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文化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禅文化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佛教是由印度传入中国的，禅宗却是佛教完全中国化的产物。因为主张修行者修习禅定，故名禅宗，是汉传佛教的最主要的派别之一。禅宗相传由菩提达摩传入中国，在六祖惠能时期趋于成熟，至中晚唐开始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形式。汉传佛教的宗派大多来源于印度佛教，禅宗、天台宗与华严宗，却是在中国本土独立发展并壮大起来的三个宗派。禅宗以及天台宗、净土宗的创立，改变了汉传佛教由外来僧人主宰的局面，标志着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武术活动在中国有着非常古老悠久的历史。据《庄子•人间世》和《荀子•议兵》记载，当时人们比试武艺就已经有很多技巧，比如拳术打法中就包括进攻、防守、反攻、佯攻等技术动作。所以，中国武术的产生要远远早于少林寺的创建甚至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但是，少林武术根植于少林寺的佛教文化之中，随着禅宗思想在中国的普及兴盛，少林武术与禅宗文化相互交融。少林六祖惠能在《坛经》中说，禅乃梵文音译“禅那”，其意译为“弃恶”“功德丛林”“思维修”“静虑”。其基本含义就是息心静寂地参悟。这就造成了少林功夫和其他门派的不同———讲究“禅武合一”。少林武术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不断吸取民间的武术精华，习武者在修行的过程中不断地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和启示，并且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对原有的武术形式进行改造，出现了“武以寺名，寺以武显”的独特现象，也开创了中华武术的新局面。

二、少林武术中“禅”文化与“武”文化的契合

少林寺位于少室山的五乳峰之下，创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我国传统的武术技艺从此便深植于有着“禅宗祖庭，功夫圣地”之称的少林寺之中，并成为寺院僧众经常演练的修行内容。唐武德四年，少林寺昙宗等十三位僧人，擒拿王仁则，夺取辕州城，归顺当时的秦王李世民。三年后，昙宗被封为大将军僧，自此，少林寺以武功侠义名扬四海，少林僧众习武之风代代相传，盛行不衰。到了宋代，少林拳术增至一百七十余套，同时，少林武术的形式和内容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在明代，少林武僧们对内保邦定国维护国家稳定，对外共御外侮同仇敌忾。明代后期，少林武术被冠以“今之武艺，天下莫不让少林”的美誉。

(一)少林武术中“禅武合一”的精神实质

少林武术不同于其他武术门派的独特的文化内涵是禅武同源，禅拳归一。这也就意味着“禅为武之主，武为禅之用”。武术是禅修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是禅生命的有形化;禅修是武术的精神本质，武学之道也就是禅道。以禅入武，禅武合一，身神兼修才可以达到武术最高境界。

1．禅悟与武悟的升华

“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禅宗区别于其他宗教派别的最独特的宗旨和内涵。悟是禅的生命，悟可以解释为对事物本性的一种直觉观照。禅宗在自身的中国化发展过程中逐渐淡化了以往佛教经典中晦涩难懂，一般的修行者不易领会的经典理论，而由修禅者自身的顿悟、感受和判断所产生的思想火花来体会领悟世间万物以及宇宙永恒。这样的依靠修行者自身的悟道来修炼的方式与少林武术的练习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禅宗讲究在日常生活中修行，一些令我们很容易忽视的日常行为，对于修禅者来说很可能会起到当头棒喝的效果。所以在禅宗中出现过很多修行者通过一句偈语，一声呵斥，一个无声的动作，甚至是一顿拳脚而悟禅得道的公案。换句话说，禅宗修行大都要靠自身的感悟来体验禅的精髓。“禅”可以说是一种修养素质方面的修炼，而少林武术的表现形式虽以身体活动为主，但本质也强调要动静相济、内外兼修。要想达到修禅与习武的至臻境界，都需要通过“悟”这个关键环节的完成才能达到，“悟”是二者修炼的必要方式。自古以来，习武的特点是口传身授，武术的固定招式可以拆解教授，示范讲解，但是武术的最高境界并不仅仅注重外在形式，而是随心所欲，无招胜有招。这些却是“可以传而不可以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需要练习者自身日复一日的学习、苦练、体验、领悟，最后把所学所悟全部融会贯通才能够实现。所以拳谚有云:拳打万遍，其理自现。少林僧众在练习武术的过程中不是单纯重复地练习各个技术动作，而是在寺院文化浸染的这一独特环境下从武学技击招式中感悟出少林武术和修禅的精髓与真谛，再通过修禅得出的禅理来指导武术练习，使“禅”与“武”在共同的练习与悟道的过程中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二为一”。

2．禅戒与武戒的合一

武术与生俱来就带有技击搏杀的性质，而佛教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不妄语，不饮酒)中的第一戒就是杀生戒，要求信众不但不要杀人，也不能杀害包括蛇虫鼠蚁在内的一切有生命之物。于寺庙文化中所孕育出来的少林武术非常自然地受到佛家慈悲为怀，戒斗戒杀思想的影响，把强身健体、益智益德、自卫御敌作为练武的首要目的，一再要求僧众不可以恃艺妄用，逞凶肆恶，一味地好勇斗狠，于是少林寺僧对武术有着明确的戒约及道德规范。早在12世纪，为训练僧众习武，少林僧人觉远就制定了名为“十禁”的习武戒约，即，禁判师，禁异思，禁妄言，禁浮艺，禁盗劫，禁狂斗，禁违戒，禁抗诏，禁欺弱，禁酒。所有少林僧众都不得违反，否则，“犯者轻罚百尺，重者驱之”。从佛教的五戒到少林武术的“十禁”，从根本上约束了历代少林武僧们的言行，使武僧们只有在锄强扶弱为国为民时，才可拔拳相向甚至是大开杀戒。比如:少林寺十三棍僧救助唐王李世民，助明政府抗击倭寇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少林武僧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与少林武术把暴力因素和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禅宗理念融为一体，并且严格遵守禅戒与武戒的教条有很大关系。

(二)少林武术中“禅武合一”的技术内涵

1．修禅与修武的合一

禅宗的修行方式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修禅的伊始阶段，也就是“看山是山”，“譬如“念佛、拜佛、持咒或打坐，从妄念纷飞到集中于一”。在这个阶段中，习武者练习的是武术的入门功夫，要对腰、腿、桩等基本功和基本套路进行训练，即一拳一腿地练习。少林武僧们开始把全身游走不定的散乱之气逐渐聚集于丹田，经过本过程的努力研习，练武之人就会去拙力，增刚劲，身手变得矫健，面目也相应威猛起来。禅宗修行的第二阶段是“看山不是山”。这个阶段是修行者达到一定境界后，能够不为肉眼所迷惑，可以看透事物的表象和本质。也就是产生疑团再破疑团，即从一到无。少林武术在这个阶段中，刚猛之劲变弱，柔和之力逐渐充实。这一阶段注重“气”的修炼，要求练气的时候，要求排除一切干扰和杂念，心如明镜，以气催力，以意领气。还要注重调息、调心。少林拳谱中说:耳与心合多益精，目与心合多益明，口与心合多益勇，鼻与心合多益力，手与心合更疾快……心不动，气自固。经过这一阶段的修炼，修习者调整了气息，磨炼了心意，从而对武术的见解更为深远，遇敌沉着冷静，步伐稳健，精神倍增。禅宗修行的第三阶段是“看山还是山”。即不执著“一”“多”，更把“无”也放下，回归于滚滚红尘之中，在尘世中以智慧心、清净心广度众生。这个阶段的少林武术在技击动作上除却所有繁杂的招式，达到洗尽铅华返璞归真的境界。此时，习武者领悟无我的境界，在武术练习中心内有禅，以禅入心，用超脱外物的境界，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达到随心所欲的境地。这也是练武之人“练时有招，用时无招”“无拳有拳，有意无意，无意之中是真意”的最高追求。

2．禅宗思想与武术技击动作的合一

少林武术的技术动作、招式套路等都是少林武术文化的最终表达形式。少林武术的文化价值、本质、内涵通过这一特殊的文化符号真实彻底地反映出来。以大洪拳为例，其中一个具有有典型性的招式被命名为小烈马，具体的动作为左掌平放于腰际，右掌置于胸前做拜佛状。从这个武术动作中不难看出，即使是在千钧一发的技击搏斗过程中，少林僧人们仍然表达出一种一心拜佛、恭敬谦和、慈悲为怀的禅宗思想。禅宗始祖达摩说过，“安心无为，形随运转”;六祖惠能也说过，“但行直心，不着法相”。二者都阐明了修禅之人的一切行动坐卧、言语举止皆出自自然和本性。这种朴实无华的思想在少林武术中表现为套路结构紧凑，动作朴实自然，反应敏捷，攻防严密，注重武术的实用性，不摆花架子。在技术动作风格方面，由于禅宗对僧人们的言行举止有所约束，长期生活在佛教戒律中的少林弟子们在演练功夫时，也必然会受到《少林习武戒约十条》的制约，这种制约也直接影响了少林武术动作风格的形成。少林武术只防守，不攻击，风格含蓄，讲究内力，时时处处表现出谦和恭让、后发制人的特点就是其最直接的体现。少林武术的许多技术动作在命名上也同样体现出了禅宗思想在意识层面上对于少林武术的启发。少林武术的很多招式都是以佛教的著名人物或经典公案命名的，如:达摩铲、达摩杖、罗汉拳、拈花指等。这样的命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少林武术的技击动作与禅宗思想的完美结合。

(三)少林武术中“禅武合一”的养生观念

少林禅学之中，参禅是为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打坐的目的则是清心静虑，万念归一。在长期参禅礼佛的过程中，禅修的僧人固然可以达到“化境”的精神高度，但不可否认的是，打坐时间太长会影响血液循环，导致气血不畅，从而引起肌肉退化，对身体产生不良影响。要摆脱这样的弊病，就需要通过一定幅度的肢体活动来进行改善。而习武的僧众，为了不堕入恃艺逞强的魔道，同时也为了缓解身体的疲劳，也需要通过修禅这一形式去静养。就这样，表象以静为主的参禅与以动为主的习武活动，两个看似矛盾的文化现象在禅宗祖庭少林寺这一特定的载体中融合碰撞后，擦出了新的火花。禅宗主张静坐修身、安定养性，倡导“顿悟成佛”，主张通过调身、理气、息心、静坐等方式来完成“身”的修行，进而用“心”来体会和感悟乱花迷眼的宇宙本质，强调身心和谐，天人合一。禅宗重视人的主体性，追求一种彻底的不拘于外物的心灵上的解放。少林武僧创造性地将禅宗“静坐入定”的修行方式和对内在修为的重视融入少林功夫之中，在修炼少林武术时区别于其他武术门派的争勇斗狠，注重完善自我，领悟禅学的真谛，而无胜败之心。少林武术也特别重视内在的本质修炼，强调武功“要以气功为始终之则”。气功的修炼包括养气、炼气等内容。修炼内功时要注意姿势、调息和运气的变化。少林派所练习的内功分为下乘、中乘、上乘三个层次。下乘的内功以祛病强身健体为目的。修炼时会将“神”“气”在身体内部汇聚运行，可以调息内脏血脉经络，使修炼者能够尽快沉静下来，神气相随，动气于内脏。修习中乘的内功则可以增强练习者拳脚的攻击力度和速度。这个层次是以刚柔并济、动静结合、补气相凝为特征。上乘的修炼是少林内功的最高境界，以刚柔、动静达到随意转化为特征，招由心生，排除外物，最终达到随心所欲、天人合一。少林武术区别于其他武术流派的特质就是将佛教修行的“静”与中国武术修炼的“动”互为交融。在少林寺发展强大的过程中，因为政治的需要、少林寺自身的影响等原因，少林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在各个历史时期相对稳定。这种难得的稳定为少林武术的腾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少林武术就在这样独特的环境中萌芽、发展、壮大，并合理地融摄、吸收禅宗的养生保健文化，逐步形成了具有标志性的少林武术技术体系，丰富和延展了少林武术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实质，推动了少林武术的整体发展。同时，少林武术的修炼也推动了禅宗的发展，大量的禅修实践和经典证明:优质的生命形式需要内外兼修，动静结合。参禅打坐可以使僧众的身体得到适度放松。在练习完高强度的少林功夫之后，将修禅作为一种调节身心，缓解身体疲劳的方式，是武术锻炼的实践功能的体现，也对禅宗的发展起到身体保障的作用。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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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化资源异常丰富，是文化资源大国，但又是文化产业弱国，实现文化产业化是刻不容缓的任务。文化产业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政治进步和综合国力增强的推动力量。

1.文化产业化是发展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重要途径

当今中国，广大人民温饱问题已经解决，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提到议事日程。管子说：“衣食足则知礼仪，仓廪实则知荣辱”。江南一带“堂前无字画，不是旧人家”的民谚，也反映了人们物质需求满足以后，便开始追求精神需求的满足。特别是“五一”、“十一”长假，上千万人参与休闲旅游的情况，就说明了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享受着过去只有少数富人才能拥有的闲暇，生活的内容向更高级的精神消费提升。根据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收支抽样调查，在总消费支出中，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的消费支出比重，1985年为8.2%，1999年已提高到12.3%，并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大众文化消费也呈现多层次、多样化的趋势。

中国文化要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体现出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在塑造先进文化的过程中，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一样，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文化产业化加快了文化迈向现代化的步伐。发达国家的文化，都是伴随着产业化的过程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的。可以说，文化产业化是文化面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产业化促进了现代科学技术向文化的各个领域的渗透，促进了精神产品生产过程的现代化，使文化作为精神生产活动能够生产出满足现代人需要的精神产品。目前，在文化领域已经或正在形成的科技产业、大众传播业、艺术产业、休闲娱乐产业、体育产业等都体现出了明显的时代特征。与文化事业相比较，文化产业能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引领人们的文化消费时尚。比如互联网是现代人享受、消费文化产品的最具时代气息的新手段。它可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精神需要，如帮助人们进行网上阅读、信息传递、心灵交流、接受教育，通过网络游戏进行娱乐等。它把科技产业、大众传播业、艺术产业、娱乐休闲产业等方面的文化成果集中起来。可以说，互联网是由这些文化产业共同建立起来的。没有文化产业提供支持，互联网这样一个现代文明的标志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

其次，文化产业化有力地推动着我国文化走向世界。世界上许多标志性的文化现象都渗入了产业化的因素。奥运会是世界体育文化的最高殿堂，北京能够成功地申办2008年奥运会是我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大手笔，是政府行为和商业运作的结果。没有产业化提供商业支持，单靠政府行为是根本做不到的。在表演艺术方面，一些商业性质的文化机构，把我国的传统艺术、民间艺术、现代的优秀艺术成果介绍到世界各国。

再次，文化产业化能积极地引导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充分体现文化的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文化发展的方向性蕴涵在它的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当中。民族性使世界文化更加丰富多彩；科学性使文化摆脱愚昧，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大众性塑造了大众文化，使文化发展更加具有方向性。大众文化产品的社会需求量大，消费人群广泛，传播的速度快，消费需求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经常改变。正是由于大众文化具有这些特点。所以，单靠政府去引导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是很难做到的。只有通过产业化，引入市场机制，进行商业运作，才能实现供求关系的平衡。文化的大众性的发展方向才能更加清晰地体现出来。

2.文化产业化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有效动力

党的十六大确定了“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的经济发展战略，特别强调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现代服务业大体相当于第三产业，其中包括文化产业。在我国现有的产业布局中，第三产业的发展还不充分，而在第三产业中，文化产业又是相对薄弱的环节。要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除了第一、第二产业及其内部各部门之间要进行调整之外，还应该通过发展文化产业等途径来加大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其运行质量。文化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发达国家表现得十分明显，在我国也已经显现出来。美国的影视业已经成为全美国居于前列的创汇产业，可以与其航天工业、航空工业、现代电子工业并驾齐驱；英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平均速度是整个经济增长率的近两倍；日本娱乐业的收入与汽车工业的产值大体相当。在推行积极财政，以消费拉动需求，进而带动社会经济总量增加的政策环境下，我国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刺激了国内消费需求。据统计，我国2000年实际文化消费总量为800多亿元，到2005年达到6000亿元。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是5200亿元，这意味着从2000年到2005年这5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量当中有5200亿元是由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的。同时，化消费总量的增加也引起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它会使我国衡量居民生活质量的恩格尔系数继续下降，进而使我们离完全意义的小康社会更进一步。

3.文化产业化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助推器

文化作为精神产品，它首先表现为政治法律思想。政治法律思想及其相关的政治舆论、政治信息作为文化产品在社会政治制度建设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政治法律思想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导，是党和国家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的依据，它影响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水平，也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进程。文化产业能够提高政治法律思想以及政治舆论、政府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内在质量，保证政治制度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进而提高政治的文明程度。比如现代大众传播业、出版业已经走上了产业化道路。它们除了承担着社会公共舆论信息的传播任务之外，还承担着社会政治舆论的传播任务。传播的内容就包括政治法律思想。由于大众传播的介入，政治法律思想以及政治舆论、政治信息的公开程度增强，使它们的真实性、健康性更能得到保证。随着大众传播产业化水平的提高，传播技术和手段的发展进步，传播范围的扩大，社会舆论、政治舆论的公开、公正程度的加大，不健康的舆论信息将被有力地阻挡在传播路径之外。这将会提高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性，增强公民的民主与法律意识，提高政府行政的透明度，推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走向民主与文明。

4.文化产业化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综合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际影响力的综合评价指标，它是一个国家各方面实力的总和。在这个评价指标体系当中，不仅包括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外交实力，也包括含有科学技术在内的文化实力。文化实力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不论在人类的发展历史当中，还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国力的竞争始终都表现为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军事实力和文化实力的竞争。

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发达国家不仅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施加巨大压力，而且还在文化上利用其发达的文化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甚至一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上推行强权的同时，也不断地推行他们的文化霸权。

与霸权文化的渗透力相比，发展中国家抵御外来文化入侵的能力较弱。其原因在于文化产业化水平不高，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差，制约了文化国力的提高。中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随着文化产业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大量文化产品在发达国家被作为工业产品生产出来或被直接作为精神商品投入消费领域，中国文化在国际竞争中面临的压力与挑战越来越大。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还将面临如何应对文化霸权的问题。我们要提高综合国力，除了其他方面的竞争力要继续保持不断增强的势头之外，还必须加快发展包括科技在内的文化产业，提高科技文化的国际竞争力，进而促进综合国力的提高。

二、文化产业化的内涵

所谓“文化”，人们通常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它包括科技、教育、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旅游等部门的活动及其产品。“文化产业”，就是以创造和销售某种文化观念、文化符号和文化服务为主的产业。“文化产业化”，用一句通俗简单的话说，就是文化走向市场，把文化当产业一样经营。说白一点，就是用文化来赚钱，然后再用赚来的钱发展文化。

文化产业的崛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未来学家沃尔夫·伦森说：“人类在经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之后，将进入一个以关注梦想、历险、精神及情感生活为特征的梦幻社会。人们消费的注意力将从物质需要转移到文化需要，从科学和技术转移到情感逸闻趣事。”这就是说，一个以满足心理需要、文化需要为主体的新世纪正在崛起，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人们在基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以后，就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精神上、心理上的需要。即使是物质上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文化化了。比如穿衣，不再讲结实、耐穿，而是更多关注美丽、时髦和品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这叫“经济文化化”。在经济文化化的同时，要求文化经济化，即文化进入市场，文化进入产业，这就是“文化产业化”。

如今，“文化产业化”已成世界潮流。当今世界，在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以日本为例，1995年娱乐业一项生产经营收入就高达35万亿日元，超过当年日本汽车工业的总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就更发达，1996年仅版权产业的产值就达4250亿美元，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7%。美国的视听产品，是仅次于航空航天的第二大出口产品。《泰坦尼克号》一部影片的年收入高达几十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好几个大企业的年收入总和。美国的《读者文摘》，已发展成为年收入20亿美元的国际性大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有了长足进展。据统计，1999年全国文化市场产业单位已达27万多家，从业人员113.4万，固定资产价值315.7亿元。但是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当中，文化产业还处于低迷状态。以1998年的统计为例，全国文化产业的增加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值的0.75%，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2.33%，从业人员仅占就业人数的0.4%。而英国的文化产业，平均发展速度是整个经济增长率的近2倍，从业人员占全国总人数的5%。在我国现有消费结构中，文化消费只占3%，仅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1997年我国实际文化消费总量大约为650亿元。到2005年我国文化产业的消费能力达6000亿元，增长空间极大。数百亿元的实际消费量与数千亿元的潜在消费需求，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说明在21世纪，“文化产业是财富之源”一点不假。

[摘要]文化产业的崛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文化产业化”已成世界潮流。我国是文化资源大国，又是文化产业弱国，实现文化产业化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关键词]文化产业化必然性

参考文献:

[1]周莹张志勇:发展文化产业化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客观需要.理论观察，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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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旅游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10-00-01

我国的文化产业主要包括有图书出版业，新闻传媒产业，广播影视业，动漫产业，网络文化产业，表演艺术业，广告产业，体育赛事，休闲娱乐业，文化旅游业以及会展产业等。本文将重点阐述文化旅游产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见证和民族精神的财富，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职责，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旅游开发可以加强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位和价值的认知度，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文脉，传承人类文明，而那些不丧失原真性的、科学合理的旅游开发在更大层面上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使旅游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因此，本文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分析研究，论证了二者相互依存的关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相互依存关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了旅游业的文化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地区的文化传承，是一个地区的精神文明寄托，体现了该地方人民生活情趣。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产物，好好利用和开发，会对一个地方的旅游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地域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特征之一，非遗旅游资源是一定地域内人们智慧的结晶，其文化内涵丰富，旅游价值高，可以有效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内容丰富多样。

我国西南边疆文化旅游产业开发相对落后，由于远离城市的喧嚣，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大山的“屏障”下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若能加以好好保护，加大政府宣传力度，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打旅游产品，吸引外地乃至世界的游客慕名而来，从而进一步发展旅游业，用旅游增加的经济收入用来保护“非遗”，开发更多的旅游产品，于是一个良性的产业链随即诞生，从而能进一步改善我国西南边疆文化旅游产业开发落后的现状，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的转型。

（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铸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础。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发展的传统社会环境，其根基受到侵蚀，其传承由此面临巨大的威胁。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复合价值，要求我们对其进行保护，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及其特点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别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定格化，不能将其固定在某一个时点，而只能让其在社会的发展中不断演进，其传承也不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放到真空的环境中，市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载体与传播的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独立存在，它必须依附在某个特定的载体方能显示、传播、储存与传承。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借助的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旅游需求的增长，而在经济学理论中，供给和需求是相互影响的。旅游资源数量的不断拓展，质量的不断提升，特别是文化内涵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入到旅游资源的行列，吸引了更多的旅游者，进而促进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反过来，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为日渐式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供了展示自己的平台和机会，这同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旅游模式，是将“非遗”作为一种旅游资源进行有效利用，开发成为可供游客游览、体验、学习和购买的旅游产品，使“非遗”在现代社会中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生存和发展的模式。

二、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一）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保护遗产传承者在整个针对遗产开发的文化旅游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大多具有“创作”、“表演”、“接受”等三位一体的特征，尤其是口传文化。创作者既是“表演者”也是“接受者”，又是传承者。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应该是传承人。因为无论“活态”也好，“本土”也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部活力，实际都存在于孕育它的民族民众之中，并在精神、情感和日常行为上与他们融为一体。因此，应该由传承者自己来确立他们的遗产当中什么是最值得展示、如何展示，并且积极参与相关开发措施的决策以及监督这些措施的实施。

（二）政府部门发挥好各自的职能。由于我国对旅游业没有具体的管理政策，所以，就导致在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中经常出现混乱的现象。这就需要和政府部门联合起来，充分发挥其决策、统筹、组织、管理等相关职能，并且在进行保护的过程中，政府可以根据其自身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发挥出应有的能力。通过召开相关会议决策出合理开发原则以及办法，并加大宣传力度来改善管理旅游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混乱的现象。同时，也应该在深思熟虑后，对不同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制定相对应的保护政策，并加大力度让旅游部门执行。

（三）文化旅游开发者应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通过对热门的旅游景点我们可以得知，由于金钱利益的驱使，使得众多旅游开发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的现象视而不见。例如，现有的大理古城中的白族文化已经遭到了破坏。在洱海游船时，这本来是一件非常美好，并且赏心悦目的游行，但是由于白族人民渴望金钱的欲望，使得许多游客都遭到超额付费的事情。由于白族人民熟悉当地的地形，所以在去洱海游船的必经之路中间私自设立了游船港口。许多外来游客由于不了解正规景点的游船价格就轻易进行交费。但是最终发现其支付的金额往往是正规游船价格的五倍。这就为游客的心情蒙上了一层不悦的纱，使得整场旅行都不愉快。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当地管理人员知道这种现象的存在却视而不见。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敲醒警钟，加大监管旅游开发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力度，争取还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有的纯朴。

三、小结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中传承下来的精华部分，它负载一个民族的特定价值取向，表现了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凝聚着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是特定群体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是不可再生的遗产。在文化旅游的视野下，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社会各界人士做出共同的努力，在遵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原则的过程中，应积极采取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得以传承，提高我国国民的精神文化水平，这也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

参考文献：

[1]崔亚军.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探讨[J].东方企业文化，2015，10：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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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利主体

基于非遗保护的复杂性，其主体制度中的所有权主体、专利行使主体、文化传承主体并不总是一致的。笔者以为，对于非遗所有权主体的确定应当遵循两个原则，其一，根据尊重人类创造成果，鼓励创作的原则，任何对非遗的产生、流传及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主体均应成为非遗相应的权利主体；其二，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还应考虑实践操作的方便性。具体说来的话，由于非遗产生于民间，其创始者可能是个人，但随着历史的推进，它不断受到后人的再创作，其形成和发展是某个民族或者地区连续创作的结果，权利主体具有不特定性和群体性。因此，非遗的权利主体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可以分为很多情况。如有的非遗民俗群体性很强，而有的非遗如传统手工技艺则可能是个人创造的而且传承关系非常清晰；有的非遗经过世代流传，面貌几经变化，创始人早已无法考证，而有的非遗如一些民间文学有着公认、明确的创作主体。因此，非遗的权利主体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为个体所有、来源地群体所有、地区共有、国家所有。祖传师承、师传徒承的非遗可以确定为个体或家族或师门所有；而对于那些社会传承的非遗则确定为来源地群体所有；对于来源地跨区域的则确定为地区共有；若来源地无法确定的，则确定为国家所有。在原生境人和非遗传承人的关系上，国家或政府所确认的非遗传承人并不比其他人享有更多的权利，他只能作为非遗群体所有人中的一员或代表。由于非遗所有权主体在大部分情况下是一个成员并不十分确定的群体，因此关于非遗的某些权利，如许可他人使用等权利的行使则需要确定确切的行使主体。从非遗传承人与非遗本身及所有权主体的关系来看，不管是从法理的角度还是从实践操作方便的角度来说，确定非遗传承人作为非遗所有人的代表来行使非遗权利，都是十分合理的。当然，为非遗的来源群体及传承人设计出不同的权利层次，并不意味着传承人行使其权利是毫无限制的。其行使权利的具体内容及方式本文将在下节的权利内容部分进行详细论述。

二、权利内容

一般而言，非遗上的权利可以分为精神性权利与财产性权利两大类。大致说来，非遗权利上的精神权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署名权。这项权利借鉴了知识产权法概念中的署名权，或称来源信息披露权，即作者在作品上表明作者身份的权利。但和现代知识产权法体系所确定的署名权相区别的是，当非遗的权利主体确定为群体时，该署名权为群体署名权，而无需将群体中的每个成员一一表明。且非遗使用者不仅应在原非遗的使用中表明非遗的来源群体，在使用或传播基于非遗而创造产生的作品、发明创造时也应当以适当的方式表明非遗的权利主体身份。当然，只有当非遗的使用者有可能知道该非遗文化的原始起源时，才有义务表明非遗权利主体的署名权。2．保护非遗完整权。同样，借鉴我国著作权法中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概念，应当赋予非遗权利主体保护非遗完整的权利，即禁止他人对非遗进行贬损性使用，歪曲或篡改的权利。非遗作为文化性的权利，承载着创造者及传承群体的民族精神，与民族声誉、荣誉也息息相关。因此，在使用非遗时，应当尊重产生非遗的民族或群体的、风俗习惯和精神权利，避免对非遗权利群体的感情和尊严造成侵犯。而非遗上的财产性权利大致包括两大类：1．知情同意权。知情同意指非遗所有权人以外的个人或组织在利用非遗之前，须征得非遗权利主体的同意。知情同意权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被同意人是指非遗所有权人之外的其他个人或组织。这就意味着在群体所有非遗的情况下，群体某部分成员对非遗的利用不需要征得群体其他成员的同意。其二，同意人为非遗所有权人。上文已经论述过，非遗所有权人根据不同的情况可能有个体所有、来源地群体所有、地区共有、国家所有四种情况。在为个体所有的情况下，同意人毫无疑问则是非遗所有人。然而，在非遗为来源地群体所有、地区共有及国家所有的情况下，由于其所有权人为具体成员人数众多且并不确定的群体，因此使用人要征得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的同意显然是不现实的。而非遗传承人作为非遗所有权人的代表及非遗的实际熟练掌握者，由其来作为同意人是比较合理且实际的。然而，问题在于如何保证非遗传承人能够切实地从保护非遗的立场出发来恰当行使其权利而不至于利用该权利谋取私利。对此，可以通过改革我国现行非遗传承人指定制度来解决。从我国非遗网公布的数据来看，国务院对每个非遗项目所指定的传承人为一至两个。如果能适当地扩展非遗传承人的数量从而组成一个委员会之类的组织，由委员会来行使知情同意权，便有利于解决以上问题。除了通过委员们之间的相互监督来保证同意人恰当地行使知情同意权外，对和知情同意权紧密相关的利益分享权做恰当地设计也能有效地保证其权利的恰当行使。2．利益分享权。为避免“文化掠夺”及滥用非遗的现象，应当确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即他人在利用非遗之前不仅须征得权利主体的同意，还须向权利人支付一定的费用。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非遗都能适应利益分享原则。利益分享的目的并不在于加重非遗利用人的利用成本，而是基于现代知识产权法的思想，在于给予知识创造者一定的保护和激励，从而促进非遗的保护和可持续性发展。因此，他人在使用非遗之前需要事先取得知情同意权，进而通过双方商定的条件进行利益分享，激发权利人保护非遗的积极性。然而，也有大量的非遗在利用、流传的过程中，缺乏经济利用价值，或者并不适于进行经济开发。由于他人对此类非遗不存在利用现象，自然也不用与所有权人进行利益分享。可见，适用利益分享原则的前提条件是非遗具有经济价值，即通过非遗使用、传播和创新能够获得经济利益。然而，我们在通过利益分享原则保障非遗私权利益的同时，还得兼顾其公权性。因为非遗作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及创作的源泉，它在为现代文化的创作提供大量素材的同时，也通过现代文化的创作与传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这也正是保护非遗的本质所在。因此，如果对使用人的行为做过多的限制，强化非遗经济利益的保护，反而会不利于非遗的传播和发展。为平衡合理保护非遗所有权人的权利与防止非遗的垄断，对于非遗经济权利须进行合理地限制。对此，我们可以借鉴知识产权法上“合理使用”制度，即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对非遗的适用可以不必征得权利人的许可，也不必向权利人支付使用费。如族群内部成员基于传统或习惯方式使用非遗。但此种限制并不影响非遗权利人的精神权利，如署名权、保护非遗完整权等。此外，为了避免非遗成为某个群体谋取私利的工具，成为“躺在祖宗功劳簿上的懒汉”，对于利益分享所得的支配和使用同样需要作出一定的限制。利益分享所得应仅能用于对非遗的保护支出及对非遗创作显著贡献者的经济补偿。利益分享所得可以由传承人委员会来行使。但是，由于不同种类的非遗的公、私属性及其他方面的特征有所差别，因此不同种类的非遗所赋予的权利内容及保护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从我国国务院和地方政府所公布的非遗的分类来看，可以将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民俗这八个小类归为一个大类，而手工技艺、传统医药则归入另一个大类。因为第一大类的非遗通常为群体所有，商业开发潜力比较弱，具有较强的公权性，而第二个大类则通常为家族或师门传承，且商业开发潜力较强，私权性较强。对于公权性较强的非遗应侧重保护其精神权利包括署名权（标明来源权），不得歪曲、滥用的权利，不得注册为商标等为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所垄断的权利；而对于私权性较强的非遗不仅保护其精神权利，同时对于其经济权利也应当赋予法律效力。总而言之，对非遗经济的保护应遵循权利平衡原则，要平衡私权保护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平衡非遗创造者、传播者、使用者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保护非遗的正当利用。

作者：吕彩霞 邹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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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的私有性,难以形成共享的财富。长期以来,技术作为民族民间艺人的谋生手段,具有很强的排他性，而标准是要平民化，使其有公开性，这对矛盾的存在,制订标准就有了人为的障碍。既使有制订标准的计划,也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2）畲族文化产业不发达。在发达国家，企业是制定、修订标准的主体，我国标准化管理部门也倡导此项原则，但我县畲族文化企业少，规模小，虽需要标准，但没有太多的精力、财力从事标准化工作，很难成为畲族文化行业标准化工作的主体。（3）人才缺乏，制约标准化建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畲族文化传统技艺被简单作为一门技术来对待,忽视了系统教育和高层次教育,从业人员素质普遍较低。畲族文化标准化建设缺乏有系统研究的，能将经验上升为理论的高层次人才，加之标准化人才的缺乏，都成了畲族文化产业标准化发展的瓶颈。

二、景宁畲族文化产业标准化建设过程中应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1）应该处理好政府主导和共同参与的关系问题。畲族文化产业标准化工作是一项公益性的工作，同时也是全局性、战略性的工作，因此要特别强调“政府主导”的原则。（2）应该把握好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特色畲族文化产业标准化工作，既具有一般标准化工作的共性，同时又有其特殊性。推动特色畲族文化产业标准化建设，要将标准化工作的普遍原则与特色文化行业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将学习标准化建设较好地区的先进经验与我县县情相结合。（3）澄清一个误解。特色畲族文化产业标准化建设工作，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畲族文化艺术的灵魂是它的个性，怎么能够制定标准呢?”，这是一个十分明显但又根深蒂固的误解。

三、景宁畲族文化产业标准化建设急需开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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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嫩江流域少数民族由于居住地均在偏远地区，长期以来与外界交流不便，研究达、满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传统材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对传统认知，并以产品设计的形式传承下来，其文化不加过多修饰，具有强烈的原生态面貌，自然而淳朴，比如对于鱼皮一类传统材料的研究就很具有代表性，它们也是现代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亮点的发掘处。

2达斡尔族、满族传统材料及工艺的分析

2.1达、满两族传统材料

对于我选取的这两个少数民族来说，传统材料基本取自大自然生长的材料，比如动物类和植物类。动物类生产材料主要包括：牛羊鹿马鱼等，其皮、角、毛、牙，都是生活和生产的重要材料。传统的树木类植物主要有：榆木、松木、桦木、杨木、柳木。灌木类植物主要是指柳树枝条等，柳条包括沙柳、红柳、乌柳、黄柳等。木材的还原感和设计能力都是民族传统材料中最强的，就地取材能力也很合适设计。

2.2材料加工与相应工艺

木材在加工前必须需要进行干燥处理，这样制成的物品才会尽量减少变形和开裂，干燥处理木材有两种传统工艺，分别是“自然干燥”和“人工脱水处理”。达、满两族居住房屋所使用的粗柳条及木材都是自然干燥的。皮的加工都需要把皮熟制，经过这个步骤才能使用皮质材料。毛的传统加工方法基本包括搓、拧、编，这几种方法都能让毛更好的体现其百变的特点，制作出的作品才会更能有味道。达斡尔族和满族的传统工艺十分精湛、朴实。具有较好的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是达斡尔族和满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达斡尔族和满族传统的设计工艺首先就是雕刻，达斡尔族的雕刻工艺主要可分为骨刻、木刻、角刻、骨木结合雕刻这四种，骨刻工艺，用于制作衣扣、扳指等方面，木艺主要应用于碗类和吊篮等等，老人们使用的烟袋锅，造型坚固耐用，是达斡尔族独具特色的民间工艺品。

3文化创意产品的应用与传统材料的创新结合

3.1现代民族风格文化创意产品的创新设计

材料的创新：材料本身的色彩、质感、光泽、纹理、触感、舒适感、亲切感、冷暖度、重量感、柔软度等表面特征，对现代民族风格产品的外观造型有着特殊的表现力，在产品造型设计中应该充分的考虑，不同的材质都有其自身的外观特征和质感，给人们不同的感受，造型设计应该高度的重视和熟悉材料的这种特征，在造型设计中应该注重美得感受的同时，在细微设计上也要有对现代材料和传统材料的配合，做到总体的和谐，在突出重点的同时要做到呼应。例如在传统皮质材料上，它对产品的外观造型有着特殊的表现力，不同的皮质给人带来的感觉是不同的，合理的在现代设计中运用皮质材料，可以更加充分的表现出少数民族自然的传统文化，皮质材料可以在其传统的美感特征上做到最好的表现，它的形、色、质的表现力是独一无二的。工艺的创新：设计中所使用的任何一种材料、都有其固有的自然属性，不管这一材料是天然形成的还是人工合成的，都影响了工艺的创新方式。影响每一种材料的质感一般都是三种物理属性：硬度，粗糙度，温度。在视觉上影响材料特性的属性：光泽、肌理、色彩、透明度等等。这些属性能够影响人们对产品材料的各种联想和视觉感受，这各种联想和感受决定着这款产品在工艺上的设计内涵。为了更好地去理解工艺的创新，我选择了设计一款兽皮灯作为解释。所谓兽皮灯就是一种兼具传统材料味道和现代功能的很有代表性的文化创意产品，在灯的表面具有兽皮特有的原汁原味，让人们看到后就产生一种温暖的感觉，配以暖光的配合，更加富有温馨感，放在卧室床头都是绝佳的选择，比起金属质感和塑料质感的床头灯让人更容易产生想触摸的感觉，让使用者感受到更真实的传统少数民族文化气息。造型的创新：一件工业产品，无论是它的单元部分本身，还是多个单元的组合，总是以外在的技能形态示人。影响形态的因素有尺寸、比例、各单元组合的合理性、宜人性、安全性以及均衡、稳定、轻巧、秩序、节奏等效果。所以在现代文化创意产品的造型设计上我们要尽量回归本源，以传统材料自身所具备的形态特点来对最后的产品进行雕琢，无论是随形的还是抽象的作品，传统材料的自然形态都是现代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的一个最有利的创新武器。

3.2达斡尔族、满族传统材料与文化创意产品的结合创新

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是当代经济、文化、科技融合发展在产业层面的具体表现。它以其独特的形态演变和运行方式与其他产业发生广泛而复杂的联系，及大地影响着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和社会文化发展。众所周知，工业产品设计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所以说工业产品设计是多变的。但是，无论它如何多变，都是应该本着不变的原则：外观美和功能美。其主要研究的是产品的造型设计，所以在对产品的创新设计中，最起码要赋予产品外观的美，达、满两族的传统材料能够赋予产品的外观主要的形态美，并且还具备其他设计材料所不具备的自然特点，这种民族风的突破就可以达到产品创新目的。在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上我们应该把文化和产品创新完美的结合起来，达、满两族千百年来常常把美好的心愿寄托在装饰上，以表达心情，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又因不同的自然环境、生存方式、、生活习惯、审美心理等，形成了各具风采的民族文化设计材料。我们要在材料上入手，找出这两个少数民族材料所体现出的美学规律，比如统一于变化、对比与调和、匀称与均衡、重点与呼应等，这才是对于产品创新的重中之重，这种具有强烈民族传统特色的设计材料必定会带动文化创意产品设计走向世界。

4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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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是驱动发展的新引擎，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科技创新驱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至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对此问题，经济理论界的研究在传承中不断发展。Smith(1776)认为资本、劳动和土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这一经济思想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被大家广为接受。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和变革，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传统经济增长因素理论难以解释的经济现象，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经济现象就是国民收入的增长除了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贡献之外，还出现了一个“余额”。那么这个国民收入增长的“余额”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经济学家经历了长期探索。Solow(1957)认为这个因素就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推动现代经济突破传统模式增长的根本原因。Denison(1962)也认识到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把经济增长因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要素，另一类就是提高生产要素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即广义的技术进步。以Lucas、Romer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通过建立人力资本溢出模型(Lucas，1988)和知识溢出模型(Romer，1990)，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纳入了增长模型的理论框架之中，认为各个国家或各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是由其技术进步水平差异所致。因此，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要想实现经济赶超，必须要依靠各种形式的创新。之后，以Young(1991)为代表的技术扩散模型，Aghion、Howitt(1998)为代表的Schumpeter主义增长模型等对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拓展，深化了科技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识。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Kydland和Prescott认为宏观经济的波动是技术的冲击变化所引起的。迄今为止，科技创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已成为人们的普遍性共识，并深深影响着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我国制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就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十二五”规划也强调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未来将要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目前，我国学者更多的研究焦点不是侧重从理论上阐释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更多的是围绕着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估算，进行量化研究。如，刘伟、张辉(2008);袁堂军(2009);胡宗义(2010);陈诗一(2010);高昌林等(2012);何锦义(2012);张浩然、衣保中(2012);邹心勇、赵丽芬(2013)，以及周绍森近几年的一系列成果等。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由于学者研究过程中采用的测算函数形式不一、科技进步的内涵界定不一、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假设的前提不一，以及数据收集和处理的方法不一，导致科技进步贡献率的估算结果还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大多数测算结果都在30%－50%之间，这一方面进一步说明经济增长中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不同侧面的贡献，能起到互相补充或交叉验证的作用。

二、科技创新驱动产业演进的理论研究进展

产业升级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经济发展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产业结构逐步高级化的一个过程。Clark(1940)通过经验分析揭示出了三次产业逐步演进的内在规律。那么这个规律是如何形成的呢?Clark研究发现这个规律形成的原因除了需求因素之外，不同产业的技术进步效率才是关键。Schumpeter(1942)充分认识到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重要贡献，并认为科技创新不是孤立事件，在时间上也不呈均匀分布，先是一些企业科技成功创新，领先市场，之后是大多数企业争先跟进、模仿;产业发展的实质就是由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一个不断破坏旧的、创造新的内部经济结构的一种创造性破坏过程。20世纪50－60年代，Kuznets在研究产业演化规律时指出单一产业部门的兴衰往往是与科技创新紧密联系的;Rostow(1963)认为主导产业部门是区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指标，而由科技创新所带来的产业持续增长则是这些产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主导产业部门的一个关键原因。Porter(2008)认为产品创新、过程创新和专有知识的扩散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产品的创新可以扩大企业的市场范围，实现产品差异化，进而增加企业利润;过程创新或者工艺创新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经营成本;专有知识的分享或扩散则会影响到整个产业或行业的持续竞争优势。由此可见，科技创新是产业演进发展的根本原因。当前，更多学者对科技创新作用和影响产业演化的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其中，以1978年哈佛大学的Abernathy和麻省理工学院的Utterback提出的描述产业技术创新分布形式的A－U创新过程模型最为典型。Abernathy和Utterback指出创新类型和创新程度取决于产业发展的成长阶段，形成了以产品创新为中心的产业技术创新分布规律。A－U模型为我们更好理解技术创新和产业生命周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线索，它不仅考虑了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之间的关系，而且指明了在单一产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应如何对创新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以及如何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变迁。吕明元(2009)运用A－U模型对技术创新推动产业成长的路径及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不同产业的创新演化规律有其自身特点，应该结合产业的自身属性以及特定的国家和历史阶段进行具体分析，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A－U模型。除此之外，众多学者还探索了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内在作用机理，如，张倩男(2008)、赵玉林(2012)等;实证分析了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如，施建军(2009)、江可申(2011)、孙冰(2012)等。近年来，个别学者开始从科技创新的需求侧，即从需求空间、需求异质性和需求条件、需求约束等视角出发勾连市场需求、科技创新以及产业发展，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如，孙军(2008)、孙晓华(2012)等，从而改变了以往过于侧重如何改变技术创新的供给，进而推动产业发展的传统研究范式或路径。从上述研究文献可知，学者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演进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不同产业的创新演化规律有其自身的特点，还应该结合产业的属性以及特定国家和历史阶段进行具体分析。

三、现代科技驱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进展

以“文化产业”、“文化与科技”、“文化产业与科技”为关键词进行CNKI检索，之后再经过筛选，发现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文化产业概念的层系研究(段莉、胡惠林，2013);文化产业集群的研究(雷宏振，2012);文化产业发展的竞争力分析(朱智文，2013;冯根尧，2014);文化产业国际比较研究(郭玉军，2012);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和战略研究(金元浦，2012)，等。仅有部分文献围绕文化产业和现代科技的融合问题进行了一般研究，但大多是理论的可行性辨析，或者散见于数字产业、内容产业等新兴文化业态的零星论述中。如，胡惠林(2007)就认为科技创新是推动文化产业革命和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正是现代科技的不断更新与突破决定着文化产业的发展进程。解学芳(2007)、张培奇(2010)、祁述裕(2011)等在研究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也充分认识到文化产业与现代科技融合的重要性。解学芳(2010)进一步深入地对现代科技发展与文化产业管理制度的逻辑演进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现代科技发展与文化产业管理制度形成了互动和谐的逻辑关系;但短期内，文化产业管理制度与现代科技进步之间往往存在时滞性，现代科技的反文化特性以及管理主体的利益之间会存在明显的时间差。顾江(2010)通过构建赫芬达尔指数对我国大多数省域的文化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融合程度进行了测算。张京成(2011)、朱自强(2012)等在研究文化创意产业、数字内容产业等过程中纷纷认为新的知识、新的技术是这些新兴文化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典型特征。近两年，个别学者还对文化产业的科技贡献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如郑世林和葛珺沂(2012)运用DEA－Malmquist方法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但由于我国文化产业统计工作起步晚，统计口径不一致，导致数据收集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因此，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总体来看，当前国内外有关现代科技与文化产业交叉研究的文献规模相对而言较少，且比较零散，亟需开展系统化的研究。当前研究更多侧重于理论可行性辨析，实证研究还非常薄弱，也有待今后加强。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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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广西南宁市的一张文化旅游名片，唐人文化园已发展成为知名的文化休闲胜地，其建设和发展离不开政府支持、时代机遇和区位条件。（1）政府支持——政策条件。我国文化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除了少数自然聚集型和地产开发商自主开发型文化产业园外，多数文化产业园仍然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建设模式，但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园区，其建成与发展一定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与推动。“在园区成立之初，西乡塘区人民政府的相关部门领导多次进行穿针引线、铺路搭桥，积极推进三个厂的兼并改制，并站在文化战略的高度指导企业重新定位，勾勒唐人文化园的雏形，承接即将搬迁的南宁古玩城带来的产业转移，逐步推动文化园区的建设进程”。［2］可见南宁市以及南宁市西乡塘区等相关政府部门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2）城区改造——时代机遇。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城区的发展规划中，逐渐出现一些在时代改革中渐趋沉寂的旧厂房和工业区，它们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拆掉又需大量人力、物力，但城市空间越来越狭小的事实需要我们用新的眼光审视其对城市的作用，进而做好规划和改造。据相关报道，许多地区的旧厂房至今质量良好，各级政府部门也越来越重视对其的开发利用。唐人文化园就是南宁西乡塘区按照“突出一个亮点（旧城改造）”的工作思路，由南宁市最大最老的仓库之一改造建成的。（3）唐山路——区位条件。园区位于南宁市西乡塘区唐山西路36号。一方面，西乡塘是南宁的科教文化中心，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良好的教育储备资源——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学院等；另一方面，唐山路作为南宁“古玩一条街”的旧址，为唐人文化园的修建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和良好的知名度。再者，园区利用文化为踏板，重新修葺后的园区在保留部分老厂区原貌的基础上注入了新鲜血液，既为城市增添了一份文化气息，又提升了城市的文化软实力。

2发展问题分析

唐人文化园的修建借鉴融合了北京798艺术区、潘家园旧货市场、三里屯等我国知名艺术园区的特色和设计理念，但在“移植”文化产业园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排异”反应，这就需要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探索唐人文化园的发展之道。（1）文化氛围失衡。文化产业园只有保持了园区内经济氛围和文化氛围的大体平衡，才能在此基础上实行以文化为依托的新型经济模式。经笔者实地走访发现，唐人文化园仅有少量文化公司和文化商店入驻其中，售卖古董玉器的小商店则占多数，外加园内空地的小商贩和地摊，使其看起来更像一个大的跳蚤市场而非文化园。总的来说，园区内的商业氛围明显偏重，文化氛围和商业氛围比例并不协调，这就可能带给来者园区文化品位略低的感受。（2）孵化功能不足。案例证明，成功的文化园区皆具有强大的文化孵化功能。例如，迪士尼乐园，其强大的孵化的功能就带动了当地制造业、服务业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唐人文化园内多数店铺销售的是玉器、瓷器和茶具等与文化艺术相关的产品，而不是由思维转换成的文化创意产品，产品的上下游产业链大都是传统的制造业和销售业。这种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动旅游、餐饮和制造业等行业发展，但不利于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和相关产业的孵化。孵化功能的不足会导致其价值链的缩短和持续发展动力的匮乏。（3）品牌效益缺乏。“可持续成长的创意产业集群依靠输出品牌和符号促进自主发展，而非大量生产或加工创意产品”。［3］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托于品牌乘数，迪士尼主题公园则是依靠迪士尼集团强大的品牌影响力，成为全球最大的文化公园。唐人文化园承接了古玩城搬迁带来的产业转移，主打以传统文化为主、休闲文化为辅的品牌形象。园区内多售卖玉器、瓷器等古玩商品的店铺，虽说其间不乏规范的商家，但商品质量的参差不齐大大降低了其信誉度和影响力，致使人们难以形成“感受传统文化到唐人文化园”的观念，更不用说品牌效应和品牌影响力了。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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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乡镇经济实现绿色崛起需要以文化产业为支撑。乡镇是连接农村与城市的重要纽带，是推动农村发展进步的重要着力点和支撑点。对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于一体的重庆而言，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率先在西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乡镇的绿色崛起是关键。乡镇经济的绿色崛起离不开绿色产业的支撑。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一个地区应选择扩散效应最大的产业或产业群作为主导产业，重点扶持，加速发展，从而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由于自然条件、地形地貌及资源禀赋的限制，重庆绝大多数乡镇不适合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为支撑，这已经为半个世纪以来重庆工业化发展历程所证明。文化产业具有污染小、能耗低、效益高的特点，不仅高度契合生态文明价值理念，而且其发展繁荣能够带动乡镇的旅游观光、休闲度假、餐饮娱乐等新的经济增长点，甚至为下一个新兴产业搭建新的平台。文化产业对镇域经济具有良好的带动效应，符合扩散效应的经济带动原理。加之重庆历史文化底蕴丰厚，大足石刻、綦江版画、秀山花灯、铜梁火龙等民间艺术盛行，乡镇经济非常适合发展文化产业。在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高度重视生态文明的当下，文化产业应该成为重庆镇域经济绿色崛起的支撑产业。发展乡镇文化产业是重庆乡镇落实生态文明战略的内在要求。2013年9月，重庆市委四届三次全会将渝东北11个区县定位为生态涵养发展区，将渝东南6个区县定位为生态保护发展区，明确提出“建设绿色经济发展高地、重要生态屏障、生态民俗文化旅游带……”［3］对于重庆各乡镇，尤其是渝东南、渝东北各乡镇来说，在力争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又要避免高能耗、高污染等问题，为三千万重庆人民留下一片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关键是要依靠以文化产业为代表的绿色产业来落实生态文明战略。为此，重庆市政府设立了历史文化名镇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费，出台了有利于名镇保护与利用的具体政策和措施，每年支持每个区县2500万元，用于名镇的历史文化保护与开发。文化是推动经济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内在精神力量。以保护和开发特色文化资源为抓手，推动一大批特色文化乡镇的形成，是重庆统筹城乡发展、实施生态文明战略的重要使命。

二、乡镇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重庆文化产业总体发展迅猛。据蔡灵、薛胜文、沈哲彦等统计，2005—2012年，重庆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从66．66亿元增长到约420亿元，年均增长近30%，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2%提高到4%左右，重庆文化产业正向支柱性产业迅速迈进。据文创网披露，2013年，重庆市文化产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上半年实现电影票房收入3．45亿元，居西部第二、全国第九，同比增长31．23%;广播电视收入12．2亿元，同比增长11．97%，其中广电集团总收入11．7亿元，同比增长14．91%;直属院团公益演出218场，商业演出281场，其中演艺集团总收入3264万元，同比增长8．5%。与迅猛发展的城市文化产业相比，重庆乡镇文化产业发展还比较缓慢。由于乡镇文化产业、甚至整个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尚未纳入有关部门统计范畴，目前无法用详细、准确的数据对其进行描述。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对重庆乡镇文化产业的现状做个基本判识:一是从发展基础看，重庆乡镇文化产业已有一定基础，但底子薄、基础差，发展速度慢。受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制约，重庆农村包括乡镇居民文化消费需求不高，消费支出偏小，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重庆城市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的5．98倍，文化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基本集中在大中城市，乡镇得益非常有限，全市3．64万文化人才主要集中在市级宣传文化单位，乡镇文化站专门工作人员则严重流失［5］。二是从区域布局看，重庆乡镇文化产业发展极不平衡。总体而言，经济社会发展较好、交通相对便利的渝西地区乡镇文化产业发展要好于渝东南和渝东北“两翼”地区;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底蕴、良好民间艺术基础或者拥有得天独厚自然资源的乡镇，其文化产业发展较快，而没有上述条件的乡镇文化产业发展举步维艰。三是从发展模式看，重庆乡镇文化产业目前主要是依托现有文化、艺术资源或者旅游资源，就地取材，“看米下锅”，缺乏“无中生有”“借船出海”的胆量和气魄，当然就更谈不上产业资本运作了。

三、发展乡镇文化产业的路径建议

综观国内外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结合重庆实际，笔者以为，乡镇文化产业走“打造品牌—引智创新—产业集聚”的发展路径是可行的。依托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打造本地文化旅游品牌是乡镇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的起点。重庆民间文化、民族文化丰富，许多乡镇具有非常独特的旅游资源、历史文化资源、民间文艺资源。綦江版画、铜梁火龙、秀山花灯、酉阳摆手舞、九龙楹联、梁平三绝(梁山灯戏、梁平年画、梁平竹帘)、接龙吹打、木洞山歌，是重庆的特色民间艺术。此外，重庆的民歌民谣、民间舞蹈如木叶情歌、喝茶歌、秧锣鼓、竹筒舞、铜铃舞等风格别致;“过赶年”“三月三”“赶秋节”等民族节日精彩纷呈;石板街、封火墙、印子屋、四合院、吊脚楼等民间建筑风格独异;媷油粑粑、酿豆腐、乌江鱼、油茶场等民间饮食别具特色……这些民间文化加上底蕴丰厚的历史文化、风光独特的自然环境，形成了强大的文化旅游基础。若政府能够牵头搭台，调动社会各方力量，那么，打造独特的乡镇文化旅游品牌是切实可行的。武隆县依托仙女山镇“天生三硚”等独特奇异的自然风光，聘请张艺谋等文化传媒专家对川江号子、哭嫁歌等民俗文化进行深度挖掘，精心打造了印象系列情景剧之印象•武隆。该剧公演后，3个月内就成功演出近百场，门票收入突破2000万元。同期，武隆县接待游客346．1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6．44亿元，同比增长19．08%和20．53%，带动仙女山镇和武隆县经济大幅增长。

乡镇文化产业要由小做大，还必须在此基础上积极引智创新。引智创新，就是乡镇在缺乏人才的情况下借用外部智慧对文化产业进行培育和打造，形成自己独特的品牌。对严重缺乏文化产业专业人才的重庆各乡镇而言，引智创新至少有四种方式可作参考。一是借用外部智慧对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包装打造，形成独特的文化旅游品牌。印象•武隆即是借用张艺谋、王潮歌、樊跃等外部智慧打造文化旅游品牌的成功典型。风光秀美、旅游资源丰富的渝东南、渝东北各乡镇宜将此种方式作为首选。二是借用外部智慧将本地文化资源如特殊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家族文化、耕稼文化、饮食文化等等，与本乡镇地形地貌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开发，打造具有浓郁乡土文化气息的特色小镇。文化是特色小镇之魂。当前一些“古镇”盲目仿古、冒古、造古，终究沦为“四不像”，关键就是没有抓住特色文化这个“魂”。历史悠久、民俗文化丰富的渝西各乡镇可考虑此种模式。如永川松溉古镇，滨临长江，交通便利，自明清以来多次作为县衙治所，其古街、衙门、城隍庙等建筑保存完好，又有诸葛亮神树传说，民间饮食“九大碗”享誉重庆……若能聘请文化传媒专家将这些文化要素进行综合打造，凝练出松溉古镇的特色文化并使其得以彰显，则该镇的文化旅游产业将迅速实现突飞猛进。三是借用外部智慧将本地特殊的文化资源制作成为电影、动漫、网络小说或者游戏作品等等。重庆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历史典故题材丰富，据段庸生、张雪梅等考证，重庆地区民间广为流传的这类文化题材多达250余个，诸如巫山神女、涂山禹迹、金鹰降螺、白帝托孤、蛇吞象等经典故事，都是值得影视业和动漫业深度挖掘并打造的好素材。四是借用外部智慧牵线搭桥或者“无中生有”，利用本地自然资源或者文化资源与文化传媒企业合作打造影视拍摄基地。拥有独特外景拍摄条件的乡镇，如南川、奉节、云阳、巫山等区县的一些乡镇可以借鉴龙兴镇两江国际影视城的做法。该影视城以“民国历史”“巴蜀特色”为主要外景拍摄主题，兼具“影视拍摄、影片观看、产品展示、高端论坛、特色旅游”五大功能，规划面积5平方公里，建成后将实现每年拍摄5部经典影视作品、年均游客500万人、年服务业产值逾500亿元的发展目标。目前虽尚未完全建成，但“民国街”已初具规模，游“民国街”、逛龙兴古镇成为重庆一日游的理想选择之一。

乡镇文化产业发展的落脚点是实现文化产业的集聚。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工业区理论本质上是一种产业要素集聚理论，该理论认为，同一产业越多的企业聚集于一个空间，就越有利于企业所需生产要素的聚集，而空间内生产要素聚集越多，就越容易降低该产业的平均生产成本，而且随着各生产要素专业化的加深，生产将更加有效率，该空间企业也将更具有竞争力。重庆乡镇文化产业经过若干年的品牌打造、引智创新，积累起一定的产业基础之后，必然走向产业集聚。产业集聚的初始阶段是生产要素的集聚。就某一乡镇而言，文化产业生产要素的集聚主要是指该乡镇文化旅游品牌或者文化产业主导项目所需的劳动力、资金、能源、运输以及其它专业化要素源源不断的集聚。这些要素的集聚一方面不断降低该文化产业品牌或主导项目的生产成本、提升其竞争力，另一方面还促进与本品牌或主导项目相关的其他产业的集聚。这些文化企业之间主要是互补关系而非竞争关系，他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可以促进彼此更好地发展。就某一区县而言，文化产业的集聚应该是一种大文化产业即产业群的思路，其域内文化企业之间、各乡镇之间应该形成品牌的差异和互补。武隆县的产业集群发展思路可资借鉴:该县以文化旅游品牌为核心，吸引一大批文化旅游产业、文化生态产业、文化装饰产业、文化创意产业落户县城及周边各镇，推进文化旅游产品、营销、服务国际化进程，做优生态农业，做活现代服务业，拟用5～20年时间把近3000平方公里的县域全境打造成为一个宜居、宜游、宜业的大公园。重庆乡镇文化产业要成功走出“资源开发—引智创新—产业集聚”的发展路径，须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首先是县级及以上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由于经济欠发达，重庆大多数乡镇，尤其是渝东南、渝东北的乡镇严重缺乏发展文化产业所必须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物流等诸多要素。

篇10

许昌历史源远流长，文化旅游资源异常丰富。按照《国标》的标准，我们把许昌的文化旅游资源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人类活动遗址遗迹。作为三国时期活动最为频繁活跃的著名人物——曹操，他在许昌留下了很多的遗址。曹操割发代首处，毓秀台，用来议事的仪式台，进行重大活动的受禅台，与军事有关的练兵台、藏兵洞，汉魏许都故城遗址公园等等。第二类：建筑、设施与认为旅游地。它包括四个部分，景观建筑和附属建筑，如魏文帝庙、三绝碑、关于挺风勒马画像碑；居住地与社区，如春秋楼景区、曹丞相府、钟繇园林；归葬地，如张公祠、愍帝陵、董妃陵、张潘二妃墓、伏皇后墓、华佗墓、王允墓、夏侯渊墓、马腾墓等等；水工建筑如运粮河等。第三类：人文活动。这一类的内容较为复杂，有人物、事件、戏剧、文学作品、地方风俗、民间礼仪等，如曹氏父子、建安七子、郭嘉、蔡文姬、关公挑袍、夜读春秋、许下屯田、豫剧、建安文学、三国传说、三国地名、酒令等等。许昌市三国文化旅游资源特征鲜明。首先，具有较高的知名度、独具特色。曹魏集团在许昌打下根据并走向鼎盛，成为中国历史上精彩纷呈的一笔；三曹七子为代表的文人在许昌慷慨陈词，创造出以刚健沉雄为特征的建安文学，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新天地；2006年，许昌被授予“中国三国文化之乡”的称号，每年都要举办大型的文化周活动，并发行多枚三国文化邮票，进一步提升了三国名气，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其次，蕴含着极高的旅游价值，满足游客多元化的需求。三国时期遗留下的各种历史人文遗址具有极高历史文化价值。通过阅读奸商墓葬、碑刻等，游客可以感受三国人物爽朗的风姿、恢弘博大的历史场面、享受酣畅淋漓的美学体验。通过追溯三国历史，游客们可以积累知识、开阔视野。此外，许昌会定时开办民俗表演、三国文化历史周等活动，吸引更多的游客积极参与，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学，获得更好的文化体验。

二、许昌三国文化旅游产业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许昌拥有宝藏一样的三国文化旅游资源，但是对于旅游资源的开发却并没有尽善尽美，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旅游资源开发水平低。由于某些遗址遗迹容易遭到破坏、不易保存、修复费用较高等原因，一些旅游资源处于闲置状态，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某些非物质性的旅游资源则压根没有得到开发，如建安文学资源，三国服饰、饮食、生活资源，三国民俗等等。此外，许昌市的三国文化资源还存在着“封闭独立”的情况，零散不成系统，也没有形成较大的旅游规模。第二、管理理念不够先进、资金短缺。目前，许昌市对于三国旅游景区的管理是事业型管理，政府管得过多过死，缺乏市场竞争，此外，资金缺乏问题，也大大地限制了景区的发展。此外，许昌三国文化旅游还存在着客源市场狭小、吸引力不强、营销手段落后、宣传不足等问题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