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艺术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0 17:2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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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推动学生学习的直接动力。不仅是数学教师,任何学科的教师都应该从培养学生的兴趣入手。只有感兴趣才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任何人都不愿意受到他人的强迫,生活中感兴趣的事,我们挤出时间来也愿意去做,学习也是同样的道理。但是如何培养学生对数学学科的兴趣呢?这是一个多方面的因素问题。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首先,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对学科产生兴趣的重要因素。亲其师才能信其道,教师平时应注意培养与学生的关系。教师要主动走到学生中间去,与他们沟通,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大朋友。有了感情基础,就抓住了他们的一半,喜欢数学教师,很自然就会喜欢数学这门学科。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也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有效途径。不仅能够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而且能够培养学生对数学学科的兴趣。创设情境,导入新课,是每一位教师都熟悉的课堂的第一个教学环节,仅仅几分钟就能对整节课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良好的导入环节能够激发学生的热情,充分调动起他们学习的积极性。所以,教师在备课过程中注意选择与教学内容相适应的创设情境方案,以此来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方法是很多的,教师应从兴趣出发,关注学生的主体性,从细节入手。
二、注重探究是根本
自主探究是学生学习能力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教师要适应学生求知的要求,培养他们的思考力,使他们带着浓厚的兴趣,兴致勃勃地去探索自然的奥秘。”探究,是个教学艺术问题。我们的教改也在反复研究这个问题。探究的主阵地是课堂,这就要求我们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形成探究式课堂。但是我们不能流于形式,简单照抄照搬别人的做法。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课堂模式,使我们的课堂真正成为探究的场所,培养发现型人才的摇篮。课堂中的探究要有深度、有广度。全员参与才是成功的课堂,要向课堂40分钟要质量,体现课堂教学的实效性。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们不要把知识直接传授给学生,而是通过知识的迁移,让学生自己主动学习、自主探究,主动去发现知识,亲历知识的形成过程。这样既让学生建立了成就感,又便于知识的记忆,不容易遗忘。在学生不能独立完成探究的问题时,可以进行小组内交流讨论。小组活动的开展,是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方式方法。首先,固定的小组容易培养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形成同学间的团结友爱。小组活动还能够培养学生与人交往、与人合作的意识和能力。独立意识比较强,不懂得与他人合作是当今社会青少年的普遍现象。通过小组共同探究,让学生从小树立合作意识,形成互帮互助的学习氛围。小组中要发挥组长的带动作用,让优秀生帮助成绩较差的学生,让师生共同努力,形成以点带面齐发展的良好学习氛围。这样,有些问题可能在组内就能够进行解决。对组内不能解决的问题,教师让大家进行班内共同探讨,可以在大家共同努力下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感知知识的形成过程。对于学生不能解决的问题,教师可相机进行点拨,进行适当提示,教师的提示起到桥梁的作用,引导学生进行探索。切不可教师直接告诉学生结果,重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探索和创新的精神。同时也培养了学生对数学学科的学习兴趣。相信这种没有束缚,同时又具有挑战性的课堂是深受学生喜欢的新型课堂模式。
三、训练是关键
篇2
正确分析医学影像高新技术诊断与某一系统疾病临床诊断的关系
某一系统疾病的临床诊断过程以泌尿系统疾病为例,在临床上,泌尿系统疾病涉及肾上腺、肾脏、前列腺、输尿管、膀胱、尿道等部位,泌尿外科医生的临床诊断思维在形成过程中除了应具备大量的医学专业知识之外,还要具备认识客观事物的正确思维方法。疾病是一个客观事物,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即对疾病的认识,都要通过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临床诊断要经历初步诊断、会诊、确诊等几个阶段,这个过程是泌尿外科医生对所获得的泌尿系统疾病信息进行临床思维,并进行分析、判断、推理,最终将信息形成疾病诊断的过程。正确处理医学影像高新技术与临床诊断思维的关系医学影像高新技术使外科医生的视野扩大了,并克服了过去脏器诊断的模糊性。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CT、核磁共振等已成为肾脏等腹膜后器官检查的重要工具,而医学影像高新技术在各科中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诊断水平。医学影像高新技术的进步,不但使医生得到了对疾病的深层次认识,也使其对临床思维方式提出新的要求。例如,CT、MRI在成像手段上具有很高的创造性,它集计算机、物理学、生物工程学等于一身,形成了影像数字化。其高分辨及薄层技术可以对局部较微细的结构进行分析,从而对临床产生深刻的影响。事实上,诊断手段越先进,越要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越要求影像专业的各科医生具有更高的综合判断能力。所以,面对大量的影像高技术参数,临床理论思维方法要求更完善、更全面,就越要求各科医生具有更高的综合判断能力和临床水平。
在疾病诊断过程中,处理好医学影像传统技术与医学影像高新技术的关系
医学影像传统技术和高新技术对于疾病的诊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探讨两者的辩证关系,对医学影像技术在临床各科的合理应用具有现实意义。3.1医学影像传统技术医学影像传统技术是各项高新技术的基础,它已有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具有以下特点。医学影像传统技术具有“简”、“便”、“廉”的特征例如,腹部平片(KUB)就是最基本最典型的医学传统技术,它简单方便,易于实施,且费用低廉,因而成为最基本的技术技能。我校第二附属医院2007年门诊总人数为21062人,虽只有922人检查了腹部平片,但确诊为结石的患者有645人,其阳性率为70%,便能充分说明医学影像传统技术具有“简”、“便”、“廉”的特征。医学影像传统技术在适用范围上具有广泛性例如,肾绞痛患者的KUB传统技术,适用于所有的医疗卫生机构。静脉肾盂造影(IVP)可以作为泌尿外科大部分疾病的常规检查,我校第二附属医院2007年IVP检查人数为806人,阳性率为65%,这足以说明IVP等影像传统技术具有很高的临床价值。影像传统技术是发挥影像高新技术的基础例如,X-CT检查是一种目前已成为临床较为普遍开展的医学影像技术,它的产生和发展也是建立在普通X线基础之上的。医学影像高新技术医学影像高新技术是随着传统影像的突破及工程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具有以下特点。医学影像高新技术具有新颖性、尖端性特点例如,应用MRI波谱技术检查前列腺中化学成分的变化来发现早期癌性结节的存在是很先进的影像检查手段。医学影像高新技术是一种综合性技术例如,CT技术就包含了X光技术、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和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等,它是多种新技术综合应用的产物。因此,医学影像学和临床各科医生都需要了解和掌握相关专业的知识和技术。医学影像高新技术可实现临床诊治的定量化和定位化例如,CT检查能够准确测定肾脏等占位性病灶的各种主要成分的密度,MRI三维图像能够准确判定腹膜后病灶的位置、大小及毗邻关系等。这些医学影像学高新技术均提高了临床诊断定量化和定位化的准确度,从而为诊断疾病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医学影像高新技术在临床诊断上的无创性CT及MRI对泌尿系统疾病的检查基本上是无创的,完全取代了以往有创的腹膜后空气造影,而且这种方法能获得更准确的诊断信息。医学影像传统技术与医学影像高新技术运用于临床诊断疾病的相互关系在临床外科领域,医学影像传统技术与医学影像高新技术并驾齐驱,给当代临床外科提供了一个新的内容。医学影像传统技术与医学影像高新技术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虽然X光片能够确诊泌尿系统的结石等疾病,但其准确性要比CT逊色得多,而MRI对腹膜后结构的观察更精细、更清楚。相反,CT技术尽管能定性、定量分析患者疾病的种类和部位,但在治疗时仍需参考泌尿专科影像传统技术。例如,输尿管结石即使经CT明确了诊断,但手术时仍需要检查腹部平片进行术前定位。泌尿系各项影像检查均有优缺点,两者之间可以互补。我校第二附属医院2007年泌尿系CT检查数占CT总人数的5.2%,泌尿系疾病进行MRI检查的患者数占总数的0.96%,传统X线检查占3.3%,说明对泌尿系统疾病的检查既运用了高新技术又把传统影像技术作为适宜技术予以保留。医学影像高新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并不排斥医学影像传统技术例如,泌尿系MRI水成像技术(MRU)能无创地显示肾盂、输尿管和膀胱,但因为受尿液产生、排泄及输尿管蠕动的影响,有时难以达到满意的效果,而胆道MRI水成像(MRCP)检查,影响因素较小,效果好于MRU。我校第二附属医院2007年MRU检查人数只占核磁共振总检查人数的0.25%,MRC检查人数占总人数的5.75%,所以,逆行肾盂造影仍被广泛使用,它虽是有创的传统技术,但它对泌尿系统狭窄和梗阻病因的诊断具有很高的价值。医学影像高新技术向常规技术转化[2]随着现代影像技术的发展,医学影像高新技术迟早要转变为影像常规技术,这不仅是一种趋势,而且是一种必然。例如,CT引导下肾囊肿等的硬化治疗在治疗技术成熟后,它将成为较常规的治疗方法。
篇3
环境如何影响当代艺术?当代中国艺术家陈秋林、刘小东和黄淮等在其绘画、摄影、电影作品中尝试提出自己的社会责任,如三峡大坝的社会。创造一个持续的全球艺术运动,艺术家在社会中的作用正在改变。我们不能只坐在这里艺术处理,没有深入思考艺术本身的性质。艺术家的作用,必须更多地转移到关注这些环境问题上,比如对全球变化的响应。
这是我们的创作理念,创造的发展必须有明确的意图和真正的影响。以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各种生态危机为例,许多艺术家立即作出反应,并用多种审美战略作品展示他们的观念和对环境保护的意识理念。“可持续设计”(也被称为“绿色设计”“生态设计”或“环境设计”)是当代艺术家为迅速增长的建筑面积做出的反映,举一个例子,如绿色建筑革命EarthshipBiotecture,总部设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陶斯,是一家全球性公司提供给人们以再生材料设计的建筑房屋,属于完全可持续的设计。概念并不只是简单地使用再生材料,或自己建立一个家,而是“改变”建筑观念的建设。它不仅是建筑方法的改变,也同时改变生活的方法,让人们从根本上改变思维对环境的理解认识。
“可持续设计”还扩展到了工业设计和室内设计领域。它能平衡经济、环境、产品设计和开发中的伦理等社会问题,比如使用天然材料作为自己独特的创作审美艺术灵感。约翰Dahlsen是环境艺术家和当代画家,他的作品被作为环境艺术、再生艺术、集合艺术、当代绘画、装置艺术和公共艺术的定义。无论作为一个艺术家,还是在商业领域,我认为他都是非常成功的。其他艺术家也是如此,珍妮克劳德•克里斯托、丹尼斯•奥本海姆和南希•霍尔特,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使环境和人类活动相交。艺术家在设计时对融入“可持续设计”的观念越来越重视。
中国有着浓厚的文化历史,艺术承载了丰厚的文化底蕴。但是环境艺术设计在国内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纵观国内外对环境艺术设计的研究,我不禁对国内环境艺术设计的担忧,“可持续设计”的观念也没有被国内的艺术家充分利用,再生材料、绿色品牌、可持续包装等设计的理念对社会影响还需要更多关注和研究。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促进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也影响了我们生活的环境,环境艺术设计的重要性日益显著。
篇4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篇5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二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
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篇6
人们常说:“小学养习惯,初中学方法,高中靠勤奋。”在初中,可能凭着小聪明就能应对那些卷子,但是在高中,不下点工夫是不行的。衡水中学的学生平时吃饭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今年考上清华的一个聪明女生,高考前三个月节省一切时间,其勤奋可嘉。
二、引导学生,深钻细研,深刻理解
(一)要养成课前预习的习惯,课本要钻进去
在高中,25%需要教师引导,75%靠自己,绝不能等着教师“灌”,要学会主动学习。当然,数学内容比较枯燥、文字艰涩,但开始也要硬着头皮钻进去,形成习惯就好了。在预习中,要划出自己的难点、盲点,以便于在课堂上带着问题去听课。
(二)要深钻细研,绝不可停留在识字层面
有些学生一学数学,就打开课本,一分钟翻几页书或眼神呆呆地盯着那一页书,其实,这叫“识字学习”。书本内容要精读,要深刻理解,如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公式的适用范围及推广等等都要搞清。理解就是用自己的话语表达事物,同一个概念,在不同学生的头脑中存在的形态不一样。因此,理解是个体对外部或内部信息进行主动地再加工过程,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另外,在学习中形成自己的认知网络,对某一部分(如函数)或某一章节(如数列一章)的知识点、常见题型及解决思路、涉及的数学思想罗列清楚,不要照抄教师总结的或资料上的。
(三)课上要认真跟着教师的思路走
毕竟课前自己的预习,对课本挖得不够深、理解不全面;教师对教材内容把握非常到位,哪里是重点、难点,怎么掌握和突破,教师会引导完成。因此,建议大家,课上不要另行一套(特别在高一、二年级),而要不折不扣地跟着教师的思路去听讲和积极地参与互动。
三、强调要求,习题应用,深入思考
(一)学好数学,必须做一定量的习题
学习,包括学和习,学一次习一百次。做习题是思维的体操,做题是初步的实践。要掌握课本内容,达到灵活运用,就必须做一定量的题去巩固。有的学生光看书、听讲,不做题,一考试可“傻”了,成绩可想而知。还有的家长反映,学生能听懂教师讲的,就是不会做题,这就是不训练或训练少的缘故。做题前,建议大家再复习一遍课本内容,不必一上完课就做题。“见多识广,熟能生巧”,但要适可而止,题要教师或自己精选,要做不同类型的题,不能一味重复同一种题,否则会掉进“题海”和“苦海”中。
(二)做题中,忌浅尝辄止,宜深入思考
我在常年的教学实践中,发现有些学生一看题,感觉不会就放弃或马上问别人。在讲解卷子过程中,常常听到学生在下边小声说:“我要继续做的话,这个题能得满分。”这种现象表明,不少学生缺少深入思考的勇气和耐性,没养成深入思考的习惯。因此,建议大家,在做题过程中要“思考,思考,再深入思考”,由不习惯变为习惯。当冥思深想出结果后,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巨大的成就感。
四、高效学习,质疑讨论,反思总结
(一)“学,贵乎疑”
课前、课上、课后的学习中,要有自己的认识、疑问,或者不同于课本和教师的见解,能提出来,敢于挑战课本和教师的权威。只有这样,才能改进和发展、创新,形成独立批判的精神,这也是新课标的要求。
(二)多进行数学交流
有了疑惑,想不通、琢磨不透,就要多问、多讨论。有些学生耻于问他人,不会装会,有虚荣心,也有性格的缘故。希望这些学生认清:谁最后能力高了,成绩高了,才是真英雄。孔子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我反对一个人死学,这样反而成绩不理想的例子太多了,他们很用功,“起早贪黑”,但效率很低,成绩不见长。因此,我强烈建议大家多问教师,多与同学讨论。第一,可以开阔解题思路,多几种方法;第二,培养双方或多方的思辨能力和数学表达能力;第三,促进同学之间的感情。
(三)要善于反思总结,并形成习惯
在做完一道题后或学完一个章节后,要做反思和总结。在这里,重点谈一下题后的反思和总结。反思总结什么?第一,命题者的意图,如考查什么知识点、什么能力、用到什么方法、什么数学思想等等。大家在做中考模拟卷时,某套题对口味,某套题不对口味,就在于能否把准出题者的意图。第二,解决这类题的整体思路是什么,具体操作对策如何?第三,解题过程中,自己认为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失败的教训又是什么,最后如何克服的,以后碰到类似的“障碍”怎么顺利地消除它。第四,变式训练。把这个题的条件变换一下,问题变一下,把数换成字母,组成新题后,再去做一做。做题如人生历程,要多悟,及时调整自己、改进自己,才能完善自己。
五、结语
篇7
但在教学中,普遍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一,音乐知识的西洋化倾向,已对我们民族音乐构成了冲击。
教学内容全盘西化,很难看到使用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教材,学生只会演奏这些教材中的部分章节,只知道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等……除了这些教材之外,不知道我们民族还有很多值得骄傲的音乐文化遗产。这样长期下去,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学生不会演奏自己民族的音乐作品。
在强调民族性的同时,我们并不否认西方传统音乐文化教材是西方一代代音乐家为后人留下的音乐文化精髓,我们要让我们的学生去学这些优秀的人类智慧结晶,但同时应注意逐步做到洋为中用,融会贯通。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强和提高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学习和认识,更要把它溶化进我们民族音乐文化的血液之中,从而丰富我国的音乐文化,进而繁荣世界音乐文化。
第二,注重基础知识、技能教育,缺少趣味性和想象能力的培养。
在当前器乐教学中,大多数教师一味强调技术训练,已或多或少地忽视了音乐的趣味性和对学生想象能力的培养。有些教师和家长强迫学生长时间枯燥无味地去死啃一首首练习曲,纯粹为技巧而学习,这样只能把孩子培养成演奏家,不仅使本来学习积极性很高的学生感到学习器乐成为负担,也使本来很活泼的学生失去了灵性。
现在有很多学生小学毕业时,就已经考过了八级、九级,有很扎实的演奏功底。但表现情绪在演奏乐曲中普遍死板,从内涵去分析缺乏美感,从理性上剖析缺乏对曲子的理解。很难让人们听到美妙的声音和丰富的色彩,表达不出音乐作品深层次的情感韵味。
当然,技术训练是必要的,但不是最终目的。教师在教学时,应尽可能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启发和诱导学生,尽可能把作曲家写在纸上的音符形象化、生动化,使学生在强烈的求知欲望下去练习,这样才能触及音乐的真谛,音乐的精髓。日本著名的儿童音乐教育家铃木靖一说:“重要的不是把孩子培养成专业音乐家,而在于培养优秀的业余人材,这些人也能在他们所献身的岗位表现出高水平的能力。”
第三,只管教学,不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和实用能力。
大多数教器乐、尤其是教西洋器乐的人忽略了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多数学生不会运用和发挥学来的技能、技巧。由于学生所学教材全是五线谱、固定调,所以学生不会看简谱,不会用首调演奏,只会演奏出版的教材,遇上用简谱谱写的曲子时,便束手无策,无从下手,必须有专人把曲子翻译成五线谱、固定调,甚至设计好指法,弓法才会演奏。
篇8
1.1有利于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在高职院校的日常教学课程中,数学能够作为绝对的最基础性科目,因为高职院校大部分的专业教育都需要应用数学知识进行解决和验证,很多专业问题的解决就是靠应用数学只是进行论证的过程,这就表明高职院校教学目标的实现和数学教学有莫大关系。但是,从我国高职院校数学教育现状来看,形势并不乐观。教学时数减少,教学内容重理论,轻应用,学生应用意识很差。要培养高职院校的学生成为新世纪的高技能高素质人才,数学加强数学教育,加强学生的数学意识和应用能力。
当学生在学校的引导和培养下逐渐养成数学应用意识,他们就会开始了解和重视数学在其他科目学习中的重要作用,才会积极主动的学习数学知识,并将学习到的数学知识、技术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数学应用意识的培养对于高职院校教学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1.2有利于健全和完善现有高职数学教学理念
教学观念决定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引导教师按照某种方式进行教学。因此,正确的教学方式必然促使教师做正确的事,即有利于实现教学目标的事,但是如果教学观念错误,教学目标的实现将很难实现。在我国高职院校,甚至整个国家所有院校的数学教育来看,数学教师长期秉承只要学生掌握了一种书数学知识,那么学生必然也就会具备使用此数学知识的能力。
这是传统的数学教学观念,这种数学教学观念以数学知识为中心,重视数学知识的教授,并不关注学生对于该数学知识的实际应用情况。这种教学方式对于其他以数学知识为基础的学术型和研究型的科目可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对于高职院校的教学却起着相反的作用。因为高职院校需要培养具有超强实践能力的高技术的技能人才,而不是只懂知识不懂应用的学术型人才。
因此,在高职数学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数学应用意识具有重要作用。数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有意识培养学生应用能力,让学生获得相应的技术能力,对于完成职业任务要求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只有这样,高职数学教学才会被认为起到促进高职院校教学目标实现的作用。因此,不难发现,数学应用意识与高职院校数学教学的结合,能够完善或者改变现有的对学生不利的教学观念,有利于高职院校新的教学观念的形成。
1.3有利于高职数学教学意图的构建和实现
数学教学意图是数学教学目标实现的重要基础,数学教学意图是在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数学知识和机会的基础上,帮助学生获得特定要求下的数学能力。因此,如果高职院校的数学教育能够形成正确积极的数学教育意图,那么院校数学教育的发展将十分迅速。数学教学的意图需要与特定教学目标相结合。
与高职院下的教学目标相结合便是培养高技能的专业人才,强调很强的应用性。由此可以看出,高职数学的教学意图是一种应用意识很强的教学意图,它应该具有实用、创新以及应用三个层面。在实际的高职数学过程中,由于需要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因此需要十分主义数学教学意图中应用层的建设,有计划、有目标的彰显教学意图的特点和教学目标。
以数学应用意识为基础构建的教学意图,能够使教师在高职数学教学过程中牢牢把握教学目标,以高职学生应该具有的能力为教学重点。因此,数学应用意识对于高职数学教学意图的构建和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篇9
艺术管理这一概念似乎涵盖的范畴比较大,横跨了视觉艺术、听觉艺术、表演艺术、综合艺术4大类,但若从管理的经营性质来看,艺术管理的业务领域实际上只包括两大类,一类是营利性艺术业务;一类是非营利性艺术业务(表1)。在这两大类业务中,营利性业务实际占据着艺术管理的绝大部分业务,而随着商品化、市场化的深入,所有艺术中介(企业)营利性成分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文学类业务,如图书馆、报刊社等属于广义的文化产业,暂不把其纳入艺术管理的业务范畴)毫无疑问,所有这些营利性业务必然会成为艺术中介(企业)经营的核心业务,没有这些营利性业务作支撑,现代化的艺术中介(企业)将不复存在;没有这些营利性业务创造的经济价值,非营利性业务的维持也将无从谈起。由此可见,在当代市场条件下生存的各种企业,包括艺术企业,都毫不例外地要遵循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方法和原理,因为这些方法和原理是基于人类社会各种管理活动、管理现象研究总结出来的系列规律,它具有普遍性和重复性。换言之,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彼得•德鲁克的知识管理理论、哈默的核心能力理论、彼得•圣吉的学习型组织理论等,这些现代经典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样适用于当代艺术中介(企业),那些自命清高、自命不凡,把自己看作是阳春白雪的艺术管理都是肤浅的。
艺术管理学研究必须借鉴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我们知道,人文学科之所以称之为“学科”而不称之为“科学”,是因为人文类学科所要表达的是一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研究的对象是一种感性对象、经验对象,对它的研究通常采用观察、描述、思辨等非实证性方法和手段,即以经验为基础,通过归纳走向概括。相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所以称之为“科学”,最根本的原因是具有实证性,以及重复性和他证性(可测量性),且排斥任何哲学式诡辩。虽然艺术管理兼具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特点,但在本质上更多具有社会科学的特点,因此我们把艺术管理的学科属性定位为一门具有很强人文气质的社会科学,原因就在于此。既然其本质是一门社会科学,那艺术管理学也必然具备实证性特点,艺术管理学研究也就可以像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那样达到一种可预测和可控制的程度,比如通过调查预测某种年龄层次的人更认同某种艺术,或调查某社区、群体的文化趣味、审美倾向,从而对艺术的生产和消费进行控制。如此说来,艺术管理学研究在某些必要的时候也就自然可以采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完全可以运用统计学、数学之类的工具来建立分析模型,也完全可以运用各种管理工具来辅助经营决策,比如在艺术管理实践中的财务分析、战略分析、经营环境分析等就可以运用统计工具进行辅助决策,这样可以让我们大量的艺术管理行为建立在相对可靠的理性分析之上,而不是性情多变的主观判断。实际上,在艺术行业范围内,许多我们看似主观、感性的现象,仍然可以通过某种途径和方法来转换成理性分析。比如日本的艺术设计界,就针对产品设计开发过程中各种难以驾驭、难以评判的感性因素开发出一套理性评判学科——感性工学,其基本思路就是把艺术设计过程中涉及的各种感性因素通过设码、编码、译码等环节转换成一种理性判断,为设计提供具有实际分析价值的数据参考,这可以大大提高设计的科学性和成功率。可以说当今日本的产品、时尚设计之所以能在全世界受到欢迎,与其设计界能利用像感性工学这样具有科学、理性思维的分析工具是分不开的。当然,在一个几千年来人文伦理异常强大的国度要求我们的学者在思考问题、研究问题时具备更多的科学精神,这是非常不习惯的,也是非常艰难的,这种转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其实,在知识交融的今天,艺术界完全不必谈理性色变,谈规则色变,不妨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或许会给研究带来一种新鲜的空气和意想不到的局面。在这个开放的世界里,任何把自己关闭起来,拒绝吸收外界营养的行业,最终都会走向消亡。
艺术管理学研究必须淡化“门户色彩”
目前,我国艺术管理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较强的“门户色彩”,大部分教材名义上是艺术管理学,实质上是某一门类艺术管理学。我们知道,美术管理替代不了艺术管理,表演艺术管理也替代不了艺术管理,它们都只是艺术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艺术管理却应该涵盖美术管理、表演艺术管理等,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问题,本末不能颠倒。当然,艺术管理学也不应只是横跨在各门类艺术管理之上的一些纯粹理论,它还应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能具体指导各门类艺术管理的实践,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完整的艺术管理学。完整的艺术管理学术体系应该由“艺术管理一般理论与原理”和“门类艺术管理理论与原理”这两大部分内容构成,这两大部分内容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缺一不可。而“门类艺术管理理论与原理”又包括音乐与舞蹈类管理理论、戏剧与影视类管理理论、美术类管理理论、设计类管理理论四部分。艺术管理一般理论与原理,主要研究的是各门类艺术管理中具有共性的规律,如同现在的“艺术学理论”所承担的任务一样,它着眼于艺术管理的整体性和宏观性,研究艺术管理的基本思路、基本任务、基本方法、基本原则、基本过程等。它是整个艺术管理知识体系中最基础的部分,也是最具代表性的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核心的部分,这部分研究能保证整个艺术管理学研究的基本走势,价值取向,以及学科系统性。门类艺术管理理论与原理,主要研究的是各门类艺术管理中各自独特的规律,如同现在的“美术学”“音乐学与舞蹈学”等所承担的任务一样,它着眼于艺术管理的微观性和具体性,研究各门类艺术管理中的特殊问题、特殊现象、具体任务、专门技术等。它是整个艺术管理知识体系中延伸的部分,这部分研究能保证艺术管理学研究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就我国现阶段而言,我们更应该注重艺术管理学的整体性研究,这是目前我们所缺欠的,当然,在注重整体性研究的同时还应注重内容的可操作性,因为艺术管理学毕竟不是一门像哲学一样的思辨性学科,它的存在始终要以指导具体实践活动为最根本目的,否则,我们的艺术管理学便是一座美丽飘渺的空中楼阁。
篇10
教师的教学理念决定着学生的演唱效果,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科学的歌唱理念。歌唱是由多个要素构成的有机活动,是呼吸、发声、共鸣、语言共同作用、相互协调的结果。首先教师让学生熟悉和掌握声乐歌唱的理论。其次,教师要阐述呼吸、发声、共鸣、语言之间的关系。第一,它们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他们之间的运作是一个有机活动,而不是某一活动起决定性作用。第二,呼吸和发声是对立统一的,没有正确的呼吸就没有良好的发声效果。第三,歌唱语言和共鸣是对立统一的,“从口腔的后咽腔念字”才能使二者达到平衡。最后,教师应该用浅显易懂的生活化的语言引导学生。例如,不能让学生认为唱歌时声音大就好,教师应该让学生明白声音的大小是相对的,它是随着音乐内涵而发生变化的。如果一首声乐作品的声音很大、音量很强,那么音乐就不复存在了,声乐艺术的审美就不会产生了。所以,声乐教师的教学引导是非常重要的。
二、模仿与特色
模仿是声乐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学生也会经常情不自禁地模仿那些优秀的歌唱家,而且很多学生也从中感受到了声乐艺术的美,增加了对声乐艺术学习的热情,但是依然有很多的学生处于错误的模仿学习阶段,对于这一问题,教师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荷伯特•凯萨利认为“:对于这类问题,作为一个学生你也许会反驳道,你已经模仿,或已经试着模仿这些声音的效果,由于这样做而使你自己的发声已经得到改善。我们承认这种可能性,这种想法很好,但这只是初步的,我们希望强调的是:通过那种模仿的方法是否能够得到根本的知识呢?”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即西方早期的声乐教育也是靠模仿来完成教学。模仿本身并没有错,但有些不具备一定声乐知识的学生会钻死胡同,走入声乐学习的误区。鉴于此,模仿要具备一定条件,要有一定限度,且一定要在有教师指导的情况下进行有选择性的模仿。第一,每个人的嗓音都是独特的,因此模仿者不应该在那些很细微的差异中寻求共同点。如果一定要寻求共同点,那么只能强迫自己的心理和发声器官改变自然的发声状态,但这样容易对声带和其他的发声器官带来严重的伤害。因为“人体发声既是参与发声的各器官间的一种精确的生理运动,也是受大脑高级神经活动所支配的一种审美心理反映。如果这种审美反映偏离了嗓音发展的实际,也就必然会影响到嗓音的健康”。同时,如果大家都去模仿就会失去个人特色,那就只有共性没有特性了,到时候就真的是“千人一面”了,教师在教学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学生,这时教师就应该设法引导学生,挖掘学生的特点。模仿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像”而失去自我,主要目的还是从他人身上找到优秀的、值得学习的地方,从而提高自己。第二,模仿的实质是为了创新。已经具备一定技术水平的学生可以自行处理歌曲。当学生感受到自己的演唱比原作和很多演唱者更能展示歌唱技术时,就会激发创新的欲望,达到创新的目的。
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