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贸易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5 15:44:0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进口贸易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进口贸易论文

篇1

关键词:国际贸易自由化平行进口知识产权保护权利穷竭地域性

一、平行进口的基本理论依据

所谓“平行进口”(ParallelImport),是指一国未被授权的进口商从外国的知识产权所有者手中购得商品并未经批准输入本国,而该知识产权以前己受到了本国的法律保护。

1.支持平行进口的理论基础——权利用尽原则

权利穷竭原则指知识产权所有人自己生产或经其许可生产的产品,在第一次投入市场后,权利人即丧失了对它的控制权,其知识产权被认为已用尽,无论何人使用或转售该产品的行为,都无需得到权利人的同意,知识产权人不得再利用知识产权阻止该产品的进一步流通。主张知识产权应当适用权利穷竭原则者认为平行进口应该被允许。理由是:平行进口的合法性理论存在的基础在于这种商品与当地已存在商品之间的价格差,其中前者比后者一般要便宜40%左右,因此平行进口将使消费者拥有更大、更廉价的消费选择,可以很好地防止市场的垄断与割据。而且知识产权人在商品的生产销售中已经行使了一次权利,获得了一次必要的报酬,不能允许知识产权人在同一商品的流通过程中重复获取利益。

2.反对平行进口的理论支柱——地域性原则

主张知识产权应当适用地域性原则者认为,知识产权仅在其产生的地域内有效,未经进口国所有人或被许可人同意的知识产权产品的平行进口是对知识产权人权利的侵犯。知识产权的取得和行使均受到地域性限制,知识产权在一国权利用尽并不意味着知识产权在另一国当然用尽,平行进口是非法的。

二、对平行进口的利弊分析

由于平行进口问题是一个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利益选择取向的复杂问题,所以在生效的国际公约中对平行进口的态度都不明确,允许各国和地区自行处理。我国在《专利法》、《著作权法》和《商标法》中对平行进口问题也都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笔者认为,在世界经济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平行进口有利于竞争,防止过分垄断。允许平行进口利大于弊,所以我国应立法允许平行进口。具体理由如下:

1.平行进口产生的有利结果

(1)从竞争法的角度看,允许平行进口,有利于促进竞争,防止知识产权人的过分垄断。对于大部分商品而言,平行进口有可能导致商品平均价格的降低,增加同品牌商品之间的竞争,能有效地防止因知识产权人的过度垄断而阻碍经济的发展。

(2)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允许平行进口符合中国市场国情,有利于我国产品出口和经济发展。由于我国目前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充当的是世界加工厂的地位而不是知识产权出口大国的地位。我国目前在知识产权领域的贸易额长期处于逆差状态,如果禁止平行进口实际上是更多的在保护国外版权人的利益以及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以损失本国利益、公众利益与本国版权人的利益为代价的。(3)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允许平行进口有利于缩小各国之间同品牌产品价格的差异,有利于消费者。在知识产权国内用尽体制下,知识产权人利用其独占权,可以在不同的国家实现差别战略。例如在相对富裕的国家市场对产品定较高的价格,而在那些低购买力的国家或有很多代用品的国家以较低价格销售。所以,平行进口将趋向于缩小各国之间产品的价格差异,高价位市场的消费者将因产品价格的下降而受益。

2.允许平行进口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1)从竞争法的角度看,对知识产权人或独家经销商构成不公平竞争。平行进口对于知识产权所有人或者独家授权经销商而言,是搭便车的行为,构成不公平竞争。第三方通过转口贸易所获得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凭借了进口国独家经销商的先期投资和劳动,对独家经销商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2)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有可能减少外国投资者投资的热情,因为既然允许平行进口,本国完全可以通过进口渠道取得所需的知识产权产品,而不需要直接在该国生产该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加工厂的优势。

(3)对消费者的不利影响。对消费者来说,允许商标产品平行进口,一方面制造商不愿意对新的产品进行投资,从长远看来,将会导致产品质量的下降和产品种类的减少。另一方面,平行进口同商标相同产品,如果该商品质量较差,又没有明显标识,可能会造成消费者误认,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篇2

进口和利用废旧资源在带来诸多经济与资源效益的同时,也具有明显的负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污染重”“风险大”和“监管难”,造成较大的环境压力与挑战。

(1)废旧资源再生加工行业产排污强度大、污染严重造纸行业是我国耗水、废水和化学需氧量排放大户,分别占工业耗水、排放总量的8.4%、19%和26%。造纸企业的废水主要来源于制浆、造纸工段。不论是国内废纸还是进口废纸的回收利用,工艺基本相同,主要产排污阶段都在制浆工序,废纸浆产排污都较大,如脱墨吨浆废水10~40立方米,化学需氧量80~120千克,悬浮物40~60千克;非脱墨吨浆废水5~20立方米,化学需氧量15~35千克,悬浮物20千克,污染排放强度较大。废塑料再生加工会造成水源污染、大气污染和土壤污染,水污染主要是在废塑料的粉碎清洗工序,废塑料上沾附的各类物质掺混在水中;大气污染主要是加工过程中的挥发性气体;土壤污染主要是废塑料在仓储运输和再生塑料加工时的固体废弃物造成。进口废物还会将大量废弃物带入国内,进口废纸经分选、加工处理后产生的残余物约占总量的7%,其中长纤维约占3.5%,废塑料约占1.5%,废金属约占0.2%,不可利用的废物(如砂石、碎布、玻璃、木屑、胶粘物等)约占2%。以2012年进口的2827万吨废纸为例,其可产生56万吨不可利用废物(砂石、碎布、玻璃、木屑、胶粘物等),如果贮存和处理不当,就会污染环境。废塑料加工的主要污染源是废塑料上沾附的各类物质,主要有染料、颜料、强酸强碱性物质、一次性医用器材、有毒有害物质、油脂类物质等。

(2)污染转嫁和环境风险问题突出进口废纸携带的洋垃圾严重,据中国最大的境外废纸检验检疫机构—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检验有限公司的数据,2013年1~8月进口废纸的不合格率为85.73%,主要是夹杂的杂物严重超标。有些发达国家因有害废物的处置费用高、场地难寻、处置过程容易造成二次污染,便将大量未经分拣处理的废纸非法跨国转移。目前,我国的再生资源产业在某些区域的集群现象比较明显,如广东贵屿被喻为“电子垃圾之都”、浙江台州被称为长三角的“铜铁矿”、湖南永兴被称为没有银矿的“银都”等;国内已建立了许多再生资源加工园区,如宁波再生金属加工园区、天津子牙环保产业园区等。对占进口废塑料绝大部分产能比例的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废碎料及下脚料进行分析,江苏、浙江两省占全国总量的71%以上,广东、福建两省占10%,全国其他地区的产能不足19%。因此,相关再生资源行业主要聚集在东南沿海地区。这些密集的区域性集散地、交易市场和加工基地,环境风险问题比较集中而且严重。

(3)环境管理监管困难一直以来,我国的废纸回收利用行业存在“散、乱、小”的问题,行业进入门槛低,企业集中度较低。以造纸大省浙江省为例,2012年,共有造纸企业389家,总产量1628万吨,年均生产能力仅为4.2万吨,其中年产量超过80万吨的企业仅有3个。企业环境管理水平差距较大,在污染防治工作不到位的情况下,废纸露天堆放现象普遍,容易引发制浆分选废渣、脱墨污泥等收集、贮存、处置不规范等问题。废塑料进口许可证(废塑料)倒卖现象严重,导致大量无资质小企业违法加工利用废旧资源。部分企业将未经处理的长纤维、废塑料和其他不可利用废物交给不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企业或小作坊处理。据统计,2014年全国具有从事加工贸易废塑料进口批文的企业有42家,而从事该行业的企业总计近1500家,可以看出存在着较大的环境监管漏洞。

2加强废旧资源进口和利用环境监管的思考

实现进口和利用废旧资源的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应该按照“促”“禁”和“管”的原则,对现有的贸易政策与环境政策进行重新审视和顶层设计,确保废旧资源能够充分利用,同时又不带来不应由我国承担的环境压力,有效应对环境风险。

(1)通过关税和增值税等方面的优惠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进口废旧资源最主要的政策初衷,在于利用国外资源弥补国内资源的需求缺口,在禁止加工贸易这种“两头在外”的贸易形式的基础上,还应进一步鼓励一般贸易形式进口废旧资源,采取降低进口关税、进行增值税与相关税收优惠的方式,降低相关资源的进口、加工处理成本,使得国外资源能够充分为我国所用。

(2)取消废塑料的加工贸易政策在国内造纸原材料及合成树脂匮乏的情况下,进口废纸与废旧塑料应以尽量满足国内需求为主,而不是以出口为目的的加工贸易方式。加工贸易是企业主要进口原料生产产品再出口的一种贸易行为,允许废纸与废塑料的加工贸易,很容易造成废旧资源并未被我国所用而污染却留在国内的后果,因此建议禁止废塑料的加工贸易政策。

篇3

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途径主要体现在:首先,由于人民币升值,企业在出口商品时的价格就会升高,从而减弱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给出口企业带来损失;其次,企业出口商品的外汇所得兑换成的人民币数量由于人民币的升值而减少,也给企业造成一定的损失。所以,人民币的升值对于出口企业来说是不利的。人民币汇率变化对进口贸易的影响途径主要体现在:由于人民币的升值,使进口的商品兑换成人民币的价格降低,人们的购买能力增强了,或者说不变的收入可以买到更多的进口商品,从而扩大了进口贸易额。总之,当人民币升值时,在进出口贸易上有利于进口额的增加、出口额的减少,扭转我国长久以来贸易巨大顺差的局面。一般来说,汇率的贬值有利于出口,而出口导向战略是众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济起飞成功的首选战略。无论是早期的亚洲四小龙,还是后来的亚洲四小虎,都以出口导向战略,通过政策优惠扩大开放,鼓励支持出口企业增加出口,从而全面地发展经济。我国已经或者说正在经历这个阶段,但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也可能极快扭转这样的贸易局面。贸易顺差的出现可以增加外汇储备,也能够增强综合国力,对于平衡经济总量以及稳定人民币汇率是十分有利的,后续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可以变得较为宽松。但如果人民币汇率持续上升,虽然可以大幅增加我国的出口贸易额,产生巨大的贸易顺差,但长久的贸易顺差也并不是件有益无害的事。它的弊端也会出现在多个方面:首先,贸易顺差会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大,国际贸易摩擦增加。其次,会弱化货币政策效应,降低社会资源利用效率。再次,贸易顺差提高了外汇储备成本,增加了资金流出,异致本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从表1和图1来看,随着人民币汇率的逐年递减,贸易进口额与出口额都呈现出递增的变化趋势。其中,在2009年有一个转折点,出口与进口都大幅度降低的原因是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导致全球的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国民收入降低,购买能力下降,所以出口与进口都出现了巨幅下降。不过随后中国针对经济危机采取了相应的扩张性政策、降低利率、四万亿投资等等,使经济又较快得到了反弹,在后期又出现进出口贸易额继续增长的态势。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汇率的下降对于出口的影响并不是理论上的减少出口,而是增加。首先,虽然人民币变得更加值钱,但是由于中国的贸易活动中,出口的商品多数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相对于国外的商品价格更加便宜,所以仍然可以保持增长。其次,在汇率下降比较多的2007年和2008年,出口数额虽然在增长,但是增长的幅度放缓,对应图中折线的斜率在减小,说明出口还是受到了汇率的影响。

二、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就业水平及物价水平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升值结果会影响到国内就业水平,当人民币升值时,一方面会由于出口商品价格上涨而遏制本国出口,进而缩小国际市场的份额,最终导致国内出口导向型企业缩减生产规模,就业机会减少,从而使失业人口数量上升,使国内就业水平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越多,消费者购买的进口商品也会越多,国内进口需求会不断增加,国内进口替代型企业和进口竞争型企业的经济效益会下降,生产规模也会缩减,使失业人口进一步增加,导致本国就业水平更大幅度地降低。人民币升值还会影响到国内物价水平,主要体现在:升值基本出现在外汇支出小于外汇收入、储备增加、国际收支顺差的情况下,如果出现储备增加还会导致本国中央银行以外汇占款增加形式的本币投放过多,最终形成商品价格上升,继而出现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会让消费者意识到自己手中的钱变多,但是短时间内的消费水平变化不会太大,这样中央银行初期供应的货币量就会相对过剩,由此形成通货膨胀,出现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再者,由于我国人口数量多,农村大量的劳动力需要转移,所以我们将长期面临就业压力。经济发展战略和各项经济政策都必须以促进就业为重要目标,汇率政策也不例外。由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需求依赖程度较高,汇率升值短期内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长期来看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和结构优化,也有利于就业总量的增加和经济结构的完善。从图2和表2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在2005年至2011年期间,人民币汇率呈现一直下降的趋势,而物价指数在持续走高,就业水平虽表现出缓慢的爬升,但就业率提高的幅度非常有限。当然,就业水平的提高离不开国家相应政策的实施,但也说明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民币汇率走高的负面影响,若将就业率和出口贸易类相关行业的就业水平相联系的话会发现,这些行业的就业率受到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影响较大,体现在随着人民币汇率的持续走低,相应的就业率水平也在下降。人民币升值会带来内外部经济部门的调整,原来为国际市场服务的部门将转向为国内市场服务。因此,从国内政策看,要采取与扩大内需相适应的政策,促进经济和就业结构顺利调整,以求将汇率升值对就业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通过减税等政策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资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的比重;改善居民内部分配结构,重点是提高实际消费能力较强的中低等阶层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规模;推进各项保障制度改革,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降低交易和行政成本,促进社会分工更加细化,培育新的市场需求;鼓励企业扩大投资,鼓励企业在自主创新、自主营销渠道、自主品牌等方面的投资;鼓励对国内产品和劳务的购买。在汇率升值后,国内实际收入将增加,要防止增加的实际收入转化成对国外产品和劳务的需求。汇率升值所带来的内需扩大,还会导致国内需求结构升级。一方面,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看,服务业增速要快于制造业,服务业吸收就业弹性较大,对就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从制造业内部看,对资本密集型产品需求的增长要快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种变化会引起就业减少。因此,要在人民币升值后减少对就业的不利影响,应该鼓励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以满足国内需求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大力发展服务业是适应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一项重要配合措施。为此,政府应该采取鼓励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扩大服务业的分工程度,降低准入门槛,取消进入服务业的种种限制,简化审批手续等。

三、结论

篇4

1.1人民币升值促进我国外贸结构调整

人民币升值过程中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纺织业等低附加值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据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测算,在其他生产要素成本和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每升值1%,企业利润将减少1%,出口企业消化人民币升值的利润空间进一步被挤压。但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后,一个单位的人民币可以兑换更多的外币资产,在国际市场上能够购买更多的产品,这对于国家产业安全建设和满足居民消费来说都是有利的,但这同时加剧了我国进口替代性行业间的竞争。人民币升值降低了进口价格,从而对国内同类产品带来冲击,尤其是那些在技术含量、品牌及质量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有一定差距的产品,必将影响其价格和市场份额,导致盈利恶化。因此改进工艺、提高质量、发展技术、打造核心竞争力成为国内一些企业生存下来的唯一选择,从长远看这是一种良性循环,将成为我国优化产业结构和振兴民族企业的重要推动力。

1.2人民币升值改变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成本

我国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进口依存度较高的行业主要有石油与天然气开采、钢铁、石化、航空、电力设备等,在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企业承受了巨大的成本压力。以进口原油为例,2012年一季度,我国进口原油平均价格为689美元/吨,同比上涨了24.3%。面对疯涨的国际原材料价格,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大宗交易的进口成本,改善相关行业的盈利。以造纸为例,我国造纸业原材料平均35%来自国外,原材料进口比重最高的可达到60%~70%,人民币升值将直接促进造纸业成本下降。但是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来说是雪上加霜[2]。人民币持续升值的2008-2011年,也是国内通货膨胀显现并持续的时期。受国内原材料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大幅上升。人民币升值使出口企业灵活定价能力大打折扣,企业之间没有建立良好的价格协调机制,出口议价能力并未随着市场份额的扩大而提高,成本的上升很难通过产品价格的提高得到转嫁,对我国出口企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3人民币升值蚕食我国中小企业的利润

首先,人民币升值将提高企业出口成本,再加上出口退税率降低导致中小企业不断丧失国际竞争力。中小企业立足的根本是“薄利多销”,如今成了利薄少销甚至不销,汇率的微小变动,都可能导致企业亏损。其次,人民币升值加大了企业运营的不确定性。虽然汇率升值已经持续6年之久,但是中小企业抵抗汇率风险的能力仍然十分薄弱,很多企业甚至没有树立起防范风险的意识。我国企业进出口习惯用美元报价,如果企业不能准确把握汇率走势,那么就会面临更大的损失。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就业人员占城镇就业总量的75%以上,占全部工业就业总量的83%以上。中小企业所具有的开业快、投资少、经营灵活、对劳动者技能要求低等特点使其在吸收劳动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由于人民币升值迫使大量的企业停产停业甚至破产倒闭,大批劳动力面临重新寻找工作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就业,就业压力增大。可见人民币升值不仅会侵蚀中小企业的利润,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倒闭潮,更可能诱发国民经济其他环节出现问题。

1.4人民币升值缓解我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

由于我国出口的不断增长和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人民币汇率问题一度成为政治问题。我国凭借出口价格优势已经占领了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低端市场,近年来,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诉讼案件急剧增加。2005年,法国政府认为大量涌入的中国纺织品使欧洲面临严重的挑战,可能导致数百万人失业,因此法国政府对我国和欧盟施压,认为中国和欧盟应该就保护欧洲本土纺织品行业达成协议。欧盟从2006年开始就对我国出口彩电征收44.6%的反倾销关税。美国从2009年开始对我国钢格板征收高额反倾销关税。2010年韩国、巴西、印尼先后对我国出口的陶瓷展开反倾销调查等。通过汇率机制适当提升出口产品的外币价格,一方面可以缓解反倾销压力,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贸易大国努力促进世界贸易健康发展,构建公平、合理的贸易规则,维护与贸易伙伴的密切合作关系的决心[3]。

2人民币升值的诱发原因

2.1政治压力是人民币升值的根本原因

多年以来,美国对我国经常项目逆差形势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美国政府联合其他国家在多次外交场合提出人民币应该升值,企图把人民币问题国际化。自2002年以来,美、日、欧盟等国家不断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在2003年的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日本财长提请其他国家一起强行要求人民币升值,美国和欧盟先后呼应日本,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相继表示人民币汇率应该更加富有弹性。美国在2011年甚至单方面通过了主要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为对于来自“汇率被低估”国家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提供了法律依据。主流媒体如《经济学家》《金融时报》等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

2.2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原因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经济陷入持续的低迷期,复苏无望,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已经连续实施了三轮的量化宽松政策(QE),但这项政策的出台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美元利率下降,刺激了美国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拉动美国的产出和收入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美国对中国的进口。另一方面,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打击中国低端产品出口,可能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进口。此外,中国90%的贸易使用美元结算,贬值还不利于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

2.3利率的持续倒挂是人民币升值的内在原因

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各国普遍采取了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以美国为例,美国2008-2012年前后三次推出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政府大量购买国债,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给,利率一次次创历史新低,在此期间,美国的贴现率、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接近零甚至为零。相反,在走出金融危机低谷后,我国采取了收缩银根的政策,货币政策从积极走向稳健。2010年央行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收于18.5%,2011年6次上调准备金率达到21.5%,并且两年内累计加息5次。中美两国利率的倒挂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涌入中国进行套利、保值,客观上促进了人民币的升值[4]。

2.4国际收支的顺差是人民币升值的直接原因

2010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以29727.6亿美元超过德国排在世界第二位,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我国不仅贸易总额数量巨大,而且从1994年起对外贸易就一直处于顺差。2005年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以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越来越受到国际收支状况的影响,我国的经常账户常常处于顺差的状态,而且顺差的规模越来越大,过大的国际收支顺差导致外汇市场上人民币供不应求,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

2.5市场预期的加强进一步推动了人民币升值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收支双顺差的事实,加上西方国家对人民币升值的要求和海外媒体的舆论压力将继续推动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而这种预期势必会进一步推动资本和投资的流入。2004年我国的贸易顺差只有319.5亿美元,2010年激增到1831亿美元,6年时间内增长了将近5倍,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对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使得大量短期资本借贸易渠道流入我国。资本和贸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直接导致我国贸易顺差的激增,贸易顺差反过来又加剧了人民币的升值预期。短期资本不仅流向一般性的实体经济,还大量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股市和房市价格上扬,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泡沫。2007-2012年我国经受着从未有过的通货膨胀压力,人民币进入了一个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的困境[5-6]。

3应对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影响的措施

纵观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本国货币都是在巨额的贸易顺差和国际储备两个重大的背景之下进行升值的,各国采取了多项措施减轻本币升值带来的一系列不利影响,包括调整产业结构、放松外汇管制、整顿和完善金融市场。以史为鉴,我国应对人民币升值和规避汇率风险可以从几下4个方面做起。

3.1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

我国的出口往往以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优,人民币升值无疑会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造成冲击。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出口企业有意识地尝试淘汰一些技术含量低、档次低的产品,使有限的资源流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注意技术引进和高科技产品的研发,减少如光学、医疗、精密仪器和设备的进口依赖程度,创造民族优良产业和品牌。此外,我国政府也有必要为出口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出口补贴,完善出口信用保险制度。此外,政府还可以设置专门机构帮助国内企业学习国际贸易原则、开拓国际市场、培养跨国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为企业提供国际市场行情、国际投资环境、市场调查等方面的信息,成为企业发展的坚强后盾。

3.2采用灵活的贸易结算方式和计价货币进行国际贸易结算

汇改以前,人民币汇率一直盯住美元基本不动,我国出口企业也习惯于在相对固定的汇率环境下用美元进行商务谈判和贸易结算,对美元的价格过于依赖和敏感。2005年汇改以后,外贸企业不得不学会应对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后果和关注人民币的走势。实际上,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这几年,也是人民币对日元等货币贬值的时期,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不代表对其他货币也一定升值。在出口结算时,企业要学会灵活变通计价货币,如出口欧洲可以采用欧元进行结算,出口到日本可以采用日元进行结算,这样一来就能尽可能地减轻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带来的损失。在贸易结算方式的选择上,当人民币有升值预期时,外贸企业要尽可能选择那些即期结算方式,如即期信用证、即期付款交单,争取早日收到货款,或者在合约中规定客户支付一定比例的预付款等。选择合适的贸易结算方式和结算货币看似不是什么大智慧但却是能够巧妙地为企业规避风险、提高利润的好办法[7]。

3.3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进一步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根据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理论,一个国家不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性,一个国家只能实现其中两项。在我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渐开放的过程中,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最大限度地保持汇率稳定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进一步释放人民币汇率弹性的举措,使得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不拘泥于单一盯住美元,而可以根据自身利益进行更大幅度的调整。为了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放缓资本流动脚步可能更适合我国国情[8]。

3.4积极利用金融工具规避汇率风险

篇5

汇率水平是影响进出口贸易的一个重大因素。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本币升值,意味着其它国家的货币贬值,在进行出口贸易的时候,同样的货物进口国需要拿出更多的本国货币,因此进口国可能转而求其它国的商品,不利于本国的出口。而本币贬值,意味这他国的货币升值,进口同样的货品需要更多的本币,不利于他国出口。

汇率变动会影响进出口贸易以及贸易收支,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汇率变动引起收入变化,影响进出口贸易

汇率变动的最直接体现就是本币的升值或贬值。货币升值会造成进口商品价格下降,而出口商品价格上升,虽然不利于出口,但是可以改善国际收支,货币贬值则可以达到相反的效果。但是实际上,货币的贬值对收入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贬值会造成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出口商品价格下降,从而使得贸易条件恶化。与此同时,在同样名义收入水平下,消费者只能购买较少的商品,也就是导致实际收入的下降,这必然导致该国支出的下降,从而改善贸易收支。另外,如该国存在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则贬值可以刺激国内外居民对本国该种产品的需求。根据凯恩斯经济学的原理,民众的经济支出会通过凯恩斯乘数而数倍提高国民收入,国民收入的提高又会提高国内支出,达到良性循环的结果。

2.汇率变动引起价格传递,影响进出口贸易

前面说到,汇率变动的最直接体现是货币的相对价格上升或下降,这首先在进出口贸易中体现出来。但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国际市场的价格变动最终也会影响国内市场的一般价格。因此汇率的变动会引起国内一般价格水平,从而影响进出口商的贸易额和国家的贸易收支,这从以下两个方面体现:首先,货币的升值是以本币表示的进口商品价格下跌,如原料或半成品,然后通过价格传递,影响最终商品成本的下跌和价格的下跌。其次,汇率变动会使得贸易收支发生变化,如货币贬值后会出现贸易收支顺差,然后使得外汇储备增加,而外汇储备的增加,又使得央行必须通过购买外汇而在国内市场上投放更多的基础货币。显然,更多的基础货币会导致通货膨胀。近两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的增长,尽管不是人民币贬值的结果,但是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国际经济的变化,使得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较高就是很好的说明。当通货膨胀出现的时候,其实是鼓励人们消费,因为在名义货币不变的情况下,公众更有意愿将货币转化成有形的资产,客观上又会推动物价上升。

二、应对汇率变化的一般对策

应对汇率变化的一般对策主要从进出口贸易中多样化的进口来源,结算货币的选择,以及利用各种金融工具。

1.选择多样化的进口来源

如同一国货币紧盯着另一国货币有很大风险一样,进口来源的单一很容易使得出口商转移汇率风险,甚至操纵价格。因为如果进口来源过于单一,反映了该国的某种资源对其贸易对象国或者地区的高度依赖。2007年底和2008年7月发生的两次大的石油涨价行为可以说明这一切,因为全球的石油资源过渡依赖一些产油国或地区。某些资源过于依赖单一国家或地区,必然导致企业的经营严重受制于该国的货币汇率的波动,该国进而将汇率的风险转嫁到进口商。这种单独的依赖本来就是不明智的选择,再加上当前全球经济的不明朗,进口商的经营风险进一步放大。因此,必须适当地扩大进出口业务的地域分布,在国际范围内分散原料来源和销售地点,在多个资金市场上以多种货币筹措资金,按照汇率走势和国际贸易形势,建立一定的货币组合,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分散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外汇风险。

2.进出口贸易中选择合理或多种交易币种

进出口贸易中的出口,特别是出口商要选择合理的货币作为结算和付款的币种,当然这一般是进出口商双方博弈的结果。因此,在有关对外贸易和借贷等经济交易中,签订合同时选择何种币种,作为计价结算的货币或计值清偿的货币,直接关系到交易双方是否将承担汇率风险。一般而言,出口贸易采取硬币计价,以防汇率贬值给自己带来损失,而进口商会选择软币,以避免升值造成的汇兑损失。如当前的国际贸易中,欧元和人民币有升值的压力,而美元贬值已经成为现实,因此出口商更多意愿是以欧元和人民币作为结算和付款的币种,而进口上则更愿意选择美元结算。当然在实际进出口贸易中,双方博弈的结果一般是约定采用一部分硬币和一部分软币,甚至多种货币计价和付款。其结果是进出口商共同承担汇率的风险,增大了谈判的成功率。在长期合同中,还可以使用货币保值的方式,即选择某种与合同货币不一致的、价值稳定的货币,将合同金额转换成用所选的货币来表示,在结算或清偿时,按所选货币表示的金额以合同货币来完成支付。还有一种降低汇率风险的办法是,出口时虽然选择了软币,但可以适当提高价格以防货币贬值风险,进口时选择了硬币,则可以适当压低价格以防范升值损失。

3.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工具低于汇率风险

金融工具的出现本身就是因为汇率风险转嫁的必然结果,而通过一定的金融工具,进出口商也共同承担了汇率风险,或者向后推迟了承担汇率风险的必然结果。对于金融业发达的国家而言,积极地利用金融工具已经司空见惯,因此发展中国家对金融工具的利用显得更为迫切。这些国家一方面要加快国家的外汇市场建设,推出各类外汇业务,一方面企业则需要积极利用外汇市场及其金融衍生工具来规避外汇风险。企业可以运用远期外汇交易、外汇期权交易、出口押汇、出口商业发票贴现、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NDF)业务、外汇借款等多种方式转嫁汇率风险。

三、结束语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非常不明朗,国际金融中心华尔街被拯救,石油价格风险较高,日本经济长期的疲软以及世界经济经近几年高速发展之后也出现减缓的迹象,即使保持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也因为内外因素出现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当前国际经济已经融为一体,休戚相关,因此国家之间的货币比值变得比以往更加敏感。近日,美欧等六国的中央银行集体宣布降息以促进经济发展足以表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程度非常之高。但是对于进出口商而言,汇率变化的巨大风险不能仅仅靠国家的财政政策来进行规避,他们需要选择更多进口来源,需要更灵活的结算货币,以及选择更多金融工具。

参考文献:

[1]何璋.国际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2]左柏云,陈德恒.国际金融.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3]孙文莉.汇率的贸易收支效应的理论演进.财贸研究,2006,(4).

[4]埃尔赫南·赫尔普曼,保罗·克鲁格曼.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5]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三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篇6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0.7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73.91亿美元,年均增长31.2%,高出全国同期年均增长速度14.2个百分点。尽管浙江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在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迅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989年的499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7000万美元,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可见,浙江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都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为了衡量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在国内,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很少,实证研究尤其是具体到某一省份的实证研究就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较短,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少,占GDP和进出口的比重都不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尚不显著。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尤其是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会进一步凸现,研究这一经济现象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迄今为止,虽然对各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为数众多,但众多的理论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结论只有二个:一是以芒德尔为代表的相互替代关系理论(Mundell,1957);二是以小岛清(1987)为代表的相互补充关系理论。芒德尔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认为,由于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一国的对外贸易常常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地避开贸易壁垒,成为对外贸易的替代物,从而也就出现了“贸易替代型对外直接投资”。而小岛清的互补模型则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互补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小岛清模型的基本含义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生产函数不同的条件下,一国对另一国的直接投资可以扩大对方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改变双方的比较优劣势的态势,从而直接创造了对外贸易。无论是芒德尔的替代模型,还是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这既有统计数据残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统计方法与工具上的瓶颈。

从总体上看,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对外贸易之间的互补性要大于替代性,为数不少的经验统计显示,贸易与直接投资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Lipsey、Ramstetter和Blomstrom(2000)依据日本、美国、瑞士的统计数据,研究了这些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对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它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两者是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互补关系,如果两者是非合作的,那么,贸易和投资表现为替代关系。以上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理论分析,而对于有其自身特点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关系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Agarwal(1986)对印度进行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

上述结论的差异表明,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替代或互补关系,且这些研究大多数是针对发达国家,对于处在转型经济的中国来说意义甚微。由于国内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甚少,而具体到某一省份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更鲜有人为之,本文试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浙江省的历年统计数据,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两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两者之间的短期均衡关系。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

由于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加之统计数据并不完善,样本仅设定在1989-2005年之间。本文选取浙江年鉴和2005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衡量对外直接投资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FDI)衡量外商对浙江省直接投资量,以出口额(EX)、进口额(IM)来衡量对外贸易。蔡锐和刘泉(2004)认为,FFDI在中国发挥作用时,中国的吸收能力存在时滞问题,同理,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也可能存在时滞问题。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度为止累计的浙江省内外向对外直接投资值总和(ACFDI、AFFDI)。同时浙江省经济增长较快,其影响不容忽视,于是引入变量“浙江省生产总值指数(GDP)”来度量浙江省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

(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在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只有平稳的时间序列才能进行回归分析。在此对序列采用ADF检验,其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LnGDP、LnCFDI、lnACFDI分别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平稳性检验,表明这些变量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即零阶单整。LnEX和LnIM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而其差分后的两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这两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即一阶单整。同理可知,LnAFFDI差分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该变量也是一阶单整。对LnFFDI进行二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平稳性检验,即二阶单整。

综上所述,序列lnEX、lnIM、lnCFDI、lnACFDI、lnFFDI、lnAFFDI、lnGDP均为二阶单整序列。依据协整理论,对于通过平稳性检验且为同阶单整序列来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分析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

(三)协整检验

近年来,不少国内外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文献均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拉动作用,着重分析两者直接的相互影响关系,得到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有长期均衡关系而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没有长期稳定关系(张如庆,2005)。其研究的重点只放在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作用上,低估甚至忽视了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贸易的滞后推动作用。因此,本文为避免忽视进口的作用,首先单独分析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滞后因素与出口、进口之间的关系,建立如下模型:

lnEXt=a0+a1lnCFDIt+a2lnACFDIt+a3lnFFDIt+a4lnAFFDIt+a5lnGDPt+ε1t(1)

lnIMt=b0+b1lnCFDIt+b2lnACFDIt+b3lnFFDIt+b4lnAFFDIt+b5lnGDPt+ε2t(2)

综合考察这些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并依据DW值与t值,运用向后回归法进一步筛选可以被替代的变量,删除t值不显著变量,同时消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

对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解释变量)与出口额、进口额(被解释变量)做OLS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其残差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回归方程(1)表示LnEX与LnCFDI、LnFFDI、LnAFFDI、LnGDP之间的线性关系;回归方程(2)表示LnIM与LnCFDI、LnAFFDI、LnGDP之间的线性关系。根据表3与表4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对出口总额、进口总额的作用较显著,模型拟合优度较高,且不存在序列相关与异方差。模型估计式(1)、(2)的残差序列为平稳性,变量lnEX、lnIM与lnCFDI、lnFFDI、Ln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由回归方程(1)可知,CFDI每增长1%,EX将增长0.0709%;FFDI每增长1%,EX将增长2.5622%;AFFDI每增长1%,EX将减少0.312821%;GDP每增长1%,EX将增长2.2407%。原因在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起步较晚,相对于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说总量较少,所以对出口的贡献程度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结果可知,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对出口贸易产生了正向影响,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了浙江省出口贸易的发展;从短期来看,当年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正向影响,而从长期来看却对浙江省出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与一般看法和直接统计结果相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资中跨国公司赚取垄断利润的动机越来越明显,市场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替代作用将逐步显现。

由回归方程(2)可知,CFDI每增长1%,IM将增长0.054923%;AFFDI每增长1%,IM将减少0.241292%;GDP每增长1%,IM将增长2.333%。同理,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CFDI)对进口的贡献程度也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来得明显,但由回归方程可知,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了进口的增长,说明对外直接投资中为了获得自然资源、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符合浙江省自然资源相对缺乏、原材料稀少的实情,从而带动了浙江省进口贸易的发展;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进口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说明更多的外商在浙江省实现了生产和销售的本土化,需要进口的原料更多地来自本土,从国外的进口减少了。

(四)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式的计量经济模型,成为协整分析的一个延伸。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而这种稳定的关系是在短期动态过程的不断调整下得以维持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短期出现了偏离均衡的现象,必然会通过对误差的修正使变量重返均衡状态,误差修正模型将短期的波动和长期均衡结合在一个模型中。

由协整检验可以知道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浙江省生产总指数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惟一的协整关系,因此可对各模型分别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下:

lnEXt=0.027ΔlnCFDIt+0.099ΔlnFFDIt-0.346ΔlnAFFDIt+2.412ΔlnGDPt-1.062ECMt-1

t:(0.839666)(1.154311)(-2.395444)(5.941397)(-3.837613)(3)

lnIMt=0.042ΔlnCFDIt-0.313ΔlnAFFDIt+2.425ΔlnGDPt-1.115ECMt-1

t:(1.332574)(-2.847501)(6.042488)(-3.679680)(4)

在误差修正模型(3)中,协整关系对EX的增长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则误差修正作用降低了当期EX(弹性系数为-1.062),EX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一定稳定性,而且误差修正模型ECM项对应t值较高,说明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短期比较稳定。

在误差修正模型(4)中,协整关系对IM的增长也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当IM超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约束(ECMt-1)时,修正作用也降低了当期IM(弹性系数为-1.115)。IM的动态调整过程具有稳定性,这体现着短期内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的稳定关系。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浙江对外直接投资额CFDI、外商直接投资额FFDI、生产总指数GDP与进口贸易额、出口贸易额之间的协整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增长、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可得出以下结论:

(1)从长期关系看,CFDI、FFDI、GDP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促进作用,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互补关系。究其原因,在浙江省加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若干年内,对外直接投资在浙江省已经逐渐转型,从追求人力资源优势的生产型投资逐步转向追求市场的市场型投资。这样的转变从长期的趋势来看是十分明显的,无疑明显影响到了浙江省出口的增长规模。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能产生出口引致效应,即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设备等出口的增加。

从前文实证分析来看,CFDI、FFDI、GDP与进口贸易之间也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即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对进口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母国原材料的进口(邱立成,1999)。浙江省经济实力虽位于全国前列,但资源极其匮乏,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许多重要的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等,几乎完全依赖外省或是从国外进口。因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在国外获取自然资源、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它们对进口贸易无疑有强劲的促进作用。其次,随着浙江省国际贸易地位的提高,已经或者将要遭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府为保护本国利益所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为规避贸易壁垒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能缓和双边经济关系,化解贸易(张如庆,2005),从而进一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纵观全局,现阶段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与贸易额相比,比重还很小,2005年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00158(注:根据2005年浙江省统计年鉴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而世界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为1∶0.5634(注:根据2004年《世界数据报告》相关指标计算得出。)。表明浙江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通过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国际贸易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从短期关系看,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CFDI与出口贸易短期均衡关系显著。从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其中CFDI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且t值显著,证明了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母国出口贸易(邱立成,1999)。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限制到鼓励的发展历程(齐晓华,2004)。由于其规模太小,对进出口的影响还不及外商直接投资FFDI来得大。但据权威研究报告预测(王亚平,2004),“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进一步扩大。浙江省作为全国经济强省也首当其冲,必然大幅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额。随着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的进一步增大,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将逐渐增强。

本文实证表明,浙江省CFDI与进口贸易也存在短期均衡关系显著,CFDI与进口贸易的关系也存在着一个由短期向长期均衡调整的机制。相比之下,CFDI对进口贸易的短期调整作用更强。

从浙江省当前贸易战略出发,政府相关部门有必要充分重视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对能产生进出口贸易互补、创造效应的对外直接投资给予各种政策优惠,从而鼓励企业积极“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往政府有关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大多涉及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而并不直接制定与贸易有关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我们必须跳出这种思维模式,直接制定切实可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使浙江省企业步入国际化发展阶段,逐步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提升产业结构。

对企业界而言,加入WT0后,国内市场上国内外企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如果只是固守本地市场而放弃进入国际市场,那么其国内市场份额势必逐渐被吞食。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浙江省企业必须增强国际竞争意识,积极“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拓宽企业的生存空间,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投资促进贸易,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参考文献:

蔡锐,刘泉.2004.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是互补的吗?——基于小岛清“边际产业理论”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8).

齐晓华.2004.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现状与趋势分析[J].投资研究(3).

邱立成.1999.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J].南开经济研究(6).

小岛清.1987.对外贸易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437-442.

王亚平.2004.“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分工趋势展望[J].经济研究参考(49).

张如庆.200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3).

AGARWALJP.1986.Thirdworldmultionalsandbalanceofpaymentseffectsonhomecountries:acasestudyofIndia[M]//KHUSHIMK.MultinationalsfromtheSowth.London:Maemillan.

MUNDELLRA.1957.Internationaltradeandfactormobility[J].AmericanEconomicReview,(6):321-335.

MARKUSONJR,JAMESRM.1983.Factormovementsandcommoditytradeascomplements[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4:341-356.

篇7

完全的汇率传递是以世界市场的完全竟争为前提,而现实中大多数产品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美国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和克鲁格曼等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以及产业组织角度来分析解释汇率的不完全传递问题。

他们认为传统的汇率传递理论是以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的,即进出口厂商是贸易产品进出口价格的接受者,无法左右进出口价格,在这种前提下,当汇率变动时则会引起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同等变动。然而事实上,世界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大部分产品是差别产品,出口商有决定价格和产量的权力。在升值的情况下,出口商一般会通过降低成本等方式来抑制因货币升值而造成的价格上涨压力,从而导致不完全汇率传递。通常,市场集中程度越高、进口商品用国内货币标价的范围越大,汇率的传递系数越低;而产品的同质和替代程度提高、国外厂商相对于国内竞争者的市场份额扩大,汇率的传递系数就越高。

多恩布什认为一些产业组织因素也会影响汇率的传递,这些因素包括:市场集中程度、产品的同质性和替代程度等。一般说来,市场集中程度越高,厂商的垄断势力也越强,所以汇率的传递系数就越低:产品越具相似性,产品间的替代程度越强,则厂商的垄断势力越小,汇率的传递系数就越大。

2、沉淀成本

美国经济学家迪克希特和克鲁格曼从供给角度分析了汇率传递不完全的原因,他们同时也建立了汇率传递的沉淀成本模型[’61。该模型的思想是:在产品存在差异的情况的情形下,出口厂商不仅要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确定合理的价格,还必须投入一部分资源用于开发市场,建立分销网络,针对外国人的需求进行研发以使产品适应外国市场等。这些投入成本是为进入外国市场而支出的,然而这些成本一旦支出就可以被看作沉淀了,因为厂商不能轻而易举地廉价出售它的资产,无论是无形资产还是有形资产。由于沉淀成本的不可逆转性,以只有当厂商预期能够弥补沉淀成本时,他才会进入一个市场,一旦成本己经沉淀,即使厂商只能弥补可变成本,它也仍然会留在市场中不会退出。

事实上,当存在沉淀成本时,厂商会对未来利润的贴现值与当前利润进行比较然后做出决策,而不会一直因为有了沉淀成本而不进入市场。因此该模型有一定的缺陷。

3、市场份额

美国经济学家弗路特与克兰帕尔从分析厂商的市场份额角度研究了汇率传递问题。他们认为如果垄断厂商以其市场份额作为经营目标,那么对未来汇率的预期会影响厂商目前的定价策略与市场份额[47l。

篇8

[关键词]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实践教学

1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需求现状

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主要是面向企业培养其所需人才。自从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对外贸易权的管理方式由原来的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准入门槛降低后,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大幅度增加。由于国际贸易特殊的贸易环境和运作惯例,外经贸业务工作具有较高的风险性、较强的专业性。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在员工招聘中倾向于录用动手能力强、能够直接进入业务状态的外贸人才。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业务量不大、设岗较少,要求外贸应用型人才具有全面的操作技能和综合应用能力;对于大型企业而言,业务量大、部门分解较细、设岗较多,要求外贸应用型人才具有过硬的专门操作技能和独立解决问题能力。无论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他们的贸易程序都是相同的。

出口贸易的基本程序通常分为三个阶段:出易前的准备、签订出口合同和履行出口合同。出易前的准备包括编制出口计划、组织货源、国外市场和客户调查、制定出口经营方案、建立客户关系、开展广告宣传、办理商标注册;签订出口合同包括邀请发盘、发盘、还盘和接受;履行出口合同包括以收取货款为核心的货物、租船订舱、办理保险、出口报关、办理保险、缮制单据、出口收汇核销、出口退税;必要时,还有出口索赔。

进口贸易的基本程序通常也包括三个阶段:进易前的准备、签订进口合同和履行进口合同。进易前的准备包括编制进口计划、国外市场和客户调查、制定进口经营方案、建立客户关系、选择交易对象;签订进口合同包括邀请发盘、发盘、还盘和接受;履行进口合同包括以交付货款为核心的租船订舱、派船接运、办理保险、买汇、审核单据、进口付汇核销、进口报关、检验货物;必要时,还有进口索赔。

从国际贸易的进出口程序可以看出,国际贸易所涉及的业务环节非常多。因此,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的人才应该是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具体来说,该专业的毕业生应具备的技能和能力包括:①基本技能,如阅读技能、写作技能、现代办公设备操作技能、网上进行商务处理技能、商品检验技能、识别与填制外贸单证技能。②基本能力,如自学能力、创新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应变能力。③专业能力,如贸易业务处理能力、外语运用能力。

2 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2.1 实习与毕业论文相互脱节

实习是学生在系统地完成专业教学计划所规定的相关课程的基础上进行的熟悉进出口业务程序的现场活动。毕业论文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生实践教学非常重要的环节,是学生运用所学习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去研究和探讨实际问题的实践锻炼,是综合考察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动手操作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撰写毕业论文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解决较为复杂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受到科学研究工作或设计工作的初步训练。但是,由于外贸业务量大,一项外贸业务涉及时间较长,从发盘到完成业务全过程可能经历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专业认识实习、专业实习、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安排在不同的学期,它们之间相互脱节,学生很难在实习单位亲历一笔完整的外贸业务,这样就造成了实习的非系统性,毕业论文选题、开题与实习脱节,难免脱离实际,不利于学生的能力培养。

2.2 专业课案例教学不能相互衔接

案例教学是把实践案例进行处理后引入课堂,让学生根据案例提供的背景资料分析案例、讨论案例,寻求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案例教学使学生身临其境般地经历一系列事件和问题,接触各种各样的组织场景,通过深入地研究与分析,加深对所学理论的理解,培养学生的感觉能力和反应能力,提高学生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但是,由于各专业课任课教师均从所授课程角度出发组织案例教学,重点当然在所讲课程之中,这就导致不同课程的案例很难形成一项完整的、系统的国际贸易业务,学生也很难将多门课程的知识应用到一笔业务,这样就会造成所学知识的“无用性”,知识之间形成壁垒,很难相互衔接。

转贴于

2.3 课程设计组织难度大

通过课程设计考查学生对相关理论的掌握情况,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锻炼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也是对理论教学效果的检验。但是,由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所涉及的环节较多,如讯盘、发盘、还盘、接受,在合同磋商的每一个环节里,又涉及贸易术语、商品的数量和品质、商品的包装、商品的运输及保险、商品的检验、货款的收付以及索赔等。教师在进行课程设计时,还要联系其他课程的知识,不容易组织。

3 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措施

针对当前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根据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应具有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沈阳工业大学工程学院的自身特点,我们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实践教学进行了改革,制定了具体的改革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1 实习与毕业论文相互衔接

我们首先对原有的时间短而又分散的专业认识实习、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进行了整合,统一调整为四周的专业实习,将原来为期十三周的毕业论文调整为十八周,调整前后实习和毕业论文的总周数却没有变化。然后,在学期安排上也进行了调整:专业实习安排在第八学期前四周进行,毕业论文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前四周,安排在第七学期后四周进行,第二阶段为后十四周,安排在第八学期后十四周进行,专业实习恰好置于毕业论文的两个阶段中间。

改革之后,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深入相关企业,选择一笔或几笔完整的国际贸易业务,利用毕业论文前四周的时间和寒假进行选题、开题和收集资料,从而确保论文选题的客观性和实用性;在接下来的四周专业实习期间里,学生依据选定的论文题目和完整的国际贸易业务,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继续在企业里进一步了解、熟悉相关的业务,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案;在毕业论文最后的十四周里,学生要确定论文撰写提纲、查阅资料、撰写、修改、审查、进行答辩等环节。

通过实习与毕业论文相互衔接,可以使学生在实习单位亲历一笔完整的外贸业务,同时也可以使学生的毕业论文选题、开题、撰写等环节紧密联系实际,非常有利于学生的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3.2 按国际贸易业务程序统一制定案例教学方案

我们通过组织专业课教师进行共同商讨、相互沟通,依据一项完整的、系统的国际贸易业务和程序,最终制定出来一套统一的案例教学方案,所有专业课的案例都按照业务程序融合在其中,确保了案例教学相互衔接,便于学生对所学理论的理解、掌握,提高了学生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效果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另外,我们学院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与中国石油辽阳石油化纤公司相邻,可以组织学生到辽化对其国际贸易业务进行实地参观、考察,在企业进行案例教学,通过案例教学校企合作共同搭建实践教学平台。这样,不仅使学生对企业有更多的感性认识,还可以将各门课程的理论知识联系并运用到实际。

3.3 情景模拟组织课程设计

为了解决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设计难以组织的问题,我们采取了能够充分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情景模拟教学形式。按照国际贸易相关业务和程序要求,将学生分成若干组,每组都有自己的工作和职责,发给学生一些背景资料,要求学生认真研读,也可以查找相关资料作为补充,模仿国际贸易业务的实际操作,进行模拟训练,可以对出口报价、结算以及所涉及的单证等业务进行模拟。学生在模拟过程中,可以相互交流、沟通、商讨,共同理解、掌握国际贸易理论和方法,学生的学习乐趣倍增。

篇9

论文关键词:反倾销,寒蝉效应,贸易自由化,GMM检验,动态面板数据

一、引言

反倾销是世界贸易组织所认可的用于维护国际经济秩序、保护本国产业免受不合理侵犯和对付不公平竞争的合法且有效的措施。中国加入WTO后,确实享受到WTO成员开放市场的好处,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更加国际化和全球化。但中国也在逐步降低关税并逐步取消非关税措施,使中国国内市场面临更趋激烈的竞争。近年来,许多跨国公司纷纷以低价战略进军中国市场,使中国面临着遭受倾销损害的严重局面。自1997年对美国、加拿大、韩国的新闻纸首例反倾销以来,我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运用反倾销措施来保护本国产业的重要使用者。截至2010年10月1日,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共涉及26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韩国、日本、美国、台湾、欧盟、俄罗斯等,这些国家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此外我国对外反倾销还呈现出立案数大幅增加、涉案产品高度集中、征税结案率高和反倾销终裁税率较低等特点。在目前已终裁的172件反倾销案件中,因申诉人撤销申诉终止调查案件占11件,因被调查产品未对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而终止调查的案件占22件,而做出肯定性终裁案件的高达139件,占全部已仲裁案件的80.8%。无论是反倾销立案、临时措施与出口国达成的价格承诺协议,还是最终实施5年甚至更长期的反倾销税,在消除进口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同时,也会因反倾销税措施的实施对双边贸易产生错综复杂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建立寒蝉效应模型来分析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评价中国实施反倾销措施和贸易自由化对中国进口贸易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文献

可能是受限于资料的获取和研究者的立场,关于反倾销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长期以来都以美国和欧盟反倾销为样本。

Staiger andWolak(1994)提出了反倾销的三种“非关税效应”,即调查效应、中止效应和撤诉效应,并使用较为复杂的计量模型分析美国1980-1985年采取反倾销措施和进行反倾销调查对进口和国内生产造成的影响,结果表明反倾销申诉的存在和征收反倾销税都对被诉国起到“贸易破坏效应”。同时发现企业反倾销申诉的目的是追求反倾销调查效应和贸易破坏效应。

Prusa(1996)根据1978-1993年间109个被否决的反倾销案和126个终裁征税案的相关数据(海关协调编码制下的5位税则号数据),就反倾销对被诉国、非被诉国以及涉案产品进口贸易的影响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了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结果证明了反倾销的调查申诉和反倾销税的征收都对被诉国的出口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当反倾销税较高时负面影响更显著。同时也证实了“贸易转移效应”的存在,即使反倾销申诉最终被裁定征收低额反倾销税或者案件被驳回,贸易转移效应依然存在。Brenton(2001)以Prusa(1996)的方法为基础毕业论文题目,对1989-1994年间欧盟涉及到98个反倾销案和47种产品进行分析,以立案当年为基期,立案前两年、立案后4年共七年的时间跨度内区别分析了反倾销措施对于被诉国、欧盟组织中的非被诉国和其他非被诉国的影响,发现了贸易转移效应的存在。

Krupp andPollard(1996)通过建立“市场模型”,引入衍生需求变量、化工生产指数、实际汇率和季节性虚拟变量,利用1976-1988年美国化工行业17种涉案产品的月度数据,分析了反倾销申诉、初裁、终裁三个时间点前后6个不同阶段涉案产品进口量的变化情况。对肯定性终裁、否定性终裁、否定性初裁和撤诉的四种不同裁决结果的贸易破坏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对绝大多数产品而言,不论终裁的结果如何,反倾销调查也往往会使涉案产品的进口量减少,即存在所谓的“调查效应”。

Konings andVandenbussche(2005)利用涉及1992-2000年欧盟大约4000个涉案产品的进口横截面数据,对比了反倾销调查实施前后国内产品价格上涨的情况,证明了反倾销保护措施的价格效应存在的条件——即只有在贸易转移效应特别大的情况下,才可以抑制价格的上涨。Konings andVandenbussche(2008)使用全要素生产力函数根据欧盟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反倾销措施对于国内进口竞争性企业的生产力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生产力在反倾销保护时期会适度地提高,但低于那些未受反倾销影响的案件。同时,国内落后的企业在反倾销保护期间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尖端企业的生产力会遭受损失。

Khatibi(2009)根据1997-2002年欧盟立案的194个反倾销案的相关数据,每个案例分析了立案前一年、立案当年、立案后调查期间(平均12个月)和实施措施期间,共达8年的反倾销长期效应。结果表明反倾销措施会带来贸易转移效应,并显著存在于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进一步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指出反倾销措施对处于比较劣势的产品最有效,将使之从被诉国的进口明显地减少(贸易破坏效应),且贸易转移效应亦不存在。

近年来,由于反倾销案件资料获取的相对容易和发展中国家对外反倾销的增加,以发展中国家反倾销为样本的研究不断增加,且样本更为庞大。Durling和Prusa(2006)通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和GMM模型,定量分析了1996-2001年142个出口国和112个进口国的热卷钢反倾销措施的贸易效应。发现反倾销措施对被诉国的贸易破坏效应显著存在,但是对非被诉国的贸易转移效应并不显著。

Feinberg andOlson (2005)首次实证分析了关税自由化在反倾销措施蔓延中扮演的角色,主要研究了乌拉圭回合签订的关税减让承诺与1996-2003年间24个国家反倾销申诉增加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增加的反倾销措施与关税减让有关,而传统使用反倾销的国家随着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反而减少了反倾销的使用。

Moore andZanardi(2008)分析了29个发展中国家和7个发达国家1991-2002年间贸易自由化(减少关税)与使用反倾销措施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对于发展中国家反倾销措施的重要使用者,削减关税将导致反倾销措施的使用机会增多。如果关税标准差下降一个单位,会导致这些国家反倾销申诉的概率增加32%,但该结论不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Bown andTovar(2009)对印度反倾销与贸易自由化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印度关税每增加一个标准差(贸易自由化的衡量标准)会使反倾销申诉和保障措施得概率提高50%。

Vandenbusscheand Zanardi(2006)利用1980-2000年全球反倾销样本,使用了121个出口国和58个进口国贸易流量的年度数据,建立引力模型定量分析了反倾销措施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并根据采用反倾销法的时间、每年度反倾销立案的数量和措施强度将这些国家划分为传统强硬型使用者、传统微弱型使用者、新兴强硬型使用者和新兴微弱型使用者四类。通过实证分析该四类反倾销措施使用者对进口贸易破坏效应的影响,表明全球范围内反倾销措施的迅速扩散具有“寒蝉效应”,由此所带来的贸易流量的减少是不可忽略的,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每年大约减少7.8%的进口贸易量,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贸易自由化的作用。

(二)国内相关研究文献

中国学者研究大部分集中于中国对外反倾销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贸易限制效应和贸易救济效果等方面,至今尚未有学者关注反倾销措施与贸易自由化对于进口贸易的影响。鲍晓华(2007)以Prusa(1996)的方法为基础,利用1997 —2004 年中国反倾销案例8位数税则号的涉案产品数据,考察了反倾销措施引起的被诉国和非被诉国的贸易模式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反倾销救济效果的证据。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反倾销措施对被诉国的进口有明显的“贸易破坏效应”。

还有学者发现,中国对外反倾销存在贸易转移效应,即当一个进口方实施反倾销措施后,被诉国的出口会减少,但从其他非被诉国的进口增加,最终导致在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同时,进口方对该商品的进口并未减少,只是改变了进口方向。沈瑶、王继柯(2004)通过分析了中国丙烯酸酯两次立案进口量和价格的变化,发现针对部分出口国的反倾销措施会导致进口从被诉国转向非被诉国,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反倾销措施对本国进口竞争产业的保护作用。

冯宗宪、向洪金(2010)在Krupp and Pollard(1996)模型的基础上毕业论文题目,利用2002-2007年欧美国家对华纺织品反倾销涉案产品的月度数据,考察了欧盟和美国对华反倾销中不同阶段的贸易破坏效应、贸易转向效应和贸易偏转效应的存在性。结果表明,对华反倾销措施不仅导致了申诉国从中国的涉案产品进口量减少和进口于韩国、印度等竞争国同类产品的增加,且使中国涉案产品向第三方市场出口量增加。

三、反倾销贸易效应实证模型与结果分析

(一)模型的构建

Vandenbusscheand Zanardi(2006)利用1980-2000年121个出口国和58个进口国贸易流量的年度数据,定量分析了反倾销措施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在经典的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反倾销的相应变量。研究结果表明反倾销法具有贸易破坏效应,全球范围内反倾销措施的迅速扩散具有“寒蝉效应”,由此所带来的贸易流量的减少是不可忽略的,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贸易自由化的作用。

本文借鉴Vandenbussche andZanardi(2006)的寒蝉效应模型,定量分析中国对外反倾销的贸易效应。为了准确考察反倾销措施对中国从被诉国的进口贸易额的影响,将传统的标准时间序列模型或静态面板数据模型扩展为动态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即在解释变量中包含因变量的一阶滞后值,具体模型可表述为:

(1)

关于解释变量的含义、对因变量的理论预测影响(预期符号)及说明见表1。需要特别注意一下三点:1、反倾销立案数量和反倾销实施措施数量,用和表示,由于在某些年份中国对欧盟、台湾和其他一些国家和的反倾销立案数和反倾销肯定性措施数为零,均加上1,可以避免对其取对数后,其值不存在。另外反倾销的立案数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由于反倾销立案对贸易的影响存在滞后性;而反倾销立案与最终终裁之间存在较长的一段时间(一般为12个月至18个月),直接以当年反倾销措施数作为解释变量。2、固定效应和一阶差分GMM检验中,距离会导致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不再考虑该变量。3、汇率,以往研究发现名义汇率的变动和实际汇率的变动高度相关,本文据此直接采用数据最容易收集的名义汇率代表汇率风险。另外由于国际贸易的签约和实际交货并不是同时进行,汇率波动的风险不会立即影响到当年的进出口,我们假设期间的时滞为1年,用来表示。

表1 解释变量的含义、预期符号和理论说明

解释

变量

含义

预期

符号

理论解释

滞后一期的进口额(美元)

+

代表中国从被诉国或地区进口额的滞后一期,滞后一期规模越大,贸易流量越大

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亿美元)

+

代表中国(进口方)的经济规模和进口需求能力,国内生产总值越高的国家,贸易流量也越大

被诉国或地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亿美元)

+

代表被诉国或地区的经济规模和出口供给能力,国内生产总值越高的国家,贸易流量也会越大

中国的人口数(百万人)

/

中国(进口方)人口越多,对进口贸易需求越大;另一方面,人口的增加,使得国内分工深化,减少贸易量

被诉国或地区的人口数(百万人)

-

出口国家或地区人口增加,为满足本国需求,而减少出口贸易量;另一方面,人口增加,使得国内分工深化,减少贸易量

滞后一期的中国对外反倾销立案数量

-

代表中国对该被诉国或地区发起发倾销立案调查的数量,由于调查效应的存在,将减少贸易量

肯定性终裁或签订价格承诺协议的反倾销措施数量

-

代表中国对该被诉国或地区实施肯定性终裁或签订价格承诺协议,由于反倾销税或价格承诺协议的存在,将减少贸易量

对外开放度,以中国(进口方)进出口总额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表示

+

反映中国(进口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对外依存度越大,贸易流量越大(一般地,进口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程度越高,其进口贸易水平也越高)

虚拟变量,当双方均属于WTO成员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

当进出口双方属于同一贸易集团时,由于贸易优惠政策的存在,双边贸易量将上升

以100单位的人民币为标准,表示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货币

篇10

论文摘要:在中国加入WTO六年多以来,经济发展欣欣向荣,国际贸易呈稳步发展趋势。但是在农产品贸易中,我国却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很多就是由绿色贸易壁垒引起的。而绿色贸易壁垒的扩散效应又比较明显,需要我们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而运用关联规则对其扩散性进行检验又从数理的角度给这个问题提供了更多有意义的想法。

一、引言

非关税壁垒作为国际贸易壁垒的一个重要种类,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加入WTO后,非关税壁垒成为了其他国家对我国进行贸易制约的重要手段。而我国的农产品贸易作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贸易项目,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由于其他国家对我国实行越来越广泛和严苛的绿色贸易壁垒(非关税壁垒中技术性壁垒的一种),使我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占总贸易额比率呈下降趋势。很多学者对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也取得了很显著的成果。而绿色贸易壁垒由于其涉及人类健康和生态安全等和人类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方面,因而和一般的技术贸易壁垒相比有其特殊性,也有着比其他技术性贸易壁垒更强的扩散性,对其扩散性的成因和特点的分析就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二、案例分析

由于数据来源的有限以及关联规则数据挖掘过程的复杂性。下面以案例为主结合关联规则对我国农产品贸易中的绿色贸易壁垒的扩散效应(又称连锁反应)进行分析。

案例一,欧盟、美国、日本相继宣布对动物源性产品、水产品进口的一系列新规定(禁令)对我国出口造成严重影响。

欧盟禁令,以在我国出口产品中多次检出氯霉素、磺胺类等药残为由,认为我国动物药物残留监控体系不符合欧盟要求,对我国动物源性产品、水产品出口造成严重影响。2002年1月25日,欧盟以产品中含有抗生素为由通过决议,暂时停止从中国进口鸡肉、兔肉和冻虾等产品。随后,日本也跟着发表申明表示要与欧盟合作,共同检查我国动物源性食品安全问题。以鳗鱼为代表,日本厚生省于2002年7月正式对中国进口的蒲烧鳗追加9类药物残留进行检测,这标志着日本政府对我国鳗鱼业正式形成“绿色壁垒”(“技术壁垒”)。1

从这一案例中可以看出,就农产品中动物源性产品的绿色贸易壁垒的扩散效应是比较强的,主要表现为在较短的时间内,从欧盟转移到日本,并且有放大趋势。

案例二,以我国为例,2002年1月欧盟以我国动物源性产品抗生素残留超标为由,全面禁止中国蜂蜜进入欧盟市场;以欧盟实施禁令为由,2002年2月初沙特宣布禁止进口中国蜂蜜,至今未开关;日本也于同期开始对进口中国蜂蜜10%抽样检验氯霉素等抗生素残留;2月20日加拿大开始对中国蜂蜜加强抗生素检验,并要求对进口蜂蜜中苯酚和19种磺胺等残留进行检测;5月,美国FDA宣布中国蜂蜜氯霉素残留检测限为0.3ppd,这一举措使我蜂蜜2002年对美出口比上年下降52.35%,出口额约809万美元,下降43.56%;墨西哥农业部6月2日下令把扣留的356吨受污染的中国蜂蜜销毁或退回中国,主要是在抽样检查中发现这些蜂蜜中含有链霉素等一些有毒物质的残留物和一些对人体健康和国家养蜂业造成危险的污染物,而实施这一严厉措施实质上是为了保护墨西哥的养蜂业。2

从这个案例中,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农产品贸易在遭受一国绿色贸易壁垒制裁后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扩散到其他国家。一般的发展中国家难以提出一个公允的技术法规、产品标准或环保标准,也难以建立起复杂有效的检验方法和检验程序来实施绿色贸易壁垒措施。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到另一方面,绿色贸易壁垒的扩散也有较强的地域集中和连带现象,可以观察到这样一个传播轨迹:欧洲(欧盟)亚洲(沙特、日本)北美洲(加拿大、美国、墨西哥

这次对于我国蜂蜜的绿色贸易限制,从欧洲起源,向东逐渐传播到亚洲和北美洲。可以看出对于这个扩散过程,地域还是起到很大的作用的,基本遵循逐渐传播,边缘影响的规律。

三、结论

通过以上的理论阐释和案例分析,可以看出绿色贸易壁垒作为限制我国农产品贸易的重要因素,具有很强的扩散性,其特点可归纳如下:

(一)地域扩散性特点突出。

(二)扩散对象经济水平相近,一般较高。

(三)部分实施新条例的国家有明显保护国内相同产业的目的。

(四)农产品内部商品种类扩散性明显。

参考文献:

张诤王惠文:《技术性贸易壁垒扩散效应分析》《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林国华、林卿、王庆:《农产品贸易——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