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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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国语言－文化教学；法国外语教学；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1)06-154-03

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新兴的学科。说它古老，因为西欧早在文艺复兴之后就已经开始了学校型外语教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传统的语法一翻译教学法；说它新兴，因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才真正认识到文化因素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并开始实践将文化教学融入到语言教学中去。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著名的外语教学法专家罗贝尔，加利松(Robert Galisson)首先提出将外语教学法更名为“外国语言和文化教学法”，1985年后又创立了“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同一时期的法国语言教学专著和论文等也对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做了系统阐述。对法国在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方面的理论构建和教学实践(教学法)进行考察和解读，以期对我们的外语教学有所启示。

一、外国语言－文化教学从课堂教学方式方法到教学法的演进

直到20世纪70年代，外语教学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基本上停留在“教师如何在课堂上教外语”的层面上。无论是直接法、听说法，还是后来的视听法，教师都是通过声音或影像等辅助教学设施来训练学生的听说，使其达到听懂外语并运用外语进行表达的目的。“这种以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的教学思路发端于19世纪末，并一直在世界外语教学界拥有广泛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法国外语教学，不论是师资培训，还是常规教学，其主要内容就是语音、语法、拼写、词汇、讲解课文等。

外语教学是一个内涵深刻、外延广阔、相互关联的系统工程。其中每一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非惟一的、非完美的、特定的和临时的”。这样，人们就把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的研究对象从以前的专注于课堂“如何教”扩展到“如何学”，以及“教”和“学”二者的关系问题上。这种思考的结果便产生了外语一文化教学法的雏形(见图1)。

这一图表形象而直观地反映了教师、学生和教学内容(语言文化)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以往的课堂教学方式相比，教师开始由以教案和教材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学生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早已准备好的课堂内容(语言文化)，他们可以对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内容、教学效果等作出反应；教师也要对学生的个体情况、教材选用、课程进度、讲授方式方法等进行观察和反思。通过师生互动，促成教与学的良性循环。并且，教师还要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帮助其获得个性化的学习方式方法，最终要让学生运用适合自身特点和习惯的学习方式方法进行自主学习。这也正是当今社会所倡导的现代化学习方式。

二、外国语言－文化教学从教学法到教学法学的演进

正如教学法是对课堂教学方式方法的宏观思考那样，教学法学则是对教学法的宏观思考。它同样发端于法国，但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全名为外国语言－文化教学法学。其创始人和积极推动者为罗贝尔・加利松。

罗贝尔・加利松是一位在法国和欧洲外语教学界享有盛誉的外国语言和文化教学法专家，著作丰厚，如：(论思考型外语教师的培养)，(论外语教学法上的伦理道德)，

“根据罗贝尔，加利松的界定，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是一门主要面向外语教学第一线教师的学科，其宗旨是努力使外国语言一文化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进程实现最优化”。罗贝尔・加利松的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利松坚持认为，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必须从观察教学实际情况出发，找出教学中的具体问题，通过教师个人和集体的思考讨论，形成自己的认识理论，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措施和办法，然后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的丰富多彩和错综复杂性决定了这一领域的所谓理论只能是“非惟一的、非完美的”，而且是“特定的和临时的”，亦即是说，理论必须与动态的实际相结合。仅就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言，罗贝尔，加利松的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它从根本上揭示了理论与实际、理论与实践在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领域不应有天然的鸿沟；另一方面，它将激发外语教师重视科研。用罗贝尔，加利松的话说，一个外语教师完全有能力既是教学法专家，又是教学法学专家。

2　在语言和文化，特别是二者的关系上，罗贝尔・加利松的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有许多独到之见。如果说目的语与目的语文化在外语教学上的不可分割性现已成为外语教学界的普遍共识，罗贝尔・加利松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知识文化”和“大众共有文化”之分，并积极主张将后者教学法化，引入学校的外语课堂。根据罗贝尔・加利松的定义，“知识文化”是人们描述、表述出来的一种显型抽象文化，属知识范畴，因此属理性思考，理性认识类。讲授“知识文化”的目的是使学生了解和理解目的语文化中那些能够反映其民族文学、历史、地理、艺术和科技等成就及其发展进程的背景性系统知识。讲授的方式多为独立于语言的专门的文化课程。所谓“大众共有文化”，主要指人们具体实践的日常生活文化，国内有学者称之为“交际文化”，属感性认识，其首要特质是隐含在目的语语言和非语言当中，却常常反映目的语国家的价值观念、道德取向、社会习俗、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等。因为是隐含的，所以目的语国家的人常常只需意会，无须言表。传授“大众共有文化”的目的是通过比较目的语文化与本族语文化的异同，帮助学生理解并掌握目的语中蕴涵在字里行间的为目的语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所共有共享的文化，最终实现成功学习和有效交际。“大众共有文化”与语言形式的互为依存性决定了语言和文化教学必须同步进行。罗贝尔，加利松一手开创了“法语词汇文化语用学”，长期致力于“法语形象表达法”、“法语拼接词”、“法语大众共有文化词”、“法语隐迹文化词语”、“境遇词”、“法语成语谚语”和“法语委婉语”等的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卓著。

3　在外语教学法上，以罗贝尔・加利松为代表的当代法国语言一文化教学理论将外语教学视为一个由学员主体、学习对象(目的语及其文化)、教育者(教师)、班级或小组、学

校、社会、人际和物质空间、时间等要素组成的开放性系统，其内又可细分成若干子系统，几乎涵盖了外语教学的所有方面。通过它，既可进行横向比较研究，找出每个因素的内在联系、发展规律和存在的问题；也可开展纵向分析，找出各个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发展规律和存在的问题。不言而喻，如此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外语教学工作绝非某一特定的、现成的教学法所能驾驭。

三、外国语言－文化教学理念在汉语教学中的体现

20世纪末期以来，汉语学习的热潮在全世界汹涌而起。法国作为欧盟多元语言文化政策的主导者和积极推动者，在汉语言文化教学方面更是一马当先，独树一帜。由于中西语言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所以，在汉语教学实践中，中国文化元素和文化课程被置于特别突出的位置。在这方面，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stitut Nationaledes Langues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的教学理念和课程设置非常值得我们探究和借鉴。

关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概而论之，“语言和文化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文化包括语言。语言既是文化的制造者，又是文化的产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有着二百多年历史、从诞生之初教授三门外语到如今教授93种外语的法国东方语言学院就一直奉行“语言和文化紧密结合，培养一专多能的开放型外语翻译人才”的办学宗旨。现任校长吉尔，德卢什(Gilles Delouche)先生说：“我校的与众不同就在于除了语言课外，还开设了涉猎广泛的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课程。学生的任务不仅是掌握一门外语。还要学习目的语国家的社会文化知识，并负有传播目的语国家文化的使命”。前校长安得烈，布尔热先生(hndr6 Bourgey)也曾强调指出：“多学科性是东方语言学院的古老传统，应该传承下去。如果我们只单一地教授语言，学校便失去了精髓，也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的法语名称是“Departement Chine”，并非“Departementdechinois”，直译应为“中国系”。一字之差，内涵相去甚远!恰恰与法国东方语言学院亘古未变的办学宗旨和教学理念一脉相承，这就是立足语言，着眼文化，培养东西方文明交流和传播的使者。这一理念在该学院开设的中国文化课程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该学院中文系的哲学、科技、历史、社会、宗教、语言学、经济、政治和文学艺术等具体学科大致分类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中国文化课程构建的是一种中国观念文化知识体系，也就是要让学中文的学生了解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宗教情感和思维方式。东方语言学院一向有着语言教学紧密结合文化的历史传统，但如此丰富的中国文化课程从来没有削弱或者取代汉语语言教学的主体地位。语言与文化互为依托，相互促进，才能最大限度地达成现代外语教育的既定目标。

四、对我国外语教学的启示

1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作为外语教学之目的语的法语或英语等语种都是西方工业化国家流通的语言，承载着新兴的科技文化，外语学习者无不追求这种文化。因此，我们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估上都向西方看齐，以西方理论为改革取向和评估准绳。然而。西方理论是立足西方学校、学生、语言、教学环境而研制出来的，决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为我国外语教学导航。所以，探索与中国的外语教学环境，教学内容与教学主体相适应的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手段和活动才是我国外语一文化教学界的当务之急。

2　外语教师不能满足于按照现有的教学方法和模式来组织教学活动，更要与时俱进，既要学习、吸收外语教学理论，也要总结教学经验，包含师生代代相传的经验和自己探索出来的经验。外语教师既要广泛学习、借鉴中外的教学理念和主张，但又不能生搬硬套，只能借助这些理论通过反思去提炼代代相传的经验和自己的经验，从而形成适合具体教学环境的自己的理念，并不断更新、丰富自己的外语教学理念。

3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文化教学应该是在外语教学的语言教学过程中教学目的语相关文化知识的教学过程、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同时也包括开设与语言教学有关的语言文化专业课程(如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设置的中国文化课程)。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一方面，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理解包含着文化理解，同时语言理解需要文化理解；另一方面，丰富的文化知识为语言表达提供了大量潜在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2][3][4][5][7]傅 荣，解读外国语言一一文化教学的三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6)：2―7，

[6]张占一，交际文化琐谈[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4)，

[8]傅 荣，对法语教学法I，6electisme现象的理性思考[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2)：122， [9]Robert Galisson，Dc la linguistique appliqu6e。la didac，tologic des langues―cultures：vingt ans dc r6flexion diseiplinaire[j]，Etudes dc Linguistique Ap必qu6e，Paris：Didier Erudition，Sept，1990。 [10][11]Delouehe，Deuxsi~clesd，histoiredel，EcoledesLangues orientales[M]。Paris：Hervas，19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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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过硬，真3D实现超立体感官体验

《熊出没》片方引入了欧美等国主流卡通所使用的Ma－ya　3D技术，以大手笔的巨大投资保证了硬件实力。同时，制作方首次将卡通上升到专业表演艺术层面，每个制作人员都接受了专业的哑剧、舞台剧表演训练，使影片人物具有了细腻的动作、灵动的表情和可爱的声音，使观众收到了高品质的超立体的感官体验。这在中国电影史上还是首次，它为国产卡通制作树立了新标杆。

（二）老少皆宜，真正实现“全年龄”受众

《熊出没》之所以火爆，主要在于它成功地使受众由“低幼龄”转向了“全年龄”。在观影过程中，小朋友们情绪高昂、欢呼雀跃，成年观众也获得了精神上的解压和释放，一改昔日国产卡通片上映孩子乐在其中、大人昏睡无聊的尴尬局面。影片搞笑、解压、过瘾等适用元素与火爆追车、空战等刺激、震撼的特效场面，满足了不同年龄段的不同需求。《喜羊羊》系列也曾经立足打造老幼皆宜的中国动画电影，不仅使很多脍炙人口的热词和网络流行语广泛传播，而且塑造的形象也引起了大众的共鸣。如又懒又馋、与世无争的懒羊羊为很多白领艳羡和神往，沉着、英勇、自信、坚持，勤于思考、敢于实践的灰太狼，又传达着一种都市生活的信念。而吃苦耐劳、爱子护家、责任心强、忠于爱情的品格又成就了“要嫁就嫁灰太狼”的口号。遗憾的是《喜羊羊》4和5没有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个路线，而是一味依赖“大手拉小手”的亲子观影模式，越来越放弃了成人这一重要观众群体，结果是票房连年下滑。《熊出没》中的“光头强”是从众生相中提炼出来的一个成功的卡通形象。他每天没完没了地工作，背后还有一个动不动就向他指令的“李老板”。都市白领从他身上看到了他们自己的生存现状，因此极易引发成年观众的共鸣感。大反派“光头强”在电影中表现出了正面的温情一面。这种温情或隐或显地存在于每个人心中，是全人类共有的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在这个仿佛很冷漠的社会这张温情牌打得十分准确。

（三）内涵丰富，欢乐中感人，成功传达正能量

《熊出没》充满了欢乐、亲情、震撼和感动等正能量。影片新增加了一个女童“嘟嘟”，这一角色成为全片情节发展的关键，是情感爆发的导火索，使得原本简单的人熊关系更加复杂和丰满。光头强与二熊联手，上演了一幕幕滑稽可笑又温馨动人的亲子大戏。有的画面让人泪光闪闪，有的情景让人破涕为笑，有的环节又惊险刺激，让人大呼过瘾。在这部电影版《熊出没》中，电视剧版的语言低俗、行为暴力等负面元素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融合了亲情、友情、智斗、正义等一系列“正能量”元素。电视剧版中砍伐树木的光头强和熊大、熊二之间的关系实际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矛盾，贯穿的是绿色、环保的主题；而电影中光头强这个人物来了一个华丽转身，变成了一个很温情的正义人物，他和熊大、熊二之间的矛盾就不复存在了。由于熊大、熊二对“嘟嘟”的态度与光头强是一致的，他们为了救“嘟嘟”与坏人进行了殊死的周旋与搏斗，原有的矛盾转化为人与人的矛盾、正义与邪恶的矛盾。而邪恶的来源正是坏人的贪婪，坏人对金钱的疯狂渴求使其丧失了人性。金钱对人的腐蚀和异化其实是影片最终要表现的主题。这个主题无疑比电视剧版更加深化和复杂，更加社会化。

（四）动画电视剧的前期播放，赢得高人气和认知度

电视动画版《熊出没》在电视上播出的两年，积累了一大批儿童观众群，也为许多成人观众所熟知，光头强、熊大、熊二卡通造型的玩偶、玩具、文具、画册等早已经充盈于大街小巷，其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所以电影《熊出没》上映之前，稍加宣传就能赢得高人气和认知度。它要比同期上映的进口卡通片“接地气”得多，这次国产卡通片全年龄观影热潮也就水到渠成。可见，《熊出没》电影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除了制作上有一个大的飞跃外，还与事前培养的众多粉丝密切相关。

二、《熊出没》的成功对中国动画电影发展的启示

2013年我国上映动画电影33部，其中22部国产动画及2部中外合拍动画电影，所占份额比2012年提高了9个百分点。尽管6．28亿元的票房仍低于进口动画，但占到了全年动画总票房的38％，发展势头十分迅猛。2014年1月，短短两周内，《熊出没》《喜羊羊6》《神偷奶爸2》三部影片就斩获了3．5亿元票房。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动画电影市场正在不断壮大。《熊出没》的出色表现无疑给了我们做大、做强这个市场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注重树立品牌，培育观众市场

几乎所有市场效果较好的国产动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早在登上银幕以前就已经形成品牌，具有强大的品牌效应。《洛克王国》《赛尔号》等脱胎于网络游戏，但更多、效果更好的则还是来源于动画电视剧。中国动漫产业最厚重的基础不是动漫书籍、不是电影，而是动画电视剧。它可能不赚钱，但可以赚取大把的人气。《喜羊羊》系列和《熊出没》莫不如此。同时，动画影视作品的系列化也是品牌化的重要推手，这一点《喜羊羊》系列已经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品牌化”道路的雏形。如今《熊出没》再次成功复制了这条道路。华强动漫公司2013年制作的三部《熊出没》动画电视剧依旧在赔钱。但事实教育了我们，一定要坚持“赔本赚吆喝”，目的就是为了培育观众市场。同时，我们也可以借鉴日本和美国的经验，以动漫书籍、电影培育更广泛的观众市场。

（二）持续创新，避免遭遇“透支”瓶颈

《熊出没》今年固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实际上并没有跃出“喜羊羊”成功的老套路。但“喜羊羊”系列电影遭遇的“透支”瓶颈和很难挽回的颓势引人深思。如何在创立一个成功的动画品牌后，坚守战绩，不断创新，勇攀艺术高峰，不仅是动画电影界急需解决的问题，而且是动画电影制作者、从业者坚定的立场和信念。所以，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剧情和内涵上，国产动画电影还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推陈出新，以满足观众不断增长的艺术欣赏要求。

（三）坚决抵制低幼化，打造“全年龄”动画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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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文化文化相对主义

在当下有关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是否具有可比性，中国音乐文化是否可走现代化发展道路等问题的争论中，“音乐文化”是一个被大家频繁使用的名词，但同时也是一个被误解，误用最多的概念。最为常见的误解之一就是将它的内涵等同于“音乐艺术”。在某些学者的言论中，“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常常被混为一谈，不加任何区分。于是便出现类似“音乐的现代化”，音乐价值的相对性等等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表述。

一、“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概念的提出

严格的讲，“音乐艺术”所指代的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即由有组织的音乐所构成的听觉审美对象。对这种艺术形式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审美价值的判断，无论是在不同的民族之间，还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之间，都难以形成一个划分高低优劣的统一标准，只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在“音乐艺术”这个概念所限定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说：“音乐的价值是相对的”。

然而，“音乐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音乐艺术”所限定的范围。音乐文化包含音乐艺术，但却并非指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是多种性质不同、形式不同、作用不同的音乐现象的综合物”，他所指代是一些特定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与音乐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也有着自身的特征、性质和作用。总之，“音乐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而“音乐艺术”是一个较小的概念，我们不能用小的概念来涵盖大的概念，我们必须懂得，我们探讨的是“音乐文化”这个概念属下的诸多文化现象，而不是某种艺术形式的审美属性和艺术品位。

文化，按照广义，通俗的理解，就是指人类的创造，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音乐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它必然也是物质、制度、观念的综合体。从历史的，文化人类学的全部观点来看，审美价值是音乐文化多种价值中的一种，而不是其全部价值或唯一价值。因此，我们不能够仅仅从意识的，艺术的，审美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更要结合着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

二、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音乐文化发展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到了二十世纪初期，音乐课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应用于课堂。但是，中国的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从近现代到如今近百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这也就是说，中国音乐文化与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音乐文化之间存在着水平上的差距。

中国的音乐文化无论在物质的，制度的层面，还是在观念的，意识的层面，都没有能够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没有能够充分的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以音乐教育为例：就物质层面而言，教育设施的匮乏，办学经费的短缺，师资力量的不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就制度层面而言，中国的教育体制亟待改革，大量音乐人才的分布与流动极不平衡，一些专业音乐院系人满为患，而大量的音乐普及教育岗位则无人问津；就观念层面而言，音乐教育观念陈旧、闭塞、学术视野短浅、狭隘。以上三个层面是阻碍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新音乐文化与传统音乐文化之间的摩擦

中国的音乐文化，需要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各个层面上，全面地吸收和借鉴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成果，从而尽快跟上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现代化的音乐文化是开放的，其信息传播的快捷性，交流范围的广泛性，足以使任何一种传统文化中的人们带来各种新意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形式。中国近百年来音乐文化的发展变迁事业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向世界敞开国门，如果彻底拒绝现代化的进程，或许我们的音乐文化会保持更纯正的中国口味，会赢得那些喜欢异国情调的老外们更多地赞叹。但是这样以来，我们中国人就必须放弃发展的机会和选择的权利，我们就只能为别人去做传统的守护神，而不能为自己去做新文化的创造者。

当然，新文化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必须将传统文化一概“淘汰”。举个例子来说，一对年轻人结婚，如用传统的拜天地，坐花轿的方式来举行他们的婚礼，这一举动显然有着传统的中国味道，从而得到旁人的赞美和羡慕。但是，假如一位家长不顾“婚姻自主”的原则，硬要按照中国传统的老规矩为自己的儿女包办婚姻，这就有理由遭到人们的反对。再假如那位先生还想效法旧时代“一妻多妾”的传统，要给自己添上几房“姨太太”，那么这一行为不仅要为已经“西化”了的中国人所不齿，而且还要受到国际法律的制裁。这个例子说明，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文化不相抵触的东西，自然可以继承和发展，反之，便决没有不被割除的道理。

四、中国音乐文化发展道路探索

20世纪的中国新音乐是整个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选择“新方式”来做事情，过生活的结果之一。“新学堂”的建立，“学堂乐歌”的兴起以及其成熟的发展，中国的无调性作品，中国的十二音作品的陆续出现，等等。所有这一切，均说明我们中国人“听音乐”，“做音乐”的方式有了明显的质的改变。这些行为令那些不习惯接受中国新音乐的外国学者感到费解。其实赵元任先生早已说得明白：“中西音乐有异，中国音乐有自己的‘国性’，只得保存跟发展。但我们中国人得在中国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全国人一生一世只穿了一种学博物馆的服装，专预备你们来参观。”可见，那种要求我们中国人的音乐文化永远停止在1840年以前的想法不仅是不现实的，更是“不人道的”。

自宋代以后，中国音乐主要是以本土繁衍、变异的方式在发展。直到清末，外来音乐文化，尤其是西洋音乐文化与日本近代音乐逐渐传入，音乐由此兴起。而这种现象确实为中国音乐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知识经济发展加剧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弘扬中华传统音乐文化、使中华文明在信息大潮中绽放异彩是音乐教育工作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电子出版物和远程教育的发展，东西方音乐文化将形成全方位的碰撞，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命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方面各民族音乐文化在冲突和融合中会增加统一和普遍性；另一方面，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的繁荣和生存面临着威胁。全球信息网络一体化极易使西方社会的人生观、价值观长驱直入。在这场以文化渗透为主要途径和手段的新的“世界大战”中，中华民族的文化、文明和社会价值观关系到国家的兴衰、统一的成败。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产力。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革命的英雄气概，中国人民有着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为此，我们要主动出击、积极应战，大力开发音乐文化信息资源。将伟大的民族精神、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信息送上国际互联网，使中华灿烂文化绽放异彩；激浊扬清，用中华文化抵御外来腐朽的文化的侵蚀，在我们民族的精神广宇里筑起思想文化的万里长城。

五、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伦理思考

但是，还有一些人反对将音乐纳入现代化进程，这类人被称为“文化相对主义者”。他们以“文化相对主义者”作为理论依据。在这里，我们应当看到，“文化相对主义者”原本是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宽容，相互理解，尊重，各尽所长，共同发展。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应当赞同。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一些“文化相对主义者”否认存在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否认人类文化发展的共性，否认社会历史进程的阶段性、规律性、否认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对此，我们必需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深入细致地分析，弄清那些文化现象以及这些文化现象的哪些价值具有相对性，共通性，普遍性，进而在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相比较中，分清哪些是“不同”的不同，哪些是“不及”的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人云亦云。

然而，一些信奉“文化相对主义者”的学者们却没有这样去做，以至于“文化相对主义”在他们的手上完全变了味，走了调，成为一种妄自尊大，盲目排外，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借口。他们以一种对立的心态，来看待中西方音乐文化的相互影响，彼此通融的历史与现实，以虚无主义的观点来否定现代化对于人类文化的普遍意义。由此可见，这些学者手上的“文化相对主义”，其实只是，狭隘民族主义及“国粹”论的结合物，它既不新鲜，也不先进，用它来解释文化历史现象，或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必将造成观念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失误。

总之，文化、音乐，都是为了人而存在的，20世纪的中国音乐文化首先是为20世纪的中国人民而存在。中国音乐文化朝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自主的，正确的选择，同时，也是21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现代化进程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新型的、开放的，有生命力的同时也是在审美趣味上更加多元化的音乐文化。它是中国音乐文化与世界音乐文化之间完美的交融。中国的现代化任务任重而道远，而中国音乐文化的现代化则是整个社会现代化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

参考文献

[1]中国音乐词典.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

[2]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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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化；现代文化；发展

提到中国，我们想到最多的便是中国文化了.中国是一个极具文化色彩的国度，五千年的文明史承载了多少文化，造就了多少文人墨客，远如李白，杜甫，白居易，近如鲁迅，沈从文.每个人的作品都影响了几个时代.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更应该知道这些作品对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文化。根据文化所包含的结构及其所指的范畴我们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文化。广义的来看，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而所谓的狭义的文化则是专注于精神创造的结果，这也可以称之为小文化。

文化所涵盖的层面有很多，但大方面可以总结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层面。物质文化则包括了人们发明的交通工具，服装，日常生活用品等，这可以看作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制度文化则指的是社会制度，家庭制度，生活制度等多方面的管理层面；而所谓的心理文化则可以看作是隐形性文化，比如，审美情趣，思维方式这些都属于心理文化。

中国文化可谓是博大精深，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古代文化。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国人的发展都有尤为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化可以培养人优雅的仪表以及陶冶人的情操。常言道：“腹有诗书气自华”。通过阅读这些古籍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我们的国家文化，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浸润在这种文化的长河里，使自己的人格魅力得到很好的提升。我们的文明古国需要我们这样有素质有涵养的人才。其实可能我们自己还没发现，一旦我们熟读古书文字可以使那些文字所散发的魅力潜移默化的深入我们的骨子里，从而体现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现我们在这些文字浸润下所拥有的风度。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我们应该全面了解文化，拥有自身民族文化的特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提倡“古文运动”，提倡国学，表面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大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视，其实质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丢失的太严重了，以致让有志之士达到痛心疾首的地步了。当代的我们已经被外来文化深深感染进去，对我们本国的传统文化了解的甚少。其实我们应该明白中国文化对于我们国人来说是何其的重要，它承载着我们国家的未来，对我们自己，对国家乃至世界都有巨大的影响。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阅读书籍，其实阅读书籍不是要求我们对书籍达到非常透彻，而是需要通过我们阅读典籍，达到对我国的文化游理性的审视，客观的认识而已。只有这样，当东西方文化发生碰撞时，我们不至于迷失方向，可以做出理性的思考判断。我们学习我们古代文化的最大意义就是在于当东西方文化发生碰撞时我们不至于丢弃自己的文化，可以理智判断，取长补短，这样对我们未来的发展会有更深远的影响。

而到了现代，由于当今的社会蓬勃发展，这个时期的文章大多数以反映现实社会生活为题材，这也给当代文学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尤其是近几年，大多数现当代的作家，新生代的小说家已经走进了普通人们的生活中来，他们大多数以写实为主，描述现实普通人们的生活。现当代杰出的作家则要数鲁迅，郭沫若，沈从文等人，尤其是鲁迅，他弃医从文的举动感动并感染了数以千万计的国人，他为我国的抗战斗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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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批复；宪法；司法化

1999年1月29日，原告齐某以侵犯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将被告人陈某、陈父以及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告上法庭。案件要从1990年说起。当年，原告齐某参加中考，被济宁市商业学校录取为90级财会班的委培生，但是齐某就读的滕州市第八中学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直接将它送给了和齐某同级的陈某。于是陈某以齐某的名义在该校财会班就读，陈某毕业后被分配在银行工作。直至1999年初，齐某才得知自己被陈某冒名10年的事情。齐某一纸诉状以侵犯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将上述被告告上法庭，要求上述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6万元和精神损失40万元。

这一则看似简单的民事案件，却给中国司法界出了一个难题。侵犯姓名权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有详细的规定，但是侵犯公民的受教育权仅仅是宪法上的权利，除了宪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之外，没有民法和其他基本法律的保障，基本上是一种处于“悬空”状态的权利。而在我国的审判中也没有直接援用宪法条文进行判决的先例，因此，在法律上这种受教育权虽然有规定但是却无法得到保障。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8月13日颁布司法解释，准许适用宪法条文对原告的宪法权利进行保护[1]。这一批复的出台，开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援用宪法进行保护的先例，也是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开端。本文拟对宪法司法化问题作初步讨论，以期抛砖引玉。

一、宪法司法化的发展脉络

宪法司法化，主要是指宪法可以像其它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1]。在宪法司法化情况下，对于的公民最重要的权利或者基本权利，无论是何种形态的保护——消极的抑或是积极的保护——都越来越依赖于司法机关的权力。司法机关主要是法院以司法判决、违宪或者合宪审查等方式对公民的宪法权利予以保障。由司法机关对宪法权利进行保障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惯例。宪法司法化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法治与的产物。早在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治安法官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MarburyVMadsion）时，首法官马歇尔（JohnMarshall）在该案的判决中宣布：“立法机关制定的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此案奠定了美国司法审查制度（JudicialReview），即联邦法院法官可以宪法为依据审查联邦国会的立法和行政部门的命令是否符合宪法。由此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继美国之后，奥地利于1919年创立了。法国在1946年建立了宪法委员会，作为宪法的监督和保障机关。1958年，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法国建立了宪法会议，这一组织，积极介入公民宪法权利争议案件之中，以有影响力的案例实现了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德国在1949年通过基本法，建立了独立的系统专属处理权力机关之间的宪法争议和个人提出的宪法申诉。目前，宪法司法化无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都得到了广泛认同，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

二、宪法司法化的生长因素

宪法司法化的产生并非偶然，它之所以倍受世界各国青睐与以下因素有关。

首先，从宪法和普通法律法规的关系来讲，普通法律法规是宪法的具体化和量化。普通法律法规对宪法所规定的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和扩展，使宪法规范的内容更加具体的展现出来；同时在普通法律法规的这种阐述过程中，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内容例如国家机关的权限范围、公民的权利限度进行了量化，并对超过法律规定的度的行为进行相应的惩罚。普通法律法规的这种具体化和量化必须以宪法规范的内容为制约和纲要。从总体上，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因具有原则性、政策性而无具体惩罚性或者弱制裁性，所以它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是存在缺陷的。因此，在宪法非司法化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具体化和量化的法律才能将这些权利落到实处。但是由于普通法律法规不可能包罗万象、完美无缺，因此，许多权利实际上并未得到具体化与量化。无救济则无权利，为兑现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在上述情况下，法官不得不求助于普通法律的源头即宪法予以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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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相比，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法律保护规范具有以下特征。

（一）文化的“动态交流”决定了规范的协同性“线性文化遗产”的一大特征就是强调文化的持续交流和融合共进，而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更突出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和对话，进而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包括了地理上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连接，也包括文化上关联和认同。这就要求在规范设定中，有必要为不同国家、组织、群体构建统一的平台，并在共同认可的法律逻辑框架下加强参与者之间的联系，进而促进合作方之间的信任，即立足于建立各个不同国家政府间以及部门间的协同性保障机制，为其后应对可能出现的诸如开发利用规划、管理组织架构、合作方的配合等方面的挑战构筑法律支撑。

（二）权属的多重性和排他性决定了规范的系统性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权属的多重性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由于各线路段的所属国不同可能带来的国家问题；第二，某一国内各遗产所有权主体的不同。由于跨国“线性文化遗产”途经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基于线路的链接而形成某一统一的“文化地域”。对于各路段的所属国而言，文化遗产权属关系首先必定涉及国家问题而具有明显的排他性，但同时“线性文化遗产”所具有的“文化地域性”特征又要求保护工作的开展适度摆脱或在一定程度上牺牲部分的国家利益以维护遗产价值的完整，想要解决这一矛盾，就需要建立有效的国际法律体系，这一观点也得到国外专家学者的认同［4］，对规范的系统性要求极高，主要是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对接、法律规范和配套措施的匹配等。而第二层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各国国内立法予以解决。

（三）价值的多样性决定规范利益分配的突出地位不同于其他类型文化遗产的价值多元化特征，跨国“线性文化遗产”在促进以多边合作为基础的地域性利益方面具有显著的、不可替代的价值，而且这个价值体系突破了文化遗产价值本身而具有极强的延展性和带动效应。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所具有的促进不同文明之间交流、融合、和谐发展的功能可以起到加强不同民族传统、宗教等文化认同的作用，而文化的认同可以减少民族矛盾，增进民族了解，降低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进而维护区域特别是周边地区稳定，促进地区和平的作用，这种政治价值在当今世界备受推崇。同时，通过对遗产价值的开发和利用，有助于多国开展经济合作，发展地区经济，以其为基础的平台搭建相较于单纯的经济合作更具柔韧度。因此，跨国“线性文化遗产”保护规范是一系列对文化遗产价值性利用予以认可的制度，要将相关多重利益的有效分配和促进纳入其中，建立规范化的均衡分配体制，以此推进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规范性原则

与其他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原则不同，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涉及不同的国家利益而使其具有独特的内涵，即必须在保护为先的基础上以各遗产所属国共有利益的最大化为主要目的予以设定。

（一）起源国主导原则所谓的“起源国主导原则”主要是指对于具有统一的文化根基，并依附于该根基，通过不同文明的演变、融合进而形成独特特征的文化形态，在其保护、发展、利用等过程中应当对文化发源地所在国在权利与义务的设定方面予以侧重原则。正如徐嵩龄在谈到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时所论述的：“这些遗产大多源自中国，其重心和主体也在中国，或者是由中国向外输出或者辐射而产生的，因此，中国应居于主导地位。”［5］不同于一国境内的“线性文化遗产”，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起源地即是文化产生的源头，即使该线路所涵盖的内容在途径不同所属国由于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形成多元的文化特点，但核心部分不会因此改变。确立起源国主导原则，在文化研究领域有利于发挥起源国的资源和知识优势，统一保护理论与实践；在利用层面，有利于各国统一规划，联合开展区域开发项目；在政治层面，有利于更好认识、改善各相关国的国家关系；在实践方面，有利于各所属国更为高效地开展保护工作。因此，该原则不但应当体现在世界遗产的申报过程中，还应当贯穿于其他相关国际事务中。具体到法律层面，“起源国主导原则”决定了在规范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当更充分地调动起源国的优势，明确其承担作为法律机制运作的协调者和主要执行者的地位，赋予其包括在管理机构的建立和运作、跨国保护工作的开展，文化遗产开发、利益的合理分配、国际责任的判断与承担等方面的权利。

（二）地区合作原则伴随着“文化遗产”作为全人类共有资源的公益性价值理论逐步获得认可，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几乎所有相关国际法律文件中都将“国际合作”作为一个重要部分予以阐释，其已经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之一。不同于传统的单纯以经济合作为主要目的的地区合作，以文化发展和认同为目的，进而带动经济发展，从而构建一体化地区合作机制的模式是一种值得探索的创新，而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为这种模式的建构提供了契机。在国际合作视角下，对于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则更应当关注由文化线路跨越不同地理文化空间所形成的地域范畴，即以文化线路途经的各所属国为范围的、特定区域内的多边合作。这就要求在跨国文化遗产保护规范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强调遗产的线性、连续性，并不受遗产的地理、行政区域限制，倡导各国加强对本国（境）内线路的立法保护，同时就跨国线路部分进行立法合作，并强调公众参与”［6］。主要包括：第一，通过制定具有效力的国际法律文件，如条约、协议、协定的方式，形成统一的法律规范体系，并在该体系下构筑合作平台，帮助、实施涉及多国利益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开展；第二，各相关国———主要指文化线路的所属国，在制定具体的国内法律时相互协作，尽量达到统一，提高契合度；第三，线路所属国中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应当肩负更多的义务，并为其他国家提供援助，削弱文化认同的脆性，进而为合作行动的开展提供稳固的支撑。

（三）整体性原则从一般意义上讲，“整体性原则”可以适用于所有形态的文化遗产保护，但由于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特征，需要予以特别强调。其一，从内部要素的构成上来讲，线性文化遗产更为复杂多样。《文化线路》将文化线路分为交通线路本身和基本衍生要素两类，基本衍生要素又分为有形遗产资源与非物质遗产要素。然而，由于CIIC（TheICOMOSIn－ternationalScientificCommitteeonCulturalroutes，即“文化线路科学委员会”）过度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引起了理解上的混淆，似乎文化线路是物质和非物质遗产混合的‘双遗产’”［7］，致使线性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受到威胁。为了避免给保护工作的开展带来困扰，2001年6月在西班牙潘普洛纳召开的CIIC国际会议上对文化线路中的无形遗产问题作了清楚解释，进一步强调“线性文化遗产”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其他遗产要素的相关性和一体性。其二，在外部要素上，“整体性”是判断文化线路真实存在重要标准，不同国家内的路段由于具备功能上的同一性、互补性，文化上的融合性而形成相互关联的统一整体，线路的整体价值大于其各部分价值之和。因此，基于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多国属性以及文化遗产本身所包含的内部构成要素和外部价值要素，“整体性原则”要求各所属国有必要通过制度规范的方式建立在横向上具有多边性、在纵向上跨学科的联合保护组织，构筑整合协作的方法体系，设计阶段性战略规划以达到保护文化线路各组成要素价值的充分展现，同时杜绝由于所有权的多重性而进行简单的价值分割和利益分配的目的。

（四）可持续发展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在文化遗产领域主要用于处理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在开发层面，ICOMOS在《文化线路》中承认：文化线路的使用可以被用来促进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发展。利益的取得成为推动跨国”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动力之一。以“丝绸之路”为例，2013年中国就提出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申遗成功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简称“一带一路”）规划很快被纳入议事议程。另外，据报道，甘肃省已经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划20个旅游大景区［8］。在保护层面，由于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涉及除本国外的其他线路段所属国，在资源利用方式上具有明显区域化特征，任何一国的破坏性开发都可能导致其他国家资源价值的丧失，因此，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它关系到各所属国如何保存和管理文化线路，以保证其构造和价值能够保存完好地传承给后代。基于此，按照《文化线路》的规定，“旅游活动的开展必须优先考虑当地社区的利益，禁止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或企业的垄断行为”［9］，各国在制定保护政策的过程中应尊重客观环境和规律，将遗产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坚决避免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导致的过度开发行为。同时，可持续发展原则还要求各国积极开展促进文化线路发展的活动，通过立法方式有效拓展遗产价值的广度和深度，并对保护政策不断审查和更新，以适应发展要求。

三、国际法框架内的基本制度设计

跨国“线性文化遗产”在国际法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涉及具有协调权能的、得到各遗产所属国认可的独立保护机构的建立；各所属国在国际合作层面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其应当承担的国家责任等。

（一）确立独立保护权利主体作为文化遗产的管理者以及法律的执行者，保护主体的确立对于跨国“线性文化”遗产而言尤为重要，它是保护方式得以确立，保护活动得以开展的基础。由于“线性文化遗产”在所有权属性方面存在多样性特征，在保护管理过程中会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调和利益相关者诉求的主要方式就是在统一的法律框架下，通过建立独立权利主体的方式，完善合作与参与机制。例如，“英国哈德良长城全长120公里，90％以上地段属于私人财产，这种产权和利益构成的复杂性为其保护与管理带来巨大挑战，为此，1996年成立哈德良长城世界遗产管理委员会，2006年成立哈德良遗产有限公司进行统筹管理”［10］。而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情况就更为复杂、多样，它的权属不仅涉及个人利益而且事关国家，统一权利主体的设置就更为关键。在国际法领域，基于共同利益以及目标的指导，有关各国通过创建与之相应“国际组织”，并赋予该组织特定的权力用于增进利益、分担义务、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是较为通行的方式。笔者认为这种方式也可以适用于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建立具有多边合作性质的政府间合作组织（例如“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作为文化遗产的权利机关，赋予其为实现特定宗旨和履行其职责所必须的法律资格，负责保护工作的协调、开展。该组织具体的机构设置由相关国家签署的多边协议予以确定，包括委员会的组成，各国代表所占比例，下设执行机构的构成等。在委员会的职权方面，笔者认为至少应当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鼓励并监督各缔约国的保护活动；第二，就如何在国际合作层面保护“线性文化遗产”提出建议；第三，保护基金的管理和使用；第四，提供国际援助；第五，调解由于文化遗产资源开发和利用所产生的纠纷；第六，接受、审议和批准缔约国提交的可能引起整条文化线路价值改变的活动申请；第七，在特定条件下，允许该组织在缔约国内开展活动等。

（二）国际一级保护机制国际一级保护规范的设定主要用来明确各线路段所属国的国际义务，其基础建立在各所属国一致认可保护本国内的“线性文化遗产”不但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各自的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要符合其他相关国的利益，并愿意为此目的在多边、地区各级开展保护工作。在此基础上，结合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的特点，规范的内容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定期单独、合作开展文化遗产各路段以及整体范围内的普查工作，并编辑、更新、公布有关结果；第二，合作制定保护线性文化遗产措施，联合开展特定项目和活动，并及时实施、开展；第三，合作编制文化遗产保护开发规划，为各国合理、合法利用他国境内的文化遗产，整合资源，促进利益最大化提供依据；第四，应对机制的建立，确定国际援助申请的程序、内容，确保能够适时开展国际援助活动。

（三）国家责任的承担从1954年的《海牙公约》到1972年联合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再到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蓄意破坏文化遗产问题的宣言》，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律文献中，两个基本观点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同，即其一，承认文化遗产在价值上具有公益性，在文化遗产之中蕴含着某种一般性的文化资源，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为全人类共同所有；其二，任何国家、政府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应当承担与之对应的国际法上的责任。《蓄意破坏文化遗产问题的宣言》明确指出：“蓄意破坏对人类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遗产，或故意不采取适当措施禁止、防止、制止和惩罚一切蓄意破坏行为的国家，不论该遗产是否列入教科文组织或其他国际组织的保护名录，均应在国际法规定的范围内对该破坏行为承担责任。”［11］“保护文化遗产便成为一项国际法上的义务，当违反这一义务时，违反者便应承担国际法上的责任”［12］。关于责任的性质和内容，国际环境法中包含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国际环境法律责任可以与之对应，是指“污染或损害在科学、历史、文化、教育、美学、旅游、保健等方面具有特殊价值，并受到法律特殊保护的各种天然的和经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13］。该类法律责任主要针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国家公园、人文遗迹（包括古文化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石窟和石刻，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历史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等）等领域，实质上就是破坏文化遗产行为所应当承担的国家责任。跨国“线性文化遗产”在所有类型的文化遗产中能够最直接展示国际特性，而且某一国内路段的毁损都可能会造成其他相关国所有遗产价值的丧失，这决定了强调各所属国承担国家责任的重要性。因此，在相关的保护立法中有必要明确：第一，文化线路途经国政府的蓄意破坏行为或不作为行为致使遗产本身遭受损害的，必须对受害国予以赔偿，或采取例如终止不法行为、继续履行、保证不重犯等其他其追究其国家责任方式；第二，通过国际法律文件赋予特定主体以合法手段制止违反强行法义务的行为发生以及追究其国家责任的权力。

四、国内“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的完善与契合

现阶段，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在体系上采取的是国家立法与地方立法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在国家立法层面，最重要的是《文物保护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两部专业性法律以及其他法律规范，在地方层面主要是各地方政府结合地区文化遗产特色所制定的相关规定。但是，现有法律体系中恰恰缺乏专门针对“线性文化遗产”这一特殊类型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规范。除此之外，在国际立法合作方面，有关的制度更是匮乏，亟待补充完善。

（一）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其一，在宏观层面，我国在文化遗产的分类方法和标准方面由于缺乏《文化遗产法》而一直无法统一。考古工作者、文物保护部门、文化遗产研究理论界以及立法部门都有自己的文化遗产分类标准。例如：我国的文物保护部门在历次全国重点文物普查过程中对文化遗产的分类大多侧重于功能性需要，分类较为细致，古建筑物、遗址、历史文化街区等都作为单独的一类，并对各大类中的具体实物进行了进一步的列举，这种分类方式比较符合国际惯例，也较为清晰全面；而我国的《文物保护法》则采取了不同分类方式，它以简单的描述代替概念，分类的层次感不强，各类别间存在交叉的情况，缺乏对文化遗产各表现形式准确的法律定义。这就造成一些新型的文化遗产无法在其中找到与之对应的类别。如“线性文化遗产”，“我国既未加入CIIC组织，在相关法律法规中也未涉及这类遗产资源”［6］。所以笔者认为，首先应当通过修订《文物保护法》的方式将“线性文化遗产”纳入保护范畴，明确“线性文化遗产”的定义、特征、形态以及保护方式，针对具有特殊性的跨国“线性文化遗产”，突出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作用。其二，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框架方面，尝试采用一般法和专门法相结合的模式，即针对特定的遗产种类进行单独规则设计，可以参照我国已经制定并实施的《长城保护条例》《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等拟定《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规范本身应当强调可操作性、原则性与授权性规范相结合，要体现整体保护、国际合作的思路。由于“线性文化遗产”途经的多个地区，如何协调区域矛盾，建立有效的联动机制，同样是国内立法考量的重点。笔者认为，在国内遗产区域立法合作方面可参考美国《2012国家遗产区域法案》中涉及的遗产评定标准、可行性研究的规划、管理计划的制订、评估、各相关部门的职责等［4］。在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关系方面，可以考虑通过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法》与《文物保护法》形成互补式格局，满足日益丰富的文化遗产种类的增加的需要，同时，鼓励线路途经的各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性法规以及其他配套措施对辖区内的“线性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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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产业是否能够健康、稳定发展不仅关系到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同时对于国家的文化安全也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对现阶段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安全问题进行研究，并结合相关文化安全问题产生的具体原因，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文化安全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了具体的思路。

一、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文化安全问题

文化产业核心层的不安全因素。所谓文化产业的核心层主要包括了新闻、书刊、报刊、音像制品与电子出版物以及广播、电视、博物馆、文化研究和文化社团等。而根据中国文化产业入世的承诺，虽然中国的报纸、书刊和图书等批发市场在2004年起就开始对外全面开放，但由于我国的出版产业长期存在贸易逆差，使得我国自身的文化并未从根本上得以传播。据统计，就电影产业而言，我国每年从国外引进的影片大约为20部，而随着国外等影视大片被分销到国内各地，以美国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手段，通过生产大量的相关文化产品，进而形成了空前的文化强势，因此，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使得我国自身的文化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1]。

文化产业层的不安全因素。文化产业的层主要是指包括室内娱乐、游乐园、互联网、网吧以及文化中介和会展拍卖等促使文化传播的具体产业。以互联网产业为例，其主要是指利用计算机、移动电话等新兴起的网络技术平台，进而传播文化信息和创造文化娱乐的事业，但在全球信息、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信息网络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安全，甚至整个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21世纪以来，以美国为核心而进行的网络文化交流总体呈现出单向灌输和渗透的局面，通过利用自身的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对不同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式产生影响，是以美国为主的部分西方国家推行国际战略的重要手段。随着网络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应用，人们充分感受到“美国色彩”正在逐步突破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并严重威胁着我国以网络为基础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安全[2]。

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产生文化安全问题的原因

内部原因。文化生产力水平较低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产生文化安全问题的首要内部原因。据统计，2011年，我国文化产业所产生的相关经济效益只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0.5%，由于我国目前仍未实施文化市场的有限开放政策，且文化生产力水平较低，这对我国文化产业市场规律的作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中国文化自身的存在产生了较大的威胁。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在具有较强商品属性的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文化产业在发展中又比较容易受到上述两种性质的影响，从而产生相关的文化安全问题。例如，就文化的商品属性而言，部分提供低层次娱乐功能的相关文化产品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获得较多消费者的青睐，而在经营者获得较多的利润后，则又会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从而降低文化品位，无形中对我国文化的自身安全产生了较大的威胁[3]。

外部原因。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加剧了全球范围内人员、技术和资金的流动，同时也加剧了国家之间的文化竞争和文化冲突。在全球经济化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处于经济和文化转型期的现实决定了我国不同特征的文化将同时共存，而由于缺乏主导文化，使得我国的文化产业更容易受到国外文化的制约，在国外文化商品涌进国内文化市场的同时，也使得我国自身文化产业的发展对其产生了较大的依赖性，为中国的文化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挑战。

三、解决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文化安全问题的具体措施

树立文化产业意识与市场意识。 树立文化的产业意识和市场意识是解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文化安全问题的首要措施。一方面，在文化的发展与交流方面，国家相关部门需要限制文化的过度多元化发展和低品位文化的交流，从而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文化产业意识，从而为我国的文化安全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属于经济基础层面的，因此维护主流意识的文化安全则是上层建筑，为了保障文化在其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安全，国家文化部门以及文化产业的经营者必须要形成并提高自身的文化市场意识，从经济层面加强我国文化的安全系数，从而实现文化产业健康发展与文化安全的双赢[4]。

创新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创新文化产业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是使我国文化安全受国外文化冲击影响降到最低的重要手段。由于文化产业是社会与经济效益共同结合的产物，因此，国家相关部门的管理职能应该从“办文化”合理转型到“管文化”的层面中来，而文化的管理主体也应该从单一的政府主体转到政府、企业、事业和第三方文化机构上，从而实现文化产业的多角度、多层面管理，并最终实现文化安全。另一方面，在创新运行机制方面，可以将跨国文化公司以及非公资本企业纳入到文化产业的经营主体中，通过鼓励企业对文化的投资，从而打破文化产业运营过程中部门垄断的局面；其次，国家可以通过下达相关政策，允许跨国文化公司和国际文化投资机构在国内范围合法经营，从而在引进先进的文化产业经营和管理办法的基础上，也大幅度提高了我国文化的安全系数[5]。

实施文化对外传播策略。实施文化传播策略是解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文化安全的另一主要办法。在全球经济、信息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文化只有面向世界、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范围内的他国文化进行平等交流和对话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我国的文化安全，从而为我国文化产业提供良好、稳定而安全的发展环境。一方面，我国应该加强文化“走出去”方针的实施力度，在不影响我国文化安全的基础上加强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并积极吸取有利于我国自身文化产业发展的他国文化，从而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安全提供双重保障。另一方面，在文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我国也应该有效利用国际资本，并加大对民族特色文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宣传力度，从根本上提高抵御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与低品位文化对我国文化安全影响的能力，进而实现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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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发展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传统文化正是“直接碰到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不可回避的事实，无论人们抱有怎样的批判态度或认同态度。它别无选择地构成了我们“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必然条件。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精神内涵

简单地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强调“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从实质上看，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主要体现在这样几方面：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并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二、知行合一观。中国儒家文化所讲的“力行近于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重知轻”的认识论思想，这与实践品格具有某种一致性。三、重视人的精神生活。孟子提出“充实之谓美”，并认为“宝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对人格的根本要求。四、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五、追求真理，勇于奉献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蔑视那种贪生怕死，忘恩负义、追逐名利的小人。古人在谈到对真理的追求时，认为“朝闻道 ，夕死可矣”。六、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伦理规范。古人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碰撞

2003-----2005年，历时两年、覆盖两国全境、先后举办700余场活动、被誉为“中国文化交流史上的创举”的中法文化年的成功举办是中国政府在世纪之初进行文化外交的典范。历时七个月、覆盖非洲22个国家的2004年“中华文化非洲行”是中国文化外交史中的又一盛事。2005年在华盛顿揭幕的“中国文化节”被《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称之为“艺术中心历史上最大胆，投入最多的国际文化合作项目，其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2006年，2007年，中俄两国成功互办“国家年”，直接参与的民众超过百万人次。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通过绚丽的艺术手段，满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发展的社会动力和价值观。

这些文化活动的成功举办引起了国内外主流媒体的关注与称赞，中国文化的热潮在西方国家也因此迅速升温。自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成立以来，已有百余家孔子学院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成为传播中国文化和推广汉语教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中国热”是中华文明恒久魅力的真实写照，更是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的充分体现，它说明世界在用积极善意的目光注视着中国，关心着中国。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2000年9月，总部设于美国的连锁咖啡店星巴克进驻故宫，位于故宫乾清门广场东侧的九卿朝方，一张小柜台、两面小圆桌、六把椅子，据称是全球星巴克中店面最小的一家。

后有著名节目主持人芮成钢在博客中撰文“清星巴克从故宫里出去”。文章贴出后，短短几日点击量逾50万，并引发一场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保护的激辩。笔者认为，故宫是一种文化象征，星巴克也是一种文化象征，星巴克走进故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糟蹋。我们要抱着最开放的心态来面对世界、包容世界，但同时我们要精心思考如何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留一份净土。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一个长期延续而未中断的文化体系，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民族的独立和振兴，民族精神的发扬和光大，都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必须立足于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叉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推动中国文化和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文化继承固然离不开历史，但更重要的还是依赖于社会实践。在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上，我们必须确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原则，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为现实所用。按照自身的需要，对中国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有用、有利的就继承，无用、有害的就不继承。

传统文化的发展无疑是以继承为主线的，但是，如果仅仅继承，没有超越，民族传统文化就只能在原有的水平上踏步不前，就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条件在新的起点上得到继承。历史证明，文化的成功继承，总是与超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真正的继承必然是有所超越。继承和超越是辩证的整体性思维，继承不是最终目的.必须实现超越，超出历史的圈子，实现历史的跨越，让优秀的思想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有所突破，从而形成服务于现实社会实践的崭新文化。

参考文献：

【1】方克力.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

【2】叶静.浅析构建和谐世界中的中国文化外交.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09

篇9

关键词：国际化经营；渐进式；跳跃式；比较

一、国际化经营发展模式的理论诠释

国际化经营是企业产销活动的范围如何从一国走向世界，关于国际化经营发展模式的理论有渐进论和跳跃论，前者已广为流行，后者正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两大理论的主要内容如下：

1.渐进论

渐进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代表人物为瑞典的约汉森(Jahanson)和瓦德协姆·保罗(WiedersheimPaul)，该理论认为，从大多数企业走向世界的历史实绩来看，从国内经营到国外经营是一个从被动到主动，从量变到质变的长期演变过程，而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突然飞跃。经营国际化的这种渐进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市场范围扩大的地理顺序，二是企业跨国经营方式的演变发展。

目标市场选择的渐进性，表现为大多数企业市场的扩大都是遵循“由近及远，先熟悉后陌生”的路线。市场扩张的地理顺序通常是：本地市场地区市场全国市场海外相邻市场全球市场。

跨国经营方式的渐进性，表现为绝大多数企业都是采取“先易后难，逐步升级”的策略，经营方式演变的最常见类型是：纯国内经营通过中间商间接出口企业直接出口设立海外销售分部设立海外分公司跨国生产。

2.跳跃论

从上可以看出渐进论已经相当成熟和深人人心，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随着信息环境的变化，国际化经营的许多环节是可以跳跃的，因此单一的渐进论已经不能完全诠释国际化经营发展模式。在渐进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跳跃论认为国际化经营呈现跳跃式发展，可以跨越其中的某一个或多个环节，具体表现为多种形式。如温州的打火机与眼镜产业，在目标市场选择方面，企业一开始就瞄准国外市场，基本上跨过了本地市场地区市场全国市场等环节，而一开始就进入海外相邻市场全球市场或直接进入全球市场；在经营方式方面，跨过了纯国内经营阶段，通过中间商间接出口，再进入企业直接出口设立海外销售分部等环节。

二、国际化经营两大发展模式的比较

(一)理论依据不同

1.渐进式发展模式的理论依据

(1)规模经济理论

规模报酬递增指的是产出水平增长比例高于要素投入增长比例的生产状况，也就是说，如果所有投入都增加一倍，产出将增加一倍以上，即当企业的产量提高时，企业的平均生产成本会下降。因此，现实中，一些规模较大工厂的制造过程都享有适度的规模收益递增效应。规模经济理论认为庞大的内需市场是促成规模经济的重要条件。基于该理论，企业首先应扩大国内市场以获得相应的规模收益递增效应，出口才有竞争力，因此，国际化经营往往表现为渐进式。

(2)需求偏好相似论

林德(Linder)于1961年提出需求偏好相似论，认为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的延伸，因此，各国应当出口那些拥有巨大国内市场的制成品，即大多数人需要的商品，一国在满足这样一个市场需求的过程中，可以从具有相似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国家获得出口该类商品所必需的经验和效率，具有相似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国家之间的贸易量是最大的。基于该理论，企业首先应选择国内市场巨大的产业进行出口贸易，同时最有可能发生在偏好相似的国家之间(往往是相邻国家市场)，因此，国际化经营往往表现为渐进式。

2.跳跃式发展模式的理论依据

(1)后发优势理论

该理论最早源于李嘉图的比较生产费用理论和李斯特的动态比较费用学说。按照这一理论，后起国家可以直接吸收和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因而其技术成本要比最初开发的国家低得多。在同样的资金、资源和技术成本条件下，后起国家既有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又大大减少了因对技术范式和制度路径依赖所形成的制约。基于该理论，后起国家在发展中可以免费或低成本地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和技术，如果再有一点创新，就可能发展新的优势产业，可能把先进国家挤出国际市场，因此国际化经营过程可以是跳跃式的。

(2)差别产品理论

差别产品是指同一产业内或同一类商品组中存在不同质的产品。从实物形态上，同类产品可以由于性能、商标、牌号、款式、规格、包装等方面的差异而被视为异质产品。差别产品适应了当前消费结构的要求，满足了消费者追求“多样化、多元化、个性化、差异化”的特点，因此，当代国际贸易中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差别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基于该理论，企业可以集中生产要素生产国外同行产业中的差别产品，满足全球消费者的不同需求，跨过本国市场和纯国内经营而直接进入国际市场。

(二)经营环境不同

渐进式发展模式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当时的世界经济还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进入80年代后，信息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跳跃式发展模式是在全新的环境中产生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使各个相对独立的国家经济主体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将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国家之间的分工合作，加快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要求各国尽快顺应这一潮流，加大本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参与国际竞争，经济全球化为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提出了客观要求。跳跃式经营可以缩短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周期，使产品迅速进入国际市场，先发制胜，抢占国际市场，并进一步实现跨国经营，因此，跳跃式发展模式自然成为有条件的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首选模式。

2.信息现代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通讯工具的广泛应用，国际市场的供求信息得以通畅快速的交流，这不仅使企业能够更快地了解世界，而且降低了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启动成本，增强了企业进行跳跃式国际化经营的信心。进入90年代后，信息网络在商务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得这个特点更加明显。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可以充分借助于网络，使得国际经贸的各个环节走向信息化和网络化。

3.国际物流信息化

国际物流是指不同国家之间的物流，是国内物流的延伸和进一步扩展，是跨国界的、流通范围扩大了的物的流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特网、条码以及卫星定位系统在物流领域得到普遍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物流的信息化和物流服务水平。国际物流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之间的贸易最终都将通过国际物流来实现，因此，国际贸易离不开国际物流业，国际物流的高度发展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大大缩短了贸易周期，为企业进行跳跃式国际化经营铺设了一条高速公路。

(三)产业不同

1.需求偏好相似产业

渐进式国际化经营的产业往往是国内外需求偏好相似的产业，根据林德的理论，国际贸易被视为国内贸易的延伸，因此产业一开始往往表现为国内经营，待国内市场饱和后或因偶然机会(被动地)才向外延伸到国际市场，根据需求偏好相似原则，首先选择的是相邻国家市场，而后才是全球市场。如制鞋产业基本上属于国内外需求偏好相似的产业，虽然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消费者对其尺码大小、款式、功能等有不同要求，但国内外需求偏好总体上是十分相似的，因此其国际化经营往往倾向于渐进式发展模式。以温州制鞋产业为例，其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在第一、二阶段(1950-1987年)，鞋类完全是供应国内市场，在第三阶段(1988-1998年)开始出口，具体地说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的，如当时已有6年纯国内经营经历的东艺鞋业缘于偶然的机会，从1992年开始走出国门，通过中间商间接出口到香港，再转口到比利时。第四阶段(1999年开始至今)开始自营出口，截止到2001年底，全市33家主要自营出口生产企业中，鞋类企业有7家，出口额达5635万美元，占上述33家企业出口总额的23.60％，这些企业目前正处于积极出口阶段，一些企业已在海外设立销售部门，但还没有在海外设立生产基地。截止到2001年，全市鞋类生产总值达296亿元，其主要市场仍在国内，占20％的国内市场份额，出口4.62亿美元，产业出口率为12.89％。

2.需求偏好差异产业

跳跃式国际化经营的产业往往是国内外需求存在差异的产业，如，非天主教国家日本、韩国、中国等大量出口人造圣诞树和圣诞礼物等，而在这些国家国内，这些商品的市场却很小。我国消费者习惯用一次性打火机(塑料外壳且价格低廉)，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温州金属打火机产业一开始就瞄准国际市场，初始阶段90％以上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经过国际竞争后又反过来强化国内市场，2001年产值达30亿元，70％-80％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占金属打火机国际市场份额的70％，只有20％-30％的产品供应国内市场。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对太阳镜和金属镜框的需求还很小，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温州眼镜产业也是一开始就瞄准国际市场，产品很受欧美国家客商的欢迎。因此，国内外需求偏好存在差异的产业的国际化经营明显具有跳跃式特征，即在目标市场和经营方式方面跨过中间(一个或)某几个环节。

(四)企业对国际化经营的认知程度不同

企业对国际化经营的认知程度对经营发展模式的选择非常重要。采取渐进式发展模式，往往是由于企业对国际化经营的市场进入战略、风险及其控制等认知程度不足，将国际化经营看成企业本身的成长过程。而国际化经营并不仅仅是企业的产品走向世界，它同时也是企业管理人员开扩眼界认识世界的过程。由于管理人员对海外市场的认知有一个“由近及远”的过程，对经营方式的选择相对也就有一个“由易及难”的过程，因此，这样的企业就会采取渐进式发展模式。

采取跳跃式经营企业模式的，往往对国际化经营有一定的认知，了解各种国际市场进入战略、风险及其控制，在跨过纯国内经营阶段后，先以间接出口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借助于外部营销力量(如贸易公司等)，集中力量搞好生产，同时，企业在间接出口阶段“干中学”，待时机成熟后就过渡到直接出口及以后各个环节。因此，企业采取跳跃式发展模式，并不是盲目冒进，而是在具备一定认知的前提下快速实现国际化经营。

(五)企业国际化经营意识的强弱程度不同

国际化经营意识是企业国际化经营成功的基本要素之一，一方面它决定企业对国外市场机会和信息的关心了解程度，没有国际化经营意识的企业不会有意识地收集国外市场信息，也不会主动建立和发展国外关系；另一方面它决定企业对出口业务、跨国经营活动的投资和努力程度，从总体来说，企业在一个市场的经营成功程度，取决于企业在该市场的资源投入程度和努力程度。

采取渐进式经营模式的企业，国际化经营意识相对较弱，如温州制鞋产业和服装产业，由于强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在目标市场和经营方式选择上以国内经营为主，待国内市场逐渐饱和后，再向外拓展市场，他们是在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开始有国际化经营意识。

采取跳跃式经营模式的企业普遍具有较强的国际化经营意识，据考察，打火机和眼镜产业在初始阶段就具有较强的出口意识，从企业业主到管理人员，都具有这种意识。在20世纪90年代，温州市第一家参加国内大型交易会的生产企业就是一家打火机企业，并产生一种“领头”作用，带动其他企业参加，由此该产业的出口意识得到整体提高，两大产业的厂商在产业发展早期就开始收集海外市场信息，努力开拓国际市场。

(六)经营效果不同

企业以跳跃式发展模式开展国际化经营，取得的经营效果主要体现为“以快取胜”、“先发制人”等优势，但也容易招致一些进口国的贸易限制。

1.正面效果：快速占据国际市场

采取跳跃式发展模式，产品可以迅速进入国际市场，快速提高国际市场份额。温州打火机产业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跨过纯国内经营阶段，以价格便宜(是日本和韩国的1／10左右)、差别产品等优势，很快进入国际市场，目前已占据70％的国际市场份额，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击败日本、韩国等国际竞争对手。2001年温州眼镜产业总产值超过45亿元，90％以上的产品出口，销往世界上150多个国家与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占30％左右的国际市场份额。相对而言，温州鞋类和服装类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就微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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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泛文化思潮，现已广泛存在于文学艺术、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意识形态领域。它以否定、超越西方近现代主流文化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为基本特征，以“去中心”和“多元化”、提倡差异性与创造性为基本精神[1]。80年代中期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迅速扩展到心理学领域，引发许多临床心理学工作者对现代心理治疗理论与方法技术进行批评与解构，建构更具有时代精神精华的心理治疗理论与方法[2]。这样叙事疗法便在这样的哲学背景中应运而生。

叙事心理治疗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出现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主要创始人是迈可尔·怀特（michael white）和戴维·爱普斯顿（david epston）。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用叙事进行家庭治疗，劳培训了几万名叙事治疗工作者，在很多国家传播叙事治疗的思想。现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有大学开设专门的叙事治疗课程。同样，在心理治疗以外的领域也得到广泛传播[3]。所谓叙事心理治疗，是咨询者运用适当的方法，帮助当事人找出遗漏片段，以唤起当事人改变内在力量的过程。叙事心理治疗对“人类行为的故事特性”，即人类如何通过建构故事和倾听他人的故事来处理经验感兴趣。也就是在咨询过程中唤起当事人生命中曾经活动过的、积极的东西，以增加其改变的内在能量。在叙事心理治疗中，咨询师最常问的一句话是：“你是怎么办到的？”随后，会将焦点放在当事人曾努力过的，或他内在的知识和力量上，引导他走出自己的困境。

一、叙事疗法的基本思想与中国阴阳哲学

叙事疗法简而概之就是在当事人的人生故事中寻找正性积极的力量并加以深化、扩大进而用其支持当事人走出现有的困境本文由收集在人生故事重构的过程中去梳理那些被忽略被遗忘的故事，恰恰在这些故事潜藏着正性的力量。叙事治疗家认为，每个人都用故事来为生活体验赋予意义，故事是多种多样的。对个体而言，总有一个主流的支配性故事，是个体解释现实世界的主要途径，另外一些是处于边缘的故事，其中却常常蕴含着改变的潜能。当个体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前来咨询求助时，问题已渗透到支配性故事之中，限制着当事人解释自己生活体验的方式[4]。中国的阴阳哲学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相互转化等等。如果将“阴”指代为生活事件中的负性力量，即阻碍人成长，误导人解构当前问题，使人囿于困境无法脱离的负性事件和对事件的负性解构力量。那么“阳”就是指人生故事中的正性力量。即那些支持人发展成长，积极对待生活和自我，积极建构情景、问题和自我的力量。阴阳理论能够完全解释叙事疗法的基本思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史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既有阴的一面也有阳的一面。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正确充分地看待自己的成长和人生中的故事。当面临困境时更多的是用阴性的一面来建构情景、问题和自我。这是当事人对问题和自我的认识是阴盛阳衰的。作为咨询师就是重新梳理当事人人生故事中被忽略的阳的一面，使其阴阳协调，甚至阳盛阴衰，对自我和问题有一个全新的积极的建构，从而有利于当事人以后的健康发展。

因此，这种疗法的基本思想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相一致，可以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和理解，从而显得通俗易懂使疗法能发挥出更大的疗效。同时叙事疗法在中国的推广应用就较为迅速。

二、问题外化与中国人的自尊自尊感和自我效能

叙事疗法中问题外化是将问题本身与人分离，使问题是问题，人是人。通过对问题的“外化”使当事人将问题与其自身分离开来，帮助当事人一道与外化了的问题战斗，然后挖掘当事人生活中的特殊事例，使其关注那些不曾为问题所困的时刻，并让当事人详细描述那些特殊时刻自己的行为与意识，以使当事人对这些特殊时刻的叙述更加丰富[5]。中国人常常将事件和事件当中的人混为一谈。“只以成败论英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等等这些社会偏见或者说是成见的影响下，当人在遇到挫折、困难和失败是往往不自觉的使用内归因，将这些挫折、困难和失败归因为自我。这就会使当事人的自尊感和自我效能降低。而问题外化使恰好使事件和当事人分离。进而更好地分析事件和当事人的自我认知。同时能提高当事人的自尊和自我效能感。在咨询中，咨询者和来访者能建立一个更加良好的咨访关系。为咨询的全称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挖掘特殊事例很好地顾全了中国人的“面子”

中国人有很强的面子观念，俗话说：大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在人们面对自己的隐痛时更会倍加小心，能不说就不说能不提就不提。这方面中国人没有西方国家的人们达观。因此，来咨询者要使来访者进行自我暴露就会面临更大的困难，这不利于咨访关系的建立和咨询的进行。叙事疗法则不同，它更注重对特殊事例的挖掘，这里的特殊事例不是来访者曾经的失败的或是难以启齿的经历和事件，而是新的被当事人忽略的积极向上的故事。叙事治疗关注来访者自我改变、自我发展的能力的具体运用与变化，不去了解问题是什么和问题发展变化的病理机制，而是会了解“故事中的闪亮事件”，引导当事人重构并正性转换对问题意义的认识[6]。叙事疗法正是以这种积极的为当时人所忽略的事件为突破口寻找来访者人生故事中的正性力量，强调人的优秀的一面，并在优秀的认知下使得不足的一面得以改观。这样的疗法会使中国人更容易接受，更能积极的配合。同时能减少来访者在自我暴露时所遇到的阻力。

四、叙事疗法对人生故事的梳理更符合中国人的整体观

叙事治疗认为生命中的问题是由经验的叙说所定义的，使人们陷入困惑的问题是由己或他人用语言构造的故事性的“现实”，问题主要只存在于当事人有问题的叙说或语言中。这种理念符合中国人看问题的思维和产生问题的社会背景。正所谓众口铄金，人言可畏。但是，中国人的整体观恰恰又弥补了这一思维的缺点。中国人看待事物都是抱着整体的观念，如中医的理论观念。在评价他人和自己时也是较为全面和客观。正如中国人常讲的一样叫做“盖棺而论”。这一方面对某人生前不好评价是为了顾全生者的面子不好下结论所以要盖棺而论，但更重要的是盖棺而论更能从整体上对一个人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样在叙事疗法中对来访者进行人生故事的梳理时，来访者可能更容易接受。在对来访者的人生故事重新建构时来访者也更能从整体上重新认识过去的事件，更加客观全面的看待自我，会更快地从困境和挫折中走出来。

五、叙事疗法与中国其他文化现象的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