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民间艺术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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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羌族建筑起源颇早。羌族人民来到今羌族地区之前，居住于体现游牧生活方式特色的帐幕之中，来到岷江上游定居之后，才以石砌之室取而代之。由帐幕居住形态转变为农业定居形式形态，虽然建筑形态和空间功能都呈现出很大的变化，但是在精神和审美等方面仍保持着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

（一）外部形态方面

从外部的形态来看，羌族民居建筑主要借助片石和粘合力极强的泥土来进行修建，总体上呈现为方形。从楼层的布局来看，主要分为三层，底下一层主要用于圈养牲畜，第二层为人的主要活动空间，第三层为晒台与罩楼。这种建造格局主要是受到羌族宗教思想方面的影响，羌族人在观念上认为，建筑的总体结构就像是一个人的构造，中间的才是心脏，顶层相当于一个人的头，羌族人在楼顶供奉的白石就是天神的化身，通过与天的不断接近来实现与天神的直接对话。因此，在羌族民居的建造过程中，都会在房顶的位置以及房子的四个角落放置白石，是羌族在中白石崇拜的重要体现。羌族建筑在房顶部分采取半开敞半封闭的建造方式，形成一种开敞的、富于灵动性及哲理性的建筑空间，与羌族人崇拜自然的观念相契合。羌族民居建筑的总体布局与周围环境相协调，根据所处环境，契合地形来进行房屋修建。一方面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另一方面又使建筑与自然环境相融合，房屋与房屋之间相互衔接、错落有致，使建筑具有独特的外观形态与丰富的层次感。

（二）内部空间方面

在羌人的意识观念里，住宅是作为一种“人神共居”的方式而存在的，因此，室内空间的结构格局跟之间具有十分重要的关系。羌族民居的内部结构复杂而多变，具有多重的象征意义，是羌族传统居住文化以及宗教意识的综合体现。在羌人的生活空间中，火塘是家庭中最为神圣的部分，也是整个建筑中最主要的功能空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火塘是议事或者家庭会议的重要场所，具有神崇拜的内涵，神圣不可侵犯；同时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与活动的中心，是家庭凝聚力的重要体现，具有农业文明室内空间特色的氛围。这主要源于羌人对火神崇拜的传统，说明了火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除了火塘，羌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精神寄托则是角角神位，在传统的羌族民居中，角角神位与火塘同处于对角轴线之上，位于主屋门的左前方的屋角，由木板组合做成。主要是为了供奉家神，起着镇邪的保护作用，是羌族民居内部空间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和最具审美价值的物件。

（三）羌族民居建筑艺术中美的解读

建筑是一种艺术形式，作为艺术与审美的表达，给人以美的感受。建筑艺术借助于视觉的要素来表达其客观的形式美，主要通过形态、质感以及色彩等方面来综合体现。羌族人民在修房造屋时，其外观形态主要通过几何造型来表达，比如碉楼的形状有四角、六角、八角形等，具有非常稳固的形态和丰富的艺术表现力。而当地材料的运用则使建筑的质感强烈，灰调的色彩与周边环境极其相融。因此，羌族民居建筑凭着独特的外部造型和富于变化的层次独具形式美感，体现了羌族民居建筑的民族性与地域性。内部空间功能划分合理，严谨的格局以及空间的合理使用体现了羌族精神文化方面的丰富内涵，成为了羌族建筑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部分，也使羌族民居建筑成为了中国民族建筑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羌族民居建筑艺术中的审美实际上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精神性活动，通过特殊而复杂的精神活动来实现审美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转化。羌族的民居建筑分为碉房、邛笼、阪屋三种形式，其中以碉房即碉楼民居为主。由于羌族的聚居地岷江上游河谷皆高山峡谷，因此，建筑形式多为临坡傍岩。一座座的石砌房屋顺着陡峭的山坡建造，气势恢宏，具有结构坚固、高大雄伟、棱角突出的特点。在外观造型上挺拔高直，呈现出一种多边梯形向上的发展态势，形成一种独特的视觉效果，有着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给人以雄伟震撼的力量。在建筑的本体上，一方面，通过石片的垒砌来实现收缩与凝聚，呈现出一种多面多角的向上倾斜方式，使建筑本身产生一种向心向上的凝聚力；另一方面，通过片石的契合来实现碉楼的坚固性保障，形成了一种兼具艺术性和技术性的独特的建筑审美形式。羌族采取结群而居的生活方式，因此通常由十几户甚至上百户人家共同组成规模不等的村寨聚落。聚落选址位于高山峡谷地带，无论山有多险峻，只要有生存的可能，就会有人居住而有聚落的存在。因此，与高山峡谷为伴的羌族人，生存环境十分恶劣，然而，正是这样的环境，造就了羌族人民坚韧不屈和刚毅朴实的民族性格，给予了他们更加雄伟而壮丽的审美感受，在建筑的审美上体现为一种刚健、厚重与朴实的精神。同时，羌族民居建筑的建造受到地域环境方面的制约，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就地取材，主要以片石、泥土、木材等作为建筑材料，凭借大自然的厚遇以及羌族人精湛的建筑技艺修建房屋。因此，受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念的影响以及地方物产材料方面的限制，使得羌族民居建筑呈现出一种审美上的质朴性和材料上的厚重性，形成独特的形式美感。在方面，羌族主要以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这使得羌族民居建筑带有一丝神秘而浓郁的宗教色彩。羌族人转变传统的客观认识，通过神、人以及物三者关系的主观化来体现的精神，实现传统文化的不断延续以及行为模式上的规范，对于社会传统的维持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历史性及传统性来看，主要生活西北各地和中原地区的古羌族人，经过两次大的迁徙才到了岷江上游地区的险峻高山之中。已经传承了数千年历史的羌族民居建筑艺术，不仅是羌族建筑文化在物质层面的重要符号，也是羌族建筑文化发展过程中精神层面的重要象征。同时，艰难的迁徙经历和不断传承与发展的建筑经验，成为了羌族人共同的心理记忆，历炼了他们不屈的开拓精神，而内心的不断丰富实现了文化内涵与审美意识方面的积淀，最终创造出感染力极强的建筑艺术形式。

二、总结

篇2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生态伦理

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是以言语为基本符号，以社会语境为中介，通过读者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而得以成全的话语系统，是一种社会权利关系缠绕的意识形态形式。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飞速运转，生产力的高度解放、发展，现代科技的快速升级换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壮大，以及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强，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对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族亲”意识正日趋消减。这种消减首先表现为现代文明进程中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对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类对自然界产生敬畏的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理性色彩的日趋加强，许多原来不可知的现象得到了自然科学的解释，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叶广苓《长虫二颤》中，在颤坪调研的中医学院教师王安全，用中医学的知识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蛊的传说，消解了山间巫蛊之术的神秘性”；“《老虎大福》中黑子扑朔迷离的野性背景，在二福从杨陵农学院获得生物学知识后被终结，‘豹和犬是两个科目，受基因限制，它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杂交成果，黑子……没有任何野性背景’”①。科学话语的传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这种削减也表现为，市场经济不断壮大中商业话语对人类与非人类生命“族亲”意识的淡漠。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族亲”意识已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金钱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出于金钱的考虑，利益诱惑产生了人对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理直气壮无所顾及的掠夺：“笼里的猴对村民来说都是钱，活的钱”（《猴子村长》）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质利益计算，使村民对猴群进行了灭绝式捕杀。在商业话语系统中“钱”成为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人与大自然、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族亲”之爱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随着现代文明而出现的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商业话语使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族亲”之爱消解了。然而，与现代文明的科学性、商业性相比，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系统中保留了较强的生态伦理意义，处理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伦理体系的核心是人对自然及非人类生命的敬畏，以及“族亲”之爱。

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内蒙、新疆等边缘地区，由于地势原因经常处于青山、绿水、奇花、异草、野生动物等的环围之中，因而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些动植物的描述以及围绕着它们展开的故事较多，基本上每个民族的民间故事集中都有关于动植物的描写。仔细分析这些少数民族民间动植物故事，发现它们都摹写出了人与自然、人类对其他非人类生命真诚相待的友爱图景，这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来进行呈现：一是正面书写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朴对动物的友爱。如锡伯族民间故事《黄狗小巴儿》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黄狗小巴儿，在被嫂子赶出家门后仍和小巴儿相依相靠和谐生活，在黄狗小巴儿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将其安葬，经常上坟探望，表现出一份“族亲”之爱。与此相类的故事还有锡伯族民间故事《鹦哥的故事》、满族民间故事《扇子参》等。二是侧面烘托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之情。如锡伯族民间故事《狗和人是怎样交朋友》狗在分别与野兔、狼、熊的相处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声而被排挤，几经选择、几经对比，最后转向人类，人类没有排挤它反而视它为朋友。在选择与对比中，侧面表现出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另外，锡伯族民间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瑶族民间故事《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样的形式侧面表现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

与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相联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动物对人的友爱的回报。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过动物对人善行报答的形式，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研究者将这一形式通称为“动物报恩型”模式。如满族民间故事《达布苏与梅花鹿姑娘》通过达布苏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为一美丽姑娘与之成亲的故事，表现出了人对动物友爱，动物对人进行善报的主题。在这里报恩的动物不仅限于温顺的鹿、蛙、兔等，甚至凶猛的动物也懂得报滴水之恩。当然，与之相反也有表现恶有恶报主题的作品，如满族民间故事《萨满捉参》中萨满捉参的结果就是被海浪卷进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头他讷、他玛捉棒槌精吃以求长生不老的结果便是被打个头破血流。特定空间的伦理取向的提炼与净化，显现了话语系统中的生态伦理色彩。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中人对动物的友善以及“动物报恩型”的模式都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深深的“族亲”之爱，体现了强烈的生态伦理意义。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保留的许多自然景观的由来、形成背景也显现了一种生态伦理意义。满族民间故事中的风物传说《汤池的来历》，孝敬公婆的媳妇用手捧着火柴烧热了结冰的水泡子，从而化作驱病除邪的汤池；《红罗女》，美丽正直的红罗女把昏愦的皇帝捉弄的丑态百出，最后幻演成镜泊湖景观之一。这些故事中演绎自然景观的由来是跟人类的善行、善德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

少数民族话语系统从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友善相待的“族亲”之爱，以及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中体现了生态伦理意义，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非人类生命和谐、平等、共存的愿望。这不仅为近年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飞速运转带来的日趋严峻的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像于坚、贾平凹、张炜、迟子建等的生态创作，以及由之兴起的生态环境美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暗示出现代话语对原有空间伦理关系的冲击与破坏，并随之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体系，即在“现代”与“传统”，“原始”与“文明”之间文学该如何为自己寻求合适和合理的支点。“现代”“文明”的进程在理论上本应是促进文学不断进步的动力，然而文学的发展似乎并不与文明的进化相符相成。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文学一直恒久不变的东西是“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它们是文学得以生存的不竭动力。回顾百年文学，上世纪处以来，中国文学以不断书写对人的价值和权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随着“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们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对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实现了生态伦理与人文精神的对接，是人文精神发展至生态伦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类，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论内涵。我们在谈论保持人类尊严的时候，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发展，保持人对动物的尊重，是保持人类尊严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科学”“文明”和“民主”一样，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散发着激动人心的光华。现代科技在带来舒适、方便和快捷的同时，渐渐也显示了它在赋予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因而如何评价现代科技为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维度。理性考究，其实现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备善恶品质，区别在于如何使用，而关键点还在操控它的人类。我们在接受现代科技的同时，也要尊重传统的生态伦理；破除封建传说的同时，也要尊重其蕴含的生态伦理，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话语生态的重建来达到恢复和保护自然生态的目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这种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生态伦理意识，为文学处理现代与传统、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关系体系，寻求到了合适合理的平衡点。中国文学的叙事书写既可以从中获取一套生态话语系统，同时也能通过对现代科技的合理评价来搭建保护自然生态的桥梁，在这一点上少数民族文学给予中国文学予重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李玫.空间生态伦理意义与话语形态[j].民族文学研究，2007，（4）.

[2]乌丙安，李文刚，俞智生，金天一.满族民间故事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