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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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的含义在整个学术界都是一个非常受重视的话题，经过对众多文化自觉的含义进行综合的分析发现，先生对与文化自觉的表述最为具有代表性，经常被大家所引用。甚至有的学着这样表述，我们所说的文化自觉，其实就是中国著名学者在其晚年时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即先生主张每个民族都要通过文化自觉对自己的文化以及他人的文化进行重新的审视，从而找到自己民族文化的立足之地，并且最终达到各美其美、天下大同的境界。老先生自己也对文化自觉的含义有理解，那就是文化自觉主要是只在一定的文化中的人要对文化的自知之明。在我国的学术界对文化自觉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主要是在文化多元化、文化碰撞以及文化全球化等诸多条件下，民族文化发生的回应。对于文化自觉来讲，其主要有以下两点性质：（1）具有较为深刻的理论关怀；（2）具有较为强烈的实践想。从文化自觉的产生来讲，其并不是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出现的一种理论，作为一种人类的认识以及实践，文化自觉是跟随文化的出现而出现的，并且随着文化的发展逐步的发展，所以文化自觉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只不过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显现出一定的迫切性。大多数人都有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因为西方的文化在全球文化领域中处于一种强势的位置，并显露出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这种西方强势的文化状态表现出了对本土文化的挤压以及影响，这就导致了在两种文化发生碰撞以后作为本土文化需要捋顺今后的发展方向。并且在这过程中需要用理性的思维来看待这种强势文化的来袭。

2、作者对文化碰撞有这样的理解，在不同性质的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矛盾，这种矛盾根据发生碰撞的两种文化的不同，其具体的表现为冲击与反冲击

有一些文化研究人员总是在强调文化的差异，但是很多的文化差异都是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出现的，如果没有文化差异的出现，那么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也就失去其意义了，同时也正是由于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在交流的过程中才会有文化碰撞的出现。一般情况下来说，文化碰撞是以文化交流为基础的，如果没有文化的交流就不会出现文化的碰撞。文化碰撞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为显性的形式，另一种为隐形的形式。可以认为，举凡文化交流，必定伴随文化碰撞，只是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由来已久，且呈现出一个历史性的过程。文化自觉的历时性属性亦缘于此。就规模而言，明季清初的“西学东渐”可视为中西文化碰撞的序幕，肩负复杂使命、怀有各种目的的耶稣会传教士成为最早认真研习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完成了“中西文化之间第一次实质性的对话”。由于当时的“天朝大国”闭关锁国，对各种异质文化、外来文化一概拒斥，视西洋为蛮夷之邦，其文化自然难成气候，所产生的文化碰撞根本谈不上挤压、冲击。在这场文化交流过程中本土文化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文化权。

3、“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世界各民族文化是在相互借鉴、相互补偿中得到发展提高的，这是文化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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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文化；取向

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进行文化意义上的阐释，乃是创新发展中的审视和梳理。它以实践要求为根据，人文发展为背景，又以思维转型为依托，同时也是基于传统理路的局限以及对克服这种局限的理论逻辑要求。尽管传统的认识模式有其合理性的方面，但实现超越和转换则更是文化意义上的理性自觉。

一、实践要求的理性自觉

学者刘大椿在《当代我国哲学教育的错位》一文中提出了“知识大全的幻象”，用这样的话语描述了当代哲学教育存在着刻板性和独断性，“即视哲学教育为最高层次的知识教育，哲学教师为无所不晓的万事通。”从现实来看，这种反思性的内容，不仅仅是哲学教育的反映，更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现实写照，造成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主要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体遵循着应试教育的规则，以“传授知识”为价值取向，教育活动追求以知识为本的模式，而这种模式运作反映的是学生获取知识的状况(不完全性反映)，它迫使学生对其所学知识进行复习、巩固、澄清和综合，而教师则是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使教育内容表达趋于经验科学化的倾向，即关于所认识对象的范围判断，存在可靠性、真理性和客观普遍性及其确证、价值等知识问题，通过对知识分析追求内容及其表达的严谨性和明晰陛，从而为命题即知识提供可由经验证实或证伪的逻辑框架。这样只能导致：第一，教师对思想政治理论内容的把握是抽象的、思辨的，并试图在知识阐述中抽象出普遍规律和程式，追求其绝对本质、绝对来源和绝对标准，从而致力于探究知识、真理绝对可靠性、普遍性和明证性的方法和途径。而不是把其放置在社会生活实践存在境域去考察它的具体的丰富的人文历史意义和标准；第二，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的把握是直观的、机械的，总是在某一端寻找一个最终的根源和答案。显然，这种把握方式不能传达出思想政治理论的深层的历史感、强烈的现实感和丰富的人文感。这就造成了自身改革的两大实践困境：一是由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型，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教育的价值取向，而是陷入了“知识循环”移动的怪圈，即创新和改革变成了知识体系的重新划割，造成有限突破和实效难成的问题；二是泛科学理性实证，往往使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限于工具理性的追寻中，结果使自己寓于机械式服务的狭窄功能之中，最终将消解其知识图景中的人文价值意义与根基，导致改革不但不具有实在意义，反而同人和人文精神相对立的问题。

对实践困境的消解和超越，一是要有对自我理解的自觉；二是以理念为背景的转向的自觉。以“人文价值”的文化理性来表达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根本性理解，首先是因为这种视角凸显了当代人类理念的内涵，即凸显了把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观视为关于人类社会存在的自我意识理论的文化观内涵。以“人文价值”的理念为背景，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转向所凸显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我理解的双重自觉：一方面，它是一种“拒斥”传统工具主义教育观的自觉，也就是以“文化转向”为标志，讨伐任何试图借助科学理性对他者的征服过程，反对用“实用的技术旨趣”的“超历史”的观念去构建思想体系的理论自觉；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确立以人的“生存”发展为出发点的教育观自觉，即把教育活动“定位”为关于人的社会历史性存在的文化意义理论的自觉。在当代社会，科技进步与全球问题、物质丰富与“人的物化”等深刻矛盾，都合乎逻辑地提醒我们以“人文价值”和生命意义的考量来实现对人类自身的关切，由此而构成的以“生存和发展”为主题的时念，也必将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主题性转换的落脚点，进而实现对人类、对社会更深层的关切。

二、理论发展的理性自觉

近代科学的发展，不仅高扬了知识和技术的作用，也带来了工业文明。人类借助科学知识和技术工具不断扩大着控制与征服自然的范围，自身的力量也得到了迅速膨胀，由此产生了知识盲目乐观和技术绝对崇拜，人类陶醉在至上性和英雄主义情愫中不能自拔，反映在近论上则有弗兰西斯·培根的著名口号“知识就是力量”，以及肇始于孔德的实证主义等用科学消解意义，用实证瓦解理念。当然科学本身也是文化事象，但科学不能涵代文化，在人类确信科学技术、工业化发展是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的盲目之中，理论思维就发生了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思维模式转换，把世界的存在物归为两类：“思维的东西和具有广延的东西，进而把自我设立为主体，而把世界上一切具有广延的东西设定为自我的对象即客体。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主体是主宰，人作为主体在自己的对象中印正自己的存在，在对客体的征服中体现自己的能力，并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实现自己作为人的本质”。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来看，主客二元论模式极度夸张主体的活动能力和决定性作用，强调个人独立于他人的重要性，主体对客体的“控制”和“占有”，而他人作为自我活动决定的对象，则“合乎逻辑”地遭到统治和贬低，其结果无疑会走向人我之间的相互排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

由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工具主义、实证主义到思维方式的主客二极走向，都作为文化内容直接地表现为当代教育所遭遇到的尴尬，形成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不可回避的悖论性文化现象：一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工业文化道路，即按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等支配下的工业文明设计了统一流程式教育过程，统一学制、统一课程、统一标准的规模化“生产”，规格化知识结构、标准化目标预设、集约化群体培育，僵硬化教学活动和单一化人才模式，而人的差异性、丰富性、多样性文化内求难以达成，其文化特质不能彰显；二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受西方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严重影响，形成了一种主客对立式的简单化思维方式。如对教学的认识上，或立足于教，或立足于学；对师生的关系上，是主体——客体的对应关系；对课堂活动的安排上，是单向式纯知识的输出，或纯知识的接受。甚至就连本来完整意义上的人，也被二元分割为生理和心理、理性和感性、认识和情感等。这种极端僵化的思维模式反映在现实教学模式中，使我们不自觉地走人了误区：一个明显的误区是在教学实践中强调教师单主体论；另一明显的误区是学生单主体论；再一个误区是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均表现为受动的客体(教师是社会的客体，学生是教师的客体)。受制于此，必是难以实现其应有的历史丰富性、现实生动性和理论深刻性的文化特质。

当然，传统文化模式的局限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超越自我的最大障碍，因此，瓦解传统文化模式局限的锁绊，在“文化”意义上弱化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工具主义和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不仅仅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实践需要，更是人文社会科学在发展的客观上要求对其存在的价值、合理性及其思维方式所做的理论追问。淡化一种文化模式的影响，在理性上必须实现两个自觉：一是对文化判断和反思的自觉，形成批判的文化模式；二是对新的一种文化重构的自觉。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早就开始了对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和工业文明一方面带来了物质生活的丰裕、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消解人文价值理念造成全球性危机等悖论性文化样式的警觉和讨伐，许多学者建立起了对超越性文化理性的内在追求和对理想的精神世界与生活的执著寻求，这一耘的趋向是超越顾此失彼式独断，“走向生活、实践、交往、历史、文化与价值等人的存在境域中生成的“理解”。

因此，在理论自觉基础上，现代主义二元对立式理论思维模式必然会受到无情的批判。以人的主体性(主客对立)思维方式为特征的实践，已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主体问性即“主体一主体”模式随着人们实践的深入和理论的伸展由此而衍生出来，主体间性意味着交往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主体存在。由此，人与它者(自然、社会、他人)等关系的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了某种深层的革命，开始向复合统一式发展，以复合统一式即“主体一主体”思维模式为文化前提的理解范式，在现实层面上，应实现对转型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活动范式进行理性的设计与重构，即建构民主的、双向活动的理想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这不仅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变革，更是社会文化转向在教育中的折射。

三、人文担当的理性自觉

从“文化”的词源学历史考证来看，对“文化”一词的确定是极其艰难的，这是一个定义最多、观点最难一致的问题，在古代西方英语中“文化”一词cul—ture源于拉丁语cuhura，这个意思是耕作土地、载培庄稼、饲养家畜等。而中文“文化”则被表达为文治和教化。这时“文化”一词的涵量还很窄。“文化”获得丰富的内涵，是它成为显性问题被人关注之后。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学科分类，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兴起，文化概念才成为人们研究的关注点，学者们从功能、结构、特征、心理、历史等不同的角度给文化下定义，使其一直不能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但现有教科书中却常从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来确定，广义文化一般是指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切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狭义文化则指精神领域，是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包括哲学、文学、艺术、教育、风俗、宗教等观念形态的东西。因此，为了能够把握文化概念的确切意义，需要从一定的思维视域对文化进行梳理，或是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或是从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等学科方向去探究，惟此，我们才能获得领域明晰，范畴准确的研究。本文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把文化放置在哲学的解释力范围中，因为，哲学乃是一切学科的方法论和思维基础，惟有从哲学的角度研究文化，才能把握其更深刻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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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统文化 文化自觉 普适性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5.07.061

The Theory of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ZHOU Yun

（Department of Marxism Education， 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anghai 201418）

Abstract Fei Xiaotong initially propose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called on the community to reflect on their own culture. Kim Yu Wujin perfected this theory that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the culture aimed fully to reflect the core values. But what is the core valu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mad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can be said， the result is reflection. Therefor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does not just put forward， but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especially through the consciousnes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methodology， from highly theoretical refining summed up.

Key words socialist core values; traditional cultur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universality

1 文化自觉：反思、价值、提炼

1.1 文化自觉的第一要义是反思

先生曾提出21世纪人类将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即“各种不同文化的人，也就是怀着不同价值观念的人，怎样能在这个经济上越来越息息相关的世界上和平共处？人类在21世纪怎样才能和平地一起住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为此我们在精神文化领域里需要建立起一套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和共存的教育体系，我称这个体系为跨文化交流。”①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和平共处”，潜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文化向何处去”。中华民族一百年来都在寻找出路，从当年民族存亡的出路，到今天民族振兴的出路，归根结底还是文化生命的出路。为此，费老开出的药方就是“跨文化交流”，即力主世界各族人民应该处于各种文化和谐共生的共同体中，各文化在不断交流中获得新生。

这就引申出一点，要进行跨文化交流，首先必须认清自己的文化。如果对本民族的文化都模棱两可，那么交流只能是纸上谈兵。这里所谓的“认清”，用费老的话说，就是“文化自觉”。

费老说：“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②这就是说，要认识自己的文化，并在此基础上理解所接触的其它文化，然后在多元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他认为，人不应该只满足于以自发的方式处于一种文化（如中国文化）中，而应该自觉地对她进行反思，对其积极方面进行维护与彰显，对她的消极方面则要清楚甄别加以抛弃。

所以讲，“文化自觉”的第一要义就是“反思”。费老在很多场合都强调的“反思”，其实是一系列的追问，即文化的内容是什么，怎么去分析它，如何去理解它，对我们的生活起了什么作用，我们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文化本身是怎么变动的，为什么变动，动到哪儿去了等等问题。这就是对习以为常的传统进行一个全面彻底的剖析，从而获得一种“自知之明”。

这种自知之明是文化交流的前提，可以让我们在文化大碰撞的时代不至于妄自尊大，也可避免妄自菲薄，当然也能懂得复归守旧与全盘西化的错误，明白只有在传统的基础上走出自己的道路才是正确的方向。

1.2 文化自觉的核心对象是价值观念

如果说费老“文化自觉”中的文化是泛指的中国文化，那么俞吾金先生则对“文化自觉”中文化的外延进行了有效的限定。

俞先生通过分析哲学的方法发现，“文化自觉”应该以“文化自身”为反思的对象。因为更高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具有“元批判”（meta-criticism）的含义，学者应该“自觉地反思并清醒地意识到文化自身的有限性及其适用范围，拒绝对文化概念进行无界限的滥用。”③对概念外延的限制有很重要的意义，俞先生重点指出中国近代史上两次“科学技术政治体制改革文化革命”的思想循环，警示了我们泛文化的讨论并非是历史的进步，很多实际问题无法通过“软绵绵”的文化来解决。相反，无意义的讨论还有可能使我们误入歧途。

那么，关于“文化自觉”之对象该如何确定呢？俞吾金先生归结为“价值观念”，他说：“我们应该严肃地拒绝对文化概念的滥用，自觉地把对文化的理解限定在狭义文化概念的范围内，即把文化理解为观念形态的东西，而其核心则是价值观念。”④文化的概念不应该过于宽泛，将它限定在思想观念领域中或许对我们的帮助更有价值。就是说，政治的问题归于政治解决，不要寄希望于政治文化。同理可得，科学、军事、艺术、宗教等等领域都要与思想观念划定界限。质言之，我们应该丰富“文化”的内涵，但必须缩小“文化”的外延，这样我们所进行的“文化自觉”将更有针对性。

1.3 文化自觉的对象需要高度提炼

费老的文化自觉聚焦的是文化反思，其贡献在于方法论的确立。俞吾金先生对文化自觉之对象的限定，则是对文化自觉之内涵的明晰，是对文化自觉有效性的进一步深化。

费、俞两位先生为我们在文化自觉这条路上开拓了一个方向。沿着个方向，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对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念进行具体化的努力。也就是说，我们对传统价值观念所做的反思应该要有一个明确的结果，需要高度的提炼。

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念大体可概括为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这就是《中庸》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的价值原则极为丰富，关于个人的价值有诸如“礼义廉耻”、“孝悌仁爱”等原则，关于社会交往的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关于家国天下的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原则。传统价值的内容很多，有些具有永恒性，比如民本思想、家国观念;但有些也具有历史局限性，比如愚忠愚孝，是需要扬弃的。

其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组十二个范畴正是从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系统地总结了传统价值中最核心的内容，更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有效扬弃。可以说，十二个范畴是对丰富的传统价值观的高度提炼。由于它是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的统一，所以它是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价值原则。职是之故，我们可以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思想价值的高度提炼，它其实就是文化反思的重要结果。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自觉的结果

2.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接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结合好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切不能轻视。陈卫平教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族传统文化不是断裂的，而是接续的。也就是说，总结和继承传统文化原本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如果丢掉了对于传统文化的总结和继承，所谓的‘中国特色’是无法成立的。”⑤所以说，要正确理解中国化的理论本质，就是要注重接着讲与接着中国传统讲。简言之，就是要使传统的智慧开出现代的新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两个“接着讲”的统一。接着讲，意味着核心价值观必须从实际出发，适合现实国情;接着中国传统讲，意味着核心价值观必须是对传统价值的总结与提炼。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其实就是大同理想、民本思想、和合思想的高度提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从心所欲不逾矩、有教无类、天下为公、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等原则中都可以找到线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道德，在极端注重伦理传统、个人修养的儒家思想中更俯拾皆是。

马克思讲：“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地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人类文明的童年有他自己的智慧（如原初的仁义道德），而这种智慧应该要在“更高的阶梯”（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上再现与复活。所以说，传统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关系可说是源与流、本与末的关系。

2.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自觉下的普适价值

按照费老的理论，除了对自身文化有深入认识外，更要适应、学习当下世界中的多元文化，然后“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⑥就是说，反思自身文化还不是文化自觉的终点，文化自觉的目的是要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提出“共处守则”，其实就是各文化都能认同的“普适价值”。

费老并不赞同文明冲突的必然性，他认为“共处守则”或者共同体是可以存在的。这体现在他的那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名言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其实就具有高度普适性。西方人从未放弃寻找普世价值，中国的古代先贤也没有放弃过普世价值，但是中西古今的“普世”歧义重大。然而有些基本的普遍适用的价值也是存在的。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万里雪飘的冰封北国，到风光旖旎的热带雨林，从3.2万公里长的海岸线到8800多米高的珠穆朗玛峰，广袤的中国大地上生活着56个民族，所有这些民族能最终组成“多元一体”的大整体。费老认为，这就是普适价值起的作用。

其实“多元一体”中的“一体”，不仅是地域性的一体，而是价值上的一致。传统中国的普适价值是儒家价值，但她有时代局限性。费老告诉我们，对待传统文化应该要“温故知新”。这个从传统价值中生长出的“新”，我们现在就可以归结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以一国看天下，其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也是适用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原则哪一个国家都不能或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原则任何社会都必不可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原则是每个人的立身之本。虽说这组价值观以“社会主义”为限定词，是中国传统价值的提炼，但不难发现，普适性的价值是可以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达成共识的。或者说，核心价值的提炼不仅仅为了造福本国，如果的确具有普适性，那么其实也可惠及其他文化主体，这可说是中华文化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做出了贡献;也是以文化自觉为方法论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理解。

注释

①⑥.文化自觉与反省[A].中国文化的重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85-194.

②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A].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19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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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务管理目标；筹资决策；税收筹划

财务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系统中的价值管理系统的子系统，它通过企业投资、筹资活动的财务决策和资产、成本费用、收益分配的管理，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管理目标。税收的征收无疑增加了企业负担，减少了企业的既得利益，因此，企业通过合法的途径进行税收筹划，以期达到整体税后利润最大化，已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出发点。

筹资管理是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一个企业来讲，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无论从何种渠道取得，都存在一定的资金成本，而企业筹资的目标是在满足自身资金需要的基础上，通过选择适当的渠道、方式，取得资金，以实现最低资金成本和财务风险最低的最佳资本结构。由于不同的筹资渠道税收规定不相同，其税后资金成本和风险也不一样，因此有必要对筹资决策中的税收筹划进行研究。

1筹资决策中税收筹划应服从于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企业价值最大化

税收筹划一般是通过降低税收成本和延迟纳税两种基本方法来实现税收支出的节约，取得“节税”的收益，而选择低税负的纳税方案又包括税收负担的规进和税收负担由高向低的转换。因此，企业筹划获取节税利益的途径主要有企业税收负担的规避、企业税收负担从高向低的转换和企业纳税期的滞延等三种。

应认识到，作为财务管理子系统，税收筹划必须是围绕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而进行的节税活动。在筹划税收方案时，不可单纯的追求税负绝对额的降低而忽视因该方案导致的其他相关成本和收入变动与财务风险变化，必须考虑筹划方案能否给企业带来的总收益的相对增长。一般来说，税收筹划方案实施将使企业获得额外税收利益，但同时将由此产生额外费用，只有当税收筹划方案导致的税收利益增长大于相关成本增长，产生相对收益增长且财务风险变动应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时，税收筹划方案才是可接受的合理方案，否则应被拒绝。

资本结构是指企业资金结构，主要指债务资金与权益资金的构成比例关系。不同的筹资方式会使企业承担不同的税负水平，按照税法规定，负债的利息记入财务费用能抵扣应税所得额，从而相应减少应纳所得税额，产生了节税效应。由于负债的财务杠杆效应，将导致正负效应两种情况的存在：如果息税前资产收益率大于负债成本率时，负债比率越高，其节税效果越明显，将提高企业权益资本收益率。然而，负债利息必须固定支付的特点又导致了债务筹资可能产生的负作用。随着负债比率的提高，企业的财务风险和融资成本会加大。当负债的成本超过了息税前的投资收益时，将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收益率，在这种情况下，负债筹资反而达不到节税的目的。

由此可见，资本结构特别是负债比率的合理与否，不仅制约着企业的风险、成本的大小，而且影响着企业纳税的负担以及企业权益资本税后收益的实现水平。合理的筹资结构可以降低资金成本，给企业所有者带来财务杠杆利益，获得更大的税后权益资本收益率。在筹资中，由于税收条件的既定，资本结构成为影响企业税负的关键因素。因此，在企业筹资决策中应从税后成本这一角度来考虑企业的资本结构。充分考虑资本风险、筹资成本，利用负债筹资实现节税目标时必须建立在追求最佳资本结构基础上，正确把握和处理负债筹资的度。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要用全局的观点分析谋求，企业总体税负降低——税收筹划的根本出发点要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目标相一致。

2合理调整筹资结构，以实现节税与所有者总体收益最大化的双重目标

从税收筹划的角度分析，企业筹资方式分为负债筹资（包括向银行借款、向非金融机构或企业借款、企业内部筹资、发行债券）和权益筹资（包括企业自我积累、发行股票）和其他筹资（如租赁）三种类型。因此，筹资决策中必须从税收筹划角度选择筹资渠道和筹资方法，实现最佳资本结构企业内部筹资（如关联方之间筹资）和企业之间拆借资金，涉及的人员、机构较多，企业之间的相互拆借在利率和回收期的确定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弹性和回旋余地，这就为企业寻求降低融资成本和实现税收筹划提供了较为广阔的运作空间，税收筹划效果最好；向金融机构借款，企业可以利用与金融机构的长期业务往来关系，寻求一定规模的税负减轻，减税效应较好；自我积累由于资金拥有与使用者融为一体，税收负担难以转嫁与分摊，因而往往难以实现税收筹划。

2.1负债筹资分析

一般来说，企业通过负债筹资的减税效应好，企业应在投资项目预期收益率能稳定实现的前提下，在适当的财务风险控制下，尽可能利用负债筹资，但在实践中，应注意我国所得税法对税收支出影响很大的几个规定：

（1）借款利息资本化问题。如果为建造、购置固定资产（指竣工结算前）或开发、购置无形资产而发生的借款利息，企业开办期间的利息支出等，因安排专门借款而发生的辅助费用，属于在所购建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发生的，应当在发生时予以资本化，不得直接从应税所得中扣除，因此这一部分借款利息没有减税效应。企业为避免借款费用过多地计人资产人账价值，一方面应加强资金的管理，合理安排建设资金，避免浪费开支，从而尽可能加大筹资利息支出计人财务费用的份额，以便直接冲抵当期损益，最终达到节税的目的。

（2）借款利息税前扣除额按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在生产经营期间，向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按照实际发生数扣除。向非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包括纳税人之间相互拆借的利息支出，按照不高于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不得在税前扣除。因此如果企业之间在资金拆借活动中人为地过分抬高利率，对纳税而言是无效的。

（3）企业内部筹资中应注意，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从关联方取得的借款金额超过其注册资本50％的，超过部分的利息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

2.2租赁筹资分析

（1）租赁作为一种特殊的筹资方式，由于其较强的减税效果在税收筹划中有很大的价值。就出租方而言，出租既可以减少使用与管理机器设备所需追加的投入，又可以获得租金收入，而租金收入适用于税负较低的营业税，这比产品销售收入所适用的增值税税负低。就承租方而言，租赁既可以避免因长期占压资金而带来的风险，又可通过租金的支付，抵减应纳税所得额，减轻实际税负。

（2）在两种租赁方式中，融资租赁是为了满足企业融通资金添置资产的需要而开展的租赁业务。企业选择该种融资方式无需求助于资本市场即可达到融资的目的，且有助于加快企业设备的更新改造和技术进步的步伐，提高企业资产的流动性和收益性。因此它比经营租赁更有节税、避税效应。若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和加速折旧，该筹资方式可节约较多的现金流量，对改善企业的经营和理财环境，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更为有利。

租赁筹资在同一个企业集团内部各企业独立核算的情况下有较大的税收筹划空间。

2.3商业信用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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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自觉的意义

目前，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文化自觉还没有相对明确的定义，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我国的研究学者普遍认为：所谓的文化自觉就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对文化知识的内容有着一定的了解，对它的形成过程有着一定的认识。由此可见，文化自觉的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具有不同文化的人在对文化进行交流时，不仅要对自身文化有着相应的了解，还应该对他人的文化进行理解，从而进一步明确多种文化之间存在的关系，促使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第二、在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中，对文化进行一定的创新和发展，是我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最主要内容，这也就间接地促使在对文化进行发展时要具有一定的创新精神。

在音乐教育过程中，人们可以通过自觉意识来充分发挥音乐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并通过过程中的创新方法，有效促进音乐教育的发展，其中，音乐教育过程中的文化自觉可以从以下几点体现出来。

（一）在音乐教育过程中，可以通过这种文化自觉性的理论，对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进行培养，同时，还可以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民族文化所存在的美感，进而提高民族文化的相关价值。

（二）音乐教育过程中，还可以有效促进世界文化的发展，使学生在对世界音乐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可以具有自身独特的创新意识，这样不仅可以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音乐教育的效果。

（三）可以适当的对学生民族文化的认识程度进行调整，培养学生在对音乐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可以相应的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解，这样的做法也就间接的为以后的音乐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文化自觉理论视角下音乐教育的开展

由于20世纪以来，中国在对音乐进行教育时主要就是建立在西方音乐教育体系上，面对世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音乐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所承担的传承功能显得更加重要，因此，这就需要音乐教育自身具有一定的自觉意识，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化进行理解。对文化进行理解可以说是音乐教育的前提。由于早年的我国，无论是知识理论还是技术层面，都受到西方理论的严重影响，导致我国人们只对外国知识有了解，对本国知识了解甚微。因此，应该对音乐知识进行一定的理解，只有这样才能促进音乐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近年来，人们对音乐的界定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因为，对音乐的界定将直接影响到它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从当前的音乐发展趋势来看，音乐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和文化达成了共识，当音乐一旦置身于社会文化中时，就可以对它进行最佳的解释，把音乐作为一种文化来进行理解可以说是对文化自觉意识的最好诠释。因此，在对音乐教育进行开展的过程中，首先应该对文化进行一定的理解，只有从文化的角度进行理解，才能够真正明白文化传统的相关意义。

（二）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多元文化教育。音乐教育过程中，对多元文化进行教育，可以说是音乐教育的最有效保障。无论是从文化的角度对音乐进行理解，还是对民族文化进行加强，都只是为了能够树立一定的文化意识，但是，这样是远远不够的，面对当今这个竞争如此激烈的社会，还要注重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当前，音乐多元化已经逐渐发展成了音乐教育的主流思想，学校教学中也相应的增加了各个地区的音乐，这充分体现出了多元化音乐教育的重要性。但是，此过程应该明白，所谓的多元化音乐教育并不仅仅只是对音乐进行学习，还应该在过程中了解各个地区的文化内涵，并将这些文化和自身文化进行比较，从而对自身文化进行提高。因此，音乐教育开展过程中要尽可能的进行多元文化音乐的学习，以便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三）在一定程度上对民族音乐进行教育。对民族音乐进行教育，可以说是走向文化自觉的关键所在。从1995年开始，人们就开始对音乐教育进行重视，并加强对民族音乐的教育力度，这充分体现了一种对本民族音乐学习的一种自觉意识，但是，虽然对音乐教育进行了系列改革，但还是无法从根本上将西方文化进行摆脱，对民族音乐的教育仍然还是无法跟上时展的脚步。这就要求在对民族文化进行教育的过程中，真正摆脱那种民族文化的附加模式，只需要在教育过程中针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教育即可，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学生对民族文化的学习。因此，在对音乐教育工作进行开展的过程中，要从根本上将那种多模式的教学进行摒弃，只单纯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教育，比如：讲述新疆音乐时，不能将西方音乐中的视练唱方式进行应用，只能有针对性的对新疆音乐进行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出民族音乐文化独有的特点。

篇6

关键词：语言决定论 英语专业 跨文化认知 英语写作 自主培养

一、引言

在语言研究的历史上，维柯、康德、博厄斯、洪堡特、魏斯格贝尔都对语言的功能进行了详细阐述。在此基础上，萨丕尔在1929年的《语言学作为科学的地位》一文中提出以下假说：语言是一种文化的“符号导引”，通过它可以检索文化表层的方方面面。语言是通往“社会现实”的向导，“人并不仅仅生活在客观世界之中，也不仅仅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独自生活在社会活动之中，而更大程度上承受着已经成为社会交际工具的那种语言的支配”（Edward Sapir，1949：162）。这就是语言决定论，即语言决定思维。假说的核心在于探讨语言对思维、文化具有决定作用。甘柏兹认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核心概念是：“文化通过语言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影响我们对经验世界的分类。”（Gumperz & Levinson，1996）徐杰认为“语言地位的变化经历了从作为思想和经验的表现工具到语言具有认识世界的功能，最后到语言作为本体的确立。语言具有建构文化的功能，语言继承和保持着传统的文化”（2011：61）。语言的决定性地位让语言学习回归了语言本位论，语言的使用者应充分认识到语言本位的作用。作为英语专业大学生必须通过各种类型的笔头考试，比如：专业四级和专业八级。因此在写作中有必要确立语言本位观，在自我英语知识能力基础上，拓宽自己的跨文化认知，有效提高写作能力。

二、英语写作与跨文化认知

语言决定论对跨文化交际而言，就是要求跨文化交际者能够对语言本身的文化基因进行了解与掌握，以便能够推动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英语专业大学生是跨文化交际者的典型代表，他们不仅用英语思维进行思考，而且用英语语言进行交流与写作。作为英语专业大学生，需要学会如何认知英语语言的文化蕴涵，进而学会如何使用英语语言，这牵涉到诸多方面能力的提升。听、说、读、写、译等方面都需要同时提升，其中，多写、多练才能够达到学生英语能力整体提升的要求。如何才能提高英语专业大学生自身的写作能力？自主学习一种不可废弃的重要途径。就英语写作能力而言，学生应该从提升跨文化认知入手，通过英语语言文化的认知，掌握其文化背景，真正体会到寓语言学习于文化之中的意义。这样做不仅可帮助学生提高自我理解能力，使他们在丰富语言知识的同时，增强自我对语言的掌控与使用，在写作过程中大大减少因文化背景不同而出现的错误，并能够随心所欲遣词造句，从而提高写作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认知是一种跨文化意识基础上的对两种不同文化的认识、理解与掌握。正如法国最著名的生理学家贝尔纳强调指出：“语言是洞察人类心智的最好的窗口。”从一种语言可以窥探到它所属文化的思维方法、价值系统及伦理观念。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民族文化语言形式折射后的焦点，它们能够最大限度、最直接、最敏感、最迅速地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文化镜像（邢福义，1990：108）。据此看来，就英语专业大学生而言，将英语语言本身作为重点研究掌握对象，包括提升对谚语、文化负载词、惯用语和英语新词的认知，透彻了解英语起源和发展，有助于大学生提高英语写作水平，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

三、谚语的认知与引用

英语谚语认知是跨文化交际能力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英语谚语是英语语言中长期积淀的语言精髓与宝藏。谚语是历史和文化的载体。作为民族文化的高度浓缩，谚语内容覆盖面极为广阔，包罗万象。透过英语谚语这一特殊语言文化层面，我们可以看到英语民族在其社会、文化、心理及哲学思辨等方面所独具的风采与魅力，堪称一部高度浓缩的百科全书。学习英语谚语能够帮助英语学习者加深对英语国家的文化常识及西方国家民族思维和表达方式的理解。因此，英语谚语的学习探究不容忽视。谚语的类别众多，有与“行动”有关的谚语：“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事实胜于雄辩），与“美丽”有关的谚语：“Virtue is fairer far than beauty.”（美德远远胜过美貌），“Beauty lies in the love’s eyes.”（情人眼里出西施）；与“朋友”有关的谚语：“A hedge between keeps friendship green.”（君子之交淡于水）；与“阅读”有关的谚语：“By reading we enrich the mind，by conversation we polish it.”（读书使人充实，交谈使人精明）；与“理想”有关的谚语：“Great hope make great man.”（伟大的抱负造就伟大的人物）；与“逆境”有关的谚语：“Adversity leads to prosperity.”（穷则思变）；与“恒心”有关的谚语：“Constant dripping wears away a stone.”（水滴石穿，绳锯木断）；与“学习”有关的谚语：“A man becomes learned by asking questions.”（不耻下问才能有学问）；与“勤奋”有关谚语：“Nothing seek，nothing find.”（没有追求就没有收获）；与“自信”有关的谚语：“Confidence in yourself is the first step on the road to success.”（自信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与“团队”有关的谚语：“Many hands make light work.”（众人拾柴火焰高）；与“诚实”有关的谚语：“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做人诚信为本），等等。

以上习语是在作文中引用比较频繁的一部分。当然还有更多其他类型的谚语，就不一一呈现。谚语的形式言简意赅，内容博大精深，在写作中适当引用能够为文章增添色彩。在使用这些谚语的同时，需要注意并不是谚语堆砌越多越地道，而是需要精心挑选，并放置于合适的情境下才能产生较好的共鸣与效果，从而加深文章的渗透力与说服力，提升文章的语言水平和层次，达到提高自我写作的目标。

四、文化负载词的认知与使用

Leech（1983：23）将词义分为了概念、意义、风格、情感、折射、搭配和主位意义。这七个意义层次中，词典中提供的多为概念意义，其他六项都与人们的生活经验、情感及语言集团的文化特征密切相关，体现为词语所负载的文化内涵。文化负载词是指源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对应语（包惠南，2004：10）。正如拉铎所说：“我们把生活经验变成语言，并给语言加上意思，是受了文化的约束和影响，而各种语言则由于文化的不同而互为区别。有的语义存在于一种语言之中，但在另一种语言中却不存在。”（Lado，1957：71）

根据奈达（张培基，1980）的分类，文化负载词可分成五类：l）生态文化;2）语言文化;3）宗教文化;4）物质文化;5）社会文化。文化负载词在各类型中体现出非常明显的特征与个性。如：1）与“生态文化”等的文化负载词：west wind（等同于汉语的“春风”和“东风”）等。2）语言文化负载词。如：英语中则用chicken- hearted，pigeon-hearted来与“胆小”，而汉语用“胆小如鼠”来形容。英语文化中婚礼的颜色是“白（white）”，丧礼的颜色是“黑（black）”汉语却用“红白喜事”表达，“红”指婚礼，“白”指丧礼。3）宗教文化负载词。英语文化深受宗教文化的影响，有很多与此相关的文化词汇：如：Achilles’heel（致命弱点），Pandora’s box（无尽的灾难）等。4）与物质文化的负载词，如：sandwich，the Great Wall，china（瓷器）等。5）社会文化的负载词：blue- collar（蓝领），另外，“dragon”在英语中的含义等同于“魔兽，妖兽”，而其在中国被称之为“龙”，中华民族自称是“龙的传人”，“龙”在汉语中地位非同一般。

在写作中，文化负载词的学习和使用要注意避免过于片面地理解和无条件地接受英语国家对某些文化负载词的诠释。如：“dog”在英文中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那不意味着“狗”在汉语里它就没有地位或者是贬义，那得视情况而定。而且文化负载词的内涵也可能因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因为没有任何词汇的含义会一成不变。

五、惯用法的认知与使用

每一种民族语言都包含着该民族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及民情特色。因此，一种灿烂的民族文化必然有丰富多彩的习惯用法。英语是当今世界上使用最普遍的语言，惯用法与表达丰富多彩。如：take the chair（当主席），in the trade（内行，行家），take air（传播，泄露），out of question（没问题），out of the question（完全不可能）等。英语在发展变化过程中还吸收了众多的外来语，丰富了自己的语言文化内容。英、汉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所涉及的习惯用法，其范围可以说是比较广泛的。有时候客观上的同一种事物或现象不一定会导致主观上的认同。中国的“紫竹”，英国人要说“bleak bamboo”，中国人称“红眼”，英、美人说“green-eyed”；中国人称“红茶”，在英、美人嘴里却变成“black tea”，等等。在时空概念上，英、美人也有自己传统的习惯与达方式。中国人说“前后”，英语却说“backward（s） and forward（s）”。中国人邀请对方先上车、先走时，通常说“您先请”，而英、美人却习惯说“After you”。以下惯用句子的表达颇有趣味，如：I am dying to see you.（我非常想见到你。）；You are always trying to get my coat.（你是想惹我发火。）；I can’t burn the candle at both ends forever.（我不能永远这样过分地消耗精力。）；She turned the table.（她反败为胜）；He is wearing two hats.（他身兼两职）等。

惯用与达法能够让文章看起来非常地道。惯用法比较全面地体现了本族语人们特有的习惯，而且很容易通过惯用表达法看到一个民族的民情风俗，而这正是学生们所应该多体会和学习的文化内容。惯用法的表达可以通过专门的惯用法词典或者经典小说、散文中去寻找和学习。惯用法的灵活使用与学生个人的阅读量成正比，也就是说，学生阅读的英文材料越多，惯用法的表达就掌握得越多、越熟练。但是惯用法只能够在对语言极其熟练的基础上才能够灵活运用，切忌错用、滥用，以免授人以柄。

六、新词汇的认知与使用

语言文化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特别是近两个世纪，现代英语词汇的发展与扩充最为明显，主要是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和高端技术的进步，使得新词汇的产生于使用日新月异。新词汇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1）科技新词：space shuttle（运载火箭），Divine Vessel V（神舟五号），black hole（太空黑洞），soft landing（软着陆），divert（呼叫转移），auto answer（自动应答），GPS（全球定位系统），cyber chat（网络聊天），net shopping（网上购物），hacker（电脑黑客），flesh search（人肉搜索），clone（克隆 ），test-tube baby（试管婴儿），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Ecommerce（电子商务），等等。2）政治、经济新词：Watergate（水门事件），mortgage slave（房奴），anti-dumping（反倾销）等。3）社会生活新词：naked wedding（裸婚），sub-health（亚健康），Microblog/tweets（微博），diamond bachelor（钻石王老五），new-new generation（新新人类），see-through dress（透视装），等等。

随着网络的发展，人们每天可以毫不费劲地获得全球信息，而这些信息有大部分都是伴随着一些新词汇的出现而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些新词已经深入到了现代人的生活之中，有些时尚词汇已经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丰富、更有节奏感，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整个世界在新世纪发展变化的印迹。掌握新词汇，就等于把握住了世界变化的脉搏。适当地多使用一些新词汇，将会使自己的文章更富有感染力和时代感。

七、结语

萨丕尔的语言决定论昭示了语言本身的魅力与影响。这种影响对于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写作水平的提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写作中除了一些基本技巧外，最主要的是对语言本身的了解、掌握与使用。大学生除了课堂学习外，还要通过自主学习以提高自我写作能力，也就是需要加强对语言的跨文化认知，结合谚语、文化负载词、惯用法、新词汇的学习与掌握，再辅以自我激励与鞭策，就能将自己的写作水平一步步提高。

参考文献：

［1］Edward Sapir．Selected writings of Edward Sapir： In Language，Culture and Personality［M］.California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9：162.

［2］Gumperz，J．J．and Levinson．Rethinking Linguistic Relativity ［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3］ Leech，Geoffrey N.Semantics：The Study of Meaning （2nd edition）［M］.Penguin Books，1983：23.

［4］Robert Lado.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M］.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57：71.

［5］包惠南，包昂.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10.

［6］邢福义．文化语言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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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对通识教育的功能研究存在着严重的偏差，更多地关注通识教育的创新功能，忽略了其文化精神传承功能，而在人文精神发生集体性危机的中国当下和全球化语境下，通识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更多的是文化精神的传承。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精神传承途径，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应该把“文化自觉”理念贯注到每个大学生心中，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铸就主体精神的文化自觉，这是当前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的灵魂。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对通识教育的功能研究存在着严重的偏差，更多地关注通识教育的创新功能，忽略了其文化精神传承功能，而在人文精神发生集体性危机的中国当下和全球化语境下，通识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更多的是文化精神的传承，因为“只有在文化深厚的土壤里，天才才有可能爆发”(甘阳语)。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精神传承途径，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应该把“文化自觉”理念贯注在每个大学生心中，促进其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铸就主体精神的文化自觉，这应是当前通识教育巫待解决的问题，也是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的灵魂。

    一、戏剧艺术与文化传播

    戏剧艺术是一种文化。“文化”大概是人类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1952年)一书中，共收集了1“条文化的定义。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一文中给“文化”下了一个至今学术界还认定为权威的定义，即“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英国文化研究者威廉斯则细化和拓展了泰勒的观点，他说，“文化”一词是英语语言中最复杂的两三个词之一，文化的当代意义大致有三个方面:(1)作为艺术及艺术活动的文化;(2)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符号的文化;(3)作为一种发展过程的文化。m<_，无疑，艺术及艺术活动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文化”是被用来阐释艺术及艺术活动的。作为艺术的一种样式，戏剧艺术当然是一种文化，但其表现形态却有着自身特质，即戏剧是由演员直接面对观众进行表演的一种艺术和文化。

    戏剧艺术是一个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身份的代言。“对艺术史家来说，他们深深地意识到艺术始终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或现象，一个其所处时代的符号，一个历史、社会、文化或个体成长、身份、变革或转化的标志。公正地说，甚至在艺术发展最具形式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时刻，这种观念在艺术史学科也曾是一个既定的观念”，我们知道，世界戏剧有两大基本系统，即以中国传统戏曲为代表的东方戏剧艺术和以欧洲话剧为代表的西方戏剧艺术，其中，梅兰芳和莎士比亚的戏剧艺术无疑是这两个系统中最突出的代表。从梅兰芳的戏剧艺术我们可以品味到美情统一、虚实相生、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妙处，从莎士比亚的戏剧艺术我们可以感悟到充斥着博爱、罪责和忏悔之情的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深邃底蕴。把握两者的差异，追寻两者形成的精神质素，从而更深人、更真切地展现文化内涵的差异，这是历史学家所无法提供的鲜活的文化标本。

    戏剧艺术是在文化传播中生成、发展和完善。“文化由外层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它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地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它们所带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行为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的行为的决定因素”。这一定义从动态和过程的角度，确定了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关系。文化是传播的文化，传播是文化的传播。传播与文化的互动关系表明:文化与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质同构、兼容互渗。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同样，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戏剧艺术正是在文化传播中得以生成、发展和完善，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如果没有文化的传播，戏剧文化将是一种“死文化”;如果没有戏剧文化的传播，文化的传播将丧失一种重要的路径。

    二、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与文化传承功能

    非常遗憾的是，随着戏剧艺术的边缘化倾向加剧，戏剧艺术这种文化传播传承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我们渴望着在还没有完全沦落为“社会机体的“功能性器官”的高校能够担当重任，守望文化家园，传承民族文化精神质素，铸造新的人格。如此，实施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就相当重要而紧迫。

    18世纪末，西方高等教育就注意到艺术的这种文化传承功能的意义，“当时的知识界普遍认识到，艺术史和文学研究一样，是探索民族文化身份是一个重要途径。同样，学习艺术史和文化传统有助于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和推动社会的进步”。1874年，艺术批评家诺顿受哈佛大学之邀担任艺术史教授，他说:“对我来说，艺术史是一种最为神圣的文化传统。通过研究艺术，人们可以发现自身潜在的精神追求和美的理想，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加文明”。的确，一个文明、一种文化如果要存在和延续，就须保证它的关键信息和元素得以传承。有意义的艺术接受活动，就是接受者全身心地沉醉于艺术世界的精神漫游和灵魂之旅，也是接受者获取文化精神和历史信息的过程。艺术的这种文化传播效应是任何一个领域都无法企及的。诚如前苏联著名美学家斯托洛维奇指出:“人的审美教育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但是不能不承认，艺术是对个人目的明确地施加审美影响的基本手段，因为正是在艺术中凝聚和物化了人对世界的审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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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剧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因其现场直观性、双向交流性而在接受者面前“打开了一个焕然一新的、无限美妙的欲望与生命的世界n/别林斯基语)，在这个世界里，观众身临其境，把自我的生命体验投射其中，逐渐形成浓郁的“扮演意识”。拥有这种扮演意识，接受者更易深入了解蕴含其中的文化精神，确定自身的文化身份，并以此来审视他者的文化精神。从这个意义来说，戏剧艺术的这种文化传承功能，又是其他艺术所无法代替的。因此，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文化传承途径。

    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承都应是连续的，任何一个链条的脱落都可能造成文化根基的丧失，而这种丧失往往导致一个时代精神的集体沦落。这种悲剧历史已然有上演。但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民族文化之链正面临着再一次被断裂的危险，当人们，尤其是当代大学生争相追逐着西方文化浪潮而忽视甚至漠视脚下深厚的文化土壤时，“失落的就不只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家园。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机”。因此，在高校实施通识教育并不是一种现时流行的时尚，而是一种恒久的文化传承事业。同样，戏剧艺术通识教育也不是高校的装饰品，而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传承的连绵不绝决定了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和恒久性。

    三、文化自觉: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的灵魂

    现在的大学教育随着全球知识产业的兴起与推动已纳入到现代化进程之中，不可否认，这是大学教育的一种进步。但当目睹着民族文化精神资源在此热潮的裹挟下已然失去其存在的根基，价值逐步被遮蔽之时，我们又会悲叹大学精神的沦落和功能的偏移。诚如英格尔斯的现代化发展理论所认为，现代化不应该只是一种政治或经济体系的形成，而应该是一种精神现象或一种心理素质。他说:“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这样的国家才真正称之为现代的国家”，而作为一个“现代人”最深层的表现就是坚守自身的文化归属，拥有主体的文化自觉。

    因此，文化传承并不止子传统文化知识的吸纳，尤其不能“把历史的馅饼按时代和地区切割成大小不等的部分，然后再按照编年的顺序把它们分别吃下去”，因为“这种机械的拼盘游戏使历史处于被割裂的状态，因而缺乏一种文化传统的内在逻辑性和精神深度”;也不止于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播，而是在此基础上建构主体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社会学家提出的一个命名，“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是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自觉”成了众多国家、民族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不可绕过的重要话题，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大家众说纷纭，其中，乐黛云的“基因论”大概最接近的观点，即“文化自觉指的是深刻认识白身文化历史传统的最根本的种子或基因，并为这个基因的发展创造新的条件，同时将这个文化传播于世界，参与全球新文化的创新。

篇8

“语文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语文学科领域和现实生活情境中，通过发现问题、调查研究、表达与交流等探究活动，获得知识技能，培养学习态度和研究意识的一种学习方法。

现阶段高中语文研究性学习状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缺乏必要的时间保障；其二，缺乏有效的教师指导；其三，缺乏具体的开展措施。究其原因，在于缺乏有实效的可供参照的研究性学习活动策略作为参照。新课标指出：“语文教学应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环境，帮助他们树立主体意识，根据各自的特点和需要，自觉调整好学习心态和策略，探寻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和途径……应鼓励学生在个人钻研的基础上，积极参与讨论及其他学习活动，善于倾听、吸纳他人的意见，学会宽容和沟通，学会协作和分享。”因此，实施高中语文研究性学习的目标应定位于三方面：培养发现问题与研究的积极性；习得研究方法，形成研究能力；学会沟通，善于合作。

一、研究性课题发现策略

在语文研究性学习中，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通常比开展研究更困难。在教学中，为了减轻学生的陌生感和畏难情绪，教师应引导学生由熟到生、由浅入深发现问题，培养学生的提问意识。因此，在帮助学生选择研究课题时，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进行引导或示范。

（一）常规教学中渗透课题

教师在常规课堂上可以对教学内容进行分类系统赏析，引导学生探究，同时借助探究的过程可以引导学生更加深入地领会课文内容，有效拓展学生的视野，锻炼了其联想和运用能力。

例如《沁园春・长沙》一课，在了解的经历及后人的评价后，可建议学生课后查阅相关资料完成小课题“我眼中的”。学生的视野不容小觑，涉及的书法、政治才能、爱情与家庭……通过这些拓展和研究，学生对的了解更全面而深入。这不仅延伸了课堂教学，还培养了学生的探究精神和辩证思维。

（二）选修教学中拓展课题

选修课和必修课的教学区别在于：必修课侧重对这篇课文的知识与能力的过手，而选修课教学侧重于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教师在选修课的设计上应深入文本，巧妙设计可以形成思维交锋的思辨性、开放性问题。比如，在讲授《中外传记作品选读》一书中的《杜甫：“万方多难”中成就的“诗圣”》时，引导学生探究“杜甫是凡人还是圣人”的问题，点燃了学生的思维火花，形成争相发言的情景；再如讲授《：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教师可引导学生探究“在众多成就的因素中，你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等问题，而教师在这一环节应少点评，制造思维交锋的可能性，给学生充分展示的空间。由此拓展出小课题“探寻杜甫的圣化道路”。

在师生的平等对话中，学生得到了老师的信任和尊重，习得的已远非单纯的知识，而且体验到了师生思想的相互撞击、相互启迪，从而生成了新知识。而正是这样的开放性课堂和探究性阅读教学，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到更广阔的知识领域，在彼此思维火花的碰撞下发掘自己的兴趣点，从而深入下去探寻研究性课题。

（三）梳理探究中深化课题

人民教育出版社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在一至五册必修部分的“梳理探究”板块中均提供了一些研究性专题，而这些专题正是研究性学习课题的资源宝库。

高一年级学生开始接触研究性学习时，教师可利用《姓氏源流与文化寻根》为例，设计学案引导学生对汉字进行梳理和探究，形成小课题“家族姓氏溯源”。示例如下：

家族姓氏溯源

请同学们阅读教材内容，并查阅相关资料，完成以下梳理：

一、你的姓氏起源（包括典故、传说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你的姓氏起源地在哪里？宗族迁徙路线是怎样的？（包括迁徙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与你同姓的宗族名人主要有哪些？请择要记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你的宗族是否有集体祭祖的活动或祖宗家训？请简要介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过《家族姓氏溯源》的梳理探究，学生对自己姓氏的演变以及自己宗族的迁徙过程有了比较深入的探究，在探究过程中获得了文化自豪感，从而实现了文化自觉。同时学生已经能够把握研究性学习在梳理探究模块中的运用，学会根据提示查询资料，构建基本研究思路，尝试探究方法，整理所收集到的资料等。

（四）课外学习中自选课题

生活即语文。教师在指导学生自选课题时，首先要帮助学生树立“大语文”学习观，引导学生在语言、文学、文化现象、社会生活、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众多领域中发现问题、生成问题，进而形成研究课题，再根据学生个体特长和兴趣帮助他们选择合适的课题。

比如语言类：“成都方言的生存现状及保护措施的研究”，“从歌词看生活化语文”。

文学类：“中西方文学特色比较――以‘巴黎圣母院’和‘家’为例”、“关于中西方神话比较的研究”。

社科类：“中学生语文学习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浅谈成都特色街道的历史传承与发展――以历史积淀凸显发展的文化内涵”，“关于低龄出书的思考”，“小议诗酒文化”，“从茶文化看传统文化”。

跨学科：“‘红楼梦’政治探佚”，“路西法的侧脸――精神分析与现代文学”。

其中有独立研究的，也有小组合作研究的，学生在假期通过问卷调查、书籍、网络等多种渠道查阅大量资料，最终形成有价值的研究性学习论文，习得研究方法和能力。

二、研究方案设计策略

由于学生此前基本没有接触过课题研究，语文研究性学习活动正可以为学生提供课题研究的真实体验，习得规范的研究性学习方法，形成一定的研究能力。因此，要求学生拟定研究方案，撰写开题报告。在此环节，教师应充分参与学生的方案设计。

首先，以正规的学术论文开题报告做示范，为学生设计一份开题报告样本，包括论文的目的及选题意义、主要研究内容、拟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研究步骤与进度、小组成员及各自承担的任务等板块。

第二，将此样本印发给全体学生，教师辟出一个专门的时间（可以是一节课），将各板块的具体填写内容和语言规范性要求示范给学生，包括如何查找撰写开题报告的资料。学生的困难多集中在“拟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一项，因此，需要教师提前列举出学生可能使用到的所有研究方法和手段，引导他们根据自己的课题选择合适的研究方式。

第三，将学生的开题报告收集起来，教师逐份审阅，并通过与学生面谈的形式讨论不太恰当的开题报告，同时给出具体的修改建议。

以杨璐嘉同学的“从茶文化看传统文化”为例：

“从茶文化看传统文化”开题报告

1．选题意义（略）

2．主要研究内容

2.1成都的茶文化、其蕴含蜀地文化内涵及对成都人生活的影响

2.2茶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演变、传承及其中的矛盾和这种矛盾的利弊

2.3作为中学生，我们该怎么看待文化艺术的变迁，可以为传统文化的发展做出哪些努力？

3．拟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3.1实地考察：体验茶道、社会调查

3.2查找资料：网络和书籍

4．实施步骤与时间

5．小组各成员及承担任务（略）

三、课题研究实施策略

本文认为，高中语文研究性学习的课题可以有两种实施方式：第一，独立研究；第二，小组合作研究。教师不对研究小组的形成进行干涉，学生根据兴趣、性格、能力等方面自由组合，组内分工协作与责任担负也由小组成员自行分配。在学生开始研究活动之后，教师仅扮演顾问的角色，负责对学生调查问卷的科学性、可行性接受咨询和答疑。所以，研究性学习从形式上来说是开放的、自主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锻炼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最初听说“研究性学习”时感觉新鲜，经过老师的指导，我选定了“成都方言的生存现状及保护措施的研究”，并联络了四位同学组成研究小组。我们选定了课题负责人，由她负责协调研究任务。寒假中，我们去过市图书馆、旧式茶馆、川剧院，通过走访、问卷调查、资料收集等，终于写出这篇论文，并为成都市人文环境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感谢研究性学习，让我们与科研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让我们领悟到了严谨的科研态度和作风，以及科学探究的方法。希望今后还有这样的尝试。（摘自成都七中高2013级14班雷昀《研究性学习感言》）

四、课题成果生成策略

研究性学习成果主要有两类模式，即课堂生成类和非课堂生成类。

课堂生成的研究性课题（包括前文所述必修课、选修课和梳理探究中生成的）：一般采取“学案”或小论文的形式呈现，要求学生独立完成。

非课堂生成的研究性课题（寒暑假自选课题）：以规范的专题论文形式呈现。教师此前从形式上、内容上加以指导。

五、课题成果评判策略

对于学生的课题研究成果，教师应及时、适当地予以评判。通过对学生课题研究的优劣层次进行价值衡量，一方面有利于尊重学生的劳动成果，另一方面更能促进学生养成严谨的科学探究思维，习得正确的科学探究方法。

研究性学习的评判要遵循两大原则：评判主体多元化、鼓励学生发展方向多元化。建议将语文研究性学习与学校寒暑假作业学分制考评接轨，选作了研究性课题且成果合格，就能获得相应学分。评判过程中强调学生研究的过程习得，包括课题研究每个步骤的阶段性评价。同时关注学生多元智能的发展，鼓励学生互补式合作，将研究小组作为一个主体评判，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合作与包容意识。虽然学生的论文成果可能存在立论不严谨、语言不规范、研究不深入等缺憾，但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保护学生的求知渴望和探究热情应比知识本身更有价值。

因此，根据不同形态的课题成果，应选取不同的价值评判方式。经过实践检验，本文提出了两种实效性模式。

其一，课堂展示型。

对于课堂生成的研究性课题，多采取这类模式予以评判，即利用课堂进行研究性学习成果展示，包括展示优秀学案、举行读书报告会、课前三分钟演讲等形式。这样既提高了课堂效率，又使研究性学习成为高中语文学习的常态，渗透到语文学习的各个方面。学生在展示和交流中，学会了相互欣赏、取长补短，形成语文学习的良性循环。

其二，推荐答辩型。

对于非课堂生成的研究性课题，更能体现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主观意识，教师应鼓励、强化这种审美差异，充分展现学生个性。为了更大程度建立榜样的示范作用，可以采取教师甄选优秀论文、推荐答辩的模式。

首先，语文教师以备课组为单位，将本组内的所有论文按所选课题分类组织讨论，甄选出本组内的优秀论文文本。

其次，推荐优秀论文作者参加答辩。如果是小组合作形式的论文，则要求学生根据自己在小组内所承担的研究任务独立参加答辩。答辩评委由参与论文评阅的语文教师担任，原则上每组评委3人，且科任教师回避本班学生的答辩。答辩流程包括：

1.提前3天通知学生准备答辩。

2.进入答辩会现场，学生3分钟陈述。

3.学生当场回答由评委提出的与论文相关的1―2个问题。

答辩会结束后，由评委教师将论文与答辩质量进行综合评定，评出等级，获得一等奖的论文将集结付梓。通过答辩，学生不仅公开锻炼了口头表达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而且通过教师的提问和点拨，能促进学生加深对课题的领悟，为其今后更加严谨的科研活动奠定基础。

篇9

论文关键词：莫里森，原型，追寻原型

 

前言

托尼·莫里森是当代美国黑人女作家。她善于将现实主义和神话原型结合在一起，来表现黑人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发展。莫里森稔熟圣经和希腊神话，其作品中的人物、情节和主题等常常包含着神话原型因素。书中人物的故事和命运蕴含了丰富的神话原型因素①。在创作中莫里森借鉴了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神话-原型来刻画人物和烘托主题。

飞翔的主题

在莫里森小说里，作家把在种族歧视和主流文化浸下的美国黑人向往自由生活的美好愿望寄托在对飞的渴望和追逐。在她的早期小说《秀拉》里，莫里森塑造了埃贾克斯对飞的渴望。埃贾克斯喜欢飞机，常想到飞机，飞行员之类的事情。他常常路途迢迢地赶往大城市，不是去寻欢作乐，而是去飞机场旁边去看飞机。当他和秀拉在一起感到受约束时，他到外地去看飞机。埃贾克斯不象内儿的丈夫裘德只能通过黑人女性来完善和填充自己，在《秀拉》中他因与飞行有关而使他有了不同于小说其它男性的优势而获得了同样追求自由自我的秀拉的欣赏和爱戴②。

在《所罗门之歌》里，莫里森开篇就写到史密斯从仁慈医院跃下前在门上的遗言：“我将用我自己的翅膀飞去。请原谅我。 我爱你们。”③史密斯是“七日团”的成员，他渴望“另一个彼岸”，但这个彼岸让他感到责任之难以承载④。他是黑人的后代，他能找到的出路是“飞”，而他的飞翔只是一种疲惫的妥协。

尽管如此，史密斯的飞翔依然留下了痕迹。主人公奶人的寻根之飞翔则是黑人对“渴望另一个彼岸”所做的积极的抵抗。奶人从小生活在父亲贪婪，母亲懦弱的家庭环境下，受朋友吉他的激进思想影响，在姑妈比拉多的独立自主，自信智慧的性格影响下，奶人踏上去黑人故乡的寻根之旅。 莫里斯在描写奶人飞翔时，把他置身在与好朋友吉他的冲突之中。他的飞翔是他历经苦难后精神的飞升。奶人的飞翔“没有擦去眼泪，也没有深呼吸，甚至没有曲膝”。他“一跃而起，象明亮的闪电”⑸（p341）。 正如许多评论家所言，奶人的飞翔是胜利，是一种精神的觉醒⑹。 在他飞跃的那一刻他最终拥有了他祖先的文化遗产，并且赋予它新的含义。他的一跃把过去和现在融合在一起，把自由定义为一种复杂的联系。

在莫里森小说中无不表达了黑人飞翔的主题。正如莫里森所说“会飞翔的黑人，那永远是我生活的民间传说的一部分；他到处存在——人们谈论它，它存在于黑人的圣歌和福音音乐中。会飞是黑人的传统。黑人们的飞翔情结符合并很好地表达了恪守民族文化传统的非裔美国人的自然观⑥。莫里森戏剧性地处理奶人最后的命运：面对已经反目了的朋友吉他的枪口，奶人选择了象他祖父一样飞翔去抗争，去突破，去打破周围的平静，去提升自己人格的价值。他成了新一代的黑飞人，接近精神上的成年。飞翔暗示一种精神通道，是精神上的胜利，是一种与自由相联系的象征。莫里森用这一象征表达她对黑人文化和身份重建的希望和愿望⑦。

追寻的主题

古希腊荷马史诗记载了尤利西斯在特洛伊战争中取得了丰功伟绩。在返乡途中，在海上漂流十几年才回到家乡。尤利西斯的故事在文学创作中反复出现，已经积淀成为了文学中男人离家的经典原型，这一典型母题在许多作家笔下已经演变为对灵魂归宿或真理真谛探求的追寻原型⑧。在莫里森小说如《所罗门之歌》,《秀拉》里都可以看到尤利西斯的影子

在《所罗门之歌》里,莫里森以尤利西斯为原型,塑造了奶人成长的人生经历。“奶人”“从出生时的自私，但“奶娃”多次经历了肉体和精神上的考验，获得了一次次洗礼和新生。南方之行重新塑造了“奶娃”，他寻到了比金子更宝贵的东西一戴德家族的渊源，知道了自己是会飞的所罗门的后表论文，找到了和自己民族文化相联系的精神纽带，觉得生命有了意义。

在秀拉中莫里森借用了尤利西斯的故事来体现秀拉的追寻之旅，从而展示现代黑人女性寻找自我, 实现人生价值过程中所面临的艰辛和痛苦；但同时莫里森消解了男人离家的母题和尤利西斯的英雄形象。在志同道合的朋友内儿选择了和其他黑人女性一样生活的时候，秀拉离开了家乡，从一个人城市到游历到另一个城市。十年的追寻之路让回到家乡的秀拉更加了与众不同。十年的追寻使她意识到混乱和秩序，也认识到每个人都在死，只不过大家都象残枝一样在等死，而她却想象红杉树那样死去，十年的追寻让她拥有了自我，同时拥有了孤独，秀拉在孤独中孤独地死去。

结束语

纵观莫里森的写作风格，笔者认为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神话原型叙事模式是作家主要的写作特色。原型是一种原始意象。是人类反复经验在心灵上的积淀之物，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产物。作为黑人，莫里森有着深厚的非洲情结；并且她系统接受了西方文学，哲学教育，稔熟希腊神话和圣经故事。象其他欧美作家一样她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非洲黑人传说，圣经人物故事和希腊神话模式为原型来赋予小说新的象征意义。莫里森对原型的移用展示了女作家开阔的“原始视野”和原型观。

 

参考文献

篇10

综观当代中国学术史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普遍的认知在中国学界沿用了大半个世纪，相关的学术研讨比较沉寂。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学界才打破沉寂，对“文学自觉”这个课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搜索中国期刊网的相关内容，纵观在世纪之交的前后五年（1995—2005）间，学者们发表与“文学自觉”相关的论文多达389篇。在这数以百计的论文中，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探讨文学自觉究竟始于何时的问题。概括起来，学界主要形成两大观点：第一种是坚持学术史一直沿用的“魏晋说”；第二种是不因循旧习支持新的说法“西汉说”。

1996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张少康教授发表《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一文，认为中国的文学自觉始于西汉。“一石激起千层浪”，该文在学界引发强烈争议。认同此说法的学者纷纷声援，或补充佐证，或从不同角度论证，大有“西汉说”能独当一面之势。

面对“西汉说”的有力挑战，“魏晋说”的支持者也加入到论战中。他们或从微观考察、或深化已有论据，以巩固“魏晋说”的地位。尤其是暨南大学的李文初教授，继1997年接连发表《从人的觉醒到“文学的自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和《再论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宋齐说”质疑》两篇论文，就非“魏晋说”的两种观点进行逐一辩驳后，于1999年又发表《三论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一文，进一步深化“人的觉醒”是导致“文学自觉”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

这两种观点的争锋相对，使学界一时热闹非凡。而这两种观点不同提法的背后，正透视了学者们对“文学自觉”标准的不同理解。一直以来学界钟情于以“纯文学”的单一维度为标准，而在世纪之交的十年探讨中，学者们对标准的定义赋予更多的元素，从而使不同的观点呈现五彩纷呈的局面。

到21世纪初，在西方的反思思潮的影响下，学界又转入对此课题的总结与反思。一方面，他们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把视野扩大到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亦即把“文学自觉”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考察，从而进一步扩充与完善“文学自觉”的纵向体系；另一方面，他们通过重新解读历史材料，如鲁迅讲话背景及其原意，曹丕的《典论·论文》等，得出了一些颠覆性的理解。如果说“西汉说”的提出是单纯对“魏晋说”的否定，那么这一时期的研究就是对整个“文学自觉”说的质疑或否定了。

一个事物的发展由自发到自觉，由模糊混沌、朦胧无知到认识自己、反省自己，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凡意义。但凡这样的一个飞跃决非是一蹴而就的，它必然受各种事物影响或与多种事物发生关系，也即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定杂糅着很多必然引发争议的模糊地带或尚待推敲的空间。因此，不难理解“文学自觉”的问题为何会成为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课题之一。

虽然学术的发展不以纪元为界，但与时代的变迁息息相关，因而在世纪之交作一番回顾和反思还是很有意义的。

一

中国“文学自觉”的研究，一直以来，有一个细节很容易被忽视或忽略，即关于“文学自觉”这个命题自身真正由来的问题。如上文所述，关于“文学自觉”的由来，学界一直把“文学自觉说”的源头追溯至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整个二十世纪所有论及“文学自觉”的话题中，绝大多数学者都是直接借用这个概念。即使在讨论得比较热烈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学者们的注意力也都集中在“文学自觉”始于何时，或“文学自觉”的标准标志等问题上，而甚少有人谈到“文学自觉”真正出处的问题。

直到1996年，孙明君才首次澄清误解，还原史实。他指出：首次提出“文学自觉说”的是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先生，而不是中国学界一直认定的鲁迅先生。早在1920年，铃木先生就在日本《艺文》杂志发表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文章明确说“魏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朝”。1925年日本京都弘文堂书房出版了铃木的《中国诗论史》（旧译《支那诗论史》），前文作为该书的第二章录入。在此书中铃木先生认为：“通观自孔子以来直至汉末，基本上没有离开道德论的文学观，并且在这一段时期内进而形成只以对道德思想的鼓吹为手段来看文学的存在价值的倾向。如果照此自然发展，那么到魏代以后，并不一定能够产生从文学自身看其存在价值的思想。因此，我认为，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

曹丕著有《典论》一书，……评论之道即自此而盛。《典论》中最为可贵的是其认为文学具有无穷的生命。……其所谓“经国”，恐非对道德的直接宣扬，而可以说是以文学为经纶国事之根基。”

孙明君首发的这条史料，它的还原为学界找到了“文学自觉”的真正源头。其后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大多不出其右，并多有引述他的观点。如：罗宗强在为张峰屹著的《西汉文学思想史》作序时指出，铃木虎雄在1925年出版的《支那诗论史》中，就已经提出“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鲁迅只不过是引用了铃木虎雄的说法，并且把它解释成‘为艺术而艺术’而已”。

关于鲁迅先生的言论是否与玲木先生的叙述有关系，即“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观点，是不是代表了鲁迅的观点，也是后来学者经常涉足到的话题。究竟他们是不谋而合，还是鲁迅引用了铃木的观点，而他本人亦赞同这种观点呢？涉及此话题的学者们大多倾向于认同“鲁迅的观点极有可能是借鉴自《中国诗论史》一书”，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不是鲁迅所论述的重点问题，只是在不经意中一笔带过，虽然借用了铃木的观点，但他不一定赞同这种观点。但无论如何，在中国学界真正产生深刻影响的还是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二

正如接受鲁迅先生的“文学自觉说”一样，学界也一并把他在此基础上扩展而成的“魏晋说”沿用了下来。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魏晋说”经历了这么一个成长的过程：铃木先生“魏时”鲁迅先生“曹丕的一个时代”“魏晋说”“汉末魏初说”， 等等。在此过程中，“魏晋说”深入人心，并成为主流观点。这主要得力于李泽厚的特别推重。他在《美的历程》（1981年）中为“魏晋说”提供“人的觉醒说”这一理论支撑，使“文学自觉说”在宏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获得更系统更合理的阐释。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1995—1999年间，随着张少康和李文初围绕“文学自觉”是否始于魏晋展开激辩，并大有形成两大阵营之势，在这一问题上沉寂多时的学术界开始爆发。支持“魏晋说”的学者们为巩固“魏晋说”的地位纷纷著述论文，从不同的视角，为“魏晋说”添砖加瓦。

如有的学者从文学表现时代生活、作家个人独特情感出发，以文学的人文关怀作为终极关怀，提出魏晋“文学自觉”还应包含文学内容的自觉，而不仅仅是单纯的“为艺术而艺术” ；也有学者从“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文学流派的涌现”和“文学理论的创新”三个方面论证了文学的独立和自觉自魏晋始，魏晋南北朝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学的独立和自觉的时代； 也有从微观的角度支持“魏晋说”，认为魏晋的文学自觉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创作的自觉、观念的自觉和批评的自觉；还有学者结合儒家思想，从儒学史和社会形态转化的角度对魏晋文学观念自觉的过度性质进行论述。这些观点使“魏晋说”有着更广阔的理论依据。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魏晋说”的坚定拥护者李文初教授，继1997年发表《从人的觉醒到“文学的自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和《再论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宋齐说”质疑》两文，分别就“文学的自觉时代”在时间上的推前和拉后两种说法提出质疑及辩驳后，1999年他又撰文《三论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该文从哲学的角度考察，认为“人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之间的确存有某种内在的因果关系，而魏晋人看重自我，尊重真我，崇尚生命自身价值的主体意识正是“人的觉醒”的真正意蕴；该文既而探究魏晋时期的文学发展及其特点，论证了“人的觉醒”如何引发“文学的自觉”这一关键问题。当然也有学者对“人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提出质疑，如俞灏敏就认为“人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的产生，有着共同的原因，两者的关系是并行的，而不是因果关系。尽管她也是“魏晋说”的有力支持者。

这些学者对“魏晋说”的具体内容做了比较多的概括、说明与补充。最有代表性的是袁行霈先生的观点。他说：“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学的自觉”，他认为：“文学的自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袁行霈先生对于“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概括，与李泽厚的论述相比无疑更有条理性和系统性，也更为坚实地立足于文学本身。其论述随着由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作为教育部面向21世纪高校文科教材的大量发行，正在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三

从表面看来，“魏晋说”的地位仍然稳如泰山，但学术是要推陈出新的。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学者们敏锐的触觉，他们决不会放过原始资料中任何的模糊地带，总是试图从最细微处发现问题，并分析和解决问题。“文学自觉”这个课题也不例外。由于最早提出“文学的自觉”说的铃木虎雄和鲁迅都未详细解释“自觉”的概念，也未论及文学“自觉”的标准，而当代学者对于什么是“文学自觉”本身就存在着理解上的歧义，所以，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对这个说法提出质疑或诘问。

譬如，刘跃进在其著作《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中就提出了“宋齐说”。其主要的依据是：刘宋元嘉十六年于儒家、玄学、史学三馆之外别立文学之馆开始，人们才明确地把文学创作与学术文章区别开来，是文学独立、自觉的标志。他认为“南朝作家从刘宋初年开始，到南齐永明前后，经过几代人数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将中国古代文学从封建政治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并真正深入到文学内部，探索其发展规律，使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也有人认为文学自觉的时间还应提前到先秦时期，认为庄子的具有强烈文学色彩的文章，或者《诗经》的出现，或者屈原及其《离骚》的出现，都可代表文学的自觉。尤其是屈原的个案，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自觉用文字表达爱国情怀的诗人，如果单纯以“人的自觉，文的自觉”为标准来定义“文学自觉”的话，他完全可以视作“文学自觉”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代表人物。

在各种新说中，笔者要为文学自觉“西汉说”写上粗陋的一笔，因为这个观点正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而且是对“魏晋说”的有力挑战。

在“西汉说”的发展历史，最早认为文学自觉始于汉代的是龚克昌先生。他在1981年发表的《论汉赋》首次提到应该把“文学自觉”的时代，“提前到汉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身上。”；1988年他又发表《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试图从两个方面论证出汉赋是“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第一是“文学意识的强烈涌动，文学特点的强烈表露”，其次是“提出新的比较系统的文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