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方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延迟退休方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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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今年的两会中，延迟退休再次被提出，丁金宏教授提出尽快推进延迟退休年龄、实施弹性退休制度的建议，并且呼吁在2019年适时退休具体方案。但是并非方案推出就立马实施，根据规划推出方案的五年后才会正式实施，所以方案的推出是为了让公众有充足的时间去准备、去理解。

3、关于延迟退休的原因所在必须谈及老龄化加重的因素，因为现如今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是由劳动力供给，而当退休人员比例加重，劳动力比例下降的情况下，劳动力与退休人员“赡养”比率开始拉近，养老金支付就会成为首要问题。曾在2017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包含中国在内的八个国家在2050年养老金预估缺口将会达到400亿美元。

4、从现在中国养老金结余情况，在2018年养老基金结余近五万亿，可以供给退休人员17个月的养老金发放，所以现今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是没有任何问题，主要问题是区域之间养老金结余不平衡的现象，为此也实施了养老金中央调剂制度。而且在2019年养老金也再次上涨5%，且预计在5月1日开始降低养老保险费率。

5、现在法定退休年龄男性统一60周岁，女职工50周岁，女 干部则是55周岁。在提高退休年龄后根据人社部规划很大可能会提高至65岁退休。根据丁金宏教授建议，男性延长至65周岁退休，女性统一延长至63岁退休，可以在15至20年渐进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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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以来，有关“延迟退休”、“养老保险”等话题的相关消息不断见诸报端。这项改革事关亿万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因而，在人社部作出上述发言，并公布延迟退休时间表后，该话题就再次被舆论热炒。

人社部部长发言的第二天，相关新闻开始大规模传播，直接达到了监测期的传播峰值。随后，相关报道量大幅下降，但保持了较长的持续期，直至监测期结束，该话题依然在舆论中保持着一定热度。截至10月27日15时，传统媒体中的相关新闻报道量达到4302篇，传播热度十分可观。

从舆论态度来看，对于“延迟退休”这一话题，自媒体一如既往地表现出明显的质疑态度。

概括起来，这些质疑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延迟退休就是政府“与民争利”，无非就是为了给养老保险基金“堵窟窿”;二是延迟退休只对少部分专业型人才有利，普通劳动者延退从经济上来说根本“划不来”，会造成社会不公;三是延迟退休会占用年轻人岗位，从而加剧就业压力。

来自传统新闻媒体的评论相对谨慎和平和，多数文章认为“延迟退休”有其必要性，“小步慢走”的提法也值得肯定，未来尚需慎重合理地推进。

有评论认为，就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趋势而言，延迟退休势在必行，甚至已经刻不容缓，不过应考虑所涉及问题的复杂性。从尹蔚民“每年推迟几个月”的表述来看，未来真正推出的讨论方案，大概会介于清华方案的“每年推迟1年”，和社科院方案的“几年推迟3个月”之间。这是介乎激进与温和之间的一种折中。

也有文章进一步指出，在具体政策的安排上，“延迟退休”需要综合考虑各方能力和利益，让企业、员工都能各得其所、各得其利，而不是把职工强行“塞”给企业就算完事。这需要针对不同劳动群体的现实情况和利益诉求，进行更为全面细化精准的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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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国家退休年龄

均在65岁以上

自1989年以来，世界上有170个国家延迟了退休年龄，并且男、女平均退休年龄均有上升，只有少数国家降低了退休年龄。据统计，在OECD（编者注：OECD国家又称经合组织，是由英美德法意等34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组织内多为发达国家）的34个国家中，退休年龄都在65岁以上，冰岛的退休年龄自1958年以来就是67岁，芬兰、墨西哥、荷兰、西班牙、英国等国家自20世纪40年代至今一直是65岁。大多数发达国家实行男女同龄退休。

各国延迟退休年龄的变迁

具有六大特点

法定退休年龄是一项重要的社会经济政策。一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主要受到以下因素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老龄化进程、就业与劳动力市场、财政和社会保障财务状况等因素。总结各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历史变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在较长的时间段内逐步提高。各国或地区在延迟退休年龄时并不是一步到位，而是用较长的时间实现既定目标。如美国在1983年修订《社会保障法案》时提出到2025年将职工的正常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直到20年后的2003年才正式开始实施，并明确提出计划用22年的时间完成从65岁提高到67岁的目标。

二是谨慎实施，小步慢行。各国对延迟退休年龄政策都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主要措施之一就是小步慢行，逐步过渡。如德国2006年通过法律，从 2012到 2029 年之间逐步将退休年龄延长至 67 岁，采取的办法是前 12 年每年延长一个月，后6年每年延长两个月。

三是循序渐进，分步实施。如日本计划将退休年龄从55岁延长至65岁，采取了分步实施策略：1986？年，日本《老年劳动法修正案》正式确定60？岁的退休目标，1994年将女性退休年龄从58岁延迟到60岁;2000年又提出将退休年龄从60岁逐步提高到65岁，并且采取男性从2013年开始到2025年完成，女性从2018年开始到2030年完成。再如意大利于1992年、1995年、2004年共3次调整退休年龄。

四是政策较为缓和柔性。如意大利在1995年和2004年采取弹性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主要是通过提高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来提高退休年龄：1995年的政策规定，参保人员只要缴费满35年，则可选择在57岁至65岁间的任一年龄提前退休，选择有效期截至2035年;2004年提出男职工提前退休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养老保险缴费满35年并且达到最低年龄标准（2008年的最低年龄标准为60岁、2010年为61岁、2014年为62岁）。

五是打出组合拳，形成确保延迟退休年龄的合力。许多国家在出台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同时，出台相应配套政策。如严格控制提前退休，对提前退休者只能领取部分养老金等，如西班牙2009年1月通过的养老保险改革议案规定：年满65岁并且已缴纳养老保险38.5年者，或年满67岁已缴纳养老保险37年者才能获得全额养老金。

六是依法推进。国外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一般是由政府提出法案，议会审议通过，以法律的形式公布实施。

经济增长乏力、人口老龄化――

各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两大动因

各国延迟退休年龄尽管其实施路径、方式、节奏各异，并且在其从讨论到实施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和困难，但各国政府仍千方百计推行这一政策，甚至有些国家采取各种手段强力推行。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难以支付不断增长的社会福利，出现社会保障财务危机。二战以后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经济都保持高速长，并在这一时期建立了比较完善和较为优厚的社会福利体系。然而，从1981年开始经济增长减速，相应的社会保障税（费）增幅下降，但社会福利待遇的刚性使社会保障的支出不断上升。一减一增导致日益严重的财务危机。延迟退休年龄既可增加缴费（税），又可相对减少养老金支持，是实现增收节支，应对社会保障财务危机的较好政策。

二是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给减少，养老保险抚养比增加。工业化国家在1946年至1964年都出现了“婴儿潮”，这批婴儿在2011年前后进入老年，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国家的老龄化程度。如英国195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达到15.5%，2000年提高到20.8%，2009年迅速提高到22%，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29%。人口老龄化直接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养老保险抚养比增加，养老保险等出现日益严重食者众供者寡，使得养老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或GDP）的比例不断攀升，不少国家的财政不堪重负。

为减轻社会保障支出对财政的压力，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都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多管齐下，开源节流。主要措施包括：提高社会保险税（费）率，延长退休年龄，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运营，甚至是降低社会保障待遇。这些办法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其中延长退休年龄的效果更是显而易见，既可以刺激消费，增加劳动力供给和税收，又可减少养老金支出，起到一石多鸟的效果。英国国家经济社会研究院（NIESR）曾于2009对英国的情况做过估算：如退休年龄延长1年，10年后的政府债务减少额将达到GDP的10%，30年后将达到GDP的20%。

我国退休年龄调整也宜小步慢走

从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状况等情况看，我国面临经济增长放缓、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等，延迟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各界也基本达成共识。从现实和国际情况看，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因而各国在推进延迟退休年龄中的许多经验和教训，给我们很多启示和借鉴。

一是做好政策引导。各国在延迟退休年龄中，因退休年龄调整涉及各方利益，都曾遇到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绝大多数国家采取先将改革草案公之于众，广泛征求意见，经反复修改完善后形成正式法案。同时，通过积极的政策引导，增强政策实施的社会认可度和适应性，以给民众和相关利益群体留下调整和转换的适当适应期。

二是小步慢走。这是国外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普遍做法，即用较长的时间来逐步达到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目标。尽管节奏有快有慢，但总体上是逐步推进。我国也应参照每年延迟几个月的办法，用较长的时期逐步达到目标。同时，宜从目前退休年龄较低的群体（如女职工）起步。

三是提前谋划。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政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案制定、舆论宣传、沟通协调、公布方案、应急预案、择机实施、评估反馈、修正完善等多个环节，应尽早规划具体方案，综合考虑劳动力供求和老龄化程度等因素，兼顾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以及城乡居民的情况，择机实施。同时，还应考虑部分特殊群体，如工作和生活在自然条件艰苦地区预期寿命较低的人群，可考虑有差别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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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公共政策角度的延迟退休背景

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人以超过两亿。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一方面造成了工作岗位人才缺失，一方面带来社保养老金的超支问题，使国家面临巨大的压力。基于此，国家提出了延迟退休政策，此方案于2013年开始正式提交并成为政府和各部门研究的对象。目前我国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原则，预计在2022年全面实现延迟退休。针对社会各界对于延迟退休的不同认识，有必要对其实施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从整体上讲，延迟退休可解决劳动力不足、养老金超支以及子女养老问题。延迟退休具有必然性，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工作效率降低以及60岁以上工作人员待遇问题还有待解决。

二、延迟退休政策相关问题分析

(一)延迟退休的可行性分析从公共政策角度分析，延迟退休有助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稳定。目前，随着经济的发达和医疗技术的发展，人类平均年龄提高，这为延迟退休的施行提供了基础。人口老龄化造成人们之间的交流减少，老年人的退休生活枯燥无味。因此，很多老年人在健康允许的条件下，依然选择留守工作岗位，因此延迟退休成为可能。尤其是对一些特殊岗位，对工作人员的经验具有较高要求，部分老干部的退休导致企业人才资源无法跟上，从这一角度讲，延迟退休满足企业或者行业发展的需求。养老政策方面，各行业之间存在差距。延迟退休可延缓养老金获取时间，减少退休金支出，降低国家经济压力，因此具有可行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延迟退休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仅有优势。因此，从公共政策角度分析对延迟退休政策进行了分析。

(二)延迟退休的优势1．应对人口结构转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直接影响在于改变了人口的结构特征。降低了由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负担，使得人口养老制度的安排更加方便。另一方面，80后、90后将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这一方面来源于养老问题。延迟退休为老年人带来经济来源，减少了年轻人的赡养压力。延迟退休使老年人成为社会的主力军，改变了中国人口结构特征，使人力资源安置更加合理。2．减少养老金支付压力历史遗留问题和传统的养老金体制存在的些许问题导致养老金存在较大的缺口，为防止养老金不足问题，延迟退休无疑一种可行的方案。除此之外，还可采用加大国家基金的调拨力度以及建立商业型养老金的基本模式。但与其它两种方式相比，延迟退休政策具有更直接的效应，并且有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我国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策略，我国老龄化人口超过2亿，延迟退休一年将为我国节省超过160亿的养老基金。同时，在职老年员工的薪资积累为减少资金支出提供了帮助。3．使人力资本分配更加合理在我国，高校和高职教育是劳动者获得知识和技能的主要场所。随着高校教育年限的延长，在退休年龄不变的前提下，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将缩短。这使得人才培养和其带来的社会收益上存在一定的矛盾。这一矛盾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人力资本分配不合理、人力资本峰值将后置。而延迟退休则可有效控制人力成本支出，充分发挥岗位职工的能力。但值得一提的是，岗位需求对于人才能力上、经验的要求上具有不同的要求，一旦出台延迟退休政策，还应做到因人而异，合理分配在职老龄员工的工作岗位和职责，确保其积极作用的发挥。

(三)延迟退休带来的消极影响1．民众的不理解将带来社会矛盾延迟退休政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人员是思维。一些人从主观意识上希望提前退休，从工作性质角度分析，不同劳动对脑力、体力的需求具有差异。采取统一的延迟退休策略将造成部分以体力劳动者的消极情绪甚至是反抗情绪，反而给工作效率带来了影响。而对于一些文职的稳定工作来说，延迟退休则会造成其经济损失，因此对于无法理解国家政策的人员来说，依然会造成反对意见。因此，延迟退休是否会带来积极影响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平衡员工退休待遇与工作待遇，针对不同行业采取不同的策略对于企业发展来说具有一定的作用。从公共政策角度出发，延迟退休相对复杂，造成民众的不理解和消极情绪属于正常现象。但政府会通过积极的解决策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为民众带来福利，促进国家的稳定和强大。2．增加就业压力就业难、就业压力大已经成为我国劳动市场的主要特点。劳动力输出也成为高效和政府的主任务。而延迟退休无疑会减少岗位需求，进一步加剧就业压力。同时，科技的进步使人才需求发生改变，高科技人才缺口更大。一些老年工作者则由于无法及时更新技术能力无法继续工作，是否及时退休将成为一种矛盾。同时行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不景气都将带来企业裁员。总之，延迟退休策略对我国经济发展等多个方面具有双向作用，延迟退休具有可行性甚至是必然性，但如何实现还需要政府慎重考虑。

三、延迟退休策略实施的策略

为实现延迟退休策略，国家应出台相关的策略以获得民众认可。具体可从以下几点出发:

(一)方案设计目前，我国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策略，这一策略具有安抚民众情绪，缓解就业压力的作用。合理分配退休年龄有助于平衡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并且渐进式方案有助于减少改革的主力，实现合理的过度。针对不同行业的需求，还可采取针对性的策略，实施不同的退休薪资策略。将退休年龄与养老金之间分开，综合考虑员工的学历、能力、经验以及岗位需求等基本条件，确保养老金分配和发放的合理性，安排员工在适当的年龄退休或使国家政策获得员工认可。

(二)建立完善的退休、养老制度构建公平的、完善的退休政策是我国政府的责任。党的十进一步确立了完善的退休、养老制度的作用。提出了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保障体系。构建这一体系应从两方面入手。1．养老双轨制政策互相并轨为确保我国养老政策的合理性，应使用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对现有的养老制度进行改革和补充。针对不同的行业需求，建立不同的养老制度。如针对事业单位、公务员可实施责任分组制度，要求其余企业员工与程度缴费业务，并为其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险策略。针对机关单位员工的岗位职责，建立分解的养老保险制度以及职业年金等制度，减少该单位的基本养老金支出，延迟期退休年龄。为平衡企业工作人员的心理，还应合理分配公务人员的薪资水平。针对目前公务人员的现状，应对退休金同薪资之间挂钩这一制度进行调整，通过一定的激励制度建立更加合理的退休金方法制度。2．完善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国家应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为老年人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适合的工作岗位，发挥其重要作用。同时，减少其退休带来的经济压力、岗位人员经验缺失，提高老年人的存在感。在一些发达国家，推出了一系列的就业保护法或者反歧视法，这对老年人的积极工作以及延迟退休具有积极意义。从这一方面讲，我国应引进更加完善的养老政策，确保其合理性才能促进社会的公平性，维持我国社会的稳定。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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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实行的男60岁、女55岁的退休年龄――实际退休年龄还早――已经延续了几十年，按理，在人口寿命提高且存在老龄化压力的背景下，将退休年龄适当押后，应该不会遇到这么大阻力。现在之所以如此，既在于很多人对延迟退休与就业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是很清，以为退休年龄延后，会增加就业压力，特别是一部分年轻人存在这种担忧：更在于人社部延迟退休的初衷涉及到养老金的支付问题――尽管一些专家用数据证明，中国近年不会发生养老金的支付危机，因而人们不必忧虑自己的养老金届时领不到，但是，养老金存在缺口，是不必讳言的，问题只在于缺口的多少，能否及时补上。而事情一旦涉及养老金，现实中的城镇养老模式“双轨”制就摆在人们面前。

与国家财力保障的机关公员和部分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相比，占人口绝大部分人员的养老保险采取的“缴费”模式，他们在就业时的收入和福利待遇本就与前者相差很大，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又少了许多，因此，不解决养老的权利平等，将“双轨”制的养老保障并轨，延迟退休年龄对大部分人而言就是一种双重伤害，自然会遭到他们的反对。

虽然延迟退休会引发一些问题，但如果我们从公众长远的、整体的、后代的利益考虑，恐怕对事情就有另一看法。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行进、家庭保障功能持续弱化以及少子化、高龄化，如果还维持现在的退休年龄，届时工作的一代人需负担退休的一代人时限更长，养老金的缺口规模会更大，结果必定是代际之间的负担越来越不公，现行的养老模式根本不可持续。所以，若不想我们退休以后的生活水平有大幅下降，或者我们的子孙负担沉重，就必须未雨绸缪，及早谋划退休制度的改革问题。

换言之，在人口老龄化的历史大势面前，延迟退休年龄终究是要实行的。这是不可更改的必然，因此，应该拿出气魄和决断，推进退休制度和养老制度的改革，而不为一时的困难所动摇。

当然，拿出气魄和决断不是鼓励蛮干，不听从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像退休和养老这样的改革，涉及数亿人的利益，又存在着制度不公，需要我们既明确改革的方向；同时立足现实，以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并与劳动力的供求变化、社会保险制度的完善以及相关就业政策、收入分配改革协同推进。这样制定出台的改革措施，才具有前瞻性，并最大程度地统合、均衡各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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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数据模型

（1）测算工具。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精算分析模型（PFA21修正版）。

（2）基础数据。以2013年湖北省企业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现状为基础，对2014~2061年开展长期预测分析。测算涉及的人口和宏观经济数据来自湖北省统计局《湖北统计年鉴》、《湖北人口统计年鉴》、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养老保险制度运行总量数据来自湖北省统计和企业养老保险基金报表，分年龄、性别数据由人口普查数据、养老保险数据库数据和《湖北统计年鉴》等整理而成。预测期内，参保率、失业率、劳动参与率、人口、参保人数及结构等根据上述统计资料整理加工得出。

（3）退休年龄。设定按法定退休年龄办理退休，男职工60岁，女职工50岁，女干部55岁。

1.2参保人数变化情况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就业人口参保率的提高，参保职工总人数在未来16年内将持续上升。2029年前后参保职工达到峰值1102万人；但在城镇人口出生率和新增参保率不断降低的情况下，到2061年只有903万人。退休总人数在预测起始年至2057年均为正增长，2057年左右达到退休高峰1223万人，预测期末退休人数逐步下降至1210万人。预测期内制度内供养比为：2013年为2.05（即2.05名职工供养1名退休人员），2022年左右为2，2045年左右为1，2061年为0.75。

1.3基金结余变化情况

未来10年，基金当期结余保持稳定增长，2024年起当期结余逐步下降，2029年左右当期收不抵支，至2035年左右累计结余将消耗殆尽。

2延迟退休年龄下的养老保险基金趋势预测

2.1数据模型

(1)测算工具：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精算分析模型（PFA21修正版）。

(2)基础数据。同法定退休年龄基金预测基础数据设定。预测期内，参保率、失业率、劳动参与率和人口、参保人数及结构等基础数据，与2.1中法定退休年龄下的基金发展趋势预测所采用基础数据保持一致。

(3)退休年龄。假设男职工65岁，女职工、女干部同为65岁。

2.2参保人数趋势变化情况

男女参保人员退休年龄统一延迟到65岁后，参保职工总人数在未来16年内仍持续上升，参保职工高峰值在2029年从1102万人（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1185万人（延迟退休年龄），预测期末903万人（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954万人（延迟退休年龄）。退休总人数高峰值由2057年的1223万人（法定退休年龄）下降为1171万人（延迟退休年龄），预测期末退休人数由1210万人（法定退休年龄）下降为1154万人（延迟退休年龄）。预测期制度内供养比变化情况：法定退休年龄条件下2022年2名职工供养1名退休人员，延迟退休年龄后推迟到2029年。法定退休年龄条件下2045年1名职工供养1名退休人员，延迟退休年龄后推迟到2051年。延迟退休年龄后，预测期末由0.75名职工供养1名退休人员提高为0.83名职工供养1名退休人员。

2.3基金结余趋势变化情况

退休年龄统一延迟至65岁后，基金可支付能力明显提高，当期结余最高值由2023年推迟到2028年，当期结余出现收支缺口由2029年推迟到2036年；累计结余最高值由2028年推迟到2035年，累计结余出现缺口由2035年推迟到2050年。

3结论及建议

在参保率、失业率、劳动参与率和人口、参保人数及结构等基础数据不变的条件下，通过调整退休年龄，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延迟退休年龄对缓解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效果显著。从延迟退休年龄后的养老保险基金预测可以看出，在预测期内，延迟退休年龄后不仅退休高峰期人数下降，在职参保人数上升，而且当期结余、累计结余资金大幅上涨，导致当期缺口和累计缺口期限分别推迟了7年和15年。二是采用延迟退休年龄缓解基金支付压力手段较单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退休高峰期基金支付问题。延迟退休年龄能够直接、快速缓解基金支付压力，但是只是延迟了基金出现缺口的时间，不能完全解决基金缺口问题，还需要通过多种措施增加基金积累，根本上解决退休高峰期基金支付困局。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有效缓解养老保险基金支付的压力，尽可能发挥延迟退休政策的功效，笔者提出三方面的建议：

(1)实施延迟退休政策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延迟退休年龄，既关系到在职参保人员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推出延迟退休政策，不仅要考虑应对远期养老金支付风险，还要统筹考虑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劳动力供求状况变化、产业结构优化与就业政策调整、社会公平取向和人口老龄化等多重因素，寻找延迟退休与上述因素的最佳契合点，充分发挥延迟退休政策的最大优势。

(2)及早研究制定延迟退休年龄方案。延迟退休年龄是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冲击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在退休高峰期来临之前，应研究制定推迟法定退休年龄方案，积极稳妥地分步实施，争取用20~30年的时间将男女职工的退休年龄均提高到65岁左右，以缓解基金支付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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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严格界定基本养老金享受条件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人事退休制度息息相关。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人均寿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身体素质也得到很大的改善，因此延迟退休年龄成为人事退休制度改革的趋势。延迟退休不仅可以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化利用，又可以延迟退休金的发放年龄，缓解财政负担。为了减少延迟退休政策推行的阻力，不对当期的就业状况造成太大影响，我国应该实行弹性的退休政策。另外，为了杜绝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早退的问题，应该加强管理，健全约束机制，从严审批。

（二）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

机关事业单位与城镇职工实行养老保险并轨，为人员的自由流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为了更好的衔接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的养老保险制度，政府相关部门要建立良好的转移接续机制，原来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调入企业工作后，企业要帮助其建立新的个人社会保险账户，将原来的职业年金等并入企业年金，不能因为工作单位的变动，导致职业年金无法接续，保证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岗位流动后的养老待遇。同时，要保证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原来的工龄视同缴费年限。同样，如果企业人员进入机关单位之后，其原来的个人账户余额要并入到职业年金中，实现养老保险关系的有效转移。

（三）强化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管理

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管理是提高退休人员的服务质量、创新养老服务模式的重要措施。西方社会退休人员的养老服务主要是第三方机构来负责，企业只承担缴费的义务和责任，这也是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发展趋势。目前，关于养老金的社会化管理与发放已经存在技术问题，社会保险机构委托第三方机构养老金，每月将养老金打入退休人员的账户，今后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如何提高社会化管理的效率上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后，全国实行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这就对社区养老服务的管理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将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档案资料及时转入所在的社区，掌握每一位退休人员的基本情况，提供有针对性的退休服务质量。

（四）重点处理好“中人”的待遇问题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为了照顾到不同群体的切身利益，改革将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分为“新人”、“中人”和“老人”三个群体。“老人”基本维持原来的退休养老管理政策，由财政负担养老金。“新人”刚参加工作，直接按照新的养老保险制度，其中“中人”的问题较为麻烦，处理不当不但会导致改革遇到很大的阻力，也会打击很大一部分群体的工作积极性。为了减轻制度并轨的阻力，可以实行两种方案：仍用旧制度或者像企业养老保险改革一样设立过渡性养老金。机关事业单位“中人”的过渡性养老金计发系数可以略高于企业，以此实行新老退休人员待遇水平的衔接。而选择旧制度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其养老金待遇由国家财政负担，对于这部分人也不需要另建立职业年金。无论采取何种弥补方案，两种制度的并轨都会产生巨大的转制成本。

二、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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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岁不想退休可以申请延长。

退休年龄延长的条件企事业单位中，在相应岗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高级副高级以上的人员，确实根据工作需要，身体能够坚持正常工作，并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延长退休年龄。

目前法定退休年龄：

（一）男年满六十周岁，女年满五十周岁，女干部年满五十五周岁，并且连续工龄满十年的；

（二）男年满五十五周岁、女年满四十五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工作；

（三）男年满五十周岁，女年满四十五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准予退休。对于延迟女性退休年龄提出的方案是：

第一，从2015年开始，1965年出生的女性职工和居民应当推迟1年领取养老金，1966年出生的推迟2年，以此类推，到2030年实现女性65岁领取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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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外经验看，尽管在提高退休年龄这一过程中很多国家都遇到过激烈的社会反对，甚至出现社会骚乱，但就全球来看，提高退休年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在劳动适龄人口不断减少的趋势下，延迟退休年龄可稳定劳动供给，抵消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中国人均寿命预期1950年是44.6岁（采自联合国统计数据，下同），2010年提高到73.8岁，60年间提高了29.2岁，但法定退休年龄则还是女工50岁，男工60岁，而目前欧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都已提高到65~67岁。因此，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是中国迟早要做的事情，而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所牵涉的复杂的利益博弈，成为提高退休年龄的巨大障碍。

鉴于此，提高退休年龄是个系统工程，亟需顶层设计，通盘考虑。完整的顶层设计和精算的案头工作，可避免一代人几十年的“试错”和福利损失，那种“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各种“试点”应该力避——众所周知，在建立时间不到20年的社保制度中，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就进行了十几年，且目前还没有“试完”的任何迹象。

具体操作层面，首先，必须逐步化解养老保险的双轨制现状。比如此次针对人保部提出“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说法，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便分歧巨大。实行养老保险改革的私人部门会认为，这一政策是尚未实行养老金改革的公共部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在为自己谋私利及寻租——若一个政策的出台会加剧双轨制两部门间分歧，甚至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显然非决策者所乐见。

其次，需通过局部的针对性微观政策调整，“抚平”目前退休制度碎片化所导致的社会不公。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改革除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少数几个省市参加外，绝大部分省份都没改革。近七、八年以来，农民工的碎片化制度在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之下最终没有建立起来，而事业单位与企业的双重退休制度日益成为社会不公的主要表现：2008年2月启动的五省市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试点受挫至今，盖因碎片化制度下对其他未改革试点省市的攀比；延迟退休年龄之所以屡遭激烈反对，亦因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相比，企业养老金本来就存在很大的差距——这种情况下，再提高企业退休年龄显然有失公平。

再次，在制度设计上提高退休年龄需有激励机制，体现“多缴多得”的“对等原则”。例如，在芬兰，65岁退休领取的养老金比60岁退休获得的养老金数额最高可多40%；在美国，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之后，每多工作一年就奖励10多个百分点退休金。所以，在鼓励“晚退”（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制度下，参保人在延长的年限里既可获得较高的全职工资收入，退休后又可获得较高的养老金。

实际上，每个参保人都是很好的经济学家，他们退休的行为决策是对这个制度的最好判断：如果“早退”（在法定退休年龄之前）获得的收益大于晚退获得的收益，这个制度对延迟退休的激励就肯定是负面的，提前退休的道德风险就难以遏制；如果某些行业退休后的待遇水平是倒挂的，提前退休就将难以阻挡，希腊就是这样。所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各项参数调整要相互配合，要让参保人有积极性，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采取“积极老龄化”、彻底改革养老保险制度结构、引入和扩大精算中性因素的根本目的。

最后，必须在养老改革的诸多细节议题上加强政府—媒体—社会的多重互动，以形成多数共识。否则，社会整体如对人口老龄化产生的诸多经济社会后果了解不够深入和全面，便很难对社保制度积极应对的改革举措和时间表达成共识，更遑论实际推进？

篇10

对于第一个误解需要概念和认识上加以说明，对于第二个误解需要数据和国际比较进行澄清，第三个误解则需要进行一些建议和配套政策。总之，对待延迟退休这个话题，从政府、社会到公众需要理性和客观，也需要结合每一个家庭和个人实际情况进行抉择。

延迟退休改变的是什么？

延迟退休年龄存在两个，一是国家政策规定的可以领取全额养老金待遇的养老金年龄（Pension Age），另外一个是个人真正退出劳动力市场而不再工作的退休年龄（Retirement Age）。很多情况下人们说起退休年龄是不加以区分的。“养老金年龄”是一种社会政策，国家为了防止老年人工作能力下降后陷入生活贫困而进行的一种转移支付，当国家的政治、经济甚至财政赤字等遇到困难时可以考虑的政策调整，包括提高缴费、调整待遇甚至提高缴费年限或领取年龄等；而第二个 “退休年龄”概念是每个人和家庭针对自身财务状况、生活情况等做出的自我选择，也就是不再工作而享受退休后的生活，这完全是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和潜在雇主进行的双向选择，国家除了相关调控政策外并不能直接决定每个人的退休年龄是多少。这两者并不是一个概念，国家政策制定是有选择范围，而个人选择也完全是个人权利，并不会受到其他任何一方强制的干预。也就是说存在领取国家养老金同时工作的情况，也存在虽然停止工作但是没有达到养老金年龄而不能领取的情况。当然现在依然有大量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停止正式工作和领取全额养老金依然并存，但是也不妨碍这一部分老人在退休后继续选择兼职或者工作，虽然这一部分就业是非正式就业，但是也不能视为完全停止工作。

对比世界经合组织（OECD）国家，由于近年来在养老金等社会支出方面更是面临巨大压力，一些OECD国家把法定领取养老年金的年龄进行了提高， 各国法定养老金年龄存在差异，而实际退休年龄与法定养老金年龄更是有所不同，OECD34个成员国国家中平均看，实际退休年龄低于法定养老金年龄，但仍然有14个国家男性的实际平均退休年龄高于法定养老金年龄，10个国家的女性实际平均退休年龄高于法定养老金年龄，也就是领取养老金的老人继续工作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如墨西哥、韩国、智利、日本等国，男性和女性的平均退休年龄都远高于法定养老金年龄。韩国的差异更大，男性和女性60岁就达到法定养老金年龄，但是实际上的平均退休年龄男性达到71岁，女性也有69岁，平均有将近10年的时间里，领取养老金的老人还会继续工作；一部分国家则构成另外一种情况，如卢森堡尽管法定养老金年龄男女都是65岁，但男性平均的退休年龄是58岁，而女性是58.6岁，这说明平均有7年左右的时间，相当大一部分老人不工作同时也无法领取国家的养老金。

这种差异显然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比如家庭和文化的原因，老人们是否愿意在家不工作要看是否能得到子女和家人的供养等，这其中也不能简单地把文化和家庭因素归因，比如韩国和日本，一半被认为属于东方的儒家文明，注重孝道和家庭供养，但是韩国和日本的实际退休年龄却是显著高于法定养老金年龄，有相当大一部分老人需要在领取养老金同时去工作，这可能和传统家庭结构，老人生活压力加大或者适合老人就业的岗位较多等因素有关；比如福利的因素，如果国家关于医疗、住房和失业其他相关福利很高，老人们也可以选择不工作；另外还有政治经济的因素，如政府为缓解财政支出压力提升领取养老金年龄，但是人们的生活习惯已经形成，很难及时更改等。

应对老龄化社会和创造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所谓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主要关注的是渐进式提高领取国家基本养老金的领取年龄，并没有对人们进入和退出劳动力市场进行干预，只要把二者区分开来，一些担心和误会就会驱散。

老年人就业是否会挤压青年人？

劳动经济学理论上有一种“劳动力就业板块”论，认为老年人延长工作时间会挤占年轻人的就业。这种论述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假设：老年劳动力与年轻劳动力是相互替代的；而整个经济体由于自身资源、组织等限制，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数量是恒定的，延迟法定领取养老金年龄会让更多老人停留在已有工作岗位上，挤占青年人可能的就业机会，增加就业压力。一些学者甚至测算得出退休年龄提高越快，失业率上升越迅速，过快的提高退休年龄会产生严重的失业现象，所以退休年龄应该逐步提高；还有一些观点认为，老年工作者是富有经验的，他们继续占有重要岗位，从而影响年轻劳动者的职业生涯发展，减弱劳动力的新陈代谢。

但是我们认为，延迟养老金年龄，可能提高老年人就业率，但是与年轻人就业并无直接关系。主要原因可以总结为：第一，长期就业供求关系变化取决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所创造的就业岗位的多少，就业岗位不是一个恒定量，老人占据多未必年轻人占据的就少；第二，中国城镇失业的主要特征是就业岗位的短缺与空闲，以及职位需要和供给不匹配等，老年人可以补充“有事没人干”的空缺（很多单位的夜晚值班就是一例），并不一定挤进新创造的行业和就业岗位；因此只要退休年龄的延长是小步渐进的，对年轻人的就业影响非常有限。

产业结构无疑是促进就业的较显著因素，比较中国和OECD国家，我们把2010年中国老人的就业率（第六次全国普查数据）和OECD国家进行了比较，由于中国老人中农村老人大部分没有正式的退休等概念，因此比较了城市55-64和65岁以上老人就业率与OECD国家的老人。中国的服务业正在发展过程中，目前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例较少。中国城市55-64以及65岁以上老人的就业率相比较于OECD国家显著偏低，OECD国家55-64岁老人的就业率在30%以上，中国由于退休年龄较低因此只有25%，65岁以上老人群体中，中国是4%，很多OECD国家则高达10%以上。

我们对比了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65岁以上年龄段、16-24岁年龄段就业人口在三产分配的比例，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出，65岁以上年龄段10年来在三产就业的分布变化不大，尤其是第一产业依然是65岁以上老年人就业的主要支柱（90%左右），但是16-24岁年龄段的就业率就发生了巨大变化，2000年有58%的年轻人就业于第一产业，而到了2010年就只有40%，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在2010年比2000年都提高了9%。中国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还不够发达，要想未来促进老年人就业的同时保证年轻人就业同时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同时未来中国还将伴随着迅速的城镇化发展，对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需求也会加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做好应对就业需求的变化，保证老年人就业和青年人就业同时得到促进；另外就是转变经济发展结构，以国内消费为代表的内需带动经济发展，也能带动就业需求，只要中国经济发展持续，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合理，就有理由相信老年人就业率上升的同时不会影响到青年人就业。

延迟退休需要哪些配套政策？

延迟退休不是一蹴而就，必然会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按照渐进式的方案，延迟退休其实对近10年即将退休的人群不会产生较明显影响，在未来将出现渐进式的延迟退休的时间表，从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口预计延迟几个月到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预计延长几岁左右，真正能明显影响人们生活的时点肯定出现在20年后。

从国家层面讲，延迟退休年龄是国家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战略措施，并不仅仅是养老金等社会保障方面的单方调整。中国的人力资源对于经济发展是宝贵的，在医疗卫生、教育、科技、管理、高级技工等人力资源高附加值的领域和岗位，让积累几十年的有经验、身体好、有工作意愿的人过早离开工作岗位确实是对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样，对于很多体力劳动为主的行业和岗位，或者遇到家庭困难等特殊情况，有提前退休的意愿，也需要在政策设计上给与特殊考虑。因此延迟退休政策必须给出这区间范围内的政策弹性，让每一个劳动者，每一个家庭，根据自身情况和家庭生活安排自主、合理而又信息充分的情况下做出合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