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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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该论坛是中韩友协、中日友协，与韩日文化交流会议、韩中友协、日中友协、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等日韩民间团体共同发起举办的，旨在推动中日韩三国民间文化交流。论坛出席人员相对固定，三方各派三名代表作为论坛核心成员，其中各有一名为召集人。目前中方召集人为刘德有、日方召集人为国际交流基金理事长小仓和夫、韩方召集人为韩日文化交流会议委员长郑求宗。论坛自2005年起在三国轮流举行。

本届论坛主题为“促进东亚文化交流的方案”，议题为“灾害与文化，以及民众主导并参与的文化交流”。韩方核心成员郑求宗、韩国前外交通商部长官孔鲁明、韩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李元泰，日方核心成员、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理事长小仓和夫等出席会议。

灾害与文化

本届论坛的一个主要议题为“灾害与文化”，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引发人们对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面临新挑战的再思考。小仓和夫介绍说，这次大地震对日本部分地区的文物造成毁灭性破坏，一些村落的整体消失，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不幸遇难，给该地区传统庆典、舞蹈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人类文明受到自然灾难的严重挑战，如何对人类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已成为十分紧迫的课题。

小仓和夫指出，在自然灾害面前，文化不仅仅是被保护、被抢救对象，更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对于受灾地区来说，除物质救助外，精神支持更为重要，这就需要发挥文化的力量。他结合这次日本地震谈了四点体会：一是灾害可以唤醒人们的防灾意识，引发人们对文化保护的重视；二是灾难可以激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创作出优秀的文化作品；三是应鼓励民众参与对灾区文物、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四是在灾后信息披露方面政府和媒体应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

小仓和夫的发言引起各国与会代表的共鸣。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害不仅是受灾国一国一民族的损失，也是全世界全人类的损失。因此，面对自然灾害，加快对人类文化遗产抢救的步伐是人类共同的责任。在这方面，中日韩三国应加强交流与合作，并发挥积极作用。

民众主导并参与的文化交流

三国代表在充分认识到文化交流重要性的同时，进一步强调应加强民众对文化交流的参与，引导民众在文化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近年来，三国友好组织都举办了许多民众参与的文化交流活动，以提高民众的认知度和参与感。三国代表表示今后可以在以下领域加强合作：一是三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应汇聚民间智慧与才能，提出有建设性的民间保护方案；二是在艺术领域，应挖掘三国艺术共同点，并做比较研究和交流；三是在环保领域加强合作；四是旅游方面，进行三国旅游线路的开发。

三方代表还提出，民众应与政府、媒体等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并突出强调青少年参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三国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

篇2

关键词：汉籍；比较文献学；东亚古典文明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3-0128-08

中国与日、朝（韩）、越等东亚各国，存在着长达十五六个世纪的以汉籍为媒介的文化联系，这种文化联系引发了学界广泛而持久的关注。汉籍研究在文献学和文化交流史领域已取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不仅出版了数百部汉籍整理和汉籍研究方面的著作，发表了大量的汉籍研究的论文，多项研究课题获得国家部委的资助，而且对汉籍研究的原则和方法等理论问题也进行了初步探讨；此外还成立了不少汉籍研究机构，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在中国的两岸四地和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各国，汉籍研究已经成为学术交流最频繁的领域之一。

一、“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现实基础和理论背景

（一）现实基础

大量的中国典籍的域外传播，以及东亚各国历史的悠久、文明的发达和文献的丰富，为构建“汉籍比较文献学”学科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汉籍研究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立等为构建“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科范式提供了较为丰厚的研究基础。笔者拟以中日两国的汉籍交流与研究为例，对此略加申述，以为窥豹。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汉籍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学和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

中国学者踵继民国初年诸多学者赴日本寻访佚书之后尘，从上世纪80年代起，再次掀起海外汉籍调查的热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严绍鋈教授对日本佚存汉籍调查研究；王宝平教授对清代中日图书交流的个案追踪和编目整理。近期郭真义等研究者，分别编著出版了《黄遵宪题批日人汉籍》、《日据时期朝鲜刊刻汉籍文献目录》、《日本藏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汉籍目录》等。对中国典籍在域外的传播和留存情况进行调查与整理，便于摸清汉籍域外传播的实际情况，同时，也可以为该问题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

在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域外汉籍研究，一方面着力揭示了以汉籍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及其学术思想的影响、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另一方面着重考察了近代以来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域外汉籍研究成果颇丰，日本学界的研究主要有小岛意之的《上代日本文学こ中国文学――出典ぁ中心こすゐ比较文学的考察》等；中国学界的研究主要有黄俊杰的《十八世纪中日儒学异同试论》、陆坚等主编的《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王勇等主编的《日本文化的历史踪迹》、严绍的《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等。

在30多年的时间内，东亚地域的汉籍研究，研究者不仅发表了大量针对具体文献的研究专著，而且还出版了诸多专题性的著作、综合性的论文集和研究丛书，如王勇教授主编的“日本文化研究丛书”（杭州大学出版社）、“中日文化研究文库”（上海古籍出版社）、张伯伟教授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丛书”（中华书局）等，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在域外汉籍研究中，许多学者还申报主持了有关域外汉籍的研究课题，如张伯伟教授主持的“域外汉诗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孙文博士主持的“‘舶载书目录’研究”，这些课题均为国家部委资助的研究项目；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主持的“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是一整合型研究课题，在他的主持下仅在大陆以此课题名义出版的“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就达40余部。

除了上述研究外，学界还开展了有关汉籍研究的学术交流活动，2007年8月17-20日，在南京召开了“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8月22-25日在浙江工商大学举办了“域外汉籍与中日交流”座谈会。同时，创办了专门性的连续出版物，不少高校还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创办的连续出版物有张伯伟教授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集刊》，成为动态反映域外汉籍研究最新成果的一个园地；设立的专门研究机构有南京大学2000年成立的“域外汉籍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2005年成立的“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于2011年成立的“书籍之路研究所”等。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开设了域外汉籍研究课程，以培养专门研究人才，如台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开设了“东亚汉文献研究”，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开设了“中日比较文献学研究”（含日本汉学与汉文献研究）等课程。

（二）理论背景

中古以降，中国文化之域外流布日趋隆盛。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中华文化以其发祥地为策源地，跨越漫长的十多个世纪，如同水波向四周扩散，超越诸多政治区划与地域局限，在东北亚、东亚、东南亚逐渐形成了具有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及以汉字（包括其变体）为主要载体的区域文明，即“东亚古典文明”。在这一古典文明所涵盖的区域内，以汉文典籍及其衍生文献为载体的文化交流，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东亚各国文化和其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也反映出东亚各国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的能动性和“他者”的眼光。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对域外汉籍，以及东亚各国在汉籍影响下产生的土著语文文献进行深度解析，是理解东亚古典文明的内涵、形成机制及其文明史的意义的关键。

不同文化的交流，如果从某一个时间节点来看，可能是以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为主；若以历史的眼光进行整体观照，就会发现，文化交流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或者多向交互作用的，去、取之间完全视各自的文化需要而定。从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来看，一方面，以汉籍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日本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严绍教授指出：“中国文献典籍的东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为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变异，它的传播具有不同的渠道和不同的方式，这不仅影响着古代日本文化的发展，而且直接造就了日本传统汉学中的许多特点。”杉本孜教授也说：“汉籍对日本学术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是超过想象的。”这种影响是通过日本学人对中国典籍的解读来理解和吸收的，并在日本文化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学人是以“他者”的视角通过对传入汉籍的解读来理解中国文化，用这种方法理解的中国文化，不免会因受解读者所处的地域、历史、民族、时代背景、思维方式，甚至是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和学识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与中国人理解的中国文化产生一定偏差。另一方面，明、清时期，接受了在华传教士的著作和其学术思想的中国学者的著作，继续对日本文化和学术思想产生影响，加快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日本学者在吸收了欧洲的科学文化之后的汉语著述，对近代中国的文化和学术思想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经过长期不断的交互式的文化融合与滋长，中国与周边各国的文化有了共同的基本成分，形成了所谓“东亚古典文明”的核心内涵。

因此，汉籍研究不仅要关注中国典籍的域外传播及其对输入汉籍的东亚各国的文化影响，而且要关注域外学者对中国原典的诠释、引用，还要关注受汉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域外汉文文献和其本土文献。对这部分文献的追踪研究，需要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学科的通力合作，“以汉籍文献整体为基础，以汉文化为视野，以综合与比较为手段，寻求其内在联系和内在结构”。这一新的学术取向引发了学术界对域外汉籍研究方法论的思考，学者们相继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研究范畴，如王勇教授提出的“书籍之路”、王晓平教授提出的“亚洲汉文学”，严绍教授提出的“国际汉籍文献学”等。上述观点高屋建瓴，为宏观把握“域外汉籍”的总体状态和考察汉籍的跨域传播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但是，域外汉籍研究的最终目的不只是为了“求同”――考察超越国界的东亚古典文明所呈现的基本面貌和基本结构，更重要的是为了“寻异”――阐发不同政治地域如何以自身的需求与阐释回应来自汉文化策源地发出的信息。换言之，汉籍在不同地域获得了怎样独特的发展，这更应该成为汉籍研究关注的重点。因此，笔者提出“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术范式，以参与上述理论问题的讨论，推进汉籍研究的深入开展。

二、“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内涵与意义

（一）“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内涵

清季以来，学者对域外汉籍的调查多持有一种“礼失求诸野”的观点，其目的或是使流落异邦的中华经典魂归故里，或是用以验证中华文明如何以其强大的辐射力影响了“夷狄”之邦。近年来，汉籍研究日趋客观，出现了中外汉籍“互相补正”的学术取向，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理念。但从总体来看，汉籍研究的理论研究仍然十分薄弱，关于汉籍研究的方法论和学科化的研究，还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为了进一步彰显汉籍研究内容与方法的学科化色彩，笔者尝试引入比较研究的方法，提出“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术理论范畴，强调“他者”的能动性，即汉籍接受者的意识与反映，希冀有助于汉籍研究的学科建设。

笔者定义的“汉籍比较文献学”，是以历史上东亚各国输入的汉籍及其衍生文献为基础，以比较研究为基本方法和核心内容，立足于古代汉文典籍的跨国、跨地区传播的历史事实，在东亚广大区域内，对汉文典籍向域外传播的规模、流向、渠道，域外学人对汉文原典的解读、引用，以及在汉籍影响下进行的域外汉文创作和其本土创作等方面的文献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其目的是寻求并阐明东亚各国的汉文文献及本土文献与中国文献之间的关系、异同，进而关注汉籍流布地区的土著语文著述与汉籍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以文献学为出发点，揭示东亚广大区域内存在的深层次的文化联系，为构拟符合历史事实的东亚古典文明提供一个可能的参照系。

（二）“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的意义

“域外汉籍的价值就不只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延伸，不只是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现，其对汉文化整体的理解和认识，当然也就不是无关宏旨或无足轻重的了。汉文化在历史上曾发挥伟大的作用，它已经成为东亚各国人民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因素。抉发这种因素，阐释其价值和意义，使汉文化在21世纪的世界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正是今日学者从事域外汉籍研究的使命之一”。

以汉籍历史文献为基础，以比较研究为基本方法和核心内容，通过对东亚各国在各个历史时期输入及衍生的各种形式的汉籍文献的种类、数量、内容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不仅可以阐明各国本土文献包括汉文文献与中国典籍之间存在的、或隐或显的影响与借鉴关系，而且可以从东亚各国输入中国典籍的种类和数量上把握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各国公、私各界对汉籍的需求，并据以发掘其背后隐藏的国家文化建设意识和知识界的读书趣味；还可以从学术史的角度，了解不同政治区域内的学术界、知识界所理解的中国文化的情况，为阐述中国文化对东亚古典文明区域各国的近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和国家建设所产生的作用提供有力的支持。

以中日汉籍交流与研究为例，通过文献目录学的研究，可以盘点输入日本的中国典籍的种类和数量，揭示以典籍为载体的中日文化交流之盛况；通过考察日本汉籍的生产与流通状况，可以把握日本知识界的文化趣味和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追求；把握日本学术界解读中国文化的进程及其学术状况，并据以考察中国文化东传日本的情况，考察以典籍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以及考察中国文化对东亚古典文明形成的意义。

三、“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内容

基于学界已经取得的汉籍研究成果和学术发展趋势，笔者体会“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基本研究内容（以中日为例），似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汉籍传播史研究

中日之间汉籍传播史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中国典籍向东传入日本的历史研究；二是日本学人对输入汉籍的阐释及其撰著的汉文（汉学）著述传入中国的历史研究。

考察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传播史，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中国典籍数量巨大，不同历史时期向日本传播的渠道、方式、典籍的数量、种类等非常复杂，而且我们现在对上述问题还知之甚少。所以，要撰写一部全面、完整的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传播史，至少在目前还无从谈起。现在我们只能从局部做起，局部的研究做好了，就会使我们对中国典籍向日本传播的历史的整体认识加深，并且通过局部研究成果的积累，可以逐步向整体研究推进。

一百多年来，中国学人不断东赴日本寻访佚书，其搜佚辑散工作成果颇丰，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和日本公、私现存古籍目录，有选择地对一些具体文献和目录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爬梳董理，以追寻中国典籍流落异邦的故实，摸清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具体情况，获得有关中国典籍域外传播的数量、种类、途径等更加翔实的数据，比较准确地把握东传汉籍的具体内容与数量，从而作出关于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传播史的可靠结论。

日本学人对中国原典进行的汉文诠释及其独立撰著的汉文（汉学）著述传入中国也有千余年的历史，据王勇教授考证，肇始于日僧携经入唐，中经宋、元、明，至清代达到全盛。对这部分史实及其文献的研究，近年来逐渐走入汉籍研究学者的视野，此方面的研究有王勇教授主编的《中日汉籍交流史论》之《日本汉籍及其流播中国之研究》等多篇专题论文，等等。但是，较之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传播史研究，对日本的汉文著述及其传播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这是今后要重点关注和加强研究的课题之一。

2 汉籍接受史研究

中国典籍传入日本之后，往往迅速地以传抄、翻刻、注疏、释解等形式进行交流、传播，并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流传于日本的汉籍，包括由中国输入的典籍，也包括中国典籍的日本传抄本、注释本和翻刻本（即“和刻汉籍”），甚至包括部分日籍学者、僧人用汉文进行的创作。这对于我们所倡导的“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而言，后者的研究意义更为重大。因为，通过对日本学人的汉文著述及日本语文著述的微观考察，可以实证中国文化对日本古代文献的影响。同时，关注日本学人的汉文著述及日本语文著述独有的发展轨迹，把握古代日本汉籍及日本语文献的基本特征，对于揭示它与输入汉籍之间的深层联系，为阐明中国典籍东传对日本古代文献所产生的影响提供考镜源流的基本依据。

汉籍传入日本虽然有商业利益的驱动，但其目的更主要的是日本为了国家建设与发展及其知识界完善自身的需要。在历史上，尤其是在“锁国”时期，日本把输入的中国典籍作为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而日本通过汉籍接受中国文化的必要条件是汉籍文本的传入与解读。因此，了解某种中国典籍在何种情况下被传入日本，并且在何种情况下得到怎样的解读与阐释，就是我们今天了解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史的一个有效手段。前者经由清代以来诸多学者的索隐钩沉，致使今日形成了所谓“书籍之路”的研究，许多隐藏在残编断帙之中的史实逐渐清晰起来。而后者，即近代以前的日本学者是如何解读输入的中国典籍的？通过对此问题的解读，看到了怎样的中国？日本人理解的中国文化是怎样的？这种依靠典籍传播而进入日本的中国文化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了日本的国家与文化建设？凡此种种的发覆，有赖于对古代日本汉籍及日本语文献的抉微钩沉。

3 汉籍文献学理论研究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典籍对日本文献的发展，尤其是对日本汉文文献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较文献学”视域下的汉籍文献理论研究，是在运用文献形态学的方法描述日本汉籍文献学特征的基础上，考察中日两国图书（不限汉籍）的分类、著述体例、阐释学特征、文章理论、学术理念的异同。

古典文献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就是强调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因此，考察中国传统文献学理论对日本古代学术视野中的图书分类、著述体例、文章理论、学术理念等方面的影响，不仅是认识中日两国传统文化异同的有效手段，而且也是汉籍比较文献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方法

进行任何科学研究，都必然要求掌握和运用一定的研究方法，汉籍研究也不例外。掌握和运用正确、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取得以简驭繁、事半功倍的成效。在汉籍研究领域，诸多先行研究者在各自的研究实践中，结合各自的研究课题，践行并总结出了一些针对域外汉籍整理和研究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如大庭教授在《关于东传汉籍的研究方法与资料》中提出的对特定的某一汉籍和汉籍现存实物进行研究，对目录、记录、引用等进行研究，以及对刻版进行研究等方法；张伯伟教授在《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中提出的“据……以考”的十条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我们研究汉籍传播和影响是行之有效的。

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与域外汉籍研究方法、文献学研究方法相比较，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它自身的独特之处。在学习和借鉴先贤时俊提出的域外汉籍研究和文献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基于对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科内容、特点的认识和把握，笔者认为，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将文献学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以文献学研究方法为基础，对中日两国的汉籍进行文本识读和文献学研究，把握文献学的基本特征，实现“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的基本目标。综合运用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对两国汉文典籍进行多层次的比较研究，既要比较两国汉籍在文献形态学、目录学等方面的异同，又要揭示其背后蕴藏的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异同，还要阐述其历史根源与意义。

具体的研究方法（仍以中日为例）主要有：

1 运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对汉籍文本进行识读

文本和史料的准确可靠是保证研究结论具有科学性的必要前提。由于中国典籍东传日本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历时久远，而且数量庞大，内容庞杂，传播渠道不一，种类繁多；不同种类的汉籍受到的关注程度不同，衍生的文献数量不同，其流布及保存的形式具有多样性，许多早期传入日本的珍贵汉籍多以抄本传世，字体多有潦草、漫漶不清之处，加之抄写者的汉文水平参差不齐，难免会有疏误，或有后世整理者有意的改写，或无意的疏失。凡此种种，使得对汉籍的文本识读成为汉籍研究必须首先解决的难点和消除的障碍。因此，文本识读是进行汉籍研究的第一步，也是进行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进行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需要首先运用文献学的审形辨音、字词校注、版本比斟等基本方法，对汉籍文本中的讹、脱、异文等进行勘误，为继之进行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份可靠的、便于利用的基础资料。

2 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汉籍分类研究

由于东传日本的汉籍数量庞大，内容庞杂，传入的时间有早有晚，有些在隋唐时期传入日本，有些到近现代才传入日本，目前难以对不同历史时期传入日本的所有汉籍同时进行研究。比较可行的研究方法是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按照研究对象（汉籍）的某一或某些特征进行分类研究。分类研究，其研究对象的同质性相对较强，便于获得真实可靠的数据，便于发现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和规律。

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可以根据研究对象的历史跨度和性质同一度，分为断代研究、专书研究和专题研究。

其一，断代研究是指选取某个特定的历史平面，确定时间的上限和下限，对这一时期的汉籍进行清查，对其间发生的汉籍交流和研究进行全面考察和分析。这种研究，是从中日汉籍交流的历史长河中，选定一个横断面，所考察的汉籍数量和范围可以大为缩小，便于勾勒出一个时期内汉籍传播和交流的大致面貌。如果把各个时期的中日汉籍交流与研究的情况梳理清楚了，那么把它们连起来就应该是一部中日汉籍交流史的大致轮廓。

汉籍比较文献学的断代研究要求，所选择的历史时段，既要有足够的长度但也不能选择太长的时间跨度；在这一历史时段内所选择的汉籍数量既要足够得多，但也不能选择太多的可供研究的汉籍。在研究分析时，也要注意对这一时段内的汉籍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在比较中彰显时代特点，揭示本时段汉籍与其前、后时段汉籍的联系与区别。如果选择的时段太短，那么就没有足够的汉籍文献容量；如果考察的时段过长，那么汉籍文献的数量就会太多、文体不一致，不易把握。所以，进行断代研究时，要注意选择一个“适度”的历史时段和汉籍数量。

其二，专书研究是指选取较有代表性的专书（包括目录学著作）或专人的著作，对该书或专人著作的传播进行追踪式研究。考察它是何时、以何种方式传入日本的，在日本有无得到释读、传抄或翻刻，有无衍生文献，流布范围和流传时间如何，是否回传至中国等。通过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的详细考察，分析该书或专人作品的传播特点，然后与相关汉籍（同类性质或相同文体的其他作品）进行比较研究，进而考察不同时代同类性质或同类文体汉籍的传播特点，探求汉籍输入国在不同时期的读书趣味与文化需求。

学界已经开展的专书研究多集中于《诗经》、《论语》、《周易》等儒家经典，《文选》、唐宋诗、词、小说等文学作品，以及朱子学、阳明学、佛教、道教文献的研究，对于最能具体而感性地反映汉籍流通状况的第一手资料――“舶载书目录”类文献的研究，目前多停留在影印与介绍阶段，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舶载书目录”所载汉籍数量繁多，而且具有连续性，能够全面反映一个时期汉籍东传的全貌，是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极生动而又具多方面价值的历史文献，是研究汉籍交流情况的绝佳资料，应该成为汉籍研究重点关注的对象。

其三，专题研究是指围绕某一主题进行的深入研究。研究者可根据自身的学术兴趣和能力，选定一个可持续关注的主题，进行一系列专门性的研究或讨论。专题研究的对象（即主题）相对来说比较单纯，有利于研究的深化。专题的选择相对比较灵活，可以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的个案研究，也可以是比较宏观的理论探讨，如关于汉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汉籍东传与西渐的史学意义、汉籍东传与西渐的动因与影响因素等问题的讨论；可以是某一问题的通史性的研究，也可以是某一主题的断代性的研究，如张伯伟教授对清代诗话东传的研究；可以是对某一类汉籍的专门研究，如蔡毅教授、张伯伟教授对日本汉诗的研究，也可以是对汉籍的综合性研究等。

3 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汉籍定量研究

中国典籍传入日本之后，是如何被研读、理解并对日本文化产生影响的？要探明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搞清楚在不同历史时期东传汉籍的种类和数量。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运用定量统计的方法，结合目录类著作，对各个历史时期传入日本的汉籍的种类与数量进行详细统计，尽可能确定汉籍的版本系统和存佚情况，根据统计数据来确定各个时期汉籍东传日本的规模，为进一步探究这些汉籍文献及其所蕴涵的文化和学术思想，以及考察它如何影响日本文化的建构与发展提供数据支持。

篇3

创业搞经营必须向国家缴纳相应的税收,但是有些经营项目是可以免税的,本文就为大家说说投资什么项目可减免税费。

对私营企业利用废气，废水，废渣等废弃物为主要原材料进行生产的；对纳税人同时经营农业（包括牧业、林业、渔业等）生产的，农业生产的部分应单独核算，暂缓缴纳所得税，纳税人在CYE纳税年度内发生亏损，经税务机关批准，可以从下一年度的所得中提取相应的数额加以弥补；下一年度的所得额不足弥补的，可以递延逐年提取所得继续弥补，但连续弥补期限不得超过3年。

除了上述所得税减免外，还有经营项目的减免，诸如高新技术企业，新产品的研制，开发，推广产品给予减免税。前提是应列入国家计划或中央各部、委试制计划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委、经委试制计划的新产品。因而，对于从事这类产品生产开发的企业，应努力使其开发计划珍入试制计划之列，以减轻税负。对民族地区，从事民族特殊商品生产的产品，给予定期的减税，免税照顾。在营业税上，对于企业在国外提供技术服务和劳务取得的收入不征营业税。

从经营方式来看，凡实行横向经济联合的企业，对于企业内部提品所得税上都享有税收优惠政策。因此，私营企业努力利用外资参与经营，从而减少企业税负。

从投资地点来看，凡是在经济开发，经济特区，保税区从事生产经营企业，税收优惠要比在国内其他地区享有更多的税收优惠，因此，私营企业主在选择投资地点时，应有目的地进行选择。

墓碑老板月赚10万元

泸西县金马镇中心小学门口有一家石碑厂，专门生产各种形式的墓碑。

石碑厂位于公路边，面积不大，一眼望去，遍地都是大小不等的墓碑，数量在一两百座以上。最高的墓碑高达3米，上面的图纹雕刻得非常精美，除了龙柱、凤凰、仙桃、寿星老人等石雕图案外，还有一个庞大的碑座，占地面积竟可达到两间房子的规模。

“这种墓碑最豪华、最贵，光雕刻都要两三个月，价格一般都在两三万元左右。”在旁边休息的梁师傅说，这种高大的墓碑属于豪华型的，一共用了80多块大小不等的石料，两个师傅用电动工具雕刻，都要一个多月的时间。除豪华墓碑外，绝大多数都是一些普通的小墓碑，一般雕刻一座普通的小墓碑，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足够了

老板张某说，这一带石碑厂有10多家，雕刻墓碑的石料主要来自石林和陆良。石林的石料主要是白粉石，适合雕刻墓碑的碑身，陆良的石料主要是青石。颜色要黑一些，适合雕刻碑座，价格相对要便宜一点。工人师傅主要从广南一带聘请，都是按天计算，包吃包住，工钱一般就在30元到40元一天。由于清明节临近了，很多人为了孝敬已故的老人，都会赶在清明节前跟风似的为老人立碑，所以这段时间墓碑的生意比较好做。据了解，最贵的墓碑都在两三万元左右，最便宜的墓碑也要五六千元，平均下来，一座墓碑的价格都在一万五以上，有的老板一个月就可以卖出10多座墓碑，可以赚到10多万元。

海归女白领放弃高薪回乡创业做龙绣

陈洁在自己的绣坊里赶制温州客商需要的龙绣。

日本留学四年，知名企业高级白领，前月薪就上万元人民币了，就是这样一位女孩，却因为在日本街头与铜梁龙的一次偶遇，竟让她毅然放弃海外的高薪岗位，回到家乡铜梁，倾其所有办了个微型企业，做起铜梁龙绣。

这个女孩就是陈洁。

1月18日上午，重庆晨报记者来到陈洁的绣坊，却只见到几件小的龙绣作品，“其他的龙绣产品，在前半个月全都已经卖出了。”由于找不到工人，陈洁只好自己亲自动手，帮几位客户赶制龙绣产品。

2000年，陈洁从四川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毕业后，于2003年自费赴日本留学，立志成为中日商贸进出口行业的精英。

然而，一次在日本大阪街头的闲逛，却让陈洁遇上了为中日文化交流而受邀到大阪进行表演的铜梁龙舞。“当时，很多日本人看了都觉得神奇，惊叹龙舞的精湛表演。”

回到学校，陈洁开始了一项社会调查。了解日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产品的喜好，了解龙乡铜梁与龙有关的文化衍生品生产、销售情况。

尽管做这个调查，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交论文，但这也让陈洁第一次深入了解到了家乡龙文化及其产业。

结束在日本的留学，陈洁顺利的进入了日本一家知名企业，成为一名月薪上万元人民币的高级白领。

其实，在陈洁心里，一直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创业，成为一名老板。2010年，回到龙乡铜梁，除了龙舞、扎龙，陈洁没有发现其他像样的与龙相关的文化产品。这让陈洁看到了商机，坚定了陈洁创业做龙绣的想法。

2010年，重庆在全国创造性地提出了鼓励发展微型企业的政策措施。陈洁也在第一时间了解到了这一政策。

“当时，我花了差不多一个多月来研究这个政策。”陈洁从中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创业成功希望。

思考再三，陈洁毅然辞职，回到了铜梁福果镇，办起了“铜梁龙绣”这么一个微型企业，并顺利拿到了4万多元的注册资金补贴。

陈洁所做的龙绣，就是借助铜梁龙文化，在绸缎上绣制不同样式的龙。

绣好的这些绸缎，有的做成了装饰品，有的裱成了装饰画，还有的做成了披肩、围脖等等。

“我的第一件龙绣‘双龙戏珠’，卖给了巴西一位朋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陈洁的龙绣产品，已经在浙江温州有了专门代销商，并在日本有零星销售。

如今，陈洁已经与日本一个朋友签订了意向协议，“依照我们的这个协议，绣坊生产的龙绣产品，将在今年成批量的销往日本市场。”

保姆式服务“孵化”海归创业传奇

篇4

近几年，我们重视学科教学的德育渗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重视提高教育工作者在学科教学中的德育渗透意识和现代德育意识。

学科德育渗透，关键是各级行政领导，基础是教师。要使教育工作者能按《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学德育大纲》、《小学德育纲要》的精神和全日制中小学各学科教学大纲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自觉地“离德育于学科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之中”，必须提高教育工作者的德育渗透意识，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和教育教学质量的意识，现代教育教学方法、技术手段、环境的意识。为此，要组织教育工作者认其学习《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学德育大纲》、《小学德育纲要》和各学科教学大钢等。通过学习和讨论，使教育工作者从培养跨世纪人才和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的高度，学科教学是德育工作最有效最经常的地位，来，认识学科德育渗透的重要意义，认识现代教学方法、技术手段，优化育人环境，对学科德育渗透的重要作用，统一认识，自觉地有计划有目标地在教学中加强德育渗透，更好地教书育人。

二、加强组织管理，制订措施，保证学科德育渗透的正常进行，落到实处。

为保证学科教学中德育渗透的全面、正常的开展，必须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中学德育大纲》、《小学德育纲要》指出，学科德育渗透，也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环节。为了使学科德育渗透规范化，佛山市教委制定了《佛山市中学实施德育大纲细则》、《佛山市小学实施德育纲要细则几把中小学的德育实施细则中有关学科德育渗透，按阶段、分年级，根据不同学科特点；提出了具体要求。由于行政部门制定了措施，促使学校的学科德育渗透正常进行，落到实处。

佛山三中在学科德育渗透上做得较好。他们采取如下措施加强管理：第一，由一名副校长主管学科德育渗透工作；成立“德育的学科渗透领导小组”，专门组织、研究这项工作。第二，把学科德育渗透的教学纳入《佛山三中教师岗位责任制》，作为考核教师履行岗位职责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求凡是教师，都是德育工作者。第三，编写《佛山三中“中学德育大纲”分年级实施细则》，明确规定中学阶段各年级的教育要求和任务；做到中学教育的层次化、系列化，使教师明确任务，掌握尺度，做到适度。第四；围绕“在学科教学中如何进行德育渗透”课题，组织全校教师研讨，根据各学科的特点，找出结合点，并把每章节的渗透点列举出来，整理汇编成《佛山三中各学科德育渗透纲要》，作为教学中教育渗透的依据，使德育渗透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和保持经常性。第五；组织“学科教学的德育渗透公开课、研讨课”，同时请有经验的教师上全校性的德育渗透示范课，通过听课、评课活动；研究渗透的方法、技术手段及其与内容的有机结合，提高德育效果。第六，编辑出版《佛山三中德育渗透教案集》(各学科有1-2集)，共十余本。第七，编辑出版了《佛山三中德育渗透论文集人并组织评选优秀教案与论文。佛山三中做到了有领导、机构、制度、要求、计划、目标、总结、科研、检查督促评比，并包含所有学科，全部文化课，使“离德育于各科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之中”深入了一个层次，迈出了新的一步。

为了及时总结和推广佛山三中“依法治校，依织青人”经验，1997年底，佛山市教委在三中召开了““佛山市在学校‘依法治校，依纲育人’现场会”，佛山三中介绍了“依法治校，依纲育人”的实践与思考，加快了学校“依法治校，依纲育人”工作的进程。

三、注意教学内容的高立意，激情感，深挖掘，促使学生进行深层次思索。

教师除重视把握基本观点和思想方法，专题教育，知识结构及其内在联系外，还注意教学内容的深层意义，坚持知识、能力、思想认识有机统一的教学目标。例如；在讲唐朝对外关系时，讲述唐代的中国，经济、政治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有不少日本人，如阿倍仲麻吕、吉备实备、空海等到唐朝学习，但他们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学，而是学成回国后，传播、消化中华文化，在创建日本文化等方面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中国鉴真、玄奘两位高僧，为了弘扬中华文化，为了寻求学问，放弃较为安逸的生活条件，长途跋涉，飘洋过海；忍饥挨饿，担受风险。这种为了求学，为了文化交流，不顾个人安危的忘我精神，值得后人敬仰。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实给人们这样的启示：一个国家，只有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才会受人敬仰；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原因之一，是唐朝推行开放政策，有一个比较宽松和谐的环境；文化交流对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是学习的好机会，好方法。只有善于学习，才会有所收益和进步。

又如；在讲香港失而复得的历史时，教师讲述自从17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一个科技的高速发展期。与时俱进的则国运兴隆，抱残守缺的则江河日下。中英两国相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时英国因工业革命成功而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而中国则因闭关锁国而停滞不前。在这背景下；两国相遇必以中国失败告终。百多年来，志士仁人，都没有忘记收回香港；以圆振兴中国的理想。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决定收回香港时，中英的相对国力已倒过来，所以在整个谈判中基本上是中国定调。失而复得，正是这种力量对比变化了的结果。它给人们三大启示：改革开放是强国之本；历史潮流，不能抗拒，包括科技迅猛发展的历史大潮；上一个世纪的较量，是物质力量的较量，下一个世纪的较量，将是知识力量的较量。

又如，音乐教师在教唱《南泥湾》、《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歌曲时，介绍歌曲产生的时代背景，歌词的含义，旋律的欣赏等方面进行德育渗透。教师讲解：1943年春节，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秧歌队到了南泥湾，看到了三五九旅的指战员，用勤劳的双手，使南泥湾变成了庄稼遍地、牛羊成群的陕北江南，学员们深受教育；向三五九旅英雄们献上了新编的秧歌舞《桃花篮》。《南泥湾》就是这个秧歌舞的插曲。在教唱时，教师后发学生用学过的表现音乐的手法，用领唱、齐唱的方法，通过优美的旋律；描绘陕北江南美景，礼赞劳动模范的功勋。前半段是两个优美柔婉的柔情性长句，用领唱方法；后半段用齐唱，同时在前奏部分和后半段的节奏跳跃部分，加民族打击乐来烘托歌曲，产生欢快愉悦的气氛，使学生既得到音乐美的享受，又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提高素质。由于学生了解歌曲的时代背景、内容；再哼上优美动听的旋律，感情上会产生共呜。

四、挑战二十一世纪，随时代前进，努力运用现代教学方法、技术手段，教书育人，提高学科德育渗透的实效性。

在此，以历史学科为例。佛山市中学历史学科开展了“方法、手段、内容、目标与德育实效性”的教学实验，我市历史教师称之为“促成‘观念内化’的教学实验”或“知识、情感、能力、理论与思想认识有机结合的实验”。我们运用整体性观点和综合性方法，紧紧把握住促成“观念内化”的教学方法、手段、环节及其总和，处理实验变量及其各种因素。这包括四个变量(方法——体现“学为主体，教为主导”指导思想的启发式教法，或“以学生为主体以培养思维能力为主要目标的启导式教法；”技术手段——多种传播媒体(含多媒体计算机)的综合运用；内容——知识结构、图式及其内在联系的教学；目标——知识、能力、思想认识的有机结合的教学)，四个因素(知识、情感、能力、理论)和十个方面或环节(教纲、考纲、教材、教学目标、方法、技术手段、练习考试、评讲、评价、课外活动——的有机结合，把握其总和。并加强历史室、电教室的建设。它促使佛山市中学历史教学走向“四个转变”(即“变知识灌输为主的教学”为“启发导学式的能力型为主的教学”；变“教师为中心的教学”为“学生主体，教师主导”指导思想的启发教学；“变传统的讲解、板书、挂图等手段的教学”为“传统媒体手段与现代媒体手段，含多媒体计算机手段优化组合的教学”；“变单一的班级课堂教学”为“班级课堂、历史室教学和课外活动相结合的教学”)，力求达到“二个五要点”(①知识、情感、能力、理论、思想认识有机结合；②在“整体、主体、现代、优化、深层”上体现学科的德育渗透)，改变“五点状况” (学科思想教育的随意性、零碎性、局部性、表层性和说教式)，在运用现代教学技术手段与教学方法，建构能体现学生认知主体作用、能达到知识、情感、能力、理论与思想认识有机结合的新的教学模式上，有新的突破，提高了德育实效性，回答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中学历史教学”的若干问题，回答了“教学方法、技术手段、教学内容、教学目标与德育实效性”的若干问题。(《促成“观念内化”教学的实验报告》获1997年广东省中小学教育创新成果三等奖，1997年《德育报》中小学德育论文一等奖，广东省中学历史教学优秀论文二等奖，该《实验报告》刊登在《中学历史教学》1998年第7期)

佛山三中《以学科教学为主渠道积极开展德育渗透的研究和买践活动》一文，介绍了生物、英语、地理、语文、历史、物理、数学等学科教学，在“构建教育框架，明确目标、内容、步骤，把握住结合点”和“充分运用现代教学技术手段”等方面，加强德育渗透的研究和实践，进一步发挥学科

教学的德育功能；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的经验。五、加强学生心理素质的训练，或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学生的学习态度兴趣、情绪情感、求知需要、毅力恒心、自信心甚至性格，或多或少受到学习方式方法的影响。在一定的学习策略指导下培养、形成的。而好奇心、求知动机、进取性格、丰富的情感、创新的意向、良好的自我概念和较高的自信心等，都是激励学生学习的动力因素，是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做人的重要因素。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的训练，“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润物细无声”，并持之以恒。讲究方法；采用激励法，如目标激励、兴趣激励、竞争激励和荣誉激励等；采用识别法和排除法，如感情障碍、情绪障碍、思维障碍、语言表达障碍、文化、环境的消极影响等的识别与排除；采用调节法等，培养学生自尊、自信、自控、忍耐、坚毅等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