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巴蜀文化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提到四川、巴蜀文化，人们第一印象应该是丰富的色彩，如同川菜一样活色生香。巴蜀地气候湿润，川人“好吃”，由于地域潮湿，自古以来就爱食辣和麻以达到驱寒的目的，麻辣也自然成为了巴蜀文化的一份子。土特产的包装比如郫县豆瓣、新繁泡菜、灯影牛肉就会使用到红色、棕色，传达出中国气息。四川茶馆在本地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由茶碗、茶盖和茶船组成的盖碗茶杯，长嘴茶壶，老虎灶，竹扶手椅，白色、黄铜色、棕色、竹黄色，恬淡、随性，分别代表着四川茶馆的设计形态元素、色彩元素和风格元素。四川皮影则使用鲜明的红黄蓝黑色，川剧作为巴蜀文化又一个代表性的文化元素，使用黑、红、白为基本色，蓝、绿、金、银、灰、粉红、姜黄为辅助色，运用上，讲求明快、单纯、鲜而不艳，淡能传神。综上所述，巴蜀文化的色彩运用有着很强烈的装饰意味。

2图形的表现

地域性土特产品就是具有地域性文化特征较为独特的产品，它的文化特征深受文化底蕴的影响。以巴蜀地区为例，设计师经常使用传统的能凸显川味的图形进行设计。例如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纹饰，四川茶馆的盖碗、长嘴茶壶、竹圈手椅，川剧脸谱，四川皮影戏，蜀锦，蜀绣，绵竹年画等，将这些视觉符号化为设计元素，融入到包装的外形、构图和材料之中，方能实现土特产品包装的地域性文化信息传达。比如说四川阆中地区出名的小吃“张飞牛肉”，有传说称刘、关、张三人在桃园结拜兄弟时，曾大摆酒席，为了有可口的下酒菜，张飞把他多年制作牛肉的方法说出来，供厨师制作。而三国蜀汉文化的中心遗迹是成都武侯祠，这个传说就凸显了巴蜀文化。“张飞牛肉”所采用的礼品包装设计是红色和黑色的川剧脸谱，采用的字体也是传统的书法。川剧脸谱是川剧展现给观众的最直观的视觉形象，也是人们区别川剧和其他剧种的一个重要标志，张飞牛肉将川剧的这一视觉艺术形象进行深度大众文化层面的开发应用，给产品注入了巴蜀文化的艺术魅力，使它地域特色更加明确，使产品更加亲切。这是很简单的例子，却让我们看到了产品背后丰富的地理、历史、传统文化等内容。而一些礼品包装，比如彝族的漆器的包装是从巴蜀文化中传统工艺品中提取，用了大量的装饰图形。其他的诸如蜀锦、蜀绣、扎染、绵竹年画都是如此，使本土包装设计具有了视觉上丰富的表现力。

3材质的影响

3.1纺织品

布料及纺织品在本土包装设计中经常使用，一般来说传递出质朴、随意轻松的感觉，与现代人们崇尚自然的心态不谋而合。巴蜀特产中蜀绣、蜀锦、扎染等既是巴蜀文化的土特产，又可以将这种材质和表现形式作为一种包装材质运用到土特产的包装中。成都本土小吃棒棒娃手撕牛肉就使用了布料缝制的标签和口袋，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3.2天然材质

篇2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与西华大学相商，拟共建蜀学研究中心。2003年7月3日下午，文史馆派我与安山到西华大学四川工业学院第五会议室商议有关问题。西华大学四川工业学院党委副书记叶耀培、西华大学统战部部长曾加荣，副部长赵永涛及文科教师陈国先、迟乃鹏、郑家治、纪国泰、邹礼洪、官性根参加了此会。会议由我介绍蜀学研究的对象和意义，并说明共建“蜀学研究中心”的愿望。会议围绕成立蜀学研究中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及如何展开工作进行讨论，达成以下共识：西华大学与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合作共建“蜀学研究中心”，宗旨是“研究蜀学，弘扬蜀学，为四川文化建设作贡献”；主要任务是开展学术研究，加强学术建设，开发文化资源，汇聚和培养学术研究人才。此后拟订了《蜀学研究中心章程》。组织机构为：

名誉主任：隗瀛涛 罗中先 陈信远

主 任：曾德祥 邓卫中

学术组：组 长 谢桃坊

副组长 曾绍敏 迟乃鹏

成 员：冯广宏 徐志福 曹方林

邹礼洪　张 帆 纪国泰

学术顾问：蒙 默 吴天墀 王家祐

王文才 龙 晦 胡昭曦

张志烈 祝尚书 项 楚 陈国光

2003年12月18日蜀学研究中心成立会议于西华大学校园召开，出席会议者有四川省教委、省文化厅、四川省社科院、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乐山师院、巴蜀书社、郫县文化局的领导及学者五十余人，西华大学学生代表二百余人列席。会议由西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蜀学研究中心主任曾德祥主持。西华大学校长罗中先作“弘扬蜀学为四川建设文化强省而努力”的讲话，他说：

新组建的西华大学文史学科聚集了一批致力于地方文化研究的教授和专家，有一定的基础。四川省文史研究馆云集了一批有名望的文史专家，学术力量强，与西华大学共建“蜀学研究中心”，开门办馆，服务社会，可以更好地促进学术研究和优秀文化传播。西华大学依托蜀学研究中心，有利于加强文史学科的建设，促进学校向综合性大学发展。

罗中先校长继而介绍了蜀学研究中心的机构设置，提出“条件成熟时，创办《蜀学》专刊”。会上有六位学者相继发言，各自题目是：蒙默《蒙文通先生关于“蜀学”研究的意见》、王文才《蜀学的兴起》、龙晦《蜀学的特点》、谢桃坊《关于蜀学研究中心的工作建议》、迟乃鹏《蜀学研究中心的任务》、谢元鲁《关于创办〈蜀学〉辑刊的意见》。会后的中心工作是筹备召开首届蜀学研讨会。

2004年4月21日至22日四川省首届蜀学研讨会在郫县桃园会议中心召开，近四十位学者参加，收到论文三十余篇。西华大学校长罗中先致开幕词，表达了办好蜀学研究中心的愿望，希望加强与省内外专家的联系，做强西华大学人文学科。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隗瀛涛回顾巴蜀文化研究的状况，展望蜀学研究的未来，明确提出蜀学研究中心的任务是以传承文明，开拓创新为己任。他强调蜀学研究应该有自身的鲜明的特色，应该以蜀中学者个案研究为基础，开展断代的研究，或专门学科的整体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蜀学总论的研究。在会议中龙晦、龙显昭、祝尚书、谢桃坊、王定璋、曾绍敏、胡昭曦围绕蜀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和范围，以及蜀学与巴蜀文化的关系展开讨论，向熹、邹礼洪、邓经武、陈德述、张建锋、夏文光对蜀语的形成、古蜀先民的图腾崇拜、近代四川书院教育、巴蜀哲学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交流，张绍诚、冯广宏、徐宁、杨正苞、粟品孝、迟乃鹏、邓郁章、姚正等对蜀中学者个案研究作了发言。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李大明在发言中充分肯定蜀学研究中心的学术特色，建议设在四川师范大学的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与蜀学研究中心联手，共同为四川社会科学做贡献。此次会议为深入展开蜀学研究奠立了基础。

四川省第二届蜀学研讨会于2005年11月27日在郫县团结镇召开，参加会议者主要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西华大学、成都大学、乐山师范学院及宜宾学院各学术研究机构负责人及学者四十余人。会议由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康济民主持。蜀学研究中心主任曾德祥总结了中心自成立以来开展学术活动和完成的工作，勉励中心研究人员定期开展学术交流，编辑出版高质量的《蜀学》辑刊。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张在德充分肯定了中心取得的良好的学术影响，宣布中心机构调整方案，希望更进一步整合双方力量，推进中心工作。西华大学校长罗中先希望西华大学与文史馆进一步加强合作与交流，围绕学科建设，深化蜀学研究，多渠道争取项目，扩大西华大学的影响。乐山师院税海模介绍了郭沫若研究中心的发展思路、队伍组织和学术研究运行机制。宜宾学院何仁富介绍了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开展工作、举办学术活动，与地方政府合作的成功经验。成都大学邓经武对“成都学”研究作了交流。会议对蜀学研究的总思路、蜀学研究中心的发展，以及《蜀学》辑刊的出版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我们要全面开展蜀学研究工作是很困难的。当中心成立之初，我即坚持创办大型学术辑刊《蜀学》，以此刊团结省内外及国外学者，发表有关蜀学研究的论文，争取每年出一辑。谢元鲁先生支持此意见。他认为只要连续出版五辑，必将在学术界产生影响；否则这个中心将会流于虚设。为此我们全力准备出版《蜀学》。我认为蜀学的核心是研究蜀中的学术思想，计划组织关于蜀学理论、蜀学史、蜀学思想、蜀中学者研究和蜀学文献研究等方面的论文。辑刊定名为《蜀学》，每年刊行一辑，每辑四十余万字，繁体横排，标准十六开本，连续出版。此计划得到西华大学领导的支持，《蜀学》终于在2006年9月由巴蜀书社出版。我谨写了发刊词以表明本刊宗旨：

蜀学乃中华学术之一，特具四川地域文化之优长。其肇起汉初，衍于晋唐；繁盛于两宋，至晚清而复昌。自近代西学之东渐，时与维新，在京师设讲堂以提新学，于川中办蜀报作时事平章。梁任公以专学命题，引为重视；蒙文通撰专文议论，愈益显彰。故渊源有自，名实相当。兹创辑刊，新辟园地，探讨学术，不分界疆。冀我蜀同仁，学界师友，域外方家，咸为支持，盛举共襄。为继承蜀学传统，繁荣中华学术，黾勉竭力，行建自强。夫自由独立，乃学者品格之展现；求新辩难，为臻至高境之直航。朴素谨严，倡实学之风；持理争鸣，为求真而商。岷山苍苍，岷水泱泱。蜀学事业，山高水长。蜀学之光，我辈弘扬。

此刊出版后因是关于蜀学研究的专门学术刊物，内容多样而充实，设计古朴典雅，甚受学界欢迎，尤其得到蜀中老一辈学者的大力支持。在《蜀学》辑刊出版后，为了总结经验，蜀学研究中心于11月25日在新繁北湖活水源召开工作总结会，西华大学和四川省文史研究馆三十余位学者参加会议。会议由中心副主任邹礼洪主持。中心主任曾德祥总结说：《蜀学》第一辑出版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希望购买和阅读辑刊的读者很多；此后集中力量办好刊物，不断提高质量和水平，争取以刊物扩大中心的影响，以刊物团结学者，以刊物出好成果。我从学术的角度总结辑刊的成就与不足之处，强调提高质量，强调原创性，并通报了第二辑的组稿情况。西华大学地方文化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主任潘殊闲认为：蜀学研究与地方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发展研究都是很好的研究平台，在名称上占有优势，一定要很好珍惜，把它做好。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和西华大学文史教师围绕如何办好研究中心，如何提高论文质量，展开热烈讨论。文史研究馆馆长张在德指出：蜀学研究一定要紧密结合四川建设文化强省的需求，主动介入地方政府的重大文化项目研究。罗中先校长最后说：《蜀学》刊物是旗帜，是蜀学研究中心和学校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代表性的产物，这杆旗帜不能倒，也不可能倒；希望人文学院的学科建设抓住这个特色，凝炼学科方向，清理发展思路。

自2006年《蜀学》辑刊问世，讫于2011年，连续出版了六辑，共发表二百四十余篇论文。关于蜀学史和蜀学理论的了二十余篇，其中有《蜀学与蜀学研究商榷》、《蜀学的性质与文化渊源及其与巴蜀文化的关系》、《刘咸炘的〈蜀学论〉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文翁学堂图考略》、《论蜀学的特征》、《四川国学院述略》、《成都尚友书塾史述》、《我所知道的私立尊经国学专科学校》、《尊经书院研究》、《四川存古学堂及四川国学学校考略》、《〈蜀学〉再释》、《古蜀史料辨伪》、《记〈文史杂志〉创办前后》等。关于近现代四川学者的评论与介绍了近三十篇，其中有《廖平经学初探》、《蒙文通先生的经学思想与治经方法》、《论吴天墀先生研治西夏学的成就》、《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廖平经学述略》、《白敦仁先生学术述略》、《贺麟家世考》、《曾枣庄治学述略》、《刘伯谷先生访问记》、《刘孟伉先生学述》、《徐仁甫先生学述》、《谢桃坊先生词学研究述评》、《龙晦先生专访实录》、《宋育仁与其〈泰西各国采风记〉》、《石天河自述——在学术边缘上的足迹》、《龚荫的治学道路和学术贡献》、《试述蒙文通先生关于佛典与道经之研究》、《民国学者李源澄简论》、《刘咸炘对的态度》、《读向熹先生的〈简明汉语史〉》、《汉语史专家向熹先生访谈录》等。关于蜀学史料刊出有常璩的《蜀学之兴》、李石的《苏文忠公集御叙跋》、全祖望的《新学与蜀学》、刘咸炘的《蜀学论》、蒙文通的《议蜀学》、刘咸炘的《自述》、傅增湘的《宋代蜀文辑存序》、顾颉刚的《〈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记蜀国史事》、李调元的《童山自记》、谢无量的《蜀学原始论》、廖幼平的《我的父亲廖平》等。以上三项是《蜀学》辑刊最富特色的栏目，着重探讨蜀学理论，标榜和发扬近现代蜀中学者的学术成就，搜集蜀学史料，抢救近现代蜀学资料。这些是蜀学研究中的极重要的工作，甚受学术界的支持与欢迎。此外关于蜀中学术思想和蜀学文献研究的论文是《蜀学》的主体部分，共发表一百八十余篇，对从先秦至现代的蜀学个案均进行多视角的具体研究，出现了许多原创性的新成果。我们纵观《蜀学》辑刊，它应是专门性的、富于学术特色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大型学术刊物；因此它于2011年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和《中国期刊网》，受到学术界更为广泛的关注。

篇3

英文名称：Journal of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主管单位：四川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四川省南充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672-9684

国内刊号：51-1674/C

邮发代号：62-133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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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回想曹建的研究成果，可谓著述颇丰。最有代表性著作的当属其博士论文《晚清帖学研究》，他以深邃而独特的眼光，宽广的学术视野，不被狭隘的思维模式所囿，敢于突破众口咸认的“碑学笼罩”这一观点，从而直面历史，颠覆普遍认知，以得此作，并获得书法界一致好评，可谓是一场书学者的精神盛宴。

当我们依然沉迷于曹建先生的博士论文的时候，他的最新一部力作《20世纪书风观念与书风嬗变》已付梓出版。

曹先生新作《20世纪书法观念与书风嬗变》中，详细地介绍了文字改革、印刷技术、文艺思潮、绘画艺术及书法教育等演变对书法观念发展变化的深刻影响。正如本书第一章开头所言：“20世纪书法，充满着常与变的互动。书法中不变的发展规律，究竟是怎样被多元化的变革所影响，本书就分别以这几种不同的变革来阐释与书法观念的关系。”品读是书，不禁对其研究的各个领域的深度所打动，虽不为曹建一人所著录，但其研究团体能不为繁琐，勇于披荆斩棘的深入研究但凡能够影响书法观念的种种变革，其研究范围的宽绰与丰厚，其研究个案的详实与条理，实在让人不禁一振。先通观其文，再细细品味之后，我认真拈出几点，胪列如下。

一.范围宽绰，内容臻实

每个年代有各自的书法观念与学术风格，20世纪也不列其外，20世纪特有的时代背景注定使书法艺术经历血雨的洗礼。历来研究20世纪书风嬗变也略有几人，但真正能将20世纪各种变革与书法观念之关系梳理的如此明了的，却鲜有其人。叶朗曾说，我们有很好的艺术却缺乏很好的理论说明，那么书法这一重要的艺术发展到20世纪的命运究竟如何，只能借助对各项领域的研究来作阐释。

20世纪文字、印刷术、考古、绘画艺术、西方文艺思潮及书法教育等的各种领域的变革与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书法的前途与命运。文字是书法艺术的载体，印刷术决定着书法的传承，考古更是直接地震撼着书法艺术的取向，还有绘画艺术、西方文艺思潮和书法教育活动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书法这一传统艺术的命脉。通过对各个方面深层次的探究，真实的反映在书法上是对书法更新的认知与探究，是夯实书法基础的必要性。

二.专项研究极深极远

可以这么说，几乎很少有关书法艺术书籍能够如此详实而又具体的罗列出影响书法艺术发展的各项中国传统技术或艺术。其研究各项变革的深度与广度，实则震撼每一个读者的心。统观全书，我们不像是在读一本书，而是在读六本书，虽然各项研究字数不多，但句句、条条、框框都在详实的记录着历史的发展。

在探究每一个问题时，作者采用的是中西结合，古今结合以及互缘的方法（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以20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递进关系，成功的归纳与总结了每一个领域发展状况及其书法观念的影响。作者对每一项研究，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极深极远的境界。但是，我想，各项研究领域的研究与发展，远不止这些，或因于历史，或因于社会某些方面所囿。这些领域的研究还有待于完善，期待着后人更透彻的研究。

三.双线行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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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川重庆“抗战”时期的中心地位的确立

“五四”时期，川籍作家有的出国留学，有的在国内到处奔波，对四川的文学期刊关注不够，四川文学期刊影响不广。北京、上海作为文化的中心地位，把“五四”的启蒙思想辐射到其它中小城市，四川的报业作出了回应，而四川期刊文学反映当时现实生活的深广度却大为逊色。

抗战时期四川为什么会出现文学期刊繁荣乃至一时成了全国文艺的中心？梳理起来，就会发现一个鲜活的事实，因战争原因，大城市北平、上海纷纷成为日本军攻击的重要城市，大批文艺工作者逼迫离开，来到四川重庆，期刊也被迫迁往重庆。于是，重庆的文艺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增长起来。如：《文艺月报》、《文艺先锋》、《文艺阵地》、《文艺青年》、《文学》、《文学月报》等。四川重庆成为临时的文化中心。随着作家迁徙，文艺组织、刊物、高校也同时从上海、北京两地向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迁移。标志重庆在40年代开始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中心。

二、现代四川期刊在抗战文学与时代潮流中漫游

抗战以后的重庆，文学期刊的启蒙被救亡的主题压倒。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戏剧、报告文学皆进行抗日的宣传。还对抗战文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整个抗战文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

1.自由宽松的独特审美。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渝派文学”特质。“‘渝派文学’正由于其生存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而显示出与前两个十年所不同的审美取向和风格特征。作家自身经历着凄惨苦难的生活，往往对笔下人物的不幸遭遇注入无限的悲悯。‘悲’到让人透心凉，作品也尽显‘悲凉’的美学风格。对人的现实生存的关注，作品所体现出的悲悯人道情怀和悲凉美学风格，正是渝派文学独特的审美取向和创作风格”。集中展示了中国20世纪文学的实绩和成就。作家们满怀深沉真挚的爱，以文人的自由，去表现认定的独特的审美选择。在作品中捕捉并传达那些最感人心灵的悲愤情绪，构成底蕴深厚的抗战文艺，成为当时文化的载体和民族心理探析的杰作。

2.“救亡”与“启蒙”是时代主题。“五四”时期，文学启蒙的目的“重在国民性的改造，从而最后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面貌，这恰好说明它仍未脱离‘以天下为己任’的愤世忧国的文化传统；相反，倒是在更深刻的悖论中显现了文学启蒙中现代化主题的内在复杂性和现代性”。“五四”文学革命乃至抗战爆发前的各种文学思潮，着重强调的是文学与社会改造的密切联系，文学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启蒙作用。尤其关注个人生存的“危机”，文学启蒙的对象集中于下层社会，把唤起大多数下层人民的觉醒作为文学的基本任务。依然保持着改造国民灵魂的内涵。而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作为国统区的重庆，因期刊纷纷迁至此，再加之大批作家流亡到此，故四川期刊文学发生了重要变革，肩负起民族救亡和民众启蒙的双重使命。当时的一些文学期刊形式多样，呈现出特定历史时期文学想惊醒沉睡的国人的巨大冲击力。文章的标题，常直奔主题，作者想通过血和泪的书写，参军抗战的精神讴歌，传达出一种不屈的中国魂。这些文字以通俗化的语言对抗战进行了宣传，起到了启蒙和民族救亡的双重使命。抗战文化与现代启蒙文化构成了四川期刊文学的空间，这是中国“救亡”与“启蒙”大时代主题的映现。重庆抗战文学的重要成就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把救亡与启蒙结合在一起，继承“五四”传统，发扬光大。

3.抗战情结的抒写。现代四川期刊因表现抗战文学而独树一帜，呈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作家们努力开掘的抗战人物和故事所蕴藏的思想内涵，向读者传达一种感奋的力量，其爱国的情结引发共鸣，反映出那个特定时代社会的根本精神和文化风貌，从而获得独立的美学品格。有关、有关民族精神的题材就构成了现代四川期刊抗战文学的主要部分。

现代四川期刊与抗战文学情结，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最辉煌的一页，谱写了时代的最强音，实现了特定历史时期四川期刊文学审美创造价值，高扬了爱国精神和民族情怀。

[本论文是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启蒙、救亡与民族关系――现代四川文学与期刊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07Sd1103)。]

参考文献：

[1]司马长：《中国新文学史》(下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3。

[2]李 怡：《中国现代文学的巴蜀视野》，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

篇6

关键词：蔚县；古戏楼；建筑类型；艺术特色

基金项目：2012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12YS044）

1 蔚县古戏楼基本概况

河北省张家口蔚县虽地处偏远，但其历史悠久，春秋时的代国，秦汉时的代郡均指蔚县，北周时始设蔚州，清康熙三十二年改蔚州卫为蔚县，是历代州、卫、县的治所。明清之后，蔚县逐渐形成了商业集镇，在长达500多年的明清时期，集镇始终维持着繁华的古代商贸。生活的富足使蔚县人有能力关注文化享受，于是戏台成为每座城堡内不可或缺的建置，在蔚县素有“八百城堡、八百戏楼”之说。

据1958年文化普查，张家口地区保存完好的戏楼有2000余座，其中蔚县就有700余座，经过，1986年，再次普查，蔚县保存下来的仍有200多座。民国年间，西合营镇的群众，一年四季可以分别在南场、东庄、西庄等8座方位不同的戏楼前观赏戏剧，足以说明蔚县古戏楼之多。

2 蔚县古戏楼的主要类型

蔚县古戏楼有一面单观戏楼、两面对观戏楼、三面观戏楼、穿心戏楼及灯影台、家戏台和排戏台等10多种。其中多数为对面建有寺庙的一面观戏楼，但不乏独具匠心之作。

2.1 单面戏楼

单面戏楼多为硬山卷棚式，正面多完全开敞，两侧楹柱悬空（侧面南端上墙漏空），也称灯影台，如苑家庄灯影台、白中堡灯影台等。

2.2 双面戏楼

双面戏楼多为卷棚顶式建筑，南北向双面台口，七架梁，前后用三柱，分心柱向后移，瓜柱两侧方形角背。前后台口均为露明柱，皆作地仗层，外饰朱红漆，柱下均为鼓形白石柱础。金柱下为石鼓形柱础，下垫覆盆式础石。中柱一线原置木隔扇，隔扇两面均有彩绘、木雕。

2.3 三面戏楼

戏楼三面台口，中为主台口，两侧为副台口。主台口一般面对本村财神庙，按惯例每年旧历九月十七日正唱，以酬谢财神。代王城戏楼为单体卷棚歇山顶式建筑。檐柱12根，无金柱。檐柱均作麻灰地仗，外饰红漆。鼓形白石柱础。正五架梁四角置角梁，外挂风铎，梁头套兽。四角额枋、普柏枋出异形斗拱，四角均有脊兽。该建筑造型别致，独具匠心，如同一座楼亭。

2.4 穿心戏楼

宋家庄建有穿心戏楼，建于明嘉靖年间，别具特色，戏楼坐南朝北，面宽三间，进深四间，台基存高1.5米，建筑面积62平方米。台基中部留有两米多宽的走道，是村堡行人车辆的主要通道。唱戏时走道上搭盖木板，上面即是文唱武打的大舞台，台前的街道便成了看戏的场子。从远处遥望，依稀一座空心楼阁，别具情趣。穿心戏楼为蔚县戏楼一绝，实属罕见。戏楼硬山顶部分与卷棚顶部分之间置金柱四根。金柱一线置木制隔扇。明间原悬木匾，为清末贡生冯国华所书“观其声”三字。次间隔扇走马板上楷书字迹残缺不全，其书法有清代书法家金农的笔意韵致。宋家庄穿心戏楼的独具匠心之处，在于巧妙用村堡内有限的空间，因地制宜地将戏楼置于堡门内主街道路口之上，既不妨碍日常通行，又借用堡子的主街道作为戏场。此外，勾连搭式建筑屋顶的舒展流畅，紧紧相邻堡门楼的凝重规整，二者的轮廓线起伏变化，相映生辉。宋家庄村穿心戏楼有名气，自然前来献艺的戏班子也多。戏楼现存的题壁达20余条。

3 蔚县古戏楼艺术特色

3.1 做工精细

蔚县戏楼的做工之精细在其他地方是少见的，不少戏楼建造不次于古寺庙之典雅，古楼阁之完善。比如，郑家庄戏楼台基石条大小一样均匀，并刻有十分规则的花纹图案，台条缝十分窄细，戏楼前后檐八根柱子打磨得异常光滑，还经过精心彩油。八个石柱础浮雕着精致的图案，栏额、雀替木雕镂的空花、苍龙和麒麟惟妙惟肖。代王城的三面戏楼，系明朝建筑，已历经三百多年，如今依然挺拔如初，应归功于建造精细这一点。

3.2 造型考究

蔚县戏楼大多为卷棚或硬山顶，面三进二，木制隔扇，将舞台分为前台与后台。城南关的关帝庙戏楼座南朝北，通面宽8.5米，通道深9米，通高6.5米，台基高1米。单檐硬山勾连搭布瓦顶，后台三面有墙，前台无墙，台口次间使用垂连柱，给人的整体感觉是小巧玲珑、实惠美观、朴素典雅、别具一格。此外还有庞殿式、悬山布瓦顶以及琉璃剪边布瓦顶等不同造型。

3.3 装饰华丽

蔚县戏楼前檐柱头有木雕或泥塑龙头、象头、栏额、雀替均为雕镂空花图案、卷云海波、肚龙、麒麟或采绘龙凤花卉，壁上有戏剧人物壁画，柱子、梁架、檀条、望板均经油饰，檀垫多为彩画，木制格窗既精雕细刻又油饰彩绘，有的还设翼形斗拱。如南留庄戏楼，柱头木雕成龙头，前檐柱下有鼓镜式石柱础，雀替为镂空木雕行云，民间雕卷云游龙，次间雕狮滚乡球，擦、坊、栏题彩画也十分讲究。

参考文献

[1] 邓幼明. 张家口独特的古戏楼. 党建读物出版社，2006

[2] 肖晓丽. 巴蜀传统观演建筑. 重庆大学硕士论文，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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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巴蜀"竹枝"的酒香王子今，WangZijin

3.论抗战时期文化普及读物的出版与新启蒙运动的兴起张育仁，张夷弛，ZhangYuren，ZhangYichi

4.建国初期的《西南区禁绝鸦片烟毒治罪暂行条例》评析方勇，FangYong

5.朱熹关于封建伦理纲常"形而上学"化思想研究李禹阶，王吉平，LiYujie，WangJiping

6.智德·智能·才性四本——汉魏之际从重智德到尚智能的演变及影响孔毅，KongYi

7."致良知"视野下的教育思想廖小波，LiaoXiaobo

8.柯勒律治眼中的知识阶层刘耀辉，LiuYaohui

9.把欢乐还给儿童——论高洪波儿童诗彭斯远，PengSiyuan

10.生命哲学的诗意阐释——沈从文《边城》解读胡灿，HuChan

11.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化郭云，GuoYun

12.自然描写与现代小说的审美特征石现超，ShiXianchao

13.论师范大学学生的素质及其培养徐仲伟，XuZhongwei

14.人的本质及其教育立场——基于M·兰德曼《哲学人类学》的思考伍雪辉，WuXuehui

15.论文科研究生教学方式的"道"与"器"郝明君，HaoMing-jun

16.我国高等教育学历管理制度体系的创新与设计王剑华，WangJianhua

17.小学-初中聋校听力残疾儿童社会适应行为量表的编制申仁洪，王志强，ShenRenhong，WangZhiqiang

18.残疾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及实践研究李祚山，张文默，叶梅，LiZuoshan，ZhangWenmo，Yemei

19.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区域差距分析官永彬，GuanYongbin

20.论行政诉讼调解——调解制度植入的合理性史发忠，张松郁，ShiFasong，ZhangSongyu

21.法庭话语的会话活动类型之语用分析江玲，JiangLing

22.论我国民间组织设立制度之完善吕林，LǚLin

1.劳动、性别、身体与文化政治——论"十七年"文学的"劳动"叙述及其情感与形式李祖德，LiZude

2.学科史写作的难度与标准——评近年出版的四本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著作陈淑梅，ChenShumei

3.苏格拉底:灵魂的二重性与救赎刘莘，LiuXin

4."次道德"研究现状论析田方林，TianFanglin

5.试析鲁迅的"民主革命"观郝明工，HaoMinggong

6.法官职业化背离民主之倾向及其合理调整王晓，WangXiao

7.日本近世文论历史扫描靳明全，JinMingquan

8.西方游历小说文体与游历叙述模式的发展演变邓阿宁，DengA'ning

9.当代文本分析的理论实践之路——兼就《理论与文本的疏离》一文与王有亮先生商榷陈志华，ChenZhihua

10.文艺学中内容/形式范畴述论(1900～1949)王金龙，WangJinlong

11.君国与天下:汉赋中的天子、士僚与国家观念聂春华，NieChunhua

12.藏地祝酒诵词的民俗观念与审美李若岩，LiRuoyan

13.朱子与蔡沈《书》学异同考论陈良中，ChenLiangzhong

14.宋代四川与少数民族市马交易考述裴一璞，唐春生，PeiYipu，TangChunsheng

15.近代史札记二则——由大隈重信未刊函引发的思考徐跃，XuYao

16.三峡地区旧石器时代人工用火遗迹的重要发现武仙竹，肖琳，WuXianzu，XiaoLin

17.略论土家族古镇的居住环境及建筑特色朱世学，ZhuShixue

18.从权威权力到对话权力:大学管理权力运作方式的转变胡春光，HuChunguang

19.大众化背景下建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探讨李茂蓉，LiMaorong

20.乌江流域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研究马文斌，文传浩，MaWenbin，WenChuanhao

21.体验的"在场"——当代旅游消费的价值取向宋真，SongZhen

22.平生治业有谁知一路唯闻唱竹枝——读王慎之、王子今《竹枝词研究》韩帅

1.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教师教育改革创新——第六届全国师范大学联席会议纪要大会秘书组，ConferenceSecretariat

2.融入地方发展大局服务城乡教育统筹周泽扬，ZhouZeyang

3.我国职业教育师资立法问题研究陈久奎，李文海，ChenJiukui，LiWenhai

4.我国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法律思考刘敏，李文新，杨頔，LiuMin，LiWenxin，YangDi

5.职业教育法律责任问题探析——关于《职业教育法》修订的思考阮李全，甘一宏，刘娟，RuanLiquan，GanYihong，LiuJuan

6.苏格拉底:灵魂与身体刘莘，LiuXin

7.重建,而非摧毁——对海德格尔"克服形而上学"的再思考石碧球，ShiBiqiu

8.断裂的辩证法:福柯思想的反叙事性解读张秀娟，ZhangXiujuan

9.上古"改火礼"中"天时"观考论余琳，YuLin

10.荀子的"法、类"说与中国传统司法的"确定性"问题魏顺光，WeiShunguangi

11.中国西部文学的地方文化资源试析郝明工，HaoMinggong

12.欲望的旗帜与人文知识分子的出路——长篇小说《风雅颂》、《教授》阅读札记赵黎明，ZhaoLiming

13.侠义的落寞:《风尘四杰》的现实关怀刘大先，LiuDaxian

14.郭沫若历史剧《屈原》在日本的上演与影响权五明，QuanWuming

15.《文心雕龙》的"象"范畴杨星映，YangXingying

16.理论与文本的疏离——评刘俐俐教授的文本分析实践王有亮，WangYouliang

17.浅析水墨动画片的空间意识唐忠会，龚文，TangZhonghui，GongWen

18.宋代翰林学士知贡举唐春生，TangChunsheng

19.基督教与川康民族地区的农业改良——边疆服务运动中的农业生计事工考察邓杰，蒋慧，DengJie，JiangHui

篇8

纵目青铜像是三星堆遗址的标志器具之一。但它究竟代表了什么，具有什么意义，仍是谜团。美国学者贝格莱在文章中写道：“这种青铜面具，它的眼睛凸出16.5厘米，即使最大胆敢言的解释者也会踌躇，迄今为止，这一怪物仍然难以理解。”[1]

虽然被说成是“怪物”，但仍有许多学者对其内涵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华阳国志·蜀志》曾记载过“其目纵，始称王”的蜀人先王“蚕丛”的形象。刘章泽先生认为纵目青铜像是蜀人的太阳神形象。[2]赵殿增先生认为这种巨眼高悬的神，有可能是古代“蜀”字的起源依据。[3]王红旗先生认为纵目是表示“望远镜”，即一种测量距离的仪器，表示古蜀人对“望远镜”的崇拜。[4]美国学者巫鸿先生则认为：二号坑所出柱状眼睛的面具这个特殊造型可以反映某种“开目仪式”，空出的瞳仁首先单独做出而后经过二次浇铸，把它安装在面具空洞的眼睛上。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则认为：“三星堆铜人目凸出作柱状，可作直目看待，也许摹仿日神烛龙，取其可烛照九阴，在举行燎祭或大傩时，以作祀事对象，使众鬼惊恐无所遁形”[5]。还有人将纵目青铜像阐释为“德”的意思。[6]更有甚者，把纵目青铜像比附为外星人来蜀地留下的形象。

关于将纵目青铜像阐释为“德”的观点。甲骨卜辞中有“徝”字，从“彳”从“直”，一些学者将它释为“德”字。但“徝”在卜辞中呈现的是近似“巡查”、“征伐”的意义。因此，郭沫若等认为这不是“德”字，商人还没有“德”的概念，“德”是周初才出现的，是周人独有的概念。三星堆文化承接宝墩文化独树一帜，自成体系。宝墩文化距今大约4500年，而周朝建国当在前11世纪中期。重要的是，周人的德与礼乐制度相辅相成，物质载体为鼎，与古蜀地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故而将纵目青铜像分解为纵目——方牙，表示测定天象；耳朵——鸟的翅膀，表示德行天下，未免有些牵强附会。而一味将中原文化当作巴蜀文化的源头，并不符合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格局。

关于将纵目青铜像解释为“以作祀事对象”的观点。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为此提到烛龙的传说。该传说屡见于上古文献。如《楚辞·天问》：“西北辟启，何气通焉？日安不到，烛龙何照？”《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淮南子·地形》：“烛龙在雁门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见日，其神，人面龙身而无足。”高诱注云：“蔽，至也。委羽，北方山名也。一曰：龙衔烛以照太阴，盖长千里，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可见，烛龙当是中原文化的产物，具体而言，它原是楚文化的产物，后传播于北方地区。[7]楚文化传播至蜀则必当经过巴地，但目前考古工作者尚未在巴地发现此类祭祀迹象。此外，如果说古巴蜀人一开始便以其他文化区域的神话产物——烛龙作为原型参与隆重的祭祀活动，其可能性应该不是太大。

关于将纵目青铜像理解为反映某种“开目仪式”的观点。“开目”直译为张开眼睛，正常的人类都有一双眼睛，因而不太会作为特殊的道具使用。这里可能表示打开另一只眼睛，即打开第三只眼。作为一种仪式的话，它反映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同祭祀有关。第三只眼应该作为人与神灵沟通的工具，“开目仪式”便是祭祀时人与天联系的途径。但是，古蜀人通天的神物，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应为三星堆出土的神树。神树座呈圆形，有的座上有面向外下跪的武士铜人，树上有枝、叶、花卉、果实、飞禽走兽、铃、蝉等，是蜀人的“众帝”所上下往来天地之间的天梯。[8]

关于纵目青铜像为“蜀”字起源的观点。“蜀”字，《说文解字》说：“葵中蚕也。”《淮南子·说林》：“蚕与蜀状相，而爱憎异也。”《韩非子》：“鳣似蛇，蚕似蠋；人见蛇则惊骇，见蜀则毛起。”“蜀”字，在甲骨文中的写法便颇似虫形。

在四川绵阳盐亭县境内出土了石斧、玉璧、石璧、古桑化石、古桑残骸、金蚕、铜蚕、陶蚕、陶蚕房、陶茧、陶蛾、陶茧箔、陶俑、陶罐、陶缫丝盆、陶缫丝架、谷父蚕母、青铜跪俑像，兽骨指挥杖化石、“王凤瓦”、嫘祖轩辕石像等数百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土的古桑树化石和石斧，表明史前时代该地已宜于农桑种植。盐亭境内遗有西陵山、西陵寺古地名，印证了《史记》“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的记载。再联系到嫘祖养蚕的神话传说，“蜀”字起源当与养蚕有关，而同纵目人并无太大关系。

关于纵目青铜像是蜀人的太阳神形象的观点。对太阳和太阳神的崇拜，是人类早期共同的文化心理，在世界各地的早期岩画和文物中，有关太阳（神）的图案或其纹饰多得不胜枚举。但是，将纵目青铜像作为太阳神形象尚未有同类型的物品作为参照，当属孤证。出土于三星堆的青铜太阳轮、出土于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可能更符合作为太阳神的标准。

《华阳国志·蜀志》载：“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纵目”是蚕丛氏的体貌特征，石棺椁是蚕丛氏的丧葬方式。“纵目”即竖目或直目，反映在实物中，可能就是眼球外突和眼角上翘。流传于茂汶羌族地区的《羌戈大战》记载了戈人也即戈基人的特征：纵目、有尾、居石洞、葬石棺，与上述的蚕丛有很大的相似性。根据林向先生的说法，“纵目人”为岷江上游的古老居民，所谓纵目者，即戈基人也。民间传说提到，戈基人眼睛不能平视，平视须埋头纵目，人矮且壮，眉骨凸起，面宽目纵，齿大如指。后来戈基人在与羌人的斗争中失败。他们被羌人赶走后，去向成谜。按多数学者的看法，蚕丛氏当是羌人的一支。[9]由此而论，既然戈基人与羌人都同出岷江流域，他们的体貌特征应该具有相似性，这便是“纵目”也反映在蚕丛氏体貌特征上的生物学依据。故而林向先生断言：“纵目人是古蜀国蚕丛氏之特征。”[10]

蚕丛从川西高原来到川西平原后，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为了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放弃了原有的一些习俗（如石棺葬，因在川西平原不容易找到石头而被抛弃）；然而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却保存下来。这反映在物质层面上，便是制造出纵目青铜像。“其目纵”乃是该人种的生理特征，“纵目青铜像”是其祭祀仪式上的文化符号。对“纵目人”的纪念，也就是对祖先的崇拜。这方面，徐学书先生的观点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这种巨大的，具有蚕丛氏体质特征，并为蚕丛氏之后第三代蜀王鱼凫氏崇祀的，形象合一的偶像，应是此次祭祀被祭的历代蜀人所共同的祖先神——蚕丛神的偶像。而青铜立人像，当是此次祭祀的主祭者。其余众多的青铜人像，当为参加祭祀的民众。”[11]既然纵目青铜像是古蜀人心中的偶像，那么其造型有所夸张当属情理之中，但夸张的部分并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符合艺术夸张的定义的。

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科考队历时8个月寻找，在四川平武发现了古蜀国“纵目人”遗民，为破解三星堆青铜人面像“纵目”之谜提供了新的线索。根据科考队的介绍，在龙门山深处摩天岭上的刀切加寨某家村民均为“纵目人”。这个家庭中的某女与三星堆青铜人面像“纵目”比较，相似度达90%以上。在平武白马乡的水牛家寨、扒普加寨、色腊路寨，有“纵目”特征的人也较普遍。另外，科考队在刀切加寨发现了“三目神”面具，它是当地人在祭祀山神、跳传统“曹盖舞”时佩戴的。在当地惟一继承了“三目神”面具制作手艺的老艺人家里，科考队看到了仅存的两个面具，该面具的眼睛与三星堆青铜“凸目”人像具有惊人的相似性。[12]

结合以上材料，我们有理由认为，青铜像的“纵目”当是岷江上游族属的生理特征。后来蚕丛氏从川西高原迁徙至成都平原后，出于对祖先的崇拜，制造了此纵目青铜像。而此青铜像又附着上艺术的加工，使得原本凸出的双眼更加明显、更加传神。纵目青铜像是一种人神同形、人神合一的意象造型，巨大的体量、极为夸张的眼与耳都是为强化其神性。它应是古蜀人的祖先神造像，是对祖先的崇拜。

注释：

[1]转引自〔德〕罗泰：《奇异的凸目》，巴蜀出版社，2003年版。

[2]参见宋镇豪、肖先进主编《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3]赵殿增：《从眼睛崇拜谈蜀字的本义和起源》，《四川文物》1997年第3期。

[4]王红旗：《三星堆人有望远镜吗》，《文史杂志》2002年第1期。

[5]饶宗颐：《西南文化创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6]蒲卫平：《我对三星堆纵目面具的认识》，《重庆晚报》2011年6月29日。

[7]蔡哲茂：《烛龙神话的研究——以现代天文学来印证》，《国立政治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类）》第68期上册，1994年。

[8]参见段渝、邹一清：《三星堆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9]参见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附一《蚕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0]林向：《周原卜辞的“蜀”——兼论岷江上游的石棺葬为蜀人墓葬》，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11]徐学书：《关于三星堆出土青铜人面神像之探讨》；《四川文物》1989年第1期。

篇9

论文摘要: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明史，在所属民族、地域的不同各种文化发展又各有差异，其中以汉族的文化为发展的主流方向，这里我就以汉民族文化发展的影响下，所产生的一种典型居住文化“四合院”的发展历史为主，来说明民族文化对于环境设施的影响。 

 

中国民居由于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建造，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征。以汉族为例，最典型的建筑就是——四合院。 

我国最早的四合院建筑形式出现于西周时期。其典型特征是外观规矩，中线对称，用法极为灵活，四合院的大体分布为大门、第一进院、大堂、第二进院、书屋、住宅等，两侧有厢房。各房有走廊，隔扇门相连接。四合院是封闭式的住宅，对外只有一个街门，关起门来自成天地，具有很强的私密性非常适合独家居住。 

自四合院问世以来，因其外封内敞的空间正符合中国传统的宗法观念，所以在各地普及开来。在漫长的历史中，其自身不论是从建筑外观还是到室内地格局分布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形式和内容，体现了中国建筑文化传统的深厚美学意蕴。其中以山西、陕西、北京、河北等地的四合院最具代表性。 

从发源地陕西到荆楚的汉阳长沙；从巴蜀到燕赵故地，四合院的院落式住宅，几乎成为各地住宅的基本模式。只不过因环境，气候，生活习惯的差异而略有不同。如：东北四合院的常用单扇门，而不是我们常见的中国传统的双扇门、堂屋背后设“倒闸”作为贮物间。华北地区民用住宅中的一种组合建筑形式，是一种四四方方或者是长方形的院落。北京的胡同一般是东西走向的，主要以走人为主。四合院的院门，大都采用木板大门。四合院中，有正房，即北房。这是院中的主房，符合中国传统建筑学中做北朝南的说法 ，而且，一般四合院的走向也是坐北向南的。东西两侧，为东西厢房，一般都比较对称，建筑格式也大体相同。它的主要用途是来宾客或家中辈分较小的人用来居住。南面建有南房，与北房相对应。整个四合院，大都按照中国传统的习惯，采用对称的办法建筑成。当然，在南北、东西房形成的角落中，也有耳房。这种耳房，有的用来储存粮食，在北方还常常用来饲养牲畜，也有用来做厨房的，还有一个角落，一般是西南角为厕所，而东南角，则大都是院子的大门。 

有些地方，为了使院落更加美丽大方，还专门点缀一番——在院落一进门处的正对面，修建一个“影壁”。在正对大门的这一面，一般都会有一些植物图案或者大幅的书法字样醒目地放置影壁正面，上书“福”、“禄”、“寿”等象征吉祥的字样，以达到装饰的目的。也有一部分影壁，上面绘上各种吉祥的图案，如“松鹤延年”、“喜鹊登梅”、“麒麟送子”等等，给四合院内制造了一种轻松写意的文化气氛。如果是在农村则多采用“五谷丰登”、“吉祥如意”的字样或图画。这种影壁，设在大门之内的迎门处。四合院院内，有用石板铺的，也有砖铺地的和鹅卵石铺地的。无论是怎样铺，院内总要留出几块地方做种树，栽花之用，以作为庭院的点缀装饰，这也正是四合院结构的一大特点 。 

四合院内宅居住的分配是非常严格的，各个房间的的坐向决定了它们在宅中的地位。内宅中位置优越显赫的正房，都要给老一带的长辈们居住。 北房一般习惯建三间，其中仅中间一间向外开门，称为堂屋。两侧两间仅向堂屋开门，形成套间，成为一明两暗的格局。 堂屋是家人起居、招待亲戚或重大节日时设供祭祖的地方，每到此时总会在堂屋摆案起香，而另外两侧多做卧室。在封建社会的一夫多妻制度下，东侧为尊，是正室居住的地方，西侧为卑，则由偏房居住。 东西耳房--可单开门，也可与正房相通，一般用做卧室或书房。东西厢房则由晚辈居住，厢房也是一明两暗，正中一间为起居室，两侧为卧室。后罩房——中型以上的四合院还常建有后军房或后罩楼，主要供未出阁的女子或女佣居住。 这种后罩房的格局在古代的封建家庭中是常见的，但四合院这种居住形式发展到现在，后罩房这种分割已经被取代。 

以北京的四合院来说，自从元朝正式建都于北京，元朝统治者开始了对都城的大规模规划和改造，可以说北京的四合院就从那时起与北京的宫殿、衙署、街区、坊巷和胡同同时出现了，并且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胡同文化”。据元末熊梦祥所著《析津志》载：“大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街通”，这里所谓的街通就是老北京常见的胡同。从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出四合院在当时的规模和基本形态。明清以来，北京四合院虽历经沧桑，但这种基本的居住形式不断完善且适合居住要求，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四合院形式。 

一般的四合院都有二进院落，大型的有三四进院落和花院，这种大型院落一般是有些身份的人才可以住，一般的人大多是二进院落。二进院落一般是在东西厢房之间建一道隔墙，有内外宅之分。内外宅之间一般建豪华的垂花门，垂花门内有影壁，只在有重大活动时才打开，旧时人们常说的大户人家的小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道门就是指的此门。大型四合院最后一排正房为后罩房。 

在四合院的建造和居住当中，对于风水是极为讲究的，风水学说，实际是中国古代的建筑环境学。其中还包含着“五行相生相克”的迷信色彩。除去风水学说对四合院的影响外，四合院的装修、雕饰、彩绘，甚至主偏房的布局也处处体现着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表现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幸福生活、美好事物、富裕、吉祥的追求。如以蝙蝠、寿字组成的图案，寓意“福寿双全”，以花瓶内安插月季花的图案寓意“四季平安”，而置于门管、门头上的吉词祥语，附在檐柱上的抱柱楹联，以及悬挂在室内的书画作品，即是主人性格，抱负的表现，又使得整个庭院充满了文化气息。 

四合院作为一种早期的住宅，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形式，它有其自身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底蕴，是民族文化与建筑艺术结合的最好考证。 

 

参考文献如下： 

[1]庄裕光.古建春秋.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1 

[2]王其钧 中国古建筑语言.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1-1 

[3]萧默编著 《建筑意》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1 

篇10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267-02

一、文化生态学的起源

早在1870年，“生态”一词就被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使用，当时主要是指生物的聚集。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文化地理学之父卡尔・苏尔从景观出发，研究文化景观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并对文化生态学的方法论进行了探索，创立了“伯克利学派”，又称“文化生态学派”。1921年，美国学者卜欧克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首先提出了“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这一学术术语，他和伯杰斯开始在芝加哥大学带领研究生展开对该问题的研究，被称作是城市科学的“芝加哥派”。[1]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和克罗伯提出了文化的“环境决定论”和“环境可能论”，为文化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生态方向。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观点是，文化生态学诞生于美国，由美国人类学家J. 斯图尔德提出，他在1955年出版的专著《文化变迁理论》中完整地阐述了文化生态适应理论。在该书中，斯图尔德认为文化变迁就是文化适应，这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过程，称为文化生态学。[2]这一观点的出现也被认为是文化生态学学科正式诞生的标志。文化生态学比较重要的观点是“文化生态适应”理论、“文化核心”与“文化余留物”理论。

二、文化生态学的发展

斯图尔德正式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整个50年代，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人类学领域，并且没有形成一套正式的方法论和学科范式。直到60年代末，在斯图尔德的影响下，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态学著作问世，即R・内廷的《尼日利亚的山地农民》、R・拉帕波特的《献给祖先的猪》和J・贝内特的《北方平原居民》。这些著作丰富了文化生态学的内容，界定了研究范围。

70 年代，霍利对赞比亚的多加人继承模式的变化进行研究，哈里斯提出“文化唯物论”，这些文化生态问题的成果，大大地深化和拓展了斯图尔德的研究。[3]在这段时期，文化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也开始扩宽，如加拿大心理学家伯里认为，生态背景与社会政治背景通过人类的生物适应与文化适应发挥作用，人类个体接受生态影响、遗传传递、文化传递及文化融合等的作用，产生可观察的行为和可推测的心理特征。[4]

80年代，美国学者哈里斯创立了文化唯物主义，并出版了同名著作《文化唯物主义》，这标志着文化生态学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主要强调“基础决定论”，即基础结构决定结构、结构和上层建筑构成文化体系。[5]

90年代，美国学者罗伯特・F・墨菲指出，文化生态理论的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6]同时期，文化生态学也成为了美国人类学系和人文地理系的核心课程。1994年，芬兰总统M・阿赫蒂萨里在国际传播研究年会的致辞中首次用“文化生态”来表现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造成的严重问题以及在“信息有产者”与“信息无产者”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7]1995年，日本学者发起了关于文化生态学的国际研讨会，并于1997年出版了D・克里克的《文化生态学：文化中的传播》。1999年9月在吉隆玻召开了“文化生态学国际讨论会”，来自亚洲和欧美等国的学者分别对本国的研究情况进行了交流。

三、文化生态学在中国

我国早在20世纪初，就有学者开始关注文化生态，如、冯友兰、梁漱溟等人在研究文化生成机制时，就试图从生态环境角度说明文化的差异性和民族性，进而进行优劣比较与选择。[8]尽管这些属于静态研究，但是启发了我国人民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与反思。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民族调查的兴起与发展，我国文化生态研究也呈现出一片热潮。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关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迅速增多，学者们不断对斯图尔德的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如江金波提出，现代文化生态学理论应包含进化论、人地关系论、文化时空耦合论、系统结构论、生态功能论、景观感知与映射理论等。[9]尤其是21世纪，文化生态学在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生态学、教育学、传播学交叉的新兴学科，文化学是其研究对象，生态学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

四、文化生态学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意义

（一）有助于深刻认识地方文化资源的本质与特征

一个地区的文化资源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在长期的历史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地理位置有关的文化特征。如燕赵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等等，就是不同自然环境下产生的文化资源。在文化生态学的视野下研究不同的文化，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的整体性、延续性和发展性。

（二）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保护的意识，使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文化生态学主要侧重于研究在自然、文化、社会等环境中各种文化的相互关系以及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性等内容。将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融入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中，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文化生态保护理论是一种系统的、整体的保护，在保护过程中既要保护文化资源本身，也要注意环境对文化资源的作用，使文化资源与环境处于和谐状态。

（三）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防止出现庸俗化开发

纵观我国现在的文化资源开发现状，无不是依托地方文化资源，以地方文化资源为主体。这种资源依托型开发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对资源无节制地利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资源的重复浪费。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庸俗化开发，如对古镇的开发，全国各地的模式如出一辙，毫无新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提倡文化生态学中对文化的尊重和认可，让文化资源体现出它的生命特征与价值。提高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就保证了文化资源在时间上的传承和在空间上的扩布，文化资源也会因此而更多元和丰富。

参考文献：

[1]邓先瑞.试论文化生态及其研究意义[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94.

[2]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19-120.

[3]戢斗勇.文化生态学论纲[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4，（5）：2-7.

[4]侯鑫.基于文化生态学的城市空间研究[D].天津大学，2004.

[5][美]马文・哈里斯著.张海洋，王曼萍译.文化唯物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83.

[6][美]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人类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79.

[7]黄育馥.20世纪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J].国外社会科学，1999，（06）：22.

[8]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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