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化英语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10 22: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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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化英语论文

篇1

[论文摘要]当电影艺术经历着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运动等各种风起云涌的电影浪潮时,美国作为一个参与电影最初的创始事业的国家之一,也以其独有的方式进行着自身电影话语的变革,由此带来了新好莱坞运动的开始,显示出跨文化性和融合性,以及其他种种话语特点。它作为美国当代电影的发端,为今后的美国电影的发展预示了许多方向。

美国作为一个参与电影最初的创始事业的国家之一,不仅对电影的早期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推动了电影的发展,使其能够成为我们现今所说的第七艺术。同时。当电影进入其高速发展时期。正经历着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运动等各种风起云涌的电影浪潮时,美国电影也以其特有的方式进行着自己的变革,由此也就带来了新好莱坞运动的开始。

新好莱坞运动作为美国当代电影的发端,其为美国电影今后的发展预示了许多方向,也使得美国电影逐渐成为一种不同于他国电影并富有自己特色的电影,当然这也是由各国的文化意识形态所造成的。

对于一部电影而言,美国无论是在最初的经典好莱坞时期。还是到了新好莱坞时期,都是一个极会讲故事的国家,它懂得如何变换着不同的形态来讲故事,来吸引观众。可以说美国对于一部电影究竟应该采用何种话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但是。就这一点来说,美国在其电影本身的变革运动中也是不同的。它对于影片的话语的把握随着新好莱坞运动的到来也开始发生着变化。就如作为新好莱坞运动开始标志的影片《邦妮和克莱德》,它首先带来的就是电影话语的变革,在这部影片中呈现除了与以往影片所不同的元素:(1)邦妮和克莱德的形象不再是之前经典好莱坞中的理想化的典型人物,而是代表着20世纪60年代大胆而富有反抗精神的年轻一代,这种平民化的形象成为电影的主角是在之前的美国电影中所不常见的。同时他们也是电影银幕上首次出现的反英雄的英雄形象,对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和传统道德提出了挑战。而不像之前的美国电影都是顺从美国的主流文化思想形态的。(2)在这部影片中融入了法国新浪潮的艺术观点和电影技巧。伴随时空的自由交叉切换和快慢镜头的运用,还采用了一些花饰框,产生了特吕弗式的画面与言语构成的双点效果和戈达尔式的喜剧性与强刺激的画面相交替的效果。虽然这部影片最初就是为这两位大导演而写的,但当阿瑟·佩恩拿起导演的指挥棒时,电影开始向着一种更加有趣的方向行进着。而影片在叙事结构上的突破,对于无叙事结构的大胆追求也与之前经典好莱坞所要求遵循的戏剧四段式结构相违背。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的片段被组接在一起,我们不难说从中多少看到了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影子。但依然不变的是美国人一向骄傲的美国式的幽默,这也使得《邦妮和克莱德》没有成为大多数的法国新浪潮电影那样的枯燥乏味的影片,而是一个能使人从头笑到尾的影片。(3)这部电影突破了经典好莱坞的类型模式,即一部影片只有一个类型,并且是该类型电影元素的最大化的集合的传统,而是体现了类型融合的倾向。在《邦妮和克莱德》中,从表面上看它是一部强盗片,但细细考究之下。其实它还包含了惊险片、警匪片、传记片、喜剧片、爱情片等多种类型影片的元素。体现了类型融合的倾向。

从以上的例子中我们就已经能看出由新好莱坞运动所带来的一些美国当代电影话语特色的一些端倪。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上:即跨文化性和融合性。

就跨文化性而言,在世界电影发生着巨大变革的同时,美国电影所受到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有一些是在欧洲艺术电影中就已经颇有名望的移民导演出现在美国的影坛上。如捷克的米洛斯·福尔曼和伊万·帕塞尔、波兰的罗曼·波兰斯基,以及英国的约翰·斯莱辛格、杰克·克莱顿和肯·罗素等。新好莱坞给这些导演的艺术生涯注入了新的推动力,但同时他们也为美国电影带来了世界的声音。当然也有不少成长于这一时期的美国本土导演,外界世界对他们的冲击使得他们成为欧洲电影的忠实拥护者,他们纷纷迫不及待地想要在自己的电影里实现他们对于欧洲电影的理想。于是,向来高雅的欧洲文化和向来通俗的美国文化在电影这一艺术样式上产生了交融,使得美国电影的故事情节开始完全不同于经典好莱坞所塑造的那些人们心目中的经典情节,而呈现出一种跨文化的趋势。的确,当美国的电影中有了来自于其他国家文化的声音后,它是变得有些不同了。

而就融合性而言,它大致可以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美国电影本身的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融合。虽然美国当代电影所起始的新好莱坞运动是对传统的经曲好莱坞的发难,但它并未抛弃传统经典好莱坞所建立的成果。相反在某些阶段还呈现出一种回归的趋势。就如斯皮尔伯格在其电影《大白鲨》中,就复兴了与好莱坞黄金时期密切相关的风格化技巧,他借用了希区柯克《迷魂记》里缩进/拉出的技巧。这个技巧在1980年代的电影中常常被用来表现围绕着一个固定不动的人物周围的怪异而压抑沉闷的背景。但是“无论对于那些在1970年代中期好莱坞复兴的一代,还是那些在1980年代电影制作扩张中崛起的一代来说,他们的参考坐标,通常都是伟大的好莱坞传统。许多电影工作者工作在稳定的类型片模式、神圣的经典影片和令人生畏的导演的浓烈的阴影之下。”由此,从许多方面来看,美国的当代电影从新好莱坞开始就是通过经典好莱坞所创立的电影传统来确立自己的地位的。所以,即使是美国的当代电影,我们依然从它身上辨析出一些传统主义的影子,只不过他往往被穿上了现代主义的外衣,与现代主义的各种元素相混合在一起,长久以往,融合就不可避免了。(2)对美国早期经典好莱坞所创立的各种类型的混合。新好莱坞的主导类型电影——西部片、强盗片、战争片、情节剧、爱情喜剧、音乐片和科幻片在经典技巧与现代主义技巧之间的张力中寻求着平衡和突破,从而实现了类型的融合。这种融合也可以说是在最初的单型化的影片中加入了许多其他类型影片的元素,从而使得影片本身以一种更为多样化的手法表现出来。如影片《莫扎特》作为一部传记片,但是却并未采用传统传记片的枯燥乏味的形式,而是以一种音乐片的方式进行呈现,使影片在音符的跳动中自然流露。而在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变革转型之后,到了80年代美国电影进入了平稳发展时期,类型样式的混合也同样进入了一个更高层次的发展。如果说之前混合的只是不同类型电影的外在形式的话,那现在所混合的就是不同类型影片的内在精神。即使传统的西部片已经消失,但它的许多主题。如法律的本性,新秩序的创立、个人自由同社会责任等,都或多或少已被转让给科幻片。就像《世界末日》一片已是临近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但在它理所当然的科幻片的外在形态下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爱情片的影子,励志片的内涵,当然还有之前所说的来自于传统西部片的种种母题。而90年代以来的卖座大片《黑客帝国》、《异形》系列等都是战争片与幻想片的融合,《哈利波特》则是将儿童的想象世界注入科幻的因子。总之,影片类型的演进过程。就是传统类型和不同表意系统的不断综合过程。并且,多种类型的混合l也使得其所带来的新变种层出不穷。就好像在恐怖片《凶宅》中,早期恐怖片中那令人作呕的血光之灾已不再充斥整个影片,取而代之的是人内心的一种恐怖,当任何一种影片进入到人的内心时,我们都能看到的影子,并且忠贞的爱情似乎是美国当地影片永远无法摆脱的东西,这使得任何一部当代美国电影都能理直气壮地称之为爱情片。

当然。美国当代电影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除了表现出以上所说的两大性方面的特点外,还呈现出一些其他的话语特点:

第一、美国当代电影从其影片主题思想意识上来说表现出了文化价值取向的变换。

在新好莱坞的最初,影片所选择塑造的人物多为一些反抗社会、反抗秩序的人或犯罪分子。就像《邦妮和克莱德》中所表现的那样,他们善良、富于同情心,而且对社会所宣扬的幸福生活充满信心,但丧失了人性的国家机器的代表者却成了对他们的无情的追逐者和屠杀者。对于此时来说,社会就是用来破坏的。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传统的社会美德又在主人公身上重新得到了回归,家庭的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传统的伦理道德重新受到重视,幸福和睦的家庭和天伦之乐重新又回到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来,如在《苹果酒屋的法则》一片中什么是苹果酒屋的法则——张破旧不堪却记录着一代又一代传承着的几条看似荒唐而可笑的法则的纸,虽然它早已破旧得被风轻轻一吹就会自动飘落,虽然人们最终鼓起勇气把它撕了下来,但其实它已植根于每一个人的心中。纵然男女主人公可以发生出轨的行为,女主人公的未婚夫因伤从战场上回来。当家庭的道德观念重新冲击人时,我们所选择的往往会如同男女主人公所做的一样。那就是回到自己原来的秩序世界中去履行每一人应有的那份责任。这就是人的法则。当然如果这部影片出现在新好莱坞正成熟的时期时,将会表现出来的方向就会截然不同了。而在这过程中人内心的矛盾和挣扎无非是对人的道德观念的一种厉练,当然要对那些已经横行电影20多年的的思想意识而言,最终对于传统社会道德观念,对于家庭信仰的回归是多少得付出点时间和代价的。第二、美国当代电影就之前的电影来看所表现出来的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开始注重对社会的思考,对人内心的关注,而不如早期的影片那样只是一味地表现一些理想化的生活和人物。无论是《全金属外壳》还是《苹果酒屋的法则》,亦或是看似最为商业化的《世界末日》和《凶宅》。它们在讲故事的同时都没有忘了去关注故事中的人本身。当人在某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或事件中,人的心境是怎样的。这是当代美国电影所着力讨论的地方。而《全金属外壳》中所表露出来的对于越南战争的反思也使得对美国近期历史反思的影片一下子爆发出来,加上对好莱坞文化传统的再认识。所共同引起的一股社会反思浪潮使得原先较为理想化的美国生活变得平凡起来。其实。小人物的内心才更值得关注,因为它往往代表了最普遍的民众。

第三,美国当代电影开始懂得用新的镜头语言来讲述故事,以适应电影本身主题内涵等多方面的变化。此时当代美国电影不要求观众对一切信以为真。影片中常出现人为加工的痕迹和一定的间离效果。导演们不但没有掩盖电影技巧,反而尽可能地用技巧去强化气氛。慢镜头、定格、跳接、黑白画面与彩色画面的交织,是这些影片中常见的手法。它们旨在加强视觉上的冲击力,使画面更具感情的力度。就好像我们在《全金属外壳》的开头所看到的那样,连续17个同景别、同长短的固定镜头拍摄的新兵们一个个被剃成光头的画面被毫无关联地跳接在一起。使得我们一次又一次受到强烈的震撼,一群正值花样的年轻人正在被剥夺他们的人性,正在被机器化地打造。正在丧失自我。而在《安妮·霍尔》中各种突破性手法的运用更是使得影片变得截然不同。在影片中。导演伍迪·艾伦充分运用了闹剧和幻想剧的表现方式,使两者相得益彰。主人公直接对着摄影机的长篇独自,回忆性的闪回,在分割的画面中对话,突然插如剧中人物所看到的画面,动作的二次曝光,与行为对立的字幕,摄影机边上突然冒出来的评论。两个反省的声音的对话,这等等等等全新的对传统主义具有颠覆性的手法的运用都在告诉我们美国当代电影所独有的形态,这些手法在对视觉造成冲击力的同时,也是对影片叙述话语发展的一大贡献。

第四、美国当代电影在其艺术电影与主流商业电影上呈现出平行发展的特点。“新好莱坞电影在前10年完成了主流商业电影艺术化、艺术电影通俗化的过程后,便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景象:由美国式艺术电影和新主流商业电影构成的两极平行发展,形成巨大的张力。从而使得美国电影的发展机制由单元变为多元,结束了过去长期单轨制发展的局面。这种共存与合流的现象。乃是后现代文化在电影上的特殊反映。后现代文化把生产、技术与文化消费一体化。把上层贵族文化和大众文化一体化,即所谓填平‘精英’与‘平民’之间的文化鸿沟。”其实,就我看来,美国当代电影并没有真正把商业片和艺术片融合起来。所谓的艺术片除了其影片的表现的手法以外,更多的是其所具有的思想性。而美国当代电影只是开始懂得如何将一个深邃的思想,一个更适宜艺术影片的思想以一种通俗化的、商业化的姿态表现出来。它可以将导演眼中的艺术以一种大众化的、甚至于庸俗的姿态来表现,但只是前者隐藏在后者之下而使得其本身不是那么的一目了然。因此,与其说美国当代电影使得商业片和艺术片彼此之间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倒不如说是美国当代电影成功地找到了一种可以被大众所接受又不动声色地传递影片的思想性的道路。它明白怎样在大众文化的幌子下堂而皇之地传递精英文化。

然而,对于美国当代电影而言。除了上述几点话语特点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个人化电影的出现。

篇2

在英语教学过程中,若要导入中国的文化,教师要首先弄清楚中国文化的精髓具体是什么。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认真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会发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有作为基本哲理的阴阳五行思想;解释大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天人统一思想;指导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庸思想等,这些内容渗透在很多文化表现和文化领域中,对学生的思想起着指导作用。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应该比较各种文化,在教学过程中引入中国文化,让学生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并教导他们用英语表达中国的文化,为中西文化交流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树立平等的文化意识

通过解决中西方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不平等现象,可以使中西文化实现真正的沟通和交流。要解决不平等的意识,教师就要帮助学生在思想上树立文化平等、语言平等的观念。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学习英语是为了进行交流,进行跨文化交流。此外,在英语教学中,教师要注重以学生为主体,让他们学会使用英语传播和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不同文化的交流应彼此尊重,本着互相平等的原则进行交流和对话,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相互融合。

(三)注重在教学中引入中国文化

语言教学不仅仅要培养学生在语法、语音和词汇等方面的能力,而且要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跨文化交际是一个双向的活动,既包括对相同文化的吸收接纳,又包括对自身国家文化的交流与传递,因此它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东西方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不平衡(西方文化在文化交流中占有强势的地位,使中国文化失去了自身的特色,从而陷入被其他文化同化的危局之中)是不能进行正常跨文化交际的最重要的问题。为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可在教学过程中引入中国文化,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联系起来,加强两种文化的互动和交流。

中国文化受古代儒家、道家、法家、佛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重视人与自然统一的独特文化。西方人擅长的是以抽象思维进行分析,而中国人擅长从整体上以具体直观的思维分析事情。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内敛的特点,而西方的文化观念强调自我发展、特立独行。同理,若要理解东方文化中的内涵,先要了解中国文化观念所崇尚的丝毫不为个人利益着想,一心一意做有利于他人的信念。

篇3

 

关键词:英语教学 中国文化 渗透

在跨文化交流中,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早已引起国内教学者的关注,在英语教学中阐释文化和语言的关系现已成为其重要的研究引导课题。众所周知,语言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语言承载着文化,由此可见,英语教学的进行不仅仅是传授语言知识,还应更加注重在语言这个载体上文化的传递。这其中的文化既要包括英语语言文化,同时也要涵盖汉语语言文化。

一、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育现状

作为国际交往中使用频率最多、最重要的沟通交流工具,英语的重要性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共识。但是这样的大环境总会给人错误的引导,会产生一些错误的观点——认为英语比汉语还要重要,人们在不自觉中忽视了对汉语尤其是汉文化的学习。新加坡学者研究发现,在新加坡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中,造成社会凝聚力低的主要诱因便是母语教育的不完善,而现在中国正面临着同样的危机。

纵观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教材,课程在设置上大多都是突出英语和英美文化。英美文化固然值得学习,但是教材中不可缺少汉文化的渗透,学生只有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下才能对自身环境有正确的认识,进而提升自身的修养。不单单是知识这么简单,文化底蕴会伴随学生的一生。对于英语学习者,尤其是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学习英语的首要目的是通过英语这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以及对于汉文化的认识。然而大多数的学生学习英语的目的知识为了通过四六级,《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在英语中该怎样翻译。现今的局面就是,在我国各个阶段中英语教学大纲的目的都是要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但是这似乎只是落实在口头上。英语教学,是一个学习者通向西方文化的窗口,也是未来学习者向外输出中国文化的一个潜在的通道。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学习者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开阔视野,走出去,再寻根思源,看回来。这才是英语教学的目的。让他们在世界文化的长河里找到中国的位置,窥视文化的根源。这往往比单纯的讲授知识更加有意义,知识只有在文化的背景下才能散发出引导之光。

二、英语学习者的对自身的认识

每个英语学习者在面对外国人时都充当着文化传播者的角色。你的一言一行和你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都会影响或改变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对中国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我们每个英语学习者都应该深刻的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传承是自身的任务和使命。英语是一个很好的传播文化的媒介,通过它可以表达我们的文化,而其中的基础便是对汉文化很好的认识与感悟,作为中国人,应该理解汉文化独特的魅力,以及用何种手段传播自己的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国际交流学院院长林雪在谈到外交官的素质时说:“我认为,第一是要对祖国有深厚的感情。有了这种信念就有了动力,在这种动力下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因为外交工作很有挑战性。第二就是广博的知识。一个外交官要认识到在今天这个时代能做的事情很多,但是一定要了解中国,了解外国,然后找出两者之间的结合点,这样做起来自己也会感到高兴,这种喜悦是高层次的享受。”

三、注重教师的文化意识与教学方法

最近几年,中国英语教材为了适应不断发展前行的全球一体化浪潮处于不断更新发展中。教材内容渐渐充实,但却极少看到中国文化的经典。我们过多的关注于对学生进行异国文化的教育,却忽视了自己本土文化的渗透教育,这是英语教育中的硬伤。中国文化渗透在英语教学中是具有不可替代性的。

教师作为教学过程中重要的引导者,首要职责就是要坚定文化立场。教师应该充分认识并欣赏祖国灿烂的文化,应包容地为学习者介绍中西方文化。这样才能结合把祖国文化和外语教学结合来。

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摸索创新。在语言教学过程中要求学以致用,胸怀宽广,教书育人,要面对世界,面对未来,面对文化。随着国际间交流的不断深化发展,文化事业尤其显得更加昌盛繁荣,所以外语教学中对于文化的渗透愈发重要。简单的英语语言教学已无法适应多变的文化环境。这就要求英语教学者能够站在文化的立场上纵览本民族文化,站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的高度上,诠释英语教学,如若达到这一高度,英语教学定会向更深更广的境界发展。

篇4

好莱坞电影模式分析

艺术作品的永恒主题是表现爱、生存与死亡,反映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展现人和社会对爱、生存与死亡的态度,惩恶扬善。纵观好莱坞电影,虽非全部精品,但它们往往集观赏性、娱乐性和思想性于一体。不论什么样的题材和艺术风格,其电影饱含人文情怀,多样化的电影类型反映的主题是爱、正义、人性。具体来讲,好莱坞电影有三个特点。

(一)借用题材阐述美国价值观

美国建国历史不长,文化资源相对有限,电影文化的发展使之文化题材数量不断减少。

为使题材多样化,以适应国内多民族观众的文化背景与需求,同时也为美国电影进入国外市场营造文化共鸣和亲近感,好莱坞一直借用世界不同国家的文化题材,或者移植别国的地理文化场景,制造出好莱坞风格的电影。这些电影挖掘人性中超越文化、民族和政治的人类共有的心理需求:亲情,爱情,自由平等,自我价值实现等要素,注入借用的他者文化素材中,演绎美国的文化价值观。

(二)创新至上

创新是美国文化的基因。“美国人的民族性格讲求自立和创新,崇尚变化和差异。”美国文化的创新传统加上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使得其电影富于想象,鄙视模仿与跟风,从而形成丰富多样的风格。“在美国和欧洲,人们普遍认为媒介产业和文化产业的本质属性是创造力。”美国电影的创新与多样性反映在题材创新、类型创新、情节设计创新、制作技术创新,不落窠臼。从题材上看,好莱坞电影百花齐放,地域上有国内外的;时间上有历史、现代、未来的;空间上有陆地、海洋、太空、地下的;人物上有科学家、艺术家、流浪汉、匪徒、儿童、动物等。从类型上看,有创业、爱情、励志、传记、伦理、武侠、战争、灾难、探险、侦探、科幻等。风格上有严肃哲思的,又有诙谐抒情的,悲喜传奇荒诞多种多样。同是科幻题材,既有关于太空、魔幻、机器人、高级武器的,又有关于病毒、基因变异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观众的欣赏口味在变,编剧导演的艺术追求也始终紧跟时代的发展步伐。

(三)成熟的产业化模式

美国电影产业是大工业化生产模式,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作,市场化程度高,电影立法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严格,电影衍生产品发达。生产发行和放映的利益协调处理,编剧导演演员的利益合理协商。影片广告宣传力度大,市场竞争有序。斯皮尔伯格说,支持美国电影征战天下的是其先进的产业理念、雄厚的资本、强大的媒体影响力,特别是其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总之可以说,好莱坞电影的不断创新、它的娱乐性、它所宣扬的普世价值观和电影体制这些因素共同成就了美国电影在全世界的霸主地位。

我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策略探讨

由于文化差异会导致电影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损失,或说折扣,编剧和导演在电影制作中需要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传播知识,适当考虑不同文化的地域环境、宗教信仰、思维方式、语言表达、审美认知等因素,采取顺应目标观众的策略,适当变通电影的主题表达和故事的叙述方式,以得到海外观众的理解与认同,达到意义上的共享。我国电影尤其需要以多样化的题材,诠释中华文化的精华部分,并且让它能够融合中西文化,得到海外观众的理解与认同,有利于扩大电影与文化的传播。此处的“顺应”指“适应”“学习借鉴”之意。为了让西方观众持久喜爱中国电影和文化,扩大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效度,我们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具体来说,就是精心选择文化视角,艺术上以国际化方式表达,顺应海外受众的审美认知习惯,在故事、表演、拍摄手法方面不断创新,同时拓宽渠道,积极搭建平台,帮助电影海外传播。

(一) 审美认知顺应

根据接受美学理论,受众的接受能力取决于他们所在地域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个人性格等因素。也就是说,电影选择的题材与所表现的主题以及拍摄策略需要考虑受众的欣赏水平和期待视野。一般来说,受众“倾向于喜欢与自身审美期待一致、自然人性单纯直观、沉淀了自身情感体验、易于诱发和满足自然人性和欲望”的艺术。因为东西方思维方式与审美认知有别,电影需要创作亲近性版本,选择受众容易接受的审美心理模式来表达和拍摄,获得认同和共鸣。《2012》在中国放映时,美国人把影片中长城倒塌的一幕删掉了,他们考虑了我们的接受心理。从西方审美习惯来看,电影叙事注重情感铺垫,矛盾冲突有一定的生活基础,以人性打动观众。如果是科幻片,故事可以根据少量事实,尽情发挥想象;但如果是历史片,就尽量尊重史实,不戏说,不穿越,西方人不喜欢“玩弄”历史。否则,他们会看不懂我国电影,或者会遭到误导,对中华文化产生疑问。另外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习惯不被认同,如公共场所缺少秩序,公德心不够,山寨模仿成风,铺张浪费严重,等等,电影应当尽量回避表现这些现象,以免造成负面影响,导致中华文化在对外传播中的损失。

(二)艺术创新

西方文化极其推崇创新,鄙视模仿与雷同。我国电影要想在海外持久传播,就要时刻注重创新。创新是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化生存的根本。电影自诞生之日,就与科技创新与思维创新关系密切,它是科技发展的产物,也是科技应用的领域。此外,电影还时刻追求着题材、故事情节、人物塑造、拍摄手法等方面的独特与创新。创新意味着差异,需要艺术的积淀,更需要精益求精的态度,虽然票房是电影商业的重要方面,但那是辛勤耕耘精心创作的结果。

电影在类型上有一定的基本模式,但在题材选取、情节安排、人物塑造、拍摄手法、音乐创作方面最需要创新,稍不注意就会落入窠臼,或者显得平庸,而任何方面的雷同、重复、粗制滥造都是艺术产品的忌讳。目前来看,中国电影最需要题材创新,我们拍摄历史题材似乎可以驾轻就熟,但是中国有影响的电影需要摆脱局限于历史题材现象,我们需要更多反映当代文化和大众生活与情感的现实影片。像《唐山大地震》这样的现实片或许更能反映我国人民大众的生活和心路历程,反映当代文化。我们可以多反映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如婚姻家庭关系、人际伦理道德、社会治安问题、妇女儿童问题、老人问题、青年问题等这也是国外观众普遍关心的题材。

除题材创新外,我国电影还应该在叙事方面创新。电影是叙事艺术,打动人心靠故事。故事的场景、人物、情节是否独特,矛盾冲突有无生活基础,故事的艺术风格能否百花齐放,尤其需要考虑能否反映人性光辉或人性弱点,反映中华文化独特精神,让外国观众产生共鸣,这些都需要编剧与导演的匠心与创新。编剧和导演在这一领域大有可为,故事的创新程度或许就是电影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三)营销平台搭建

篇5

[摘要]: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跨文化传播日益频繁。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和意识形态载体的中国电影,必须以积极的姿态应对竞争,广泛参与世界范围内的跨文化传播。全球化语境对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中国电影要取得跨文化传播的成功,必须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结合中找到一个“契合点”,实行“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重编码”,在电影传播的文化策略、题材策略、艺术策略以及运作策略上广泛借鉴,大胆创新,以“和而不同”的目标作为跨国传播的文化诉求,开创中国电影新局面。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这一术语在世界上加速流行,到90年代出现了。正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尔科姆沃特斯指出的,“就像后现代主义是80年代的概念一样,全球化是90年代的概念,是我们赖以理解人类社会向第三个千年过渡的关键概念”。[1]。“全球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加拿大著名学者麦克卢汉,他在1962年最先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随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理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在1969年出版的《两代人之间的美国》一书中正式提出“全球化”的概念。美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为“全球化”下了一个定义:“某个场所发生的事物受到遥远地方发生的事物的制约和影响,或者反过来,某个场所发生的事物对遥远地方发生的事物具有指向意义;以此种关系将远隔地区相互连结,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强这种关系的过程。”[2]这场始自经济领域的全球化浪潮也波及到了社会和文化等诸多领域。随着资本、信息、人员的自由流动,跨国、跨文化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建构已经成为全球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关键词,成为中国电影置身其中的宏大现实语境。“电影艺术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物,它们的存在语境决定了其物质本质最终必然服务于它的社会本质。而其社会存在方式的多样性又决定了影视艺术的多重本质属性:电影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电影是一种艺术形式,电影是一种影像语言,电影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电影是一种文化产业,所有这些关于电影的定义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3]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下,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中国电影也好,艺术形式的电影也好,还是作为意识形态,亦或作为文化产业的电影也好,如何充分发挥影像的跨文化传播功能,实现中国电影的文化传播价值和资本价值的最大化,成为中国电影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一、中国电影参与跨文化传播:走向世界势在必行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中国电影一直禁锢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之中,缺少开阔的国际视野,这种状况直至上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观,但走向世界的步伐还是太过缓慢。今天,在全球化设定的语境下,中国电影有必要更有可能参与跨文化传播。“顾名思义,跨文化传播无疑应是文化、传播并重:传播不同文化,在不同文化之间传播。”[4]传播的本质即在于文化的交流。

首先,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积极主动地参与跨文化传播,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一个民族或国度文化的进步,离不开文化传播的健康进行。‘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交流的文化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静态系统;断绝与外来文化信息交流的民族不可能是朝气蓬勃的民族。”[5]中国电影作为一种承载传播中国文化,塑造国家形象任务的大众传播媒介,必须积极参与跨文化传播,在跨文化传播中汲取思想和艺术营养,在跨文化传播中输出中国的民族文化。尤其在加入WTO后,好莱坞电影兵临城下,中国民族电影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在全球化信息不平等传播的态势下,一个巨大的“文化逆差”正在形成,中国电影只有迎难而上,借鉴世界先进的电影理念和运作方式,在坚守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敢于跨出国门,才能实现中国电影在二十一世纪的腾飞。跨文化交流学研究的鼻祖爱德华霍尔将文化区分为强语境文化和弱语境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的文化属于强语境文化,如中国文化,其强语境的一个明显体现就是在这样文化里有大量的成语、谚语,有复杂而严密的礼仪。相对地,弱语境文化如美国文化,它本来就是多元文化混合而成,是一种不断在冲突与妥协中熔炼出的文化,最后保留下来的必然是一些具有普遍可接受性的文化因素。[6]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就是改变长期以来封闭的自言自语式的表述,通过更具普遍意义的影像语言使中国的强语境文化为世界所了解。

其次,全球化语境为中国电影参与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可能和契机。不可否认,全球化带来了文化同质性的危险,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日益失去自身的个性。正如论者所指出的,“全球化时代的传播特征是用消灭时间差距的传播手段把世界压缩为一个没有地方性的平面,用一个时间来代替多个空间。由于传播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掌握着世界性传播网络资源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时间成为传播当中的世界时间,在某种意义上也就等于取消了其它文化的存在。”。[7]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传播全球化必然引起“文化反弹”,引起本土文化(或民族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抵抗和抗争,使文化的异质性,本土性彰显得更加强烈。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所指出的:“全球资本主义既促进文化同质性,又促进文化异质性,而且既受到文化同质性制约,又受到文化异质性制约。”[8]所以,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的一元化,相反,“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全球文化多元化,二者在“二律背反”中呈现出一种非和谐的历史对称性。”[9]这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也即全球化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作反向运动。”[10]这无疑为中国电影的外向传播提供了理论依据。实际上,全球化一方面表现出差异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流动与交换。“在一定意义上,传播全球化的发展将推进全球文化的相互认同与融合,有利于消除人类文化间的疏离隔膜乃至误解敌对,为人类所理想的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规范的一体化的‘全球文化’的形成,创造出丰富、开放的对话空间。”[11]中国电影就置身于这样一种空前频繁的跨文化传播语境中,完全有可能大有作为。事实上,中国电影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中国电影的‘全球化’进程大大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12]这是值得大家欣慰的,但也应该看到,在这个方面,我们还缺乏应有的自觉。中国电影不容固步自封,跨文化传播理论告诉我们,“切断信息传播的闭关自守状态中,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来维持本土文化的纯洁性,甚至把本土文化禁锢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中,不仅会丧失本土文化发展的经济可能性,更会弱化本土文化对非本土文化的传播力量,丧失文化竞争力。” [13]中国电影走向跨国传播、跨文化传播已是势在必行。

二、跨文化传播中的“双重编码”策略: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契合

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要实现跨文化传播,必须学会如何对电影的艺术信息、文化信息、影像信息进行“编码”,以实现其传播功效。实践证明,过于本土化或过于国际化的信息编码都不利于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固守民族主义是不行的,“电影创作狭窄的民族视野妨碍着民族电影不断扩大自己的交流范围,也局限了对所表现的题材作更为深广的审美涵盖。”[14]其结果只能如我们所看到的:传而不通;但另一方面,“如果一部影片只剩下可以容纳国际受众的那些电影文化因素,恰恰使影片失去文化的稀缺性,电影的文化资本也随之失去它作为信息资本的条件。”[15]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是电影跨文化传播能否成功的关健所在。梅特希约特把电影的文化因素分为三个层次:一个是晦涩的难以沟通的电影文化因素;一个是可以转换的电影文化因素;一个本身就是国际化的电影文化因素。[16]中国电影要取得跨文化传播的最大功效,既要避开第一个层次,以免“对牛弹琴”,也要避开第三个层次,以免丧失自我的文化特色。而应该致力于追求第二个层次,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结合中找到一个“契合点”,采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重编码”策略,实现两种电影文化的可转换。

首先,从文化策略层面来看,中国电影应该发掘既具本土性又可以为全世界所理解的那些“文化资本”,在保持本土文化特色的同时也兼顾与世界文化的融合沟通。电影的文化表述是一个系统,既包括了肤色,服饰,饮食,语言,建筑等到外在的表征,也包括人际关系,生活习性,民俗仪式,价值观念等内在的意义。对中国电影来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的“新民俗片”如《黄土地》、《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及后来出现的《二嫫》,《五魁》,《黄河谣》,《红粉》,《炮打双灯》、《风月》等是最早将这一文化策略付诸实施的电影作品,成功地将中国电影推向了世界。这些影片借助富有浓郁地方文化特色的典型符号,如“黄土地”,“黄河”,“江南水乡”,“红高粱”,“红灯笼”等,营造某种特定氛围,体现出一种独特的“东方镜像”。尽管有论者以后殖民主义理论批判这类电影刻意为西方营造一个“他者”形象,以迎合西方观众的口味。但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所谓“异国情调”、“民俗奇观”,正是民族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它当作可资交换的文化资本加以利用,不仅在策略上是可行的,也一再被证明是民族电影国际化推广的成功之道。“从世界电影史上看,把影像的奇观性作为可交换的文化资本,并非自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始,好莱坞的西部片,欧洲大量的民族风情电影,日本黑泽明、大岛渚、今村昌平的电影,都无不在发掘民族的文化资源,利用本民族的影像奇观来作为可交换的文化资本。”[17]如果说这一批走向国际的中国影片其民俗元素是本土的,那么这些电影中渗透的文化反思与人文关怀则是世界性,如其对人性张扬的赞美,对专制文化毁灭、扭曲人性的控诉,对追求自由的肯定等等,则是全世界的观众都可以理解的。正如电影《刮痧》的导演郑晓龙所说:“各种文化在浅层次在表面上虽然千差万别,但当涉及人本身,人本性,比如亲情,家庭层面时,则是相通的。”[18]善于寻找开掘东西方都能理解的,既有共性,又有“距离感”的文化资源,找到民族化与国际化两者之间的“契合点”是实现中国电影全球传播的重要文化策略。实际上,WTO给中国电影工业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使国内的电影工业和国际的电影工业进一步融合,在此情境下,国际电影市场对中国电影变得更加重要。很多电影如“《爱情麻辣烫》的票房主要在国外,国内票房只占一小部分;《美丽新世界》票房的30%-40%来自国外;《洗澡》60%来自国外,该片先后签下包括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等世界主要电影集散地的总共50多个国家的销售合同,票房达200万美元……”[19]又如霍建起《那山那人那狗》和《暖》,两部影片均在日本取得了巨大成功,仅《那山那人那狗》的票房就高达3亿5千万日元。影片能在日本观众中引起共鸣,得益于导演对影片文化内涵的发掘,当然,这种文化,是基于中日观众能够共同理解的基础上作出开掘的。如《暖》“通过自然,纯美的画面和音响的阐释,探讨人性,生活和生命意义的人文生态主义精神,把对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思考和人类环境,生存的问题意识并置于一段发生在80年代的故事中,开掘了除画面与音响语言之外更广阔的意义空间。”[20]

对这种文化策略运用得最为成功的是获得奥斯卡大奖的李安的《卧虎藏龙》以及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等武侠大片,这些影片能够成功打入欧美主流电影市场,无一不是采取这种“双重编码”的文化策略,在“中西合璧”式影像书写中征服了西方观众。李安的《卧虎藏龙》创造了华语影片在欧美影院上映时间最长的纪录,而张艺谋的《英雄》则开创了中国电影进军海外市场的历史性突破。据统计,其海外票房累计已超过11亿人民币;《十面埋伏》在海外的票房也居高不下,仅日本、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就达28亿。[21]有人把李安的《卧虎藏龙》的跨文化传播在成功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国际化的演职人员;二是“远离”华人的武打效果(承徐克超现实主义动作画面的表述手法,大量使用电脑数码技术产生特技效果);三是磨擦与再融合的文化主题。[22]应该说,这种分析是非常到位的,李安高明之处就在于抓住两种文化、两个市场的“结合点”。《卧虎藏龙》跨文化传播的成功也给了大陆导演以启示,张艺谋、陈凯歌等敏锐地意识到富有中国特色的武侠片就是跨国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的“契合点”,陈凯歌正着手《无极》,张艺谋则拍出了《英雄》和《十面埋伏》。和之前的“新民俗片”不同,这些影片走的是商业电影的路线,已经具备了更加自觉的,更加积极的参与跨文化传播的意识。张艺谋自觉地以中国独具特色的“武侠文化”为内核,又掺入了“天下”、“和平”等国际性的思想元素,不同地域的观众都可以看出自己所能理解的文化内涵,加上精美的视觉效果,影片赢得全球观众的喜爱。“《英雄》是当下世界的一个隐喻。《英雄》的喜剧性在于它是一部充满了中国文化象征的电影,但这部电影的坚固内核确实全球性的……张艺谋和他的电影已经不再试图展现全球化中的中国‘奇观’,而是试图用中国式的代码阐释一种新的全球逻辑。”[23]这样的解读见仁见智。但可以肯定的是,《英雄》的确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十面埋伏》亦是如此,单就片名来说,借自中国传统民乐琵琶曲的《十面埋伏》已经让它打上了中国制造的符码,但在《十面埋伏》中我们分明又可看出《谍中谍》式的“卧底与反间”,《卧虎藏龙》的竹林之战,《黑客帝国》中的气势与质感,这一切让西方观众有着似曾相似之感。周星驰的《功夫》无疑也是采取了这一文化策略。周星驰坦言希望自己的电影“可以去全世界每一个角落”,“能够被更多不同市场的观众接受,包括西方观众”。为了跨文化传播的成功,他请来西方观众认可的袁和平做武术指导,精心制作动作特效,同时还加入包括日本漫画风格在内的目前最流行的形式因素,产生了卡通化的效果。[24]这一切,都是成就《功夫》高票房不可忽视的文化策略。由此看来,在富有东方文化韵味的中国电影中巧妙地编入国际性的符码,无疑是中国电影进行跨文化传播的有效策略。

其次,从题材策略来看,为了引起“共鸣”,中国电影还应该在电影题材,或说电影传播内容上精心选择。中国电影不能走向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于狭窄的电影题材限制了其影响力的扩大。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累,有着无可替代的题材优势,当下转型期的中国更有许多的电影题材资源可供挖掘,遗憾的是我们对这些题材资源缺少现代性的理解和世界性的观照。当好莱坞瞄准“二战”题材拍出了《辛德勒名单》、《拯救大兵瑞恩》、《兵临城下》、《珍珠港》等享誉全球的大片时,作为“二战”受害国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电影在这类题材的开掘上却差强人意,至今没有一部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二战”影片,只能归之于创作视野的狭窄所致。另一方面,中国的题材资源却在悄悄流失。“时至今日,政府层面对文化资源的流失还缺少必要的警惕和有力的防范。”[25]迪斯尼公司1999年制作的《花木兰》就是一个从中国“窃取”题材资源的典型例子。中国电影要走向国际,不但要好好开掘自己的题材资源,也要注意关注一些国际性的题材或跨文化方面的题材资源,只有根据目标市场的受众需求来配置题材资源才能征服国际影视市场。“在我们的影视题材中,够得上国际性题材的作品实在太少了,老人题材,残疾人题材、妇女题材,我们都非常薄弱,即使是艾滋病题材和同性恋题材,也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进入我们的视野。(中国电影)要完成从‘族意识’到‘类意识’的超越。在我们的影视中,关注民族性是应当的,必要的,但是,在世界日益走向一体化的今天,我们是否更应当关注人类共同的东西呢?族意识与类意识相比,类意识是更高一个层次,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都是不足取的……。” [26]可喜的是,近年来一些中国电影导演终于调整策略,开始关注一些“涉外题材”,拍出了一批所谓的“涉外电影”,从冯小宁的“颜色三部曲”(《红河谷》、《黄河绝恋》、《紫日》)、夏刚的《红樱桃》、《红色恋人》到稍后的《开心哆来咪》、《刮痧》、《我的1919》、《鬼子来了》、《浪漫樱花》、《大腕》、《天地英雄》、《芳妮的微笑》、《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庭院里的女人》,再到最近改编自茨威格小说的徐静蕾《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中国电影开始有意识把眼光投向“外域”,关注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关系,关注中外文化、观念的冲突与融合。这种题材策略上的转变,显示了民族电影从本土化走向全球化的迹象,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电影探索。在电影题材的开拓方面,“第六代”导演从“另一个角度”做出了不懈地探索。如果说“第五代”走向世界主要依靠的是“文化策略”的话,那么“第六代”作为一个整体走向世界主要是依靠其“题材策略”。第六代导演把眼光投射在当下,关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变化,关注边缘人物的灰色生活,这种“边缘题材”恰恰契合了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性关注。正如霍米巴巴在谈到全球化力量时断言,作为全球化的对应物或与之平行的运动,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也在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其目的在于最终消解中心的权力……“第六代的电影文本正契合了西方学界对全球化所导致的‘后人文主义’研究课题。”[27]作为“后人文主义”实践的第六代导演的以其“边缘化”的电影题材和独具个性的艺术表现力征服了国际电影节的评委。纵观近年来迅速在国际影坛崛起的伊朗和韩国电影,无一不是依靠既具本土,又具世界性的题材资源取胜的。“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应该触及现实生活的问题和任务,触及人类的经验,总是为当代的问题去寻找答案,帮助人们理解产生那些问题的环境。”[28]作为有着丰富题材资源的国家,中国电影应该具备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一方面充分挖掘自身资源,一方面本着“拿来主义”的精神,积极开拓新的题材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功能,使中国电影在全球形成影响力。

第三,从艺术策略层面看,中国电影要善于借鉴国际化的电影语言,在保持自身美学特色的同时大胆创新。电影的语言表述系统主要包括运动的图像语言与概念语言(如对白、旁白、独白)的结合,其本质特点在于影像符号的表现力上。学者梵诺伊(F. Vanoye)列举了电影的“特殊符码”:摄影机运动、画面大小变化、影像蒙太奇、场外用法、电影特技和音画字的综合。他认为电影艺术魅力之所在在于:(一)电影有最大的摄录能力,弥补了其它许多艺术的最大缺憾;(二)电影具有最大的再现能力,包括了写实和特技、影像蒙太奇的“做假”(montage sequence)。再融入学者魏奈(M.Vernet)所谓的“电影非特殊符码”:如涉及透视法的“知觉式符码”、涉及文化背景的“认识性符码”、有涉及个人偏好的“感性符码”、涉及精神分析的“潜意识符码”以及涉及叙事的“叙述性符码”等等,使得电影艺术突破视听限制,营造出一个多姿多彩、魅力十足的“梦境世界”。[29]从电影的艺术本质上看,中外电影并无二致,只有在电影的艺术表现力上勇于创新才能在吸引广大受众。台湾电影、香港电影以及中国第五导演的作品能够走向世界,除了其文化内涵方面的原因外,其对电影语言的推陈出新也是功不可没。正如论者所总结的:“80年代前后,以徐克、许鞍华为代表的香港‘新浪潮’电影,以侯孝贤、杨德昌为代表的台湾‘新电影运动’,还有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大陆‘第五代’导演群体,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追求,但是,他们的影片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冲撞,在继承性与超越性中,体现出中华民族电影艺术独特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或者换句话讲就是:‘用最现代的艺术语言来体现最传统的中国文化。’”[30]没有这种“最现代的艺术语言”,中国电影就无法进行跨文化传播。学者尹鸿先生在总结中国电影国际化的艺术策略时概括了三点:一是“非缝合的反团圆的叙事结构”,即在叙事上放弃了经典好莱坞那种“冲突-解决”、善恶有报的封闭式结构。二是“自然朴实的蒙太奇形态”。即不采用好莱坞电影那种夸张、跳跃、紧促而戏剧化的蒙太奇形式,而是大多采用一种相对静止的画面,比较平缓的蒙太奇联结,有时甚至有一种中国山水画、水墨画的韵味,画面开阔、造型平缓。三是“纪实化风格”。即在叙事风格上采用了一种反好莱坞的纪实手法,如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宁赢的《找乐》和《民警故事》,章明的《巫山云雨》、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等等。[31]如果说这种艺术策略在“第五代”身上还没有形成自觉的话,那么在第六代导演那里,对于电影艺术个性的追求与张扬就显得更为自觉。“第六代导演们走出国门,其共同的动作方略是----‘草船借箭’,也就是主打欧洲‘小众型’的艺术市场(即先融资,再获奖,随后出击市场),不是‘后殖民’式的屈已媚洋,而是以对中国当下社会变革某个‘亮点’的发现以及艺术个性的张扬,去征服外域并开拓生机。”[32]这种立足本土,借鉴欧洲艺术电影,自觉的,有针对性的反好莱坞的艺术策略既使中国电影与世界领先的电影艺术接轨,又打造了中国电影的“艺术个性”,有利于中国电影以独立的艺术身分走向世界,进行跨国传播。

此外,从运作策略层面来看,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也要在立足自身的基础上借鉴学习世界电影先进理念与商业操作规则,营造一个良好的有利于中国电影发展的“媒介生态环境”(如政策环境、资源环境、技术环境和竞争环境等)。正如邵牧君先生所说“中国入世后,电影业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全面实行产业化和彻底改变电影观念。”[33]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要抵抗好莱坞,别无它法,只有如冯小刚所说的“用好莱坞的方式打败好莱坞”。把电影作为一项产业,实施好市场化战略,做好电影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好莱坞电影的投资策略、品牌策略、市场策略、营销策略等都值得中国电影借鉴。张艺谋说:“从投资,制作到发行,推广,可以明显看出系统地向好莱坞的商业操作规则学习,很有必要,从商业角度来说,中国电影越接近规范化操作,说明中国电影越成熟,对抗好莱坞的商业大片,这就是实际行动”。[34]《英雄》、《十面埋伏》的成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这两部电影也是集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策略、思想策略、艺术策略与运作策略于一身的典范,张艺谋本人也不愧是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里程碑式的导演。

三、跨文化传播中的“把关人”与“涵化分析”:让西方观众进入东方情境

在跨文化传播中,一个有效的传播至少包含三个关键要素:传播主体、接收者和经过编码的信息。[35]上文已经论述了跨文化传播中“编码信息”要注意兼顾两种文化的共性与差异,除此之外,传播主体和接收者(传播对象)也制约着跨文化传播的效果。运用传播学的“把关人”理论和“涵化分析”理论可以对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与要素进行更为深入地分析。“把关人”又称为“守门人”(gatekeeper),是由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1947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提出的。卢因所讲的“把关”含义是指传播者对信息的筛选与过滤,这种对信息进行筛选与过滤的人就叫做把关人(或守门人)。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把关人”决定信息取舍,起着是否传递,如何传递信息的重要作用。在电影媒介中,所有参与电影制作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把关人”,但最为最要的把关人当属电影导演。“涵化分析”也称“培养分析”或“教化分析”(cultivation analysis),是由美国传播学家G格伯纳等提出的。格伯纳等人认为,在现代社会传播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由于传播媒介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发生着很大的偏离。媒介对受众的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格伯纳等人将这一研究称为“培养分析”。这一理论揭示了大众传播媒介对人们的现实观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又是如何发生的。“涵化分析”理论对于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进行跨文化传播,培养“国际受众”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主体策略。在传播主体方面,中国电影要培养合格的“把关人”-----精通中西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者。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人应该具备一种国际化视野,摒弃单一的视角和过重的本土情结,用现代化、全球化的视界来观照中国的本土文化或中西文化的差异。台湾导演李安执导的“父亲三部曲”《推手》、《喜宴》和《饮食男女》将中国传统文化时置于西方文化语境中进行比照,引起观众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兴趣与思考,叫好又叫座;其《卧虎藏龙》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述上进一步接近西方人的习惯,也因此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李安对中西文化和中西审美差异的熟稔把握。“后WTO时期的竞争,主要是比人才,比文化,比艺术创新,有了新的人才,就必然能拍摄出富有民族文化节含金量和具有创意的作品,才能切实推进本土电影产业化的历史进程,真正开拓出一片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电影市场。”[36]可见人才对中国电影的重要性。在中国,真正称得上国际电影品牌,具有国际票房号召力的只有张艺谋、陈凯歌等少数几位导演,即便如极具国内票房号召力的冯小刚,在国际影坛上也是默默无闻。尽管中国的第六代、新生代导演们已经浮出水面,但中国电影要打造真正的国际品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受众策略。在接收者(传播对象)方面,中国电影要占领国际市场,必须培养中国电影的“国际受众”。从传播学的“涵化分析”理论来说,国外电影观众是通过中国电影所提供的“拟态环境”或“象征现实”来认识中国人,中国文化,来建构他们头脑中的中国形象。由于这种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过程,这就要求中国电影要处理好电影媒介的“设置议程”功能,运用正确的文化传播策略,让国外观众了解、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电影产生浓厚兴趣,用银幕塑造真实、完整而富有个性的“中国形象”。中国电影要赢得国际受众,还必须注意研究国际受众的欣赏口味和观影心理。中西受众“在媒介的受众观念方面,以及在受众的媒介取舍观方面,双方的差异性大于共同性。”[37]中国电影要善于引导和培养观众的“中国式审美”。“艺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能使受传者获得美的精神享受。但对艺术传播者来说,还不能满足于此,更应积极、主动地担负起培养人们对美的感觉能力,陶冶人们的品性,养成高尚的艺术趣味和健康的审美观念。”[38]当然,这种引导“培养”的具体策略还是要落实到跨文化传播的“双重编码”上,抓住不同文化“契合点”,既注意审美心理的“熟悉化”,又注意使其“陌生化”。“一个人的艺术审美心理易于和表现他所属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艺术作品共鸣,同时由于求奇,求新和渴望了解陌生这一系列心理因素制约,也愿意接受他种地域,异族文化形成的艺术作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越是民族的,越是容易走向世界。”[39]的确,中国电影对国际受众的审美心理与艺术趣味既要适应,又要引导与提高。实际上,在培养国际受众方面,中国电影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由于几代中国电影人努力,中国的“武侠类型片”已经在海外培养了大批忠实观众。今后中国电影还要通过进一步的努力,形成样式更加丰富的“中国类型片”,吸引更多的国际受众,打造好中国电影进军国际市场的品牌。

四、跨文化传播中的“双赢”策略:“和而不同”的文化诉求

在和好莱坞电影的同台竞争中,中国电影是缴械投降,还是积极抗争?是消极抵抗还是勇敢地走出去?这是中国电影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既需要宽广的文化视野,更需要过人的传播智慧。

“如何使不同文化的民族、国家和地域能够在差别中得到共同发展,并相互吸收,以便造成全球意识下文化的多元发展的新形势呢?我认为中国的和而不同的原则或许可能为我们提供正面价值的资源。”[40]“和而不同”,这既是中国电影跨国传播的文化策略,也是其文化诉求,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终极目标。我们不必担心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失去个性,相反,参与跨文化传播,“外国文化会丰富本国文化。因为文化的发展是通过外来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和相互借鉴而实现的。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动态多元竞逐的过程……合成的文化无可否认依然是本土的,并成为继续演化的新起点”[41]文化需要交流,没有交流就没有发展。“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42]纵观亚洲新电影的崛起,可以发现他们并未采取与好莱坞“你死我活”的对立模式,而是以文化的“和而不同”为准则,从本土资源中发掘民族特色,在与好莱坞的对话与交流互动中实现“双赢”。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大卫鲍威尔(David Bordwell)在2000年香港“第二届国际华语电影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跨文化空间:华语电影即世界电影》(《Transcultural Spaces:Chinses Cinema as World Film》)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断:“直率地说,中国电影是属于中国的,但它们也是电影。电影作一种强有力的跨文化媒介,不仅需要依靠本国的文化,同时也需要吸收更加广泛的人类文明,尤其是分享其他文化的成果。只有具备了吸收不同文化的能力,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冲出国界并为全世界所接受。”[43]对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电影来说,面对好莱坞电影的进入和亚洲新电影的崛起,唯有积极参与跨文化交流,秉持“和而不同”文化传播策略,广泛汲取,大胆创新,才能实现百年中国电影走向全球的美好梦想。

[注释]

[1]Waters, Malcolm, Globalization, London:Routledge 1995,P.4,转引自刘建明:《全球化的终极与国际传播架构》,《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2页。

[3] 贾磊磊:《镌刻电影的精神----关于电影学的范式及命题》,《当代电影》2004年第6期。

[4] J.Z.爱门森(J.Z.Edmondson)N.P.爱门森 (N.P.Edmondson):《世界文化和文化纷呈中的传播策略——一个致力于跨文化融洽交流的计划》,《中国传媒报告》2004年第2期。

[5]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7页。

[6]熊澄宇、程绮瑾:《新媒体传播与跨文化交流》中华传媒网 academic.mediachina.net/xsjd,2005-05-06 20:30。

[7]陈卫星:《跨文化传播的全球化背景》,《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2期。

[8] (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9页。

[9]黄式宪:《全球化浪潮与中国本土电影的文化选择》,胡智锋主编:《影视文化前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64页。

[10]王宁:《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的文化批判》,孟建,李亦中主编:《冲突和谐:全球化与亚洲影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9页。

[11] 杨瑞明:《传播全球化——西方资本大规模的跨国运动》,《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2期,第17页。

[12]王宁:《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的文化批判》,孟建、李亦中主编:《冲突和谐:全球化与亚洲影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9页。

[13] 陈卫星:《信息传播与本土文化的互动》,《创世纪舌战-2001国际大专辩论赛记实和评析》,北京西苑出版社,2001年。

[14]颜纯钧:《与电影共舞》,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15]颜纯钧:《全球化:文化差异与文化资本》,孟建,李亦中主编:《冲突和谐:全球化与亚洲影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2页。

[16]梅特希约特:《丹麦电影与国际化战略》,《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中国社会学出版社,2000年,第714页。

[17] 颜纯钧:《全球化:文化差异与文化资本》,孟建,李亦中主编:《冲突和谐:全球化与亚洲影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0页。

[18]郑晓龙:《从〈刮痧〉寻找人类的家园》,《中国电影报》2001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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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刘丹凌,屈独芳:《生活在别处——电影〈暖〉的文化阐释》,《中外文化交流》,2004年第12期。

[21]铙曙光:《2004:中国电影备忘录》,《文艺报》2005年1月22日。

[22] 林勇:《猛虎出山,蛟龙下海——论李安的文化定位》,孟建,李亦中主编:《冲突和谐:全球化与亚洲影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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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邵牧君:《入世后中国电影的前景》,《戏剧电影报》2000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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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黄式宪:《全球化浪潮与中国本土电影的文化选择》,胡智锋主编:《影视文化前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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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邵培仁:《艺术传播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0页。

[39]宋家玲:《影视艺术审美心理特性——兼论我国“转型期”影视审美心理的变化》,胡智锋主编:《影视文化前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03页。

[40]汤一介:《中国文化对21世纪人类社会可能之贡献》,《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

[41]陈韬文:《不开放不足以成文化——关于全球化中媒体保护与媒体开放的分析》,尹鸿、李彬主编:《全球化与大众传媒:冲突融合互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7页。

篇6

内容摘要:笔者认为以“以小博大”这一指导思想进行的营销策划应该成为营销策划时代的新里程碑,笔者将这一时代称为策划后时代。本文论证了策划时代划分的依据和后时代产生背景,以期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进入21世纪,中国的营销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企业在金融危机、高科技及企业的过度营销等因素的影响下,在营销策划上的以小博大已经成为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普遍追求。

中国营销策划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成熟走过了近30年,笔者依据策划思想的变化,将其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策划前时代、策划时代、策划后时代。

中国营销策划的时代划分

策划前时代是中国策划界刚刚开始萌芽状态,中国经济正由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具体时间为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该阶段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期,虽然高校开设了市场营销课程,但由于中国企业缺乏足够的营销实践导致营销缺乏系统的研究。该阶段主要代表人物为何阳,主要特征为“点子热销”。

策划时代是中国策划界以提高销量为导向的系统的营销策划的研究,具体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0年,该阶段中国市场经济正逐渐走向成熟,中国企业竞争白炽化,各种最新的营销理念在中国逐渐得到广泛的实践。以叶茂中、王海鹰为代表的策划人,凭着其对营销理念的运用能力,帮助企业获得了销量与品牌的全面提升。

到了21世纪,中国的营销策划由于过度地使用营销手段,企业销量上升的同时,营销成本也大幅度增加了,营销策划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将营销成本的降低与营销手段的联系起来达到以小博大的效果已经成为这一时期营销策划发展的重要趋势。

笔者通过对众多策划个案的共性规律提炼,收集许多以小博大的具体营销手段,试图通过理论研究体系构建一种新的营销策划理论,这有别于以前的营销策划思想,笔者将该理论命名为策划后时代。笔者将策划后时代内涵描述为:在防止过度营销的前提下,强化对市场的量化分析,运用非常规的营销手段以小博大,集中有限的营销费用解决营销关键点而获得超常营销效果的一种理性营销模式,该理性营销模式因企业与行业的不同而不同,它将快速提高企业的品牌与销量。

本论文将介绍策划后时代产生背景及研究方法,以小博大的营销受到企业欢迎,然而之前却没有任何一个营销理论体系正式提出来,笔者在现阶段提出来具有其现实的意义,这主要来源于产生的背景。

策划后时代的产生背景

新的营销策划理论的产生必然有其经济社会文化背景,进入21世纪,中国营销策划受到如下内外部环境的影响:

(一)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影响着中国的营销环境

2008年全球的金融危机席卷中国,在企业原材料涨价的情况下,营销成本相对降低,在营销成本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策划一种以小博大的营销方法已经成为企业急待解决的问题。

(二)行业的寡头垄断加大了企业进入行业的壁垒

众所周知中国的电器、日化、洗涤等行业已经形成寡头垄断;饮料、服装、化装品等行业也比较成熟,进入成熟行业参与竞争,搏弈中营销成本的加大成为了企业进入这些行业的壁垒。

(三)避免过度营销使企业进入营销运作的二难推理

中国企业在营销上面临着许多挑战:在渠道上,费用大。科学的管理能将产品推向消费者可以看到的每个角落,但广告费的支出必然少了,这样会造成品牌缺乏影响力,使消费者对终端的产品视而不见。这就是所谓的“做渠道不一定得天下,不做渠道是肯定得不了天下”。广告费同样也是这个道理,广告费多了而渠道费用少了,消费者在接到广告信息到产生购买行为本身就是复杂的心理过程,更何况还不一定能方便购买。所以“做了广告未必能行,不做广告肯定不行”。如果二者都投入大量的费用,事必加大营销成本,引起过度营销,严重威胁企业生存和发展。

(四)媒体信息到达率受到质疑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及媒体产业化的呼声不断上升,中国媒体的数量陡然增加,消费者每天供选择的媒体越来越多,在信息包围的时代,受众强烈地要求具有“不知情权”,单一媒体的信息到达率受到质疑。比如广东某企业在2006年在广东某一电视频道投放广告,结果在年底针对目标人群的品牌广告信息到达率的调查中发现,该广告的信息到达率仅有3.72%。因此,要引起消费者对某个品牌的注意力就需要有更多的媒体组合。如何使媒体成为与消费者个性化互动、体验的平台,并与公关活动、软广告结合,将某些媒体缺乏影响力的弱点降至最低点甚至消失,已经成为企业媒体营销必须考虑的问题。

(五)消费者理性的加强

消费者理性的加强除了受主观追求消费效用的最大化影响以外,在客观上受到如下因素的影响:

1.中国的广告缺乏扎根在消费者心灵的创意表达。中国的广告创意人员缺乏对目标顾客的调查,导致大多数创意表达落入了除了画面唯美,就是表达情节的俗套。画面唯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消费者的眼球,但除了给消费者艺术欣赏以外,并不能让消费者产生购买行为,正如奥格威所说:“消费者并不会因为昨天晚上在歌剧院看了一个美好的歌剧而第二天产生购买行为”。创意人员不懂营销的结果导致消费者对品牌叫好不叫座。表达情节的俗套充斥着整个中国所有的品牌广告,比如洗发水的广告总是美女对着镜头甩头发,其俗气已经让消费者见到这类广告就调台,就更谈不上购买行为的产生。品牌广告的实质是让消费者从理性购买变为感性购买,但广告创意的上述现象不但没有达到这种实质而且让消费者理性进一步加强。

2.品牌信用发生危机。例如,前几年的雀巢咖啡的含碘超标及肯德基苏丹红事件,近年来的三鹿奶粉事件都使消费者对使用品牌产品的安全性产生了警惕。

3.产品知识的增长及品牌偏好的形成。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对消费者进行直接和间接产品知识的教育,比如保健品行业通过会议营销的方式教授消费者有关健康的知识,IT行业通过广告及产品展示的方式也在教授消费者有关电脑的知识。与此同时在同行业里,竞争品牌通过数据库营销、售后服务等多种方式构建了消费者对自己的品牌偏好。

上述的三种因素是构成消费者理性消费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潘小珍.新营销策划.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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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ndrewGriffiths.低成本快营销.企业管理出版社,2008

4.夏武.市场营销策划.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篇7

论文摘要:电影《赤壁》中置入投壶、跳鞠、剑舞、书法、绘画、茶艺、音乐等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形式,使人们在观赏电影的同时也领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风貌,对于传承与弘扬悠久的华夏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香港导演吴宇森执导的电影《赤壁》以其强大的演员阵容、壮阔的战争场景和恢宏的影片气势再现了东汉末年曹操和孙、刘联盟赤壁廖兵的历史事件。“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尽管并不在影视发展史上占据主导地位,但取材于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影视创作仍然数不胜数,其中,还有许多杰出的创造”。可以说电影《赤壁》就是如此,作为一部华语国际大片,它不仅取得了巨大的商业价值,而且影片在铁马金戈、刀光剑影的宏大叙事中以现代影视手段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影片在叙述历史故事的同时也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不仅有着娱乐的功能,它也能够起到传承文化、教育大众的作用。《赤壁》的编导组将中国传统文化以艺术的形式呈现给世人,使观众在领略电影艺术魅力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为其间所蕴含的诸多传统文化元素所熏陶。譬如影片《赤壁》中设置了周瑜和诸葛亮、关羽、张飞、鲁肃等人投壶的一个场景。投壶是我国古代一种达官显贵、文人雅士聚会游宴时采用的一种游戏娱乐方式,它的产生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先秦,秦汉时期更是得到极大的发展,在士人中风靡一时。电影《赤壁》中在曹、吴两军剑拔弩张、大战将至之际,展现周瑜和诸葛亮却能够平心静气地进行投壶游戏,影片中周瑜说敌人越是张狂,就更需要专注,心静就可排除杂念,将箭投入壶中。并通过张飞的鲁莽言行作为反衬,来表明一个道理,越是在危急的关头越是要保持头脑冷静,惟其如此才能有补于事。影片中此一幕,既再现了投壶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形式,又使人在观影后产生深沉的哲理思考。

跋鞠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游戏,同时,由于这一活动可以增强体质,所以古代兵家又把它引入军事训练中,如影片《赤壁》中就有曹操将跳鞠运用到士卒的日常训练里,厉兵袜马,准备攻打东吴的场景。两汉以降,跋鞠依然为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和下层人民所喜爱,比如众所周知的《水浒传》中宋徽宗就颇为喜爱鼠鞠,而高休也藉此技艺侧身贵胃。现代足球追根溯源,其源头就是中国古代的墩鞠,这一点已经得到世界足球联合会的确认。中华文化水阔源长、博大精深,由此可见一斑。吴宇森在电影《赤壁》中将墩鞠这一古老的活动搬上银幕,鲜活生动、淋漓尽致地将之展现出来,使后人得以穿越历史的时空,领略这一尘封已久的运动的风貌,感受丰饶厚重的华夏文明。

剑舞也是为世人所熟悉的一种传统文艺形式,古人把习剑与舞蹈两种活动巧妙地结合起来,将充满杀伐之气的铿锵之技转为摧刚为柔的婀娜乐舞,使得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司马迁《史记》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典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现代出土的汉墓中,在许多汉画像砖上都雕刻有剑舞的图案,显示这一舞蹈技艺在当时已经十分兴盛。汉以后剑舞进一步得到继承和发扬。例如耳熟能详的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中描述剑舞的诗句:“耀如界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骆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圈。”形象生动地描绘出舞剑者出神入化的高超技艺,说明剑舞这种文化娱乐形式在唐代日臻完善。在影片《赤壁》中,梁朝伟扮演的周瑜身形矫健、姿态优雅,时而矫如游龙、气贯长虹,时而飘若浮云、灵巧轻盈,舞姿既英武豪健,又柔婉缠绵,刚柔相济,将剑舞这一技法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舞蹈是流动的雕塑,影片中周瑜的剑舞造型就如同一个个优美的雕塑,给人以强烈的视觉美感,使观众在获得审美偷悦的同时,不知不觉受到剑舞这一桂统文化的浸润与濡染。

中国的汉字不仅能够表情达意,具有实用功能,而且怡情悦性,具有审美功能,形成一种独特的书注艺术,成为妮紫嫣红的华夏文化百花园中一朵艳丽献奇葩。在电影《赤壁》中导演也巧妙地将这一传统文化形式置入其间,影片以张飞习书和小乔练字将之呈现出来。张飞不仅是一员晓勇善战的猛将,而且在书法上也颇有造诣。张飞擅长书法,这在历代典籍中多有记载,其八分书,字体端庄刚直、遒劲有力,他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电影《赤壁》中借张飞习书一幕展现出我国书法艺术的魅力,而影片中也多次出现小乔伏案挥毫的镜头,还有影片中周瑜以隶书体写下“平安”2字的特写镜头,一点一划间都向观众传达出这一传统文化的迷人神韵,在潜移默化中入人深切。电影《赤壁》中不仅展现书法艺术,也包蕴绘画艺术。绘画是华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千百年而光华夺目,芳馨远播,《赤壁》电影中反复出现小乔风情万种的人物肖像画,在传情达意,演绎故事的同时也触发观众对这一不朽的中华文化艺术的无限遐思和神往。

电影《赤壁》中也蕴含中国的茶文化。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茶的国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茶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品。饮茶不仅可以使人延年益寿,而且它是文化的一种表征,由饮茶而衍生出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茶文化。人们通过煮茶、品茶或酬宾交友、谈玄论道,或颐心养性、陶冶情操,历代文人墨客都笃爱茶艺,茶艺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影片中小乔只身独赴曹营游说曹操,席间她谈茶论艺,论茶、茶具、水质、水温等对于煮茶的重要性,并言茶的色、味、韵等茶道,以精辟的言语阐述茶艺茶道。在屋外“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中,却于室内营造出一种“小楼明月调筝”般幽静雅致的环境,侃侃而谈,展开了一番关于茶艺的解说,虽然影片中安排这一出戏是要表现小乔为了拖延时间,有利于孙、刘联军的进攻,以论茶艺而与曹操周旋,但观众从小乔之口中也获得了一些茶艺的基本知识,影片通过林志玲扮演的小乔的言谈,用电影艺术的形式重新诊释了茶艺这一传统文化,对于进一步传承和弘扬华夏茶文化裨益良多。

在中国的艺术宝库中,音乐艺术极为辉煌灿烂,也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琴是中国一种古老的乐器,历朝历代都涌现出许多演奏琴的名家圣手,魏晋时期稽康临刑前弹奏的一曲《广陵散》成为音乐殿堂的千古绝响,而《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在城楼气定神闲地弹奏古琴而吓退司马鼓大军的“空城计”一幕,更是为人津津乐道。电影《赤壁》中多次出现周瑜演奏古琴以及他与诸葛亮谈论琴艺的场景,周瑜弹琴的节奏时而急管繁弦,紧促迫切,如万马奔腾:时而又舒缓婉转,轻柔澄澈,似小溪流水。影片中借助弹琴节奏的缓急来表露战场态势波诡云的变化以及人物跌宕起伏的心情。与此同时,也向观众展现了这一传统乐器追魂摄魄,动人心神的优美旋律,使观众浮想联翩,沉醉其中,获得艺术的享受。周瑜练兵时校场外牧童悠扬的笛声,不仅深深打动了在场操练的每一个士卒,也深深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的心,导演将紧张的军事训练赋予一种诗意的安排,使得电影故事情节开阖自如,张弛有度。在电影《赤壁》中音乐不仅对于情节的发展和主题的揭示起着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使人对编导的运思巧妙扼腕服膺,而且影片也营造出良好的视听效果,使广大的观众为之击节赞叹,同时激发起对中国古典音乐浓厚的兴趣,在现代音乐风靡一时,人们翁然风从的情况下,这无疑对于我国古典音乐文化的继承弘扬颇有好处。 电影《赤壁》不仅展现了诸多的传统文化样式,它也将深邃的人生哲理蕴育其中,影片对于真和善给予热情的讴歌与赞美,对于丑和恶给予无情的鞭挞与唾弃。影片高扬着正义的旗帜,在孙、刘联军大败曹军,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意蕴上进一步延伸,生发出深沉的哲理思考。尽管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人们美好的愿望得以实现,但胜利的获得历经坎坷艰辛,来之不易,正如在影片中周瑜望着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战场,心情沉重地说“大家都输了”,虽然寥寥数语,音调低沉,却言简意赅,振聋发绩。因为残酷的战争无情地剥夺了无数鲜活的生命,千百万人遭受兵资之苦,即便是对于交战取胜的一方,也无法体会到获胜后的那种轻松喜悦,只是心头升起莫名的怅惘与凄凉。影片结尾以小乔不希望萌萌成为战马,表达了广大人民摒弃杀戮,呼唤和平,企慕安宁的强烈愿望。儒家宣扬“和为贵”,反对杀戮、反对残暴、反对战争,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影片《赤壁》隐寓拒绝战争,渴望和平的深刻思想内涵,也传达出这一具有积极现实意义的理念,引人深思,给人启迪。

中华文化中有许多为人世代秉承的民族精神,如对于“仁”“义”“智”“勇”“情”等高尚品质节操的颂扬和倡导,电影《赤壁》也将之毕现无遗,使之不仅成为供人娱乐的一部商业大片,也成为弘扬民族精神的一部文化大片。仁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人们渴慕的优良精神品质,仁爱也是儒家的核心精神,千百年来影响深远。电影《赤壁》中有“仁”的体现,如刘备兵败新野,在曹操大军的追赶下携带着大量的老百姓逃难,虽然情势万分危急,但始终不忍舍弃,使他们落入虎口遭受涂炭,刘备怀抱要解人民于危难之间、救百姓于水火之中、除黎庶于倒悬之苦的信念,宁可付出再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即便是腹心之臣诸葛亮相劝也不听从,凸显了刘备的仁爱精神。同时影片又以曹操的凶狠残暴,如杀孔融、杀蒋干、杀使者、故意传播瘟疫,对比突出刘备、孙权一方的仁爱。电影《赤壁》中有对“义”的宣扬,如孙权与刘备暗中定下计谋,借军中瘟疫流行之际刘备出走,来制造孙、刘联盟瓦解的假象以迷惑曹操一节,以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对刘备的误解、责难、非议来突出表现一个“义”字,正如赵云所言,为正义哪怕牺牲生命也无怨无悔,宁可壮烈的死也不需要苟且的生。影片中以关、张、赵3人与刘备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来张扬“义”。影片也拍摄刘备夫人在身陷敌阵后为不使赵云受到拖累,能够更顺利地救出少主人而毅然投井一幕,借以反映她识大体,顾大义的思想。勇敢、威猛,一直以来是华夏民族崇尚的精神,电影《赤壁》中也彰显“勇”的精神,关羽、张飞、赵云以及甘兴等将领和众多普通的士卒在赤壁之战中虽然敌众我寡,但都是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前赴后继、气壮河山。还有孙权射虎一节,也是在危难之际突出勇的精神,“置之死地而后生”,唯有勇敢才能够在绝境中求生存。影片中还有“智”的体现,无论是诸葛亮的草船借箭、周瑜的计赚蒋干、抑或孙尚香的卧底曹营、小乔的智斗曹操,无不表露出华夏民族的睿智和人们对于智的崇尚。再有就是电影《赤壁》中对“情”的赞誉,影片中小乔之于周瑜、孙叔材之于孙尚香,或情深似海、或意重如山,皆都大大地书写着一个情字。此外,影片中还有周瑜在刘备军营里以编草鞋的稻草为例,说明只要团结一心,同仇敌汽,就会无往而不胜,从而表现出一种不屈不挠、顽强斗争的精神,一种不畏、凌然不可侵犯的高尚气节。这些都是华夏民族优秀的精神和品质,影片中加以浓墨重彩地讴歌、宣扬和彰显。

篇8

关键词:中国文化失语症高职高专英语教学文化

一、英语课堂中中国文化因素参与的必要性

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风俗、法律、艺术、道德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其它能力和习惯。它是反映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等无不在其语言中体现出来。因此,文化与语言是密不可分的。语言的沟通以及双向的性质决定了英语的学习者必须要学好英语的文化,同时也不能忽视本国语文化。然而,人们发现在实际的沟通中,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对富含中国文化的语言存在空白,即使是学历较高的博士也是如此。因此有人提出了中国文化失语症。中国文化失语是南京大学从丛教授提出来的。他提出很多高学历的学生,如博士生,有较高的英语水平,有较高的中国文化素养,却没有文化大国学者应有的独立的文化人格。与外国人的交流中无法体现一种独立的文化人格。不懂得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词语的英文表达,不知道“Confucius”就是中国的圣贤孔子,不懂得红楼梦的英文表达。背诵了十来年的英语单词,不懂得油条、包子的说法比比皆是。因此他呼吁:要重视中国文化在英语课堂中的渗透,以便培养英语学习者的独立文化人格,在对外的交流中能有效地传输中国文化。深人学习中国文化有助于大学生更好地了解中西文化,更好地进行沟通。目前,很多国家都在开设汉语课程,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化,以便更好地了解中国,作为对外文化交流主体力量的大学生,更有必要学好中国文化,以便在实际的沟通中更好地排除不必要的误解,达到良好沟通的目的。本文试图从高职高专英语教学的角度探索如何进行中国文化因素的渗透。

二、高职高专学生对中国文化了解的现状

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来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普通高中毕业生,此类学生经过了正规的高中学习,具有一定的语言基础,但英语总体水平不高;另一类是从中专、职业高中升人高职院校的学生,这类学生文化基础知识偏低,英语基础尤为薄弱。他们的专业具有实用性强的特点,因此,可能使用英语交流的机会也多。但是由于很多学生英语基础不扎实,因此英语语法的知识还需要巩固与提高。笔者对所执教的医学高职高专学校的学生进行了包括口头、书面的中国文化素质调查后发现:他们对于文化知识,包括英语国家文化以及中国文化有着较浓的兴趣,但是对于文化词汇的了解还很少。笔者调查了英语护理系以及口腔医学系的100名学生发现:这些学生存在严重的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平时阅读或者书本中出现的文化词语如:春节、瓷器、中秋、剪纸等正确率最高,而对于馒头、油条、中药、玉器、佛教、孔子等知之甚少,对于海峡两岸、三好学生、三个代表、四大发明等几乎一无所知。而这些词汇都是选出来的比较常用的中国文化词汇。学习基础好的学生会尽量地用可能的表达写出与中国文化词汇相近的意思,而基础较薄弱的学生则一片空白。在其中一个班级调查时笔者只让他们写出英文单词,而另外一个班级则提示他们可以尽量通过猜测写出意思,结果作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结果发现第一个班级学生只写出平时书本出现或者他们记住的单词,而在另外一个班级,学生则发挥了最大的主观能动性,除了写下已学过的词汇外,还各显神通,有很多学生翻译得还比较靠近。

大学生作为文化层次较高的群体,承担着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任务。而我校英语护理专业方向的学生毕业后可以通过雅思考试到英语国家从事护理工作,有很多使用英语进行沟通的机会,因此对英语国家文化的学习以及在英语课中学习中国文化也显得更为紧迫而重要。通过文化知识学习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文化鉴别能力,培养独立的文化人格,以及更好地学习不同语言的文化。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第一,高校应开设一定的人文学科公共选修课,举办人文讲座、演讲,举行各种文化交流活动。高校可以考虑开设一门真正让学生学习、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必修课。近年来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的较高收视率说明了在当前情况下各个层次、各种职业的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在提高。大学生应注重自身人文修养,大学生在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应注重培养自身的人文素质,发展健全的人格。另外,大学生应消除“功利主义”的思想,花点时间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积极参加各种人文讲座、文化交流活动等。

第二,学生中国文化失语的原因除了学生本身对中国文化重视不够的原因外,还有课堂中缺乏中国文化因素的英语学习内容,使得他们接触的中国文化的内容非常有限。对于非常重视考试成绩的他们在考试中也没有中国文化知识方面的测试,因此,学生没有学习中国文化知识的压力。英语教材中没有中国文化的信息使得教学大纲改革的很有必要。只有教学大纲带动教材以及相关测试的改动,才能使学生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

第三,教师可以在课堂增加中国文化知识的输人。比如在课堂上让学生轮流做一个简短的PPT,介绍中国的文化精徽,可以介绍各自家乡的特色建筑、手工艺、饮食以及民俗风情,或者介绍中国的文学名著,如(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笔者经过一个学期的试验,发现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表达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有所增加。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由于时间有限,主要起着一个引导作用,因此学生只要课后能坚持学习,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就能得到提高。

教师还可以以补充材料的形式,选择优秀的描写中国文化的素材作为教材,或者是中国文学的译文。比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的《大地》,华裔作品《喜福会》,中国作家用英文写的作品如林语堂的(京华烟云)、《生活的艺术》等,还可以阅读英美国家人士对中国典籍的翻译作品,比如,理雅各、辜鸿铭、卫利等翻译的《论语),还有其它的经典作品如(西游记)、(红楼梦》的翻译作品等。

篇9

关键词:高职院校; 国际合作办学;英语教学; 文化导入

引 言

近年来国际合作办学发展迅速, 随着教育国际化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也加入了中外合作办学的行列。这就要求当前的英语教学既要有实用性,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学习语言,离不开文化背景,不了解文化而单纯学习词汇,语法,这种英语学习就如同无本之木,无水之源,会严重阻碍学生的深入学习和提高。因此,英语教学中要注重渗透文化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够全面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培养出大量能够熟练应用英语的职业技术人才。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总结出国际合作办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方法如下:

一、中西方文化对比法

对比法是跨文化语言教学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只有通过对比,学生才能够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能够从惯性思维中解脱出来, 通过对比发现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异同,从而形成一种英语学习的文化敏感性。

以笔者教学所用的英国Macmillan出版社的IELTS Foundation这本教材为例,该教材是在学生学习了一年英语后,为强化学生英语学习并为那些要继续出国深造的同学做准备的,因此在教学中更应格外关注文化导入。在第一单元”Studying Abroad”中,讲解时,就可以对比IELTS和 HSK两种考试。IELTS即雅思考试,此项考试是为申请赴英语国家留学、移民的非英语国家学生而设,用来评定考生运用英语的能力。雅思考试包括四个部分,即听力、阅读、写作和口语,考试时间共2小时45分钟。雅思考试满分为9分。HSK(中国汉语水平考试),是为测试母语非汉语者的汉语水平而设立的国家级标准化考试。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层次,考试内容有听力,阅读,写作等。通过对比,学生一方面扩展了知识面,另一方面更加有助于他们对雅思考试的认识,而不再感觉这个考试特别高深且神秘。

IELTS Foundation这本教材的第一单元中,还有一处介绍了文化冲击,其中有行为准则的部分,在这里就要用到文化对比法来给学生解释,以加深学生的理解和认识。英国人通常很准时,在商务和学术领域准时很重要。讲座会议和商务会面要准时参加。但是社交生活就更复杂一些。安排晚上八点见面看电影意味着八点到,但是假如应邀八点到朋友家就餐,那么你就可以八点十分左右到,但是不得晚于八点二十。如果应邀晚八点参加学生晚会,九点半之前到就行。而中国人,习惯早到,以表示对对方的尊重。通过对比,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文化之间的差别,加深记忆。

二、多媒体融合法

国际合作办学的生源一般都是高考分数比较低,并且学习习惯、方法以及英语基础都比较差的学生,多数同学对于英语的学习兴趣不高。因此,在文化导入时,要考虑到上课的趣味性以及教法的多样性。在课上使用多媒体,播放影音文件,如电影片段、录音、图片、视频,可以比较直观地展示给学生一些英美文化的风土人情。

三、实践教学法

实践教学是高职院校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高职院校鼓励学生多动手,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英语课的文化导入也可以采用实践教学的方法,在英语教学中,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适当的安排实践教学以检测学生的学习效果。比如在IELTS Foundation这本教材的第五单元”A career or a job”, 讲完招聘广告的基本格式后,可以组织学生自己编写英文招聘广告,然后进行点评,也可以准备些小礼物奖励优秀的,这样学生就能产生强烈的成就感。同时也带动英语基础比较差的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四、课后补充法

英语课堂教学时间毕竟有限,每个学生得到锻炼的机会也比较少,单靠课堂教学来进行文化因素导入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充分利用学生的课后时间,教师通过合理分配任务,布置作业的方式来引导学生的课后学习。高职院校合作办学的学生多数学习能力不强,学习主动性差,这就需要教师要合理引导。

除此之外,课后还有很多好的教学补充方法。教师可以推荐经典电影或者热播美剧给学生看,如比较符合学生年龄段的尼基塔、吸血鬼日记等。另外,开展口语角活动、举办专题讲座,如中西方文化冲突,这些都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

结 语

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文化交流,学习一门外语就意味着学习文化的交际。因此,脱离了文化的英语教学,而只去抠语法、词汇、篇章理解,是势必不能培养出适合社会需要的既有专业知识,又有较强语言应用能力的高职人才的。这也背离了国际合作办学的培养目标。因此,作为英语教师,我们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教授学生理解语言深层次的文化知识、历史背景上。在英语教学中导入文化因素,有利于开阔学生的视野,避免文化差异导致的沟通障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只有这样的英语教学才能培养出具有跨文化交流能力的职业技术人才。(作者单位:长春职业技术学院,国际交流学院)

参考文献:

[1]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2]范玲玲,论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2,3,P98-100

篇10

关键词:商务英语翻译 文化差异 功能对等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4)4-0035-01

1 引言

商务英语是ESP(专业用途英语)的一个分支,广泛使用于国际商务交流活动中。它是连接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商业活动的纽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商务英语翻译比普通的翻译更专业更正式,刘法公提出了三个翻译原则:诚实、准确和一致。实现忠实性、准确性和一致性是商务英语翻译的第一个步骤和原则。然而,文化信息等值是商务英语翻译中所追求的深层面的最终目标,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一定要将文化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且灵活使用。

2 商务英语翻译中的跨文化交际

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今天,跨文化交际是商业交流活动的关键。不同国家地区、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一起合作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商务英语翻译不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传递和转换。多样化的国家地区、历史背景、社会习俗、习惯和信仰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例如荷花就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日本文化里,荷花常常和祭奠、幽灵世界联系在一起。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国奉荷花为圣花,与其国内尊重佛教文化有关。在希腊神话里也有关于荷花的描述,希腊人有荷叶饭的食俗,因此有些食品公司会使用“荷花”一词作为食品的品牌。

3 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和商务英语翻译

商务英语翻译除了掌握基本词汇、常见表达、用法和规则去实现翻译的忠实性,准确性和一致性之外,译者也应该考虑到文化差异这一因素。也就是说语义信息对等和文体信息等价是商务英语的翻译的基本层面。在这个基础层面之上要以目的语再现源语言的深层文化信息。翻译等值(translation equivalence)是西方翻译理论界的一个核心概念并影响深远。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他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功能”理论,或“功能对等”理论,提倡翻译中的功能对等。奈达翻译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功能对等,即译者必须争取对等,而不是一致(奈达,2004)。它的目标是达到两种语言之间的功能对等,而不是字面意义的对等。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词汇对等;(2)语法对等;(3)文体对等;(4)风格对等。他提出:“翻译就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奈达,2004)。

“再现信息”是翻译的主要任务,译者必须具备词法和语法知识来实现语义信息对等和文体信息的对等。正如我们所知文化信息是隐藏于语言背后的无形的。有时,文化信息被语言形式所覆盖就会出现文化信息的丢失现象。很多人都熟悉运动品牌“Nike”。实际上,“Nike”在希腊神话中代表胜利、美丽和正义,这种文化内涵一直传承下来直到今天。当看到“Nike”,西方人自然就会联想到美好的事物。这项运动品牌在中国被翻译成“耐克”,有耐用耐磨之意。在这里,原词的文化内涵已经消失。我们看到这样的翻译只表达字面意思而没有传递文化信息。根据奈达的理论,译者必须有一个形式上的调整来达到文化信息的对等。从本质上讲,翻译过程是动态的,任何适当的调整可以应用在必要的时候。这里,对等不同于数学中的“相等”概念,这是一个近似对等而非绝对。奈达认为,翻译的目的是达到信息、形式、意义、源语言和目的语言之间的风格的对等。

根据奈达功能对等的翻译原则,译者的遣词造句对目的语读者要能触发与原语读者相同的效果。这样,原文的形式就必须有所改变或调整。但“只要这种变化遵循原语转换规则,坚持文脉一贯性原则和接受语的回译转换规则,就不仅可以保留信息,并且译文也忠实可靠”。例如,中国有部电影叫做《云水遥》,西方人不理解这三个汉字为何意,就更不明白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什么。那如何让外国人可以理解呢?考虑到文化因素我们做出适当的调整,将它译为“The Chinese Titanic”,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大家众所周知,通过调整将异国文化与他们本国的文化联系在一起,使人们更容易产生共鸣感,更容易理解《云水遥》这部电影的故事内容。

4 结语

商务英语翻译不仅是语言活动,更是一种文化活动。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今天,任何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都需要克服文化差异才能达到交流沟通的目的。作为纽带的译者,周旋于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之间,需要特别要了解本国与异国的文化差异及其成因,要设法使这些差异在传译中消失,尽可能降低损失和避免增益。根据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译者必须争取对等,而不是一致,商务英语翻译应遵守这一原则以达到交际的效果和交流上的对等,使译文达到与原文最贴近的等值。通过实现的语义信息对等、文体对等和文化信息的对等,促进商务交流更顺利、更成功。

参考文献:

[1]Nida, E.A.,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贾秀海,奈达的功能对等论[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