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0 21:37:13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良渚文化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高等教育质量观，也是就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认识和观点，具体来说就是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什么？高等教育应该秉承什么样的价值？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才是应该得到肯定的？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呈现出了不同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如社会本位论、个人本位论和知识本位论等。在当前知识经济和高等教育普及化、大众化的状况下，特别是针对“文化产业”这一应用性较强、学科融合度高的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相比较而言，“过程主导”这一高等教育质量观，比较适合文化产业创新人才的培养。过程主导有两层含义：其一，教育质量应体现在教育过程本身。换言之，教育质量在教育活动过程之中，考察教育质量，需要注重教育活动过程本身的品质，而不能只看结果。其二，教育过程的品质决定教育质量。因此，对教育过程的注重和把控对于高等教育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具体到文化产业专业的“教育过程”中，如何设计系统和有效的“教育过程”？设计什么样的内容？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实现什么样的文化产业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需要专门的研究和探讨。
二、制定文化产业创新人才“教育过程”的依据
1.生源素质。
制定研制科学的“教育过程”，“因材施教”是基础。通过对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2010～2013级四个年级的硕士研究生的比较分析，概括出文化产业专业硕士研究生生源的三个特点：第一，本科学科专业背景多种多样。研究生入学考试中，报考和考试阶段对本科专业没有具体的要求，学生往往依据自身的专业特长、兴趣爱好、考试难度以及就业情况等多方面原因进行专业和方向的选择，研究生考试也成为学生第二次选择专业的契机。文化产业研究生的本科学科背景多种多样，这对于后期学习来说，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在于文化产业本身交叉性较强，在实践发展中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性也较强，其他学科背景的学生在文化产业的多方面应用上有一定的优势，但对文化产业基础知识的理解和学习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专业学术有一定的差距。第二，学习能力较强，但基础研究能力较弱。经历了研究生的全国统一考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较本科阶段有了一个飞跃。第三，综合素质可塑性较强。当前的硕士研究生从本科直接考上研究生的比例较大，有工作经验的学生较少。整体来看社会经验不足，对当前社会的认知不够成熟，但是可塑性较强，一般经过半年的相关学习和训练，凭借较强的领悟力和学习力，综合素质往往能够得到较大的提高。
2.培养目标。
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制定系统科学的“教育过程”的前提。2009年以来，随着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政府、企业对文化产业专业人才的要求日益提高。笔者认为，文化产业的人才培养，应着重培养综合素质高，实践能力强的文化产业创新人才，即“活跃于文化产业学术界、产业界和行政单位等领域的创新型高端专业职业人”。有以下几个具体的要求：第一，文化产业基础理论扎实，掌握文化产业发展规律，并擅于了解国内外文化产业前沿理论及行业最新动态；第二，实践能力较强，具有一定的文化市场观察能力、开拓能力和预测能力，具备敏感的文化产业政策领悟力，并具备有效的沟通协调能力；第三，在至少一个文化产业门类上有专业特长。
3.文化产业创新人才“教育过程”的制定原则。
①以“系统知识建构”为核心，文化产业的系统知识应包括：文化、经济、管理领域的基础理论；社会学、人文学研究方法；统计学基本技能；基于最新科技发展的相关研究方法；文化产业相关行业门类的基础知识；文学、艺术等素养类知识等。②注重跨学科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文化产业人才培养与文化产业发展实践紧密相关，同时文化产业还具备较强的产业融合能力，因此，跨学科和应用性强成为文化产业专业的两大特点。③倡导行动学习“，行动学习”，包括通过科研行动提高基础知识的运用能力和研究能力，也包括通过专业实践，提高文化产业的实践操作能力。
三、文化产业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过程”设计
在文化产业创新人才培养目标的统领下，依据“教育过程”设计的原则，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进行具体的“教育过程”设计：
1.板块化教学。
第一，课堂的课程教学板块。包括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类课程，如《文化产业导论》、《公共经济学》、《文化发展战略与文化政策》、《文化市场营销》、《文化产业管理》等；方法类课程，如《文化产业研究方法》，《文化市场调查与分析》等；行业类课程，包括《广播影视产业研究》、《演艺产业研究》、《艺术产业研究》等；专题类课程，如《文化产业园区研究》、《国际文化产业研究》等。课程教学板块主要讲授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研究方法、行业基础知识以及前沿专题研究等。第二，前沿学术活动板块。为了弥补不同学生来源知识体系的不同，同时将文化产业最新最前沿的专题研究成果向学生进行介绍和讨论，也为了给学生创造更多的机会与国内外文化产业的专家、学者以及企业家进行交流，拓宽眼界、拓展人脉，定期的学术活动是必要环节，并应纳入学分管理体系。第三，实践训练板块。实践训练是文化创新人才培养过程的重要环节，并应无形地贯穿于整个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学程。方式方法多种多样，较为有效的举措有：第一，导师工作室制度。以导师为核心建立工作室，将导师指导与科研、课题研究、项目运作密切结合，将日常学习与工作室工作有机统一。第二，行业导师制度。聘请有丰富实践经验且在文化产业领域有一定行业影响的业界专家担任行业导师，与专业导师合作，对学生的实践、实习、就业进行指导和帮助。第三，研究与实践基地建设。与产业界进行紧密合作，选择有一定实力的企事业单位共建文化产业研究与实践基地，通过联合培养、项目合作、工作室合作、学生实习等方式，对学生进行专业实践的训练。
2.阶段化考核。
打破学期的界限和学时的固定要求，依据培养周期划分阶段对学生的课程学习、导师指导、学术活动、实践训练等环节设置指标和明确的考核体系。对任课教师、导师指导、学生学习、教学管理设立各自的阶段考核标准，将“教育过程”的质量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监控和分析，同时纳入“责任到人”的考核体系。
3.组建多样的学术共同体。
为了满足学生不同的兴趣爱好，丰富学生的学习和实践内容，培养单位还应将教学组织和科研组织打通并进行重新组合，通过大型课题、大型学术或行业实践活动，组建多种多样的“学术共同体”。任课老师或导师可通过调研课题、研究性课题或实践项目的策划，将对某个问题感兴趣的同学进行组合，组建各种学术共同体进行专题的学术实践活动。
四、文化产业创新人才培养的政策体系优化与创新举措探索
文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随着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也在与时俱进地变化，这就需要对“教育过程”进行创新，以提高教育质量。同时，也需要相关政策的支持和创新，突破常规，将“教育过程”设计得更加科学、高效。
1.建立畅通的师资资源流通机制。
文化产业的一大特点是“跨学科”，这就需要在校内和校外高校之间进行任课教师、讲座专家或导师的交叉聘请。在教学实践中，聘请的程序、酬金的标准和发放条件往往过于刻板，造成因为制度的原因使一些教学活动无法开展，对整体教育质量带来损害。因此，建立合理、畅通的师资资源流通机制是紧迫而必要的。
2.放宽行业导师的聘任条件，提高行业导师待遇。
行业导师的聘任，是文化产业教育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关乎学生实践训练的整体水平。但是在现实教学中，对兼职导师学历、职称或成果的要求过于注重学历、职称等非实践成果因素，使得一些在文化产业实践中有丰富经验的业界精英因为条件不具备而无法被聘任。同时，行业导师的待遇问题也一直缺乏更为灵活的政策支持，是难以解决的问题，这需要更加宽松的政策和经费保障。
3.探索硕博连读的高端复合人才培养机制。
篇2
“在中医学范畴里，病理状态是一组症状和体征，中医称之为‘证候’”，“中医的临床证候是以脏腑(局部器官)病变为中心，同时注重全身状态的辨识”。为使中医学的表述比较符合现代的习惯，笔者曾将中医学的辨证论治体系概括为“状态医学”［1］。“状态”是中医对“证”的描述，“病因病理”是西医对“病”的描述，两者不同的表述方式构成了人们对疾病认识和治疗的两种不同方法。两者在方法论和临床实践上互相不能取代。作为中医的状态医学理论及其诊疗方法的特殊规律，决定了它在临床上的独立地位。
1 中医的状态与西医病因病理的关系
中医的状态与西医的病因病理是整体综合反应与局部病灶的关系，它们在临床上有以下不同表现：(1)状态与理化指标不一致。在体温正常的情况下，临床上可以见到虚寒和虚热两种状态［2］；持续高热?1～2?周的病人，可以见到持续寒冷的状态［3］。(2)器官组织的各种理化检查未见异常，临床上可见多种状态失常。例如脾虚证、肾虚证、气虚证、气阴两虚证、肝胆湿热证、湿痰(二陈汤)证等等。(3)局部器官患病，代偿功能正常时，病人全身状态可以正常。例如部分乙型肝炎病人、肾盂肾盏结石病人全身状态可以正常。(4)同一疾病，如肺炎，在病程的不同时期，全身反应状态相差很大，必须使用不同疗效的方药［4］。中医称之为“同病异治”。(5)不同的疾病出现相同的状态，使用同一方药治疗。如冠心病、癌症、肺炎恢复期等3种病因病理完全不同的疾病，在某一阶段可以出现气虚状态：面少华色、乏力少气、纳差、四肢倦怠、舌淡、脉弱，可用四君子汤加味治疗。这就是中医的“异病同治”。由此可见，状态是病因病理之外的另一类问题。(6)孪生者在遗传和童年生活条件方面，是不同个体最大限度相同的例子。然而同生不同死，且生病的时间和临床表现各不相同。这些事实说明，不同个体自身内部的协调状态是千差万别的。因此，个体内部协调状态的不同，是人体疾病发生、发展千变万化的第一内因，也是中医学存在的基础。
2 中医状态的诊断
人体机能状态正常与否的第一个感受者是自我，因此，症状是诊断状态的第一要素，体征是客观依据。由于人体机能状态并非各器官功能的简单加减，因此，现代医学的理化指标在诊断状态时，只供参考［3］。
从上文可以看出，即使是同卵孪生者，遗传和童年生活条件最大限度相同，但在不同个体，其内部协调状态不同。状态不同必然反映在对相同的致病因素有不同的反应。所以，用遗传因素、外在条件和器官病因病理去解释或诊断状态，是不符合状态的多种多样和千变万化的客观事实的。
同一疾病不同时期，状态可能不同；不同疾病可以出现相同状态。整体状态有病，局部器官可以正常；局部有病，整体状态可以正常。体温测量与人体寒热状态没有必然联系，等等。均证明状态与病因病理是人体疾病的两个不同方面，用于诊断器官病理的理化指标是不能作为诊断状态的依据。
中医状态的诊断，是一种以病人自身感受(症状)和临床体征为依据的综合判断。不同状态的区别，主要是依据临床诊疗实践中所见病象，进行深入细致分辨的结果。笔者?1999?年秋诊治?1?例病人，属中医外感病秋燥中的温燥，症见：发热，少许恶寒，咽干鼻燥，干咳无痰，口渴舌干稍红，脉浮数等，更见满面白色细小皮屑。可谓典型之至。如果从病因病理角度，只能归为病毒为害，西医没有应治之法。
状态的诊断，实质是以症状、体征为依据的综合判断与分类。分类的基点是寒热、虚实；分类的目的是区分不同的状态——证候，寻找有效的方药。
中医学认为，人体内部的平衡和人体与自然界保持平衡，是人体健康的基础，一定强度的致病因 素导致了平衡失调，从而出现疾病。因此，中医对人体机能状态的判断有两个基点：(1)偏寒或偏热；(2)太过或不及［2］。所以，寒证、热证、虚证、实证是状态分类的出发点，或者说是总纲。因为临床上千变万化，数之不尽的各种状态，都是寒热虚实的进一步的具体划分。
中医学中的基本状态约20种，包括脾虚、肾虚［3］；常见状态?200?多种［5］。假设人体分为九大器官系统，按排列组合的数字方法计算，人体状态数以万计。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状态诊断的复杂性。
3 中医对状态的治疗
状态的治疗是人类医学的一个特殊内容。从表面来看，中医药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传统医学一样，都是使用天然药物。现实是：中医药的理论体系与众不同，疗效在众传统医学之首；中医药不仅对现代临床各科半数以上的疾病有良好疗效，且很多西医难治、不治之病症是中医的优势。
上述特殊和不同的原因在于，中医学的本质是状态医学，其诊断、治疗疾病的角度与西医的病因病理角度是两个不同范畴。
状态治疗的首要特点是：以方治病。这里的病，不是指局部器官的问题，也不是现代病因病理的中心环节，它是全身各器官组织某一时间综合协调的结果，是状态异常，或者称之为状态病，中医称之为证候。这里的方，不是某类药物的简单相加，也不是针对细菌或某器官的现代病因病理意义上的药物；而是针对人体不同状态确定治疗大法而拟定的处方，中医称之为方证对应，即以特别组成的方剂治疗不同的状态。
状态治疗的第二个特点是随证加减。尽可能使用代表方是中医治疗状态病的基本原则，但原方使用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准确对应临床上错综复杂的实际情况，必须根据具体病证，在某代表方的基础上增减原方的药量，或加减某几种药物。“随证加减”反映了状态的千变万化，提示固定的成方中药制剂，在当今和今后的临床实践中，不会成为中医的主流。
整体与局部并重是状态治疗的第三个特点，但必须强调状态的治疗贯穿始终。例如肺炎病人，不同时期使用银翘散加减、麻杏石甘汤加味、清营汤加减、参附汤合生脉散加味、竹叶石膏汤加减等等［4］。这些方剂的组成和功效有很大差别，证明中医治疗是以状态为核心，局部病灶的治疗服从整体状态治疗。即“病因病理角度的中药治疗，必须综合状态治疗的原则”［2］。
4 关于中医现代化
中医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是对中医学体系自然科学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在讨论状态与病因病理的关系、状态的诊断、状态的治疗之后，我们对中医学的本质——状态医学及其规律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笔者再次强调，状态与病因病理是临床医学的两个不同范畴，两者必须用完全不同的方法进行思维、诊断与治疗。
在清楚以上原理之后，状态医学的独立性和中医现代化的具体内容也就成为一个清晰的事物。中医现代化应是以发掘、完善中医学理论，以及相关诊断、治疗方法为核心；全面引入现代病因病理学说，加强病因病理角度的中药、针灸等治疗；加强器官病的病因病理诊断和预后判断。
本世纪初，随着西医在中国的不断普及，现代科学的各种方法和成果为西医所利用，中医相形之下变得弱小。西医有理化指标，诊断明确，对器官疾病分析入微，且可见可数；故不少中、青年中医下意识地忽视了中医理法方药的主导地位，以至见到体温升高就投清凉之剂，高血压伴见气血虚弱也不敢进补。
中医学是一个独立的临床诊疗体系，现代病因病理学说的引入，不会冲击或改变中医的状态医学优势，它将弥补中医学对局部器官病认识的不足。
近40年来，中国的西医大规模学习中医、研究中医。单味中药的现代药理研究、复方的临床验证，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这些现代成果，证明了中医药、针灸临床运用的广泛性和有效性，也为今天中医现代化——病因病理角度的中药、针灸治疗，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科学资料。
笔者认为中医现代化的要点是：遵循中医基础理论体系，对状态诊断、治疗贯穿疾病的始终，而西医病因病理角度的治疗必须综合中医治疗的原则。
5 关于中西医结合
中医的状 态医学与西医的病因病理医学在理论上是可以融为一体的，但在临床实践上，由于两者的诊断与治疗方法截然不同，因而形成了事实上的两个临床医学体系：西医的病因病理学说是对器官病细致入微和多层次研究的理论，它的相关诊断、治疗方法，对器官病是首选的，很多治疗是特效的。因为不同个体，不同种族的病人，只要病因病理诊断相同，其有效药物的作用点和过程也相同，相关治疗就“经得起重复”，这就是所谓“特效”。中医学在状态诊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大量的有效方药和相关理论。如何面对实际，接受状态的客观存在和相关的理论，是今后中、西医结合的第一步；但是，怎样用西药体现状态治疗，在实际上成为中、西医结合的难点。但笔者提请医学同行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中医的状态是西医的病因病理之外的另类事物，不论医学怎样高度发达，生物遗传技术怎样完备，或器官移植和人体复制成功，人体内部的协调总是存在差别，这种差别必然使中医的状态医学与人类共存。
参考文献：
［1］ 张有和.状态医学——中医学的现代概念［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1996，13(3-4)：1
［2］ 北京中医学院.中医学基础［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78.105
［3］ 张有和.状态医学——中医学的现代概念［J］.医学与哲学，1999(1)：7
篇3
长江下游三角洲从河姆渡、罗家角、崧泽至良渚文化为止的新石器时期农业，已连续绵延达3000年以上，稻的种植始终贯串整个过程，便利渔猎采集的比重逐渐有所下降，稻米为主的粮食供应的比重逐渐增加，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而稳定的食物来源，促进了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分工，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和私有制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当时全社会的物质生活供应之基础的稻作农业及生产工具本身也经历着相应的变化和发展，成为良渚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本文拟就这一时期稻作的生产问题，作一些配合的探讨，以供交流。
良渚时期的生产生活用具显然较崧泽、马家浜时期有了很大的演进，表现为：在农具方面，种类增加，分工明细，如扁薄的长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锛、石镰等，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耘田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类似现在的千篰而被称为“千篰”。陶器方面，由马家浜时期手制的厚胎陶器转向轮制的薄胎陶器发展，而且种类繁多，有的还是精细刻划花纹和镂孔，或施用彩绘。值得注意的是炊器的鼎取代釜，其工艺水平较马家浜时期有很大的改进。据对余杭新石器遗址47处的出土炊器的分别统计，鼎有18处，占总数的38.29%，釜仅一处，占2.12%；其余的豆、壶、罐等都比釜要多得多。[4] 装饰品中玉器大大增多，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钺。生活工艺品方面有发达的竹编、麻织和丝织品。
陶器、炊器、玉器和编织方面的显著演进，是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同步进行的，反映了以水稻生产为代表的农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具中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有众多的种类和形式，牟永抗和宋兆麟的论文对此已作了详尽的分类鉴定和探讨，并提出了两者各自具体操作方式的推论，很有说服力。[5] 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现，是从河姆渡、罗家角的耜耕阶段向人力犁耕过渡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崧泽时期出现的小型石犁则是这一转折的中间过程。从良渚以后便慢慢转入有史以后的畜力犁耕了。良渚石犁的出现为我国犁耕起源的演进历史提供了关键的实证。笔者在最近一次同美国学者的座谈中，一位美国学者说，据他所知，中国的犁是从欧洲传入的，笔者即简单介绍了良渚的事例，他就信服了。说明对良渚文化的多方面成就，需要向国外多作介绍。
根据农具种类的增加和工艺技术的改进，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率有关的石犁和破土器的应用，并参考现今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农展阶段的一般规律，可以对良渚时期的稻作生产技术及其生产水平试作一些分析讨论。
我们知道，原始农业最初是使用刀耕（火种），然后转到耜耕或锄耕。刀耕的要点是烧除地面草木后即行播种，而进行翻土，因而必须年年或隔年就要放弃，另找新地，要等到弃耕地的地面植被恢复生长，才能进行第二次的刀耕。为此，刀耕农业的一个单位的播种面积需要7~8倍以上的土地面积作为后备，以资轮转，一个人一生砍烧同一块土地只不过三四次。[6] 进入耜耕以后，土地可以连续使用的年限大大延长了，因为翻土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和肥力，并改以休闲取代不断的撂荒。到了使用人力拉的石犁，就更进一步提高了耕田的效率，因为耜耕或锄耕是间歇性的翻土，每翻一耜土，人就后退一步，又重新翻一耜；而石犁是连续性的翻土，人拉犁头可以一直向前行进，土块随着陆续翻起，中间没有间歇。人力拉犁在本世纪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还有使用，称为木牛。据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调查，锄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担田（6担田合1亩），木牛耕田两人一天可耕4担田，如果是牛拉犁，则一人一牛可耕14担田[7] 这虽然是侗族50年代的资料，但因为所处的耕作阶段与良渚的人拉石犁相似，可以供我们参考，且很有启发。
在良渚出土的农具中，“耘田器”和“千篰”，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两个问题。“耘田器”以其形状酷似现代水田使用的耘田工具而命名。一些文章在分析良渚农业所达到的水平时，就径直认为良渚时期已使用耘田器进行耘田的先进技术。
首先，我们要问，4000多年前的稻田是直播还是移栽的？我想答案应是直播。现代南方的稻田绝大多数都是插秧的，插秧的稻田，行距间隔清楚，所以可用耘田器耘田。而插秧的技术，有文字或物证可考的，最早见于汉朝，汉代的南方考古发掘表明，像广东佛山出土的陶水田模型[8] 和四川新都同土的薅秧画像砖，[9] 都有农夫弯腰在水田中双手薅秧的形象，或者是手持长棍用足薅秧，就是没有使用类似耘田器的工具。现今杭嘉湖宁绍一带的农民也多以手薅为最常见，江西一些地方是手持杖、用足踏的方法，仍同汉代一样。所以，很难想像4000多年前即已发明使用耘田器这样先进的工具。又，耘田是与插秧配套的，上述广东和四川的水田模型都是以有秧田育秧为前提的。有插秧必有秧田，4000多年前是否已有秧田、本田之分呢？看来有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于直播，又有撒播、点播之分。如果是撒播，长大起来的稻株，疏密不一，不可能行距分明，也就是无法使用耘田器的。除非是点播，技术又很精确，行株距分明，才可以使用耘田器，这在4000年前是还做不到的。可举日本弥生时期的稻田为例，日本自古多火山，火山爆发时被火山灰掩埋的稻田遗址，常常保留下稻田的原貌，包括诸如田埂、沟渠、水塘以及稻株的穴迹，为国内所未见。笔者在日本参观过好几处这类遗址，以京都府八幡市内里八丁遗址最为典型。该遗址经清理后，可以清楚看到如同现代一样的大片稻田，由小块小块的田埂围成，每块稻田中的稻丛歼穴，历历可数，并可用电脑绘制出整片稻田，其中每小块稻田的穴数，一穴不漏地显示出来，以供进一步的面积、产量等的推算。使人印象很深的是，这些残存下来的稻穴，密度非常大，但各穴的间隔距离又极不一致。紧密处两丛稻之间不足10厘米，疏远处两丛稻相距可在50厘米以上，没有规则可言。这是典型的原始稻田的反映，这样的稻田，不问其为移栽或是直播，是无法使用耘田器耘田的，也不便于人在田内行走，进行手工的除草。反之，也就说明那时候还没有耘田工具或手工除草这一环节。内里八丁遗址属弥生晚期，相当于中国的三国西晋时期，日本的稻作是秦汉前由吴越人传去的，至此已有500年以上的历史，其栽培密度仍然没有规范化，可见行株距的规范改进是很缓慢的，这也可供我们参考。
再看南方有史以来的稻作技术，在很长一段时日里，都还是实行“火耕水耨”即利用水淹杀草。如西晋时的鄮县（今浙江鄞县），其稻作水平还是：“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火耕水种，不烦人力。”[10] 如果良渚时期已知道使用耘田器除草，只能认为有史以来西晋时的鄞县稻作是一个大倒退。
海南岛黎族的水田稻作是利用天然低洼积水地，用人或牛把草踩到水中，把土壤反复踩松软，即撒上秀种，不施肥，亦不除草，草长起来，则用水淹之。[11] 由此看来，出土的“耘田器”当是另有用途，比如开沟之类，而不是相当于现今的稻田耘田。
关于千篰的问题，与耘田器有些类似。因其形制同现今农村使用的相似，从而推测当时可能使用千篰捻河泥作为稻田肥料。我们知道，河泥是一种缓效性有机肥，通常是在冬春时捻取，作为桑园及稻田基肥，这在明末《沈氏农书》中有详细叙述。根据文献记载和肥料史的知识，肥料种类的增加是有一定先后和规律的。就基肥而言，最初使用的基础肥是家畜粪和人粪，然后是绿肥、饼肥；再次是堆肥，草木灰、焦泥灰等，最迟利用的是河泥。因为捻河泥的劳力最费，数量很大而肥效较低，在肥源十分紧张的时候才开始利用。文献上出现捻河泥是在宋朝，这是因为宋代的人口激增（北方战乱，大量北人南下），对粮食和衣着的需求压力很大，促使增加稻麦两熟和发展蚕桑，凡此都需要开辟肥源，利用冬春相对农闲，捻取河泥以作桑园和稻田的基肥，河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所以不见于宋以前的文献。4000多年前的原始农业，一般不施或少施用肥料，所以连续种植几年以后，地力下降，需要更换新地。在通常的人畜粪肥或草肥都不一定使用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会先使用起河泥来。所以，良渚的千篰可能是一种戽水和其他用途的工具，而不是捻河泥的工具。
既然良渚时期的稻作已开始使用了石犁和破土器，劳动生产率较之耜耕有成倍的提高，那么，当时的水稻产量是否也有成倍的增加？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分析，如果是指水稻的总量增加，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可以扩大耕种的面积，即使在单产不变的情况下，也可提高总产量；如果是指单位面积产量较之耜耕阶段有一定的提高，也完全是可能的，但这种提高在整个良渚时期是比较缓慢而稳定的，不会有大幅度的突破。
篇4
一年来，在集团各位领导的指导下，在全体教职工的努力下，我园认真贯彻《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精神，围绕各项教育工作的要求，以“让每一位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的办园宗旨，促进每个幼儿富有个性的发展，全面提高了幼儿园的保教质量。下面我将一年来的工作向大家做个汇报：
一、园务管理：落实制度，明确职责
为了使幼儿园管理工作逐步向规范化方向迈进，我们严格按照管理制度汇编，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在实际工作中严格照章办事。通过落实制度，明确职责，提高了教职工的工作责任感，促进了我园各项工作有序、有效地开展。
二、教师培养：加强学习，提高素质
为了提高教师的素质，我们通过多种形式对教师进行培训。首先利用暑期的师德培训，开展形式多样的师德教育；其次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如在我们的园本培训中，我们邀请了卜园长和周老师给我们作有关地域文化融入教学的相关讲座。在暑期我园派了范敏娟老师去上海参观学习，回来之后给大家作了“上海之行”的交流活动，对于新教师，进行了师徒结对，传帮带教，让新教师在观摩中进步，在反思中成长。
三、教育教学：注重细节，提升质量
一是各班能认真制订教学计划，在制定周、半日活动时合理安排各方面的教育内容，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把领域活动与主题活动有机结合，相互渗透，有效地防止在教学工作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二是定期检查教师备课、幼儿成长册、教养笔记等。落实一日教学常规，加大对一日生活各个环节的监督和调控。以“抽查听课”为载体，在听完每节课后与教师及时交流，并进行点评纠正。
三是各班都创设了有利于引发幼儿互动的环境。在走廊、楼梯、班级主题墙、家长园地等环境的创设，做到美观新颖，突出主题。根据孩子年龄特点，力求做到生活化，情趣化，艺术化和儿童化，让孩子主动参与到环境中来，从中受到教育。
四是充分发挥我园的区域优势，挖掘自然教育资源，把本土资源的内容渗透到幼儿的一日生活之中，贯穿于游戏、教育活动之中，并以多种形式进行整合，结合本园、本班幼儿的实际情况，灵活开展。在组织好幼儿一日活动、上好主题教学活动的同时，我们还结合“世界水日”、“世界无烟日”、“护绿活动”、“环保创意种植”开展了系列活动，增强了幼儿的环保意识。
四、教育科研：积极参与，共同成长
本年度的园本培训在总园的引领下，我园自己开展培训，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毕竟还没有自己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还好在教科主任周老师的的指导下，一年度的园本培训有声有色的下来了。我们的项目培训主题是《基于良渚地域文化融入教学的实践，提升教师课程开发与整合的能力》，在培训过程中，我们老师都积极的参与，这种研训一体的模式对分园的老师帮助很大，她们善学、善思，乐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见解，在5月底开展的园本培训开放日活动中，得到了园领导的好评；在10月份，以“民间资源在集体教学中的有效利用”的良渚片的辅导活动也在我园开展，我园的金国琴老师执教了具有良渚地域文化特色的音乐活动“金蛇狂舞”，得到了大家的好评。
在我们的教研组工作中，紧紧围绕园本培训，结合幼儿园教师的实际教学能力，开展的园本教研主题是挖掘良渚地域文化资源，开发幼儿园园本课程，帮助教师运用建构式课程，继续探索语言教学活动的设计和教学的有效性的探索。
通过园本教研活动的开展，真正满足了教师的成长需求，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化成长。
五、卫生保健：落实安全，细化保育
我园制定《药品管理制度》、《班级安全管理制度》、《幼儿接送制度》、《幼儿意外伤害事故处理》、《房屋设备检查制度》等安全卫生保健制度，促使安全卫生保健工作有序、科学地开展，为幼儿提供有利于健康成长的环境。
（一）细化制度，提高安全管理力度
细化各块安全工作责任。每年度与每位教职工依据自身的工作签订安全目标责任书，做到人人有责。
（二）细化工作，规划保育工作程序
在已有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幼儿在园一日生活各环节的管理细则，包括对教师的具体工作、对保育员的具体要求、对食堂工作人员的要求，让每位工作人员明确工作程序，规范地开展幼儿一日生活各环节的保育工作。
六、家长工作：家园合作，有序开展
《纲要》中提出：家庭是幼儿园重要的合作伙伴。本着这种理念，把做好家长工作作为我园的工作重点之一。每学期开始要求老师们制定好家长工作计划，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各项家长活动。
3月份，结合春天，我园开展了全园性的亲子春游活动，让孩子们开阔眼界的同时，增进了亲子、家园间的情感。4月份，我园开展了“幼小衔接”家长会，请来了小学陈老师和卜园长进行了讲座，同月，小班、中二班和大班相继开展了“放风筝”、“种植蔬菜苗”、“做青团”的亲子活动，在孩子们体验快乐的同时，也拉近了家长与老师之间的距离。5月份，中一班开展了“采茶”的的亲子活动，结合我们的园本课程，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亲身体验采茶的乐趣，了解茶叶的制作过程；6月份，大班开展了家长半日开放活动；8月底召开了小班新生家长会；10月份，中班段、大班段结合重阳节开展了敬老爱老的祖孙同乐的亲子活动；11月份，全园开展了亲子运动会；12月，小班段开展了家长开放日活动。
我们的家长工作以多种形式开展着，在每年一次的家长问卷调查中，家长对老师的满意度还是很高的，相信我们的家长会一直理解、支持我们的工作的。
七、思考与展望
教师的业务能力急待加强。我园新教师居多，在教师的成长上还需花费一定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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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文物的文化价值
文物，作为人类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产物，从不同方面折射出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人们的社会及生产活动，开发乃至改造自然的方式，以及当时的生态环境特征，是人类承自祖先的珍贵遗产。自2008年，从中央级文化部门归管的博物馆开始，各地博物馆陆续向人民群众免费开放，即使有不能免费开放的情况存在，博物馆也都遵循低门票定价的原则。这项举措大大发挥了博物馆传播文化的作用。然而一些文物名称的翻译质量良莠不齐，这对于外国参观者了解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文物来说是相当不利的，他们将很难正确地从文物身上获得信息。因此，提高文物英译水准将成为突破问题的核心。
1.2我国翻译界现状
“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信息与情感交流过程。通过把一种语言（即源语）表达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即译语）再现出来的方式，帮助译语使用者了解原作者意欲传达的信息内容并获得与原语使用者大致相同的感受，以达到帮助操不同语言的交际者进行信息与情感交流的目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翻译数量与质量与日俱增。跨文化交际可以说是翻译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以文化视角对待翻译工作便尤为关键。为了使中国文化能“走出去”，中国在2009年启动了“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该工程旨在利用中外有关中国文化的专家、学者及出版界人士的力量，加大中国文化著作的翻译出版力度，致力于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王克非、孟华等著名学者同时提出翻译中最大的难题——文化差异。一些文化特色鲜明的词语如何在目标语中表现出来，哪些翻译策略应该在翻译过程中采取，能做到源语的文化含义被保留，又使目的语读者能够理解？学者孟华提出“将相异性因素植入认同性并非一种单向的直线运动。实际上，相异性与认同性两者间是存在着一种交互作用的”。因此，只要能得当运用好翻译策略，文化差异带来的问题就能极大地减少。
2.普通文本翻译方法
文物名称翻译与其他类型的文本翻译存在很多不同，因此想要做好文物翻译工作，必须了解清楚普通文本的翻译方法，再结合文物文本的特殊性进行翻译。在常见的翻译场合，如小说、说明文、法律文本的翻译环境中，翻译的方法种类是十分多的。例如增译法、减译法、合译法等，但是在这些翻译手法中，最常见的还是非直译法与意译法。严复提出翻译工作的原则是做到“信、达、雅”。“信”指的是对源语翻译内容语义的准确传达，不得有译者擅自篡改、弯曲的行为。“达”指的是译文成果必须做到文章通顺，避免存在句意不通、逻辑不顺的情况，文章内容若是语言较于源语晦涩难懂，难以理解，则为不达。但若是追求“达”字而刻意简化源语语义使其通顺易懂，则为不信。因此“信”与“达”是相辅相成又存在矛盾的，这是许多翻译工作的难点。“雅”要求译者保持源语的行文风格和修辞手段，文章优美有文采，此为翻译最上追求。
2.1直译
直译是一种贯彻“信”之原则的翻译手法，在翻译时做到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能一一对应，包括源语的修辞、语言特色和文化特色等。纽马克说：“直译指的是在将源语的主要含义翻译成目标语时，尽管语言环境变化，也要尊重目标语的句法结构的翻译方法。”运用直译手法意味着尽力保持源语的结构，有时会导致目的语译文并不能让目的语读者很好地理解，这是直译的一大弊端。
2.2意译
诚然直译是贯彻翻译原则中“信”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但在不能使用直译或者直译不能很好地表达源语含义的情况下，意译就成为一个很好的选择。意译指的是在保证源语文本含义不变的情况下，对源语进行“本土化”改造，将其做解释说明，使目的语文本读者能更好地理解文本内容。与直译相比，意译对于源语文本的句子结构、修辞手法等并不过于拘泥。在翻译实践中，若是过度滥用意译法会导致目的语文本尽管便于读者阅读，然而有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源语特色丢失。
2.3直译与意译的关系
直译与意译的使用都存在一定的条件限制，如果超出了限制，直译内容将会僵硬古怪难以阅读，意译将会变成由译者自由发挥的胡乱翻译，没有办法得出好的译文。其实这两种翻译手法并不对立，每种语言都存在特色，各语言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直译与意译都服务于创造出优秀的翻译作品，因此译者应当灵活选用，才能做出好的翻译。
3.文物文本翻译方法
3.1文物翻译中的“信、达、雅”
切斯特曼提出翻译的策略和规范是有机统一的。“他将语言认知中的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作为翻译策略研究的理论背景，在翻译方法的应用层面对翻译策略研究做出理论描述”。考虑到文物文本的语言特点，切斯特曼的翻译原则在文物翻译中占有指导性的重要地位，对翻译工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文物翻译工作中，译者应充分发挥创造性，不能因追求准确传达意思而采取简单的异化策略，也不能一味地将源语文化元素较多的难译内容使用归化翻译。文物翻译作为实用文本一个较冷门的分支，擁有别具一格的文化特质。这种科技文体的翻译与常见的文字翻译有着较大的不同。很多学者认为，简单的“信、达、雅”原则在处理文物翻译中遇到的一些难点时将不再起到很好的作用。很多有关文物翻译的研究就此展开，也有很多卓有成效的方法被相继提出。学者刘庆元认为文物的命名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想要所有文物的英汉译名都能准确传达表层意义和文化意义，是十分困难的，必须做出一定的取舍，也就是说，“达”的地位是要高于“信”的，因为在强调“信”的时候，经常会出现无法兼顾“达”的情况。恰恰在文物翻译中，“达”非常重要。师新民提出，文物翻译的特有标准应为“忠实准确、风格得体、通顺流畅”。
3.2文物名称信息特点
文物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证据，它的价值体现在文物的表层含义及深层文化含义。其丰富的信息通过文物名称的用词及语法结构体现。文物的名称表达的信息大致分为两类，即表层信息与深层信息，大部分文物的翻译都会选取一种侧重。文物的表层信息通常指的是文物反映出的较为直观的信息，如对文物的样子、材质、功能乃至归属的描述，有大量描述性信息。是文物的基本表象，起到文物名称的重要作用之一，即解释文物“是什么”。深层信息指的是审美及艺术方面的信息。深层信息通常能够描绘出文物的内在美深层信息涉及样式、纹络、窑号、质地、工艺等文化特征。一般来说，越是精美的文物，其包含的深层信息越多，质量越高，名字含义越丰富。因此，想要通过名称表达文物的深层信息需要深思熟虑的句法构造及词汇运用。
3.3文物名称英译策略
不同文本类型会对译者采用的翻译方法产生很大的影响，文物名称最主要的作用是解释说明，对文物的描述，因此应归为信息类文本。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应避免使用生僻或烦冗的词语，尽量使未接触过有关内容的参观者能直观地通过文物名称对文物有大致了解。吴敏焕在《谈考古词汇的翻译——以汉阳陵遗址博物馆出土的文物为例》中阐述了对于文物英译的看法。他认为文物的翻译有直译、意译与解释性翻译三种，直译指的是在中英文中存在语义用法都直接对应的词语，例如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瑶山玉匙，便可直译为Yaoshan Jade Spoon。意译一般运用于直译无法准确表达源语的含义的情景，在文物翻译领域来说，这要求译者能够明白文物名在源语中的深层含义，在译入语中找到能够准确表达其含义的词。在进行翻译文物名称工作时，译者应不再追求能将源语和译入语中的每个词语一一对应翻译，译文成果必须在阅读者的文化理解之内。中文与英文之间从语法到思维结构存在客观差异，想要翻译好文物名称，译者必须拥有与之对应的大量储备知识、丰富的翻译经验及翻译时的创造性。进行文物名称翻译时，有时所谓意译就是对较为抽象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达到准确传达信息的目的。
如果仅仅对意译内容进行解释说明，就必然导致语义缺失。孙晶认为：“归化翻译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流畅地道的英语进行翻译，在这类翻译中，翻译者的努力被流畅的译文所掩盖，译者为之隐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被掩盖，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原文的陌生感已被淡化，译作由此变得透明。”翻译的过程不仅传达词语句子意思，还包含源语的文化要素，这点纯粹依靠解释说明是无法达成的。因此，在必须使用意译的情况下，我认为应当尽量保留源语的文化要素，将其通过尽可能简单的词语表现出来。意译这种翻译手法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差异性与相通性，其存在的必要证明了差异性的客观存在，而意译手段的可行性则佐证了相通性的存在。然而在文物翻译中，实际上意译的使用频率并不高。如同我之前提到的，文物名称的翻译很大程度上起到传达信息的作用，因此译者应贯彻翻译原则中的简洁性。我认为为了保证源语的文化要素在翻译成果中体现，一定程度地牺牲目的语阅读流畅性有时是一种可行的方法。如良渚遗址出土的神人纹玉琮王，“玉”字可对应为英语中的Jade，“琮”这种筒型玉器并不存在于英文文化中，对于这种含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词，最好的翻译手法是直接将其音译为”Cong”，而不是对琮字进行解释说明。尽管如此，注释译法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是解决文物翻译难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手段，因此译者需要能够灵活选取翻译方法与策略。译者的翻译方法对文物名称的翻译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文物翻译工作者应对文物翻译领域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掌握足够的考古学知识和历史文化常识。还要能准确地将文物传达的信息表达出来，使阅读者能够接受。因此，并不是所有懂英語的人都能从事翻译工作，遑论文物翻译这种专业性要求极高的领域。
4.如何提高文物翻译的质量
4.1翻译工作者需要提高自身水平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真正想要将我国整体文物翻译水平向上提升，翻译工作者本身是最关键的一环。翻译工作者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翻译水准，加强知识积累的文化底蕴的培养，这样才能在面临文物翻译中的重点难点时有足够的底气与能力攻克它。当大量优秀文物翻译工作者存在时，文物翻译水准自然能够上升。
4.2国家政策的支持
想要培养出优秀的翻译工作者，离不开政府对文物翻译的重视和对文物翻译工作者的支持。当前翻译事业前景并不乐观，从事这一行业的翻译工作者的数量不可观。想要依靠有限的翻译工作者完成庞大的文物翻译工作显然是不现实的。必然导致各地博物馆的文物翻译水准参差不齐，有些地方博物馆的文物翻译着实质量欠佳。如果政府能加大对文物翻译人才的培养，那么文物翻译领域必然会涌现出一批新生力量，有着新生力量的加入，我国文物翻译领域必然会得到极大的充实与提升。
4.3博物馆有关人员对文物翻译的重视
有些博物馆相关人员对文物的英文名称并不重视，甚至存在用汉语拼音敷衍了事的极端情况。因此，博物馆前线人员应强化负责意识，积极主动配合文物翻译者的工作，在发现文物翻译成果存在问题时主动与翻译工作者进行沟通，这样才能使文物翻译的质量有所保证。
4.4出版社及印刷单位的共同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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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艺术学科的成长，需要有自己的核心艺术理念支持。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一是要充分认识到当下是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关键时期二是要认真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累积三是要研究明确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建设的策略。
一、中国艺术文化成长的再次自觉
“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是基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而言的。比如在中国美术界，当时开展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性解析，从而为中国美术文化的新创造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如果说中国艺术文化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有了全新的变迁成长，主要是得力于l978年中国首次自觉地寻求变革而至。那么，从2oo9年开始应该有再一次促进新成长的自觉意识和实在行为。这是人类历史和现实环境给予中国艺术文化的良机与使命。从中国当下在全球的态势来看，是具有新的持续飞翔的语境和条件。…中国及中国艺术文化学人当下是需要时刻明白自己已经具有了独立、健康、跨越发展的空间与条件，关键是需要在促进中国本土艺术文化成长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上，要不断自觉、不断提升、不断拓进。
首先，中国艺术文化本来就有自我之根脉。中国艺术文化的根脉是当下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重要认识论基础。这一点是不可忽视和缺失的。今天中国艺术文化新的自觉和新的发展之缘由与自信底气，就来源干中国艺术自己本来的根脉。不论讲中国艺术文化的伟大复兴也好，还是说诉求创建中国艺术学派也好，都是由于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文化之根。
从原理上看，思想是有历史属性的。当下我们审视、形成和确立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当务之急的思想，也是有厚重的历史内涵与缘由的。中国艺术文化同中国其他文化一样具有悠久而厚重的历史与传统。不仅中国美术文化传统、中国的音乐艺术文化传统、舞蹈艺术文化传统、戏曲艺术文化传统等艺术形态是悠久而博大精深的，就是在20世纪才兴起的中国电影艺术、中国电视艺术，也有了自己民族特性的传统内涵。为什么有学者在反思回顾论及中国画在2o世纪8o年代后出现的一些历史事项后讲：“有趣的是，‘末13论’提出之后，中国画却进入历史最好发展期。‘笔墨等于零’说提出之后，当代中国画家们反而空前的看重了‘笔墨’，黄宾虹和他的笔墨论大行其道，使许多画家更深入的思考中国画的本质精神和文化特性等问题，有利于中国画的发展。这是要感谢‘末日论’和‘等于零’提出者的”。l2正是因为中国画有它自身深厚的传统内容，所以国画家们才不会盲从于一人之论而失去自我。总之，在者力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之时，要守候中国艺术文化的本来之根脉。
其次，“西来东失”的走出。如果从中国近现代的艺术观念、艺术术语、艺术创造方法、艺术评价标准等视点看，中国艺术在非常长的时间里呈现出了“西来东失”局面。但是，当下是到了走出这种非常态局面的历史时期了。因此，走出“西来东失”的时刻也是促进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重要语境因素。换句话说：走出“西来东失”的标志，就是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赫然建构与矗立。
所谓“西来东失”，是指中国本土文化随着西方等外来文化侵蚀而衰微的社会现象。由于西学东来的声势强大，致使中国本土艺术文化遭到了时在的哲学人士、政治人物、艺术从业人员等多类人物的抨击或改良，故而整个20世纪的中国艺术文化都处于“向左走”、“向右走”的非主体性定位之行为的局面。但是，在当下，随着中国社会整体进步和认识水平与实力的增强，那种唯他者是从的社会语境已经过去了。中国到了要向他者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念、艺术思想、艺术文明的时期。因此，中国艺术文化成长的再次自觉是必要的、是必须的，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成为了当务之急。只有构建好了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有了厚实的中国艺术文化宝藏，才有向他者推荐自己的资格、自信和实货。
再则，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30年之改革开放的积淀基础。当下中国艺术文化成长再次自觉的不可忽视的认识论基础之一的是l978年至2008年这3O年问中国社会所取得的非凡成就。纵观中国艺术文化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里，无论是艺术观念、艺术价值取向、艺术体制、艺术学术、艺术学科、艺术形态、艺术创作、艺术批评、艺术市场、艺术教育、艺术组织、艺术审查、艺术传播、艺术交流、艺术消费、艺术生态、艺术变迁，还是在艺术人才、艺术从业队伍、艺术文化产业、艺术受众、艺术语境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迁提升、积淀起了丰厚的财富。没有这些已有的艺术文化基础，是很难去规划和设定与促进中国艺术文化的再次自觉提升与腾飞的。所以，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里中国艺术的历程与得失，应该有全面、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才能望在高妙地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及其系统学说。
为什么需要中国艺术文化的再次自觉?为什么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当务之急?这都是因为中国艺术文化在当下新生长的迫切需要。中国艺术当下的中国处境是：中国整体的发展要求中国艺术文化应该有经典性的反映与成就。所以，中国艺术当下的变迁成长，应该有与昔日之不同的取向与面貌。只有这样，一方面才能让非传统的中国艺术匹配不断崛起和强大起来的中国整体社会。另一方面，才能让非传统中国艺术文化成为强大中国构成的重要内容元素。那么，当下与未来的中国艺术与昔之艺术如何的不同?如何的变迁成长?如何的成就满足?这些都需要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做出回答。可见，中国艺术文化生长新起点的需求，是中国艺术文化再次自觉的促成因素之一。总之，中国艺术的未来是应该在中国自主的艺术价值立场、艺术价值诉求、艺术价值取向、艺术观念支持下的卓越变迂成长成就。
二、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累积
中华民族的确是一个历史悠久而伟大的民族。不仅历史久远而丰厚，而且是绵延成长从未间断过。历史除了有些巧合以外，应该还有些自身发展的规律。中华民族在公元前2l世纪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二第一个国家夏。从此，中国进人了灿烂的文明时期。而当下的中国是在公元21世纪开初便创获了新的伟大复兴的生存语境。这个历史的巧合或历史的必然，内在逻辑地注定r中国是到了应该充分自觉认知本土文化、提升本土文化、再创本土文化新辉煌的最佳时刻。在中国本土艺术文化的视野里，我们ti土看到，在悠k的中华艺术历史长河中，在原始时期，我仃】先人的艺术思维认知能力就得到_『很好地形成、生长和发展。比如在“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神话中，是已经充分揭示出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想象思维、形象思维和艺术创造外化能力。随着中华民族先民智慧的累积，即便是在先秦时期，我国在艺术认识论、艺术创造方法论、艺术作品集成、艺术理论定格、艺术历史累积、艺术功能社会化、艺术核心价值确立等方面都有了卓尔不群的伟业建树。从“画论”视点看，在战国时期就已露中国绘画理论的端倪。著名美术学者俞剑华曾讲：“中国画论自战国时代，((韩非子》鬼魅易、犬马难之言，已开画论之端。”l3从造物设计视点看，无论是实践上的创造、作品集成，还是理论著述，都是成就斐然。商代的青铜器、甲骨文、铭文字造型、篆书形态，战国时考工记著述等等都是中华艺术文明的经典、自豪与再创中国本土艺术文明的重要学理逻辑和基础。事实上，中国本土艺术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华文明的证明。仅从美术与设计艺术两个视点来看，仰韶文化中的舞蹈纹盆、河姆渡文化中的双凤朝阳牙雕、商代殷墟玉凤》、岩画、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和陶塑女神像))、良渚文化中的((玉璧与兽面纹玉琮等实在创造物，就是中国整体文明不可缺失的铁证。因此，在当下我们应该大力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创建与累积。
在20世纪中国艺术界至少有两个自卑，一个是对中国民间艺术的自卑，另一个是对中华本土艺术的自卑。对中国民间艺术的自卑表现在：认为民间艺术是粗俗之物故不能登大雅之堂。将民间艺术的价值看低而瞧不起。殊不知民间艺术却是艺术之根。瞧不起民间艺术的不良心理反应和认识，揭示了一些人对中国草根艺术文明的可贵价值认识不足。就在当下，那种对中国草根艺术形式认识不到位的观念仍然存在而被人批评。“至少在央视春晚上，流行歌手归为音乐舞蹈类，而二人转，小品归为语言类。二人转其实就是一种说唱艺术，与美国的Rap、Hip—hop都属于一种根源性、底层的音乐。但是，美国人可以把这一贫穷黑人社区的音乐文化发展成为全球文化潮流，中国人却始终只把二人转看成为一种舞台表演或北方曲艺。”l4实践证明，对中国民间艺术文化的自卑将导致对中华文化整体认识的自卑心理与认识的产生。一些人对中国本土艺术的自卑反应在：认为中国的艺术不如西方的艺术科学和高级，故而，一味地要用外来艺术改造中国本土艺术。比如：被著名国画家潘天寿(18971971)在l957年称之为“无祖宗的世界主义者”的江丰(19l0一l982)，在195O年秋天，于杭州的一次国画改革会议上说：“中国画，不能反映现实，不能作大画，必然淘汰。将来定有世界性的绘画出来。油画能反映现实，能作大画，是有世界性的。I】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将时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中国画系取消”。不过，“这种排斥其他画种的说法和做法引起一些国画家的不满。”l6I对中国自身艺术文化的自卑的结果，是导致中国本土艺术走向虚弱化。这种不良的民族艺术认识论和具体的误导性艺术民族创造实践方法论，无疑是不利于中国本土艺术文化的创造和成长。在当下的语境促进和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的重要认识与行为，就是要让中国本土已有的经典艺术文化继续发挥光芒与应有作用。
中国本土艺术文化是丰厚的。仅从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看，艺术认识论的“行己之道”、吐故纳新、生生不息、写意、情理、形神、哲理、意象、立象尽意等观念、艺术价值论的“文以载道”、艺术辩证法的虚实论、“不似之似乃为似之”、艺术变迁论的“笔墨当随时代”、艺术方法论的“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大人达士，不拘于一家”、“搜尽奇峰打草稿”、艺术评价论的“气韵生动”和“意境”学说、“品级论”，以及绘画艺术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造物在我”、“大象无形”、音乐艺术的“大音希声”、舞蹈艺术的“舞，动其容也”、园林艺术的“纳千顷之，收四时之烂漫”等众多艺术学理，都是应该不断闪亮的重要的中国本土艺术思想。只有在不断深入研究梳理和经典编码中国已有本土艺术思想之集大成的基础上，才能更加充分和完善构建当下与未来的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抛弃中国已有的经典艺术思想。
中国本土艺术理论从先秦至今，应该说是在不断创生增厚的。当下的历史任务是更需要中国艺术学人认真对待和重视运用自己民族的艺术学术、艺术思想的时候了。著名美术理论家水天中对著名画家吴冠中的艺术思想与创造行为的评价结论是值得重视的。他说“如果以教科书的标准去衡量吴冠中的文章，会找出许多论证欠充分、推理不严密的地方，许多批评吴冠中文章的人就是这样做的。但如果看文章对突破美术习规的定势，拓展美术家思路的作用，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美术理论领域中，吴冠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美术界，吴冠中的艺术作品与艺术观点仍然是频频引发争论的话题。因为他继续向秩序挑战，因而这正是一种价值，一种分量。因为它越过人们难以摆脱的二元对立定势，让我们看到中国绘画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着多样发展的可能性。”"其实，中国许多艺术学人在突破艺术习规、拓展艺术边界、丰厚中国本土艺术思想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当下与未来的中国人应该认识和明白这一点。及时认识到和肯定中国艺术人自有独到的艺术智慧和艺术创造力与艺术成就，是促进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累积的当务之急。
三、明确探寻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策略
探寻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及其体系，不是一蹴而就和随意就能完成的事情。它需要精心设计和制定确实可行的战略。因此，能够明确认识到研究制定建设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策略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是当务之急。
首先，确立大气的思想认识之策。此之大气，意即宏大开阔的思维、视野与气势。以大气的思想认识论来指导构建中国本土艺术理论，是力求避免自卑、低俗、小气、狭隘等思想意识、思维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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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文口语教学多元情境口语交际能力
一、满足需求――中职服务类专业语文口语课的研究背景
我校有旅游服务与导游、商贸、商务英语、会计等服务类专业，这些专业学生就业主要集中在服务性行业，如商场、酒店、超市、电信营业厅等。我区地处长三角地区，对于高素质服务人员的需求量非常大。中职服务类专业的性质，决定了工作单位对于毕业生口语交际能力的重视。许多企业在招聘时，除考察毕业生的专业知识技能外，对口语表达能力尤为关注。但许多毕业生语言运用能力较差，不能准确理解领导、同事、客户的意图，与客户沟通时辞不达意、语言不得体等现象时有发生。根据中职服务类专业学生的口语水平，整合口语教材，探索提高口语课教学实效的策略，既是学生自身职业发展的需求，也有助于未来对服务对象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对口语交际提出了目标要求，指出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要“学习必需的语文基础知识，掌握日常生活和职业岗位需要的现代文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现行职高教材，无论是基础模块、职业模块，还是拓展模块，均由“阅读与欣赏”“表达与交流”“综合实践活动”三部分构成，对中职生口语交际部分的教学目标与内容均提出了具体要求。大纲对于口语交际的教学价值给予肯定的同时，也对口语交际部分的教学时间作出规定（基础模块20学时，职业模块12～14学时），但实际教学效果却与预期差距很大。因此，针对服务类专业学生，开设有效的口语交际课，既是社会的需求、职业的需求，又符合服务类专业语文学科的内在要求。
二、多元情境――中职服务类专业语文口语课的教学策略
“情境口语课”，是指教师在口语教学中，根据学生情况及专业特点，创设情境，促进学生情感体验与思维活动，引导学生进行情境口语实践的一种课型。在教学实践中，我结合专业特点，整合口语教学资源、多元创设情境、鼓励活动参与、完善教学评价，旨在突出“交际性”与“情境性”。
1.教学资源的优化整合
针对专业特点需重新调整口语教学比重，口语、阅读与写作的比例调整为4U4U2。本校学制3年，前两年在校学习，第三年学生选择实习或参加高职复习。以下内容在四个学期的基础上进行设计，由“听说基础”到“实用交际”，再到“口才艺术”，逐步增加难度、提升能力。高一进行专项训练，以朗读带动听说，奠定听说基础，激发口语参与热情，纠正语音，帮学生树立开口的信心，培养心理素质；高二以实用交际为主，结合专业特点进行情境模拟式的口语训练。口语基础较好的同学，可选择“演讲与口才”等选修课进行综合训练。2.教学情境的多元创设
（1）立足校园生活。口语交际教学应立足教材与学情，深入挖掘教材，以校园生活为突破口，巧妙设置情境。如导游专业开展“旅途活动主持”“景点文化解说”等活动；《孔雀东南飞》改编课本剧，分角色演出，请观众提问评选出最佳编剧与最佳演员等奖项。校园生活丰富多彩，如化解同学间的矛盾，给班级扣分时与班主任的沟通等都是口语教学的素材。以学校活动为契机，举办“艺术节新闻会”“十佳歌手大赛主持”“技能比赛获奖经验交流”等活动。我校设有江南水乡社、文学社、跆拳道社、演讲社等多个社团，可依托团委及各社团活动开展口语教学，如团委“爱心义卖”活动，到附近敬老院、救助站送温暖献爱心，同时也锻炼了口语表达能力。
（2）依托社会资源。风景名胜及各种展览馆、历史博物馆、图书馆等都是语文口语教学的丰富资源，在口语教学中可充分利用。我区历史悠久，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丰富，如江南水乡博物馆、良渚博物馆、杨乃武与小白菜纪念馆等，可组织学生参观学习，导游专业实地导游讲解；引导学生搜集有关本地旅游文化、民间传说、饮食文化、民俗文化等知识，一起倾听与讲述，讨论文化传承与保护等话题，在和谐的氛围中进行口语练习。此外，社区生活、时事热点都是口语教学资源。组织学生参加社区活动，如发放宣传资料、帮困难家庭打扫卫生、陪孤寡老人聊天等活动，也可就某一问题，调查访问周边居民，锻炼口语能力，培养社会责任感。
（3）模拟职业场景。通过模拟职业场景，让学生与所学专业零距离接触，可激发口语练习的积极性。如模拟招聘会，也可根据各专业不同特点，设置与职业相关的情境，比如让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模拟商务谈判；旅服专业的学生开展模拟带队浏览景区过程，向游客解说景点，模拟餐厅服务进行口语训练等；商贸、外贸专业学生分角色扮演营业员和顾客，模拟顾客退换货难题，商务谈判、业务洽谈等情境，让学生在仿真的情境下，分角色扮演买卖双方，在购销模拟的过程中学习谈判技巧；在商贸专业中开展“家乡特产新闻会”，请学生介绍家乡特产。商品推广活动中，可由学生分别担任策划部经理、销售主任、业务员等角色，掌握具体的职业语言，学习与人沟通的技巧，提高应变能力。
（4）穿插活动游戏。穿插情景游戏，可调动学生口语学习的积极性。“故事接龙”，由一位同学讲故事开头，其他人依次接着讲，合情合理有创意者胜出；“我是大编剧”，事先写下不同的词语放入盒中，任意抽取其中的三到四张，在限定时间内构思一个片断或小故事，合乎情理、表达清晰有创意者胜出。“道听途说”，四大组以竞赛的形式进行，每组第一位同学分别将准备好的一串词语、句子、一段话，悄悄说给第二个同学听，第二个再传给第三个同学，每组最后一名同学将听来的词语或语段加以复述，最接近原文的一组胜出。接下来老师再对倾听、复述的技巧方法加以点拨。此外，服务用语竞答比赛、片段配音、辩论比赛等活动也是学生喜闻乐见的几种形式，如许多学生对本校“禁止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这一规定无法理解，我引导学生讨论手机使用的利与弊。
3.教学过程的活动参与
教学中我结合专业特点，摸索出一套以活动训练为主，全体成员共同参与的情境口语训练流程，有情境创设、学生探究、实战演练、互动评价、拓展升华五步骤。关注情境创设，激发学生主动学习欲望，鼓励学生进行口语实践，引导学生在小组学习中合作探究，在情境表演中体验乐趣，提升职业能力。
情境创设：作为教学起点，设计交际场景，使同学身临其境，激发学习热情。情境设置须遵循真实性、多元化原则，如校园生活、职业生涯、地域文化等。
学生探究：让学生从具体案例出发，通过分析讨论，探究口语交际的技巧方……
实战演练：在真实的交际场景中实践，分析问题或扮演角色，这是情境口语教学课最重要一环。
互动评价：比照评分表格，完成自评互评。教师即兴评价，点拨技巧，对过程中学生的进步或亮点给予充分肯定，完成对本次学习活动的评价反……
拓展升华：总结本次活动并进行拓展迁移。
三、过程激励――中职服务类专业语文口语课的教学评价
评价是口语教学的重要一环，在情境口语教学中突出过程性，关注学生学习态度与策略、知识掌握、语言运用情况，及学习习惯、认真程度、发展能力等，同时结合专业特点调整评价标准。从平时课上发言、小组合作表现、课堂外口语活动的态度、成果、测试等方面综合评价，发挥学生潜能，激发主动学习欲望，促进口语发展。在活动中注重即时评价，激励学生参与热情，让学生体会到口语学习的乐趣。
最终的口语成绩由口语实践、期终测评、加分因素三部分构成。口语实践主要考察平时表现，将自评、互评与师评结合，在模拟专业情境口语活动中，我挑选口语能力较好的学生担任评委，口语展示后，师生共同填写活动记录卡，记录参与口语活动的情况，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及时评价。如果学生认为一次口语活动成绩不理想，还有提高机会。评价是为了激发学生口语练习的热情、培养职业精神。在口语评价上，突出学习过程、注重发展性，关注学生在口语实践活动前、活动中、活动后表现的态度、发挥的作用，采用的方法及心理素质等。在情境口语活动后，对学生的表现客观评价、适当激励并给出合理化建议。“口语期终测评”在期末考试之前进行，组织学生进行一次与专业有关的口语实践活动，由两到三位语文老师担任现场评委，从仪容仪表、表达内容、表达技巧、普通话程度几方面综合考虑打分。此外，对具备口语特长、积极参加实践活动、表现突出的同学，给予一定加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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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规划规划与人文精神历史文脉功能布局城市建筑生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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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城市规划的定义
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的战略、建设城市的纲领、管理城市的依据。如何打造一个城市的风貌、建设一个和谐、生动、合理的空间体系，是现在规划建设中十分热门的话题。城市规划必须注重个性特征，城市个性是一个城市的特色，是独特魅力之所在，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千城一面、似曾相识的城市越来越多，城市的个性特色已湮没在程式化的钢筋混凝土之中，失去了城市的特色和魅力。
城市个性化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突出特点。打好“文化牌”，彰显文化特征是十分重要的课题。美国城市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说：“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无论是历史文化名城罗马、威尼斯，还是现代国际大都市巴黎、纽约、芝加哥，座座堪称文化艺术宫殿、建筑博物馆，处处折射出城市的文化，走进这些城市，就仿佛走进了他们的历史。因此，在城市规划中必须处理好建设与继承的关系，在发展中传承历史文化。否则，城市一旦失去历史陈迹，犹如人失去鲜明的个性，得到的利益是暂时的，而遗憾却是永远的。
由于城市所处的空间地理位置、地形条件、气象条件和自然环境的不同，构成了不同的城市环境空间形态，提供了每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环境空间特性。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充分认识该城市的山、水、林和风景名胜等自然景观要素，发掘、保护、利用、开发、改造自然环境空间特色，在共性中找出个性，围绕个性建设特色城市。与此同时也要注重生态的和谐与持续发展的战略。
1.规划与人文精神
城市规划的人文精神是在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会议第四次会议发表的《雅典》中提出的，里面提出的城市功能分区原则影响了现代城市规划将近半个世纪。这种功能主义的原则，一方面向古典建筑学派提出挑战，使城市规划、建筑开始从古典的放射、圆形广场一类形式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功能主义又使城市规划、建筑逐渐陷入机械主义，它刻板地分区肢解了城市的有机结构，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多方面联系，破坏了城市的地方特性，其结果是使城市形态单调、布局混乱、建筑雷同。尤其是功利主义的影响，城市空间因最大限度的商业性开发，破坏了城市生态环境，污水、废气、噪声、交通事故等给城市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因此城市在抛弃了人文精神的同时，便从“文明中最伟大的创造”变成了“文明中最大的破坏”，也给人类带来了生存危机。
20世纪60年代，重新关注城市的历史文脉、地域文化和人们的生活，城市规划中的人文理念开始复苏。与此同时，国际规划、建筑界人士开展了“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研究，并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城市人民”。这表明，城市人文精神将得到完全意义上的复兴与再生，人文因素将是21世纪城市文明的灵魂。
人文因素在中国的造城运动中是历史悠久的。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就是中国城市运动中的代表作之一，彰显出皇权的气势和霸气。现代的城市建设也需要这种对人文精神的关注，在继承与发扬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为城市打造一种文化的底蕴。
1.1建筑是人文精神的表现
1990年6月2日，国际建筑师协会第十七次大会发表了《蒙特利尔宣言》。其开头一行是：“建筑是人文的表现，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形象。”世界建筑史表明，人类的建筑活动不仅是一项物质生产活动，而且还是人类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一座城市的魅力，多数是由于建筑艺术的魅力营造出来的。建筑是时代的象征。希腊雅典卫城建于公元前5世纪，其中有世界著名的保护神雅典娜帕提农神庙。卫城建筑群是雅典这个黄金般的古典时期的纪念碑，是雅典全面繁荣昌盛的见证。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建筑主要是国家性的大型建筑，有些是专为荣耀路易十四或他的政权。这个时期建造的卢浮宫东立面、旺道姆广场、凡尔赛宫及园林，都体现了路易十四“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风格”。建筑语言常常是民族的语言，是凝固的民族精神，具有强大的感召力。著名美籍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中国银行香港大楼，他以“中文的构思、英文的设计”，使这幢大楼渗透着深刻的人文含义：塔身，象征着雨后春笋；风格，体现了出于污泥而不染的荷花精神；楼的外表面，展示出宝石图案。有学者说，巴黎人民很大程度上是巴黎的建筑语言场教养、熏陶和塑造出来的。维也纳的建筑群及人文环境，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音乐大师；德国的一批具有艺术特色建筑群和浓郁人文精神的城市，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哲学家、科学家、音乐家。城市的建筑具有强大的人文精神功能，一座有个性和人文魅力建筑的城市能提示城市的广大居民，提升这座城市的文明素质，使这座城市有自信心、活力和发展的推动力。
2.杭州城市建筑的历史文脉
聚落是人类各种形式的聚居地总称，包括村庄聚落、集镇聚落与城市聚落。杭州城市聚落发展的实质是杭州市区建成区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2.1山麓孤丘原始聚落萌芽阶段（公元前222年以前）杭州城市聚落萌芽于杭州市区地域范围之内的山麓孤丘，主要分布在海拔10米和25米两层等高线上。现代的考古发现如良渚文化的首次发现地“老和山遗址”，就在这一地带。
2.2沿“陵水道”发展阶段（公元前222年——公元610年）公元前222年秦置钱塘、馀杭、馀暨三县后，钱塘县就成为今天杭州城市聚落的发端。这些聚落中心，均位于当时水运交通线“陵水道”的沿线。陵道即陆道，陵水道是挖土修筑陆道而形成的人工渠道。“陵水道”在今杭州境内的行经路线，是从临平镇宝石山麓利用浅湾向西沿武林山（即今西湖群山）山麓一线绕行至南边吴山岬角后，再折南而至凤凰山麓的古柳浦，然后再西行从狭中渡浙江抵西陵通会稽。
2.3沿“江南河”发展阶段（公元610年——1919年）公元610年，隋在秦汉“陵水道”的基础上疏凿“江南河”，江南河南终端即为运河杭州段，分为杭城北段与杭城段。江南河杭城段的河堤将天然形成的西湖人为地圈固起来，至唐代增筑湖堤，加高水位，使西湖之水成为运河的水源，同时又成为运河东岸沿河堤发展起来的杭州聚落的淡水源。
2.4城区建筑风格却有三次较大的变化。第一次是隋唐五代时期，杭州建城规模扩大，开始出现城墙，城市布局随之以坊巷格局体现；单体建筑的风格，由于中原移民南迁带来了北方建筑的痕迹，即土木建筑逐渐趋于主流地位，大型的宗教建筑也随着城市建筑的大量兴建而出现。第二次是南宋时期，由于皇室迁都杭州，使南宋时期的杭州建筑也随之有了北方皇室的华丽气派，可从留存至今的南宋京城图、皇城图和大量南宋绘画看出当时的情景。这一时期的杭州建筑特色，包括西湖园林建筑，开始出现了依山傍水顺势、精雕细琢的皇家园林，画家、文人设计而造的私家园林，对杭州西湖的建设及其对外影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三次是元明清时期，由于杭州是东南重镇，也是历史时期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城市之一。
3.杭州新人文精神与城市规划建设
3.1城市功能布局
杭州城市未来将形成组团式的分区空间结构和组合式多中心格局，使城市的中心区、三个副中心、六个组团和其他各区块功能更加合理、明确，各功能区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城市中心将历史遗留下来的过多功能尤其是生产功能、农业功能，通过全市整体调整，向其他功能区疏解、归并，以增强现代服务功能，充分体现主城的繁荣繁华；通过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引导，使城市各大功能区，主体功能突出，配套功能完备，特征明显，品位较高。在未来城市总体功能布局上，体现大气和谐；在分区功能布局上，体现精致和谐。
3.2城市中心空间上的三大和谐。
杭州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风景旅游城市，城市中心空间上必须重视三大和谐。
3.2.1西湖与城市的和谐。杭州之所以被誉为“人间天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西湖与城市组合成“三面云山一面城”的精致和谐，景观融合，既各展风采有相得益彰。因此，通过合理的保护和整合，使西湖与城市在人文内涵和空间尺度上保持和谐互惠。
3.2.2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和谐。杭州是山水城市，今后要进一步发挥水（河、湖、江、溪等）在城市生态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周边的山林延伸到城市社区之中，建设一批体现杭州山水特色的人文园林。21世纪是生态的世纪，杭州城市只有实现生态化，将生态的理念融入城市的规划、建设、生产、生活等各项活动之中，使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既有现代化的设施，又有与大自然的融合，创建人们适宜的居住环境，才能真正实现“旅游购物、生活居住、求知创业”的天堂，才能真正体现杭州作为国际风景旅游城市的特征。
3.2.3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和谐。要大力保护和显示杭州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文脉，保持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延续性，增强历史文化街区的功能；在建筑上追求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和新技术运用之间的协调，积极创造既适合现代化功能又体现杭州文脉特色的建筑风格，增强和展示杭州城市建筑的艺术个性和人文特色，让城市成为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和谐对话的载体。3.3创新发展的布局
创新是城市发展的永恒动力，也是城市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国际化，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从自然因素让位给智力因素，创新能力愈益成为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杭州要保护和发展其为浙江省的经济、科技、文化中心和长江三角洲副中心城市的战略作用，必须着力增强创新功能，真正成为“求知创业”的天堂。增强创新功能，首先要培育和增强创新源，其工作重心更多的是指创造吸引人才、资本等先进要素的机制和环境。
4.城市建筑
打好“品位牌”，彰显艺术特征。城市应当成为开放式建筑工艺品博物馆，绝大多数城市建筑物都应当按照有艺术观赏价值的标准来打造。市政府、车站、学校、艺术馆等重要的公共建筑物，要按照建筑工艺品的标准来设计和建设；临街建筑物应当讲究优美的造型、漂亮的外观、柔和的色调。整个城市和每一条街道都要对建筑物的风格、造型、色调、高度等因素有明确的要求，反对出现建筑造型的克隆和雷同，赋予城市建筑物文化艺术生命，努力建造中西合壁、富于特色和个性的现代化城市。
4.1城市生态系统的特点
现代城市是一类脆弱的人工生态系统，它在生态过程上是耗竭性的，其最大特点就是人口的高度密集；城市生态系统是不完全的和开放式的，主要体现在需要其它生态系统的支持（如农业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等），需要人为的输入大量的能源与物质，同时，城市中人类生产和生活中排泄的大量废物，也不能完全在本系统内分解，还需要其他生态系统（如农田、海洋等）中处理消化。
城市在自然界占有很小的一部分空间，却集中了大量的人口、交通和信息流，建立了大量的人工设施，并生产破坏城市环境的污染物质，改变了原来的生态平衡，造成城市物理环境的变化，如城市热岛效应、温室效应、土壤板结等。城市生态系统中，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不断影响着人类自身，他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形态，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同时，其造成的环境污染也影响了人类的健康，引发公害。
4.2城市景观与空间设计的特点
城市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它包含有大量的物质构成因素和若干子系统，是人类活动的物质载体。城市景观与空间形态是人们的主观意愿的物化表现，凝聚着人类的智慧、情感、想象力和理想的追求。城市景观空间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人的主观意愿引导着城市景观与空间的建成，并对已存环境施加影响力；城市景观与空间向人们传递着无限的信息，支持人们的活动，丰富人们的生活内容。
城市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城市景观与空间形态的演化受到“空间”和“时间”两个向度的影响，即在任何一个时间片段，人们都可以获得创造城市景观与空间的各种物质要素；同样，任何一个正在营造的城市景观环境又不得不考虑时间的意义：“过去时”的历史延续，“现在时”的应用意义和“未来时”的理想追求。城市景观的本质是人们主观意愿的一种物质表达，反映了人们不同时期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正确合理的城市景观设计规划理念本质上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并不矛盾，反而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4.3现代城市景观与生态规划的关系十分密切。
景观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主要研究空间格局和生态过程的相互作用，它的主题是地理学与生态学的交叉。它以整个景观为对象，通过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与价值流在地球表层的传输和交换，通过生物与非生物以及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转化，运用生态系统原理和系统方法研究景观结构和功能、景观动态变化已经相互作用机理、研究景观的美化格局、优化结构、合理利用和保护，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城市生态系统是一个自然、经济与社会复合的人工生态系统，它包括生命系统、环境系统，具有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可以从不同角度研究人类活动与城市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城市环境规划作为宏观指导和协调部门利益、优化城市土地资源配置、合理组织城市空间环境的重要战略部署，必须要具备生态观。只有具备了生态观，才能指导城市在今后的各项建设中向生态城市的目标迈进，建立高效、和谐的人居环境。
近年来，景观规划在城市景观特色保护与城市环境设计中得到广泛的运用。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把它运用于建筑学、规划学中，开创了景观规划与环境设计的先例。其目标在于创造人类与他们的环境之间协调和谐的气氛，建立起土地开发利用与环境资源保护之间和谐的关系。
5.现代生态规划的内涵
现代生态规划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应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根据经济、社会、自然等方面的信息，从宏观、综合的角度，参与国家和区域发展的战略或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研究和决策，并提出合理的开发战略和开发层次，以及相应的土地及资源利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措施，从整体效益使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关系想协调，并创造一个舒适和谐的生活与工作环境。现代生态规划的理论基础现代生态规划的理论基础还不是很成熟，生态学的3个基本原则基本上可以作为现代生态规划的理论基础。
5.1整体性原则。无论是生态建设还是生态规划，都十分强调宏观的整体效益，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局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效益的提高，也不仅仅是经济、社会、环境三者中某一方面效益的增加，而是谋求经济、社会、环境3个效益的协调统一与同步发展，并有明显的区域性和全局性。
5.2循环再生原则。将自然界生物对营养物质的富集、转化、分解和在生过程应用与工农业生产和生态建设及生态规划中，使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林业资源、动植物资源、矿产资源及旅游资源）获得最佳利用，从而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人类健康几居住环境，使废弃物对环境与人类的危害降至最底。
5.3区域分异原则。生态建设与生态规划均强调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地域分异，应针对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指定不同的生态建设和生态规划方针，对不同的资源采取相应的保护与利用对策。
6.生态城市设计
做好生态城市设计，以真实实现城市的生态化目标，并体现不同城市拥有的城市生态环境、城市文化、城市形象、城市风格的特点和吸引力。其基本设计有城市景观设计、城市产业设计、城市住区设计三个方面。
城市景观设计的目标是建立在由建筑、园林等为主的人文景观和各类自然生态景观构成的城市自然生态系统。建筑景观设计的重点在平面规划的基础上做好空间天际轮廓线的规划设计，特点是沿主要街道建筑景观设计，要在做好高层超高层的建筑景观设计的同时，适当布置低层的生态建筑。
园林设计的重点是要做好沿江、河、湖、溪等两岸林带及城市公园、城市广场的景观设计，融生态环境、城市文化、历史传统与现念及现代生活要求于一体，提高生态效益，景观效应和共享性。各类自然生态景观设计的重在完善基础设施，完善生态功能，提高其生态效益，景观效应和共享性。要用生态建筑原理对居住区进行科学的规划设计，形成生态建筑与完善的基础设施构成的生活环境以及包括精神文明在内的社会生态系统。居住区的设计要坚持以下原则，选择城市居住区的最佳区位和发展规模。
二是节能低耗无污染，即在建筑材料的是使上坚持环境保护原则，避免由于建筑材料的原因造成光污染、化学污染、放射性污染等。要充分考虑建筑物的朝向、间距等，以解决住宅采光、室内通风等卫生问题。
三是应用生态技术处理生活排泄物、生活垃圾。四是通过增加居住区绿地，推广屋顶绿化、垂直绿化、湖河溪流水体的坡岸绿化等，大幅度提高居住区绿化覆盖率。居住区设置中央绿地。公共绿地必须大于人均1.5平方米。五是增加居住区的文化体育设施。城市的形成源于我们的祖先“逐水草而居”的生存准则，生态城市建设中必须充分利用自然生态基础，所谓充分利用，一是保护，二是提升。从实践经验看，只有充分利用自然生态基础，才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城市。
7.结论
总之，城市规划是科学严谨的，是中国现代城市建设中值得深思的课题，为将来留下什么样的建筑艺术，为人们的生活打造什么样的生活氛围，为可持续发展做什么样的努力。关注城市规划，是每个设计师应该做的，也是我们这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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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音乐艺术；图谱学；图像学；书籍学；文献学；相互补充；互为关联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近现代以来，伴随着历史文化的转型和学术思潮的风起云涌，各种学术思想、方法和学科概念不断翻新变化。如以科技文化为唯一标准发展阶段，所有学科层层剥离，新学科概念汗牛充栋，而随着“多元文化”理念的回归，相近的学科嫁接交融、合而为一等，又成为一种全新的时代风尚。摆在我们面前的有关图谱图像之学与书籍文献之学的古今关系与现实意义问题，就是这一时代文化背景下不得不重新提及和需要认真探讨的学术命题，要分辨二者长期以来的互为关系，及至和相关学科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有必要从我国历史文化、学术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脉络与接续关系等方面，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与分析。
一、历史文明接续关系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明传承发展的进程中，图像文化与文字文化的形式，相互接续，相互映衬，形影相随，不离不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反映出不同的时代特征。笔者将其划分为五个历史阶段，即图像文明时代、图文接续时代、图文并存时代、文盛图衰时代和图像时代的回归。
其一，图像文明时代。古老悠久的华夏文明曾经历过图像时代，即在我国语言文字尚未形成之前，先民们曾经有过一个漫长的以图记事、以图说事和以图表情达意的时代，故图像文化应是早于语言文字而独立存在的中华早期文明之一。而当语言文字逐步取代了其功能和地位后，图像则又转化为一种艺术文化的形式，并在学术文化研究的平台上得以绵延传承。如《通志》说：“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图谱之学由此而生；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文，书籍之学由此而生。图成经，文成纬；一经一纬错综成文。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1]
伴随着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器时代等历史期的变迁，图像文化的形态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如青海大通出土新石器时代彩陶盆上的舞蹈纹[2]，江苏省苏州市中吴区江陵山出土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墓葬的透雕冠状舞蹈纹玉饰[3]，包括分别见于甘肃大地湾、云南沧源、广西花山、内蒙古阴山、新疆昆仑山等地的岩画、地画图像，以及全国各地出土后世各个时代的各种图像，足以反映出这种图像文明永恒的生命活力。
其二，图文接续时代。据考证，作为具有中华文明象征意义的中国文字，是由先民们勾勒勾画的表现世间万象的图形图画渐渐地演化而成。如“象”字的产生，即缘于人和大象密切接触的历史基础。上古时代，商人驯化大象，役象代劳，并根据象的形象创造了“象”字。“象”在汉语中最初是名词，以后才引申和转化出“现象”、“象征”、“想象”等意思。[4]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甲骨文中，可见“象”字的初始形态“”。
到了战国时代，由于气候变化等多种原因，象在中原地区绝迹。如韩非子说：“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5]也因于此种历史的缘故，位居中原腹地的河南省简称“豫”字，主体框架为“象”，其详细字义为：形声，从象，予声。本义：大象。如《说文》说：“豫，象之大者。”[6]中国字则被称之为“象形”文字。关于中国文字（汉字）的起源，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考古发现最早的遗存，是安阳殷墟出土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已初步定型的文字――甲骨文。这种“象形”的文字，应是我国图文接续时代的有效见证。
其三，图文并存时代。世上任何一种人类文化形式的出现，都要经过人们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磨砺和体悟的过程，而一种文化形式取代另一种文化形式，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包括一方的渐兴、二者重叠和另一方减退等过程，图像与文字两种文化形式的交替，也存在着这样一种渐进的接续关系，而且二者之间肯定有着一个较长时间的并存期。
关于我国古代的图谱图像与书籍文献长期并存与发展的历史，在先秦时代的古文献中也有相关记载。如《周易・系辞上》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7]这段在古人长期的口头文化传播基础上的文字记载，将图像文化和书籍文化这两种先后生成的文化形式并置为同一源头，虽有一些夸饰、捏合的成分，但却并非子虚乌有的凭空想象或神话传说，而是以一种高度集中概括和精炼生动的比拟手法，奇特传神地把我国历史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不朽的历史印迹连缀在了一起，简约而又翔实地记述了我国图像文化与文字文化曾经并存发展的历史信息。
其四，文盛图衰时代。随着自汉以来我国古文字的逐步简化和定型，人们渐渐地用简约的文字文献取代了图谱图像的实用功能，以至于逐步呈现出文字繁盛、图像日衰的发展趋势。如《通志》说：“……刘氏作《七略》收书不收图；班固即其书为《艺文志》。自此以远，图谱日亡，书籍日冗，所以困后学而堕良材者，皆由于此。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舍易从难成功者少。”[1]上文十分清晰地描述了“图谱之学”和“书籍之学”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即“图成经，文成纬，一经一纬错综成文”，及至汉代文字通行，著书立说只用文字不用图像，导致“图谱日亡，书籍日冗”现象，预示着文盛图衰时代的出现。
其五，图像时代回归。20世纪以来，鉴于古文献记载已不能满足现代学术研究之需的原因，图像研究再度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并在世界范围内兴盛蔓延，西方国家较前一步完成了作为现代学科属性的图像学学科理论与方法体系。作为一名哲学家的睿智与敏查，海德格尔于1938年就宣布到了“世界图像时代”[8]的到来。
通过数十年来的发展蔓延，海氏预言已经在学术实践中得到了有效验证，世界各国、各民族及其诸多相关学科，都广泛地运用读图、说图和研图的方法，从而全面呈现了图像时代历史性回归的壮观景象。当然，图像时代回归的另一含义，是指以现当代科技文化高度发达为标志的视频、视像，以其直观、逼真和富有色彩的生动画面，再次撼动了以文字为载体书籍文献之学的一统地位。
二、史学研究互为关系
对于古代历史学、文化学的研究，我国学人长期以来探索实践了多种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最具影响力的是自汉以来以书籍文献为主体史学研究的方法，其次是以图谱图像和北宋时代肇始的“金石学”，以及近现代引入西方国家考古学、图像学等以实物考据为主体的研究方法，它们之间形成了密不可分的互为关联。
1.书籍文献史学研究
书籍文献史学研究，在我国学界素有文献考据之说，指对古代文字记述的史料进行考证、辨析和阐释解读的一门学问。由于文字记述有着比图形图像简便快捷的突出功效，自汉以来它逐步发展演变成为著史和进行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孔子《论语》。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之故也。”[9]在古代，文，指有关典章制度的文字记载；献，指见多识广，熟悉历史的贤人。
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中说：“文，典籍也；献，贤者也。”认为“文”是经史、会要、传记等书本，可以互相参证史事；“献”是学士名流的言论纪录，可以用来考订典故、史传的是非。[10]简言之，文献是指典籍记载与学士名流的言论。
我国古代将古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叫做“校雠”，故有校雠学之称谓。传统文献学正是在校雠、目录、版本诸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指研究古典文献的源流、特点、处理原则、方法（如分类、目录、版本、辨伪、校勘、注释、编纂、辑佚等）及利用的一门学问。其宗旨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关于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11]这充分反映出，作为我国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尊重史实、重视传统的优秀品质，也为后世学人治史、证史和论史提供了有益的思想理论基础。
总之，采用古文献考据的方法，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经”、“史”部分，它们构成了历代史料文献的主干，“证经补史”即成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核心任务。其优长和不足之处分述于下。
其一，书籍文献史学研究的优长。
自《史记》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第一部国家史典问世以来，之后的每个朝代都有以此为例的官修史书，其中多有《礼乐志》《乐志》《艺文志》《音乐志》等记录宫廷乐文化发展状况和具体活动的部分。历代官史文献中的内容，分别以记述帝王之事、王侯及特殊人物、年代世系和人物、典章制度、人物民族及国外诸事等为主体，是在所谓国之大事即时性在案记录基础上的编纂整合，故被尊为“国史”、“正史”，其余私人著述的此类书目则被称作“野史”。后世学人一般认为，“正史”中的内容具有较高的可采信度，故历代“正史”中关于音乐方面的记载，即成为古代音乐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其二，书籍文献史学研究的不足。
在长期以来的学术研究实践中，学人们不断发现古代书籍文献中存在着较多的遗漏、不实和自相矛盾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如著名音乐学家黄祥鹏先生所举《乐问》[12]百题，就是由于官史文献的不详或自相矛盾，造成后世学人的困惑和无所适从，以至于逐步形成了许多千年死结。“正史”文献中的不足之处，大概有如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古代文字记载的简约和多义性特征，致使后人无法读懂其意；二是同一历史事象，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留下不同的信息；三是同一事象在口口相传过程中，难免出现演绎夸饰成分，形成一些虚假信息；四是基于王权文化一统地位政治的诉求，有计划和有目的地虚捧抬高或诋毁打压某一历史文化主体，造成盖棺论定的虚假历史信息；五是鉴于古代文字记述方式的单一，包括甲骨文、金文、木牍、竹简等文字载体，传承和流通都存在着较大困难，极易丢失和损毁，造成史料文献遗失现象严重；六是历代官史中主要记述宫廷乐事，广大社会的音乐生活则较少涉及，这对于中国音乐史的系统研究来说，无疑存在着较多的问题。
2.图谱图像史学研究
所谓图谱图像，最初仅指人类文明肇始以来通过绘画、雕塑等方式，记录保存社会万象的图形图像和铭文等，近现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图像学，渐渐地把研究范围扩展至出土相关实物的照片等。
在长期以来的学术研究实践中，由于史料文献的不足、艰涩与语义不详等原因，我国历代学人一直十分看重图像的史学研究价值。肇始于东汉时期的“古学”就包含有图像研究的成分，魏晋以来金石图像考据之风渐盛，至北宋时期形成了以“证经补史”为宗旨的“金石学”的学问，并在清朝成为显学。关于金石学，朱剑心认为：“‘金’是以钟鼎彝器为大宗，旁及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钱币、镜鉴等物，凡古铜器之有铭识或无铭识者皆属之；‘石’是以碑碣墓志为大宗，旁及摩崖、造像、经幢、柱础、石阙等物，凡古石刻之有文字图像者皆属之；那么，‘金石学’则是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上自经史考定、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也。”[13]可见，金石学研究包含有音乐的器物和图像；金石学的宗旨目的，除“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以外，还有着辨章学术、艺术审美之学等十分宽泛的内涵和外延。关于金石学的学术方法，“大约不出于著录、摹写、考释、评述四端。有存其目者，有录其文者，有图其形者，有摹其字者，有分地记载者，有分类编纂者。或考其时代，或述其制度，或释其文字，或评其书迹，至为详备。”[13]（p.20）应该说，这里面特别值得珍惜和弘扬的是，我国一以贯之的综合性、包容性学术文化理念。
其一，图谱图像史学研究的优长。
遗存不同时期丰富多彩的艺术图像，有着直观展现古代社会历史文化基本形态与风貌的突出功能，尤其是如和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并在上古时代建立起崇高地位的乐舞文化，本身具有瞬间即失的令人遗憾的属性，历史上所保留下来的只有文字的表象述说，而无乐舞艺术本体的东西留驻于世。在近现代以来考古发现的地下遗存中，见有大量以乐舞为主体的综艺图像和一些乐器实物，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再现了我国古代乐舞艺术包罗万有的形式形态，以及一些乐器当时的形制规格、放置与演奏方式、组合方式、艺术表现等鲜为人知的内容，这些弥足珍贵的带有直观性的图谱信息，相对于十分简约的古文字记载来说，具有更大的实用性参考价值，而且这种艺术的图像既有着长久持续传播的纵向连续性，又有着广布于社会的横向普及性，形成了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的宏大体系，从而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密切关注，成为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其二，图谱图像史学研究的不足。
图谱之学及现代的图像学作为一种学术的方法并非完美无缺，它的功能和作用是有限的，而且有着许多明显的不足之处。比如对于音乐形态的研究，它只能有效展示演奏、演唱与表演的形式形态，却无法准确证明乐器的具体规格，不能还原音乐的乐调和声响；另如自汉以前的艺术图像，虽被学界誉为写实性艺术，但毕竟存在夸饰、想象的成分，需要通过其他资料予以互证；再如因当时图像载体材质和表现手法等的局限，画面细节漶漫不清，或由于画工常识欠缺或技术失误等原因，造成画面上乐器形制的失真、变形或演奏形态的不一；特别是即便我们通过深入细致地考证研究，理清了其所有的环节之后，这种研究依然不能够复原古代音乐的本体形象，故图谱图像的研究也和书籍文献的研究一样，存在着先天的局限和不足。
总而言之，在中国数千年历史文明和文化发展衍变的过程中，图文两种文化现象从无到有，续断蔓延，盛衰起伏，变幻无常，既分别从不同角度为后人勘验历史提供了大量重要的佐证，又分别显示出其难以逾越的不足之处。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是，不要拘泥于某一局域或某种单一的学术方法，而应放开眼界，破除禁锢，从“多元文化”的宏观视野入手，把所有的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汇集到一个平台上，全面实现传统与现代学术文化的接轨，方能在多种资料和成果的互证下，全面揭示古代艺术文化发展史的面貌。所以笔者认为，图谱图像之学与书籍文献之学，在中国古代艺术史、文化史研究的平台上是一种互为的关系。
3.学术网络体系关系
如前所述，自汉以来我国进入文盛图衰和以文字著述为主体学术文化发展期，而由于历代学人并未放弃“图谱之学”在学术研究中不可取代的可视性作用，使得图、文两种学术方法得以并存互惠，相得益彰。面对全球性图像文化回归的历史潮流，二者顺其自然地复原其本元性、多元性和交融性学术网络体系。
三、本源性学术网络关系
鉴于我国古老悠久的“图谱之学”与“书籍之学”，在历经数千年传承接续的历史文化发展轨迹中，呈现出如江河之水一脉流贯、混溶交互、永无止息的永恒性特征，在学术研究及学术文化发展衍进的过程中，也必然地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本元文化属性。虽然说自汉以来“书籍之学”渐居统领地位，但历代学人沿袭保留下来的“左图右书”和“上图下文、下图上文、前图后文”等学术习性，足以证明远古先民们孕育创造的图像文化非但没有就此消失，而且还在学术研究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通志・图谱略》：“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文也。……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14]这充分说明，历代学人在学术理论理念的天平上，从来没有放弃“图谱之学”的重要学术地位，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总会将“图谱之学”与“书籍之学”进行必要的比照研究，从而也就自然地形成了二者之间牢不可破的本源性学术网络关系。
1.本元性学术网络关系
在我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历程中，从北宋“金石学”的勃兴，到具有现代学科定义的考古学、考据学、古器物学、图像学等相关现代学科的确立，学术研究的视角得到了有效的拓展，学术的理论和方法也随之得到升华。20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理念不断翻新。从对以科技文化为中心“一元论”文化发展理念的质疑，到后现代诸多新理念的问世，学科交叉理论成为一种新趋向，致使杜威的“多元文化论”形成一股强大的国际性浪潮，并成为国际学界教育与学术研究领域最具前沿性的新理论、新视点和共同的学术取向。
目前，多元文化理论及学科交叉的理论和方法在我国日渐盛行，如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领域，都和艺术学诸学科之间产生密切交融，生成了许多种交叉学科的研究体系和方法，展示着新时期多元学术文化的繁荣景象。诚然，这种在学科切块基础上的学科交叉并非绝对完美，甚至于某种程度上仍存在着“远交近分”的特征，即仅在远距离间的学科之间寻求接合点，而对于本来就有着密切内在关联的各姊妹艺术之间的关系，尚缺乏应有的眷顾。然而，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多元糅杂、兼容并包是数千年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精神传统，如上古至中古时期融歌、诗、乐、舞、杂技、武术、幻术、绘画、田猎、宴飨等为一体的“乐”文化体系，近古时期以来包容更多文化形式的戏曲艺术的精神理念等，至今依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价值与取向。历经近百年来的学科切块分割而理念尚存，足以反映出这种民族文化根脉深邃隽永的存在价值。随着多元文化理念的回归，必然形成多元交织的学术网络体系，历经数千年文化积淀的中国音乐文献学，与在“古学”、“金石学”学术文化传统基础上吸纳西方考古学精髓的中国音乐图像学，必将在这个网络体系中起到骨架作用。
2.交融性学术网络关系
如前所述，兼容并包是中华文化的悠久传统，它所呈现的是多元文化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状态，彰显的是中华泱泱大国海纳百川、吞吐四方的文化精神。在数十年来学科分割的状态中，较多呈现的是各学科、各专业之间的奇风异彩，甚至于在同一专业领域也会出现轻重量化的差异，比如音乐的史与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在学术发展的历程中，却曾出现“重史轻论”或“重论轻史”的选择，提出过“以史代论”、“以论代史”或“论从史出”等不同主张。
故笔者认为，学科交叉仅为表象上的一个环节，学术交融才是实质性的进展，而有效地打破原有各相关学科（或曰专业方向）之间的森严壁垒，方是实施学术交融的基本要件。如音乐史与论的研究，本来同属音乐学的范畴，一味地细分彼此，极易陷入你高我低的内耗之中，学术创新将受到影响。同时，过多的强调特殊性，就等于陷入了局限性。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自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神坛破碎之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学术文化传统均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保护与弘扬，人文社会学科再次受到应有的重视等，均为全球性学术文化的实质融营造了相对平等与和谐的氛围，在此种大文化背景之下，书籍文献之学与图谱图像之学二者形成良好的交融性学术网络关系势所必然。
四、结语
在中华民族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与学术文化传统中，“图谱之学”与“书籍之学”一直成为著史与论史的两大支柱，作为具有现代学科定义的图像学与文献学，仍应是史学研究多元学术体系的主干。而由于当今的学术观念异彩纷呈，许多时候会构成学术角色的转换与互融，许多新问题、新关系都需要我们一一关注和妥善处理。
1.学科关系
现代意义上的所谓不同学科，实际上仅是殊途同归的学术研究的不同方法，它们之间往往会形成较为复杂的关系。如传统的音乐考古学将音乐文物的实物和图像作为一体研究对象，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构成了其共同的研究目标，而由于这两种材料的研究侧重点有所不同，渐渐地又形成了两类各有所偏的研究成果和学人群体。音乐图像学在西方国家的异军突起，等于从整体上打破了原有的学科结构和形成了学理关系上的新矛盾，而音乐图像学不断地拓展其研究的范围，如旅美学者韩国介绍说：“凡举一切和音乐有关， 可以用图片呈现出来的都能作为研究对象， 这就包括了乐器、人像、手稿、文件、建筑（如音乐家的生活及表演场所）、风景（和音乐家之创作和文化背景有关者）及一切含有音乐主题的美术作品等等的图像或照片，可以说是包罗万象。”[15]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当代学术肢体细化分解之后再度交融的新趋势。
2.古今关系
从图谱之学到古学、金石学、考古学、图像学，形成了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系统链条，具有上千年学术发展史的金石学，应该说既是现代考古学、图像学的前身，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坐标。然而，实际情况如有学者说：“由于西方新学科的引入与中国教育制度的变革――从科举到办学堂，金石学的发展反而越来越离开主流学问而日趋边缘化……在这种学术分类的转型过程中，综合的金石学遇到了意外的窘境。原有的金石学所包含的学术的内容，被分别归入了现代学科分类意义上的考古学、古器物学、鉴定学、考据学、文献学等。它的分支越来越强大而自成体格；而它本来的母体‘金石学’，却在被稀释、被分化、被零散化细密化之后，反而找不到自身的位置了。”①传统与现代接轨的中国音乐图像学研究，则必须在“金石学”中找到立身之本。
3.中外关系
1997年初，先生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了“文化自觉”的学术命题，该主张启发引导了我国学界开始了寻找逝去的珍贵文化传统的努力。如有学者将欧文・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三层次”理论[16]与中国“金石学”传统范式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我们发现，这三个层次与中国汉画像研究的金石学的范式、考古学的范式与文化艺术学的范式，可以有一种内在的类比的逻辑关系。”[17]另有学者针对音乐图像学领域里的偏颇指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同，所以我们在音乐图像学研究方法方面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洋，更不能将西洋学者的说法当成标准，否定自己的成绩。”[16]同时，许多学者极力倡导金石学的现代学科价值，认为金石学与近代科学的考古学在研究目标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如果只强调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而忽视传统金石学的传递作用，中国考古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如有学者在美学领域提出颠覆性新主张认为：“中国没有西方式的美学，只有心性文化体系中‘天人一体’、礼乐交融的乐学。”认为“近百年来中国美学误入歧途，忽视了中西美学在学科形态上的根本区别。所谓中国当代美学，应称为‘西方认识论美学在中国’。”[18]此观点虽有待于学界进一步切磋认定，但其历史的、现实的和学术的价值已经昭然彰显，且对于中国艺术学诸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来说，亦不无启示性、建设性意义。
4.图文关系
《周易》关于“河图”、“洛书”之说看似荒诞，实则铭心刻骨地记录了古代学人对待图、文两种华夏文明遗存的深厚情结，从一个侧面呈示展现了我国图文并重的学术文化传统。虽然从表象上自汉以来文字文献渐成为著述主体范式，而图像作为延绵古今的传统文化形态，足以弥补国史文献特别是社会文化生活记录的空白和不足，二者还可以起到互证与互补的作用。同时，我国不同时期的图像遗存，有着量大面广、持续传承的典型特征，形成了自成一体的独立学术系统。如有学者说：“图像决不是文献的视觉化，图像的象征内涵和意义也不是文献的意义可以包容的。图像本身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确定图像本身的意义就是图像学要达到的目的。”[1]
总之，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是一个密切关联的文化振兴的系统工程，没有文化的自觉，就不可能产生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出现文化自强，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构建和谐发展新理念是第一要务。故无论是在我国数千年历史文明传承接续的文化传统中，还是在多元交织的现代学科与学术文化网络体系中，各种不同的学术理论和方法，既有着各自的独立性意义，又同时反映出本源性、多元性和交融性学术文化特征和密切关联，由来已久的图谱图像之学与书籍文献之学将永远是一对相依并存、和谐发展的互为关系。（责任编辑：帅慧芳）
① [ZK（#]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1939年）、《哥特式建筑与经院哲学》（1951年）、《早期尼德兰绘画》（1953年）、《视觉艺术的含义》（1955年）等著作，奠定了图像学方法的基础。[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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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ted Iconography and Literature Philology
LI Rong-you
（Department of Musicology， Zhejiang College of Music， Hangzhou， Zhejiang 310002）
篇10
关键词：江南水乡;课程基地;学校发展
中图分类号：G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5）12A-0053-06
2012年9月，江苏省昆山中学开始承建江苏省普通高中“江南水乡文化”课程基地，2013年12月，基地在由省教育厅组织的专项视导中获得“优秀”等次;之后，学校以更高的标准定位，全方位、深层次、持续性地推进课程基地的建设和实施。
一、诠释：江南水乡文化是特色鲜明的先进地域文化
本课程基地名称中的“江南”指狭义的江南，即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平原地带，它们在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相似性。江南水乡文化是当地人创造、积累的地方性知识、意义系统和生存智慧，包括水乡人的思想、信仰和行为规范，江南的传统建筑、风俗、文艺、物产、方言、历史、名士，等等。
“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管子・水地》）江南水网如织，江南水乡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得益于水的滋润和哺育，发端于此的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及其衍化出来的稻作文化莫不如此。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江南水体轻灵、清澈、宁静、内敛，多碧水微澜，少汹涌澎湃，孕育于这种特殊形态的江南水乡文化与一般意义上的“水文化”有相同之处，却又独具一格。
（一）水之韵――柔美
“吴门青山外，渺渺湖荡波。”江南“水之韵”柔和、灵秀，塑造出江南水乡文化的优雅、柔美、温婉等。江南园林曲径通幽，水乡古镇河街相邻，传统建筑粉墙黛瓦，江南丝竹别有韵味，以及不时传来的吴侬细语，时常可见的片帆轻橹，无不如诗如画，透溢出秀美、细腻和灵气，给人以审美享受和心灵润泽。这种“不染纷华、修美于内”的江南水韵既能给学生以表象之美，又能培养他们深层次的审美意识和情趣。
（二）水之智――尚真
“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者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孟子・离娄下》）江南“水之智”循理、执着、自由，孕育出江南水乡文化的求真、进取、创新等精神。“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水总能因势而流、因时而变，是对客观规律的尊重;水“不舍昼夜”，奔流不息，“历险致远，卒成不毁”（《韩诗外传》），是一种百折不回、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是一种以柔克刚的执着和坚韧;水可方可圆、可大可小、可动可静、可曲可直，善于灵活变通，敢于另辟蹊径，具有自主探索和创新的高超智慧。正是这些融进江南水乡人血液中的优秀品质，使曾经的“荆蛮之地”自东晋时期中华政权定都金陵起，逐步取代了中原地区，成为富甲天下的“人间天堂”。这些优秀元素可以促进学生增长智慧，引领学生追求卓越。
（三）水之德――至善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水之德”谦卑、利他、至纯，滋养出江南水乡文化的谦逊、奉献、包容等品质。水滋养万物却与世无争，且甘居卑下，具有奉献、谦逊的品格;水“主量必平，盈不求概”，且不分高低贵贱皆无私给予，具有公平、公正的精神;水纳万物，且“以出以入，以就鲜洁”，具有博爱、包容的胸襟。江南水乡文化是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兼容并蓄，包容、融合、奉献的理念早已全面融入了江南水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意识形态，成为江南水乡始终人文荟萃、社会平和的重要力量，这些高尚的品质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开放精神和至善德行。
二、缘起：以地域文化的课程化促进学校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一）优秀地域文化是课程体系的应有内涵
2013年3月，在中央党校80周年校庆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我国幅员辽阔，地域文化风情多姿多彩、千差万别，深蕴其中的先进元素是中华文明积极、永恒的价值追求，能为学生提供丰富的知识和精神食粮，是中学课程体系应该包含的内容。江南水乡文化的优美意境、丰富内涵和先进指向无不具有珍贵的教育价值，课程基地的建设有助于传承地域文化，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二）江南水乡文化的育人功能亟须强化
随着国际化、现代化的快速推进，江南水乡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中不断发展;但同时，小桥、流水、人家、天井、园林、老街等能寄托江南乡愁的优美意象和文化符号不断减少，调查发现，约40%的高中生对江南水乡文化一无所知，其余同学也只是略知一二，如能说少许方言、了解传统建筑的外观、听过昆曲等。鉴于此，学校试图通过省级课程基地建设和重点课题研究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化、立体化开发和实施江南水乡文化课程，激励学生在主动“探索水乡文化的环境起源，探寻水乡文化的优秀特质，探究水乡文化的当代价值”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获得审美体验，领悟文化内涵、增长实践智慧。
（三）学校文化传承和特色发展的迫切需要
昆山中学创办于1946年，所在地是江南水乡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和发展地之一，受江南水乡环境浸染七十载，加上学校自身的追求和努力，学校文化和办学特色都深深烙上了江南水乡文化的印记。从外部形态看，老校区亭廊与绿树掩映，疏密有致，幽静清新;“江南水乡文化角”绿水环绕，以风格鲜明的门、窗、廊“隔景”或“障景”。从内在文化看，形成了以“传是”为核心的学校文化。传是，原为昆山先贤徐乾学的藏书楼名，表面字义为“传此（书）”，隐有“道统”之意。成为我校图书馆名后，“传是”的涵义得以扩展：一是“实事求是”，发展为“日知日行日成，求实求是求真”的昆中精神，强调循理、执着、进取、创新;二是“各是其是”，形成了“民主、多元、开明”的管理思路，突显包容、开放、自由，这些无不与江南水乡文化的特质相契合。课程是学校教育的载体和发展的动力，建设“江南水乡文化”课程基地是对办学特色的完善和彰显、学校精神的传承和发展，也是我校“文化强校、特色立校”办学思路的体现。
（四）把握搬迁契机和整合原有基础的必然选择
2012年，昆山市政府规划用地300亩、投资7亿元易地重建昆山中学。我校牢牢抓住这一全面整合原有基础、提高办学品位、实现学校跨越式发展的绝好机会，绘制“建设江南水乡特色学校”的蓝图，提出“学校建在大水乡，校园建成小水乡”的思路，在校园环境、学校文化等方面全面融入江南水乡文化的优美意境和优秀特质。这一设想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在经费和政策方面，获得了当地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支持和倾斜;在学术和研究方面，得到了福建师范大学孙绍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王家范教授等专家和校友的无私帮助;在开发与实施方面，实现了与昆山市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的过程互动、项目共建和成果共享，获得了周庄古镇等单位的鼎力相助。
三、举措：以资源建设与课程实施的相互促进构建立体化课程体系
地域文化视野下的课程建设涵盖自然和人文，纵贯过去至未来，容易流于形式、失之片面。为使之得到全方位地落实，我们确立了相互促进的两大建设重点：一是开发丰富而有特色的课程资源，二是科学化、制度化实施校本课程。并将课程基地建设细分为10个具体项目，如建设水乡文化展览园区、打造水乡文化体验湖区、开发系列校本教材等等。努力为学生搭建互动学习的新平台、开启自主探索的新方向、开辟实践创新的新路径。
（一）开发丰富而有特色的课程资源
1.开发多元资源，优化课程结构
领悟和传承地域文化需要直觉、灵感和想象力，离不开具体、形象、开放、互动的真实场景;但仅有外部环境的浸染，学生形成的认识可能是零星的、肤浅的、割裂的，这就要借助文本教材加以提升。为使课程基地建设的理念“落地生根”，我们开发了由物态环境和文本教材共同构成的多元、立体的课程资源，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使江南园林的精美、古镇的精巧、昆曲的古韵、先贤的思想、民俗的纯朴，都纳入“走得进的场景、看得见的影像、听得清的录音、读得出的文本”之中。进而，既突破了单一的纸质课程的抽象性，又超越了单纯的直观环境的浅表化。
2.构建物态文化，活化课程载体
一是主题化打造“水韵校园”。在新校区，我校全方位打造洋溢着江南水乡韵味的特色校园，高标准建设承载着水乡文化内涵的展览园区和体验湖区。展览园内叠山理水、修竹倚墙、情景交融，是典型的苏州园林建筑;体验湖区轻波荡漾、绿树婆娑、小桥卧波，是传统的江南水乡风貌;室内和连廊则以“江南文明为主线、现代科技为手段”，再现江南水乡的自然风貌和人文风情。加上校园中随处可见的微型河湖、瀑布和物化的文化符号，营建出无处不在的水文化氛围，使学生在耳濡目染中丰富体验、形成感悟、滋养精神、完善人格。
二是多渠道开辟实践基地。以凝聚着江南水乡人文精华的周庄、锦溪、千灯等古镇作为校外教学和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更加广阔的体验和探索空间，引导他们置身于原汁原味的江南水乡文化意境中，自由探寻前人留下的生活痕迹，真切感受历史沉淀的文化气息，在潜移默化中体悟文化之真、之美、之善，使本土文化的传承和学生素养的培育真正走出课堂和校园、走进社会和生活。
三是多样化搭建互动平台。物态环境的建设还特别注重互动性和人的可融入性。既突出人机互动，使学生能自由自在地获取信息、交互评价、展示成果;又重视操作互动，让学生在校园中就有动手制作、动口说唱的机会，进而建成了多种多样的学习、交流和实践互动平台。例如：在展览园区、专题网站、探究教室设立校本课程学习和资源查阅系统，在体验湖区和体验教室建成昆曲试唱、传统手艺学习等体验系统，在专题网站、探究教室提供相关的网站链接和文化书籍，预留学生的书画、摄影、微电影等作品展示空间，等等。
3.创编校本教材，彰显课程合力
由我校教师、本领域专家和当地文化研究人员组成编写团队，充分挖掘江南水乡文化的广义内涵、传统符号和现代元素，从中选取对学生素质提升最具促进作用的内容，经过“确定主题―分解目标―收集资料―编写初稿―实施评价―修订完善”，历时2年多编成了《江南古建筑》《水乡昆曲韵》《昆山水文化》等9本校本教材。每本教材都方向明确、内容精练，既照顾了江南水乡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又便于学生自主选择和学校分学期实施。
教材编写遵循了目标性、科学性、主体性、学科性、基础性、趣味性、创新性、开放性、典型性等原则。以学科性为例，编写团队特别强调本土文化与国家课程的有机融合，力求用学科知识解读水乡文化，以水乡文化丰富学科教学。如：《江南古建筑》涉及政治、历史、地理、美术、技术等学科内容，其中，“江南水乡为什么多濒水而居、临河成街、因河设城？为什么普遍存在天井式民居？”等问题直指生活中的地理，能引导学生领悟前人的生活和生存智慧，形成“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可持续发展观。
（二）科学化、制度化实施校本课程
1.科学化建构教学模型
课程资源提供了学习的外部条件，并不足以使学生完成从感性认识向理性精神的转变，这就需要通过科学实施来引导学生开展理性探索，而建构科学的教学模型是有效实施的关键。我校根据地域文化课程的特点，通过反复实践、提炼和完善，创构出“水韵・体验式”教学模型（如下图）。
其一，以“水韵”为基。水韵，指江南水乡文化的特有意韵，蕴含着优雅、执着、创新、包容等优秀特质，它们既是课程的育人目标，也揭示了达成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让学生在如水般的文化浸润中实现心灵悟道，获得自主发展。
其二，以“体验”为径。以“创设情境，激发体验―对话交流，拓展体验―合作探究，概括体验―评价反思，内化体验―应用试验，升华体验”为基本学习流程，在这种螺旋式上升的学习过程（非线性流程）中，教师通过创设情境，激励学生主动参与自主体验、多向交流、理性探索和实践（模拟）运用等活动，最终达成对本土文化的“体验―悦纳―反思―践行―内化―传承―创新”的课程目标。
2.制度化推进课程实施
制订学生自主选课制度、课程教学和研究制度、教学效益评价制度、教师培养和培训制度等，通过制度文化建设促进课程的常态化实施。例如：形成了“三定一动”型“走班式”教学实施制度和操作方式，即“教师定”（组建了包括2位正高级教师在内的授课团队）、“时间定”（每周三下午上课）、“地点定”（教师授课的教室固定）、“学生动”（学生自主选课，走班上课）。这样，既尊重了学生的自主学习权，能满足学生不同的发展需求，又使课程实施规范而不失灵活性。
3.多样化拓展实践路径
叶圣陶先生指出：“教育必须是生活的，一切教学必须通过生活才有效。”仅有课堂教学还不能使学生深刻领悟抽象的文化内涵，更无法使他们提高实践能力。鉴于此，我校尝试以开放的方式办基地，经常将学生带进社会“大水乡”，让他们在实践活动中观察、感知和应用，实现水乡文化的活态传扬。
一是组织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围绕“江南水乡文化”主题，先后开展了“昆曲回故乡”、“感受水乡周庄（锦溪、千灯、同里、西塘、f直）”、“文化昆山辩论赛”、“体验顾炎武思想”等大型实践活动，让学生亲临生动的、立体的、厚重的现场，在游学、操作、讨论等过程中形成顿悟、提升智慧;举办反映江南水乡文化的征文、摄影、书画、演艺、民间技艺等丰富多彩的比赛或展示活动，让学生在动手操作过程中积累体悟、发展技能。
二是开展重点突出的探究活动。激励学生自愿组成相关的学生社团5个、研究性学习团队9个，支持他们经常开展田野调查、交流研讨等探究活动，既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潜能，又使课程基地在学生的参与下不断生成新的内容。例如：古镇是江南水乡传统文化的缩影和精华，“江南水乡古镇的合理利用”研究性学习小组以本市的多个古镇为样本，开展实地调查和走访，查阅历史资料、专家观点和政府规划，并通过小组研讨、组际交流和反思融合，提出“保留古镇区、另建新镇区;保护和修复传统建筑;适度发展古镇生态旅游”等有价值的建议。通过这一探索过程，他们能更深刻地理解古镇的文化价值，形成“保护文化根脉、关心居民生活”等正确的价值观念。
四、成效：有效促进了学生、学校、教师的持续发展
（一）促进了学生的自主、全面发展
江南水乡文化课程基地以满足学生的个体成长需要为宗旨，以润泽学生的个体生命素养为核心，鼓励学生进行个性化学习，使他们成为学习、探究、实践和基地建设的真正主体;以环境熏陶、课堂教学与实践研学相结合的方式，构建了立体化的课程系统，能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感悟文化、发现文化、享受文化、传承文化和创造文化，逐步提高探索能力、厚积文化底蕴、增长实践智慧、养成高雅气质。例如：许多学生主动参与课程基地的物态环境、校本教材和专题网站的建设，自主编印《水江南》、《江花》专刊和研究性学习成果集，社团活动成果（如书画、摄影等等）呈现于校园的多个场所，等等，都能反映他们的参与意识、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获得了长足进步。
（二）助推了教师的自觉、持续发展
学校通过多途径、多方式的宣传和激励，增强教师对课程基地的认知度和认同感，建立了广泛参与的教师建设团队，教师累计有152人次参与了校本教材的编写、校本课程的教学、社会实践和研究性学习的指导活动等，使一批教师成为课程的研究者、开发者、建构者和实践者;同时建立“江南水乡文化研究室”、名师工作室和课程教研组，有效构建了立体化的学习和研究体系。在此过程中，参与教师不仅拓宽了学养和情趣，还提升了课程改革的意识和能力，增强了传承和发展本土文化的责任感。例如：两位老师申报的“基于昆山水乡文化的特色课程开发和实施研究”、“普通高中昆曲教学实践研究”分别成为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和立项课题，张红俊、沈为慧等老师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相关论文9篇，沈嘉华、洪敏等老师开设了江南水乡文化主题的国家、省、市级公开课7节，等等，都能体现参与教师在审美情趣、文化素养、创新能力等方面获得的新突破;值得一提的是，我校近2年获评的2位正高级教师、1位特级教师和2位苏州市名教师都是课程基地的建设者和实施者。
（三）实现了学校的内涵、特色发展
通过课程基地暨“江南水乡特色学校”的建设，将江南水乡文化的优秀特质全面导入学校的环境文化、课程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校园环境越发秀美、大气、灵动、和谐，极具江南水乡韵味;办学风格更加强调求是、开放、进取、创新，管理理念更为注重民主、透明、多元、包容。例如：全校范围内的课堂教学焕发出改革、创造的活力，国际合作办学成为学校发展新的增长点，教师素养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长的主动发展过程不断提升，等等，都能体现江南水乡文化的综合影响及“传是”精神的大力弘扬。总体而言，课程基地建设使我校进一步明晰了发展愿景、优化了物态环境、推动了课程改革、丰富了文化内涵、突显了办学风格、提升了办学品位。
（四）发挥了基地的辐射、服务功能
课程基地要能辐射、影响、带动其他学校的课程改革和学生发展，地域文化课程还要能服务社会、造福家乡，目前，“江南水乡文化”课程基地初步显现出辐射他校和服务社会的作用。例如：建设经验的视频介绍作为苏州市代表之一，上传江苏省教研室“教学新时空・名校课程”栏目;江南水乡特色学校建设成效作为学校创新发展的典型，在陕西师范大学等单位举办的“大夏论道・课改与教研”全国中学教育创新发展研讨会上交流;江南水乡文化展览园区、体验湖区成为“昆山市民看昆山”的景点之一;邓解芳老师参与昆山市高新区“昆曲”网络课程建设，并为多个团体、社区开设讲座;师生志愿者团队和社团（如昆曲）义务为学校或社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研究性学习成果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等等。
五、体会：以关键工作为突破口提高基地建设的效益和层次
（一）注重顶层设计，拓展基地建设的高度与广度
课程基地建设涉及面广，是一项长效工作，学校要着眼长远，注重顶层设计，前瞻性地定位建设目标，最好能将其与学校办学的核心理念融为一体，做到“高标准定位、整体性规划，项目化推进、系统化实施”。
1.高标准定位、整体性规划
我校在易地重建之初，广泛邀请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专家共同分析学校的优势和传统，确立“建设江南水乡特色学校”的核心目标;在获得充足的经费投入和政策支持后，从校园环境到精神文化进行整体设计，并关注每个细节，从外而内精心构建最具江南水乡韵味的新学校。例如：校内开辟专门的江南水乡文化区，并分别命名为“是园”、“容湖”;通过多方争取，将校外的城市干道命名为“传是路”;围绕江南水乡文化的特质和学校传统文化的精髓，系统设计校训、校风等精神文化层面的学校标识，等等。
2.项目化推进、系统化实施
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的课程基地建设领导小组，设立“课程基地建设办公室”负责课程基地建设的具体事务，成立“江南水乡文化研究室”负责课程基地建设的学术研究和指导，以统筹安排、系统推进课程基地的建设工作;将建设工作细分为10个具体项目，并分解每个项目的建设目标、内容、重点和难点，明确建设时间，建立项目组组长负责制，通过项目引领、任务驱动，促进课程基地建设的有序、有效推进。
（二）强调多元融合，彰显课程基地的活力和张力
综合性课程是对学校课程的重构，也是学校办学理念的体现，能促进学校走向特色发展之路。这类课程的建设贯穿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只有全面融合、优化配置学校的各种要素，才能彰显基地的活力和张力，提升学校发展的系统性。
在“江南水乡文化”课程基地建设过程中，我们融合了多种理念、资源、要素、活动等。在建设目标上，突出地域先进文化与学校传统文化、发展特色的全面融合;在建设内容上，强调江南水乡文化与国家课程的双向渗透，江南水乡文化的原生态意蕴（传统价值）与现代化气息（当代价值）的有机融合，江南水乡文化核心要素与昆山本地经典元素的科学整合;在建设路径上，注重物态环境与文本教材、校园环境与周边资源、已有基础与新建项目、课堂教学与实践创新、直观体验与理性探究，以及学校、教师、学生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的有机融合。
（三）突出教学变革，促进学生素养的内化与转化
教学方式的变革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课程基地的建设效益，是课程基地建设的核心命题。地域文化课程特别强调学生实践智慧的培养，而学生从课本、课堂中获得的认识和价值观常常会停留在概念、观念层面;因此，我校以“学思结合、知行统一”为原则构建“水韵・体验式”教学模式，以此统领基地的各类教学和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