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2 21:5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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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引言
河南地处中原，交通便利，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简称“豫”，地域及文化优势明显，上古先秦时期有很多商人从这里生长、起步，后来发家致富。同时，伴随着中原文化的出现、繁荣及社会的进步，并逐渐孕育形成了根源深长和内涵价值厚重的先秦豫商文化。在先秦豫商思想文化中，其最富有生命活力的当属先秦豫商的德性文化，这是以河南为主体地域性儒家思想道德文化在古代商业活动中的集中体现与现实折射。由此，认真挖掘和仔细梳理其德性文化内涵及现代价值对当前中原经济的崛起是十分必要的，其现实的启示意义亦是重大的。
先秦豫商德性文化是指先秦时期在河南一带从事商业活动的儒性商人在长期的经商实践经验活动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一种共性的商业道德文化特性。这种文化特性是先秦豫商在生活和经商的双向互动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各种语言行为习惯并夹杂多样的民俗文化及宗教思想等内外合一的商业德性文化意识，伴随着古代中原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及演变，并灵活的融合了儒家的一些仁义道德，常常把儒家的一些伦理道德文化作为从商的至高境界，明显带有商业伦理的儒化倾向。继而，后世的众多豫商加以传承和极力弘扬，这是一个儒家思想道德文化与古老商业时代文化不知不觉互动共鸣、共融发展的演化过程，也是一个先秦豫商不断改造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的渐进过程。如中原第一儒商子贡秉承儒家“仁义”之德，从商富贾，终成“儒商鼻祖”；郑商弦高犒劳秦师退兵，倡导爱国重商；洛阳商人白圭治生有方，以智强仁勇的经营理念创造了商业致富神话而名满天下；还有豫商“陶朱公”范蠡以忠恕之道，仗义疏财，施善乡邻，惠济四方，成就“千秋商祖”之誉。在这些先秦豫商的身上，皆彰显了厚重的德性文化意识和幽深的商业文化品性，其内涵价值丰厚，现实功效明显，为新时期新豫商提供了鲜活的精神食粮，对重塑和建构新豫商精神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崇尚“仁义”之德
中华民族素来号称“礼仪之邦”、“文明古国”，极其推崇“仁义”之德，这是以完善社会的情感道德为理想目标的，而不是完全的以追求社会的物质富足为最终指向的，这与现代西方的纯粹物质文化是截然不一样的。此种道德标准更多合乎中华民族重义轻利的商业价值取向，在人生价值的实现路径中，道德价值的提升和完善是高于物质利益的需求和满足的。同时，这也是先秦豫商经济伦理思想的道德精髓，先秦豫商历来把崇尚“仁德”作为通商惠贾的基本伦理标准，要求商人要“本心仁厚”，把古代豫商从商远贾的道德完善由外向内进行自我超越。而在具体的经商实践中则表现为“以义制利”、“见利思义”，主张“仁中取利”、“以义生财”，要求商人正确对待物质利益的正当获取路径，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礼记・大学》），基本秉承儒家的“仁义”之道来经商处事，把为人处世的道德理念和从商致富的商业实践巧妙地结合起来，这是先秦豫商的一大特色，也是他们致富发家、为民立国的一大法宝。豫商之一的洛阳商人白圭，曾称自己的经商行为是“仁术”；孔子弟子儒商子贡，也极力倡导“博施济众”的“仁德”道德标准。
可见，以“仁义”之德经商是先秦豫商德性文化的显著特征，且内涵价值丰富，折射到他们实际的商业活动中则表现为具有高度自觉的道德伦理意识。大家常说“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其实说的就是商人的道德伦理问题，商人在从商过程中以高超的商业技巧而大获成功，并深受儒家高尚仁义道德的情感熏染，那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儒商”典范。先秦豫商就一直秉承“仁义”之道的从商理念，主张“为富且仁”、“富而不骄，贫而不谄”，先秦豫商有正确的财富观念，孔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论语・尧曰》）。在孔子及其弟子子贡的眼里，富而仁德是从商惠贾的首要原则与思想核心。先秦豫商鼻祖子贡，堪称儒商典范，他一生从商治生，崇仁立德，求实务本，既传播和弘扬了儒家思想，又成就了自己的商业理想，促进了古时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司马迁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史记・货值列传》）。子贡是孔子众多弟子中从商致富为民立国的成功范例，他一边学习、信奉尊奉孔子的“仁义”之德，一边利用自己卓越的商业头脑从商致富，他善于学习，重德守义，讲究诚信，立公为民，较好的协调了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实现古代商业的可持续发展，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由此，《论语・学而》曰：“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可以看出，子贡是先秦豫商中典型的文化商人，既有商业头脑，才思敏捷，又崇仁立德，义利兼顾，将仁义道德、贤智济世融合起来，开启了中华儒商文化的先河，为后世众多豫商所追随和效法。
而被司马迁誉为“治生之祖”的洛阳商人白圭，也是先秦豫商中崇尚“仁义”之德的成功商人。他经商的秘诀是“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而不是一味用巧取豪夺来发财致富。《史记・货值列传》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他认为为商之道应善于决断和权变，具备智、勇、仁、强等多方面的综合道德素质，所以，他把自己的商业精神和经商之道称为“仁术”。豫商“陶朱公”范蠡也极其赞赏从商要把“仁义之德”一以贯之，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先秦豫商勤奋善良，踏实能干，行商千里，从不忘崇儒重教，乡情浓厚，并为富且仁，常常惠施乡邻，恩泽四方。其厚重的儒家德性文化涵盖了上古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法律、婚姻等各个领域，其中有豫商用于衣食住行的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居住文化、交通文化等，这些是古老的中原先民们在积极的商业实践和生活劳动中长期培育养成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个人情操、传统习俗、道德规范等重要的时代价值内涵，是他们在改造、征服自然和创造社会文明的过程中形成的现实活动、思维模式和道德意识行为，是先秦时期商业德性文化的高度概括和凝聚。这种经世济民的大爱思想，既是儒学仁爱精神的崇高体现，又是先秦豫商所追求的至高理想和目标。它提升了先秦豫商的商业智慧，也深化了先秦豫商的人文品性，成为先秦豫商精神的最高体现，对古代中原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影响和造就了后世一代又一代卓越的儒性文化商人。
先秦豫商严格尊崇儒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矣”的思想教诲，把自己从事的商业活动看成自身实现儒家德性文化的最佳工具、手段或途径。他们大多发家致富立国为民，而不是将财富用于个人的奢华消费，而是热衷于赈灾济民、捐资办学、修桥筑路等为社会、为国家的公益性活动。先秦豫商这种以商为业，兼顾为国、为民、为社会的儒商修养受到了后世以来有识之士的高度认可，像后来的明代巨富沈万三、清代晋商翘楚乔致庸、红顶商人胡雪岩、华人首富李嘉诚、爱国慈善家邵逸夫等，他们不为一己之利而害天下苍生，而是以自己超人的才华、智慧、仁爱来服务社会、报效国家。
注重“仁智”之勇
商业的经营与管理不但需要以“仁义”之道来铸就商业道德，更需要仁者的智慧与谋略来勇创商业奇迹。实践证明，只有善于把握市场规律，认清各种复杂的经济现象，正确预测未来经济形势，才能稳操胜券，致胜千里，永远立于商业的不败之地。先秦豫商把“仁德”作为经商之道的基本素养，同时倡导勤俭经营，善于用人，尤其看重经商时要眼光独特，坚决果断，出其不意，以“仁智”之勇，“乘势待时”，以眼疾手快抢占商机，从而赢得主动，获取成功。商人始祖殷人王亥落居于今河南商丘一带，在上古时期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王亥利用自己过人的聪明才智，驯养牛马，“牵牛车而远贾”，并用自己部落剩余的物品来换取周边部落的牛羊帛粟，开启了我国早期的商业活动，对后来商人认识到商业交换的市场规律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后世商人认识到“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同时也出现了商朝人及后世商人时常大规模用牛马羊等牲畜来祭祀王亥的现象。春秋时期儒商鼻祖子贡也拥有“仁智”之勇，并善于明察秋毫，认清时令变化和市场供需状况提出了“物以稀为贵”的商业理论，使他在经商活动中游刃有余，大获成功，就连他的老师孔子评价他擅长揣度市场行情，预测准确，常常“货殖屡中”。还有著名的郑国商人弦高以贩牛为业，一次在经商途中偶遇秦师入侵，他智谋超群，心生一计，用自己的十五头牛为代价主动犒劳秦军将士，暗地给郑国报信，最终智退秦军，保全了郑国，他以经商爱国的“仁智”之勇终止了一场战争，被传为商人重义的美谈与佳话。
事实上，先秦儒家自始至终都在提倡“仁智”之勇。在孔子看来，“智者不惑”，人是一种有理性的高级物种，“智”是一种道德的认知行为，是一个道德理性的范畴，学习智慧是人生一大快事、乐事。儒家所倡之“智学”，是学思与知行结合统一的，孔子指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学而》）。道德智性是先秦儒家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理性原则，是明辨是非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而运用“仁智”之勇是自我克制物欲泛滥和提升自我人性的最佳路径。或许正是在这样的儒性文化思想的引导下，“以智经商”就成为先秦豫商经营活动的突出特性。他们重视知识的学习和经验的总结，善于反思自我，不袭旧俗，一切商业实践皆按时、因事、依势而变，好学重智，通达善变，推崇人才的任用和创新的提升，使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获成功。假若先秦豫商重德不重智，那就变成了迂腐的商人，俗话说的好，“经商不懂行，瞎子撞南墙”。先秦儒家把仁、智、勇作为三达德，而先秦豫商也只有把这三者在商业活动中运用好、发挥好，才能创造出惊人的财富和铸就成恒久不变的商业之德，这也是先秦豫商所追求的崇高的人格境界和至高的经商境界。
洛阳商人白圭是先秦豫商的代表人物，后世尊奉为“治生鼻祖”，他在长期的商业实践中总结出一套非常有效的经商之道，他看重“智”、“强”、“仁”、“勇”的经商素质。他强调商人要以“智”学识，多读书，勤思考，善于捕捉商机，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勇于决断，以“智”取胜。同时他坚守仁义之心，有忧患意识，能深入了解市场和天象变化，及时调整经营方式，保证经营管理发展要有强大的后劲，能守得住财富，白圭虽富甲一方，但自身生活简朴，省吃俭用，与家人、奴仆们同甘共苦，共创家业。白圭拥有高远的战略眼光和把握商业时机的超强能力，商业天分突出，他善于选择商业经营的方向，主张乐观时变，倡导“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经商原则，保证了自己经营的主动权，轻松获取丰厚的利润，客观上又调节了商品的自然供求和价格平稳，保护了个体农民、手工业者、消费者三者的利益，最终白圭以这样的“仁术”累积百万，成就了“商圣”之誉。豫商南阳范蠡年轻时曾拜早期的商业理论家计然学习理财之道，后来辅助越王勾践成就霸业，此后弃政从商，隐居江湖，凭借自己超人的生财之道，曾“三致千金，财聚巨万”，后世誉他为“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名冠天下”。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认识到“仁智”之勇的重要性。在风云变幻、尔虞我诈的商海之中，更要依赖于优秀的经营人才，提升自己的创新智慧和管理谋略，方能克敌制胜，成为真正的“仁智”商人。特别是现代新豫商更应该认识到，在复杂多变、竞争残酷的商业实践中，不仅要积极的向先秦豫商那样“修心养性”，更应该深刻的学习新知识，总结新经验，以“智”取胜，并能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经营活动中，灵活善变，充分发挥先秦豫商儒性文化的“仁智”之勇，彰显新时期当代新豫商的儒商风采和儒商德性魅力，方能恒久地立于不败之地。
强调“忠恕”之情
“仁义”之德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以仁生财”是实现儒性商业文化的主要手段，先秦豫商特别强调“忠恕”之情，尽心做事，同情弱者，以治国的胸怀来经商致富，赚取民心，赢得民意，从而立国为民、名扬天下。而对那些不仁者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为富不仁，把“生财”作为最终目的，为赚钱而赚钱，甚至不惜作奸犯科、以身试法、谋取暴利等卑劣商业行为应坚决摒弃。先秦豫商则是真正的仁者，他们超然物外、轻视功利、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爱国意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不计个人得失，忧国忧民，甚至以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为重，这是先秦豫商经商之大道。豫商子贡在孔门众多弟子中，勤奋求学，孜孜不倦，有辩才，善外交，师从孔子立志从政，虽长期经商，家财万贯，最为富有。但他胸怀大众，博济广施，富而不骄，谦逊忠孝，他曾花重金救赎在外流落的鲁国奴隶，但从不索要赎金，他坚持“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的“忠恕”之道，以同情别人的眼光和换位思考的思维方式运用于商业实践，实现自我与大众的互惠共赢，且能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博爱胸襟而慷慨回报社会而名扬列国。
南阳豫商范蠡出身寒微，但聪敏好学，年少有才，他人生前期帮助越王勾践励精图治，成就霸业，人生后期专心经商，成为巨富。范蠡一生基本秉承“忠恕”之道，以圣人之资协助越王治国理政，富民强兵，提出本末并重、农商皆利的治国之道，终以铸就伟业。后来，他急流勇退，致力从商，与家人们开荒耕地，兼顾养鱼、饲养牲畜等副业，很快成为当地巨富，但他生财有道，富而能仁，时常仗义疏财，施善乡邻，曾三迁“天下之中”定陶，三聚千金，又三散家财于乡邻，可见，范蠡是忠国爱民、社会责任意识强、仗义疏财、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德”豫商，堪为后世豫商之楷模。郑国大夫子产执政护商，保护商人的权利，促进郑国商业的发展与繁荣，这种良好的从商环境造就了很多爱国商人，使得郑国及后世豫商中不断涌现出很多的爱国商人。春秋时期郑国商人弦高就是其中之一，能在郑国四面受敌的困境中，想方设法智退秦军，拯救郑国于危难，弦高从商为国，带动国家重商风气，提高郑国商人地位，成为古代中原第一爱国商人。
姜子牙，河南卫辉人，也是先秦时期的著名豫商之一，在殷朝末年他是有名的政治谋略家、思想家和军事家。后人大多认为他在军事和政治上是成功的，可他在经商方面却时运不济，生活上时常贫困潦倒，为了营生，他多次提篮街头叫卖，其结果往往十分悲惨，无功而返。为生活所迫，他还卖过竹篮、干面，经营过酒肆，在朝歌贩卖过牛羊等牲畜，大都失败。后来，在西周初期，得周文王、周武王赏识任用，得以施展才华，成为了运用经商来治国理政的政治大家。姜子牙文才武略，秉承心中的“忠恕”之情，对周王朝忠心不二，后来分封“齐候”，看到齐国之地贫穷落后，他根据自己早年丰富的从商阅历，积极带领齐国民众，励精图治，上下一心，种桑养蚕，并借助于天然的土地及气候优势，大力发展丝织业、捕鱼业、盐业等手工业和商业生产。姜子牙是一个聪慧睿智的“若愚”商人，他勤奋能干，务实精明，拥有高尚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养，再加上他善于运用儒家推己及人的道德思维模式，仁义为先，处处体现着豫商乐善好施、以善济众的高贵品质，他关心大众百姓，尽心忠孝，为民为国。由此，他潜心经营的齐国很快就繁荣昌盛起来，成为当时全国比较有名的商业大都市，姜子牙也成为了以商治国、立国的成功典范，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子贡、范蠡、弦高从商的“忠恕”之情强化了古代先秦豫商所具有的仁政智慧和商业德性，在此理念的指引下，先秦豫商以积极的入世态度和自强图新的进取精神，把商业的德性文化落实到具体的个体生活和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去，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促进了社会的经济发展和道德完善。这样的从商义举深刻影响了后世豫商的道德思维方式，历代豫商都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把“忠信仁德”作为自己从商的首要职责，强调正己施人、经邦济世，使得“忠恕”之道的真正内涵和价值在不同的时期能充分展示，发挥它应有的意义和作用。秦代相国豫商吕不韦以经商起家，善于长线投资，颇有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以“奇货可居”从商治国，为中国的统一贡献很大，这主要源于他能忠信报国，以宏伟之志成就千古商业奇才。西汉有名豫商卜式以耕田畜牧为业集聚财富，当汉朝边患四起，匈奴战争连年不断，他依然顾全大局，以国为重，愿意捐出一半家产来资助边防，甚得皇帝赏识，皇帝也以此来教化百姓，受此影响，当时还有豫商张长叔、李通等人曾帮助汉室复兴。后来清代河南巩义以康应魁为代表的康百万庄园，也是一个典型事例，如今庄园里遗留下来众多的匾、额、楹、联，皆体现了康家“修己安人”的“忠恕”之情，还有康家有名家训“留余”思想，也集中体现经商的“忠恕”之道。诸如这些豫商都非常自觉的把自己从商致富生财与服务人民、振兴国家、强盛民族结合起来，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起，这些都是先秦豫商德性文化中“忠恕”之情的完美阐释。
结论及启示
我国经济的改革发展从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儒家德性伦理文化映照下的商业经济发展模式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先秦豫商德性文化的内涵价值强调，商业经济的主体践行过程应该是在我国儒性道德伦理文化的支撑下才能正常运作，把经济发展的自我利益最大化和社会道德价值的最优化真正的契合起来，进行互补，达到统一。此种道德价值标准和先秦豫商经济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先天的内在涵容性，像上面说到的“富而不骄，贫而不谄”的儒性商人子贡，“天下治生之祖”的商业祖师白圭，“富而好行其德” 的商圣范蠡，甚至包括后来“愿输家财半助边”的汉代商人卜式、“人有危难，倾财相助”，“义声遍及长安”的唐代商人宋清，还有近代有名儒商张謇、陈嘉庚、卢作孚都是此类经济思想和德性文化完美融合的典型代表。当前中原经济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这种德性文化的内涵价值为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思想引导作用，并指引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更好的向前推进，在我国平衡东西部发展中发挥更大、更广、更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篇2
论文摘要:先秦哲学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本文从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主要派别:儒、墨、法、道等诸家的学说来阐明中国文化的源头。
一般来说，人们称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哲学为先秦哲学。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基本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哲学思维从原始时代人们对精神和自然界关系问题的两种自发的对立倾向，经过殷周奴隶社会的天命神权论和早期阴阳、五行观念，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之学，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形成了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各种对立的哲学体系和哲学派别。它们之间互相辩难，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第一个辉煌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明的开拓、创新时代。当时，礼崩乐坏，天下大乱，诸侯争霸，列国交兵，忧国忧民的学者们有感于时局之不稳，纷纷提出自己的救世主张。他们或周游列国、献计献策，或退隐林下、聚徒讲学，或独善其身、著书立说。一时间，学派峰起，百家争鸣。特别是儒、道、墨、法、阴阳等学派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主张。这是中国古代一次思想大解放、大飞跃，一批哲人迸发出的原创性精神智慧，在中国文化史、东亚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有载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疆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 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龄大道之要，去健羡，细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篡，吸土刑，析粱之食，黎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疆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长弗 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朴法，则亲亲尊尊之 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砖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J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簌。簌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翟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返，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由于他们的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在解决或回答:现实问题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也尽不同，他们著书立说，虽然各有优缺，但是为我们留下了宝贵且丰富的文化遗产。
他们面对社会的大变革，诸侯争霸，群雄割据，战争频仍，连年不绝。而社会变革的剧烈，也正因为各诸侯国力争霸主地位，以主宰中国，所以采取了种种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措施，富国强兵，励精图治，推动了社会的快速向前发展。与此同时，诸子百家之说应运而生，“九流”、“十家”异说纷呈，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因此，先秦这个大动荡的时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时期，同时成为雅斯贝斯称之为“轴心时代”的历史分界线。“轴心时代”不仅是一种有说服力的新的史学观念，而且这种理论为所有历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在中国，“轴心时代”大致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空前繁荣，诸子峰起，百家争鸣，出现了儒、墨、道、法、名等许多学派，产生了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孙子、杨朱、惠 施、公孙龙、商鞍、申不害、荀子、邹衍、韩非子、李斯等一 大批思想家。
我国今日的思想，试默察之，无不有先秦学术之成分在其中者。不知本原者，必不能知其支流。欲知后世之学术思想者，先秦诸子之学则不可不知也。也就是说，先秦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发端，是形成学派和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历史时期，具有自己的历史特点。它广泛地探讨了宇宙本原和自然规律问题、天人关系问题、人性善恶问题、认识论和逻辑学问题等，把哲学研究伸展到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内容极为丰富，已包含着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各种哲学观点的胚胎和萌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其探讨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可以和古希腊哲学相媲美，是中国亦是世界哲学史上的灿烂篇章。
我国学术，大略可以分为七个时期:先秦之世，诸子百家之学，两汉之儒学，魏晋以后之玄学，南北朝、隋唐之佛学，宋明之理学，清代之汉学，现今所谓新学。七者之中，两汉、魏晋不过承袭古人，佛学受诸印度，理学家虽辟佛，实于佛学人之甚深，清代汉学，考证之法甚精，而于主义无所创辟，最近新说，则又受诸欧美者也。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耳。(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
篇3
摘 要： 文学的本质特性，使其与伦理学之间“自然而然”地存在联系。分析特定历史时代文学作品的道德意蕴，是理解和把握当时代伦理学的重要途径。中国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主要表现在赞美王者风范和劳动者向往的理想人生、公私分明的道德观念和先公后私的行为准则、鞭笞统治者制造不和谐伦理的不良品行、憧憬婚姻的欢愉美感和重视男女有别的操行伦理等。它们具有昭示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之源头、奠基中国伦理思想史之逻辑起点、开启“文以载道”之道德文化建设先河等方面的意义。
中图分类号： B82-09；I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3）01004906
Moral Connotation and Ethical Significance of PreQin Literature
QIAN Guangrong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Key words： preQin literature； moral connotation； “writings are for conveying truth”； ethical significance
Abstract： The intrinsic property of literature is the “natural” relation with ethics. The analysis of ethical connotation in literary works in specific historic period is an important way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modern ethics. The ethical connotation of preQin literature is mainly expresse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praise of king， ideal life pursued by the working class， clear mind of public and private， conduct of public first， criticism of the ruling class's creating inharmonious ethics， pleasant beauty of expecting marriage， different virtue ethics between the male and female， and so on. They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revealing the sour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history， basing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Chinese ethics thought history， and initiating the moral construction of “writings are for conveying truth.”
日本文艺理论家浜田正秀指出：“所谓文学，就是依靠‘语言’和‘文字’，借助‘想象力’来‘表现’人体验过的‘思想’和‘感情’的‘艺术作品’。”[1]9他所说的“人体验过的‘思想’和‘感情’”，以道德价值生成与传播的“文以载道”范式而论，所指主要就是渗透在文学作品中的道德意蕴，包括善恶观念、评价标准、行为倾向即态度与情感。文学的这种本质特性使其与伦理学具有“自然而然”的联系。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对先秦文学①
蕴含的道德价值观念及其伦理学意义发表几点看法。
一、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分类概览
先秦时期，许多文学作品的体裁和样式已见雏形，诗歌和散文如《诗经》《楚辞》《韩非子》等甚至已开始走向成熟。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便是其内含的道德价值。
其一，赞美高大、纯洁、完美的理想人格。《韩非子·五蠹》对尧和禹严于律己、身先士卒的王者风范，作了如是描述：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也。[2]1183（尧王天下时，住的是不经修剪、不架椽梁的茅草屋；吃的是粗糙简陋的食物，连喝的汤也是用灰菜和豆叶做的；冬季披着小鹿皮，夏天穿茅茎编的草衣，即使是一般官家的生活也不会比这等状况差啊。禹王天下时，翻土挖地身先士卒，大腿上的汗毛都磨尽了，小腿上根本就长不了毛，即使是臣下也没有这样的吃苦啊。）
用此等夸张的表现手法描述王者的理想风范和伦理情怀，是先秦文学的一大特色。后来收入《淮南子》的神话传说“女娲补天”，虽不同于的《韩非子·五蠹》赞美的严于律己、身先士卒的理想人格，但其歌颂的博大伦理情怀，显然也不失一种王者风范。今天读起来仍然散发着古朴的伦理芬芳！在先秦文学作品中，还有许多赞美士大夫高尚人格的道德故事，如《尚书·康诰》记述的周公姬旦训诫其弟康叔要“顺天治民”和“体恤民怨”、《战国策》纪录的“邹忌讽齐王纳谏”等。
其二，表达普通劳动者的伦理祈求和道德态度。这类道德意蕴与赞美王者风范是直接相关的，虽记述和描写的篇章不多又多采用“非历史”的神话或传奇的手法，但对其道德文明史的价值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王道”之下普通人欣赏伦理和谐之田园生活的豁达情趣，即如后来《帝王世纪》之《击壤歌》（晋皇甫谧编撰）所描绘的那种风景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3]8太阳升起就起来劳动，太阳下山就休息；凿井可以取水饮用，耕田劳作获取食物；上天的力量大小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二是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合作期许和杰出个体的英雄气概。这方面的理想人格，可以从《山海经》的相关篇章窥得一二。
西次三经之首，曰崇吾之山……有鸟焉，其状如凫，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名曰蛮蛮，见则天下大水。（《崇吾山》）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夸父逐日》）
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精卫填海》）
这些文字，其实不是在写人，而是在写“神”和“怪”，它们所舒张的神性和神力，不过是为了表达原始先人力图超越自身的局限和征服自然的理想而已。
其三，描述公私分明、先公后私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鞭笞统治者制造不和谐伦理关系的不良品行。《韩非子·五蠹》最早用散文的形象语言比喻了“公”与“私”的含义及其不可相容的价值对立：“古者仓颉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所谓“自环”，用今日之语表达亦即“以我为中心”。那时的“公”，既不是国家意义上的公，也不是“三人为众”即个人联合体意义上的公，而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公”，实则是专制帝王的一家之私。 那时的“自环之私”，也不同于损人利己的利己主义之私，而是如同杨朱说的“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的私，因为“人人不损一毫（于他人），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也”[4]217。简言之，也就是“利己不损人”之“私”。
《诗经》在方面有许多传神的描写，表达了普通劳动者的道德心理。如《小雅·正月》：
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维号斯言，有伦有脊。哀今之人，胡为虺蜴！[5]八九
（说起来天是很高的，但我们走在下面不得不弯腰，说起来地是很厚的，但我们走在上面不得不提心吊胆，我们产生这样的感受是很有道理的，如今的我们真的很可怜啊，象被毒蛇咬着一样！）
再如《魏风·伐檀》：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辐兮，寘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5]四四
（砍伐檀树声坎坎啊，棵棵放倒堆河边啊，河水清清微波转哟。不播种来不收割，为何三百捆禾往家搬啊？不冬狩来不夜猎，为何见你庭院猪獾悬啊？那些老爷君子啊，不该吃闲饭啊！砍下檀树做车辐啊，放在河边堆一处啊，河水清清直流注哟。不播种来不收割，为何三百捆禾要独取啊？不冬狩来不夜猎，为何见你庭院兽悬柱啊？那些老爷君子啊，不该白吃饱腹啊！……）
屈原在《离骚》中用比兴的手法，十分生动形象地鞭笞了统治者集团内部不和谐、相互倾轧的政治关系，表达了一位正直的“智者” 向往和追求政治伦理和谐及恪守人格的心态：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6]6
（我栽培了许多春兰，又栽植了大片蕙兰。还分垅种植了揭车，并套种了杜衡和芳芷。希望它们都能枝叶茂盛，等待我收获的那一天。它们枯死又何妨呢，让我痛心的是它们已经质变。）
阶级社会出现以后，公与私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整个道德的基础，关于公私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是一切道德体系的核心。由此观之，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公私观，应给予特别的关注。
其四，憧憬婚姻的美感和重视男女有别的操行伦理，批评统治者及其纨绔子弟无视婚姻和性别伦理的不道德行经。如《诗经·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5]一
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爱慕美貌女子和憧憬美好婚姻的“君子”之复杂心态。
再如《诗经·召南·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5]九
（一个美貌少女在郊外遇到美男子猎人，为他所引诱，爱上了他，但羞于男女有别的伦理的道德意识、担心惊动乡邻而婉言拒绝。）
正因如此，庶宅少女对纨绔子弟不循婚姻伦理之举多有设防，如《 诗经· 豳风·七月》中就有这样的描写：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5]六十
（夏历七月，大火恒星向下行，九月把裁制寒衣的工作交给妇女去做。夏历三月开始暖和，黄莺鸣叫。年轻姑娘手持深筐，沿着那小路，在这儿寻找嫩桑叶。春天的昼长日落晚，采摘众多白蒿。女子内心悲伤，恐怕遇到国君之子，被公子胁迫同归。）
与此相关，《诗经》的《汝坟》《卷耳》《江有汜》等篇章，还用细腻辛辣的笔触描写了妻子与劳役他乡的丈夫两厢思念、倾诉衷肠的悲情，描写了苛政致使庶人夫妻分居的凄苦人生。
上述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归根到底上都是先秦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反映。它形成于“民神杂糅，不可方物”[7]515的原始社会末期，经历由流动式的游猎和游牧转而为定居式的农耕的社会发展和演变过程而得以发展和丰富。其间，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必然会特别尊重克勤克俭、率先士卒之强者或英雄的农耕品格，而这样的人一般都可以为王或已经为王，致使希冀在王者的统领之下获得安居乐耕的田园伦理和道德生活，同时成为人们基本的伦理追求。又由于西周确立井田制的公私分立和贵贱有别的社会基本制度，并规定“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田）”[5]一0七的耕作次序，必然会生发公私分明、先公后私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同时也就必然会产生阶级对立和对抗及与此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并反映在文学作品之中。
二、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嬗变
经过先秦社会“礼崩乐坏”的激烈动荡和“百家争鸣”的文化洗礼，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发生了历史性的嬗变，原先文史哲融为一体的文本和思想发生解体，出现了相对独立的文史哲文本及思想体系，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为哲学伦理学提供最初的动因”[8]28的质料。其“载道”的文学样式也逐渐为直接言说道德的哲学伦理学的文本所替代，如《论语》《孟子》《荀子》等。然而，这种替代过程在初始阶段并不是那么彻底，今人仍然可从这些文本中看到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标记。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9]11 、“《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9]30等，表达了孔子对《诗经》相关篇章之纯正品质的怀思和敬仰之情。
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展示了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固有的价值本性和永恒性元素，也开启了先秦之后中国传统哲学伦理学区别于西方的叙述方式。中国传统哲学伦理学，多为直白式宣示“知其然”的道德主张教条，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9]166、“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9]65、“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9]129等，缺乏“知其所以然”的形上抽象和思辨精神。
[注：虽然，两汉尤其是宋以后的伦理学说多注意追求形而上的抽象，具有某些思辨特色，但从诸如“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等命题来看，其所关注的对象实则还是多为形下层面的经验范畴，所谓“天理”、“天性”、“天命”不过是“地理”、“人性”、“人命”的代名词而已。真正的抽象特别是科学的抽象，旨在揭示事物内在的本质联系，而不是变换名词概念。]西方的哲学伦理学，从古希腊开始就关注伦理道德的本质和必然性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指出：“必然性有两种：一种出于事物的自然或自然的倾向；一种是与事物自然倾向相反的强制力量。因而，一块石头向上或向下运动都是出于必然，但不是出于同一种必然。”后一种“必然”，缘于人“为了某一目的” 或“为了某种目的”的择善动机。[10]328这种注重运用形而上学方法分析和揭示事物本质联系的研究范式，后来成为西方哲学伦理学研究遵循的学术原则。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对儒学所发生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这就是：促成先秦儒家对“以德治国”的理性自觉，而这种自觉精神形成的“最初动因”，就是先秦文学内含的道德“实践理性”。今人可以从屈原的《离骚》理解和把握其逻辑线索：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宁溘死一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天赋予我很多良好的素质，我要不断加强自己的修养……只觉得老年渐渐来临，担心美好的名声不能确立……我要向古代圣王学习啊，这不是世间俗人能够做到的……宁可马上死去魂魄离散，我也决不取媚俗之态……保持清白节于直道，这本为古代圣贤所称赞的……）[6]613
先秦文学所承载的道德意蕴多是以宣示“做人”的理性原则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它的主旨在“做”而不是在“说”。这表明，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在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的源头上便展现了道德的价值本性。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嬗变，大体上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上升”为社会意识形态，并与政治法（刑）制联姻，成为封建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孔孟儒学伦理文化推崇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在这种嬗变过程中，尧禹之严于律己、身先士卒的王者风范逐渐转化为统治者的道德理想和人格要求，转化为“为政以德”和实施“仁政”的道德力量。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9]11这种历史演变，是合乎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规律的。经过秦末社会的再次震荡，“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国家最终确立，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客观上需要统治者集团“为政以德”，以得民心而得天下，同时也需要将道德政治化、法（刑）制化和教条化，以便对庶民实行教化而固民心和平天下。
另一个方向，是道德意蕴的其它成分如普通劳动者朴实的伦理精神、憧憬婚姻的美感等，没有被列入以孔孟儒学为代表的哲学伦理学的“正册”，渐渐地以小说、戏剧、评书、民间故事等文学样式承载、“下移”和散落到庶民社会中，嬗变成为另一种非文本记述却也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致使人们只能在诸如《太阳山》《牛郎织女》《螺蛳精》《画中人》等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的“口头文学”中，才能回溯和联想它们在先秦文学中的原先风貌。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嬗变，强化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成分，淡化了多带有“人民性”的成分，“牺牲”了先秦文学中一些庶人喜闻乐见的道德元素，却为封建社会某些非主流道德文化如道学和佛学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机缘，使之赢得“附儒”的文化地位和在庶民社会中广为传播的土壤。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嬗变，合乎道德发展的辩证法。道德在社会变革的特定历史阶段总是要以“牺牲”一些的传统成分来赢得自己的进步，因而在进步与“倒退”之间上演“自相矛盾”的历史剧，谱就“自然历史过程”的轨迹。因此，不可仅凭道德文本记述史来理解和把握一国一民族的道德发展进步史。
三、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伦理学意义
文学与伦理学是真正以人为本的 “人学”，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尤为突出。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对于伦理学的意义，可从如下几个向度展开。
首先，昭示了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的源头。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源远流长。然而，对“源”究竟有多“远”、“流”究竟有多“长”多缺乏具体的说明，使得人们对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缺乏根的意识和真实的历史感。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缺憾。它的存在，与我们没有对其源头给予应有的关注、或者虽有所关注却不能取得一致的看法是很有关系的，而之所以如此，又与伦理学研究长期不能走出“道德哲学”的思维窠臼、忽视先秦文学内涵的伦理精神和道德价值有关。从逻辑推理来看，“人”在劳动中创造人与创造人必须的伦理与道德本应是同一种过程。不难想见，在远古的渔猎“劳动”中，经验每天都在提醒“人”们彼此之间需要一种“心心相印”“同心同德”的配合，以获得行动一致的 “思想关系”即伦理和谐，哪怕这种关系极为简单粗犷，也是必须的。于是，在某时或某些情况下，会有“人”伴随肢体动作脱口发出诸如“吆”、“呵”之类的呼喊或呼唤。这是一种具有后来被称为“道德意识”的伟大创举，它的“启蒙意义”在于：向肢体方向发展便有了后来的舞蹈，向声音方向发展便有了后来的音乐（故尔后人说“乐者，通伦理者也”[5]二0五），而向文字的方向发展便有了后来的诗歌。这种演化的成果，使得舞蹈、音乐、诗歌成为人类维护和建构伦理和谐的最早的道德意识形式。
关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的教育，旨在培育受教育者的历史意识和民族精神，而要如此，从源头上“娓娓道来”是必要的。从这个角度看，让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走进基础阶段的道德教育课堂，不可不为一个值得重视的话题。
其次，奠定了中国伦理思想史之逻辑起点。学科的逻辑起点，从根本上影响学科科学体系的结构及实际功能。逻辑起点，既是逻辑问题也是历史问题，正确把握逻辑起点问题需要把逻辑与历史统一起来。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1]603伦理学以道德为对象，以研究道德的发生与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应当确立“道德从哪里开始，伦理思想也就应当从哪里开始”的逻辑观。因此，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与建构，应当从先秦文学的道德意蕴起步。如阐述“仁学”伦理思想可以考虑从“女娲补天”起步，阐述德政伦理思想可以从尧禹的王者风范起步，等等。中国伦理思想史的文本多没有关涉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而是从儒学文本起步的。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伦理思想史的建构范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它多是从著名的《荷马史诗》起步的。如果中国伦理思想史的逻辑起点是放在先秦文学的道德意蕴上，如严于律己和身先士卒的王者风范、公私分明和先公后私、尊重伦理和谐和性别伦理等，而不是一开始就大谈“推己及人”和“为政以德”之类的抽象理念和道德教条，那将会是一种何等贴近社会生活因而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样式呢？
再次，开启了“文以载道”之道德文化建设先河。在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上，文学以“文以载道”
[注：“文以载道”是宋代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正式提出来的。在此之前，韩愈已提出“文以明道”和“文以贯道”的主张，广涉文学与道德的关系。然而，由于周敦颐的思想体系和倾向比较复杂，其“道”也并非如同韩愈那样专指封建社会的主流伦理文化——儒学道德体系，所以学界凡涉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多采用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语型而采信韩愈的“文以明道”语义。]的文明样式传播着社会主流道德价值，因其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口头文学”（尤其是戏剧和民俗文学），而实际上一直充当着道德教科书。这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统治阶级认可或默许乃至推崇、因而堂而皇之地活跃在民间的“文以载道”；另一种是被统治阶级列为“禁书”和“禁戏”，只在民间悄悄传播。前一种“文以载道”是封建统治者实行道德教化的主渠道，其盛势始于明末，此后连绵不绝，真正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程度，连平生“没有看戏的意思和机会”的文学巨匠鲁迅，在偶然涉足京城戏场时，也为那种“连插足也难”的盛况感到惊讶。
文学以其大众化的文化形式和“人民性”的道德内涵，而成为传播道德文化的最丰厚的土壤和最重要的途径。就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传播和建设而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文学的“文以载道”，就没有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道德传统。有学者认为：“所谓的‘文学’，如散文、诗歌、辞赋等文学体裁，只是一种形式，是一个空空的口袋’，形式必须要有内容，空空的‘口袋’本身没有意义，必须装进东西才有价值。”[12]3此言甚佳却又有失偏颇。形式与内容是不可分割的，不同事物在这种关系上仅是内容的多少与优劣的差别，所谓“空空的‘口袋’”的文学作品并不存在。
[注：如时下的一些“贺岁片”，其“口袋”看似空空如也，其实不然，正是其表达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之“道”，才令一些趣味相投者趋之若鹜，让其占据了相当份额的文化市场。]理解和把握“文以载道”，重要的不是看其“文”，而是要看其所“载”之“道”。纵观中国文学史，诸如《孔雀东南飞》《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之所以成为传世佳作，皆与其所“载”之“道”的喻世意义有关。
如果说，先秦文学及整个封建社会的“文以载道”多是直觉、直观地告诉接受者们“‘道’是什么”，具有脸谱化的特征，那么现代社会的“文以载道”则不然。它承载的“道”多为“‘道’是什么、也不是什么”的内涵，反映的是生活世界中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难以分辨的“道德悖论”问题，多带有“颠覆”却又张扬传统道德文化之历史价值的“自相矛盾”的性征，因而特别具有“大众化”的艺术震撼力。我们大体上可以从《深海长眠》
[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深海长眠》：雷蒙因事故高位截瘫，在床上躺了26年后向政府申请安乐死，政府以违背（传统）道德和（现行）法律为由拒绝，此事在社会上引起很大争议。最后，雷蒙在妻子协助之下，驾船沉入他深爱的大海。]《求求你表扬我》
[注：老实巴交的“农民工”杨胜利在雷雨交加的深夜从歹徒手中救下女大学生。他为了实现老模范、病入膏肓的父亲弥留之际的“唯一心愿”——希望儿子获得一次表扬，便要求报社表扬他的见义勇为行为。然而，记者鉴于“查无证据”和顾及女大学生的名誉，不予理睬，于是陷入“为了荣誉”和“顾及名誉”的“自相矛盾”的两难选择之中，最后“不得不”选择了辞职。]《天下无贼》等这类“家族相似”的影视作品中，体味到这种源于又高于生活的艺术逻辑。当然，也可以从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获奖理由”中
[注：诺贝尔委员会颁奖词：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中国经济网，2012-10-11）]，窥得一斑。现代社会“文以载道”的变化表明，其所“载”之“道”的价值正如格罗布曼（Grobman）指出的那样：“文学形成的价值在于问题，而不是答案。”[13]1
从以上的历史考察和学理分析，大体上可以看出先秦文学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之发端的逻辑关联及其伦理学意义。这些议论，严格说来还只是基于一种“历史感做基础”发现和提出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是伪问题的话，那抑或就正是本文的价值所在。若可作如是观，关于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及其伦理学意义的
探讨，就没有理由打住。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平台上审视文学与伦理学的内在关系，进而观照当代人类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文以载道”现象、反思道德文化建设及伦理学研究等现实问题，当是一个有待开发和拓展的重大学术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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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学术史；先秦杂家；存在
在学术史上，先秦杂家到底存在与否?是一个到现在还未解决的问题。由于对“杂”及“杂家”认识上的偏见，秦汉以降的历代学者对先秦杂家鲜有研究且一味贬斥，发展到明清时期，甚至直接将杂家作为容纳儒家正统学术之外其他学派和异端学说的皮囊了。二十世纪初，在的推动下，诸子学再度兴起，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对先秦杂家均有论及，诸如章太炎、蒋伯潜、罗根泽、吕思勉、郭沫若、侯外庐、冯友兰、钱穆、任继愈等，在结论上分歧也很大，但这可能给我们继续的研究探索以新的启示和鼓舞。笔者通过读博期间以及近几年的研究探索，认为先秦时期从宏观意义上来看，杂家学派是存在的。而不是像某些学者那样，认为先秦除了“儒、墨显学”和道家之外再无学派。笔者认为，先秦杂家有自己的学术宗旨、理论方法、思想体系、代表作品及学术传承，因此，杂家在先秦是成其为一个学派的。
一 先秦杂家的学术宗旨
一些学者否定先秦有杂家学派存在的一条主要理由就是，杂家没有学术宗旨。侯外庐先生说：“《吕氏春秋》因为它是‘调和折衷’的缘故，所以任何一说都没有彻底”，即不主任何一家，也暗指没有学术主旨。冯友兰先生认为：“《汉书·艺文志》他们所说的‘荡者为之’，其实就是杂家的本质。杂家要兼儒、墨，合名、法，而没有一个自己的中心思想，这就是‘无所归心’”而钱玄同在《中国学术论文集要》中更是说的很明白：“杂家之书，传于今者有《吕氏春秋》及《淮南子》，二书皆成于众人之手，盖集合百家之说，初无宗旨可言。”那么，先秦杂家真是没有自己的学术宗旨吗?笔者以为不然，此点值得商榷。自从《汉书·艺文志》在书中始列“杂家”于诸子百家之属，并著录杂家著作二十种四百零三篇于其中之后，《隋书·经籍志》也列“杂家”著作于其中，著录杂家著作九十七部二千七百二十卷之多。《汉书》和《隋书》如同司马炎在《论六家之要旨》中将先秦诸子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一样，将先秦诸子分为“九流十家”，并且也将各家的学术从渊源、旨归等方面予以界定和评述。《汉书·艺文志》说：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隋书·经籍志》说：
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放者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是以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
其实，在《汉书》和《隋书》里面，他们都讲到了杂家的学术宗旨，《汉书》说杂家的宗旨是“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隋书》说杂家之书均以“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为主旨。对于《汉书》中有关杂家宗旨的解释，吕思勉认为：“诸子之学，除道家为君人南面之术，不名一长外，余皆各有所长；犹人身百骸，阙一不可；故曰知国体之有此。杂家兼容而并包之，可谓能揽治法之全。所以异于道家者，驱策众家，亦自成为一种学术。”，即探讨“治法”的“王治”之道才是杂家的宗旨。根据司马迁著作《史记》之目的“通古今之变”，是为了以史为鉴，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服务于现实政治。《隋书》说杂家之书的主旨是“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其实也就是以史资政的“王治”精神。近人张琦翔也说：“杂家者，杂取众说而能自立宗旨，杂而能成家也，此所谓杂即调和意义。调和并非凑合，亦非混合中和，兼揉众长，舍去其短，免去矛盾，融合为一，此之谓调和，杂家之意以大矣。”
先秦杂家之所以以“王治”作为融合百家思想的学术宗旨，主要原因在于现实的政治形势和政治需要。战国中期以后，天下一统的趋势越来越清晰，为了适应封建社会走向统一的形势及前所未有的政治需要，学术和文化上也形成了融合的潮流，黄老道家和杂家正是其显著的代表。因此，侯外庐先生说杂家“颇倾向于统一思想的路数”，笔者以为杂家以思想学术的“统一”应对政治的“统一”，这正是它们的“路数”；其次，从学术发展规律来看，诸子之学皆为“道之一端”各有短长，从争鸣中都发现了各自学术上的不足，学术从分到合、主动或被动地融合，也是学术发展的规律和方向；其三，各学派及其学者的历史使命感，让他们要设计出未来大一统社会和国家的思想与文化，以利于统治，同时他们也想让本学派或自己的思想在未来国家社会中占据有利地位。至于冯友兰先生认为的“放者为之”就是杂家的本质，并以此证明杂家“无所归心”就是没有主旨，笔者不敢苟同。其实，在《汉书》和《隋书》中所说的“荡者”和“放者”，是就那些浮学之辈，而不是真正的杂家，是班固、魏徵等对他们进行批判而言的。
当代一些学者，如任继愈、熊铁基、陈丽桂(台湾)等，将秦汉杂家著作《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称为“新道家”，他们认为以上两书不是没有思想主旨，而是认为它们的主旨是“道法”，并从汉代高诱的《吕》书注疏起。笔者以为，混淆杂家和道家为一的历史根源，在《汉书·艺文志》对道家的评述和《隋书，经籍志》对杂家的界定中，《汉书》说道家：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隋书》也说杂家：“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从学术渊源和学术宗旨上，似乎《隋书》的杂家在向《汉书》的道家看齐，而《汉书》说杂家是“出于议宫”，《汉书》和《隋书》有关杂家的学术渊源上好像是矛盾了。笔者以为，从学术渊源上来说，诸子百家皆为周代“礼乐”文化的新芽和硕果，按班固的说法，诸子“九流十家”似乎都能对应周代的一种官职，实际上无论是“史官”也好，“议官”也好，他们都是周之文官，都传承“礼乐”文化并予以批判创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章太炎、刘师培宣扬“诸子出于王官论”和“九流学术皆源于史”，一时之间众多治诸子学的学者多从其说。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并以同名撰文论证“以为诸子之学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在学术渊源的论述上，班固可能失之于极端，章、刘、胡等人可能失之于偏颇。杂家和黄老道家既源于“礼乐”文化，在学术宗旨上也有着“救世之弊”的考量。杂家在学术宗旨上和黄老道家是有相似之处，但是无论在《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之要旨”中，还是《汉书·艺文志》的补述里，黄老道家和杂家还是有明显的不同的。
二 先秦杂家的理论方法
战国中期以后，百家后学的发展有两个主题，一是由“争鸣”走向融合，一是从理论的阐述到与现实政治的结合。因此，各家在理论方法上亦表现出汲取他家思想和政治实用主义的色彩。李泽厚说：“自战国晚期起，它们在长久相互抵制、颉抗和论辩中，出现了相互吸收、融合的新趋势。从荀子到《吕氏春秋》，再到《淮南鸿烈》和《春秋繁露》，这种情况非常明显。旁及《文子》、《鹞冠子》、陆贾、贾谊以及地下发现的《经法》等等，无不在各种不同的程度或不同角度上表现出这一综合趋向。”这种思想学术的综合是学术思想本身发展规律的表现，存在着多种形态，“有同一学派内部不同分支思想的综合，有企图兼取百家构筑新思想体系的综合，有主于一家吸取它家思想成分的综合，有某专门领域学术思想的综合。”同一学派内部不同分支思想的综合，比如儒家的《礼记》与《易传》，弥合了儒家后学中“主内派”(注重“仁”的品德的修养)与“主外派”(注重“礼”的社会功用)之间的纷争；主于一家吸取它家思想成分的综合，有儒家的《荀子》和法家的《韩非子》；专门领域学术思想的综合，《鬼谷子》、《墨经》等可以归为这一类；企图兼取百家构筑新思想体系的综合，战国中后期的黄老道家是其代表，黄老道家的《文子》、《黄老帛书》等著作可资证明。而比黄老道家更为晚出并在其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推进的则是先秦杂家。吕思勉先生将杂家称为“此后世所谓通学者之先驱也。”
百家后学在战国中期之后都有向关注现实政治方面转化的倾向，转变最大的可能要算先秦道家了，先秦道家从“绝圣弃智”、“无为”、“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慢慢转化为“无为而无不为”、以“道法”为主“君人南面”的黄老之学。因此，高正说：“黄老之学是中国古代的法哲学，是先秦道家的殿军。它的产生标志着由老子开创的道家，已走向了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道路。黄老帛书正是为曾经有资格与秦并称东西帝的田齐来制造统一天下理论的作品。或许它还是激发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的原因之一呢。”
有学者认为，黄老道家是先秦子学向汉代学术转换，知识与思想转换的主要载体，并且将杂家《吕氏春秋》和汉初《淮南子》均作为道家作品的经典。笔者认为，黄老道家和先秦杂家它们都汲取了百家的思想，在秦汉之际学术思想文化的转型过程中，它们都充当了知识与思想的主要载体。我们将《汉书》和《隋书》有关杂家理论方法的论述与《史记?太史公自序》之“论六家之要旨”中有关道家的比较，也许可以发现引起混淆的最初根源。“论六家之要旨”中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学界公论《汉书》、《隋书》、《史记》中所言“道家”皆为黄老道家，并非先秦原始道家。三书中，《汉书》说杂家是“兼儒、墨，合名、法”，《隋书》在界定杂家之时说：“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而《史记》在阐述道家之语中则有“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言辞略有不同，但意思一致。这说明杂家和黄老道家在理论方法上都企图兼采诸子、融合百家。笔者认为，这种理论方法上的相似性，就是历代学者将杂家认作是“折衷”、“调和”、“综合”以及将杂家著作与黄老道家著作混淆的原因之一。笔者通过研究发现，杂家与黄老道家在理论方法上是有一定的学术渊源关系的，杂家不仅汲取了黄老的思想，而且在理论方法上受到了黄老的影响。目前学界多认为，黄老道家是以“道、法”为主的思想体系，关于杂家则争议很大，实际上在理论方法上杂家真的是“学无所主”，对百家思想只是按照政治实用主义的“王治”为主旨去汲取。但黄老道家的产生比杂家早，先秦杂家的作品和代表人物最早不会早于战国中期。金德建先生认为：“尸佼年代较早，开创杂家学派。《广泽篇》的说明宗旨，树义如此明确；足为后来的杂家视为准则。”战国齐之稷下学宫为黄老重镇，其对先秦杂家的产生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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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先秦杂家的思想体系
先秦杂家思想是融合诸子百家的思想而成的，要容纳如此庞杂的思想内容，不建立庞大的思想框架是不可能的。杂家诸子中，从最早的《尸子》到最晚的《尉缭子》，都试图建立起兼容并包的思想体系，以期“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于一体，将诸子百家的思想尽数囊括。那么，杂家是怎么来构建其理论框架的呢?
笔者以为，先秦杂家是通过阴阳五行和“天、地、人”一体的观念和思维模式来建立起庞大理论体系的。这从《管子》、《吕氏春秋》和汉代杂家著作《淮南子》中，可以发现这种思维方式的运用。这两种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本身是否具有系统性呢，如果有的话，其本身的系统又是如何形成的?其实，阴阳五行和“天、地、人一体”本来就是中国先秦时期两种系统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葛瑞汉把这叫着关联思维。他说：“中国传统上从未发现关联体系建构的替代物，关联体系建构使中世纪与后伽利略科学(Post-Galilean science)区别开来。因果思维替代关联思维的偶然的插曲后期墨家像西方前现代的插曲一样稍纵即逝”关联思维是一种联想性的不能以科学验证的思维方式，有时甚至是充满了荒谬的幻想，一般产生并盛行于科学和思维均不发达的古代，例如中国近代以前和西方的中世纪及其以前都是以关联思维为主，而因果思维是建立在科学实证基础之上的思维方式，它是现代科学的根基。先秦时期的阴阳五行和“天、地、人”一体思维模式就是典型的关联思维方式。“阴”、“阳”、“金”、“木”、“水”、“火”、“土”，彼此之间原来也许根本没有什么重要联系，但是古代的思想家们通过性质的对立、相生与相克等等关系的组合，人为地将它们组织成一个系统，来解释自然和社会，就形成了阴阳五行关联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天、地、人”一体也是一种系统的关联维方式，天、地、人在自然界中原本只有物质上的联系，在哲学上也只有自然规律上的联系，先秦思想家们用关联的思维方式将其联系起来构成一个整体体系。天、地、人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天和地相配“化生万物”(包括人)，这是宇宙论方面的三位一体；天和人相配，人效法天道以从事(事就是人事政治，属于地道方面的)，形成“天人感应”的思想，也是三位一体的。这在道家、杂家及诸子一些学派的思想中屡见不鲜。因此，“天、地、人”的观念与‘阴阳’、‘气’、‘道’等一样是中国民族普遍承认和应用的共同观念，……是整个中国民族共同具有的一种普遍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显示出浓厚的东方独具的系统精神。
那么，这两种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是如何被先秦杂家用来搭建他们的理论框架，构筑他们的思想体系的呢?在此，仅以先秦杂家的代表作《吕氏春秋》为例予以阐述。吕艺先生在其《论(吕氏春秋)的结构体系》一文指出，吕书是三个结构体系之结合。他说吕书的总体结构：“(根)据‘是法天地’以行人事的基本思想来设计，这与其思想体系的主导倾向正相表里。在这样的总体结构下，十二纪，六论和八览分别依照‘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的方法论三要素，构建成三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结构系统。三者联系的枢纽，在于天道、地理、人纪相通，揆天验地最终都落实于人事……十二纪按‘天日顺’的规律安排人事，六论则按‘地曰固’的特性广加推绎；至于八览，则按‘人曰信’的要求，参照《洪范》‘五事’分门别类地论述人事行为规范……”从而使吕书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显得很有系统性。洪家义先生撰《论(吕氏春秋)的性质》一文，他说：“《吕氏春秋》是以天、地、人和阴阳、五行两种模式建构起来的。天、地、人好比一片大屋顶，阴阳、五行好比梁柱，二者结合，构建了一座理论大厦。前者体现了篇章的整齐部勒上，后者主要体现在《十二纪》和《应同》、《召类》等篇中。这座大厦既有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又有阴阳、五行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制约。”因此，牟钟鉴先生说：“《吕氏春秋》确实能够自立体系，自成一家”《吕》书在编排结构上有两大特色：一是靠集体力量按预定计划写成，事先定好门类、子目，这种有主编、统一计划、统一体例而集体完成的理论著作是中国思想史的首部；二是处处构成体系，具系统性完整性。
四 先秦杂家的代表作及学术的传承
根据《汉书·艺文志》杂家之属所列著作，先秦时期的杂家著作共有七种，包括孔甲《盘盂》二十六篇、《大禹》三十七篇、《伍子胥》八篇、《子晚子》三十五篇、《由余》三篇、《尉缭》二十九篇、《尸子》二十篇、《吕氏春秋》二十六篇。其余十四种为汉代著作，最显名的就是《淮南子》。而在《隋书，经籍志》里，共录有先秦时期的杂家著作3部，即《尉缭子》五卷梁并录六卷，《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吕氏春秋》二十六卷。由于年代久远，先秦时期的许多典籍都已佚失，先秦杂家也不例外。目前所能见到比较完整的就是《吕氏春秋》了，杂家《尉缭子》、《尸子》只是后世学者辑佚的残篇断章，或者是发现的一些残简可资研究了。这几本著作的学派归属，目前在学术界虽然还有争议，但笔者认为将其归为杂家更符合历史实际，而且从上文所述杂家的宗旨、理论方法、思想体系的特征等去分析，它们是具有杂家的共性的。
除此之外，在近几年的研究中，笔者还经过考证认为，先秦的《尹文子》、《管子》、《鹞冠子》和汉代的《淮南子》按照笔者以上对杂家新的界定，都应该是属于先秦杂家的著作(考证略去)。而且笔者的考证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与一些专家大学者的论断不谋而合。例如：吕思勉先生说：“管子，汉志隶之道家，隋志隶之法家，然实成于无意中之杂家。”牟钟鉴先生认为，先秦杂家的发展演变又一个历史的线索，而且，先秦杂家和汉代杂家从《管子》、《吕氏春秋》到《淮南子》有一个传承的线索，在这里笔者引述其原文，并深表赞同：
第一次在齐国的稷下学宫，那里既有齐国自身深厚的文化传统，又集合了各诸侯国众多人材，成为全国性学术中心。于是形成《管子》一书，其作者非一人，其内容极广博。有对老庄哲学的“道”与“无为”的发挥，有对儒家礼乐仁义的论述，有对法家重法任刑的说明，有阴阳家的四时与五行相配的思想。书的编纂者欲将儒、法、道、阴阳几家学说相结合的企图是明白无疑的。由于成书不在一时，又无权威学者主持，且是初次尝试，造成《管子》一书的驳杂。
第二次在战国末年的秦国，统一全国的前夕，吕不韦招揽各国学者，形成一个重要的学术活动中心，于是产生出《吕氏春秋》一书。该书博采诸子之长，兼有道、儒、阴阳、法、墨各家思想。作者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就是要全面总结先秦百家之学，造就统一的理论体系。
第三次在西汉前期的淮南，刘安好文学之士，招收各地学者数千人，形成当时最大的学术中心，于是有《淮南子》出现。
以上三部分都是适应封建社会走向统一的总形势，努力推动文化走向统一。三部书都可称之为综合家著作，它们对先秦文化的总结，一次比一次更深刻更条理。如果说《管子》一书内容较为散乱(当然也有自己的倾向性)，《吕氏春秋》就已经初步有了自己的体系，《淮南子》作了进一步的精雕细刻。三者一个继承一个，都有保存先秦文化之功。
篇5
关键词：梁启超；西方文化；进化论；民约论
中图分类号：K2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4-0069-01
曾有论者指出：“在二十世纪中国，几乎所有的外来先进思想理论，都构成了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思想与实践的资源。”作为中国近代启蒙主义领军人物的梁启超，无疑，是这些外来先进思想的最初受惠者和传播者，而这些新型的价值意识和思想准则，则为其文学启蒙思想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营养补给。
梁曾经说过：“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无限制的输入中国。”在《饮冰室合集》中，梁介绍评说的欧美、日本、印度等国世界级的文化名人达五十多位。从古希腊的经典学说到英国的经济学，从法国的民主理论到德国的哲学流派。梁都作了生动的描绘与评议，内容涉及了哲学、政治、经济、法学、伦理、文学、逻辑、地理、教育、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
作为启蒙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梁曾不遗余力地宣传欧洲启蒙精神的核心内容和价值取向。尤其是1901年至1903年，他以翻译为手段，以《清议报》、《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广泛地宣传介绍以培根、笛卡尔、霍布斯、斯宾塞、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康德、达尔文、边沁等人的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和学说。其核心，正是理性至上、自由平等、民主政治、国家等思想原则和发展进化、功利主义、乐观主义等启蒙精神，而他自己所阐述的社会理想、理论、民权理论、新民学说、进化史观乃至文学革命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等思想，以及开民智、新民权、倡自由的种种努力，也都是与西方启蒙精神相一致的。
仅在1902年，梁介绍和论述西方学说的文章就有《政治经济学摭言》、《格致学沿革者略》、《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论古希腊时代》、《亚里斯多德之政治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志学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志学说》、《天演论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等多篇，范围极其广泛。具体说来，西学对梁氏影响最大的表现为两论：一是科学上的进化论，二是政治思想上的民约论。
一、进化论的影响。自严复译介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及达尔文学说的信奉者赫胥黎的《天演论》之后，进化论对晚清社会主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对此作出了评价：
近四十年来，无论政治界，学术界，宗教界，思想界，人事界，皆生一绝大变迁，视前比数千年，若别有天地者然。
竞争也，进化也，务为尤强，勿为劣弱也。凡此诸论，下自
小学校之生徙，上至各国之政治家，莫不口习而心营之，其影响所及于国与国之关系，而帝国政策出焉。于学与学之关
系，而综合哲学出焉。他日二十世纪之世界，将为此政策此哲学所磅礴充塞，而人类之进步将不可思议，此之风潮，此之消息，何自起耶？曰 起于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即咸丰九年）。何以故？以达尔文“种源论”,Origin of Species出版于是年故。
至于对梁的文学启蒙观，进化论产生的显著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梁树立发展的历史观，批判今不如昔的复古主义，反对厚古薄今的观点。他在《饮冰室诗话》中指出：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几及。余生平最恶闻此言。窃谓自今以往，其进步之远轶事,固不待蓍龟。即并世人物,亦何邃让于古所云哉。
其次，梁用进化论的观点，分析论述中国文学的发展，肯定了白话文学的兴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在《小说丛话》中说道，“文学之进步，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
其间各国方言错出者不少，可为左证。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数千年称最焉。……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可以故？俗语文学之大发达故。”
二、民约论的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是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基础。梁于1901年发表了《卢梭学案》，对卢梭生平及政治学说，特别是《民约论》的主旨，作了详细的阐述。卢梭的民约论宣扬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念，其中心内容为“天赋人权”，人们生下来就有平等自由之权，梁认为，此等权利，即使父兄亦无权予以剥夺，他说：
“彼儿子亦人也，生而有自由权，而此权，当躬自左右之，非为人妇者所能强夺业。”“盖以为民约之为物，非以剥削个人之自由权为目的，实以增长竖立个人之自由权为目的者。……了约之为物，不独有益于人人之自由权而已，且为平等主义之根本也。”
在《新民说》、《自由说》等一系列文章中，梁宣传和赞美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精神。在提倡民主自由的同时，梁还以此为思相武器，对中国数千年的专制制度尤其是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展开了猛烈的批判。他认为中国的政治落后，就是因为封建专制制度剥夺了人们的民主自由权利，摧残了人们的自由平等观念，他愤怒地将封建统治者称为“民贼”，并指出：“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皆为保护一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故而，梁号召人们去打破封建专制制度，他说：
我辈实不可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我辈实不忍复生于专制政体之下。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我不愿与之共立，我宁愿与之皆亡！
显然，在民约论的影响下，梁已具备了启蒙思想家的风范和气度，而表现在文学上，梁所发表的大量政论文无一不是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精神的张扬和阐释。例如梁著名的《自由书》就是从侧面来阐发资产阶级的这一观念的。
总之，梁以海纳百川似的气魄，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源源不断的输入，而这些外来的精神食粮也无疑成为其启蒙思想构建的宏富资源。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梁启超.饮冰室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4]张清化.文化实践和精神自否―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主义的两个问题[J].文艺争鸣，2001（4）.
篇6
[关键词] 遒；文气；意；兴会标举
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美学概念――“遒”，这一概念作为文艺品评常用的独立术语进入人们的视野，是在魏晋六朝时期，“遒”在这样一个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进入崇文、重情、求美、尚气的文学自觉时期被频繁运用，其美学内涵的形成与转变，与这一时期我国文学由“言志”向“主情”的转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以“气”论文与“遒”的美学内涵的形成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文气”概念，强调作家的个性才能，促成并标志着我国诗学史由“诗言志”向“诗缘情”的转变。“遒”作为一个美学概念进入文学领域，最早也是从曹家以“气”论文开端引序的，其美学内涵正是指向文气的“聚而不散”，及其运行流转张弛有度、不逸不蔓的风貌。
魏文首次将建安文学作品中那种表现为昂扬向上的精神及情感力度的“气”作为文艺审美的一个概念，并以此用来品评文学作品。在评价刘桢的文学创作时，曹氏说 “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并在《与吴质书》中首次将“遒”作为“文气”批评的一个美学标准：“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显然，作为作品中所表现的精神气质，“壮”与“逸”相对，“密”与“遒”相对，似乎“壮”始能“逸”，“密”始能“遒”，“遒密”是比“壮逸”更高的的一个美学层次。因而，“遒”作为一个文气批评的美学标准，其首先有情感气势蕴蓄上的“气聚而不散”（“密”、“固”）的内涵。同时，曹氏以“骋骥于千里”来比喻文学创作，提出“引气”之说，从“气”的运行流转的法度方面将“遒”作为一种美学风貌的评判标准，显然，这里，“遒”的美学内涵显然不仅是情感气势的蕴蓄而达到的“气聚而不散”，而是与“逸”相对，更趋向于指“气”的运行流转的“流畅”而言。那么这种文气运行流转所达到的流畅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曹氏以“骋骥于千里”来比喻文学创作，肯定了为文当有良马骏足快马驰骋的精神意度，即“有逸气”，强调文章行文要使感情表达畅快无阻。而“遒”在先秦文学作品“忽忽岁月遒”等篇中本有“急行”之意，“岁月”的“逝往若流”与“气”的循环、流动的特点都是一种有规律的“急行”的状态，曹氏将“遒”作为“气”的运行流转的法度方面的一种美学风貌，其内涵之一正是这种有规律的“急行”所形成的不放逸、不流乱的收放自如的流畅的节奏和趋势。
南齐刘勰《文心雕龙》继承和发展了魏文的“文气”说，在理论上作了更为全面的综合阐述，他的文气论集中在《养气》、《神思》、《体性》、《风骨》诸篇，着眼于阐述作家的天赋才能和精神气质在完成写作过程（构思、行文）的作用及体现于作品的风格特征，《风骨》篇说：“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这里，“风”大致相当于曹丕的文气，是“意气”在作品中的外化，指作家个性、才能体现在文章中的精神气质；“骨”则侧重于指通过作品结构、修辞等形式上的特点所表现出来的“气”，故所谓“风骨”实际上是侧重面有所不同的一个东西。其在《文心雕龙・风骨》篇评论道：“相如赋仙，号为凌云，蔚为词宗，乃其风力遒也。”将“骏爽”之“意气”与“遒”之“风力”紧密相连，明确地指出“遒”所包蕴的美学内涵的具体指向――“凤力”，其美学内涵不仅指向作家的情感个性在作品中所体现的精神气质蕴蓄的“聚而不散”以及流转的“流而不乱”等，更包括作品文辞结构所形成的外在形式特征，并扩展到作家在构思行文中形成这种精神气质的“意气”方面的“骏爽”。
二、“自然真情”与“遒”之美学内涵的转变
“遒”在六朝的文论中被更为频繁地使用，而六朝文学论文不主文气，偏重“自然”与“真情”的发现，也促使了“遒”的美学指向由文学作品之“气”转化为文学创作过程之“意”。
东晋以后，随着模山范水的创作风尚的兴起，将山水视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并重视这种“自然”山水与个性“真情”的结合，文艺理论展开了对“自然”与“深情”的讨论，也影响到“遒”的美学内涵的转变与发展。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谈到：“自建武暨于义熙，历载将百，虽比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认为玄言诗不符合“遒丽”的典范，同时认为谢灵运的“兴会标举”、颜延年之“体裁明密”是建安风力的继承，足以垂范后世。钟嵘《诗品》也认为永嘉以及江表的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建安风力尽矣”，同时认为“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都是“五言之冠冕”。我们发现二者皆认可颜延年、谢灵运在五言诗上的成就，并认为他们是建安风力的继承者。侃《文选评点》卷五评述道：“遒则意健，丽则文密。文辞至此，乃无憾矣。兴会标举，遒之属也。体裁明密，丽之方也。颜终逊于谢，以未遒耳。”由此观之，“遒”的美学标准是“意健”、“兴会标举”。
试观《世说新语・赏誉》：“ 王恭始与王建武甚有情，后遇袁悦之闲，遂致疑隙。然每至兴会，故有相思时”，我们发现“兴会”是一种偶有所感而产生的意趣，而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标举兴会，发引性灵”，则明确指出这种“意趣”正是引发我们“性灵”的创作灵感、情趣。将“遒”作为“兴会标举”的美学标准，无疑是强调这种文学创作的“意趣”，即作品中体现的作家的个性情感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状态。
颜、谢诗歌都重文采、尚巧似，那么，“颜终逊于谢”具体是哪些原因导致的呢？二者诗歌对比则颜重规矩，谢重个性；颜多错彩镂金的应制之诗，谢多畅情山水的个性之作；颜诗较少寄托个人情感，谢诗则以山水之胜抒发个人性灵。通过对比不难发现，“遒”之美学内涵和指向在这一时期，更为偏向于指作品中情景交融、理融情畅的状态，更重视作家的个性情感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畅达。
钟嵘《诗品》在评价谢眺的文学创作时，也谈到“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善自发诗端，而末篇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认为谢眺“意锐而才弱”形成了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的文学作品特色，也明确将“遒”与“意”相关联。而在评价晋吏部郎袁宏时谈到：“彦伯《咏史》，虽文体未遒，而鲜明紧健，去凡俗远矣。”观《世说新语》可知袁宏文辞典雅、才思敏捷，可见，袁宏敏捷的“才思”促使他的文章“鲜明紧健”接近于“遒”。
在书法艺术领域，时人评价王右军《兰亭集序》“遒媚劲健，绝代更无”，（何延之《兰亭记》与《太平广记》都收录此语），而自王羲之始，中国书法艺术、书法观念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转折，那种外向性、模拟性、象形性、写实性的审美倾向开始退场，而一种偏于内向、重视“意巧”、强调畅神、讲究表意的审美趣尚开始形成，书法真正成为一种旨在“任情恣性”的审美方式，一种以“流美”、“意巧”为主的独立艺术样态。王羲之《兰亭集序》的“遒媚劲健”，正是这种“流美”、“意巧”的典范。
综上，“遒”的美学内涵的形成、转变与发展贯穿着我国文学史上“言志”到“缘情”到转变的整个文学自觉时期，其最深层的美学指向文学创作过程中与文学作品中“情”的控制的恰当、抒发的流畅。然而，唐以来由于中国文学由晋以来的“恣情任性”重新回到对现实功业理想的吟唱，文学理论也趋于重视风骨气调，提倡魏晋昂扬向上的精神及情感力度，“遒”的美学内涵由论“气”、讲“意”的美学指向偏离为重“力”的倾向，频繁与“劲”、“健”等有“强劲”之意的词联合使用，最终使其本有的美学内涵被遮蔽、误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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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介词 在 于 源流
一、引言
“在”是现代汉语词汇中非常特别的一个，它兼有动词、介词和副词三种常见的语法功能。并且值得注意的是，与介词“把”“被”“使”等由动词向介词虚化的单一演变模式不同，表示“存在”义的动词“在”并未因介词“在”的广泛使用而式微。“在”的动词用法和介词用法都相当常见。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2010）①对“在”的解释是：①存在。《论语・学而》：“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②居于、处于。《左传・昭公十六年》：“在位数世，世守其业。”③问候。《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吾子独不在寡人。”④介词。引出动作的处所、时间，范围等。《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时权拥军在柴桑。”又表在于。《荀子・劝学》“驽马十驾，功在不舍。”《现代汉语词典》（2005）②将“在”的解释分为8条，包括三种词性，笔者将其归类如下：
1.“在”作动词时表：存在、生存：精神永在;人或事物存在的位置：我今天晚上不在厂里;留在：在职、在位;参加（某团体），属于（某团体）：在党、在组织;在于，决定于：事在人为、学习好主要在自己的努力。
2.“在”作介词时，表时间、处所、方位、条件等：事情发生在去年;在礼堂开会;这件事情在方式上还可以研究;在他的帮助下，我取得了好成绩。
3.“在”作副词时表“正在”：风在刮，雨在下;姐姐在做功课。
4.特殊用法：“在”和“所”连用，表示强调，下面多连“不”：在所不辞;在所不惜;在所难免。
从辞书释义可以看出，与介词“把”“被”“使”等不同，表示“存在”意义的动词“在”并未因虚化了的介词“在”的使用而消失。据语料库检索显示，“在”作介词和动词的比例基本相当，“在”的动词用法和介词用法都相当常见。笔者认为，动词“在”只有小部分因逐渐虚化而成为一个语法成分――介词，大部分依然是动词。介词“在”还有其他的来源。笔者期冀通过考察源动词的语法化过程以及介词“在”与介词“于”的关系，寻求介词“在”的源流。
二、介词“在”的源动词本义
介词“在”与表示“生存、存在”义的动词“在”关系密切。现代汉语中的介词“在”一部分直接源于动词“在”的引申和虚化。因此，我们先看介词“在”的源动词本义。
动词“在”出现时间很早，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形分别为、。“在”本来的词性即是动词，《说文》：“在，存也，从土才声。”“存”和“在”同义。《说文》中的“存”既有“存在”义，也有“存问”义。（“存问”即《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的“问候”义。）其中，“存在”义更为常见。西周早期金文常常用“才”通“在”表示“存在”义。我们这里所说的“存在”是个笼统的概念，它可以表示人或事物在一定的空间、时间或条件下保持自身的存在，如金文“王在宗周”、《诗经》“七月在野，八月在宇”、“我思故我在”，等等。这些语义并不是“在”的不同含义，而是“在”在不同语境下的含义。
林奇（2013）归纳了表示“存在”义的动词“在”可以搭配的成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与具体的处所名词搭配
（1）君在堂，升见无方，阶辩君所在……（《仪礼・士相见礼》）
（2）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宪问》）
（二）与表示方向或位置的词搭配
（3）司射在司马之北。（《仪礼・乡射礼》）
（三）与人或事物存在的范围搭配
（4）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史记・李将军列传》）
（四）与非具置搭配
（5）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礼记・礼运》）
通过以上诸例可以看到，源动词“在”多与表示位置的词语搭配，表达“人或事物存在于某个地方”义。这个表示位置的词语既可以是一个具体的处所名词，也可以是相对虚化的方位词或表示抽象位置的词语。当然，也可以与时间词、空间词和比较抽象的条件搭配，如《尚书》“我闻在昔”;《左传》注“例在庄二十二年”等。但是，不管搭配什么样的词语，以上诸例中的“在”都只是动词，因为从语法结构上看，其前后均没有出现其他谓语动词，此时，“在”独立承担描述人或事物存在于某位置或空间等的功能。
三、介词“在”的两个来源
（一） 源动词本义的引申与虚化
现代汉语中的介词“在”主要介引动作的处所、范围、时间等。其中对范围、时间的介引可看作对处所介引的抽象和隐喻。我们认为，现代汉语中的一部分介词“在”应当由表示“存在”义的动词“在”直接引申和虚化而来，这一部分“在”的介词用法产生时间很早，多为介引处所词语，在先秦即有典型的资料可为佐证：
（6）鱼在在藻。（《诗经・小雅・鱼藻》）
（7）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
（8）子在川上曰。（《论语・子罕》）
以上三例中，除“在”之外另有一个动词，表示施事者发出的主要动作。例（7）中的动词为“闻”，“在齐”充当的是介绍动作发生地点的状语;例（8）中的动词为“曰”，“在”则用来引进“曰”的地点“川上”。这与现代汉语中的“Np+在+处所+v”的结构基本一致，如：
（9）老师们在谊园会议室开会。
（10）我在南开大学学汉语。
通过语料检索探知，“Np+在+处所+v”这一结构自先秦始就一直存在于汉语中。
（11）在房中南面宾如主人。（《仪礼》）
（12）哀策既在庭遣祭，不应犹称大行。（《隋书・卷八》
（13）倘或那三个要不在咱们这里住，咱们央告着老太太留下他们在园子里住下，咱们岂不多添几个人，越发有趣了。（《红楼梦》第四十九回）
由此可知，表示“存在”义的动词“在”是现代汉语介引处所的介词“在”的来源之一。并且从产生时间上看，用“在”介引处所来表示动作发生的地点，这种用法产生时间最早、存在时间最长，其后又进一步引申出“在”介引范围、时间等用法。
此外，还有介引时间词语的介词“在”。从空间到时间是人类认知中一种常见的隐喻方式，用“在”搭配时间可以看作是对“在”搭配空间的隐喻，即将人或事物存在于具体的位置抽象为人或事物存在的时间。因此，“在”介引时间词语的介词用法同样源自动词“在”的“存在”义，其产生和大量使用应当晚于介引处所词语的用法。
通过考察语料可知，“在”与表示时间的词语搭配，这种形式在甲骨文时期就已经出现，意义是“表示行为或事件发生的时间”。但这种单独接时间的情形并不常见，到两汉时期，这种形式主要用在注解之中。并且从出现的频率来说，“在”后接时间的形式，要比“在”接处所词少很多。例如：
（14）徐广曰：“在五十年。”（《史记集解》）
（15）师古曰：“事在四年。向，莒邑也。向，音饷。”（《汉书注》）
（16）事在二年前，皆勿听治。（《史记・孝武本纪》）
（17）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史记・张仪列传》）
（18）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为列侯。（《史记・外戚世家》）
（19）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例（14）～例（17）中的“在”毫无争议，都是动词。因为这种形式主要用于注解，所以搭配时间词语的动词“在”意义非常单一，都表示“发生在”。“在”前面的词语多为“事”，有时省略主语，如例（14）。个别情况下主语所表示的事件稍稍具体，如例（17），写明是“危难在三月之内”，但仍是“危难发生在三个月之内”义。这些句子中的“在”前后都没有其他动词。
但是，例（18）和例（19）则有所不同。例（18）可译为“卫青的三个儿子在婴儿时就被封为列侯”，整句话的核心动词为“封”，而“在”搭配表示时间的“襁褓中”，与“封”形成的是“时间――动作”的语义关系，其作用更接近于介词。例（19）的情况也是这样。这两例中的“在”若解释为表示“发生在”的动词似乎就不太合适了，因为承担“发生”义的动词已经在后文中出现，“在”只负责为动词介引动作发生的时间。“在”搭配表示时间的词语，放在介词前作状语的用法在古代汉语中虽然并不多见，但一直存在。如：
（20）每在三年之内各举一人。（《通典》）
（21）迁许在九年围许大夫。（《册府元龟》）
现代汉语中则相对要常见一些。如：
（22）他在去年就考取了教师资格证。
（23）在前天安理会刚刚通过决议。
综上所述，汉语中表“存在”义的动词“在”通过引申和虚化，产生出专门为动词介引动作发生处所的用法，并且通过从空间到时间的隐喻派生出为动作介引时间的用法。现代汉语中一部分介引处所和时间的介词可以认为是由源动词“在”直接通过“动词――介词”的途径虚化而来，其发展演化途径与大多数介词如“把”“被”“使”等一致。这一部分介词“在”与“生存、存在”义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动词的特征，也因而有论者认为现代汉语中的介词“在”应当归入动词。（林奇，2013）
（二）“在”替代“于”而虚化
“在”在现代汉语中的词性和句法位置与“把”“被”“使”等其他介词有所不同。从词性上看，由源动词直接通过“动词――介词”的途径虚化而来的“把”“被”“使”等介词，在现代汉语中的词性基本上是单一的，其动词用法已经消失;而“在”在现代汉语中则同时保留了动词和介词两种词性。从在句中出现的位置看，“把”“被”“使”等介词与对象搭配后都是放在动词前作状语，如“把书放下”“被我吃完了”“使他很尴尬”;可“在”与处所词语、时间词语搭配后既有在动词前作状语的情况，如“我在南开大学读书”，又有在动词后作补语的情况，如“坐在椅子上”。“在”的后一种用法与古代汉语中的“于”基本一致。郭锡良（1997）④认为，汉代以后，“在”字才开始虚化成介词，它是介词“于”的主要替代者。本文一定程度上认同郭锡良的看法，认为“在”替代“于”是现代汉语介词“在”的另一个来源。
首先，讨论“在”引介表示处所词语的情况。由语料检索可知，先秦时的文献中即有少数“在”与表示事件或动作的词搭配的情况。这种搭配形式的意义可以概括成“事件或动作发生或存在的处所”。在这种搭配中，“在”前面出现了动词中心语，而“在”只负责为这一动词附带一个表示动作发生处所的词语。如：
（24）子息曰：“亡矣！幸而获在吴、越。”（《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25）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26）藏在周府，可覆视也。（《左传・定公四年》）
前文提到，“在”的本义为“存在”。它在先秦汉语中虽然通常作为动词出现，但“存在”本身很难说是一个具体的动作，而更接近于一种事物存在的状态。因此，当句子中出现一个比“在”意义更为具体的动作动词时，“在”的动词特征就会进一步弱化，从而向引介处所的介词词性靠拢。
但是，这种结构在先秦文献中毕竟是极个别的案例，大部分情况下“在”可以与处所名词直接构成“动作――处所”的语义关系。虽然，这种语义关系中的“动作”具体是什么往往含混不清。而在古代汉语中专门用来为具体、明确的动作引介处所的是介词“于”。如：
（27）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28）越王勾践栖于会稽之上。（《国语・勾践灭吴》）
（29）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论语・季氏将伐颛臾》）
（30）颜成子游立侍乎前。（《庄子・齐物论》）
先秦时“于”前面可以搭配的动词远比“在”丰富。
大约六朝以后，“V+在”形式开始增加，隋唐之后变得常见，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后搭配的动词开始增加。如：
（31）然则天眼、天耳、身通、它心、漏尽此五者，皆见在心之明也。（《世说新语》）
（32）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同上）
（33）授八戒已了，归家日满，便乃身亡，生在天中，受诸快乐。（《敦煌变文》）
（34）假使有拔山举顶之士，终埋在三尺土中。（同上）
（35）头随剑落，抛在一边：头元是酒瓮子盖，身画瓮子身，向上画上个道士，贴符一道。（同上）
（36）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白居易《长恨歌》）
值得注意的是，“V+在”形式对“V+于”的替换仅大量出现在小说、变文等通俗文学作品以及一部分诗词中，至元明时期，《金瓶梅》《水浒传》《西游记》等白话章回小说里已基本不再使用“V+于”这种结构。但是，“V+于”并未消失，而是在官方史书、古典散文、古代官方文告等文献中被长期保留下来。如：
（37）印度果人，多运神通，轻举远游，栖止于此。（《大唐西域记》）
（38）某所，而母立于兹。（归有光《项脊轩志》）
这种结构至今仍常见于书信、碑文等书面语文献中。如：
（39）原名代珍，字玉阶，1886年12月1日生于四川仪陇一个佃农家庭。
出现“V+在”和“V+于”并存，在不同语体中分化使用的情况，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语言自身发展规律和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历史情况两方面得出解释。从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动词“在”最初笼统地表示“存在”，但由于不能描摹出人和事物具体以什么样的动作状态存在，所以随着人类对客观世界观察和分类的细化，必然会出现与不同动词搭配的趋势，其功能与介词“于”渐渐趋同。因此，“在”替代“于”而成为介引处所词语的介词符合语言经济性的特征。从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历史情况来看，汉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同时并存着两种书面语言系统：文言文和白话文。文言文由于儒家经典长期占据思想统治地位、官府的提倡以及科举制度的支撑而长期占据书面语言的正统地位，并没有随着汉语的发展而出现太大的变化，“V+于”这种结构也因此得以在文言文中长期使用。白话文则是魏晋六朝以来在北方话口语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的书面语言，是现代汉语的直接源头。白话文的更新速度远高于文言文，“V+在”替代“V+于”后正是在白话文中稳定和发展起来的。
“在”引介表示时间的词语的情况与表示处所类似。先秦文献中，也有极个别的“在”接于动词后为动作介引时间的案例：
（40）娶在三年之外，则何讥乎丧娶？（《春秋公羊传・文公二年》）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在”还是包揽了动词的功能，如前文中提到的“危难在三月之内”。这一时期接在各种动词之后，为动词介引时间词语的依然是“于”。如：
（41）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尚书・无逸》）
（42）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韩非子・五蠹》）
同样，到汉魏六朝之后，“在”开始大量替代“于”，演变成给动词介引时间的介词。由于接在各动词之后，“在”的“发生”义逐渐脱落，只保留了作为介词介引时间词语的语法义。“V+于+时间词语”的结构也同样在文言文中得以保留：
（43）至利州百堂寺前，鄂年七岁，忽云：“我曾有经一卷，藏在此寺石龛内。”（《太平广记》）
（44）只见程老儿直挺挺的躺在板上，心里明知是昨夜做出来的，不胜伤感，点头叹息。（《二刻拍案惊奇》）
（45）所申仍于元敕年月前，云起请及商量如后。（《唐会要》）
在先秦汉语的语序中，介词短语一般后置于谓语中心语，如“虎兕出于柙”;而现代汉语中的介词短语则通常前置、与谓语中心语充当状语，如“我在南开大学读书”。我们认为，之所以产生现代汉语介词短语的一般语序，是由于古代汉语中“把”“被”“使”等部分动词与宾语组成动宾结构后，其后又出现了另一动词。后一动词表示的动作更为具体，意义更为重要;而前一动词则地位下降，仅仅负责为后一动词表示的动作引进处所、时间、对象等。如：
（46）怀兰英兮把琼若，待天明兮立踯躅。（王逸《九思・悯上》）
（47）手把诏书口称敕。（白居易《卖炭翁》）
（48）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杜甫《九月蓝田崔氏庄》）
（49）再者，你想那一年我说了林姑娘要回南去，把宝玉没急死了，闹得家翻宅乱。（《红楼梦》第九十回）
例（46）（47）中的“把”毫无疑问是动词，表“用手拿着”义，而例（48）中的“把”既可以看作动词，也可以看作介词，例（49）中的“把”则只能看作介词。由介词“把”的虚化过程可以看出，作为中心语的动词出现在“把+NP”之后，因而形成了“把+NP+V”的语序。“被”“使”以及前面讨论到的由表“存在”义的源动词“在”直接虚化而来的介词“在”，语序上与“把”情况类似。
但是，在现代汉语中，“在+时间名词/处所名词”组成的介词短语经常出现在动词之后，如“躺在床上”“发生在去年”，它们没有回归到“介词短语+V”的一般语序之中。我们认为，这是“V+于”结构在现代汉语中的遗留，即“V+在”大量替代“V+于”之后，保留了动词在前、介词短语在后的语序，形成了现代汉语中的“介短补语”这一独特的补语类型。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汉语介词“在”有两条演化源流：一部分由表“存在”义的动词演化而来，另一部分则源于“在”对先秦汉语中介词“于”的替换。现代汉语中的“在+NP+V”结构（如“我在南开大学读书”）和“V+在+NP”结构（如“我住在南开大学”），虽然都包含了“在+NP”形成的介词结构，但两个介词“在”来源不同：前者来源于表“存在”义的动词“在”的直接引申和虚化，后者则来源于“在”对先秦汉语中介词“于”的替换。与介词“把”“被”“使”等“动词――介词”的单一演化途径不同，现代汉语介词“在”呈现出这两条演化途径。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南开大学施向东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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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容量大，教学时数少近年来，为了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使人才培养与市场经济接轨，高校逐渐明确自身定位，突出专业人才培养方向，强化专业人才培养特色，在增设许多专业方向课（如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秘方向、文化传媒方向）的同时，缩减传统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时数，本校古代文学的授课时数已减至两学期108学时。古代文学作家作品众多，上至先秦下至近代文学，历时久远。要想在教学中面面俱到，必然要求充足的教学时数，在这日趋缩减的教学时数中怎样安排教学内容，是现今古代文学教学的一大难题，这就使得教学大纲的编写和教师授课的重难点必须在侧重和取舍上精益求精。
2、学生缺乏浓厚的学习兴趣从古代文学自身来说，入门并不容易，古代文学作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有着深厚的底蕴和独特的魅力，但因年代久远、语言文化环境的变迁，对于很多初入大学、古代汉语基础薄弱的学生来说，阅读古代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困难。程度稍好的学生，之前接触过的古代文学作品多是近代白话小说或是流传广泛的诗词，距今越是久远的作品对于他们而言就越为隔膜。古代文学课程起始部分即是先秦文学，对于初入门径的学生来说，兴趣的培养又是极为重要的，有的学生因为读不懂、读不通，而又缺乏耐心和定力去理解和感悟，因而始终徘徊在古代文学的门外。另一方面，新的时代环境对学校的学习氛围和学生心态影响很大，高校连年扩招，生源质量参差不齐，也使大学生的就业形势面临严峻的考验。学生在面对专业、课程的时候，更为关注的是“这个专业好不好就业？”“这门课程有什么用？”这样一种功利思想使很多学生心态浮躁，缺乏坐冷板凳、扎实学习、深入探究的精神。
3、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对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提出的新要求所谓应用型人才是指能将专业知识和技能应用于所从事的专业社会实践的一种专门的人才类型。它要求人才既要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又要求具有各种实际操作能力，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实践需要。古代文学课程是一门传统的课程，要与新的时代要求接轨，必须将课堂教学从传授知识为主转变为为人才培养服务。本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要培养具有扎实的语言文化基础理论知识，有较强的文字功底，具备实战策划操作能力和综合工作能力，同时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的专门人才。围绕这个培养目标，古代文学课程改革应侧重于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和人文素质两个方面。
二、古代文学课程改革探究
1、加强专业技能和人文素质的培养
（1）培养探究意识，增强学习兴趣。探究意识是一种主动发现问题并进行思考的学习能力，它可以从某一门课程的学习中养成，并在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应用到各个领域，终身受益。因此，培养学生探究问题的能力是任何一门课程的重要任务。在古代文学的课程教学中，教师十分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对问题的发现，善于利用知识点调动学生思考的兴趣。例如，古今词义的差别和诗歌平仄格律限制等因素决定古代诗歌常会出现生僻难解的字，如《关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左右采之”、“左右芼之”中的“流”、“采”和“芼”的释义，对于缺乏预习习惯和疏懒于查阅工具书的学生，大多根据诗句复沓的章法，统一将三个字理解为“采摘”。这时便要引导学生根据诗情的前后变化体会比兴手法的作用，“寤寐求之”、“求之不得”是写实，“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是想象，因为“琴瑟”往往象征夫妻，“钟鼓”是在重大仪式中使用的乐器，这里可以推知为婚礼，这些都是主人公想象中求娶的场面。因此，荇菜作为比兴意象，它之后的三个动词也是富有情节感的，统一理解为“采摘”是不合适的。在学生思考讨论之后，各自提出自己的理解。在此基础上，作者为学生提供了姚际恒《诗经通论》对“流”字的解读：“此处正以荇菜喻其左右无方，随水而流，未即得也。”查阅工具书，“流”可通“摎”，因此，将“流”字理解为求取是比较合适的。
（2）通过三个环节培养口语表达和书面写作能力等应用性技能。一是课前演讲环节。口语表达能力相对于中文专业的学生来说是一种比较重要的技能，但是大多数学生的实际情况是缺乏表达的愿望和勇气，或是条理不甚清晰，或是平日没有思考所得。课前演讲环节要求演讲内容与课程内容紧密结合，可以是对学习或阅读中产生的一个问题的思考，可以利用PPT做辅助，脱稿演讲。实践证明，课前演讲是卓有成效的，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在进步，站在讲台上和众人面前说话的体验是难得的，机会是可贵的，任何口语表达的缺陷都被他们充分的自我感知，并且为了准备演讲，他们有意识地思考问题。还有些学生精心准备演讲素材，设计演讲环节，最后呈现出的俨然是精彩的一段课。二是课上讨论环节。作者有意识地在课堂教学中适当通过古代文学作品对学生进行赏析评论的训练，为学生创设思考和发言的机会，鼓励他们主动回答问题，并适时对学生进行积极评价，调动他们参与的热情，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如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是体现岑参边塞诗艺术特点的代表作，我首先提出的问题是让学生分析一下“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好处，学生经过思考得出这句诗以春花春风比冬雪冬风，除了描绘出边塞风物中天降大雪之状很形象，还将一种温暖之感替代了苍凉之感，冬雪和梨花的共性除了都是白色，还有梨花让人联想到高洁胸臆和故园之思，以梨花喻雪为雪灌注了情感和生气。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引导学生总结出岑诗擅写边关风物，擅用想象的手法，并且想象具有绮丽的特点。课堂讨论既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良好的思考习惯也为他们提供了语言表达的机会。三是布置课后书面作业。课后的书面作业是对课堂教学内容的延伸和补充，通常是作品鉴赏和小论文两种形式。在几项基本的应用技能中，中文专业的学生是长于写作的，但是他们的评论文和研究论文的写作水平却并不高，主要原因是他们缺少对问题的思考，缺少写作实践训练，没有掌握论文的写作思维方式和方法。日常教学中，论文的写作训练是督促他们深入学习的有效手段，也是培养书面表达能力和理性思维的重要途径，为他们日后的毕业论文写作做积累和铺垫。书面作业一个月不少于一次，教师应仔细批改做批语，并在课堂上讲评，从选题到写作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逐一总结，务使学生都能够认真对待并有所获益。
（3）挖掘古代文学对现实人生的启示与审美教育。中国古代文学中包含哲学、历史、人生等重要的人文资源，应当充分利用这种特质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潜移默化渗透审美与人格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做人做事的态度，使之成为素质教育的有效手段。古代文学作品中蕴涵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如儒家之德强调的君子气节、礼仪之道、孝悌之义、爱国主义精神等，正是当今大学生需要培养的修养品质，应在教学中充分挖掘这些内涵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素质教育。古代文学作家中多有人格操守的典范，应成为后世崇效的榜样，对于现代人的人生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例如陶渊明的隐逸就是在对人生真义的自我思辨中完成了对人生价值的选择，学习陶渊明不是效仿他的人生范式，而是学习他对人生真义的追寻和人格情操的坚守。通过教材上古代作家的生平介绍，学生可以对作家的简历做一个了解，但教师更应引导学生在可信的文献资料基础上，认识诗人的某种特质和品格，让学生从这样的特质中感受其人格魅力，进而内化为自身的涵养，用以指导现实人生。古代文学作品还具有丰富的审美价值，其中不乏山川风物的自然之美，还有诗词的韵律之美，这些是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极好素材。
2、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
（1）调整课程及内容设置。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专业的课程设置有了新的变化，缩减专业基础课的教学时数，增加了一定的专业方向课。古代文学课程作为一门主干基础课，必须将课程与本校、本专业的实际情况结合，首要解决的是教学容量与教学时数的矛盾。首先，要处理好作品选和文学史的关系。作品选与文学史的开课时数比例应作调整，减少作品选的开课时数，必要的时候，作品选可以不作为单独开设的课程，融合在文学史的教学中。其次，在文学史的课程内容设置上，在传统的以史为线、梳理知识、面面俱到的教学内容设置的基础上突出主题线索，例如，某一文学样式的发展脉络、某一风格流派的形成壮大，或纵向或横向，在新旧知识的讲授与复习过程中通过史的主线贯穿起来，这样既可以在有限的学时内达到有效教学，也可以培养学生专题研究的能力。同时在授课方法上做到重点突出，每次课的讲授围绕两到三个问题展开，讲授之前，先向学生介绍本次课的重点问题，使学生明确教学思路和学习目标，使课堂教学条理清晰。第三，将选修课与必修课有机结合。在专业课教学时数紧张的现状下，开设选修课仍是十分必要的。选修课主要是进行专题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专题研究能力，是在掌握一定专业知识基础之上的提升。选修课的开设应避免与文学史的授课内容存在重复的现象，如开设了《唐宋词研究》的专题，在文学史的讲授中可以只就唐宋词的发展脉络做一纵向梳理，节省了文学史的授课时数，同时在专题课进行更为深入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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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北魏；时间名词；方位名词；汉语语法史；语言接触
中图分类号：H109.2； H1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6.0037
名词是表示人或事物名称的词。在古汉语研究的一些著作中关于名词的分类有细微的差别。如杨伯峻、何乐士分为普通名词、抽象名词、专有名词、时地名词。名词前可以加指示代词，可加“有、阿”作为前缀，前后可加数词、量词，一般不受副词、助动词、介宾短语修饰。名词常作句子的主语、宾语，还可以作定语、状语和补语[1]。李佐丰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区分名词的类别为：有生名词和无生名词；具体名词和抽象名词；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时间词和方位词单列[2]。姚振武将上古汉语名词分为本体名词、附属名词两大类，其中本体名词包括动物、物品、建筑物、农作物、人体、自然物以及专有名词中的人名、国名、地名、神名、先人名等，附属名词包括表关系概念的抽象名词、时间名词、方位名词等[3]。 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北魏通语的时间名词和方位名词。
一、北魏通语之时间名词
关于汉语时间范畴的研究早就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在现代汉语时间范畴研究领域已有了丰富的成果，对于汉语史专书的时间范畴的描写也有一些较好的研究。汉语由于动词形态不明显，一般是采取词汇手段表达时间概念。据总结，古今汉语时间范畴的表达包括时间名词、时间副词、短语、句子等多种形式。表达时间概念包括时点、时段、时量等。其中，时间名词及短语是其中重要的表达形式之一。我们把北魏文献中的时间名词列为如下表1：
从表1中可见，北魏时间名词丰富，表现出上古汉语、中古汉语不同时期的累积层次，既有先秦以来的历法时间词（季节、月份、时辰、干支、节气）和相对时间词“今、昔者、夜半”等，还有汉以后的十六时制如“鸡鸣、日出、平旦、日中、晡时”等二十四节气、年号、朝代， 还有中古汉语新产生的时间名词，如“昨、白日、冬月、夏月、暑月、去年、现在、现世、来世、前世、宿世、来秋、未来、去年、比来、比者、乃往、过去、中间、昔来”。碑刻中用典、借代等辞格表示时间名词的现象突出。
其中随着佛教文化传入的异域的时间名词“过去、现在、来世、现世、宿世、未来、劫”等，这些时间名词多数采取了本土已有的时间词作为构词要素，但是赋予了新的意义，属于改造。例如表将来时间的“来”产生很早，在甲骨文中已经有“来岁、来屯、来日、今来、今来翌”这类“来”构成的时间词语[4]。甲骨文中“来”与“翌”、“生”等表示将来的时间词相比，“来”不仅可以指日，还可以指年。不过，指日的时候“‘来’所指日期多数为四日至二十四日”[5]，比较确定。“来”在以后的发展中搭配更灵活，意义更宽泛，泛指未来的日期、年月。先秦文献中“来”构成的时间词语有“来年（《战国策》）、来岁（《吕氏春秋》）”。到了中古时期，与东传的佛教的三世观念结合，组成“来世、来生”等词，具有新义。北魏文献中另外的构词成分“来” 与“来世”的“来”不同。如“未来”系 “表未然的副词+位移动词”框架下类推而成的副词，与汉代已产生的“将来”结构一致，“未来”产生于东汉译经中。“昔来、比来”系“表过去起点性表时成分+类后缀”构成，是在中古汉语词汇双音化大发展的背景下由“自x以来”跨层缩略而成[6]。“自x以来”的x可以是动词短语，也可以是时间名词。上古汉语表示时间范围的“（以/已）来”常用于动词短语或时间名词后构成“介词’自’+动词或时间名词+’以来’”格式，魏晋南北朝时期进一步缩略成词或结构，缩略方式是前面不用“自”等介词，且“以来”省用为“来”，形成“失来（《百喻经》）”、“昔来（《贤愚经》、《洛阳伽蓝记》）”等语词①。
北魏时间名词包括单音节名词、复音节名词及短语，复音节名词有偏正式合成词如“今日、明日、昨日、尔时、中叶、昼日、长夜、千古”、联合式如“时节、古昔、年岁、晨朝、辛巳、昼夜”、动宾式“积载、终身、累世”，主谓式“霜降、日暮、日i”，附加式如“已后、以来、而今”、重叠式“日日、岁岁、生生”、缩略式“昔来、比来”等。
姚双云从时基（即时间的基点）和时示（即时间的指示）的搭配角度将现代汉语时间词语归纳为12类[7]。 在北魏汉语中已经具有大多数类型：表示时间单位语素充当时基如“今日、昨日”，代词性语素充当时基如“之后、其间”，表数量的语素充当时示如“二月、四时”，方位语素充当时示如“下旬、前世”，表示身体部位的语素充当时示如“月末、秋末、春末”，表示自然现象名词性语素充当时示如“阳春、阴时”，形容词性语素充当时示如“白日、清晨、盛夏、长夜、永世、玄古、丰年、俭岁”，表示时间的名词性语素充当时示如“明年、明日、昔日”，动词性语素充当时示如“来年、春分、立秋、开春、凌旦、去岁、往日”。前面所说的几类“来”，还有“去”、“往”、“前”、“后”、“现”、“初”、“末”等都是此期比较活跃的参与时间语词构成的构词成分。说明北魏汉语中的时间名词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了。
此期复音节时间名词词序有不稳定的时候，如“夜半―半夜”，但有的名词的词序已经固定下来， 如甲骨文中已经出现的“中日”逐渐固定为“日中”。
北魏时间名词最常见的句法功能是组成定中结构，其次是作主语、宾语，最后是作状语。其中时间名词作状语是古汉语中比较特殊的活用现象。以时间名词较多见的《齐民要术》为例，书中时间名词出现频率有133次，作状语的名词有“岁、年、月、日、时、朝、旦、暮、昼、夜、宿、春、夏、秋、冬、今、后、日日、岁岁、时时、年年、腊月、正月、七月、旦夕、日中、当日、日西、夜半、白日、今夜、明旦、夏日、凌旦”等，其中既包括四季、月份、时辰等历法时间词，也有相对于说话人而言的前、后等相对时间词。由于《齐民要术》是农书，其内容基本上是农作物耕作或畜产养殖的操作指南，故书中历法时间词多见。这些时间名词不需要与动词或介词组成词组引介时间，而是直接在谓语前充当状语，介绍谓语表示的动作发生的时间，与上古汉语中的用法相似。
北魏文献中亦有部分时间名词作动词或介词宾语的例子。《齐民要术》中此类例子出现了298次，常搭配的动词是“经、过、要欲、乘、著、竟、通、度、隔、如、为、失、周”，介词“在、至、比至、以、於、向、望”，我们发现所搭配的动词中有不少逐步虚化为时间介词。时间名词作主语517次，时间名词作为中心语的有950次。
北魏汉语中表示时间除了时间名词作状语及时间名词短语作状语大量增加之外，还有一种与时间名词有关的表达方式是“动词+名词‘时’”，以及混合形式如“介词+动词+名词‘时’”。如：
（1）我通事时，每为黄门之所w缩。（《贤愚经？二梵志受斋品第三》）
（2）槐子熟r，多收，擘取数曝，勿令虫生。（《齐民要术？种槐柳楸梓梧柞第五十》）
（3）得路逐胜去，颇忆缠绵时。（《洛阳伽蓝记？城南》）
（4）无其妇时，后还贫贱。（《杂宝藏经？波斯匿王女善光缘》）
（5）夫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全后魏文？论诸葛武侯》）
（6）当作会时，主人众客前向香火，八拜叩头，三十六搏颊，满三讫，再拜。（《老君音诵戒经》）
这说明中古汉语中关于时间的表现形式较之于上古汉语中更为丰富多彩。而在汉语时间范畴日渐丰富的发展历程中，时间名词发挥着更多的作用。
这种用于动词短语后的“时”在后来的语法化过程也很有意思，即“时”逐步虚化为助词，表示假设语气。江蓝生观察到近代汉语中时间名词“时、后”发展为假设语气助词[8]，龙国富等进一步把“时”的语法化过程提前到后汉佛经里，但认为中古时期“时”用于假设的用法限于佛经，中土文献中仍用“者”表示假设语气[9]。从北魏语料可见，动词短语后的时间名词“时”向假设语气助词发展的语法化过程仍在持续之中。在上面的例句中，当动词短语后的“时”用于陈述已发生的事实，如“我通事时”，可以说仅仅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但是当它功能拓展，逐步用于推测尚未发生的情况，如“槐子熟时”、“当作会时”都表示一种常规性的事物，可以指已经发生的事实，也可以指还未发生、按惯例应该会发生的情景，那么动词短语后的“时”就由本来仅仅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转而兼表示假设的可能。如“无其妇r，后还贫贱”是佛陀讲述的故事中的情形，如果“无其妇”的状况确实发生了，那么“时”表示时间，即“没有妻子了（的时候），他又回到了贫贱的状况”；如果“无其妇”是假设状况，那么“时”就表示条件，即“如果没有他妻子的话，他就会回到贫贱的状况”。所以当动词短语后的“时”功能拓展，可以出现在假设语境中，“r”就进一步虚化了。这一虚化过程在北魏汉语中仍在继续，而且已经由佛经扩展到中土文献里。
另外，王洪君认为用“n之v”表示时间的用法在中古汉语中衰落[10]。我们认为一方面确与此期助词“之”的整体衰落有关，另一方面与语料所见此期时间名词表达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和功能拓展也不无关系。
时间名词与方位名词一直有密切的联系。何亮归纳中古汉语时间方位词有“间、之间、中间、上、以上、之上、之下、以下、外、以外、之外、内、之内、中、之中、后、以后/已后、之前、以前、前后、来、以来、以往、已去、以还、际、之际、初、之初、末、之末”[11]。“前、后、中、里”等名词在北魏汉语中兼方位名词和时间名词，且不少方位词词素与时间名词词素搭配构成复音节时间名词如“日中、中古、后岁、后世、前世”，或方位词作为后置成分与时间名词搭配构成时间短语，充当句子的主语、宾语、状语。如：
（7）九月中鸵蛔，至春种稻，万不失一。（《齐民要术？旱稻第十二》）
（8）以三月中清明前，夜炊饭，鸡向鸣，下熟热饭於瓮中，以向M为限。（《齐民要术？飧饭第八十六》）
（9）后卓夜中随峦索此物，峦不与之，经年峦遂卒矣。（《洛阳伽蓝记？城内》）
二、北魏通语之方位名词
我们把北魏文献的方位名词词语列为如下表2：
北魏单音方位词包括绝对方位词“东、南、西、北”和相对方位词“上、下、左、右、中、前、后、内、外、表、里、头、首、顶、末、底、边、侧、旁、角、面、邻、缘、傍、端、间”等。合成方位词丰富，有“东（南北）向、东（北南）头、南（北）方、南（北）面、西（东、北、左、里）边、左侧、次（西、南、北）、以/已前（外、上、下）、之下（里、间）、其中、上游、上头”等，有相对连用的“东西、南北、左右、前后、表里、内外”，有相邻连用的“西南、东南、东北、西北”，有同义连用的“中间、中心、中央”，搭配更灵活，表达更细致。
汉语史上方位词的发展表现为单音单纯方位词向后置词虚化，合成方位词越来越丰富。史维国总结先秦汉语单纯方位词有“东、西、南、北、前、后、左、右、上、下、内、外、中、间、侧、旁”。先秦合成方位词有“东（西、南、北、中）方”，上下、前后、东西、南北、内外、左右（相对连用），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相邻连用）。他认为除了“里”，现代汉语的单纯方位词先秦已经都产生②。而现代汉语的合成方位词在先秦汉语中已经具备，现代汉语前加“以、之”、后加“边、面、头”的合成方位词在先秦时期还没有出现。上古汉语典型语料之一《韩非子》中的方位词有“东、南、西北、侧、旁、前、后、左、右、上、中、下、内、外、间、东边、南方、四方、西北、西面、中央、西北方”[12]。中古汉语代表性语料之一《世说新语》的方位名词有“东、西、南、北、内、外、前、后、侧、傍、旁、中、间、里、边、左、右、北方、东北、东西、前后、已后、以还、以来（已来）、以上（已上）、以下、之后、之间、之内、之上、之外、之下、之中、左右”等[13]。可见，从上古到中古汉语，方位名词有显著的发展，一方面，单音单纯方位词如“上、中、下”等意义和功能扩展，有些单纯方位词如“面、边、底”向后置词发展，如“边”意义虚化的例子“我生在母边，不如鹿边生也（《杂宝藏经？鹿女夫人缘》）”；另一方面，合成方位名词增多，构成方式有的为同义近义语素联合，如“中间、中央”，有的是反义语素联合，如“前后、左右”，有的是同类联合，如“东南、西北”，有的与后接成分“面、边、厢、游、头”或前接成分“以（已）、之”等结合。北魏汉语方位名词的表现与方位名词的历史发展趋势一致，反映出时代特点。
查基本古籍库，“方位词+‘向’”的结构先秦已经产生，汉代以后出现了“‘向’+方位词”。现代汉语中 “方位词+‘向’”只保留于书面语体中，“‘向’+方位词”很常见。北魏各文献的表现不一，《水经注》、《洛阳伽蓝记》、《老君音诵戒经》以及北魏诗歌中有 “方位词+‘向’”，如“东向”、“西向”、“南向”、“北向”、“下向”、“正北向”、“正东向”等，在句中充当谓语、状语等，未见“‘向’+方位词”。《齐民要术》中既有“方位词+‘向’”，如“北向”、“东向”、“前向”、“上向”、“下向”等，在句中充当状语、谓语、定语等，又有“‘向’+方位词”，如“向上”、“向西南”、“向外”、“向前”、“向内”等，在句中充当谓语、状语等。佛经中比较特别，《杂宝藏经》只有“四向”，《贤愚经》相对丰富，除了“四向”，还有与《齐民要术》相同的“上向”、“下向”、“向外”、“向下”，以及“向于四方”。可见，北魏汉语 “方位词+’向’”尤其是“绝对方位词+’向’”仍然占据相当大的优势，但新的搭配方式“‘向’+方位词”也逐渐多见，尤其是相对方位词与“向”搭配时已以后置为多见，即“‘向’+相对方位词”形式。《齐民要术》和《贤愚经》中反映出这一新的发展趋势。
北魏方位名词最常见的是组成定中结构，作宾语亦常见，其次是作主语，再是作状语或补语。如：
（1）卷首皆有目h，於文m，び[差易。（《齐民要术？序》）
（2）收瓜子法：常qq先取本母子瓜，截去深^，止取中央子。（《齐民要术？种瓜第十四》）
（3）于王舍城、毗舍离二国中间，有五百群贼。（《杂宝藏经？大力士化旷野群贼缘》）
（4）著席上，布令厚三四寸，之，令均得地狻 （《齐民要术？种麻第八》）
（5）南西北方，亦复如是。（《杂宝藏经？提婆达多放护财醉象欲害佛缘》）
（6）以白盐M之，以甘水沃之，令上恒有游水。 （《齐民要术？常满盐花盐第六十九》）
（7）边有数十石畦，畦有数野蔬。（《水经注？河水五》）
（8）柰熟r，中破，曝干，即成矣。（《齐民要术？柰林檎第三十九》）
（9）渐复傍掘，亦得铜瓮，转掘不已，满五里中尽得铜瓮，盛满金钱。（《杂宝藏经？金猫因缘》）
（10）北夷酋长遣子入侍者，常秋来春去，避中国之热，时人谓之雁臣。（《洛阳伽蓝记？城南》）
（11）其有祭酒道民，奉法有功，然后於中方有当简择种民，录名文昌宫中。（《老君音诵戒经》）
（12）若不出者，使汝心颠倒，当捉汝脚，掷恒河里。（《杂宝藏经？大力士化旷野群贼缘》）
前置介词与后置词是相互矛盾、此消彼长的一对语法现象。二者在汉语语序发展史上经历了激烈的竞争。先秦时期，二者均未产生，当时普通名词、“介词+普通名词”都可以作为处所补语；西汉时期方位短语产生，可以作处所状语、处所补语，“介词+普通名词”、“介词+方位短语”也都可以作处所状语、处所补语，一方面普通名词与处所名词开始分离，处所名词独立发展，普通名词必须与介词组合，另一方面汉语词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后置词产生，前置介词增多；近代时期“介词+方位短语”作处所状语、处所补语都很常见，方位短语充当处所状语、补语的现象仍留存，但已经少见。其间后置方位词做状语一度反弹，但已呈现颓势，说明前置介词逐渐占优。清代汉语书面语中前置介词最终取得决定地位。储泽祥指出：“在汉语与蒙古语、朝鲜语接触时，汉语方位词很容易被当作后置词使用，这为方位词发展成为后置词提供了机会。”[14]指的就是近代汉语元代文献中后置词一度反弹的异象。祖生利对于蒙古语格标记给近代汉语方位词用法带来的变化亦做了非常有意义的研究[15]。北魏国语鲜卑语与蒙古语、满语等同属于阿尔泰语系语言，无论北魏鲜卑人的汉化，或是北齐、北周的重新胡化，官方的政策和民间的互动对汉语的发展势必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阿尔泰语系语言与汉语的接触绝非蒙元时期才开始。北魏汉语方位词经常置于处所名词、地名或一些普通名词后，构成方位短语，在句中充当主语、宾语、定语、补语、状语等，应与此期族群互动及语言接触有一定关系。
注释：
①江蓝生先生总结了先秦两汉时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词短语后的“以来”的发展，省用为“失来”等结构。可参见江蓝生的《近代汉语探源》一书，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版，第1-2页。我们认为时间名词后的“以来”的缩略成词也经过了同样的过程，与何亮的推测一致。
②参见吉林大学史维国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先秦汉语方所表达研究》（2009年）第46页。张世禄的《先秦汉语方位词的语法功能》一文则举例说明先秦时期已经有“里”。（见《河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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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一、课堂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从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乃至唐宋元明清文学，这些文学历史的脉络基本不变，教学的内容无非是文学史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等内容。相对固定不变的教学内容若要讲出新意和变化，只能依赖于评价视角的转换和改变。而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与运用就是一种新的评价视角和教学思路，不仅能揭示出古代文学的内在文化含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从民风民俗视角切入教学，才能有效地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从真实的文化氛围中领会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得到真知和教育。民俗文化的内容丰富繁杂，需要教师结合古代文学授课内容加以整理和挖掘，再配以课件、图片、实物等教学手段，全方位展示。1.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揭示讲授者能否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进行准确还原和揭示，首先关系到对作品的正确解读。尤其对于古代诗歌来讲，其蕴含的民俗文化因素往往不着痕迹，讲授者若昧于当时的风俗民情，难免有郢书燕说之失。如唐代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中的名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讲授者若不了解“星桥”为古代元宵节期间令人观赏的灯的名称，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是被灯装饰的河桥，其实星桥即是一种灯的名称。《云南府志》云：“元宵赏灯张乐，列星桥火树于道。次夕长幼挟游，爆竹插香于其处，相传以为祛病。”《宛平县志》也云：“元宵前后，金吾弛禁，赏灯夜饮，火树银花，星桥铁锁，殆古之遗风云。”可知这两句就是描写元宵节灯火的盛况，与真正的河桥无关。由此看来，古代文学教学应关注民俗资料，这样才能保证讲授知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对古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和揭示还关系到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古代送别诗词中“杨柳”意象的解读和分析，讲授者通常也会提及古人因“柳”“留”谐音而折柳赠别这一风俗习惯并解读出该意象所蕴含的留念、惜别涵义，但仅仅停留在此就忽略了“杨柳”意象的其他文化内涵，从而也失去了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理解的机会。笔者并不满足于“折柳赠别”这一民俗行为的介绍，而是通过引用各种文献资料进一步挖掘这一意象的深层文化内涵。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有记载：“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谈到“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至毒”；体现佛教教义的《灌顶经》中述及禅拉比丘曾以柳枝咒龙，观音佛以柳枝沾水救助众生。受此影响，中国民间称柳树为“鬼怖木”，认为它有驱邪保平安的功能。尤其在唐代，围绕“柳”展开的民俗活动已经非常丰富，如在门首屋檐插挂柳枝，头上身上佩戴柳枝以及折柳枝送别等等。正是民间社会赋予“杨柳”的特殊文化功能及各种与杨柳相关的民俗活动，使这一意象不仅蕴含留念、惜别的含义，更蕴含着“驱凶求吉”的文化含义，积淀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而成为送别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大意象。再如讲解李白《子夜吴歌》中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或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以适时地对诗句中的“捣衣”民俗进行还原：“捣衣”既不是捶衣，也不是缝衣，更不是洗衣，而是古代的一种生产民俗，具体来讲就是衣服缝制前的一种特殊劳作，把衣料放置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捣使之平软便于缝制。[3]同时运用多媒体播放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其画面展现的唐代妇女捣衣情景和捣衣工具形制会让学生对捣衣民俗有更直观的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捣衣多是民间女子为征人备置寒衣，常与政局动荡、战争频繁息息相关。战争越频繁，征夫越多，需为征夫制作寒衣而“捣衣”的现象越普遍，从而出现诗句中描写的“万户捣衣声”“寒衣处处催刀尺”的典型情景。在此情况下，学生自然会深刻理解作品所隐含的征人思妇的思念之情、盼归愿望以及对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厌恶的复杂情感内涵。总而言之，这种对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与揭示，不仅能有效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开拓知识视野，更能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阐释文学现象，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2.从民俗文化视角对古代文学史相关问题的阐释解读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除了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解读外，还包括各个时期文体样式、文学思潮、重要流派、文学传播及接受等相关问题的阐释与分析，这是文学史部分的重要内容。许多讲授者在讲授文学观点时容易流于单调、教条，使之枯燥、空洞，极易导致学生学习倦怠。如果能从民俗文化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阐释和解读，讲授效果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比如讲解元杂剧这一文体时，都会提到其情节结构的大团圆模式，但多数讲授者在此并没有深入挖掘这一情节模式形成的深层原因和蕴含的文化意蕴，学生也只是机械性地记住了这个观点而已，对此并没有很深的体会。倘若对大团圆模式的成因能从中华民族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讲究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等角度进行阐释解读，讲授效果会得到很大的提高。[4]这样从民俗文化视角所做的阐释和解读，不仅可以深化学生对文学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拓展学生思维空间，开阔视野，实现学习广度与深度的有机结合也不无意义。
二、实践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
一直以来，古代文学课程偏于理论教学，疏于实践教学的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该门课程教学效果提升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强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性，更好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就显得刻不容缓。笔者在该门课程的实践教学中，也尝试从民俗文化角度进行切入，注重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不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更有效提升了实践教学的效果。1.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众所周知，兴趣既是学习的动力和内驱力，又是激发学习者创造性思维的催化剂。故而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常常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成为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也常常采用这一形式，只是如何运用该形式并取得相应成效需要教师提供视角和思路并精心组织。长期以来，笔者从民俗文化视角切入，围绕“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关系”之思路，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地开展了相关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组织”指的是在笔者带领和指导下利用qq群成立“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群，学生自愿加入，建立兴趣小组；“有目的”指的是群中话题讨论和活动开展都是围绕“古代文学和民俗文化”相关问题进行，如让群中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分门别类收集整理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民俗文献、民俗图片等古代民俗资料或描写反映民俗文化生活的古代文学作品；“有秩序”是从收集整理到分享再到问题讨论，有条不紊进行。时至今日，在qq群空间已经了兴趣小组所收集整理的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农业生产、日常饮食、文房四宝、工艺器用、花卉草木、岁时节日、游艺娱乐、巫卜信仰等古代民俗资料和民俗图片，以及古代民俗诗词若干首。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对拓展古代文学的学习空间以及提高学生收集整理资料的实践能力也不无意义。2.进行科研活动训练一定程度的科研训练，不仅有益于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更有利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所以大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活动，进行科研训练已成为高校实践教学环节的基本要求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必要途径。鉴于此，笔者在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中非常注重对学生进行科研活动训练，可以说是上一阶段活动的自然延伸和拓展。在经历了一系列“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兴趣小组活动之后，学生在产生浓厚兴趣的同时必然会对相关问题有进一步探究的愿望。这时笔者就会围绕他们提出的问题与之商讨选题，提炼角度，开展研究，并进行论文写作。经过这些科研活动的训练之后，学生已先后写出《唐诗中的冬至节民俗描写》《唐代婚恋民俗诗代表作品举隅》《古代节令民俗诗词在当代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等选题较小而不乏新颖、且适合本科生写作的小论文。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学生真实参与体验的科研活动训练，再没有其他活动形式能比这种真刀实枪的训练过程带给学生的获益大。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