这尊雕像及其类似的是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孔雀王朝[28]时期的摩竭雕塑。这里的摩竭雕像更像一条鱼，将两尊雕像比较发现，后者很可能是前者发展变化后的形象，此时的摩竭形象开始由鳄鱼到鱼的变化。在印度的马图腊地区至今仍保存着一幅浮雕（约公元前2世纪），这里的摩竭形象又有了变化：吻部拉长，接近于象拔：短而大的双脚如哺乳动物般立于身体下方：尾部维持鱼尾的样子，整体呈现出半兽半鱼的形象。之后，摩竭先后成为varuna[29]和恒河女神的坐骑。后来摩竭被引佛教，成为摩罗的象征，它在传入中国的佛教文献中被音译为“摩竭鱼”，“摩伽罗”是梵语Makara的译音。

（二）摩竭及摩竭纹饰在中国的传入

大约在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摩竭作为早已被佛教“接纳整改”的一员，也随之来到了中国。我国关于摩竭最早的记载大都是出自外国僧侣所翻译鳄佛经中。如前秦北印度名僧僧伽提婆所翻译的《中阿含经》有云：“彼在海中为摩竭鱼王破坏其船……”[30]又如，唐代的《慧琳音译》卷四十云：“摩竭者，梵语也。海中大鱼，吞噬一切。”[31]在传入中国本土伊始，摩竭基本保持了其原有的生猛恐怖形象，更加强调了其本身性恶的一面，但是由于中国人从古至今趋吉避凶的文化心理，摩竭从印度而来的恐怖怪兽变成了招福辟邪的祥瑞之兽；摩竭纹也被民族化了，逐渐演变成一种象征符号。

三、摩竭纹图案所反映的中西文化交融

在考古学中，出土的文物有许多方面可以反映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内涵。中国的文化发展自成体系，这套体系具有讲究务实、辟邪趋善的特点，文化整合能力高，善于运用自己的模式来解读外来文化，因此，摩竭作为一种外来纹饰，在其演变的过程中不断被加入中国元素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时间概念上来说，从魏晋到辽宋，摩竭纹经历了中国本土化的发展轨迹。魏晋到隋朝时期是摩竭的传入期，在刚传入的过程中，与其印度本土风格差别不大，形象较单一，主要见于绘画作品中，如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就是摩竭出现在艺术作品中的证明。隋唐时期是摩竭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的期。此时，摩竭的形象被逐渐加入了饱含中国文化特色的龙角、鱼身和双鳍翅，中国化的摩竭形象在唐朝基本形成。辽宋时期，“鱼龙合体的中国版摩竭形象与原生的印度版怪兽摩竭形象已经逐渐完成了更替”[32]，并且开始出现实物造型的艺术品，特别是由崛起于北方草原地区的契丹人创建的辽代，是摩竭纹演变的一个特殊的时代。之所以认为其特殊，是因为它有其他民族不可比的接受文化的勇气和魄力，他们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但又不迷失自我，“坚持自我，秉承盛唐文化的根基，应该就是契丹辽文化最为主要的一个特征”[33]。如出土于耶律羽之墓的鎏金摩竭纹银碗，其形象为龙首鱼身，龙首有角有须，鱼身有尾有鳍，这种“龙首鱼身”的形象正是由印度传入中国而流行于唐代的摩竭纹饰。同时，将摩竭纹饰用在盘、碗等金银器或瓷器上，也是唐代的风格。又如出土于内蒙古巴林左旗套海的人首摩竭型注壶，就是创造性地将人和摩竭混合为一体，构思精巧，造型奇特，堪称是辽代摩竭纹造型的精品。

空间上，契丹人占据着草原的腹地，恰好处于草原丝绸之路上。丝绸之路本来是生活在亚洲内陆绿洲上的人民由于资源的限制而开通的对外贸易之路，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有人的交往就会有文化的传播。草原丝绸之路逐渐变成了文化传播之路。丝绸之路的开通，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注入了很多新鲜的血液，对于同样具有高度文化包容性的契丹辽文化亦如此。辽天赞三年（公元924年），辽王朝势力已扩展到今新疆境内。《契丹国志》卷21《外国贡进礼物》记载：“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至契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宾铁兵器、斜合黑皮、褐黑丝、门得丝……以二丈为匹。”从出土的辽代金银器中，很多器物都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特征。摩竭纹图案在辽代出土的金银器中大量出现，就是通过唐代间接地借鉴了印度的佛教文化艺术。摩竭纹或造型，本是印度神话传说中鱼身鱼尾、利齿长鼻的动物，佛教传入中国后，被广泛运用在唐代金银器的纹饰中。随着佛教在北方草原地区的传入，摩竭纹饰开始在辽代器物中盛行，从唐代局限于器皿中，到出现了摩竭纹冠带、摩竭纹配饰，进而发展到了更大的领域，如壁画等艺术门类中。摩竭的造型也更加多元灵动，有的摇头摆尾，有的似鱼儿游动，更有的吐火焰戏宝珠。可以说，发展到了辽代，摩竭纹及摩竭造型已经趋于成熟。如出土于科尔沁左旗的三彩摩竭壶，长30、通高21.5厘米，整体造型似摩竭仰卧莲花之上，昂首翘尾，口部中空为流口，翅膀及鱼鳞纹路清晰，施黄绿红三色釉，色彩斑斓，造型优美，堪称辽三彩中的精品。又如，摩竭纹饰不仅仅局限于金银器中，而且也运用在了玉器的造型设计上，辽代文物中不乏摩竭型玉佩。以前文提到的摩竭玉佩为例：质地为和阗白玉，局部有红褐色沁斑，整体造型为龙首鱼身，鱼鳞以阴线刻成，鱼背上有鳍，胸鳍化为双翅作展翅状，臀鳍较小，尾部有分叉。此件摩竭纹玉佩与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摩竭饰品有很多相似之处，整体设计造型已将印度摩竭与中国本土鱼龙文化相杂糅。

纵观整个辽代的摩竭纹器物，可以同时看到大气豪迈的契丹辽本土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及神秘绚丽的西方文化三方文化因素的交汇与融合。契丹辽文化在文化交融背景下受到了各式文化的熏陶，再加上辽代能工巧匠的创造精神，使得摩竭纹文物呈现出了华丽又多元的特点，创造性地将“国内”“国外”的文化精华集于一身，从艺术角度讲，整个辽代艺术设计可以说是同时具备了民族传承性和文化变异性，具传统、存多元，“自身文化向外辐射同时，也同样吸纳与接受周边先进文化的多层次影响”[34]，它们作为再现辽代文明的桥梁与纽带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如实地再现了辽代的社会风貌。

然而，关于辽代的摩竭文化，还有一点不能确定的就是，在谈到辽代的摩竭文化是源自唐代摩竭文化时，是否考虑契丹辽本民族的摩竭文化？因为倘若按照辽代摩竭是完全袭自唐代的说法，那么在汉人集中的辽南京和西京地区，应该是出土摩竭文物较多的地区，何以事实恰恰相反，偏偏是内蒙和辽宁地区偏多呢？是否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此问题，有待于诸方家商榷。

四、摩竭纹器物的现实意义

内蒙古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资源，是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环，然而内蒙古的文化产业却长期面临着缺乏资金支持等一系列问题。随着“一带一路”的提出并兴起，丝绸之路正在迅速扩容，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也已经形成。借着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这股东风”，怎样将摩竭纹饰这类具有典型性、文化内涵丰富的研究对象的文化内涵注入到文化产业中，加大文化产业的吸引力，使其文化价值得到充分的开发，从而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让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在开发与保护过程中得到融合联动，是每一位文化工作者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项春松.赤峰发现的契丹鎏金银器[J].文物，1985，（2）.

〔2〕〔14〕〔16〕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阿鲁科尔沁旗文物管理所.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6，（1）.

〔3〕哲里木盟博物馆.库伦旗第5、6号辽墓[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2，（2）.

〔4〕白俊波.内蒙古宁城出土辽代三彩壶[J].文物，19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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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胡健，崔松，等.阜新辽金史研究（4）[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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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4〕云希正，袁伟.辽代佛教用玉器研究.如玉人生[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242.

〔27〕印度早期佛教石窟的代表，今印度比哈邦境内，建于公元前3世纪.

〔28〕孔雀王朝（Mautya），约公元前321年至公元前187年，古印度摩竭陀国的王朝.

〔29〕Varuna被认为是印度最伟大的神，他被认为统治着整个宇宙并引导一切自然力量，他是全知全能和具有一切力量者，被尊为能惩罚作恶者的好神.

〔30〕印信法师.图解阿含经[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1〕慧琳.一切经音义（卷41）[M].日本白莲社藏版.

篇5

关键词：黑水靺鞨；渤海；役属

summary

“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ishui mohe and bohai ”

from the dawuyi period，bohai and heishui mohe began to confront each other. after the middle of 8 century， bohai state increasingly become powful， and heihsui mohe was likely to become dependency of bohai. Since 9 century ，some mohe ethnic groups that had be found in history books was swallowed up by bohai ， the realation between heishui mohe and boha can not be known very well. The possibility that heishui mohe was still cling to bohai， but can not say that it has been swallowed up by bohai and become one proportion of bohai. In the late of 9 century， bohai camedown day after day， while heishui mohe just gain independency renewedly.

靺鞨，是6到10世纪活跃于东北亚地区（包括我国东北和俄罗斯滨海地区）的一个部族。该部族登上历史舞台后，有两个分支逐渐强大起来。其中的黑水靺鞨，位于靺鞨诸部的最北，“尤称劲健，每恃其勇，恒为邻境之患”[1]。另一支粟末部，在7世纪末创建了渤海国，有国二百多年间，渤海凭借其领先于其它部族的文化和强大的军事力量，称雄东北亚，时人赞其为“海东盛国”。但引人注意的是，即使是存在着这样一个渤海时代，中原史家仍然要为黑水靺鞨专门立传，即使没有专设黑水靺鞨传，“靺鞨传”中，黑水靺鞨也占据着绝对大量的篇幅。这不能不让人对黑水靺鞨独特的魅力产生兴趣。近年来，黑水靺鞨与渤海的关系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而讨论的重点之一是究竟黑水靺鞨是否以及何时“役属”渤海（《新唐书·黑水靺鞨传》）。以目前的研究状况看，大致有8世纪中期说[2]、9世纪初说[3]，还有比较模糊的渤海末年说等[4]；倾向性的意见是黑水靺鞨在9世纪被渤海征服，但围绕着渤海对黑水的控制和统治方式还存在分歧[5]。

本文的宗旨是对黑水靺鞨与渤海的关系作历时性考察，并尝试对两者关系的性质作一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史籍除去记载大武艺调兵遣将，命令发起对黑水战争，绝少涉及到渤海与黑水之间发生的直接联系或冲突。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则主要通过与唐王朝的关系，与其它部族间的关系的推移变化来观照两者力量消长，勾勒两者关系的面貌。

《北齐书·武成帝纪》（卷七）载，河清二年（563年）“是岁，室韦、库莫奚、靺羯、契丹并遣使朝贡。”“靺羯”即“靺鞨”，一般认为，这是靺鞨作为一个部族的最早记录。《隋书》始为靺鞨立传，传文第一次提到靺鞨分为粟末、伯咄、安车骨、拂涅、号室、黑水和白山等七部。李延寿在其私撰《北史·勿吉传》中明确记述道：“勿吉国在高句丽北，一曰靺鞨”。《北史·勿吉传》合《魏书·勿吉传》与《隋书·靺鞨传》而成，所载勿吉七部即来自《隋书·靺鞨传》中的靺鞨七部。可知，在李延寿（唐人）看来，隋唐时期的靺鞨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勿吉。

在《隋书》时代，黑水部就已经显露出与其它靺鞨部不群之处。当时，粟末部“胜兵数千，多骁勇，每寇高丽中”。而传文在介绍过七部所在之后，特就黑水加笔补充：“胜兵并不过三千，而黑水部尤为劲健”。

隋至于唐代初，黑水靺鞨在中原王朝的印象大抵没有改变。《旧唐书·靺鞨传》载靺鞨诸部“或附于高丽，或臣于突厥”，“而黑水靺鞨最处北方，尤称劲健，每恃其勇，恒为邻境之患”。这说明黑水仍较其它靺鞨部强悍。但黑水对高句丽或突厥的役属关系不清。

隋末，突厥始毕可汗以中原战乱，乘机开疆拓土，使契丹、室韦等部纷纷臣服。唐代，颉利可汗在位时，以兵强马壮凌驾中原。颉利派其外甥什钵必驻在东方，支配契丹靺鞨两部。唐内政稳定后开始转为攻势。太宗贞观四年（630年）李靖率领十万大军灭掉了突厥。翌年，黑水部入唐朝贡。《资治通鉴·唐纪九·太宗纪》（卷一九三）载：“十二月，壬午，靺鞨遣使入贡。上曰‘靺鞨远来，盖突厥已服之故也’”。可见，在此之前，黑水部是臣于突厥的，而且，在臣属于突厥期间，黑水靺鞨与唐王朝隔绝，没有朝贡关系。

《隋书·靺鞨传》和《旧唐书·靺鞨传》中明确记载了靺鞨七部及黑水靺鞨的位置，《新唐书》不设“靺鞨”传，而以“黑水靺鞨”传代之，但是《新唐书》本传对“黑水靺鞨”与“靺鞨”之间关系记载含混不清，竟而导致学界对黑水靺鞨部的构成持多种多样的理解。传文开篇记载道：“黑水靺鞨居肃慎地，亦曰挹娄，元魏时曰勿吉。直京师东北六千里，东濒海，西属突厥，南高丽，北室韦。离为数十部，酋各自治。”之后记述其中有影响的，即所谓靺鞨七部。可见，以上所载的四至，并非黑水靺鞨的范围，确切地说应该是高句丽灭亡前靺鞨整体的四至。

《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说高句丽灭亡后，原来靺鞨七部中粟末、黑水以外的其它五部“寖微无闻”，或“遗人迸入渤海”，惟独黑水靺鞨“完强”，沿黑水即今黑龙江分为十六个部。之后又记载“初，黑水西北又有思慕部，益北行十日得郡利部，东北行十日得窟说部，亦号屈设，稍东南行十日得莫曳皆部，又有拂捏、虞娄、越喜、铁利等部”。从文面看，似乎上述诸部都包含在黑水的十六部中。但是传文在记述开元十年黑水靺鞨酋长倪属利稽朝唐，唐在黑水靺鞨设立了黑水都督府后又附上一句：“讫帝世，朝献者十五。大历世凡七，贞元一来，元和中再”。“帝世”，指唐玄宗治世，这里出现的朝贡次数应当是《新唐书》所指黑水靺鞨的朝唐次数。但是查核以《新唐书》本传及《册府元龟·外臣部》的“朝贡四”“褒异二”等项，若仅以“黑水靺鞨”（包括“黑水”“黑水部落”“黑水羯”在内）项统计，则可考者恰好为十五次，而若包括其它“靺鞨”部，则要超出数倍，这一事实应当可以证明《新唐书·黑水靺鞨传》中的“黑水靺鞨”的十六部并不包括拂涅、越喜、铁利、窟说、郡利、莫曳皆等部。

高句丽亡于唐，引起东北地区各部族的移动与重组，上述诸部，除拂涅以外，均不见于此前的载籍，可能就是新生的部，或属于“离为数十部”的靺鞨诸部的成员，因无建树而湮没于史籍，却在此时登上历史舞台的。而中原史家不可能对东北地区发生的上述变化了如指掌，所以没有作出必要的说明。至于将拂涅等部放到黑水靺鞨传中，可能是因为这些部不比黑水部显彰，不至于单独立传；却又因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多次出现于载籍，不便抹煞，于是缀于文末。本文要讨论的“黑水靺鞨”，是与拂涅、铁利等部同等的单位。

668年，唐灭高句丽，乘机恢复了对原高句丽统治地区的控制，曾经附属于高句丽的靺鞨诸部或纷纷转而依附于唐，或分崩离析，以至“寖微无闻”，惟独黑水靺鞨保持“完强”[6]。其后不久，黑水靺鞨沿松花江、牡丹江南下，西进，隔粟末水（今松花江）与唐对峙，并终于在691年末与唐军酿成了一场军事冲突[7]。唐王朝派靺鞨出身的将军李多祚挂帅出征，李多祚深知同族的习性，设宴灌醉靺鞨渠长，乘机将其杀掉，击破该部。黑水失利，被迫退出拉林河一线，回缩至东流段松花江下游，今三江平原南部一带。唐征讨黑水的结果之一，就是遏止了黑水靺鞨南下的进程。这一场军事较量，在唐王朝完全算不上大动作，然而客观上却为渤海建国和早期的发展排除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698年，高句丽旧将、粟末靺鞨人大祚荣乘营州之乱东走，纠合了高句丽遗民和营州地区的汉人及其它部众，在高句丽故地树帜立国。自号震国王。最靠近震国，又曾经被迫依附于高句丽的伯（汨）咄、安居（车）骨、号室诸部，并入震国；对于其它靺鞨部，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但却非常清晰地提到，与渤海建国几乎同时，黑水部也迎来了全盛期，“分十六部，以南北称”（《新唐书·黑水靺鞨传》）。《新唐书·室韦传》载，“（室建河）水东合那河（松花江东流段）、忽汗河，又东贯黑水靺鞨，故靺鞨跨水有南北部，而东注于海”。可见，黑水靺鞨是隔黑水自然分做南北黑水部的[8]。

震政权的建立，令唐王朝始料不及，唐王朝最初试图派兵将其剿灭于新生，却出师不利；此时，契丹背唐转而依附突厥，唐与靺鞨间的交通路受阻，预定计划无法施行。震因此幸免于兵祸。之后，唐王朝迫于突厥的压力，开始调整对东北诸蕃政策，改追剿为招抚。在此背景下，713年，大祚荣接受招安，受封忽汗州都督、渤海郡王，震也藉此去旧号改称渤海。

渤海与黑水均曾臣属再度强大起来的突厥，请求突厥派直属于突厥可汗的监督官“吐屯”（吐屯－突厥的官称号，相当于唐王朝在黑水靺鞨设置的长史，对受其役使的各国实行监督。《北史·契丹传》），寻求政治庇护，而且两部常常会同时行动。可见，此一时期，渤海统治者面临的课题是在唐王朝与突厥的夹缝中求生存，并努力在高句丽故地立住脚，尚无余力谋求进一步发展。黑水也因突厥的阻力无法西向、南向发展。所以，在渤海建国早期，至少在大祚荣时期，双方在实际利益上尚未互相羁绊，基本上相安无事。这也说明当时的渤海与黑水，均尚不足引起对方的警戒并构成威胁。

但是到渤海第二代王大武艺（719-737年）治世，形势骤变。《新唐书·渤海传》载，大武艺“斥大土宇，东北诸夷畏臣之”。传文中的“诸夷”是否也包含了黑水不得而知，但此后渤海与黑水靺鞨关系迅速紧张起来则确定无疑。

《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载，722年（开元十年），黑水“酋倪属利稽，玄宗即拜勃利州刺史。”这是黑水靺鞨在7世纪最后几年中与唐王朝发生军事冲突（《新唐书·李多祚传》卷一百一十第4125）、中止来往30年后，重新表明对唐的臣属。在这一举动的背景中，一方面因素来自突厥：在默啜可汗716年被杀，即位的毗伽可汗励精图治并再次使突厥走向强盛之前，突厥曾一度衰微[9]，这使黑水被迫再次调整对唐政策，重新与唐接近。另一种因素就是大武艺在此时开始推行北进政策，黑水感到前所未有的威胁，被迫主动与唐接近以求政治庇护。

渤海的日益强大，也再次唤起唐王朝的忧患意识：唐王朝实在不希望在高句丽灭亡之后，东北又出现一个强大的，欲与其分庭抗礼的政权。恰逢此时黑水部前来朝献，黑水与唐王朝在阻止渤海势力发展上利害一致，唐王朝找到了在从后方牵制渤海的同盟。以夷制夷，一向是中原王朝最为擅长的统治术。玄宗即封倪属利稽为勃利州刺史。“开元十三年（725年），安东都护薛泰请于黑水靺鞨内置黑水军。续更以最大部落为黑水府，仍以其首领为都督，诸部刺史隶属焉。中国置长史，就其部落监领之”（《旧唐书·靺鞨传》）。唐王朝与黑水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黑水在8世纪初成为唐的一个羁縻州。唐在黑水设立黑水都督府，是为唐初在东北地区设立的三个羁縻州之一[10]，在黑水府内设置军队，也是唐王朝用以牵制渤海势力扩大的对应策略之一。

关于黑水靺鞨内部社会的情况，史籍没有更多记载，《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载“其酋曰大莫拂瞒咄，世相承为长。无书契。”722年，“黑水靺鞨酋长倪属利稽朝唐”，725年，唐在黑水靺鞨内置黑水府，“以部长为都督、刺史，朝廷为置长史监之，赐府都督姓李氏”（《新唐书·黑水靺鞨传》），可知，朝廷任命黑水都督府所在的部首领为都督，其它部的首领则充任刺史等，但恐怕不可能在十六部均有设置。这样，从上述情况看来，即使黑水靺鞨本身并不是十六部联合、统一的整体，朝廷能够在其它部设刺史，说明这些部相互之间的联系应该是密切的。

唐王朝此举，与黑水对渤海形成夹击之势，大武艺当然不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渤海首先针对黑水作出了反应。《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载：

武艺谓其属曰：黑水途经我境，始与唐家相通。旧请突厥吐屯皆先告我同去。今不计会，即请汉官，必是与唐家通谋，腹背攻我也。遣母弟大门艺及舅任雅发兵，以击黑水。

以往黑水靺鞨赴唐，均通过渤海领，从前两者还结伴前去突厥，也是事前打过招呼的，所以在大武艺看来，黑水靺鞨事前应当通知渤海，取得后者的谅解。渤海虽然还谈不到对黑水行使宗主权，但在相当程度上对黑水抱有优越感是很有可能的。武艺的不快与担忧，在于黑水事前没有通报，秘密前往唐朝廷背后隐藏的机关。

为了不使事态发展得对渤海更为不利，也由于渤海对其他靺鞨部族征伐的成功，大武艺毫不迟疑，决定出兵征讨黑水。但是，曾经作为人质入唐的大门艺对这次出征却没有信心，他担心渤海此举会导致与唐王朝发生争端，而与唐王朝对立势如飞蛾扑火，向武艺“固谏”退兵。武艺非但没有接受门艺的规谏，反而免去门艺军职，并派兵追杀门艺。渤海决意用兵黑水，起因于黑水私自朝唐和唐王朝在黑水领内设置都督府，置汉官，所以，黑水未必不向唐王朝求援；但由于唐王朝在处理大门艺事件上有失宗主国的威信[11]，在道义上已经处在藩邦渤海的下风，所以即便有意派兵参与，恐怕也不得不有所顾忌。

史籍在记述武艺对大门艺“固谏”大为震怒，另派从兄大壹夏代为统兵[12]后，出兵一事便没了下文。不过，其后中原正史与大武艺治世同时期的记事中不见黑水靺鞨入唐朝贡，这或许可证明渤海实施了征讨计划，并且有效切断了以往黑水靺鞨与唐交往的信道；另外，732年，大武艺忿于门艺逃亡至唐及唐王朝包庇门艺一事，断然派水陆两军分路攻打唐登州和马都山，大武艺敢于不顾忌背后的黑水靺鞨而把军队送到唐土进行长距离作战，这其中除去可能有突厥明里暗里的支持外[13]，恐怕还与此前对黑水靺鞨的征讨取得了成效，至少可以确保黑水不至于在此期间袭击其后方有关。

大武艺讨伐黑水之举，使得渤海与黑水间敌对关系彻底明朗化。渤海建国后，最初的十几年里，主要忙于应付与突厥与唐王朝间的关系和争取在高句丽旧地站住脚，尚无余力谋划开疆拓土，所以，此一时期黑水靺鞨完全有条件再图南下。在双方发生直接冲突以前，渤海与黑水都在争取控制分布两者之间的诸如铁利、拂涅和越喜等一些知名和不知名的靺鞨部或争取使其成为自己领域的一部分或追随本部族。所以，大武艺对黑水开战，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中间地带的那些自愿或被迫追随黑水靺鞨的部。渤海征战黑水的战绩，恐怕也主要是阻断了黑水靺鞨以往的朝唐路径、对那些中间部落的打击，迫使其臣附于渤海，和遏止了黑水南下扩张的进程，史籍所谓“东北诸夷畏臣之”，其部分成果当是这时期取得的。不过，若按传文的文面理解，中间靺鞨诸部的臣服，似乎并不都是渤海直接的武力征服的结果，有的则是在武艺对黑水的征讨中受到震慑，屈于压力被迫向渤海称臣的。不过这些靺鞨部并没有因此而成为渤海的一部分。中原史籍诸蕃朝贡记录显示，开元年间，拂涅、铁利、越喜等部仍保有原来的部名[14]。《唐会要·靺鞨传》载，“其拂涅、铁利等诸部落，自国初至天宝末，亦尝朝贡，或随渤海使而来”。这个“随”字，是对拂涅、铁利诸部与渤海臣属关系的最恰当的注脚。

铁利和越喜等部与黑水相邻，不可能与黑水没有任何联系，肯定也曾经遭到黑水南下扩张的侵扰或被黑水施加过影响。但是对于上述诸部而言，其最大的利益仍在与唐王朝的朝贡贸易上。而要保证继续入唐朝贡，就必须处理好与渤海的关系，包括对渤海的臣服。所以，只要渤海能够保护其免受黑水的报复，从现实利益出发，诸部肯定更愿意倾向于渤海。这样，黑水靺鞨失去了在这些地区的威慑力。

黑水靺鞨受到渤海的武力打击，其主要活动区域，已经离开初期的中心地区松花江北流段，东向到黑龙江中游即黑龙江、松花江和牡丹江三江会合处附近，向下游移动；但其势力可能还没到达黑龙江下游近海段，因为当时在黑龙江近海处尚有郡利部等，黑水靺鞨向这些地区扩张和对上述地区的控制，或许应当求诸于“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的大仁秀治世及其后[15]。

735年，大武艺病死。其子大钦茂袭位，不久即着手缓和与唐王朝的紧张关系。而在这时，随着突厥被回纥击溃瓦解，恢复和加强缘边地区行政机构对邻近蕃邦的管理也提上唐王朝的政事议程。大致在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年前后，朝廷敕令平卢军节度使乌知义：“渤海黑水近复归国，亦委卿节度”[16]。令其继续押领契丹与奚同时，又加押领渤海与黑水两蕃[17]。这里的“渤海黑水近复归国”，是指渤海和黑水都在与唐交通断绝多年之后重新开始朝贡。另据《资治通鉴·唐纪》（卷二一五），天宝元年（742年），玄宗置十节度，以统边军。其中“范阳节度使制临奚、契丹，治幽州。平卢节度镇抚室韦、靺鞨，治营州。”内容相近的记载还见于《旧唐书·地理志》：“平卢军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此处的“靺鞨”系何指不得其详，但是如果考虑到两年前已经确定由平卢军节度使押领渤海与黑水，恐怕黑水靺鞨就不在此“靺鞨”之列了。

在平卢军节度使押领体制下，黑水势力再度抬头。自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至天宝十一年（752年）的12年间，黑水朝唐达五次之多。755年（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平卢节度体制迅速崩溃。762年，平卢军被迫南下，在山东与当地的淄青节度使重组为淄青平卢节度使，而原来归平卢军节度使镇抚的四府，契丹和奚，由幽州的卢龙节度使押领[18]；渤海，与新罗一起改由淄青平卢节度使押领，惟独黑水靺鞨去向不明，而且以后的史料中也不复见到任何对黑水押领、管理等的记载。而且，即便前文提到的《资治通鉴》等史籍中的“靺鞨”包括黑水靺鞨，平卢军节度使南下，改编后，也同样不再具有“镇抚”黑水的职能。

这是研究唐代羁縻府州兴废变迁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例。然而迄今为止，甚至专事唐代羁縻府州研究的学者也完全没有注意到，或因循《唐会要·靺鞨传》等记载，认定随着渤海对黑水靺鞨的役使，这个羁縻都督府可能就不存在了[19]。事实上最大的可能是，处于安史之乱中和乱后的唐王朝，认定黑水业已役属渤海或被消灭；在已经无力制约渤海的情况下，表面上也只能默认这个既成事实。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一蹶不振，从此再无心经略东北，非但不复谋求与黑水靺鞨联合牵制渤海的扩张，甚至放弃了对黑水的羁縻政策；自然，对渤海与黑水之间关系的推移也失去兴趣，黑水靺鞨在唐对周边部族的节度使押领、镇抚体制中消失，当是这种变化的反映。至此，黑水与唐王朝夹击渤海的策划，连表面上的形式都不存在了。

但是，上述发生在唐王朝的这一系列变故，在渤海，可能直到762年被划归淄青平卢节度使押领之后才有所了解；不过，渤海还是对安史之乱和黑水的新动向做出了反应。例如，乱中，平卢军节度使曾派人到渤海动员其出兵共击安禄山，大钦茂怀疑其中有诈，拒绝派兵，且扣留了来使。之后不久，即天宝末，大钦茂便将都城从中京北迁到了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这次迁都上京，历来多被看作是大钦茂远避战祸的权宜之计，但是从渤海与黑水靺鞨的紧张状态等情况看，恐怕还与渤海国家的北方防御和领土拓展有关。

上京，本“肃慎故地”［《新唐书·渤海传》（卷二一九）］，并非大祚荣建国之初所有，应为大武艺“斥大土宇”的战果。渤海迁都上京后，来自唐土战乱的威胁明显减弱了，但在地理上距离黑水接近了，这样就要求在新都城之北构建针对黑水的防御系统。首先要做的是扼住通向黑水靺鞨中心地区的交通要道，这条要道从渤海上京沿牡丹江北上，经南城子、渤海边墙而到依兰；从依兰向东北，沿松花江抵达俄罗斯伯力[20]。目前学界普遍称之为黑水道。1979年至1984年，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先后五次对该市的50公里边墙进行了调查，认为这是一条古代军事防线，防御方向在东北，为渤海时期修建[21]。研究者对该边墙及对岸的“南城子”古城（渤海重镇渤州）的年代、性质和关系做了进一步考证，认定边墙建于渤海前期，与右岸的“南城子”一起，形成隔江呼应的配置形式，紧扼黑水道；一方面可以阻止黑水靺鞨南进，保卫上京城，同时又可以有效地控制黑水道的交通[22]。

之后，渤海又在牡丹江边墙和“南城子”以北，沿江在今鹰嘴砬子小城、兴农古城、迎门石小城、沿江古城、三道通古城和五道河子古城等遗址所在地修筑了一些堡垒，步步为营，向北推进，向黑水靺鞨逼近。

反映8世纪以后黑水靺鞨与渤海关系的资料主要是以下几则。其一是《唐会要·靺鞨传》：

其拂涅、铁利等诸部落，自国初至天宝末，亦尝朝贡，或随渤海使而来。惟郡利、莫曳皆三两部未至。及渤海浸强，黑水亦为其所属。（《太平寰宇记·勿吉传》同于本传，可见两史料如果不是源于同一出自，就是后者因袭、照搬前者记事）。

其次，是《新唐书·黑水靺鞨传》最末一段记载：

拂涅，亦称大拂涅，开元、天宝间八来，献鲸睛貂鼠白兔皮；铁利，开元中六来；越喜，七来，贞元中一来；虞娄，贞观间再来；贞元一来。后渤海盛，靺鞨皆役属之，不复与王会矣。

此外，《金史·本纪一·世纪》（卷一）中也有记载：

（黑水靺鞨）开元中，来朝，……其后渤海盛强，黑水役属之，朝贡遂绝。

首先，根据以上史料记载，天宝以后，拂涅、铁利不复入唐朝贡；越喜和虞娄最后朝唐是在贞元年间（802年）。大概可以判定拂捏与铁利在8世纪60年代后，越喜与虞娄在9世纪上半叶相继被渤海吞并，其地成为渤海领。这其中当然不排除史书记载可能有缺漏，但不会有大过。而且，这些地区在渤海的15个府中都留下痕迹[23]，可以证明。在这个意义上大概可以说，靺鞨诸部对唐朝贡断绝之日，即其并入渤海之征。

接下来看一下黑水的情况。

在入唐朝贡这一项上，开元、天宝年间，史籍可考入唐朝贡的靺鞨诸部中，黑水就显得与众不同，拂涅、铁利和越喜等部或相伴同行，或在臣服渤海之后随渤海入唐。而黑水却常常独自行动。显然，当时黑水已经不可能再通过渤海境朝唐，渤海已经阻断了黑水从其领内经过的道路。然而黑水却可以继续与唐王朝保持联系。问题是，黑水靺鞨在不能从渤海领穿越的情况下如何到达大唐的。关于这一点，以下《册府元龟·朝贡四》天宝年间黑水靺鞨的朝唐记录似乎可以提供一点线索：

1 六年正月，“新罗、渤海、龟兹、于阗、焉耆、牂牁、杂姓平蛮、黄头室韦、黑水靺鞨并遣使来贺正”

2 七年正月，“黄头室韦、和解室韦、赂丹室韦、如者室韦、黑水靺鞨等并遣使朝贡”

3，七年三月，“黑水靺鞨、黄头室韦、和解室韦、如者室韦、赂丹室韦并遣使”

4 九年正月，“黑水靺鞨、黄头室韦并遣使贺正”

5 十一年十一月，“黑水羯遣使来朝”

从1-4可以看出，黑水靺鞨的历次朝唐都是与室韦诸部，特别黄头室韦同时而来。《新唐书·室韦传》载“直京师东北七千里，东黑水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濒海。”黑水靺鞨是与室韦毗邻的。上述现象提示：黑水靺鞨是自北向南从其西邻室韦的落坦（一说赂丹）部、蒙兀部和岭西部进入室韦境内，西南向和处在室韦与契丹和渤海三方连接部的黄头室韦合流，取陆路经营州道入唐的。

至于黑水靺鞨入室韦的路径，望建河流域[24]是一个重要的线索。望建河的流经地区，《旧唐书》和《唐会要》有及其相似的记载，《新唐书》与前两书稍有出入。这里且举《旧唐书·室韦传》例：

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落俎（《唐会要》为路丹，《新唐书》为落坦）室韦之南，又东流与那河、忽汗河合，又东经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东流注于海。

黑水人溯黑水进入望建河流域后，首先可到达位于望建河两岸的室韦落坦（俎）部和蒙兀部。陆路经过岭西部，便可进入沿那河的另一流段即今嫩江，那里分布着如者部、山北部、东室韦部和黄头室韦等部。这样一来，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黑水常与室韦诸部一同朝唐了[25]。《新唐书·室韦传》载，“岭西部、山北部、黄头部，强部也。”显然，渤海是无法阻拦黑水与室韦诸强部共同朝唐的。应该可以认为，在此时期，黑水靺鞨之于渤海，完全是独立的，对等的关系。

而大历年间（776-779年）“靺鞨”的朝贡记事（《册府元规·外臣部》“朝贡”“褒异”）则显得有些耐人寻味。

1 大历二年“八月，契丹、渤海；九月，靺鞨渤海、室韦……；十二月，回纥、渤海、契丹、室韦等国各遣使朝贡。”

2 大历四年“三月，渤海靺鞨；十二月，回纥、吐蕃、契丹、奚、室韦、渤海、诃陵并遣使朝贡。”

3 大历七年“十二月，回纥、吐蕃、大食、渤海靺鞨、室韦、契丹、奚……；各遣使朝贡。”

4 大历八年“十二月，渤海、室韦、牂牁并遣使来朝；奚、契丹、渤海靺鞨并遣使朝贡。”

5 大历九年“十二月，奚、契丹、渤海、室韦、靺鞨遣使来朝。”

6 大历“十年正月，渤海、契丹、奚、室韦、靺鞨、新罗……；十二月，渤海、奚、契丹、室韦、靺鞨各遣使朝贡。”

7 大历十二年“四月，牂牁、渤（海字可能脱落）、奚、契丹、室韦、靺鞨……；十二月，新罗、渤海靺鞨、室韦、奚、契丹并遣使来朝各献方物。”

以上7例中的“渤海”、“靺鞨”“渤海靺鞨”和“靺鞨渤海”等表述方式，一般认为都可能指代中原正史对渤海的记录，不过“靺鞨”“渤海靺鞨”“靺鞨渤海”这三种对渤海的称呼更多地见于渤海前期，这一点基本上已经为研究界认可。所以，上述各例中凡属于这类表述，都暂且划入渤海。但是在5、6、7项中隔着室韦、契丹等出现的“渤海”和“靺鞨”中的“靺鞨”的所指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即使渤海在一个月内两次入唐朝贡，同一部史籍也没有必要在同一个所采用两种称谓来记述，这些例中的“靺鞨”均与室韦排列在前后，到目前为止尚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室韦也被称作“室韦靺鞨”，所以可以断定在此种情况下的“靺鞨”，非指渤海，更不指室韦，可以考虑的，只能是渤海（当然也可能包括相继被渤海统合的靺鞨诸部）以外的靺鞨人的集团。考虑到当时能够单独入唐朝贡的恐怕也只有黑水靺鞨，何况黑水靺鞨又时常随室韦同时入唐，以上7例中的“靺鞨”很可能都是指黑水靺鞨。

《新唐书·黑水靺鞨传》中的朝贡记事似乎也可以证实这一推测。传文说：“讫帝世（指玄宗朝），朝献者十五。大历世凡七，贞元一来，元和（806－820年）中再。”将《册府元龟》的上述内容与此相观照，则可知上述大历年间朝贡记事中的“靺鞨”均指黑水靺鞨。

这说明，至少到9世纪上半叶（渤海第十代王大仁秀（818－830年）治世），黑水靺鞨仍在朝贡唐朝。不过，如果将大历年间黑水的朝贡记事与天宝年间作一比较，则不难发现，大历年间前来朝贡的这部分黑水靺鞨在与渤海的关系上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天宝年间黑水每每与之共同朝唐的有明确称谓的室韦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或与“室韦”，或与渤海一同入唐。这一现象透露了两种可能性：一是那些“室韦”仍然是天宝年间与黑水靺鞨结伴朝唐的黄头室韦，黑水靺鞨依然是独立的；一是黑水已经向渤海称臣，并时或随渤海一同朝唐。而史籍中没有直接反映出“黑水靺鞨”字样，恐怕也存在两种可能，其一是渤海避免刺激唐廷，没有明确报告黑水的部名；其二是史家顾及唐朝廷的体面而故意略去黑水靺鞨的部名。

至于变化产生的根源，似乎可以从以下两条史料中求得答案：“仁秀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新唐书·渤海传》）；“唐元和中，渤海王大仁秀南定新罗，北略海北诸部，开置郡邑，遂定今名”（《辽史·地理志》“兴辽县”条）。如若再将两史料与大体可以代表天宝年间状况的大武艺时期相对应史料（《新唐书·渤海传》“子武艺立，斥大土宇，东北诸臣畏臣之”作一比较，则不难发现，武艺期的“开大土宇”和仁秀期的“开大境宇”，在结果上有着质的不同，它们分别属于靺鞨各部对渤海称臣和被渤海吞并以至设置府州[26]两种情形。同时我们也可以明白，对渤海而言，使靺鞨诸部称臣纳贡，并不是其穷兵黩武的终极目的，一旦具备充分的武力，还是要使他们成为渤海国家的一部分。《太平寰宇记·勿吉传》载“今黑水靺鞨界南至渤海国德理府，北至小海，东至大海，西至室韦”，[27]反映的就是这一时期，渤海与黑水靺鞨直接接境了。

《唐会要》说：“及渤海浸强，黑水亦为其所属”；《新唐书》说“后渤海盛，靺鞨皆役属之，不复与王会矣”。两部载籍都谈到黑水被渤海所役属，但又都没有说明具体在什么时间或时期，若从载籍透露出的黑水靺鞨对渤海役属迹象算起，则大体上可以推测在8世纪70年代后期。

大历以后黑水靺鞨对唐朝的朝贡记录按前引《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载“贞元一来，元和（806～820年）中再”，《册府元龟·朝贡五》（卷九七二）载，贞元八年（792年）十二月，“牂牁、靺鞨皆遣使朝贡”；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二月，“黑水酋长十一人并来朝贡”，应该可以与《新唐书》记事相互印证。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史书不复见黑水朝贡中原王朝（907年唐亡后，渤海等东北部族转而奉五代中的后梁、后唐政权为正统而朝贡，所以此处改称中原王朝，以区别与此前的唐王朝）的记载，直到924年（后唐同光二年），“九月……黑水国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外臣部·褒异三》卷九七六），翌年五月，“黑水胡独鹿女贞等使朝贡”（同上，卷九七二“朝贡五”），这是渤海亡国前黑水入贡中原王朝的最后记录。不过，大历以后黑水朝贡中原王朝都是单独行动，并没有如拂涅等部随渤海使入朝的痕迹。上述记录同样仍然可能反映了两种情况：其一是黑水仍然受渤海役使，但还可以独立入贡中原王朝；不过更大的一种可能性则是黑水凭借自身的强悍摆脱了渤海的控制，重新赢得了独立。对后一种可能不利的证据是前引《唐会要》与《新唐书》有关黑水役属渤海的记事，但是只要对两部分史料仔细分析的话，还是可以发现一些问题的。

《唐会要》，以苏冕的《会要》为原型（801年成书），成书于961年；但从其中关于渤海最后的记载是元和十一年（816年），“渤海靺鞨遣使朝贡，赐使二十官告”等看，《唐会要》有关靺鞨、渤海的记事下限应不晚于816年，可以推测，《唐会要》以及《太平寰宇记》或者摘抄自《会要》，或两者都是对一种断限较早的原始资料的完全摘抄，不足盲目从信。因此，传文所记“及渤海浸强，黑水亦为其所属”等内容，在时间上恐怕也只能是天宝末至元和年间，即8世纪中期以后至9世纪初的事情。这个推断恰好也和前面讨论过的黑水靺鞨在8世纪70年代后期臣属渤海在时间上是吻合的。因此，《唐会要》关于黑水靺鞨役属渤海记事的有效时期应该截止到9世纪初，以后黑水与渤海关系走向的探讨与研究则须求诸其它资料。

另一方面，《新唐书·渤海传》可考渤海与唐最后联系的记载在时间上正相当于渤海王大玄锡治世（871－893年），以后“史家失传”，“叛附无考”了。那么类推下来，恐怕《新唐书》编撰者对9世纪末以后的黑水靺鞨也不见得有清楚、详细的了解。若如此，则《新唐书》所载也不能够肯定如实地反映了黑水与渤海关系的最后结局。如果再将以上分析与大历以后黑水朝贡中原王朝的记事联系起来看，则完全有可能是，大历以后，黑水靺鞨又摆脱了渤海的控制，重新获得独立。也就是说，黑水靺鞨只是一度对渤海称臣，受其役使，并非直到最后渤海灭亡一成不变的。

即便如此，似乎还是有必要换一个角度，对《新唐书·黑水靺鞨传》中“后渤海盛，靺鞨皆役属之，不复与王会矣”一段记事再作一些深入讨论。因为，在渤海强大起来后，除黑水靺鞨外，曾经处于黑水和渤海中间地带的靺鞨诸部不但确实“不复与王会”了，而且其所在地区都被划入渤海领，成为渤海国十五个府的组成部分。从文面看，是靺鞨“皆”役属渤海，所以，黑水似也在其中[28]；而且唐元和十年（815年）以后终唐之世，也的确不复见黑水朝唐。因此，似乎可以说，渤海役使诸靺鞨，导致各部与唐王朝的朝贡关系的终结。但是如果考虑到靺鞨诸部在役属渤海而未被渤海吞并期间仍然能够独立或随渤海入唐朝贡这一事实，则靺鞨役属渤海即“不复与王会”显然是不能成立的，至少这中间是缺少环节的。因为靺鞨役属渤海，只表明他们臣属于渤海，并不能说明更多的问题。

查核史籍，历史上“役属”（不包括各部族对中原王朝的臣属关系）的方式因时代、地域以及当事者双方的具体情况而各具形态，南越是“以财物役属夜郎”（《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一六“”）；朝鲜王满则“稍役属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者……”（《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西域诸国“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汉书·西域传上》（卷九六上）］；“其西域诸国及先役属于西突厥者，悉叛之，国内虚耗”（《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下”）；东女国等南蛮、西南蛮诸国“皆为吐蕃所役属。其部落，大者不过三二千户，各置县令十数人理之。土有丝絮，岁输于吐蕃。至是悉与之同盟，相率献款”［《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卷一九七）］。“役属”关系进一步发展很可能导致被吞并，但也可能始终只保持在臣属阶段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复与王会”所反映的似乎应该是不同于“役属”关系的另一种情况，换句话说，似乎应该是靺鞨部被渤海吞并的表征。

但是，是不是就可以说，靺鞨诸部对唐朝贡断绝之日，就绝对是其并入渤海之征呢？我以为恐怕不是这么简单。其一，中原史籍的夷狄蕃邦记事最大的目的在于显扬中原王朝的文治武功，而不是追述或勾勒这些部族的历史进程，因此，对于这些部族的生与灭，盛与衰，以及与中原王朝以外的政权之间的关系等，不可能都是全面的、缜密的和翔实的，对这些记载不能不作任何考证，拿来就用；其二，周边部族朝贡于中原王朝，一为寻求政治庇护，二为求贸易之利，有时，后者的吸引力要大于前者；但是，朝贡，并不一定是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特别对那些比较强大的部族；他们完全有能力寻求其它途径。

黑水以外的靺鞨诸部，如铁利、拂涅、越喜以至虞娄等，已知他们终于成为渤海的编户，被纳入渤海的府州县行政管理之下。黑水靺鞨在元和以后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朝唐记录失载，也的确值得玩味；但是，在《新唐书·渤海传》所见渤海的府州中，找不到渤海在黑水“故地”设置的某府或某州。《新唐书·渤海传》明记渤海“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且以上京龙泉府为始，十五府各有其名。这至少可以说明，黑水部的命运，与那些夹在其与渤海中间，终于遭到吞并的靺鞨诸部不同。而且，更重要的是，黑水靺鞨是拥有出海口的。一如古代东北地区历次历史性变动发生时被动部族的反应——迁移一样，黑水靺鞨的活动中心也在继续向北作战略撤退，移向黑龙江出海口附近。他们像历史上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先民们一样，与海外的萨哈林地区、鄂霍茨克文化的人群集团发生着联系，交流，保证本部的生存、繁衍，并伺机卷土重来。

日本的小岛芳孝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推定，8世纪中叶以后，铁利、拂涅等靺鞨部被迫臣附渤海；黑水部在继续入唐的同时，又在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下游流域形成独特的“靺鞨世界”，并通过黑龙江入海口与鄂霍茨克海对岸的诸部族集团联络，培植间接对抗渤海的势力[29]。如果这个结论不错，则可能9世纪以后，渤海与黑水靺鞨的这种对峙状态仍在持续。

至此，我想尝试勾勒一下黑水靺鞨与渤海关系的历史轨迹：渤海建国之初，黑水靺鞨臻于全盛；在向突厥寻求庇护的十几年中，双方基本相安无事。大武艺时代起，渤海谋求发展，双方很快形成对峙。8世纪中期以后，渤海国家渐强大，黑水靺鞨可能一度役属渤海。9世纪初期以后，曾经见诸于史籍的一些靺鞨部被渤海吞并，其民成为渤海国家的编户；黑水靺鞨与渤海关系不详，不排除仍然对渤海存在臣属性质，但并不曾被渤海吞并，成为其编户。至于9世纪末期以降，渤海盛极而衰，统治层内部倾轧，政治松弛，对编入其领内的和停留在称臣朝贡关系上的靺鞨诸部的政治控制力下降。在此情况下，不曾被编入渤海府州制中的黑水部，利用此机会重新获得独立。

[1]《旧唐书·靺鞨传》，中华书局标点本（以下同），第5358页。

[2]古畑彻《亚细亚游学》（特集·渤海与古代东亚）6，勉诚出版，1999年，第147页。

[3]酒寄雅志《渤海国家的历史性展开与国际关系》，载《朝鲜史研究会论文集》16，1979年，第22页。

[4]孙进己《渤海国的民族构成》，载禹硕基等主编《渤海国与东亚细亚》，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5]古畑氏主张黑水靺鞨成为渤海的编户，酒寄氏则主张只是羁属。分别见前注所引文章。其它研究文章的意见则多沿用“臣属”一词，比较含糊。

[6]《新唐书·黑水靺鞨传》，第6178页。

[7]详见魏国忠《唐与黑水靺鞨之战》，载《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后收入《东北民族史研究》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94-101页。

[8]有人认为，此时黑水靺鞨沿松花江东进，北黑水部势力已拓展到黑龙江下游一带（王禹浪《靺鞨黑水部地理分布初探》，载《北方文物》1997年第1期。第58页），恐嫌过早，因为从《新唐书·黑水靺鞨传》文脉看，当时黑龙江下游一带分布着郡利部等；黑水势力发展到该地区，应是渤海强大起来以后出现的局面。

[9]默啜可汗被杀之前，政治已经衰微：“开元二年，尽忠从父弟都督李失活以默啜政衰，率部落与颉利发伊健啜来归，玄宗赐丹书铁券”（《新唐书·契丹传》）。

[10]《新唐书·地理志》（卷四三下）：“靺鞨州三，府三。”……“黑水州都督府”“渤海都督府”“安静都督府”。标点本，1127-8页。王颋以安静都督府设于“虞候娄”，即“虞娄”“挹娄”部落（“故地划府”，王颋《圣王肇业》，学林出版社，1998，第149页）。果然，则作为整体概念上的靺鞨，就不止渤海都督府和黑水都督府。但王氏并没有提供具体论证。

[11]《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载，“武艺怒，遣从兄大壹夏代门艺统兵，征门艺，欲杀之。门艺遂弃其众，间道来奔，诏授左骁卫将军。武艺寻遣使朝贡，仍上表极言门艺罪状，请杀之。上密遣门艺往安西，仍报武艺云：‘门艺远来归投，义不可杀。今流向岭南，已遣去讫。’乃留其使马文轨、葱勿雅，别遣使报之。俄有泄其事者，武艺又上书云：‘大国示人以信，岂有欺诳之理！今闻门艺不向岭南，伏请依前杀却。’由是鸿胪少卿李道邃、源复以不能督察官属，致有漏泄，左迁道邃为曹州刺史、复为泽州刺史。遣门艺暂向岭南以报之。”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361页。

[12]《旧唐书·渤海靺鞨传》，第5361页。

[13]日野开三郎《突厥毗伽可汗与唐玄宗的对立与小高句丽》，载《史渊》第79辑，第16-17页。

[14]《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中华书局，1982年，第11405-11414页。

[15]《新唐书·黑水靺鞨传》（卷二一九），第6178-6179页。

[16]《曲江集》卷九“敕平卢节度使乌知义书”，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1937年，第95页。

[17]据《新唐书·方镇表三》（卷六六），“开元二十八年（740），平卢军节度使兼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处置使。”四府指松漠、饶乐、渤海、黑水四个都督府。

[18]见张建章墓志，张的身份是“唐幽州卢龙节度押奚契丹两蕃副使”。参见徐自强《张建章墓志考》，载《文献》1979年第2期，收入孙进己等编《渤海史论着汇编》，出版社，1987年，第978-984页。契丹与奚划归卢龙节度使押领的具体时间不得而知，但肯定是平卢节度使南下之后。

[19]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6页。

[20]王侠《渤海国的海陆交通与盛唐文化在东北亚的传播》，载《七～八世纪东亚地区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92页。

[21]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牡丹江边墙调查简报》，载《北方文物》1986年第3期，第42-45页。

[22]刘晓东、祖延苓《南城子古城、牡丹江边墙与渤海的黑水道》，载《北方文物》1988年第3期，第30-35页）。不过刘晓东等认定边墙修建与渤海前期的依据是渤海第十代王大仁秀（818-830）治世后，黑水即为渤海役属，不再有修建边墙的必要了。

[23]渤海以拂涅故地为东平府，以铁利故地为铁利府，以越喜故地为怀远府，不见“虞娄”只见“挹娄”故地，渤海为定理府，“虞娄”可能是“挹娄”之误（《新唐书·渤海传》）。

[24]望建河，现今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新唐书·室韦传》（卷二一九）作“室建”，《唐会要》（卷九六）“室”“望”并见。这里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五代十国时期页50-51采“望建”。两《唐书》及《唐会要》中所载发源于此湖并流经室韦界的望建河，包括额尔古纳河及黑龙江中游（《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129页）。《新唐书·流鬼传》载那河“东北流入黑水”。黑水也指黑龙江。望建河与黑水实为同一条河流的不同流段。在这里，黑水是汉语，望建可能是室韦语或其它部族的语言。

[25]黑水靺鞨路经室韦的朝贡路线启动于何时不得其详，不过根据《韩昌黎文集》卷六《乌氏庙碑铭》，开元中（大概在733-35年间）渤海进攻马都山时，黑水与室韦以五千骑兵前来援助（收于《全唐文》卷五六一）。开元十八年以后，终大武艺之世，不复见黑水靺鞨朝唐，可知此次黑水所派援兵，恐怕不是直接经由渤海领而来；又兼与室韦同行，故而大概在此时，黑水已经在利用室韦诸部与中原保持联系了。

[26]渤海的行政地理分府州县三级建置，府为一级单位，州为二级单位。王颋对《辽史·地理志》研究后认为，“郡”当是州的别一种称呼（《故地划府》，载王颋着《圣王肇业》，学林出版社，1998年，第163页）。因此基本上可以认为渤海的府州县始设置于大仁秀治世。

[27]《太平寰宇记·勿吉传》基本上因袭《唐会要·靺鞨传》，只是《唐会要》将“德理府”记作“显德府”。显德府为渤海的中京，《唐会要》所记显然是错误的；但《新唐书·渤海传》所载渤海国十五府中并无德理府，而与之接近的只有定理府：“挹娄故地为定理府”，恐怕“德理”为“定理”之误。史书所见挹娄（也即虞娄）最后一次入唐朝贡是在贞元十八年（802年），估计在渤海第十代王大仁秀治世，被渤海吞并，置定理府。关于定理府的比定地，前人已有数种意见，且分歧颇大，有今沈阳说（《大清一统志》）、今铁岭懿路城说（《盛京通志》）、有乌苏里江下游说（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一四）、牡丹江下游说（《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近年又有人提出在黑龙江七星河流域的友谊县境内（王禹浪《靺鞨黑水部地理分布初探》，载《北方文物》1997年第1期）。据王承礼考证，渤海东北界至黑水靺鞨，大体到今鹤岗、萝北、同江及其迤东一带（王承礼《渤海的疆域和地理》，载《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4期，后收入注18所引孙进己等所编《渤海史研究论文集》，第581页）。友谊县位于与上述三地相距不员的东南部，两相照合，或许友谊县为定（德）理府更较为合理。

篇6

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代表，他“未禄于代”，终身布衣，而史载其事也较少。后世的论者，对其思想的仕隐问题争论最剧。各家之说，异彩纷呈，互有轩轾，蔚为大观。笔者查阅了相关的论文，又检核《孟浩然集》中的诗篇，加以排比考证，以为前人之论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着各种问题，例如，对一些重要材料的分析，往往忽略了时间、空间及文人之间的关系；或是泛泛而论，止步于一鳞半爪的窥探；或是曲解诗意，以徇一家之言；而对孟浩然思想形成的原因，各家更是惜墨如金，涉笔绝少。笔者有感于此，乃撰本文，但求澄清一段史实，既以弥补前辈学者之缺憾，亦欲使贤者免受曲解唐突于将来而已。请从王维四首送别诗谈起——

（一）由王维诗略窥浩然的思想

《全唐诗》卷一二五载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云：“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既至君（一作金）门远，孰云吾道非？江淮度寒食，京洛（一作兆）缝春衣。置酒临长道（一作长安道，一作长亭送），同心与我违。行当浮桂棹，未几拂荆扉。远树带行客，孤村（一作城）当落晖。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按陈铁民《王维年谱》以为潜开元十四年登进士第，维开元十年至十三年在济州，“故此诗当作于开元九年以前，姑系于开元九年”。(1)于是知此诗应早于《送孟六归襄阳》诗。

又《全唐诗》卷一二六载王维《送丘为落第归江东》诗云：“怜君不得意，况复柳条春。为客黄金尽，还家白发新。五湖三亩宅（一作地），万里一归人。知尔不能荐，羞称（一作为）献纳臣！”按《王维年谱》记天宝元年维在长安，转左补阙，即诗中所谓“献纳臣”。又查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九载丘为天宝二年登第，故略系此诗于天宝元年。(2)

又《全唐诗》同卷同页载王维《送严秀才还蜀》诗曰：“宁亲为（一作真）令子，似舅即贤甥。别路经花县，还乡入锦城。山临青塞断，江向白云平。献赋何时至，明君忆长卿。”按，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及陈铁民《王维年谱》皆未系其作成之年。因其作成之年暂不能具考，故略系之如上，所幸不伤大体。

又，《全唐诗》同卷一二七三页载《送孟六归襄阳》诗：“杜门不欲（一作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一作长）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并无争议。又，孟六即孟浩然，此据岑仲勉《唐人行第录》。

按前二首与第四首王维作无疑，第三首《全唐诗》又收入张子容诗卷，误，陈铁民《王维新论·王维年谱》有考。(3)由摩诘的两首送别诗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王维对綦毋潜、丘为及严秀才实有黾勉策进心，对孟浩然则有规隐劝归意。即如前三首诗所言，隐于圣代，不是英才所应做的，东山采薇的隐者，也应当出为世用。綦毋潜、丘为与严秀才的京师之行，就是为了有用于圣朝，只可惜其对策暂时不合于当政者的口味，尽管如此，其谋略定有见用的时候，只是必须等待时机成熟而已。在这里，他对綦毋潜、丘为等的同情与内心的惭愧都是很浓郁的；遣词措句间，要么劝友人再举，要么劝友人献赋，策励之情溢于言表。第四首诗则称浩然有杜门疏世的志行，既然如此，不如索性归里隐居，进士举固然不当再参预，即使献赋的念头，也应该断绝。规劝之心袒露无遗。

摩诘固然是綦毋潜、丘为、严秀才等人的知音，难道不也是孟浩然的知音吗？若然，则其诗中所言必有深意，因为从《送綦毋潜落第还乡》《送丘为落第归江东》等诗即可看出，摩诘若不是出于必然的考虑，是不肯劝英才归隐的。那么，孟浩然的仕隐思想从摩诘诗中是否可以窥见一些端倪呢？请先论王孟二人的关系。

关于王孟的关系，《孟浩然集序》《诗林广记》《北梦琐言》《皮子文薮》《韵语阳秋》等书中皆有记载，二人的赠答诗中也有反映。笔者据以推知：“王孟之交甚深，而王对孟的诗文、品行显然也是十分嘉许和崇仰的。”顷见陈铁民先生关于此节之论述甚详，故略之，读者可参。又按《韵语阳秋》卷第十四《襄阳孟公马上吟诗图》记《留别王维》曰：“孟君当开元天宝之际，诗名籍甚，一游长安，右丞倾盖延誉。或云右丞见其胜己，不能荐于天子，因坎轲而终，故襄阳别右丞诗云''''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乃其事也。”果如其言，那么王维的气量也未免太狭小了些罢，这岂不是要见笑于当时的士林吗？

王孟既然不是泛泛之交，则当如前文所言，摩诘对浩然的规劝必有所指。

按《孟浩然集》中有《留别王维》诗：“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以文意的连属揣度也当作于《送孟六归襄阳》之先，实临别赠答之作。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时间应在开元十六年（七二八），当时孟浩然考场失意正拟还乡。考察摩诘诗的立意，应该是针对着不无牢骚意味的“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一联而发的。然而摩诘谓浩然“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其中的缘由，又断不止于针对这一联。无奈其中情由又不可凭借确实的史料一一考知，暂举孟浩然《京还留别张维》诗（卷三）作一粗证。

《京还留别张维》诗曰：“拂衣去何处？高枕南山南。欲寻五斗禄，其如七不堪？早朝非宴起，束带异抽簪。因向智者说，游鱼思故潭。”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六年。“五斗禄”，当是用陶潜事。“七不堪”，语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约言康自表不宜为官的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如“卧喜晚起”，行为放浪形骸，不喜揖拜上官，羞与俗人共事等。(4)浩然用这些典故，事实上已经隐隐道出自己的品性与行为是与世情不合的。因此，莫说不能中举，无人推荐，即使这等事情如愿以偿，浩然是否肯混迹于俗不可耐的宦海，受拘束于名缰利锁，甘为卑贱的州县府尉，也还是一个不容妄下断语的问题！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这儿不妨姑且设下一个假说：王孟素日交游晏谈，必然涉及平生的抱负以及为人处世之道，其间，浩然或许不时流露出倾慕庞德公(5)鹿门归隐的心迹，而其言其行也必然多有不合于世情的地方，因而于腹心推置之处，晏谈举止之间，摩诘已经知道浩然空有鸿鹄之志，终非宜乎世用之人，又恰当其失意于场屋，本就脆薄的功名心更趋瓦解，摩诘因而有“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之语，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上设假说，固然不可考证，然而揆诸情理，并参以浩然落第后的诗篇，料无大谬，姑且置此，以待商榷。

由前证王孟的关系及王对孟的态度观之，在落第还乡前后孟浩然归隐的心思已然凌驾于功名仕进心之上，只是二者仍处于苦苦的纠缠之中。在此，笔者以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当是自来有之，只是陷于种种羁縻，尚不能决然归隐；而受挫于科场适足以激发和强化这种思想，从而绝意于仕途。兹将所见到的材料罗列于后，并试加浅析琐论，请读者明鉴。

（二）由“王序”及李白赠诗略考孟浩然思想

唐宜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云：“（浩然）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脱倾盖，机警无匿。学不为儒，务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独妙。”

又云：“山南采访使本郡守昌黎韩朝宗，谓浩然间代清律，寘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与期，约日引谒。及期，浩然会寮友文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约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遂毕席不赴，由是间罢。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此事也见于《新唐书·文艺传》。

又云：“浩然文不为仕，伫兴而作，故或迟；行不为师，动以求真，故似诞；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故常贫。名不系于选部，聚不盈于担石，虽屡空不给而自若也。”

考王士源的生平，新旧《唐书》及《唐才子传》皆无传。他在《〈孟浩然集〉序》中自述道：“士源幼好名山，践止恒岳……天宝四载徂夏……始知浩然物故。”又云：“士源他时尝笔赞之曰：''''导漾挺灵，是生楚英。浩然清发，亦其自名。''''”又韦绦《〈孟浩然集〉重序》记：“宜城王士源者，藻思清远，深鉴文理，常游山水，不在人间。”又《新唐书·艺文志》载：“《孟浩然集》三卷，弟洗然、宜城王士源所次。士源别为七卷。”由此略知士源与浩然同时而稍晚于浩然，也是隐逸的英俊之士，因而可以说是对浩然知之甚深的人。

士源的序文，对于浩然的评论固然难脱过誉之虞，然细思其言大致并非所谓的虚美之辞。如所云浩然“学不为儒”、“文不为仕”，以浩然刹羽于科场就可以得到一个旁证。而且，宋陈师道《后村诗话》也载有苏轼的评价：“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又宋严羽《沧浪诗话》亦载：“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至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6)由是可见，士源的说法是不无根据的。

至于韩朝宗引谒一事，更有史可考，考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二《孟浩然》条；浩然诗中也曾谈及，后文将论，此不赘述。如此仕进良机，浩然竟率尔以宴酣为由弃如敝屣，在别人看来尚且觉得可惜，在浩然自己却以为不值得后悔，那么学者关于孟浩然对功名仕进素怀殷殷热望的论述，难道不是恰好得到一个有力的驳证吗？由此就能够看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是十分浓重的。

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从其诗友酬赠的诗文中更可考见。前举王摩诘诗自是一端。而李太白《赠孟浩然》诗尤不可不举。

《赠孟浩然》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太白全集》卷之九《古近体诗共四十三首》载此诗。按，据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列此诗于开元二十七年己卯（七三九）条下曰：“赠孟浩然诗云：''''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是时当在浩然自京放还之后。”詹锳先生的系年虽未能确证此诗的作成年份，但大致不差。又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开元二十七年浩然正卧疾在襄阳的家中，故李白此诗可谓盖棺之论

太白赠浩然诗今天所能见到的凡六首，列酬赠浩然之冠，而此诗最负盛名。诗中的孟浩然，已然完全超脱于物外。太白的行文固然有夸饰之风，然其对“高山安可仰”的忠厚长者怎敢敷衍虚美？又以其傲岸磊落的性格，又岂肯为此虚美之词？太白之所以愿意并且敢于如此盛赞浩然隐逸的高节，或许正是由于凭着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感而觉得浩然确实如此的缘故，因而其诗中言论的可信性远胜于时贤以个别诗句为依据的议论，这一点应是无疑的。况摩诘、士源等人均有相类似的议论，难道与浩然同时代的贤者所见、所闻、所感反而不如后世学者基于推理的见解更显得深鉴明察吗？

上文剖析孟浩然的诗歌并参证了有关其行藏事迹的旧考及其诗友的往来酬赠之作，意在论证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事实上已经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并非所谓的“身在江湖，心怀魏阙”。下文即通过对浩然的诗篇的诠解及与这些诗篇有关的生平事迹的考订来更细致入微的分析孟浩然的仕隐思想。

（三）由孟诗及有关事迹的考订分析其仕隐思想

当今学者探讨孟浩然的急切于功名，因为他的文赋没有流传下来，他行藏的事迹史载也较为简略，故而多转取其诗为证。常见的，不外以下数首，如《洗然弟竹亭》（卷一）《田园作》（同上）《岁暮归南山》（卷三）《宿建得江》（卷四）《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卷二）《临洞庭》（卷三）《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荆门上张丞相》（卷二）《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卷一）《陪张丞相登当阳楼》（卷三）等等。

上列诸诗，诗意不难索解。从中固然可以寻绎到孟浩然不遇的忧愤，既遇的欣喜，羁旅的郁闷，乡关不见的愁绪，然而似乎未宜以此遽言浩然急切于功名。如《临洞庭》中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中的“犹怜未调者，白首未登科”，《岁暮归南山》中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都是如有怀才不遇的怨悱，却也不妨视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闲言。这几句诗或者另有难言的苦衷在里面，后文将有关涉，暂置不论。

考其系年，知《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约作于开元二十四年（七三六），浩然时年四十八岁，《岁暮归南山》诗则作于开元十六年（七二八），浩然当时四十岁，在长安或者刚由长安返回南园。(7)又考韩朝宗举荐浩然当在开元二十二年（七三四），浩然时年四十六岁(8)；有必要补证的是：《孟浩然集》中有赠韩朝宗诗三首：《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二年），《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四年），《和于判官万山亭因赠洪府都督韩公》（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五年）。《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云：“郡守虚陈榻，林间召楚材。山川祈雨毕，云物喜晴开。抗礼准缝掖，临流揖渡杯。徒攀朱仲李，谁荐和羹梅？翰墨缘情制，高深以意裁。沧洲趣不远，何必问蓬莱！”按，“沧洲”，谢脁《之宣城郡出林浦向板桥》诗云：“既欢怀禄情，复谐沧洲趣。”吕延济注：“沧洲，洲名，隐者所居。”(9)由诗意推演，大约是朝宗欲荐浩然，而浩然却婉言相拒，朝宗不顾其婉拒而一意力荐浩然于朝廷。果真如此吗？因暂无其它材料佐证，更无反证可以用来它，故姑置此论。无论这种猜测与事实是否有所出入，浩然未接受朝宗的荐举终归是铁定的事实。那么，浩然的不接受援引，其原因究竟何在呢？浩然诗中曾有“投刺匪求蒙”之句，即不把拜帖投向不了解自己的人，也就是须知音援引方才满意的意思。那么，浩然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以为韩朝宗不是知己之人吗？考《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末云：“无才惭孺子，千里愧同声。”又考《和于判官登万山亭因寄洪府都督韩公》末云：“因声寄流水，善听在知音。”两诗中“韩使君”与“洪府都督韩公”皆指韩朝宗而言。由此可证浩然与朝宗一直交好，并推为知音。即使在浩然未守约定之后，二人关系仍很融洽。既然是这样，那么浩然不肯让知己援引，究竟又是因为什么呢？在此，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恐怕就是浩然已经放弃了入世的理想。

按上引《岁暮归南山》诗显然是在抒发一种怀才不遇的郁愤，很明显据此并不能说明浩然仍眷恋着仕途，故对此诗不拟多论。《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论者以为有渴求援引的意思，笔者以为不然。昔日朝宗欲举荐浩然，浩然并未与他同去长安(10)。孟浩然的这一行为又怎是仅以“好乐忘名”四字便能解释得清的呢？可能的情况大约是这样的：浩然自落第还乡之后，功名仕进之心益淡，虽然朝宗也是浩然的知音，而浩然也并非不感怀于朝宗的知遇之恩，故而当朝宗欲荐浩然于朝廷时，浩然固然已寄意于闲居而无心于仕途，然而长者的美意怎么可以断拒呢？而朝廷的征召又怎么敢不赴呢（观李密《陈情表》即知此事关系甚大）？百计难施之际，被迫出此下策：以饮乐婉辞朝宗的举荐。这样一来，开罪朝宗自然是在所难免的，浩然怎么会不深知呢？而朝宗终于没有深责浩然，依然与他交好如故（见前举诗即可知），这里面难道没有更深层的原因吗？细细推来，恐怕就应当是浩然已屏弃了仕进之心。

至开元二十四年春，浩然为《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其中有“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之语，则应当是略略有憾于昔年的不第，哪里是所谓的犹未摒弃仕进之志呢？又不妨考《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的全貌：“万里行春返，清流逸兴多。鹢舟随雁泊，江水共星罗。已救田家旱，仍怜俗化讹。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高举迷陵谷，新声满棹歌。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全诗之眼，端在“逸兴”二字，格调于此已定。“不调”，语见东方朔《七谏·哀命》：”不论世而高举兮，恐操行之不调。“”王逸注曰：”调，和也。言人不论世之贪浊而高举清白之行，恐不和于俗而见憎于众也。“(11)可见浩然正欲用这个典故鸣其孤芳自赏、”不和于俗“的志趣，也是”逸兴“生发的由头，与全诗基调不悖。

同年秋，浩然为《临洞庭》诗，无非是为了求得知己的叹赏而并无其它意思，哪里是所谓希求援引云云？在此援引《临洞庭》诗对这一点加以翔论。诗曰：“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此诗《文苑英华》又题作《望洞庭湖上张丞相》(12)。时九龄在京为中书令，故浩然此诗有叙旧谈今之意。诗的前二联大约言兴感的缘由，见湖水煊赫之势而缘景入情。颈联窃以为当是感怀往日的不济，时至今日仍然感觉到困顿于科场的耻辱。尾联应为谈论当下的心境，即”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至于”退而结网“，早已如同隔日黄花过眼烟云，不复为虑了！退而言之，《临洞庭》诗倘若果然像论者所说的那样为求援引而作，则浩然于开元二十二年即已尽销是虑，又何苦迁延至眼下呢？

又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张九龄以引非其人受谗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辟浩然入其幕府。浩然为诗多首与九龄相酬唱，其中有《荆门上张丞相》诗有云：“坐登徐孺榻，频接李膺杯。”诗用“徐孺榻”、“李膺杯”二典，隐言浩然并非一般幕僚，而是九龄客座上的嘉宾，性情中的知己，与从政与否似乎无甚牵涉。

考《后汉书》卷五十三《徐穉传》：“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屡辟公府，不起。时陈蕃为太守，在郡不接宾客，唯穉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又考《后汉书》卷六十七《李膺传》载：“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性简亢，无所交结。……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这里正是用陈蕃、李膺暗喻九龄，用徐穉暗喻自己，由此可知浩然在九龄幕府的地位并不是等闲的僚属可比的，而浩然又恰可乘此机会与其知己好友九龄宴饮游乐以驰骋平生的志趣，其快慰之情溢于言表，自然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因此此诗不但不足以论证浩然入仕之心的浓重，反而正足以证明浩然轻忽仕宦而崇慕知己间雅会逸兴的挥抒。

又，《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诗云：“从禽非吾乐，不好云梦畋。……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从公”典出《诗经·秦风·驷铁》：“公之媚子，从公于狩。”郑玄笺曰：“媚于上下，谓使君臣合和也。此人从公往狩，言襄公亲贤也。”(13)此诗表明浩然并非乐于居九龄幕府而随从他田猎，而是感怀九龄好贤重义的深情厚谊，遂云“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既讲明了自己是“狂歌”之人，又隐约透露出其入九龄幕府的真正缘由。至于欢快自豪之情，则似乎与诗文不甚相符，抑或是论者的傅会罢？又，《和宋大使北楼新亭作》（卷二）末云：“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僚趋。欲识狂歌者，秋园一竖儒。”按此诗当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当时浩然在九龄幕中(14)。所引诗句更明言其羞与府僚之属为伍，难道竟因为九龄的缘故而忽然改变了自己素来的志趣吗？

若“客中遇知己，无复越乡忧”(15)，也可证明浩然遭际知己的欢畅，而并不能证明浩然入仕途的快乐。读者或者以为“遇知己”则可以入仕途，因而浩然也就不再有“越乡忧”了。果真如此吗？今考何所谓“越乡忧”即可知道，事实并没有如此简单。

考浩然入越之行当在开元十七年（七二九）。时落第离京至家不久，即取道洛阳去往吴越。至开元十八年（七三O）秋，浩然才得以游历吴越；迄开元二十一年绕经湘水凭吊屈子，同年仲夏始归家。(16)陈铁民先生则以为浩然入越之行当在久滞洛阳后、开元十六年进京赴举前，“估计当在开元十四年夏、秋之际”。(17)然由《自洛之越》诗可略证此说恐不确切。诗云：“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披寻诗旨，知浩然此时对功名利禄应早已心如止水，所以此诗似应作于历尽求谒、科考及献赋皆不遇之后；而且，浩然在吴越所作诸诗，也已明言其已无心于仕路，后文将备论，此不具陈。据此，既然浩然在自洛之越及其后的行旅中对功名利禄已然心灰意冷，那么为何在吴越行后却反而又入长安应进士举呢？对此最贴切的解释恐怕就应是：浩然游历吴越当在其入长安应举之后，即在开元十七年前后。

依据前论，浩然淹滞越中凡三载，其间作诗甚多，如《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卷四）《宿天台桐柏观》（卷一）《经七里滩》（卷一）《宿建得江》（卷四）《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卷四）《久滞越中赠谢南池回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诸诗，皆折射出浩然在吴越时的情感。若《经七里滩》《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宿天台桐柏观》三首，均表现浩然超脱俗情的快意，无所谓“越乡忧”。及《宿建得江》，也不过是一般游子触景生情的乡思的流露罢了，不关仕隐。如《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也只于末句“谁怜问津者，岁晏此中迷”，约略流露出一缕孤旅的凄清之感而已。只有后二首稍有疑问，试析如下：

《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诗曰：“陈平无产业，尼父倦东西。负郭昔云翳，问津今已迷。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两见夏云起，再闻春鸟啼。怀仙梅福市，访旧若耶溪。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考浩然入越时间略知此诗约作于开元十九年，大致是叙述倦旅怀乡、访旧惜才之意，所应注意的是“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与“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二联。根据诗意，谢南池、贺少府二君当时正隐居于若耶溪一带，而其人素为圣主所宝重，非若浩然之“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又前者隐退而后者淹滞于秦稽，个中滋味自然大不相同，是以浩然言“未能忘魏阙”的原因，实际上是有感于前事的不谐，遗憾没有知音的赏识，而并非冀望于来日的荣显，也无非是寻个兴叹之由罢了。至于所谓“越乡忧”，多半也是乡旅之愁、思念知己旧游之愁、感念前事之愁，并不像时贤所说的那样，是汲汲于功名利禄之愁。且浩然更有《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可为补证。

《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曰：“八月观潮罢，三江越海寻。回瞻魏阙路，无复子牟心。”按，“魏阙”，典出《庄子·杂篇·让王》：“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陈鼓应先生注曰：“魏阙，宫殿之门，荣华富贵的象征。”引文大致是说魏牟虽有岩穴之志，但又抛舍不开眼前的富贵荣华。浩然用此典，言“无复子牟心”，其中含义，恐不必笔者费墨，即已十分明了了罢。又，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八年，与前诗作成之日相去不远，故由此诗可略证前诗的本意。又，开元二十年浩然有《岁暮海上作》诗，也可为证。

《岁暮海上作》诗云：“仲尼既已没，余亦浮于海。昏见斗柄回，方知岁星改。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为问乘槎人，沧州复何在？”别的诗句且不说，只“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一联即已足够表明己志不在于借隐逸邀名以达荣显之途。由这首诗也能够看出，用“身在江湖，心怀魏阙”来理解和形容孟浩然，是永远做不了浩然的知音的！

又，开元十九年浩然有《游云门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其末曰：“故园眇天末，良朋在朝端。迟尔同携手，何时方挂冠？”这几句诗大体是说：“望也望不见，故园渺茫在遥远的天边；想也想不着，良朋依然在朝廷做官。朋友呀，我苦等着与你们携手，同游在这壮美的山水间；你们何时才挂冠归隐于林泉？”在这首诗里，浩然竟希望自己的好友也挂冠归隐，以便与他同游山水，若浩然此时仍然“未能忘魏阙”怀揣荣贵之念，则其人品也未免太低下些了罢！由此可知，对浩然在吴越所作的诗篇里所用的“魏阙”二字，断不可莽撞处之。

《泛舟经湖海》诗云：“大江分九派，淼漫成水乡。舟子乘利涉，往来逗浔阳。因之泛五湖，流浪经三湘。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遥怜上林雁，冰泮已回翔。”此诗也有思归的意味。尤其重要的是“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与“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两联。“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由“观涛”句推度，当指枚屈而言，而不是浩然的自比，这是显而易见的。说者用此句论证浩然的功名心依然未泯，对诗意恐怕不免有点歧解罢？

由上列诸证可见，“越乡忧”并不是由于仕显之志难以实现而发，而是由于久客他乡，故人相违，旧思乡愁时至而兴。而“越乡忧”作如是解，又恰恰切合于浩然登临当阳楼时的心情。“越乡忧”既作如是解，则不但“遇知己“即可通仕途之说不能成立，而且，孟浩然在吴越期间即已完全摒除了仕进的念头也可得到一个有力的证据。笔者之所以不吝墨于“越乡忧”，并不仅仅是为了详尽地证明一首诗所表达的思想，更是因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在吴越之行期间表露出来的尤其的多；而且，当时浩然的思想正处于转变的末期，故而此时的诗篇是考辨其仕隐思想者断断不可轻忽而尤其应当加以注意的！

孟浩然的诗歌流传到今天的，凡二百六十余首(18)，多记隐逸宴游，也有一部分述及应举求仕等事情。上文所举论的，大多是学者素有讼议的篇什，至于显言隐逸的诗歌，《孟浩然集》中比比皆是，读者可以自行检阅，是不必饶墨即可明鉴的，不论。前面的论述，似乎有“只驳不立”的嫌疑，但笔者的初衷，断不在于“驳，而恰在于“立”，只是为了议论得更精审并且俭省无谓的笔墨，从而选择了那些素有歧解、不经细致地思辨确实难以窥见其庐山真面的诗歌加以论证探讨。

前文所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所论起自浩然赴京应试不第之后。考浩然思想的转变，在《京还留别新丰诸友》诗中表达得最为清楚。诗云：“吾道昧所适，驱车还向东。主人开旧馆，留客醉新丰。树远温泉绿，尘遮晚日红。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是时浩然在长安应举落榜。前文所引作于同年的《留别王维》和《京还赠张维》等诗，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揣摩诗意，则易知落第还乡事当为孟浩然仕隐思想转变的一重要分水岭。其前，浩然固有隐逸之思，然而犹未尽弃仕进之志；其后，浩然方才逐渐悉摈功名心，唯以隐逸游乐宴饮为趣。后者前文已备述，而关于其前期的论述，笔者以为“前人之述备矣”，故不赘论。笔者认为，赴京应举以前的孟浩然，既有鸿鹄之志，又多林泉之心，实处于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之中。

上文所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固然不是时贤囿于对某些成见的机械固守所能理解的，然而考证于《孟浩然集》和与其相关的言行事迹以及时人的诗文酬酢，确乎是无可怀疑的。既然如此，那么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难道没有因由吗？请略述之。

（四）思想形成的原因

孟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固然有其主观的原因，然而笔者以为盛唐士子多喜隐逸于山泽的时代背景的影响尤不可轻忽。考诸各类记载，士子隐逸林泉的风气，以后汉、东晋、南朝及唐为最盛。如后汉，因为豪强地主势力倾盖一时，又兼宦官、外戚专权跋扈，党锢之祸兴起，故而世间洁身自好的贤士，常避处渊薮；至东晋、南朝则官贪，且征伐更替不绝如缕，恰佛教又兴盛，于是重节操、持傲骨的士人便托词藏山匿野。然而时至李唐，尤其是正当盛唐之际，百弊尽扫，风气日开，大有海晏河清的气象，时号“圣代”，为什么隐逸之风却又复兴如斯呢？笔者以为其原因当在于科举之崇（其中又牵扯世庶之争的形势）及佛道之兴，也不可抹杀后汉、魏晋南朝的影响，这三者又不可“条分缕析”，因为其枝条芜蔓缠绕并不能遽尔扯断，姑且综论之如下。

唐承隋制而以科举取士。开元之世，科举尤其成为庶族跻身朝堂、提高地位声望的重要门径，由是士子读书之风大兴。考《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杂记》条云：“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迩来林栖谷隐，栉比鳞差。”傅璇琮先生论之曰：“盖唐代士子，为应科试，多读书于山林寺观，以习举业，此乃一代风气。”(19)长此熏陶渐染，士子的隐逸思想不自觉间即已成为定势。笔者览《唐才子传》《新唐书·隐逸传》和唐人的诗文及宋人有关笔记，屡见唐代非僧非道的才子，常有山泽之思，其尤甚者，若阎防、王维，虽然中了进士举，这种隐逸之心还是没有泯灭，如《新唐书·隐逸传》《唐才子传》等籍均载贺知章年八十六而“道心益固，时人方之赤松子”(20)，于是乞骸骨为道士。又近人高步瀛选注《唐宋诗举要》载杜少陵《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有“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的句子，可见忧国忧民如老杜者，也难尽弃归隐山林之念。为省笔墨，别的事例就暂且不再列举。由此可见，盛唐之世，隐逸风行，确实是有明证的，而时人也大多以此相标榜，这从唐代的诗文中是可以窥见的。考孟浩然的诗歌及生平，知其早年也曾隐居读书，且多与僧道之流交游，浩然诗中有“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之句。按“无生理”即佛理。则浩然所受隐逸思想影响之深是可以想见的。

又，唐代进士阶层渐成气候，对于世族豪门已经产生较为显著的威胁，二者遂成为李唐统治集团中对立的阶层，“清流”、“浊流”泾渭分明。当玄宗朝，此二阶层地位的升降似乎并不像陈寅恪先生所论述的那样，进士阶层已稳操左券；似乎更接近于岑仲勉先生所议，世族豪门仍居主导。(21)故当盛唐之世，进士阶层虽享清誉，在仕途则多压抑迁徙、昂藏沦落之人，如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玄宗赐九龄白羽扇”条载张九龄见忌于李林甫事：张九龄在相位，屡有诤谏，林甫疾之，每进谗言相污，玄宗也就更不喜见九龄；一次，正当秋寒时节，“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海燕何微渺，乘春亦蹇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按《全唐诗》卷四十八也载有九龄《咏燕》诗，只是”蹇”字作”暂”，无其它区别。由九龄诗知其自言出身微贱，不能与大族出身的李林甫一较高下；声名之盛、地位之高如九龄者尚且如此，遑论其余庶子。这难道不是世族豪门仍居主导而进士阶层犹未得舒展的明证吗？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卷一载《古歌行》有”高皇旧臣多富贵”、”洛阳少年莫论事”等句；同卷又载《别韦参军》诗，其中也有”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的句子。按《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二诗皆作于开元十一年前后。这两首诗曲讽直陈了开元年间世庶地位的不平等，可证前论非虚。又考新旧《唐书》《唐才子传》诸书，更可明确地知道这不是无稽的妄说。故此士子常生远世以避祸或归隐林泉以免受作微官末吏”为五斗米折腰”之辱的念头。

又，李唐的时代与后汉、魏晋、南北朝相距不远，士子学为诗文常取法乎彼，无庸多论。在学诗摹文的同时，他们也在不自觉间仰慕古人处世行藏的态度，仔细想来，也并非无稽的悬揣。且后汉、魏晋、南北朝重名节、轻仕进的风气流播之广、影响之深，又不止于诗文一端，若其雅言逸事、故处遗踪等，则不是本文所欲论证的。古人论浩然诗，以为其诗祖建安而法渊明，浩然诗中也有”余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的句子，这大概可以勉强作为唐代诗人受后汉魏晋南朝影响很深的一个例证罢。

愚观《孟浩然集》，考其用典，喜采《后汉书》《晋书》《高士传》（晋皇甫谧撰）《世说新语》等籍，于是知其志趣所在，好雅行而厌俗务，不重于入世干禄，而乐于养德修身。这难道不是当时士子较为平常的心态吗？莫非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竟为李唐一代士子仕隐思想的典型化的缩影？由于笔者对此仅有一个较感性的认识，所见到的材料也还远未能成为一个体系，所以对此问题还不能作出系统的、理性的分析，姑录存之。

至此，孟浩然仕隐思想形成的背景及盛唐士子思想的梗概，可以略略见到。而孟浩然仕隐思想的形成也与其读书交游及京洛求仕的失意等均有紧密的关联，这在前文已经涉论，细读即能发现，不赘。

本文的主旨，就在于阐明孟浩然虽然生活在一个较为开明的时代，但其思想却一直偏重于归隐林泉，赴京应举前尚有经邦济世的志向，其后则逐渐完完全全地放弃了这种出世的理想。对于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笔者论且及此。然而其中悬而未决的疑问，显然还有很多，请待他日再论。

附注:

(1)见《王维年谱》,载陈铁民《王维新论》。

(2)参《王维年谱》及《从王维的交游看他的志趣和政治态度》,皆载于陈铁民《王维新论》。

(3)参《王维年谱》的有关考订，载陈铁民《王维新论》，也可以参见李嘉言《古诗初探·全唐诗校读法》。

(4）(11)（13）转引自《孟浩然集校注》。

(5)曾隐鹿门山，事见《后汉书》卷八十三《庞德传》。

(6)以上诗话皆转引自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

(7)考见徐鹏《〈孟浩然集〉校注》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8)说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陈铁民先生关于此事之考订。

(9)转引自徐鹏《〈孟浩然集〉校注》。

(10)有的论者认为浩然与朝宗确曾同赴秦中，在秦中宴乐，因其实质无甚差别，故不考辩。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2)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4)此据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二本诗”宋大使”注条及其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15)《陪张丞相登嵩阳楼》，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三。

(16)此据徐鹏《孟浩然诗纪年》。关于孟浩然诗作和生平的纪年，因史料的关系，各家均不能有确切的定说，因而争议很大，笔者暂取徐鹏先生之说，间以自己的简略考订，读者可参王辉斌先生的《孟浩然年谱》，载《荆门大学学报》198第期至第期；又可参阅王辉斌的《一种非大于是的孟浩然年谱--徐鹏〈孟浩然作品系年〉辩误》，载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03期。

(17)《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载陈铁民《王维新论》附录。

(18)各版本所载首数悬殊，今不具论。

(19)此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阎防》条。

(20)此句转录自《〈唐才子传〉校笺》，语本《全唐文》。

(21)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岑仲勉《隋唐史》。关于这个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阐明的，当以专文论之，今不具陈。

援引或参阅借鉴书目：

《〈孟浩然集〉校注》（唐）孟浩然著徐鹏校注人民文学版

《〈唐才子传〉校笺》（元）辛文房撰傅璇琮主编中华书局版

《唐人行第录》岑仲勉著上海古籍版

《北梦琐言》（宋）孙光宪撰中华书局版

《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版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版

《李太白全集》（唐）李白著（清）王琦注中华书局版

《李白诗文系年》詹锳著人民文学版

《唐摭言》（五代）王定宝撰上海古籍版

《韵语阳秋》（南宋）葛立方撰上海古籍影印本

《〈唐才子传〉校注》（元）辛文房撰孙映逵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撰上海古籍版

《隋唐史》岑仲勉撰中华书局版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版

《王维新论》陈铁民著北师大出版社版

《全唐诗》中华书局版

《中国史纲要》主编人民出版社版

《诗国与盛唐文化》葛晓音著北大出版社版

《〈孟浩然诗集〉校注》（唐）孟浩然著李景白校注巴蜀出版社版

《〈王右丞集〉笺注》（唐）王维著（清）赵殿成笺注中华书局版

《〈庄子〉今注今译》（战国）庄周撰陈鼓应注译中华书局版

《明皇杂录》（唐）郑处诲撰中华书局版

《高适诗编年笺注》（唐）高适著刘开扬笺注中华书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