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文化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闽台文化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民间文化的产生是以传统民间社会生活为基石的。传统民间社会生活的大环境练就了民间文化的造物理念、生活方式、生产形式、信仰、价值观以及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如：在农耕时代下，人们的思想上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多子多福的期盼、对风调雨顺的期待、对“天人合一”的追求、对“佛”“神”的尊崇等，并通过手工制作的方式将这些思想和文化意识形态蕴含在生活中，产生了具有审美价值和文化功能的剪纸、年画、皮影、民间玩具等等艺术形式，结出了丰硕的民间艺术果实，这些艺术形式具有“自给自足”“纯手工”“朴素”的特点，与生活紧密相关，表达了人们的思想情感。因此，作为一种艺术形态，民间艺术是民间文化的物化形式和形象载体，体现了在农耕文明历史条件下的传统民间文化特质。并且，民间文化为民间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对民间艺术的产生、发展和存在产生着重要影响。正因如此，民间文化的发展和平衡对民间艺术的繁荣具有决定性作用，民间文化生态平衡性可以为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优良的生存环境。反之，民间文化系统的生态失衡将直接导致民间艺术的落寞，甚至会使其退出艺术舞台。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精神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用上了科学技术带来的高效农具、住上了宽敞的高楼大厦、贴上了时尚的装饰画、玩上了更具趣味性和挑战性的电子玩具等。从民间文化自身来看，其所处的“自然—文化—社会”生态系统中，自然与社会要素都发生了改变，这使得民间文化的生存环境下的农耕时代背景逐步消失，因此，民间文化的生态平衡性受到冲击。民间文化的失衡，使得生长于民间社会生活之上并承载民间文化内容的民间艺术也丧失了其生存的土壤，导致了许多民间艺术作品粗制滥造、庸俗、肤浅并且种类在日益衰落、流失。民间艺术失去了广泛的民众基础，不再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要么被认为是“落后”的东西退出市场，要么被认为是“古董”束之高阁，失去了原有的现实性和必要性。那么，该如何去拯救传统文化中的民间艺术呢？如何让民族文化中的瑰宝重新散发出光芒呢？

二、寻求民间文化及其艺术的发展

1.处理好文化发展，把握文化主流

民间文化根植于广大民众的生活，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当人们的生活方式、交流方式等诸多因素发生改变时，人们更快、更方便地接触到各种现代的、外来的文化形式，并快速地被感染和铺开，这使得传统的民间文化受到冲击。因此，处理好文化的发展，建立健康、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体系，是寻求民间文化及其艺术形式发展的根本。民间文化应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发展，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自身的提炼，即重新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本身，将封建的、愚昧的、不适合现代生活方式的部分进行舍弃处理，将现代文化中的内容融合在传统文化中，实现既有民族传统文化根基，又具时代性和生命力的中国民间文化的主体，形成现代的中华民族文化特征。其次是融合外来文化元素，正确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丰富文化形式和内容，壮大文化队伍，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使多种文化形式融合在文化队伍中，才能形成完善的、适合时代需求的民间文化和民族文化，给民间艺术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养料，使民间艺术这棵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2.丰富和扩展民间艺术的形式与门类

在构建现代的、具有传统文化根基的民间文化基础上，丰富和扩展民间艺术的形式与门类，是对民间艺术的延伸与发展。张道一提出“民间艺术是一种‘母性’艺术，是民族文化的根之所在”。民间艺术的“母性”特点就在于：它以文化根基为养料、具有繁衍发展的能力。这就我们需要抓住繁衍的内在动力，去发展更多的艺术形式。就传统的民间艺术造型形式和内容来看，不管是剪纸、年画、泥塑玩具，还是皮影戏，它们都具有共同之处：是以民间固有的美学理念为审美尺度进行的造物活动，具有艺术性、民俗性，是生活和审美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人民大众的理想、感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种真正‘为生活造福的艺术’”。也就是说，民间艺术之所以具有魅力，是因为其蕴涵着人们对生活美好的期盼。那么，就造物物质本身而言，其造型形式、风格、内容、表现的手法、新的视觉形态就可以根据现时代的审美、时尚、甚至是新型材料等等方面去挖掘更多的素材和元素，提升和扩展已有的民间艺术形式美感、丰富素材及主题，使其更符合现代生活内容，更贴近人们的现代生活。这样的民间艺术就再不会是古董和文化遗产，而是民间艺术的再生和繁荣。

3.将民间艺术与现代设计结合

篇2

当前，旅游已“飞入寻常百姓家”，已成为人们最基本的生活方式之一。旅游是关联性很强的民生产业。相关研究统计，旅游业投资每增加1元，可带动其他行业投资5元；旅游业每创造1元钱收入，可间接创造7元钱社会财富；旅游业直接增加1个就业岗位，可间接带动7个人就业；旅游收入每增加1元，可带动相关行业增收4.5元，产生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旅游业成为一棵“摇钱树”。但是，旅游与文化相互融合、相得益彰、不可分割，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没有旅游的文化就没有活力，没有文化的旅游就没有魅力，抓住了文化就抓住了核心价值，抓住了旅游就抓住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旅游业还是一种绿色产业，因其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发展潜力大，已成为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成为各国各地区争相发展的产业。目前，全球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旅游产业列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我国已有28个省区市将旅游业定位为支柱产业或主导产业，其中13个省区定位为战略性支柱产业。黔东南有33个民族和2个待识别民族，是全国30个民族自治州中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最多、比重最高的自治州，是全国苗族、侗族最大聚居区，也是我国苗、侗民族文化的核心区。黔东南有众多物质文化遗产，分别有国家级、省级、州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处、53处、88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座、名镇2处、名村3处，还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世界级1项，国家级52项68个保护点，省级175项206个保护点，州级186项218个保护点，有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1人，省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77人，州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96人。此外，从江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雷公山麓苗族村寨和九侗六侗地区侗族村寨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传统村落225个（占全国、全省总数的14.4%和77.1%）。因此，黔东南被外界授予“歌舞之州”、“百节之乡”、“原生态博物馆”、“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生态博物馆”、“人类疲惫心灵的最后家园”、“返璞归真的地方”、“世界苗侗原生态民族文化遗产保留核心地”、全球10个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保护圈之一（中国有两个，其中一个是）等桂冠。改革开放以来，黔东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但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依旧突出，消费率偏低、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还不够强，“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不足”的问题还存在，缩小城乡、区域差距的任务依然繁重，资源环境的约束依然强化，发展方式还较粗放，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需要依托原生态民族文化资源禀赋优势，抢抓打造发展升级版的历史契机，以民族村寨为根、以原生态民族文化为魂，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满足外界对异质文化的消费心理需求，打造在全省、全国具有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文化旅游产品，在打造旅游发展升级版中实现提质转型。经济落后、民众贫困是民族文化式微的重要原因，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让文化拥有者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加体面，培育他们的自尊心、自信心，也有利于形成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在推进“科学发展、赶超跨越、同步小康”中能有效保护传承民族文化。

二、文化旅游发展时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面临的挑战及原因分析

20世纪80年代初期，黔东南就开始在雷山郎德等民族村寨开发民俗旅游，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带来了严峻挑战，民族文化正面临淡化消亡的险境。如在民族服饰方面，愿意穿着民族服饰的人越来越少，自觉学习、懂得制作民族服饰的人更少，现在的年青人几乎不想再制作民族服饰，民族服饰文化传承渐显后继无人之势。在民族歌舞方面，许多地方酒歌不再广泛传唱，情歌不再时兴游方活动，失去生活载体而逐步消失。如在水族村寨，结亲当天男方派一男两女未婚青年到女方唱一夜歌，是全寨最热闹的事，当天全寨人都会来欣赏对歌，可现在年青人不会唱、不愿唱也不愿听了，原来走进新娘家的门、走出新娘家的门以及整夜唱歌的习俗已不再。在民族语言方面也呈逐渐萎缩之势。外出务工是当前乡村民众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纷纷外出甚至举家外出务工、经商，一些既会讲民族语言又会讲汉语的父母，已不再教自己的孩子讲本民族的语言，而是更愿意让孩子说汉语甚至标准的普通话等等。民族文化保护的保护传承已成为一道世界性难题。这是因全球化、工业化浪潮所带来的标准化、有序化，对人们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变化，对自由化、无序化的农耕文化带来巨大冲涮，民族文化的脆弱性和不适应性日渐凸显。此外，文化旅游的开发不当也带来一定的破坏性，原因表现如下。

原因一：资源特征相似与开发中的“重建”问题黔东南的原生态民族文化资源洒落在全州境内的广大民族村寨，苗族文化主要集中在环雷公山的苗族同胞村寨，以及部分存留于月亮山上的苗族同胞村寨。侗族文化又分南侗文化和北侗文化，南侗文化主要集中在南侗的黎平、从江、榕江三县的广大侗族村寨，北侗文化主要集中在锦屏、天柱、剑河、三穗等县的侗族村寨，水族文化主要集中于榕江以及从江、雷山、丹寨、剑河等县的水族村寨，不管是苗族文化、南侗文化、北侗文化，亦或水族和其他民族同胞文化，在同一文化区域内同一民族的文化资源特征有很大的相似性甚至相同性，这对打造极具个性特色的景区景点带来巨大难题。与此同时，在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进程中，有时以“重建”方式打造旅游景区景点，不仅导致旅游产品的高度同质化，还造成旅游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破坏。

原因二：重资源开发与创新不足的问题当前，黔东南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很大部分还处于把旅游资源直接当作旅游产品来打包和兜售。在开发中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甚至把文化当做发展旅游的唯一“资源”，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出现旅游至上、唯利是图的倾向。为迎合和满足游客的欲望，任意复制、篡改、伪造文化。侧重于餐饮、住宿、娱乐等基础设施“硬建设”，侧重打造“农家乐”，千方百计地向游客提供具有农村风味的吃喝玩乐的设施招徕游客，以尽快赚取利润，而在“文化”两字上下工夫还不足，对于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和充分利用还不够，对文化旅游产品、旅游开发模式的创新有待加强。

三、推进文化旅游发展与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良性互动的建议

建议一：明确发展定位，创新发展理念一是结合地区实际，明确发展定位。结合黔东南、立足贵州、放眼全国、面向世界，秉承原生态民族文化优势，将黔东南文化旅游放在全省、全国、全球价值琏的布局中来谋划，优先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将文化旅游作为全州最具核心竞争力的特色优势产业加以培育、打造。二是坚持生产性活态保护。敢于在市场化进程中保护文化，既要藏艺于民，更要载艺于旅、显艺于市，让文化与市场对接，激发文化主体的动力，让反映民族根与魂的文化能够传承后世，让原生态文化环境得到滋养，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求发展。三是突出苗、侗族特色文化。大力发展以苗、侗民族文化旅游为核心的文化旅游，让外界更多了解、更多深入、更多享受原生态文化魅力、体验浓郁民俗风情，不断把文化旅游业做特、做新、做精、做大、做强。四是以当地民众为根本。充分考虑到当地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诉求，以传承人和当地群众为根本，关注传承人命运，呵护传承人，关注守望者，保留文化主体人，激发众人参与，由个人传承变为群体传承，实现“要我保护”到“我要保护”的文化自觉。

建议二：突出个性特色，打造“三个”集群一是打造环雷公山原生态苗族文化旅游集群。以雷山、雷公山和苗岭为中心，包括雷山、榕江、台江、剑河、丹寨等县的典型苗族村寨，积极推进蝴蝶园、亚热带鸟园、红豆杉植物园、苗药植物园和中国苗族文化体验中心等产品项目的建设，打造世界级的原生态苗族文化旅游区。二是打造黎从榕原生态侗族文化旅游集群。重点打造肇兴侗寨旅游区、七星侗寨文化旅游区、小黄等侗文化产业园、岜沙苗寨景区建设、三宝侗寨侗文化旅游区、五榕山城市主题公园及旅游休闲度假区、八舟河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等，打造世界级的原生态侗族文化旅游区。三是打造舞阳河流域原生态自然文化旅游集群。以舞阳河和镇远古城为核心，包括报京侗寨、杉木河、云台山、黄平革家寨、飞云崖、旧州、剑河温泉、谷陇苗寨等，打造在国内、国际有影响力的，集历史文化、自然风光、原生态民族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旅游景区。

四、结语

篇3

关键词：民营演出；舞台监督；多样化

中图分类号：J8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4）11/12-335-1

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不陌生，特别是苏南一带，走乡串镇的“戏班子”是老百姓的欢乐源泉，场馆里说书、唱曲的民间艺人，也曾为群众带去喜悦。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不断增多，各种民营文艺表演团体也开始“火”起来。经过多年的发展，苏州的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已是全市重要的演出力量。目前全市已有民营文艺表演团体48家，演职人员一千余名，演出门类涉及声乐、舞蹈、戏剧等。这些表演团体常年扎根基层、服务人民，为繁荣演出市场、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10年，苏州在全国率先出台《支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发展奖励办法》，设立了专项资助扶持资金，每年组织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参加各类演出活动。数据显示，仅2013年一年，苏州全市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演出场次超过8500场，接待观众超过600万人次。为进一步发挥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在繁荣苏州文化事业、壮大苏州文化产业中的作用，苏州市文广新局已连续多年主办“家在苏州・成就梦想”―――民星舞台活动。为期一周的活动中，各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组织形式多样的节目进行集中展示，既给群众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粮、传送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同时也为各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搭建汇报的展台、交流的平台和表演的舞台，以此来推动苏州民营文艺表演团体不断做强做大。

一、舞台监督首先要担任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参谋员”

众所周知，一台成功的演出从构思和设计开始，就需要舞台监督能全面地把握各个环节。以2014年苏州市文广新局主办的“家在苏州・成就梦想”民营文艺表演周为例，参演的19家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各具特色，也存在参差不齐的状况。其中专业的院团如苏州芭蕾舞团，他们常年在苏州大型剧院演出，节目质量有保证。同时能够了解、理解并配合舞台监督的各项工作。与苏州芭蕾舞团同台演出的还有相声社嘻哈一笑堂、苏州小天使芭蕾舞团等等。确定好节目单后，舞台监督就要开始给这些团体出谋划策，让他们在最大限度地运用舞美的基础上展示最佳的节目状态。舞台监督只有为团体当好了参谋，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舞美数据，才能让表演团体在编排节目时把握准确，好在联合展示专场上展现各自的亮点。

二、舞台监督要甘为给民营文艺团体“跑龙套”

民营并不意味着水平业余，苏州的许多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演出水平不比公办团体逊色。为了保证演出质量，他们也都选送了优质的节目。但是部分民营表演团体仍存在人手不充裕等状况。为了使演员能够顺利走台、演出，在现场，舞台监督往往要帮助民营团体打下手、跑龙套。这些龙套活不仅有帮助舞美人员上下道具，也有在导演的安排下为演员做好“地脚线”等杂活，同时还有可能要临时客串演出中不起眼的、演出时间极为短暂的小角色。舞台监督只有甘于为民营团体“跑龙套”，才能有效、快速激发演员的表演能量。

三、舞台监督需当好导演和“老板”的“中介”

这其实是舞台监督的本职工作之一。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负责人往往身兼数职，既是老板又是演员。在民营剧团演出时，当导演负责场内的事宜时，场外的几乎所有事情都要由舞台监督来负责、支配各个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来完成。给导演和老板当“中介”意味着要按照导演的部署，来督促不同的民营文艺团体“老板”按照舞美设计图、依照排演日程的规定，为舞台的布景、服装、灯光等等做好周全的工作计划，完成任务等。

四、舞台监督要勇担演出各环节中“老娘舅”的角色

有的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演出经验丰富，众多江浙沪地区的院团都很认可。比如苏州壮丽戏剧工作室、太仓雅鹿沪剧团等。他们拥有大批的稳定的“粉丝”。这些“粉丝”可以说是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衣食父母，所以只要观众有需求，演员都会满足。演出前要求与“民星偶像”带妆合影，演出中要到后台来拍照，节目结束后，想要登台与演员一同庆祝演出成功。这些要求往往会影响演出，甚至影响其他同台表演的民营文艺团体。这个时候就要看舞台监督怎么扮好“老娘舅”的角色了。

尽管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所占的市场份额上，民营文艺表演团体都不容忽视。但是由于部分团体“发育不良”、累积的节目粗放、人才匮乏等问题仍普遍困扰着他们。有的民营文艺表演团体，为了生存和盈利，演出的节目并不高雅，这就可能导致节目不能尽如导演的意。舞台监督在收到导演指令时，就要做好“老娘舅”，让这些团体的演员尽可能脱离平时的相对俗气的表演习惯，给观众美和雅的感受。当然，“老娘舅”还将责无旁贷地负责在演出过程中解决各个民营文艺团体的演员与舞台工作人员相互间的纠纷和问题。负责起演出的保卫工作，倘使舞台上临时发生了事故，也要及时采取紧急措施的权利。这个老娘舅除了会“讲”，还得会“做”。

“好花需要绿叶衬，好玉需要刀来琢。”舞台监督就好比是那把琢玉的刻刀。演出市场的不断完善，更对舞台监督人员的素质和综合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今天，国家已经为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搭建了一个公平的舞台，我们相信并期待，在这个公平的舞台上，作为“参谋员”“跑龙套”和“老娘舅”的舞台监督人员，定能通过自身不断的努力和进步，让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生命力愈加蓬勃，演出愈加精彩！

篇4

论文关键词：少数民族

生态伦理

文化功能

人与自然

自然生态环境是各民族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它影响和制约着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选择。

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将生态系统视为一个整体，创造出适合当地生态环境的独特的生存方式，构建出内容丰富的生态文化。这些包含着丰富生态伦理智慧的思想，对于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物种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化本质上是种工具装置，通过它，人可以把自身置于一个较好的处境中去应付周围环境以及在各种需要的满足中所面临的各种具体而特殊的问题。”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是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变化进程的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发挥了其特有的社会作用，并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承载了多方面的功能。

一、对民族心理的整合凝聚功能

一个民族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造就特殊的生态文化，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调相处的历史。“万物有灵”是这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概念，蕴含其中的朴素的自然观，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基础。生态伦理文化是少数民族先民与大自然“互动”的升华，当人们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对很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时，他们就会通过神话和史诗等形式对宇宙的生成、万物的起源、演化和人类的起源进行极为生动的猜测和描述，认为可以通过求助或控制超自然力量实现人们的愿望，以此表达人类对自然养育之恩的感激。

北方民族先民对太阳的崇拜在丧葬习俗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鄂温克人非常爱惜和重视驯鹿；满族视鹰为神，捕鹰时不说“捕”要说“请”或“拉”，捕鹰之前要拜祭鹰神，鹰神同时还是满族的生育神、氏族守护神、萨满巫祖神；鄂伦春族也对熊、虎、狼等曾是崇拜的图腾或保护神的名字充满敬意，不许直呼其名，在狩猎前通过绘画或泥塑等形式进行祈求收获的仪式；柯尔克孜族在居室饰物上绣有刀剑的图案。这些信仰和仪式形成了敬畏、崇拜、关怀、感恩等各种心理，对团结部族成员、增强安全感，维护民族心理的整合凝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对人际行为的协调和规范功能

“适度”、“知足”的伦理思想是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中的重要一环。“凡事不可超越界限，超过了限度会适得其反。凡事均有相应的尺度，只有适度，百事才会圆满。”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通过对人际行为的协调和规范，号召人们各安本分、各尽其责、容忍、谦让，强调人对社会的责任；要求人积极投入社会生活，为自己、也为别人造福；倡导人们从宿命论和超自然力量中去寻找人间灾难的根源，用自己的善恶观、道德观和戒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有效地减少了部族间的摩擦，使已有的冲突得到缓和；要求只要每一个成员都做部族认为正确的事，他就会赢得一切神灵和部族成员的赞赏，反之，就会受到神灵的报应、惩罚和部族成员的谴责；主张部族对神灵承担特定的道德义务。赫哲人族对乌苏里江、黑龙江、松花江，蒙古族对鄂嫩河、克鲁伦河、嫩江、辽河，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对伊敏河、诺敏河、海拉尔河和多布库尔河等都十分崇拜。他们视神山是神灵的化身，从不乱打神山上的动物，也不砍神山上的树木。维吾尔族很重视打猎的季节，尽力避免打到正在怀孕或哺乳的野生动物、不许虐待自己的牲畜、宰牲畜吃肉时不许宰杀未满周岁的牲畜。鄂温克族以鸟作为氏族的图腾物，每个部族都十分尊敬自己的图腾物，不打、不恐吓它，更不许外氏族的人伤害。他们认为污染大自然是极大的罪孽，会给自己和部族带来灾祸。

这种规范将宗教和道德融为一体，集精神和文化于一身，具体的行为标准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部族成员的日常行为。使人们自觉地将自己置于某种超自然力量的控制和保护下，只有克制、知足、行善、奉献才能获得幸福报偿。在人与人的相互交往中，促进了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发展。强调个人的道德责任和奉献精神，设计出符合部族文化利益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逐渐成为民族或区域文化传统的部分，具备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功能。

三、对信仰、禁忌的解释功能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尽管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系统的理论体系，但是，它通过各民族长期传承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习惯法及日常生产、生活习俗流传下来，影响至今。

藏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分别创造和流传下来了《格萨尔王传》、《江格尔传》和《十二木卡姆》等大量的传说故事。《魏书·高车传》记载：“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

(单于)筑高台，置二女其上，将以与天之(天不至)而狼来，女下为狼妻而生子，后遂滋繁成国。”在突厥的起源上也有“其先国于西海之上，为邻国所灭，男女无少长尽杀之。至一儿，不忍杀，刖足断臂，弃于大泽中。有一牝狼，每衔肉至其所，此儿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后遂与狼交，狼有孕焉”的传说，反映了突厥的狼祖崇拜；蒙古族崇奉苍狼和白鹿，《蒙古源流》就记载了不许伤害苍狼、白鹿的故事，实际上这些图腾崇拜都源于生存的需要。突厥人崇拜狼是因为狼对游牧经济影响很大；通古斯人崇拜熊，熊是狩猎中遭遇的最凶猛的动物之一；蒙古人崇拜马，马在蒙古人的游牧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鹿则是鄂温克人得力的运输工具，他们的生活用品和打到的野兽完全依靠驯鹿驮运，鹿成为鄂温克人的“森林之舟”，这些流传至今的创世史诗和神话传说包含着少数民族朴素的生态自然观和生态道德观。这种对自然的敬畏、崇拜反映出人在面对自然关系时的伦理选择以禁忌、崇拜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春天是许多动物产崽的季节，对于那些产崽的动物少数民族先民不仅不准打，还要加以保护。

东北鄂伦春族不准打正在孵卵或哺乳的雌『生禽兽，他们相信打了以后再也不会打到猎物；要求在特定时间，对特定区域的森林实行封山育林，禁止滥砍滥伐树木、随意捕杀动物，避免惊动动物、植物的神灵；认为对一只动物的善行等同于对人的善行，对一只动物的恶行等同于对人的恶行，违犯禁忌会给本人和部族带来灾难。因而禁止人们对野生动物乱捕滥杀。维吾尔族也很重视打猎的季节，无论是在信仰佛教、摩尼教或是伊斯兰教的环境下，维吾尔族都要求不能为满足自己的私利随意猎杀、捕捉飞禽走兽。保护、关爱动植物成为少数民族共同的传统美德和生活习惯。这种出于对自然的敬畏之情、把大自然看成是神格化和人格化的观念体系、反对对草原、森林、湖泊、河流的滥垦、滥伐和污染，是少数民族生态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的出发点。“敬畏天物”、注重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在客观上减少了对自然的破坏，保持了生态资源的多样性。

四、对生活习俗的保存和传递功能

我国的许多少数民族，历史上都曾经历过一段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的时期，同各种鬼神思想也通过祭祀节日、风俗习惯的形式保存下来。狩猎民族的舞蹈内容多是以象征性的方式捕捉动物。“逐水草而居”的少数民族形成了住毡包、帐篷，吃牛、羊肉，以奶茶、奶酒为饮料的习惯，从事畜牧业的少数民族有着穿皮毛衣裤、扎皮腰带、红白喜事、节日吉庆都离不开牲畜的生活习俗；而生活在绿洲农业区的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则以米、面、肉食为主，穿棉、绸、布衣，腰间扎布巾，“逐渐形成了新疆民族充满生气与活力、豪迈刚直、慷慨激昂的民族精神和深层文化结构”。鄂伦春族崇拜桦树，桦树木材坚硬，能用来盖屋、造船，制作食具、饮具、盒箱。《龙沙纪略·物产》中记载：“鄂伦春地宜桦，冠覆器具庐帐舟渡，皆以桦皮为之。”诺鲁孜节是现在新疆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少数民族的隆重节日，也称为“春分节”，每年诺鲁孜节要举行拜水、拜树、敬土地、敬自然等一系列活动；将一盆象征春天的青苗放归河流，让它顺流而下，希望将绿色播撒大地，给人们带来吉祥、丰收。塔塔尔族在6月过“撒班节”、蒙古族在“夏初节”举行预祝畜牧业丰收的庆祝活动、塔吉克族有“祖吾尔节”和“铁合木祖瓦斯提节”，这些节日都是为了期盼风调雨顺，获得大自然的佑护而举行的农事节日。它保持了各民族丰富的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各种技巧和方法，象征性地强化了文化意义上的各种活动。

五、对人类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调控功能

人类作为社会存在物同自然界发生关系，生存是必须满足的基本需求，生产方式从来都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的支配作用极大。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为人们提供了一套有组织、有系统的宇宙观念，为人和环境建立起相互荣辱与共的联系。

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大多与其生产生活的资源有关。它最初表现为群体的信仰认同，众多的少数民族认为自己是由某种动植物变成的，演绎了各种各样的源于具体自然物的族源传说。在萨满神谕中，柳是生命的象征。满族神话中也说：在很久以前，祖先居住的河突然变成了虎尔罕海，大水淹没了万物生灵，只剩下了一个人。他在大水中随波漂流，眼看就要被水吞没，这时候水面漂来一根柳枝，他抓住柳枝，柳枝载着他漂进一个半淹在水里的石洞，化成了一个美丽的女人，并和他生下了后代，柳树就做为满族的始祖，被予以祭祀和保护。①鄂温克族把熊视为祖先；哈萨克族认为自己是白天鹅的后代；侗族先民认为万物起源于“雾”，并自觉地将这些作为人类本原的东西加以保护，希望得到超自然神力的认同和庇护。这种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体现在生态伦理思想上，就是各少数民族最初的“天人一体”的自然生态伦理思想的具体表现，它以直观的形式反映出人与自然物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包含着深刻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伦理智慧。

篇5

关键词：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SWOT分析

一、前言

2006年6月，湄洲妈祖祭典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各地每年有近百万的妈祖信徒前往莆田湄洲岛祖庙进行朝拜，本文主要研究方向是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背景及SWOT分析，为发展妈祖民俗体育产业提供理论参考，给予未来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发展一定的帮助。

1.闽台妈祖民俗体育的研究现状

莆田市湄洲岛是妈祖的故乡，每年都有诞辰、羽化升天祭典、庙会等重大节日，在这些祭典表演里面有很多传统的妈祖民俗体育项目。妈祖民俗体育活动的表现形式大致有三种：庙会活动、节俗活动及民间艺术活动。每年全世界前来湄洲岛进香谒祖朝拜的人很多，祭典上各种民俗体育节目的表演逐渐成为了祭典的主角，里面包涵了很多的妈祖民俗体育资源，这些传统的民俗体育项目在后人的精心改编下，很好地继承了原来的祭祀精神，而且赋予了这些体育项目各种的功能。妈祖信俗是中国首个信俗类世遗，发展民俗体育是关系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来说是有重大意义的。随着莆田湄洲岛滨海体育旅游业的开发研究与发展，关于妈祖民俗体育产业的研究也更进一步了，给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案例。

2.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背景

2008年8月开始，莆田学院认真研究整理了妈祖文化中的体育元素。以2009年9月30日妈祖文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契机。创编了妈祖健身功、健身操、健身舞三种蕴涵丰富妈祖民俗文化的体育项目，近年来，在莆田湄洲岛还举办了一些体育赛事，有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海峡两岸“妈祖杯”龙舟赛等，但是利用湄洲岛上的妈祖文化和滨海旅游资源开发出来的体育资源还不够规范科学，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等因素的需求，发展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很多人开始了湄洲岛妈祖民俗体育的开发和研究。自2011年11月开始，每年的妈祖诞辰和羽化升天祭典仪式由莆田学院师生来担任，这种祭典模式结合实际开发妈祖民俗体育的情况给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带来了新的研究思路。

二、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可行性分析

传统的妈祖民俗体育活动流传到了今天，很多已经被运用到了除庙会活动、节俗活动及民间艺术活动以外的地方，逐渐有了朝商业化发展的趋势。2010年6月，莆田学院体育系妈祖女子车鼓队参加了上海世博会上福建馆的节目表演，还到福州三坊七巷等各地表演，充分地展示了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可行性。目前，全球妈祖信众有2亿多，群众基础雄厚，发展妈祖民俗体育作用，一是促进了妈祖文化的传播；二是增进民族与社会的认同感。通过举办民俗节庆活动对国人而言增进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对世界华人而言增进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对外国人而言透过节庆活动增进对当地文化历史背景的认识与理解。当前，随着妈祖文化的世界性传播在全球尤其在台湾妈祖文化成为两岸民众精神交流的重要纽带，如今以妈祖冠名的体育赛事在两岸的各种节庆文化活动中比比皆是，体育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载体，而民俗节庆体育的地域文化性，加深了两岸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有利于海峡两岸的和谐与发展。

三、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SWOT分析

1.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优势

（1）资源优势。闽台妈祖民俗体育项目种类较多，每年“元宵闹妈祖”活动中的摆棕轿、耍刀轿、冲礼花等，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生辰日”和九月初九“妈祖羽化升天”祭祀活动中的皂隶摆、妆阁、转凉伞、八佾舞等。还有一些未用在这些传统祭典上的民俗体育，如妈祖女子车鼓、舞龙舞狮等观赏性较强的体育项目，还有妈祖健身舞、妈祖健身操、妈祖健身功等以强身健体为主的体育项目。加上世界各种以妈祖信仰为活动的庙会活动数不胜数，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各地的妈祖民俗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了。

（2）地域优势。莆田市地处福建黄金海岸中部，近年来，高铁的开通使得福州长乐机场和厦门国际机场到莆田的时间越来越短，莆田港口城市的发展已进一步促进了交通发展，建成了直达湄洲岛的莆秀高速等公路，对于全球妈祖信徒来说都可以算是一个交通便利的地方，而且背靠福建东南经济区，面向台湾海峡，地理环境优越，自古为福建台湾交往的重要通道。莆田湄洲岛是妈祖的故乡，是全球妈祖信徒前来朝圣的地方；莆田湄洲岛是妈祖文化的发源地，传统妈祖民俗文化保留比较完整，莆田其他一些地方的妈祖民俗体育也得到了很好的保留。

2.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劣势

（1）研究开发少。因为，全国民俗体育产业化问题研究比较少，而目前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还处在理论状态，在妈祖信徒心目中没多少影响力，所以，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初期要经过比较漫长的路。关于闽台妈祖文化的研究已经很多了，在网络上搜索关于妈祖的研究文献已经超过万条，但是没有针对性，涉及妈祖民俗体育的论文也比较少，有关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研究目前还没有，所以不能构成强有力的理论基础。关于妈祖的研究文献最早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伊能嘉矩在1918年《东京帝国大学人类杂志》上发表的台湾汉人信仰之海神。就是关于妈祖的研究，这样算来研究妈祖文化的年限还是比较久远的，长久以来的研究都很少涉及民俗体育传承与发展的话题，都是研究挖掘妈祖传统文化的。

（2）缺少专业人员。由于全国研究民俗体育产业化起步较晚，目前还没有人专门研究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政府或者企业也没有足够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和开发，缺少专门研究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这个方面的专业人才，这将导致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这个项目短时间内比较难发展，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积累经验。

3.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机会

（1）政策机遇。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和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海峡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标志着海峡经济区建设由地方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2009年《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4号]中四次提到要充分利用妈祖文化的优势，努力构筑两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国家给予了海西经济建设的大力支持，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妈祖民俗体育的发展，这样关于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课题也成为很多人和有关政府部门的研究对象，这样一来给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实践发展带来了机会。

（2）经济发展需求。据统计，2008年

共接待旅客6440多万人，旅游收入达56亿元，每年到湄洲岛朝拜妈祖、旅游观光的海内外游客达到100多万人次，其湾游客有10万人次。当游客认同这些妈祖民俗体育产业项目的时候，在每年来湄洲岛朝拜的时候就可以专门出资请具有闽台妈祖民俗体育特色的一些节目去表演，例如：舞龙舞狮、妈祖舞、妈祖车鼓等等，这样就能进一步的促进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发展，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2010年福建省第十四届田径运动会在莆田成功举办，打响了莆田的文化品牌，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在开幕式的晚会上，表演的很多节目都体现了浓厚的妈祖文化，向游客展现了妈祖民俗体育，这样既促进了妈祖民俗体育的宣传，又间接推动着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发展。

4.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威胁

（1）莆仙文化的竞争。妈祖文化是莆

田最有影响力的品牌，是莆田文化的龙头老大，但同时也与莆田的其他文化竞争，例如莆田南少林文化产业、壶山玉皇文化、九鲤湖祈梦文化产业，其中九鲤湖祈梦文化产业已经整合开发建设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这样一来妈祖文化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受到这些文化产业的冲击，这些文化产业或者其发展起来的旅游景区都将吸引很大一部分人的注意力，并且占用政府支持民俗文化发展的一大部分资源，都将会影响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发展，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如何在众多莆田文化产业的冲击下蓬勃发展，吸引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2）现代体育发展的冲击。莆田市素

有“田径之乡”“武术之乡”“篮球之乡”的称号。一直以来，莆田市的现代体育产业都比较发达，尤其是十四届省运会在莆田市的成功举办，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现代体育产业的发展，但是像妈祖民俗体育产业这种传统民俗体育产业的发展还是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政府用于发展民俗体育产业的专款比较少，导致了民俗体育发展缓慢，近年来，莆田湄洲岛的体育旅游开发与发展一定程度给予了民俗体育产业的发展空间，但是来自现在成熟的体育产业的冲击还是不容忽视的。

总的来说，对妈祖民俗体育的研究还是比较少的，目前将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还没人提出这一观点和加以研究，通过分析发展现状以及预测今后可能的发展方向—如果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与湄洲岛旅游结合起来，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可行性比较大。两岸民众交往越来越密切，同时妈祖文化又是两岸共同的宝贵财富，在台湾民众普遍信仰妈祖，很多人每年都会到湄洲岛妈祖祖庙进香，结合整个民俗体育发展趋势和国内国际社会发展的需要，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是必须发展的，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将一部分体育活动商业化，例如成立专门培训妈祖舞、妈祖功这些大众的娱乐健身教练，到各个社区或者老人院进行这些健身培训，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传统妈祖体育活动。其次，成立专门的闽台妈祖民俗体育活动训练基地，可以成立公司模式，全球有5000多座妈祖庙，每年都有很多的祭典仪式，一些庆典也可以出资请这些专业的民俗体育表演队表演，全世界有2亿多妈祖信徒，市场潜力巨大，所以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是可行的，但是还需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进行研究实践，只有理论联系实践才能真正实现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

参考文献

[1]吴冰，肖熙然.妈祖文化视野中的莆田滨海体育旅游业开发研究[J].海峡科学，2012（8）：151-153.

[2]林顺治.妈祖文化中的民俗体育探析[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1，3，28（2）：194-196.

[3]刘青健.妈祖文化视野中的莆田滨海体育旅游业开发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0（5）：128-131.

[4]林朝晖，林德明.妈祖民俗节庆中的体育文化活动[J].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2011，30（4）： 35-37.

[5]林立新，王佳.妈祖体育文化资源的开发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J].莆田学院学报，2011（4）：1-6.

篇6

英文名称：Journal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福建省福州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0-5285

国内刊号：35-1016/C

邮发代号：34-42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56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期刊荣誉：

社科双效期刊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联系方式

篇7

在我看来，相比其他学者的闽南文化研究，戴冠青教授的研究有三个特色。

情动闽南

闽南地区地处东南，历史渊源悠久，文化沉积多样，既保留了非常多的中国古代文化印迹，又有“大陆性”农耕中国非常罕见的海洋文化，其宗教流播、古汉语存留、宗族文化、民居建筑、商业传统、戏曲音乐等方面，既有特色又有丰富性，都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可以说，如果有众多学者致力于此，闽南文化研究完全可能成为国内地区文化研究中最有生发力的种类之一。然而，因为众所周知的政治隔离，原本只是福建省下属行政区划之一的台湾，一跃成为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焦点；而因为先后几次文化变故，本来深受闽南文化影响的台湾，也成为一个五方杂处、潜流暗涌的文化复合体。国内研究界由此逐渐出现了一批专事台湾研究的学者，以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等专门研究机构为核心，形成了台湾研究这个颇具热度的专业。与此同时，闽南文化研究往往就被闽台文化研究这个题目所包容了，闽南文化研究从母体的地位跌落，反而经常成为附属台湾研究的一个子课题。这样的研究往往不能深入闽南文化的基质纹理，也往往难以深入地了解闽南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存在，对于闽南文化的解释只能是肤浅的、浮光掠影式的，缺乏地区文化研究的厚实与敦诚。

戴冠青教授的研究则是我所见的最贴近闽南、扎根闽南的研究之一。

在《想象的狂欢》一书中，戴冠青教授坦陈自己的研究缘起于“对闽南文化的热爱”，并试图“在‘荆棘丛生的荒草地’上蹚出一条新路”，于是其花费了十年时间，选取了闽南民间故事这个文化沉积最为丰厚的角度进发，以历史传说与现实存在两个维度交互印证，来破解闽南文化的魅力密码。在研究过程中，戴冠青教授本着穷尽材料的原则，阅读了数量庞大的闽南民间故事材料。这些书籍大多属于民间故事系列，民间语言往往比较粗糙，条理性也不可能很强。而戴冠青教授这个出身文艺学、以“美”为本业、视文学语言为生命的作家协会主席，要潜心默志、埋头阅读这些民间故事，倘若没有强烈的本土之爱支撑着，那还真是不很容易做到的。至于说还要在对这些民间故事熟稔于心的基础上，寻其统绪，考其源流，明其本末，再对其进行分门别类，区隔定谳，那就更是不容易了。

正是基于如此认真的态度，在《想象的狂欢》等论著中，我们可以时时看到作者操控着各种闽南民间故事、闽南地区文献、闽台风俗人情，了若指掌，恢恢无间，行有余力，让人不禁慨叹于作者对于所研究对象“穷究本源”的治学态度。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陈益源教授在为《想象的狂欢》一书作序言的时候，谈到阅读本书的“一连串奇妙的景况”，“过去几个月内，仿佛无论我去哪里，《想象的狂欢》书里相关的篇章就会出现，如影随形”，并且慨叹“闽南民间故事实在太丰富了，丰富到不管我走到哪里都可以发现它们的无所不在，并且透过冠青教授的深入剖析，令人印象深刻，想忘都忘不了”。这种景况的出现，显然不是凭空而出，其实正是戴冠青教授的研究扎实而厚博的实证。

闽南文化的另一种暸望

闽南文化研究方面，经几十年积累，产生了不少论著。戴冠青教授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从闽南民间故事入手研究闽南文化，并把闽南民间故事作为闽南文化镜像进行观照，这个角度很新鲜，也很有针对性，目前还很少人做过。而且，戴冠青教授在研究中较好地把细部研究和总体观照结合起来，我认为其专著因此成为目前从一个独特角度对闽南文化进行总体把握的别开生面的论著。

从早期的单篇论文开始，到最近的专著成型，戴冠青教授的闽南文化研究逐步构建出一个非常严整的体系。《想象的狂欢》提出“文化想象与族群记忆”，既提出了“闽南民间故事是闽南地区民众根据闽南社会生活情状想象、创作出来并通过口头讲述的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或传说”，肯定了其“文化想象”的因素，又提出其文化想象中积淀了“闽南族群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精神”，包含有非常丰富的“族群记忆”，以此两种概念出发，提纲挈领。书中从各个角度各个方向对闽南民间故事进行了解读——内中其实不仅仅局限于民间故事，而且融汇了地理、历史、气候、俗语、戏曲等各种文化因素，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解读，可以说，就是一部关于闽南文化生态的整体研究史。

在章节内部，戴冠青教授的研究也能够做到事无巨细、穷发抉微却又高屋建瓴、分合有度。在“闽南民间故事的艺术形象”一章中，有一个十分独特的部分是介绍朱熹原型的民间想象，作者列举分析了《文昌鱼的传说》、《对天祝词显报应》、《计除恶僧》、《葬大林谷镇蟹精》等民间传说，注意到了闽南民间传说中的朱熹在闽南民众崇儒心理下往往形成法力强大、斩邪除妖的正义神祗形象，而武夷山以及江西庐山、铅山一带的朱熹却多是浪漫抒情、邂逅狐仙的书生形象。并且在此基础上，联系闽南地区历史，详尽地阐述了闽南文化中民众崇儒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形成。

温婉的理论沉淀

戴冠青教授做闽南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其文艺学出身的理论背景，与其他做民间文学或者地区文化研究的学者相比，出身文艺学的她，在操持各种理论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在《想象的狂欢》一书中，随处可见厚实的理论沉积。女性主义理论、列维-布留尔的神话学理论、弗莱的《批评的解剖》、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等合适合用的理论与观点不断被用来与研究对象相互印证、互相激发，使得本书在理论深度方面得到了极好的延伸。在“闽南民间故事的叙事特征”一文中，作者还参照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一书，实际操作了一番，以叙事学理论分析闽南民间故事。在考察了大量闽南民间故事后，作者依据叙事功能的理论进行分析，概括出了几种叙事模式：（1）扬善惩恶式；（2）以智抗敌式；（3）自强不息式；（4）知恩必报式；（5）才子佳人式。并且在具体的模式研究中，提取归纳出几种重要的叙事功能加以分析，这样就化繁为简，对数量繁多的闽南民间故事进行了较好的归纳分类，有利于作者驾驭庞大的文本，也有利于作者从总体的历史源流与文化心理方面对这些民间故事进行总结。这一点，恰恰也是做闽南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普遍比较缺乏的。

戴冠青教授的闽南文化研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其温婉有致的文笔，一个个鲜活有趣的民间故事，还必须有一支生花妙笔将其贯串起来，并且在理论分析的同时，保持文学教授的独特风味，《想象的狂欢》一书，做到了这一点，往往能在娓娓动人的学术分析中，不时透露出其平和雅正的文学韵味。相信这会成为闽南文化研究的学术风景中最吸引人的一个品格。

篇8

本次活动吸引了两岸多地的作曲家、指挥家、理论家及演奏家共一百多名代表，旨在推动海峡两岸现代音乐的创作与学术交流。今后，闽台音乐周将由闽台同胞轮流承办，成为两岸作曲家及理论家沟通的重要平台。

福建省歌舞剧院、台湾亚太乐团和厦门歌舞剧院分别承担了三场演出。“两岸管弦乐作品专场”演出了马水龙《寻――古筝与管弦乐》（2005）、章绍同《武夷印象》（2009）、杨立青《引子、吟腔与快板》（1998）、吴少雄《海峡之脉》（2008）、郭祖荣《乐诗三章》（1989）、李子声《上台・下台――长笛协奏曲》（1995）、刘《打击乐协奏曲》（2001）；“台湾室内乐作品专场”演出了洪千惠《梦红楼》（2010）、许博允《东方印象》（2009－2010）、王正平《琵琶行》（1984）、潘皇龙《东南西北Ⅴ》（2009）等；“大陆室内乐作品专场”演出了温德青《功夫》（1998）和《情歌与号子》（2006）、章绍同《酒狂》（2007）、张建国《离・骚》（2007）、姚恒璐《乐天咏筝》（2010）、葛清《雀》（2010）、李向京《行云流水》（2010）、刘《为琵琶和七把大提琴而作的室内乐》（1987／1988）。会议回顾了两岸当代音乐发展及交流情况，以演出的作品为讨论对象引出了一些创作问题。

一、现代音乐是个人事务还是公共事务①

叶松荣的论文《社会实践是检验我国现代音乐创作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引起了与会者的争鸣，成为主要话题之一。作者认为，现代音乐创作的成功与否既不能由理论检验（因为理论都是有漏洞的），也不能完全由一度创作者（作曲家）、二度创作者（演奏家、歌唱家）检验，真正意义上的作品检验者只能是与之相对应的听众群（也即社会实践的内核）。如果不提“唯一标准”，则意味着有可能有多种评价标准的存在，多标准则意味着没有标准，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音乐创作质的规定性。宋瑾认为，就个人事务而言，作曲家写什么与观众是否接受无关。若是公共事务，作为社会的代言人或者为某种功能性的东西，作曲家就一定要按规则来写。若是公共事务，他提倡资源共享，希望能够超越中西对峙的二元思维观念，能够听到多样性的作品；至于个人的事，完全靠自己去想。他希望用各种杂交的形态创作新的原形，并名之“骡子的事业”。杨燕迪提出，中国新音乐的观众培养和音乐会制度的完善是现代音乐发展的面临主要瓶颈之一。他说，当代音乐永远是一个小众，不可能成为关切的点，但对我们的音乐生活至关紧要。观众包括演奏员、接受者和听音乐的。只有政府、民间、个人及经济的支持，现代音乐才能更好地发展，每个人都有责任去保护它。确实，观众培养和音乐会制度建立触及了现代音乐作为公共事务的基础条件。郭祖荣说，大陆的教学和创作只谈技法，没提“音乐”。他希望用现代技法写出的音乐能好听一点，能走向社会让更多的人听。他提倡结合中国人爱听旋律的民族欣赏心理习惯去学外国的技法?熏不能跟在外国人屁股后面，因为外国的技法都反映了他们当时的社会背景、人们的思想意识和文艺思路。

卢广瑞提出，现代音乐的品质就是通俗易懂。于庆新则认为，现代音乐永远是在专业圈里的小众艺术，国外搞现代音乐的也只是音乐家中的小圈子。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音乐能够形成所谓“通俗易懂”的局面。如果用“通俗易懂”来要求现代音乐，无疑是在现代音乐的脖子上架起一把刀。他认为，一方面仍要积极鼓励在这一领域积极探索，营造宽松的社会氛围，没有宽松的社会氛围就没有艺术的创新，不能认为近年来一些“先锋派”作曲家的创作手法有所回归，就否定过去的探索，因为这种“回归”不是简单地回到原点，而是螺旋式的提升；另一方面也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音乐是情感的艺术，因此创作绝不能背离音乐的本质，而玩弄单纯的音响游戏，应该努力提高作品的可听性和复演率。温德青认为，国家的文化像金字塔结构，现代音乐在顶端带领和辐射到其他艺术；民族音乐、古典音乐在中间；流行音乐在基座。现代音乐属于精英艺术，永远不可能像流行音乐那样拥有那么多的听众群。

马水龙说他的作品分三类：一是纯粹个人化的，二是写一些通而不俗的作品，三是写一些功能性的作品。他说，自十二音后没有具体的理论，1992年德国已无人做十二音?熏可东方才开始接触。消费者有权利讲话，谁唾弃了群众，群众也唾弃了他，作曲家应具备“所谓国家公民要求的三业”，即专业水准，敬业精神、职业道德。

刘说，社会的听众群早已分化，在分化的状况下作曲家应该经常调整自己，不是所有的听众都会被训练成听某一种音乐。

李吉提说，现代音乐大致分继承性发展和叛逆性发展，年长者倾向于前者，年轻人倾向于后者。她说?熏西方人不靠作曲吃饭，一般是有钱人以试验的性质玩音乐。中国作曲家要学新东西，又不能脱离群众，脱离群众就等于上吊了。她认为音乐无法越级，从歌唱性旋律、合唱、交响音乐、室内音乐到现代音乐是金字塔的逐级递升，听众群也相应递减。与西方相比，中国现代音乐与听众均落下一大截。她认为，中国的现代音乐，不是倒回去，而是螺旋式上升。如今作曲家不是处于试验阶段，而是已形成一套注意跟中国音乐和中国民众联系的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一批已被国际认可的作曲家。

姚恒璐说，对听众而言，没有听众就没有市场。如果连专业圈的听众都不能维持，搞演奏和搞评论的都不理解，那么创作无价值可言。作曲家要有培养听众的意识，从培养圈内听众做起，把脑海里的东西告诉给听众。安鲁新说，音乐的好坏究竟怎样评判，只要能打动人、能感人就是好作品。

二、民族风格与个性

杨燕迪认为民族风格是建立在个人风格的基础上，中国作曲家面临西方传统和当代的作曲技法及自己的民间传统时，如何找到东方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音响感觉，在寻找的过程中个性的创造至关重要。中国的文化传统，包括文人与民间的传统。如何取舍取决于作曲家对传统、生活和艺术的认识。他认为风格的核心是对生活的态度，是技术和生活体验的交和，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

李吉提觉得中国现代音乐从起步就比较注意自己的民族传统，比较注意受众点。她说很多作曲家都能做到民族性，但真正能够登上高峰的却是少数。所以个性更重要，个性也包括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她认为多元的世界允许多元的音乐文化，任何艺术不能框以任何框架，要对现代音乐怀有宽广的胸怀，应该允许作曲家暂时失败、暂时不受欢迎。

姚恒璐说技法的库存界定了题材体裁的多样性，后者丰富了作曲家的个性和风格。现在对作曲家的要求比以往时代都要高，一生写一种风格的时代已经改变，对个人而言，作品风格的多元化是一种光荣，个性成为作曲家的理解和表达的一种方式。他认为作曲家个人都有自己文化和音乐的感悟的小宇宙形成的结构，但要有一个外部环境（土壤、水分、空气）交流才能健康地发展，除了技法、结构以外就是文化和思想，创作上追求自然流露是最好的。

刘说作曲家除去个人天真的东西之外，在对象上要有所考虑，要鼓励一种多元的方式，并提出结构是作曲家与所传达给听众对象的心理共鸣的一种程式。

三、作曲家与演奏家、音乐学家、听众的关系

杨燕迪认为演奏家与作曲家的沟通也是现代音乐发展的瓶颈，演奏家的责任心和技术水平关系着作曲家的作品推广，维系着作品的受众群。他说，中国当代作曲家的经典作品的复演太少了，但当代音乐作品让人有欲望再听一次的也很少。经典的作品要重复上演才能持续地形成一种态势。

韩锺恩说音乐学研究不能离开三个前提，必须明确的对象，对音乐而言是确定可靠的形式，充分有效的感性，渊源清晰的历史，在此基础上提出诉求，即人如何通过音乐表达情感，人又如何通过诗意转换情感，用艺术的方式看待世界，用技术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对象，如何通过文字和语言去描述文字和语言所不能描述的东西。他提出天才理论，认为无需通过教育就能成就的就是天才。他还说，现在谈多元往往把西方排斥在外，其实西方也是多元的一元。风格是独特的生活姿态，独特的形式建构。苦难的历史，苦闷的精神都可能是风格结构的原动力。

王正平认为，演奏家要是不了解一个作曲家的意念，演奏出来的音乐是死的音乐。如何从一个音推断作曲家的意图，如何弥补作曲家的不足是演奏家应具备的素质。

潘皇龙以采风乐坊的第一场音乐会为例，说明用传统的乐器写室内乐作品，中国的传统乐器与西方的现代音乐作曲技法相结合的现象是一个趋势。

李吉提说先锋音乐能否走进百姓走进大众，需要作曲家真诚对待听众，要有彼此的真诚相待，理论家在作曲家和观众之间要起到桥梁作用。

刘对台湾演奏家认真与作曲家沟通，研究音里、音外、音的过程和音的空间表示羡慕，他也批评了大陆演奏家不能敬业的根源。他说，现在大陆各省市从歌舞团脱胎过来的乐团成风一般地在建立，音乐学院的学生学音乐是为了找一份好的工作。他们考乐团就看哪个乐团给的工资标底高，跟音乐无关。在大陆，观众的远离跟演奏员的懈怠有极大的关系，演奏员的懈怠除了他们是否明白，是否喜欢或是忍着巨大的痛苦去演奏外，调整写作方式和写作状态等是作曲家的责任。

郭祖荣说，台湾的作曲家是带着一颗对音乐很纯正的心在创作，台湾的演奏家对于音乐是很有敬业精神地在演奏。

温德青也说，中国的现代音乐不是作曲家没有好的作品，而是演奏的问题，是职业态度，职业精神，缺少固定的团体和固定的排练时间的问题。

章绍同说，东西方的交流已极为普遍的状况下，一个中国人如何能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又能坚持中国的特色，如何从宝贵的中国文化中去挖掘自己的文化值得探讨。孙星群提出作曲家要跟音乐学家交朋友，音乐学家要跟作曲家交朋友，作曲家要重视理论、哲学及美学。

大家认为，本次音乐周的举办非常有意义，提高了福建的现代音乐创作视野，也希望能继续办下去，韩锺恩提出恢复《现代乐风》出版物的建议。

篇9

（一）沿海集聚形成连片发展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3年，东南沿海（福、厦、泉、漳、莆五地市）与闽西北地区（宁、南、三、龙四地市）经济总量之比约为1.53:1,到2009年末，沿海经济带和内陆经济带两者经济总量之比为3.85:l;综合经济实力两者在1983年之比为0.9:1,到2009年末，两者之比为1.62:1,经济重心逐渐向东南移。从2009年全省市县综合经济实力来看，东南沿海地区属于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的市县有22个，而闽西北地区只有12个；其中，属于发达地区市县前者有9个，而后者只有2个，相差甚大。显而易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沿海经济带明显高于内陆经济带。

从2010年福建省统计年鉴国民经济核算中城市基本情况选取11个指标按每个地级市进行综合经济实力分析，可以看出，厦门、福州、泉州、三市经济发展水平高、发展相对较快、区位条件优越、开放程度较高、发展活力强，是沿海经济带的核心城市，漳州、莆田、宁德三市相对于核心地区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要低，但具有优越的区位条件和开放的基础，经济发展的潜在优势大，为沿海经济带的次中心城市；内陆经济带三市经济发展水平要低于沿海经济带，区位条件与后者相比要差。全省综合经济实力为发达、较发达的县域集中分布在沿海、沿线、沿江地区，且在闽东南沿海地区呈连片集中分布，并逐步形成沿海经济带和内陆经济带。特别是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漳州等地市的沿海地区逐步形成城市密集区、产业密集区和人口密集区。

（二）产业集聚加快了工业化空间的拓展

产业集群是指地理上相对集中的、业务上横向相关或纵向相关的、交易机制上遵循市场法则的多个企业集聚体。随着福州、厦门、泉州核心城市发展壮大，集聚效应突显，依托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些有关联的企业群体，由于集聚获得范围经济效应和活力，竞争力大大增强。一般来说，产业集群发展与区域经济活跃程度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即产业集群发育越好的区域，其经济越活跃。沿海经济带规模较大的有马尾显示器、青口汽车、厦门，泥洲湾石化、晋江鞋业、石狮服装、德化陶瓷等，这些产业集群主要分布在福州、泉配套机构缺少，产品层次低，主要依托农林资源，竞争力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有限。从产业演替的历史进程看，区域产业集群发展是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的重要动力之一。闽东南沿海地区与闽西北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差异，使闽东南沿海地区更进一步产生企业的聚集，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空间进一步拓展。

（三）农村工业化速度加快

近三十年来，福建省城市化突飞猛进的动力来源主要是农村的工业化。而推动农村工业化的主要力量是源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至2009年，全省乡镇企业达87.6万个，实现总产值7138亿元，工业产值4987亿元，出货值1235亿元，增加值1736亿元，成为福建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福建乡镇企业的崛起，极大地推进了农村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福建的建制镇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2009年底福建的建制镇为626个，与1990年相比，建制镇的数量增长了120%;分地区分析，福州、厦门、莆田、泉州、漳州5个沿海设区市的建制镇由153个增加到365个，增长了140%,而其它4个内地山区设区市的建制镇由130个增加到261个，增长了100%,5个沿海设区市镇人口由129.7万人增加到414.1万人，增长2.2倍，而内地山区4个设区市由 114.2万人增加到234.0万人，增长1.0倍气从以上数据来看，福建沿海的建制镇的发展和镇人口增长都明显快于内地山区。而在同时期，闽东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速度也快于内地山区，由此，可以认为乡镇企业发展对福建城市化特别是沿海地区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四）资本、劳动力资源在增多

资本流动性是影响经济空间演化的主导力量。东南沿海地区作为福建开放政策实施的核心地带，外资的流向成为其经济空间集聚和扩散的重要动力机制之一。大量资金的投入有力地推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和产业的发展，从而也改变了生产要素市场需求结构，产业和人口在这一地域的集聚和扩散。改革前的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受全国发展战略和与台湾对抗关系的制约，经济建设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得益于区位优势和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外资在福建省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据有关部门测算，外资实际到资每增长10%,就可以带动GDP增长0.1%个百分点。特别是90年代以来，外资在全省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特别是沿海六地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占全省57.11%,对福建特别是沿海地区GDP的贡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外资的聚集对福建沿海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果对近30年来外资聚集沿海经济带与内陆经济带的比例为13:l从“十一五”期间，福建各设区市实际利用外资直接投资金额587.53,其中85.7%集中在闽东南沿海地区的福州、厦门、泉州、漳州四市，而在西部山区的南平、三明、龙岩三市仅有7.3%;再从厦门经济特区和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总产值与外商投资对比研究，表明外资企业与外商投资对于中心城市工业发展与城市化水平关系成正态分布规律；现在，再来考察一下外资按行业分布的情况。依据《福建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来测算，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工业和房地产、公用事业。其中投向工业领域占了约七成。这对推进福建工业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从以上数据可以表明：沿海经济带和内陆经济带差距不断扩大，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力、技术便会源源不断地向沿海地区聚集，使该地区形成了一种具有规模效益递增的聚集经济，从而为中、小城市数量的扩张和内涵的扩大提供了物质的保证。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地域上福建的外资主要聚集在闽东南沿海地区，行业上向工业、房地产、公用事业等方面集中，向沿海中心城市集中，这样就有力地推动了沿海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同时吸纳了大量的本省和外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加速了沿海地区城市化的发展。因此这里认为资本、劳动力资源的集聚及资源分配方式的多样化，是福建沿海地区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根本前提。

二、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现状中存在的问题

（一）城镇规模偏小

城市化的发展仍落后于工业化进程，与非农业化相比滞后性更为明显。当前，福建的城市化水平虽然与工业化水平的差距正在缩小，但与世界同时期的平均水平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如果与钱纳里“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中的标准相比较，福建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率之间的差距将更明显。

例如：工业化率为37.9时，城市化率应为65.8%.福建在2004年工业化率为37.5%时，城市化水平才41.57%,而2006年当工业化率达到40.60%时，城市化率仅达到44.60%.因此目前福建的城市化水平仍低于钱纳里模式约20个百分点。2006年福建的非农产业增加值占85.80%,劳动力的非农化水平为55.25%,分别比全省城市化水平高41.1和11.19个百分点。以上数据表明，福建城市化的发展仍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在福建省23个城市中，仅有一个特大城市（福州），一个大城市（厦门），占8.7%.而邻近的江苏省有10个、山东省10个、广东省5个，安徽省5个，分别占其城市总数的24.4%,20.8%,9.6%和22.7%.在市区非农业人口规模方面，福州在全国26个省会城市（不包括4个直辖市和拉萨）中居第20位：厦门市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居末位。城市规模小，限制了城市功能性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也使城市的聚集和辐射功能得不到充分地发挥。除了沿海中心城市福州，厦门和泵州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外，一些地级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力较弱，甚至还不如一些县级市实力强，难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龙头”作用，充分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同时存在小城镇过多、规模偏小等问题。全省44个县城的人口都在11万以下，平均规模为5.72万人，除了城关镇，其它建制镇的人口平均规模不足9千人。分地区看，沿海地区的镇规模会大一些，泉州市平均1.2万人，福州市平均0.9万人，莆田市平均0.8万人；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有些地方政府违背城市化自身发展的规律，利用行政命令手段强行推进城市化，而不是通过发展非农产业来推进城市化，这样，新建起来的镇就会因为缺乏支柱产业的支撑，而无法产生经济聚集功能和辐射功能。

（二）制度性问题

根据刘易斯的人口迁移理论，城市部门的工业化进步必然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最终使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向现代一元的经济结构演进。这也是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自然过程。但是，在福建，由于城乡二元分割的管理体制依然存在，工业化的进步并不必然产生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结果，这可以从福建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劳动力非农化水平体现出来。因此，当供给各种制度来激励工业化加速时，还必须伴有相应的激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制度安排，以保障工业化对城市化推动力的充分发挥。

当前，影响福建城市化进程的制度性障碍主要表现在促进福建城市化发展的制度体系不尽完善，制度的配套协调功能不足。为了促进福建的城市化进程，制订了一些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加速城市化进程的相关政策体系，如供给各种激励工业化发展的制度、供给各种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以及促进城市发展壮大的制度安排。但是，对制约福建城市化进程最根本的制度安排至今仍未得到彻底地变革，这些制度安排包括：农村土地及经营制度、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城乡就业制度等等。由于这些与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不相符的制度仍现实地存在着，因此，任何其它促进城市化发展的制度安排，真正实行起来，都将会面临着效用衰减的难题。这就造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发展的不协调，劳动力非农化与人口城市化之间的不协调。

（三）弱质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改革开放33年来，福建工业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原来落后农业省份发展到工业较为发达，经济总量跃居全国第11位的初步发达的省份。但是，应该说，福建省离完全实现工业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从整体的情况来看，福建省的工业化仍然是属于弱质的工业化，还没有达到工业强省的程度。当前，福建工业化存在突出的问题是工业结构不合理、工业技术水平落后、生产规模不经济、能源利用率低和环境污染严重、低水平重复建设、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等矛盾。各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和质量也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

闽东南沿海地区在外资的推动下加工制造业高速发展，而内地和山区工业发展乏力，经济增长缓慢。工业化进程中，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问题，始终制约着福建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化。首先，福建工业企业由于长期处在不平等竞争的内外环境条件下，使得企业间差距有继续不断扩大的趋势。两极分化格局己经出现，“三资”企业蓬勃发展，一支独秀，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尤其是纯国有及其他类型的企业则如牛负重，苟延残喘。其次产值约占全省工业总产值三分之一的工业小企业，发展态势不够理想，生产经营状况长年低落。这些工业小企业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资源加工业，市场竞争力不强，容易受到市场的冲击，存在着极大的忧患。工业化水准不够高，从而无法实现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更替。目前，福建城镇在产业培育上，除了沿海少数城市外，其他城市的产业发展水平低，与城市所担负的经济中心功能不相协调，难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从九地市的产业结构来看，仅有福州、泉州第一产业比重较低，分别为11.8%.6.02%;第二产业比重不足40%的城市有三明、南平、宁德。第三产业的比重普遍较低，除了福州市辖区、超过50%、漳州接近50%以外，其他都低于50%,从以上的实证分析来看，福建的工业化水平还处于弱质阶段，各个地区发展相当不平衡。而产业结构除了福州市辖区、泉州市辖区、漳州市辖区“三、二、一”结构较合理外其他城市的产业结构都有待于进一步地优化和升级。弱质的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严重制约了产业结构演进对福建城市化的推动作用。

三、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的构想

（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1.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增强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基本推动力。

一方面，要大力推进制造业信息化，应用信息技术手段来改造传统产业，并集中力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把产业发展的重点放在电子、石化、机械等产业上，使福建工业适度重型化，并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跟上国际先进水平；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制造业信息化技术服务体系，推动传统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迈进，以使福建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制造业基地。

2.着力发展第三产业，使第三产业成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带的后续推动力。

第三产业的发展既是城市化内涵扩大的基础，又因为其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成为现代城市化的有力的后续推动力。论文格式但是，福建省的第三产业发展仍相当的滞后（前面已有论述）。因此，当务之急，要加快发展城市第三产业，扩大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1）要有制度创新，变革阻碍第三产业发展的传统体制和机制，完善市场体系、综合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加快资金、人才、技术、土地、信息等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建设，促进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及其向城市聚集；（2）围绕小城镇建设，加速乡镇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做好农村集镇建设规划，依托农副产品集散地和加工地，因势利导地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第三产业转移；（3）积极发展新兴第三产业。加快以电子信息系统和网络为基础、计算机应用服务为内容的信息服务业发展，鼓励社会力量和省外、国外投资者在福建发展信息咨询服务、劳动服务、法律服务、会计、审计等市场中介服务业。

（4）要加强行业管理和法制建设。要制定有利于第三产业有序发展的政策措施，规范工商管理部门的管理模式，规范收费价格，使第三产业的发展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二）构筑中心城市群

国际经验表明，在工业化拉动城市化率快速提高的过程中，大城市特别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发挥了主导力量的作用。一般地，规模较大的城市要素聚集程度较高，因为规模较大的城市可以获得比规模较小的城市中更多的聚集和经济利益。经济区的核心是中心城市，它是区域经济的主导力量，又是向外经济技术交流的重要枢纽。根据编制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纲要，其核心课题即是构筑以福州、厦门、泉州为中心的城市群，这也是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城市发展战略所在。然而出于种种历史原因，目前福建省的这三个主要城市，规模都比较小，缺乏强势的主导产业，作为中心城市的聚集和辐射能力薄弱，难以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而包括闽台在内的环海峡经济区，2008年GDP总值为3000亿美元，超越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城市群，然而福建经济总量仅占环海峡经济区的1/5而己。如果以13年前的数据计算，则连1/10都不到。足见海峡东西两岸的经济实力差距甚大。

因此，下决心将福州、厦门、泉州建成高效率的现代化都市，尤其是厦门市，应摆脱经济总量低、市场腹地小的瓶颈状态，才能作为西岸经济区的龙头，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只有大幅提升西岸经济区在整个环海峡经济区所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才能对东岸经济区产生强大吸引力，也才能使东西两岸经济区有效发挥互补作用。

（三）改善投资环境

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两大经济板块日益壮大的背景下，福建经济要改变“两头受挤”局面，必须把提高要素聚集能力作为发展的根本途径。为此，必须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外资在本省的有效聚集。一方面，要大力加强现代化交通运输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城市公用设施及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另一方面要以完善产业链配套、产业发展基础以及投资软环境为突破口，增强吸引外资、利用外资的后劲，并按照福建发展新兴工业化的战略要求，积极引导外资合理投向，增强城市化的基本推动力。

（四）激活民间资本

在福建基本建设投资资金中，国家投资比重很低，而外资近年来也出现减少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激活民间资本市场，石动民间资本对基础设施投资机制，显得尤为重要。最近几年，福建民间投资的产业领域不断扩大和拓展，但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所占的比重仍然很低。因此，要适时地深化投资、融资体制改革，实行城市建设多元筹资政策，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为民间资本投资基础设施提供安全保障和政策上的支持。在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的方式上，可以采用特许经营和投标等方式吸引民间大量闲散资金参与，也可以大力推广BOT,TOT,BLT等方式，使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此外，还有必要建立一个不同于传统计划下由政府包办一切的市场筹资机制把民间的闲散资金、社会各种金融机构的存款转化为基础设施的长期建设资金。

（五）改善人口素质结构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对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素质低成为户籍制度改革之后农民进人城市的主要障碍。因此，要加快我省的城市化进程，必须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供给符合现代产业要求的劳动力资源。一方面，要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巩固和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提升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职业培训教育事业，建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多元投入机制，加强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和市场竞争力，使进城的农民工在身份转变的同时，能够尽快地适应现代产业对技能型劳动力素质的要求。

（六）完善市场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城市化发动主体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尤其是在沿海地区，政府已不是城市化的单一投资主体，银行、企业、社区集体组织，个人和外来资本日益成为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动者和参与者。但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仍然在制约着城市化的自然进程，特别是有些地方过多地应用行政命令来推进城市化，这最终将会影响城市化的健康发展。针对福建城市化中市场力量不足的问题，当前关键是要明确市场与政府的分工，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让政府的间接调控趋于完善。其着重点在于要尊重市场的微观主体，使他们能在城市化进程中对资源的配置方式起主导的作用；完善政府对城市化的间接调控，积极制定并落实加快城市化发展的政策和规划。

（七）加强制度创新

从福建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运行状态来看，城市化制度的约束机制较为明显。这在上面已有论述。因此，在供给有利于城市化发展的一些政策、制度的同时，必须改革那些制约福建城市化发展的最根本的制度安排。加强制度创新，充分发挥制度变迁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重点工作包括：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实行积极的人口迁移政策：构建和完善覆盖城乡的全社会保障体系，为进城农民提供生活保障；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八）推进闽台合作，拓展城市空间

1.强化对台通商口岸地位，建成两岸区域物流通道福建的地理位置与港口条件均十分有利于其成为台湾对大陆贸易的集散地及大陆东南地区对台贸易的主要出海口。福建应及时抓住目前两岸形势造成的难得时机，全力推动对台贸易，进一步强化对台通商口岸的地位，改变过去闽台经贸合作中重投资、轻贸易的倾向。

（1）积极创造条件，主动利用现有“金马直航”等渠道，一方面扩大与金马乃至台湾本岛的人员往来，使之成为两岸人员往来的便捷通道；另一方面开展对金马的货运直航，争取大陆货物直接进入岛内市场，同时争取台货从金马中转运往福建，以解决在闽台资企业急需的模具、样品、零配件等供应问题，进而通过建立大型仓储和配送中心，把福建与金马之间建成两岸区域物流重要通道。

（2）放宽台商设立商贸企业的条件，吸引台湾贸易商、经销商、商及仓储企业进人福建。

（3）根据台湾岛内市场供求状况，有规划地建立对台出口生产基地，同时大力鼓励与扶持台资企业产品返销岛内，保证对台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后劲。第四，继续办好每年一度的“台交会”与“投洽会”,想方设法将其办得更有特色、更有成效。

2.大力发展港口经济，建设对台航运基地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海岸线长达3324公里，深水港资源居全国首位。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福建的深水港资源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而且港口货运量及其建设也一直处于落后状态。目前，我国沿海地区正在掀起新一轮港口建设，其港口泊位、船型都呈现大型化趋势，港口竞争己经开始。同时，闽台贸易能否顺利发展扩大，物流能否通畅，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闽台交通状况。而目前两岸这种局部直航实现而全面直航尚需时日的情况，确实为福建发展成对台航运基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此，福建除了积极扩大揽货渠道，增加闽台通航的货源外，要加快福州、厦门港口软硬设施的建设，扩大港口吞吐能力，加快陆路、水路、航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使之形成海、陆、空相配套的便捷通达的立体交通网络，努力使福建的经济腹地向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江西等内陆地区拓展，使福建成为两岸经贸交往、人员往来和货物流通的集散地。在此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台资的力量发展福建港口经济，大力吸引台资从事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引进台资发展港口企业。

3.积极拓展闽台产业合作，建立特色区域产业

（1）促进高层次的闽台农业合作。农业合作不仅是闽台经贸关系中较具优势与特色的项目，而且已有良好基础。今后要抓住“入世”后台湾农业将加快外移的机遇，把重点放在引进台湾农产品加工技术上，以加快提高福建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及出口的扩大。同时，加强闽台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促进福建农业现代化与产业化的进程。

篇10

【关键词】两岸高校 音乐教育 交流合作机制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与教育事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大陆与台湾各方面的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两岸关系已进入和谐发展阶段，两岸高等院校教师、学生和家长正热切期望两岸高等教育的交流合作。而加强两岸高等院校音乐教育的交流合作，使两岸的文化交流层次更高、内涵更丰富、领域更广阔，增进两岸同胞对中华民族和文化的认同感，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建设两岸共同的美好精神家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举措，也是两岸音乐教育工作者和两岸文化人应携手担当起的共同责任。如何实质性地启动和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两岸音乐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是高校音乐教育工作者值得认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一、构建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机制，是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需求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可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进程，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

中华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国音乐文化伴随着民族文化的发展，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萌芽，经过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源远流长。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和演进，中国音乐已形成各民族和地区各具特色的多元化音乐文化，同时又相互融合，共同构成异彩纷呈的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统一体，以此决定着区域音乐文化发展方向。同时，中国音乐的胸怀始终向世界敞开，吞吐吸纳，汇聚世界音乐文化精髓，使中华文化的乐章更加绚丽多彩。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过去千百年历史中，大陆居民不断迁过去定居，他们把语言文字、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节日礼仪、音乐文化等传播到那里，使大陆同胞与台湾同胞在血缘、语言、文字等方面早已一脉相承、亘古未变。台湾同胞有着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优秀传统，有着爱乡爱土的炽热情怀和自己当家做主的朴素愿望。其独特的历史，成就了具有台湾浓郁特色的文化。台湾音乐，既传承中华传统音乐精髓，又发展本土特色，更借鉴和吸收外来音乐元素，使中华音乐文化内涵更丰富。

音乐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记载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通过音乐与文化的连接，可以增进对多元文化和人类文明的了解，并加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和多元文化意识。教育是文化传承、交流、创造的重要媒介，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两岸交往日益频繁，海峡两岸在文化和教育领域的大融合，必然要求高等院校音乐教育的交流合作，因此，构建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机制，是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需求，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机制的构建迫在眉睫。

二、构建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机制，需建立长效机制和规划实施步骤

据中国台湾网3月10日北京消息，加强两岸文化教育交流是2013年两会台湾团和政协界别组关注的话题之一。由此可见，加强两岸文化、教育的交流重要性。建立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机制是进一步深化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的重要环节。

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机制的建立是要结合海峡两岸高校的实际情况，要有超前意识，充分把握两岸高校音乐教育的发展趋势，既要找出两岸共性，保持中华民族特色，又要发挥两岸优势，适应国际化需求。海峡两岸高校交流合作机制的建立，需要明确长远的发展目标和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首先要明确海峡两岸高校交流合作机制的主要内容，当中包括编写制度规范、搭建平台渠道、协商重大问题、协调海峡两岸政策等。其次，要研究如何通过海峡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机制，让海峡两岸高校实现优势互补、资源整合，并最终形成一套制度化和规范化的长效机制。

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机制的建立，还需要由海峡两岸组建专家顾问团队，从专业的角度，对交流合作协议和机制进行研究和分析，吸纳各方意见，形成可行性报告和工作步骤，提前进行规划和部署。两岸高校和社会各届共同努力，尽早将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协议和机制作为两岸合作交流的商讨议题提出，通过探讨和商议，一定能加快建立起对两岸高校音乐教育发展有促进作用并行之有效的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机制。

三、构建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机制的初步设想

（一）构建两岸高校音乐教育合作平台，促进两岸高校音乐教育师资交流

两岸高校音乐教育要培育出国际化音乐人才，需要有国际化经验的优秀音乐教育师资。目前，台湾地区音乐教育师资的学历普遍较高，其音乐与文化、科技产业的结合也比大陆早，有成功的案例，与国际接轨。虽然大陆音乐教育师资的国际化比台湾地区低，但音乐专业院校、综合性大学的音乐学院和开设音乐专业的院校远多于台湾，师资力量宏厚，拥有很多教学经验丰富的优秀教师。因此，两岸高校的音乐师资队伍应积极深入开展交流合作，构建多种交流合作平台。具体做法是：可以组织开展海峡两岸高校音乐教师交流与培训活动，彼此分享对方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成功的教学实践经验。在高校音乐教师教育领域，可定期举办海峡两岸高校音乐教育教师教学技能或音乐学术论文培训或比赛。两岸教师还可以互相观摩学习课堂教学实践，彼此分享和借鉴对方的课程设置方案及课程与教学资源。待条件成熟后，两岸教师可互相参观考察、访问和访学，还可以互派教师到对方学校开设讲座甚至短期任教，可以有效地促进高校音乐教师教学理念的更新、教学方式与内容的改进。

两岸高校教师除了要严谨治学、为人师表外，还应传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精神，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培育出更多优秀的国际化音乐人才，为两岸文化产业的融合和发展贡献出各自的力量。

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交流还可以通过文教基金会等团体运行，扩增老师与学生参访、交流、研讨机会，鼓励师资分享等，通过合作平台，为海峡两岸高校音乐教育带来更实质的帮助，共同应对和把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和机遇。

（二）设立两岸高校音乐教育研究中心及学术论坛机制，合作研究课题

海峡两岸在平等互惠和共同发展的原则基础上，为增进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研究，建立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可以设立两岸高校音乐教育研究中心及学术论坛机制，使两岸高校音乐教育学者，可依托中心或论坛这一平台，广泛吸收两岸的音乐教育理论和实践，开发共同研究课题等多种形式的交流活动。课题研究内容可以在充分契合当地高校音乐教育改革与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尽可能考虑到两岸的全面交流合作，以有效推动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事业共同繁荣发展。

在合作研究两岸高校音乐教育课题的基础上，还可以尝试开展各个层面的教研交流活动，高校音乐教育领域，可以开展高校音乐课堂教学观摩与评比活动，编写出版两岸高校音乐教学课例及评析等方面的教学参考用书，为弘扬传统音乐，突出地方特色，也可开发地方教材。

（三）组织开展各项活动，搭建两岸高校学生相互交流学习平台

两岸青少年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均具有积极向上的活力和无限的创造力。因此，两岸的青少年应多交流和接触，加深了解和包容，加强互动和合作，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美好的明天。

两岸高校除了可多进行音乐艺术表演活动的交流外，也可以尝试探讨异地教育见习、实习和艺术实践的模式，构建学生短期互换交流机制，学生可以分享各校电子图书馆资料，还可设计供两地学生共同选修的网络课程，探讨部分课程互认学分的可能性。此外，鼓励两岸本科毕业生异地报考研究生，并在这方面提供咨询和指引服务。

（四）合作创办网站和刊物，加强两岸信息交流

在资讯传播十分发达的今天，海峡两岸的交流合作也需要搭建一个快捷、便利的交流平台，以便于两岸的音乐教育同行能够及时交流信息、分享成果。因此，创办两岸高校音乐教育的网站很有必要。创建网站的操作性强、成本低、见效快、效果好，且随时可资源共享，如果顺利成立两岸高校音乐教育研究中心，可以由该研究中心具体负责网站的设计和维护。

建立“海峡两岸音乐教育网”，可呈现音乐教育资讯、音乐课外活动交流、音乐教师学术交流或音乐课优秀教案展示等内容。网站中可开设两岸远程音乐教师教育课程，由两岸高等院校优秀的音乐教师做主讲教师，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函授等多种不同渠道互助学习，充分利用两岸的教育资源，增加接触，增强互信。

在高校音乐教育领域，可考虑创办《海峡两岸音乐教育》期刊，收集两岸高等音乐教师音乐教学、音乐教育理论研究方面的论文，促进海峡两岸音乐教师学术交流。

为建立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海峡两岸可定期互派代表团，定期交换信息、资料和出版物，同时开展培训研修、举办学术研讨会、开发共同研究课题等多种形式的交流活动。

合作创办网站和刊物，能加强两岸信息交流，以全方位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及时而充分展现海峡两岸音乐教育的交流合作成果。

（五）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与产业交流

综观世界，一方面，文化与经济的结合日益密切，文化对经济的推动效果更为明显；另一方面，文化的传播也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产生了更多新的机遇和开拓出更为广阔的空间。在欧美一些国家，文化产业已成为该国支柱产业，如美国，其文化产业出口额已占其总出口额的30%以上，因此，文化产业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衡量指标，也是世界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而在文化产业中，娱乐产业占有很大比重，音乐则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音乐历来在中西方娱乐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随着网络科技和电信技术的发展，音乐产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也促成了新媒体TMT（Telecommunications，Media & Technology）产业的诞生和数字音乐的发展。音乐已经超越了艺人、唱片、媒体等传统产业端，向数字音乐、网络娱乐和信息影音等多元化的新媒体方向延伸，助推设计、包装、影视、动漫、演艺等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促进音乐与品牌的整合营销。成功的企业要将企业的品牌文化传播给消费者，有着引领潮流作用的音乐无疑是重要元素，因此，音乐与社会和各产业息息相关，相互交融。

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也应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音乐艺术人才的培养模式，两岸高校与行业和产业协会、商会及企业共筑交流合作平台，构建两岸“课堂+舞台+岗位”的工学结合音乐艺术人才培养新模式，提高学生的综合适应能力，培养出能为社会和产业服务的音乐专业实用优秀人才，使两岸高校音乐教育的成果能在全球化舞台绽放光芒，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结语

海峡两岸关系和谐发展正翻开新的一页，为海峡两岸音乐教育发展带来了历史性机遇。我们应抓住契机，以高校音乐教育合作为切入口，推进海峡两岸音乐教育合作，实现两岸音乐教育双赢，与台湾地区音乐教育机构共同谱写海峡两岸音乐教育交流合作的新篇章。

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机制的建立，是为了让两岸都成为合作的受益者，从政府到学校，从教师到学生，从课堂到课外，两岸的音乐教育合作是互惠互利、和谐发展的。两岸高校均拥有各自优势，能否实现两岸教育资源的相互开放和共享，成为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急需解决的问题。两岸高校可以在音乐教育交流合作机制下商讨解决方案，制定切实可行的路线图、计划，逐步推动两岸音乐教育交流合作，通过两岸高校的有效沟通和共同努力，为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创造有利氛围和条件。

海峡两岸高校音乐教育的交流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集思广益，不断提出新的看法和思路，在两岸高校音乐教育交流合作机制下，增进两岸的互信和了解，互相取长补短，提升高校音乐教育水平，携手共建两岸产学研结合的合作平台，为两岸文化产业培养更多有用人才。

（注：本文为广东高等教育学会“第八届海峡两岸高等教育论坛”参会论文）

参考文献：

[1]房晋.先行先试：拓展对台交流——加强闽台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的思考[J].辽宁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