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4 05:06:4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草原文化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论文摘要：针对草原生态系统日益恶化的趋势，提出了实现草原生态建设和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和建议。
草原畜牧业主要是以天然牧草和采取放牧方式经营的畜牧业，因此天然草原的优劣和丰欠程度决定着草原畜牧业的兴衰。建国初期，我省牧区草原状况相对良好。60年代末牧区开始发生草原退化现象，随后愈演愈烈，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近年来甘肃省90%的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30%的严重退化，导致牧草产量、品质下降，载畜能力降低。如何解决日益尖锐的草畜矛盾，保护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草地资源的永续利用，直接关系到牧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
1草原退化原因
草原退化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主要是人类对草原生态系统长期的严重干扰，导致草原植被遭到破坏，生态环境逐渐恶化，最终失去平衡。
1.1超载过牧超载过牧是不顾草原第一性生产的能力，盲目加大畜群规模和放牧频率，使牲畜的采食量长期超过牧草再生量，实行掠夺式经营所造成的。在草原退化的情况下继续增加牲畜数量，形成了牲畜增加草原退化牲畜继续增加草原加剧退化的恶性循环。据调查天祝县的牲畜数量由60年代的17.40万头（只）发展到目前的64万头（只），增长了2.70倍，畜均占有鲜草产量由7622.90kg下降到2081.04kg，超载23.85%，所以，没有不良的草原，只有不合理的利用制度和方式。
1.2乱采滥挖草原牧区、半农半牧区由于缺少燃料，农牧民群众烧茶做饭，主要依靠拾粪捡柴，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为生活用能的需要，大量铲草皮、砍伐草原上的乔木、灌木、半灌木作薪柴，对原生植被造成严重破坏。
甘肃省大部分高寒阴湿草原生长有中药材，如冬虫夏草、羌活、秦艽、赤芍、柴胡、黄芪等，而且品质优良，市场需求量大，行情看涨。每年入春以后，都有大批农牧民涌入草原采挖，不仅使药材资源日趋枯竭，而且使植被遭受到严重破坏，在荒漠草原，搂发菜、挖甘草、麻黄的现象年年都有发生，使本已脆弱的荒漠生态系统，雪上加霜。
1.3鼠虫危害草原鼠虫害的发生与猖獗是在一定气候、土壤、植被条件下形成的，气候干旱和草原退化为鼠虫害的发生与蔓延创造了条件，而鼠虫的发生危害，又加剧了草原的退化，处于一种恶替过程。草层高密度大鼠虫害不易发生，而草原退化、草层变矮、变稀，有利于鼠虫害的繁衍。近年来，草原鼠虫害危害面积仍在逐年扩大。全国的面积已达6亿亩，仅鲜草折合人民币损失60多亿元，经济损失严重。虽然每年都采取化学、生物等防治措施进行防治，但因经费不足，防治面积小，每年的防治面积只占发生面积的10%左右，造成“年年防治，年年成灾”的被动局面，防治成果难以巩固。
1.4毒草危害长期以来，随着草原“三化”面积的日趋扩大，许多草场优良牧草减少，有毒植物不断生长蔓延，加剧了草原退化。
在甘肃天然草原上分布的主要有毒植物有棘豆、狼毒、醉马草等，面积达到1500万亩。这些有毒植物根系发达、耐寒、耐旱、返青早、生命力强、并有较强的抗逆性，它不仅与优良牧草争地，而且和优良牧草争夺土壤中的养分、水分。在草原上逐年增多，甚至在某些草原上形成明显的优势种群，使草场利用率下降。
2治理草原退化的措施
2.1落实草原有偿承包责任制落实草原分户有偿承包使用，理顺草原管理体制，合理利用草原，防治“草原无主、放牧无界、使用无偿、建设无责”，使草原的管、建、用同责、权、利相结合，适应现阶段家畜私营形式的首要措施。这项工作在很多地方还只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得到落实，因此，各级政府、领导、业务部门要依据《草原法》，全面彻底地落实草原有偿承包责任制，健全投入机制，明确建设责任，真正做到“谁承包、谁建设、谁受益”，才能调动农牧民主动建设草原的积极性，也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草原退化，促进植被恢复。2.2以草定畜，科学合理利用草地资源加强草原围栏建设，以草定畜，以畜定草，严格控制牲畜数量，实行划区轮牧，科学合理利用草原，用养并举。在合理利用改良草场时，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首先要明确，草原是牧业生产资料之一，不单纯是自然综合体，更不能认为是荒地。在研究、改造它的时候，必须具有生产观点，而在利用中应该强调，要利用它就必须付出一定的劳动进行保育，才能使它充分发挥自然生产能力。只有通过一系列的人为措施，才能维持并逐步提高草场生产力，使牲畜得以稳步发展。
2.3充分发挥夏季草场，发展季节畜牧业依据草原的季节分布特点，在调整畜群结构，提高适龄母畜比例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夏季草场的牧草优势，适时转场轮牧，发展季节性畜牧生产，扩大出栏率和商品率，这样不仅能够增加农牧民收入，还可以有效减轻冬春草场的放牧压力，防治进一步退化。此外加强人工草地建设，生产足量优质饲料，增加牧草贮备，降低放牧家畜对天然草原、尤其是冬春草原的压力，促使退化草原的自然恢复。
2.4加大鼠虫害防治力度，巩固防治成果草原鼠虫害防治工作是草原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草原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业务部门必须加强草原建设，搞好鼠虫害防治工作”。因此，必须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认识鼠虫害防治工作的重要性。首先要认真各项防治措施，理清工作思路，加大投资力度，加强队伍建设。二是加强预测工作，建立健全预报体系，不断改善预测预报工作的手段。三是健全目标责任制，把草原鼠虫害的防治工作同农牧民草原承包有机的结合起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四是大力推广以生物防治为主的无公害药物防治技术，保护天敌，不断探索新的防治措施，加大鼠虫害综合防治力度，变被动防治为主动防治，才能有效地减轻鼠虫害对草原的危害。
2.5加强草原毒草的防除以牧区草原为重点，建立重大毒草灾害报告制度。实施草原毒草调查、技术规程和防治标准，逐步减少毒草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开展毒草灾害的风险评估、生态示范工程、防治机具购置、治理设施的建设、除草药剂的研制及基层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
参考文献
[1]吕晓英，吕胜利.甘南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J].草业科学，200219（7）：1-4.
篇2
在滨河公园退化草坪改良过程中，我们从草坪打孔通气、草坪梳草、草坪补草、草坪施肥、构筑排水系统等几方面入手，合理运用改良技术，最大化恢复草坪观赏性和抵抗性，延长使用寿命。
1、合理选择草种对斑秃地块进行补播时，合理搭配草种，选用早熟禾70%，高羊茅20%，黑麦草10%的配比，采用混播方式。这种方法具有省力、成坪速度快、均匀度好，适应性广、竞争力强、杂草不易侵入、观赏效果好的优点。
2、草坪打孔通气草坪由于大雨冲刷及游人践踏，造成草坪土壤板结，为改善土壤结构，提高草坪的通透性，我们采用2种方法：1、秋季在草坪降雨后有积水处、苔藓蔓生处、因践踏出现斑秃处、杂草茂盛处用草坪打孔机，然后轻压。2、对于坡度大陡峭的地块，采用铁叉在草坪上刺孔，30个孔/平方米，此方法把草坪一部分根系切断，刺激根系进行分蘖，产生新的侧根，又使土壤结构疏松，增加通透性，使水分、肥料得以充分利用，恢复草坪正常生长，从而又增加了草坪的密度。
3、草坪疏草较厚的枯草垫，妨碍了草坪草对水分、肥料的吸收，同时成为病菌的孳生地，我们采取用铁齿耙进行地面搂耙的方法对草坪进行疏草。坪疏草一年中分为3次：第一次在春季3月份，浇草坪返青水前进行一次；第二次在夏季6月份；第三次在秋季11月份，草坪浇冻水前，通过搂耙草坪，清除了枯草垫，同时划破表土层，达到松土的目的，改善了草坪的通透性、透水性、清除了病菌孳生地，抑制了病菌的滋生。
4、草坪补草滨河公园草坪由于人为的破坏、管护不当，造成了草坪死亡，我们采用补播、分栽草根和铺草卷的方法进行补草。最佳补草时间在每年的4-5月。补播;补播主要针对大块草坪，采用早熟禾70%，高羊茅20%，黑麦草10%的配比。对补播的地块首先低剪，留茬高度保持在2cm左右，再用铁齿耙松土，除去枯草垫，撒施8克/平方米的复合肥，将催好芽的种子呈十字形来回播至少2遍，按10-20克/平方米的标准播种，然后覆薄薄的细土0.5-1厘米，平整压实，保持土壤湿润。栽植草根；在栽植的地方进行松土，精心整地，表土过筛清除杂物，施入基肥，用人工挖穴法进行栽植，株行距15×20cm为宜。补种成活后施入8克/平方米的复合肥，保持土壤湿润。铺草卷：铲去要修补的草坪，精心整地，表土过筛清除杂物。施入底肥，深度以20-30cm为宜，然后搂平，细耙，清镇压，确保坪床面平整一致。铺植前浇足底水，铺植时将成卷的草皮卷自然地铺放在坪床表面，拉直，滚压紧实，紧密衔接，确保草皮卷与表土紧贴，施8克/平方米的复合肥，保持土壤湿润。
5、草坪覆土施肥由于大雨的冲刷，使草坪床养分流失，导致草坪草长势衰弱，枯黄、抗旱、抗寒、抗病性降低，易受病菌的感染，加剧草坪的退化。我们在滨河公园改良退化草坪中采用拌肥表土法，覆土前先修剪草坪，第一次在早春3-4月施尿素和复合肥各5克/平方米，掺土1.5千克/平方米，可促进草坪提前返青；第二次在秋季10月份，施入膨化鸡粪20克/平方米，掺土1千克/平方米，可延长草坪的绿期，提高抗寒性。此方法即改良了土壤结构，令枯草垫分解成可利用氮肥，又保持场地平整避免积水，疏松含养分的表土有利于表层须根生长。
6、构建排水系统由于滨河公园，排水系统不完善，雨季公园草坪床低洼处过多的雨水不能及时排出，导致场地积水，致使草坪生长发育受阻，生长缓慢，甚至死亡。我们采取两种措施进一步完善排水系统：1、对于大面积低洼处，采取构筑微地形排水，在低洼处填土做出微地形，自然流畅，配植各类花灌木、地被花卉、草坪、即达到排水的目的，又进一步提升景观效果。2、对于小块低洼处我们采取砌筑排水池的措施，根据积水面积大小，挖深1.2m的深坑，四周用砖砌筑，防止四周泥土倒塌，在池底铺设50cm厚砖石形成排水层，以利排水；在排水层上铺设无纺布形成过滤层，防止基质进入排水层；在过滤层上铺设细沙30cm，覆土20cm，点缀一些置石，补种花草。
二、滨河公园退化草坪科学养护管理措施
1、草坪修剪合理的草坪修剪能促进分蘖，增加覆盖度，使草坪保持平整、美观、提高观赏价值。我们根据草坪的习性和观赏效果，进行定期修剪，使草坪高度一致，边缘整齐。4-5月第一次修剪，高度保持在7cm；6-8月每周修剪1次，高度保持在5-6cm；9-10月2-3周修剪一次，高度保持在6-7cm；11月最后一次修剪，高度保持在7-8cm。一次修剪高度不大于草高的1/3，通过少量多次修剪，逐步剪到需要的高度。修剪要注意：注意消毒刀片，以免传染病菌；修剪时要用锐利的刀片；及时清理剪下的草屑。
2、草坪灌溉我们根据土壤墒情进行适时灌溉，每次浇足浇透。为使草坪正常返青，必须浇足返青水，在3月底进行，深度达10cm。夏季随着温度不断升高，草坪对水的需求也在增大，这时浇水要在上午十点前或下午四点以后进行。在对草坪修剪前2-3天要对草坪进行浇水，以免地表温度过高对草坪生长不利。雨季对草坪及时排水，干旱天气适当喷水降温保护草坪。11月下旬开始浇三遍冻水，最后一次冻水在土壤封冻前结束。
3、杂草清除杂草生命力很顽强，是退化草坪的致命杀手，我们针对不同类型的杂草采取不同的预防措施，采用人工剔除和化学除草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防治。对于阔叶杂草在2-4叶期用72%的2.4-D丁乳油防治。对岵枝子等具有匍匐茎的杂草来讲，人工剔除反而加速其无性繁殖，对于这类杂草我们采取将杂草及周围草坪一同铲除的方法，认真清理周围草坪中杂草余孽，再补栽种植，杂草基本可以清除。
4、病虫害防治草坪病虫害防治重在“预防为主”和“早期防治”，防微杜渐，事倍功半。我们主要预防的地下害虫有蛴螬、地老虎等，它通常在春季、夏末和秋初危害严重，可用90%敌百虫防治。对于叶枯病、锈病，采用预防为主，在4月和夏季（6-9月）高温多雨季节，每月打一遍保护性杀菌剂，800倍百菌清800-1000甲基托布津防治，可大大减少真菌病害。
篇3
【关键词】草原文化 内蒙古 当代油画 发展
草原文化中所蕴涵着的那种创业精神和创新意识是促成内蒙古地区当代油画创作的不可或缺的动力。创造、创新理念能够激励美术创作者开拓创新、实现自我与超越自我，去创造一个艺术组织或产生一项新的艺术活动。正是由于内蒙古人有这样独特的创业精神和创新意识以及那种敢为天下先的气质，以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对外交流日益增多更趋频繁，西方各种传统和现代艺术流派纷纷涌入国内，使国人见到许多金品的油画原作，开阔了国人的视野，中国油画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进而使这一时期的内蒙古油画，体现出运用具有典型草原文化内涵的视觉符号象征寓意现实的艺术特征的诸多优秀作品。据此，内蒙古油画结合现代审美思维，开始对油画形式语言本体和现代艺术语言形式进行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同时，对传统民族艺术特别是蒙古族民间美术进行了更深一步的借鉴吸收。下面结合实际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特定的地域环境造就特有的民族审美意识
纵观当代内蒙古油画，在题材内容的表现和选择上，始终自然外化出一种源自草原情节的审美取向，这种自然外化出的草原情节取向，体现为内蒙古油画创作群体，对表现草原生活呈现出一种源自心灵的主观偏爱和兴趣。从某种意义上说，“地域文脉”是一切艺术借以生长的“文化基盘”，内蒙古的画家们，正是在北方草原这块独特的‘文化基盘’上逐步成熟起来的。艺术追求的是真诚，是发自内心情感的孜孜追寻。对于一个画家来说，最难的是准确把握自己的内心世界，并把这种心里真实与个人经验准确反映在作品里。而他们的共同特点正是：“尊重感受，力求将自己的艺术建立在感受的基础上。他们虽然少有江南新文人画家那种轻松潇洒的笔意，也缺乏首都画家们那样开阔多变的思路，但他们却有着对草原生活的独特理解。他们正是靠着这种独特的理解奠定了自己的基础，靠着各自不同的感受，建立着各自不同的风格面貌。”可以说，特定的地域环境会造就特有的群体性民族审美意识，当然也就关系着每一个体的审美意识，这在对于外在世界感受敏锐的艺术家身上具有尤为突出的体现。
二、草原文化影响着内蒙古当代油画的发展变化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使一个商业社会的基础结构逐步形成，西方思想的解禁和传入也推动着国内文化向更加自由、更加多元的方向迈进。由于西方文化艺术观念再度大幅度涌入，中国文化领域形成了“多元态势”。这一时期的中国美术是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矛盾和冲突中展开的，总体表现为中国艺术对西方艺术的应战与自身文化价值的建立。如果没有这种碰撞与矛盾，中国艺术包括内蒙古艺术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富有生机。草原文化的发展也不例外，同时也影响着内蒙古当代油画的发展变化。
生活在内蒙古的艺术家同样也面临着诸多问题，所以我们要反思自己文化本身的特点，并思考如何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从而创造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和地区特色的美术作品，是目前的首要任务。民族性与时代性尽管是以其外在的形式而鸣世的，但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根本与精粹之处却是隐于形式之后的内在精神。而这种内在精神正是在无数个非常个性化的无数个主体精神的真实宣泄和表现中才得以存在、凝聚和建构的。在面对上世纪80年代西方艺术思潮的强大冲击和新的美术潮流，内蒙古的画家们也曾经有过困惑、迷茫和失落，并且对自己的选择产生过动摇，也经历过从迷失的困惑到寻觅的痛苦和从浮躁的焦虑到冷静的思考。他们在冷静地思考之后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了自己，觉得还是画自己最熟悉的内蒙古草原题材更适合他们，因为内蒙古没有现代品种生长的生活土壤和气候。
三、草原游牧文化对内蒙古当代油画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篇4
关于对秦直道的研究，据考古与历史学家讲，秦直道的研究是近30余年的事情。关于秦直道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史记》，司马迁只有寥寥几笔：“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蒙恬列传》曾传记：“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除此之外，很难再找到更为详细的记录说明，更谈不上研究了。随后的两千多年里，几乎没有人再关注秦直道的意义，秦直道随同黄沙一起淹没于荒草之中。直到上世纪70年代，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撰写《陕西军事历史地理》时，写有《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一文，为秦直道研究开拓了新领域。随后，除1987年陕西省地方志编委办曾组织史志工作者考察过秦直道之外，再没有人对秦直道做过全面的研究。直到2005年7月，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召开了“中国・秦直道与草原文化研讨会”，这是我国首次集中进行研究秦直道的专门会议，主办方总共请来了北京、陕西、甘肃、内蒙古地区对秦直道有研究的专家学者约160余人共同出席会议。最初参与研讨的专家接到主办方邀请之时异常惊喜，毕竟这是关于秦直道的第一个研讨会。同时，许多专家学者也希望通过此次研讨会发表自己的最新观点，同时汲取更多新的研究成果。在这次会议上，众多专家都对秦直道的研究和保护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会上，形成了《关于加强对秦直道遗址鄂尔多斯段研究与保护的建议书》及《关于秦直道遗址鄂尔多斯段的评价意见书》两项成果，明确了秦直道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对秦直道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外，在主办方的主持之下，与会的众多专家也拿出了多年的研究成果与大家共同分享，并以最快的速度结集出版，也就是捌门现在所看到的这本弥足珍贵的《秦直道探索与研究》。著名历史学家、北师大教授王子今说：“这本书的出版，凝聚了众多专家的心血，同时由这么多的专家汇聚一堂，探索研究秦直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尚属首次，且规模大成果丰。这与东胜区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分不开，他们联系专家，准备资料，筹备会议，编辑论文，进行了诸多繁琐复杂的工作。仅仅是将这么多研究人员聚在一起开这个研讨会，即是大功一件，可谓功不可没。”
自汉代以后，秦直道就慢慢的被遗忘了，某些干道虽仍在使用，但很少有人将它与秦直道联系起来。自从上世纪70年代，史念海先生实地考察秦直道的成果《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发表之后，学术界才重识到秦直道的重要性。而那次研讨会上，论文集的出版，为秦直道的保护提供了许多可行有效的意见。我们知道，秦直道北起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盂家湾村)，南至秦都咸阳军事要地云阳林光宫(今陕西淳化县)，穿越14县，长达700多公里。路面最宽处约80米，一般宽有20米左右，要对其进行保护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目前秦直道遗址保存较为完好的一段就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境内，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历来各级领导班子都较为重视这一文化遗存。1989年，东胜境内的秦直道被东胜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该段秦直道遗址被人民政府公布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2003年开始，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着手保护秦直道遗址东胜段，投资800多万元，2005年7月建设落成了秦直道遗址博物馆，制作了大型秦直道复原沙盘，并征集了一批秦汉时期的历史文物，迈出了秦直道文化开发的第一步。参与“中国・秦直道与草原文化研讨会”的众多专家学者，都极为欣赏东胜区的这一做法。秦直道遗址博物馆的建立可谓一举多得，既保护了秦直道遗址和遗址上出土的文物，又有了具体的宣传场地。秦直道遗址博物馆的建立，让秦直道成为中国第一个以道路为主体的遗迹国保单位。由此可见，这个见证华夏文明奇迹的秦直道，这份祖先给鄂尔多斯人留下的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其文化品牌价值是无可替代的。
这本论文集可谓是融各家之言，展百家之长，以“中国・秦直道与草原文化研讨会”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为主，共收录了全国各地专家学者的学术论文和其他文章共32篇，学术分量相当厚重。书中不仅收入了王子今教授的《秦直道的历史文化观照》，还收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的《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宋超的《直道与汉匈战争》、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高崇文院长的《试论匈奴民族的发展与南北文化的交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孙家洲的《秦直道研究二题》、陕西历史博物馆周天游的《秦直道的价值与保护其遗址的意义》、北京大学历史系程龙的《论秦始皇灵柩何以经九原归咸阳》、甘肃庆阳市博物馆李红雄的《略论秦直道修筑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作用》、包头教育学院廖文俊的《秦直道与九原地望》、陕西榆林市文物研究所王富春的《榆林境内秦直道与南北文化交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研究所郝诚之的《秦代直道的和平功能与昭君出塞的旅游价值》等多篇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这本书第一次将近30年间数十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公布于世，这些研究成果再一次肯定了秦直道开筑与通行的重要历史意义。书中对于其走向、规模、作用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考论，提出了许多新的创见。例如辛德勇教授的《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一文中，总结了以往秦直道研究的成果，对于秦直道中段西线与东线的认识分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直道在秦朝时已经修成，到了汉武帝时代仍然继续使用，可见秦人所筑直道，不仅按计划完工，而且工程质量也相当完善。他认为《蒙恬列传》所谓“道未就”，应是指秦代规定的直道工程中“一些非常次要的辅助工程”尚未完全完工。对于直道南端何以起始于甘泉宫，辛德勇教授也进行了有说服力的分析。有关秦直道的考古调查收获，如鲍桐《鄂尔多斯秦直道遗迹的考察与研究》、姬乃军《陕西省延安市境内的秦直道》、贺清海《旬邑县石门关近侧大型秦汉遗址真伪辨析》、张泊《子午岭秦直道考察手记》等，也收入到了这本论文集中，形成了对以往秦直道研究重要成果的一次比较全面的检阅，也为学术界进一步的考察和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
关于秦直道中一些长期困惑世人的问题由此也得到了解决。总体上说，此论文集的出版，为学术界共同研究秦直道问题提供了条件。王子今教授兴奋地说：“这本论文集的出版让在场的研究者都知道了最新的研究结果，了解了同行们的进展，知道了自己应该往哪个方向去研究，让大家都少走了一些弯路。”追根溯源，如今有这么多的专家来关注和研究秦直道，除了“中国・秦直道与 草原文化研讨会”的召开和《秦直道探索与研究》的出版之外，还因为秦直道自身的魅力所在。
秦直道在秦代如同今天的“高速公路”，它既是一条重要的边防供给线，也是一条中原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交流的大动脉，与长城共同构成了北部边疆的重要防御体系，有着与长城同类的文化层级和品牌价值，有着与长城同样重要的历史教学、科学普及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多重功能，在历史上曾为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进步作出过特殊的贡献。现在我们再去探索秦直道，深挖其历史价值，可以全面了解秦直道和秦代道路的形制、历史沿革以及测绘、建造方法、道路规模、使用维护、附属设施等最直接的、无法替代的珍贵史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工程技术信息价值。秦直道的开通，便利了中原内地与河套地区的交通往来，成了内地通往北疆的大动脉，不仅对秦抵御匈奴，巩固北疆，加强北方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秦直道遗迹以及沿线的古城遗址，对于我们研究秦汉北方地区的历史，特别是匈奴的战争史、交通史、通讯史和民族关系史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人文历史信息价值。秦直道同时又是民族大融合的桥梁，西汉末年，昭君和亲匈奴，就是沿秦直道北上的。此外，秦直道沿途的巨大冲沟，不仅展现了本地区两千年来水土流失的情况，而且断面上路基垫土层下压着的秦代原生地层，也真实地记录了这里秦代当时的地貌地质情况。
当论文集《秦直道探索与研究》面世之后，秦直道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通过此论文集，专家学者们还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通过观察研究，可以看到多角度科学考察的新气象：一、秦直道的开通和应用，在中国古代交通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作为典型性的标范，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二、对于军事交通的发展历程而言，秦直道也表现出里程碑式的意义。通过对其在兵员和军需物资的调运、军事情报的传递等方面作用的考察，可以总结有意义的历史经验。三、以文化史考察的视角关注秦直道，也可以获得有意义的发现。比如有学者进行过秦直道沿线扶苏传说的研究。四、近30余年的秦直道考古发掘中，秦直道文化遗址还保存了大量的考古文化遗存，具有很高的文化研究价值，同时还保留了生态学和环境考古学上的重要信息。另外，秦直道纵贯南北，沿线民俗的交融点，也成为民俗史学者和社会史学者瞩目的课题。
篇5
齐莉娜，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博士，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人文地理专业访问学者，汉通设计集团旅游规划与设计研究院院长，中国旅游首个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重大)《基于高可信网络的数字旅游服务系统开发及示范》项目与课题负责人，首批全国特色景观名镇评审专家，主持国家及部委科研项目10余项，主持规划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1 怎样理解文化是景区景点旅游的软载体?
如果说旅游景区的硬载体是土地和产业，那么软载体就是文化。因为土地上或有资源或无资源，都可以承载景区因为发展而需要的项目：产业则是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载体，因为产业可以解决旅游景区除了门票经济以外的其他经济功能，这些功能可以实现体验式旅游阶段使旅游者和景区所有者同时受益的双重功效，比如景区里的农业、渔业、制造业等。
可是，土地到处都有，资源可以投放，产业可以进入，那么景区之间最核心的差异是什么呢?就是文化。因为文化是历史遗存的，是已经深入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都是后续投资和土地无法追加获得的。这些由于历史而形成的文化甚至文明，是景区发展重要的载体。
比如宁夏目前正在100万亩的土地上打造10个或者更多的葡萄酒小镇，因为土地资源的差异不大，而产业又多为农业、旅游业等内容，所以小镇之间只能在文化上各自寻找自己的独到之处，以期用文化来让自己的小镇技高一筹。而石嘴山葡萄小镇，突出了两条最重要的文化要素：石嘴山葡萄小镇所拥有的贺东庄园是宁夏域内历史最为悠久的葡萄种植园之一，除了有种植文化，还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农业合作社文化，这两种文化中，种植文化能让旅游者相信这个小镇是由来已久的，是有历史沉淀的：而农业合作社文化则让现代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愿意去那里体验那个年代。这两种文化的挖掘和表现，让石嘴山葡萄小镇在其他小镇中独树一帜。2 文化对景区景点的旅游规划建设有何影响?
在做一个景区的规划时，规划师在进入现场之后，甚至在没进入现场之前，最先思考的就是这个场地有哪些文化，包括历史朝代、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文化形式、文学作品、文化遗产遗址等：如果这个场地内没有这些文化，规划师就要在场地所在的更大区域范围内，比如景区所在的市、省范围，看这些文化是否已被建成的景区表现出来，如果还没有完全或者部分表现出来，就以此文化为基础，结合其他需求，形成规划师笔下的景区定位、产品、项目等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了旅游规划的核心部分。可以说，文化是旅游景区规划的基本定调，也是旅游景区规划中设计旅游产品的依据。
比如在呼和浩特新城区做整个区域的规划时，考虑当地最突出的文化是草原文化，因此，依据草原文化，我们设置了很多与体现草原文化有关的景区，草原马会，新城牧歌，草原风情小镇等。可以说，在旅游景区规划中，旅游产品的设置来源于文化，而这些旅游产品又成为解读文化、展示文化、体验文化的物质形态。3 在帚区景点的建设中，如何利用文化来提高景区景点的细名度?
利用文化来提高景区知名度的要点是：一定要把景区宣传的内容与人们对这个地区认知度最高的那段历史阶段和人物结合起来。
比如我们在规划哈素海旅游区时，发现人们对“哈素海”的认知度并不高，而对“阴山”和“敕勒川”的认知度极高，因此我们策划的哈素海旅游区的形象定位是“纵歌阴山下·寻梦敕勒川”。这两句口号，分别主打了阴山文化和敕勒文化，阴山文化代表的是悠长的历史背景下的诸多题材，比如农牧交错，抗战等：而敕勒文化则代表北魏时期的题材，以认知的最高点覆盖哈素海。4 在您的论文《以科学发展现指导旅游业发展》中提出旅游业是能够全面体现科学发展现的载体之一，请谈谈文化旅游与科学发展现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即论述文化旅游与科学发展观之间的关系。
首先，文化与旅游的发展受科学发展观指导。因为文化旅游的发展，始终强调的是以人为本、服务于民：强调全面而非单一：强调协调发展而不是一枝独秀：强调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一蹴而就。
其次，文化与旅游的发展也处处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文化和旅游服务的对象都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而不是历史上服务于某些特权阶层的奢侈品
因此体现了以人为本：文化和旅游也体现了全面性和广泛性，一方面是文化内容自身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旅游需求的体现：关于文化和旅游的协调性，众所周知，二者是魂和形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文化的延续性，时间虽然是不可逆转的，但通过旅游产品把文化再现，就形成了旅游发展的可持续。5 在景区景点建设中，应采取哪些措施来提升文化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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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草原文化；牧区蒙古族文化；文化保护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2-0091-04
一、蒙古民族主体的文化境遇
草原，是蒙古族牧民最为根本的生产资料。蒙古人的祖先在生存发展过程中曾面临多种生计选择，最终以游牧畜牧业作为对草原资源环境的利用方式，牧民生产劳动和土地的关系通过牧人与牲畜的关系以及牲畜与土地的关系两个环节来实现，牲畜是介质，而草原才是生存和发展的根本。1984年7月，牧区工作会议决定，在牧区全面推行草原分片承包、牲畜作价归户的“双包制”，1996年又继续实施第二轮草畜承包，落实草牧场所有权、使用权和实施草牧场有偿使用家庭承包责任制，简称为“双权一制”。双权一制中牧户拥有草场的使用权和转让权，草场所有权归嘎查集体。该制度实行后牧区很快出现了两种新事物，即有场无畜的雇工和有畜无场的雇主。所谓有场无畜的雇工是指分包了草场，但自己没有牲畜或只有少量的牲畜，因此只能在承包的草场上为其他各类畜牧业投资人代牧或干脆处理掉草场（包括短期流转和长期转让）后替别人当牧工为生的牧民。有畜无场的雇主则是指以投资获利为目的雇用草场和牧工来进行畜牧业生产的非牧业人口的大小投资人，这部分人里包括非法占用草场的党政机关干部和商人等。前者无畜或少畜的原因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缺乏劳动力、家中常年有病人的；二是劳动松散、劳动技能不足等自身原因所致。这部分人是新制度环境下第一批被边缘化的文化主体。因为草畜分包到户后牧户进入全面单干的时代，缺乏劳动力的牧户可获得的来自集体的人力、财力、智力支持大幅缩减，无畜或少畜户获得起始资本的机会变得更少。没有固定资产的牧民基本上没有机会获得贷款，尤其是在将草场长期转让出去后，牧民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没有了最主要的生产资料——草场的使用权，也就没有了重整旗鼓的根本基础，因此无畜户一旦出现，东山再起的机会十分渺茫。因为对未来的无望，这部分人的环境资源贴现率①①金融行业中，将持票人以没有到期的票据向银行要求兑现，银行将利息先行扣除所使用的利率，或未来支付改变为现值所使用的利率称为贴现率。资源占用者不计资源的未来使用价值而在当前消耗掉未来资源的一部分或全部，其提前消耗的部分即是资源占用者的资源贴现率。变得非常高，牧民不再关心草场，①①蒙古语中对自己使用范围内的草原称为“nutug”，这是个含有所有权意识的词，接近于“家园”的含义。在草场分包到户后可能是因为将汉语中很中性的词“草场”直接翻译使用，牧区官方的文件和用词中更多地开始用“evsen tlabai”意为“长草的地方”，原来视为家园的nutug变成了毫无感彩的evsen tlabai，这本身就体现了文化情感上对草原的漠视。现在很多牧民也在使用这个词。不计划也无力计划更远的未来。
公共资源问题专家，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将获得者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表明，不管是在传统的家族网络里，还是在现代的合作性组织中，若使公共资源的管理遵循着可持续发展模式，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群体的生产目标类似；（2）群体成员间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没有明显差异；（3）群体成员资格对个人非同小可；（4）尤其是关于资源使用的管理规则为群体成员共同遵守，或被权威机构有效地贯彻执行[1]。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间，内蒙古人口激增，大量汉地农业人口进入内蒙古草原。90年代第一次草畜承包时因为规定不能有“黑户”，因此当时从事畜牧业的所有人口都在当地落实户口并成为生产队社员。这是当代牧民第一次遭遇对群体内成员资格毫无控制能力的境地。此后各类原因和名目占用草原的非牧民越来越多，大量的外来投资人挤占了属于牧民合法的生存空间，非牧民占用的草场面积在不同的牧区达到10%30%甚至更高。这些人和牧民一样拥有了使用草原的权力和事实，其成员资格的获得却从来不是由牧民投票赋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十三条规定：在草原承包经营期内，不得对承包经营者使用的草原进行调整；个别确需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牧）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牧）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集体所有的草原或者依法确定给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国家所有的草原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牧）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牧）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但事实上有关集体草场征用和转让流程的管理非常混乱，很多集体草场和牧民承包的草场征用、流转并不按上述法律规定开牧民会议决定，而各级政府对此的监管也很不力，甚至有政府出面强征强转的现象。
教育是目前全球最关心的问题之一。遗憾的是在这一领域里蒙古族牧民长期以来积累的生态智慧和知识体系并没有得到承认。1992年6月14日在里约热内卢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联合国《21世纪议程》，我国政府做出了履行《21世纪议程》等文件的庄严承诺。1994年3月25日，《中国21世纪议程》经国务院第十六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但与联合国《21世纪议程》多个条款中反复强调土著民族的传统文化及其价植、作用所不同，《中国21世纪议程》中完全没有相应的内容。因生态移民等政策退出草原后的牧民，连草原防护员的工作机会都无法得到，因为非城市户口、未经汉语教育者没有资格[2]。草原防护员一定要由城市人口来担任，如此荒唐的事绝非单此一例，蒙古族牧民在环境保护领域的经验和知识至少在制度上是不被承认的。即使在学术界直到现在仍然有人在发表文章称牧民原来“消极和落后”，而从牧区的村庄生态移民到农区的村庄后“受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影响变得进取了[3]。
尽管在政策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受到鼓励和重视，甚至已经有专门的法律来保障其权利，但从整个社会来看，汉语言文字是唯一的通用语言文字，虽然学校可以做到蒙汉双语教学，但社会就业面上对双语或纯蒙古语授课学生的水平承认度很低，导致蒙古语授课学生学无所用，致使蒙古语的社会功能萎缩。国家公务员考试近两年才开始有岗位面向“蒙汉兼通”的毕业生，但在全区公务员录用名额当中所占比例很低，且大部分只限于“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在一个纯牧区要面向80100%为蒙古族居（牧）民的基层机关工作，蒙古族学生的汉语言文字水平要达到母语为汉语的考生相同水平的前提下才有优先权，这既无必要更欠公平。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国策后，虽然规定牧民户口的蒙古族可以生23个子女，但生活压力、观念转变等原因，即使在牧区多数牧户都只有一个子女。孩子是未来的希望，父母供孩子上学，无非是希望孩子将来能有出息，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蒙古语授课出来的学生就业前景暗淡，让很多牧民父母选择让孩子上汉校，一代人从母语环境和文化当中生生被剥离出去的现象，对于蒙古文化的未来无异于灾难。21世纪初开始实施的撤乡并镇政策连带出的效应之一，是基层苏木和嘎查学校被大量并入市、镇。牧区的儿童必须从上小学，甚至是幼儿园开始就要离开父母和家园进城读书。这不仅给牧民增加了巨大的经济负担，也让出去读书的孩子过早地离开了蒙古文化环境，感情上与上一辈人和草原疏离了。而且一旦他们不能升入大专院校或专业学校，回到牧区后就成了“牧盲”。事实上，真正支撑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不是其成员的民族情感，也不是政策层面对民族教育的鼓励和宣传，而是一个可以让文化扎根生长的土壤，一个足以让文化的载体——成员们运用这一种文化来完成生活、生产的、完整的社会体系。
蒙古族牧民面对的生产融资形式同样严峻。2010年冬天笔者在呼伦贝尔做的一项调查中，年畜牧业总收入21万元的一牧户，其当年总支出是1726万元。支出中各类贷款的利息有16万元，未还的本金尚有11万元。所贷款项中年息最高为60%（即所谓的5分利），其余还有年息为36%的（即3分利）。即便是信用社提供的牧民贷款，年利息也达到了168216%。一个总人口只有257人的嘎查，当年年末贷款余额为12315万元，其中3分到5分利的高利贷有406万。当年应还利息共计2378万。牧区高利贷横行给蒙古族牧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麦金农（Ronald.Mckinnon1973）提出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假说与市场分割性假说，阐述具有高利贷特征的非正规金融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的体制性根源，认为高利贷是一种效率低下的融资安排导致产生的[4]。在中国知网查阅关于农村高利贷问题的研究的学术论文，搜索到的74篇文章中除了10余篇对明代、清代以及民国时期为背景的研究论文之外其余全部是关于近30年以内的农村高利贷问题的。从发表时间上看，可查到的最早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是在1995年，这也恰恰反映了农村高利贷问题卷土重来的时间。
近代，尤其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产权制度、人口政策、教育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在蒙古族牧区的推行，蒙古族牧民对社会资源的拥有量明显缩减，对社会资源的支配和控制力急剧减弱，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蒙古族牧民作为蒙古文化主体，对自身、下一代以及文化的未来期望度走低。尽管前述种种问题中蒙古牧民自身素质、文化自觉以及自我更新能力等存在不可回避的缺陷，但客观地看，对牧民“恨铁不成钢”的幽怨和指责未免失之简单和偏颇。对于个体来说，意志或可以决定其成败，但在整个社会层面来说需要靠的不是精神力量，而是要靠制度可以给人带来的发展空间。人活着可以感受得到未来，有理由相信未来会比现在好，才会有动力为之努力，小至群体大至全社会，才会有和谐的发展方向。如同先生所说：“人类必须建立的新秩序不仅需要一个能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态格局，而且还需要一个所有人类均能逐生乐业，发掘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5]
二、蒙古文化的保护
保护文化，必然需要先了解文化的存在形态、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根基。笔者对蒙古游牧文化的理解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蒙古民族的游牧文化是对草原生态环境适应和管理的综合型经济文化形态。蒙古游牧文化的根本在于保障人和环境的共存。游牧民移动迁徙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游牧移动的高频率，移动的频率与蒙古族文化的正统性并没有正相关的关系。迁徙也不是为了保护文化，更不是出于迈尔斯所说的“一种情节” [6]，而是为了保护草原、保障生存，是人、牲畜和草原的三个层面生态适应的结果，而这种过程孕育和发展了游牧文化。这样的关系，却常常被本末倒置。以艺术、服饰等方式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是蒙古族文化对草原生态环境适应方式、理念的体现和延伸，游牧民取自其特定自然、资源和畜牧业产品的衣物、用器、使役畜等，是牧民基于生态资源的文化行为在民俗学场景中的体现。
关于蒙古族文化的保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国历届政府每年都花大量的资金用于此项支出，每届的人大、政协会议，少数民族文化是个必谈的题目；中央组织的全国性活动、演出也从来没有少过蒙古歌舞的一席之地，可见党和政府对蒙古文化保护的重视程度是高的，学术方面来说还有中国蒙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样高规格的学术活动被提议并按期召开每届会议，此外还有各种不同范围和规格的蒙古文化研究主题学术交流活动也都说明了这一点。但在内蒙古各盟市旗县竞相建立蒙古文化主题博物馆、蒙古文化主题街道，看似蒙古民族文化氛围越来越浓的同时，蒙古文化的弱化危机却丝毫没有缓解，文化主体与文化之间的疏离程度依然在加剧。这说明蒙古文化保护的方向和着力点应该被予以反思。
文化的内容往往容易被划定在文学、艺术、工艺以及吃、住、行的习俗等范围。但如果文化保护的努力方向变成保护上述因素，那么这样的文化保护行为只能是舍本逐末。蒙古民俗、艺术只是蒙古文化的浅层表现，蒙古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哲学思想和情感积累才是其根本，而这种深层的文化根基产生于并只能发展于人与草原和谐共处的生活形态中。蒙古文化的意义不在于“传统性”。她来自于古远的时代，但从来不是停留在那个时代的。所谓传统，只是个相对的概念，蒙古文化的珍贵在于她在每一点上的表现总是能够与自然环境浑然一体。蒙古族的歌会变、舞会变，牧民的装束、居所都会变，但文化汲取营养的土壤是肥沃的，那她的变化就会保持良性。
如本文前段所述，当下的蒙古族文化的困境来源于其文化主体的生存困境和对未来期望的不明朗。因为不同领域不同目标方向的政策和制度，相互间的衔接不足，导致彼此矛盾甚至冲突。文化政策在大力投入保护的时候，其他政策和制度可能正在撼动这个文化的根基。现代的蒙古文化保护首先应该做的是保护文化的活态，保护文化的发展可能性，而不是在博物馆里堆积蒙古文化用品，为未来的考古学者提供研究的方便。如果将蒙古文化喻作植物，作为文化保护行为的主导方，至少政府的文化保护行为不应该是出于“抢救”和“抢收”的目标，而应该是陪土，至少不挖土。蒙古文化依然是一种保有巨大能量和活力的文化，蒙古文化必须发展，中国文化发展的大局也需要蒙古文化的发展。但文化保护也好，促进也好，不是要给文化指引方向，而是保护她的根基不受无端的侵扰，让文化的主体能够有空间、有机会自行修复和雕琢。
参考文献：
[1] Ostrom ， E.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 ：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史俊宏，赵立娟.草原牧区生态移民生产生活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以内蒙古乌拉特中旗收缩转移战略为例[J].经济论坛，2009（11）.
[3] 焦克源，王瑞娟，苏利那.蒙古族生态移民的文化变迁考察[J].前沿，2008（11）.
[4] 丁彦皓， 冯广波.福利效益视角下的农村高利贷[J].经济界，2010（4）.
篇7
论文摘要：辽阔无边的北方草原生活造就了我国蒙古族粗犷、豪放的性格，形成了具有神秘色彩的蒙古族草原文化，同时也形成了蒙古族特有的民族图形文化特征。独特的生存方式、神秘的图腾崇拜、图形的审美习俗都与蒙古族的发展历程有着解不开的渊源。
无际的草原成就了蒙古族粗犷、豪放的性格，同时也形成了蒙古族特有的图形风格。要探寻蒙古族的艺术渊源，必须了解他们的传统文化风貌，并通过对其民间传统图形的研究了解蒙古族人在民族艺术上的审美追求。
一、蒙古族人对图腾符号的崇拜
列宁说:‘恐惧创造神。”《蒙古秘史》己载;‘成吉思汗的祖先是承受天命而生的李儿贴赤那，和妻子豁埃马兰勒一同过腾古思海，来至汗难名子河源头的不而罕山前住下，生子名巴塔赤罕根据蒙古语的解释，‘‘李儿帖赤那”意为“苍色狼”，“豁埃马兰勒”一词是“白色的鹿”。蒙古族自诩为‘苍狼白鹿”的后代，这显然有极深刻的图腾崇拜的意味。根据北方民族史、蒙古族的历史典籍中的有关记载，从蒙古族崇尚萨满教的神扯观念表现中也可推定蒙古先民确实将“狼”、鹿作为图腾进行崇拜。在蛮荒的北方草原，“狼”对于草原游牧人群来说是非常可怕的野兽。它们往往集结成群，无论捕食或对付进犯之敌，都协同战斗，团队意识极强，且凶猛而富有灵性。于是人们由恐惧而敬奉，把它们视作自己的亲属和同类，这也许就是“狼”图腾崇拜的缘由。“狼”的图腾崇拜不仅寄托了原始的蒙古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尊崇，也传达了人类对自身力量和自我意识的认同与自信。作为图腾符号的‘粮”图形有着强烈的宗教意味。原始图腾崇拜是蒙古族人的宗教信仰与审美取向的中介符号。蒙古族人民对“狼”图腾的崇拜，也涵摄了对“狼性”文化的审美意识的深刻体验。因此，“狼”图腾作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文化艺术符号，渗透进蒙古族文化的基因中，而审美文化、艺术活动作为文化形态也受其影响。由于受万物皆有神观念的影响，蒙古人对其他的动植物有着崇拜心理。根据考古及史料记载，蒙古族的图腾崇拜还包括有牛、马、羊、虎、鹿、蝶、鱼、佛手、杳花、莲花等图腾纹饰。虽然这些纹饰有些已经完全失去了原形，成为远古图腾文化的象征和回忆，但始终表现出蒙古民族特有的艺术活动与审美情趣。
二、蒙古族图形文化的样式特征
图形文化在蒙古族的文化中占有很大的份量，无论是图腾禁忌的图形样式，还是审美需要的物件装饰图案，都充满着蒙古族对生命、生活的态度。在原始信仰中，蒙古族人始终认为本氏族源于某种动物或植物，或是与它们有着亲缘关系，于是某种动植物便成了这个民族崇拜的图腾，也才有了古老的、著名的“狼”图腾的神话。因此说，蒙古族的图腾崇拜是对动植物的崇拜，实际是源于对祖先崇拜的一种对应转换，这种对应转换常常通过氏族起源的神话和图形展示出来。
蒙古族人对与他们共同生存、生长的动物和植物有着特殊的感情。如牛、马、羊、驼、犬、狼、鹰、鹿等及各种植物，象征着上天降下的吉祥，传达对幸福的理解与对理想的追求。聪慧的蒙古族人将这些动物、植物演义成图形纹样，将其应用、展示在自己的衣、食、住、行之中，如日常的服装、家俱、生活用具及对环境的装饰。同时由于“万物有灵”的观念影响，对这些图形的使用往往有着严格的限制。究其图形特点，一般表现为三大类。
自然纹样:云纹、山纹、水纹、火纹及纹有蝴蝶、蝙蝠、鹿、马、羊、牛、骆驼、老虎、龙、凤及其他的动物图案等，植物纹样有花纹、草纹、莲纹、牡丹纹、桃纹、杏花纹等纹饰图样。充分体现了蒙古族人崇拜自然、热爱自然的朴素审美观。
吉祥纹样:受佛教、萨满教文化的影响，宗教中的一些图案也应用于蒙古族人的生活中。其中佛教、萨满教中的盘长纹，法螺、佛手、宝相花等八吉祥纹样图案在他们的生活中广为使用，特别是盘长纹。在民间，盘长(蒙语乌力吉乌塔苏，)多用于服饰、毛毡、器物雕刻品上，其图案本身盘曲连接，无头无尾，显示出绵延不断的连续性，寓意长久不断。蒙古族的吉祥图案内容丰富、寓意深远。
文字纹样:蒙古族的文字如同阿拉伯文，属篆字体，是一种把邻接的字形连起来的草篆文字，本身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又具有一定的审美性。它书写自由，美观大方，蒙古族人将其用于服装、鞋帽及毛毡织物的装饰中。它既是文字，用以记事，又可作为图形，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随着历史的发展，同时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如福、禄、寿、喜等文字图案，应用得也比较广。
蒙古族图形纹样同其他民族，特别是同汉族关系密切，但在运用纹样时却显示出蒙古族特色。蒙古族喜欢组合运用图案纹样，如将盘长纹延伸再加人卷草的云头纹，缠绕不断，变化多样。利用图形的曲、直线的变化，表现不同的感情，将曲、直线条的不同形式相结合，达到和谐统一的画面布局。在构图上采用几何对称、变形夸张的手法，随心迹化，从而达到内与形式、情感与表现的统一。
三、蒙古族传统图形样式的应用
蒙古族民间图形的运用十分广泛，特别是在建筑及其装饰上。蒙古族的主要建筑是蒙古包，它伴随着蒙古族牧民走过漫长的历史，具有草原游牧民族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蒙古草原地处温带大陆性季风带，冬季寒冷且漫长，夏季气候多变，牲畜对气候和草场的依赖性促使牧民一年数次地逐水草而栖。冬暖夏凉的蒙古包是为适应游牧生活和草原的自然环境所设计的蒙古族独有的居所。
蒙古包由木门、毡墙、椽子和天窗四部分组成。每一个组件上面都附饰有美丽的图案，内容大多寓意吉祥如意、祈福平安。各种图案交错生辉，毡房内外装饰图案多为二方连续的云纹、几何纹或卷草纹，并在毡墙的角落装点角隅纹样。在构图上以包顶为中心，以圆心为基点，向四面放射状地点缀图案。
毡毯在蒙古族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既具有实用性用于铺陈保暖，又可作为审美用于装饰。在两千多年以前蒙古族人就开始用牛毛或驼毛捻成线，延续传统的编席方法编织出具有美丽花纹图案的各种地毯。地毯纹样多以对称式几何图案为主，外围图形有方有圆，内部图案严谨对称。主图案多以龙、凤、八仙、团花、吉祥图案为主，边饰云纹、植物纹、回纹、万字纹、角隅纹等图案。在构图上，大多是中央有圆形团花，四边围绕装饰草龙间花，构图饱满，内容丰富，形成富丽与古朴两种风格的画面。辽代在北京建都后，地毯就成为宫廷里专用的铺设品。它吸收了草原各民族地毯技艺的长处，同时吸纳了汉族织锦、瓷器纹样，形成了独特的地毯艺术风格。在色彩上，主要以蓝、黄、褐三色为基调，间以紫红、白、黑等色，既对比，又协调，所以又称之为“中国的黄蓝毯”。传统的编织方法是:毡毯在编织前设计好图案，根据编织的经纬线特点进行设计，工艺多为手工编织。随着时代的发展，尽管受外来文化、技术的影响较大，但蒙古族的地毯艺术至今仍不失为艺术瑰宝，它是民族民间艺术传承的结晶。
服饰图案是最具蒙古族特色的形式之一。服装的装饰图案更多地体现出蒙古族人的文化、宗教信仰、图腾崇拜、审美习俗等。特别是图腾图案，对其的应用最为多见。无论服装，还是饰物，无一不显现图腾文化的痕迹。多变的自然现象使先民们感到茫然，由此产生的图腾图案应用于服装的装饰上，期盼崇拜的图腾形象能够随时护佑他。如常见于蒙古袍、腰带、帽子、靴子等上的图腾图案及各种象征符号图案;如日月形纹、高山流水纹、葫芦纹、漩涡纹、回纹、雷纹、云纹、山纹、水纹、火纹以及狼纹与鹿头冠纹图案。蒙古族先民们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往往通过这些图形来认知自然、诊释自然。这些都是对自然和生命的一种认知形式。同时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在蒙古族的服饰中还常饰有吉祥云纹、飞翔仙鹤、五爪金龙等吉祥图案。在这里龙图腾为最高权力的象征，仙鹤代表最高尊位，具有强大的威慑与企慕的效应，都是远古图腾的重现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服饰做工精细、协调美观，其中还有大量的抽象几何图形作为边饰，圆中带方、曲中有直、环中套环，体现了蒙古族对佛教的“圆通，圆觉”的理性精神思想的理解。
在蒙古人心目中，帽饰是吉祥与权威的象征。据《后汉书·蛮传》所记:“盘蛮‘好五色’衣服，制戴皆有尾型。”蒙古帽后面的“尾”是蒙古族人爱犬、敬犬和‘火图腾”祟拜观念的再现。其中圆形帽象征天，古有‘嗽人不欺天”、“欺人不欺帽”的说法。由此可见，帽饰代表天而拥有神圣崇高的意味。蒙古帽上多饰有太阳纹、火纹、花纹、祥云、龙凤等纹饰。
靴子是马背民族最具特色的与蒙古袍配套的民族服饰之一。蒙古靴子种类很多，常见靴帮和靴底有花纹、古币纹、龙纹、凤纹、云纹、蒙文篆字等作为装饰。同时靴子图案因地区部落的差异、用途而有变化。这些图腾图案在其服饰中象征勇敢、强悍及顽强的生命力。服饰图案多采用刺绣、缝帖的方法，制作程序比较简单、自由。
篇8
【关键词】蒙元文化 旅游景观 特色创新 历史文化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9(a)-0203-01
1 蒙元文化概述(蒙元文化定义和基本精神)
蒙元文化是草原文化、中原文化、中外文化交融的产物,是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边塞文化的聚集、融合、传承和积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形成了兼容并蓄的地域文化体系。其中,蒙古族帝王文化、宫廷文化、祭祀文化、民俗文化,正是蒙元文化的核心部分。每个民族的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无不积淀着该民族的文化精神。蒙元文化的基本精神。
其一,作为蒙古族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之一的英雄精神,乃是由普遍流行于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中的英雄崇拜上升凝聚而来的。在那样的时代里,人们需要英雄人物的保护,这些英雄化的神不仅能从精神上给他们以安慰,同时更能使其从心理上得到激励和鼓舞,让人们在体验着英雄经历的同时,也在努力想要成为英雄那样的人物,受到尊敬和崇拜。
其二,蒙元文化中的自由精神是从其社会、经济、文化内部自发形成的,蒙古人在生存空间上的自由行动为其内在自由精神的形成奠定了一个客观的物质基础,自由的生活方式和以个人为主体的文化生活又为其提供了一种制度上的保证和精神上的享受。
其二,务实精神对于古代蒙古人来说,即是反对玄想空谈,崇尚脚踏实地。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冲击下,面对现实,直面人生是他们最基本的人生信条。古代蒙古人能够极好的适应自然环境,为自己选择一种最为恰当的生存方式,这体现的是一种务实的生活态度,无论是作为主业的畜牧业,还是作为副业的狩猎业,都是他们基于现实环境需要、及生存需要而做出的最切合实际的选择。
其三,开拓精神。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的性格特征:好奇、冒险、易于接受新鲜事物、不断地寻找机会并且创造机会,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开拓精神。对于蒙古人来说,这种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从生存的角度来讲,迁徙活动是开拓精神最初的行为基础,为了寻找合适的牧场、水源以及居住地,牧民不断的进行着迁徙,这是最基本、最原始的开拓行为。另外,从发展的较高层次来讲,这种开拓精神则体现在一系列征服战争中。通过这种战争,他们既获得了广大的生存空间,也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益,所以,战争行为早期是以经济目的为主,后来才发展至政治、军事等方面。靠着这种精神,蒙古人不仅为自己开拓了生存之路,而且为部落、民族、国家开拓出了发展壮大之路。
2 蒙元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历史地位
“蒙元文化”的多元性特征造就了这一地区人民具有宽阔的胸怀、对异文化包容,并主动学习和汲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元朝统一中国后,中原与边疆地区关系日益紧密,南北文化相互交融,彼此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的多民族文化和谐并存、共同发展,形成了蒙元文化一大特色,因此被欧洲人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奇迹”。
蒙元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制度最少的王朝之一,它不仅没有从官方角度提出“避违"制度,而且蒙元时期的文化禁令相比较于明清两朝,仅是它们的几十分之一。另外,它还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明确提出自由的朝代,萨满教是匈奴、突厥、蒙古固有的生态宗教,是古代蒙古高原传统思想的基石。在十三世纪蒙古人仍信仰萨满教的同时,接纳了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并在蒙古高原形成了具有地区特点、民族特点的综合性宗教体系。
蒙古族善于同兄弟民族相互学习,成吉思汗利用维吾尔人创制了回纥蒙古文字,元世祖忽必烈利用人创制了八思巴蒙古文字,额尔德尼利用回纥蒙古文字创制了满洲文字。蒙古语曾经是世界上第一种国际语,十三世纪用回纥蒙古文撰写的世界名著《蒙元秘史》还保留至今,这是一部研究古代游牧文明的独一无二的珍贵史料。
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 ――元曲(散曲和杂剧)也是在兼容的文化环境下形成的。元曲的诞生与繁荣,主要得益于蒙元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影响和文化政策的宽松。元曲包括散曲和戏剧(杂剧、南戏),在元代文学中成就最高,被视为元代文化的精华。自此,后人把元曲、唐诗和宋词并列,视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
在建筑方面,规模宏伟、富丽堂皇的上都城,就是一座具有汉式宫殿楼阁和草原毡帐风格的新兴城市,充分反映了两种建筑文化的特色。蒙古宫殿的建筑形式和基本结构完全吸收了汉族的传统,但在技术、结构、材料以及建筑装饰方面都有了新的创造,普遍运用色彩绚丽的琉璃作为建筑的装饰,宫殿平面一般均采取“工”字形,即在宫殿与宫殿之间用柱廊连接。殿内布置普遍使用壁衣和地毯,凡属木结构的部分都用织造物遮盖起来,具有浓郁的蒙古宫帐的特点。此外,在鄂尔多斯等地方所新建的许多佛寺、庙宇,也都吸收了建筑艺术的精华。将寺庙中的佛像、壁画、唐卡装饰与蒙、汉、藏的雕塑和绘画艺术有机地融为一体。
蒙元时期,东亚、中亚、西亚、欧洲的部分地区相继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之下。战争带来消极影响的同时,在客观上也带来了积极影响。它使欧亚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壁垒被打破。官方鼓励通商的开放政策,便利安全的交通驿站,拉近欧亚之间的距离,使各种文化之间的直接对话成为现实,各地区之间缩短了因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文明进程的差距,尤其是文化交流让中国认识了世界,世界也认识了中国,东西方间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世界文明史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3 结语
穿过历史的尘湮,审视“蒙元文化”这朵中华民族百花园里的奇葩,会发觉它是如此悠久、绚烂、独具魅力。蒙元文化吸纳多种文化的有益成分,达到历史性的高度,具有了显著的多元性和空前的繁荣。蒙元时期,中华版图横跨欧亚地域和众多民族的大一统局面使得文化的发展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厚内涵。作为元王朝的主流文化对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世界的文化发展和人类的文明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1] 刘滨谊.历史文化景观与旅游策划规划设计[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4 P3.
[2] 萧启庆.蒙元的历史与文化 蒙元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2001.
[3] 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M].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P34.
[4] 乌云巴图、葛根高娃.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1997.6 P70.
[5] 齐・斯秦巴托.蒙元文化之学问.元上都文化网站.2006.12.26.
[6] 陈巴特尔.试论蒙古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变迁及其特点[J].内蒙古大学学报.2004.5.P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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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院校图书馆 文献资源建设 开放获取 宁夏
中图分类号： G250.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2）04－0108-03近年来，由于信息获取费用负担的加重及广大科学信息获取难度的进一步加大，使得公众迫切希望能找到一种打破这种壁垒的信息获取模式，于是，开放获取便应运而生。作为一种信息共享和交流的模式，开放获取自新世纪以来迅猛发展，受到了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与实践，如信息保存机构的图书馆、主要学术信息产生的信息源科学家、信息加工发行的出版界等。开放获取在我国也有十余年的研究和实践发展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开放获取的内涵早已超出了最初的范围，开放的内容已远不是当初的期刊论文、自存档等，博客、特色馆藏等都已成为了时下开放获取的主要建设资源，图书馆、学者、出版商等纷纷加入建设大军之中。
1 开放获取发展及在中国
1.1 开放获取发展概述
理念思想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末，快速发展起步于本世纪初的开放获取，旨在打破学术研究的认为壁垒，提高信息资源利用率及价值，实质是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免费全文地获取各种信息资源，目的是为了推动信息资源和科研成果能够充分地利用网络自由传播和共享。2003年，由德国马普学会发起，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多国科研机构于2003年10月22日在柏林联合签署的《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资源的开放使用的柏林宣言》［1］（以下简称《柏林宣言》）让开放获取真正走向了世界，并得到了世界多国科研机构的认可支持，也标志着开放获取步入到了成熟发展期，此后，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院所、期刊出版界、图书馆界、科研机构及政府纷纷开展行动，加入到开放获取中来。
1.2 开放获取在中国
从10年前（2002年）刘闯、王正兴发表文章对美国采取的国家投资、科学信息“完全开放”政策进行研究［2］以来，开放获取进入到中国的研究与实践已有十年。在这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科学信息保存机构既有对国际组织开放获取活动的接轨跟进，也有学术理论研究，更有具体的实践。从2003年至2005年，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先后代表我国的科学家与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陈宜瑜代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开放获取柏林会”上签署了《柏林宣言》，以表明中国科学界和科技机构对开放获取的支持与决心。2005年和2010年，中科院分别与国际科学院组织联合和德国马普学会先后主办了“科学信息开放获取战略与政策国际研讨会”与“第八届开放获取柏林会议”，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对开放获取更为明确的支持与认识。《柏林宣言》的签署及一系列相关会议的积极参与，使得国内对开放获取的理论研究也持续升温，图书馆界、出版界、数据信息提供商等均加入到相关的研究中来，关于开放获取的理论基础、开展模式、国际进展等均有成果面世。图书馆界等相关方也进行了一定的开放获取建设实践，截止到2012年7月31日，中国科学院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平台所收录有180种期刊［3］，全国大约三分之一的核心期刊是开放获取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OAJ）［4］。除进行OAJ建设外，我国开放获取的建设途径主要有建立OA仓储、集成OA搜索引擎平台、个人学术网页、Web2.0站点、特色数据库开放等。尽管在这些建设过程中还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但随着建设的逐步深入，开放获取的建设途径及内涵将不断得到扩大和推广，开放获取的文献信息量也会越来越大。
2 宁夏高职院校图书馆开放获取文献资源的建设构想
2.1 宁夏高职院校图书馆开放获取文献资源建设的背景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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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舞蹈创作者根据个人经历、生活环境、宗教信仰、时代要求等多种因素编创出体现民族自我的舞蹈,让每个舞种裂变出许多异彩纷呈的剧目,具象地绽放在舞台上。本文将通过分析不同时期蒙古族舞蹈的创作风格,来探讨风格的变化及形成原因。
蒙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能歌善舞的民族。受草原文化的影响,舞蹈风格彪悍矫健。传统的舞蹈有:马刀舞、鄂尔多斯、筷子、安代、盅碗舞等。这些舞蹈节奏欢快、舞步轻捷,表现出了蒙古族劳动人民纯朴、热情的健康气质。建国后蒙古族舞蹈涌现出很多优秀的作品,舞蹈风格从朴素的捕捉舞蹈形象到编创者个性的升华,各有特点。本文选取了不同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三个蒙族舞蹈:《牧马舞》《奔腾》和《搏回蓝天》来分析蒙古族舞蹈的创作风格及形成原因。
一、从生活中激发灵感,捕捉朴素的舞蹈形象
舞蹈与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舞蹈语汇和不同风格特点的“标准”是在生活中形成的。着名的表演艺术家贾作光曾说到:“要学好一种舞蹈就必须掌握它的全部特点和标准,讲标准就要谈‘规范化’;而所谓讲‘规范化’就是将生活中产生、又在生活中经过无数民间艺术家长期发展形成的、能鲜明体现本民族生活和性格的舞蹈特点固定下来。”
贾作光在舞蹈创作过程中,讲究舞蹈的韵律和节奏,将情、舞、乐等融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早在50年代《牧马舞》的创作中,他就意识到舞蹈动作要从生活中去提炼并积极从事着继承、借鉴传统的工作。《牧马舞》从牧民生活出发,他在内蒙古传统民间舞蹈的基础上,从牧民骑马、训马、摔跤、挤奶、射箭等劳动生活中,观察、捕捉、提炼和创造了新的民族舞蹈语汇,提炼了牧民放马的典型形态,把握了舞蹈形象化的套马、拴马、骑马、飞驰等典型动作,表现了蒙古民族朴实粗犷、剽悍英武的精神气质,成功地塑造了性格豪迈、马术高超的牧民形象。
从《牧马舞》中,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贾作光创作舞蹈动作从生活中提炼,却并非单纯模仿,而是把具象动态美化、优化、韵律化,把舞蹈技巧紧密地和牧民性格凝结在一起。这一时期的舞蹈创作不论是观察还是模仿,都着力于强调舞蹈形象的“生活源泉”和“舞蹈本体”。
二、从时代中汲取精神,抒发浓郁的民族情感
20世纪80年代中叶,内蒙古草原乃至整个中国大地沉浸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之中,中国人民意气风发,精神抖擞地奔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道上。正是基于这种时代特点,这一时期创作的舞蹈风格都极具强烈的民族情感,其中《奔腾》就是一部代表作。
《奔腾》由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创作并于1986年首演,一经演出,便以其生动的气韵、磅礴的气势、浓郁的民族风格引起强烈的震撼。《奔腾》的编导马跃正是重塑了民族舞蹈素材中最重要的语言风格,他不仅仅让舞蹈停留在马姿,马步,马舞的舞蹈形式中,更着力于刻画漫漫草地和茫茫大漠塑造的“马背民族”粗犷、豪放、强悍的性格特征,还有对待生活的热情与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以领舞、群舞的相互衬托,展现出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雄伟气势。其中更以“人”的“信马由缰”与“马”的“奔腾飞驰”交相挥映,迸发出无限的生命活力,为观众展现了一幅蒙族人骑马奔腾朝气勃勃的画面,这种创新的表现手法使这个舞蹈更贴近民族情感。
《奔腾》这部作品代表了新时期整个中华民族昂扬奋发的生命状态。表演者激昂的神情,气势蓬勃的舞台气氛,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全都囊括其中,直到如今还是作为经久不衰的经典剧目不断活跃在舞台上。这一创作不局限于舞蹈形态上,使整个舞蹈看来无形的民族力量大于舞蹈形式。这个舞蹈是对蒙古族舞蹈创作的重要突破,它不满足于一般意义的民族风格展现,而是通过体现蒙古民族须臾难离的马的"灵魂"搏击,揭示这个民族对生命的感悟。
三、从审美中创新思想,追求自我的个性升华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民族民间舞蹈虽然根植于民间肥沃的土壤中,但它们的风格特征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是时代的原因,也是编创者思想创新的原因,所以,在这一社会时期,民族民间舞蹈出现了符合当代社会情感、运用编舞技巧表达主题乃至情感的舞蹈作品。其中《搏回蓝天》可以称为一部代表作。
《搏回蓝天》是由万马尖措编导的蒙族独舞,舞者从一只鹰的角度刻画了被剥夺生存环境和自由意志与生命的悲哀,带有一定故事情节与主题,舞蹈中动作元素的设计,虽然大部分是课堂组合的变形,但不乏是一次大胆地尝试。它的诞生符合当代的审美取向,所要表达的主题内容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运用方法非常生动,给人以想象的空间。
像万马尖措一样,运用民族舞蹈语汇编创出具有当代审美倾向的舞蹈作品,是一种新风尚。这些舞蹈的编创者已远远不满足于单一模仿动物或象征祭祀性的舞蹈形态,需要创新,在保护好民族民间艺术原始魅力的基础上不断输入符合当代审美需求的艺术血液,从原生态、课堂训练中的舞蹈转变为符合时代精神的舞蹈艺术。这不仅需要编导在观念、意识和思维上的创新,更是舞蹈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
但无论怎样,舞蹈最重要的是打动观众的内心,不管民族舞蹈艺术随着时间流逝如何发展,与观众的沟通、与心灵的对话是舞蹈艺术亘古不变的追求。
结论
从《牧马舞》到《奔腾》到《搏回蓝天》,我们无法定论不同时期的创作风格孰好孰坏,就像一直以来争论不休的原生态艺术和舞台艺术的话题一样。对于今天的民间舞蹈创作而言,当代有许许多多作品从反映真实、纯朴、热情的社会生产到奔放、唯美的民族民间舞蹈,这为民间舞蹈带来了新的生命。从而使民族舞蹈具有了新的品格。时代在前进,民族舞蹈这种活跃的艺术形态就必然不会停滞,编创者在继承原有舞蹈风格特征的基础上,不断“拿来”与“创新”,既彰显民族舞蹈“母语”的文化特异性,又具有时代性。在各个不同时期向我们展示不同的风采,而每一种风采都是民族舞蹈文化发展长河中不可缺少、独具特色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贾作光着.《贾作光舞蹈艺术文集自序》.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
陈卫业 纪兰蔚,马薇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民间舞蹈选介》.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