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环境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贸易环境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商品贸易品种格局改变传统能源如化石资源性商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将出现下滑趋势，新能源的比重逐步上升。在国际贸易中，对生产和消费过程中高排放、高污染商品的进出口量将减少，对低碳商品的需求将稳步上升。

（二）地区贸易格局变化对低碳经济发展较快的发达国家来说，由于他们对于低碳技术、低碳能源的开发利用具备较大的技术优势，使得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的竞争中处于地位优势。而对于低碳经济发展较慢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将会处于被动的位置，可能会接受强制的减排义务，使商品流通受到限制。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寻求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开发低碳技术，但低碳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且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挑战大于机遇。

（三）国际贸易规则的调整全球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格局的影响本质上反映了国际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对抗，这必将会对国际贸易规则带来新的改变。掌握着先进能源技术的发达国家势必会通过各种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进一步的开发利用低碳能源技术，在其内部形成完整的低碳经济共同体。这样就使得发达国家把经济体联系起来，把有利于本国的贸易政策、制度延伸到发展中国家，改变国际贸易规则。对于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将包括：国际贸易规则制度的领域不断拓宽；发达国家以低碳经济为标准，减少自由贸易供给；发达国家加快把贸易与环境的挂钩，环境保护成为国际贸易规则的主要内容。

（四）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模式的调整二氧化碳的排放导致气候在全球范围内有所变化，而由于能源效率的不同，不同国家在同一产品的生产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各不相同。由于发达国家技术的先进、能源利用效率的高效，而发展中国家技术的落后、新能源开发的缓慢，导致生产同一产品时，发展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高于发达国家。因此，低碳经济的出现将影响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式，既“低收入国家生产，高收入国家消费“。发达国家积极向全球输出低碳技术和管理模式，创造新的市场，积极开拓低碳输出市场，这就给发展国家造成减排压力。发达国家是发展国家主要的外贸市场，发达国家的低碳发展战略将对整个国际贸易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在自我转变发展方式的同时，间接地通过贸易、投机等影响了发展国家的贸易发展方式和经济增长。

（五）国际贸易服务体系的拓展低碳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碳金融的发展。碳金融包括整个与碳有关的金融交易活动和金融制度规范。碳金融的服务目的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将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危害降到最低。碳金融经济活动的进行，需要更加有效的排碳技术、资源分配作为支撑。在低碳经济环境下，碳金融拓宽，进一步拓展了国际贸易服务体系的内容和内涵。因此，在低碳经济背景下，要想获得更具优势的竞争位置，需要在碳金融方面投入更多关注，更加全面的认识目前的国际贸易服务体系，抓住机遇，寻求更优的发展。

二、低碳经济环境下我国贸易发展战略

（一）推动技术创新，发展低碳经济低碳技术的创新主要开发利用新能源，改进排碳技术，以低碳为标准推动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的节能减排，推动低碳技术的开发应用。从目前中国低碳技术应用方面看，中国应更加关注实际，推动低碳技术的创新开发，关注新能源的利用，包括太阳能的利用、风能、核能、氢能源的利用等。在实施低碳技术创新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鼓励优势科技力量、培养新兴科技人才。同时，我国应加大与其他国家相关领域的合作、引进学习最新的低碳技术，开发利用新技术，实现能源的最大化利用，环境污染气体排放的最小化，改善气候环境，实现经济与社会的统一协调发展。

（二）转变出口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中国是世界贸易大国，但在国际贸易中，所谓“大“仅仅是从贸易总量上界定的，在中国的商品结构上，我国更多的是以资源密集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商品技术的出口相对较低。一些高技术出口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的出口就更少了。因此，要提升我国国际贸易实力，必须不断的调整产品和产业结构，推动低碳产业的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出一条符合低碳经济发展理念的经济发展道路。同时，需要政府加大对低碳生产企业的扶持，使企业在良好的条件下发展低碳经济，使低碳发展理念在社会和企业中传播，进而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改造与优化。

（三）熟悉国际贸易法规，健全法律制度体系在低碳经济背景下，国际贸易的规则发生一些改变，这就要求我国应当熟悉与低碳经济、环境保护有关的国际贸易规则、国际法律、公约等。我国应充分掌握多个多边保护公约和协定，各国的贸易政策、WTO协议文件等。熟悉这些约束性规则性，有助于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客观公平地维护我方利益，在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中增加谈判筹码。同时，还应完善环境立法，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生产、贸易的可持续实施。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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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10点钟，业务经理胡晖兴冲冲来到办公室，说接到了美国的一笔将近2000万元人民币的地毯订单!

胡晖告诉刘坚，要货的是一家叫希力克的美国公司。希力克公司?刘坚印象里没和这家公司打过交道。在外贸生意中由于涉及到的事情比较多，他的原则是做熟不做生。可胡晖说，希力克公司是香港利通商行介绍的。利通商行刘坚非常熟悉，每年两家公司都有近亿元的业务往来。那么，这笔生意可做。

但，毕竟是一笔2000万的大生意，刘坚还是非常谨慎的，他提醒胡晖多探探这家公司的虚实，签合同不必太急。可是，美国希力克公司却非常着急，很快传来了合同。合同书上明确约定对方将预付20%的定金。看对方如此有诚意，刘坚在合同书上签了字，约定30天之内地毯必须运到美国的洛杉矶。合同签署的第二天，财务经理告诉刘坚，希力克公司的60万美金已经到账。

看来，这笔买卖是板上钉钉了。可是，对方的钱一到账，刘坚却着急了。因为他的公司是一家外贸公司，说白了就是一个中介公司。主要的业务就是低价购进国内货物，再高价卖给国外。外贸公司从来没做过地毯生意，一下去哪儿找这么多地毯呢?而且地毯生产肯定有时间周期，如果不能按照合同时间发货的话，违约金是定金的双倍。

胡晖似乎早就看透了老板的心思，他告诉刘坚地毯厂家他已经找好了，在杭州当地有一家叫惠美实业的公司有大批地毯。胡晖还带来了这家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公司的注册资金有3000多万，看起来，这家公司有一定实力，刘坚放心了。

后面事情的发展更是顺利，希力克公司所需要的地毯型号、数量，惠美实业公司库房里全部有现货，根本就不存在生产周期的问题。于是，双方正式签定了合同，约定交货的时候付款800万元人民币，5天后再付500万元人民币，10天后付清余款300万。刘坚让财务算了一下，这笔生意的毛利润可以达到500万人民币，去除运费等杂费估计纯利润在350万左右。不到10天的时间里，一买一卖就赚了几百万，刘坚的心情很不错。可是，他还是觉得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些不对。因为，一切太顺利了。

误入骗局，步步惊心

果然，问题很快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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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贸易带来的环境问题

1.贸易使环境问题地区化

简单地说，环境问题的地区性有两个基本起因。首先是，发生在一个地区的活动可能会影响另一个地区的环境。其次是，对环境有损害作用的活动可能会再转移到另一个地区或国家。

贸易引起的环境问题可以分成如下几类:生产过程中的环境问题,产品被消费或成为废弃物时发生的环境问题。以石化工业为例,在中间阶段,该工业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可被认为来自石油消费或塑料制品。消费与生产的影响可以使局部性的,也可以是越境性的。

当污染及其产生的环境污染跨越国界时，或者当环境影响的诱因－某种产品或某个生产者，跨越国界时，环境问题就被国际化了。贸易同人类影响自然界生命支持系统之间的联系可按以下方式来归纳:

（1)贸易产生了对别国生态系统的依赖性。

（2)贸易通过运输对环境造成直接影响。

（3)许多进出口产品在消费时产生环境影响，废弃物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4)环境法规导致某些产品生产者前往别国。

2.专业化导致环境的脆弱性

由于贸易的日趋复杂化，生产变得更加专业化，这种专业化导致了脆弱性和对其他国家及其生态系统状况更大的依赖性，其结果是影响力越来越小。专业化也使得对新的环境状况的适应更加困难，而且所需的投入也更多。

专业化常常导致投入性的生产系统。现代的单一种植方式就是专业化生产的一个例子，它可以通过物质化的外部投入来维持生产，比如:化肥、杀虫剂、高度机械化等等。这些投入多半是进口的。为了维持这个系统并使其免遭破坏，就需要一个处于单一种植区以外的大范围的影子区域，然而抵抗外部干扰的能力却变得脆弱。单一种植与压力过大的生态系统之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它们保存能量、营养和有机质的能力都不健全，而且对寄生物的侵袭也很敏感，再生循环只能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进行；食物链短，生态结构简单，多样性减少，系统的效率和缓冲能力下降。

尽管贸易并不是引起环境问题的根源，但贸易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人们也常常把环境问题归咎于贸易。为保护环境而采取限制贸易的措施是不合理的，这也是造成环境与贸易冲突的原因。

二、解决问题的措施

1.发展环保技术，扶持环保产业发展

只有改变破坏环境的生产方式，才能真正解决贸易中的环境保护问题。政府应加大开发环保技术的投入，鼓励企业使用环保技术进行生产。同时，应建立本国的环保产业，提高本国产品的环保竞争力，改善本国生态环境。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水平很高，其环保产业已经成为一个具有规模的产业群。发展中国家应做到以下几点：

(1)积极开发、引进先进环境技术，促进对其的消化吸收，减低能源与原材料消耗、减低出口产品的污染密集度，提高环境竞争力。

(2)利用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优势，将其改造为可持续发展区，以期发挥带动作用。

(3)制定扶持环保产业发展的产业倾斜政策，包括政府投资、信贷优惠、出口退税、鼓励环保技术创新、高新产品减免税收等，加快环保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其它相关产业的绿色发展如生物技术、计算机技术、新材料等。

(4)把绿色产品出口纳入进出口银行出口信贷的范围。出口发展基金应优先考虑绿色产品开发，并建立绿色产品出口发展基金，专门为开发绿色产品出口建立专项贷款和信贷担保基金。

2.开展绿色经营、绿色营销

绿色营销是一种符合消费者与社会需求并且可带来利润及持续经营的管理过程。在营销过程中，企业致力于通过国际交换过程以满足绿色消费需求，履行全球环境保护的责任和义务，实现自身的盈利所进行的国际实行调查、产品开发、产品定价和分销以及售后服务等一系列的社会营销活动。外贸企业实施“绿色营销”应针对营销组合的各个具体措施：

(1)绿色产品。产品在生产、使用、废弃时皆具有安全、无污染性，企业使用的原材料和包装要有利于环境保护。选择绿色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设计易于回收的产品，尽量避免使用有毒有害的原料及中间产品；减少生产过程的各种危害性因素。

(2)价格。产品价格中应反映企业在原料、实用技术、三废处理等注重环保、有益健康和安全等方面的绿色成本，即考虑环境成本内在化，但应在各国消费者心中“觉察价值”的基础上考虑消费者接受的程度。

(3)信息。提供与环保有关、并能激发市场营销者重视可持续发展的国内外信息。企业应从市场需求护法，建立一个收集整理、储存、检索和分析绿色信息的绿色营销信息系统，对绿色需求、绿色占有率、绿色产品生命周期、绿色营销效果等做出预测，调整策略，以使绿色营销目标符合市场需要，保持竞争优势。

(4)促销。外贸企业可以利用绿色广告、宣传报道、人员推销、营销推广等各种促销形式，在国际市场上广泛宣传自己的绿色产品，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和熟悉企业的产品，树立企业良好的绿色形象。

(5)分销。外贸出口企业应确保建立可靠、畅通的国际绿色分销渠道，选择有信誉的国外批发商、零售商，设立绿色专柜、绿色专卖店或绿色连锁店，配以回归自然、崇尚绿色的装饰为标识，广招天下顾客。还可以开展绿色产品直销活动，缩短渠道，减少污染。

3.积极参与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国际标准认证

国际标准化组织于1993年6月正式成立了ISO/TC207环境管理委员会，开展环境管理体系方面的标准化工作，制定ISO14000系列国际标准，该标准涉及从原料开发生产到产品制造、使用及报废处理的所有活动和过程，旨在改善全球环境，促进世界贸易。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国际标准已于1996年正式颁布，对于任何不符合该标准的产品，任何国家都可以拒绝进口。这一方面将是不符合该标准的产品排除在国际贸易之外。另一方面也为发达国家设置环境贸易壁垒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由。目前部分发达国家已开始按照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标准对本国企业及其产品开展认证工作，同时对进口产品也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这对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适应国际市场对出口产品环境标准的要求，我国质量认证和环境保护部门应抓紧对该标准在我国的实施进行可行性研究并通过行政立法程序将该国际标准转化为国家标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与该国际标准有关的国内配套法规亦应尽早制定。该标准的采纳实施，有利于促进我国出口产品在环境标准方面达到国际标准要求，减少国际贸易摩擦，扩大产品出口，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4.促进环境成本内在化，推进清洁生产

企业必须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算在市场价格之内，使环境资源成本内部化。这样可以从真正意义上发现和培养具有真实的贸易比较成本优势的产品的生产和对外出口，不但有利于环境保护和公平竞争，还消除了由环境所造成的贸易障碍，使企业从根本上达到成功地逾越绿色贸易壁垒。同时在企业中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克服企业管理中生产与环保分离的问题，促进企业的技术改造并使技术改造更具有针对性。企业应在自身的市场和质量管理中与国际上推行的“清洁生产”体系接轨，主动与环境保护部门以及“清洁生产中心”联系，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为突破绿色贸易壁垒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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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于斌吴潇:跨国经营与环境战略.战略研究，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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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夏毅:WTO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探讨.当代法学，2002,1

[6]何志鹏:WTO的环境立场与环境规则.法治与社会发展，2002,4

[7]陈柳钦:环境贸易壁垒与我国可持续贸易发展战略.亚太经济，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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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关税通常包括进口环境关税和出口环境关税。进口环境税是指对污染环境、影响生态的进口产品课征进口附加税。这种关税并非对所有输入的商品征收，只是对进入境内的严重污染或预期污染环境但又难以治理的原材料、产品以及大量消耗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工艺、生产设备征收，主要包括最终产品、中间产品和原材料在使用过程中对环境产生的污染(如汽车、农药、清洁剂等)以及消费过程产生的对环境有害的残余物(如商品包装物、垃圾等)。出口环境关税，是对输往国外的产品所征收的关税。它一般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指产品的生产过程或生产过程的残余物对环境有害，如工业“三废”；二是产品对输入国的污染极轻或几乎无污染而消耗了国内的大量资源，如资源出口税或出口产品环境附加税等，包括原材料、初级产品或半制成品等。

WTO有关环境关税的规则

若将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结合起来考察时，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世界贸易的基石即关贸总协定(GATT)。GATT作为WTO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定了贸易的基本原则和行为规则。其中的非歧视待遇原则是GATT的基本出发点，构成了其他制度的基础，指导着一切贸易措施。

GATT1994可以理解为保护环境的环境关税制度，其第2条第2款规定，缔约国可以对于任何输入产品随时征收税费，其中(a)项规定，一国可以征收“与相同产品或这一输入产品赖以全部或部分制造或生产的物品按本协定第3条第2款征收的国内税相当的费用”。可见，GATT1994允许其成员根据征收关税，但必须是基于第3条第2款的规定，即“一缔约国领土的产品输入到另一缔约国领土时，不应对它直接或间接征收高于对相同的本国产品所直接或间接征收的国内税或其他国内费用”。也就是说，只要是基于国民待遇原则，成员国可以根据自己的环境计划，对进口的相同产品征收特别的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环境关税。因而，环境关税符合WTO的原则，是以关税手段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但它需要进出口双方的合作，是相互的，完全不同于国际贸易中的单边关税。

当然，征收环境关税不可避免地提高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削弱了竞争力，使发达国家消费者支付更多一点的费用，这样的后果看起来似乎不公正，但可以消除发展的不公平现状，并确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承担全球生态环境恶化方面的差别责任。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仅陷入了“贫穷—加剧污染、出卖资源—生态环境恶化—更加贫穷”的恶性循环之中，还正承受着由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和大量排放污染物造成的环境退化的代价。补偿这些损失一直是国际发展的目标，环境关税作为持续发展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向这一目标迈进，结束由发展中国家支付的不公开的非官方补偿。

环境关税的贸易效应分析

环境关税是重要的国际经济与贸易调控杠杆，在保护环境方面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也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概括起来，环境关税的贸易效应主要包括贸易结构效应、贸易优势效应和贸易歧视效应。

(一)贸易结构效应

环境关税的贸易结构效应是指环境关税对国际贸易商品结构的影响。环境关税通过影响人们的消费需求、国际市场的效率和国际国内的资源配置，改变国际贸易商品结构。环境关税政策的实行引起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将促使人们改变对国际贸易商品的需求，在选择商品时倾向于选择那些对环境和人类健康与安全等无害的产品，从而使该类产品在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中的比重上升。环境关税也会约束一些会产生外部性的产业贸易歧视效应，影响商品贸易的发展，如限制可能造成森林退化、渔业资源破坏、跨国污染、大气和水污染、温室效应、生态破坏、物种灭绝等的商品贸易的发展，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减少这些商品贸易的规模。环境关税措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产资源在国民经济各产业间的配置和再配置，引起产业部门的此消彼长并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对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产生影响。

(二)贸易优势效应

为实现环境关税而推行的各种环境成本内部化措施，将引起比较优势在国家间的转移。现在各国赖以进行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基本上都是在不考虑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基础上确定的。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是比较成本理论，其比较成本没有反映环境成本。将国际贸易商品的环境成本内部化后，包含环境成本的比较成本才构成真正的国际贸易比较成本。由此可见，国际贸易商品的环境成本内部化不仅会改变某些国家比较优势的大小，甚至会使比较优势与比较劣势相互转化，从而改变目前的国际贸易格局。一方面，具有较低环境成本的国家将可能拥有新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从资源要素来说，同样的资源消耗可能会由于各国资源的禀赋与环境容量大小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环境成本，这就使资源相对丰富或环境容量较大的国家更能保有比较优势。当然，即使是环境关税下的贸易竞争优势所考虑的也不仅仅是环境成本问题，贸易的发生与否最终还要在以最小的社会成本满足最大消费需求这一经济效率原则下来决定。

(三)贸易歧视效应

环境关税并不违背国际贸易协定的非歧视条款，而隐含歧视性。一方面，由于国与国之间的环保条件和偏好各不相同，而使得环境关税的实施不利于进口产品在进口国市场的竞争，从而产生针对进口产品的“隐含歧视”问题。一般说来，环境关税反映了一个国家对生产和消费的环境偏好。各国的有关部门、组织和产业界可能以影响环境关税的不同概念或内涵来反映其利益要求，从而对外国进口产品构成贸易歧视。另一方面，许多国家采取的环境关税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或阻碍某些商品贸易的作用。环境关税的目的在于降低产品在进出口国消费和生产的环境影响，目前存在的一些环境关税政策，多是根据非歧视原则制定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国际协调，这些环境关税政策的实施造成了国外厂商的适应性问题，事实上构成了贸易歧视，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正常的国际贸易的开展。

我国在环境关税方面应采取的对策

目前，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环境关税作为与环境有关的贸易措施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使用。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不仅经受着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环境问题的困扰，也面临着来自于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威胁，开展环境关税的研究并采取相关措施已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一)积极参与制定有关环境关税的国际规范

环境关税政策措施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它可以影响国际贸易格局的调整，改变国际贸易利益在不同国家间的分配。实际上，国际上许多与贸易相关的环境问题的争端其产生根源就在于国家间在贸易利益分配上的冲突。对环境关税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它是一种贸易政策创新的层次上，更要从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来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贸易竞争是一场关于贸易规则的斗争。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应根据环境关税的经济性质和贸易效应，积极参与磋商和制定WTO关于环境关税的国际规范，进一步扩大在国际环保立法和贸易立法方面的影响，遏制“绿色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从而促进形成有利于我国的环境关税国际规则，以有效维护我国的环境权益和国家经济利益。我国应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环境关税上的合作，协调在环境关税上的立场，维护共同利益。同时也要共同对付一些发达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态侵略”，阻止国际贸易中环境污染的不正当转移，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制定和实施环境关税制度

环境关税体现着关税的环境保护职能，环境关税的发展将会引发一场关税制度改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的多数国家已确定环境保护思想在设计关税制度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并把涉及环境关税的结构性调整作为21世纪关税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推行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关税，以配合其他方面的政府政策，共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迄今为止，我国关税制度改革中还没有贯穿生态环境保护这一指导思想。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进程中，我国需要发挥关税的环境保护职能。我国应从现在做起，成立专门的部门开展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对国际贸易中的商品进行分类分级，结合实际情况，做好国内的研究和组织准备工作。还应注意根据环境关税的主要特征和贸易效应，开展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关税制度改革，构建我国的环境关税制度，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加强环境关税的相关立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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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型

参考ColeandElliott(2003)的模型，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和本文实证目的，得到本文使用的模型：

其中，k、t分别表示地区、年份；Ekt表示污染指标，用人均污染排放量表征(文中根据需要也采用污染密集度)；KLkt表示资本劳动比率；Ikt表示人均收入；Okt表示贸易开放度，用贸易依存度表征；D是一个时间趋势变量。RKLkt和RIkt分别表示相对资本劳动比率和相对人均收入。

对上述模型各变量含义加以说明：

(1)资本劳动比率KL代表结构效应。加入资本劳动比率的平方项KL2是考虑到资本积累对环境边际效应递减。如果β1>0且β2<0，则说明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增加，环境污染排放以递减的速度增加。反之，如果β1<0且β2>0，环境污染排放随资本劳动比率增加而减少。理论上，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增加，经济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化，即由清洁产业向污染密集型产业转化，导致污染增加。

(2)人均收入I代表规模和技术总效应。人均收入项的系数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规模效应对环境影响为正，技术效应对环境的影响为负，因此当规模效应大于技术效应时，总效应为正，反之为负。另外，模型中人均收入的平方项表示人均收入对环境的递减效应，同时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含义也保持一致。

(3)贸易开放度O代表贸易对环境的总效应。ORKL是变量O和相对资本劳动比率RKL的乘积，表示要素禀赋动因引起的贸易对环境的影响，ORI是变量O和相对收入RI的乘积，表示“污染天堂”动因引起的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要素禀赋假说认为，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资本要素充裕的国家将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污染密集型产品)，劳动要素充裕的国家将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清洁产品)，因此，当相对资本劳动比率增加时，污染增加。“污染天堂”假说认为，如果各个国家除了环境标准之外，其他方面的条件都相同，那么污染企业会选择在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进行生产，这些国家就成为了“污染天堂”。因此，当β6<0时，表示要素禀赋假说存在，当β7>0时，表示“污染天堂”假说存在。

需要说明的是，当模型(1)的被解释变量采用人均污染排放量时，解释变量人均收入项代表规模和技术总效应，但如果被解释变量采用污染密集度对上述模型重新估计，人均收入项对污染密集度的影响只体现技术效应。因此本文将人均污染排放和污染密集度分别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先对规模和技术效应进行估计后单独估计技术效应。

(二)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样本数据为1990-2005年(1996年和1997年除外)29个省市(除外，重庆市数据计入四川省)的数据，下面就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分别说明。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包括三种污染物的人均污染排放量和污染密集度，参考Antweiler等(2001)的选取标准，本文选取的污染物分别是二氧化硫、废水和烟尘。

各省市污染物的人均排放量分别由各省市的污染物排放总量除以总人口数得到。由于1996年和1997年只有工业污染排放数据，缺乏生活污染排放数据，故本文选取的统计时段为除1996和1997年以外的1990-2005年，基础数据来自相应各年的《中国环境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污染物的污染密集度等于各省市污染物排放总量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2)解释变量

需要说明的变量包括资本劳动比率KL、人均收入I、贸易开放度O、相对资本劳动比率RKL、相对人均收入RI和时间趋势变量D。

各省市的资本劳动比率KL等于各省市1952年不变价表示的资本存量与就业人员数之比。前者的数据采用张军等(2004)估算的数据，后者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各省市人均收入I的数据均采用剔除价格因素后的上一年人均GDP数据，即采用1990年不变价表示的1989-2004年各省市的人均GDP数据，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各省市的贸易开放度O等于当年价表示的各省市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进出口总额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3-2006》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1-1992》，基础数据由美元表示，根据相应年份的美元兑人民币年平均汇率换算成人民币。

各省市的相对人均收入RI等于上面得出的各省市的人均收入I与当年全国的人均GDP之比。各省市的相对资本劳动比率RKL等于上面的各省市的KL与全国的资本劳动比率之比。

时间趋势变量1990年取值1，依次各年度分别取值2到14。

本文依据豪斯曼检验(Hausman-test)的检验结果来判断估计模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根据检验结果，模型估计时全部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被解释变量分别采用人均污染排放量和污染密集度的估计结果依次见表1和表2。

(一)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分析

表1的估计结果是将人均污染排放作为被解释变量得出的，资本劳动比率KL表征贸易对环境的结构效应，人均收入I表征贸易对环境的规模和技术效应。

表1第1列和第2列分别是Antweiler等(2001)和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计结果。为和本文的估计结果比较，先对其加以说明。Antweiler等(2001)估计结果显示，规模效应变量(GDP/km2)和结构效应变量(KL)都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技术效应(滞后三年的人均收入的移动平均值I)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经济规模的扩大和资本积累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为正，技术效应为负。与Antweiler等(2001)不同，ColeandElliott(2003)和本文的模型中，人均收入项I(前一年人均GDP)代表规模和技术总效应。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计结果中，结构效应变量(KL)与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增加，人均二氧化硫排放增加，且速度递减。而人均收入(I)与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负的技术效应已经超过了正的规模效应。

表1的第3-5列是本文模型的估计结果。

首先，二氧化硫的估计结果与ColeandElliott(2003)的结论是一致的，即结构效应为正，规模和技术总效应为负。不同的是，表征规模和技术效应的人均收入项I统计不显著，说明正的规模效应和负的技术效应相互抵消后对环境的作用很小，则经济对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将主要取决于结构效应。

其次，废水的估计结果显示，资本劳动比率KL与人均废水排放之间显著正相关，即结构效应为正。人均收入项I的系数统计显著且为正，表明技术和规模效应为正，正的规模效应超过负的技术效应，其原因在于，废水包括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而国家对污水的治理主要集中在工业污染方面，生活污水的迅速增加和难以治理是导致规模效应超过技术效应的主要原因。近年来中国的环境统计数据也显示，生活污水排放量已经超过工业废水排放量，成为水污染的主要来源。

最后，烟尘估计结果显示，结构效应不显著，且正的规模效应超过了负的技术效应，规模和技术总效应为正。同时，人均收入I的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表明，针对烟尘，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没有越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处于曲线的上升阶段。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人均烟尘排放量增加。

表2是将污染密集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得出的估计结果，主要分析由人均收入I代表的技术效应。与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计结果类似，本文所选的三种污染指标中，人均二氧化硫和废水排放分别与人均收入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技术效应为负。人均烟尘排放与人均收入之间也是负相关，但不显著。表明人均收入的提高已经推动技术进步，进而减少污染。

(二)要素禀赋动因和“污染避难所”动因分析

表1和表2中，联合变量ORKL表征要素禀赋动因，联合变量ORI表征“污染天堂”动因。

表1中，同Antweiler等(2001)的估计结果一致，本文二氧化硫的估计结果也为要素禀赋假说和“污染天堂”假说提供了实证支持。要素禀赋变量ORKL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说明，相对于中国的平均水平，大部分省市资本劳动比率相对较低，因而还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就大大地减少了中国污染排放，这与要素禀赋假说的内容相符合，同时，“污染天堂”动因变量ORI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是显著正相关关系，即相对于中国的平均水平，大部分省市的人均收入也比较低，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不大，因而导致了较弱的环境管制，增加了污染排放，这又符合了“污染天堂”假说的内容。废水和烟尘的估计结果也符合这两个假说，但是估计结果部分不显著。

另外，与Antweiler等(2001)贸易有利于环境改善的结论不同，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计结果显示贸易密集度(O)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的结果，也就是说，贸易自由化导致环境污染增加。本文的估计结果中，依污染指标不同，贸易对环境的总体影响也发生变化，总体上，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减少人均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但增加了人均废水排放。表2中贸易变量的符号基本上与表1一致，其估计结果进一步印证了上面的讨论。

最后，表1和表2的时间趋势变量(D)基本上都与污染指标呈现统计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的环保意识、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开发及其他的因素都促进了污染的减少。

为进一步阐明表1和表2的经济含义，本文在表1和表2的基础上计算了各污染指标对所有经济因素的弹性，自变量的值采用各省市所有年份的平均值。估计结果见表3和表4。

从表3可以看出，贸易开放度对环境的影响相对于其他经济因素来说较小，具体地，贸易开放度提高1%，人均二氧化硫排放减少0.15%，人均废水排放增加0.06%，人均烟尘排放减少0.16%。同时，对每个污染物来说，其“污染天堂”动因对环境的影响都大于要素禀赋动因带给环境的影响，比如对于二氧化硫，其“污染天堂”动因的弹性值为0.4，而要素禀赋动因的弹性值为-0.05，前者远远大于后者，如果不加以控制，中国大部分省市很有可能变为“污染天堂”。

表4的数据显示，三种污染物对技术效应的弹性都比较大，说明技术效应较大程度地降低了污染密集度，减少了污染排放，但是，较大的技术效应并不一定能够全部抵消规模效应，结合表3，对于二氧化硫，技术效应超过了规模效应，而对于废水和烟尘，规模效应仍大于技术效应，因此需要中国进一步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开发新技术，降低污染。

3、结论

1.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经济规模的扩大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增加(结构效应)，都加大了我国的污染排放，但同时贸易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技术进步降低了国内的污染排放强度，贸易是否有利于中国的环境改善依污染指标不同而不同。

2.贸易对环境总体影响相对较小，且正负因污染指标不同而不同。就本文所选的三种污染物，贸易自由化减少了二氧化硫和烟尘的排放，却增加了废水的排放。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尽管近年来国家对主要污染物的管制已经加强，但是主要将重点放在了大气的污染治理上，尤其是二氧化硫的治理，而忽视了废水的治理。

3.本文的估计结果也为要素禀赋假说和“污染天堂”假说提供了一定的实证支持。相对于中国的平均水平，多数省市的资本劳动比率较低，资本不充裕导致的要素禀赋效应减少了环境污染排放；同时，相对于平均水平，多数省市的人均收入较低导致较松的环境管制，使中国的污染排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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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当前经济环境下国际贸易对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一、引言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国际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我国与世界接轨奠定坚实的基础，而国际经济学相关理论指出技术创新是国际贸易顺利开展的重要环节。作为贸易出口国，往往必须具备领先于其他国家较为先进的技术，因为只有技术创新，拥有了新产品与新工艺，才能保持其自身的比较优势，从而具备出口的潜质，因此，对于出口国而言，国际贸易的进行是其开展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

作为贸易进口国，由于国际贸易所存在的技术溢出、转移或扩散，势必会对进口国技术带来积极的影响。如果贸易双方人才、设备等技术水平差距过大，更会激发进口国去适应外来的技术创新，提高自身的整体技术创新水平。在知识技术飞速发展的21世纪中，世界网络的发展与国际贸易的自由化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形式，从静态角度出发，我国的技术创新的发展势必会提高自身的出口潜力，因而增强其国际贸易水平;同时，从动态角度出发，国际贸易的开始势必会给我国现存技术带来一定的冲击，从而给其技术创新带来动力。因此，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这两者之间存在有互相促进的关系，但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国际贸易对其技术创新具有更加深远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利用外来技术大力开展自身的技术创新，为其经济飞跃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及技术在其发展中的内生化演变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传统贸易理论向现代贸易理论演进的过程，其中有两条主线尤为明显：一是从斯密的绝对优势原理发展成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二是从李嘉图的相对优势原理发展成为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从传统贸易理论开始，就对技术有了一定程度的涉及。经济学认为商品的生产不仅依赖于具备各种生产要素，更重要的是需要关注如何组合各种传统的生产要素，这是最早的把技术作为生产要素的提法之一，这种技术可以在固定的生产要素条件与一定的规模下实现产出最大化以及产品多样化，而斯密的绝对优势原理以及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肯定了这种技术所带来的绩效，即劳动生产率。多数古典经济学家意识到国际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早在19世纪早期，Torrens(1844)就意识到在知识与国际交流加剧的时代背景下，技术的发展应该只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地区。Mill(1848)对基于技术发展的国际贸易的条件进行了分析与讨论。Bloomfield(1978)系统分析了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发展，并认为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对技术差距理论中涉及的要素都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将有关国际贸易中技术的概念进行了总结。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技术的定义显然与现代技术的定义存在有很大的差异。他们对于技术的理解相对来说比较狭隘，认为技术就是提高劳动者能力和设备水平，从而实现生产率的提高。

虽然众多古典经济学家肯定了贸易发展中存在技术的影响，但在理论发展中对于技术创新的见解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以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分工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分工的改善可以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斯密认为技术创新的本质是劳动的分工，会对国家的贸易模式及经济增长产生正面的影响。而以李嘉图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基础上，把国家自身存在的比较优势归因于贸易所带来的外在技术创新。

因此，这两个学派最主要的分歧在于，斯密一派认为技术创新是源于劳工分工的内生变量，而李嘉图一派则认为技术创新是贸易所带来的外生变量。虽然，古典贸易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很长一个时期，但是对于技术的定义存在有很大的分歧，没有明显的界定，所以在古典贸易理论中对技术本身缺乏系统的定义，导致技术在贸易理论中被纯粹的认定为外生变量，即便如此，古典经济学家对于国际贸易过程中有关技术的认知在日后其理论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之后的很长时期中，国际贸易理论发展中技术方面的演进远远落后于现实经济的发展，虽然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对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贸易模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很少有理论再将技术创新引入到国际贸易理论当中。在新古典贸易理论发展中，由古典贸易理论中所提出的技术的重要性被忽视，新古典贸易理论是在一般均衡的背景下，以生产禀赋差异对国际贸易进行研究，而忽略了贸易中各国间存在的技术差异，其中以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H-O模型)为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代表。

H-O模型主要从各个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不同的要素禀赋及不同产品的生产函数角度阐述其对贸易产生的决定性作用。它与之前古典贸易理论的区别在于：古典贸易理论关注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而新古典贸易理论将贸易与经济增长分成两个独立的概念，忽略了技术在贸易模式中的重要性。实际上，H-O模型把经济增长排除在其模型之外，关注的只是贸易的静态层面，单考察了生产要素差异所带了的比较优势，而忽略技术之间的扩散对贸易及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由于H-O模型对于贸易中技术因素的忽视，从而使技术在新古典贸易理论发展过程中很长时间处于迷失阶段。

直到20世纪中期，众多学者又逐渐开始关注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经济增长的贸易条件即技术因素重新被纳入贸易理论模型的研究中。随着新禀赋理论的发展，进一步将RD(研究与开发)所产生的知识视为国家非常重要的禀赋之一，同时强调了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将技术同样视为国家重要的禀赋之一。国际市场存在的竞争越发激烈，新产品不断增加，外生的技术差异虽然在经济增长中产生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内生技术创新对于经济进一步增长显得更为迫切，这就使众多学者从外生技术对贸易的影响转为更深一步的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及其模式的变化。

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主要在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发达国家中，由于各个国家在产品各个环节所存在的差异，从技术创新以及传播的角度研究贸易的产生及其所带来的贸易模式的变动，为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发展奠定基础。到20世纪70年代，新贸易理论兴起，理论分析的基本框架转变为以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为前提开始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及模式。Krugman(1979)开始将技术引进到贸易模型中，进一步研究了技术创新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这里所指的技术创新还局限在外生的，无法对其产生的原因作以解释。

20世纪80年代所产生的内生增长理论与国际贸易相关领域的融合，为之后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之后贸易理论研究超越之前静态层次的研究，使得技术成为贸易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重要纽带。随着21世纪的到来，企业异质贸易理论成为当今贸易理论的代表，即新―新贸易理论。这一理论最早是由Melitz(2003)提出来的，主要是在企业异质性、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基本假定下，以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国际贸易对具有不同生产率企业之间资源配置效应的影响。

由于全球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剧，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开放以及优胜劣汰的选择使得拥有高生产率的企业步入出口市场，而低生产率的企业只能淡出出口市场，与此同时，同一行业内的资源也将低生产率的企业流向高生产率的企业，使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及市场份额进一步增加，从而使整体行业生产率及整体经济实现增长。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标志着贸易理论研究步入一个崭新的领域，为国际贸易的动因及模式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解释，企业为了追求高的生产率及利润必定会加大技术创新的步伐。由于该理论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模型框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完善，但该理论为今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思路。

三、基于中国国情下的国际贸易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由于地大物博的优势以及近些年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某些方面也具有优于发达国家的优势。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开放的局面全部打开，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进出口贸易日渐频繁。对发达国家相比，作为经济与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发达国家新产品进入市场，必定会给我国的企业带来一定的竞争压力并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对我国本土企业的市场地位造成很大的冲击，本土企业若想继续获得有利的竞争地位，就务必开展技术创新，赶超外来的先进技术水平，以此与外来竞争者相抗衡，因此，国际贸易间接地成为了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源动力;其次，国际贸易开展的过程中先进的出口国在将新产品传输到我国的同时，也将其产品所具有的工艺与技术水平传递过来，由于技术溢出的发生，给我国同行企业带来了模仿的契机，在模仿先进技术的同时，使我国技术创新水平得到了相应的提高;第三，如果先进出口国本身的产品具有一定的领先技术水平，我们在引进这些产品以后本身就具有了先进技术设备，这可以称为有形的技术创新。

与此同时，在引进先进技术产品的同时会要求具有各种形式的技术指导，企业员工经过培训之后吸收了外来先进技术，这就相当于给本土企业带来一定隐形技术创新;第四，由于我国与世界接轨，国际贸易过程中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技术的重要性，从而提高自身的创新意识，同时会影响我国积极改善创新的内外部环境机制，对引进技术的企业而言，为了更合理的使用先进技术往往需要企业在组织管理方面做出相应的创新及转变，这就意味着国际贸易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创新意识以及管理机制的创新会起到积极的影响;

第五，在起始的贸易谈判阶段，先进的出口国为了使进口国更加全面与详细的了解产品特性，促成贸易实现的目的，出口国会在合理的限制内演示产品性能，若交易失败，出口国的技术已经产生一定的技术扩散，而这种扩散也会一定程度的给进口国带来技术创新;

最后，国际技术贸易是贸易双方技术传播与创新的最直接方式，进口国在国际技术贸易的开展中不仅会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同时还会从人力资本、生产水平等其他方面认识到自身与出口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从而引发进口国的再次适应性创新。总而言之，上述的各种方式都会增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技术创新水平。我国在开展国际贸易的同时，掀动自身的技术创新，一方面可以逐渐减少对此先进技术的依赖程度;另一方面，加之我国自身的二次创新，很有可能领先于国际市场上同产品的技术水平，成为产品垄断供给者。

因此，我国积极开展国际贸易，不仅能够吸收外来先进技术，激发自身的技术创新，从静态层面上看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增加自身的技术存储量;更重要的是国际贸易从动态层面提高了我国技术创新意识，提高了自身的技术创新水平，加强了创新制度环境的形成，为今后我国步入发达国家之列甚至赶超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水平与技术水平呈高幅度的增长，而出口能力也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贸易的出口国一般具有领先于其他国家的技术，因此，国际贸易对于作为贸易出口国的中国有关技术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首先，从静态层面来说，我国只有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才更有可能拥有新技术与工艺，这才具备出口产品所必需的条件，因此，我国为了进一步开展对外贸易，就会充分的进行技术创新，这样才能保持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其次，从动态层面来说，出口贸易必将会带来一定的技术扩散，我国的技术优势会在对外贸易的进行中逐渐丧失，因此，我们将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放任其流失而无作为，在技术丧失的同时会逐渐丧失其出口国的技术优势以及出口地位，

另一种是持续的开展技术创新，为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的出口地位加大创新的力度，以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制胜，当然，我国遵循了后者选择;第三，在贸易双方信息对称的前提下，出口国可以根据进口国反馈回来的市场信息，寻找产品技术的不足改进技术，开展新的技术创新;第四，我国作为贸易出口国在对外贸易中获得的贸易利得为之后开展技术创新提供经济保障，同时，技术领先国本身已经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在资金强有力的保证下，技术领先国为了保持这种优势，更加激发了其对于技术创新的动力;

最后，国际技术贸易作为技术传播与技术创新的主要手段，技术的转移和扩散虽然可以给进口国带来先进的技术，看似是出口国技术的流失，实际上是出口国传播的次核心技术，这种技术在本国经济中已经明显落后，因此，适时的转移次核心技术从而获得可观的回报对于出口国进行核心技术的创新提供经济后盾。总而言之，我国在进行对外贸易的同时更要保持自身的先发优势，持续开展技术创新，适时的将逐渐淘汰的新技术转换成国际贸易中的利得，对于我国积累资金进行新一轮的技术创新也是至关重要的。

四、结语

纵观国际贸易理论中技术的演变，由最初肯定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到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经历了相当长的迷失阶段，直到今天，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支柱之一，是我国进一步开展国际贸易的源动力。不管是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新贸易理论，都对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因素具有一定的肯定，在这里，我们只着重探讨了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而事实上，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是相互依存的，两者之间存在有互动效应，在某种程度上，技术创新对国际贸易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一，技术创新提高了我国新产品的研发水平，改变了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因此产品技术含量更高，品种更加的多样化，是我国作为出口国占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因而进一步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开展;

第二，技术创新加速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改善我国国际分工的地位，由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促进我国工农业的大力发展，导致分工专业化，更加速了国际贸易的开展;

第三，技术创新提过了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地位与产品核心竞争力，而一国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产品的价格与自身优势上，通过技术创新可以扩大我国产品价格等比较优势，促进我国生产技术与产品技术的创新发展，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地位;

第四，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贸易模式的创新，网络与电子商务的发展就是技术创新带来的结果，他们迅速的改变着国际贸易的交易方式，大大提高了国际贸易的效率与效益，网络技术创新更加剧了全球一体化的到来。因此，技术创新反作用与国际贸易，我国国际贸易发展与技术创新的进行就是在两者之间相互促进中飞速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