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成本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30 0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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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人力资本；交易成本；迁移成本；区域经济差异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6)01―0081―06
一、引 言
篇2
国际贸易理论是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它的基本主题之一是对国际贸易动因的探索和研究。对贸易学说史的考察表明，比较优势反映了不同国家同种产品的机会成本（或相对成本）差异，是国与国之间产生分工和贸易现象的基本动因。那么，一个自然的追问是，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包括哪种或哪些成本呢？迄今为止，大部分国际贸易模型从生产成本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基础（海闻等，2003）。[1]概括而言，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主要表达了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它们分别从劳动生产率（技术）、要素禀赋、生产规模等视角找到了形成相对生产成本差异的根源，进而都可表达为“相对生产成本不等式”。然而，随着“制度与贸易”（North，1990；[2]Greif，1992；[3]Belloc，2006；[4]Nunn，2007；[5]）、“生态环境与贸易”（Siebert，1974；[6]俞海山，2004；[7]）、“可持续发展与贸易”（赵晓晨，1999；[8]傅钧文，2010[9]）等学术主题的日益兴起，比较优势的成本基础逐步出现多元化和广义化的趋势，仅仅基于相对生产成本差异来分析比较优势已暴露出诸多不足之处，进而难以通过国际贸易有效配置世界范围内的能源和资源、无力协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追求效率的最重要原则就是计算所有的成本”（戴利，2006），
毫无疑问，上述文献为本文写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拓展了比较优势的成本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由于已有研究对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认识不全面，导致其对塑造比较优势的成本外延的界定仍欠系统，同时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纳入比较优势形成过程的努力也极为鲜见。本文试图对李嘉图模型、H-O模型和规模经济模型进行集成，并将其表达为“相对生产成本不等式”。在此基础上充分吸收分工和贸易理论的若干新进展，力图表明当代比较优势的成本基础正在逐步由生产成本拓展为“全成本”，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应通盘考虑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从而谋求贸易增长、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在这个意义上，本文的分析不仅从理论上拓展了比较优势的成本观，而且对于实现一国对外贸易的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二、从李嘉图模型到规模经济模型：相对生产成本不等式
从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李嘉图模型到新贸易理论中的规模经济模型可最终归结为基于相对生产成本差异的比较优势，不同阶段的贸易理论只是在寻求产生这种生产成本差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基于这一考虑，本文通过对李嘉图模型、赫克歇尔—俄林（H-O）模型和规模经济模型进行集成，以涵盖从古典贸易理论到新贸易理论的主要学术思想，从而确立本文的分析基准（Benchmark）。
这一集成模型的基本假设融合了从李嘉图模型到规模经济模型的假设前提，具体包括：（1）两个国家、两种可贸易产品和两种要素。①两个国家分别为A、B，两种产品分别为X、Y，两种要素分别为L（劳动力）、K（资本）；（2）给定生产要素供给，生产要素可在国内不同部门之间流动但不能跨国流动；（3）A国和B国在生产技术（要素生产率）、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等一个或多个方面存在一定差异；（4）国家之间进行自由贸易，且不存在交易成本；（5）不考虑基于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在这些假设前提下，A国和B国能找到各自基于相对生产成本差异的比较优势吗？一旦综合考虑生产技术（要素生产率）、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等多个因素，就需要分别分析三者的变动对于生产成本变动的影响。若将一个国家生产某种产品与另外一个国家生产该产品进行对比分析，可能在某种因素上有导致生产成本取得优势的作用，而在其他因素上则可能存在导致生产成本处于劣势的作用。比如，A国在X产品的生产技术上比B国更先进，但同时，A国缺乏生产X产品的生产要素，或者生产X产品不能产生规模经济效应，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那么，A国生产X产品与B国相比究竟是处于比较优势地位还是比较劣势地位则难以判断。杨小凯、张永生（2001）[17]甚至提出了“不可能定理”，即“一般均衡是技术、禀赋、嗜好、交易效率等多个参数经由价格、数量之间无数反馈圈形成，根本找不出普适的规律”。倘若要对李嘉图模型、H-O模型和规模经济模型进行集成与综合，理论上的突破点在于确认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性：两国之间生产技术、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等因素引起要素投入向量a（X）、a（Y）、b（X）、b（Y）和（或）要素价格向量P（A）、P（B）发生变化后，经过综合反馈，基于生产成本的优势和劣势刚刚抵消，从而使得两国关于两种产品生产成本的“相对比较”完全找不出差异，即，进而无法找到两国各自的比较优势。从贸易现实来看，这只是一种小概率事件。更常见的情况是，经过生产技术、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等多个因素之间的综合作用，两个国家关于两种产品的相对生产成本或多或少会存在一定差异，即，这正是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所表达的核心思想 。在李嘉图模型中，特殊之处在于假设只有劳动力一种要素投入，并认为不同国家在技术（劳动生产率）上的相对差异是形成上述不等式的根本原因。在H-O模型和规模经济模型中，分别将分析视野由一种要素拓展为多种要素，由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不变拓展为不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递增，进而分别从要素禀赋和生产规模的角度找到了上述不等式成立的证据，但并没有影响上述“相对生产成本不等式”作为评判比较优势的“基准”。
三、比较优势的成本基础之拓展分析：“全成本观”的提出与论证
（一）基本假设
按照拉卡托斯（Lakatos，2005）[18]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笔者认为，若从成本视角审视比较优势理论，它的“内核”在于“比较”，其“外围保护带”主要体现为对稀缺要素及其成本基础的界定。因此可将本文基本假设总结如下：
第一，两个国家和两种可贸易产品。两个国家分别为A、B，两种产品分别为X、Y。
第二，国际贸易的相关当事人是“社会人”，国际贸易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交易成本。也就是说，人是利己与利他的混合体，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现实中的人是“社会人”而非“经济人”（伍世安，2010；[19]胡石清、乌家培，2011[20]）。从利己的角度看，为了“利己”，一些人甚至不惜以“损人”为手段，即存在着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从利他的角度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会兼顾社会利益、生态利益、可持续发展等涉及“集体理性”和“长期理性”的事情。
第三，A、B两国的对外贸易均会产生环境成本，并根据环境成本内在化程度将其纳入厂商的生产决策中。也就是说，就经济贸易活动作用的空间范围来看，大自然的诸多功能均具有经济价值，但经济学却将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铃木，2008），[21]因此本文在经济—环境大系统中分析国际贸易的成本和比较优势。
第四，A、B两国的对外贸易均会产生代际成本，并根据代际成本内在化程度将其纳入厂商的生产决策中。也就是说，就经济贸易活动作用的时间范围来看，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人类代际关系的准则，是比经济人假定层次更高的规范（章铮，1998），[22]本文采取“可持续发展”假设，在动态的经济—环境大系统中考察国际贸易的成本和比较优势。
（二）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模型：简化分析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贸易现实的发展，国际贸易中的成本或代价日益多元化，进而需要丰富比较优势理论中的相对成本外延，拓展其“外围保护带”，通盘考虑各种重要因素，构建系统和全局的成本观，为寻求科学合理的国际贸易成本补偿机制奠定基础。
为简单起见，本文在对上述四类成本（即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进行加总时，先采取简单求和方式说明相关机理并拓展比较优势的“外围保护带”，然后再将其一般化。虽然这种处理难免存在一定误差，但是考虑到目前尚未发现更好的表达“全成本”的函数关系式，当前可以肯定“全成本”与其各个子成本之间是正相关关系，简单加总方式可以很明白地体现这一特点，故选用之。不过后续分析表明，这一简化处理并不影响模型结论的一般性。
在t期，i国一单位j产品的全成本表达式可简化为：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若贸易模式为“A国生产X产品并出口至B国，从B国进口Y产品；B国生产Y产品并出口至A国，从A国进口X产品”，则有：
（2）式左边为A国X产品对Y产品的相对全成本，右边为B国X产品对Y产品的相对全成本，根据公式（1），可将（2）式转化为：
可分如下三种情况对此加以探讨。
情况一：如果
（3）式成立，此时A国在X产品上存在基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B国在Y产品上存在基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两国依然维持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下的分工和贸易模式。
情况二：如果
（3）式不再成立，此时A国、B国均不存在基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
情况三：如果
（3）式不再成立，此时两国比较优势状况发生了“逆转”，A国在Y产品上取得基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B国在X产品上取得基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此时两国的分工和贸易模式也会随之发生“逆转”。③
上述分析表明，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的基础。并且，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可增强、削弱、抵消甚至“逆转”一国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状况。一国要在某种产品上获得真正的比较优势，应将所有外部成本内部化，进而言之，比较的成本不仅包括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而且必然包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三）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模型：一般分析
贸易以生产为基础，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等传统要素的使用会产生生产成本。在此意义上，传统贸易理论立足于“生产”视角并从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角度解释贸易现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应看到，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和人们对制度的认识逐步深化，在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过程中制度（尤其是好的制度）要素的稀缺性日益显现，国际贸易的本质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在贸易活动中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成本（交易成本）。伴随着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成熟和生态平衡破坏、环境污染等现实问题的凸显，宜人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要素，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人与生态环境之间打交道的成本（环境成本）。随着资源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完善和经济社会中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可持续性”逐步成为一种新的稀缺“要素”，④耗费“可持续性”要素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当代人与 后代人之间“打交道”的成本（代际成本）（杨青龙，2011）。[23]因此，除了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等传统要素对于贸易活动是重要的，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要素也不可或缺，不过由于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要素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公共品属性，在传统的基于私人产权的经济分析中，往往难以将其纳入分析视野。然而，由于包括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要素在内的“广义要素”在当今世界中都日益显现出明显的稀缺性（虽然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这些要素的稀缺程度存在差异），使用它们均会发生成本或代价，进而有必要将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要素纳入比较优势的“外围保护带”，形成基于“广义要素”的成本范畴。根据前面的分析，就经济系统内部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本而言的比较优势可称为“狭义比较优势”，而在动态的经济—环境大系统中，基于生产、交易、消费等全过程和“广义成本”（或“全成本”）的比较优势则可理解为“广义比较优势”。在此可从多个角度对二者进行比较，如表1所示。
从内涵看，“全成本”（Full Cost，FC）是某种物品的产权在跨国转移中，发生于国际贸易过程，进而涉及生产和消费、经济和生态、今人和后人，使用一切资源要素的代价总和；从外延看，“全成本”是以国际贸易中的生产成本（PC）、交易成本（TC）、环境成本（EC）和代际成本（IC）等为子系统的动态开放系统。本文将“全成本”理解为一个系统，可将i国j产品出口至m国所发生的“全成本”的一般形式写作：
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若贸易模式为“A国生产X产品并出口至B国，从B国进口Y产品；B国生产Y产品并出口至A国，并从A国进口X产品”，则有：
对应于前文所述的“相对生产成本不等式”，在此可将（5）、（6）两式表达的思想称为“相对‘全成本’不等式”。⑤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是一种综合比较优势（Comprehensive Comparative Advantage，CCA），它是禀赋比较优势（TFCA）、制度比较优势（ICA）、环境比较优势（EECA）和“可持续性”比较优势（SCA）的有机结合，可将综合比较优势函数写成：
CCA=cca（TFCA，ICA，EECA，SCA）（7）
在此将全成本函数和综合比较优势函数等均表达为抽象函数形式，意在表明：从一般意义上说，“全成本”和综合比较优势并非它们各自子系统的简单加总的结果，而是由其子系统有机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虽然前文的简化分析中曾将“全成本”写为四种子成本的简单求和形式，但这只是全成本函数的一个特例，现实的“全成本”并不一定是四类成本的简单加总。需要指出，本文尝试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不排除将来还可能产生其他稀缺要素，进而纳入除了上述四大成本之外的其他成本项目，并且各项子成本在“全成本”系统中的地位也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动态变化。
四、结论与启示
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证明了“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即不同国家在同种产品上的相对生产成本差异是形成比较优势的基础，本文将其理解为“狭义比较优势”。然而，制度差异可以塑造比较优势，使用制度要素而表现出来的交易成本应进入一国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而环境成本内部化和代际成本内部化，同样在塑造一国比较优势时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各类成本逐步内部化，它们的累积效应将会改变比较优势的定义（潘家华，2007）。[24]比较优势理论广义化的一个基本趋势是，在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同时纳入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广义要素，进而可将使用或耗费广义要素的代价定义为“全成本”。其中，使用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等传统要素的代价构成了生产成本；使用制度要素的代价构成了交易成本；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构成了环境成本；耗费“可持续性”要素的代价构成了代际成本。随着成本的广义化，当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由“生产成本”拓展为“全成本”之后，“全成本”才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于是，可将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解为“广义比较优势”。需要特别指出，对国际贸易进行全成本分析并不是要彻底推翻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相反它恰恰是要在坚持与继承比较优势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尝试从成本视角拓展其外围保护带，形成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学说。正如王文先、王孝松（2008）[25]所言，比较优势概念揭示了国际贸易起因和影响的一些最为重要的东西，在许多与现实世界相符的假定之下，该理论本身仍能够成立。
若以“国际贸易的全成本论”为指导，一国在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必须综合权衡“全成本”的各类子成本，尽可能统一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谋求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为此，具体的战略和政策可包括：（1）以系统观念认识对外贸易中的成本和收益；（2）理性参与国际分工，谋求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3）制度创新和其他手段密切配合，谋求基于交易成本的比较优势；（4）逐步完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谋求基于环境成本的比较优势；（5）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谋求基于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杨青龙，2012）。[26]
注释：
①为了简单起见，此处不分析国家、产品和要素的多维（大于二）情形。但不难证明，将这里的要素拓展为三种甚至三种以上，基本结论仍然成立。
篇3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动机；区位
一、经典作家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动机的理论解释
马克思虽然没有创立系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但马克思有关资本国际化，尤其是有“过剩资本”和资本输出的思想，对于我们分析当代外商投资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仍有现实意义，马克思有关资本输出的思想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过剩资本”，形成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存在及其作用，使资本的增大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日益加快的速度进行，形成大量的相对人口过剩。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国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生产过剩不可避免；同样，相对于国内日益下降的平均利润率而言，必然存在大量过剩资本。与生产过剩、相对人口过剩同时并存的大量过剩资本正是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
2．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过剩资本的一条出路。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增值运动并不受国家或民族地域的局限，而是生来就是具有国际性。马克思、恩格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都成为世界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虽然在当时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资本输出并未成为经济现象，一国资本越出国界主要表现为商品资本，但商品生产的本性必然导致生产商品的企业为扩大商品销路而到国外去投资，以开拓国际市场、获取廉价原材料和追逐高额利润为目标的资本输出就成为过剩资本一条必要出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3．高额利润和获取高额利润是过剩资本输往海外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力。马克思明确指出：“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而且过剩资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较高的利润率，更重要的是追求利润量的最大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超过一定的界限，利润率低的大资本比利润率高的小资本积累得更迅速。”可见，资本要取得更多更快的增殖特性是资本输出的最根本动因。
二、西方主要经济学者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分析
1．优势理论。1960年，海默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率先提出了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一般性理论，即垄断优势理论，海默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资产交易过程，它还包括非金融和无形资产的转移，是外商投资企业使用和发挥其内在组织优势的过程。美国企业之所以能从事海外直接投资，其主要决定因素在于美国企业拥有技术和规模等垄断优势，而垄断优势源于美国企业控制了技术的使用以及实行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经营。后来金德尔伯格系统阐述了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亦被称为“海默-金德尔伯格学说。
2．市场内部化理论。概括而言，市场内部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第一，用自然性市场非完善性代替结构性市场非完善性，并以此作为市场内部化理论的关键性前提。第二，由于市场和企业是组织、配置要素和商品交换的两种基本途径，当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时，交易应在企业内部即外商投资企业所属各企业间进行，从而形成一个内部交易、内部转让的内部化市场。第三，内部化过程超越国界，外商投资企业便应运而生，因此，内部化优势促成了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但巴克利等人强调，外部市场的自然性的非完善性是相对于效率而言的，因此，内部化优势并不是指给予企业拥有特殊优势的这种资产本身，而是指这种资产的内部化过程（相对于把这种资产出售给外国生产者而言）赋予外商投资企业以特殊的优势。换言之，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并不需要一定有垄断优势，而只需要创造比外部市场更有效的行政机构或内部市场。第四，海外的直接投资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国际经济交易方式中居于主导地位。
3．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企业从事海外直接投资是由该企业本身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等三大基本因素共同决定的。第一，所有权优势。所有权优势在邓宁的几篇论文中定义不尽相同，但主要是指企业拥有或能够得到的别国企业没有或难以得到的无形资产和规模经济优势。具体包括：技术优势，包括专门技术、专利和商标、生产诀窍、营销技能、研究与开发以及产品特异化功能。企业规模优势，它是由规模、垄断和获得资源的能力所产生的优势。如规模大的企业研究与开发能力强，产品创新优势突出；寡占企业易控制原材料和产品市场；大规模企业能充分利用各种要素禀赋、市场—政府干预等方面的国际差异，分散企业经济经营风险，获得规模经济优势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它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的非完善性而将企业所有权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所获得的优势。邓宁所说的市场非完善性既包括结构性市场非完善性（如竞争壁垒、政府干预等），也包括自然性市场非完善性（如知识性市场上信息不对称及高交易成本等）。邓宁认为，企业将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可以避免世界资源配置的外部市场非完善性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保持和利用企业技术创新的垄断地位，从而有利于获得最大化的利润。第三，区位优势。它是指国内外生产区位的相对禀赋对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吸引与推动力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区位优势是由东道国和母国的多种因素的综合决定的。若东道国经济中的有利因素吸引外国投资者前去投资，则形成直接区位优势；若母国经济中的不利因素迫使企业到海外从事直接投资，则称为间接区位优势。概括而言，区位优势主要取决于：一是，劳动成本。由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性，尤其是妨碍各国之间劳动力移动的移民管制，导致实际工资成本的差异；而外商投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总生产成本最小。因此，企业在选择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时，必然先考虑劳工成本较低的地区，特别是当产品技术已经标准化以后，企业更倾向于将生产活动转移到劳动投入的来源地。典型的例证是东道国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会吸引国外企业前来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投资。二是，市场购销因素。尽管寻求廉价劳动成本的投资一直在迅速发展（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增长很快），但在数量上相对并不重要（尤其是与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相比仍然只是很小数目）。这主要是因为，国际性的竞争不只是包括为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劳动成本而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投资地点，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哪里出售产品和占有市场。正如斯密所指出的，“交换力”和“市场范围”最终限制着因分工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东道国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发展阶段以及当地竞争程度等市场购销因素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有到头重要的影响。例如，市场位置相距遥远的国家，由于运输成本和通讯成本较高而不利于开展贸易活动，但却能吸引海外直接投资活动；又如，若东道国竞争激烈，出口厂商会考虑在对方市场投资生产，以“当地制造”的标签推销其产品，而更为重要的是，迎合东道国不同口味和需要的生产和营销活动，严重依赖于东道足够的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经济增长的桎梏不是来片于供给，而是来自于需求，不管是对消费品还是对工业品，外商投资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从事专业化的生产和出售复杂的产品将取决于成熟的市场。为了寻求市场需求，当代外商投资企业打破了所有国家间、地区间的界限，将生产性的环球工厂与环球购物中心相互补充，从而将全世界都作为其市场目标。但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极其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三是，贸易壁垒。东道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存在，会直接影响到外商投资企业在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选择。许多东道国一直在意识地将利用关税、配额和当地标准等手段作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地重要手段，尤其是那些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地发展中东道国，贸易壁垒可诱使那些过去向其出口地外国企业到当地进行直接投资。四是，政府政策。一般而言，政法、社会和经济环境等直接关系到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家风险。母国和东道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母国对外投资的鼓励与限制政策、东道国引进外资的鼓励与限制政策等，都会对外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方式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如母国的投资鼓励政策和东道国的引资优惠政策能增强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第五，心理距离。前述由于经济条件不同形成的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物质和经济距离是跨国区位优势的主要决定因素，而由于历史、文化、语言、风俗、偏好、商业惯例等因素形成的心理距离，也是区位优势的重要决定因素。一般而言，心理距离越小，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就越大。
邓宁认为，区位优势不仅决定着企业从事国际生产的倾向，而且也决定着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和国际生产类型。不难看出，邓宁有关区位优势的解释，不仅吸取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关于国家优势的思想，而且承袭和发展了不少国际经济学者有关区位因素的分析。邓宁在抽象出上述三个决定外商投资企业行为和外国直接投资基本因素的基础上，根据三种优势的不同组合来说明外商投资企业如何在技术转移、出口和海外直接投资三种国际经济活动方式之间作出选择。若一国企业仅拥有所有权优势，则企业将选择许可证安排方式进行技术转移；若一国企业具有所有权和内部化两项优势，而无区位优势，则企业将选择国内生产然后出口的方式；而一个企业只有同时拥有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三种优势，该企业才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西方经济学者对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被人们最广为接受的综合性国际生产模式，被誉为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中的“通论”。
参 考 文 献
[1]陈秀山等．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魏后凯，贺灿飞，王新．中国外商投资区位决策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译．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杨丹辉．外商投资新动向分析[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4（2）
篇4
关键词：企业；贸易；发展； 绿色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8-106 -02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对外贸易发展迅速，随着中小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与进步，管理者的素质与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拥有了一定的专业外贸人才和强有力的技术竞争能力，出口产品也逐渐从单一性转向为多样性。央视财经根据海关数据统计，2015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值14.14万亿元，其中中小企业出口总额为9.1万亿元，占出口总额的64%。然而在伴随着中小企业对外贸易体系的逐渐完善的过程中，一些发展瓶颈也逐渐显露。我们根据数据统计发现2015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值比2014年出口贸易总值仍然有所下降。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中小企业虽然较之前了很大进步，但从理性上来看，不论是学术中将中小企业对外贸易与绿色发展相结合的探究还是具体现实中将二者结合的实践都存在意识缺乏或不给予足够重视的现象，中小企业在对外贸易过程中的环境问题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已经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日益严重的影响。为突破中小企业对外贸易发展新瓶颈，适应国内外环境发展的行情，必须走一条适应时展新潮流的道路――绿色发展。所谓中小企业对外贸易的绿色发展道路，就是让绿色发展这一新理念贯穿于中小企业价值观，规范着中小企业对外贸易发展的战略制定、目标、重点、阶段和相应的策略。简单地说，中小企业对外贸易的绿色发展道路就是让中小企业以绿色发展新思路作为指导思想。
本文将中小企业对外贸易与绿色发展结合起来，通过详细分析国内外环境指出当代绿色发展已成为刺激中小企业对外贸易持续健康发展迫切需要的新思路、新道路，并对如何落实对外贸易绿色发展的具体措施进行探讨。
二、适应国内外发展潮流：积极倡导绿色发展新理念
（一）从本国角度来看
“十一五”规划以来，我国大力倡导绿色发展，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坚持推进传统行业的绿色改造，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鼓励企业工艺装备更新之外，发展绿色经济。我国大力倡导走绿色发展道路，在经济的长远发展中绿色经济处于主动和有利的位置。“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这句话是今年两会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绿色发展理念。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绿色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要理念。当代中小企业在发展对外贸易过程中应当有效地与绿色发展相结合，遵循本国经济发展趋势，这既是响应国家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促进对外贸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从国际角度来看
随着工业发展加速，经济高速发展，环境与贸易的问题日益突出，绿色贸易壁垒自20世纪80年代应运而生，随后得到不断发展，现已成为限制我国中小企业进出口贸易的重要阻碍。所谓绿色贸易壁垒就是环境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领域中，一些发达国家凭借其科技优势，以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为目的，通过立法，制定繁杂的环保公约、法律、法规和标准、标志等形式对国外商品进行的准入限制，它属于一种新的非关税壁垒形式，已经逐步成为国际贸易政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壁垒使得出口产品的各个流程成本增加，规模较小的中小企业不能将出口产品内部化，出口市场份额、贸易机会、企业和商品信誉等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不利影响。尤其是中小企在对外贸易过程中，从资金和技术上难以使出口商品环境成本内部化，这样就改变了以往的贸易条件和比较竞争优势。绿色壁垒的产生无疑是对我国缺乏绿色发展意识的中小企业发展对外贸易的严重打击。
三、中小企业对外贸易绿色发展道路的实施
现如今仍有很多中小企业在对外贸易过程中没有树立正确的观念，把扩大对外销售作为第一理念，缺乏对外贸易绿色发展理念的认识。要想促进中小企业对外贸易顺应时代潮流，破除发展新障碍，必须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走绿色发展道路，这是带动中小企业对外贸易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并积极发展绿色产业
绿色理念对贸易发展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小企业要想促进对外贸易的新发展，必须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并将这一理念贯彻、落实到对外贸易的各个环节，发展绿色产业。绿色贸易壁垒成为我国中小企业对外贸易发展阻碍的这一事实已无法改变，那么中小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这次挑战带来的机遇，提高中小企业的环保标准，大力倡导并发展企业的绿色发展，在生产、管理和服务过程中彰显人性化，让绿色成为中小企业对外贸易的一大特色。与其同时，政府要在中小企业对外贸易绿色发展道路中充分发挥这只有形的手，给企业一定的引导和支持。
（二）中小企业进一步自我完善，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中小企业在管理者素质与能力、专业人才与技术竞争能力有所提高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自我。要充分、及时、准确地了解国外实行的绿色壁垒的实时信息以及发展的动态，充分做好迎接绿色壁垒的准备，让绿色壁垒成为中小企业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机遇。尤其是中小企业对外贸易的领导要率先树立绿色发展意识，抓住机遇，带动全体员工为企业生产和经营的每一个环节把好关，全面提高中小企业对外贸易发展的效率和能力。在优化出口商品的结构上要树立创新意识，尤其是技术创新方面，优化并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出口产品的各个环节。环节包括研制开发、加工、包装、运输、销售、服务、废弃物处理，让绿色发展贯穿于这一系列环节的始终，提高出口产品的档次。
（三）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外部的作用
由于中小企业在对外贸易过程中更多的是关注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性，这就需要政府积极组织、宣传或成立为引导和推进中小企业对外贸易绿色发展的专门部门，为它们收集更多关于其他国家环境壁垒的数据和信息以及有关绿色发展的实时信息，让中小企业在了解更多国外贸易环境的基础上发展绿色贸易。同时，政府应当为这些中小企业给予技术、理论支持，为降低中小企业在对外贸易过程中的生产成本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和绿色壁垒补贴，从而降低中小企业对外贸易成本，增强国际竞争力。
中小企业外部作用除了政府，还包括各个中小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在走对外贸易绿色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中小企业加强合作，有利于共同应对国外贸易环境的挑战，共同营造绿色发展道路，在国际市场上树立中小企业的绿色形象，共同突破贸易壁垒。
四、坚持绿色发展的建设性意义
（一）顺应当代绿色需求给中小企业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
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重视和关注环境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设置的绿色壁垒正是对绿色产品需求增强的体现。绿色需求对中小企业对外贸易发展不仅是挑战更是探索新战略、促进自身发展的新机遇。如果中小企业在对外贸易中忽视绿色发展道路，不能正确认识绿色发展在当代国际发展的新局面，就会被淘汰；国外消费者需要什么产品，中小企业就销售什么产品，既然绿色需求是国际市场的需求，那么中小企业就应当顺应此需求，为中小企业获取利益谋求发展的机遇，如果中小企业在对外贸易中以绿色发展为导引并提供绿色产品或服务就能在未来贸易中得到迅速发展。
（二）在国际市场树立中小企业绿色形象，赢得竞争优势
中小企业对外贸易实行绿色发展战略有利于在国际市场中树立绿色企业的形象，拓展绿色产品在国际上的潜在市场，提高中小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尽管绿色产品的生产成本比较高，但是它的价格也高于同类产品的价格，因此它的收益也是可观的，而且加上国际对绿色的重视，中小企业更应该从绿色发展上实行对外贸易，让自身跟紧世界大舞台发展的步伐。
（三）优化产业结构，实现资源合理配置
中小企业对外贸易绿色发展道路的推行成效关系到在未来国际市场竞争中的话语权，在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重视绿色发展战略，走绿色发展道路，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得管理的全过程不论从最开始的产品设计还是到产品的售后与废弃物处理，都考虑绿色、环保，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五、总结
中小企业对外贸易的经营和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实施对外贸易绿色发展道路与中小企业经营、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各中小企业对外贸易应当积极主动走绿色道路，克服一切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并探索出适合自身对外贸易绿色发展的思路，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从而不断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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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摘要: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但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关注的重心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发展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和亚当•斯密(Adam•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由种种辅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从而推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从关注资源配置问题向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转换。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内,它逐步解释了分工的发展是如何引起市场的出现、企业和货币的产生以及失业和景气循环交替的原因,它解释了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产生,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产生和不断演进……这些不但扩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分支,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所有互相独立的个别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
篇6
关键词：电子商务；安全电子交易协议；客户认证
电子商务是伴随着信息经济的脚步，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一个新概念。作为全球经济的一分子的中国参与全球的电子商务也已是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电子商务其实是一种商务活动的新形式，它通过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以数字化通信网络和计算机装置代替传统交易过程中纸介质信息载体的存储、传递、统计、等环节，从而实现商品和服务交易以及交易管理等活动的全过程无纸化，并达到高效率、低成本、数字化、网络化、全球化等目的。下面从我国的网络基础、互联网的发展、电子商务的软硬环境来分析我国电子商务发展及相应策略。
一、中国的电子商务状况
电子商务在我国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因此要对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就必须认清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所处的环境条件。要实现普通意义上的电子商务，必须有先进、可靠的信息交换网络平台作为支撑。概括起来，电子商务所需要的网络平台主要有：因特网、内联网、外联网以及其他一些通信网如固定或移动电话网、分组交换网、数字数据网、帧中继等数据通信网。
尽管这些年，我国在通信网规模和技术层次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互联网基础设施发展也非常迅速，但是由于受上网用户增长迅猛、网络自身服务能力及可靠性有限、网络营运成本及资费体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造成了上网速度慢、收费高，网上中文信息量有限等问题。作为电子商务的主角--企业的信息化状况也是绝对不容忽视的，我国企业信息化建设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的看来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其现状如下：
1．企业对信息化的认识普遍提高。许多大中型企业都把信息化建设作为今后几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网络化发展也为小企业利用信息迅速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信息化建设的热情非常高。
2．重大信息工程建设相对滞后。我国目前各种规模的企业绝大多数都用上了微机，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信息处理，辅助管理，许多大中型企业拥有相当多的信息技术设备，并培养和储蓄了一些信息化人才。一些重大的信息工程建设，如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制造（CAD／CAM）、管理信息系统（MIS）、制造资源计划（MRPII）、计算机架成制造系统（CIMS）等在一些大中型企业也有所发展。
3．企业信息化总体水平偏低。据统计，在我国1．5万家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大约有10％的企业基本实现了企业信息化或运用信息手段比较好，大约70％左右的企业拥有一定的信息手段或着手向实现企业信息化的方向努力，大约有20％左右的企业只有少量的计算机，而且往往只用作财务、文字录入，很少作其他目的的运用。
4．企业联网率低，使用效果欠佳。在我国，只有48家企业有自己的域名，1000家国有大中型企业中，有一半以上建立了内联网，但接入因特网的还不到10％，已在因特网上建立主页的企业，大多数仍旧停留在信息，信息查询等阶段，真正利用互联网络开展营销的非常少。
5．企业信息化程度差异较大。在行业上，金融、铁路、民航较其他部门高；在区域上，中西部较东部还很落后。
二、实现电子商务的软环境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加快了信息化世界的到来，但要使越来越多的商务活动得以在网络上进行，还有许多实际问题等待解决，诸如税收问题，电子支付中的法律问题，知识产权、商标权、域名问题，安全和隐私权问题，资费问题，标准问题，政府与行业管理部门的责任等等。下面将从法律问题、税收问题和安全问题这三个大方面对我国电子商务的软环境加以分析。
（一）法律问题
法律制度的制定远远落后于信息工业的发展。In-ternet发展了这么多年，电子商务也开展了几年时间，可世界各国至今都没有制定有关Internet的完整的法律，在我国更是如此。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电子商务方面的法律条文，但有关部门正在从事有关政策的研究和制定。作为电子商务的专门性法律，我认为，应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电子交易的合法性，如怎样取得交易的电子证据，法律是否认可这样的证据，以及电子货币，电子银行的行为规范，跨国银行法律问题等。其次，对电子商务的安全保密也必须有法律保障。对计算机犯罪、计算机泄密、窃取商业和金融机密也要给予法律制裁，以逐步形成法律许可、法律保障和法律约束的电子商务法律环境。最后，对网上知识产权、隐私权的保护也需要明确的法律规范。
（二）税收问题
网络贸易如不进行实物交易，是否需要另外设立新税种？没有物理上的交易地区，特别是跨国界的交易，政府还要不要征税，又如何征税？如何避免网上贸易成为"逃税区"？这些是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税务部门所普遍关心的问题。
从这些问题中我们不难看出，电子商务中的税收问题可分为国内税和国际贸易税。在国内税方面，大多数人认为应实现税收中性，即对电子交易方式进行的交易的征税不高于相当于非电子商务的征税。明确电子商务征税的管辖权是现阶段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以避免重复征税。在国际贸易关税方面，世贸组织曾于1998年5月在日内瓦达成尽快实行免征Internet商务关税的协议。近年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就是征"比特税"（bittax）。一些经济学家建议，除了对交易本身征税外，还要对因特网的传输数据征税。
（三）电子商务的安全问题
我们知道，CA应该由除参加交易的买方、卖方之外的具有权威的第三方担任。这个第三方可以是政府部门，也可以是行业主管部门，也可以是交易双方共同信任的组织。在国际上，CA是由市场竞争出来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市场还不够开放，电信行业垄断性较强，政府参与较多，所以在我国，CA现阶段还应由行业主管部门和政府出面担任，然后扶持出一些CA，营造竞争，使CA建设更加规范和高效率。至于如何扶持一些CA，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想应把这些部门与CA有关的部门剥离出来，让它们自由营运，自负盈亏。
三、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策略
中国的电子商务发展既面临国际共同的问题，如前面讨论过的法律、税收、安全等问题，同时又受制于我国的一些特定问题，如信息基础建设问题、商业规范问题、市场容量问题等。
（一）国家政府部门：加强规划，引导支持
1．明确发展电子商务的方向，制定扶持电子商务发展的政策。鼓励企业和有关各方面积极开放和应用电子商务、鼓励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广，鼓励中国企业与外国公司展开合作，学习国外电子商务先进的运作模式和技术手段。
2．制定国家电子商务整体发展战略、规划。电子商务可以打破地区界限，使落后地区可以通过网络接触外面的广阔世界。因此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它的发展也需要国家做好整体规划，兼顾不同的地区经济基础和社会状况，制定出适合国际的电子商务发展战略规划。
3．带头实行政府上网，实现社会公共服务信息化。政府部门应该积极推进电子政府建设，一方面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浪费，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另一方面，可以使政府公务员加深对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认识。
4．在电子商务服务及电信网络保障等方面，保护公平竞争，促进技术创新，保证以合理的价格提供可靠的通信网络服务。
5．协调制定统一的、兼容的能与国际接轨的电子商务体制框架与技术标准。在国际上尚未形成统一的、相互兼容的电子商务标准、规范之前，我国应积极参与有关规约的制定工作，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对话及协调，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在全球性的电子商务规约中充分体现我国的意见，以维护我国的政治经济权益。
6．支持建立一个具有权威性的交易安全保障体系，对符合要求的密钥管理和电子鉴权认证机构进行规划、发展授权，并进行监督管理，支持发展信用支付和电子支付系统。
7．逐步建立一个适当的法律法规框架，完善执法与监督，使电子交易得到法律承认，受到法律保护。
8．推进电子商务示范工程。中央政府应提高对电子商务重要性的认识程度，设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开拓电子商务。
（二）电子商务涉及的各行各业：积极支持，有效管理
1．信息产业部门。信息产业部门应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以便为电子商务的开展提供安全、可靠、方便的网络基础。应大力发展公共基础网络平台，合理配置资源，鼓励资源共享，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在规划时应充分认识到电子商务在我国发展的阶段性和地区间的不平衡性，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开始应发展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
2．金融部门。电子支付是进行电子商务的基本前提。近几年，我国在金融电子化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电子商务的发展不仅需要信用卡等支付手段，还需要有其他一些适合于小额交易的灵活的电子支付手段，如电子现金、智能卡等等。我国应加快建立跨区域、跨银行的电子支付系统，建成银行间、银行企业间资金清算和金融管理系统，使企业和个人随时随地方便地使用电子支付完成电子交易。
3．税务海关等税收征管部门。电子商务通过网络开展商务活动，不仅企业之间、企业与用户之间的贸易往来可以通过网络进行，税务海关等税收征管部门应该加强电子化进程，使纳税电报、缴纳及有关税收凭证，文件的传送都能通过网络以电子化方式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真正的电子商务。
4．信息技术与安全部门。电子商务的安全问题既是一个国际性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国家利益的问题。信息安全部门需要加强电子商务安全问题的技术和效果研究，保证国家对电子商务安全交易的有效控制，有力打击计算机犯罪，保障国家、企业和用户利益不受损害。电子商务是一种全新的动作环境与手段，同时也是跨区域、跨部门、跨国界的。因此，所涉及到的统一的、相互认可的技术标准和相关规约及政策，需要部门之间相互协商，共同参与研究制定。政府应该统一规划和组织各种专业主管部门的职责分工，协调信息产业、金融、财税、海关、贸易、公安等部门工作。
（三）企业：提高认识，积极参与
发展电子商务首先要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电子商务将越来越成为企业成败的关键。企业要加强对电子商务的研究，提高电子商务意识。电子商务可以降低企业的采购成本，减少库存，缩短产品的上市周期，改善服务、降低销售和营运成本，创造销售契机，增加企业的战略优势和知名度，实现贸易全球化、直接化、网络化、数字化。企业只有认识到这些众多益处，才能以积极的态度加入到电子商务活动中来。企业应该加强和完善企业办公自动化系统、管理信息系统及其他信息系统的建设和应用，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加快建设安全的内联网及外联网，参与竞争，开拓市场，提高企业的生产、销售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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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特别是以劳动力成本优势为依托的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从长远看，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影响到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出现了很多现实问题。如贸易结构存在严重倾斜，在高、中、低产品贸易层次中没有形成合理、均衡的结构，与主要贸易国的贸易摩擦加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等。如何在新形势下继续保持我国对外贸易的国际地位，对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引导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国际贸易政策理论与现实
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交替发展的历史。一国不同时期采用的贸易政策，往往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和政府的政策目标：当一个国家经济稳定增长，贸易交换的商品具有比较优势，并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时，就会倡导自由贸易政策；而当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分工地位及其利益与工业化发展之间出现矛盾时，必然转向保护贸易。
自由贸易政策主要基于传统的比较利益理论，并随着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不断深化发展和层次上的变化而产生了新的理论基础。如从需求角度解释贸易发生的重叠需求理论，从供给角度的规模经济、差异产品和不完全竞争来阐述的国际贸易新理论等。而保护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首先取决于政府要保护的目的，其理论基础包括早期的重商主义、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凯恩斯的超贸易保护观点，以及在新的市场竞争条件下的战略性贸易保护理论等。其次，根据政策目标选择适当的政策措施。由于全球贸易自由化发展的趋势，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对各国实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明显抑制作用，当前新的贸易政策措施层出不穷，并成为实现政府政策目标的工具。最后，这些政策措施实施的效果是否达到了政府的政策目标，从而成为继续或将来实施的依据。
我国改革开放至今，对外贸易经历了由国家统一经营、国家管理经营到放开经营的过程，贸易开放程度和自由化程度在以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推动下不断深化，但是，国际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却在自由化进程中更加激烈。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和地位的提升，一方面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拉动了经济的总需求；另一方面与我国主要贸易对象——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凸显出来，而这一变化是与我国改革开放后不同阶段的发展水平和采取的政策调整分不开的。在我国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之时，因贸易的迅速增长而引起的贸易冲突加剧，势必影响到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当前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必须注意保留贸易平衡政策运用的空间。
二、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阶段发展及其效果评析
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离不开我国改革开放总体经济发展的背景，同时又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与外贸体制改革的进程息息相关。
(一)国家统制下的开放型贸易保护政策
改革开放初期到90年代初，我国在沿袭建国后进口替展战略的同时，提出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主要采取的是“奖出限Jk"的政策，这与当时我国经济发展基础和对外开放面临的外部环境是相适应的，也符合国际贸易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的“中心一”理论的观点。实施促进国内工业发展的贸易保护政策措施主要是关税，以及进口许可证、外汇管制、商品分类经营和国营贸易等较严格的、传统的贸易措施。伴随着我国外贸体制实践中的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下放部分外贸经营权、开展工贸结合、取消财政补贴等改革进程，采取了放宽外汇管制，实行出口退税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措施，为外贸企业自主经营创造了外部环境，为对外贸易的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该阶段采取了动态的、有条件的贸易保护措施，倡导的是国家统制下的开放型贸易保护政策，结果促进了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鼓励和扶持了一批出口型企业，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大批工业项目建立了我国的出口生产体系，形成了我国明显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进口的贸易结构，体现了比较优势行业和产品贸易的发展。但是由于政策实施上的不平衡，我国东西部贸易发展差距较大，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的不配套，冲击了一般贸易下的设备进口，甚至造就了一些假合资企业。同时设备的引进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导致较先进的设备闲置，浪费了宝贵的外汇。
(二)贸易自由化倾向的过渡型贸易政策
进入90年代到我国人世前，是我国对外贸易全面深化改革、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时期。该时期我国经济提出了“外向型”发展和“国际大循环”战略，为此国家外经贸部提出“大经贸战略”和“科技兴贸战略”。该时期对进口管制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在进口方面，1992年开始按照HS编码协调制度对225个税目进口税率下调，减少和取消配额和进口限制等非关税壁垒，以及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等；在出口方面继续实行出口退税制度，成立中国进出口银行专门扶持企业的对外出口，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等。特别是1994年外汇并轨制为代表的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对外贸企业实行统一的结汇制、减少进出口数量限制、鼓励企业所有制的多元化、加强出口退税制度等，理顺了连接国内市场价格体系与国际市场价格体系的通道，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到2001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5097.68亿美元，大约是改革开放初期1987年(206.4亿美元)的24.6倍，是1992年(1655.3亿美元)的三倍。确立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以及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为我国成为国际贸易大国奠定了基础。
该阶段由于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取向，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倾向于贸易自由化的过渡型贸易保护政策。尽管政府实施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与开放之初的政策目的有所不同，但仍然受古典重商主义观点的影响，重点鼓励出口创汇，甚至不遗余力地从事亏损出口创汇。结果长期的、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在给中国带来发展经济、引进技术所需的雄厚外汇资金的同时，“中国制造”的优势也给中国“制造”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此外还存在出口贸易方式和结构的不平衡。加工贸易、代工贸易比重和出口中外资所有制比重上升的结构，实质上是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进行资源配置进行的全球生产链的转移，中国处于全球低端生产环节，固化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低端产品的比较优势；刚性的出口收汇任务与国家资源收购方法之间的矛盾，引发了外贸经营者之间对国内货源的争夺；优惠政策倾斜的目的与实施对象的矛盾。由于国家鼓励多创汇，原有专业外贸公司或国营外贸企业实力强，仍是受惠主力，与优惠政策扶植我国私营和民营等外贸新生力量的初衷相悖。
(三)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政策
加入WTO以后至2007年，我国面临着加入WTO后如何推进外贸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和内外贸一体化的变化，为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以及我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化，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强经济安全成为新时期中国外贸战略理念的核心。对外贸易政策目标以构造有利于经济均衡发展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的持续升级、推动中国经济在适度内外均衡基础之上高速发展和对外贸易由静态比较优势向动态比较优势转移为重点。尤其是WTO非歧视原则下的国民待遇、公平竞争与贸易、贸易政策的透明度等，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我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取向。因此，我国采取的基本是相对较低的保护与温和的出口鼓励政策相结合的措施，即运用关税、反倾销、反补贴、反垄断、保障、政府采购等措施对国内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实行动态的、以扩张出口为目标的保护；运用低估汇率、调整出口退税和补贴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出口鼓励措施。人世后我国的对外贸易地位急剧上升，2004年进出口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1547.4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第三大贸易国，短短四年后，即使在金融危机开始影响下的2008年，全国进出口总额达25616.3亿美元，是人世时(2001年)的五倍，是改革开放时(1987年)的一百二十多倍。
该阶段“人世”的要求决定了我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取向，要体现社会经济形态向现代市场体制转变的发展要求，具体体现在贸易政策重心的转移，即政府从侧重宏观外贸战略向侧重微观主体发展方向转移，实施有管理的自由化贸易政策。而现实中我国与贸易国的摩擦却并没有因为入世后自由化进程加快而有所减少，相反我国遭遇了更为频繁的贸易纠纷，在我国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之时，因贸易的快速增长而引起贸易冲突的加剧，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必然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调整现行贸易政策、保持贸易的平衡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成为新的经济形势下面临的长期问题。
三、新时期对外贸易政策导向与对策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加入WTO最主要的目的，是利用加入WTO的机会熟悉运用其中的规则，保护和发展本国产品的对外贸易能力和自己的民族工业，而不是单纯强调对WTO承诺的兑现。WTO赖以建立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比较利益理论是有利于世界贸易发展的，但是其有效实现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即参与贸易的各国面对的竞争条件应是平等、公正的。而现实中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分工，存在着强权政治和霸权体系，国际关系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在这种体系中，国家实力和地位始终是本国、本民族最大经济利益的可靠保证。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坚实的工业基础，不但不能使国家变得强大，而且很难保持政治统一和国家权力的独立地位。从国际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对外贸易实践来看，在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无不利用了重商主义学派的观点，也为像中国这样的还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政策取向。
(一)贸易政策中性化趋势中的适度保护政策
我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增长和经济地位的提升，引发了发达国家与我国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剧。我国出口额的增长率自2005年至2008年不断下降，但2009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出口总额首次居世界第一位。与此同时受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保护更加严重。根据世界银行监测统计，从2008年10月到2009年2月，各国政府提出的与贸易相关的提案有78例，其中66例涉及到贸易保护，高达84.6％，而在66例与贸易保护相关的提案中，已有47例被执行。其中发达国家在最终执行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措施上的比例高于发展中国家。面对危机时期贸易保护的升级，我国与贸易对象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贸易摩擦的加剧，以及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存在的问题以及所处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关系，决定了我国应在中性化趋势中进行适度保护的政策取向。
我国面对贸易争端如果采取简单的贸易报复措施，引发贸易战是不利于自身发展的，但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对本国幼稚产业实施保护，是有充足的理论依据的。因为一国贸易政策是倾向于保护或开放还是中性，根本上取决于一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我国人世后的贸易自由化道路的选择以及实施开放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定了对外贸易政策的目的强调促进结构的转变、进出口政策作用力的相互抵消，使总体的贸易制度走向中性化。但是一个国家的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必须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市场机制和国际环境的有效作用，货币、贸易政策以及其他经济手段是达到这种目的的工具。但问题是对“幼稚产业”的选择和判断应避免出现最终演变为保护落后产业的失误。因此，采取的保护政策必须注意以下的问题：一是扶持的范围必须是具有未来发展潜能的，达到保护是为了日后不需再保护的几个行业，因此所选定的行业必须有利于国民经济结构的提高，并且存在显著的关联效应、学习效应和动态外部效应；二是应该明确保护或扶持的时间，对被保护的企业和行业规定限期；三是扶持目标，定位于能成为国际市场最主要的竞争者的这些产业，通过整合的方式提高大企业间高强度的竞争，以竞争促发展；四是政策手段不强调贸易保护，而主要是通过国内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组织政策等加以规范、诱导和扶持。例如，可以考虑把汽车、半导体、数控机床和飞机工业列为幼稚产业，扶持时间定为今后的“XX个五年计划”，并对扶持目标和任务进行详细分解。
(二)扩大内需、以进促出，保持经济可持续和稳定发展
2007年我国GDP总量(按当时价格计算)为2.49万亿元，经济规模居世界前列，预计到2010年，我国GDP总量将比2000年翻一番，届时我国大国经济体的特征将进一步显现，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容忽视。考虑到经济发展潜力、人口规模、市场规模，我国的经济增长比较趋近于大国的经济模式，应更加强调内需的作用。同时，面对当前对外贸易不确定性因素，合理化解高外贸依存度带来的潜在风险，提高本国经济抵御外部经济风险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也需要依靠扩大内需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有关我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可借鉴我国主要贸易市场的经验。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中，是在通过税收政策基本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并且创造了“中产阶级”以后，才达到提高“内需”的目的，而这种“内需”又推动发达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时，就是依靠巨大的“内需”使美国经济长期繁荣，直到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为止。相比之下，中国没有利用对中国投资的外商通过征收大量税金来缩小外商与中国平民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甚至也没有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及其管理人员征收大量税收，以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如果中国能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帮助大量相对贫穷的消费者提高收入，尤其是帮助中国消费者减少在“医疗、住房、教育”三方面的巨大支出，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基本可以得到解决。
另外，我国经济增长应依靠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这些要素的加强有赖于我国的进口结构和质量，因为进口中的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和战略资源，虽然不会直接对GDP总额产生作用，但将促进科技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集约化增长，从而提高GDP增长率和提升产业竞争力。利用充足的外汇储备进口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科学的管理，并注重消化、吸收和创新，增强本国产业和产品国际竞争力，可以“以进促出”，保持适度的国际贸易收支顺差作为促进中国外贸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支撑条件。
(三)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减少贸易摩擦
面对经济危机每个国家都在寻找各自的出路。美国强烈要求中国减少外汇储备，改变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实施进出口平衡政策。而这一政策却使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陷入两难：一方面实施进出口平衡政策，会造成出口受阻、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从而引发银行出现大量的呆账坏账；使国内的总供给能力大于总需求，从而产生与经济危机类似的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如果不实施进出口平衡政策，“4万亿计划”又可能引发通胀问题，从而加剧被美国套住和承受外汇储备大幅贬值的可能。因此，应当转变当前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优化对外贸易结构进行进出口平衡，减少贸易摩擦。
从贸易结构来看，应逐步改善商品结构单一、技术含量低的现状，加大研发投资的力度和重视程度，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推进产业结构升级；通过调整和完善出口税收、加工贸易等政策，改变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大部分处于低附加值、价值链低端的局面；我国对外贸易区域的结构性问题恐怕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变，要想减少贸易市场过分集中带来的威胁，需要加强内需，扩大国内市场来分散风险；针对长期以来大多出口产品采用贴牌的生产方式，鼓励企业品牌发展战略；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对环保节能型产品的出口给予优惠政策；规范出口竞争秩序和行业自律，稳步推进对外贸易秩序的法律法规建设，加快建设外贸信用体系。同时应协调利用外资政策，调整外商的投资结构，减少外商低端制造业的投资，限制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大的外资项目，提高外商投资的质量；取消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缩小民族产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差距和资源配置的不平衡性，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流失，增加政府调控资源配置的能力。
另外，政策措施应注意加强针对性。例如，美国轮胎特保案对我国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存在国家干预不当问题。对于在国际上容易引起纠纷的传统优势产业，出口退税只要达到使出口产品以不含国内间接税的公平价格参与国际竞争即可，避免出口企业以退税作为压低报价的“优惠鼓励政策”，从而避免国外进行反倾销的可能。二是上述提到的国内外市场不统一，存在国家干预的缺位问题。目前出口市场的信用体系畅通，而国内市场信用体系相对滞后，交易成本高、风险大，导致对内销售的报价偏高。三国内商品流通出现阻滞的物流系统建设滞后，存在中央政府干预缺位，而地方政府干预不当的问题。因此，需要由中央政府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改革高速公路收费体系，发展铁路交通。
(四)建立开放经济下的内外统一的贸易综合管理体系
篇8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等智能科技的发展，我们迈入了丰富多彩、趣味横生同时又充满神密色彩的互联网时代，这是一次时代的变革。创造企业价值、提供决策信息的管理会计承载企业运营管理过程中较全面的信息，是目前企业进行信息管理的最重要、最便利工具。MAIS信息是最重要的经济信息，它连续、系统、全面、综合地反映和监督企业经营状况，并为管理、经营决策提供重要依据。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引发了MAIS信息管理的思维变革，在会计数据、会计信息需求等方面都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MAIS信息管理变革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1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在信息管理中的应用
1.1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互联网时代的鲜明特征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Fernando和António(2013)对用于企业信息管理的互联网技术进行了整理，主要有以下几种：
1.1.1 互联网服务。互联网服务用来识别一个自主的软件组件，由统一资源标识符(URL)来唯一标识，通过标准的Internet协议，如XML、SOAP或HTTP进行访问。今天，这些服务允许像MAIS不同系统、操作系统和网络应用之间的集成。最终，他们加强外部报告和实时报告，对广泛的利益相关者来说，增加了信息的可用性。
1.1.2 移动设备。移动革命，通过无线技术影响了企业很多业务的进行，提供实时和全面的重要数据，影响企业和客户之间的沟通。因此，这些系统及其性能数据与MAIS集成非常重要。移动设备也强调组织的重要性，利用移动渠道，使实时报告成为可能，支持他们的当前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财政或监管机构进行信息交流。
1.1.3 云计算。随着网络系统的普及，基于网络的会计软件的使用越来越普遍。互联网技术提供的一个解决方案是云会计，一个基于云的完全的在线记账软件，即基于软件即服务(SaaS)的体系结构，也被称为云计算。有了这样的解决方案，不同利益相关者可以从任何地方的互联网连接实体会计和财务管理的实时报告。
1.1.4 环境扫描。环境扫描可以被定义为一个组织的外部环境中的事件，获取信息使用的趋势和信息之间的关系，这将有助于管理组织未来的行动计划。很多企业仍忽视外部信息，然而，外部信息和关键的战略决策息息相关。环境扫描有助于构建更完整的企业发展视图，它能够提供战略分析过程中所需的全面信息和重要的外部因素。此外，环境扫描获取的一些外部信息(如当前或未来的产品或利率的价格)可能有助于预测销售趋势或识别和管理风险。Xiaoping Qiu、Gangqiao Shi(2011)研究表明企业外部环境促进信息可用性的变化和业务流程的重新设计。
1.1.5 商业智能。商业智能通过处理大量的信息有助于识别和发展新的机会。同时，能够为组织在战略层面、战术和业务水平上提供有益的见解。商业智能通常进行数据挖掘、过程挖掘、统计分析、预测分析或预测模型，它可以支持一些管理会计问题的解决，如预测或帮助解决一些企业管理关注的问题，如识别和分析战略选择，决策支持或业务风险管理等。
另外，Cengiz、Ihsan(2011)指了出企业信息管理(EIM)的智能技术，如模糊集理论(FST)，多智能体系统(MAS)、神经网络(NNS)，遗传算法(GA)，蚁群优化(ACO)和粒子群。Xiaoping Qiu、Gangqiao Shi(2011)在通过对数据库技术分析的基础上，详细讨论了一种可行的工作流引擎的实现方法，以实现企业信息管理。
1.2 互联网技术在企业MAIS信息管理中的应用
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已经成为当今企业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出现，促使企业采用以更复杂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系统(Ahmet、 Michel，2013)。因此，各种信息系统，如企业资源规划、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供应链管理和客户关系管理等，越来越多地用于收集业务交易、供应商和客户的信息(Cengiz、Ihsan ，2011)。Aysel(2014)指出今天的互联网技术在企业形成记录最小信息单元的数据银行(数据库)，可以通过一个单一的操作同时刷新所有相关信息，企业的所有部门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访问最新的和真实的信息。所以，互联网技术可以提供高质量的、全面的企业所需要的信息(Düren，2000)。
Maziyar、Vahid(2011)认为互联网技术给会计部门创造了显著效益。网络和计算机系统增加了会计部门的功能，提高了信息精度，加快了信息处理，优化了财务报告，同时，提高了企业管理整体的效率和准确性。其他研究人员认为，互联网技术使管理会计的实践经历了从“管制”向“商业定位”与“数据分析”改变。互联网技术结合现代软件开发(Harney，2002)使得会计和控制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独立。在跨国企业，互联网技术已被用来创建全球信息系统。
2 企业MAIS信息管理
2.1 企业内部报告信息的管理
增强管理透明度： Jong-Min Choe(1998)的研究表明，信息技术帮助高级管理层了解更多关于其他部门在生产新产品过程中的内部管理事项。信息技术允许高级管理层监控下属，而且，从日常决策过程退出的首席执行官，可以在无形中监视企业管理工作，同时，管理者也被他们的同事和下属监督。有趣的是，公开透明并没有创造恐惧，它实际上创造了同事间的压力，使他们更认真仔细地工作。
实时报告：全球市场的快速变化和日益激烈的竞争、产品生命周期的快速缩短迫使企业分析准确和及时的信息，以在其业务发生变化时作出反应(Sahay、Ranjan，2008)。企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被称为“实时经济时代”，其特点是业务测量、评估和决策过程的实时性加速(Vasarhelyi、 Alles，2008)，实时经济对会计信息系统提出了新的挑战，就是实时报告。Fernando、Antonio(2013)强调，大部分的财务信息专业性报告还是由会计师从事的，公开交易的组织通常需要使用财务数据的在线报告，会计人员需要能够编制实时和交互报告。除此之外，组织还使用他们的网站或者其他移动渠道来放置他们的财务报表和其他财务报告(J.A.Hall，2010)，这些报告在满足实时性的同时还要满足合规性。
2.2 企业预算信息的管理
互联网时代先进的会计程序或软件可以帮助会计或企业主创造预算，这些程序和软件会自动输入企业的财务信息，控制人工输入错误的信息(Maziyar、Vahid 2011)。无处不在的移动访问应用程序服务，可获取和分享信息来支持协同决策并提高生产力，通过用户自助服务来简化配置和系统管理(Fauscette，2013)。这样能够更快速更有效的进行业务决策，通过更好的数据访问和嵌入式的合作缩短财务预算流程，使公司的财务资本需求和经营预算平衡。Xiaoping Qiu、Gangqiao Shi(2011)认为在企业实施电子商务系统可以更好的控制库存和产销量。通过提供准确、实时的销售、收款、现金流、库存周转等信息，提高预算过程的准确性。
2.3 成本信息的管理
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出现为管理会计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它允许管理会计师跟踪绩效信息，超越了以传统成本信息为基础的通用分类账系统(Xiaoping Qiu、Gangqiao Shi，2011)。成本信息的管理还包括企业供应链信息的管理(Catherine、Panagiotis，2014)，供应链管理使贸易伙伴通过信息共享来协调他们的流程，以方便供应商的客户互动，最大限度地减少交易成本。最重要的供应链流程包括产品开发、采购、制造、物流、客户关系管理和绩效测量(Olson，2012)。
2.4 业务流程信息管理
业务流程管理(BPM)已进入一个新时代的智能管理时代(António、 Fernando，2014)，其中包括一个新的模块的业务活动监控，它提供了对各种业务监测提供实时信息的能力，这有利于会计执行其识别、计量和沟通经济管理信息的职能。在进行业务流程信息管理时，Yannis和 Nikolaos(2008)要求对组织结构进行设计，对生产、管理方法和经营策略进行重大调整。Sonnenberg和Brocke(2014)提出了过程会计模型(PAM)，在过程感知信息系统中构造事件记录，使过程导向会计成为可能。
企业的销售和服务部门利用互联网和外网与客户的销售部门沟通，客户的声音，如需求、满意度、投诉、建议等，可以通过远程访问系统或客户的质量体系传达到企业，既客户直接影响企业的管理活动。企业可以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和客户投诉，并利用互联网质量信息管理系统(IEI-QIS)实时提供满意的客户服务。同样，一个企业的供应商可以通过互联网与采购、产品质量控制部门沟通。供应商提供给企业相关的质量信息，如购买零件的信息、反馈信息等，也直接影响企业管理活动。
3 互联网时代管理MAIS信息管理的挑战及未来发展方向
3.1 MAIS信息管理的挑战
3.1.1 策略制定问题。(1)在未来，企业信息管理的真正挑战在于适应持续性网络系统的互操作性(指两个或多个信息系统间的连接)的同时简化MAIS的变革，Carlos和Yves(2015)提出了可持续的互操作性作为下一代企业信息系统的一个新的大挑战。
(2)Markus(2011)认为，研究现代信息技术与管理控制之间的接口是很重要的，信息技术如何连接管理控制逻辑或管理控制问题的整体，将关系到信息系统的解决方案。
(3)C.Garita和Hamideh(2001)指出对信息管理变得特别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有数据的物理分布、企业自主权和隐私执法、对共享信息的访问权限以及数据可视化水平等。
(4)研究信息的战略管理领域的特点是没有一个统一和通用的术语;信息管理的各种定义被用来描述现代企业和企业合作的相同或相似的方面(Blecker，1999)。
(5)Inge 、Jens(2014)认为解决集成报告的挑战将涉及战略重点、信息的连接、使各种复杂资本透明化等问题。
(6)Q.Zhou，M.Ristic(2000)认为数据共享和跟踪已成为生产计划和控制系统所面临的挑战。
3.1.2 策略实施问题。(1)Verena和Susan(2014)的研究结果表明，制定策略是第一步，将企业范围内的战略转化为业务活动存在很多问题，许多案例证明从战略到行动存在困难。例如，45%的企业认为执行政策的重大挑战是获得部门和一线管理人员的广泛支持。因此，当拥有一个企业信息管理(EIM)策略来实现可观利益的挑战在于有效地在整个企业中实施该策略。
(2)当提及信息管理可能出现的潜在缺陷时，最常见的是客户的财务信息安全和保护问题，如未经授权的访问、信息窃取或计算机黑客(Bechtel，2013)。Otilia和Marian(2014)指出在使用云技术时，如果合同不能充分保证服务质量和可用性，对数据控制的损失成为依赖于云供应商的另一个问题。另外，互联网连接的中断也会使客户被迫暂停活动。
(3)虽然技术解决方案已被管理者普遍认为是有效信息管理的重中之重，而真正的问题可能涉及管理和信息使用者(Nor、Ramlah，2008)。据Robertson(2005)，真正的问题是正确的人在正确的时间通过可用的形式获得正确的信息。
(4)Anders和Carsten(2007)得出结论，企业的结构，特别是单一的企业模式，由于对信息通信技术和相关工具的大部分投资都是造成负面的影响，管理者或所有者意识到对信息和通信技术具有一个长期的投资回报率，但他们总是倾向追求短期回报的投资。
3.2 MAIS信息管理的未来发展方向
为了适应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企业发展环境的变化，一个合格的信息管理系统应满足以下主要要求(Q.Zhou，M.Ristic，2000)。
一是企业中的信息互操作性。这是一个优化计划和合作行动的基础。
二是整个企业的信息一致性。一些数据在不同的地方重复出现是很常见的，保持两者之间的一致性是一个困难而且很重要的任务。
三是开放的和可扩展的信息体系结构。针对企业的组织结构可能出现的变化，重新配置信息管理系统的效率也是一个重要指标。
四是信息安全。安全控制至少有三个级别。一个是在一个公司内部，提供内部用户安全访问、共享信息;第二个安全级别为企业中的其他合作伙伴提供安全访问;最后一个是网络安全控制，保护公共网络的信息传输。
五是有效沟通。对于地域分布广的企业，通信效率高对整个系统的性能有重要影响。
六是经济。在信息管理中使用的技术，也应该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因为企业的目标之一是降低生产成本。只有经济的解决方案，才可以吸引更多的中小企业。
七是不同的数据模型。由于不同的公司可能有不同的遗留系统和数据模型，信息管理系统应该能够适应不同的数据模型。
4 小结
本论文从MAIS的视角回顾了企业信息管理的相关研究，学者们将互联网思维纳入管理会计体系，分析互联网时代如何科学管理信息资源，提高数据信息的质量，降低数据信息的交易成本，不断降低与消除数据信息的不对称，通过有效地配置数据资源，提高企业数据资源利用效率、发挥企业数据的最大价值，进而将数据转化为企业利润。主要在管理会计信息系统的预算、成本管理、业务流程管理、内部报告及决策等环节对信息的生产、收集、存储和分析利用进行管理研究，使管理会计在互联网时代为企业决策提供更有用的信息。但是管理会计的工作因企业而异，MAIS的信息管理也各不相同，少有学者针对具体行业或企业进行分析研究。今后作者打算针对具体的行业或企业做出互联网时代信息管理的探索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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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起步较晚,仅有十几年的发展历程。尽管发展速度较快,但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仍存在较大差距。一个明显缺陷就是我国至今还没有上市农产品期权。这不仅影响了农产品生产者、经营者和期货市场上投资者科学合理地选择所需要的金融工具以规避市场风险,还影响到农产品市场供求以及价格的稳定性,同时也制约着农产品期货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那么,中国目前是否有必要发展农产品期权交易?推出农产品期权的条件是否成熟?如何发展?现有文献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较少或不够系统,如高志杰等著书发达国家农产品期权市场发展规律及其启示,偏重于总结发达国家发展农产品期权市场的经验,而对中国是否应当发展农产品期权市场的论证显得不够充分。为此,本文在分析期权市场发展情况、特点及优势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较为详细地论证了中国发展农产品期权市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有关的政策措施。
二、期权市场的产生和发展
期权交易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8世纪。在工业革命和运输贸易的刺激下,欧洲和美国相继出现了有组织的期权交易,标的物以农产品为主,均采用场外市场(OTC)的交易形式。18世纪末,美国出现了股票权,到19世纪时,期权交易已经包括股票、实物商品、贵金属以及房地产业务等。交易所内的期货期权最早产生于1980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的大豆期货期权,此后,美国、日本、加拿大、阿根廷的农产品期货交易所纷纷推出了多种农产品期货期权合约。目前,在商品期货期权中,农产品期货期权仍然是最主要的交易品种。2000年,各国交易的农产品期货期权合约数目达到43个,约占全球商品期货期权总数的一半近几年,期权市场交易量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1999年全球期权交易量突破10亿张,2000年突破15亿张,2001年又突破25亿张,已超过全球期货合约的总交易量,显示了极强的发展势头。
三、期权交易的主要特点及优势
(一)期权交易成本低,操作灵活。期权交易成本低,杠杆作用比期货交易还明显。期权买方只要缴纳少量的期权权利金,就可获得期权合约,达到保值或者投机获利的目的。因此,期权交易备受中小投资者的青睐,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很多农民及小生产者都会十分熟练地利用农产品期货期权进行套期保值。同时,期权买方在缴纳权利金获得期货合约后,不需要缴纳保证金,不需要像期货合约那样逐日盯市并被要求随时补足保证金,也不存在因保证金不足而被强行平仓的风险。因而,期权交易在国外深受投资者欢迎,特别是受到广大中小投资者以及上班族的欢迎。
(二)期权的风险和收益具有非线性特征期货交易的风险和收益是线性的,即随着价格的变化,期货头寸的风险和收益都呈线性增长,而期权的风险和收益则具有非线性的特征。期权的买方,其风险有限而收益无限,而期权的卖方收益有限但风险相比买方更大些。对于期权买方来说,它的风险是有限的,最高损失是期权权利金额度,即期权买方为获取期权合约所赋予的权利而向卖方支付的费用。如果期货价格走势对买方不利,他可以放弃执行该期权合约,损失的仅仅是一笔权利金;如果期货价格走势对买方有利,则买方执行期权获利。对于期权卖方来说,它的风险相比买方要大,但由于其事先收取了一笔期权权利金,因此它的风险小于持有相应期货头寸的风险。因此,买卖农产品期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货期权的风险事实上比单纯的买卖农产品期货合约的风险要小许多。期权的这种非线性特征可以使期权与期货之间,期权与期权之间构造出多种复杂的资产组合,从而满足不同偏好者不同价格预期及投资决策的需求。因此,期权的诞生极大地丰富了投资者的投资工具。
四、中国发展农产品期权市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我国推出农产品期权的必要性
1.推出农产品期权,可以为政府粮改提供更多的市场化手段,为订单农业中的企业、农民合作组织和农民提供简便易行,风险较小的避险工具,有利于保护、促进国内农业的发展,为农民增收服务。目前,我国的农民和粮食经营企业资金实力普遍单薄。虽然他们可以通过期货市场来规避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但是,期货市场实行逐日盯市制度,期货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会导致期货保证金的相应变动,一旦看错行情或市场上期货价格向着不利于自己方向变动的时候,他们就面临着追加保证金的压力,进而会影响到套期保值的效果,会降低他们参与期货市场的积极性。
比如,按照目前期货经纪公司收取8%的保证金计算,即杠杆率为12.5倍,交易者一旦看错行情,期货价格1%的波动就会使其遭受12.5的损失,一旦发生涨跌停板(±3%),盈亏率将达到37.5%,而这些盈亏率会转化成追加保证金的巨大压力,使他们的套期保值效果大受影响。面对这种风险,那些资金实力单薄的企业或农户只好对期货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而且最低开户资金要求挡住了一批资金实力不足的交易者利用期货市场的步伐。当前,一些期货投资账户的最低开户资金额要求是5万元,这对广大的农户而言无疑是一个相当高的门槛。利用期权规避现货市场风险则更具优势,它可以克服利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的弊端,买入期权不用缴纳保证金,只需缴纳少量的权利金,而且在交易过程中也没有追加保证金的压力。所以,对于农户和粮食经营企业或农民合作组织等非专业投资者来说,通过买入期权合约来规避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不仅能够防范价格不利变动的风险,还能保留价格有利变动带来的好处,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同时,还可以大大增强农民的市场意识。
2.上市农产品期货期权交易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参与期货市场的利益,促进期货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市场中存在各种类型的投资者,他们对风险有着不同的偏好,对价格走势也有着不同的预期,而期货品种本身的局限性令投资者无法选择更为灵活的风险收益方案,期货期权合约推出后就极大地丰富了投资者的资产组合。期货和期权可以组合出灵活多样的交易策略,如期权的卖方为了防范履约的风险,事先在期货市场上买入相应的期货头寸进行保护。更为重要的是,期权组合策略的运用有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期货交易,有利于增加期货市场的交易量、持仓量和效率,使期货市场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当期货市场价格与期权价格偏离市场的均衡水平时,套利者可以在期权市场与期货市场之间进行套利,期权价格和期货价格的互动有利于改善期货市场的运行质量,促进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发挥。
3.上市农产品期货期权可以实现与国际期货市场接轨,增强国际竞争力。当前,世界商品期货市场出现了立体化发展的多层次格局,有期货必然有期权,几乎所有成熟的商品期货都有相应的期权交易。如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BOT)从1984年开始期权交易后,原来上市的期货品种逐步推出期权交易,而后来上市的交易品种都是期货和期权一起上市,期货和期权相辅相成,有利于增强期货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我国推出成熟品种的农产品期货期权,培育完善的农产品期货市场,对提高我国在农产品现货交易中的地位,增强市场竞争力意义重大。
(二)推出我国农产品期权的可行性
1.大多数农产品价格已实现市场化,现货商规避风险意识强烈。目前,随着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多数农产品包括大宗农产品,如大豆、玉米、小麦、棉花等的价格已基本实现市场化。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因此与这些农产品相关的现货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面临着较大的价格波动风险,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国内农产品价格受国际因素影响较大,农产品价格变化的不确定性加剧,更需要利用相关工具进行保值和避险。而在衍生工具方面,期权合约具有期货合约所不具备的诸多优势。现货商在购买期权合约后,不必随时盯盘和追加保证金,不承担因保证金不足而被强行平仓的风险。因此,农产品期权合约推出后,必将会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吸引大量现货商,尤其是中小现货商的积极参与。
2.期货市场交易活跃,功能发挥比较充分。近几年来,经过规范整顿的中国期货市场开始活跃。我国期货市场的活跃,尤其是大宗农产品期货的活跃为农产品期权的成功运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2000年开始期货交易量和交易额稳步增长随着我国期货市场规模持续稳步增长,其内在运行质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小麦、大豆为例,郑州商品交易所的小麦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墨西哥湾小麦价格都保持较高的相关性,相关系数都在90%以上。在农产品期权合约推出后,期权价格以其成本低、操作灵活的特点,对现货价格乃至期货价格都会产生一定的前向预期作用,有助于增进期货价格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从而更有效地发挥期货市场的功能。3.交易所控制风险的能力在不断提高。经过前一阶段的治理整顿,再加上交易所在控制风险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目前,国内三家交易所在应对市场风险方面都具备了较高的市场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在农产品期权推出后,交易所完全有能力控制期权市场的风险,保证期权交易的正常运行。超级秘书网
五、政策措施
(一)尽快开展期权交易的试点。开展期权交易试点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我们对期权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做了一些必要的上市准备,期权交易有了一个较好的试点基础。其次,期货市场运行环境较为稳定。在我国加入WTO以后,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期权这种工具进一步完善期货市场功能,提高期货市场运行质量,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一个实践、实验的场所和机构。因此,我们要尽快选择合适的品种进行期权交易的试点。
(二)加强投资者教育,特别是对参与者进行风险分析的教育。我国的期货市场一直都不太重视对投资者的教育工作,致使广大的市场投资者对期货市场产生诸多误解,至少是对期货不太了解和熟悉,这直接限制了投资者参与期货市场的积极性。期权上市后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流动性的高低,而流动性高低是与市场参与者的多少和踊跃程度有密切关系的。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和采用做市商制度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这种问题,但投资者教育工作对期权交易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曲立峰.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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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理论上分析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对现代服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并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对我国服务业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表示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对服务业存在负向影响,信息化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城镇化水平对现代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影响显著;同时发现衡量“五化”中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指标,与市场化指数和人均FDI地区差异明显。鉴于全国数据波动比较大,实证结果表明它们对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
关键词:“五化”理念;现代服务业;影响因素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已不再是“边缘化的或奢侈的经济活动”,其在增加就业、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如何解决中国服务业比重明显偏低且增长缓慢的问题亟待研究。本文基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对现代服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对影响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对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健康发展以及与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提供政策性建议。
一、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
长期以来,受传统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和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服务业一直不受重视。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两个指标在世界各国中都处于最后几位。1980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仅为22%,服务业吸纳的就业占全社会就业总数的比重仅为13%。同年,这两项指标的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56%和6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增长较快,到2007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升至40%,就业比重升至32.4%。近30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特点: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上升前快后慢,20世纪90年代以前增长迅速,然后有一段停滞甚至下滑的时期,2000年以后基本维持在40%左右的水平上;服务业就业占全社会就业总数的比重处于缓慢但持续上升的过程中,从1980年的13%上升到1995年的24.8%,而后又稳步上升到2007年的32.4%。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在较低水平上趋于稳定,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20世纪80年代中国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可能是对以往多年重建设轻生活、重工农业生产轻服务业发展这种传统增长模式的校正和补偿,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缓慢增长则表现为一种“常态”(江小涓、李辉,2004)。虽然服务业发展滞后,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受服务业发展缓慢阻碍的影响。近20多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几乎是全球最高的增长速度,可见,服务业发展滞后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学者们通过分析得出这样的判断:我国经济还没有进入服务业迅速增长的阶段,这一现象符合我国现在的国情。
服务业比重稳定上升只在工业化完成之后的发达国家才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在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则上升趋势并不明显,甚至有时还可能出现短暂的徘徊甚至下降(魏作磊、胡霞,2005)。工业化一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难以跨越的“卡夫丁峡谷”,我国的工业化任重道远(张世贤,2000)。我国目前仍处在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巨大,工业化程度仍然很低,当然也是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工业相对于服务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使得GDP构成中工业比重不断上升而服务业比重徘徊不前。我国服务业比重上升缓慢是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所导致的,是由当前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但是,人们也应该看到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潜力,我国现代服务发展速度虽然缓慢但总体趋势还是良好的。
二、影响现代服务业发展因素的理论分析
作为一个产业,影响服务业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由于中国正处于转型期,不同服务业的发展所受的影响因素差异也很明显。所以,分析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应该从经济全局出发,细分各项经济指标,考察它们与服务业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本文结合“五化”理念,从服务业整体发展角度出发,分析影响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各项因素,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1.经济发展水平。配第—克拉克定律将产业结构发展过程描述为:“随着经济发展,劳动人口由农业移到制造业,再从制造业移向商业和服务业”。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比重和服务业就业比重普遍提高的事实验证了这一定律。大量实证研究也表明:各国服务业产值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人均GDP较高的国家服务业产出也相对较高,人均GDP和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两者之间存在正向相关性。因此,用人均GDP来表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服务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影响因素。
2.消费需求水平。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是否随消费需求水平的提高而上升,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对服务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从较长时期看,人均收入水平是影响服务需求的一项重要的因素。消费需求对服务业的影响主要作用在生活业。根据恩格尔定律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需求是分层次的,人们总是在满足了低层次需求后才会转向高层次需求。现代社会,农产品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属于最低层次的基本需求,工业品则是较高层次的需求,服务品中虽有一些也是基本的生活需求,如衣食住行等,但更多的是为满足高层次的享受和满足。随着人们收入增加,越来越大的消费比例将用于服务消费,换句话讲,也就是服务品的需求弹性高于农产品和工业品。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对生活服务的需求,一些现代生活产品在较高收入水平时才能大规模消费,例如旅游、高等教育、休闲、健身等消费。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类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系数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由此可见,消费与生活业的联系紧密,可用最终消费支出来反映生活业的需求水平。
3.工业化水平。随着经济增长、劳动分工不断细化和市场不断扩展,产品的制造过程被分解成为一个个更细的专业化节点,大量的中间产品和加工过程独立出来,此时,连结这些节点形成分工网络的必要性就显现出来,这些中间需求是生产业的重要部分。生产业是为了满足中间需求,向农业、工业甚至服务业提供服务,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及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工业、建筑业是生产业的需求主体。因此,工业发展状况对服务企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从世界的经验来看,服务业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服务业在工业化达到一定高水平后往往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工业发展好的地区,业务机会较多,更容易促进生产企业的发展。因此,工业化程度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工业化水平是一个技术指标,很难用一个简单的经济变量来描述它,这里仅仅用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来表示工业化的相对发展状况。
4.信息化水平。由于服务业的许多工作需要手工劳动,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总体上比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慢,和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滞后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滞后是服务业就业增长较慢的主要原因。同时,服务业较低的价格弹性导致了“成本病”(Baumol,1967)。程大中(2004)使用1978-2000年数据,较为系统地验证了Baumol的论点,结论是:中国的服务业除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务外,其它部门表现不同程度的滞后;服务业的需求几乎缺乏价格弹性,很容易导致“成本病”。传统服务业只有基于信息化才能加速发展,才能解决“成本病”问题。信息技术对服务业的渗透,促进了服务业的增长,基于信息技术上的先进管理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从国际服务业发展经验来看,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有助于服务业的增长,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利用信息化发展指数来表示信息化发展水平。
5.城市化水平。城市是服务业发展的空间载体,也是服务业的集聚地。世界发展经验表明,人口集中居住更有利于服务业的增长。人口规模决定商品潜在市场大小。服务品的非储存性,即生产和消费的同时性要求大多数服务只能在当地市场出售,因此,市场规模成为服务业发展的首要影响因素。城市化带来人口集中,集中的人口能产生巨大的服务需求,从而为服务业创造了必要的生存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大量的农村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引起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城市规模扩大、交易成本降低、经济效率提高,也促使服务业水平不断提高,促进人均服务业增长。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服务业与城市化的相互促进作用表现得非常明显。城市化为发达国家服务业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需求基础,推动服务业新行业的形成和传统行业的发展。城市化水平是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本文选用城镇人口比重来反映城市化水平。
6.市场化水平。学者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增长与市场化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目前我国的市场化程度并不高,发展历程也相对较短。短期内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经济结构效应可能还未充分发挥出来,对服务业的增长起到的作用并不明显。但从长期来考虑,市场化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变,有利于行业内竞争,从某种程度上促进服务业的增长。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对服务业来说就是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允许进入和允许竞争,即准许新的市场主体进入本行业,参与市场竞争,提高经济效率。本文利用市场化指数来表示市场化水平。
7.国际化影响因素。扩大对外开放,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是中国服务业发展的一个大背景,它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服务业发展:开放条件下市场从国内扩展到国际,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促进分工深化和生产率提高;通过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引起的知识和技术外溢,提升引进国技术水平,从而促进服务业增长;外商直接投资扩大了投资规模,对东道国服务业发展有直接推动作用。开放有利于竞争环境的形成,促使企业进行创新,提升服务业竞争力。本文选择人均利用外资情况来反映国际化影响因素。
三、理论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
本文以服务业增加值比重SPER为被解释变量,表示服务业发展水平,以上文理论分析之诸因素为解释变量。服务业理论影响因素汇总于表1。
根据现代服务业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构建如下理论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
SPERt=α+β1PGDPt+β2PFDt+β3PIGDPt+β4IDIt+β5CITYt+β6MIt+β7PFDIt+ut
其中下标t指1995-2007各年,α为截距项,ut为随机扰动项。本文选取了1995-2007年度的数据进行分析。信息化发展指数来自《中国信息统计年鉴》,市场化指数来自《中国市场化指数》,其余数据都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以及用其相关数据计算得出。理论分析所选定的7个自变量中部分不显著,加以剔除。其中,PGDP虽然显著,但与PIGDP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复合共线性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在过去的10多年中,工业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两者高度相关且共同趋势明显,产生了复合共线性。基于这一原因,剔除前者PGDP。模型回归及检验结果如表所示(见表2)。
表2报告了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以及各个研究假设的相关系数。回归分析中由于MI和PFDI明显不显著,所以把二者剔除掉。MI和PFDI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这两项指标的区域差异特别明显,在没有考虑区域影响因素的情况下,二者波动比较大(见图1),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不存在相关关系。从表中我们容易看到PFD与SPER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相关关系是10%水平上显著的,这说明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状况下消费需求对服务业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PIGDP与SPER的相关系数一直为负,这说明第二产业对服务业存在负向影响。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是一个相对指标,其大小不仅取决于服务业自身的发展速度,还取决于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速度,与工业和农业比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利用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来表示工业化程度,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工业化程度是一个技术指标,与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IDI和CITY两个指标与SPRE都是正相关关系,尤其IDI的正相关性最为明显。信息技术对服务业的渗透,促进了服务业的增长,过去的10年中国的信息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当然,这两个指标同样也没有考虑地区的差异性,也存在不合理的一面。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首先,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状况下消费需求对服务业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消费需求对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门槛效应”。消费需求是有层次的,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最终消费支出主要为满足基本生活所需,属于较低的需求层次,对服务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而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消费需求对服务业的促进作用才显现出来。就我国目前的平均消费水平来看已经突破了这个“门槛”,对服务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其次,第二产业对服务业存在负向影响: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是一个相对指标,其大小不仅取决于服务业自身的发展速度,还取决于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速度,与工业和农业比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服务业比重低(高)一种可能是服务业发展水平低(高),另一种可能是工业或农业发展速度更快(慢)而相对“挤压”(“放大”)了服务业比重。实证结果显示的我国服务业比重受第二产业负向影响,其原因就在于后者。此外,信息化和城镇化两个指标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都是正相关关系,尤其信息化的正相关性最为明显。信息技术对服务业的渗透,大幅降低了服务业成本并提高了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了服务业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