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文化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阿拉伯文化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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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6--01

一、西班牙文学的创作背景

约1300多年前，在阿方索十世的统治下，卡斯蒂利亚地区流行的文学语言是卡斯蒂利亚语，西班牙文学在这一时期开始萌芽并逐步发展。西班牙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地理位置较敏感，连续多年遭受其他国家的侵略，战事不断。而也因为他国入侵，不同的民族文化被带到了西班牙，使得西班牙文学主题在东西方各种文化的影响下逐步演变。这一时期，西班牙民间流行着各种通俗简单的诗歌或民谣，无论哪种文学形式，都不约而同地阐述着战争的主题，很多作品都会表达出作者对于和平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后来，随着戰争的愈演愈烈，人们对于和平的向往也更加强烈，对于与战争相关的文学作品也更加关注，这些以真实战争为主题的艺术性描写逐步被延伸，而后诞生了具有古典风格的文学形式——谣曲。西班牙人在创作谣曲时会下意识地使用拉丁文学用语、地方方言等，使得谣曲的文学表现形式更加丰富，这就渐渐形成了安达卢西亚阿拉伯诗歌的特点。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和演变，谣曲的用途更加广泛。谣曲中的很多作品都能够直接且深入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并且正处于文化多元化的时期，所以，谣曲具有非常大的信息量，为西班牙文学研究者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源。

时间不断向前推移，西班牙经历了多年战争之后，终于在文艺复兴时期迎来了统一，此时诞生了一种艺术谣曲，在后来的很多年中以主导地位占领着西班牙文学领域。与此同时，我国的活字印刷术、造纸术等也被传入了西班牙，为西班牙文学的发展带去了东方文化。在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下，西班牙人逐步找到了自身民族前进的目标和方向，追本溯源地寻找自身民族文化，而后开创出了具有自身民族风格的文化形式，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二、阿拉伯文化对西班牙文学的影响

1.西班牙文学中的阿拉伯渊源

从某种程度上说，阿拉伯军事入侵西班牙有弊也有利，在统治西班牙的800年间，阿拉伯文化对西班牙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没有阿拉伯文化进行影响和渗透，西班牙文学可能不会出现黄金时代，也可能会出现得非常晚。西班牙的文学内涵及特征具有多元性，其包含了西班牙自身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包含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内涵，其中，阿拉伯文化对其影响最为突出。

西班牙文学的源头——古典谣曲包含了摩尔人、历史、战争、爱情、生活等各种内容，一般是由诗人在四处奔走的过程中进行弘扬和传唱。其中，摩尔谣最开始带有嘲讽、仇恨的主题色彩，后来，西班牙经历了诸国间的纷争之后，同时受文艺复兴思潮的影响，逐渐以人道主义主题色彩活跃于文学领域。到了十六世纪初，艺术谣曲诞生，其诗歌形式同古典谣曲相类似。西班牙谣曲在东方印刷术和造纸术的影响下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演变及发展，后形成了西班牙文学的一种形式。阿拉伯人将阿拉伯文学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卡里莱和笛木乃》《一千零一夜》等文学著作带到了西班牙，这些作品的题材形式、布局结构、创作思路及手法对西班牙文学作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后有更多的阿拉伯文学逐渐被传入西班牙，使得西班牙文学得到滋养。

2.阿拉伯文化对西班牙文学的后期影响

在阿拉伯文化的影响下，西班牙文学得以形成和发展。犹太人将《玛卡梅集》传到伊比利亚半岛，催化了西班牙小说中流浪汉角色的形成，同一时期，也衍生出了以仇恨和嘲讽为主题的摩尔谣。在西班牙文学的黄金时期，小说和谣曲各自绽放光芒且持续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两种形式的巴洛克艺术，但是二者的主题截然不同，一个比较自然随性，更重视整体的和谐感；另外一个更注重原创风格，重视多样变化和夸张手法。两种对比鲜明的艺术风格都有各自的代表作和拥护者，且一出现就在西班牙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在文艺复兴思潮下，西班牙文化走向了大相径庭的道路，其依靠自身多元复杂的理念及全新的审美观，改变了传统的写作手法，在文学领域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并充满生机。

西班牙文化的黄金时期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这一时期，西班牙诞生了很多卓越的文学家、艺术家及文学作品。而这一时期，也是西班牙受到战争重创的时期，犹太人、阿拉伯人的入侵让西班牙人民过着生灵涂炭的生活，而与此同时，西班牙文学却因为受到多民族的滋养而绽放异彩，东西方文化对此时乃至后期的西班牙文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玛卡梅集》就是西班牙文学受到东西方文化影响的典型作品。除此之外，比较出名的西班牙小说《唐吉坷德》，由“现代小说之父”塞万提斯著作，以阿拉伯民间故事为题材，因神秘曲折的写作手法而闻名于后世，该小说甚至能够并肩《一千零一夜》，由此可见其文学价值之高，同时也表现了阿拉伯文化对西班牙文学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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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讲唱 叙事诗 声调语言 藏族史诗 傣族叙事诗

对于讲唱故事的喜爱几乎是人类的天性，而创造与传述故事也是各民族均具有的才能。世界上很多民族都通过讲唱演讲本民族的神话传说、与传奇故事，并产生了流传千古的史诗。可是就汉族来说，我们的上古一直没有诞生过讲唱叙事长诗，于是我们是否具有这样一种天性与能力就成为了疑问。此一的原因学术界一直有议论，答案极其丰富，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的解答却涉及了整个民族文化的比较与，可以从各个不同的层面来进行。很显然，全面叙述此一问题的成因是本文所不能承负的重任，本文只想就此公案提出几个以往学术界所忽略的新视点，让大家评判一下是否说得通。鉴于史诗（Epic）一词在西方具有特定的含义，采用这一术语会使问题衍生很多不必要的枝节，所以本文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汉族上古没有产生讲唱形式的叙事长诗？我认为此一问题的解决，也能间接回答另一个难题，那就是汉族戏剧为何晚出？

一

我们先从容易想到的地方来回答这一问题。

尽管讲唱歌手是逐字逐句记忆还是每次演唱都会自由发挥这一问题国外学术界尚有争论，但无论如何，这两者都需要高度的记忆力，而后者还需要过人的表演技艺与创作才能。一些著名的长诗长度都是惊人的：印度的《罗摩衍那》长24000颂(一颂两行诗，每行十六个音)，《摩诃婆罗多》约十万颂，希腊的《伊利亚特》有15693行，《奥德赛》有12110行， 而由居素普·玛玛依演唱的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的长度则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232665行。而这还不能光凭一位不世出的天才的杰出记忆力，在文字产生之前的上古时代要使得这些长诗能够流传，必须代代都出现这样具有惊人记忆力的讲唱歌手。除此之外，讲唱歌手还需要一系列的表演技艺与创作才能，而这种表演技艺与创作才能除了天赋之外，更需要凭借广泛实践而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才干。具体来说，他们需要掌握一整套的复诵部件（recitation-parts）或重复套语(kliches)，然后根据事件进程的需要，紧密联贯地安排所有这些既成的构想部件。他要知道：

怎样将某一想法和与其相同的意念用寥寥数语一带而过，或者加上细节刻划，或者根据史诗的规模添入极其细腻的描绘。对于一个歌手来讲， “构想部件”越能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他的演唱就越不会显得雷同而富于变化，并且也就能够演唱得更为长久，同时也不会使观众因形象单调而感到厌倦。创造性地运用“构想部件”并善于操作和处理它们的技巧，是衡量一个歌手能力的尺度。[1]

因此，这是一项需要付出很大努力才能掌握的技艺。而对于业余讲唱者来说，偶尔出现一个具有惊人记忆力并具有表演与创作技艺的艺人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每一代都要出现一个或数个，不能有断层，那就会很困难。所以，长篇讲唱文学的出现有赖于职业化或半职业化的讲唱艺人的出现。只有把讲唱当作一项职业并能维持生存、甚至能赢得荣誉，像这样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事业才能代代相传，一直继续下去。

职业化讲唱艺人的诞生可以有多种多样的途径。富裕阶层的豢养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方式，但这种方式容易与民间减少甚至断绝来往，而且因为无须面对各种复杂的场景而使歌手创作才能下降。这种方式所起的作用常常是扼杀富有天赋的业余艺人，而不是催生伟大的职业艺术家，真正伟大的职业讲唱艺人一般来说总是诞生于民间的。

民间诞生职业或半职业的讲唱艺人也不是无条件的，它需要一个鼓励流动的文化氛围。因为在流动性很小的、固定的地域范围内，观众相对来说较少，长时期地讲唱同一个曲目也容易引起听众的厌烦，这样，艺人就无法维持生存。所以，职业性讲唱艺人必须是流动的，这就需要一个鼓励流动、视流动为理所当然的社会文化氛围。更加关键的是，需要一整套适合流动的生活方式：比如便于携带的生活必需品，比较容易获得的工具等。这就是原生性的讲唱文学为什么更多地出现在希腊、印度、伊朗这些以商业、游牧为主的文化之内，而很难出现在这样一个农业文化为主导的定居民族之中。

第二个原因是物质技术方面的原因。讲唱艺术的产生与需要一种轻便的、便于携带、并能演奏弦律（曲调与和弦）的乐器。乐器在讲唱演出中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有了乐器的伴奏，不但可以使唱腔增加美感，为观众乐于接受，而且可以利用熟悉的旋律以帮助记忆歌词，而在偶然遗忘或者某种即兴的场合，可以利用乐器演奏前奏、过门的间隙回忆或者即兴地临时编词。很显然，它不能是吹奏乐器如箫、竽之类，也不能是笨重与固定的如编钟、琴之类，而且，它应该是能够演奏旋律的，而不能仅仅只敲击节奏如木铎之类。因为不能演奏旋律的乐器在长时间的伴奏中会显得单调乏味从而演出效果。最适宜的讲唱乐器应该是弹拔和弓擦的弦乐器。弓擦弦乐器起源较晚，而且往往是在弹拔乐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所以，在早期乐器史上能否出现便于携带的弹拔式弦乐器就成为长篇讲唱文学是否能够存在并繁盛的要素之一。在中国的早期乐器史上，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这样一种利于长篇讲唱艺术产生的乐器。根据传说和出土文物，我们大致上能够作这样的判断：中国最早出现的乐器应该是击乐器，这其中经常被提及的有鼓、磬、钟、铃等，其他则有鼗鼓、柷、敔等打击乐器。在传说中出现的早期乐器还有管乐器，值得注意的是籥和埙，这些乐器要么只能敲击节奏，要么是笨重而不便于携带、要么不能在演奏的同时歌唱，所以作为讲唱艺术中的伴奏乐器无疑是不适合的。而早期社会是否出现像琴、瑟这样的弹拔乐器，由于没有文字学和考古学的证实是暂时只能存疑的。[2]即便是这些乐器出现时间很早，但从后世的型制来看，它们无疑是不便于携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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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音乐的历史记载，在其形态的表述中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音乐本身的性质与叙述音乐史料的性质的不同而形成的，实际上也是构成音乐史特征的重要依据。乐谱、传记、手稿等在欧洲的音乐史研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它们在亚洲音乐史中却并非如此，乐谱在音乐演奏和实践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与西方音乐相比可以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其数量也十分微少(相对来说中国和日本较多一些)。但不同的是理论书籍、美术、戏剧却相当丰富。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朝鲜在一般的史书中以音乐制度、乐律理论、历史沿革以及音乐美学等的记录得到了充分地整理和叙述。它与音乐家的传记不同，音乐史叙述的整体与音乐的本身同时得到记录。在亚洲，除文献史籍外，考古资料也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竽、瑟，三号墓出土的筑等乐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骨笛、陶埙等。除了出土文物外，美术上的壁画、浮雕等也十分丰厚多量，我国新疆地区的库车、吐鲁番，甘肃的敦煌、麦积山，以及柬埔寨的吴哥(Angkor)、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Borobudur)遗址等都记录了丰富的音乐历史资料。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大量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丝绸之路乐器实物，从公元752年收藏至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它们都是现在世界上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献史料

在亚洲的历史文献中，中国的史料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甲骨文，春秋战国便有了大量记载音乐的文献著作。另外，从汉朝开始，在中国的史料中，皇帝的敕撰史书可以视为正统的、高学术价值的史料。在这一类史书中以西汉司马迁首创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为开端，形成了后来的“二十五史”，被称作正史。它以纪传体编辑，体例上分为三大类：①以天子、国家大事的编年记录为中心的“本纪”；②记录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传记，其身份从皇后到奴隶兼有的“列传”。各项的分类之中有数卷“乐志”(“音乐志”或“礼乐志”)。书中对各王朝的音乐(主要是宫廷、国家、贵族、官僚等上层阶级所享用的音乐)从历史沿革、音乐制度，到律学、歌词等进行详细分述，但没有乐谱。除此之外，敕撰书中还有专门记载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乐典)、《通志》(卷49、50、64为乐志)、《文献通考》(卷128-148乐考)的“三通”与清乾隆时官修的《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六书，再加上1921年成书的刘锦藻编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共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现了集历代政治、经济、艺术等之大成并进行分门别类叙述的会要体样式——北宋王溥的《唐会要》(乐类共16个条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会要辑稿》(乐类4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会要体属典志断代史的体裁，在分类上比正史更为细致，史料也甚丰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献通考》(元)、《唐会要》(五代)等与“二十五史”乐志构成了古代音乐史料的主体。其次，除上述的正史外，春秋战国以来还出现了各种关于音乐的论著。以内容来划分，思想、美学方面的有公孙尼子的《乐记》、荀子的《乐论》、吕不韦所辑的《吕氏春秋》(战国)、阮籍的《乐论》(三国)；乐律学方面有《管子·地员》、元万顷等奉武则天之命所作的《乐书要录》(唐)、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宋)、朱载@①的《乐律全书》(明)、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东汉)、朱长文的《琴史》、朱熹的《琴律说》(南宋)、朱权的《神奇秘谱》(明)等；另外从断代史来看，除正史外，随笔、笔记、诗词以及小说等都是记载当时历史现状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如有关唐代音乐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南卓《羯鼓录》、(清彭定求等)《全唐诗》，有关宋代音乐有沈括《梦溪笔谈》、陈@②《乐书》、郭茂倩《乐府诗集》等。有关宋代音乐的除上述文献外，还有王灼的《碧鸡漫志》、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源的《词源》等，也是研究唐宋时期音乐不能缺少的文献。另有元朝的戏曲曲艺专著、明代以后的大量乐谱等都是构成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像这样全面系统的文献史料在印度、西亚伊斯兰教地区以及在欧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这样详尽、系统的史料书籍，为中国惟有的史料资源。

唐代以后，中国的学术、历史书籍得到了系统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现了称之为“类书”的体例样式，相当于今之百科全书。这类书籍大致有《初学记》(唐)、《玉海》《太平御览》(宋)、《荆州稗编》《三才图会》(明)、《古今图书集成》(清)等。上述书籍不管是敕撰的还是非敕撰的，它们都是从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罗列出来，分门别类地进行排列说明的书籍。因此，作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编辑过程中有讹传、误抄的可能，使用中应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这些史料。

在中国的音乐理论书籍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音律、音阶论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这同中国儒教的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古事件的解释存在着反复论述的倾向。这一现象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初见端倪，像从《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汉书·律历志》的五声、十二律、三分损益法开始，后由西汉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钱乐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宝年间的俗乐二十八调、南宋蔡元定的燕乐调与十八律，到明朱载@①的新法密律，他们对三分损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还宫的理论进行了近两千年的求索、换算。到了16世纪下半叶，当这个千年不解的转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时，却又被束之高阁、沉睡于书斋楼阁之中。这些理论几乎都没有真正得到实践。

(二)乐谱

从中国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所遗存的古老乐谱大部分被收藏于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乐谱是中国南朝梁琴人丘明所传(6世纪)的琴谱——《碣石调幽兰》，该谱的抄卷原藏于日本京都市上京区西贺茂神光院，现归东京国立博物馆，为唐人的抄本。这是一种用文字来表述古琴演奏的乐谱。唐代以后出现了减字谱的指法谱、奏法谱(tableture)，很多琴谱都被记录下来并用于实践。由文字所记录的奏法谱，约从唐代开始用于各种管、弦乐器的乐谱。从中国传入日本最古老的乐谱，现藏于正仓院的中仓，是一份共有三十七帖的古文书(写经纸纳受帐)，这份经卷上标明的时间为天平十九年(747年)7月26日，在其背面写有断简六行，即为《番假崇琵琶谱》亦称为《天平琵琶谱》。在琵琶谱中还有773年(宝龟四年)以前传入日本的《五弦琴谱》(五弦琵琶谱，通称为五弦谱)，现藏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另外，20世纪初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乐谱》，又名《敦煌琵琶谱》，今存三卷。该谱的抄写年代为五代长兴四年(933年)，是唐、五代时期的重要文献。中国的乐谱，特别是琵琶谱于平安时期在日本得到了传承。《南宫琵琶谱》或称《贞保亲王琵琶谱》、《伏见宫本琵琶谱》由宇多法皇的敕令南宫贞保亲王所撰，完成于延喜二十一年(921年)。在乐谱的最后附载着藤原贞敏于承和五年(838年)从中国传来的《琵琶诸调子品》(二十八个调，实际二十七个调)以及贞敏的跋文。到了12世纪中叶的长宽元年(1163年)又出现了源经信所作的《琵琶谱》；由藤原师长所作的12卷琵琶谱《三五要录》(1138—1192完成)；与《三五要录》同作者的藤原师长还完成了雅乐筝乐谱的集成《仁智要录》(1138—1192完成)。日本平安朝以后的雅乐琵琶谱、筝乐谱等都得到了模仿和创作，并较自然地传承了下来。但是这些乐谱由于对节奏记录过于简略，因此至今仍是学者们攻克的难题。

(三)朝鲜

朝鲜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交流一直很频繁，朝鲜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在史料的记载方式上与我国有着相似之处。《三国史记》、《三国遗志》、《高丽史》、《李朝实录》、《乐学轨范》、《增补文献备考》等史料以纪传体、编年体的形式构成主要的官撰书。《三国史记》为记载朝鲜7世纪前的三国时期的史料，是了解新罗、百济和高句丽历史的一部重要文献，其中记述了这一时期受中国音乐影响而形成的早期朝鲜乐器，如伽yē@③琴、玄琴及三竹等。但由于该史料成书于12世纪，离记事的时期过于久远，史料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应慎重使用。而15世纪成书的《高丽史》为纪传体，其中专门论述音乐的《乐志》部分是了解12世纪初期宋徽宗将大晟雅乐赠给高丽王朝后的历史现状，以及当时朝鲜宫廷中的唐的俗乐、宋的雅乐以及朝鲜固有的乡乐所构成的三乐在宫廷历史演变的重要音乐史料。《李朝实录》是一部由一千七百余卷构成的编年体巨著，记载了从李氏朝鲜太祖(1392—1398)至哲宗朝(1849—1863)近五百年的历史。其中15世纪中叶成书的《世宗庄宪大王实录》是了解15世纪上半叶世宗朝宫廷雅乐的重要文献，其中还有大量的礼仪乐与雅乐谱。

在朝鲜的史籍中，除上述的乐器、乐种及宫廷的音乐历史沿革以外，古典歌曲的歌词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如歌词集《青立永言》、《歌曲源流》等都是李朝(1392—1897)宫廷的音乐史料。朝鲜的乐谱大致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传承下来的，其独自的文字音标谱以及能明示其节奏的井间谱是朝鲜音乐迈出了重大的一步，由此一部分艺术歌曲得到了复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部分古典的乐谱得到了五线谱化。《世宗实录》、《世祖实录》中的乐谱虽然没有完全被翻译出来，但基于原来古谱的基础，通过各种手段被大量地译成现代谱并付诸演奏，实现了音响化。其中，国立国乐院的“朝鲜传统音乐出版委员会”于1969年出版了五卷以英文版附加解说的古乐集——AnthologyofKoreanTraditionalMusic(《朝鲜传统音乐选集》)，对了解和研究朝鲜传统音乐具有重大意义。玄琴及其奏法谱与现存的口授传承乐谱所作的比较研究，以及古谱的复原研究也比较深入。李惠求、张师勋等学者的著作对于平调、界面调等的音乐理论中经常使用的调子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从整个考古资料来看，朝鲜与中国和日本相比，文献与文物量虽不多，但对于中国的雅乐以及雅乐乐器的研究十分有益，特别是现在韩国留下的十分珍贵的资料，更不容忽视。

(四)日本

在日本的官撰史籍中，于奈良、平安朝时编撰的《六国史》(成书于720—901)为编年体，包括《日本书纪》30卷、《续日本纪》40卷、《日本后纪》40卷、《续日本后纪》20卷、《文德实录》10卷、《三代实录》50卷，是了解古代日本及奈良、平安时期宫廷文化的重要史籍。由于以编年体例撰写，没有分类的“乐志”部分，关于音乐的记事一般都散见于各个不同的章节。10世纪以后至11、12世纪出现一些实录、日记、随笔等，像《御堂关白记》、《中佑记》、《小佑记》、《九历》等都是这一时期十分重要的古籍。日本非常完好地保存了由中国及朝鲜等亚洲大陆传入的雅乐(实际上是中国的宫廷燕乐为主体)，并得到了传承与发展。延历十四年(795)出现了模仿中国的踏歌，9世纪初又出现日本创作的器乐合奏曲《鸟向乐》等作品，至9世纪中叶不仅诞生了许多雅乐的演奏名手，而且还创作了日本人自己的雅乐曲《西王乐》、《长生乐》、《夏引乐》和《夏草韦》等(注：见吉川英史《日本音乐的历史》，创元社，1965年，72页。)。13世纪以后出现了关于雅乐的一系列史料，主要有《教训抄》(@④近真，10卷10册，1233)、《续教训抄》(@④朝葛，1270—1322)、《体源抄》(1511年，丰原统秋，13卷20册)、《乐家录》(安倍季尚，1690，50卷)等。关于能乐的文献有《世阿弥十六部集》，还有声明理论书，筝曲、三味线等相关的理论书籍，它们构成了研究日本音乐的主要史料。上世纪80年代前后由日本的国文学界对能文献的解释，由声明学僧侣对声明的研究，声明、能乐等的许多文献史籍作为音乐史料也越发引起重视，并很快地得到深入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乐谱中有雅乐的乐器谱、声乐谱，能的谣本与吟唱的手付本，平曲的节付本，声明的博士谱，筝组歌与三味线组歌的文字谱，尺八的文字谱等。这些写本与少数的原版本都得到了整理并流传了下来。作为考古资料，以正仓院的乐器为首(共18种75件)，其中有很多古乐器得到了传承。其次有关音乐的资料还能从日本大量的绘画、雕刻等美术作品中寻找其渊源。因此就古代的音乐史料而言，现存日本的古代资料无论是质还是量都能与中国的史料相媲美。

(五)东南亚

在东南亚由于缺乏一般史书记载，现在传承的音乐大致只能推定到15世纪前后。要了解古代的音乐状况大部分还必须依靠中国方面的史料(正史中的东夷传、南蛮传等)。这一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越南。关于越南的史料有：《安南志略》，1340年成书；《大越史记全书》上中下，1479—18世纪末(编年体)；《大南会典事例》(1855年)礼部69—135卷有音乐的内容；《大南实录》20卷，1844—1909年成书；《历朝类志》，1821年著；《雨中随笔》19世纪前半叶。乐谱受中国影响很大，主要使用中国传入的俗字谱、工尺谱以及哼唱的打击乐谱。考古资料方面有柬埔寨的吴哥遗址(9—15世纪的佛教建筑群)，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遗址(建于公元800年夏连特王朝时期)，以及爪哇教时代的雕刻普兰巴南(Prambanan)遗址(建于9—10世纪的建筑群遗址)等都是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文化遗迹。

(六)印度

与中国等东亚国家相比，印度对音乐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15世纪以后出现了较多的作曲家、演奏家、理论家的传记、逸话等，还有一些口头传说的记载。在伊斯兰文化圈以及亚洲的音乐史中，最为注目的是众多的理论书籍。其中现存最古老的是2—5世纪成书的《戏剧论》(婆罗达著，共36章，其中第28—36章论述音列、音阶、调式、斯鲁提＜shruti＞、音律)，该书以舞蹈、戏剧为主，音乐也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其中对二十二音律、七声音阶以及音组织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还涉及了乐器维纳琴(Vina，弦乐器)等的演奏法。

继婆罗达之后的音乐理论家娑楞伽提婆(Sarngadeva，1210—1247)，是一位曾供职于宫廷的重要人物，他完成的《乐艺渊海》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著作。该书共七卷，分别对乐律、调式、曲体、作曲、歌唱法、节拍与节奏、乐器与演奏、舞蹈与表演等展开论述，是继《戏剧论》后印度一部重要的音乐论著。

其后还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理论研究著作，但真正的理论著述则是在13世纪以后再度出现的，这是由于伊斯兰教进入北印度之后，印度逐渐走向伊斯兰化。毫无疑问，伊斯兰音乐的科学性对印度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从这一时期开始，称之为印度音乐的灵魂——拉格(Raga)理论才渐渐地发展起来。

由于宗教的关系，在印度的音乐考古资料中，古代的美术(主要是雕刻和壁画等)与伊斯兰时代以后的细密画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七)西亚

西亚的音乐文献大致是从7世纪进入伊斯兰时代后才有记录的。关于这以前的阿拉伯音乐以及3世纪到7世纪的萨桑(Sassanidae)王朝的波斯音乐，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从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推测。波斯的音乐资料不太多，作为考古资料有塔克博斯塔恩遗址留下的一些未完成的浮雕作品，其中有竖琴、小号、琵琶类四弦乐器(Barbat)、鼓等乐器形象。7世纪以后西亚逐渐进入伊斯兰时代，史籍中关于音乐生活的记录、数量甚多的理论书、细密画为这一地区的重要史料。

二、历史研究状况

从20世纪初叶开始，欧美一些音乐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以作品样式为主要对象的研究逐渐转向以“音乐活动”整体为研究对象。而音乐史学的研究则是以音乐学与历史学交叉融合的一个学科，因此，如果音乐史限于“历史”这一个层面来理解的话，那么音乐史的叙述是建立在史料(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构成的。而史实是建立在对史料的收集、批判、分析与综合等的梳理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把握各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音乐的题材、样式等的历史流动，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来洞察和分析音乐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流动状态，把握这种历史流动的方式无疑是多样的。这种认识可以是以音乐的题材、样式为主体，也可以从美学意识、社会现象等方面来窥察音乐的实质，揭示历史的文化现象。

关于音乐史的著述，除通史外还包括断代史、音乐体裁史、乐种史等。史学著作有本国人写的，也有他国人写的。对于历史时代的划分也有各自的见解。体例也不一，种类、样式上非常多样。以下从音乐的世界史与国别史两个方面来举一些例子。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世界音乐通史上的话，C.萨克斯(CurtSachs，1881—1959)撰写的《乐器的历史》(TheHistoryofMusicalInstruments,NewYork,1940)是值得一提的，他把世界乐器的历史分为史前、古代、中世和近代，按东、西方历史发展的线索进行平行叙述。这可以说是世界上首次出现的以乐器为主体线索撰写的世界音乐通史。其后是德国学者W.维奥拉(WalterWiora，1907—)1961年完成的《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DievierWeltalterderMusik,Stuttgart)也是一部将东西方音乐现象融为一体进行横跨面平行叙述的世界音乐史专著。

这一时期作为一般史的世界音乐史的体系与研究方法还处于摸索阶段，因此，如何撰写世界音乐史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笔者认为，在将视线投入世界音乐史的撰写以前，首先必须科学地完善东方音乐史的学科体系。田边尚雄1930年的《东洋音乐史》，岸边成雄1948年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是其尝试。但是，两者在世界史和东方(亚洲)史的体系上观照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实欧洲音乐史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里民族文化的一体化现象，东方要比欧洲复杂得多，作为一个文化圈要形成体系是很困难的。无论是东方音乐史还是西方其他地区音乐史都难以完整地叙述各民族与国家从古代到现代的完整的音乐历史。在对世界音乐史的尝试中，有奥地利音乐学家安布鲁斯(AugustWilhelmAmbros)的《音乐史》(GeschichtederMusic，全五卷，其中前三卷是他个人约在19世纪下半叶完成的)，菲迪斯(F.J.Fetis)的《音乐家传记及一般的音乐书志学》(1835—1844)的音乐史那样，将东方音乐与古代欧洲音乐以横向的历史线索进行平行论述的专著。C.萨克斯《乐器的历史》和他的《音乐的起源》(TheRiseofMusicintheAncientWorld:EastandWest,NewYork,1943)其时代观显得比较暖昧。田边尚雄的《东洋音乐史》是以“中亚音乐的扩散”、“西亚音乐的东流”、“回教及蒙古勃兴的影响”、“国民音乐的确立”、“欧洲音乐的侵入与东洋音乐的世界化”五个章节分别进行论述的。岸边成雄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也同样把东方音乐史以“古代前期固有的音乐时代”、“古代后期国际音乐时代”、“中世纪民族音乐时代”、“近现代世界音乐时代”的四个时期来论述。上述的田边与岸边的著作都以亚洲为地域整体来叙说，但时代的划分以及某些历史观上有些分歧，不过像这样的通史在日本以外几乎很少。W.维奥拉《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设定为“史前与古代”、“古代高度文明中的东方音乐”、“西洋音乐的特殊地位”、“技术世界产业文化的时代”四个时期，其中在东方这一部分，如何去把握古代、中世纪与近代的断代划分上很不明确，这里存在着较明显的史料不足因素。

在叙述世界音乐史中，较重要的是对历史发展的评价。比方说中国的京剧、日本的能、印度的拉格、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等，这些音乐体裁、样式在世界音乐史中应该置于什么样的地位?像这样的比较与评价如何避免主观意识来建立起音乐史观是十分艰难的。仅仅展示一张详细的年表是不能成为史学的研究成果。以客观史实、全面横向类比的评价来建立起音乐史各时期的发展特征是非常必要的。对音乐的历史评价，体裁样式史与社会史不能分离叙述，因为音乐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及环境文化中产生的。

地域、国别的音乐通史是分别以民族、地域及历史断代、体裁分类来叙述的。除西方音乐史以外，中国、日本和朝鲜在国别史的通史中成果不菲。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末期就已经出现了对江户时期的音乐进行总体记述，尤其是特定种类的歌曲和净琉璃(一种说唱音乐)的专门论述著作——《声曲类篡》(注：《声曲类篡补遗》、《声曲类篡增补》都被收入《岩波文库》，1941年。)(斋藤月岑，1847)。该著作以净琉璃为中心，收集了江户时代的律调、词章，演奏者的传记、曲目、年表等。在这一领域内，它的资料详细，分析透彻，很具权威性。到了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日本音乐史中最初的通史专著——《歌舞音乐略史》(注：《歌舞音乐略史》1888年小中村清矩著，兼常清佐校订《岩波文库》1928年版。)(上下两册)是一部编年体著作，但其整体以详实的资料为基础，其历史的真实性受到高度评价，是一本对雅乐制度进行论述的最早专著。1932年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1965年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等可称为日本代表性的通史著作。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是一部从文化史的角度，摄取民族学的方法论进行撰述的著作，但是作为历史学的方法论略显陈旧。而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则是总结、归纳了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提炼出历史事实并以时代的顺序所完成的一部简练明了、忠实于史实的通史，但是整部著作中没有用乐谱来阐述音乐现象和理论问题，留下了一些遗憾。

中国现代出版的音乐通史大多出现在民国之后，均采用编年体的叙述方式。整体上来看大致有1929年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1934年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1935年朱谦之的《音乐的文学小史》、1953年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等主要的通史。上世纪的8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批的中国音乐史著作，尤其是古代音乐史方面，虽然其中不乏有独到见解之作，但是在一个国家中出现了如此之多大同小异的音乐史学专著，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中是少见的。关于中国音乐史还必须提到的是法国的东方音乐学者MauriceCourant，他在1921年撰写的《中国音乐史论》(EssaiHistoriquesurlaMusiquedesChinois)被收入由A.J.A.Lavignac编撰的《音乐百科辞典》(第一部、第一卷)，该书比较详细客观地论述了中国音乐的发展状况，同时也是一部最早的中国音乐通史。

关于朝鲜音乐史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飞速的发展。1964年由李惠求、张师勋、成庆麟共著的《国乐史》，1967年李惠求的《韩国音乐序说》，从体例到形式都非常完整，历史考证也深入细致。上述的通史，是以史料的考证、文献的解释及李朝以来的乐谱分析等，在各领域多层面进行研究所形成的著作。有关韩国音乐史学的研究，近年来除了本国外，欧美学者对其进行的研究，尤其是对唐宋以来中国流入朝鲜的宫廷音乐的研究也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势力(注：参见宫宏宇《韩国及欧美学者对流传在韩国的古代中国音乐的研究》，《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3期。)。

东南亚和印度的通史还没有完全形成系统。有关越南的传统音乐，陈文溪于1962年在巴黎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越南传统音乐》(注：LaMusiqueVietnamienneTradionnelle,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108,BoulevardSaint-Germain-Paris,1962.)是了解越南音乐的历史、传统器乐、乐律乐调、宫廷乐种、仪式音乐等的理论专著。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巴厘的音乐可参阅麦克非(McPhee)的著作。但是这些都是概论性的著作，作为通史还缺乏一定的文献史料上的梳理和积累。印度本国人写的通史有Prajnanananda的巨著《印度音乐史》(HistoricalDevelopmentofIndianMusic,1960)，以及《印度音乐的历史研究》(AHistoricalStudyofIndianMusic,1965)。此外，同时代的还有P.Sambamoorthy的《印度音乐史》(HistoryofIndianMusic,1960)。这些著作在史料的批判、考实性以及音乐史现象的解析、演绎上都还没有真正达到深入、详尽的研究地步，作为通史来说还只是一个初级阶段。古代印度音乐以史学的角度来考证的有邦达喀尔劳(RaoBhandarkar)、考马拉斯瓦米(AnandaCoomaraswamy)等以各种不同体裁、样式等进行的出色研究，因此产生一些优秀的综合性通史是可以想像的。但是由于印度人比较关心和注重音乐的演奏，而对历史的研究重视不够。在研究印度音乐史中欧美人对印度关心的人很多，但作为历史性考察的著作却不多见，1941年法国学者C.Marcel—Dubois的《古代印度的乐器》(LesInstrumentsdeMusiquedeI''''gndeAncienne,Paris,1941)是一本比较突出的著作。

关于西亚的音乐史学，很少见到由本国人撰写的，几乎成了欧美人独占的天地。很多理论书的原始史料被运往欧洲，成为欧洲人研究的重要基础。1842年凯萨魏特(R.G.Kiesewetter)的《阿拉伯的音乐》(DieMusikderAraber,Leipzig)为起端，很多学者对伊斯兰教音乐开始进行历史性的考察。关于阿拉伯音乐史的研究必须提到的人物是英国学者H.G.伐玛(HenryGeoryFarmer)，他在1929年完成的阿拉伯音乐通史——《13世纪前阿拉伯音乐的历史》(AHistoryofArabianMusictothe13Century)是一本以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等的文献为原始史料而完成的专著，时间上一直写到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8—13世纪)灭亡为止的一段音乐历史，该著作出版后几乎半个世纪一直成为阿拉伯文化圈以外惟一的一本权威性阿拉伯音乐史的专著。翌年，他的一本题为《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历史事实》(HistoricalFactsfortheArabianMusicalInfluence，1930年第1版，1970年第2版)，以翔实的事例证实了西方音乐中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因素，并以大量的史料证实阿拉伯音乐通过伊比利亚半岛进入欧洲的历史事实。接着，他的一本《阿拉伯音乐的史料》(TheSourcesofArabianMusic，1940年，1965年修订版)是对8—17世纪阿拉伯音乐的理论、演奏以及历史相关的原始史料进行论述的解说集，对理解早期阿拉伯音乐是极其重要的研究手册。关于阿拉伯音乐，这里还要提及的是黛岚捷R.D''''Erlanger编撰的巨著《阿拉伯音乐》(LaMusiqueArabe,Paris,1930—1959年编撰，全六册)，这是一套历时近三十年的力作。第一卷和第二卷上半部分为阿尔·法拉比的《音乐的大著》法译本，第三卷是萨菲·阿迪恩的《旋律的写法》全译，第四卷为奥斯曼帝国时期献给二世的《音乐通论》，第五卷是近代阿拉伯古典音乐的理论与实践相关的研究，其中涉及到音阶、旋法和一些文献，第六卷为阿拉伯音乐的节奏组织与曲式分析。全书还包含着许多五线谱的谱例。该书是一部十分系统又全面论述阿拉伯音乐史的重要著作。

关于阿拉伯音乐的研究，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德国、法国都有过一些深入的研究，如1970年出版苏普勒(Spuler)编撰的《东方学手册》(HandbuchderOrientalistic)的第一部别卷4《东方音乐》(OrientalischeMusik)所辑录的论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的音乐》(DieMusikdesArabisch—islamischenBereichs)，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前有关阿拉伯音乐研究的历史总括。对阿拉伯音乐技术理论的研究还有赖特(O.Wright)的《阿拉伯—波斯音乐的调式与体系》(TheModalSystemofArabandPersianMusic，1978年)等(注：参见《音乐大事典》，平凡社，1982年，第四卷，1705页。)。伊斯兰音乐在东方的研究较早的有日本的学者饭田忠纯1936年的《中世纪阿拉伯人的音乐观》(注：日本《东洋音乐研究》第一集，1936年。)。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岸边成雄于1952年完成的《音乐的西流》(东京《音乐之友社》)，1983年被译成中文，改名为《伊斯兰音乐》(上海文艺出版社，郎樱译)，这是一本八万字左右的小册子，但它却对我们了解伊斯兰音乐几乎是惟一的一本中文专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论著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伊斯兰音乐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以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论述了阿拉伯音乐与希腊、波斯及印度音乐间的关系，并进一步以实例阐述了伊斯兰音乐对欧洲和东方的影响，对前人的研究总结也十分客观翔实，是一部非常明了易懂的伊斯兰音乐专著。

另外，亚洲地区尚有许多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地区，原因是文献资料的缺乏，研究者一般只能从民族学、民俗学的角度入手。因此，要完全精确地把握亚洲古代音乐历史状况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以上主要对亚洲地区的音乐史料及音乐研究状况，按地域及文化圈做了一个归纳和综述，限于自己的外语水平及有限的资料只能做一个浮光掠影的描述。我国的音乐文化与亚洲各国间有着极其密切的互动关系，相互间的交叉、渗透都交织着千丝万缕的文化流动关系，因此笔者在执笔此文时的一个主导思考是：我们在研究中国音乐史的时候不能忽视关注周边地区相互间的文化渗透和交叉现象，对周边地区文化的研究和了解也是对本民族文化了解的重要步骤。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坊去方换育

@②原字汤去氵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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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应“科教兴国”的战略思维，我国耗资数百亿元展开“211”和“985”两项高教改革工程，并集中资源支持少数重点大学，力争经过十几年努力，使北大、清华等一批名校脱胎换骨，成为国际一流的高等学府。

基本上，这样巨额的资金投入、这样的宏图大计是很有前瞻性而且很有必要的，但是却引发部分人的误解，以为只要有足够多的金钱，打造世界名校就不在话下，让人担心因急功近利而走向浅薄。

美国哈佛校长每年负责的财政预算高达30亿美元，约合220多亿元RMB，北大一年20多亿元的支出仅是其十分之一。位列美国前几位的大学，其一年预算就等于全中国高校的全年预算，如果我们硬要与西方国家的高校较量资金，只能是叫花子与海龙王比宝。那么，难道中国高校只能永远当二流三流吗？打造真正的国际一流大学，经费与硬件固然重要，但不是唯一，否则肥得流油的中东产油国的大学早就跻身世界最卓越大学的行列了。一间大学的卓越，在于内涵、精神、风气、深度、底蕴，过分强调资金与硬件设施，可能造成反效果。

近年来，许多中国高校门面越来越漂亮，建筑越来越高档，设备越来越先进，但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却越来越罕见，大家一窝蜂涌入热门且容易看到成效的研究项目。而冷门领域的研究虽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但需要更耐得住寂寞的勇气，所以研究冷门的学者受到冷落，成为校园“二等公民”，后继乏人。这种一年看成果、两年要验收的心态，导致高校科研追求短期效益，实验室成为“快餐店”，论文成为流水线产品，大家拼命赶工出货，求量求快，研究等于业绩竞赛，谁出货最快谁就是老大。

三所亚非名校的成功之道

如果不从“钱多好办事”的误区中转出来，就算砸再多的钱也无法成为世界一流。其实，很多比中国还要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有世界级的名校，比如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最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的开罗大学、土耳其安卡拉大学、印度加尔各答大学等。

下面三所第三世界的名校各有“个性”，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求大不求富不务虚，坚守内涵与精神、风尚与本质，力求提升深度。这远比华而不实地一味追求世界排名要实际得多。更何况，许多与人文相关的课程，教学成效基本上决定于人的因素，与设备先进与否的关系，一点都不如想象中密切，因此许多落后国家高校的人文课程，具有世界级的地位与水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成功经验或许才是我们最需要也是最欠缺的“一流密码”。

印度理工学院：录取率仅2％

IIT（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印度理工学院）是光芒耀眼的传奇品牌，创造了“IITian”（IIT人）这个英文名词。

这里没有老牌名校宏伟亘古的建筑，也没有新兴大学那些昂贵豪华的先进设备。IIT历史不长，1947年建校，不过50多年历史，从国际标准看，IIT绝对称不上资源丰富，七所分校3万多名学生，每年经费约合10亿元RMB，可是毕业生却个个都是世界级品质。美国《BusinessWeek》曾经下定论：这所学校的毕业生，是印度史上最热门的出口产品。创校之初，IIT的定位和目标就非常明确――为印度科技发展以及国家现代化工程，培养第一流人才。印度政府为此特别制定一个为它量身打造的独立法案，允许学校高度自治，举凡课程设计、招生、教职员招聘，全由教师组成的学术议会裁定，不必受到非学术势力的干扰。

IIT每年共招4000多名新生，但每年有超过30万名成绩优异的中学生报考，录取率不到2％，比哈佛大学的13％还低。IIT入学考试只考物理、数学和化学，而且要考两次，第一次先刷掉40％，第二次则挑出最后入学的考生。IIT实行近乎斯巴达式的模式，重视学生的计量与分析能力与实践能力，大一不分系，全部学习理化、数学和电子学的基础理论。学生毕业前要修满180个学分，其中必须有20个基础科学学分；从大一开始，每学期都要修六门理工课程，以及两三门实验课；所有学生至少要到一家企业实习过。学校的课程每隔一段时间更新、调整，为了让教师能够随时掌握最新的理工趋势，学校特别设置计划协助教师提升教学能力，以追赶全球的科技知识更新。

在印度，不论是谁，要进IIT，考试成绩一定要OK，一流学生进IIT，二流学生出国念美国名校。印度第一大软件公司信息系统（Infosys）创办人墨希（Narayan Murthy）曾经“抱怨”自己的儿子考不上IIT，只好念美国康乃尔大学。只要从IIT毕业，就是creme de la creme （精英中的精英）。

南非开普敦大学：以医学贡献著称于世

开大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建于1829年。

作为一所具有178多年历史的古老大学，开大在科学研究上也作出了巨大贡献，赢得了国际声誉。例如，世界上第一例人类心脏移植手术就是由开大附属医院之一格鲁特斯库尔医院的克里斯・巴纳德教授（Prof Chrs Barnard）完成的。物理系有两位毕业生曾获诺贝尔奖，第一位是阿伦・科马克（Allan Cormack），他于1979年和英国的G・豪斯菲尔德（G ・ Houns field）共获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第二位是艾伦・克拉格（Aron Klug），1982年因其在电子显微镜学及核酸合成物方面的成就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开大有许多高级专业人员因其国际声望而被英美等国的著名学术团体授予研究员职位。许多系（尤其是医学院和自然科学院系）与其他大学进行了许多国际性的合作研究项目，如心脏胸外科、白血病研究、儿童健康学、地球化学、动物学、海洋学、分子先生学等等。生命学院的菲茨帕特里克非洲鸟类学研究所是南半球最主要、最好的鸟类学研究机构之一，每年都吸引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来此访问和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埃及爱资哈尔大学：跨越时空的治学精神

在伊斯兰世界，爱资哈尔大学最进步、最负盛名的大学，它通过富有个性和特色的教学实体，十分成功地担当了自己的使命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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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域性文化，商业街，景观设计，重要性

【 abstract 】 : from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commercial street landscape design analysis, make the landscape design become the marking of the city and pronou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uthor's practical experience, the detail in the landscape design of yinchuan commercial street culture labels, landscape design principles and constitute a landscape of several elements, etc,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regional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for the future of the commercial street landscape design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 key words 】 : regional cultural, commercial, landscape design, the importance

中图分类号：S6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

商业街的景观主要包括店铺、建筑立面、广告店标、植物配置、喷泉雕塑、街灯小品等各种在街上可以看到的一切物体。商业街的景观设计就是合理的、巧妙的、和谐的、自然的将各种景观要素组织起来，并且能够突显出它的功能性、文化性、地域性。

商业步行街景观有其独特性，它是连续性、动态性的、时空性的四维空间景观，目的是给人以形式美、时空美、意境美、空间美，并且能满足人们休闲、社交、购物、聚会、游憩的需求。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中那些蕴含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的商业街区日益减少。如何保持地域特色在商业街景观设计中的运用，是现在专家关注的重点。下文将以银川商业街的景观设计来具体进行分析。

一、银川地域文化特色简介

银川主要是回族人口聚居的地方，但依然是“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模式，商业街景观设计风格具有回族特色，这里的回族特色并不单一的等同于伊斯兰风格。银川的回族特色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条件下，并且结合中国传统工艺和景观设计技术相结合，依据伊斯兰教义的原则和规定发展出的一种独特的景观风貌和特色，即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景观的功能与布局。【1】

商业街是一座城市的名片，体现了当地的和人情风俗。作为商业街景观设计的主体，银川市的建筑特色为：构架为拱形、圆顶突出并带有高耸的塔尖、连环的拱廊、庄严的装饰、合理的布局、独特的造型无不彰显着回族建筑的魅力以及其文化的内涵。

二、商业街景观设计应该遵循的原则

（1）人性化原则。商业街越来越多的选择软性面材来制作表面构件，例如：悬挂的旗帜、招牌、遮阴布等，银川市商业街街道这些景观小品一般选择白色、绿色为主要色彩，同时展现了回族景观设计风格，凸显了庄重肃穆的特色。

（2）生态化原则。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是现代商业街景观设计的主流，商业街中绿色环境的建造，不仅能够营造完整的景观意境，提升自身的文化品位和文化价值，还能调节小范围的气候，对一些废弃污染和噪声都能有效的改善。

（3）善于将传统和现代建筑相结合。古色古香、具有历史意义的传统建筑，会使商业街显得古朴、深远，增加商业街的吸引力。同时应该结合现代的建造工艺、新型材料、设计技术，使传统建筑更具艺术性、文化性、观赏性、功能性进一步提升和优化。例如：银川商业步行街保持了清真寺的拱形、圆顶、拱廊等特色建筑，同时采用新型材料建筑和遮阴棚。【2】

（4）可识别的原则。商业步行街要发挥商业功能，必须营造可识别的环境，增强人们对环境的体验，给人以安全感和享受，满足人们来此步行街购物的需求。

（5）景观视觉延续性的原则。商业步行街作为城市的名片，要为游人提供游览的景观路线，因此商业步行街空间设计应该是顺序的、连续的、可预知的。

（6）营造怡人、轻松的环境。重视细节的设置，将室外的凉亭、花台、雕塑、餐饮座位、灯具、广告牌等各种景观小品应该设计出城市家居的感觉，增加其美观性与舒适性。

三、银川商业街景观设计理念

银川商业街景观设计保持和延续了古式景观设计的风格，即为丰富飞外部空间与精巧的景观相匹配，采用自由布局和轴线布局相结合，从而突出景观的识别性和秩序感。例如：在商业街主入口处，拱桥是标志性建筑，在商业街的末端通常设置规格比较高的单体建筑或者突出的景观小品作为空间隔离。

银川素有山水城市，塞上江南的美名，因此在街道景观设计上，也融入了自由布局的设计理念，并结合了园林和水景的处理手法。例如：自由婉转的水面中，种植荷花，并放一些观赏鱼类，提升了景观的活泼性和生机性。同时商业街街道的宽窄也要满足人们旅游观光的需求，临街的店铺通常是以一层为主、二层为辅、三层作为点缀，更加突出了建筑的地方特色，也避免了直线型景观的审美疲劳，连接外廊和局部的露台是银川商业街的特色，为游人提供了交流、休憩、赏景的空间。【4】

砖雕艺术和屋顶形式多样是银川市商业街单体建筑的特色，这是传统建筑与当地风俗、相融合的表现。银川地区干旱少雨，风沙频繁，昼夜温差大，可以通过平顶上覆土实现保温隔热。砖雕技术结合中国山水画的巧妙、阿拉伯文字图案，并融入了区域独特文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一般用作门罩、兽头、基座、嵌墙等建筑构建装饰。同时拼砖和琉璃的设计手法多用于墙面、台基和檐口等，石膏花饰也是使用比较广泛的装饰材料。

四、银川商业街景观地域性设计实例

银川丽景商业街以一座回族风格形式的清真寺为景观起点，展现了伊斯兰独特的文化风情和地域特色形象。商业街中设有汤瓶雕塑，并结合水池和喷泉景观小品，营造出潺潺细水从汤瓶中流出的景观，并且在街道节点处的新月广场绿地上，矗立了知名的回族历史人物雕像，增添了街道文化的底蕴。同时街道的长廊是由多个拱形门洞组成的，结合伞形柱式成柱廊。商业街两旁的清真美食城也是融入了回族特有的阿拉伯建筑风格，装饰和色彩都是精雕细琢，体现出浓郁的回族特色。【5】

商业街街道两旁的建筑也是地域特色十足，例如：饭店颜色是白绿间隔，并且大量运用挑檐设计，檐板底边为尖拱形，并且用黑色凹槽间隔和白色立方体相连，彰显出了回族钟爱白绿的提点，又显的清新典雅，突出了回族景观设计独特风格。大型商业广场也是以拱形为立面基础，下半部分由壁柱和廊柱支撑，壁柱挑檐成伞状，同时在主拱中央采用浮雕，设花格。

结语

银川商业街景观设计遵照传承和发扬地区文化特色，凸显人文情怀和生态共存，出发点毋庸置疑是正确的，但在商业街新的景观设计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旧商业街更新改造不成系统，改造次序混乱；特色景观设计表现手法单一，色彩大多采用白、绿、黄典型颜色；空间环境不协调，没有和周围的环境良好的融合，没有形成和谐统一的景观等。商业街的景观设计依然还有许多需要改进和优化的地方，但同时坚信商业街的景观设计其明天是光明的。【6】

宁夏回族商业街景观设计是经过几百年和各种文化相融合后的结晶，通过外在的物质形态传达出历史积淀的完整信息。商业区景观设计一定程度代表了一个城市的整体设计水平，组织协调好城市设计理念和商业营销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实现景观设计的优化和提升，最终达到一个更加舒适、更加活跃、更有新意的商业街模式，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燕宁娜.宁夏清真寺建筑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位论文】．陕西：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6.

[2]邱玉兰，于振生．中国伊斯兰教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13～720----48.

[3]谭颖.商业步行街外部空间形态及环境塑造—人文精神的复归与文脉主义建筑观的应用[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

[4]宋智.现代商业步行街行为模式与空间形态研究【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02.

[5]李珊.商业步行街之空间界面营造一以上海新天地和宁波天一广场为例[J].城乡建设，2004，5.

[6] 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诗意漫城:景观规划设计[MI.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1.

备注：基金项目：该论文为2011年度宁夏回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课题《宁夏银川市商业街景观特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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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档识别；版面分析；藏文古籍

中图分类号：G273.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文档分析与识别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目前有多个专门的国际会议对该项工作进行研究。

例如，ICDAR（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ocument Analysis and Recognition），ICFHR（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rontiers in Handwriting Recognition），DAS（IAPR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Document Analysis Systems）等，在相关领域的期刊（IEEE Transaction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Pattern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Vis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Document Analysis and Recognition等）上也有大量文档分析识别相关的论文出现，整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

二、文档识别流程

从文档识别工作的流程步骤上来说，可以分为图像预处理与版面分析、行字切分、特征提取与分类等模块[1]。

1. 预处理与版面分析

预处理阶段主要工作是去噪以及图像的增强和修复，之后进行版面分析，将图像分为文字区域以及非文字区域，获取结构以便于重编和出版。文字区域需要进一步确定该区域的文字是属于题目、正文、标注或者其他信息等；对于非文字区域，则要判别其是插图、背景或者是噪音，并按照判别结果分别加以处理。在版面分析过程中，需要考虑的是不同类型区域特征选择的问题和不同的分析方法及其效果评价。

2. 文本行字切分

对于完成了预处理以及版面分析后抽取的文字区域，需要进一步的检测，将文本行以及单字进行分割。在古籍文档中，文本大多为约束文本和非约束文本混合出现，其文本行往往是不一致的倾斜和弯曲，如何动态调整切分距离，自适应处理倾斜和弯曲文本是这一步需要考虑的问题。对于切分好的文本行，需要选择合理的文字切分算法对单个字符进行分割。

3.特征提取与分类

基于统计的方法是模式识别的一种经典方法，目前在文档分析识别上使用较为广泛的方法有SVM方法、贝叶斯方法、隐马尔可夫模型等，其关键在于统计同一种字符所特有的共有性质或者相对稳定的分类特征作为识别向量。这种向量应当具有稳定的二维平面特征、水平或者垂直直方图特征等。在统计方法中，这个边界是基于每个类的模式的概率分布的，这点必须预先知道或通过学习获得。

三、文档识别的发展

从文档识别研究的文字类型上来说，由于文档识别技术最初源于西方国家，因此拉丁文字符文档识别发展最早，目前成果也最多。随着其他国家地区科研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非拉丁字符识别技术有了长足发展。例如中文、日文、阿拉伯文、斯拉夫文、蒙古文、孟加拉文、藏文等。

从文档识别研究的对象上来说，其源于OCR技术，最初的目标是识别特定字体的印刷字符，后来发展到多字体的混编的印刷文档，随后，手写体文档的识别成为一个研究的新内容。与此同时，研究对象的时间也不仅仅局限于现代文档的识别研究，大量的古籍、历史文档、古代手稿、艺术作品成为新的研究对象。

四、藏文古籍识别

1.藏文古籍识别的意义

藏族拥有悠久辉煌的文化历史，在我国，藏文古籍文档规模宏大，其数量仅次于汉语古籍文档。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这些文档资料，对其进行全文数字化是一个亟待完成的工作。目前国内外已有一些藏文数据库建成使用，例如“尼泊尔-德国手稿文献保存计划”、藏文文献输入计划、藏传佛教资料信息中心等。然而现有的数据库，大都是将藏文古籍文献扫描成图加以保存，不便于对其进行检索以及深度开发利用，更好的手段是利用文档识别方法，对其内容进行识别并转换为内码形式进行保存。

2. 藏文古籍字体

藏文自吞弥桑布札创制后经过千余年的实践创新，字体发展到几十种。从大的方面讲，可归纳为乌金体与乌梅体两大类。乌金体即有冠体，整体书写效果整齐划一。吐蕃时期王室的文告、执照以及碑文、钟铭，特别是佛经写卷几乎都是用乌金体书写的。依据后弘期刊印的藏文书籍“软字精校精刻”的要求，其大都采用乌金体[2]。

3. 藏文识别现状

目前，就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文献来看，鲜见藏文古籍文档分析识别的相关研究工作。而脱机藏文字符识别工作已从最初的印刷体藏文识别开始向手写藏文识别研究发展。其基本思路都是先通过对藏文字符的基本特征的研究，然后根据这些特征选择设计相应的算法对字符进行切分，再做倾斜矫正、版面分析及归一化处理。经过上述的处理后，得到一个较为理想的二值图像，然后对这个处理后的二值图像利用适合的算法进行识别。最后是对识别的结果用识别算法或上下文的关系来纠正误识字和拒识字，提高识别率和适应性，降低系统的误识率。研究思路都是从藏文字符的自身特征出发，运用各种已有的识别技术来进行特征提取、分类，进而识别。

五、藏文古籍识别应用

总的来说，藏文古籍识别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中大部分工作集中在现代藏文字符识别方面，而在藏文古籍文档识别中，字符识别只是其中的一个模块，且藏文古籍中梵音藏文字符占很大一部分；除了字符识别外，藏文古籍识别还在版面分析、文字切分等方面有大量工作等待完成。藏文古籍文档识别研究中，还存在多方面的困难。

第一，藏文古籍文档版面质量差，导致获取的图像中存在大量噪音，同时图像的前景中还存在字符内容缺失、线条断裂等其他质量退化问题。如何合理的去噪，且在去噪的同时修补损失区域是做好藏文古籍识别的前提条件。

第二，藏文古籍文档版面复杂，文字、背景有多种颜色，常常在文中嵌图，通常文字周围都有边框且横竖排文字混编。必须做好版面分析工作，正确高效的将文档中不同类型的元素一一区分。

第三，藏文古籍中使用的字符集异常庞大，包括基本藏文字符集中独立成字的169字符、扩充集A中1536个垂直预组合字符、扩充集B中5669个垂直预组合字符，排除这三种字符集中重复的字符，字符总数共计7240类。如何获取这7240个类别的样本数据，合理的设计分类器对这种稀疏样本、高类别问题进行分类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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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少数民族传统医学体系是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的积累和创造，对少数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发挥过并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中华传统医学的重要源泉。只有不断壮大少数民族医药学的专业人才队伍，加强少数民族医药科研创新及产业化，少数民族传统医学才能不断创新、突破、发展。

一、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定义和地位

1．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定义

我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都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医药经验(或医学)。在我国，具有独特的学术地位和深远影响的“中医药”是以汉文化为背景的，通常所称的民族医药则是专指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包括藏、蒙、维吾尔、傣、壮、苗、瑶、彝、侗、土家、回回、朝鲜族医药等等。这些以不同民族名称命名的传统医药学知识，或自成体系，或以专科特长而闻名，在现代西医学传人之前，为各民族应对地方性疾病和常见创伤等，发挥过重要的医疗保健作用。

“民族医”的概念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出现。“民族医学”、“民族医药”则于20世纪80年代普遍见于专业的或政府的各种文件资料中。

事实上，民族医药的概念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概念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医药，犹如民族工业、民族企业、民族经济的用词一样。这里的民族，是指中华民族大家庭，具有本国的、本土的、非外来的意义。狭义的概念专指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本文所述的民族医药为后者。我们不赞成以“中医学”的概念总括56个民族的传统医学。就现代民族医药的概念而言，它是我国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积累和医学创造的集合，显然不能包括在以汉文化为背景的中医学范畴之内。民族医药并非是中医药中的一个分支、一种附属品，而是与中医药处于并行平等的地位。

因此，从学科角度而言，中医学与少数民族医学应当是姊妹学科的关系。然而，在现实中，民族医药归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管理，民族医药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列在中医之下，这就造成中医药对民族医药的长兄代父现象。

2．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地位

2003年l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附则”中申明：“民族医药的管理参照本条例执行。”我们认为这一规定应当有如下含义：

第一，民族医药享受与中医药同等的待遇。民族医药在理论体系、历史传统和诊疗方法等方面不同于中医药，但是民族医药和中医药同属于中华医药的组成部分。

第二，民族医药学有它独立的医学地位。民族医药并不从属于中医中药，在民族医药条例尚未制定或不另行制定的情况下，民族医药的管理是参照中医药管理条例执行的。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学是我国传统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以汉族医药为主的中医药显然不能包括少数民族传统医药。

二、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独特性

尽管民族医学在概念上已体现了与中医学的明显区别，国家在政策上也赋予其与中医学平行的地位，但现实中，由于少数民族医学发展比较滞后，缺乏统一、平衡发展的大格局，以至于不少人仍把其归于中医学的范畴。要发展民族医药，首先必须把政策落到实处，跳出思想的局限，独立自主地进行发展。至于为何要把少数民族传统医学从现在的中医学范畴中提取出来独立发展，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和中医学的重大区别所决定的。

1．文化背景不同

中医是在中国古代汉文化背景下诞生的，主流是儒、道两家。中医把“调节平衡”、“扶正祛邪”作为保持健康和治疗疾病的主要原则，正是儒家“中庸之道”及道家“万物负阴抱阳以为和”思想的体现。

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学的文化土壤则不同于中医学，它是55个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集合，因此呈现出多元性和复杂性。同汉民族一样，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发展史和独特的地域生存环境，在此基础上孕育出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必然具有各民族独特的文化背景。根据其文化源流或特殊的地域文化背景，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学科可分为若干类系：(1)受佛教文化影响，特别是受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结合青藏高原的疾病防治经验和药物资源，逐渐发展形成了藏医学、蒙医学。而傣医学则具有南传上座部小乘佛教文化的背景。(2)受阿拉伯文化影响，特别是受阿维森纳《医典》的影响，并结合自身的医学实践而发展出了维吾尔医药、回回医药、哈萨克医药等。(3)受朝鲜古典医学影响，并融合中朝古代医学特点，发展出朝鲜族医药。(4)受汉文化影响，但又具有地域和民族文化特色，从南方地区医疗实践中发展出苗、壮、瑶、彝、侗、土家、黎等医药知识体系。从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所植根的文化背景而言，其与中医药并非源和流、主干和分支的关系，而是一个不同于中医药的多元的、复杂的、独立的文化体系。

2．理论体系不同

文化背景、哲学理念的不同，必然导致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和中医药理论体系的重大差异。中医学以天人相应和阴阳学说为哲理观，以脏腑、气血、经络为生理观，以四气五味为药理观，以四诊八纲为诊疗观，从而构成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它的理论核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以“天人相应”为一般规律的整体衡动观；(2)以脏腑、经络、气血为构架的功能生理学；(3)以阴阳为基础的矛盾平衡说；(4)以四诊、八纲为内容的诊断学；(5)以天然药物和方剂为主的治疗学。

相对于中医学，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在理论体系方面充分体现了它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它是以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为背景，以当地的自然药物为资源，采用适合本民族生产生活习俗的行医方式，以本民族为服务对象而发展起来的。例如，藏医学的理论体系是以隆、赤巴、培根三因素学说为核心，以五源学说为指导思想，以七物质、三秽物及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为基础，以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为特点的独特的理论体系；蒙医学理论体系是吸收了藏医学理论和印度医学以阴阳五源说为基础的赫依、西拉、巴干达的三根理论及七素理论，以及汉医知识，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和民间疗法，创造性地加以改造并发展起来的传统医学体系；维吾尔医学以火、气、水、土四大物质和气质论为其理论基础，是以维吾尔族人民自身的医学经验并吸收了阿拉伯医学、中医学等理论形成的民族医学；傣医学的基础理论主要是“四塔”(风、火、水、土)和“五蕴”(色、识、受、想、行)学说；壮医学的基础理论主要是阴阳为本、天地人散气同步、脏腑、骨肉、气血三道(气道、谷道、水道)、两路(龙路、水路)和巧坞主神理论；苗医学的理论是纲、经、诊、疾，即两纲(冷病、热病)、五经(冷经、热经、半边经、慢经、快经)、三十六诊、七十二疾。

3．医疗技法和用药特色

人们往往以神秘、猎奇的眼光探测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其实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无外乎也是各族人民在认识生命、保护生命的实践过程中创造、积淀的。现实生活中，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对某些疑难病症有着突出的疗效。例如，藏医学至少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医治的病种大多是青藏高原的常见病、多发病，用的药物也多是青藏高原所产的植物、动物等。由于各少数民族居住地域、生活方式的差异，使得他们对疾病的治疗各有所长。如藏医药对高原病、脑血管病、风湿病，蒙医药对骨折、脑震荡、再生障碍性贫血，维医药对哮喘、白癜风，瑶医药对肿瘤、红斑狼疮都有很好的疗效。

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在医疗技法上也独具特色，如藏医学的尿诊、灌肠疗法、艾灸疗法，蒙医学的拔罐穿刺法、外伤和正骨疗法、震脑术，壮医学的目诊、耳诊、药线点灸疗法、药物竹罐疗法等等。另外，各民族医学在诊疗的同时，多注重药物疗法和精神疗法的协同作用，在给予病人药物治疗的同时，采用诸如冥想、催眠、巫祝、引导意向等心理治疗方法来达到更好的治疗疾病的目的。

三、发展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必要性

1．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现代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的困境

以来，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迅猛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的医疗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但长期以来，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各少数民族的医疗卫生状况始终不及发达地区，甚至差距越来越大。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研究中心于2005年2～11月，先后4次组织研究人员分赴各地进行民族医学的相关调研，调查覆盖了江苏、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吉林、内蒙古等地区。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医药卫生状况及少数民族群众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缺医少药、医疗设施简陋、医学人才队伍规模过小等问题，严重阻碍少数民族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1)民族地区缺医少药、看病难、治病贵的问题十分突出。我国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大多位于偏远山区和其他环境恶劣的地区，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及社会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使得真正摆脱了缺医少药困境的人群所占比重较小。至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滞后、教育水平低、缺医少药等仍然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少数民族就医难的主要原因有：医疗设施不健全；边远贫困山区缺乏高级专业人才；受经济条件限制，负担不起药费及治疗费。

(2)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据美国商务部(USDepartmentofCommerce)报告，占全世界22％人口的中国，医疗资源却仅占全球总数的约2％，或者说，每千人大概只有2．4张病床。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处于劣势地位。我们知道，中国医疗资源缺乏是不争的事实，但更为严重的是，医疗资源分配和分布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中国的贫困地区，特别是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医疗资源匮乏现象更为严重。

(3)少数民族群众对民族传统医药的信赖和偏爱。一方面，现代医药服务可望而不可即，即便能够享受得到，往往也是代价高昂而效果未必尽如人意，从而影响了少数民族群众对现代医学的认同感；另一方面，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受民族文化、习俗影响较大，少数民族群众对民族传统医药用药简单、看病便宜、对地区多发病和常见病有着较好的疗效等事实耳闻目睹，因此倚重民族医药、偏爱民族传统医药也就顺乎情理了。

2．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发展状况令人担忧

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发展状况令人担忧。(1)民族医药在近代丢失太多，继承不足，适应现代社会的科研起步较迟、起点低。(2)民族医药制药企业起步晚，人才、技术落后，品种单一，其研发、生产、销售能力在日益白热化的市场竞争面前显得十分薄弱。(3)民族医药原料质量不够稳定，成药产品质量控制不完善。(4)国外众多的公司凭借先进的技术、雄厚的资金、完善的专利申请策略，已开始仿制与精加工我国的民族传统成药，并进一步研发新药，从而对我国民族医药构成了威胁。(5)民族医药一直局限在各自民族聚居的小范围内使用和传播，有的用药经验仅以口耳相传，其发展和推广受到制约。目前，兼通现代医药、民族医药和语言文字的人才奇缺，各民族医药术语的规范译释工作进展缓慢。大多数民族特色药物的有效物质基础、作用机理及理论、应用、技术方法的创新尚处于空白，现代药品管理的各种规范很不完善，这些都与国际标准和市场要求相去甚远。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健康发展是十分紧迫的现实要求。

四、发展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基本对策

1．高等教育要为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发展培养高级人才

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相继成立了一些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院校，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成熟的、能够适应21世纪发展的教育模式。

目前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的教师多数为本科毕业生，缺乏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的高级人才；学校与附属医院之间未形成人事管理一体化的机制，教师脱离临床，除老教授外，多数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缺乏临床锻炼的机会和临床实践的经验，医、教分家现象突出；缺乏专门用于少数民族传统医学教师培训的教材；学生动手操作机会少，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基本没有实验课程；重专业教材而忽视其他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等内容的学习，导致学生知识面窄，学术思维局限，适应社会能力不强。此外，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还缺乏相应的行业协会，缺乏从业标准和业务规范；缺乏相关的职业考试制度；缺乏专业的继续教育项目，社会认同程度不够。这样老套的教育模式不可能造就出大批高水平、复合型的少数民族传统医学人才。从某种程度上说，现行的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模式已成为制约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事业发展的瓶颈，直接影响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事业的未来。

21世纪是比拼高科技人才的时代，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事业能否迎头赶上，根本取决于高科技人才的补给，其中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建立新型、成熟、适应中国国情的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模式迫在眉睫。在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1)借鉴国外高等教育模式中的优点，开发国内传统医学教育的合理成分，构建适合2l世纪长久发展、合理完善的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模式。(2)总结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的经验教训，深刻把握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高等教育的特点。(3)结合民族文化特点，构建系统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高等教育模式。

2．另辟蹊径，不能走“中医西化”导致资源枯竭的科研之路

由于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基础研究工作起步较晚，长期以来投入不足，造成科研人员少、整体素质不高，对民族医药体系所包含的丰富科学内涵缺乏科学技术的支撑。另外，由于历史原因，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自古以来在个体经验总结的基础上自由发展，各立学说，没有形成统一系统的理论体系。即使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逻辑性、科学性不强，难以适应当今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由于理论体系的不完善，不能科学地指导实践，使得民族医药创新后劲不足。

要发展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必须在保持其个性化的辨证论治、求衡性的防治原则、人性化的治疗方案、多样化的干预手段、天然化的用药取向等特色的同时，加强专业研发工作。加强专业研发工作的前提是使少数民族传统医学保持特色、发挥优势。保持特色，即坚信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科学性，坚持用其特有的理论和技术从事医疗和科研；发挥优势，即发扬其疗效好、副作用小、费用低等特点，在治疗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及现代医学难以克服的疑难杂症等方面发挥其独特作用。

不同民族的医药学发展是不平衡的，其积累和遗失的程度也各不相同，继承和发展的水平也有很大差异。因此，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科研问题不单纯是传统意义上的医药问题，而应当结合特定的民族文化视角，综合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来进行考查。既要关注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文化、医疗技法的搜集整理，拯救濒临消亡的民族医药文化，又要重视医药的实际开发研制。民族医药科研的关键是“创新”，尽快开展寻找和使用珍稀濒危药材资源替代品的研究工作，这将有利于缓解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资源匮乏乃至枯竭的不利态势，加快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科研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应不断开发民族医药的新药产品，使民族医药的品种更多，档次更高。另外，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科研应形成一个整体发展的格局，各科研机构既有合作又有明确的分工，以避免研究的重复性。

3．应用及产业化

以往的少数民族传统药品生产环节较薄弱，其产业处于自产自销、自制自用的自然经济状态，基本没有现代化生产过程。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认识的不断深入、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疗效的不断肯定、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需求量的不断加大，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事业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和壮大。自1995年以来，研制开发的新藏药就有80多种，其中12个品种被列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蒙药现已开发利用120多种，年产1．5万公斤，产值达575万元。目前开发利用的维药达140多种，自1993年以来，有17种维药通过新药评审，深得各界群众的赞誉。西藏、青海、贵州、四川、甘肃、内蒙等地陆续出现了一批颇具规模的现代化民族药生产企业，完全改变了小手工业作坊式的生产模式，生产能力和药品质量大幅度提高。据有关资料显示，至1998年，贵州省有民族药品生产企业70多家，产值达到7．8亿，占全省医药工业总产值的40％以上。西藏自治区至1999年，民族药品生产企业已达22家，产值3亿，现已有70％以上的县建立了藏药厂或藏药制剂室，藏药占全区医疗用药的比例为70％以上。

然而，我国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工业仍处于一种散、小、乱的局面，存在着参差不齐、挖潜力度不够、地区差别大、政府支持力度不足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将影响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发展。总体而言，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产业所产药品品种少、档次不高、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欠缺。

篇8

一、选择题

1.(2014·南通二模)2013年12月23日，“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周”活动在北京开幕。展览设“剪刻绘画”“文学史诗”“纸张印刷”“制茶工艺”“木作编扎”等多个主题展区，涉及20个省区的433项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这一活动()

A.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B.增强了中华文化的时代性特征

C.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

D.加快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趋同

解析　本题考查中华文化的特征的知识。“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周”活动展示了“剪刻绘画”“文学史诗”“纸张印刷”“制茶工艺”“木作编扎”等，从而说明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故选A。B不符合题意，题干未涉及中华文化的时代性特征。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是既定的，排除C。D错误，各民族文化在交流的同时，又保持着各自的特性。

答案　A

2.(2014·南京、盐城一模)以“书写的文明传递，民族的未雨绸缪”为主旨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通过单纯而又简朴的方式吸引观众在电视机前同步参与，在游戏中学习知识、领略汉字之美。这启示我们要()

A.全面传承文化，弘扬中华文明

B.开展特色活动，传承中华文化

C.加强文化交流，变革多样文化

D.坚持爱国主义，弘扬民族精神

解析　本题考查灿烂的中华文化。材料中的方式有利于人们在游戏中学习知识、领略汉字之美，从而传承中华文化，故选B。A错误，对于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C、D不符合题意，题干未涉及文化交流和民族精神。

答案　B

3.(2014·东台二模)从文化角度看，郑和下西洋早已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更是一种文化象征、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郑和“热爱祖国、睦邻友好、科学航海”的精神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赞赏”。“热爱祖国、睦邻友好、科学航海”的精神体现了()

A.忠诚老实精神 B.无私奉献精神

C.爱国主义精神 D.勤劳勇敢精神

解析　由“热爱祖国”可知，体现的是爱国主义精神，故选C。

答案　C

4.(2014·扬州一模)岭南文化能与基督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和睦共处，而且敢于和善于同异质文化进行直接嫁接，拿来为我所用，形成独特的文化流派。这表明岭南文化的发展得益于它的()

A.独特性 B.多样性 C.开放性 D.包容性

解析　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和睦相处，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之处，体现了文化的包容性，故选D。C中的开放性隶属于包容性。A、B体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不符合题意。

答案　D

5.(2014·江苏启东中学模拟)舞蹈是我国古代“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元589年，隋文帝统一南北，把以前的乐舞聚在一起分为雅俗两部，又收集了波斯、中亚诸民族和东亚邻邦的乐舞，共为七部。后来又增加为九部。这九部乐舞的名称分别是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其中清乐和礼毕是南朝的旧乐，其他的乐舞都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乐舞或域外乐舞。这一历史事实表明()

A.少数民族的舞蹈艺术比汉族发展得早

B.中华民族的乐舞带有很强的包容性

C.乐舞是从隋朝开始发展起来的艺术形式

D.乐舞是少数民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解析　由题干材料中“其中清乐和礼毕是南朝的旧乐，其他的乐舞都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乐舞或域外乐舞”等信息可以看出，B正确。A、C、D说法均错误。

答案　B

6.(2014·安徽黄山质检)骆驼具有耐饥耐渴、忍辱负重的品性。有人便把徽州人拼搏奋进、百折不挠、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比喻成骆驼精神，于是便有了“徽骆驼”的称呼。下列选项中与骆驼精神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一致的是()

①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③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①④

解析　本题考查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题干中骆驼精神体现的是自强不息，①③体现的是自强不息的精神，故答案选C。②④体现的是爱国主义精神，排除。

答案　C

7.(2014·衡水中学调研)中国古代哲学和艺术对西方的影响举世公认。儒家、道家、禅宗等的思想理论，一直影响着从启蒙运动时代至今的西方思想界。文学艺术的影响力尤为显著。元杂剧在18世纪曾一度风靡欧洲，借用中国素材来创作戏剧在欧洲成为时尚。这说明()

A.中国文化曾深刻影响西方文化，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

B.中国文化走过了从自信到自卑再到自信的历程

C.只有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武装头脑，才能进一步培养文化自信

D.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相互联系，不可分割

解析　本题考查文化自信等知识。材料中没有涉及中华文化的没落，也就无所谓“自卑”，B排除;材料没有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文化自信的关系，C排除;材料没有涉及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关系，D排除。A正确且符合题意。

答案　A

8.(2014·常州二模)某班同学以小组为单位就《文化生活》学习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进行综合探究。某组同学撰写论文的主要参考文献有：《社会制度与文化发展》《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论文化在我国国际影响力中的作用问题》《传统文化现状研究》。据此推断，该组的研究主题最有可能是()

A.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要性

B.大力发展人民大众文化的路径

C.公民科学文化素养的东西方比较

D.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现状的反思

解析　本题考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知识。该同学的参考文献体现了通过继承传统文化来推进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故选A。

答案　A

9.(2014·扬州二模)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在告别传统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会遭遇生活中的思想道德冲突。对此，我们应该()

①在文化建设中坚持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②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科学文化修养　③在现代化建设中，坚持以思想道德建设为中心　④不断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

A.①② B.②③④ C.①③ D.②④

解析　在文化建设中我们应该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①错误。③错误，在现代化建设中，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故选D。

答案　D

10.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关系到每个公民的价值取向，应该从小抓起，从教育入手，而且要贯穿于国民教育的全过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

①公民就能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　②能够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的决定作用　③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以抵御错误思想的影响　④能够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A.①② B.③④ C.②④ D.①③

解析　①说法太绝对;“价值观对人的决定作用”的说法错误，②排除;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能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促进国民素质提高，③④符合题意。

答案　B

11.(2014·山东济南模拟)2014年，山东建立部门协调机制，积极推进基层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技普及、体育健身等资源整合，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探索管理使用体制机制，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文化建设提出的要求是()

①文化发展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②积极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　③把发展支柱性文化产业作为主要途径④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A.①② B.①④ C.①③ D.②④

解析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文化建设提出的要求应该是重视社会效益，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①②符合题意;③④均不符合题意。

答案　A

12.作为中央电视台倾力打造的一个精神品牌节目，《感动中国》已经连续举办十一年。过去十一年间，该节目向全国观众推出了100多位人物，每个人物身上都有一种让观众感到心灵震撼的精神力量，因此该节目被誉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此项活动开展的意义在于()

①发挥道德模范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榜样作用

②发挥大众传媒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③弘扬主旋律，倡导人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④传递正能量是文化富有生机与活力的重要保证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解析　开展评选感动中国人物活动，有利于发挥道德模范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榜样作用，弘扬主旋律，倡导人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①③符合题意;本题考查的是该活动的意义，②所述内容显然不是开展该活动的意义;④表述错误，创新是文化富有生机与活力的重要保证。

答案　B

二、非选择题

13.(2014·山西省三校联考)党的十提出了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要求。

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愈来愈凸显。文化软实力对内要解决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问题;对外要解决阐释力、参与力问题。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是凭借文化的独特性和内聚力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中。一个社会如何才能有活力?从文化上看，对外要解决阐释力。要对国际社会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当性，靠什么解释?意识形态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把文化的全部功能属性发挥出来，多层面、全方位去“风雨化人”。其次是解决参与力问题。现代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不仅要成为世界文化百花齐放中争奇斗艳的一枝奇葩，更要成为世界文化演进中大有作为的参与者。为世界文化注入“中国元素”，提供“中国理念”。

结合材料，运用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的知识分析，如何提高中华文化阐释力和参与力。

解析　本题考查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相关知识。设问限定用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的知识分析，设问的角度是如何提高中华文化阐释力和参与力，属于措施类非选择题。可从中华文化的特征、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意义、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特征等方面去回答。

答案　①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要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用独特的文化魅力来提高阐释力和参与力。②中华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要坚持、兼容并蓄，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有益成分，用开放的文化心态来提高阐释力和参与力。③中华民族精神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之魂。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用我们的精神风貌去赢得理解与尊重。④中华民族精神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要立足世情国情，不断赋予传统文化时代内涵，用与时俱进的文化品质来增强认同，扩大影响。

14.(2014·厦门一中高三检测)党的十报告指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强调文化强国建设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文化强国的目标和路径提出了明确要求。随后，全国各地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建设，各地制定的“文化强省”“文化兴市”“文化强县”举措纷纷出台。然而，其间潜藏的盲目性不容回避，有的地方认为文化强国建设就是继承传统;有的地方没有吃透报告精神，宣称像抓经济建设那样狠抓文化建设;有的地方对文化的本质规律缺乏清醒自觉认识，盲目铺摊子上马大项目和大工程……

(1)结合上述材料，简要指出文化强国建设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关系。

(2)为什么说各省市在文化强国建设方面存在盲目性?

解析　本题考查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措施等知识。解答第(1)问，结合材料中的关键句“文化强国建设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展开论述即可。解答第(2)问，首先要明确各地在文化强国建设方面存在的盲目性表现在哪些方面，然后运用文化生活知识一一指出这些盲目性的错误之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