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生物安全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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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0 引言
二十世纪末,世界农业部门引进了一个全新的技术—转基因技术,并且迅速对世界农业生产和国际贸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转基因产品(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以下简称“GMO”或“GMOs”),是指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导入特定的外源基因(包括其它动物、植物、微生物、人工设计合成的基因等),以改变物种的细胞信息,使动植物获得超过自然选择和人工繁育所得的机能,创造出具有新性状的产品或物种(hb12369.bokee.com/viewdiary.18954524.html)。转基因技术是当今世界最为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由于它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因而深受世人关注。由于目前转基因技术主要在农业领域运用,对农作物和农业生产进行作用,所以在本文中将转基因产品和转基因农产品视为等同的概念。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转基因技术和产品迅猛发展,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由1996年的170万公顷猛增到2007年的1.143亿公顷。目前,世界各国种植的最主要的转基因作物包括玉米、大豆、棉花和油菜籽,它们在所有转基因产品中的比重占到了99%左右。美国、阿根廷、加拿大是转基因产品的主要生产国及出口国。由于转基因技术还不成熟而可能对生物安全产生影响,在各国采用程度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而各国对转基因贸易采取不同态度。这就产生了因转基因农产品而带来的贸易纠纷,当然,这些贸易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背后经济利益的驱动。中国是较早涉及转基因作物种植与生产的国家之一,经过10余年的努力,在转基因产业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国内中国主要种植转基因棉,同时在国际上是转基因大豆的进口大国。
1 转基因作物种植状况及其农产品贸易状况
(资料来源:fr.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802/20080205380433.html,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新闻)
随着生物技术的突飞猛进,转基因植物种植面积也日益增加。1996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是170万公顷;1998年是2780万公顷;2000年种植面积达到4420万公顷;2002年达到5870万公顷;2004年则是8180万公顷;2006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1.02亿公顷,首次突破1.00亿公顷大关。仅1996年至2006年这十年间,转基因植物的种植面积就扩大了60倍,居所有作物技术推广速度之首,而2007年的增长率再次高达12%,达到了1.143亿公顷。
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2007年提供的数据,全球77%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集中在4个国家:美国(50%)、阿根廷、巴西和加拿大。美国2007年种植规模为5770万公顷(2006年为5460万公顷,下同),阿根廷1910万公顷(1800万公顷),巴西1500万公顷(1150万公顷),加拿大700万公顷(610万公顷)。印度和中国也种植了大面积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是棉花,种植面积分别为620万公顷(380万公顷)、380万公顷(350万公顷)。95%的转基因农作物集中在4种植物上: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2007年种植最广泛的转基因农作物是大豆,种植规模达到了5860万公顷,这与2006年持平。其次是玉米,种植面积为3520万公顷,高于2006年的2520万公顷。棉花种植面积为1500万公顷,高于2006年的1340万公顷。油菜为550万公顷,高于2006年的480万公顷。两种转基因类型占主导地位:抗各种杂草的,抗一些虫害的。
又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推广协会(ISAAA)称,2007年全球23个国家1200万农户种植了1.143亿公顷转基因农作物,2006年有22个国家1030万农户种植了1.02万公顷转基因农作物。 2007年新加入的国家是智利和波兰,伊朗2007年没有种植转基因农作物,而最初的1996年仅有6个。
章东权(2008)指出,随种植面积的增长,贸易额也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据估算,1996年大豆、玉米、油菜籽、棉花四种主要转基因作物的出口额7.18亿美元,1999年分别增至102.52亿美元,增长了13.28倍。同时他提到有人预测2010年全世界90%以上的农作物将是经转基因技术改良过的转基因品种,其中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势头尤为强劲;到2025年美国转基因产品的市场贸易总额将达到25200亿美元。
温海波(2007)认为世界转基因作物品种分布比较集中,主要是大豆、玉米、棉花、油菜;转基因产品出口国和地区主要集中在美洲,种植国家有美国、阿根廷、巴西和加拿大;转基因作物的进口地区主要是亚洲和欧洲。同时他还认为转基因作物面积还将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转入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之中;转基因技术产品应用范围还将继续扩大。
章东权(2008)认为尽管转基因产品因本身的原因存在很多的争议,转基因产品的国际贸易目前仍在着某些贸易争端和贸易保护现象,但现代生物技术将是21世纪的主导技术,世界各地都在抓紧时间研发转基因产品,所以转基因产品国际贸易的全球化、一体化将成为大势所趋。李晖(2005)也认为,争议的转基因产品的发展会受到一定的挫折,但它在21世纪是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所以其前景是很光明的。
2 转基因产品是把双刃剑转基因产品是好是坏在世界各地的争议很大。
林毅夫(2001)指出,生物技术的发展符合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但在短期内对不同地区、不同利益群体的影响各异,就亚太地区的农民和消费者而言,则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如果抓住机遇,善加利用,就能带来好处,否则,就有可能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杨昌举、黄灿(2001)论述了转基因作物对近缘野生种群、农业害虫和益虫,以及对生态平衡和土壤中的生物、土壤肥力可能产生的影响,探讨了转基因作物商品化生产对生态环境可能产生的风险。
马述忠、李晓嘉(2001)指出转基因食品不仅能够生产出口味更佳的食物,而且能够抗病虫害、抵御旱涝灾害,便于储运,大大降低成本,提高人类的食物质量,产量的提高则特别适合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但同时他们又通过世界各地的具体态度及法律适用情况表明,转基因作为外源基因,它的结构可能不够稳定,人类食用后可能在体内产生基因突变损害人体健康;还有转基因生物对农业及生态环境的影响将不可预见,它可能造成“基因污染”,并危害生物多样性从而造成生态失衡。
王志振(2008)也认为转基因产品在很多方面说不清楚,值得商榷。他援例指出我国每年进口的大量转基因大豆,其制成的色拉油没有任何问题;但同样例证指出英国一位研究人员在电视节目中公布了他的实验成果: 用转基因马铃薯饲养大鼠,引起了大鼠的器官生长异常、体重减轻、免疫系统遭到破坏。
3 转基因产品引起了的贸易争端
程涛(2005)指出,转基因产品引起的贸易争端最大的就是欧美转基因农产品贸易争端。美国为转基因农产品出口大国,欧盟为进口地区,因为种种原因,欧盟对进口转基因农产品加以限制,贸易大战由此而生。中美在转基因大豆上也产生了贸易争端,美国的转基因大豆无论在价格还是在质量上都占有优势,于是中国仿照外国在进口大豆时进行限制,大豆之战从而展开。
而关于引起贸易争端的原因,相关学者有较多的论述。
李晖(2005)将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不平衡,欧盟为了保护其幼稚产业,获取具有光明前景的基因产业经济利益,候鲜明(2007)也有相似的观点,他说表面上看,双方争论的焦点是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但这只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问题,若置于国际贸易的大背景中,则是由双方经济利益的冲突引起的。二是技术因素,即具有巨大经济潜力的转基因产品检验和鉴定的科学标准很难统一导致容易产生贸易争端。三是安全因素,即转基因是否具有很大的危害性还不得而知,各个地区的认识有分歧从而产生贸易争端。
陈俊红(2003)则将原因归结为五点:一是经济利益分配不均;二是生物安全看法不同;三是政策制定出发点不同;四是公众接受的信息差别;五是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差别。
刘正良(2003)指出,现代转基因产品存在一种独特的垄断优势。转基因技术的垄断厂商多为美国公司,他们势必利用知识产权法寻求市场的绝对控制权。欧盟日本等国家认为,美国主张转基因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目的就是在于维持既有的垄断优势。
澳大利亚阿得瑞德大学的桑乃泉(2001)指出,农业生物技术创新,风险与利益并存,潜在社会影响显著,在复杂的国际经济法律环境中,世界各国加强立法,趋利避害,既反映了消费者主权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又体现着各国在生物高科技和农业竞争力方面的较量。
张彩萍、黄季馄(2002)在分析和解释不同类型的国家选择不同的农业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技术发展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提出了造成它们对转基因农产品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的原因。
袁宜(2001)指出保护主义是转基因农产品贸易的主要障碍。“世界各国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接受程度虽然与各国的文化传统(美国人对新事物较为开放和宽容)以及突发事件构成的背景(疯牛病使欧洲人心惶惶,对食品安全性极度敏感)有关,但更多的则是受到各国不同的经济利益的制约”。欧盟对美国的农产品贸易一直存在着逆差,欧洲小庄园式的农业与美国大农场式的农业相比,存在规模经济的劣势,当拥有更强竞争优势的美国转基因农产品出现在欧盟面前时,欧盟为了维护本集团的经济贸易利益,以种种借口封杀转基因农产品的流入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4 给我国政府的一些政策建议
廖闽(2006)在其论文中全面总结了七个方面的措施,分别为要进一步鼓励对转基因农产品的研究和开发,要高度重视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问题,要尽快完善有关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方面的立法工作,要学会有效地利用技术贸易壁垒措施,要大力加强对出入境转基因农产品的管理,要积极参与有关国际组织的活动和扩大公众宣传。
李晖(2005)单独指出了转基因产品进口问题的建议,一是充分利用技术贸易壁垒,加大对转基因产品进口监管的力度;二是进一步完善转基因产品的相关立法,细化管理体系,强化管理职能;三是进一步完善转基因产品标识制度。同时也指出了我国应加快对转基因产品的研发,保证我国生物技术处于世界前列;以及在推广种植上应谨慎,完善立法,加强监管。
肖奎喜、马述忠、黄祖辉(2005)通过分析指出要加快转基因生物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提升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要加强对转基因产品贸易规则和条例的研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要实施安全监管战略,防范转基因产品跨国转移带来的安全隐患;要充分运用WTO 规则,保护国内农业产业和农民利益。
李成贵、檀学文(2008)则提出了一些较为新颖的观点,如要加强对研发阶段风险评估的管理,强化有关人员的科学精神和法律意识,突出研究者的知识运用、自主管理和信誉机制在转基因安全中的作用;还有加强转基因食品安全的风险交流,通过多种途径宣传转基因食品安全和营养方面的科学知识,加强转基因食品的科普工作,增进与民众关于转基因食品的风险交流,是政府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
应瑞瑶、沈亚芳(2004)也做过简要的分析,指出我国在转基因产品贸易中处于比较劣势,鼓励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同时要加快转基因技术的应用步伐,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竞争优势。
5 结论
由21世纪最前沿的技术——基因技术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转基因产品,其发展前景还是极其广阔的,因为它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对解决粮食问题无疑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世界上迭起的转基因产品纠纷,表面上看是各自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但实际上是各自经济利益的驱动,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使然。而我国要在转基因产品竞争中树立优势,还得从自身做起,进一步加大对转基因产品等各方面的研发,同时又要重视起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问题,而关于转基因的各种立法工作也应趋于完善,注意与各地区保持交流,充分利用WTO规则,从而维护我国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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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 转基因食品;食品安全;公选课;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5-4634(2015)04-0091-03
0 引言
自1995年1月第一例转基因食品在美国被批转商业化种植以来,转基因食品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截至2012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转基因品种已有87例,涉及大豆、棉花、玉米、小麦、油菜、哈密瓜、番茄、马铃薯等共17种植物[1,2]。世界范围内共有28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播种面积已达到1.7亿公顷,1996年~2011年转基因作物产值达到923亿美元,共计节约了4.73亿公斤化学杀虫剂的使用,约有1730万人口从事转基因作物的种植[3]。可以说,转基因作物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品种上都已具备了相当的规模。我国也在不断加大对转基因研究领域的投入,2008年7月,我国正式启动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抓紧培育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4],截至目前,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获得转基因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并在有效期内的作物有棉花、水稻、玉米和番木瓜,进行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只有棉花和番木瓜。但是,近年来由于我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议不断升温,从而引发社会性的争议。笔者在2013年底进行的社会调查问卷表明,合肥市高校院所较为集中的蜀山区,不仅普通民众对转基因食品及其安全性存在误解,认为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毒害作用的高达75%,就连在校大学生甚至食品专业本科生对转基因食品的认识也存在很大的误区。因而,从科普层面上加大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宣传,满足群众的知情权,保障民众的选择权,显得迫在眉睫,而从高校层面提高大学生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认识,继而推动社会层面的科学认知,促进普通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知识的了解,以消除民众的疑虑甚至“妖魔化”的偏见,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有效方式。
笔者所在的食品学院并未开设专门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本科课程,只在《食品生物技术》课程中介绍了转基因技术,在《食品毒理学》、《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等选修课程中介绍了转基因食品检测的部分内容,因而并未系统和完善的形成一个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课程体系。在教学过程中也发现,本专业同学尽管学习了相关课程,对于转基因食品还是缺乏系统的认识,缺乏对某些网络流言的辨别力,因此,尽快开设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不仅有利于学生正确理解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的差异,有利于学生关注新技术、新问题、了解行业前沿,有利于培养学生参与公共事务与公众决策的意识,也有利于为我国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培养食品安全与生物技术、管理政策、文化和贸易等方面的人才。
1 公选课程面临的难点与突破
公选课作为无专业限制的公共选修课,与专业课程、公共课程共同构成专业的课程体系。开设公选课旨在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促进学生个性发展[5]。
在全校范围内开设转基因食品安全与检测技术方面的公选课,感兴趣的学生很多,对教师来说却面临很大的挑战。首先,公选课的学生专业背景相差太大,而本门课程需要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生态与环境科学等学科的背景知识,又涉及基因组测序、蛋白组质谱、营养与毒理学检测等较为先进的检测技术,专业跨度大,涉及面广,部分概念较抽象,使得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和学生理解的反馈上面临较大的困难;其次,公选课教学时间相对较短,也无法安排实验课程,这样就难以采用实验等较为直接的方法让学生获得感性认识从而增强理解;最后面临的问题是考核方式的选择,公选课的考试不是为了检测学生对具体知识点的掌握程度,而是希望通过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和综合实力,考虑到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在上课过程中接受和感知程度的不同、兴趣与关注点的差异,必须选择不同的考核方式才能较为准确的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6]。
本课程开设之初就针对以上困难进行了预测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主要从精心选择教学模块、积极改变教学方式以及采用不同的考核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该课程教学模式的革新,从而取得了比较好的教学效果。
2 创新型教学模式的实施
2.1 教学模块的确定
为了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确保课程内容能够充分讲授完成并取得一定教学效果,在课程开设之初就对教材进行了精心选择,最后选定科学出版社的《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与检测技术》一书作为教材,同时确定了“转基因技术的诞生与发展”、“转基因食品营养与毒理学评价”、“转基因生物与环境安全”、“食品中转基因成分的检测技术”四个模块作为课程主体,针对每个模块确定一个课题讨论的主题,如“三头六臂的转基因”、“有毒?还是无毒?这是一个问题”、“美洲的蝴蝶被毒死会在亚洲刮起一场风暴?”、“如何用高大上的技术来找茬?”。每次讲述一个新模块时先根据主题引入课堂谈论,吸引学生的注意,调动他们思考的积极性,诱导他们各抒己见,但此时老师并不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是在本模块课程学习结束后,再对主题进行重新归纳与总结。
2.2 教学方式的灵活性
为了能够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采用了“翻转课堂”与“科普式”相结合的教学方式。翻转课堂(FlippedClassroom)是一种把技术用于课堂教学从而使教师有更多的时间来与学生进行交流的教学模式。通常是通过在课外观看教师制作的视频来进行的[7]。在课程讲授初期,为了有意识地促使学生提出自己的看法,推荐他们观看“孟山都眼中的世界”和“崔永元美国转基因调查报告”,然后在课堂上引出讨论主题,不论学生是“挺转”还是“反转”,都列出自己的观点和证据,随着课堂内容的深入,利用Flas+自录视频等多种形式演示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动态过程、PCR操作流程、Bt毒蛋白晶体对靶标害虫的毒杀机理、不同转基因植物花粉的传播方式等内容,让学生在课外轻松熟悉课程内容,较好的解决了公选课受众背景知识不均带来的认知困难。
同时,在公选课的授课过程中必须时时注意课程内容的科普化倾向,比如讲到转基因作物的毒理化评价流程或者利用全基因组测序技术对转基因作物进行筛查时,就要考虑到学生理解和接受程度的差异从而适当减少教材中的原理讲述,转而采用科普式表达方式,注意使用生活化的科学语言、简明的技术流程图与动画相结合的方式加深同学的理解与记忆。在授课过程中,收集和参考了日本、美国等国家转基因食品安全科普宣传手册中的内容,以比较轻松的方式展现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管理流程[8,9],达到消除疑惑、促进理解、加强认知、提高学习兴趣的目的。
2.3 考核方式的改革
课程的考核机制关系到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的调控,好的考核方法既可以使教师全面了解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又可以充分、真实、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学习认真程度及对课程教学内容的掌握和认知程度[10]。大多数国家的公选课程考核主要强调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以培养创新人才为主,而非单纯的考核记忆[11]。对于本门课程而言,开设目的主要希望通过课程学习能够提高学生对转基因食品科学性和安全性的正确认识,从社会认知层面加强学生对于转基因涉及的食品安全管理、伦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辨识,从科学技术层面加强学生对于生物技术新发展的认识,对新兴的分析、测试技术产生兴趣。因而,本课程针对文理科学生采用了不同的考核方式,对于文、法、经管类的学生以考核社会认知与思辨能力为主,课程论文占70%比重,在以下范围内自选:“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争议与我见”、“国内外转基因食品的应用现状与前景”、“我心中的理想食品安全管理模式”等;平时考察占30%,包括课堂出勤、课程提问与讨论的参与度。而对于理、工、农科的学生以考核科学性和创新性为主,课程论文为“转基因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的发展历程”、“新型转基因食品安全监测技术的发展前景”等自选,占60%比重;平时考察占40%,包括课堂出勤和学生汇报,其中的学生汇报部分为学生自制类似“谣言粉碎机”的内容,至少列举一个与转基因食品相关的谣言,说明其在科学性上的硬伤,并假想自己会创造出一种什么样的新型转基因食品,这部分内容平时完成,老师上课时会挑选一部分出来和学生一起讨论,既可以考察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认知程度,又可调节课程气氛,受到学生的良好评价。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转基因技术带来了一场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也将是最具有应用前景的一门学科[12],目前除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学院有专门针对本科生开设转基因食品安全及检测技术课程外,其他大专院校较少有针对本科生开设该类课程,这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知识的普及、专门技术人员的培养、相关方向的深入研究与发展都是不利的。甚至该类课程的教材选择、教学和实施等方面都缺乏相应的经验,需要不断进行教育与人才创新培养模式的摸索,这是从事该方面教育教学工作者的机遇与挑战,加强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的教学与知识的推广普及,尚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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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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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 Dilemma and Solution on Genetically Modified Corp
——Talking from the Crisis of the Golden Rice in Hunan Province
YANG Lan-tao1;AN Na2
(1.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2.Teaching Affairs Office,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篇4
论文关键词:转基因食品 国际贾易 问题 对策
论文摘要:随着基因生物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转基因食品在世界农产品总量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相应地占世界农产品国际贸易总额的份额也在迅速提高,因此,积极关注转基因食品国际贸易的现状,对当今亚须解决的问题提出可行的办法和对策,这既是当今国际贸易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权益的根本所在。
随着基因生物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其在农业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因而在未来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据有关权威机构统计,2000年世界农产品国际贸易总额达到5600亿美元,其中约三分之一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与基因生物工程技术有关。因此,转基因食品逐步成为国际贸易争端的重要焦点。这种现状对作为传统的农产品贸易(出口)大国的我国在该领域保持并扩大份额无疑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积极关注和预测转基因技术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研究转基因食品国际贸易中的有关问题,制定相应的对策,尤其是建立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已日显紧迫。
一、转基因食品及其安全性
基因(gene)是遗传物质的基本单位,是DNA双螺旋结构片段。无数特定的基因相互连结,构成生命遗传的物质基础。转基因(genetransfer)是指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将外源性基因转移至某种特定生物体中,使其生物性状或机能发生部分改变的过程。以转基因生物体直接作为食品或以其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叫做转基因食品。
自从1983年首例转基因烟草问世以来,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争论甚为激烈,逐步形成了支持和反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支持方的观点为:(1)转基因技术可增强粮食产量,减少食品生产的投人,有助于解决世界范围的粮食间题;(2)转基因农作物具有抗病虫害特性,可减少杀虫剂的使用,有利于环境保护;(3)可以利用某些基因增加食物品种,使食物更加可口;(4)转基因技术可准确地生产人类想要的动植物品种,克服传统嫁接及杂交技术的不确定性,使癌症等顽症的治疗可望取得突破。反对方的观点为:(1)转基因技术使不同物种的基因相互融合,可能造成“基因污染”,引起生物学上的混乱;(2)转基因食品可能存在毒性问题,疾病可能有很长的潜伏期,转基因食品对人体的长期影响难以确定;(3)一些人对转基因食品存在过敏反应;(4)转基因食品的营养作用、对抗生素的抵抗作用、对环境的威胁等问题还未得到证实或解决;(5)一些实验已经表明了转基因食品的负面影响。上述两派观点争论至今,双方都未能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因此,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问题,尚有待时间来证明。
二、当前国际转基因食品的发展状况
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的资料显示,1997年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的播种面积约为1100万公顷,1998年上升到近3000万公顷,1999年底达4000万公顷,2000年约为4500万公顷,增长十分迅速。进人21世纪以来,其发展势头更是迅猛。
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是转基因技术采用最多、最先进的国家。目前美国农产品的年产量中SS%的大豆、45%的棉花和40%的玉米已逐步转化为通过基因改制方式生产。目前,大约有20多种转基因农作物的种子已经获准在美国播种,包括玉米、大豆、油菜、土豆和棉花。据估计,从1999年到2004年,美国转基因农产品和食品的市场规模将从40亿美元扩大到200亿美元,到2019年将达到7S0亿美元。专家预计,在本世纪初,很可能美国的每一种食品中都含有一定量基因工程的成分。
1997年初,欧盟以安全为由禁止进口美国的转基因玉米,使美国出口商每年蒙受约2亿美元的损失。美国要求其出口商向欧盟提供他们出口的玉米并非转基因产品的证明,但欧盟只认自己的检验标准。1999年7月,欧盟环境部长们决定无限期延长对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禁令。美国农业部最新公布的调查报告表明,受欧洲国家和本国市场抵制的影响,2000年全美转基因玉米的种植面积锐减了24 %,转基因棉花的种植面积占棉花种植总面积的比例已由1999年的55%下降到2000年的48%转基因大豆则由1999年的57%降至2000年的52%。
近年来,我国转基因方面的研究与开发也有较大进展。中科院植物所提供的资料表明,我国已经开展了棉花、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等品种的转基因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在转基因药物、转基因作物、农作物基因图谱与新品种等方面具有相对比较优势。但目前我国只有抗虫面、矮牵牛花、抗病毒甜椒、抗病毒和延熟番茄等少数品种进入了商业化生产阶段。据国外一家研究机构发表的报告,1999年中国种植了30万公顷转基因作物,较1998年增长了2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国家,主要品种是棉花。该报告表示,目前中国转基因农产品的播种面积仅次于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居全球第四位。另外,我国在转基因产品检测技术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据报道,国家出人境检验检疫局日前利用改进的PLR结合核酸杂交技术,从一批进口大豆中成功检测出了转基因成分。此外,广东、江苏等省的出人境检验检疫局也具备了对转基因产品的检测能力。
三、各主要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立场
在世贸组织的现有多边贸易协议中,与转基因食品国际贸易有关的协议有二,即《卫生与植物检哭刻昔施协议》( SPS)和《技术贸易壁垒协议》(TBT)。前者规定:各成员国为保护境内人类和动物的生命或健康,可以采取必要的检疫措施,并允许各成员国在认定某种商品进入本国市场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时,自行制定本国的规则并建立相应的贸易壁垒。后者规定: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实施必须有合理的目的,而且实施的成本必须与目标相称。具体到转基因食品,由于各种观点的科学依据不足,人们的认识不同,现有多边贸易协议的规定过于模糊,解释空间过大,对转基因食品缺乏约束力。
转贴于
由于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存在疑虑,世贸组织有关协议的规定不甚严密,以及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世界各主要农产品贸易国都对转基因食品的国际贸易采取了不同立场,使得转基因食品的国际贸易争端不可避免。以下为各主要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立场:(1)美国:在生产、流通中不给予任何限制;不人为划分消费食品是否属于转基因种类;基因改造作物毋须用标签注明;反对在国际贸易中对转基因食品施加贸易壁垒。(2)欧盟:对转基因技术在食品中的应用持谨慎态度;要求在其市场上销售的转基因产品加贴标签,提醒消费者可能存在风险;强调世贸组织成员国应有权采取预防性措施,主张制订有关生物标签的多边规则。(3)英国:支持发展生物科技,但在没有证据显示基因食品是否有害的情况下,对转基因食品持谨慎态度;大型连锁超市和餐厅不得出售经基因改造的玉米、大豆等食物,多数地方禁止学校和老人院的餐厅使用转基因食品;自1999年9月起,饮食行业必须在菜单上标明食品里转基因成分,否则罚款5000英镑。(4)俄罗斯:不明令禁止转基因食品上市销售,但对2000年7月1日前上市的转基因食品有在包装上做出提醒性标记的要求;从2000年7月1日起,没有做出提醒性标记的转基因食品将禁止上市。(5)日本:持较为中立的立场,一方面对转基因食品有进口需求,另一方面对其安全性又有所顾虑;规定采用基因技术获得的农作物及食品不能作为绿色食品;2000年4月公布30种转基因食品目录,对目录中列明的品种需要加注标签。
据上可知,对转基因食品所持的不同观点和立场,将直接决定一国或地区对此所采取的不同的政策。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在转基因技术开发领域一直处于国际前列的国家,极力主张对转基因食品采取宽松的管理。美国作为转基因产品商业化生产的积极倡导者,认为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与非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没有实质的区别,转基因食品是一种科技创新,是用现代科技去加快自然选择的过程,只要转基因食品通过新成分、过敏原、营养成分和毒性等常规检验,就可以上市。
二是欧盟内部大多数国家奉行较为严厉的管理制度。基本的认识是,在转基因食品(作物)拥有众多优越性,如遗传性稳定,有利于保护环境,加快光合作用,提高作物抗病害、抗盐碱、抗干旱的能力,增强作物产量等等的前提下,其不安全因素仍然存在,至少存在着潜在的、不清晰的危害性,而对此则需科学技术尤其是生物技术的发展来加以进一步的证明,除非有技术的证据支持,并足以表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否则将不改先前的严厉的管理措施。
三是相对于美国和欧盟,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特别是应用性开发较晚,相应的管理法规和措施尚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这些国家从本国国家利益出发,权衡转基因食品(作物)的利弊,往往采取较为温和的政策和措施。基本的观点是,转基因食品(作物)是未来农产品发展的必然方向,虽然目前尚存在一些较模糊的、不确定的、不安全的因素,但只要深人研究,趋利避害,就一定能在避免转基因食品的危害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转基因食品(作物)的发展,同时又满足本国及世界经济未来发展对粮食产量的进一步要求。
四、我国的相关对策分析
各国在转基因食品国际贸易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之争。各国经济发展程度的不一致,转基因技术水平的差异,以及产业规模的不同,更加剧了各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市场决定观念,欧盟及其他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抵制,究其实质,则是对美国在这一领域垄断优势的抵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其经济利益。鉴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的长期影响,世贸组织各成员国在短期内不可能在科学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因此难以形成统一的国际标准,各成员国只能自行制定相应的贸易标准和政策。
我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产品出口大国,应尽早制定有关转基因食品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法规。笔者以为,可从以下几方面作出相应的对策安排:
1.
对转基因食品的政策选择。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对转基因食品的政策选择上有三种模式或路径:一是将转基因食品视同其他普通农产品,对其进口不加管制;二是采取“二嗯英”模式,禁止转基因食品的进口;三是在严格检疫的前提下,有条件地允许转基因食品进口,并在进口的转基因食品包装上作出提醒性标记,让消费者判断是否购买。不难发现,第一种选择可能对我国农业带来巨大冲击,导致某些农产品市场最终被几个拥有转基因技术的跨国公司所垄断,以致对经济安全造成影响;第二种选择可能会给我国对外谈判、履行承诺带来很大压力,并可能引发贸易战;第三种选择符合国际惯例,可能是对我国较为有利、可进可退的政策选择。此外,对进口农产品进行严格的转基因检疫,张贴提醒性标记,会加大进口商的成本(约增加10%左右),消费者也可能会持慎重态度,从而削弱进口农产品的竞争力,以维护我国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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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为了使人们能够在分享生物技术进步成果的同时,又能避免一些不确定因素对消费者权益造成损害.学者们纷纷把研究重心移向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这一领域笔者通过对国内外现有的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以推动我国相关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展开。
1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理论基础
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理论基础,目前学者们总的来说有这样三种观点:可靠科学原则、预防原则、折衷主义原则。学者们一致认为美国是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奉行科学主义原则的典型代表。美国提出:对转基因食品的法律规制必须建立在“可靠科学原则”基础上。美国政府反复强调:科学是管制体制的基石。这意味着管制不能建立在“无端的猜测”和消费者“担忧”的基础上,而必须有可靠的科学证据证明风险确实存在并可能导致损害时,政府才能采取管制措施。美国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可能比传统食品不安全.采用“无罪推定”的策略。即如果我们不能提出充分的科学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是不安全的.就假设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没有必要对转基因食品的研究与商业化采取过多的限制。
遵循预防原则的代表则是欧盟。欧盟认为,科学是存在局限的,对科学评估转基因食品所需的完整数据要等到许多年后才能获得;无论研究方法多么严格,结论总会具有某些不确定性,而政府不能等到最坏的结果发生后才采取行动。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消费者的健康和环境.欧盟采用了“预防原则”作为管制转基因食品的理论基础。
有学者认为,与美国和欧盟的鲜明态度相比.日本则采取了一种较为折中的态度。一方面,由于转基因技术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等方面优于传统技术。对于日本这个耕地面积相对于其人口数量严萤不足的国家而青.这无疑是一个福音。因此.转基因食品在日本得到了部分民众的支持。而另~方面.作为一个农产品的进口大国,转基凶食品的不安全因素义使国内许多民众对转基因食品存在质疑。正是基于以上两点因素.导致日本在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上长期游荡于可靠科学原则与预防原则之间,使其对转基因食品的政策也试图在这两种原则的指导下,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
2关于国外的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
2.1关于国外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主体
有学者认为美国目前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进行监管的主体有五个,分别是农业部(USDA)、环境保护局(EPA)、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1、职业安全与卫生管理局(OSHA)及国立卫生研究院fNIH)。这五个部门协调管理转基因食品,其中FDA在转基因食品的管理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还有的学者认为监管主体还应当包括动植物健康检疫局。这些监管主体有着明确的分工:FDA的食物安仝与应用营养中心是管理绝大多数食物的法定权力机构.美国农业部的食品安全和检测部门则负责肉、禽和蛋类产品对消费者的安全与健康影响的管理,EPA则负责管理食品作物杀虫剂的使用和安全。
欧盟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主体的设置则颇为复杂。有学者认为监管主体分为成员国和欧盟两个层次的主体。其中,一种转基因食品要想在欧盟上市销售就要涉及到:申请者本国的主管机关,欧盟其他的成员国,欧盟委员会、欧盟“食品科学委员会”、“食品常务委员会”、欧盟理事会等众多的监管主体。
有学者认为日本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主体则是由日本科学技术厅、农林水产省和厚生省共同构成。农林水产省依《农、林、渔及食品工业应用重组DNA准则》,负责管理转基因生物在农业、林业、渔业和食品工业中应用,包括在本地栽培的转基因生物、或进口的可在自然环境中繁殖的这类生物体以及用于制造饲料产品和食品的转基因生物。对于国外进入日本的转基因食品的饲料,厚生省要重新进行安全性评价。
2.2关于国外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手段
学者们目前对于国外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手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市审批制度、转基因标识制度、产品追踪制度等方面。
2.2.1关于转基因食品的上市审批制度。有学者认为美国转基因食品上市审批制度经历了一个由自愿申请到强制申请的转变。2001年,美国确立了咨询程序。然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实施转基因食品上市前自愿咨询的政策,弱化了转基因食品的管理。后来美国部分科学家提出食品药品管理局应该实施转基因产品上市前强制性公告程序,并提供公众通道,使他们能够了解开发商提交给管理部门的转基因产品的健康和安全数据。2后来,美国《转基因食品管理草案》对转基因食品上市流通的申请时间作了规定。它要求来源于植物且被用于人类或动物的转基因食品在进入市场之前至少120天的时间.该制造商必须向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提出申请,并提供这一食品的有关资料,以确认该食品与相应的传统产品具有一样的安全性。
有学者指出欧盟的转基因食品上市审批程序非常繁琐,一种转基因食品要想在欧盟上市销售,要经过成员国和欧盟两个层次的批准。申请者首先要向某成员国的主管机构提出申请.由该国主管机构对其进行风险评估。如果该成员国同意这种转基因食品上市,需要通过欧盟委员会通知其它成员国。在获得其他国家同意后,这种转基因食品可在全欧盟境内上市销售。如果有其他成员国反对,则需要经过一个“附加评估”程序.即欧盟委员会把申请提交欧盟“食品科学委员会”来审查.并根据该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做出批准或不批准转基因食品上市的决定.然后再提交由各成员国代表组成的“食品常务委员会”投票表决。如果“食品常务委员会”投票否决了欧盟委员会的决定,则欧盟委员会应将决定提交欧盟理事会.由欧盟理事会投票表决,如欧盟理事会在3个月内没有进行表决。该决定草案将自动生效。
2.2.2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标识。美国直到2001年3月份才出台一个转基因食品自愿标签的指南,分为转基因食品自愿标签(have)和非转基因食品自愿标签(haveno)。美国《转基因食品有权被知悉法案》规定了转基因食品的标识制度,即生产者对所有含转基因成份的食品.以及由含转基因成份的产品所育成的食品都要作标识。该法案还规定了转基因食品的证明制度,即在转基因食品育成的全过程(从种子公司到农民,从制造商到零售商),只要是对食品有控管权的所有行为主体皆应制作一份保证书,以证实该食品的成份。
欧盟新条例规定对所有转基因成分超过0.9%(获得欧盟核准的转基因品种1和0.5%尚未获得欧盟核准的转基因品种)的产品都必须进行转基因标识。但如果产品中因偶然或技术上不可避免的因素而存在的转基因低于限量值,则该产品可免除转基因标识的要求。
日本的转基因食品标签管理规定设计得也较为复杂,是转基因食品强制标签和转基因食品自愿标签的混合。日本将转基因食品分为三类:a·与传统农产品和加工品无实质等同性;b·与传统农产品具有实质等同性,但外源基因或蛋白质在加工成食品后依然存在;c·与传统食品具有实质等同性,加工品中不存在外源基因和蛋白质。三类产品的标记规定不同。
2.2.3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追踪。为了监控授权的转基因产品在确定对人类健康存在无法预测的危险时有能力撤回产品,欧盟通过的有关转基因生物可追踪性的法规确立了对转基因产品“可追踪性”的监控机制。“可追踪性”可以被定义为:追踪产品从生产到流通的全过程的能力。新法规确立新的登记制度并在标识时注明唯一代码(作为身份识别),使转基因产品从生产到出售的所有环节都有据可查,并要求企业经营者保留5年的使用转基因产品的记录。 3关于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研究
3.1关于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主体
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主体问题多多。如我国职能部门在行政过程中并未能够很好地理清思路,明确权责。在我国转基因食品的监管中,农业、卫生、环保三个部门应该共同起着重要作用,但是事实上农业部掌握了实际的大权。由于农业部门只是从源头上控制转基因食品,而没有全程跟踪转基因农产品在整个食物链中的变化,因此并不能完全地保证其食品的安全性。另外,还有学者认为我国的转基因食品管理存在多头管理,各个部门的协调性不高,部门之间的法律法规存在冲突的现象。虽然目前转基因食品的管理主要由农业部负责.但是卫生部、科技部以及国家环保局都介入了转基因食品管理.各个部门之间对转基因食品管理并没有形成统一有效的管理机制。
目前,转基因标识的监管工作主要由农业部各级部门进行。而市场监管主要涉及流通领域的各环节,农业部各级部门中尚无专门进行市场监管的部门,而农业部门与工商等其他市场监管部门之间就转基因食品问题方面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因此.转基因食品批而未标甚至未经批准就上市的现象仍大量存在。有学者提出应该明确科技部、农业部、卫生部和各省、直辖市的科技厅(局)、农业厅(局)、卫生厅(局)等部门对转基因食品实施管理的职权和职责分工,使其与“国家生物技术管理委员会”和各省、直辖市设立的生物技术管理办公室的工作协调统一。
3.2关于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手段
由于转基因食品是现代生物技术的产品,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我们有可能对转基因食品的食用安全性和营养质量的科学认知发生改变.或经过研究原有认识受到质疑等,转基因食品可能面临重新进行安全性评价的需要。虽然我们已经严格了市场准人.并且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制度,但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仍然可能需要重新进行新的安全性评价。对转基因食品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以及安全性研究和商品化生产的范围、时间和限制条件等不同.采取合理可行的产品召回。有学者建议实行市场准入制度,并规定严厉的法律责任。同时对转基因食品市场实施监督检查.如卫生抽查、罚款、查封、扣押和禁止销售、禁止移动等强制性措施。其中准人制度应该包括:转基因食品生产许可制度.转基因食品安全标准制度,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另外,对转基因生物研究、开发、生产、梢售的各个阶段实行信息披露和公示制度。各阶段的行为主体都应当依据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将其在相应阶段的相关内容进行披露。并向公众进行公示。披露和公示的内容包括该转基因生物的潜在风险以及该主体对该风险的防范和处理措施等。还有学者认为。转基因食品召回法律制度是转基因食品市场规制制度中的关键环节.它一方面充分维护了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的权益.另一方面,它是对转基因食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的有效警示。转基因食品生产者和销售者从事生产和销售活动的目的是求利,而违反转基因食品相关标准。召回转基因食品的经济代价极大的话,转基因食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将会自觉地参与维护转基因食品安全工作。而食品召回制度可否起到以上功效的关键在于执法是否严格。因此,在转基因食品市场规制法律制度的建设中必须强调转基因食品召回制度的执行.要做到对于发现问题的转基因食品在一定期限内强制召回。对不予召回的企业则强制查封财产以备补偿消费者的损失。
3.3关于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责任
目前学者们认为转基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主体除了包括生产者、销售者等被监管者,另外还应该包括监管主体关于生产者、销售者责任方面.有学者认为我国对转基因食品违法行为处罚不够严厉.因为对违反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没收非法销售的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可以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学者认为以上规定惩罚力度较弱.最多5万元的罚款并不足以产生法律威慑力,这与生产和销售转基因食品所获的丰厚利润相差悬殊。因此,应该提高罚款敬额,加大惩罚力度。就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保障而言,有学者认为其救济方式应主要以侵害排除和损害赔偿为主导。从具体措施来说,有必要建立一个安全保障基金,一方面更好地保障公众的安全,同时也不给企业带来过分沉重的经济负担从而危及企业的生存,造成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和失业问题等,从而阻碍转基因食品的发展。
对于监管主体的相关责任而言,有学者指出应该明确食品监管部门不作为的法律责任。针对监管屡屡缺位的状况,相关的食品安全立法中应该明确规定监管部门的职责,对于不履行职责的有关部门依法追究行政不作为的法律责任。对于不履行职责的具体情形可以以列举的方式进行规定.以便于落实相关责任
4整体研究评价与展望
学者们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研究在这儿年呈一种急剧上升的趋势。在国外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研究中.以对美国、欧盟、日本等囤的借鉴研究居多。但是这些研究多是一种描述性的研究.一般是对该国的转基因食品发展的状况进行陈述.接着描述一下该囤转基因食品的监管主体有哪些.转基因食品上市需要经过怎样的一个审批过程.标识制度怎样规定的等等。目前的这些研究深入性不够,仪仪是一个简单的介绍.而且许多研究非常凌乱,不成系统。另外,从研究内容讲,现有的对于国外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研究不够全面。现在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国外的监管理念.监管主体,监管手段这三方面进行研究,而非常重要的监管责任制度则很少有人问津。众所周知,转基因食品所存在的许多不确定性本来就使得很多人们难以接受它,而相应的转基因食品责任如果再缺失的话.无疑对转基因食品的发展非常不利。可见对于转基因食品责任的研究非常重要,但是目前学者们却对此却很少涉及.这也是学者们以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篇6
一、国外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与中国的对比
转基因技术是指通过向受体转入外源基因的方法,改变生物体性状,以达到提高作物产量,改善作物抗逆性,或丰富营养等目的的一项技术。它的出现,似乎使世界饥饿、污染、营养不良等问题的解决曙光一现。有人将以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为核心的生物技术的巨大进步称为“绿色革命”,认为这将深刻地改变我们原有的农业和产业。①因此,转基因及其应用也成了各国重点研究与发展的对象,下面将通过对比,来认识转基因技术层面上我国与国外的差距及可能带来的后果。
(一)转基因的产生与发展对比
从科学技术上说,转基因技术和基因理论起源于美国,在1953年4月25日,英国的《自然》杂志刊登了美国科学家沃森(JamesDeweyWatson)和英国科学家克里克(FrancisCrick)的研究成果,确定了DNA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也是转基因技术的理论基础。1978年,限制性核酸内切酶在美国被发现,这种酶可以选择性切开双链DNA,②无疑这让不同物种间基因的转移成为了可能,也让转基因技术有了质的飞跃,发现者阿尔伯(WemerArber)、内森斯(DanienNathans)和史密斯(HamiltonO.Smith)3位博士荣获了197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紧接着,美国人梅里菲尔德(BruceMerrifield)发明基因合成技术,获得了1984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93年美国科学家穆利斯(KaryMullis)发明DNA扩增技术(PCR技术),并于该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由此可见,几乎每一项技术的实现都是突破性的发明,转基因技术的实现,包含了很多诺贝尔奖级的发现,这些发现几乎都发生在美国,美国是当之无愧的转基因技术的开路者和领导者,美国的转基因技术和理论上的遥遥领先地位,早在20世纪便已确立。1983年,美国研制成功第一例转基因烟草,③同年,转基因马铃薯也在美国问世。随后,美国又研发了一系列转基因产品比如转基因耐储存番茄、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转基因油菜,等等。如今大规模种植的4大转基因作物大豆、玉米、油菜、棉花中很多关键性技术都是由美国公司或科研机构发明实现的。我国转基因科研开始较晚,但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总体进步较快。1985年,国家出台“七五”规划,该规划的8大新技术中的1项就是生物技术,这是我国首次将生物技术列为重大战略技术。随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星火”计划、“攀登”计划、“973”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等相继启动。①中国政府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发挥我国特有的生物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面向重大需求,实施生物产业专项工程,实现生物产业关键技术和重要产品研制的新突破。”②这一系列政策的提出和实施,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生物技术一直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我国专门针对转基因技术也制定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的重大专项”,专项投资100多亿元。③在国家各方面的支持和科学家的不断努力下,我国转基因技术得到较大发展,中国科学家于1988年将人工合成的抗黄瓜花叶病毒导入到烟草系作物的细胞中,获得了抗病毒能力很强的新品系。1989年,中国科学家将人类的生长激素基因导入到鲤鱼受精卵中,成功培育出了转基因鲤鱼。转基因鲤鱼的生长速度大大加快。我国科学家自主研制的转基因抗虫棉更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了一份《基因组学与世界卫生》的报告,在该报告中,认为中国、巴西、印度、亚太地区是发展中国家的4个大力发展基因组学的典型,是具备世界级科研力量的地区,且突出强调了中国的作用,肯定了中国在基因组学和分子生物学方面做出的贡献,尤其是在参与人类基因组测序方面所做的工作。该报告肯定了中国在科研方面的潜力,也赞扬了中国在科研方面做出的努力。④但是,我国在转基因核心技术方面,与国外相比还是有较大的差距。这主要表现在核心技术的突破、已有技术专利数量和全社会对待生物技术的态度上。第一,现有核心技术产生于美国,美国早已在技术上领先于世界。美国杜邦公司现已开发出第二代转基因技术,即通过表观遗传修饰的方法,实现对于生物性状的改变,从而避免转基因对于生物原有基因的破坏,也可以避免一些伦理争议。⑤而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依然甚少,在学术搜索“第二代转基因技术”时,相关科研性论文几乎为零。可见,如今美国凭借着多年来的技术积累和全方位的科学优势,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第二,在基因技术专利方面,美国也走在了世界前列。以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的Illumina公司为例,Illumina公司成立于1998年,是一家主攻基因测序⑥的技术密集型公司,⑦通过一系列并购和专利措置,现在已经成为了基因测序的龙头企业,截止到2013年,仅其一家公司便拥有专利1061件,⑧成为美国媒体评出的“2014年度全球创新企业50强”之首。⑨反观我国,生物公司并没有哪一家走到如此前列,更没有哪一家公司拥有如此多的专利数量。我国生物技术公司或者一些生物科研单位会大量购买国外的仪器设备,建立所谓“最大”“最先进”的“中心”,这些“中心”实际上只是一副躯壳,其内部的设备、仪器均来源于国外。第三,我国与国外的差距还体现在全社会对于生物技术的态度上。我国的生物学科作为理科一直被边缘化,被称为“背多分”,即只要努力背就能考高分的学科。在就业方面,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等专业也被亮起了就业红牌,因为生物产业的技术密集性,生物相关学科就业往往需要较高学历,学习生物的学生没有专心于科研的决心,一心想着就业或发财致富,本科或研究生阶段就纷纷转向金融、管理这些市场需求量大的所谓“高薪”“速成”专业。而美国生物学的学生就业,一项很强大的支撑就是其发达的生物产业化系统。甚至一些科学家自主创业,创办了一系列掌握核心技术的公司。
(二)转基因商业化的差距
中国人口众多,国土广袤,解决14亿人的吃饭和健康问题都需要生物技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技术产品消费市场非中国莫属。①现在获得我国进口安全证书的只有转基因大豆、转基因棉花、转基因油菜和转基因玉米4种作物。其中只有转基因棉花允许种植,其他3种转基因作物只能作为加工原料,不能改变用途,进口的转基因粮食作物在我国尚未得到种植的批准。②我国科学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杂交水稻品系“华恢1号”和“Bt汕优63”获得安全证书,即将迈入产业化应用的阶段。③1994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andDrugAdministration,FDA)允许转基因番茄在市面销售,这是美国第一次允许转基因产品商业化。随后,美国政府又批准了抗虫玉米和棉花、抗除草剂大豆以及油菜等10多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生产,并推向市场。④转基因产品在美国市场上日渐丰富。出现。美国不仅是现代生物高新技术的发祥地,而且也是应用该技术研制新药的首要国家,大多数的基因工程药物都由美国首创。⑥1976年,DNA重组技术的发明人Boyer与投资者共同登记注册了美国的第一个现代生物技术公司———Genentech有限公司,并于1978年利用转基因技术研制出第一批基因工程药物———人的胰岛素和生长激素。Genentech也被认为是全球第一家现代生物技术公司。⑦转基因在农业方面的应用美国也是占尽先机,1994年孟山都公司(Monsan-to)研制成功抗农达(Round-upReady)大豆(又称转基因大豆)。1995年孟山都公司拥有了这项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大豆专利。⑧现如今,全球第一大种业公司———美国孟山都公司2013年销售额达到103.37亿美元,只低于我国和美国两国的种业市场总额,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种业市值。⑨孟山都公司又将销售额和利润额的一大部分投资于技术研发,其技术已经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和其他公司。加之美国对于转基因产品采取“无罪推定”原则,即不能证明转基因产品是不安全的,就可以认为它是安全的,美国的转基因产品推广和产业化、模式化已经达到了比较成熟的地步。2011年全球种子市场的销售总额约为345亿美元,而世界排名前两位的美国跨国企业就占据了44%的市场份额,详见表1。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转基因技术实际上是一项“美国制造”“美国推广”的技术,美国在科研方面早已占尽先机,我国虽然在转基因棉花、转基因水稻上略有优势,但是总体起步晚,加之各种社会因素的干扰,我国科研总体水平依然远远落后于美国。这种落后不仅仅体现在科研成果方面,还体现在生物科研相关仪器、药品制造方面,我国科学家使用的很多设备、仪器、试剂盒等多数都是国外生产的产品,这不仅浪费了资金,还限制了我国科学家的思维广度。空喊着“增加科研投资”实际上就是多花钱在国外的设备和试剂上,有一些甚至是对外国科研成果的单纯重复。国外公司尤其是孟山都等公司还有“专利战略”,为每一项可能的技术甚至基因申请专利,我国想要进行科研,就必须向其支付高额的专利使用费。基因申请专利,已经成为了外国公司封锁生物技术的一种强有力手段。但是,我国通过自主知识产权依然实现了某些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突破,并打破了美国的技术垄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转基因抗虫棉。在20世纪90年代,棉虫灾害席卷我国棉花产业,美国借机向我国推广转基因抗虫棉,当时在国内“要不要发展国产转基因抗虫棉”甚至还引起了讨论。最终,政府、科学家选择一定要研制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抗虫棉。在各方努力下,我国1999年实现了90%的国产转基因抗虫棉覆盖率,并且,中国的抗虫棉走出国门,面向国际市场来参与全球的竞争。目前,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正方兴未艾。作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其年均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10倍,技术的创新和突破也是一日千里,世界专利中有30%是生物技术专利。在制药领域,20%的新药属于生物技术制药,而80%以上的新药都可以看到生物技术的影子。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有340家上市,总市值高达3300亿美元。①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生物技术开发与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现在,我国与国外的技术差距仍然较大,这种差距不仅是生物技术上的差距,也是仪器制造、精密测量的差距,甚至是思维方式、创新意识的差距,加之外国的专利封锁和技术垄断的现状,马太效应可能让这些差距不是在短期内能够赶上的,所以基于这样一种现状,我国应该做的不仅仅是加大科研力度这么简单,更应该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保护好自身种子安全、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抵制国外的转基因入侵阴谋,这些政策的计划和实施不仅仅是科学层面上的,更需要政府层面和人文角度的关注和思考,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国在转基因的机遇与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基于产品而非技术的监管
一方面,转基因技术的风险的确存在,而且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这种风险可能会越来越大,所以对于转基因技术一定要有合适的监管措施;另一方面,监管制度有可能造成市场的紧缩,限制科学的发展。所以,我们应该通过一些可行的方式来正确监管转基因技术。
(一)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
关于转基因的争论,来源于其技术上的不确定性。生物界经过千百万年的进化,其复杂度和精密度往往超出人类的想象,所以基因科学认识的对象具有复杂性。在当下的科技条件下,基因结构的发现至今为止不过60年,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也方兴未艾,我们对于基因以及生物体的基因调控机制尚有很多不明确之处,现代基因科学不能解释很多自然遗传现象,所以基因认识的主体也就是科学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②这些都导致了科学在认知和某些现象解释上的不确定性,也导致了技术在操作和改造的后果上的不可控性。这也是科学技术不确定性的来源,同时也是转基因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是指在不知晓概率的情况下出现的,对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后果出现的概率并不能被可靠地量化的一种现象。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伴随着人类整个认知过程的始终,人类科学的进步就是一个消除原有不确定性又产生新的不确定性的过程。的确,在科学上,向生物体转入基因,可能会破坏生物原有基因结构,干扰原有表达过程,改变原有代谢途径,这些都可能导致某些严重的后果。比如转入基因正好破坏了植物某些生存的必须基因,导致植物死亡;比如触发了某些基因过度表达,使得某些成分在植物体内含量过高;比如产生某些原有植物体本身没有但是却能够让人产生过敏反应的蛋白质,甚至可能是通过人类未知的某些途径对植物体或食用后的人体产生影响。在科学实验过程中,每次向植物转入基因的实验都会使用上百份植物材料,因为是否能够转入基因是一个未知,转入了基因之后是不是会死亡,会不会畸形是一个未知,是否能够符合人们的要求又是一个未知。经过这3道筛选,能够保留下的才是真正的转基因成果。经过层层筛选之后实验保留下来的转入基因的植株的形态结构和成分可谓是“千变万化”,一些生长周期发生变化,一些外形结构发生变化,不可否认,的确有一些可能会对人体产生危害,而且这种概率是不可预见的。科学的不确定性在转基因问题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并且由于转基因食品问题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转基因问题更是引发了广大民众激烈的讨论,转基因问题的研究,也会为日后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问题开辟了新的思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转化为产品的速度越来越快,全社会面临的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问题会越来越多。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指出,现代社会实质上正在向一个“风险社会”迈进。在风险社会之中,不明和无法预料的后果将会变成历史与社会的主导力量。①风险的来源并非基于无知和鲁莽的行为,而是基于理性的判断、区别、比较、分析、推论等认知能力。它不是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期望对于自然的控制能日趋完美。②2005年,“风险社会”理论的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针对中国问题接受过一次访谈时就说道,“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革转型正在迈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步入高风险的社会”。③针对高风险,我们不仅需要科学理性,更需要社会理性来解决这些问题。
(二)科学、技术、产品的关系
科学和技术是有本质区别的。首先是目的上的区别,科学的最主要目的是探求自然的最终本质以及内在规律,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样本质的问题,目的是为了发现现今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东西,表现为知识形态,所以科学是公共物品,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技术则不然,它是综合利用知识来为人类提供服务,回答“做什么”和“怎么做”这样实际操作上的问题,目的在于直接改造自然,发明世界上没有的东西,表现为物化形态,因此可以带来很多实际效益。基于此,私密是技术的一大属性,而专利就是用来保护技术的私密不受侵犯的利器。技术可以直接提高生产力进而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而科学则不然,它若想推动经济发展,必须通过技术来进行转化。④技术与科学并不等同,比如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基因对于生物体性状调节机制的发现、限制性核酸内切酶的发现、质粒的发现,都不等同于转基因技术的出现,更不等同于转基因产品的上市。但是科学却能引领技术的发展,比如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作为主导技术的电气和无线电技术,催生了电灯、汽船、电话、汽车、电报以及输电网等新型传输技术等等一系列现实的产品,而这些技术都依赖于电磁感应现象和电磁学的确立。再比如,在表观遗传学方面的突破,催生了以表观遗传修饰为核心技术的第二代转基因技术的出现,第二代转基因技术不需要直接地改变生物体基因,只需要在基因表达过程中予以干涉,如此基因改良技术将使得转基因作物性状的产生更加精确、迅速、高效。⑤这种转基因技术对于基因改变较小,同时也可以避免现存转基因技术伦理上的争议。现代社会,科学的进步是技术突破的前提和先导,只有科学上取得重大突破,再加以智慧的应用,技术才能水到渠成。科学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就是学术自由。某一权威的学术机构认为,学术自由应该体现在“学者有权探究知识,不管探索可能导向哪里,但同时又有责任完全地、准确地报告其研究成果”。⑥推动学术进步的主体一定是专心于它的专家学者们。学术自由,可以让学者感到社会的尊重珍惜,有了这些专心致力于高深学问而宁可默默无闻的专家和教授们,那些看上去冷门实际上却有可能推动整个人类进步的科学才不会消失殆尽,科学研究者不着眼于现在的得与失,而是为未来的突破创造可能性。投身科研本身就需要极大的热情,专注科研需要极大的定力,在别人纷纷“往上爬”的时候踽踽独行,在成果看不到应用希望的时候愿意默默去坐冷板凳。假如这样的人我们的社会不珍惜,不给他们自由的保障,那谁来推动我们的未来?以3D打印技术为例,它被称为“上上个世纪的思想,上个世纪的技术,这个世纪的市场”。⑦科学是技术的铺路者,学术自由是保障铺路者的“安全帽”。建立保障学术自由的良性机制与制度,切实让学术自由成为一种实践规范,⑧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学者的科研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激发学者的思维和探索活力,从而推动科学的不断进步提高,加快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的进程。技术与产品之间也是类似关系。产品是生产出来的物品,技术是产品的先决条件。但是产品与科学技术最大的不同,就是自由度的区别,产品中包含了太多社会价值和人文因素,它的风险的直接承担者是消费者,而大多数消费者并不具有直接辨别产品安全性的能力,对于产品风险并没有抵抗能力,因此产品相对于技术并没有那么大的自由度,它必须对消费者,对整个社会负责任,产品是技术的结晶,不是技术的附庸,产品必须是被检验过的技术,是能够完全造福人类的技术的推广。真正好的产品,不仅需要核心技术作为支撑,更需要经过严格的检测与把关。
(三)监管产品而不是技术
由前文的论述可知,科学、技术、产品3者虽然一脉相承,但是却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着迥异的角色,科学是探路者,技术是中转站,产品是最终目的。科学和技术的创新与研发存在的风险是微乎其微的,科学技术转化为产品,风险的范围就会由科学家及至普通民众,才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破坏性的后果,这才是政府作为社会理性代表监管的关键所在。以对于转基因监管最为严格的欧盟为例。欧盟的转基因管理实行的是“以技术为基础”(technology—based)的管理模式,主要包括审批制度、标识制度、可追溯制度和共生管理等。①欧盟对于转基因实验的审批也很严格,即使是实验性质的种植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欧盟1998年曾经停止过15个成员国的转基因食品的经营,1999年又曾经暂停过转基因植物的种植。这些对于技术的限制导致了欧盟成员国转基因技术的研发障碍,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欧盟现今技术上远远落后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为了保护自身农业免受冲击,欧盟采取了对于转基因极为严格的市场准入措施,即便是已经在欧盟境内获得销售许可的转基因产品,也允许欧盟的各个成员国在一定的情况下,实行临时限制或禁止其在境内销售的办法。②这导致了国外某些公司和政府的强烈不满,2003年,被称为“转基因贸易问题第一案”的美国、加拿大、阿根廷3国与欧盟的贸易纠纷就是技术强国向技术弱国强推产品的一个典型例子。欧盟对于转基因的限制措施使得以上3国尤其是美国转基因产品出口受到重挫,这3个国家均向WTO提出申诉,认为欧盟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自由贸易原则,最终,2006年11月,专家小组做出了考察报告,认定欧盟对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3国对其出口的转基因产品所实行的禁止或限制销售措施违反了依据《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简称SPS协议)下其应当承担的条约义务,构成了对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等方利益的损害,并要求其予以纠正。③由此可见,在现有国际秩序下,如果没有自己的转基因技术,国外的转基因产品强势入侵是不可避免的,转基因不一定安全,但是别人的转基因产品一定比自己的转基因产品更不安全,因为可能涉及国家粮食安全命脉,决不可拱手让人。所以,技术上的研发不能放松,毕竟转基因推广是大势所趋,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也得到了很多权威的认可。退一步讲,转基因即使是不安全的,但其也会是现代生物技术的开端,会引领更好的技术出现。我们要相信,谁引领了技术进步,谁就引领了“绿色革命”,谁就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对于技术的监管只会阻塞技术的突破,限制解决现有问题的新技术的出现。相比来讲,对于产品的监管可行也可控得多。我们对于产品的严格监管,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点:第一,加强对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审核,以大学、科研所为依托,建立更加专业的转基因检测机构。对于检测机构要建立更加严格的准入制度,对于机构与人员、质量体系、仪器设备等多方面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④保证测试结果的公平、公正、公开,建立能够专业、独立对现有检测技术进行改进的兼具科研的双重检测机构。第二,对于转基因产品涉及的专利问题也要予以审查。基因专利本身在法律上也一直是一个待讨论的话题。美国Myriad公司确定了人体BRCA基因(乳腺癌易感基因,具有这种基因的人会较容易患上乳腺癌)的位置,并将其从染色体中分离、测序,随后,Myriad公司对BRCA基因及诊断测试方法提出专利申请,并最终获得授权。这项专利的获得,使得BRCA基因被该公司垄断和“独自享有”,其他人和其他机构不得侵权。⑤而该公司可以趁机抬高这项服务的价格,原本提供这项服务的机构———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则不得再提供该基因的诊断测试服务。这一案例引起了美国社会乃至全世界对于基因专利的一场大讨论,如果对于基因申请专利,那么是不是以后针对此基因的产品都要向该公司缴纳专利使用费。后来一部分患者将Myriad公司告上法庭,法院判定专利无效,但是Myriad公司提出上诉并最终胜诉。按照基因专利法规来讲,只要个人或机构能够分离、测序DNA并确定它在生物体内的功能,就能给基因申请专利。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早就开始了抢注发现的基因。而一旦获取了基因专利,一条基因可以开发出一系列产品,继而长期获得高额利润。①基因专利的受害者当然是转基因产品的消费国,尤其是依赖于该类产品的国家。比如,因为美国孟山都公司的注册专利和基因抢注行为,使得印度的棉花厂商因生产含有该专利的转基因棉花而受到美国对其产品的抵制和限制,从而给印度的农民和商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②“物美价廉”的转基因产品上市尤其是转基因种子上市,可能造成的是整个社会观念和社会习惯的改变,是社会对于产品的依赖,如果人们离不开的产品的核心专利把握在别人手里,那么无疑我国的国家安全会受到极大威胁。现今一些大公司已经开始了“基因抢注”。2001年,美国孟山都公司对于发现于中国的野生大豆的一段序列一口气提出了64项专利申请,这样有可能导致的后果是,中国育种专家或者农民很有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侵犯了孟山都公司的专利权,进而面临高额赔偿。③所以上市的转基因产品必须要对其涉及的技术专利和基因专利予以审核,对于那些涉及国外专利的产品的上市要持谨慎态度。
三、监管产品而不是技术的合理方法
(一)积极推动生物技术应用
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生物技术的应用是大势所趋,转基因的应用必将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一方面来说,只有一项技术真正被应用,才能更好地促进这项技术的发展。无论是军事还是民用领域,生物技术的应用都会极大地推动生物科学的发展。以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巨头美国孟山都公司为例,该公司每年将其营业收入的10%用于科技攻关和技术研发,直接瞄准当今和未来国际生物技术的最前沿,该公司每天仅仅用于科研的投入就达到了260万美元,④令其他公司乃至其他国家都无法望其项背。可见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会使受益者投入更多的资金进入到这个领域,从而真正推动这个领域的进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将更多的人才和资金吸引到这个前途无限的领域,也有望迅速改变我国生物技术落后的现状。美国政府每年投入到生物技术和生物工程的费用达到几十亿美元,坐落在马里兰州的军事医学研究所,其实就是美国基因武器的研发中心。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借助生物技术研发出了各种“生物武器”。⑤但是,生物技术具有研究和开发周期长、技术含量高、产品寿命周期长等特点,这由此决定了该产业是一个高风险、高投入、高收益、长周期的行业。⑥在项目的种子期、创业期、扩展期和成熟期,都需要大量的、持续的资金投入。仅靠政府投入难以满足其需要,更无法使其紧跟世界先进水平,也会导致其与市场的脱节。针对我国目前现状,国家应该尽快让一些“检定合格”的转基因产品走出实验室,让转基因技术真正造福于我国人民,促进我国生物科学的长足发展。在适度的监管环境下,通过推动技术密集型生物公司的成立和发展,进而推动生物技术的应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生物技术的应用,也会改变如今生物专业“冷门”的现状,《2014年大学生就业报告》将生物工程专业列为“红牌”警告的十大专业之一。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生物技术应用不够造成的。应用不够导致人才的缺失,然后导致科学技术整个的停滞不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只有推动生物技术的应用,才能吸引到更多人才投身于生物科技的研发,形成“科学—技术—产品—经济—人才—科学”的良性循环。生物技术的兴起和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我们的强国梦。
(二)在转基因的应用过程中引入保险机制
既然要推动生物公司的建设,那么就必须要开创生物公司全新的盈利模式和风险监管体系。转基因的应用实际上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虽然以现在的知识和监管体系来讲,试错的风险并不高,但是试错的代价却是极其高昂的,它涉及千千万万人民的生命安全,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所以要通过一些措施防控这种风险,其中一种合适的方法就是在生物技术的应用过程中引入保险制度,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由国家授权第三方权威机关对生物产品进行评估,一旦发现高风险产品则不允许上市,一些鉴定为“安全”的产品则需要生物公司为其购买“保险”,这些产品进入市场以后,如果出现像“三鹿奶粉”那样重大的食品安全问题,则由保险公司进行理赔。这样做不仅仅是给生物技术公司创造了一种可行的盈利模式,更是给生物技术的应用提供了一条可能的道路,通过为转基因产品买保险的方式,防控风险,监督风险,体现的是科技应用过程中的人文关怀与社会理性。保险的范畴要涵盖转基因生物风险的各个方面,现今公认的转基因风险按照产品的风险,主要有食品安全方面的风险和生态安全方面的风险,所以针对转基因产品的保险应该分为“食品安全”保险和“生态安全”保险。如果已经上市的转基因产品出现了食用性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将由保险公司理赔。如果产生了对于周围环境的破坏,或者造成生态圈的不良后果,也由保险公司理赔。这样一来,无论是食用还是种植,都没有了任何后顾之忧。保险所能起到的作用,不是让人们接受转基因食品,而是的的确确保障这种产品一旦出了问题,能够及时筹措资金,保障受害者的利益,尽最大可能挽回损失。现有转基因产品的风险并不高,全球迄今为止没有出现过一例因为食用转基因食品而出现严重后果的例子,也并没有哪项被科学界权威认可的动物性实验验证了这一结论,所以转基因产品的保险并不会增加多少生物公司的成本,政府也可以对生物公司的这部分成本进行补贴,以提高转基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四、结语
篇7
【关键词】植物基因工程;教学改革;教学实践
1引言
植物基因工程(plantgeneticengineering)是基因工程原理和技术在植物领域的研究与运用。《植物基因工程》是生命学科相关专业的研究生阶段的重要课程,涉及遗传学、现代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及生物信息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与实验方法[1]。它利用基因工程理论技术,从供体分离克隆外源基因,在体外与载体DNA重组后,经遗传转化导入受体植物基因组中,并获得有效表达和稳定遗传的转基因植物[2]。《植物基因工程》的教学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特点[3],一般分为基础知识及实验操作两个部分教学。同时,该课程教学的内容信息量大,部分内容深奥,学生难以理解。近年来,生命科学研究和发展日新月异,即使是经典的《植物基因工程》教材,其中的理论和实验技术方法很容易滞后于当前最新的研究发展状况。而作为一门植物研究领域的专业课,必须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尽量提高教学效率。为了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更好地掌握植物基因工程的原理及基本实验操作方法,激发学生研究型思维、提高科研素质。我们近年来对该课程的教学进行了改革探索,并取得一定效果。
2教学内容更新
2.1合理选择教材
我校《植物基因工程》基础理论知识部分选用的教材为王关林等编著的《植物基因工程》(科学出版社,2009),同时参考S.B.Primrose和R.M.Twyman编著的《PrinciplesofGeneManipula-tionandGenomics》(基因操作原理-英文第7版),以及P.C.特纳等编著,刘进元等译的《分子生物学》。所选用的教材系统性和层次性强,涵盖分子生物学、植物基因工程的目的基因的转化、转基因植物的检测、转基因植物的遗传特性及安全性、植物基因工程所涉及的各种现代生物技术等部分。选用的上述辅助教材中,有更为详尽的实验原理、实验操作步骤等介绍,便于我校植物学方向的硕士生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兴趣,更全面地查找阅读实验操作原理,有助于熟悉相关专业的研究前沿,同时逐步习惯阅读英文文献,更为自身选择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2.2教学内容的优化
《植物基因工程》这门课中有很多知识点涉及生命科学的前沿。近年来,生命科学成为发展最快的科学之一[4],该学科实验方法日新月异,新的载体、酶、菌种不断涌现,实验仪器也愈来愈智能化,经典教材其中所涉及的很多实验方法与目前最新的实验手段常常不吻合。因此,《植物基因工程》的教学过程中必须与时俱进,立足于所选择的教材,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才能让学生接触到生命科学前沿研究动态,及时掌握全新实验手段和方法,对这门课产生学习兴趣。由于《植物基因工程》的内容非常宽泛、深奥,许多内容涉及生命科学的前沿,对于缺乏实验基础的研究生而言,过多的宣讲基础知识和原理,不仅乏味,也学生难以理解。而学校安排的课时有限(仅为16课时),上述内容很难在有限的时间内系统介绍,因此,必须对《植物基因工程》教学内容进行大胆的改革探索,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首先精简基础知识教学内容:上述选用的教材中,仅仅保留基因工程简介、转基因基本操作原理及植物转基因操作方法及实例这几个部分,其余基础理论知识均结合实验课讲授。由于《植物基因工程》的教学离不开植物组织培养这个环节,因此,对教学内容增加了植物组织培养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根据植物基因工程技术日新月异的特点,增加了最前沿的基因工程技术,选用《nature》《plantcell》等世界一流期刊的最新研究论文,介绍如靶向基因修饰新技术——TALEN和CRISPR/Cas9等基因工程最前沿技术原理方法,激发学生的科研的热情。
2.3教学中创设问题
根据《植物基因工程》课程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的特点[5],在教学的每个环节穿插具有趣味性、启发性及新颖性的知识;根据当前转基因食品成为全社会讨论和关心的热点问题,教学中创设问题,如:“我们身边有哪些转基因植物或食品”,“转基因植物(食品)安全吗”等,要求学生对转基因的每个环节可能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展开讨论,激发学生好奇心和求知欲。
3实验教学方法的改革
3.1将部分基础知识和实验操作要领融合教学
《植物基因工程》是一门理论知识和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培养学生对该课程的兴趣及动手操作能力,是该课程的重要目的之一。而实验课程中所涉及的仪器、试剂、载体、工程菌种类繁多,植物转基因操作要求动手能力强、实验周期长,初次操作容易失败,获得的转基因产物存在假阳性,需要步步检测验证等问题。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所有实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是实验教学中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植物基因工程》的实验过程是一个层次化渐进的过程。以实验项目——木本植物桑树的转基因为例,整个实验从植物组织培养开始,涵盖工程菌的选择、培养及鉴定;表达载体的选择、转化、扩增,目的基因克隆、片段回收,转入载体;目的基因与载体的连接、验证及转化农杆菌;含转基因载体的农杆菌侵染事先准备的组织培养的器官或植株,转基因植株的培养和鉴定等多个环节和步骤,实验周期长。由于高等植物自身特点,每操作完一个步骤,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进行下一个实验步骤的操作教学。根据上述特点,我们以实验进展引领理论教学,将植物学的基础知识融入到实验过程中,使多个实验项目层层递进,又有机衔接成为一个整体。这样有利于学生更加高效、直观地掌握基本理论。
3.2鼓励学生动手实践
教师在讲授基础知识结束后,一般随即动手演示,并且讲解每个操作细节的要领。实验室一般尽可能准备实验仪器、器材及试剂,让学生亲自动手实验,使其获得感性认识,增强实验主观能动性,增强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的了解,增强科研热情。
3.3实验教学中充分利用微信工具辅助教学
微信等通信工具已融入现代社会生活中,成为大部分学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利用微信工具辅助实验教学,会带来出其不意的良好效果。每一部分实验均以老师演示,将实验操作细节拍摄成为视频,传到微信群,供学生反复播放揣摩,这样可以提高教学效率,避免大批学生围观教师实验操作,看不清楚其中关键细节;实验中相邻两个步骤之间等待的时间,教师可以将该部分实验所涉及的基础知识总结后上传微信群,并利用微信布置作业,提出问题;可以让少量学生轮流查看如无菌苗生长状态、农杆菌扩增的浓度、目的基因扩增的条带等操作结果,及时拍摄成照片传到微信群,以便于其他学生第一时间知晓实验结果,及时准备下一部分实验;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在课外利用微信组织讨论,大大活跃了学习气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增强了团队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实践证明,利用微信辅助教学的方法,可以彻底改变“灌输式”教学中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状况,使每一位学生真正融入实验教学,成为这门课学习的主体。
4结束语
《植物基因工程》的教学方法和思路必须围绕该门课程的特点进行。该门课程涉及生命科学的前沿、同时兼具实验性很强的特点。教师不仅要合理选择教材,同时在教学中,必须合理调整基础知识讲授与实验课的时间比例,以实验教学带动课本教学,将书本基础知识贯穿于整个实验环节。教师自身应该注意以科研促教学,不断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和素质,拓宽自身的知识面,及时掌握基因工程最新研究动态,自动掌握和更新实验方法,才能真正掌握这门课的授课艺术,让学生有热情参与到这门课的教学中。和其他任何学科的教学一样,学生始终是《植物基因工程》的学习主体。根据当前学生生活已经离不开手机等特点,利用微信工具辅助实验教学,获得了出其不意的良好效果,激发了学生研究型思维、提高了动手能力及处理解决问题能力,有效培养学生的科研素质。经过两年多的尝试,《植物基因工程》这门课的教学效果获得了极大提高,学生反映这门课再也不枯燥了,在短短16学时的教学中,掌握了基因工程的原理及基本实验操作方法,对转基因的植物有了全新的认识,并且了解到许多生命科学前沿知识,可谓是受益匪浅。许多学生由此对该学科的科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增强了学习和研究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当然,《植物基因工程》这门课的教学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教师在今后教学中继续探索更合理、更科学的教学改革思路,需要教师和学生更多的互动,才能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为社会培养更多具有一定科研素质的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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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75岁的波特利库斯非常沮丧。10年前的1月31日,《时代》(TIME )杂志就在封面上报道过他的成就,那是一把绿色的植物茎秆,上面印着醒目的标题“这种大米每年能挽救100万孩子的生命”, 同年《科学》(Science )杂志也刊登了波特利库斯小组的转基因大米―黄金水稻。但他现在认为自己在有生之年看不到它对人类作出的贡献了,因为黄金水稻仍在田间试验里努力为自己正名,用2009年9月刊《自然》(Nature)杂志的标题来说,它掉进了一个关于转基因作物争论的“战场”。
β胡萝卜素大米拯救世界
整个20世纪8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都在寻找改善大米营养成分的方法,一直到1992年纽约的一次头脑风暴会议上,一个大胆的想法诞生了―将合成β胡萝卜素的整个生化通路构建到大米基因组中去!
世界上有2亿5千万儿童缺乏维生素A,世界健康组织(WHO)估计,每年因缺乏维生素A导致25万到50万儿童失明,其中一半在12个月大之前死去。而维生素A缺乏症主要分布在以大米为主食的国家,因为大米不含有能转化为维生素A的胡萝卜素。虽然蔬菜水果、肉和牛奶都能提供维生素A或者它的前体,但在一些贫困国家,获得这类食物比获得大米更难。
波特利库斯,一位在瑞士联邦工学院(ETH)研究大米转基因的前沿者,正好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飞机上碰到了在类胡萝卜素生化和分子生物学方面的专家拜尔,这两个研究领域正好互补的科学家同时为这个想法所震动,并且一拍即合。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俩的实验室相距不到2个小时的车程,事后证明这很有意义。
拜尔承认自己仅仅是被这个想法本身所吸引,洛克菲勒的科学咨询委员会也对此十分怀疑―将整条生化通路整合到大米基因组里看起来更像个美丽蓝图。最终,基金会还是决定冒险一试。
7年之后,波特利库斯和拜尔在将两个水仙基因和一个细菌基因整合到大米基因组里后终于成功获得了黄金水稻。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发生在弗莱堡的一个深夜,拜尔回忆,他像往常一样用高效液相色谱仪分析产自波特利库斯实验室种子的分子成分。这次,显示器上出现了一个过去没有的波峰―类胡萝卜素的信号!当拜尔回头仔细看这批种子,他注意到一个自己忽视的现象:谷粒呈现出微微的黄泽。
绿色和平组织和黄金水稻的战争
泰国商人为波特利库斯的大米建议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黄金水稻。但是波特利库斯知道,黄金水稻不会像它的名字那样容易被人接受。瑞士是欧洲反基因技术努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整个80年代波特利库斯都在面对来自愤怒学生的对抗。为了保护他的作物,ETH花费几百万美元建立可以抵御手榴弹的温室。
不过,黄金水稻的诞生的确让绿色和平组织陷入了不曾遇到过的困境。不像防虫的转基因作物,黄金水稻是第一种被设计用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群的作物,它也许能够挽救生命。是否应该反对黄金水稻,一度让协调绿色和平组织运动的黑尔林感到困惑,他为此请教了WHO专家关于维生素A的知识,并最终决定亲自去位于苏黎世的波特利库斯实验室看看。
谈了一整天,波特利库斯很希望能说服这位同胞,但他们还是谈崩了。
尽管绿色和平组织保证不去破坏波特利库斯的田间试验,但他们还是发起了反对黄金水稻的强有力的运动。他们认为黄金水稻被设计出来,是以可疑的公众为借口,来达到开放其他转基因作物大门的目的。他们指出,按照一颗黄金水稻里含原维生素A 1.6微克算,一个两岁的小孩每天必须吃掉3公斤黄金水稻才能达到推荐的每日维生素摄取量,一个哺乳期的妈妈则超过6公斤。波特利库斯则指出这些人的无知,只要能达到推荐摄取量的一半就已经能防止营养不良,而且指望小孩所有的维生素A从大米中摄取完全不现实。
绿色和平组织又指出,人体肠道对β胡萝卜素的吸收和转化为维生素A的效率很差,12个分子的β胡萝卜素只能转化出1个维生素A分子。虽然最新的一个研究表明,经过测试以黄金水稻为食的自愿者体内的转化速度,大概每3-4个β胡萝卜素分子就能转化出1个维生素A分子,该研究的科学家拉塞尔认为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效果。但是黑尔林指出该研究的计算是建立在理想数据的基础上。
对于绿色和平组织的吹毛求疵,波特利库斯嗤之以鼻。他说,绿色和平组织不如去指责1900年的莱特兄弟没有造出穿越大西洋的飞机。
商业化也难改黄金水稻命运
世界500强之一,英国制药巨头阿斯利康公司开始介入这场争斗。他通过资助拜尔实验室的方式获得了对黄金水稻技术的使用权。后来瑞士Syngenta种子公司通过合并阿斯利康公司的农业综合企业部门,控制了黄金水稻技术,并试图提高大米内的类胡萝卜素含量来实现商业化。
Syngenta公司科学家创造了一个新版本的黄金水稻,他们命名为GR2,与之前的GR1区别开来。GR2将黄金水稻里β胡萝卜素含量提高了23倍。即使按照绿色和平组织所说的12:1的转化率,每粒米含有72微克的β胡罗素也足以满足一个孩子。
但这些结果不会打消外界的怀疑,就像一位WHO专家所说,在实际生活中效果如何还需要检验。Syngenta公司已经停止了对黄金水稻的研究,目前主要在菲律宾、印度和越南这些国家开展作物的应用研究,将黄金水稻与当地受欢迎的稻种一代代回交。
田间试验需要很长时才能获得同意,而局限在温室里的科学家,在大量种植用于研究的作物时很困难,这些限制导致“年复一年的拖延”,波特利库斯抱怨。
即使田间试验成功,黄金水稻能否在这些国家获得批准还很难说。而且,来自黄金水稻的争议让其他作物的营养价值也获得了重视,每年1400万美元的预算投入到了12个作物中的传统育种研究中,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维生素A、铁和锌的含量,这些研究还得到了绿色和平组织的青睐。
转基因纠结愈演愈烈
与中国有计划、有调控地实现转基因作物生产相比,国外不同组织对于转基因技术的争论日趋尖锐。就在中国2009年8月宣布给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颁发安全生产证书之前,国外对于转基因技术安全的争论,从反转基因作物组织与科学家、企业之间矛盾,甚至转移到科学家内部的争论上来。
2007年11月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年轻的科学家Rosi-Marshall发表了一个研究结果,通过观察在河流里以玉米残渣为食的石蛾幼虫生长情况,她发现每当河流旁的玉米是防虫转基因玉米时,石蛾的发育就比正常的要慢,而且以转基因玉米花粉为食的石蛾死亡率是正常的两倍以上,因此转基因玉米“在农业区域可能会对河流生物产生不良影响”。这一结论立刻在科学界和非政府组织间激起了轩然大波。
一方面,反对转基因作物的组织拿作为武器。一家伦敦的非盈利组织对文章进行了摘要,“要求停止在河流附近种植玉米⋯⋯这与(Rosi-Marshall)提供的证据是一致的”,这一结果也立刻被绿色和平组织引用作为转基因危害环境的证据。
另一方面,科学家对这篇文章的反应极为激烈。不到两个星期,对于试验和结论极度不满的科学家开始给作者、PNAS编辑以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写信,到了月底对于这篇文章的抱怨已经席卷了整个研究领域。“这是一个愚蠢的实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米勒说。
令科学家不满的是,她这一充满了问题的论文对国家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文章发表后法国政府宣布禁止种玉米。很明显,该文章加剧恶化了处于困境中的转基因技术研究。“我十分肯定,它对于政策制定者造成的影响将比之前任何一次都严重。”乔治亚大学的农作物遗传学家说。
篇9
崔永元在美国进行数月走访调查而成的纪录片终于。在这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纪录片中,崔永元一行人通过人物访谈、实地调查等方式,以自己的立场为基础,记录了美国转基因食品的现状和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观点。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这部纪录片,持不同观点的人会看到不同的东西。对转基因支持者而言,这部纪录片算是粉碎了“美国人不吃转基因”的谎言,明确了转基因在美国并不需要强制标示,也体现了美国官方和主流学界对转基因的支持态度;而对于转基因的怀疑者和反对者,也能看到美国内部也存在强大的转基因反对声音、不少人排斥转基因食品并欢迎有机食品等。
然而,作为一部纪录片,它存在太多的漏洞和偏颇,使之无法完整客观的呈现美国农业和食品工业的真实面貌。事实上,片中存在的大量漏洞甚至谣言,已经被众多科学传播界同仁辟谣过多次。本文并不想引用太多专业论文来进行辟谣,毕竟,一来这是重复工作,二来结论性的文字是一个信者恒信,疑者恒疑的东西。本文的写作目的是与各位读者探讨应该如何进行一个科学的调查,以及如何对调查结果进行更为理性的思考。
统计和谬误
对统计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抽样的样品越多、分散的越随机,越能反应总体的规律,反之则会陷入错误之中。纪录片中,“超市采购”案例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我们可以注意到,采购者在一座超市中,只购买了一件玉米制品和五件大豆制品。那么,只在一家超市取样,随机性就不能保证——毕竟在美国甚至有只贩卖非转基因食品的专门超市。此外,购买的产品种类太少,且不能保证是否经受了非随机的挑选——因为即使是转基因和非转基因食品都进行贩卖的市场,非转基因食品有着明显的标识,这对于商品选择有着显著的影响。事实上,在存在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就必须采用盲法进行采样,来保证取样不受影响。例如,告诉第三方人群购买产品,而不告诉购买产品的标准,这样的调查也许会更具有说服力。
对消费者群体的采访也存在取样偏差。与大范围的问卷调查相比,采访调查虽然互动直观,但是由于样品量太少,无法客观的显现总体消费者的态度。从片中可见采访群体大多是家庭主妇人群(尤其是那个“家庭妈妈组织”,从穿着已经能看出是一个明显的转基因反对组织),而统计上对转基因持支持态度比例较高的如大学生等知识分子群体,却很少出现。
有了大样品量、取样随机的调查,其结论是否就一定可靠呢?非也。在很多统计中会出现具有相关性的数据。而如何从相关性推断两组数据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这是影响结论的重要因素。在片子一开始,就请出一位名叫南茜·斯万森的大学教授,展示了所谓“草甘膦使用量和疾病高相关性”的关系图。在图中,南茜·斯万森声称草甘膦使用量和一些疾病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其相关系数可达0.96以上。片中以此暗示了草甘膦是导致这些疾病的元凶。
那么,实事真的如此么?这里,斯万森说过的一句话其实已经点出了问题所在:“有相关关系,不代表两者一定就是因果关系。”事实上,混淆相关性和因果性的关系是在统计中经常犯到的谬误。它会造成诸如“冰淇淋销售量增加导致溺水人数增加”、“索马里海盗数量下降导致全球气温上升”等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
读一读斯万森发表在一个类似于博客性质的网站上的报告原文,我们可以发现根据她的计算,草甘膦使用量和几乎所有疾病都有高达0.9以上的相关系数。在科学上,如果一个变量能引起几乎所有其他变量的改变,那么人们首先怀疑的是二者间的相关性计算是否存在问题。事实上,斯万森的报告的确存在的这样的问题。她使用的相关系数计算方式是经典的皮尔逊相关系数(Pearson's Coefficients),而该算法体现的是两组数据的变化幅度(如上升和下降),对趋势本身并不敏感(例如一同升高的斜率)。换句话说,如果两组数据都以接近的比率增长,那么二者计算出的相关系数都是非常高的。例如,笔者计算了2004年到2011年有机食品销售额和糖尿病发病率之间的关系,其相关系数高达0.992——这是否足以说明有机食物的销售增加了糖尿病发病率呢?
事实上,对于高相关性数据,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发掘其背后可能存在的联系。例如疾病发病率的增加,直接原因可能包括检测技术的进步、人口老龄化、环境中有害物质的增加等等。然后通过实验,确认另一变量(如本例中提到到的草甘膦使用量)是否能直接导致该现象的发生。如此才能确定相关变量间是否真正存在因果性。总之,相关性不代表因果性,高相关系数也不能说明因果性更强。
科学事实的判定
对样品进行正确的统计和分析是得出正确调查结论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实验得到的结果则是形成科学事实的重要部分。那么,这里就牵涉到对于科学事实的判定。一个好的科学事实,需要有设计和操作良好的实验、符合逻辑的分析,并且其结果能接受其他同行的检验和重复。
在片中多次谈论到的核心问题,就是草甘膦和转基因作物的食品安全性问题。这是展现如何判定一个结论是否科学的窗口。目前,已经有相当多的科学结论,证明已经批准上市的转基因作物生产的食品,其安全性和常规作物相比并不会更低(这也是众多包括欧盟在内的国家和地区批准种植转基因作物和销售转基因食品的依据)。同时,也不时有一些声称发现转基因食品或草甘膦对生物体健康造成影响大的报道。那么,判断这些繁杂的信息是否科学,是否可被证实的依据,就是上面提到的“好的科学事实”所需满足的条件。
事实上,有很多此类正是由于不能满足这些条件而被认为并非科学事实。例如,2012年轰动一时的法国转基因玉米饲喂导致大鼠肿瘤事件,由于实验设计的缺陷和统计方式的错误导致其在2013年被撤稿。而片中多次提到的“MIT教授沙姆索和塞内夫发表的证明草甘膦影响肠道菌群从而影响健康”的文章,经笔者查询,系发表于一份尚不被PubMed收录,影响因子仅为1.3(这对于健康和生理领域属于相当低的水平)的期刊《Entropy》(熵)中,因此其同行评议的质量相对较低。细读此文可以发现,其阐述中草甘膦剂量-菌群紊乱证据极少,而更多的是采用斯万森的方式,用相关性代替因果性进行论断。前述已经被撤销的法国大鼠饲喂实验证据,在此综述中被引用了5次之多。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作者中,沙姆索自称“独立科学家”,而塞内夫则出身电子工程专业,二者均没有生物学学习经历,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何这篇文章中没有涉及任何作者本人获得的实验数据。
对于普通人来说,也许并没有多少机会接触学术文献,因此很多人面对一个科学结论是依靠是否符合的个人经验来判断是否正确的。然而,虽然个人经验对于自己本身印象深刻,但在没有良好设计和统计的前提下,是无法作为科学事实的证据的。这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个人体验会带有个人的主观因素,二是由于个人体验存在个例现象。例如,片中采访者提到的“Bt蛋白能杀死害虫,所以一定对人体有害”,其实是一种简单的联想,而没有考虑到昆虫和人体消化道内截然不同的环境和细胞表面受体。再如,片中提到的“玉米喂鸟”实验,虽然感官上看到转基因玉米剩下的更多,但是这一观察并未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最直接的因素就是很多转基因玉米相对普通玉米籽粒脱水更快,这是一个优良农业性状,然而含水量更低的玉米籽粒相比于含水量高的籽粒对鸟类啄食的吸引力更小。再比如,片中有人声称“吃过一两个月有机食品感觉更健康”的言论,即使这一现象成立,也无法说明转基因食品“不健康”,因为注重挑选有机食品的人,会在生活方式上也更加注意,从而使得个人体验变的良好。而对于个例来说,片中一段“转基因作物如果对某些最脆弱的人群不安全,它就是不安全的”的表述是个极好的例子。因为在美国,每年就有约200人死于花生等坚果及水产引起的过敏性反应,而对谷物中麸质过敏的人数据估计超过数百万。而这些“脆弱”的人群并没有妨碍其他人群将坚果、水产和谷物视作“安全的”。
科学事实的判定的底线,是尊重客观事实。如果不尊重客观事实,那么判定就成为了空中楼阁。此片很多结论虽然有不科学,但还算是有拍摄到的“证据”为基础(比如前述“斯万森报告”,虽然荒唐,但也算有个影儿),然而还有一些结论的提出则纯粹是玩弄观众。例如片中后半部分表述的“现在的玉米教材将有病害的玉米描述成正常玉米,以此掩饰草甘膦影响”中,那位种植园主描述的所谓“如同脚上的坏疽”的玉米根部,事实上是幼苗早期生长出的不定根形成的致密维管组织区。而片中开头出现的所谓“吃一个月有机食品后肿瘤消失”的言论,套用片中的话来说,那就是“如果你不信,那就来亲自看看吧”。
不能忽视的市场选择
片中除了采访普通消费者外,也采访了不少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户,询问了他们对于转基因作物的看法。其中有的人表示了支持,而另一些人则表示了反对。
为什么同是种植者,而对于转基因作物种植的态度差别如此之大呢?仔细看一下二者间的差异就能发现问题所在。支持转基因的农户,其家庭农场的面积广大,可以达到数百甚至上千英亩。那么此时除草和除虫的压力就变得非常大。如果采用传统的除草和杀虫方式,那么需要耗费的人工和精力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型农场的农场主欢迎转基因作物的原因。因为减少的人工费用可以大为降低作物的生产成本,减少杀虫剂的使用对环境也不无裨益。
而支持非转基因作物的种植者,则多以家庭庭院种植或小面积种植户为主。较小的耕种面积使得人们有能力来通过人工或有机方式进行生产。而生产出的作物,则由于其自身较高的售价,使得种植者获得更高的利润。
事实上,这种差异可以回答一个显而易见、但在这部纪录片中没有涉及的问题:为何在众多反对声中,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仍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在增长?
农作物的最终去向,仍是作为一种商品投向市场,因此其生产和销售一定符合市场规律。对于美国、巴西等国来说,由于人口较少而耕地面积广阔,因此粮食处于供过于求状态。农户为了能够获取更多利益,必然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降低成本或提高价格。而农作物生产中,人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可高达30%以上。对于难以有效减低的土地成本和物质成本来说,降低人力成本是增加收益的有效手段。而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则正是依靠其抗性的存在可以依靠大面积机械化喷洒广谱除草剂来降低人工使用。而对于抗虫作物来说,则减少了农药带来的物质成本和潜在的环境成本。方便、少人工、能在大面积种植情况下保证收益,这正是目前广泛种植的第一代转基因作物得以兴起和推广的原因。
另一方面,人口众多,耕地面积相对较低的国家如我国,粮食的供需则较为紧张,而粮食的需求则仍在增加——增加的人口、提高的生活水平,甚至所消耗的能源,都需要越来越多的粮食进行支撑。对粮食需求的增加和供给紧张导致的直接影响就是农作物价格的上涨和对农作物的进口需求。以大豆为例,2013年我国大豆需求量超过7500万吨,而生产量则为1200万吨左右。高达超过6300万吨的大豆缺口只能依靠进口弥补。而我国庞大的进口需求量又推动了世界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的增加——毕竟,面对国内的缺口,唯一可行的选择是进口国际价格较低的转基因大豆。所以片中那位大豆种植户明确表示,中国的需求变动可以直接影响其种植品种的选择。而这种变动带来的更具深远意义的价格波动问题,却在片中被有意或无意的忽视掉了。
那么,有机农业能解决这一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有机农业的性质决定了其生产成本无法有效的降低,因为它必须依靠足够的人工管理才能够良好运转和生产。这使得有机农业在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只占到极小的比重(对于美国来说约3%)。而高成本带来的高价格,使得选择有机食品的消费者需要承担更多的开支。这也决定了有机农业只能成为小部分人的选择,在家庭庭院之外贩卖或专营店倒是可以做到,而要成为现代农业的主流则是无法实现的目标。
所以,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其本质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就和任何一项新技术一样,新的高生产力替代旧的低生产力,这是正常的发展的趋势。如果仅仅将转基因作物的兴旺看做少数公司阴谋交易的产物,那么未免太瞧不起市场这只看不见的巨手了。
政策:脆弱的平衡
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到如何看待统计数据、如何判断科学事实,以及了解市场对转基因作物产业的影响。那么,还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转基因的挺反之争。
这部纪录片所反映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和中国一样,对转基因作物的态度并非铁板一块,反对者大有人在。事实上,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的近20年来,美国人并非是“放心的”吃,而是“浑浑噩噩”的吃——多数人根本不了解转基因,甚至听都没听说过。如果听到转基因这个概念,对于这样一个新的食品类型,出于人类的本性自然会表现出不信任的态度。只不过在两国情况还有些不同——美国民众更加信任政府权威部门的认定,且近20年来并没有明显而普遍地感到坏处。遗憾的是,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并不存在。
就目前来看,支持转基因的一方,支持的理由包括降低农产品价格、增加市场竞争力、减少高毒除草剂和杀虫剂的使用量等,而反对转基因的一方,理由则包括潜在的生态风险、信奉“天然”的心理或宗教因素,以及声称的潜在健康危害。目前主流科学界已经认为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并和传统作物有着无差异的营养和安全性,并且每一个新的转基因作物品种在商业化种植前都需要经过数年的审批过程来验证其食用和环境安全性。可以说,对于转基因作物的审批是最为严格的作物品种审定程序。相对应的,各国也都对转基因作物研发过程制订了严格甚至严厉的法规,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研发和推广都必须依照规章而行,任何违规违法的行为都理应且必须受到惩处。
片中讲述了一个试图提交伪造实验证据的种子公司被处以刑罚的事例,这正表明了在对待转基因作物审批这件事上给予的严格管控。但尽管如此,在政策考察和制定时,反对的声音仍是需要考量的因素。事实上,作为一个理性的政策制定者,总是需要在争论的各方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在涉及转基因作物经营和销售中存在争议的诸多方面,如农产品补贴政策、转基因食品的标注政策、进出口检测标准制定等等,莫不都是各方相互平衡的结果。
小结
这部纪录片,从宣传上看是成功的,而从科学角度看则是失败的。在宣传上,神奇的个例、丰富的个人体验和对一些转基因支持者激烈的反击,让这部纪录片具有很强的煽动性。但其背后,无论从被采访者的构成、所表述的观点还是其论述的科学性上看,无不流露着纵和选择的痕迹。这也许与随同他一同进行调查的著名转基因反对者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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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选取与情境设置
1.1 材料选取关注生产生活实际
统计2009~2013年高考福建理综卷生物选考题的材料背景和情景来源,整理成表1。
选修模块关注生产生活实际,重视学生对现代生物科技的理解。2009年~2013年高考福建省理综卷生物选考题联系生产生活,与生物科技进展密切相关。背景材料来源广泛,涉及农业生产、医疗健康、畜牧养殖等方面,充分体现选考题材料联系实际的特点。选考题以转基因抗病香蕉、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产前基因诊断、癌症基因治疗、猪克隆技术为情境,在考查考生现代生物科技知识的同时,引导考生关注生物技术在实践上的应用,提高其生物科学素养。
新课程高考背景材料不再单一地来源于中学教材上的内容,而是从大学教材、科技进展、科技论文等处获取丰富的材料信息,呈现全新的试题背景。近五年来,高考福建省理综卷生物选考题背景材料大都来自公开发表的生物科技论文。例如,2010年试题材料选自“红细胞生成素(EPO)在中国仓鼠卵巢细胞(CHO)中稳定表达”;2012年试题材料选自“Let-7a表达质粒的构建及其对肺癌A549细胞k-Ras蛋白表达的抑制作用”;2013年试题材料选自“猪体细胞克隆胚胎体外发育过程中的凋亡规律”。以科技论文作为命题素材保证了试题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公平性,不仅体现高考能力立意,同时还提高了命题效率和命题质量。
1.2 情境设置图文结合
如何使背景材料清晰表达且不失科学性,符合高考纸笔测试要求,是试题命制的一个关注点。2009年~2013年高考福建省生物选考题均以“文字+图示”的方式呈现生物科技复杂的过程,所采用的图示为技术路线图或过程图,充分反映出《现代生物科技专题》模块工程技术的特色。选修模块3所涉及的情境注重工程技术和操作流程,所需设备、材料较多,操作过程较为繁琐,有时一项研究会涵盖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和胚胎工程等工程领域,若单纯以文字的形式呈现背景材料无疑会增加考生阅读负担,影响考生正常应试思维,降低考试信度。若试题将大量的有效信息蕴含于图示中,可以保证提供充分、清晰明了的试题信息。
2 知识分布与能力要求
2009~2013高考福建理综卷生物选考题重视考查考生将所学现代生物科技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现将2009~2013年选考题知识分布与能力要求整理成表2。
2.1 强调主干知识的考查
统计2009年~2013年选考题分值比例发现,近五年来,选考题关注考生对生物学核心概念的掌握,并且基因工程知识占选考题总分的60%,细胞工程占24%,胚胎工程占12%。高考试题表现为侧重考查基因工程,兼顾考查细胞工程、胚胎工程的命题特征。
选修模块3包含五大专题:基因工程、细胞工程、胚胎工程、生物技术的安全性和伦理问题、生态工程,近五年选考题只涉及到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和胚胎工程。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和胚胎工程是《现代生物科技专题》的基础和重点,在现代生物科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进一步开展现代生物科技研究的前提。其中,构建表达载体、PCR扩增技术等知识在基因工程的考查中占了较大比例。构建表达载体和PCR技术是基因工程的核心,应用也相当广泛,以这两者为重点进行考查,反映出选考题强调主干知识考查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生物科技专题》中所介绍的生物科技有些需要在必修模块知识的基础上展开。因此,选考题的知识考查有时会涉及必修模块内容。例如,2011年选考题对电泳带谱图的分析涉及必修模块2的电泳知识。
2.2 能力要求逐年提高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对高考生物提出了四种能力的考查要求:理解能力、实验与探究能力、获取信息能力和综合运用能力。总体上看,近五年选考题注重考查理解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能力要求较为简单,能力考查层级不高。但从纵向来看,选考题能力要求逐年提高。
例如,2012年选考题第(3)小题:“肺癌细胞增殖受到抑制,可能是由于细胞中 (RASmRNA/RAS蛋白)含量减少引起的”。该小题重点考查理解能力和获取信息能力,需要考生在理解基因工程应用的基础上,“能从课外材料中提取有效的生物学信息,解决生物学问题”,获取信息能力层级较高。
再如,2013年选考题第(2)小题:“从基因组数据库中查询Bcl-2 mRNA的核苷酸序列,以便根据这一序列设计合成 用于PCR扩增,PCR过程第一轮循环的模板是 。”该小题重点考查理解能力,试题背景材料和题中所涉及基因工程知识的广度、深度较往年均有所提高,要求考生能深入理解基因工程的具体原理及过程。
根据裘伯川等对理解能力在理科综合能力中所处关系的研究发现,理解能力是构建理科综合能力的核心,同时也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因素。分析近五年高考福建生物卷选考试题,不难发现每一道试题都涉及理解能力的应用。获取信息能力是学生自主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对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获得终身学习能力具有重要意义。选考题材料来源新颖多样、信息呈现简洁直观有助于获取信息能力的考查,试题重视考查考生在新情境下,利用已有生物学知识发现、鉴别并运用获得的信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 问题设计与难度控制
3.1 问题设计严谨、灵活
问题设计是高考命题的关键一环,基于能力立意的问题设计应有助于考生启发思维,促进问题的解决。现从问题结构、问题表述和问题内容三方面,总结近五年高考福建生物卷选考题问题设计的特点:
① 选考题围绕考查的知识内容,以填空题的形式将试题情境引伸出5个具体的小问题,每个问题分值均为2分。
② 选考题在保证客观严谨的前提下,善于运用文字提示表述问题,体现问题设计的灵活性。例如,2011年选考题第(3)题:“据此判断胎儿为 (正常/患者/携带者)”;2012年选考题第(2)题:“MstⅡ是一种 酶”。这类问题表述限定了作答方向,问题指向明确。③ 问题内容与背景材料、知识考查密切相关。选考题或围绕新情境下的问题核心,延伸出多个知识点设计问题,考查考生对知识的理解能力;或通过隐藏生物技术流程中的部分操作步骤设计问题,考查考生获取信息能力。
3.2 难度控制相对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