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村经济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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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建立农产品生产基地

不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国际市场上，农产品的质量与价格都是消费者最为关注的重点[3]。根据消费者的这一需求，应逐步规划并建立一系列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在生产基地中，进行无公害农产品的培植，建立一个绿色的农产品生产基地。除了培植较为常见的品种之外，还可以在生产基地中培育一些因地域限制不易在室外存活的农产品品种。在农产品的招商方面，应给予潜在商家一定的优惠政策，让商家能够通过最小化的投入实现最大化的收益。同时，也为无业人员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1.2提高农业人才储备

市场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在市场上投入更多的复合型人才与高素质人才。只有不断提高农业人才的综合素质，才能提高农村企业的管理水平，实现企业的高水平发展。在农业人才的选拔上，应实行竞争上岗制度，避免腐败问题的发生。对于企业内部的高水平人才，应通过物质奖励等方式进行激励，遵循贡献越高回报越高的原则。同时，对所有人才实行淘汰制，做到奖惩分明。企业内部应定期进行培训，做到与时俱进，提高自身的人才储备。

1.3建设龙头企业

农产品加工产业的发展，使农村企业实现了产业化经营。农村工业化已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方向[4]。因此，应按照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在农村企业成员中，着重培养一些龙头企业，不断推动农村经济向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不断将先进的科技与一流的管理模式应用到龙头企业的建设中，坚持企业自身的特色，提高企业在农业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企业的市场规模，也能获得较好的市场效益。在龙头企业的建设过程中，应建立农副产品的生产与加工基地，保证农产品与副产品投入市场的品质，使其受到市场的欢迎。

1.4制定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

我国在加入世贸后，市场的规范化使我国的市场农业经济体系日趋完善。然而我国农产品的流通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5]。由于我国农产品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导致我国还没有完善的农产品生产质量标准体系。农产品质量标准的缺失，使市场无法对农产品进行有效的评级。同时，也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农产品的经营与销售进行规范。为了保证市场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应根据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定完善我国市场农业经济体制的建设，制定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规范农产品的销售行为。

1.5结合市场需求

在市场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应围绕市场，根据市场的需求开展农业生产，建立农业生产基地，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与农村企业的集团化发展。密切关注市场的变化，针对市场需求量比较大的农产品，应按照地域优势规划并建立一系列农产品生产基地。对于主导该农产品的企业进行重点扶持，建设企业的龙头，推动企业集团化发展。农村企业的集团化发展，更有利于农产品资源的集中，实现农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同时，也有利于农副产品的开发，实现农产品增值。此外，应不断转变思想，在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及时对市场的消费能力做出预测。由于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依然受到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导致农产品生产者一味追求产量，而忽视了市场的消费能力。农业市场经济想要获得发展，企业就必须按照市场的消费水平来决定产量。

2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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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1.1.1全市经济总量增长较快。

2010年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785.0亿元，比上年增长7.1%，是“十一五”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其中，农业产值366.6亿元，增长7.9%；牧业产值364.2亿元，增长6.5%；林业、渔业和服务业产值为23.0亿元、15.7亿元和15.5亿元，分别增长4.6%、4.8%和6.3%。

1.1.2粮食生产能力快速提升。

从“十一五”时期的情况看，我市粮食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连续三年突破100亿公斤，2010年再创历史新高，达到125.9亿公斤，比2005年增长35.4%。

1.1.3畜牧业生产增势加快。

全市大牲畜、生猪、家禽存栏分别达到203.4万头、397.7万头、5914.1万只，同比分别增长4.1%、7.7%、6.2%，分别高于“十一五”。肉类、禽蛋和奶类产量分别达到75.0万吨、34.5万吨、143.1万吨，奶类低于“十一五”平均水平3.3个百分点。

1.1.4县域经济贡献率提高。

我市10县（市）2010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84.7亿元，10县（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占GDP比重达到2.9%，比“十五”末期提高0.7个百分点，县域经济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1.3%，比“十五”末期提高4.6个百分点。

1.1.5农民人均收入增加较快。

我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10年达到8020元，同比增长18.4%，增幅高于“十一五”平均水平3.5个百分点。

1.1.6主要经济指标在全省及副省级城市中位居前列。

全市农业经济总量占全省份额的1/3左右，主要经济指标多居全省前列。2010年我市肉类、奶类产量居全省十三地（市）和农垦之首，粮食产量、禽蛋产量位居农垦之后。在有资料的14个副省级城市中，我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加值、粮食产量、牛奶产量始终居首位，牧业中肉类总产量位于长春、成都和沈阳之后排在第4位，禽蛋产量位于沈阳、长春和济南之后排第4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高于西安和长春排在第12位。

1.2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1.2.1农村经济稳步发展。

2010年初以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强农惠农政策，大力实施“两改”工程，结构调整初见成效。上半年，县域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78.7亿元，同比增长7.9%，对县域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0.3%，拉动县域经济增长1.3个百分点。

1.2.2工业生产快速增长。

各县（市）抢抓“强县”发展机遇，不断壮大优势主导产业，加快工业园区建设步伐，着力提升县域工业化水平。县域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146.1亿元，同比增长19.6%，高于全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5.6个百分点，对县域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5.0%，拉动县域经济增长5.8个百分点。

1.2.3服务业持续稳定发展。

今年以来，各县（市）加快实施民生工程，以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为重点，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了第三产业稳步发展。上半年，县域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239.7亿元，同比增长10.8%，对县域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4.7%，拉动县域经济增长5.8个百分点。

1.2.4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

上半年，我市县域实现固定资产投资额124.2亿元，同比增长14.5%，占全市固定资产总额的23.5%。投资额超10亿元的县（市）有六个，分别为宾县、五常、尚志、双城、巴彦、通河，其中宾县、五常投资额超20亿元。

1.2.5消费市场繁荣兴旺。

全市消费品市场受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及汽车下乡、家电下乡等惠农政策拉动，全市县域实现消费品零售总额183.1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绝对值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前三位的是尚志、双城和五常，分别实现零售额33.3亿元、31亿元、29.6亿元。从增速看，零售额增速高于县域平均水平的分别是依兰、五常和尚志，增速分别为20.6%、18.8%、18.7%。

2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农业生产基础薄弱

一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从水利基础设施情况看，我市属于缺水较重城市，全市水资源中3/4以上为地表水且多为过境水。二是土地流转规模不大，形式单一，流转规模是以中小型为主，流转的土地主要集中在种植业。

2.2畜牧业生产规模不高

一是规模化养殖程度不高。规模化、标准化养殖是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近几年我市畜牧业规模化程度逐年提高，但与省外部分城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二是缺少牵动力较强龙头企业。

2.3农业产业化规模小，精深加工能力不足

一是龙头企业规模较小。辐射牵动作用不够。二是精深加工能力不足，多以粗加工为主，产业链短，精、深加工品种少，农产品加工增值转化率低。三是利益联结不够紧密。

2.4县域经济总体实力偏弱

一是经济总量偏小。二是结构调整滞后。三是强县地位弱化。

3促进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意见

3.1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以水利发展为契机，加强防洪抗旱减灾体系建设；围绕50亿斤粮食产能工程，加快建设高标准良田、改造中低产田，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大对农机装备和深松整地补贴力度，提高机械化作业水平；实施现代农业科技支撑工程，积极开展高产创建活动；加强气象灾害预警预报，最大限度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

3.2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

加强标准化规模化原料生产基地建设，推进农业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逐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协调发展的一体化产业链条；引进知名企业落户我市，培育扶持本土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提高市场竞争力；推广“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健全利益联结机制，全力打造“哈尔滨食品”大品牌。

3.3推进县域经济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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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主体稀少，功能不完善

从目前发展现状来看，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市场所包含的金融体系只有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以及农业发展银行，而像农业保险公司、农村证券公司等、农村养老基金等金融机构发展十分不利，由此可见我国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市场主体是很不充分的。此外，现存的金融机构功能十分不完善，例如：农业发展银行主要业务是农业综合开发和扶贫开发、大宗农副产品收购以及生态环境项目建设的信贷供给等，不与农户个体发生业务关联等。

2.金融工具欠缺，业务单一

在贫困地区的农村市场上金融工具是相当匮乏的，大多只限于存贷款以及短期的国债等，一些诸如中长期国债、企业债券、基金保险等基本上不会出现。由于金融工具总类稀少伴随着金融业务也非常单一，例如常见的只有存款和贷款业务，汇兑业务的使用也不是很广泛，在一些发达地区常见的金融业务如同业拆借、票据贴现等对于农村信用社来讲更是没有涉及过的新鲜事物。

3.农民投融资方式有限

由于农村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无法满足需求，所以造成农民资金来源稀缺，融资渠道狭窄。在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村市场上直接融资无法实现，以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为主要依托的金融服务满足不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在贫困地区的农村市场上出现了间接融资的方式。此外由于贫困地区农村市场上金融工具匮乏、金融业务单一，这些现状直接导致农民结余的货币资源不能投向于与农业相挂钩的投资项目，不能有效的向农业投资转化，于是只能把结余的货币转化为储蓄存款，无法转化成金融资产来实现最大化的保值和增值。

二、发挥金融促进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1.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步伐

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垄断的态势，信用社缺乏足够的动力改革目前的发展制度以及经营现状。所以要采取适当的方式引导农村信用社之间形成公平竞争的模式，特许盈利的农村信用社有权利选择是否加社，由此产生有效、透明的竞争环境，激励农村信用社自主经营、自主改革。

2.创建并规范农村民营商业银行的发展

目前贫困地区农村市场上很多农民的融资渠道有两种一种是通过金融机构融资令一种渠道是在民间进行融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民间融资，这恰与农村信用社不允许吸引民间资本相违背，于是应该在彻底破除农村信用社区域约束的同时创建并规范一批农村民营商业银行的发展，通过民营商业银行最大化的带动本地区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3.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协调发展

在我国贫困地区的农村其农户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正规金融机构良好的金融服务，远远满足不了农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为立足于村落的小型信用合作社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成长空间。小型村级信用合作社的发展有利于在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商场上形成彼此竞争的氛围，由此大大提高储蓄以及信贷服务的效率。总之大力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引导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市场向成熟的阶段迈进。

4.发挥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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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影响政治稳定，削弱公民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与服从，对国家政治稳定带来不利的影响;［3］二是影响政治参与，经济利益分化会扩大人们之间、群体之间、阶层之间的利益差距，容易引发心理失衡和弱势群体的相对剥离感，诱发参与危机;［2］三是影响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政治心理。就理论而言，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应是农民政治心理变化的基本源泉，但目前与此有关的现实成果少之又少，且大多出自20世纪90年代，有些观点如“过度的经济利益分化会影响农民政治心理”［3］，虽已基本达成共识，且到今天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解释力，但这些观点都是质性的研究，缺乏定量研究，更缺乏对比性分析，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和契机。随着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程度的加剧，农村各利益群体政治心理的变化加快、异质性增强、多元化趋势明显，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及政治价值观出现了较大的差异。［4］因此，要调适农民的政治心理、改造农民的政治行为，必须从他们的经济利益出发，合理引导和规范农村的利益分化，减轻农民的不平衡心理以及由此引发的“仇富”和“仇官”心态。为了深入了解农村经济利益分化是否会对农民政治心理产生以及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们进行了以问卷与访谈为主的实证调查。本次调查的数据资料来源于2011年3—7月分别在贵州省遵义县与雷山县、江苏省张家港市三个地方的村庄所作的“村民社会资本、政治信任与乡村治理绩效”的正式调查，以及2013年4—7月在江苏张家港市，贵州省贵阳市、遵义县、息烽县等地所做的补充调查。之所以选择江苏省的发达村庄和贵州省的欠发达村庄进行调查，是因为这两个地区及其村庄分别是中国最发达的东部地区和最不发达的西部地区的代表，他们之间的巨大差距与其说是经济差距，倒不如说是人文环境、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的差距。为了使调查样本更具有代表性，更易于分析，更容易形成强烈对比，调查时选取了这两个省份。为此，正式调查时先对村委会成员进行了深入的访谈。在综合村里的人口结构、政治面貌、贫富分化、学历水平以及家庭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按照3．5%左右的比例分层随机抽取了样本家庭。为了避免同质性，从所抽中的每户家庭中抽取一个成年人，他们构成了正式调查对象的最终样本。正式调查时，三村各发放问卷110份。其中，遵义LL村最终回收有效问卷92份，江苏YS村回收有效问卷100份，GN村回收有效问卷43份①，合计235份。补充调查回收有效问卷73份，其中，江苏YS村45份，贵州LL村28份。正式调查和补充调查的样本量合计308份，其中，贵州省163份，江苏省145份，调查样本的背景变量如表1所示。从表1可知，调查样本已婚的比例大大高于未婚的，汉族远远高于少数民族，学历以初中及其以上为主，政治面貌以群众为主，年龄以18～40岁的为主。上述数据表明，调查抽取的样本是时下农村社会建设中的中坚力量。

二、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的现实图景:基于江苏和贵州的对比分析

在同质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国家权力体系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几乎不存在独立的个体，人们的行为大都以集体利益为出发点，集体行动成了个体行动的代名词。因此，那时的个体大多数时候是国家权力体系的附庸，还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主体差异性和多元化。在文化多元主义日益明显与经济主体日益分化的当下，主体的差异性也随之产生。利益主体的差异性预示着当代社会中各阶层的利益分化比较明显。在当代中国，这种利益分化发生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层次如城乡、地区、行业等之间，也发生在不同的所有制职工和阶层之间。［5］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农村的经济利益分化问题越来越突出，但相关的定量研究却屈指可数，主要可从农村阶层分化的研究中窥知一二。对于农村阶层分化的标准，学界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以职业的差别作为衡量阶层分化的主要依据。陆学艺指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民已经分化为八个职业不同、利益不同、要求和欲望不同的阶层。”［6］这些阶层包括: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二是以收入的高低作为分层的主要标准，将不同收入的农民分为上、中、下三个阶层。三是以社会资源的拥有情况来分层。这种类型的划分以毛丹和任强为代表，他们认为，在中国农村，社会资源分层比职业分层更有包容性和适用性，这里的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人脉资源，但经济资源是主要的资源。据此，他们将农村居民划分为以下四类:上层(精英阶层)、中上层(人阶层)、中下层(普通村民)以及下层(弱势群体)。［7］从上述分层依据不难看出，职业分层与收入分层有很大的关联，职业分层甚至是以收入分层为基础的，资源分层又以经济资源为主。因此，就某种程度而言，划分农民阶层分化的主要依据还是收入水平和财富存量。收入水平是描述农民阶层分化的重要指标，主要以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为衡量标准。财富存量是反映农民财产积累情况的指标，财富存量包括动产、不动产及货币储蓄。由于农村市场发育不成熟，农民的财富积累情况应主要以现金存款、住房情况和家庭耐用消费品来衡量。这其中，最易于测量的是农民经济收入状况和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因此，本文以这两个指标作为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程度的主要依据。首先看农民的收入状况。由于农民的收入难以直接测量和统计，为了让农民的回答更接近真实数据，我们将农民的收入分为“农作物种植收入、养殖收入、打工收入、经商收入、政府补贴收入以及其他收入”6部分，农民的人均年收入等于上述6项收入之和与家庭户籍人数的比值。调查显示，贵州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均值为5061元，江苏农民的为20988.9元，初步统计，江苏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是贵州农民的4.1倍。而如果以4000元作为分档依据，分别以“4000元以下、4001～8000元、8001～12000元、12001元以上”作为农民人均年收入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的依据发现，江苏和贵州农民的收入分化均比较明显，但“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农民的比例却大相径庭。其中，贵州“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农民的比例呈典型的金字塔形，数量依次大幅度增加，低收入农民的比例分别是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农民的2.8、3.1和3.8倍。与之相反，江苏“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农民的比例则呈倒金字塔形，数量依次大幅度减少，高收入农民的比例分别是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农民的5.9、6.2、124.5倍。可见，无论是江苏农民，还是贵州农民，农村农民的经济利益分化均是比较明显的。至于江苏和贵州农民利益分化呈现不同特点的原因，地理位置、思想观念、历史传统、收入来源等都是其主要的原因。当然，家庭劳动力的多少也是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的主要原因。这一点，访谈时多位农民和村干部均有提及。例如，调查时贵州GP乡某工作人员提到:“形成农村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的多少、家庭劳动力的有无和强弱。一个家庭有四至五个劳动力，另一个家庭无劳动力或劳动力弱智，劳动力无或弱的家庭收入只能维持生活，甚至靠政府给的低保才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而四五个劳动力的家庭每人每月收入3000元，除开生活开支，一个家庭每月的存款可达万元，两到三年这个家庭就变化大了，两层房屋有了，车子有了，衣着各种高档的东西都有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这就是形成贫富差距的原因。”收入来源和家庭劳动力多少确实有密切的关系，劳动力越多的家庭收入来源更多地以打工收入为主，劳动力越少的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以传统种养殖为主。这一点，我们的问卷调查可以证实。如表3所示。江苏农民家庭人均收入高且“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呈倒金字塔形的主要原因在于江苏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打工收入，其次是经商收入，二者合计占95．2%。而贵州农民的收入来源却是收入较低的传统种养殖收入，占45．4%，是江苏农民的9.5倍;贵州以经商为主的农民比例仅有11．8%。再看农民的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本文调查假定如果家里有耐用消费品，就赋值为1，如果没有就赋值为0，家庭耐用品的拥有程度就等于这16种家庭耐用品之和的均值，均值越接近1，家庭耐用品拥有程度越高。为此，应以0.25为分档依据，家庭耐用消费品分为低拥有、中低拥有、中高拥有、高拥有四种类型。调查显示，贵州农民以低拥有为主，比例高达65.4%，是江苏农民的19.2倍，中低拥有、中高拥有、高拥有的农民比例依次递减，其中高拥有的农民比例为0。与之相反，江苏农民的上述比例则逐次递增，高拥有的农民比例达46.6%，接近一半。仔细分析发现，贵州农民拥有最多的三件家庭耐用消费品分别是电话、电视和洗衣机，分别占92.5%、83.5%和64.7%，而拥有健身器材、空调、汽车、摄像机、照相机等奢侈耐用消费品的比例几乎为0。江苏农民电话、电视、洗衣机和电冰箱的拥有率几乎为100%，电脑、热水器和空调的拥有率均在80%以上，拥有率最低的是健身器材，比例为14.9%，对贵州农民零拥有的汽车、照相机和摄像机，江苏农民拥有的比例则分别为36.8%、52.9%和19.5%。数据和调查均表明:第一，江苏和贵州农村内部存在明显的经济利益分化。在村庄内部，农业劳动者阶层往往处于利益金字塔的底部，他们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人数众多;农民工阶层处于金字塔的中间，他们是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以长期或短期雇工的形式出现在城市，家庭收入也以此为主;村务管理者阶层和自主经营者阶层处于金字塔的塔尖，他们是农村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是农民中的权力拥有者和财富集中者，他们人数虽少，却垄断着农村大部分政治、经济、文化和人脉资源，这些资源的差异是农村利益分化的主要原因。第二，江苏和贵州农民在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程度上也存在较大的差距，此差距是不同地域之间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的进一步补充。

三、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心理的影响

近年来，人们对农民政治心理变迁的研究日益增多。研究表明，在实行以来的当代社会，农民的政治人格由依附、封闭、单维走向独立、自主、开放和多维，农民的政治态度由冷漠、情绪化走向理性，农民的政治意识由村民意识、臣民意识走向公民意识，农民的政治理念中有了自由、平等、竞争、权利、法治、效能等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概念。［8］尽管如此，农民的迷信和政治怀旧心理，政治参与的功利心理、盲从心理、冷淡心理以及依赖家族和宗族的政治心理、反权威的逆反心理等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9］正因为如此，农民政治心理制约着我国现代民主政治生活，对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在参政主体、参政形式、参政时间、参政组织原则和组织方式等方面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表明农民政治心理的变迁对民主政治进程的作用不可小视，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必须将农民培育为具有责任意识的现代公民。囿于指标的限制，下面拟从三个方面分析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心理的影响。

1．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信任心理的影响

利益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密切相关。正如罗素•哈丁所言:“信任可简单地界定为暗含的利益，即在信任关系中，你的利益暗含我的利益，因而我信任你意味着我期望你会为了我的利益行事”［10］。马克•E．沃伦也曾指出:“当一个人信任时，他假定在信任者和被信任者之间存在共享的或共同的利益。”［10］4这里的意思很明了，共同的利益是缔结双方或多方信任关系的核心与关键。有调查表明，农村利益分化是形成农民政治信任阶层分化的根本原因:“普通农民阶层对政府和政治系统的价值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现实利益是否得到应有尊重，而农村精英阶层对政府的信任感则表现得较为复杂:一方面由于受益于体制性权力，而对国家和政府产生信任和依赖;另一方面却因为利益冲突，而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产生质疑和不安。”［11］这表明，利益分化是影响农民政府信任阶层分化的主要因素。那么，作为经济利益分化的主要衡量指标，农民的收入分化会对政府的整体信任心理产生什么影响呢?考虑到我们已在多篇文章中分析了农民政府信任的层级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此处就将政府信任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对待，即下述分析时选取的是“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程度”的单项选择题而非其它。为此，调查时，我们将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分为“很不信任、不太信任、一般信任、比较信任和十分信任”五档，并分别赋值“1～5”分。为了更有效地表达，对政府信任数据的处理策略是:将3分及其以下的界定为“低信任”，将3分以上的界定为“高信任”，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可知，整体而言，大部分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处于高信任状态，比例高达88.1%，是低信任农民的7.4倍。具体来说:第一，中高收入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最高，高信任比例达94.9%;第二，农民的收入越高，对政府持高信任状态的比例就越高。可见，农民的收入情况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基本呈正相关关系，即农民的收入状况越高，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就越高。为了进一步检验农民的收入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之间到底存在多大的关联，以农民的家庭人均年收入为自变量，以处理后的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情况为因变量，进行逻辑斯蒂回归。结果显示，尽管农民的收入情况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基本呈正相关关系，但这种相关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因为他们之间的显著性水平为0.218，大于0.05。尽管如此，从Exp(B)值即发生比可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农民对政府高信任的发生比分别是低收入农民的1.153、3.828和2.046倍，也就是说，高收入农民对高信任政府的发生比越高。

2．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选举心理的影响

选举参与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根据参与的态度，可将其分为“积极参与和消极参与”;根据参与的心理，可将其分为“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一般而言，积极参与意味着主动参与，消极参与意味着被动参与。至于影响选举参与的因素，利益则起着关键的作用。正如徐勇所言:“民主选举背后有复杂的变数，其中，利益和体制最应引起重视”［12］。于建嵘也指出:“在因乡村选举而进行的利益博弈中，处于不同结构位置的国家利益、社区利益、个人利益及家庭利益，都可通过“习惯”来表达，进而影响甚至决定乡村选举的结果。”［13］可以说，“利益是村民参与选举的决定性动机，利益关系影响着村民参加选举的形态，利益相关度则决定着村民参加选举的程度。”［14］正因为利益对农民的选举参与如此重要，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选举参与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影响表现为:农民是积极参与选举还是消极参与，是主动参与还是被动参与。为此，我们做了相应的调查。调查显示，整体而言，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时的心理都比较消极和被动，比例高达63%，是积极参与选举农民总数的1.7倍，其中，中低收入农民积极参与选举的比例最低，仅为19.1%，仅为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的44.5%。仔细分析发现，农民的收入分层对其积极选举参与心理的影响并不呈正相关关系，而是呈“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结构，即低收入农民和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村干部选举的比例最高，达40%以上。这说明，收入分化对农民选举参与心理的影响是不稳定的，低收入和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的比例高于中间收入群体。

3．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参与心理的影响

在经济利益分化的政治时代，作为一种整合社会经济利益的有效机制，参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然而，由于政治制度化程度低，人们的参与热情若不能得到及时释放和有效满足，必将大大增强其挫败感，进而引发“参与危机”，诱发社会动荡。［15］因此，通过量化的方法了解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参与心理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囿于调查内容和篇幅的限制，此处主要探讨农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心理。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心理仍然有积极心理和消极心理之分。整体而言，农民是倾向于比较消极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百分比为56.3%，比积极参与的农民比例高12.6%。具体而言，农民的收入情况与其参与公共事务的心理是呈正比的，即农民的收入越高越倾向于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其中，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比例分别比低收入农民、中低收入农民、中高收入农民高14%、24%、35.9%。这表明，农民的收入水平与其参与公共事务的程度呈正比。那么，农民的收入情况对其参与公共事务的心理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呢?为此，进行了逻辑斯蒂回归。结果显示，农民的家庭收入与其对社会组织的参与情况在0.001的水平上呈显著性;从NagelkerkeR2系数来看，农民的收入情况对其参与农村社会组织的影响达11.8%;从发生比即Exp(B)值可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农村社会组织的发生比分别是低收入农民的1.767、2.672和4.716倍(详见表9)。也就是说，农民的收入情况是影响其参与公共事务的显著因素。

四、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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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大安市农村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还面临着诸多的制约因素。经调查，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1集体经济发展薄弱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偏重于以农户为主体的家庭承包经营，忽略了集体的建设与发展，从而导致本该为农户提供生产经营服务的村集体经济却异常薄弱。如我市2013年全市223个村，当年有经营收益的村为51个，只占总数的22%，而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只有6个，占3%。而发展较好的如两家镇的同权村，龙沼镇的山湾村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一个聚集力很强、素质很高的村集体领导班子。

1.2土地流转步伐缓慢

全市18个乡（镇）223个村在二轮土地承包时，土地是按照好、中、差三个等级分给农民，许多农户家里所分到的地块大多是4~5块，土地条块分割严重，不利于实现农村土地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同时农民收入近几年来增长缓慢，人均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占了半壁江山，以土地产出收益为主的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2013年全市土地流转为19万亩，仅占总耕地面积的9%，在全市合作社中土地股份合作社数量为94个，仅占总数的8%。

1.3农民素质较低

由于农民文化水平较低，对新生事物接受能力较弱，很多农民都处于观望状态，加之宣传力度不够，许多农民对家庭农场的概念模糊，他们对于推进新型农村经营主体的发展意识淡漠，无法参与其中。

1.4合作社发展量多质差

虽然大安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总量有着快速的发展，但是大多的合作社只是流于形式，只是在工商进行了注册，有名无实的现象是很严重，发展较好一点的合作社，大多以自己与亲友为主，很多农民总怕上当受骗不敢加入，而办合作社的一部分人，没有一个长远的发展规划，心里又不愿意为别人提供服务，大力发展合作经济组织的信心不足。

1.5产业化经营缺乏助力

大安市农村产业化发展起步较早，但是成效不是特别明显，许多村的产业化水平还是很低，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缺少农村实现产业化经营所必须的科学化决策、快速的信息化服务，没有组织保证和资金扶持，这无形让农业产业化发展成了没有翅膀的鸟儿，无法有大作为。

2几点建议

为了促进大安市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让其成为我市农民增加收入的一个新的增长点，结合实际情况，为推动我市新型经营主体的建设与发展，建议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2.1不断完善双层经营体制，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实力，使之成为引导农民兴办各类经营主体的领头雁。

2.2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使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

只有让农民在非农产业的收入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后，农民才会愿意地把土地流转出去。否则农民群众是不会轻易放弃手中的土地。

2.3搞好国家政策宣传教育，加大资金政策性扶持

要在深入搞好国家政策宣传教育的基础上，示范引导，以点带面，同时要加大资金政策性扶持，吸引社会的闲散资金，为各类农村经营主体的成立与发展提供有力的物质保证。

2.4认真处理现有各类经营主体与农户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当前一些经营主体为了自身的发展，有时会不顾农民的利益，所以在经营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发展原则，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从而保证农民参与的积极性。

2.5创造优惠条件，大力引进人才

创造各种优惠的条件，引进所需人才，为农村经营主体的发展提供有效的人力保障。

2.6加快农业信息网络体系建设步伐，为各类经营主体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利的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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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生产成本较高而收益低的局面依然存在

虽然农产品价格上涨较快，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也在上升，农业生产收益仍然太低。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统计，2013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 12038.7 亿斤，比上年增长 2.1%，实现 10 年连续增产。但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压低了农业生产收益。据调查，安徽无为县2013 年小麦种植成本增加，收益提高，总成本约为562 元 / 亩，小麦产值 651 元 / 亩，每亩收益仅仅90 元；玉米主产品产值为 1040.70 元，总成本是926.42元，加上政策性补贴，平均每亩收益178.61元。比 2012 年的 228.98 元减少 50.37 元，减幅为22%。种粮农民全年每亩收益共计 268.61 元。

（二）主要农产品供应充足，但食品安全堪忧

农业丰收保障了农产品特别是食品的市场供给，为抑制物价过快上涨做出了贡献。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农产品市场需求不稳，这对农民收益产生不利影响。受国际纺织品需求减少的影响，棉花消费受到极大抑制，价格下跌。由于居民购买力下降，食品安全事件爆发，养殖业效益持续下滑，饲料销售不旺，粮食价格不稳。为保障农民收入的增长，国家连续调高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国有粮食企业在粮食收购中发挥了“主渠道”的作用，特别是在执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方面。虽然近年来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中国的食品质量安全状况也在不断改进，但是，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不但给相关产业健康发展带来了冲击，也严重影响了中国农产品的形象。

（三）农产品贸易额继续增长，但逆差扩大

2012 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为 1757.7 亿美元，同比增 12.9%。其中，出口 632.9 亿美元，同比增 4.2%；进口 1124.8 亿美元，同比增 18.6%。贸易逆差为 491.9 亿美元，同比扩大 44.2%。农产品贸易从商品结构看，主要粮食品种出口明显减少，特别是小麦、玉米出口数量减少较多，但中国仍保持粮食净出口。从地区结构看，中国农产品出口呈现出出口市场多元化的趋势，对传统市场的依赖程度降低，改变了以往出口市场过于集中的状况，分散了出口市场风险。

（四）乡村民营经济稳步发展，但增速下滑

近年来，我国乡村民营经济总体保持稳定增长。但是，金融危机之后，乡村民营经济发展困难增加。外部需求下降、出口订单减少，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资金短缺，人民币持续升值，造成对外依存度较高的产业生产下降，销售渠道不畅。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统计，2012 年上半年，全国乡镇企业完成总产值 285310 亿元，同比增 9.63%，增速比上年同期放缓 1.3%；实现利润 16955 亿元，同比增 9.46%，增速比上年同期放缓 2.18%；出货值 23200 亿元，比上年同期收窄 2.13%。近年来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各地不断加大对农村服务业的支持，积极扶持采摘园、农家乐、民俗村等休闲农业发展，带动了交通运输、批发零售、餐饮住宿业等乡村第三产业发展，为扩大农民就业范围 , 促进农民增收做出贡献。

（五）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较大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12年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7917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13.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0.7%，比上年回落 0.7%。前三季度，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427 元，同比增长 13.0%；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 6778 元，同比增长 15.4%。但在 21 个省市中，有 10 个省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值超过1 万元。有 17 个省的城乡收入比超过 2 倍以上。在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的带动下，加上扩大内需、启动农村消费政策的驱动，以及农村城镇化步伐加快，农村消费不断升温。农村消费在社会消费中的作用正在加大，农村消费潜力巨大并正在被发掘出来。

二、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抗风险能力较差

当前，广大农民抵御自然灾害与风险的能力不强。农业保险没有起到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的作用。此外，面对重大灾情，农田基础设施的薄弱限制了农业的抗灾能力。自然灾害导致农产品减产，影响了农民增收。

（二）农民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虽然农业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但由于农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思想观念陈旧，农业经营思维不能与时俱进，加之可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逐渐减少，使得农村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种植、养殖停留在传统的经营模式上，种植作物仍以小麦、玉米、水稻等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种植较少。养殖业不能实现规模化、现代化。农民习惯与传统的经营模式，参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意识淡薄，不愿冒风险，以至于出现一些乡村干部强制农民种植经济作物的现象。这些因素导致农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农民收入难以提高。

（三）农村金融市场的落后造成生产性资金短缺

由于金融机构的嫌贫爱富，必然造成农村金融市场的欠发达，农村经济发展缺少资金后盾，广大农村普遍又没有集体经济积累，而财政用于农业的投入毕竟有限，造成农村经济发展受到资金瓶颈的制约。

（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然是城乡差距重要因素

城乡二元结构是历史滋生的产物。这种情况带来贫富悬殊、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社会问题。二元经济结构使农产品市场难以扩张，消费水平的差距明显，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得不到交流，农业产业化受阻，乡村企业的产业升级和资产重组以及物流业的发展都受到制约。国家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不能形成，社会经济就难以协调发展。

（五）农村市场体系不完善

农村市场存在着布局和结构不合理、规模偏小、配套不全等问题。一些消费性产业尚未兴起，专业市场或批发市场相对缺乏 , 信息市场、中介市场、技术市场、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人才市场的发展较城市明显滞后。个体工商户在运输、经营、仓储设施等方面局限性较大，造成大宗生产资料和耐用消费品供需断层，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农村市场，相当多的农民只好买大件到城里，油盐酱醋找个体，日用百货赶大集。

三、金融危机之后农村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

（一）尽快形成农村土地流转机制

土地是农民基本的生活保障。但是，仅仅靠土地又不能致富。所以，要在政府承包责任制度框架内，要么将承包的土地转包给他人取得财产性收入，自己去打工取得工资性收入。所以，要明确农民土地使用权所涵盖的物权内容，使之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独立资产，进而形成农村土地流转机制。要以土地集约化经营为突破口，降低土地经营的边际成本，使农业生产实现规模经营。土地向经营大户手中集中，在客观上要求土地能够流转。同时，还应当允许土地进入农村工业用地流转。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业土地转化将为城市用地，客观上要求缩小城乡土地出让金差距，建立合理的土地资产和收益的分配机制，保护农业土地资源和农民的根本利益。

( 二 ) 积极推进城镇化发展

要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作为城镇化的重点，放开中小城市户籍，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区域城镇化与大中小城镇体系的协调发展。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中小城市和县城政府要为返乡农民工创业创造良好条件，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加强创业服务，解决农民工创业融资问题，放宽民间投资准入，构建政府和民间互补，在城镇化方面共同投资的新格局。积极推动城镇安居工程建设，努力实现农民工的“创业梦”、“安居梦”和“城市梦”。

（三）缩小城乡差别，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城镇化是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的根本出路。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绝不是大面积拆迁、赶农民上楼。而是按照时代要求，对农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升级改造，使农村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因此，必须以农村经济发展为重点，转变农业生产增长方式，走农村土地集约化经营道路，优化第一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全面提升农产品品质，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提高农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农业产业结构向多元化、高级化的现代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业产业化通过一体化的利益机制，把贸工农连为一体，形成“龙头”在城镇、“龙身”在农村的“龙形”经济，促进城镇化发展。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让他们在城市扎根，成为市民。留在农村的农民要逐步发展成农场主和在农场上班的工人，实现农业的集约化经营。改革农地征用制度，缩小城乡土地出让价差，给予农民合理补偿。消除造成城乡隔离、阻碍城乡融合的制度，实现城乡之间资金、技术、物资、人才、信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城乡良性互动，形成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在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基础上，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教育、医疗、税收、财政和金融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政策制度。

（四）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全面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是基础。据调查，一般的行政村年刚性支出在 10 到20 万元之间。但农村大多数村级集体经济很不发达，正常运转难以为继，办事没钱已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突出的难题。这主要受制于政策、土地、资金和自然资源。村级经济得不到发展，建设新农村，实现城镇化就没有经济基础。因此，必须加快发展新型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使之成为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新的亮点。

（五）促进城市资本向农村转移

我国政府以干部包村、三支一扶、送教下乡以及支农转移支付等不同方式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但“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必须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长效投入机制，广泛动员和鼓励城市资本向农村转移是一条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因此，很有必要为工商企业参与农村经济建设搭建一个有效的平台。对于工商企业资本参与农村经济建设，应该采取财政补贴、贴息、减免税费等方式给予鼓励和支持。工商企事业单位对农村的纯公益事业的捐投入，应给予税前列支政策激励。要鼓励和引导城市工矿企业和战略投资者到农村建设工业原料基地，兴办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增值税抵扣应与一般的工业企业一样，享受公平税负。

（六）发展农村金融市场，为农村经济发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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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流转是对传统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传统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实行中出现了一些弊端，比如，其土地使用权内涵模糊，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容易造成土地集中所有和农户承包权之间的矛盾，容易造成土地的细碎化经营等，这些弊端已导致了农业经济增长效率低，农村现代化步伐明显减慢，加剧了农村和城镇之间的差距。由此可见，传统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在现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具有阻碍作用。所以，实行土地流转制度是对旧的土地制度的一种创新和发展。

2.土地流转可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便于规模化经营﹑提高生产效率

据张玲表明，我国人均耕地只有0.106hm2(等于已废除的旧计量单位1.59亩)，这个数据只相当于世界人均耕地的44%，这说明我国的耕地面积很少，而且由于我国自然的地势地貌特点，土地表现出水土流失严重，耕地沙化严重，耕地问题日益突显出来。这将更需要我们提高对土地的利用率。然而，传统的土地制度，可以为农民提供耕地，但是大部分农民缺乏科技知识，不能很好的发挥土地生产力；除此之外，由于利益的驱使，进城打工的人数不断增长，这样导致留在农村种地的人是一些弱势群体，这将大大的降低了土地资源的利用。土地流转是推动农业走向规模化经营的一条合理的路径，它可以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够产生交易收益效应，即通过土地交易性提高来增加土地投资价值；还可以产生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即实现土地由边际产出低向边际产出高的农户手中转移，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土地流转也必然促进农业生产走向规模化科技化信息化和产业化的道路，从传统农业粗放式的投入产出方式走向集约型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

3.土地流转是缩小城镇之间差距的有效途径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农村城镇化趋势不断增强，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向城镇化转入，大量土地将闲置，撂荒的现象将更加严重，这将进一步影响农业生产效益。因此，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合理的农村土地流转，不仅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由个体经济落后的小规模经营方式向生产合作经济先进的规模化经营方式转变，提高信息和科技含量，降低生产成本，而且能够实现土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产生交换价值，实现农民增收，从而为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奠定基础。

4.土地流转可以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加快城镇化

传统的土地制度是以每户为单位的小规模生产经营方式，这制约着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同时，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传统制度也将使农民难以摆脱土地的束缚，阻碍农民向城市转移，不利于城市化的发展。随着土地流转制度是实施，大量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可以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自愿转入城镇工作。这样一方面，可增加由于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为城镇化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持续有效的劳动力。可见，土地流转将成为实现农民增收和城市化的双赢局面的基础。

二、土地流转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对策

1.土地流转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

土地流转制度难以有效实施最关键的问题是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统一的农村土地流转法，并且现有的法律法规比较模糊，没有明确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产权性质，流转范围，土地用途等等，这将导致了土地流转不能够顺利进行。因此，健全土地法律法规制定和相应的管理机制是保障土地流转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

2.应重视农村土地流转的供求意愿

曹建华等人对农村土地流转供求意愿研究得出，目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很低,减免农业税和粮食补贴降低了农户土地流转意愿,提高了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然而，通过土地流转租金的提高会增加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度。因此，要顺利实施农村土地流转必须要协调好土地的供求关系，以此来提高农民土地流转的意愿。

3.健全土地流转后的农民的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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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经济发展速度相比，农村经济建设还处于较为落后的阶段，其经济视角单一，起步晚，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很难适应科学发展观的新要求，金融改革也不够健全和完善。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市场经济占据着经济建设的主导地位，农业经济形式不断出现，农业规模也在逐步扩大。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对金融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即便国家在政策上给予了农村地区很多鼓励政策，但是我国四大银行对农村地区发放的金融信贷数额依旧较少，供求矛盾依旧突出。与此同时，我国农村金融的服务对象是农民，他们的人口密度低、素质能力不高，把握市场的能力也不够好，表现出来的特征就是金融风险大、收入存在波动，农村地区之间的合作也无法与城市相抗衡，严重制约着农村金融的发展，资金循环不通畅，农村金融与经济势必呈现发展不平衡现象。

二、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概述以及互动式发展关系

其一，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相关概念。所谓的农村金融，就是指农村货币资金的融通，它是以资金为实体、信用为手段、货币为表现形式的主要资金运动方法，是三方面内容有机统一的整体。我们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农村金融是指其组织与结构，是金融行业的内部系统。它最显著的特点表现在金融机构多样性、市场发展渐进性和企业经营具有较高风险的性质上，并且带有一定的季节性，资金周转相对缓慢。农村经济所涵盖的内容则表现出不确定性，它会随着国家发展阶段的不同政策有所差异。在市场化运行的今天，农村经济在结构上更趋向于三合一模式，即农业经济、农村工业和农村第三产业的有机结合。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成本不断上升，边际效益却有所降低，资本的有机构成逐年递增，与农业相关联的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其二，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互动式发展关系。顺应科学发展观的新背景，我国经济建设要朝着更快、更好的方向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是基础内容，金融水平归根到底要取决于经济的整体实力。经济的全面发展会带动金融的进步，金融行业的复苏又会给农村经济提供新鲜的血液，创造更多的社会资金。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地区一定要制定科学完善的经济发展制度，从本质上而言，农村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生产与分配之间的关系，两者既对立又统一，并且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我国农村一定要把握好两者的互动式发展关系，通过农村经济的振兴促进金融改革，再以金融改革带动农村经济，实现两者的良性循环互动。

三、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互动式发展的有效对策

在以上内容中，我们已经清晰直观地看到了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之间具有的互动式发展关系。为了将两者的互动关系发挥到最大化，我们一定要找到科学的对策加以完善，促进农村经济的腾飞发展。

(一)坚持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互动式发展关系，我国农村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的基础。首先，要确立一个经济发展的共同目标，坚持以解决“三农”问题为前提，建立健全经济制度，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其次，树立正确的经济经营理念，加快金融改革的速度，国家要大力扶植农村经济，合理定位农业产业，给予优惠政策，完善金融服务。

(二)坚持结合农村经济微观效益和宏观效益

随着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农村经济形势也得到了更新发展，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得到了转变，经济格局也日渐多元。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农村金融机构必须要坚持创新，积极进行融资，正确处理农村的短期经济效益与长期盈利之间的关系，扩大现有银行的服务范围和业务水平，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完善的对策来增加农民的收入，降低资金风险和收入差距。另外，农村地区还应该扩展业务范围，积极引进投资，利用商业合作的方法收集资金，扩大农业产业化生产的规模，并强化内部经营管理理念，做好职业道德培训，选取素质能力过硬的员工进入金融机构，向农民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三)坚持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创新发展

创新是进步的动力和源泉，也是发展的基础。我国农村金融机构要紧密结合市场的变动情况，在金融业务、经营战略、业务范围以及相关技术上推陈出新，更新服务理念和相关制度，注重农村面临的潜在风险，坚持科学发展观，对农村经济问题实施更好的预测和防范。在此基础上，还要积极创新，注意把控农村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大环境，实行信息共享和沟通，建立相关的监管部门，提高监督的有效性，做好资金管控工作，结合农民群众的需要更新金融政策，将创新发展贯彻到底。

(四)坚持农村金融的规范性经营

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密，两者互为表里，相互促进。农村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一定要严格遵守经济运行的规律，按照国家有关经济政策制定经营理念，实施规范性经营。例如，科学制定农民贷款细则、地区经济建设准则等等，并成立监督小组，对金融机构的行为进行把关。在经营过程中还应该及时掌握市场动态，规划地区发展方案，积极探索动产抵押、权益质押等多种担保形式，维护农民的金融安全，以规范的制度发展农村金融。

四、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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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人为本理念，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农民是农村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主体。坚持以人为本，体现到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就是要一心一意为农民谋利益，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使之分享改革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努力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

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这是以人为本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最根本的体现。要认真贯彻落实“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广开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既要从“三农”本身考虑问题，寻求出路，又要跳出“三农”，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思考问题，研究对策；既要大力挖掘农业和农村内部的增收潜力，又要在农业和农村外部开辟新的增收途径；既要立足当前采取尽快见效的增收措施，又要着眼长远寻求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治本之策，为农民增收提供新的动力。

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这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要使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体现在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过程。尊重农民的创造和选择，维护农民的经营自，切实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利。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监管，推进乡镇政务公开、村务公开、财务公开，维护农民对集体资产的收益分配权和管理参与权。加强对农民负担的监管，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加快农业和农村法制建设，严格依照法律法规来管理农业、开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全面推进依法治农。当前特别要加强法制教育和宣传，培育农民依法维权的意识。

全面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这是提升农业、振兴农村的希望所在，是减少农民、使农民富裕起来的关键所在。要把提高农民综合素质摆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围绕增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大力加强科学知识普及、先进实用技术培训和思想道德教育。适应农业专业化、规模化和现代科技发展的需要，培养造就一代新型农民。扩大“阳光工程”的实施规模，加强劳动力转移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外出务工就业的能力。

坚持统筹协调理念，优化发展环境，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统筹协调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是解决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的关键。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全局，必须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着力改变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完善支农政策体系，强化农业发展基础，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

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要深刻领会“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着力消除影响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城乡之间资源合理配置的市场体系，形成城乡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共同发展的运行机制。特别是要加快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体制，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断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的环境。要为农民提供平等的教育、医疗机会和待遇。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和公平化。引导各类资源与要素向农业和农村流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完善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体系。要全面落实“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不断增强农业政策的反哺性和普惠性。调整和优化支持“三农”发展的财政支出结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结构、信贷资金投放结构。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机制，进一步完善补贴政策，扩大农业补贴规模。探索建立农业投入的补贴机制，积极推动农业的政策性保险试点，尽快形成完整的国家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体系。

加大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要在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下功夫。要加强农业生产设施和农村生活设施，特别是农田水利、乡村道路、改水改厕和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加快实施农村“六小工程”，大力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重点搞好农业“七大体系”建设，完善农业发展综合服务体系。按照项目构建工程、工程支撑体系、体系保障发展的原则，实施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等重点工程，着力提升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增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

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农业。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要围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探索农业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有效途径，积极发展农业和农村循环经济，实现农业生产、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的有机结合。

深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各地资源优势，优化农业区域结构、产品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的质量与效益。积极发展特色农业、设施农业和高效经济作物，加强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设，提高优势农产品的集中度和优质专用农产品的比重。推进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同时大力发展高产优质水产养殖。推动乡镇企业产品、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集聚，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特别是粮食加工业，延长粮食产业链，提高经济效益。强化农产品市场营销工作，促进农产品流通业健康发展。

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农业资源。人增、地减、水缺，是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农业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保地节水。要加大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保护力度。实施沃土工程，加强耕地质量动态监测。改进栽培和饲养方式，推行间作套种、水旱轮作、立体种养模式，发展保护性耕作。引导农民科学施肥，努力培肥和提高地力。合理利用水资源，大力发展旱作节水型农业。

积极发展农业和农村循环经济。运用循环经济理论，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基本原则，发展“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农业循环经济，促进再生资源的循环、永续利用和非再生资源的节约利用。发展生物质经济，支持农业副产品循环利用。大力推进生态富民家园计划，加快农村沼气发展步伐。发挥农作物秸秆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发展秸秆产业。推动农产品初加工后的附产品及其有机废弃物的系列开发、深度加工，实现增值增效。

切实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以保护自然、保护生态、创造优美环境为目标，利用人、生物和环境之间能量转化及生物循环的规律，构建资源节约型农业体系，促进农业与环境的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环境优良化。按照“提高认识、依法监管、加大投入、防治并举”的要求，加大农业污染的防治力度，减少土壤中的化肥、农药残留量。全面实施以清洁家园、清洁水源、清洁生产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农业建设工程，推进以沼气建设为重点的生态富民家园计划，加快规模养殖场粪便净化和生活污水净化处理设施建设，努力控制和减轻农业面源污染。扩大退牧还草工程规模，加强鼠虫害防治，不断改善草原生态环境，逐步建立草原生态修复的长效机制。

坚持科技进步理念，强化农业发展的战略基点，不断提高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重大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是农业发展的战略基点。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必须把科技进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提升农业科技基础创新、集成技术创新及应用转化的能力，加大农业科技的推广力度，不断提高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

加快建立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要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和高新技术研究，力争在新品种培育、病虫害防治、生态环境建设、资源高效利用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农业科技发展的着力点要实现由注重增加产量向提高产量、质量和效益并重转变，由注重研究向研究、应用、推广和普及并重转变，由注重常规技术向常规技术集成和高新技术自主创新并重转变。大力发展降低成本与节约资源的技术、标准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设施农业技术，建立农业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技术体系。

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促进农业增产增效，关键要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核心是推广一批先进实用的农业技术。要扩大农业技术推广项目专项补贴规模，优先扶持优质高产、节本增效的组装集成与配套技术开发。重点推广一批先进实用的农业科学技术，扩大主导品种、主推技术的应用范围。

坚持改革创新理念，消除制约农业发展的体制，增强农业发展活力和动力。深化农村改革是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全局的内在要求，是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农村改革面临的任务仍很艰巨，需要我们下大力气积极推进，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是党在农村政策的基石。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全面落实二轮土地承包政策，建立健全农民承包土地流转机制。要加快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立法工作，完善土地承包纠纷调处机制。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土地补偿费，推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强国有农场农业用地保护和占用的监督管理。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创新，增强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民的服务能力。

探索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形式。鼓励和扶持农民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组建多种形式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村经纪人、专业大户和其他中介组织。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立法进程，保护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通过建立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建立起农民与市场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积极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推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加快免征农业税步伐，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推动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各项改革试点，探索解决乡村债务的有效途径。加快国有农场农业税费改革。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搞好兽医管理体制、农垦管理体制、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等方面的改革。

坚持现代工业理念，谋划农业发展，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用现代工业理念谋划农业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农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重大任务。要把工业经济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经营思想、管理方法、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等，导入和应用到农业领域，大力改造提升传统农业，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运用现代工业成果改造传统农业。要把现代工业发展的成果逐步运用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为建设现代农业提供有力的物质技术支持。推进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与现代农业技术的结合，拓宽农业的内涵和外延，增强和发挥农业的多种功能。积极采用工程、生物、农艺等技术措施，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大力发展农用工业，提升农业装备水平。

优化农业组织形式与生产方式。借鉴现代工业组织形式，大力推进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积极发展农业产业集群，不断提高农业的规模化、组织化、集约化水平，积极探索各种农业生产要素之间紧密结合、良性互动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引入工业融资方法，强化项目推进意识，开展农业资本运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格局。

篇10

（1）参与农业生产的主体素质有待提高。

一是虽然我国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是农村由于师资水平、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足，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村人口大多转移到城市，导致农村人口在接受新知识的能力普遍欠缺。二是我国建国后，实行的计划经济也并没有根除小农经济意识，接着是制度，更加加深了农民的分散经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意识。

（2）现阶段农产品买方市场逐步形成。

一个健康的市场，必须能够通过价格信号，反应各个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从而依据其进行生产经营活动。90年代以来，随着粮食生产的连年丰收，主要粮食作物的阶段性买方市场逐步形成。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农民的生产大多转化为自己性的生产，生产活动不再具有市场性，这样也造成由市场经济自身催生经济组织形式的发展薄弱。

（3）政府行为的失当。

一方面表现为，政府行为过渡介入。为发展农村经济，政府介入过多，介入过大，导致农村经济组织发展违背自身原则，行为与功能扭曲，往往追求组织效益，忽视农民自身收入的提高，导致虚假繁荣，不能科学持续发展。另一个方面变现为，政府行为缺失，涉及农村经济组织的部门过多，如农委、科协、农技站等等，形成多头管理，无自身利益时，又往往不作为或乱作为。

（4）法律制度有待完善。

各种经济组织的活动，必须依据一定的法律来调节，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之间的经济利益。而各种农村经济组织形式还缺少相关的法律进行调节。其自身的经济活动必然受到限制，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受到制约。

（5）相关农村经济组织建设研究不足。

对农村基于土地流转的经济组织建设研究才起步，没有形成适合我国的经济组织理论体系。往往是借鉴西方国家的农村经济组织研究方法，忽视了我国土地集体所有这一本质特征，理论已经滞后于实践的发展。

2基于土地流转的农村经济组织形式

（1）家庭经济。

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家庭经济不同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现代家庭经济虽然也是由家庭血缘和婚姻为纽带，但是更主要的是以共同的家庭利益，以家庭作为一个生产主体，进行生产组织，利益分配的经济组织。它既是我国原有的小农经济的体现，也是适应现代市场经济，按家庭范围内生产要素的重组。是我国现在农村经济组织的基本模式。它经营组织相对灵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中，实现自我发展。如：现在的家庭农场，当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农业生产也将不断专业化、集约化，通过土地流转，生产要素就会逐步向优势家庭集中，必然加速了其他农户的转变，并使他们逐步转换职业与身份，逐步向第二、三产业转移。通过这种生产要素的逐步集中，逐步形成了家庭农场。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通过合作经济，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多个农民的多次买卖行为，通过合作经济组织，转化为一次，随着交易规模的上升，交易次数的下降，必然带来交易费用的降低。一是合作领域深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将不再局限于生产领域，逐步向加工、流通领域拓展。通过农民合作兴办不同类型的产前、产后企业，实现农产品价值进一步增值、农业增效、农民进一步增收。二是合作方式紧密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将逐步建立现代利益分配体系。农产品产前、产后的增值利润。要按照一定比例向农民返还，实行二次分配。按照土地流转的方式，相对应的现代企业管理方式，也将逐步在合作经济组织内部实施。三是合作组织实体化。一般的、松散的技术合作或互助合作组织在搞好自我服务、满足自身农业生产基木需要以外，将会进一步实体化，增强合作组织内部的经济实力，扩大盈利性经营范围，提高经营效率和竞争力，以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的要求。

（3）农业企业是我国农村经济组织形式发展的高级形式。

随着土地流转的进一步深入，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必然带来现代农业企业。现代农业企业是指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从事商品性农业生产以及与农产品生产经营直接相关的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化，必将农业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或半自给自足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方式，向高度商品化的市场生产方式、经营方式转变。使农民从传统的农业生产者向具有市场意识、风险意识、投资意识、科技意识的农业企业家方向转变，从而解决农业生产过度分散化和非组织化问题的过程。农业产业化的微观基础和表现形式是农业企业化，农业产业化的过程就是农业企业化的过程。农业产业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形式，促进了市场对农业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社会力量，运用市场手段发展农业企业，实现企业主导，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解决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有利于解决农产品加工率低、销路差、效益低的问题，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区域化、专业化，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提高农业整体素质。在企业化的低级阶段，社会分工由垂直型向水平型转变，在企业化的高级阶段，生产和资本的集中逐渐形成垄断性的农业企业集团、农业产业集群。企业化的充分发展将直接导致农业现代化，农业企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高级阶段。

3农村经济组织形式发展过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1）加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各种农村新型经济组织，在成长的过程中必然面临各种风险与挑战。社会保障体系作为改革与发展的减震器必须发挥保障，兜底作用，提供必须的生活、生产保障。为农村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并进一步降低其成长中面临的风险。

（2）实事求是，灵活多样。

我国各地的经济、风俗习惯和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在发展农村经济组织的时候，不能搞一刀切。要根据各地实际条件，实事求是，尊重农民自身意愿，可以是家庭经济、也可以是合作经济组织，不管什么组织形式，只要有利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都可以进行尝试探索。在具体实践中，要围绕当地自身资源优势、通过典范带动，充分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

（3）不断健全自我发展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