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1 22: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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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汉字 东亚文化圈 日本 韩国
本文围绕着东亚文化圈与汉字这一论题，再次强调汉字在东亚文化圈中的作用。
汉字虽然是语言学领域的概念，但它将渗透到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它各个广泛领域里。汉字作为传递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边缘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文化圈，又在这些国家的文字系统中以多样而复杂的语言形式发展下去。
一、东亚文化圈
（一）东亚文化圈的概念
文化圈理论是德国的格雷布（1887年～1934年）与奥地利学者施密特（1868年～1954年）提出来的。根据他们的叙述，文化圈大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2]：
①世界上存在若干个文化圈，每个文化圈都包含一定的物质以及精神文化的共有成分在内；
②文化圈由核心（文化源地）和边缘（文化收容区）这两个要素构成；
③核心影响边缘，边缘反过来作用于核心，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诸多要素的影响，核心与边缘的位置有可能会置换；
中国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3]称文化圈是一种‘文明系统’，系统中的诸多国家享有基本共同的传统文化属性﹑文化特征﹑但它并不排斥现代性之下的普世性和多元性，所以在强调同质性的同时，也不能完全否认它的异质性。
东亚文化圈即属于地域概念，也属于语言概念和文化概念。它包括曾受汉字文化和传统儒教文化影响的亚洲东部一些国家。东亚文化圈的地理范畴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其边缘地区包括越南﹑日本﹑韩国、朝鲜等地区。东亚文化圈不是由单纯的政治或者军事力量而形成，而是以地理环境为优先条件，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接受相关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产物。
（二）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东亚文化圈是世界文化圈中历史最悠久的一种，大概有着五千年的历史，经历了起源﹑形成﹑发展﹑中衰以及裂变、兴起等阶段。它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演变过程也是以深厚的历史﹑政治﹑文化等背景为基础。
东亚文化圈起源于中国的华夏文化，后来渐渐扩展到周边国家，并与其他文化交融到一起。它的核心文化是中国文化，边缘文化是越南﹑日本﹑韩国、北朝鲜等地区的文化。东亚文化圈的发展过程既是中国文化不断向周边扩展和被接受的过程，也是其他地区的文化影响中国文化，并不断深化和丰富整个东亚文化圈的过程。
19世纪中期，西方文明给东亚文化圈带来剧烈的冲击，作为核心地区的中国以及边缘地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日本迅速地摆脱了边缘地区的位置，通过吸取西方文明主义的道路以和实施野蛮的军事手段，慢慢站到了核心地位。华强教授[1]指出，东亚文化圈在近生的两次裂变均是由日本的侵略行为所造成的。第一次裂变是日本侵占琉球﹑台湾和吞并朝鲜半岛而导致的，第二次裂变是日本发动全面的和太平洋战争而引起的。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给东亚文化带来了莫大的物质以及精神损失。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年代里，经过两次重大裂变之后的东亚文化圈发生巨大变化，它需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东亚共同体。
二、东亚文化圈与汉字
谈到东亚文化圈，不得不提起汉字。因为尽管东亚文化圈里有汉字﹑儒教﹑佛教﹑律令等诸多共同要素，但汉字始终作为文化积淀﹑传承和交流的主要载体，承担着不可欠缺的历史任务。它在东亚地区所担当的主要功能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古代中国的儒教与佛教传播到边缘地区，到人们解读和精通这些儒教和佛教书籍，都是要靠汉字作为载体；
第二﹑边缘地区为了建立自己的语言文字体系，借用大量汉字来标记本土语言，并把它融入到自己的文字系统里；
第三﹑日本和韩国等地区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也是借用大量汉字来翻译或创造一些新文化用语；
第四﹑在现代社会里，汉字仍然在东西方以及东亚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媒介功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产业链交流，首先就需要进行大量专业用语的翻译工作。
第五﹑另外，从提高人们的知识度，完善教育制度的角度来讲，仍有必要在东亚各地区坚持汉字教育。
汉字在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中起着如此非凡的作用，与它自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如上所述，汉字属于自源文字，夏商之际（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文字系统，源头是河南安阳古代殷都的甲骨文。特有的方块字形是汉字最突出的个性之一，它的每一个音节都具有独立的意义，使人们很快就能记住并适应汉字。而且汉字的形﹑声﹑义三者在方块字中形成一种完美的结合，造字方法非常独特。汉字除了这些构形方面的优点，还具有超越空间和时间限制的特点。这些都为汉字负载丰富的文化信息，铺垫了良好的基础。每一个汉字都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无文字时代的文明信息，又蕴含着有文字时期文明进化的韵律，体现了多维的价值。东亚文化圈的复兴之路也是实现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道路。这条路虽然比较坎坷，但有了汉字这一强有力的武器，就见到了一线灿烂的光明一样，它的前途也是无量的。
每个文化都有它自己的历史阶段和发展过程，‘东亚文化圈’也应遵循这个原理。‘东亚文化圈’一度崛起﹑发展，又由于各种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出现过裂变时期。随着“东亚文化圈”的发展和变迁，汉字也在东亚各地区有了不同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东亚文化圈与汉字是两个密不可分的存在。
本文主要以韩日两国为对比研究对象，考察汉字在这两个国家的传播、接受以及应用与发展情况。笔者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韩日两国的汉字传播阶段、接受形式以及相关文字政策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三、汉字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接受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语素音节表意性的书写体符号，给东亚各地区文字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不菲的贡献。在韩国和日本等地区处于无文字时期的时候，汉字作为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长期借用下去，并充当着标记各民族语言的作用。权强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阐述古代东亚世界的定义时，特别强调了汉字的作用。他称“古代东亚世界是指以中国的汉字作为媒介，接受儒教、佛教和律令等几个要素的东亚地区，其中包括韩国和日本[1]。”汉字传播时期，东亚各地区的书面语和口头语还处于互相分离的状态，只有皇族、贵族以及官僚等少数阶层才能获得接触和学习汉字的机会。由于崇拜先进、发达的中国文化，汉字很快就成了文化传播的媒介，之后又成为了东亚各地区的通用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体现了文化的优越性和文字的可普及性，还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权力关系。围绕着中国王朝的权威以及以古代中国的册封关系为中心的东亚世界里，中国往往是东亚各地区争先想靠近的对象。有关东亚地区汉字传播的研究中，除了汉字作为文字记录语言的功能和它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外，还要注意到历史、政治以及外交等诸多因素对汉字传播的影响。汉字的传播与其说是为了实现它的语言记录功能，不如说最初是为了实现它的文化传播以及政治外交功能。
东亚地区的汉字接受形式大致分为汉字的借用与仿造。借用是指通过借音、借义以及音义兼借等方式，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方法，主要有音义兼借、音读现象以及训读现象等。仿造是指根据汉字的形态以及制造方法创造出汉字式文字，主要有孳乳仿造和变异仿造等。孳乳仿造是指通过根据原有汉字的形态或者偏旁部首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补充旧汉字的新旧混用方式。变异仿造是指通过重新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区分新旧汉字的方式。
梁重海指出，汉字的接受过程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改变汉字的形态，按部就班地使用原有汉字。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出新的汉字。第三个阶段是改变汉字的形态或减少汉字的结构，创造出崭新的音节文字。第四个阶段是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统[2]。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汉字与东亚各地区之间的接触是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分析东亚各地区的汉字传播与使用问题，如语音变化、词汇与语法、应用等现象是考察东亚各国国语史和发展过程的重要线索。汉字虽然属于语言学领域的概念，可它广泛地渗透在历史、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与文化等诸多领域里。数千年来，汉字作为传播文化信息的重要媒介，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逐渐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越南等周边地区，并形成所谓的东亚文化圈，之后又在东亚各地区的文字系统里不断地发展成新的文字形态。汉字在东亚各国的应用与发展并不是很顺坦，越南和北朝鲜现在已经彻底废除了汉字的使用，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字系统，而韩国和日本也正在有意识地限制汉字的使用。韩日两国都具有符合本国实情的汉字标记法和使用方法，这些地区仍然在使用着汉字。韩国虽然在日常生活和官方正式场合中彻底废除了汉字标记，但在人名和道路标识等领域里还保留着汉字标记法。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和汉字影响最深的一个国家，它通过颁布当用汉字表和常用汉字表等一系列汉字相关政策，使日本人至今还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地应用着汉字。
至今为止，东亚各地区各自实施了截然不同的汉字相关政策，其过程中也陆陆续续出现过汉字废除论、汉字限制论、汉字简化论等不同的论点，汉字在一些国家也渐渐失去了踪影。如果我们不顾一切，极端地废除或扼杀汉字的适当应用，东亚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就会出现‘断层现象’。为了维护共同文化圈的持续发展，也为了实现经济一体化，各地区应该客观地接受汉字的实用性和功能，为汉字今后更好的发展未来而做出最大的努力。
健全而强有力的经济发展，需要规范化的汉字应用和正确的汉字相关政策，同时还要具备有能效应用汉字编码的环境。为了阐明怎样有效应用汉字，并促进国际化交流的研究课题，我们不仅要探讨汉字编码以及汉字字体的统一等一系列新的问题，而且还要在充分掌握东亚各地区汉字应用的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之下，吸取相互的经验教训，摸索符合时展的正确方向。
我们不仅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东亚各国的汉字传播与使用情况，发掘它们的共性和个性，还应考虑到东亚地区的繁荣昌盛，彻底研究和分析汉字在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文化等领域中要起的作用和责任，并确立出崭新的课题和解决方向。汉字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当中所创造出来的的宝贵文化，它可以客观而正确地记录人类历史与文化，同时也肩负着继承和发展灿烂文化的重要责任。汉字的应用，必须要完全符合新文化、新语言的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汉字的存在价值和地位才会更加巩固和完善。
特别注释：本论文为中国2010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而完成的。
注释：
[1]冯天瑜（2003）.汉字文化圈论略《中华文化论坛》.第2期 50页
[2]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国际观察》 第2期 70页
[3]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国际观察》 第2期 77页
[4]権強（2004）.古代日本·朝鮮における文字世界の形成.東京大学博士論文1页
[5]（1987）.韓日兩民族？ 漢字漢文？ 受容？ 發展？ ？？ 比較硏究[Ⅱ].《CHEJU UNIVERSITY JOURNAL》，Vol.25 No.1 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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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汉字；去汉字化；再汉字化；汉字转向
H12
一、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
“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这个题目以“普通语言学”的眼光审视，暗含着一个“制度陷阱”，因为它预设了汉字的文化属性，而文字的定义――依西方文化的教诲――早已被否定了文化内涵。手头一本已经翻烂了的伦敦应用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中译本）对文字的定义是：“用惯用的、可见的符号或字符在物体表面把语言记录下来的过程或结果。”也就是说，文字的存在价值仅仅是记录语言的工具。这样一个冰冷的定义让中国人显然很不舒服，它和我们传统语文对汉字的温暖感受――“咬文嚼字”、“龙飞凤舞”乃至“字里乾坤”――距离太远了！抽出我们的《辞海》，看看它对文字的定义：“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扩大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际功用的文化工具，对人类的文明起很大的促进作用。”这就在西方语境中尽可能照顾了中国人独有的汉字感觉。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首先是因为汉字字形有丰富的古代文明内涵。且不说汉字构形映射物质文明的林林总总，即在思想，如《左传》“止戈为武”，《韩非子》“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字形的分析总是一种理论的阐释，人文的视角。姜亮夫先生说得好：“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人（更确切一点说，是人的身体全部）出发的。一切物质的存在，是从人的眼所见，耳所闻、手所触、鼻所嗅、舌所尝出的（而尤以‘见’为重要）。……画一个物也以人所感受的大小轻重为判。牛羊虎以头，人所易知也；龙凤最详，人所崇敬也。总之，它是从人看事物，从人的官能看事物。”[1]69我们可以说汉字的解析从一开始就具有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意义，而不仅仅是纯语言学的意义。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又因为汉字构形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其结构规则甚至带有文化元编码性质，这种元编码成为中国人各种文化行为的精神理据。汉字在表意的过程中，自觉地对事象进行分析，根据事象的特点和意义要素的组合，设计汉字的结构。每一个字的构形，都是造字者看待事象的一种样式，或者说是造字者对事象内在逻辑的一种理解，而这种样式的理解，基本上是以二合为基础的。也说是说，汉字的孳乳，是一个由“一”到“二”的过程，由单体到合体的过程，这正体贴了汉民族“物生有两”、“二气感应”、“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文化心理。
汉字的区别性很强的意象使汉字具有卓越的组义性。莱布尼茨曾说汉语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世界梦寐以求的组义语言，而这一特点离不开表意汉字的创造。在汉语发展中大量的词语组合来自汉字书面语的创新，由此大大丰富了汉语书面词汇。组义使得汉字具有了超越口语的强大的语言功能。饶宗颐曾说：“汉人是用文字来控制语言，不像苏美尔等民族，一行文字语言化，结局是文字反为语言所吞没。”[2]183他说的正是汉字极富想象力且灵活多变的组义性。难怪有人说汉字就像“活字印刷”，有限的汉字可以无限地组合，而拼音文字则是“雕版印刷”了。比较一下“鼻炎”与“rhinitis”，我们就可以体会组义的长处。《包法利夫人》中，主人公准备上医学院了，却站在介绍课程的公告栏前目瞪口呆：anatomy， pathology， physiology， pharmacy， chenistry， botany， clinical practice， therapeutics，hygiene and materia medica。一个将要上大学的人，对要学的专业居然“一字不识”，这样的情节在中国人听来匪夷所思。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更在于汉字的区别性很强的表意性使它具有了超方言的“第二语言”作用，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汉字的这一独特的文化功能，其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索绪尔晚年在病榻上学习汉字，明白了“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他们有时就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汉语各种方言表示同一观念的词都可以用相同的书写符号。”[3]51汉字对汉语“言语异声”的表达进行观念整合，达到“多元统一”。这样一种“调洽殊方，沟贯异代”（钱穆语）的功能，堪称“天下主义”！一位日本友人说，外国人讲日语，哪怕再流畅，日本人也能发现他是“外人”。而她走遍了中国大地，中国人并不在意她的口音――在西北，有人以为她是南方人；在北方，有人以为她是香港人或台湾人；而在南方，人们则以为她是维族人。中文“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整合性，在这位日本人看来，与英文相似，是天然的世界语。（当然，汉字的“世界性”和拼音文字的世界性，涵义是不一样的。）汉字的观念整合性，一方面自下而上，以极富包容性的谐音将汉语各方言文化的异质性在维护其“言语异声”差别性的同时织入统一的文化经纬，另一方面又自上而下，以极富想象力的意象将统一的文化观念传布到九州方域，凝聚起同质文化的规范和力量。由此我们可知，汉字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是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正如柏杨所说：“中华字像一条看不见的魔线一样，把言语不同，风俗习惯不同，血统不同的人民的心声，缝在一起，成为一种自觉的中国人。”[4]472
与汉字的观念整合性相联系的，是汉字的谐音性使地方戏曲有了生存空间。汉字的观念整合走意会的路径，不涉音轨，客观上宕开了方音艺术的生存天地。在汉字的语音包容下，汉语各方言区草根性的戏文唱腔与官话标准音“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相安无事，中国几百种地方戏曲源远流长，由此形成西方拼音文化难以想象的异彩多姿。汉字保护了方言文化生态多样性，也就保护了中国各地方文化的精神认同和家园意识。当然，这种保护是有代价的，即方言尤其是中原以外的方言及其戏曲，不再具有汉字的书写性，从而不再在中华“雅文化”或者说主流文化中具有话语权。
汉字作为一种文化，在汉民族独特的文学样式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这里，与其说是汉字记录了汉文学，毋宁说是汉字创造了汉文学的样式。在文字产生前的远古时代，文化的传承凭记忆而口耳相传。为便于记诵，韵文形式的歌舞成为一种“讲史”的仪式。闻一多解释“诗言志”之古义即一种历史叙事。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韵文史”渐渐不堪记忆和叙事之重负，西方产生了散文化的叙事诗，而中国却是诗歌在与散文的“混战”中“大权旁落”，淡出讲史的领域，反过来强化其诗。在这一过程中，汉字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复旦大学的张新教授在多年前就颇有见地地指出：“文字的肌理能决定一种诗的存在方式。”一方面，“与西方文字相比，中国文字具有单音的特点。单音易于词句整齐划一。‘我去君来’，‘桃红柳绿’，稍有比较，即成排偶。而意义排偶与声音对仗是律诗的基本特征。”西方艺术虽然也强调对称，但“音义对称在英文中是极其不易的。原因就在英文是单复音错杂。”另一方面，“中西文法不同。西文文法严密，不如中文字句构造可以自由伸缩颠倒，使句子对得工整。”张新认为，“中国文字这种高度凝聚力，对短小的抒情能胜任，而对需要铺张展开描述的叙事却反而显得太凝重与累赘。所以中国诗向来注重含蓄。所谓练字、诗眼，其实质就是诗人企望在有限的文字中凝聚更大的信息量即意象容量。”[5]在复旦大学的“语言与文化”课上，一位2003级新闻系同学对汉语是什么的回答，此时听来更有体会：汉语是炫目的先秦繁星，浩渺的汉宫秋月；是珠落玉盘的琵琶，“推”、“敲”不定的月下门，“吹”、“绿”不定的江南岸；是君子好逑的《诗经》，魂兮归来的《楚辞》；是千古绝唱的诗词曲赋，是功垂青史的《四库全书》……
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回答：汉字记载了浩瀚的历史文献，汉字形成了独特的书法和篆刻艺术，汉字具有很强的民间游戏功能，等等等等。一旦我们用新的视角审视这个历久常新的问题，我们就会从中找到中西语言文字、中西文化、中西学术的根本分野。此时，我们完全可以重新为汉字定义：汉字是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
二、从去汉字化到再汉字化
中国独特的人文传统有三个通融性：
其一是小学（语言文字学）与经学的通融。许慎强调想接绪历史传统、读懂儒家典籍，就必须对汉字的形音义关系进行正本清源，字义明乃经义明，小学明乃经学明，强调汉字是“经艺之本”：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许慎《说文解字序》）许慎的“本立而道生”实际上借助字学（小学）建立了经学与识古（史学）之间的同构关系，消解了典籍散佚所带来的历史认同危机。经学建立的记载阐释历史的模式得以延续。
其二是经学内部表现为文史哲的通融。苏轼说：“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得。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已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在我们看来，这“意”，就是汉字元编码为传统文史哲提供了统一的思想资源和表述方式。因此清代经学家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经、史之所以相通，实际上基于汉字的表意思维或元编码：表意汉字既是一种对事实的照录（“史”的方式），又是一种对世界的形象表达（“文”的方式），还是一种对现实独特的认知方式（“哲”的方式）。文史哲的通融，实为汉字表意性元编码的体现。
其三是小学内部表现为语言与文字、书写文本与非书写文本的通融。我们分别表述为字词通融和名物通融。首先看字词通融：汉字倾向于使自身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符号来记录汉语的语符（语素或词），这要求汉字保持一个有意义的形体、一个音节、一个词义三位一体。这种对应使得汉字的字义与词义、字形与词形之间难分难舍，呈现一种跨界、整体通融性，体现了汉字与汉语独特的既分离又统一的张力关系。再看名物通融：从言文关系看，汉字代表的是一个语言概念单位，而从名物关系看，汉字对应的则是一个现实物，这就要求汉字对现实物具有形象描摹性即绘画性特征。如“仙”这个简化字，字面义是用“山中之人”的意象去表达某个现实物的。汉字的这种意象性打通了书写与绘画、书写与物象的界线。这种书写与非书写之间的越界，进一步造就了汉字书法、文人画这样的书写编码与非书写图像编码相通融的文化景观。
这三个通融显示了汉字在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本位性。“本立而道生”，说明汉字不仅是汉文化的载体和存在基础，也是中国语文得以建构的基本条件。
中国语言学的科学主义转型主要发生在“五四” 前后的新文化思潮时期。该思潮引进了西方语言中心主义的立场，把文字看作是单纯的记录口语、承载语言的科学工具，因此将是否有效地记录语言和口语看作是文字优劣的唯一标准。根据此标准，远离口语的汉字成为五四先驱们的众矢之的。废除汉字、提倡文字拉丁化和白话文， 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颠覆，这成为“五四”时代的主流思潮。我们将这种思潮称之为“去汉字化”运动。此后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去汉字化”一直是中国学术和文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八十年代起，去汉字化所造成的传统断层越来越受到关注和批评。不断有学者强调写意的汉字与写音的字母之间的文化差异，认为汉字是独立于汉语的符号系统，要求对汉语、汉字文化特性重新评估，提出艺术、文学创作的“字思维”或汉字书写原则，而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写”和“说”、“字”和“词”。对去汉字化和全盘西化的批判，越来越表现出回归汉字的情绪，“再汉字化”思潮初露端倪。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语言学，是“再汉字化”思潮的先声。文化语言学把语言学看作是一种人学，把汉语言文字看作汉文化存在和建构的基本条件。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中以陈望道、张世禄、郭绍虞等前辈学者为代表的本土学派的研究传统的继续，文化语言学强调汉字汉语独特的人文精神，强调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在文史哲融通的大汉字文化格局中研究汉语，尤其注重汉语中的语文精神即汉字所负载的传统人文精神的研究。郭绍虞是最早提出汉语的字本位性的学者，文化语言学派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进入21世纪后逐渐汇通中国社会科学诸领域，进一步形成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设两大主题。
文化批判方面的思考主要有：批评五四以来汉语研究的西方语本位立场[6]，五四以来现代汉语研究是“印欧语的眼光”[7]，将“五四”以来的归结为“去汉字化运动”[8]，五四以来中国学术在西方文论面前患了“失语症”[9]，五四白话文运动过于强调语言的断裂性，要对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走向进行重估[10]，反思现当代文学中的“音本位”和“字本位”思潮[11]，对八九十年代出现的以汉字本位为特征的“母语写作”思潮进行总结[12]，《诗探索》从1995年第2期起开辟专栏，发表了大量有关“字思维”的文章。有论者认为，关于母语思维与写作的讨论，“将是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前一次可能扭转今后中华文化乾坤的大讨论。”
文化建设方面的思考主要有：强调汉字对汉语的影响及汉语的字本位性质，提出文化语言学理论、汉字人文精神论（申小龙1988，1995，2001）；提出字本位语言理论（徐通锵1992、1998，苏新春1994，潘文国2002）；提出或倡导文学的“字思维”原则（汪曾祺1989，石虎1995，王岳川1996）；提出汉字书写的“春秋笔法”是中国学术的话语模式（曹顺庆1997）；中国经学是“书写中心主义”（杨乃乔1998）；提出以汉字和汉语的融合为特征的“语文思维”概念（刘晓明2002）；提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写”和“说”、“字”和“词”（叶秀山1991）；提出汉字是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强调汉字与汉语的关系既是汉语的最基本问题，也是汉文化的基本问题（孟华2004）。
“再汉字化”思潮或中国学术的“汉字转向”的核心问题是汉字与汉语、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以及汉字在这种关系中的本位性。
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文化和学术转型都是围绕汉字问题展开的，抓住这一点，中国学术和中国思想史的许多根本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在西方国家，由于使用拼音文字，西方学术界普遍将文字看作是语言的工具，文字学甚至不是语言学内部的独立学科。国内学术界自五四以来引进了一种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文字学立场，将汉字处理为记录汉语的工具，汉字的性质取决于它所记录的汉语的性质，汉字独立的符号性及其所代表深厚的人文精神被严重忽视。重新评估汉语言文化的汉字性问题就是文化语言学的“再汉字化”立场。它不是简单地对传统语文学的肯定和回归，而是要求重新估价汉字在汉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利弊，以实现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差别化和对话：一方面使自己成为西方学术的一个有积极建设意义的“他者”，同时又使西方学术成为中国学术的积极发现者。因此，中国学术二十一世纪面临一个“汉字转向”的问题：汉语和汉文化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汉字的可能性基础上的，这是中国学术，包括汉语言、文学、历史、哲学、文化存在的基本条件。这种“再汉字化”立场，是中国文化语言学为世界学术所贡献出的最为独特的东方理论视角。
“再汉字化”转向，也顺应了世界学术的大趋势。当代世界学术经历了两个重要的转向，一是语言学转向、二是文字学或图像转向。
所谓语言学转向，主要表现在文史哲诸人文领域开始思考世界存在的条件是建立在语言的可能性基础上的，文学、史学、哲学都开始关注语言问题，并从语言学那里吸取方法论立场。复旦大学的文化语言学在八十年代举起了中国学术语言学转向的大旗，其语言文化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界、文学界等人文学科领域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所谓的文字学转向，一般认为肇始于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他的“文字”概念是广义的，泛指一切视象符号，如图像、雕塑、表演、音乐、建筑、仪式等等，当然也包括汉字、拉丁字母这样的狭义文字。德里达的基本观点是，现实、知识、真理和历史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文字”的可能性基础上的。因此，文史哲在考虑自己研究对象的存在条件时，由对其语言性的思考再进一步转向对语言、文字、图像三者关系性的思考。因为现实、历史和知识不仅仅是以语言为存在条件的，文字、图像也同等重要（在今天的“读图时代”尤其如此）而且更易被忽视。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汉字是一种极为独特的符号系统，它处在语言和图像中间的枢纽位置，它既具有图像符号的视觉思维特性，又具有语言之书写符号的口语精神。中国文化的汉字本位性一方面抑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图像思维，又抑制了汉语方言的话语精神，汉字自身替代了图像、话语，成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学、知识、思维、现实存在的最基本条件。这就是汉字的“本位性”问题。该问题构成了中国学术、中国文化最核心和最基本的问题，学术界和文化界对该问题的觉醒和重新阐释，这就是“汉字转向”或“再汉字化”。中国文化语言学在引领中国上个世纪末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再次擎起“文字学转向”的旗帜，这是时代所赋予的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再汉字化提出的汉字文化的新视角，基于这样一种学术理念：语言（言）、文字（文）和视象符号（象）三者构成了文化的核心要素和条件。中国语言、学术、文化的基本问题是一个汉字的问题，即以汉字为枢纽，在言、文、象三者的对立统一关系格局中研究其中的每一个要素，并将这种以汉字为本的言文象三者既分离又统一看作是中国学术、中国文化存在的最基本条件。它要求我们冲破传统学科分治的壁垒，在一个大汉字文化观的格局下进行学术研究。这种学术立场也可叫做“新语文”主义。
以“再汉字化”为宗旨的汉字文化新视角研究，具体围绕五个基本主题：
第一，汉字文化特性的研究。
第二，汉字的语言性研究。
第三，汉字的符号性研究。
第四，汉字书面语研究，具体分为三个层次：
（1）现代汉字书面语的历史发展研究。
（2）现代汉字书面语的文化特性研究。
（3）现代汉字书面语的网络形态研究。
汉字文化新视角的研究，预示着中国语言文化研究在一个世纪的“去汉字化”的历程之后，将要实现“再汉字化”的世纪转向。这一转向的本质就是在中国文化的地方性视界和世界性视界融通的过程中，重新确认汉字在文化承担和文化融通中的巨大功用和远大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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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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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高友工，三联书店，2008
从“文”到“文学”的变迁表明，中国文学观念受到现代西方影响，逐步转换为对“心声”的诉求，强调文学作品与主体心灵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这里的文学作品主要被理解为那种在场的声音语言，然后才是作为语言之记录的文字。但即便如此，百年文论进程中仍有不少学者尊重或坚持传统思路，看重文字(而非直接的语言)与文学的相关性。这种复杂的情况，最突出莫如鲁迅。鲁迅的新文化新文学立场非常鲜明，但1926年在厦门大学时撰《中国文学史略》讲义(后改名《汉文学史纲要》)，则以“自文字至文章”开篇，强调自古以来由文字而成就文章，以形声为主的汉字可“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以至“其在文章”“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对文学的理解上，鲁迅坚持“感动”的指标，但在相当程度上调整了早年的文学“心声”观念，即转而坚持文学与“文字”较强的相关性。这一思路既有西来影响，但更源自师辈学术及其背后的小学传统：章太炎《文学总略》有“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的说法，而刘师培《文章源始》则明言：“积字成句，积句成文，欲溯文章之缘起，先穷造字之源流”。百年文学中不少学者有类似的思想，比如周氏兄弟、朱自清、郭绍虞、台静农等，都一直深受“语”与“文”对待问题的缠绕。笔者以为，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之“文字性”及其现代际遇的把握。
，概括地说，“文字性”就是中国文学和文化在很多深层方面的以文字为准、系于书面文字甚至最终归于文字化的特点。当然，在特定的具体情况中，“文字性”的内涵可以不一而足。比如，就古典时代的文学和文化而言，它可能体现在作为文学的语文层面上的“文字化”取向，也可能是文人雅士透过视觉化的文字艺术而突出出来的趣味情怀，更可能是整个文化传统所体现出的深察名号、专论字义的行为模式和潜在的文化意识。
首先看文学的语言文字层面。在中西文学传统的比较中，语言性取向和文字性取向的差异相当突出。西方因为拼音文字的关系，言文一致，大体均以语言为其基型。而汉文学在古代往往言是言，文是文，并且如章太炎在《书・订文》中所言的“文因于言，其末则言擎迫而因于文”。也就是说，古代长期的文学和文化传统是，语言往往趋向于文字，才能更好地发挥影响，体现价值：正所谓“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此中分析而言，所谓“文”，相当意义上即是指篇章文字的取向在文化整体中的规定性和影响力。“言”之“文”大抵即如孔子所坚持的“雅言”，或者是数千年来作为统一的文化共同体所采用或接纳的文字化传统。在特定场合说话写文章做事情，必须突破现场语音的具体性和随意性，而诉诸规范化的文化模式和语文样式，以实现某种超越和提拔，获得相应的普遍性。郭绍虞先生认为，长期以来汉语反过来受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连续性的文字的规定与影响，理应称为“文字语”。这是相当有道理的。由此看来，中国文学或汉文学与西方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就有大为不同的地方，即文学在文化落熟的中国或汉文化圈，名为语言艺术，其实是文字艺术。
那么，古代民间就没有口传的文学吗?当然有。但在传统中国，总的情况是“言语文学，厥科本异”，民间风俗与书面雅言“沟分畛域，无使两伤”。并且“言语仅成线耳，喻若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可以想见，没有形诸文字，也往往在历史流传中消逝无形。而作为直接现实的，则是被纪录下来的、同时亦被文字化的文学。即就近世古典小说言，在唐宋以降，由讲唱变文和说话而来的小说其实越发文人化，“讲的故事”渐被“看的小说”取代，而就社会地位而言，过去的职业编书人或说话人也远不及吴承恩、吴敬梓、李汝珍、纪昀和曹雪芹这样的文人小说家。大的趋势即是：语言艺术变成了语言文字艺术，最后乃或变成文字的艺术了。
五四是个古今中外各种思潮交锋剧烈、文化方向纷纭的时代，如同在多重歧路口急于抉择。也正因此，对自己文化与文学的根性问题往往未及深入追问，文字性即是诸多问题之一。而在当代中文学界，相关追问和探讨日渐出现，并且这种追索已经深入到社会文化深层次的内在肌理。这方面目前看到的最为深广的研究，当数龚鹏程的《文化符号学》。在龚氏看来，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传统的骨干即在“文”，“文是由文字崇拜、文人阶层、文学艺术等所形成之相关文化状况……不知此，即不能体会中国人的行动、思维与感情，亦不能切察中国社会之底蕴。”该著气魄宏大，内涵高迥，其核心观点即在强调，中国文化中无论是文人还是儒道释，无论各类文艺还是各家学术甚或文吏政治，都存在浓重的尊崇文字、文书化、文学化的传统。而这一点与西方文化重视语言、逻辑和(句子)文法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定势颇不相同。中国文化在语文训诂、思维方式和文学写作诸方面都突出体现出“专论字义”的作风和特点，“训诂明而义理明”的夸说更体现出深入骨髓的“深察名号”的正统名分意识和行思方式。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是颠扑不破的，“名”落实于现实生活中，当然可以是人们言语中的名号，但更可能是、并且一般都要落实到某种如同器物一般的“名字”：“名”在古代即训为“字”!通过这种“哲学文字学”对中国文化深层肌理的探讨和描述，龚氏宣称，由文字而文学进而文化，整个古典中国社会生活都充分地文字化、文学化，形成了一个以文字文化为核心的文学社会。
就不同角度和现象而言，“文字性”特点和取向并不容易捕捉，并且对其内涵的把握和理解也不一而足。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总是无可避免地涉入汉字、文学与文化的关联域及其逻辑和历史根源的分析。这实在是一个幽微难言而不易把握的境界。其中的研究思路之一就是设想“文字性”特点有其文化基因上的特异性，亦即在世界范围内看来的汉文字的特异性。早期进入中土的传教士提供了初步的他者意识和语言学把握，但更多基于经验的认识和把握上的困难而对汉语文颇多恶声。目前看来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确实需要很好的语言哲学(就汉语文而言或可称“语文哲学”)高度。比如德国思想家、教育家洪堡，他提出了迥异于时俗的理解：虽然中国人并不追求语法的精确概念和表达的清晰性与逻辑性，但这并不能排除汉语文在形式上没有的东西可能意味着深厚的思想和文化，所短之处实则优
势所在，现代人所熟悉的独体(实体)的分析的思维所不能把握的内涵很可能在中国人的关系化、结构化的思维和语文中包含着，并且中国思维和文化较多地带有审美和伦理的色彩。这些观点竟然成为相当多一部分中国文化学者的基本思路，至今仍然值得细细审度。
对这个问题另有一种探讨思路，就是具体化到语言文字之学的历史研究，或者从追源早期中国文字和文字文化的生成逻辑入手，并且必须在比较语言学的角度与其他早期文明进行比对。也就是说，需要经验的实证史学的印证。在百年相当实证化的学术传统中，人们对此相关的具体细节和科际整合的成果的期望非常之高，但是目前看来，这方面似乎成果也比较有限。饶宗颐的《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在穷诸方资源多方比勘后，有如是比对：“古代交通困难，人民各安其居，不相往来。我想每个地区可能有它自己的语言。观扬雄在西汉所调查，其复杂可见，三代以前更难以想象，由于方言的复杂，唯有用文字来作为控制工具，幸而汉语是单音语系，一字一音。文字主要作用在于记名(包括物名、私名、族属之名)，在古代汉民族圈内，文字的社会功能，不是口头语言而是书面语言，在这种情形之下文字与语言是游离的。不像西亚，文字必须与语言结合，为了方便才发明字母来记录口头语言，才可取得语、文必须一致的效果。”也就是说，其一，文字系统的生成及其使用状况也必须结合着古代经济技术基础及相应文化分层的状况，即在古代(尤其是上古)文字是属于上层阶级并且较多用于相应文化圈内的精英交流和外交鼎鼐的。正是这种在地的特殊性，孕育了前现代世界各大文明自身的特色、政治文化的内在机制，以及各具特色的文字文化。其二，与苏美尔文明的文字文化注重财产记录和经济计算、古埃及文字文化注重年历记时和符咒通神不同，古代华夏民族直至汉代的文字文化从总体上看其主要功能在于记名，书以记姓名、主名山川。犹有进者，饶氏对汉字对文化的规定性状况及其历史演化有较为深入的辨析：“汉字属单音制，在形成的过程上，大体保持一字一音，文字的构造，以形声字为主，占最高的百分比，由一个形符与声符组成。形符主视觉，声符取其读音，与语言维持相当联系，前者保存汉字的图象性的美感，形符声符二者相辅而行，双轨并进，形成了文学上的形文与声文结合的文章体制，奠定汉字不必去追逐语言，脱离了语言的羁绊，在政治生活上，文字使用于政令上礼制上作为某种印信的工具，其名字可以识别，简单明了，不必与语言结合，所以我说汉字是用文字来控制语言，不像苏美尔等民族，一行文字语言化，结局是文字反为语言所吞没。”这种观点看来是从另一个角度发明了鲁迅先生“自文字至文章”的思路。基于科际整合，进一步的梳理和深描汉字发生学的脉络和文字文化的生成缘由，需要更多平实征信的历史印证和文化比较，很值得期待。
也有不在文字文学和文化的起源学而从中国抒情文学传统之书写机制上着手，专力于探讨汉语文之“文字性”潜能及其利用的思路。在这方面探讨最深入和成果最细致的当数高友工的《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他认为，汉文字自有特点，但中国抒情传统之形成其实更多地在于中国人的使用偏好：由于中国的孤立语，由于中国的象意字，也许更由于中国人对内在意象的重视，竟能用我们最古老的文字语言来象征，舍细节而取主旨，轻实证而重印象，以至现实时间反而要通过心理空间来表现，“内在经验居然能用纯形象语言的象征来保存。这是文化史的一个关键。它奠定中国语言，甚至思想的发展方向，决定了文学和美学的理想。”与前一种思路显然相同，高氏不欲将“文字性”或“文字文化”这些范畴本质化，而专从汉语文的使用状况上来把握汉文字之艺术潜能的思路。他在文字使用或功能的角度上突出了“中国的文字语言”的潜能及其在抒情传统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中国的抒情美典不是建立在日常普通交流上的，只有“在语言的运用上着重文字的内涵，而忽视文字的外指，也就是在语言的运用上不取代表而走象意的路；使语言脱离实存，集中在它的性质、本性，也就是把语言视为和音乐、抽象美术一样的媒介”，正是在这种“文字语言”的基础上，复杂的抒情才可能诞生，中国特色的抒情美典才可能生成。西方美典从美感经验的条件上看以外观和代表为主，走向对单个艺术品的分析、解释和评价，而在中国抒情美典，则以内化和象意为主，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都需由形窥神，趋向主体经验和理想。因此文学和文化(包括文字、诗文、书法乃至绘画一切文人施为)都特别重视一种有限制的艺术形式，很容易孤立地来看，而非融入人际活动的现实讯息的传达。独立的书语倒与个人内心情态、活动可以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一种书写活动心态，进一步就成为更趋极端的艺术活动类型。“文字语言”已然成为一种艺术形式。从总体上看，这种研究掘进到中西比较、史论相融而抽绎原理的理论化阶段，发人兴味，也难能可贵。
上述两种思路一者着力辨析汉字特性把握传统文章体制摆脱语言羁绊的历史演化轨迹，一者把握文字潜能和主体取向之两相契合造就民族文学抒情美典的审美机制。前者聚焦于在作为基础的文字系统的起源，后者突出了主体书写对文字体制及其潜能的利用。但显而易见的是，二者都突出了中国特色的“文字语言”相对于西方语文的特点及其在民族文学和文化传统中的基础性地位，都把握住了传统文人对“书面雅言”和“文字语”的重视。如果再考虑到传统文化落熟期唐宋以降如古文一派如桐城文人如何利用典籍文选大力诵读以“因声求气”等等诸种功夫，中国文学和文化及其文字书写的基本面貌也就呈现出来了――真正如徐梵澄所言在《澄庐文议》中所言“两千多年来知识分子的心力皆用在文字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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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对外汉语教学不仅是语言知识的传授，还包括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要在语言教学中有效地实施文化教育，首先应该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除了加强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还应有针对性地学习本地的地域文化，也要有意识地学习世界文化、历史等多方面的知识。其次，应采取恰当的方式方法，才有利于促进文化的有效传播。
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优美、最丰富的语言之一，与人类文明的进程相生相伴。文化与语言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对外汉语教学需要承载文化内容，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然而，如何在语言教学中有效地传播文化，使语言学习与文化交流和谐统一，仍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是必要的前提和基础
语言的学习，决不可能脱离文化，因为语言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其本身就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传播的媒介。因此，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不能仅仅满足于传授语言知识，必然承载传播文化的使命，除了具备丰富扎实的汉语言知识，还必须具备相应的文化底蕴。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见于《周易》“贵卦象传”，其文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刘向《说苑·指武》中出现了“文化”一词:“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从此以后，“文化”一词使用频率和范围渐增，大致都沿着“以文教化”的意思。现在，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别是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文化现象十分复杂，形态多种多样。但是，凡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经验、感知、科学、技术、理论、谬论以及财产、制度、教育、语言、文字等，都属于文化现象;大至宇宙观、时空观、人生观、价值观，小到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一切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语言方式、等级观念、角色地位、道德规范、价值标准等等，都属于文化的范畴，可见文化涉及范围之广、包含内容之丰富。
文化的诸现象，可以有多种分类。如从结构的角度，可以分为物态文化、关系文化、心态文化等。面对如此纷繁复杂、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除了思想上充分认识文化传播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外，还必须加强学习，不断充实自己，切实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和水平，增强自身的文化底蕴。
首先，应加强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传统是指历史传承下来的具有根本性模型、模式、准则的总和。通过传统，社会的精神成就和物质成就才能得以保存和发展。这里，需要对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两个概念加以区别:所谓文化传统是指历史上形成并为后人所承袭下来的思想意识中的东西，诸如精神、心态、道德、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隐形的软文化;所谓传统文化则是指历史上由人类创造的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的东西，诸如建筑、器物、典章制度、文学艺术、文物古迹和风物特产等显形的硬文化。对文化传统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对传统文化则只能保护、珍爱并使之传承下去。经历了数千年的薪火相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内容已十分繁富，而这些内容，对外国人来说，都是极富吸引力的，拿最基本的汉字来说，汉字本身就有十分丰富的文化积淀。汉字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它不是用字母和符号来记录汉语语音，而是用几万个符号(基本符号和由基本符号组成的合体符号)来表示单音节的词或词素。因此汉字与英、法、俄、西班牙等拼音文字相比，显得更有趣。留学生普遍反映汉字难写、难记、难认，但如果教师教学时能将关于汉字的构造、汉字的表意特点、汉字的形体特点等相关内容有机地融人进去，就可以使学习者体会到汉字与其本国文字之不同，领略学习汉字的乐趣，从而激发学习热情，提高学习兴趣。
除了汉字的学习，对外汉语教学中有许多内容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联系。例如，有的学生会问“农历”是怎么回事?“农历”与“公历”有什么不同?什么是“二十四节气”?为什么会有“甲午年”、“庚辰年”、“丙寅年”等等不同的说法?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给他们介绍中国的传统历法。“农历”即通常所说的“阴历”，是相传创始于夏代的一种历法。这种历法是我们的祖先根据月球绕地球运行的周期而制定的。平年十二个月，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全年354或355天。由于平均每年的天数比太阳年约差十一天，所以在十九年里设置七个闰月，有闰月的年份全年383或384天。又根据太阳的位置，把一个太阳年分成二十四个节气，表明气候变化和农事季节。纪年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搭配，六十年周而复始，因而有“甲午年”、“庚辰年”、“丙寅年”等等。对这些中国文化方面的基本知识，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应该也必须掌握。对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宗教、科技、民俗等方面的知识，都要多加学习和研究，并融会贯通。
其次，应有针对性地学习本地的地域文化。留学生到国内来学习汉语，通常对当地的历史文化都有强烈的了解欲望。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又各有特色。教师应对本地的历史文化有相应的了解，教学中涉及相关问题时才可能从容应对。如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具有浓郁凉山特色的彝族文化是民族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凉山也是古朴久远的民族传统文化保留最为完整的地区，相对封闭的居住环境，让历史奇特地定格在多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保留着原始母系社会、奴隶社会、农奴社会、封建社会等历史痕迹，沉淀了极其丰厚、风情独特、极具魅力的民族传统文化。有风情独特的彝族火把节、古老的彝族文字、神秘奇特的毕摩(原始宗教)文化;有被誉为“母系氏族社会最后一块活化石”的神秘而唯一的沪沽湖摩梭风情和社会遗风;还有“香巴拉”神秘领地为主要载体的藏传佛教文化—“旭米”文化等等。这些独具特色的宗教文化和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庆、禁忌、习俗等民俗文化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财富。学习了解这些独特的民族文化，当然有助于更好地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工作。
再次，还要有意识地学习世界文化、历史等多方面的知识。学习汉语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教师对学习者所在国的宗教、历史、文化、风俗等，都应该给予尊重。因此教师自己首先要对学习者所在国的宗教、历史、文化、风俗等有所了解、研究，否则，教学中就可能出现一些小则尴尬、大则影响国家、民族团结和睦的错误，而这也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大忌。
二恰当的方式方法是促进文化有效传播的保障
笔者以为，文化的传播，应该融汇在教学的过程中，而不应是为传播而传播。在学习过程中，涉及到相关内容时，自然而然地引申出文化内容来，这样的方式学生不会觉得生硬，也能收到较好的效果。例如，学到“节日”这个词时，就可引出中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春节等等，通过对这些传统节日的来历、习俗的介绍，让学生了解到相关的传统文化知识，还可通过与学习者所在国的传统节日的比较，来了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从而加深印象，也拓展了教学的内容。如端午节，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节日，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过端午节，是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传统习惯。端午节在阴历五月初五，也叫“端阳节”、“蒲节”、“天中节”、“大长节”、“沐兰节”、“女)l节”、“小)l节”。关于端午节的由来，传说很多，有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青说、纪念孝女曹娥说、古越民族图腾祭等，现在普遍认同纪念屈原说。它是汉族的传统节日之一，由于地域广大，民族众多，部分蒙古、回、藏、苗、彝等少数民族也过此节，虽然名称不同，但总体上说，各地人民过节的习俗还是同多于异的，其内容主要有:女儿回娘家，挂钟馗像，迎鬼船、躲午，帖午叶符，悬挂营蒲、艾草，游百病，佩香囊，备牲醋，赛龙舟，比武，击球，荡秋千，给小孩涂雄黄，饮用雄黄酒、营蒲酒，吃五毒饼、咸蛋、粽子和时令鲜果等，除了有迷信色彩的活动渐已消失外，其余至今流传中国各地及邻近诸国。有些活动，如赛龙舟等，已得到新的发展，突破了时间、地域界线，成为了国际性的体育赛事。
仅仅一个端午节，便可引申出如此丰富的内容，中国文化的浩瀚宏富由此可见。
篇5
关键词： 语言文字； 思维； 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 G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6-0084-02
语言是一个文明最为基本的特征，它是人们、国家和各种文明之间沟通的基本工具。没有语言，人们就无法交往，更谈不上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中国使用的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仍然在使用的象形文字。欧洲文明则属于多语种文明，不同国家的人们使用不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点是在欧洲文明的区域内，使用的都是印欧语系语言，文字也都属于拼音文字。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文字的形式对表达方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由此也影响思维形式，因为思想首先要依靠表达的媒介――语言。德国语言学家威廉・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认为，各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并不是语言或记号的差异，而是“世界观”的差异。
一、汉语言文字重综合、重形象；西方语言重词汇、重语法
中国的汉语言文字是综合性的，图象感很强。虽然它现在已经不完全是象形字而主要是形声字了，可是早期它却是图画文字演变而来的，至今残存着相当多的象形特点，因此它就容易在我们的大脑当中熏陶出一种象形定势的思维。中国人在理解事物时，就容易侧重从形象方面去了解它，从宏观整体方面去把握一个事物。而西方印欧语系语言文字则是非常精细的一种语言文字。比如英语，有性、数、格，有主语、宾语，状语、定语等。在学习语言时，西方人注重语法教育。西方在16世纪前后建立的注重拉丁语教学的小学、中学就叫grammar school，直译就是语法学校。所以由于世代强化的语法训练，经过日积月累的熏陶，在西方就形成了诱导、暗示、推理的思维方式。而中国的语言文字中语法形态比较隐晦。事物发展往往有自我协调、自我完善的趋势。当出现某种缺陷的时候，就往往会产生另一种优势来加以弥补。汉语言文字自身有语法规律，可是由于它的语文要素中的直接表意功能非常强大，远远超过印欧语系语言文字，所以它就无须强调语法功能。单从它的文字来看，其图像特点强，写一个门就象一道门，写一个山，就象一座山，使你不借助语法系统直接就可以一下明白它要表达的含意。所以你必须把它们一个个死记住，记住一个个形象的符号，从符号的形象就可以大体了解含义，所以汉语是一种表意文字形式。
印欧语系的文字缺乏表意功能，它只能以发达的语法系统来弥补。所以西方人的表意系统需要一个庞大的语法系统来加以界定，使每个字词的含意被抽象性的符号所定位，被繁琐的语法规则所制约。我们看到一个英语单词，通常是绝不可能一目了然地了解它的含义，必须把它的含义死死记住。因此学习英语，就得积累一万单词左右，才能真正无障碍地阅读英文原版书报。而中国的文字只要记住三、四千汉字就可以读书看报了。这种语言文字特点的不同就导致了中国人注重形象思维，西方人注重推理思维。我们还会注意到中国的理论文章往往篇幅较短，西方的理论文章往往片幅较长。这是因为汉字平面式的方块形体比现行的拼音文字能储存更丰富的信息量，更具有综合性。
二、汉语言文字注重文字的规范；西方语言文字注重语音变化
语言和文字是两个不同的符号体系，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西方的语言可以看成是规范了的文字，中国的文字可以看成是规范了的语言。
西方语言注重语音变化，但声音语言不是那么容易把握的，很容易发生流变。一旦流变，它的拼写就必须要跟上去，它的文字要服从语言本身的变迁，因此变化的机会比较多。这就使得文字跟着语言走。结果就是语言在规范文字。
汉语语言跟着文字走，如果由于表达的需要，或者是方言土语中出现了新的语词，那么我们就可以新造一个字，但是这个词也是在过去已有的相形字的基础上造出来的。所以说在汉语中，是文字在规范语言。
从秦始皇统一文字以来，中国有许多民族，说着各式各样的语言，它们的发音是各式各样的，有的让另一个地方的人听起来就像外国语一样，但在文字上却是统一的。比如，我们在唱粤语歌曲时用的也是汉字。这是因为有文字在规范语言，语言必须以书面文字为准。因为文字规范语言，所以，文字成为中国社会强有力的统一因子，使得中国文化几千年来得以长治久安地存在下来，没有被中断。这就表现汉字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固性，从而体现了汉字的规范性。
而在西方，差不多每一个国家有一种语言就有一种文字，所以古老的文化都曾经被彻底地毁灭过。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都经历过这样的命运。而中国呢，文化从未中断，非常的稳定。中国这种超稳定的文化结构，得益于中国的文字的超稳定结构。中国远古时期的甲骨文虽然只有古文字专家经过研究才能识别，但是两千多年以前的四书五经，只要有一定的古汉语知识就可以认识。可是西方的语言文字就不同了，不要说几千年，就是三、四百年前的英语，让英国人看起来就相当吃力了。英国的《盖尔书》虽然只有七、八百年，但是却像中国的甲骨文一样，难以看懂。就是莎士比亚的著作，距今只有今天只有四、五百年，如果不将它的拼写现代化，很多人要看懂也是非常吃力的。这就体现出英语语言文字的易变性。
欧洲的国家都很小，一般都不如中国的一个大的省份大，而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这是因为文字是跟着语言走的，语言不断变化，文字拼写就跟着变，结果变出了很多种语言，因此欧洲就分成了很多分散的、各式各样的小国家。如果欧洲有一个统一的文字，就会成为一个统一的欧洲。反过来如果中国没有统一的文字，也就会成为很多分散的小国家。所以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语言文字起到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凝聚作用。这种强有力的凝聚作用，自然会影响到民族文化的稳定。
三、语言文字导致了中国和西方的文化思维模式不同
从思维模式方面来看，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跟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是不一样的。之所以不一样，也是跟语言文字分不开的。中国人的思维是立体型的，而西方人的思维是流线型的。
西方流线型思维跟流线型文字一样，弯弯曲曲的，一环扣一环。中国的汉字笔画是四通八达的。各个方面横的、竖的都可以伸展。因此这就诱导了思维多向发展。所以中国人想事情总是事先把各种东西都预见到，给自己留下很多的退路，说话也总是留有余地，不会把什么事都说死。但是西方式的思维不是这样，它是二元对立型的，不是A就是非A。这就是所谓真理只有一个，二者必居其一。
中国人不光考虑对立性，也考虑合的一面，即合二而一的一面。这就是中国文化中阴阳互补的思维模式。阴阳太极图中的所谓阴阳鱼，一黑，一白，它是中国人思维模式的图示化。你看这两个阴阳鱼互相交织在一块，它们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要知道其中之妙，你得把它们旋转起来，首尾相接。在旋转起来的每一瞬间，你会发现它们既是阴又是阳，既是阳又是阴，不断地变化。中国人看待事物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是以流变的观点来看。
四、结束语
语言文字，可以说，它是人类思维的外显，甚至就是人类的思维。语言文字，其实就是外部世界与人类的大脑等等感知器官相互作用。文字的差异的存在，就会对我们的大脑的不同区域产生不同的刺激，使我们的大脑的某些区域更加发达，我们长久地接触一种文字，会使我们的思维方式一代代沉积下来并传承下去。因此，我们可以从文字差异的角度管窥思维方式的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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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极具代表性的部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如何介绍这部分中国文化的精髓，本着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教学，如何创新教学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依据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留学生汉语言专业需要而设置的课程。一般在留学生本科四年级讲授。“古代文学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留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如何介绍这部分中国文化的精髓，本着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教学，如何创新教学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一、明确中国古代文学史与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体系
我国现行的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学生掌握汉语言技能课程、汉语言理论课程、中国人文知识课程、经济管理课程。汉语言技能课程包括综合汉语、汉语口语、汉语阅读、汉语听力、汉语写作、汉语翻译、商务汉语等；汉语言理论课程包括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字与文化、汉语语法精讲、现代修辞学引论等；中国人文知识课程包括中国概况、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化概论、中国简史、跨文化交流导论等；经济管理课程包括进出口贸易实务、市场营销学、国际贸易等。通过讲授这些课程力求优化留学生的知识结构，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其中，中国古代文学课主要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知识，要求学生大致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概况，熟悉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样式、源流变化，以及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要求学生了解、熟悉一定数量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并对古代作品的艺术表现特点有初步认识。在内容安排上以时代先后为序，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诗歌（词曲）、散文和小说三大类，突出重要作家作品的介绍，力求突出重点，让学生形象而具体地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这门课程能使外国留学生较多地了解中国优秀的文学遗产，提高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阅读能力，属于提高留学生整体汉语水平的课程，为留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文化课程奠定基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进行汉语教授的同时，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让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切实提高学生素质，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根本目的。
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表现中国古代文学
对外汉语教学中教授中国古代文学非常具有特殊性——外国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知之甚少，或者根本就是一窍不通，想要把精深而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化向他们展现开来，得到共鸣，非常困难。所以，当代对外汉语教学应借助现代教育技术的理念，使用多媒体技术向外国学生教授中国古代文学，是切实的选择。
多媒体技术能拓展课堂，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和热情。因此，在进行教学活动的时候，应当尽可能地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教师应注意搜集和整理有关素材，向学生传播。比如周杰伦的《发如雪》、《台》，林俊杰的《江南》等意境古典、唱词含蓄优美的佳作、香港艺人黄霑创作的许多古韵词曲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影视歌曲，教师还可以自己动手创作一些中国古代文学课件。
但是，推行教学手段的改革，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表现中国古代文学应注意适度原则。不能将多媒体的“白板”变成扩大的“黑板”，不能将古代文学课变成影视赏析课。多媒体技术手段只是教学的手段之一，不是教学的目的。一定不能俗用滥用、喧宾夺主。在影视作品的使用中，要注意改编的问题，教师要以文本为主体，处理好原著和改编的关系，切忌以改编代替原著，混淆视听。
三、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突出现代思想，体现当代意义
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对古代文学课的定位多是服务于语言的研究，认为对外汉语教学的目标在于培养留学生的言语技能和言语交际技能，古代文学课是为学习语言而设置的课型，将古代文学课边缘化、弱势化和冷漠化。其实，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非常感兴趣。国外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中，中国古代文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汉城大学为例，29个课目中与古文相关的课目就有11个。
古代文学课是为了培养学生们讲授、阐释、鉴赏和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借助文学这一载体传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专业基础课，它是通过对语言艺术的审美鉴赏进而吸收和理解中国文化，在传授文化知识之外，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辐射出中华优良传统的精神内核，通过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独特价值的课程。对留学生的古代文学教学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对教师来说，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突出现代思想，体现当代意义，将古代文学课程的讲授真正应用于当代留学生的生活。如何用当代意识去激活古代文学，将“死”的文本还原为活生生的生活，是古代文学教学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首要问题。
四、切实处理好文学史与作品选的比重问题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由文学发展史与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很好地衔接文学史与作品选的内容，如何具体分配它们在课堂教学中的时间比例，怎样更合理地采用与各自的内容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是教学的重中之重。不能只讲作品，不讲文学史，也不能只侧重文学史。目前此方面教材很少，笔者建议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主持编写的“对外汉语教学· 中国文化系列”教材。该教材收录了从先秦至明清的文学作品二百多篇，涉及到散文、小说、诗歌、赋等多种体裁。每篇作品后面都有详尽的注释，以便于留学生理解。书中还对每个时代的文学发展情况进行了概述。该书适合中级以上汉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学习或自读，也是普通高校大学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是一项非常复杂、具有很大难度的工作，它要求教师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灵活的现代意识，同时还必须具备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必须熟练地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将对外古代文学课传授好。
参考文献：
[1]涂文晖.论对外汉语高级阶段古代文学教学的特殊性[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2]杨冬梅，訾希坤.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的教学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篇7
论文摘要：随着中国经济和国际地位的迅速增长，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热持续升温。“汉语热”现象的出现，世界各国都开始关注汉语，中国在世界各地都创办了“孔子学院”，汉语的传播和教学主要集中在小学阶段或是初学阶段，这种学习方式更趋向一种民间的、非正式的教学方式，“汉语热”更多的以这种形式出现，在组织形式、教学方式等方面都规范的“正规军”—高校中的汉语教学方面，无论从关注程度、研究方面都是相对欠缺的。本文将从历史、时代背景出发探讨越南高校汉语教学情况，从而为我云南省更好地制定在对外汉语教学和国家文化交流方面提出一些很好的措施和建议。
一、“汉语热”的背景
第一、随着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对通晓汉语的技术人才的需求量有了较大增加。
“汉语热”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各个国家都把中国作为潜力很大的销售市场和投资市场，失去了中国市场将意味着丢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说国外“汉语热”的背景之一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没有人愿意错过“中国机会”。不管是旅游业还是外贸行业，汉语已经成为很多从业人员的必备素质之一。
第二、伴随着中国经济走向世界，中国文化撩开了以往神秘的面纱，走到各国友人的面前，汉学也因此成为“显学”。
中国与国际的交流，使世界人民了解到中国的文化;了解到中国的语言。他们通过电影、电视和书籍了解到中国的孔子、孟子和庄子等;了解到中国的李连杰;了解到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些都刺激每一个对中国感兴趣的人学习汉语。黔之更多的来自一种个人的、民间的行为。
第三、中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使得全球范围内的民众更想直接了解当代中国。
以上都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不断提升，给汉语的学习构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对于世界人民对汉语学习的一种需求，中国政府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中国政府也在有意识地推广这一汉语热潮，目前在世界各地普遍开花的“孔子学院”就是专门向外国人推广汉语和介绍中国文化的机构。现在“孔子学院”已经成为与英国的“英国文化协会”、德国的“歌德学院”、法国的“法语联盟”齐名的国际文化推广机构。①中国自2004年在韩国首尔成立第一所孔子学院，政府计划在2010年前在全世界建立500所孔子学院。孔子学院已经成为传播中国文化和推广汉语教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截至2007年12月6日孔子学院达二百一十所，分布在64个国家和地区。
二、汉语教学在越南的基本情况
中国与越南有悠久的历史，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的前214年，派大军越过岭南占领今日越南北部和广西、广东、福建，征服当地的百越诸部族，秦朝在这一带大量移民，设立了三个郡，其中越南北部归属于象郡管理。越南历史上是讲汉语的，后来1884年法国占领了越南，法国传教士为本来采用汉字的越南，设计了一套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就是现在越南人称呼为「国语的拉丁化越南文字。历史事件就不在这里详述，我主要想表明的是越南和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联系，越南语很多是根据中国文字而生成的，从这个角度讲，汉语的教学在越南来讲，较母语是英语系的国家是相对容易一些，毕竟两种语言有共同之处。上面讲的是在越南历史上，确切地说，是在1884年法国占领越南之前越南人讲的是汉语。
汉语在越南的再次学习是从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后开始的。1991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经贸合作发展迅速。两国在文化、科技、教育和军事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党、政、军、群众团体和地方省市交往日趋活跃，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双边贸易额从1991年的3223万美元增至2004年上半年实现承包合同额2亿美元，全年可望突破4亿美元卢数字表明中越的合作是突飞猛进的，合作是离不开交流的，语言的障碍无疑给合作的顺畅进行带来了不便。具体到越南市场，便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的公司和企业都纷纷到越南投资、办厂，使越南社会对汉语人才的需求急剧增长。这便是越南人对汉语学习兴起的一个历史背景过程。越南人对汉语的学习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在中小学阶段，华文教育在越南蓬勃发展，同时越南高校也在越中关系正常化之后就开始了正常化的汉语教学，为中越交流合作培养高层次的人才。
三、越南高校汉语教学的基本情况
以上提到的历史背景导致了大学中文系成了热门系，中文专业成了热门专业，于是越南高校的汉语教学很快地发展起来。据统计，目前(2004年)，越南数十所高校开设有中文系或中文专业，在校的中文专业学生约有一万人。此外，许多高校都把汉语作为主要外语之一来开设课程。乌越南设有中文系和中文专业的学校一般都把汉语作为第二外语供其他专业的学生选修。这样就可以在师资相对缺乏的条件下为更多的学生提供学习汉语的机会，使更多高素质的非汉语专业的人才接受到汉语教学，这样为未来中越的合作和交往无疑是有助的。中越发展所面临的语言和文化障碍将被扫清，这是一个构想，也是一种趋势，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飞速发展的必然趋势。
越南高校中开设汉语专业的机构在韦锦海的文章中提到的有四种:公办大学的中文系和中文专业、民办或半公办大学中文系或中文专业、在职教育(成人教育)的中文专业、普通高校的汉喃专业及中国学专业。作者分别陈述这几类的情况，对各类机构都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在这里就不一一陈述:者认为越南高校汉语教学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有:汉语师资缺口大;学历水平、职称结构普遍偏低;对汉语教学缺乏全国性的总体设计;缺乏适用的教科书、参考书、工具书和必要的教学设备。这些给了我们一些思考，越南与我国的云南接壤，越南与云南在地理位置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越南和云南在经济上的合作和联系也是很密切的，据统计，在2005年上半年，云南省与越南进出口累计完成4.8亿美元，同比增长142.1 %，超越澳大利亚、缅甸，成为云南省第一大贸易伙伴。;法南利用地理优势在经济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越南汉语教学方面已经落后于其他省份了，尤其是广西省在与越南在汉语教学方面已经走在了云南的前面，这个问题是值得深思的。我想探讨的就是云南省如何利用自身的地理优势、教育资源、教学经验，在“文化出口”这个方面做出成绩。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可以在国际土壤中生根、中国的文化得以更大范围的传播;同时也解决了越南高校中师资缺乏、教材匾乏的现状。
四、笔者对于云南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的一些建议
(一)将对外汉语教学与国外的学校建立一种合作关系
中国一些高校开设有对外汉语教学专业，但是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出来未必都投身到对外汉语的教学中，这其中就有很多人学习了对外汉语专业但找不到这方面理想的工作，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应该在国外，但有几个人可以出国，来投身于这项事业呢?一些国家的汉语教学的师资是缺乏，而我们中国培养出来的人才却面临着找不到工作的窘境，这中间缺乏一种机制，缺乏一种将教师资源与需要这些教师的学校连接起来的纽带。这不是一件个人的事情，这是关系到中国文化和文明的传播，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窗口，或是一个国外了解中国的推动器。巾国不仅要将中国文化传向欧美，还要传到东南亚。很多学子也是很希望去欧美学习深造，很少有人想到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这样国家应该鼓励更多的学子去这些需要汉语教师又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给他们之间搭建桥梁。中国对外汉语教师与国外的学校建立良好的长期的合作关系，不仅可以使中国的学子的所学有用武之地，而且还改善了国外学校师资缺乏的现状，同时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世界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我想这种长期的合作关系要比一些定期或不定期的交流活动对越南汉语教学师资有更大的帮助，稳定的教师资源，可靠的教学质量，这恰好解决了越南高校汉语教师缺乏的问题，很多教师供职于几所学校，他们无暇做好备课，自然不能保证教学质量。
而云南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云南高校的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可以与越南高的汉语学专业之间建立一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对于对外汉语教学这一专业来说也是一种促进，让这门专业更能符合国外者:7语言学特点为茸根供丰富的教学经验;同时，越南高校的汉语教学专业的教学质量得以保证。
(二)定期进行交流学习和沟通作为辅助手段
在建立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定期举行一些学术交流，这一方面可以交流经验，可以把在教学中的成功的经验让大家一起分享，或是将教学中的疑问一起解决，另一方面对于中越高校教师之间也是一种情感的交流，形成一种教师之间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良好局面。
(三)在优秀的学生中选派一些交换生，体验语言教学环境
语言这种学科离开了交流的土壤，离开了语言环境，它就只能是一种文字。同时，作为一门外语教学的老师，同时要了解国外学习者的语言特点，了解他们的文化，尤其是越南文字是由汉字编的，这两种语言天然的联系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越南高校可以在汉语学专业中挑选一些作为交换生，让他们到中国高校的对外汉语教学或是其他相关专业感受语言氛围，而中国的交换生可以到越南高校去做一些汉语教学专业的助教，可以帮助在汉语学习中遇到困难的越南学生。这种点点滴滴的长期的工作对于越南学习汉语的学生是很大的帮助。这既可以让越南的汉语教学专业的学生学有所成早日投人到他们本国汉语教学事业中，又让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学习在实践中将知识巩固和深化，这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篇8
关键词：对外汉语 教学法 研究
一、什么是对外汉语教学法
（一）对外汉语教学法的概念
对外汉语教学，是汉语作为外语或第二语言的教学。对外汉语教学法，是实现对外汉语教学的总目标和基本原则。教学法是教学模式的核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我们要认真研究此课题，特别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线工作者更需要掌握，因为教学方法直接影响教学的效果。[1]
（二）对外汉语教学法的研究任务
对外汉语教学法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常用术语，（1）盛炎认为，它的教学任务是是建立一个系统的语文教学理论，它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是一种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是一个容纳各种观察、现象和活动的概念框架。（2）任元认为，“对外汉语教学”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从宏观上看，它是一种完整的系统的教学理论，也是对于学习过程的一系列指导原则的各种各样的关系的总结， ①从微观层面上说，它和实现理论、原则、方法和技术也是相辅相成。2，你可以看到任务性对外汉语教学的原则，包括对外汉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技能和方法。[2]对于这些不同层次的对外汉语教学原则，刘先生壬句子总结为十点：1、培养能够使用中文进行交流沟通的能力。2、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3、结构、功能、文化的教学相结合。4、强化中国的学习环境，扩大学生接触中国。5，认真练习，集中在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6、关注句子和单词，发音，语法，词汇和汉字教学。
二 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认知模式的研究
（一）对外汉语教学法现状分析
教学法是教学模式的核心，如何选择适当的和有效的教学方法并将其有效地运用于课堂，事实上也测试教学模式的作用。到底什么是实际的对外汉语教学呢？目前，对于对外汉语教育工作者怎样选择有效的教学方法已经有一定的研究，这为探索更多的教学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许多学者也发表了大量的论文、专著，甚至一些重量级的评论文章。[3]截止到目前，我国已配出大量汉语志愿者出国教授汉语，他们也为如何选择对外汉语教学方法之类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这为对外汉语教学之后的发展道路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障碍，当然，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
比如，第一，如何将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切实地结合在一起。对外汉语教学具有相当丰富的理论基础，但将其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却有很大的困难。这类教学方法是唯一可应用的理论。第二，如今汉语学习者的队伍不断扩大，他们几乎来自所有国家。一些教学法可能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运用于一对一的学习者，却很难在不同的使用情境中得以灵活运用。学习者的国籍、职业、年龄、性别、性格等差异也是教学法中必须考虑的教学特殊性。一些教学方法非常适用于这个国家的学生，但若使用于另一个国家的学生，却适得其反。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如何选择有效的教学方法，着实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②第三，对外汉语的课程包括与英语相关的课程，当然相应的教学材料的选择往往也不完全符合学生学习阶段的实际水平。
（二）研究对外汉语教学法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不管哪一种教学法，目标都应该是力图使汉语教学达到最佳效果，在进行汉语教学时，我们应注意以下三点：
1.重视汉字教学
学习者最初学习汉语时，最大的困难就是完全陌生的汉字。汉字书写系统是一种意义，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其作为语言系统中的一种，在世界上占有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但是许多外国人认为，汉字的书写方法简直就是神话寓言。汉字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障碍”。正因为汉字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这给外国学生的学习也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4]尤其是在写作和发音方面。因此，我们应注意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使外国学生掌握汉字书写的方法。赴韩的志愿者反应，在其一年的汉语教学，许多学生会读但是不会写，但这是远远不够的，但写作是学习一门语言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近年来很多学者都在研究如何选择汉字教学法，汉字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作为对外汉语老师的我们也应该提高意识，切实将汉字教学应用与教学实践。
2.强调语言实践的开展
学习的最终目的当然是实践。以前，我们只是一味注重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了知识在实际中的运用，在中国，最能直接反映在学生学习应用效果的就是英语。从小学至大学，经过多年的学习，中国学生普遍具有强烈的书面表达能力，但通常口语能力缺乏，很难与外国人直接对话。对于中国学生实践能力缺乏这一点，我们已经逐步认识到其偏颇性，并积极进行改正，四、六级考试甚至托福，雅思考试也已经不再是根据单词进行。③对外汉语教学必须从哑巴式教学逐步向注重培养学习者的语言运用的实践能力的方向转变。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切实实现更多的语言实践。换句话说，、也就是增加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课堂互动，让学生用普通话交谈，克服心理恐惧，紧张和害羞，创建一个更加轻松愉快的的学习氛围。
注释：
[1]戴炜栋.任庆梅.语法教学的新视角：外显意识增强式任务模式[期刊论文]一外语界2006（1）
[2]丰玉芳.唐晓岩任务型语言教学法在英语教学中的运用[期刊论文]一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6）
[3]栗叶.对外汉语教学法探索《今日南国》，2009年1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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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丁言仁.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与外语学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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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韩语汉字词语素；汉语词素；语法；探讨
【中图分类号】H003
前言
韩国与中国一直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具有历史悠久的文化交流。韩语中的词汇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固有词、外来词及汉字词。其中汉字词主要指的是由一个以上的汉字构成，方便于发音的一种韩语汉字词汇。由于汉字词是韩语词汇中重要的部分，占有较大的比例，韩国与中国具有密切的外交关系，无论是在文化交流上，还是经济往来上，都具有紧密联系。因此，两国在许多方面都互相影响着，特别是语言文化方面。随着两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韩国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学习汉语，在学习过程中发现了两国语言文化方面的相同之处，但在一些方面仍有所不同，因此，通过对韩语汉语词语素与汉语词素之间的对比探讨，有助于韩国更多人可以更好地学习汉语。
1.韩语汉字词相关研究概况
随着两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多，又因为是临近国，韩国学习汉语的人也越来越多。汉字词是韩语词汇中所占比例最大的部分，这使许多学习汉语的韩国人在词汇方面具有了一定的优势。但是母语词汇容易出现“负迁移”的现象，致使学习者在理解和掌握同义词、近义词和异义词方面具有一定的困难，导致学习者在应用于日常交际和测试考试时出现一些偏误。
就目前研究状况来看，已经具有许多韩语汉字词语素与汉语词素之间比较的一些论文和著作等。但没有与语言教学方面相关的研究和著作，由于在这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如教学手段、策略等。词汇教学是语言教学中重要的一部分，但词汇教学的内容和方法一直比较落后。在词汇教学方面可以采用语素教学法进行改革。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教学策略。
2.韩语汉字词语素与汉语词素的语法对比
2.1同形同义词
同形同义词主要指的是具有相同汉字字形和语序的韩语汉字词和汉语词。其中同义词指的是具有相同的意思但材料构造不一样的词语，这类词语在韩语词汇中占有较大的比例，为61.89%，是韩语汉字词中重要部分，尤其是名词性词汇及四字成语。但在汉语词词汇中占有39.63%的比例。
2.2同形近义词
同形近义词主要指的是词义不太相同的一组韩语汉字词和汉语词，相同的词语在韩语汉字词中具有较为广泛地意义，但不一定在汉语词中具有广泛的意义。同形近义词在汉语词词汇中所占比例为20.76%，而在韩语汉字词词汇中占32.41%。
2.3同形异义词
同形异义词主要指的是在韩语汉字词和汉语词词汇中具有相同词义的词语。同形异义词在汉语词词汇中占有3.56%的比例，而占韩语汉字词词汇的5.67%。
3.对韩汉语教学的一些建议
3.1树立强化和弱化的观念
1.强化正迁移
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正迁移有助于学习者尽快理解和掌握学习方法，帮助学习者更好地学习第二语言，对语言学习具有积极作用。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都在探索更好利用正迁移的策略。但对于以韩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两国之间较深的文化交流，大大促进了学习者学习汉语词。相关韩语教师应当充分了解韩语的特点和方式，总结和分析韩语汉字词语素与汉语词素之间的语法关系，通过对同形近义词、同形同义词及同形异义词的对比探索，找到语言教学的切入点，采用有效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应用于词汇实际教学中，促进汉语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学习方法。
教师可以采用联想的教学方式，如以“家”这个词语进行联想，可以先从“家族”这个相关词语说起，逐步引导学生认识到韩语汉字词与汉语词之间的相同之处，从而大大提高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集中学生的学习注意力。教师可以先通过同形同义词进行的联想教学法，培养学生的词汇联想能力和口语能力，大大增加了学习者的汉字词的词汇量。在实际教学中，还应当根据学生的语言习惯，将其韩语口语转换为相应的汉语写在黑板上，有助于学生识记。
2.弱化负迁移
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总会多多少少受到本国语言的影响。这主要是负迁移所产生的作用。尽可能的减少负迁移所造成的影响，是目前语言教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这就需要教师采用一定的方法策略来弱化负迁移的作用。例如在同形异义词方面的教学，可以利用图片之间的对比差别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词汇。
3.2强调针对性
1.完善课程设置
韩语中的汉字词对于学习者学习汉语方面具有两面性，因此，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和发挥其积极作用。在相关韩语教学课程上进行改革，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通过开设专门的对比课程来对学习者进行专门的词汇对比，有利于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和记忆词汇。通过该课程教学知识的不断重复，逐步加深对词汇的理解。
2.探索有效的课堂教学方法
语素是语言教学中最小的语法单位，是进行词汇教学中比较有效的教学因素。采用语素教学法可以通过韩语汉字词素进行词汇拓展，延伸到更多相关词汇的学习。学习第二语言，一般具有四个方面，即听说读写。一些学习者在对近义词进行辨析时，极易混淆词语，还有可能受到本国语言的影响。可以采用图片辨析的方法，加深学生对词语的理解和记忆。
3.3强化语境教学
韩语与汉语都需要在一定的语境中产生，在不同的语境中需要运用不同的语言。一般汉语具有书面语和口语两种形式，而韩语则具有汉字词、固有词两种形式，强化语境教学，有助于学习者更好地运用语言。
参考文献
[1]朴贵花．简析朝鲜语的汉字词和汉语词语的差异．《考试周刊》．2010年47期
篇10
【关键词】视觉设计 创作理念 视觉文化
一、符号创作是视觉文化发展的表现方式
正如卡西尔所指出,人存在的一个特征是人不是单纯生活在一个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文化就是符号的处理、创造、交流。在电子媒介时代,我们越来越依赖于图像的传播,并使之日益成为我们生存环境的更为重要部分,接触媒介和使用媒介已成为个人与社会交往的重要方式,影像消费也日益成为当代大众文化消费的主要形式。
相对印刷文化,视觉文化有许多新的特点,首先,传统的文字信息已经逐步被直观、具体、形象化的视觉画面所取代。视觉文化在表述感性信息方面游刃有余,但在思想的表述方面却显苍白。其次,视觉文化有与印刷文化不同的阅读方式,后者是用静观和凝视,它因此可以欣赏到作品的思想和韵味。但在视觉文化中,画面的流动性使观众不可能停留而深思,因当观众停留时,画面已经过去,观众的思考就会产生断层。视觉文化的这些特点产生一种新的时尚,正如贝尔所说的,它“渴望行动(与观照相反)、追求新奇、贪图轰动。”①视觉文化利用其特殊的符号与现代科技手段,按照新奇、轰动、同步、冲击的现代性特点来选择形象、变换视角角度,为现代人提供了大量逼真、快捷、直观的图像。
但是,随着视觉文化在现代生活的扩张,它的弱点也逐渐暴露出来,这就是它不可避免导致思想和文化的流失,习惯了简单、透明的视觉快餐和速食的现代人,逐渐远离思考,消遣成为文化欣赏的基本模式,而消遣者是百无聊赖、心神涣散,以视觉和身心的放松娱乐为目的。反对者认为,在把电视作为标志性生存方式的视觉文化时代,思想的缺失使人本弱化,它从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想象力萎缩,二是情感麻木,三是漠视生命体验。可以说,在视觉文化所开辟的新的问题域中,图像符号能否表述思想成为一个最具前设性的问题之一,这关系到视觉文化发展的深度问题。
二、理念的符号设计
符号设计,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必须具有高附加值的文化与艺术含量。一幅好的设计作品不仅要达到最基本的功能性诉求,到了更高层次,则是一种欣赏功能。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强项,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使用视觉形象(如绘画、雕刻、书法)很好表述思想。例如,中国书画讲究神韵,欧阳修称“古画画意不画形。”②艺术家善于用留空的手法来表现思想意境。因此,符号创作的方法应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根据符号学原理、中国书法、中国传统整体思维方式和周易的符号系统的表现方法,通过分解思想符号的经验内容和所有可能的意义,用一个或一组固定的画面来象征一个概念,使这个或这组画面成为视觉文化中公认的一个思想概念。具体说来,理念符号创作包括如下的六个步骤:
首先,选取的“合作、竞赛与发展”理念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将其经验意义抽取出来。其次,寻找表述这些意义的视觉文化思想符号,并且创造联系这些符号的系统结构。第三,使用电子技术和符号理论,对目前还不能表述的抽象概念进行形象创造。第四,利用新创造的视觉文化思想符号对抽象思想进行系统的表述,使观看基本达到阅读的相近的效果。第五,用一个固定的图像符号表现一个概念。最后,把以上的实验用论文的形式加以总结并且作出理论上的提升。
三、“合作、竞赛与发展”理念的设计过程
1、“合作”符号的创作
(1)“合作”一词的由来与发展。合和作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说文》的解释是:“三口相同是为合。”“作,起也。”是开始和作为的意思。合作一词原始意义是很完美地配合到一起。《诗经・大雅・大明》:“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这是祝人婚姻美满的话。合作会产生一种群体的力量,这种力量远远大与个人的力量,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就是这个意思。
(2)视觉文化中对“合作”一词的表现。“合作”一词在图像中的表示较为常见,视觉文化对“合作”这个词的表现方式至少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运用两只或两只以上的手互相握在一起表示两方或者是多方之间的合作(如图1、图2所示)。
两只相同的手表示“合”,而它们握在一起则表示双方将为某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表示“作”。人们一看到两只手握在一起的画面,自然就会理解到里面蕴涵的意义了。“合作”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则是两个或者以上的圆圈套在一起,以此来表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进而表示双方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合作的关系。用这种符号来表示合作关系的最典型例子莫过于奥运会的五环标记(如图三、图四所示)。
(图一)(图二)
(图三) (图四)
2、“竞赛”符号的创作
(1)“竞赛”一词的由来与发展。“”是二人相争、争逐之象,庄子《齐物论》“有竞有争,”郭象注释“并逐曰竞,对辩曰争。”所以二人之间一较长短就是竞。赛是比赛、完毕、了结的意思。古代最初的竞赛是射箭,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③先相互拱手作揖行礼表示尊敬与谦让的诚意,然后上场登台,比赛结束后不计较输赢,相互作揖而退下赛台,和睦地喝酒。这就是君子之争。《礼记》中的“射仪”,就是射箭竞赛的礼仪规范,强调参赛者的德行修养,其次才讨论到比赛胜负。所以中国传统的君子之争的精神,不逊于奥林匹克精神,也不逊于欧洲中世纪骑士风度。
(2)在现代汉语语景中,无论是“竞”还是“赛”或者是“竞赛”都是互相争胜,比胜负、比好坏的意思。在当今体育运动中,有足球、篮球、田径等各种竞赛,这些“个别”的竞赛构成了“竞赛”的“一般”概念,所以竞赛是一个集合名词。我们可以运用“个别”的竞赛符号来表示“竞赛”的一般概念,但是无论是篮球竞赛符号比如说NBA的标志,还是足球竞赛符号比如说北京奥运会中的足球标志,这些“个别”的竞赛符号,都不能很好的表达“一般”的“竞赛”的整个概念。因为这些体育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搭配,人们在看到该能指的时候,心中想到的更多的是“篮球”和“足球”,而不是后面的“竞赛”的概念。
在这方面,中国的象形文字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汉字是以图形、象形文字为基础,进而发展成为形、声、意三位一体的文字系统。例如在甲骨文中,“众”这个集合概念是用太阳底下的三个人来表示的,三个具体的人成为全体人的形象表现,这就是从具体、个别过渡到抽象和一般。在当今这个数字化和信息化并存的时代,汉字艺术表现力具有独特的形式和强烈的视觉感染力。并且,汉字象形表意的造字原理、间架结构的造型形态、虚实布白的位置经营等均具有独特的审美特征和文化价值(如图五和图六所示)。所以,在这里笔者运用汉字“竞”来表达竞争的概念。
(图五 “竞”字的草书) (图六 “竞”字的行书)
3、“发展”符号的创作
(1)“发展”一词的由来与发展:发,《说文》的解释是“发为凡作起之称”,这是事物的显现、生长、和展开的开始,发机一动,义无返顾。展,转也,《说文》“展者未转而将转也,”是事物运动变化的一种状态,即伸张、施行和放开的过程。所以发展的最基本的含义是事物的运动变化及其结果。在中西文化中,发展有不同含义,周易认为,发展是前进中的循环,发展的最后是朝对立面的转化,“无坡不平,无平不复”。但是在西方文化中,发展是一种前进的运动,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物质到新物质的运动变化过程,这种发展观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德国古典哲学中表现得特别典型。唯物辩证法认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而向前的,上升的,进步的运动即是发展。发展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的运动,事物是由肯定、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
(2)根据上述理论,在目前视觉文化中,大多都用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来表示“发展”的含义。(如图七、图八所示)
(图七 螺旋式上升) (图八 波浪式前进)
4、合作、竞赛和发展的视觉表现
在分析了上述合作、竞赛和发展3个理念之后,我们可以运用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象征符号把3个理念统一组合起来。(如图九所示)这个符号集合了视觉符号和文字符号,用中国文化的意蕴,加上现代的造型组合而成。在这个符号中,笔者重点运用了书法的变体作为整个符号的主要结构,因为中国的书法艺术与京剧、武术、针灸(中医)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四大国粹,我们可以从中国书法文化中看到中国文化中富有生机的精华,及其中所蕴涵的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在这个图像中,笔者运用了“花”和“竞”两个字(如图十和图十一所示)。其中,运用“竞”字的理由在上文已经进行了分析,而使用“花”字的原因则是因为广州美称“花城”。广州人种花、爱花、赏花和赠花的历史悠久。而且“花”字的笔画也蕴含着波浪式前进,以及螺旋式的意味。在运用这两个字的过程中,笔者把“竞”字逆时针旋转了90°,并用龙身来代替“竞”字的笔画,并把“花”字逆时针旋转了90°,更好地构成龙的身体,并能更好地表达波浪式前进的概念。龙既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又是岭南特有的赛龙舟运动,表示运动会的岭南特色,而龙身又是竞赛的符号表现,其卷起的浪花意味着竞赛的激烈程度;卷起的龙身代表螺旋式上升的运动,龙头向着太阳,暗含发展和前途一片光明之意思;龙身的不同颜色代表参加运动会的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运动员,他们之间形成的圆圈象征着合作。■
(图九)
参考文献
①贝尔 著、赵一凡等 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第154页
②李逸安 校点《欧阳修全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第99页
③朱熹:《四书章句》济南:齐鲁书社,1992,第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