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官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5 16: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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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国内对村寨文化景观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集中在村寨文化景观要素特点、景观演化及机理、文化感知和保护与规划方面。而学术界对桂北文化景观旅游影响研究成果则较少，主要分为定性和定量两部分。定性研究方面有伍锦昌(2005)以龙胜平安寨为例研究民族文化变迁［6］，对桂北龙脊梯田景区所造成的社会文化变迁动因的分析［7］等;定量研究方面有运用人工神经网络理论技术及方法对侗族村寨歌舞文化的研究［8］。
本文以广西融水贝江景区的勾滩作为个案分析，从居民感知视觉，运用因子分析探讨勾滩苗族村寨文化景观变迁具体发生在哪些方面，并从社会学角度思考研究地村寨文化景观变迁程度和旅游发展进程之间的相互影响。
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概况
沟滩苗寨是广西融水县贝江景区的自然屯，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县新安乡，距桂林158公里，距县城1．2公里。截至2011年6月，沟滩共有78户，339人，其中全屯大部分苗族为半山苗，还有一小部分迁徙过来的汉族。整个自然屯耕面积为143亩，其中水田50亩，旱地93亩。在旅游未开发之前，沟滩主要从事的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和手工业，主要经济来源依靠竹、木收入。1991年开发旅游，村民通过民族舞蹈表演、餐饮、卖手工艺品等各种形式开展旅游经营活动。近年来，勾滩年均旅游总收入约100多万元。沟滩处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到2010年7月为止，依然没有道路通入该屯，居民依然依靠自古以来的方式划船从贝江进出，而游客也是从码头下来乘坐游船或者偶尔搭乘村民的船只进出。该自然屯是独特的民族旅游地类型，虽然旅游发展到现在将近20余年，已经处在一个旅游发展的中期变迁态势上，虽然由于其相对封闭的环境，它无法像同处在贝江景区的长赖一样快速地获得大量的旅游效益，但是它的原生态社区和文化景观却也已经出现了变化，只是比其他旅游地的变化要缓慢。就旅游产品来说，它有点像过度开发时在时髦一时过后的遗留品，虽不再恢复曾经旅游的黄金期，但是也如小家碧玉，适合不再大刀阔斧的建设，却能更进一步规范化，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文化景观变迁研究里中期变迁的现实案例考察地的缺陷。本文选取其进行文化景观变迁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二)测量指标
论文中文化景观的变迁的测量指标在通过文献研究和专家意见的指导下，综合了前期梯田文化景观研究［9］、中国乡村景观评价的指标体系［10］、传统聚落景观评价［11］和古村落的演化机理［12］等对村寨旅游文化景观变迁因素的调查，最终形成自然、聚落建筑、梯田、服饰、制度精神、歌舞表演、影响程度31个测量指标体系(表1)。问卷采用Likert五级量分法，要求被访居民对每个测量项目从“1—无变化”到“5—变化很大”来进行打分，分值越高则说明旅游对研究地文化景观变迁的影响程度越大。
(三)数据来源
论文调查的方式主要有问卷调查法、“一对一”的深度访谈、观察法等。研究者于2011年6月和7月两次在广西柳州市融水县沟滩屯进行调查和补充调查。为了保证调查的真实有效，采取实地问卷调查，现场填写、现场回收;在深度访谈中，采取以2人为一组的问卷调查小组对当地建筑工匠、旅游经营能手、村干部、寨老进行访谈，平均单份访谈时间在60分钟以上。共发放问卷100份，回收100份，其中有效问卷率为96%。
(四)数据处理
1．受访者基本情况论文主要从性别、年龄、学历、本地居住时间、家庭旅游经营情况及意愿、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和年收入来考察旅游地社区居民情况。本次调研样本男女比例基本相当，样本的年龄层次除了15岁以下的占2．1%外，其他的在各年龄段都分布得比较平均，表明问卷发放的稳定性较高。被访居民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以下的最多，占82%，说明在当地教育水平依然不高。从家庭旅游经营情况及意愿来看，将近半数的被访居民已经从事旅游经营活动，20．8%的居民并不打算经营旅游活动。被访居民家庭年收入93．4%集中在1万元以下，主要收入来源于务农和外出务工，旅游收入所占比例为12．5%。从整体来看基本符合正态分布，因此本研究调研样本抽取比较合适。2．数据信度和效度分析本研究首先进行样本的信度与效度检验，对感知价值维度上测量指标进行可靠性度量分析，效度检验方法采用KMO和Bartlett球度检验。整体样本数Cronbach’sAlpha信度值达到了0．917，表明研究数据的信度是可靠的。Bartlett球度检验统计量Sig＜0．01，检验的P值接近0，表明31个变量之间有较强的相关关系;而样本KMO值为0．770，大于0．7，说明考虑的31个文化景观变迁因子适合因子分析。
民族村寨文化景观变迁分析
村寨文化景观作为人们为满足某种需要而对自然施加影响的结果，它既包括村落(聚落)、道路、服饰、饮食等物质形态，也包括、思想意识、政治制度等不可视的非物质元素。
(一)勾滩苗族村寨文化景观的各景观因子演变情况
文化景观的变迁不仅来源于自然中自趋性的变化，也来源于在间接或直接的社会信息、意识的影响下，作为景观当地文化一部分的居民的思想、观念的变化所带来的文化景观的改变。自然与人文引导源在同时作用与反作用的互相推动与促进中随着旅游开发的发展使得民族村寨的文化景观发生改变。在问卷调查中，村民对所提到的勾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的程度感知不一，对于不同的景观的变迁程度的感知程度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勾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因子的描述性统计具体如表2所示。可以看到，勾滩苗寨的文化变迁确实趋于变迁的中间状态，数据统计中居民感知变化并没有出现突兀的变迁，总的变迁平均分布指数均止于“变化一般”的状态，大多数总体变化水平较小，可是每一个考察的指标却也相对应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二)勾滩苗族村寨文化景观演变的因子分析
为了对勾滩苗族村落文化景观演变的所有因子进行总结分析，寻求苗寨村落文化景观变迁的程度以及主要发生变化的具体方面，本部分采用SPSS．17软件，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并利用正交旋转法(Varimax)来解释所得文化景观变迁的因子，从而建立评价勾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的评价体系。通过总方差解释表(表3)可知，前8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因此，选择8个因子作为主因子就能够包含原始变量71．734%以上的信息，表明因子分析的效果比较理想。然后，为了进一步对上述8个因子进行解释，根据正交旋转法(Varimax)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4描述了原始的31个变量与8个因子的关系。一般认为，绝对值大于0．4的因子载荷是显著的，因此，表4中仅保留了因子负载大于0．4的数值。由表4的旋转后的因子解释矩阵可以看到，解释矩阵经过定量分析对文化景观的变迁进行了分类。可以看到，公因子F1(X27、X28、X29、X30和X31)主要集中在旅游的发展对梯田景观的影响上。可以理解为由于旅游的发展、游客量的增多、公共设施的局限，可能不可避免地为村寨的生活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因此，可以将其命名为旅游负面影响因素。公共因子F2(X22、X23、X24和X25)代表了旅游发展中村寨本地的民族习俗中音乐文化景观变迁，将其命名为民俗音乐因素。公因子F3(X2、X9、X10、X11、X12和X19)描述了环境与梯田方面的感知评价，可以将其命名为梯田环境因素。从F3也可以看出，苗族的节庆习俗的变化和田地的耕作的变化有着重要的关联，这和苗族节日本身的起源和发展也是相一致的，各民族节日的发展在其起源之初更多的来源于对收成的祭祀和对收获的庆祝。F4(X14、X15、X16和X17)解释了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旅游的发展条件下，村寨中古老服饰的制作样式、功能和穿着的时间是否随之变化，将其命名为服饰文化因素。F5(X3、X4、X5和X7)则描述了村寨中的建筑随着旅游的发展其文化景观是否发生了变迁，可将其命名为聚落建筑因素。F6(X1和X6)可以看作是自然方面的变化，而房屋使用材料也是和降水等自然条件息息相关的，因此可将其命名为自然文化因素。F7(X8、X13、X21和X26)中，建房相关仪式的变化和民间信仰的变化可以理解为信仰方面的因素，而梯田耕作工具的变化以及演唱时所使用的语言则是民俗相关的因素，因此，可以将其命名为民俗信仰因素。F8(X18和X20)，描述的主要是由于受到一些外来的不同族群中主体文化的影响，造成旅游地文化景观的一些感知变迁，可将其命名为外来文化影响因素。至此，勾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评价体系可以总结如下:旅游负面影响因素(F1)、民俗音乐因素(F2)、梯田环境因素(F3)、服饰文化因素(F4)、聚落建筑因素(F5)、自然文化因素(F6)、民俗信仰因素(F7)和外来文化影响因素(F8)。勾滩苗族文化景观变迁程度每一个标准化后的原始变量可以通过公式1系列与使用因子分析得出的因子的线性关系进行计算，而综合文化景观变迁竞争力则可以通过公式2来进行计算。
(三)居民对各文化景观变迁的感知程度
在通过因子分析得出勾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体系后，为了定义居民对各景观变迁程度的感知，我们通过对各分因子的变迁度均值进行加权平均值来测量，其具体公式如下:XN=(X1+X2+…Xn)/n，各主因子具体变迁程度如表5所示。在勾滩苗寨的居民感知程度上，认为变迁程度最大的是服饰文化因素(F4)和外来文化影响因素(F8)，这与访谈结果相一致，其中服饰文化是物质文化的变迁，而外来文化影响因素则是非物质要素的变迁。访谈中，村民认为服饰发生较大变化更多是由于游客的到来。村中除一些老年人，年轻的村民更愿意穿着跟随外界的服饰而非自己的传统服饰，他们认为非传统服饰更方便也更具有社会融入感。但是由于旅游发展，青年们有时也愿意穿着传统服饰，因为可以更好地吸引游客或者参加表演。由于穿着目的的不同，所以穿着时间也不再局限于婚嫁和节庆。受到外部主体文化的影响较深的是语言结构和寨老威信，较之传统苗寨，勾滩地理位置偏僻，与外界交流少，村寨内部的语言更多的仅以苗语为主，连移民到此的外地汉族也通晓本地苗语。但在与外界交流的增强和政府教育力度的增大后，勾滩苗寨目前除七八十岁年纪较长的老人外，不仅都能使用本民族的语言，也能用汉语与外界进行各项生活事务交流，有些人还能讲几句简单的英文。而在勾滩，不像其他苗寨所有事务都由寨老主持，作为由半山苗和汉族共生的移民村寨，它最早是没有寨老的，村中的第一个寨老则完全是因为旅游开发，由村民推选出歌舞表演中最擅长吹葫芦笙的芦笙队队长担当。
其次，民俗音乐因素(F2)、梯田环境因素(F3)、聚落建筑因素(F5)和自然文化因素(F6)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勾滩的民俗音乐继承了传统的苗族音乐，但是却在传统上有所发展。整套苗族六管芦笙，包括高、中、低和倍低音。勾滩苗寨的芦笙舞集词、曲、舞为一体，包括迎宾曲、团结舞、踩脚舞、多耶舞等特色苗族舞蹈。在保留传统芦笙种类的基础上，表演队成员吸收其他苗寨中舞蹈师傅所教所授，在词曲舞蹈上进行了小的改编，但基本仍以祖辈流传下来传统的苗寨舞蹈为主。在这种变迁中，民俗音乐虽然也和民族服饰一样发生了变化，但是其根本是不一样的。民族服饰作为一种外在性的文化展示，它成长于该民族的生产生活，它的印记是其民族生活文化的表现，但当它在另外族群的文化包裹下，是很容易遭受更迭的。只要其文化主体的意愿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被影响，它的改变只需要把一种服饰褪去，换上另外一种服饰，这种服饰文化的改变便完成了，而且是彻底的，它只是民族的一种形。可是民俗音乐是一个民族内在生命力与灵魂的体现，它不仅根植于生产生活，更是焕发着整个民族的神与魂。形易动神难迁。也正由于如此，所以承载着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民俗信仰的变迁度相对前两者就更小。
在梯田环境感知方面，村民认为变化更多的是在于旱田和水田间的变化，村中田地偶有由于居民外出务工而抛荒，大多由家中老人打理或者是请留在村中的其他村民帮种，植被覆盖面积也发生较小变化。勾滩的聚落建筑外观上至今仍为桂北地区典型的干栏木构传统建筑，由山脚到山腰平地而起，呈整体集中、局部分散的空间形态，在建筑外观上保留了传统的样式，建筑内部整体布局也并无太大改变，但是民居内部较之祖辈也发生一些小的改变。以贝江对岸有目前村中唯一特许经营的旅馆为例，经营者为当地苗族，其建筑形式仍采用传统式的木楼外形，而房屋内部设计却采用更适应于游客的标间式设计。其洗手间独立连接在传统木楼后采用传统木楼外形，但内部则是水泥建筑实质现代结构。它本身的景观形态美观度并没有遭到破坏，但居住条件则得到较大改善。目前村中正在筹建的另一家旅馆建筑也采用此类形式。究其原因，这不仅是为了更适应游客的需求，也是由于游客带来的思想、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冲击中所产生的改变，而村民自己外出务工中受到外界社会环境冲击的影响也促使他们在返回村寨中带来这些改变;而村中两三栋不和谐的水泥建筑则是由于村民对更舒适的生活的追求所致，跟木楼防火的局限性存在一定关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美观，但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也不至于阻止，也可以在水泥楼外贴上木板来保持美观。村中建筑也必须进一步提高消防力度。村民普遍认为房屋卫生较之祖辈条件要好一些，比如早期游客到村中做客无法接受传统民居中的茅厕，而现在的民居是在厕所方面很多做了改善。自然文化中降水和河流方面整体变化相对较小，房屋材料的使用方面则依然以传统木楼为主，也有村民会在原木上刷上透明漆，但是村民反映其美观性在使用几年后不如原木材料散发自然光泽。
而变化最小的则是旅游负面影响因素(F1)和民俗信仰因素(F7)。村民普遍认为旅游发展对勾滩的负面影响较小，村中景区内部有专人打扫，到勾滩的游客大多很有素质，他们的到来对梯田和环境的影响也较小。村民对于能和游客一起分享本民族文化也充满自豪感，游客的进入对村寨的农耕生态形式的冲击不大，种地和竹木等经济作物等自给自足的农耕形态依然是农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较之同类旅游地而言，勾滩是旅游负面影响最小的一个旅游村寨。在民俗信仰方面，勾滩苗寨依然沿袭大年三十祭拜祖先的传统习俗，建房的日子、地基和风水都要请村中师公看过，不会随意动工。由于勾滩梯田依山而落，单位面积较小，地理位置不太方便，生产以及农活中使用的工具并没有太大改变，依然采用农耕为主，较少使用机械。
讨论和结论
根据上述研究可以看到勾滩苗寨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由于内部和外部影响，其旅游负面影响、民俗音乐、梯田环境、服饰文化、聚落建筑、自然文化、民俗信仰和外来文化影响等各方面的文化景观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迁，因此，要想可持续地发展旅游，在保护民族文化景观中应当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1)做好旅游规划的编制。规划要切合当地实况，深挖地方文脉，培养文化的自我传袭能力，加强对民族文化、习俗等隐性的、不可再生的文化景观的保护，强调文化个性，保持地方特色。文化对感知产生影响，感知方式和感知过程的变化同时也引起规划方法和特定景观价值的变化［13］，所以居民应当参与规划的前期展望，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规划的编制也应该更重视居民对自身文化环境的看法。
(2)加强旅游地居民的文化自觉观念。村寨文化景观的开发会促进旅游地的经济发展，在面对旅游发展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冲击时，要加强对居民的思想教育、引导和宣传，提高本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增强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在旅游带来经济效应的同时，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合理引导本地居民对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经济预期，形成良好的旅游服务氛围，并保证居民以主体身份参与旅游发展并分享成果。
篇2
一、商业银行组织结构的主流模式
1.传统的总分行制模式(或称为U型(即科层制)集权组织结构)。此种模式形成并发展于17世纪初期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当时商业银行组织变革的重点在于完善组织结构，以适应各项金融业务的发展和提高银行内部业务管理效率的需要。总分行制逐步取代单一银行制，成为西方商业银行组织体制的主流。[1]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传统组织结构是总分行制组织结构，其管理形式包括直线职能制或事业部制，即总行机关属直线型，总行和分行之间属事业部制，表现为典型的“金字塔”式结构，即管理责任关系和信息的汇报渠道均为总行、分行、支行、网点之间的科层关系。具体而言，总行机关按照职能的不同划分成若干个部门，而每一部门均由主管行长直接管理，形成职员经理部门总经理行领导的报告路线；总行之下的各分行都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利润中心，分行及二级分行的各部门主要向分行行长报告，形成支行分行总行的报告路线。这种组织管理结构的形成源于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建立初期，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按行政区划和政府层次序列进行分支机构设置，具有明显的与行政体制融合的特性。
U型组织结构有利于集权控制，规范性高，组织稳定性强，曾经对我国银行各项业务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对于保证宏观国民经济计划和信贷计划的实现，具有较强的保障功能和效率。但是，随着宏观经济体制和运行模式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对市场交易规则与价值规律尊重程度的提高，这种组织模式的弊端和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其主要不足：一是机构多，管理层次多，部门分工过细，易导致信息传递失真，不利于决策层的决策。在“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中，等级区分严格，下级机构的信息必须层层汇集向上级传递，这不仅导致信息传递效率低，而且层层截留，导致信息的失真，总行管理层无法及时、准确地取得完整的管理信息资料，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和实施有效的管理。二是加大了银行内部管理成本、协调、沟通成本和交易成本，降低了风险防范能力，削弱了整体竞争力和资源配置力。传统的“金字塔”型组织结构会割裂部门间及职能间的联系、交流与学习，造成结构化的、互不信任和互相贬低的文化组织。层层考核的机制，使支行之间、部门之间和上下级之间为争夺尽可能多的企业资源，造成内部无序竞争。加上商业银行中间管理层次过多、部门分工过细，导致各项资源在组织中流通不畅和传递时间过长，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同时管理缺乏针对性和决策滞后，机构分散，层层授权，缺乏对支行基本有效的内部制衡，导致风险点多面广，监管难度偏大。
2.新兴的扁平化——矩阵式管理结构组织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伴随着高科技的日益发展，特别是计算机和信息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银行强调以客户为导向，对传统的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进行全新设计，孕育出了网络化和虚拟化银行的发展新趋势，组织结构扁平化在西方金融服务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2]西方商业银行普遍采用总行—(地区性管理中心)—分行—网点的管理模式。[3]地区性管理中心是总行职能的延伸，帮助总行承担一部分审批和审计工作，总行一般直接管理数百家分行。矩阵式结构作为组织“扁平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为越来越多的西方银行所采用。业务经营全球化、一体化和电脑化是当今西方商业银行经营的主要特征。各商业银行为了更有效地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同时为增强银行内部相互之间的制衡机制，在全球各主要中心城市设立分支网络的基础上，分别按客户所分布的主要经济行业，从总行到分行自上而下地设立各个具体业务发展部门(关系经理)，按银行经营业务种类，在各个业务区域设立各种产品服务中心(产品经理)，为客户提供各类银行服务，形成关系、产品、区域三轮联动的运作架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矩阵式结构。
商业银行实行扁平化——矩阵式管理结构组织模式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一是管理层次少，有利于信息迅速透明地传递，减少了信息传递的损耗和变形，使得高层决策周期缩短，决策质量提高。二是可以推动信息和观念在纵向和横向的迅速交换，解决“金字塔”式组织结构中的信息堵塞问题，增进部门间知识的交流。三是中间管理层被大量精简，人力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使用效率得到提高。四是组织内部利益冲突减少，命令统一、指挥一致，信息流的畅通使企业能灵敏、快捷地对顾客需求做出反应，增强了组织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五是矩阵式结构打破了传统“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同时按多重管理目标建立管理和汇报关系，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并不统管所在地的业务经营，仅以地区负责人的身份起协调和后台支持作用，克服了单一管理带来的风险。六是有助于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鉴于扁平式结构能较好地解决等级式结构的层次重叠、冗员多、组织机构运转效率低下等弊端，精炼管理层次，加快信息传递，提高决策效率，扁平化模式成为时下西方商业银行组织结构的主流模式，国内商业银行要求进行扁平化组织再造的呼声也日渐高涨。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扁平化管理——矩阵式结构也存在缺陷。扁平化管理——矩阵式结构集权性和规范性低，恰恰丧失了总分行制结构下集权性和规范性高、组织稳定性强的优势，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弊端：一是组织不稳定，管理容易失控。在矩阵式管理结构下，由于人员变动频繁，人事关系、报告路线不稳定，会削弱组织的稳定性，容易造成管理失控，给银行带来不容小觑的破坏力。巴林银行的尼克·里森之所以可以长时期越权操作而不被发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巴林银行采用的是矩阵式管理结构，作为交易员的里森主要是向总部报告，新加坡分行对其所作所为知之甚少，难以约束。二是容易造成管理责任不清，业务部门相互推诿现象。扁平化管理——矩阵式结构集权性和规范性低，组织内成员由于个性不同容易在组织内部产生各种矛盾与冲突，因此，其强调一种协调机制的建立，倚赖于银行整体管理水平的提高。实践中，实行矩阵式管理结构的银行为避免责任不清，保证业务的有序进行，往往需要对各有关部门的职权范围和报告路线界定明确。三是提高员工的心理成本。扁平化组织相对于金字塔型组织，会造成职位减少、个人发展难度增大的现象，容易使员工产生心理损失或失落，从而导致人才流失。
扁平化管理对信息的收集与传递有较高的要求，西方商业银行实行组织扁平化是在长期的标准化管理基础上进行的。如果管理水平、科技条件和人员能力跟不上扁平化要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过程中，全面推行扁平化管理反而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
二、两种模式下组织结构控制的比较及评价
1.总分行制模式由若干层次结构互相关联而成为一个整体。由于一个人能够直接管辖的人数是有限的，管理太多的下属人员会使管理工作复杂化，分层的目的就是为了缩小控制幅度，提高控制效率和工作效率。因此在传统的层级化组织结构中，必须进行集中决策，建立一种层级化的组织体系，因此企业需要有一个庞大的中层管理群体来负责收集信息、分析信息，并把信息传送给高层管理者。同样，由于中层管理人员能够与基层操作部门保持直接联系，因此高层管理者也需要中层管理人员来具体地贯彻企业方针。组织是一种金字塔结构，层级越高，权利与责任越大。但是，不合理的层次结构或层次过多，同样会影响内部控制效率。层次过多，信息传递速度会降低，信息失真的概率会提高，控制成本和费用会增加，内部协调活动会变得更加复杂。
2.扁平化模式则是建立在强大的管理信息系统基础上的。从理论上讲，管理信息系统能够降低信息获取的成本并拓宽信息传播的范围，从而使牢固的金字塔结构得以改变。管理信息系统能把信息从操作部门直接传递给高层管理者，从而越过了中层管理者。管理信息系统还可使高层管理者通过通信和计算机网络直接与操作部门取得联系，而不必通过作为中介的中层管理者。所以，管理信息系统会使银行组织变得更加集权化，银行高层管理者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增强，控制范围进一步扩大，并趋向于逐渐取消中层管理，银行组织结构变得更为扁平。但是，如前所述，扁平化管理——矩阵式结构也存在先天的缺陷。集权与分权是一对矛盾，从理论上说，一定程度的集权有利于风险的控制，但是当组织达到相对大的规模后，过度集权就不利于合理决策，不利于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并容易助长组织内的。反之，过度分权又会造成组织的不稳定和管理失控。[4]扁平化管理——矩阵式结构管理跨度大，集权性低、规范性低，容易带来组织不稳定，管理易失控、管理责任不清、业务部门相互推诿等弊端。因此基于扁平化模式下的商业银行组织结构控制必须进行创新。特别是在当前国内商业银行要求进行扁平化组织再造的呼声日渐高涨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更应清醒认识到扁平化的风险和困难，加强扁平化管理——矩阵式结构中的内部控制，消除扁平化后出现的控制盲点。
三、扁平化模式下商业银行组织结构控制创新的对策建议
扁平化组织结构代表了银行的管理新观念，有相当的先进性，是我国商业银行管理的发展方向。但是在商业银行组织结构的改造中，必须重视和加强扁平化模式下的商业银行组织结构控制，为商业银行组织结构再造“保驾护航”。
1.加强授权审批控制。内部控制要求商业银行在进行交易和经营活动时，要有授权批准制度，以确定完善的工作程序。在扁平化模式下，由于人员变动频繁，在人员变动过程中，尤其必须建立健全相应的审批授权制度，报告路线在通常情况下必须要有相对的稳定性。商业银行的管理者应该下放多大的权力，如何选择最优的授权范围，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一是银行的规模。银行规模越大，管理跨度越大，决策的内容和信息需求增加，就越需要把更多的决策权授予下一级管理者。二是责任或决策的重要性。一项业务的责任越大或决策越重要以其利害得失和对银行未来的影响来衡量，则越不太可能授权给下属。三是任务的复杂性。任务越复杂，就越需要更多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来完成，也就需要更多的授权才能完成。四是下属的才干。授权要求下属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和知识水平以接受权力并执行。如果下属缺乏这些条件，上级管理部门便不愿意将权力下放。
2.加强程序控制。程序控制包括制定银行的规章制度和制定操作规程两个方面。在扁平化管理——矩阵式结构系统内部，每一个组织都可看作是一个责任中心，总行、区域管理中心、分行等各自的责任要界定清楚，尤为重要的是每一个责任中心之间的责任界定。为避免责任不清，保证业务的有序进行，需要对各有关部门的职权范围和报告路线界定明确，既要避免权力重叠，也要防止出现权力真空，使每项业务处理的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的机构负责。在扁平化模式下，要按照国际质量认证体系的标准，建立标准化、科学化的业务及事务流程，在流程中风险点上设立必需的监控程序。根据银行业务特点，建立标准化的服务及业务流程，在分析流程中存在的风险点基础上，设立清晰、简单易操作的监控点，并提炼和固化各监控点的具体审核要素，使流程、监控点及审核要素成为良好内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控制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风险。
3.加强人才梯队建设。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成效很大程度取决于银行职工素质的高低，因为在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要素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只有全面提高商业银行职工的素质，才是充分发挥内部控制系统功能的最有效办法。在扁平化方式下，商业银行必须创建一种结构制度和组织氛围以满足员工的激励需要，为他们提供挑战性的工作和继续学习的机会；要对员工进行银行职业生涯设计，为员工制订个人发展规划，以弥补扁平化后职位减少，个人发展难度增大的缺憾；要全面提高员工素质，加强员工的岗位培训和后续教育，鼓励并选派员工到国外银行机构实习，建立系统的人才评价机制和科学化的员工培训制度，加强人才梯队建设，并分门别类建立人才管理库，实行动态监测，合理流动；要加大教育投入，进行人力资源成本管理，开发一种具有学习和发展能力的智慧型组织。
篇3
1规范流程
对于这一方面，应当重点将所有特殊时段、小型、分散作业纳入作业计划管理，加强临时性生产计划风险管控。注意结合当前的信息技术与自动化控制手段，诸如操作票等，来切实消除生产计划管理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有效规避临时性现场作业和电网运行的安全风险，提高检修计划的执行率。
2注重计划的落实
对于变电设备检修计划管理工作而言，不仅仅应当切实针对变电环境选择合理的检修计划展开模式，积极推进状态检修的成熟与发展，还应当制定更为宏观和详实的工作计划，并且着眼于落实。充分在实际工作中，注重将三种计划模式加以合理安排，面向不同的计划工作方式展开具有一定针对性的人才培养工作，并且做好相应的记录。在面向变电设备检修工作体系的时候，需要注重编制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包括月度以及年度等多个层次，并且注意落实责任制。
3加强风险管理
加强风险管理是变电检修体系中必须注意的一个方面。按照不同的工作计划周期，来实现不同层面和程度的风险管理控制。季度计划重点分析季节性气候因素及重大检修项目引起的风险，提前部署相应措施；月度计划重点分析作业可能造成的电网事故等级，进行作业风险评估，制定并优化施工停电方案，对于大型或复杂的停电施工项目，组织现场勘察会审，严格控制停电时间；周计划重点安排风险管控具体措施的落实，周步下达生产计划与风险控制措施；每日生产早会重点控制已布置措施的执行。
4加强控制和信息反馈
管理工作最为核心和重要的环节就在于控制，而只有建立起良好和完善的信息反馈机制，才是实现控制和纠偏的有力保障。对于不同环境中产生的信息加以整理，并且找到对应的接收端口实现信息的反馈，构建起完整闭环，是当前变电设备检修计划管理工作的核心重点问题之一。唯有如此才是切实实现面向检修计划的管理工作的价值所在。
5结论
篇4
中国家族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正在探寻成长和扩大的途径，其中一些家族企业会寻求向中国以外发展成为跨国企业的机会，并最终走上国际化的道路。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在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下，国际竞争环境发生了变化，并对企业国际化模式产生影响。对于我国家族企业而言，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使其国际化模式有了多种选择。
一、国际竞争环境变化的主要特征
(一)国际竞争的重心由国家层次转向企业层次
WT0产生后，其所确立的国际经济规则涵盖范围扩大、约束程度加强，而且表现出对政府行为的规制和对企业行为的重视。新的国际经济规则使得传统意义上民族国家政府为加强国际竞争力而采取的各种政策手段不断被“剥夺”，从而给民族国家政府行为留下的空间越来越小，相应地给企业行为留下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新的国际经济规则带来的一个重要的结果是，国际经济竞争的重心正在从国家层次转向企业层次。
(二)合作与并购成为企业扩大市场力量的基本趋势
企业扩大自身市场力量的主要方式，一是限制竞争者的进入，二是消灭已有的竞争者。根据微观经济学原理，如果企业目前所处的是一种寡头市场结构，其最佳选择是“合作”。而如果企业处在垄断竞争市场上，兼并与收购则是一种最常见的选择。在无法吞并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大企业之间为扩大市场力量而进行的“合作”已成为一种流行的选择，其“合作”的方式包括共同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和企业间从事联合研究与开发活动、组建准垄断意义上的经营联盟等形式。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并购已成为全球性浪潮。据著名金融数据公司ThomsonFinancial最新统计报告显示，第五次全球并购潮方兴未艾。2005年上半年，全球并购市场并购总额(包括已宣布但未最后成交)高达1．2万亿美元，而在亚太(除日本外)，同比更是增长82．9％，并购额超过980亿美元。新一轮全球并购活动与2000年全球并购浪潮相比，更多的是发生在传统行业内部，以资源整合和跨国并购为特色。这是新一轮的国际竞争，若在这一轮竞争中落伍，就会在未来的国际分工中被“锁定”在低级别的链条上。
(三)“国际竞争国内化”和“国内竞争国际化”现象凸现
国际竞争国内化是指在海外市场上，竞争已经不仅是走出国门的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的竞争，还包括国内企业之间在海外的竞争。而国内竞争国际化是指中国本土的竞争已经国际化，走向国际市场不仅是国内企业与境外企业的竞争，还有国内企业与在本土的国际企业之间的竞争。因此，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已经不存在明显的国土界限，而且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直接导致了企业竞争环境的改变和竞争对手的增强。
二、国际竞争环境变化对企业国际化模式的影响
随着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企业走向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如何在本土市场上迎接世界竞争。因此，企业国际化不仅是指企业向跨国企业演变的外向发展过程，还应包括与企业外向国际化相联系的内向国际化过程。事实上，当企业经营活动与国际经济发生某种联系时，企业国际化进程就开始了。这种联系可以是生产要素方面，如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等的联系，也可以是商品和服务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交换，还应包括各种海外生产经营活动。因此，国际竞争环境变化的结果是在发展方向上将企业国际化区分为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两个方面。企业内向国际化活动的方式包括进口、购买技术专利、特许经营、国内的合资合作等；企业外向国际化活动包括产品和服务直接或间接出口、技术转让、国外的合资合营、海外子公司和分公司等。
从动态的角度看，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贯穿于企业国际化的整个过程中。对于后发型跨国企业而言，内向国际化是外向国际化的基础，外向国际化是其内向国际化充分发展的结果。在后发型企业国际化发展过程中，模仿性学习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学习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模仿，而是与当地生产条件相结合的吸收和创新。而且，在模仿性学习中，内向国际化的不同方式对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有不同的功能。
三、目前我国家族企业国际化的方式
(一)贸易带动方式
我国大多数制造行业的家族企业通过自己的产品出口作为“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形式，如飞跃缝纫机、东艺鞋业、志高空调、新疆美克家具等，这些企业是从单一的产品出口开始，开拓国际市场，逐步建立起国际营销网络。也有一些家族企业在了解国际市场的基础上，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在国内建立专门瞄准国际市场的出口产品生产基地。例如，北京中达、天津德利得、内蒙维信等公司就是走的这样一条国际化道路。
(二)OEM方式
0EM(OriginalEquip—mentManufacturer)是指产品生产者利用自己掌握的关键核心技术负责设计和开发新产品，并掌握产品的销售渠道，为了降低成本和扩大市场份额，通过合同订购的方式委托其他厂家为其生产加工，所订产品直接贴上自己的品牌。从产品成长过程看，我国很多家族企业是从为外国公司做OEM开始迈向国际化道路的。贴牌生产是企业产品从国内走向国际的重要桥梁，在贴牌生产过程中，我国企业能够逐渐学习和掌握国际竞争规则，拓宽产品的外销渠道。还有一些家族企业通过与国外跨国公司合作，成为跨国公司在我国的OEM生产基地。例如，占据低压电器高端市场的德国西门子在寻找产品质量和技术要求符合其标准的中国企业作为其在中国的OEM生产制造工厂时，就选择了与浙江柳市的长城电器合作。
(三)境外投资方式
按照由低水平到高水平排序，境外投资方式分为设立销售机构、FDI、并购，其中并购是最高级的境外投资方式。近年来，我国家族企业出现了海外并购加强的趋势。例如，万向集团收购美国UAI21％的股权，新疆德隆并购了美国机械行业三大巨头之一的Murry公司，华立集团在美国全面收购飞利浦CDMA核心技术和人员等。通过并购方式可以利用国外公司原有的销售网络和品牌拓展国际化渠道，将国外研发的前沿技术变为自有知识产权。
四、对国际竞争环境变化下我国家族企业国际化的思考
(一)家族企业国际化对于扩大我国的国际市场力量和提升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任何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国际竞争。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我国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民营企业开始成批向海外投资的现象，我国一些家族企业已经不同程度地走向国际市场。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由自主开放转向遵守国际规则约束下的开放，也是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体现。wTO规则对国家的约束使企业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并成为国际市场的主角，国家竞争力、产业竞争力也将最终体现在企业的竞争力上。作为我国民营企业起步时的主要形式，我国家族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不仅可以使其更好地配置资源，寻找获利市场，规避和防范风险，为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扩大我国企业的国际市场力量，提升我国的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家族企业国际化应当注重内外向国际化的联系
与其他国家企业的国际化相比，我国家族企业国际化有着明显的不同：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我国家族企业属于后发展型企业，在竞争优势、外国市场的进入方式等方面不同于先发展型跨国公司；另一方面，随着大量外国直接投资的涌入，我国家族企业在自己的本土市场上面对着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我国家族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有独特的特征和路径选择，必须注重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具体来说，我国家族企业可以通过技术、设备进口、建立合资企业、与国外公司在国内合作等内向国际化形式为其跨国经营做准备，通过内向国际化的经验积累提高外向国际化的速度和成功率。目前，我国一些家族企业已意识到内向国际化的意义，例如，浙江现代集团董事长章鹏飞认为国际化不是简单的走出去，也包括国际合作，国内也可以国际化；浙江万马集团总裁李凡更多考虑的是和国外的战略合作，合作对象必须要有或者是技术优势、或者是市场优势、或者是品牌优势等，而且目前仍考虑将市场定位在国内。
(三)我国家族企业国际化方式的选择
从总体上看，目前是我国企业国际化的最好时机。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现在是世界的生产加工基地，国外企业需要中国这个加工平台，另一方面国内企业需要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先进技术和广阔的市场。国外的一些企业由于劳动力成本太高，竞争不过中国企业，所以选择通过资金整合和技术输出，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厂、土地资源，共同成立一个大集团来向世界销售产品。我国家族企业要重视这一国际化的契机，与国外企业合作，进行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在新一轮全球并购浪潮中，我国家族企业国际化也可以通过国际资本融合的并购方式来实现，但在并购之前必须要懂相关的规则和理念，在经营理念上和国际先接轨，然后才能以资本为纽带走出去，实现国内企业与国际的接轨。具体来说，要成功并购，首先要明确别人的规则和经营经验，然后进行产业整合、人力资本整合和文化整合。由于我国大部分家族企业只有在国内运作的经验，缺乏对相关国际规则的理解，因此我国家族企业要在熟悉规则和理念上多下功夫。
(四)我国家族企业要克服自身存在的阻碍其国际化成长的积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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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德育；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精神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当代大学生面临着各种思潮的冲击、各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以及各种社会现象和现实矛盾的影响，积极开展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的教育，充分发掘和发挥中华传统道德精神在大学生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对当代大学生的成长具有无法估量的积极意义。这是我们在高等教育中落实“三个代表”和“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全面推行素质教育和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需要。深入研究大学生道德潜在的危机及其动因，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途径新办法，是广大高等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一大课题。本文拟就此问题谈一点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大家。
一、当代大学生道德现状
1.当代大学生道德的积极面。近几年来，关于大学生道德的调研、讨论和评价始终没有停止过。大家的普遍认识是，大学生群体的整体道德水准在全社会范围内处于较高层面，当代大学生道德的主流是积极、良好的。其主要表现为：第一，他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要求，如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敬业勤业等基本道德原则是推崇的，道德要求是强烈的，希望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高效的社会，很多大学生希望自己做一个“道德高尚”、“有健全人格”的人，“向往崇高”是很多大学生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第二，他们对社会上存在的道德失范现象反映强烈，对唯利是图、坑蒙拐骗、假冒伪劣、钱权交易等社会丑恶现象深恶痛绝。第三。他们对自我的认识与评价趋于客观。危机与竞争意识增强。在行为准则和生活态度上，呈现务实、宽容和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对自身素质要求较高，立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实现自身价值。
2.当代大学生道德的消极面。就大学生群体本身来说，其道德状况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第一，其道德观念日趋模糊。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面对各种以“新派”自居的言论和行为，不少学生陷入困惑和迷惘，是非、善恶难以分清。如考试舞弊在不少大学生的心目中不再是那么不光彩的事，一些大学生在恋爱中缺乏道德责任感，“不求天长地久，但求曾经拥有”，寻求感官刺激，行为轻率。第二，其道德评价采取双重标准。突出表现是考虑自己多、考虑别人少，讲求权利多、讲求义务少，要求别人高、要求自己低。第三，在知行关系上，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脱节。在理论上认同的道德规范，常常不能变为大学生实实在在的道德行为，不能从自己做起是大学生道德上知行脱节的一个突出表现。第四，在道德追求上，降低标准。大学生认为应该讲道德，但较多地局限在道德对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协调功能，而忽视道德对人的心灵净化、人格提升的教化作用。部分大学生对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不愿遵循，连一些起码的文明用语、文明举止和社会公德都需要重新补课。有人把当代大学生中存在的道德问题归结为“四重四轻”，即“重金钱实惠轻理想追求，重个人利益轻国家集体，重知识才能轻道德，重奢侈享受轻艰苦奋斗。
3.当代大学生道德现状的成因。剖析当代大学生道德状况形成的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网络体系不健全；市场经济的消极负面影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影响；大学生自身存在的弱点。
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高校德育应该担负起主要责任。为此，高校必须以积极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加强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
二、中国传统文化是德育的不竭之源
传统文化足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存发展，除了物质因素以外，更主要的是因为它有着精神、价值、道德修养的追求。人类社会总是会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而前人都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以及对人生哲理的深刻认识都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历史是对人生经验的概括总结，传统文化是人类精神智慧的结晶，这其中当然有阶级性的一面，但也存在人类共性的一面，它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源头活水，学习它可以使人更加聪明智慧。只有尊重历史，才能尊重现实。文化传统的继承性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人类就是遵循着这种继承性，来学会适应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并在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将其逐渐融入自己的血液，变成内在精神支柱的一部分。教育有责任训练我们青年的心智和才能，但更有责任将我们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最优秀的传统道德精神传给青年一代，培育良知，服务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化这块沃土之中，从中汲取营养。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儒、佛、道的终极目标如何，都强调人自身道德的完善与完美，都具有鲜明的伦理色彩。
钱穆先生说：“中国文化之内涵，主要从理想上创造人，完成人，要使人生符合于理想，有意义、有价值、有道德。这样的人，就必然要具有一个人格，中国人谓之德性。中国传统文化最看重这些有理想与德行的人。”一个具有完美的传统理想德行的人，是个有道德的人。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德行文化，是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进步和发展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许许多多优秀的东西，如“刚健奋进”、。发愤忘食“、”自强不息“、”独立不惧“的进取精神；”变则通“、”唯变所适“的变革精神；”厚德载物“、”推己及人“的人生规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慨；”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立身情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奉献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勤勉风格；”明生死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民族气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经世致用“、”济世之穷“的积极用世思想；主张”利民“、”富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以及”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始终保持高尚情操的乐观主义精神；”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的热爱劳动的思想；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民族精神中最优秀、最宝贵的东西，这些思想和传统美德，经过改造，都可以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成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的教材和道德修养的标尺。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德育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优秀传统文化融于高校德育中，有利于增强高校德育的吸引力、渗透力，有利于德育作用的广泛实现；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助于全面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在德育中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使学生形成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
三、大力弘扬中国传统道德精神
在大学生中弘扬中国传统道德精神，必须界定两个概念，坚持三项原则，构建”三个课堂“育人体系。
1.界定两个概念。其一，中国道德精神指道德文化传统，传统是一种内在精神，中国道德精神是从中国道德文化中抽象出来的、有生命力的、能够而且必然与时代道德融为一体的那种精神，不可将其误解为具体的古代道德、古代文化。而炒作旧文化、复兴旧道德只能是迂腐的倒退，不可能与现时代接轨。其二，弘扬中国传统道德精神，与借鉴外国、异域的道德文化精华不矛盾。更与道德建设之时代感和创新追求不矛盾，它只与一味西方化、守旧复古化格格不入。我们的态度应是，在坚持用”拿来主义“的方法汲取发达国家先进东西的同时，积极重视大力弘扬中国传统道德精神，对中国特色、中华民族之精神风骨积极传承、发扬光''''大，以此来创设中国化的德育环境。
2.坚持三项原则。高校在大学生中弘扬中国传统道德精神，必须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立足现实古为今用的原则和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原则”。首先，要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剔除民族传统文化中不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落后内容，系统而深入地发掘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其次，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科学对待人类文化，要结合社会实际和时展的需要，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再次，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真正学懂弄通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实质，并通过身体力行，使传统道德精神转化为大学生的道德认识能力和行为技能。
3.构建”三个课堂“育人体系。要着力构建以第一课堂（课堂教学）为主、第二课堂（校园文化）为辅、第三课堂（社会实践）为补充的”三个课堂“育人体系。
第一，要寓教于知，高度重视课堂教学在培育学生中国传统道德精神中的主导功能。华中科技大学将《道德经》引入大学课堂，作为一种道德素质教育探索的新形式，已经成为华中科技大学对学生感染最深、最受学生欢迎的选修课之一；西安文理学院在选修《周易》讲座的学生中调查，“有87％的同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提高大学生道德修养的作用很大”，同学们普遍认为学《易》为自己心灵开启了一扇窗户，对自己的一生将起到重大的指导作用竹。当前各高校纷纷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或讲座，可以说找准了高校德育的切入口。
第二，要寓教于乐，高度重视校园文化在培育学生中国传统道德精神中的熏陶功能。通过举办人文社会科学讲座，如“唐诗宋词欣赏”、“古代名著名篇导读”、“百家论坛”等学术讲座，增强学生的人文科学素养，拓展学校育人途径，开阔学生学术视野。以举办各种文化节为载体，营造校园文化的育人氛围，使学生在参与中提高，在参与中成长。
在校园自然环境、文化设旌、场所构成的物质文化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创造物质条件。第三，要寓教于行，高度重视社会实践在培育学生中国传统道德精神中的育人功能。努力创设集体活动场景，通过集体活动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意志；通过公益活动，培养学生知行合一、求是务实、乐于奉献的中国道德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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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会计上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成本会计技术手段与方法不断更新，会计电算化已经或正在取代手工记账，而且在企业建立内部网（Internet）情况下，实时报告成为可能。二是成本会计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传统上对成本控制并不关注的行业如医院、计算机生产厂商、航空公司等都对成本控制投入了越来越多的精力。实际上，不论是银行、快餐连锁店、专业组织还是政府机关，成本控制已变得不可或缺。
成本会计的变化源于企业制造环境的变化以及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创新。而后两者又起因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1、大多数产品供过了求，造成市场竞争日趋激烈；2、产品需求多样化，顾客对产品质量也日益苛求；3、国际间分工合作日趋密切，竞争也趋于残酷激烈；4、新技术、新工艺的创新蔚然成风。以上外部环境的变化既要求企业的制造环境有别于往昔，也要求对管理理论与方法进行创新。
一、新制造环境对成本会计的冲击
新制造环境具体包括：
1、弹性制造系统（FMS）：是指使用机器人及电脑控制的材料处置系统，来结合各种独立的电脑程式机器工具进行生产，它有益于产品制造程序的弹性化。使用FMS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从事多样化产品的生产，解决对产品多样化、精致化的需求。
2、电脑辅助设计（CAD）、电脑辅助工程（CAE）及电脑辅助制造（CAM）系统。电脑辅助系统，不但提高了电脑的功能，并且为厂商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使用电脑辅助系统可减少人工成本、节省时间并提高工作效率。
3、制造资源规划（MRPⅡ）：是指制造业所采用的电脑管理信息系统。目前流行的材料需求规划（MRPI）是MRPⅡ的前身。MRPⅡ有助于管理当局进行及时、有效的投资与生产经营决策。
4、电脑整合制造系统（CIM）：是指以电脑为核心，结合FMS、CAD、CAE、CAM等所有新科技的系统，以形成自动化的制造程序，实现工厂无人化管理。
面对企业新制造环境的冲击，传统的成本会计技术与方法如果继续使用，将造成：
（1）产品成本计算不正确。因为在新制造环境下，机器人和电脑辅助生产系统在某些工作上已经取代了人工，人工成本比重从传统制造环境下的20％—40％降到了现在的不足5％。但制造费用剧增并多样化，其分摊标准如果只用人工小时已难于正确反映各种产品的成本。
（2）成本控制可能产生及功能行为。传统成本会计，将预算与实际业绩编成差异报告，即将实际发生的成本与标准成本相比较。在新制造环境下，这一控制系统将产生反功能的行为。例如，为获得有利的效率差异，可能导致企业片面追求大量生产，造成存货的增加。另外，为获得有利价格差异，采购部门可能购买低质量的原材料，或进行大宗采购，造成质量问题或材料
库存积压等等。
针对传统成本会计不适应新制造环境的局面，美国会计学者提出了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edCasting,ABC），ABC法在美、日和西欧诸国的企业，尤其是竞争激烈和人工成本很低的高新技术企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ABC法就是把为生产一种产品所发生的所有作业，如质量检验、机器维修和顾客服务等分配到产品成本中的一种成本计算方法。这种方法较传统成本计算方法更为精细，成本数据更加准确。ABC法将制造费用按作业别归集到不同的成本库中，然后分别成本库采用各自的分配标准来分配制造费用。在作业成本法的基础上，ABC法又发展为作业基础管理（Activity－BasedManagement，ABM）。简单地说，ABM就是以ABC法为基础，利用作业成本信息，帮助管理人员找出不增值但消耗资源的作业。ABC法所提供的成本信息也能够促使管理人员重新设计整个价值链上的作业活动以节省企业资源。
二、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对成本会计的影响
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涌现，管理理论与方法也在不断创新，大大促进了成本会计学科的发展并丰富了其内容。其中对成本会计系统有影响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1、适时制（JustInTimeSystem，JIT）。是一种严格的需求带动生产制度，要求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各环节紧密协调配合，原材料、零部队、产成品保质、保量并适时地送到后一加工（或销售）环节；其目的是使原材料、在产品及产成品等各类存贷保持在最低水平，尽可能实现“零存货”，以降低存货成本。在存货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会计人员为简化存货计价，可能采用倒推成本法，就是当产品完工或销售时，倒过头来计算在产品、产成品等生产成本。因为在采用JIT的企业，从收到原材料列产品制成所耗用的时间大幅缩短，而且期末存货量也变得很小，使得传统的分批或分步成本法详细记录各类存贷的必要性受到怀疑。由成本—效益原则，对少量的存货做详尽精确的追溯，无疑得不偿失。这样倒推成本法便应运而生。
2、全面质量管理（TotalQualityManagement,TQM）。TQM是本世纪60年代从传统质量管理发展起来的，随着国际国内市场环境的变化，TQM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企业竞争的战略武器，一种由顾客的需要和期望驱动的、持续的改进产品质量的管理哲学。TQM的目标就是公司在生产的各个环节追求产品“零缺陷”，并由顾客最终界定质量。TQM对计量和报告员工业绩的会计来讲，就是产生了质量会计这一新学科。但由于提高质量所产生的收益难以计量，质量会计发展的重点就放在质量成本的确认、计量和报告上。一般认为质量成本由5大类构成：（1）预防成本；（2）检验成本；（3）内部失败成本；（4）外部失败成本；（5）外部质量保证成本。另外。在TQM情况下，会计人员绩效衡量标准包括了产品的可靠度、服务的及时性等促使管理人员努力提高产品质量的非货币性指标。
3、战略管理（StrategicManagement）所谓战略管理，就是着眼于对企业发展有长期性、根本性影响的问题进行决策和制定政策，以便在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确保有效完成公司目标。战略管理思想对成本会计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战略成本管理（StrategicCoatManagement）的提出。战略成本管理就是运用成本数据和信息，来发展及确认能促进公司竞争优势的最优战略。战略成本管理所包括的范围，目前还没有定论，一般包括3个方面：（1）价值链分析；（2）市场定位；（3）成本动因分析。每一方面都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
4、基准管理（Benchmarkingmanagement）和持续改进（ContinuousImprovement）。管理方法的新趋势就是基准与持续改进的结合。所谓基准就是以公司外部或内部最优的业绩标准来衡量自身的生产活动；持续改进意味着管理人员不是一次性地确定基准，而是持续不断改进提高的过程。日本丰田公司是贯彻基准管理与持续改进的典型。基准和持续改进被称为“永无终点”的比赛。基准管理与持续改进对成本会计系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管理人员和会计师们认识到降低成本要向本行业最好的公司学习，以同质产品的最低成本作为基准，了解自身与最优者的差距，并分析其原因，进而实行企业再造工程（ReengineeringTheCorporation）以增强竞争力。
5、限制理论（TheotyofCongtraints，TOC）。根据TOC，每个公司至少有一个瓶颈制约着它的发展，否则无论公司定下什么目标都会实现（如，利润最大化）。企业限制因素通常可分为资源、市场、政策、原材料和后勤5类。限制理论把企业看成一系列链状相连的过程，如果薄弱的联结处得到了加强，那么整个链也就得到了加强，但是如果加强了其它的联结处，整个链就不会得到加强。限制理论对成本会计系统的影响是，管理人员和会计人员认识到，在有些情况下，不能一味强调降低成本和费用，要有逆向思维，要在企业的薄弱环节加大投入量，“为了省钱而花钱”。如果企业待解决的瓶颈是更新设备，引进新型设备会发生一笔较大的支出，但在今后设备使用期间，因设备利用效率的提高而增加的产出加上设备维修费用降低的综合效益，可能抵补支出而有余，就总体而言，效益可有所增加，这也是“成本—效益”原则的另一种诠释。
6、目标管理（ObjectiveManagement）。按目标进行管理，要求一个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应当确定总的奋斗目标，如利润总额、资全利润率等，并据以指导、组织、动员员工为完成企业总目标而努力。围绕这个总目标，企业各部门、各环节乃至每个人都应当制订自己的奋斗目标，如销售量目标、成本目标、技术目标等，并制定实现目标的措施，以保证总目标的完成。实行目标管理可以提高企业管理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克服盲目性，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目标管理对成本会计系统的影响就是目标成本的制定、分解、控制和分析。我国的目标战术管理，已初步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
以上6种管理理论与方法我国都已不同程度地应用。但总体来说，我国的企业管理还比较落后，各种管理理论与方法落实到成本会计系统上，除目标成本、质量成本还差强人意外，像倒推成本法、战略成本管理等几乎无人问津。成本会计系统作为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一部分，根深才能叶茂，只有管理搞好了，成本会计才能得以革新与发展。
三、我们的对策
面对现代成本会计的发展趋势，即作业成本法与作业基础管理的兴起，战略成本管理方兴未艾，以及目标成本的推广应用等等，我国的成本会计工作如何顺应国际国内市场环境以及企业生产环境的变化，结合国情，引进、吸收、消化各种新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并总结我国自己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深思。笔者认为，我们应采取的对策是：
1、加强成本理论的研究，提高我国成本会计水平
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体系，理论研究者必须冲破传统会计观的束缚，解放思想，勇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应本着创新精神、务实态度和严谨作风，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同实际工作者密切合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广泛开展案例分析，从理论高度提炼成功经验，同时，理论研究应针对我国成本会计实际问题致力于将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在此基础上，讲究实效，建立成本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的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充分发挥成本理论研究对成本会计实践的指导作用。
2、成本会计工作者应更新观念，树立成本效益（CostBenefit）、成本回避（CostAvoidance）思想。充分发挥成本会计的职能作用
长期以来，我们在评价企业成本工作绩效时，往往把成本升降作为唯一标准。这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因为成本只表现一定时期内所发生的各种劳动耗费，至于这种耗费效益如何，却不是产品成本指标本身所能反映出来的。所以，成本工作绩效考核应通过投入与产出关系进行评价：一是产出的投入越少越好，二是投入的产出越多越好，三是投入增长慢于产出增长为好，四是投入减少快于产出减少为好，五是投入下降，产出上升为好。在实践中片面强调降低成本，势必挫伤企业为未来增效而支出某些短期看来高昂但却必要的费用的积极性，从而影响企业技术革新和产品更新换代。过去由于我们未能正确理解成本效益思想，导致有些企业在竞争中往往注重采用低成本战略，而忽视采用差异化战略。因为企业投产新型差异化产品，从短期看往往开支较大，但实际上这些新型差异化产品可以扩大市场占有率，从而得到更高的成本效益。所以，为未来增效而正视树立成本效益思想，有利于企业竞争战略的制定。
成本回避的核心是要求早期避免成本的发生，使挖掘降低成本潜力向预防性方向发展。我国传统降低成本的方法，从范围上看局限于生产领域；从内容上看局限于制造成本；从时效上看局限于事中和事后成本控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降低成本的方法已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成本回避将降低成本视野重点转移到产品开发、设计阶段以及采购、制造、销售和使用阶段；从内容上着，扩大到整个产品生命周期成本，包括生产者成本（开发设计成本、制造成本、物流成本、营销成本）和消费者成本（使用成本、维护保养成本、废弃处置成本）；从时效上看要求防患于未然，进行事前成本控制。总之，成本回避立足于早期回避可以避免发生的成本。我国成本会计的改革应构思成本回避的具体方法，并力求在实践中应用。
现代成本会计的7个主要职能是成本预测、成本决策、成本计划、成本控制、成本核算、成本分析和成本考核。成本决策是成本会计的重要环节，在成本会计中居于中心地位。它同成本会计其他职能是密切联系的，成本预测是成本决策的前提，成本决策是成本计划的依据，成本控制是实现成本决策既定目标的保证，成本核算是成本决策预期目标是否实现的最后检验，成本分析和成本考核是实现成本决策目标的有效手段。毋庸置疑，现代成本会计职能归根到底是一种行为职能。在行为科学逐渐受到重视的今日，企业应把激励贯彻始终，其核心是创造一种适当的激励环境，充分调动每个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群策群力，发挥成本会计职能作用，共同致力于整体目标的实现。
3、推进成本会计电算化
利用以计算机技术为中心的信息管理手段已成为现代成本会计的一种必然发展趋势。企业成本会计工作以电子计算机为手段，大大加快了信息反馈速度，增强了业务处理能力，对于及时、准确地进行成本预测、决策和核算，有效地实施成本控制，全面地考核、分析成本，都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实现成本会计电算化是当务之急，是实行新的成本会计方法的技术前提。但是，当前会计电算化应用中还存在以下的问题：一是简单地停留在模仿替代手工核算阶段，只能进行事后反映，无法进行科学决策、预测和事中控制。一是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中。采购、营销、人事、财会等子系统互相分割，尚未形成有机联系的整个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三是会计信息系统提供的一般只是财务会计信息，不能充分反映成本会计和管理会计需求的信息。因此，为了推动会计电算化深入发展，必须加快会计电算化从核算型向管理型转变，将会计信息系统有机地融入企业整个管理信息系统，通过电算化的应用，为成本会计和管理会计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
4、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经验和方法，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西方成本会计是一门历史悠久的生机勃勃的学科。特别是随着适时制、战略管理、基准管理、限制理论、行为科学、运筹学、系统工程和电子计算机等各种科学技术成就在成本会计中的广泛应用，形成了新型的着重管理的经营型成本会计。例如适合我国当前多数企业实际需要的标准成本会计，责任成本会计、目标成本计算、质量成本会计、成本决策、成本预测和近十几年孕育的适时制与倒推成本法、作业成本法与作业管理、成本企划、产品生命周期成本会计以及战略成本管理等。对此，我们应结合国情和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认真研究。有些方法可以直接引进，有些方法应加以改革和完善，有些方法只能在少数具备条件的企业采用，或局部吸收其方法。总之，为了完善发展我国的成本会计，借鉴西方成本会计理论与方法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这种学习要有创新，而创新只能与我国国情相结合，从而探索并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成本会计体系。
5、总结完善和推广我国行之有效的成本会计方法
我国企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成本会计经验，如编制成本计划阶段的项目测算法，成本指标归口分级管理，包括班组经济核算在内的厂内经济核算制，实际上都是强调“以人为本”，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管理和控制成本的积极性、创造性，至今仍不失为现代成本会计的有效方法、邯钢“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的经验，以及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实行的“购销比价管理”，把企业管理成本的重点从以内部生产为中心，延伸到对销全过程的控制。这些都是值得总结和学习的。总之，近十几年来我国企业管理成本新鲜经验层出不穷，为发展成本管理、丰富成本会计内容作出了很大贡献，值得会计学术界深入学习，认真总结，将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加以总结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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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笔者认为传统公共行政有以下特征:1．政府的“一元”治理主体依据委托—人理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委托关系大量地表现为股份公司中资本所有者和企业最高决策者(董事会和总经理)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如今，关系也不仅仅局限于这种领域，它可以‘存在于一切组织，一切合作性活动中，存在于企业的每一个管理层级上’。这说明，由私营部门管理产生而来的委托—理论可以被推广到公共部门管理”。［4］因此，我们可以说政府与公民之间形成一种委托关系。所以说，政府对社会应该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一种强制力量。我国封建小农经济的社会经济基础，社会力量弱小，中央政府控制社会一切。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起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直到现在我国政府的“一元”治理主体地位还没有得到彻底地改变。2．政府的“统治”角色政治学告诉我们，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阶级社会里，国家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实现国家职能，此所谓统治职能。国家在实行统治职能情况下，政府与公民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命令—服从”的关系。在“命令—服从”模式下，政府是法令的发出者，而做为社会主体的公民则处于服从状态，这种服从是无限制的服从，是一种盲目的服从。虽然这种统治的政治社会可以使社会保持短期的稳定和局部利益平衡，但在政府统治角色定位下，缺少对社会基本的公共服务，政府的权利得不到监督。长此下去，政府的合法性也得不到保障。3．“自上而下”的行政沟通机制政府形象的好坏在于政府的绩效，也在于政府信息的传播。从政治运行的宏观系统来看，政策包括输入和输出两个阶段，这让我们明白政策不是只靠行政自上而下的命令形式实施的，更需要输出阶段的公民意见的反馈。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是一种单向性的政府传播，不利于在输出阶段收集公民对政府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在公共行政中，由于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和技术条件的限制，政府的行政命令即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上缺少这种自下而上的意见收集渠道，从而造成了政府与社会与公民之间缺少互动。可以说这是传统社会的弊病，不利于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良好关系的形成。
公共管理的内涵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影响下，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人们对政府及整个公共部门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上受到了质疑，新的公共管理便应运而生。对于公共管理的内涵，学术界并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公共管理更偏重于宏观政策分析，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有的认为公共管理更侧重于效率、有效性和服务质量方面来关注政府施政的结果。以上两种看法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公共管理的内涵。公共管理定义的确立可以说是与公共行政斗争的过程，综合学术界的一些看法，笔者比较倾向于:“公共管理是指政府及其他公共部门，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满足公众的要求，对涉及公共利益的各种事物所实施的有效管理，这种管理强调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寻求政府与社会力量的互动，走向市场并向私营部门学习，注重管理效果与责任，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5］该定义清晰的反映了公共管理是满足公众需求变化的需要，区别与传统公共行政的僵化体制;另外，也改变了传统体制下社会经济事务管理的一元体制，转向了有更多社会力量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同时，公共管理管理模式也体现了服务型政府和责任政府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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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成人培训的管理体制创新
长期以来，高校成人培训的管理体制一直都沿用“事权财权分离，内部外部有别”的策略。现阶段，随着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与产业逐渐升级转型，不少高校与政府部门为了自身发展逐渐分离，使得办学法人地位彰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驱动逐渐成为高校成人培训的实际需求。在坚持以学习型社会为核心、推进高校成人培训管理体制创新过程中，需要建立以政府为领导、高校为主体、院系为辅助、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成人培训管理体制。同时，要求培训计划指标分配制度、劳动人事制度、绩效工资制度等管理制度相应进行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成人培训工作有了长足发展，不少高校的学历成教生与非学历短训生、培训生、进修生占据成人培训数量的一半左右，几乎与全日制学生数量相等。成人培训的观念、体制、规模、机构和教学质量等方面需要改革创新，最终使其符合社会需求。
二、高校成人培训机构的组织变革
1.组织结构网络化。不少高校成人培训机构都根据行政机构的管理模式来设立，具有直线型特征，这一组织形式比较适合小型组织完成简单任务，其职能责任明确并且到位，执行力较强，投入较少效率高。不过直线型的组织机构对领导者的依赖性较大，如果领导经验不足时容易出现一些问题。为了构建终身教育平台与建设学习型社会，在成人培训规模日益扩大的状况下，高校就需要使培训执行部门、工作岗位与管理单位形成网络化联系，以分工合作为基础，构建自动适应的动态链接。
2.组织机构柔性化。成人培训过程中，培训对象越来越个人化与多元化，高校的任务更加复杂，科学合理的高校成人培训组织机构应而具有灵活性、多面性和动态性等特点，能跟随这种变化而变化。管理者不再作为指挥者，而是定位于服务者，使服务强化而权力弱化，集思广益代替武断专行，决策过程转变为咨询过程，并能根据高校成人培训的对象、目标、形式和任务的变化而改变。
三、高校成人培训机构的组织文化
1.职场性。高校成人培训机构的对象一般都是在职人员，其参与培训的目的在于提升职业技能，满足企业的需求。从组织文化角度来说，成人培训机构需要加强对学员职业技能的培训与提升。不同岗位和职业对人才的要求也有所不同，所以高校成人培训机构需要对受训人员在做事原则、做人道理、以及职业技能和职业经验方面进行重点培训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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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专题教学 高中语文 运用 认识
自教改以来，语文教学模式和教学观念不断革新，从“单篇课文阅读教学”到“单元组织阅读教学”，教学思路在不断拓展，但改革的步伐仍然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因而专题教学应运而生。
《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注重语文应用、审美与探究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地发展”;另一方面是“遵循共同基础与多样选择相统一的原则，构建开放、有序的语文课程”。在新《课标》的指导下，许多地区和教师开始尝试有选择地、创造性地设计和实施课程，开发利用各方面的课程资源，突破单篇乃至单元教学，打破教材顺序，自行进行教材整合，变革教学方式，努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潜能。
《小石城山记》的教学是我对新《课标》理念践行的尝试。作为百来字的游记，这篇文章字面意思平易浅显，无须疏通。但仔细研读之后，我发现这篇文章似乎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它包含了作者贬官之后的心灵皈依和高远志趣。于是我考察了许多有过贬官经历的文人，发现这是一种贬官文化现象，于是《小石城山记》成为我开启贬官文化之旅的出发点。
常规课教学中，引导同学们基本了解了柳宗元被贬的经历以及创作心态，然后请同学们找出课本中自己感兴趣的被贬文人，并对这一人物做一份详细的资料卡片，主要包括：人物生平（主要是被贬经历及被贬后的心态）、主要作品、文学成就等，从整体上认识这位被贬文人。下面一步是本专题教学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走进图书馆”。我给学生推荐了以下三类图书：一是各类有关贬官文学的文化散文，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指导学生形成对这一文学现象的初步认识;二是各类与文学史相关的书目，此类图书有利于同学们从理论层面上深化对这一文化现象的理解;三是各类专著，主要包含以个人为主和以流派为主的诗文集，此类图书有利于同学们将个人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全面立体地理解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文学流派。自我探究学习之后，本次专题学习还有一个“重头戏”――合作式学习，就是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制作手抄报，撰写论文报告。手抄报的制作不仅锻炼了同学们在版面设计、画图制作、手抄报书写等方面分工协作的能力，而且还拓展了对贬官文化认识的广度。论文写作更是在拟定题目、查阅资料和相互切磋中深化了对贬官文化认识的深度。最后，我们的优秀作品推荐到学校宣传栏和文学社展廊内展示，优秀论文还推荐到校园网文学社专栏刊登。
经过本次专题教学实践，结合专题教学方面的理论学习，我对专题教学有了新的认识。
第一，专题教学不一定是选修课。专题教学不仅仅要突破单篇教学、单元教学，还应该突破必修和选修的藩篱。专题教学的实施可以根据专题的大小和类型的需要，可以在单元之内、单元之间、各册教材之间、必修与选修之间、课内文本和课外文本之间进行整合。事实上，现行的各种类型的高中语文教材虽然都分为必修和选修，其实两种课程的编排思路基本相似。以粤教版为例，粤教版语文选修教材虽然有《唐诗宋词元散曲选读》《唐宋散文选读》《中国现代散文选读》等十本，貌似分散，但其编排设计也是以“模块”为依据，这与粤教版必修教材的编排思路并无二致。因此，我们在实际教学中也不能将必修课与选修课人为地割裂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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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剧，顾名思义，是湖南一个代表性的剧种。她以长沙、湘潭为中心，向湘东、湘北、湘南、湘中辐射，建国前亦曾南下广州，北上武汉，西去桂林演出。从南北曲在长沙舞台上出现的文字记载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在这历史的长河中，她相继融汇了高、低、昆、乱及安庆、南罗等多种声腔。这些声腔各自拥有的剧目，一方面在湘剧这个大厦里和谐演出，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另一方面这种和谐相处又是一种动态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观众的换代，审美情趣的变化，各种声腔的剧目，进行着艺术上的竞争，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态势。下面就昆腔进入湘剧的历史及其影响、发展，作一个粗浅的探讨。
低牌子是否就是昆腔
在研究昆腔何时进入湘剧时，首先必须弄清楚低牌子是否就是昆腔？对此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戏曲史家黄芝岗说：“长沙湘剧有许多昆曲、高腔相间演出的戏：如《百花记》的《赠剑》一折用高腔，《斩巴》一折用昆腔；如《鱼蓝记》的《双包案》、《闹天师府》、《中途分别》等折用高腔，《追鱼》一折用昆腔。因此长沙湘剧艺人称这类昆腔戏做低腔，称这类昆曲牌子做低牌子，跟相间演出的高腔戏和高腔牌子区别开来，到后来，对一般的昆腔戏也都叫它们做低牌子戏了”（见黄芝岗《论长沙湘戏之流变》。载《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第64页。中国戏曲出版社1957年7月第1版）。另一戏曲史家周贻白十分肯定：“‘低牌子’实际上也是‘昆曲’，不是什么‘长沙湘剧中一种独立声腔’”（见周贻白《中国戏剧史讲座》第六章136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5月第1版）。这两种说法都肯定湘剧的低牌子就是昆腔，这代表着相当多业内人士的观点。
持另一种看法的主要是省垣的戏曲音乐家和研究者，比较著名的有张九、黎建明、周俊克、石生潮、陈飞虹（张九、周俊克、陈飞虹为湖南省湘剧院一级作曲。黎建明、石生潮为湖南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均有戏曲音乐专著问世）等等。他们一个有力的论据，是明嘉靖年间，魏良辅创作昆腔之前，低牌子早已在湘剧高腔连台大本戏《目连》、《封神》、《岳传》、《西游》中存在着。以《岳传》为例，全剧七本，共一百九十三出，其中除纯系念白的四出外，其余九十五出唱高腔，九十四出唱低牌子。第二，认为低牌子与昆腔唱法上有明显的差异。革新后的昆腔，“调用水磨，拍捱冷板，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之毕匀。功深熔琢，气无烟火，启口轻圆，收音纯细”（ 转引自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第466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4月第2版）。这些特点，恰恰是湘剧低牌子所不具备的。低牌子唱得比较粗犷平直，它的一些剧目，如吉庆戏《蟠桃会》、《八仙庆寿》、《普天同庆》、《三星赐福》等，生、净戏多，热闹场面多，以唢呐伴奏的多，合（齐）唱多于独唱，剧本中“集曲”甚少，“佛曲”、“道曲”较多。兄弟剧种辰河戏亦有低牌子（他们称“低腔”）和昆腔，却无此分岐。吴宗泽在《湖南戏曲音乐集成・怀化卷》中，指出辰河戏的“低腔、昆腔，均属曲牌体结构……演唱时，低腔较为奔放、热烈、有气势，用唢呐伴奏；昆腔较为典雅、文静、清新、优美，用竹笛伴奏。即使是同一曲牌在不同的地方使用时，用唢呐伴奏叫低腔，用竹笛伴奏叫昆腔。”印证了湘剧低牌子和昆腔是两种不同的声腔。至于低牌子和昆腔有某些近似，他们认为魏良辅等人，“愤南曲之讹陋”，才在南曲的基础上，吸取北曲的艺术成就，革新而成，其源头也是南北曲。因之他们的结论是：低牌子是地方化了的南（北）曲遗响。
这一学术岐异，尽管至今尚未统一，但笔者比较倾向后者的观点。第一，高腔进入湘剧早于昆腔，这是不争的事实。而最古老的高腔连台本大戏《岳传》与《西游》的演唱曲牌，低牌子几乎占了一半。其二，所说低牌子“是地方化了的南（北）曲遗响”的论断，我认为是有依据的。元代自南北统一，从元大都至湖南的驿道、水道畅通后，不仅有帘前秀、般般丑、刘婆惜、蛮婆儿之女关关诸多杂剧名演员“驰名湖湘间”、“湖南等处多敬爱之”（ 见元夏庭芝《青楼集》，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2卷第15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7月第1版）。还留下了《关大王独赴单刀会》、《诛熊虎》、《尉迟北饯》、《回回指路》、《抱妆盒》、《儿女团圆》等一批北杂剧剧目，数百年来一直传唱至今。有其剧目必有其声腔，这是自然之理。在北杂剧流行期间，不久南曲也进入湖南。明代礼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的湖南茶陵人李东阳，在成化八年（1472）陪同其父李淳回湘省墓，端午节前，长沙钱知府和长沙提军先后设宴、观剧，李东阳即席赋《燕长沙府席上作》七律二首，其中有“西阳影坠仍浮水，南曲声低屡变腔”（见张九、凌翼云编注《湘剧诗联选》第1页，内部印行）之句。这里李东阳明确说的是“南曲”，而南戏重要剧目《琵琶记》、《白兔记》、《拜月亭》、《金印记》已是湘剧的上演剧目，可以与李东阳的诗句两相印证。据此可知，元末至明前期，南北曲已成为湘剧的声腔。后来，弋阳腔、青阳腔相继流入湖南，进入湘剧，与地方语言、民间音乐融合，发展成为高腔，受到观众的喜爱，后来居上了。上述北杂剧和南戏如《单刀会》、《抱妆盒》、《琵琶记》等纷纷“改调歌之”唱高腔。尽管如此，我想南北曲声腔，决不会在湘剧中顿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它总有一个去处。因为有了高腔，这种南北曲遗音“在与高腔并行的情况下，对应地称为低牌子”（见张九《低牌子探源与湖南早期戏曲》，载《湘剧》第1期120页，湖南省湘剧院编印）。湘剧声腔“高、低、昆、乱”的说法，已经延续了数百年，而低牌子还摆在昆腔之前。如果低牌子就是昆腔，就不可能出现“高、低、昆、乱”这种一贯的称谓。因此，我认为“低牌子是地方化了的南（北）曲遗响”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是否可以这样说：低牌子与昆曲同源异流，但是两种不同的声腔。
昆腔何时进入湘剧
探讨昆腔何时传入湘剧，不能离开湖南全省的大环境。现在我们看到最早可信的文字记载，是明万历年间，武陵（今湖南常德）致仕官员龙膺在家乡写的七律《诗谑》：“清斋隐几坐厌厌，语碎屏间搅黑甜。腔按昆山磨嗓管，传批水浒秃毫尖。瓜皮炉辨周时款，花果凋藏宋代奁。欢笑不知春夜冷，内呼半臂使人添。”（见《纶隐文集》卷22《杂著》第23页）这是昆腔进入湖南明确无误的重要史料。这诗写作时间约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他还著有《蓝桥记》、《金门记》等传奇，由家班用昆曲演唱。袁宏道万历三十一年（1603）应邀到龙膺的九芝堂（今常德大西门内）看堂会戏，留有“打叠歌环与舞裙，九芝堂上气如云。无缘得见金门叟，齿落唇枯嬲细君”诗句，并自注“时君御演出《金门记》”。称赞龙膺“闲吹玉笛翻新曲。”（袁宏道《袁中郎集》卷21，第8页）龙膺不仅蓄有家班，且能排演自创的剧本，从袁宏道的赞诗里，可以看出当时在湖南的昆曲班子，已是颇具规模了。
与龙膺同时代的湘潭人李腾芳，万历三十七年（1609）贬官归里。在他的《山居杂著》里记有“演传奇者，美冯商归妾、还金二事”（ 李腾芳《李文庄全集》卷9，《山居杂著》第12页。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所提传奇即《冯京三元记》，演冯商积阴德，其子冯京连中三元事。此剧在徐渭《南词叙录》和吕天成《曲品》均著录。万历时的昆腔已在向各地广泛传播，当时戏曲作家所创作的传奇剧本，大多用昆山腔演唱，李腾芳在湘潭观看的《冯京三元记》，应是昆曲似无疑义。
明初，朱元璋洪武三年（1370）将第八个儿子朱梓封为潭王，洪武十八年就藩长沙，按明代通律，“亲王之国，必以词曲千七百赐之”（ 明・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张小山小令后序》）。其中自然有大量散曲，但从朱元璋那样赞赏《琵琶记》“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 明・徐渭《南词叙录》，载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3卷第240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7月第1版）的话来看，赐亲王的词曲千七百种中，戏曲剧本想亦不在少数。郑振铎先生在《古本戏曲丛刊》第九集序里，肯定朱元璋赐词曲“有推动中国戏剧发展的积极因素”。到成化十三年（1477）长沙是吉简王见浚的封地，吉王府占据了大半个长沙城。“王府中有戏班，同时也常传唤民间戏班进府演出……明末，张献忠领兵攻入长沙，焚烧吉王府，王府戏班星散，据传王府乐工、艺伎多数散落民间，搭班觅食”（ 见《湖南地方剧种志・湘剧志》第8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从成化十三年到明末的一百五、六十年间，长沙吉王府戏班的演出，应是少不了昆腔戏的。
从上述常德、湘潭、长沙等地史料说明，昆腔在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前后就传播到了湖南，进入了湘剧。其入湘渠道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随着在职或致仕官员传到湖南，早期如常德的龙膺。清初康熙年代，地跨两湖的容美土司宣慰使田舜年，“奉檄从征有劳绩，颇召名流习文史”（见中华书局出版《清史稿》第四本2635页）。孔尚任的挚友顾彩，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访问了容美，“盘桓数月，甚被崇礼，每宴必命家姬奏《桃花扇》，亦复旖旎可赏……”（见孔尚任《桃花扇本末》，载人民文学出版社《桃花扇》第6-7页，1959年4月第1版）。顾彩在他的《容美纪游》中，说田舜年宣慰使府里“江浙秦鲁人俱有。或以贸易至，或以伎艺来。”这几则史料说明，极其封闭的容美，地处万山丛中，之所以能演出昆腔《桃花扇》，只能有一个解释，即是田舜年这位具有相当文化的宣慰使，“奉檄从征有劳绩”，在他凯旋之后，带回来的昆班，然后又延聘、吸纳江浙昆腔艺人自科家班。
其次，随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省际之间的商业交流昌盛。属长沙府辖相距仅45公里的湘潭，是湘剧基地之一。经明末战乱之后，到清康熙年代，已恢复发展成为湘东北的商业中心，赣商的药材、苏商的绸布、淮商的皮货、闽商的烟草、晋商的票号云集湘潭（见清・光绪《湘潭县志・货殖》十一）。弋腔、昆腔戏班，随着苏、皖、赣商帮进入长沙地区，并兴建各自的会馆，如江苏会馆、安徽会馆、江西会馆、山西会馆等等。所有的会馆都有戏台，经常演出昆腔和弋腔，有时这两种声腔剧目，还激烈地竞争观众。
再次，是成建制的昆班从北京南下湖南。据湘剧老艺人介绍：专唱昆腔的大普庆班，是乾隆年间从北京南下长沙的。他们住城内洪家井（现长沙市步行街西），官店（“官店”：长沙称戏曲艺人群居之地曰“官店”）前挂乌梢鞭、红黑帽，气派和官衙相似，以后定居长沙，再未北归。她曾以湖南普庆班名义去广州演出。乾隆五十六年（1791），广州的《梨园会馆上会碑记》记载了湖南戏班十七个，其中就有普庆班，可以印证湘剧老艺人的说法。此外，封藩的诸王府，如长沙吉王、常德荣王、衡阳桂王等王府戏曲兴盛，亦是昆腔进入湖南的重要渠道之一。由于昆腔的进入，使湘剧成为拥有高腔、低牌子、昆腔的多声腔剧种。
清代湘剧昆腔的演变
昆腔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湘剧以后，它的基本演出样式是“高昆兼唱”。“清康熙六年（1667）长沙的福秀班和老仁和班相继成立，为高、昆兼唱的班子”（见《湖南地方剧种志・湘剧志》第10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以后，相继出现了大庆、泰益、太和三个湘剧班，步福秀班、老仁和班的后尘高、昆兼唱。这和当时北京的“昆弋班”相似。据说老仁和班名小生喜保擅演烂布戏《赶斋》、《泼粥》，武小生杜三以《打猎》、《回书》著名。这是高、昆共有的剧目，这两种声腔剧目同台演出，艺术上的相互影响，必然会取长补短，这是毫无疑义的。由两个班发展到五个班，同在长沙城里兼唱昆腔，说明外来的昆腔戏，在省城站稳了脚跟且有所发展。
到乾隆年间，大普庆班由京南下，从此，长沙有了专唱昆曲的班子。我想，北京的大普庆班之所以成建制南下，说明长沙地区戏剧市场的需要，它已形成了以官绅和文人为主体的观众群，这又跨进了一步。尽管这时花部开始兴起，但安徽的徽腔，湖北的汉调进入湖南湘剧，还需要一个吸收融合的过程。使昆腔在此时得以发展。
乾隆末年（1795），长沙兴办了专学昆腔的科班――九麟科班。稍后大普庆班又主办了以昆腔为主，兼习高腔的普庆科班。这两个班办科情况不明，仅知在清・同治、光绪年间，九麟科班出身的艺人王碧麟、叶金麟、麟、唐桂麟、熊庆麟等，都成为大普庆班的名角。普庆科班出科后另组小普庆班，花脸夏庆菊、夏庆成、张庆友，老生胡庆喜，旦角李庆兰等均为名角。同光年间，长沙出现大普庆、小普庆并存的局面，另外尚有老同庆堂昆班（亦兼唱高腔）。黄芝岗先生认为：“清同光前，长沙有小普庆班、老同庆堂并驾齐驱，仍可称是昆曲全盛时代”（见黄芝岗《论长沙湘戏之流变》。载《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第57页。中国戏曲出版社1957年7月第1版）。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看法。我以为这“同光前”，可以推算到道光年间，就是说道光、咸丰两朝的四十年（1821-1861），除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短暂围城两月之外，是湘剧昆腔的全盛时代。这是因为：
1、在这一时期，凡昆腔的代表作，几乎都在长沙舞台上亮相登场。有文字记载的计有：
整本戏《和戎记》、《浣纱记》、《彩毫记》、《千金记》、《破窑记》、《烂柯山》、《琵琶记》、《未央宫》、《桃花扇》、《青衫泪》、《题桥记》、《白蛇传》、《金印记》、《蓝关记》、《翠屏山》、《十五贯》、《邯鄣记》、《长生殿》、《牡丹亭》（见湘阴诗人徐受在长沙观剧诗十八首，诗作于道光乙未（1835）年前后。载张九、凌翼云编注《湘剧诗联选》第15-19页，内部印行）、《三多记》、《红梨记》及折子戏《昭关》、《山门》、《藏舟》、《相梁》、《剌梁》、《思凡》、《盗草》、《水漫》、《剌虎》、《扫花》、《打番》、《拾金》、《仙圆》、《别母乱箭》等。湘潭诗人、戏曲作家张九钺的遗作《六如亭》，由他的从孙张家蛘怕蓿亦在此时“付梨园子弟演之”。此为新创传奇，取坡与王朝云轶事谱写而成。另有早在乾隆时期，就在湘潭上演的《芝龛记》，演秦良玉、沈云英女将事。还有上述之《冯京三元记》等等，如此丰富的上演剧目，足可说明湘剧昆腔之昌盛。
2、通过“九麟”和“普庆”两个科班的举办，培养了一批昆曲人才。除上述“麟字辈”和“庆字辈”演员之外，尚有在老五云班脱颖而出的彩云、雪儿、意云、眉云、艺云、红云、红鸾等等。其中曾超可说名震三湘。曾超字猗兰，号瓣香。清道光年间大普庆班名角。“长沙普庆部佳伶曾超，学南北曲最多，长沙诸郎中殆无其偶”（见杨懋建《梦华琐薄》第33页）。就是说曾猗兰所会的昆曲极多，同部昆曲艺人都不能及他。据史料记载，他是从洪江到长沙来的。洪江是川、湘桐油出口的集中地点，为湘西一大商埠，当地流行辰河戏，祁剧亦常在那里演出。辰河戏、祁剧均有昆曲。道光十八年（1838），他曾到常德元秀班演戏，同年中秋节后，又回到长沙。曾猗兰能在洪江、长沙、常德等地演出昆腔，还有文人名士如杨懋建者，跟踪他的行迹，要为他立传，可见他在湖湘观众中声誉之高。另一著名昆腔演员熊庆麟，九麟科班出身，长于“大冠生”戏，如《长生殿》之唐明皇，《彩毫记》之李白等。他还热衷培养后人，清末民初的著名湘剧小生周文湘，文武兼备，高、昆、弹不挡，其中《絮阁》、《闻铃》、《藏舟》、《赶斋》、《泼粥》等昆腔折子戏，就是熊庆麟所教。周文湘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尚保留着熊庆麟送给他的昆腔剧本。正是以上这批在湖南本土培养出来的昆曲演员，成为实现昆曲地方化、延续昆曲艺术生命的脊梁。
3、这段时期，由于庙会、堂会收入颇丰，大、小普庆班筹出一笔为数不菲的经费，“在长沙南门外林子冲置有田产、义葬公山、墓屋”（ 见《湖南地方剧种志・湘剧志》第166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为去世艺人安排落土之所，清明节日进行祭扫。裕余的经济基础，是昆腔班兴旺的重要标志之一。
湘剧昆腔这种兴旺势头，到同治时开始下落。一方面，同治三年（1864），曾国荃等打开了南京，“及寇平，诸将拥资还，博戏倡优，相尚以为奢糜”（ 参见清・光绪《湘潭县志・货殖》十一）。“军兴以来，湖湘子弟，帕首荷戈，富贵而归故乡，挥金如土……”而他们“力模淮扬风气”（ 陶兰荪《梨花片片》，载《湖南戏考》第一集），赖以维持一定的堂会演出，《牡丹亭》之《闹学》、《游园》、《惊梦》，《长生殿》之《絮阁》、《埋玉》、《闻铃》及《山门》、《思凡》、《藏舟》等折子戏，仍流行于红毹毡上。但另一方面，长沙城里十数处庙台戏（当时没有戏院），上演的昆腔剧目则越来越少。杨恩寿《坦园日记》所记，从同治五年（1866）至同治九年（1870）在长沙共看戏256次，除官绅堂会戏44次外，看庙戏212次，他日记中记戏名较少，从记述了的剧目看，绝大多数为弹腔、高腔剧目。仅在同治七年二月二十九日记有“闻玉泉山有普庆，因《水漫》戏不佳，遂往岳家小坐”；同治九年（1870）四月二十四日“观普庆于祝融宫，今年始听昆曲也”（分别见杨恩寿《坦园日记》第256页、353页，上海古籍社1983年5月第1版）。可见湘剧昆腔在市民大众中演出已大为减少。
湘剧昆腔是逐渐衰落的，其过程较长，如果从同治初期算起，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最后一折昆腔《别母乱箭》演出为止，延绵了七十多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专唱昆腔的大普庆班，为了生计，开始高、昆、弹兼唱。小普庆班和同庆堂早已拥有一批高、弹剧目，他们实行三种声腔兼唱，比大普庆班来得快。此时大普庆班还专门延师教唱高腔。从此，没有专唱昆腔的班子，昆腔只是湘剧中的一种声腔了。第二阶段是在较长的“兼唱”过程中，上演的昆腔剧目的比例不断减少，有些昆腔戏，通过“改调歌之”成为高腔或弹腔剧目。到清末，长沙勋家、绅家大半日趋没落，堂会冷清。叶德辉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写的《跋桧门观剧诗》中说：“绝妙元人北九宫，魏梁一出变宗风。昆山近又无人会，哪解寻源白石翁”（见叶德辉《桧门观剧诗》，载《湖南地方戏曲史料》第一集第134页）道出了湘剧昆腔的衰落。第三阶段是余韵，叶诗所说“无人会”，实质是“无人看”了。当时湘戏班里如名小生周文湘、张红云、名正旦漆全姣、名丑何文清、名老生朱仲儒、名净柳红鸾、王春泉对昆腔均有根底，他们只能去民间曲会传唱昆腔。普庆科班出身的笛师邱义林，原籍是安徽人，在小普庆班解体后，他留在湘戏班继续司笛，更主要的活动是为曲友和后来兴起的坤伶教授昆腔。不少成名的女演员如老生甘神申、郭福杏，花旦王福保、程福纯、唐福莲、彭福娥等，都曾向邱义林师傅学过昆曲。民国二十年（1931）夏，湖南发生特大水灾，殃及50余县，湘剧全体坤伶举行为期三天的赈灾义演，其中昆腔折子戏《春香闹学》、《剑阁闻铃》两剧，就是邱师所教（见笔者收藏之节目单）。这次为赈灾演出的两折昆腔，组织者担心观众听不懂，特意将《闻铃》和《闹学》的剧本，印在节目单背后，这一细节颇能说明昆腔与观众的审美障碍。民国二十四年（1935）5月，京剧名家程砚秋先生率班来长沙献演，湘剧界组织联欢，精心安排了高、昆、弹三种声腔的剧目，由著名大靠老生朱仲儒、著名老旦田华明，在新舞台演出昆腔《别母乱箭》。程先生看后说：“没料想洞庭湖之南，还存有如此古音，诚非易事”（黄增甫《春泥馆随笔・湘剧忆旧话昆腔》，载1990年12月《长沙文史》增刊152页）。这是湘剧昆腔在省垣舞台上最后一次演出。
湘剧昆腔的衰落，我以为主要原因是观众的流失。流失到看高腔、弹腔戏去了。正如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初期，戏曲的观众被多元文化所争夺，使戏曲从艺坛霸主地位，跌到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境况。从观众本身来说，有一个换代的问题，上一代观众喜爱昆腔，下一代观众就不一定喜爱。光绪末期，“大普庆班在长沙乾元宫演唱昆曲，民谣讽之为‘大普庆，肚里痛’，嫌其曲调缠绵，如同”（ 见《湖南地方戏曲史料》（二）第3页，湖南戏曲工作室编印）。为什么道光、咸丰时没有此类民谚出现？这就是“观众换代”之故。从昆腔本身来说，虽然她舞台语言地方化了，但剧目题材、文词音韵正如焦循《花部农谭》所说“吴音繁褥，其曲虽极谐于律，而听者未睹本文无不茫然不知所谓”（清焦循《花部农谭》自序，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8卷225页）。她和高腔同是“曲牌连缀体”，但在追求通俗化、平民化，争取观众方面则不如高腔。新兴的乱弹（湘剧称“南北路”）进入湘剧之后，因其剧目“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质直，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清焦循《花部农谭》自序，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8卷225页），争取了大量的市民观众，发展到同治、光绪年间已是十分昌盛了，而昆腔则逐渐衰落。足见任何时期，戏曲拥有观众是一个生命线的严重问题。观众流失还与戏曲商业化有关。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开始，长沙相继兴建不少茶园、戏院，观众需买票看戏，过去堂会戏由官绅出资，庙会由“会首”筹款，无需观众掏钱，演出剧目尚有昆曲点缀其间。茶园、戏院追求经济效益，也就自然排斥昆曲剧目了。
任何一个剧种离开本土，到外地进行传播，生根开花，她必然要受当地语言、民间音乐乃至风土人情的影响，逐渐嬗变而地方化。昆腔自不例外（唯京剧传播到全国各省，如在湖南就有一百多年历史，却没有地方化，这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湘剧昆腔地方化问题，这方面史料极少，《湖南地方剧种志・湘剧志》第165页，说普庆班是“以长沙方言提炼为舞台语言的昆剧班。”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用中州韵的“长沙官话”，来规范昆腔的舞台语言。这显然是戏曲史家结论性的话语。乾隆年间大普庆班由京南下或“新到吴伶”，进入长沙唱戏，不可能很快就会运用“长沙官话”，开始必然如袁中道所说“优伶二部间作，一为吴Q，一为楚调，吴演《幽闺》，楚演《金钗》”（见袁中道《游居柿录》）。经过较长时期的演出，在舞台实践中相互影响、融化、以逐步实现地方化。另一方面，本土艺人学习、演出昆腔，其过程正如刘献廷在衡阳看昆曲后说的“楚人强作吴Q”（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第147页。中华书局出版，1957年7月第一版）。虽含贬意，却是这一事物自身的必然过程。长沙昆腔自然也有这样一个过程。到光绪十一年（1885），上面提到的九麟科班出身的名小生熊庆麟，“仍在大普庆班唱戏，他唱昆腔剧目用长沙官话为舞台语言”（见《湖南地方剧种志・湘剧志》第158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湘剧著名琴师彭菊生（1898-1970），曾师从昆曲笛师邱义林学笛，而邱与熊庆麟是小普庆班的同事。彭菊生生前告我，他看到的昆腔戏，道白完全是长沙官话了。我提问唱腔旋律怎么化？彭老说：“字正腔圆，腔随字转嘛！”彭老艺人的口述和上引《湘剧志》的史料是吻合的。可以说明昆腔至迟在同、光年间就实现了地方化。但其丑角，如《活捉三郎》之张文远、《五才子》之佛印等，还保留着“苏白”，一直到现在的弹腔戏里仍然如此。
昆腔虽不存，“水磨精神”犹在
昆腔虽然退出了湘剧舞台，但她艺术上的“水磨精神”，却渗透在湘剧血液中。周贻白先生说昆腔“今日许多的地方戏剧，仍不免受其影响，声腔和词句，固不必仍皆依其范畴，但排场、伴奏、服装、科介，实犹存其余绪。”他举出了汉剧、湘剧、川剧、滇剧，乃至桂剧、粤剧等等（《周贻白戏剧论文选》第108-20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黄芝岗先生则具体指出湘剧《金印》、《白兔》、《投笔》、《琵琶》四大高腔戏，“因早年城市戏班昆弋合演，受昆曲影响极大，显著的例证是这一类的高腔戏用小锣、小鼓随腔演唱文戏，不重武功表演，却和昆曲一样重优美细腻的做工、舞蹈”（见黄芝岗《论长沙湘戏之流变》。载《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第63页。中国戏曲出版社1957年7月第1版）。这里不妨再举几个实例。如《打猎》、《回书》是高腔整本戏《白兔记》之二折，由娃娃生扮演的咬脐郎，在井边会母，询问李三娘的苦情，至愿意为其捎书带信，表演全是载歌载舞，要求头、颈、手、脚、翎子、打带，有机旋动，配合和谐，功技十分繁重。《回书》见父，诉说“出猎”遇李三娘之经过，可说“无动不舞”。弹腔折子戏《兄弟酒楼》，系整本《翠屏山》之一折。写石秀在酒楼向杨雄述说其妻潘巧云不轨之事时，石秀与杨雄两人的对称表演，贯穿全剧，“对唱时两人头上所戴黑色软罗帽的它它和身上的打带，以及杨雄的髯口都要配合唱词，做有节奏的舞蹈动作，要一正一反、互相对称、一模一样。吴绍芝与欧元霞演出此戏时，每一动作的幅度和速度，都能达到毫厘不差”（ 王申和《湘剧近百年史料琐谈》，载《湖南戏剧》月刊。所提吴绍芝为湘剧小生泰斗，欧元霞为著名大靠老生）。此外如《抢伞》、《不老夸才》、《水漫》、《断桥》、《桂枝写状》、《赶斋泼粥》等戏，唱腔之婉转，表演之细腻，都是昆腔戏“水磨功夫”，长时间影响所致。她丰富了湘剧的上演剧目，提高了表演技艺，因此，说昆曲是“百戏之师”，并非过誉，湘剧艺人是承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