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行为文化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动物行为文化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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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文化交际 商务活动 文化因素 个人活动

一、何谓跨文化商务活动

跨文化国际商务活动既是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一种文化活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外企业纷纷来华开展商务活动，中国的许多企业也谋划进军国际市场，中国经济会更广泛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必然会在国际商务的经济运行中反映出来，甚至形成商业冲突。了解这些文化差异及对国际商务活动的影响，使我国企业在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过程中，如何适应国际商务活动主体之间的经济环境，取得竞争优势和获得国际经营活动主动权，是我国企业在跨文化国际经济活动中所必须重视和值得研究的问题。具体到国际商务活动中的跨文化定义，我认为，文化是群体成员连贯一致的、后天习得的、群体共享的观念，人们藉此决定事情的轻重缓急，就事情的适宜性表明自己的态度，并决定和支配后续的行为。跨文化交际中，作为个体而言，就是每一个独立的个人；作为企业与集团而言，则是一个组织与集体。

二、跨文化商务活动中有哪些文化因素

在众多的文化因素中，价值观是核心内容之一。价值观表现为某些符合社会文化，具有持久性、稳定性，为社会成员所普遍接受的信念。作为文化构成的深层因素，它既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社会文化因素在人们心中长期渗透、积淀的结果，它持久地影响着人们的态度、需要和行为方式。一般认为，群体价值是东方文化的思想内核，而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支柱。中国是前者的典型代表而美国是后者的典型代表。传统的中国人认为，群体在先个体在后，个体是群体的一员，而且是群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自古强调群体价值，孔子提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体现的是人际关系。说明中国文化是群体性文化，强调团结就是力量，体现团队精神，群体价值。相反的，西方文化则把个人价值的实现放在首要位置。竞争在崇尚自我的西方国家被人们看成是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途径。美国人以物质财富的多寡作为衡量个人成功与失败的标准，这就激励了每个人积极主动地去竞争，以追求个人价值的最大实现[2]。另外，中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也存在着巨大差异。东方人强调形象思维，西方人则强调抽象思维。东方人重视曲线思维，而西方人则更看重直线思维。喜欢把复杂的问题分解成若干个简单的问题来加以解决。因此，文化差异是商务活动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三、文化对个人行为和商务活动的影响

由于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每个国家的人会因为各自的文化而有不同的表现。例如伊斯兰教的信徒在商务宴会活动中注重礼节等。可以说，由于个人生活环境的不同，各人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会产生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3]。而这三观则是为人处事的出发点。有的人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在商务活动中会千方百计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有的人则注重长远的发展，这类人在商务活动中往往会表现出利他性也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倾向。而根据上文所阐述的，商务活动是商业中各个人与人组成的关系网络之间的物质、信息、资金流动，它的基础就是人。因此，文化因素在对人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也会对商务活动产生深刻的影响。西方文化反映在国际商务方面，经常表现为轻视人情和传统习俗，只尊重规则和制度，一切服从合同和计划。而东方文化的传统伦理思想所注重的则是人伦情谊关系，追求心理上的认同感和安全感。

东方文化的群体价值观既然强调个人利益服从群体利益，员工对于组织怀有忠诚感和效忠心理。“和为贵”的价值取向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表现为公平、均富和稳定。员工以和谐为原则，讲求团体合作精神，反对彼此倾轧。员工对组织有一种感情依赖，员工和管理者的关系十分密切。而西方文化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倾向于独立自由及个人的成就，通常个人也有足够的权利来处理各类日常事务。类似于德国，这是个非常讲求契约精神的国家，人们在商务活动表现出来的往往是严谨、一丝不苟，遵照规章制度行事。在中国，往往商务活动少不了传统酒文化的影响，“无酒不成席”已经成了商务宴会中的法则。因此，如果中国人跟德国人之间谈生意，中国人要遵守德国人的严谨甚至有些苛刻的性格，而德国人也要努力适应中国的这种商务文化。

四、结论

通过上文，我们发现，文化对人、对商务活动都有深远的影响。每个国家要想更好地与他国进行交流、进行商务经贸合作往来就不得不考虑文化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价值观、思维方式上的转变，更是需要一个国家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成功地进行跨文化商务交往，就必须充分认识这些差异，并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尽量缩小和避免文化差异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实际的商务谈判中，我们应该避免文化产生的冲突，努力克制情绪，谈判的最佳结果就是达到双赢，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同时，又要以各自的文化背景为依托，努力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为企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了文化在跨文化商务活动中的巨大作用，也只有充分地进行相关国际商务文化与礼仪知识的学习，了解各国的文化把它对个人和商务活动带来的限制最小化，努力实现合作双赢才是真正让企业走向国际的正确之路。

参考文献：

[1]刘雯祺.中西文化差异对跨文化商务活动的影响[M].江西财经大学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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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 译出 必要性

简单来说，译人指译者把外语义本译成母语文本，译出则指译者把母语文本泽成外语文本。

1．关于“译出”

多年前，英国汉学家A．C．Graham在其译作《晚唐诗选》之序《论中国诗的翻译》的最后一段说：“……在翻译上我们几乎不能放手给中国人．因为按照一般规律．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这一规律很少例外。”(“…wecanhardlyleavetranslationtotheChinese，sincetherearefew ex—ceptionstotherulethattranslation isdone into，notoutof，one’Sownlanguage．")(Graham，1965：37，转引自潘文国，2004)。Gra—ham是西方一位受人尊敬的汉学家，对中国哲学深有研究，出版过有分量的着作及译着，对传播中国文化起过重要作用，可能正是由于治学严谨．认为中国人的英语表达能力有限，才会说出上面的话。按他的道理．中国学者将无权插手汉籍英译事业。

翻译理论发展到目前为止，基本是建立在三个层面上，第一个是语言层面，第二个是文学层面．第三个是文化层面。在语言层面上，翻译被理解为语码转换，同一意义从一种语言形式的表达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形式的表达。在文学层面上，翻译被理解为文学作品美的再现而在文化层面上，翻译则被理解成文化的传播。如果从语言层面或文学层面上讲，Graham的话有道理。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他的话毫无道理，至少他讲的“一般规律”是必须被违反的。

2．中国经典文化意象“龙”的误译

文化，从狭义上讲指的是特定人群的显性的或隐性的行为模式——这涵盖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法等。所谓“卜里不同俗”，特定人群中当然会形成一些独特的事物。中国的“龙”文化就是一例。

在中国．“龙”这一文化意象，其文化内涵可谓博大精深。中国人自古就有崇龙、拜龙的传统和习俗，其渊源可追溯至7干年前伏羲时代。伏羲在中原地区征服了许多部落后，它集中了当时人们喜爱的几种动物特征创造了马头、鹿角、蛇身、鹰爪等许多动物的综合体——“．龙”，并自称“龙师”，将龙作为华夏族的族徽——图腾，为此中华民族史称龙的传人。在其后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巾．“龙”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当代学者吉成名认为，龙主要有以下4种文化含义：百虫之长；保护神；水神；自喻为龙。

所以．20o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公布之前．龙的呼声一商很高。然而最终却未能入选，因为当前中国的神龙在世界的舞台上被等同于英语dragon，使得象征“尊贵、至高无上、风调雨顺”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象在西方人眼里背上了“邪恶”的罪名。我们自称为龙的传人，真是遗憾至极。我们无从也无须考据到底是谁第一个把“龙”译成了“dragon”，或者把“dragon”译成了“龙”，但这一翻译绝非“意义相符，功能相似”的佳译。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与“狗”译成“dog”、“猫”译成“cat”等不同．这些词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具有相同的概念意义，这是翻译的基础．而“龙”和“dragon”是人们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主观臆造出来的．二者不论从产生的渊源到实体形象再到其文化内涵都有天壤之别。

在《现代汉语词典》巾，对“龙”这一词条的解释为：

(1)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异动物，身体长，有麟，有角，有脚，能走，能飞，能游泳，能兴云降雨；

(2)封建时代用龙作为帝王的象征．也把龙字用在帝王使用的东西上；

(3)古生物学上指某些爬行类动物，如恐龙、翼手龙等； 转贴于

(4)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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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阶段提出的微痕考古,是把西方石器微痕分析技术(use-wearanalysis)和埋藏学中的表面改造痕迹(surfacemodificationmarks)研究融合在一起,新形成的一个研究方向明确、研究内容较深、学术意义更强的特色研究领域,其对考古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该论文还使用微痕考古的观念,对中国史前人类人工痕迹现象进行了研究性总结,认为人类自古以来的行为痕迹可以分为经济生产性痕迹和文化意识性痕迹两大类。经济生产性痕迹指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经济生产时产生的各种痕迹,如制造石器时在石质原料表面产生的各种片疤和使用石器获取肉食资源时在骨骼表面产生的砍砸、切割痕迹等;而文化意识性痕迹是指人类不是出于直接的经济生产性目的,而是在体现思维、意识领域方面特殊行为过程意制造的痕迹。这类痕迹在经过人类初期对自身行为、工具、痕迹现象进行观察和认识,并经过对生存环境、生活阅历的提炼后,逐步萌生出记号、符号、图画、文字及其他艺术品等。按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国已知最早的经济生产性痕迹距今约200万年,如安徽繁昌人字洞发现的骨制品等。而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文化意识性痕迹,是在距今12万年左右才产生,最早作品是重庆市奉节县兴隆洞遗址出土的在剑齿象门齿化石上出现的刻划图案。中国文化意识性痕迹的发展规律是:该类痕迹最早是通过线条刻划来表现的,其刻划内容主要是植物、动物等自然环境性主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除了刻划类的文化意识性痕迹外,新出现了钻孔和磨制类的文化意识性痕迹。新石器时代,在刻划类痕迹基础上衍生出描绘类痕迹。痕迹线条不再是以直线条为主,而是以多种写生性和几何形图案为主,表现主题也演变为以人及与人相关的世界观为主。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刻划记号、符号的基础上,开始萌生最初的汉字初文。中国人类是由最初的简单刻划,开始逐步走向文字文明时代的。中国古人类从线条刻划到创造出文字文明,这个时代大约经过了12万年或更久。

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该团队由武仙竹教授领衔,与国内其它同仁一起,通过微痕考古的新方法、新手段,在长江中上游区域考古,尤其是在位处重庆市、湖北省境内的三峡区域考古中,取得了较为重要的成果,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关于三峡区域考古的学术著作,并在《科学通报》、《人类学学报》、《第四纪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批颇具价值的学术论文。例如近期在《湖北郧西黄龙洞更新世晚期古人类遗址》[2]中,他们利用微痕考古方法,分析了遗址出土石制品的制作、加工与使用痕迹,研究了该遗址的石器特征及其与中国传统石器文化的关系,指出位处我国中、西部的秦巴山区,在距今约10万年期间,生存着与现代人体质特征一样的古人类,这些古人类的石器文化既有中国南方石器工业的特征,也有中国北方石器工业的特征,反映着当时中国境内古人类存在有较普遍的文化交流现象。在《郧西人遗址洞穴发育与埋藏环境的初步观察》[3]中,则从洞穴发育、地层堆积与人类遗迹等微观现象方面,解释了古人类遗址的古环境与埋藏过程。在《湖北官庄坪遗址动物遗骸研究报告》[4]中,根据墓葬中出土动物遗骸的生长特征与人工处理微痕,研究出三峡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中随葬有与人类亲密接触、具特殊关系的大熊猫。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显示三峡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生存有大熊猫,为大熊猫演化和生存环境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同时也揭示了三峡古居民有使用大熊猫随葬的现象,并指出这种葬俗目前在世界上还是唯一的。

通过大量的田野考古研究和科学实验,该研究团队除了在微痕考古的学科内涵、特点及其方法论上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与看法,由此对该学科领域的内在规定性及学科理念进行了理论上有益的探索外,同时在微痕考古实践中,无论在技术方法和研究结果方面,都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譬如,从遗址里发掘出土的骨化石表面痕迹中提取人类行为模式、埋藏学现象和其他动物对骨骼(化石)的利用等研究信息,是世界范围内史前考古研究中的热点。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领域的研究只能使用肉眼裸视观察和光学显微观察等技术进行分析。这些分析方法在微痕性质和鉴定标准、微痕数据提取、研究结果交流等方面,均存在有很大限制性。面对这种国际考古界普遍感到困难的技术难题,该团队探索研究出使用三维数字模型和正投影等值线分析技术,对骨化石表面痕迹现象进行分析研究的方法。该方法改变了以前只能对痕迹进行平面、静态观察分析的局限,能够在立体、动态的角度观察痕迹特征,并且能够准确提取需要研究的各种痕迹数据,在研究结果的交流等方面也更加方便、准确。这一技术难关的突破,使微痕考古在研究技术和方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该团队也正是通过这种先进技术和方法的使用,在湖北省郧西县白龙洞古人类遗址骨化石表面痕迹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5]该项研究确认了白龙洞遗址骨化石表面保存有人工工具制造痕迹、屠宰切割痕迹、动物踩踏痕迹、食肉类和啮齿类动物啃咬痕迹等。其中动物踩踏痕迹,是国内第一次对该类痕迹性质进行确认。它显示当人类猎获的动物骨骼曝露在洞穴地表面时,其他动物也曾经在洞穴内居住或活动过。古人类当时并没有对白龙洞这一天然居址长期占有,从而对认识古人类对白龙洞洞穴居址的利用、古人类行为模式和遗址埋藏过程等提供了可靠证据。而对该遗址屠宰分割性痕迹研究中,则从动物肢梢骨的趾骨部位上,发现人类当时已掌握对捕获动物从肢梢骨进行毛皮剥离的技术。这种技术以前最早发现在法国南部中更新世晚期的Lazaret遗址(距今约40-50万年),而白龙洞遗址的发现,则反映中国古人类在中更新世早期(距今约70万年)已掌握、使用了该门专业技术。中国古人类是在中更新世早期已采用了对动物肉食先剥皮、后食用的行为模式,白龙洞古人类是目前已知在世界上最早告别“茹毛饮血”(食用带毛皮的肉类)生活方式的人类。长江三峡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缘,山川瑰丽,自然环境优越,自古是多种野生动物麇集的地方。根据该地区动物遗存研究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等,是考古学界视为理想的地方。重庆师范大学科技微痕考古实验室在该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果。如在三峡南缘湖南花垣杨二洞考察中(与重庆秀山县交界处),从洞穴里的微观沉积现象中,发现了很多小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有小家鼠、褐家鼠两种动物,时代属于更新世晚期。小家鼠、褐家鼠是世界上现存分布最广的鼠类,动物学界认为它们起源于中国,随着人类活动逐步分布到世界各地(与人类伴栖)。现在它们与人类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其中科学实验动物小白鼠、大白鼠,分别是小家鼠、褐家鼠的人工培育种。但是,这两种动物到底在什么时候发源、从什么地方向什么地方迁徙、迁徙时代及路线如何,因材料较少,学术界此前一直没有进行专门研究。该实验室考古人员以杨二洞的发现材料为基础,结合我国以前发现的所有相关材料,研究总结出小家鼠、褐家鼠都是在中国中更新世晚期开始出现,其中小家鼠发源于我国东北,晚更新世开始繁盛起来,向华北和我国南方扩散;而褐家鼠也是在中更新世晚期出现,但它是发源于长江下游,晚更新世开始繁盛后分别向华北、华南广为扩散。[6]这一利用三峡小哺乳动物材料进行的研究,第一次在学术界公布了现今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两种鼠类的发源与演化过程。

重庆师范大学科技微痕考古研究团队,在我国考古学前辈及同仁的帮助、支持下,站在学科前沿,探索使用先进研究技术和方法,在三峡区域动物及旧石器考古中,在微痕考古研究领域内,正不断取得在该学科领域有重要影响的科研成果。我们殷切希望,通过不断探索与努力,该研究团队能在这一新兴学术领城中取得更大成绩。（本文作者：李禹阶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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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动物分类

最早进行动物分类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把动物分为两类：有血和无血。“有血动物”有温热的红色血液，属于高等动物；而“无血动物”有类似于血的体液，但无色无热，属于低等动物。亚里士多德的“有血动物”中，四脚兽是很重要的一类，包括所有用四只脚走路的动物，而鸟类有两只脚和翅膀，脚不能直立，等级要低一些。另外鱼类生活在水里，没有脚、前肢和翅膀，被认为是不完美的。

17世纪英国科学家约翰・雷首次对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提出了挑战，他认为有机体内都有维生体液，不能凭维生体液的颜色来分类，他还指出鲸和海豚有红色血液、二心室心脏和肺等主要四脚兽特征。他认为它们和四脚兽是同一类动物，但是鲸和海豚都没有脚，称为四脚兽显然不合适，约翰・雷将它们统称为“胎生动物”。

1758年，瑞典博物学家林奈在其著作《自然与系统》中引入“哺乳动物”这一名称取代了“胎生动物”这一分类。“哺乳动物”取名符合顺耳、易读和易记的原则，著名动物学家居维叶也认为用来区别哺乳动物这一纲最为方便，尽管当时也有分类学家以四脚兽、有毛发等其他特征作为分类选项，但只有“哺乳动物”这一名称得以幸存，现在仍然为《国际命名规约》认可。

为何只用哺乳作为分类标准

大家也许会觉得奇怪，只有雌性动物才能哺乳，雄性不能产乳哺育幼儿，“哺乳动物”不是只能代表雌性而不能代表雄性了吗？在此之前所有分类依据的特征，比如有血液、毛发和脚都是雄性和雌性兼有的，林奈为什么要拿哺乳来作为分类标准呢？其实这与当时欧洲的文化政治趋势有关。

18世纪的欧洲是奶妈哺乳的全盛期，不只是贵族富商，神职人员和工匠都把孩子送往乡下乳养。18世纪80年代，巴黎和里昂有高达90%的孩子由奶妈照顾，但这也造成了婴儿的死亡率居高不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博物学家林奈发表了反对奶妈哺乳、要求母亲亲自哺乳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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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同时也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也就是说，翻译作为语际交流，它不仅只是语言的转换过程，而且是文化移植的过程。不同的文化背影和文化传统，使中西方在价值标准、审美取向、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相当大的文化差异。因此，文化差异对翻译有着重要的影响。

翻译涉及的不仅仅是两种语言，更涉及两种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由于地理位置、种族渊源、自然环境等的不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拥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和价值观。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表达和传播的重要手段。因此，每种语言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民族文化的积淀和印证，翻译成了一种必然的文化活动。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语言受着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译者在理解和表达的过程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不断地进行着文化的比较，所以译者必须具有较强的文化意识。所谓文化意识，就是译者要认识到翻译既是跨语言、又是跨文化的信息交流，而文化的差异跟语言差异一样，可能成为交流的障碍。以下就几个方面具体阐述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一、价值标准对翻译的影响

在众多文化因素中，价值观是核心内容之一。它具有持久性、稳定性，并为社会成员所普遍接受。作为文化构成的深层因素，它既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社会文化因素在人们心中长期渗透、积淀的结果。它持久地影响着人们的态度、需要和行为方式。

狗在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中是一种最为人钟爱的动物，是忠诚的伴侣，怜爱无比。故英语中带“狗”的词语多为褒义，如:lucky dog(幸运儿)，gay dog(快乐的人)，bull dog(硬汉)，run-ning dog(乖顺的家犬)等。而狗在中国人眼里却有“仗势欺人”、“为虎作怅”之嫌。故汉语中用狗比喻人多带贬义，如:“狗仗人势”、“走狗”、“狗腿子”、“做人鹰犬”等。

又如在中国，当人们去朋友家吃饭时，饭前男女主人经常会说:“饭菜不好，请多包涵。”对于中国人来说，主人对客人说这话是极为自然和恰当的，有“谦虚、好客、请随意”之意。如果这句话直译为“These dishes are not good ， please made do withthem.”给不懂中国文化的人的反应可能是“Why don’t you treatguests with good dishes?”英美人则正相反，他们请人吃饭，一定会说这道菜如何可口，那道菜如何美味，即使对自己做的菜没有十分的把握，至少也不会说“饭菜不好”的话。故把原句变通一下，译成“These are the best dishes we can supply.Please feel athome and help yourself.”这就是汉文化所崇尚的谦虚与西方文化所推崇的诚实、自信形成鲜明对比的例子。

二、审美取向对翻译的影响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审美观。同一事物.在这一民族看来美仑美奥，而另一民族却不这样认为，甚至视之为丑陋不堪。

wise as an owl意为像猫头鹰一样聪明，可能令中国人费解。owl在汉语中是“猫头鹰”或“夜猫子”。两词都含贬义，因为它们的叫声吓人，样子丑陋，因此中国人对它们并无好感，常把它与厄运、死亡、荒凉联系在一起。而英国人则会联想到智慧。在儿童读物、漫画和动画片中，猫头鹰通常很严肃，很有头脑，俨然一付学者的派头。 龙(dragon)，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一种神秘动物，能走能飞能游泳，能兴云降雨，它也是中国古代帝王的象征，如“龙袍、龙颜、龙体”。现在它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人以自己为“龙的传人”、“东方巨龙”而自豪。“龙腾狮舞”、“龙凤呈祥”、“龙腾虎跃”等一系列比喻无一不是极美之词，它们渲染着热情洋溢的气氛、奋进的力量。所以，成语“望子成龙”中的“龙”意味着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出人头地、飞黄腾达。整个句子应译为:"Everyone wants his child toshine.”而在英语中“龙”是一种恐怖的怪物，称为mythical mon-ster like reptile，常用来比喻邪恶的势力。

三、行为准则对翻译的影响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过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中国人向来以自我贬仰的思想作为处世经典，这便是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为行为的基本准则。“中”是儒家追求的理想境界，人生处世要以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思想.道德观念作为每个人的行为指南，接人待物、举止言谈要考虑温、良、恭、俭、让，以谦虚为荣，以虚心为本，反对过分地显露自己表现自我。因此，中国文化体现出群体性的次化特征，这种群体性的文化特征是不允许把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

西方国家行为准则的形成至少可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即以崇尚个人为中心，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竭力发展自己表现自我。“谦虚”这一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价值是忽略不计的。生活中人们崇拜的是“强者”、“英雄”。有本事、有才能的强者得到重用，缺乏自信的弱者只能落伍或被无情地淘汰。因此，西方文化体现出个体文化特征，这种个体性文化特征崇尚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

正因为如此，中西两种文化在对某些单词所带有褒贬色彩上有差异。如:ambition一词，本身具有褒贬两种含义。中国人用其贬义，表示“野心勃勃”，而英美人则取其褒义，表示“雄心壮志”。aggressive一词，中国人常用来形容某人“挑衅”“好斗”，而美国人则用来形容某人“进取上进，有开拓精神”。

四、生活方式对翻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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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跨文化交际已成为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内容。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促进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和文化价值。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新编大学英语(第二版)》蕴含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关注修身:立人之道，日仁与义;关注自我发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关注自然与社会: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跨文化交际”已成为大学英语重要的教学内容。但是，一些教师在英语教学中有意无意间突出英语的强势，忽视英语教学中的国学素养。思想文化的交流应该是双向的。教师和学生只有深刻认知本民族文化，才能从深层次上认知文化的内涵，理解外来文化和民族优秀文化之间的异同，具备较强的文化鉴别力，洋为中用，实现真正意义的“跨文化交际”。正如柯杨所说:“在自己的国家做主人，尊重传统习俗，是自尊和自爱;到国外去做客，尊重他人的习俗，是文明和教养”。笔者认为，应该把中国文化融合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利用大学英语教材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倡导、推介主流文化，形成“中西合璧”。这样既可以培养大学生世界公民的健康意识，又能有效地传播中国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使文化自觉意识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然而，如何做到中西合璧，文秋芳曾阐述英语教材的三条重要编写原则，即“以人的发展为依据;以第二语言学习理论的最新成果为依据;充分体现中国外语教学的特色”。英语教学首先是语言教学，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言而喻，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应为中国外语教学特色的一个重要内容。教材编写应遵循这样的原则;教学实践中，英语教师更要首先分析、理解教材中的中国文化元素，并予以阐释，使学生理解、掌握相关的内容。笔者认为，浙江大学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大学英语(第二版)》即蕴含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内容，本研究将从文化内容方面尝试予以解读。

一、关注修身:“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易传》中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与义”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准则。《新编大学英语(第二版)》充分体现了“立人之道”。很多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人格培养、人际和谐等，诊释了仁与义的含义。编者还把立人的篇章作为各册书的开篇，凸显了“立人之道”的重要意义《新编大学英语(第二版)》开篇《以生命相赠》意境深远。对绝大多数学生而言，进人大学，离开熟悉的环境，开始新的大学生活，与其说是环境的改变，不如说是新生活的挑战。如何帮助学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应对这种挑战成为最关键的环节。《以生命相赠》讲述了越战期间越南孤儿院里的一个小姑娘被炸伤，生命垂危，急需鲜血。一个小男孩克服死亡的恐惧，勇敢地献血，因为“她是我的朋友”。该篇以“为了朋友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爱莫大焉!”结尾，实为点睛之笔。英语中有句谚语:“战争是死亡的盛宴”。这个故事发生在残酷的战争期间，在特别的背景之下，这个作品震撼人心是可贵的友情，是人性善良的光辉，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仁与义”的体现。通过这篇文章，学生对人性及人际关系能有更深刻的认识，也会启发大学生如何与人和谐相处。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建构人性，注重亲子关系，把家庭价值放在人性情感的层次，作为“立人教育”的根本内容。家庭中子女对父母感情的自觉培育被视为“人性的根本、秩序的来源和社会的基础”“孔子通过‘仁’开始塑造、形成和影响中国人的心灵。人或仁的根本建立在日常生活即与家庭成员的情感关系之上”阎。朱熹把“仁”释为“爱之理，心之德也’。“仁”的本义与爱紧密相关。第二册第一单元选取的《善良之心永世相依》描写的是父子情，虽然父亲腿有残疾，但热爱生活、热爱工作。课文中朴实而真诚的叙事表达了爱的主题，让人们体会到一种用大爱做小事的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到:“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遗憾的是作者在父亲去世后才感受到这种大爱的境界:“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是爸爸帮我保持平衡”。年少无知时的作者无从理解父亲的爱，更没有意识到父亲残疾外表下的“气质神韵”皆缘于善良之心，缘于辛勤工作、快乐生活的人生态度。随年龄的增长，作者开始以觉悟的态度反观内心，审视自己。觉悟的过程体现了成长的过程，也是作者学会爱的过程。这位身有残疾的平凡父亲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显示出的勇气及其刚毅和高尚的品格，给读者留下的是要有大爱才能有大德的思考。编者把“爱”与“善良之心”即“仁”联系在一起，引发英语教学过程中大学生更深人地思考“爱”的内涵。

《新编大学英语(第二版)》教材每册都有情感、沟通的话题，如“不只是文字”(第一册)、“沟通问题”(第二册)、“社会问题，’(第三册)、“文字的力量”(第四册)等。这些文章阐述了尊重生命，关注生命，关注修身，强调塑造人的情感心理。选取《羞怯的痛苦》《享受幽默—什么东西令人开怀?》作为第三册和第四册的开篇，把情商中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修养提升到了更高的地位。这两篇文章分别以羞怯、幽默为话题，对羞怯的不利影响、幽默的益处等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论述，能让大学生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更好地认识自我、认识生命。人的生命是美好的，每个生命都是唯一的，应以积极的、肯定的情感来看待生命。学会理解他人，既保留自身的独特，又能正视自己性格中的弱点。努力发展健康的个性，形成健全人格，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在与人交往中做一个受人欢迎的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气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有“个性”是“君子”形象，能够“不同”是自我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就是要协调“不同”，“和”就是要探讨诸多“不同”之间如何共处。西方文化与此一致，既崇尚开放、张扬的个性，重视个人的主体作用，又强调“主体间性”。当今社会发展需要协作精神，在个性不同的团队里，更须建立互相理解、沟通的交往理性，以促进社会的和谐。

二、关注自我发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文以载道’。《新编大学英语(第二版)》的很多选文都体现关注学生成长、关注学生的自我发展。《周易乾》象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何以自强?那就是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新编大学英语(第二版)》第一册给刚刚走进大学的新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忠告，比如:“把过去那些不愉快的记忆锁进记忆的角落里不再去想，才有可能自信和乐观”(第二单元主题“记忆与遗忘”);学习外语“在读、写、说、听思想传统的交流技能之外还应该加上第五项技能:文化意识”(第三单元主题“没有言语的交流”);“把上大学看成一个美妙的实验，要学会改变自己”(第四单元主题“新的开端”);“倘若你在思想上给未来抹上惊恐的颜色，你的行动就会受到制约”(第七单元主题“生活的选择”)。这些文章选编在第一册，有助于学生熟悉大学学习和生活，顺利完成由中学到大学的过渡，以新的面貌步人人生的新阶段。

《新编大学英语(第二版)》在倡导积极进取的人生的同时，强调大学生要保持高度的清醒与理性的头脑。在多元价值并存、人们热衷于追求富与成功的今天，学会如何正确地思考各种社会现象反映的精神实质及其折射出的文化价值取向。学完第一册第九单元《快乐的圣诞节》一文，学生可能会在热衷于过“洋节”、过多地进行炫耀性消费的时候停下来，理性地思考圣诞节这个神圣的宗教日子所承载的非商业性的文化价值，正如文中所说:“圣诞节应该是对他人表示爱心和良好祝愿的时候，它应该是为那些没有我们幸运的人做善事的时候”。第二册第八单元《把时间花在为钱苦恼上》呈现的金钱哲学“尽量挣，尽量省，尽量给”同样发人深省;列夫·托尔斯泰创作的《伊莱亚斯》故事则引发学生思考幸福和金钱的关系。类似的选文还有第二册第九单元《年轻人的消费行为》，学生通过学习能了解作为社会高消费的成员应该学会如何理性消费。对于沉酒于电脑游戏、忽视学习的学生来说，第四册第八单元《如何从容使用时间》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时间就是金钱，应该节省，应该理智地花，不要浪费或者丢失”。这种时间意识言简意赅，引人深思。当下各类媒体追捧正使球星、歌星、影星、畅销书作家成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的青春偶像，第四册第五单元同时选取《运动员应是行为榜样》和《运动员不应是行为榜样》，使学生慎行、明辨和思考，在大学学习中大学生既要注重个人成长，又要增强自身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第四册第七单元《永远不会听到的毕业典礼演说》及其评论《大学:一个宽恕一切的世界吗?》同时出现在课内阅读，从不同的角度论述相同的问题:“如何看待大学生活”，引导大学生换一个角度思维，鼓励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

目前，大学生就业压力日益增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新编大学英语(第二版)》告诉学生要认真规划未来，把握今天，创造明天。比如第三册第四单元“择业规划”所选三篇文章对大学生择业提出了可行的建议，指出没有人能预见自己的未来，理智比机遇和命运更重要。要打造未来的事业，“有些事是你现在就能做的”;第四册第四单元《关于创造力的培养》指出具有创造性是“通向光明前程的关键”;第四册第六单元《风险与你》使读者对风险这个主题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认识到问题的关键不是要彻底避免风险，“而是要理智地管理风险”;第二册第三单元《生而成功》“任何事都不可能由别人来教你，只能在别人的帮助下靠自己去发现”。高等教育是大学生人生的宝贵经历。要在四年后充满信心地走向社会，每个学生都应该通过四年的大学生活学会成长，比如提升自主学习的能力，学会独立思考，不断丰富文化素养，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

三、关注自然与社会:“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新编大学英语(第二版)》不仅关注学生修身与自我发展，而且关注自然与社会，突出了具有全球意义的生态意识。“天人合一”的理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天人相应”，宋、明时代更进一步阐发了这种天人互动的观念，强调“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新编大学英语(第二版)》很多选文讲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类和自然视为休戚相共、血脉相连的一体。人投人大自然的怀抱，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能使人重新审视生命的本质并选择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第三册以《新生之旅》为题讲述“旅游的快乐”这一主题，认为旅行会改变生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来理清头绪，来尝试新的思维和行事方法。进而指出人的成长要通过贯穿于一生的自我改造，将来的很多旅行将会具有自我改造的意义;经常旅行，以便不断进步。这些理念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诊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编者的选材可谓独具匠心，不仅让学生感受自然之美，更让他们相信天地之美的力量:“美能启真、美能储善”，同时又与作者共同体验成长的快乐，如当代著名作家毕淑敏所说的那样:“旅行让我们的身体感悟到不同的风和水，我们的头脑也在不同风情的滋养下变得机敏和多彩。目光因此老辣，谈吐因此谦逊’，网。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可以培养学生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感恩，追求仁者、智者的生活，塑造情感，不断完善自己的生命。

《庄子·齐物论》论述宇宙万物平等，没有差别。《新编大学英语(第二版)》选取了一些关于动物的话题，让学生在人与动物的比较中反思人类应该从动物身上学到什么。如第一册第五单元《动物的玩耍》讲到“动物能学会怎样控制自己的行为、怎样协调适应他们生活的环境以及怎样和自己群体中的其他动物相互交往”;第三册第六单元《人和动物的好斗性》则开篇就指出人类是所有动物中“最好斗和最残忍的”。作者描写了竞争的残酷、人类战争的罪恶，流露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无奈之情。忧思之余，作者对人类的明天寄予希望，指出人类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将人类的敌意和好斗性通过建设性活动和非暴力的竞争发挥出来。人类肯定是所有动物中最好斗和最残忍的观点似乎颓废、悲观而又消极，但掩卷深思，可以感受到深藏在作者心中的恰是对生命的热爱。人自诩为“万物之灵”，应该懂得如何尊重生命、珍重生命。

“天地与我一体，万物与我同根”。人类关注自然也是关注自身的未来和发展。《新编大学英语(第二版)》第一册第十单元《未来农耕》让学生认识到地球资源面临严重破坏的现实，学会改变对农业、食品和整个地球的看法，关注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体系;第一册第六单元《神秘的世界》又使学生懂得了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在未来的岁月里要追求进步，不断创新，探索发现更多的奥秘，为人类造福;第四册第九单元《科学技术)太快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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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me was first introduced by Richard Dawkins, a famous zoologist in Oxford University. Meme is the cultural replicator to push forward cultural evolution. Ever since, the study of memes-Memetics-has strived to attain a scientific status. This essay attempts to analyse the theory from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meme analogy and meme transmission, and then to propose major problems of the research to help promote the scientific status of the study.

关键词： 模因；模因论

Key words: meme；Memetics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15-0259-01

0引言

1976年，牛津大学著名的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提出这样的假设：生物体，包括人类在内都只是他们自身携带的基因信息的“传播工具”。他认为基因是“复制因子”，是为了实现代代传播能进行自我复制的信息单元，进化可以被理解为由复制因子所引导为了保存他们的连续性。不满于通常用达尔文主义的遗传术语来解释人类行为的思潮，在这本书得最后一章，道金斯又更进一步把他假定存在的类似于基因的文化传播单位称为模因：像基因一样，模因也是复制因子，它们通过模仿来进行自我复制。从那时起，关于模因研究的理论——模因论——就一直力争达到一种科学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斯科特·爱特朗已经采取了步骤：初始阶段要通过详细审查说明是否基因与模因可以类比。如果可以类比，将会引发对于具体的因果结构的重要和惊讶发现。如果不能类比，整个研究将被认为非科学的并被丢弃。

1模因类比：模因病毒说和模因基因说

根据类比，模因论文献资料倾向于把它分为两个主要分支：模因病毒说和模因基因说。模因病毒说是最受欢迎的模因论的解释，它把模因看做是疾病毒剂。传统的社会科学一直认为文化行为必须最终显示为个人受益的行为，而模因论认为得益于进化文化动力学的是模因自己，而不是大脑，个人或团体。这种研究文化传播的方法以文化传播流行病学为模型，因而模因也就等同于流感菌，它通过打喷嚏进行传播。

第二种主要方法被称为模因基因说，它对道金斯最初关于遗传和文化传播的类比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这个学派以进化遗传学为科学依据，其目的是要详尽阐述文化传播的进化方式。要做到这一点，它把与基因的类比推向了逻辑极端，以寻求进化遗传概念的文化对等概念，例如基因型、表型、转录、代码等。进化模因论从遗传学得出的主要概念是复制：就像DNA链复制产生相同的自身拷贝（带有不可避免的突变率）一样，模因也可以自我复制实现进化。模因论亦指出，模因自我复制的方式是模仿。

2模因传播方式：复制与模仿

把达尔文的进化思想理论应用于文化研究的思维当然也不是什么新东西。社会生物学及其最新衍生学科进化心理学的目的是缩小自然与社会科学的差距，提出一个在他们的追随者看来早该被称作关于人类研究的达尔文化学说。社会生物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的极端简化言论在某种程度上受文化选择方法的缓和，文化的选择性承认人类物种遗传存在一种双重体系：基因传播和文化传播（因而这种方法有时也称为基因文化共同进化）。在这一方面，模因论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文化选择的分支，不同于主流的共同进化，它坚持认为复制是文化遗传的机制（而文化选择仅仅假定了一个未指明的遗传机制）。

进一步的观点认为，文化传播的进化特性不受遗传机制定义的限定。事实上，正如约瑟夫和罗伯特所表明的那样，文化选择论者一直强调文化进化的过程可以在没有复制的情况下发生，复制只是DNA特有的一个遗传实例。因此，显而易见复制作为传播方式保持的唯一原因是原始基因的依附。丹·斯珀伯提出文化传播的“功能”可能是由于人类物种的认知机制的特征。因此模因不会是复制因子，而是在以推理性的构建过程中受到变形转化的单元。另一个文化选择主义与模因论之间的区别在于文化选择主义认为任何非基因传播的方法都可以参与文化传播，因而认可很大的可能性：印记、经典调节、有效调节、观察、模仿和直接指导。相比之下，模因论更加具有限定性，因为它把模仿定义为使文化传播成为可能的唯一学习过程。根据苏珊·布莱克摩尔，对于模仿的强调在于它是文化传播的唯一途径，它使得世代改良的积累成为可能——也被称为“棘轮效应”,藉由改变最终不可逆转。这就使得模仿成为人类物种的显著特征。在她的《迷因机器》一书中也提出了这样的假设：最初促使人类模仿能力发展的“模因驱动”也可以解释人类物种特有的一些奇怪现象，例如过度肥大的大脑，演讲，或是从事有私心的行为倾向，甚至是身处一大群非家族人群之中。根据苏珊·布莱克摩尔，“模因驱动”从独特的模因视角使它有别于文化的选择进化方法。然而，对模仿的限制受到了哲学家大卫·霍尔的质疑，他认为：对于人类物种的限制严重削弱了模因的跨度和兴趣；这种独特的人类模因论不能把一般的进化趋势解释为一些动物家族智力的提高。

正如罗伯特指出，模因科学面临着三个主要潜在的问题：

①是否文化可以被看作是由独立的信息单元传送；

②这些单元的传播过程中是否必然要复制；

③一种达尔文主义或选择主义的方法是否足以成为文化科学采取的最充足的形式。

本文上述简要分析对于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然而，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反对意见不过是这样一个不恰当问题提出的并发症的样本。在将来，如果模因论想要达到真正的科学地位，模因论者必须应对这些并发症、修改和重新定义他们目前对模仿和复制的概念，以提出一个一致的理论。

参考文献：

[1]Blackmore, S. The Meme Machine[M].Oxford: OUP,1999.

[2]Dawkins，R. The Selfish Gene [M].New York: OUP,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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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儒家不仅包含丰富的道德内容，也包含宗教内容。儒家认为，人死后魂魄分离，通过招魂仪式可以让死者复活；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是快乐的，人害怕死亡；孝道是对在世父母、长辈的尊重，通过祭祀祖先以期盼先辈们获得再生

传统的儒家观点过多强调其道德内容，忽视其宗教内容。儒家产生于崇尚礼治的鲁国，夏、商时代，黄教盛行。到了周朝，虽然身教仍然普遍，但人们开始崇尚礼治，注重对人的关怀，认为国家稳定需要贫民生活安定，行为尊崇一定的规范。儒家理论就是对当时鲁国人行为规范的系统化、理论化。儒家理论两千年不衰是因为他规范的行为准则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有人认为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国家，儒家文化的影响力正在下降。笔者认为，儒家文化的道德内容适合农业社会的生产关系。到了 工业 社会，必然要有新的道德内容来丰富和 发展 儒家文化，但这不等于儒家文化的消失。而儒家文化的宗教内容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东北亚洲社会。

本文浅析儒家的宗教内容，使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儒家，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出新的儒家道德规范以适应 现代 信息社会的要求，为全球化的人类找到共同的道德标准。

一、神、生、死

l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文化的大量涌人对东北亚洲国家(

孝道中涉及现在是自己、过去是父母祖先、未来是子孙。孝道中总是晚辈孝敬长辈。一个人是先辈的复制品，先辈又是他们先辈的复制品。由于一个人是他先辈的另一个自己，也就是他父母或祖父母的另一个自己，所以，他存在时他的先辈也存在。换句话说，他一个世纪前活着，他很多世纪前就活着。甚至可以说从生命的开始他就存在。如果可以用生育后代这种方式继续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死后就能复活。为逃避对死亡的恐惧，他们寻找到了一种缓解恐惧的解释。他们发现他们很早以前就存在并有可能永远活着。这样就不再害怕死亡了。

当然，这种对死亡和死后的解释与生命的理论是自相矛盾的。由祭祀祖先、孝敬父母、养育后代三个部分组成的孝道是理论上的生活。是一种表达永久生存的愿望，一种宗教理论上的可能性。儒家的死亡观认为，人是一种可能永久活着的生命。死者的魂在上界漫游，而魄在下界游荡。但通过对死者魂魄的召唤仪式，魂会回到期盼的世界。此外，魂可以附在后代这个复制品上继续留在这个世界。这样死亡就不再可怕。家庭和后代的存在也就是自己的存在。这就是东北亚洲人修墓并热切盼望后人来扫墓、纪念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菩萨或者其他的神对死者都没有用。修墓是儒家思想，而与东亚流行的佛教没有任何关系。

人们普遍认为，儒家是东北亚洲人的指导思想。东北亚洲人相信灵魂的存在、使用黄教召唤死者灵魂。这对建立儒家理论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东北亚洲人容易接受儒家教诲的原因。东北亚洲人的信仰至今尚在，如至今流行的祭祀祖先活动。在日本新兴的宗教里，赐福于新生儿或从背后赶走恶魔的净化仪式在日本仍很流行。

值得提出的是，祭祀祖先的行为并非来自佛教。佛教认为，除了进入极乐世界者，人死后的灵魂必须悬挂7个星期，而本身并无任何意义的尸体就焚烧了。在这49天里决定这个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地位。这种地位取决于他在有生之年行善作恶的程度。据说多数死者在这段时间能重获新生。但也有的魂被送进地狱成为恶鬼或再生成各种动物。所以，死者的亡灵在49天内必须有个去处。从理论上讲，第5o天以后，死者的灵魂就不存在了。因此，修墓等祭祀祖先的仪式尽管现在佛教徒里随处可见，却与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无关。东北亚洲人如此强烈地信仰灵魂的存在，以至使佛教传人东北亚洲各国后变成了贴附有儒家死亡观的东亚式佛教。基于东北亚洲人的这种信仰，儒家因此创造了祭祀祖先、孝道的思想。

三、孝道中的宗教含义

孝道的内容之一是孝敬父母。父母活着时，孝是一种礼仪，如为父母祝寿、婚礼中拜父母都是用仪式表达对父母的孝。父母故去后，孝表现为祭祀父母。祭祀活动形式上就源于儒家以前的黄教。因此，孝本身就包含有宗教内容。在长期的尽孝习惯中，产生了家庭伦理，家庭伦理又是周礼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儒家的思想内容之一。

儒家家庭生活里的重要仪式包括纪念生日、婚礼、葬礼和祭祀祖先。其中最重要的是葬礼。葬礼的质量和水平成为其他礼仪标准。父母去世是最悲伤的，因此，父母的葬礼也就最庄重，而家庭其他成员的葬礼则相对简单些。各种礼仪如生el、婚礼、葬礼和祭祀祖先都以伦理为基础。伦理是各种礼仪的内在约束，礼仪形式总是在伦理的制约中。在各种礼仪活动中，个人情感的表现都将受到限制。比如，在举行葬礼的地方绝对禁止欢歌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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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文化差异；文化内涵；商标翻译

1.引言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商标是刻在或印在一种商品的表面或包装上的标志、记号(图画、图案形文字等)，使这种商品和同类的其他商品有所区别。商品的商标如同人的名字,是产品形象的代表和产品质量的象征。好的商标能带给人美的享受，激发消费者购买欲望，为商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商标是语言文字和民族文化的统一体，具有典型的文化属性，承载着一定的文化涵义，故其翻译必然进入跨文化交际的领域，成为跨文化交际的一面镜子。

2.商标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文化是一个蕴含丰富的概念。萨默尔在其著作《跨文化交际》中对文化作了比较全面的定义：文化是通过个人或者群体世代努力所获得一切沉积物，包括知识、经验、信仰、价值观、行为、态度、意义、等级制度、宗教、时间概念、角度、空间关系、宇宙观以及制造物等。[1]在与文化相关联的众多因素中，语言与之关系甚为密切。语言不仅是思维和交际的工具，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反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又在某种程度上决定语言的使用。[2]商标词来源于一定的语言，因而必然打上该语言所属文化的烙印。各种类型的文化由于其发展历史途径、地理位置环境等不同而形成具有各自特点的文化，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已鲜明地反映在商标词中。

3.文化差异对商标翻译的影响

商标翻译与文化差异密不可分。在社会生活中，文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人们在商品商标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消费观念和价值观等方面也必然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同之处。因此，商标译名者就必须从跨文化交际这一视角出发，在商标翻译中充分考虑到文化差异的影响。

3.1思维方式差异对商标翻译的影响

由于世界各国有着地理位置、政治制度、种族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背景的差异，处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往往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在西方国家，人们往往习惯于抽象的思维方式，而中国人则习惯于形象思维。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的本质区别在于思维加工时所使用的基本单元不同，抽象思维的基本单元是概念，而形象思维的基本单元是感性形象。[3]在把这样的品牌名称翻译成汉语品牌时，就要注意从抽象思维到形象思维的转换。因此，许多表达较为抽象的英文商标被翻译为中文时都进行了形象化具体化。例如，商标名PepsiCola，CocaCola，Colgate，Rejoice在翻译为中文时分别为百事可乐，可口可乐，高露洁，飘柔，不仅具体形象，而且能带给人美的享受。这种翻译方式无疑考虑到了不同文化之间人们思维方式的不同，并为商家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3.2社会价值观差异对商标翻译的影响

每个社会和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社会价值观。作为文化体系的核心，社会价值观是指社会中的人对他周围事物的评价以及由此而采取的行为取向，它是人们行为的方向和动力，因此，社会价值观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最重要的不同点就在于人们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态度。西方文化中人们强烈地崇尚个人主义。他们崇尚个人奋斗，进取和创新。因此西方品牌常常以与商品相关的人物的姓名作为品牌名称。然而，在中国，集体主义被人们所尊崇，发挥着主导作用。这种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对商标翻译起着重要的影响。例如，Budweiser被翻译为百威，GOME被翻译为国美，Aiwa被翻译为爱华等。

3.3民族心理差异对商标翻译的影响

民族心理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衍变过程中由民族文化积淀而成的心理特征。由于各民族生态环境、衍变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各民族心理特征也必然不同，从而产生千姿百态的联想意义和消费心理。[4]转华夏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求吉祈福的民族文化心理，尤其是对事物命名时，在心理上更愿意选取喜庆吉利的字眼或通过谐音、词义联想等手段把事物的名称与美好的愿望联系起来。商标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命名的过程，因此趋吉避凶、求吉求福的心理在这一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翻译商标时，中国人会尽量选择代表美好事物的词语而避免使用代表邪恶事物的词语，如著名法国香水Poison，用一个极具刺激意味的词反映出该香水的非凡之处，这是符合西方人审美观和求异心理的，但是，该香水进入中国时，人们则按照Poison的谐音将其取名为百爱神，寓意美好，能引起人们美好的心理感觉。

3.4词汇文化内涵的差异对商标翻译的影响

在跨文化交际中，除了概念意义外，很多词还有其联想意义或文化内涵。作为语言的一部分，商标也不例外。商标在一种文化中可能具有极好的联想含义，但在另一种文化中却可能暗示极糟的文化内涵。因此在商标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到民族心理因素，格外重视所选词语的所产生的联想意义。例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和凤代表着高贵，有着很好的文化内涵，人们总喜欢用类似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语句来表达他们对年轻人的美好期望。因此，在中国，许多著名的商标都和龙凤有关，如中国著名自行车品牌凤凰。然而，尽管凤凰牌自行车在外形和性能上都很无可挑剔，但进入西方市场时却销路平平，这主要是因为在英美国家，人们在心理上对龙和凤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和情感。在西方文化中，龙是十分凶残的动物，而凤凰是一种生活在沙漠的动物，在西方文化中意味着逃生[5]。

3.5的差异对商标翻译的影响

宗教是一种对社群所认知的主宰的崇拜和文化风俗的教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世界上主要有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们通常有着不同的，相应的也有着不同的宗教禁忌。了解这些禁忌对商标翻译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人们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观念和行为，所以在翻译商标过程应尽力避免与人们的尤其是宗教禁忌产生抵触，否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该商品的市场型和销量。

4.结论

商标是语言文字和民族文化的统一体。作为语言的组成部分，商标同文化紧密相连。商标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跨文化交际方式，必须考虑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异同。[6]商标译者必须站在跨文化交际的高度上准确把握原语和译入语的文化，并且充分考虑到文化差异，使目的语符合本国文化语境中受众的表达习惯，迎合其审美心理，才能使商标实现其刺激消费的功效。

参考文献

[1]LarryA.Samovar＆RichardE.Porter.跨文化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篇10

西双版纳在傣语中意为“十二个版纳”，版纳是傣族古时的计量单位。从公元前220年开始，西双版纳就开始呈现出多民族聚集的状态。而在经历勐龙金赤国、大理国等若干个朝代的更迭后，以傣族为首的族群，更是与多个族群和平共处，在西双版纳地区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化艺术。 

以哈尼族为例，西双版纳的哈尼族主要分为吉威（平头爱尼）、吉坐（尖头爱尼）和吉表3个胞系。爱尼的服装、服飾是该族七个支系中较为突出的一个。爱尼人的服饰从纺织到首饰的加工制作，再到色彩搭配，均渗透着一种张扬的美，是哈尼族智慧才华和精湛手工技艺的结晶。哈尼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却将语言、所见所感绣于衣袖之间，哈尼妇女们用红、绿、蓝、紫、黄、青、白等颜色的丝线，用手工绣出来的刺绣品，不仅形象生动、逼真，色彩艳丽，还包涵了哈尼族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文化元素。比如其中的绣花针法就主要使用“挑花”、“十字花”等线条，用经纬纹路明显的平布做挑花布，用绣花线跳出X字形。同时使用银泡、银扣、银链、彩绒花、七色珠子、贝壳、果实相配衬做装饰等等。 

爱尼挎包的表现形式以二方连续和带状分布为主。其中又分为起源传说类、生存劳动类、文化习俗类和动植物类四个类型。 

第一种起源传说类，主要是用图案表现物种的起源以及代代相传的的民间传说。爱尼人在族群演进过程中，由于对自然的认知能力限制，积累了大量的传说和故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故事名字叫“航来培让”（音译），意位老虎的脚印。除了事件性质的传说，抽象寓意的传说也被完整的表达在了刺绣中。如“玉璞”（音译，葫芦）的传说就是典型。爱尼人认为葫芦是地球上所有植物的仓库，是万千动物的生命摇篮。 

第二种生存劳动环境类。这种图案通过介绍房屋、农具的各种形态，传达人们劳动生产的状态和心得。如“美科”（音译，房舍）的故事，就描述了爱尼人十分向往的人间天堂——美科的环境。 

第三种是文化习俗类，通过图案介绍族群的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等。如“苗瓢”（音译，脸面）的故事就讲述了爱尼人不遵守法律而受处罚的故事。它的核心思想，表达了人们因为不遵从族群律法而导致的后果。 

第四种类型是平面上对动物和植物的概括。通过简易的几何概括生活劳作环境中所见的动植物。一些爱尼人的挎包图案甚至在层次排布上对原有生活环境的样子做了还原。 

2 产品意义上图案的理解 

将传统的图形运用到今天的产品上，本就是一种非常冒险的尝试。早在20世纪初期，鲁迅就曾在由吴云编写的《鲁迅论文艺遗产浅探》中，探讨了“拿来主义”的同时，表达了对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基本看法。而从欧洲设计发展的脉络来看，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也由此开始了数百年。大部分时候现代更像是一把双刃剑，在改变传统的同时，也对传统做着相应的破坏，这种破坏有时候完全改变了传统的生存状态，甚至使传统完全脱胎换骨，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牺牲品。当然，成功的例子也屡见不见，“现代”总是一种手段，可以让传统在今天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抛开产品开发的现代与传统不谈，图案对于产品的意义是十分重大且关键的。一个产品从想法、到形态再到功能实现，是一个完整的转变过程。而图案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识别作用，这个作用几千年来并没有发生变化。新石器时代末期，部落就会使用在陶土上的不同涂画，来表明物品的归属和使用范围。这个作用和市场联系起来后，识别的意义也由单纯的区别，开始丰富为影响产品是否能够成型、是否能够打破差异化的关键因素。 

3 立面设计的实践 

图案的展现，在立面和平面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立面强调图案与对象的契合，立面自身的变化会给图案带来新的生机和解读角度；平面的图案相对立面而言较为直接，信息传达的途径也非常明显。二者相比之下，立面信息的传递需要更多从“审美受众”的角度出发进行更多新层面的阐释和补充，而平面信息的传递则直接通过平面就能获取。 

从文创产品设计的角度出发进行设计，是该论文实践部分的出发点。文创产品需要满足的基本特质也需要在该产品中进行实现。其中要求产品具备文化的可识别性，功能的实用性和可推广市场化的可能性。 

在材料方面，考虑到爱尼人处在地域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有着丰富的竹类资源，当地竹文化也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干栏”式竹楼、背篓 、鸡笼鸭笼、篾桌、合壶、水烟筒、还有著名的竹筒舞等都是竹文化的体现。为表现其地域特色，采用竹筒原型为主要材质制作包具，来进行立面结构上的第一层暗示，以此表现强烈的“竹生长地区族群”的地域特色。在替换原有土布材质的同时，为图案立面改造提供充分的空间。 

在图形方面，基本保留了集中关键的传统爱尼刺绣图案，选取了图案中的关键部分进行了提取、重构和色彩重搭，精简了二方连续的图形表达模式。这样做的原因是更方便其在立面表现上的运用。其他装饰方面，也会加入原有立面结构上出现的文化特征，诸如银泡、银扣、银链、彩绒花、七色珠子、贝壳、果实等与包进行配对，不断在原有基础上强化爱尼族群特色。 

4 总结 

刺绣图案的立面重现在许多领域都有尝试。尤其在黔东南的苗刺绣转化，云南境内的彝族、白族刺绣的转化，甚至大理地区扎染的产品转化等等。 

这种对于图案切割后附着于新载体上的做法，成为当今民族文化产品开发的基本途径之一，只不过载体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着改变罢了。但换个角度来看，这种手段具备一定的难度，一是由于环境的根本改变导致在材质选择上、特别是载体选择上无法与原有材料保持高度一致；二是由于原本产品的存在动因在今天的生产结构中已经脱离或者被新的生产力所取代，功能性上大打折扣，即便我们将图案附着上了新的载体，这种在图案与新载体之间的“断裂感”，也会对产品原有的体系和文化自身造成相当的损害。譬如大量出现的民族文化手机壳、明信片等等。因此，对于立面上的“重现”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对原有文化体系的深入了解和分析，找到其中的关键点用于改进和创意；其次才是在艺术层面上关于立面和图案的解构问题。这也是进行民族类型产品转化的基本逻辑。 

参考文献： 

[1] 吴云.“鲁迅论文艺遗产”浅探[M].陕西人民出版社，1976. 

[2] 潘红.学科建设与文化创意[M].云南人民出版社，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