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学习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理论学习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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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周一上午8:30进行局机关政治理论学习，学习由局机关党委副书记主持，下属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局机关干部职工参加。

三、每月第一周周一召开中心组学习会议，学习由局机关党委（党组）书记主持，学习有关政策法规及县委县政府有关文件。每季度研讨交流不少于1次。

四、分管领导要及时督促局办公室认真精心安排每周周一的学习内容，主要包括党规，重要讲话精神，中央及省市县重要文件和有关会议精神、领导讲话，行业法律法规、业务知识和近期相关文件等。

五、全体干部职工要严格遵守学习纪律，按时参加政治理论学习，学习期间不准迟到、不准早退、不准大声喧哗，更不准接打电话。因工作需要不能参加的，要提前向局分管领导履行请假手续，无特殊情况不得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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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新制度主义在层次分析方面所存在的分歧点

1.新制度主义功能与结构方面的问题

相关专家学者提出，制度的连接机制表现比较明显，相关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拟定相关制度的形式，展现不同微观社会背景下相互之间的层次关系，并将相同物质的功能结合到一起。

Alexander Hicks曾经也提出了与其相关的理念，认为新制度主义研究中确实存在不同分析层次以及不同分析视角，这种视角主要表现在理性选择制度和社会学制度这两方面的差异，且差异十分典型。虽然许多专家学者都陆续提出了各种新制度主义的根本性内在分歧，但是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定论。虽然这部分专家学者已经认清了问题的核心，但是尚未解决。

新制度主义在分析层次上存在一些分歧点，这些分歧点目前都集中在逻辑适宜性和逻辑结果这两个方面。新制度主义在适宜、后果这两方面的逻辑层面存在较多的不同点，而且在对制度进行分析时，如果发现制度分析与理论构建模式不同，可能会受到传统工作理念的制约。

选择性理论属于近年来逐渐被人们所重视的一种理论，侧重于工作制度主义内容，产生在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项目当中。虽然和主流的各种新古典经济学有许多相互违背的地方，但是二者之间依然可以通过一些理论进行假设，同时这也属于不同经济发展条件下的一种理性选择方式，让结果更加满足其偏好。但是在此过程中，社会学研究开始确立，并且在确立之后，其方法论也开始占据优势，因为目前我国在进行相关社会学研究时，最常见的研究方式就是利用各种方法来构建社会要素及相关发展问题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个人行动塑造问题。

社会学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在面对特定形式制度下的人类个人行为时，一般都比较偏向于坚持适宜性逻辑，但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思想却会让个人偏向于选择后果逻辑。不论是瑟伦还是斯坦默，都将该意义当成研究的基本要素，并根据工作开展的情况，分别提出不同层面的政治学内部理性制度以及相应的社会主义论点等。

2.新制度主义层次分析

（1）将文化路径和新制度主义的计算路径当成主要的路径来对待，同时二者也是新制度主义最关键的特征之一。部分新制度拥护者认为，适宜逻辑比较强调个体总数，并将个人总数论点集中到文化或者是相关的组织路径当中。这种自我利益、个体效益会受到文化、组织等方面的影响。在进行组织分析的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多关注新制度主义内部的文化要素、社会要素等多种构成因素，结合认同要素，分别对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界定。目前我国的历史制度主义一直以来都比较信奉社会发展背景要素，所以研究人员在对理论立场上和社会学制度主义进行研究时发现许多相似之处。

（2）从文化路径的角度出发，对计算路径加以评论。个体在做出决定时，一般情况下并不会建立效用函数，并按照这个函数，分别对成本与经济效益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对新制度主义进行研究发现，新制度主义在层次方面的分歧也比较明显。从实际工作情况来看，其工作的本?|是一种能动与直观结构相互关联的处理模式。如果在当前社会发展背景下，新制度主义可以得到一定的发展，就必须不断构建可以和结构、能动相互关联的考察面。以该认知方式为基础，William Roberts Clark按照结构和能动二者之间的关系，将新制度主义划分成了不同的分支，分别为agency-centered institutionalism、structure-based institutionalism。该划分方式比较简单易懂，可以从根本上分析出不同动能之间的特点，同时还从侧面体现出这两种要素所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的根本分歧点。对待结构与能动、客体性、主观性关系不同的认知问题上，要多考虑社会科学核心要点问题，利用相关论点来回答究竟是个体还是整体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

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取向

在对逻辑清晰理论进行构建或者对严格规范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会凸显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共通之处。但社会科学并不是一种徒劳无功的紧随自然科学发展而发展的学科。虽然社会课程和自然科学的内容有许多交叉点，但是毕竟二者的整体大方向不同。国内的专家学者也根据这一要点，提出了政治学科的特殊性。政治学科和其余的自然科学有本质性不同，虽然也有一些交集。政治学与自然科学都需要关注知识的获取方式，并且政治学科和自然学科基本相同，都需要对不同形式的变量进行全面研究，通过对变量进行分离、对变量进行控制的方式来获取各种自身发展所需要的知识点。在研究对象方面，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并不严格，同时也没有重复性。政治学科在确立了以后，科学化历程也代表了行为主义革命的后续发展，体现了政治科学在科学化方面所遇到的困境。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必须不断吸收来自传统工作制度的研究成果才能长期发展。政治学在我国的发展时间比较长，而且在新制度主义发展之前，政治学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研究制度之一，而制度研究也是当时政治学最关键的一个研究部分。政治学当中的新制度主义，尤其是历史制度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旧制度主义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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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性的认识和理解由始至终都是内化于制度的设计、实施以及管理当中。人作为管理的对象，只有对其作出充分地认识和理解，才能够有效地进行管理。对人性的认识始终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最终决定了管理制度的导向和内容在设计上的差异。

关键词：

学校管理；制度设计；人性论

一、关于人性的不同理解

（一）“性善性恶”论与对教师和学生的不信任

1.“性善论”与学校管理制度设计。“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中国早已将人性本善作为基本的价值判断。以“性善论”为基础制定出的学校管理制度，通常是倡导性的语言，并非禁止性的语言。例如：“热爱学生，尊重学生，关心学生。”像这一类的语言就是激励性、倡导性的语言。以“性善论”为价值导向的制度设计者通常会设计出以上的管理制度，他们深信人性本善，通过激励一定能够达到有效管理的效果。

2.“性恶论”与学校管理制度设计。在西方诸多宗教、哲学等著作中，普遍认为人性本恶。想要改变这一切，就要通过自己不懈努力去赎罪。以“性恶论”为基础制定出的学校管理制度，一般是禁止性的语言，并非激励性的语言，诸如“不歧视、不讽刺、不变相体罚学生”等之类的语言，均是禁止性的语言。以“性恶论”为价值导向的制度设计者通常会制定出以上的管理制度，他们认为人性本恶，需要通过一定的制约机制去实现相应的有效管理。

3.“性善性恶”（“非善非恶”）论与学校管理制度设计。在人性论的争辩中，还存在“性善性恶”论和“非善非恶”论的观点。以“性善性恶”（“非善非恶”）论为基础制定出的学校管理制度，通常既包含激励性的语言，又包含禁止性的语言。例如，“努力学习、认真思考、考试不作弊”等。以此为价值导向的制度设计者认为，教育对于像白板一样的学生来说至关重要，既要激励也要约束，这样才能做到有效管理。然而，现在的学校管理制度通常会以人性本恶为价值导向，假设我们的学生和教师会偷懒。基于此，学校的管理制度总是限制学生和教师的行为。这样有它的合理之处，然而，学校的管理制度能够在“不准做”什么的基础上再规定“最好做”什么，这样的管理制度就会更加趋于完善。

（二）“需要层次论”与教师的职业倦怠

对于人性的认识，不仅可以从性善与性恶的角度进行解读，也可以从人性的本质与行为表现的角度进行解读。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是内在的，需要决定行为动机，行为动机决定行为。所以，人的行为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以需要层次论为基础制定的学校管理制度，目的是激励教职员工更加有动力地追求自身专业发展。譬如“教职员工评聘分开制度”，即“高评低聘、低评高聘”制度等。然而，当教师在职业生涯中完成了职称等级的评定，就会出现职业倦怠现象。教师的职业倦怠严重阻碍了学校的发展、学生学业的提升以及身心的健康发展。因此，要以需要层次理论为价值导向设计学校管理制度，充分激励教师在其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产生不同的需要，始终保持自身专业的活力。

（三）“有限理性”论与对教师个人利益的忽视

“有限理性”是经济学家首先提出。包含两层意思：第一，人具备理性的特质。第二，人的这种理性是有限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制度的约束和规范，否则他人和自身的利益都会受到侵犯。以“有限理性”论的价值导向来看学校中的学生和教师，其实他们也在追逐着个人的利益，选择着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工作内容和方法。这些是教师和学生作为普通人的共通特征，如果忽视这些特征，那么就会降低其满意度。传统意义上对教师的管理制度，过于突出教师的奉献精神，忽视教师的个人利益。在这里并不是说教师的德行不重要，而是在设计学校管理制度的同时，不能弱化教师对合理的个人利益的追求，要使学校的管理制度能够充分体现人性化的特征。综上所述，基于对人性的不同观点，决定了学校管理制度在内容和功能上的差异性。学校的管理主体是教师和学生，在他们身上既存在人类的共同特征，也存在着其自身的独特性，对他们独特性的进一步研究，是设计学校管理制度的根本依据。

二、学校教师与学生的独特性分析

（一）教师的性善性

“教者必以正”，“师者，人之模范也”，这些观点均是我国古代先贤们提出的，沿用至今。首先，教师这一职业具有传道、授业、解惑的职业特性，这就要求老师要具有比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更高的道德水准。其次，教育作为与社会伦理道德紧密联系的工作，那么从事教育事业的工作者就会顺理成章地被认为是社会道德的代言人。教师的行为要具有表率和楷模性，人格和情操要高于普通民众，只有这样才具备作为教师的资格。

（二）需求的“双峰性”

教师的需求包括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两方面。教师作为普通人，也有物质方面的需求，希望过着衣食无忧、令人赞许的生活；同时，教师的价值也是要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并将人类文明传承下去，所以教师在工作中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因此，教师对物质与对精神的需求呈“双峰”性表现出来。

（三）学生全面发展的优越性

学校作为学生学习和成长的重要场所，其所有举行的活动、教师的所有工作都是以促进学生成长和全面发展为核心目的。努力把握每个学生的独特性，根据学生在个性、气质、学习方式、活动与交往方式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差异性启发并诱导出来。因此，在校期间，学生的学习和成长具有较大的优越性。

（四）个人利益的“法”“理”性

一般而言，教师和学生在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是以法律为前提，具有一定的自律性。愿意以法律为后盾，以事实为准绳。他们具备“有限理性”的特征，其各方面的需求能够自觉以一定的社会道德标准为要求，进行一些取舍，成为他人的表率。因此，无论教师和学生的需求有多复杂，其身份特性和职业特点决定了他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要遵守实现利益途径的合理合法性。

三、人性论视阈下的学校管理制度设计

（一）学校管理制度设计与“抑恶扬善”

人性中善与恶并存。学校制定管理制度也是为了发挥“抑恶扬善”的功能。如此，学校管理制度不仅要告知被管理者不能做什么，也要告知能够做什么。例如：“不歧视、不讽刺学生；热爱学生，建立民主的师生关系。”诸如此类的学校管理制度，它的前半句是禁止性的语句，告诉教师不能做的事情；后半句则是激励和引导性的语言，告诉教师可以做的事情。唯有制定这样的学校管理制度，才能够对被管理者的言与行起到有效的“抑恶扬善”功能。

（二）学校管理制度设计与师生利益的维护

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确定并表现出某种利益关系和格局。人们精神和物质上利益能否实现，均要凭借和依赖管理制度。因此，学校管理制度的制定必须要维护师生物质和精神等方面的合理利益，这一点尤为重要。在制定学校管理制度的过程中，应该把教师合理追求物质需要作为合乎情理的事情。教师对物质和精神利益的追求与学生发展、学校发展息息相关。所以，学校管理制度的设计应充分维护好师生合理利益的追求。

（三）学校管理制度设计与师生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

由需要层次理论可知，人的行为表现取决于自身的需要。学校利用一定的物质激励和教师职务、职称的晋升和评审对教师的激励，仅存在短期是效果。因此，学校需要通过制定合适的管理制度，将教师自我实现的需要与学生的成长、认可、尊重紧密联系起来。只有从这个角度考虑才能促进教师专业的不断发展，激发教师产生更高层次的需要，从而保障师生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四）关注人性复杂性与制度有限性的关系

通常情况下，制度是对已发生事情处理方式的规定，以及对可能发生还未发生事情处理方式的规定。因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局限性的特征。再者，人性的复杂性决定了现实生活的繁杂多样，有限的制度并不能完全对生活中出现的所有情况作出相应的规定和规范。此时，就需要依靠人们自身的素养和道德品质来解决问题。所以，一方面，学校管理者尽可能地完善管理制度制定尽可能完善的规章制度，做到依法治校；另一方面，要全面提升人们的道德素养，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以道德的力量引导和规范师生员工的思与行。

作者：于洁 单位：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郭夏娟,应杭.卑贱与我无缘———伦理学精华[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34.

[2]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M].北京:三联书店,199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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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权制度的经济学解析

1.物权含义的经济学解析

在民法或物权法中，我们时常将物权定位在对特定物且为有形物的排他支配权上。可以说，在法学家的眼里，财产形态表现为各种形态的物，有形的物（土地、汽车等）和无形智力成果、标识、信息等；因这些物本身的性质不同，分别成立所有权、知识产权或难以归类的排他权利等。甚至传统的物权法将物权客体限定在有形物上，没有有形物，就不存在所有权或整个物权制度；对物本身的研究和分类，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对物的权利的研究。

制度经济学的出现为经济学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新视野。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财产是一组权利，而不是权利指向的物本身：“是这些权利的价值决定交换价值” ，而不是商品或物的价值决定交换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这使经济学关注的重心从商品交换，转变为权利交换—经济学已经“侵占”到传统法学家的“领地”。

经济学家认为，“财产是一组权力。这些权力描述一个人对其所有的资源可以做些什么，不可以做些什么：他可能占有、使用、改变、馈赠、转让或阻止他人侵犯其财产的范围。” 他们甚至把财产定义成“法律制度”，它把一组关于资源的权力分配给人们，也就把在资源上的自由给了人们。

虽然法律即是以权利为核心的，但是法学家似乎更注重权利的客体，而不是权利本身；相反，经济学家则是撇开客体差异，而直接将财产定位在权利之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2.物权（产权）“内部化”功能

在法律上，所有权的权利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客体物本身的自主支配权，即自由地行使对其财产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排除他人干涉其行使的权利。两种权利密不可分，或者说后一种权利只是为前一种权利提供安全保障，使财产所有权人对于其权利行使结果有一个安全的预期或保障。

经济学家德姆塞茨（Demsetz）提出一个著名的理论，认为所有权或财产权（property right）的一个功能是将财产所产生的外部因素（Externality，又译外部性）内部化。外部因素的存在是因为内部化的成本要超过其所得收益。当内在化的所得大于内在化的成本时，产权的发展是为了使外部性内在化。下面我们来解释这样一种理论。

这里的外部因素包括损失或成本，收益或非财产利益。理想的财产制度安排被认为所有的外部因素都被内部化，没有“外溢”。象鲁滨逊那样一个人的世界，即不存在外部性问题。因为在这样的世界中，他种植作物的收获或采集果实的全部由其一个人分享，没有外人侵占其成果。实际上，这个时候根本也就不存在财产权。任何一种外部因素均产生于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人类社会之中，也正是有这种外部因素，才有必要确立财产权。

现在，我们以农村集体土地利用方式变革为例，说明产权外部因素的内部化功能。

（1）承包制：劳动成果的因素内部化

在计划体制下，农村土地的利用是以行政村为单位在村干部的指挥下集体劳动、年终分红的。在这种劳动方式下，衡量劳动多少的是时间（工分），凡是出工一天者为10个工分，每10个工分即可获得同样多的收入（年终分红）。但是，在同样的时间里，每个人付出的劳动对最终收入的贡献是否一样，则不得而知。撇开劳动者智力、体力、经验等的差异，即假使劳动者不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同样的劳动时间，付出的劳动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同样在锄草，有的人可能只敷衍了事地触及表皮因而不能有效的锄掉杂草，甚至将庄稼锄掉。这样，经他锄过草的庄稼，就要比他人的减产。这种偷懒或“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在集体劳动中大量存在；尤其是在没有有效的监督和衡量标准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是因为这种出工不出力的后果不是由他一人承担，而是年终时由所有的人承担。对偷懒者而言，他付出的劳动少，而他得到的相对于不偷懒者要多（对他来说是合算的）。这种偷懒行为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搭便车行为。每个人都在想让别人承担自己偷懒的行为的后果（损害），而获取他人勤奋诚实劳动的后果（收益），即这里存在着大量的外在化现象。这种现象的普遍，就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导致劳动效益低下，导致分红时出现负效益（一年到头，分不到收益反而要倒贴），最终导致这种土地利用方式的解体 .

改革开放之后实行的，即是一种用明晰产权而使外部因素内部化的一种措施。在家庭承包耕作土地的情况下，每个家庭对于承包地块上的收益享有完全的收益权，这样出工不出力的情形就会消除或减低到最少程度。也就是说，这里不存在外在化现象。因此，联产承包责任制即是一种产权明晰的方式，消除劳动成果的外部化。

（2）承包经营权物权化：投资内部化

承包虽然解决了劳动成果的内部化问题，但是，它仍然没有解决投资的内部化问题。这是因为承包是一种合同行为，其期限由合同约定或由政策规定。如果承包经营权是一种短期限的或不固定期限，或者发包人可随意解除合同的安排，那么承包人就不肯大量投资或长期投资。因为谁也不愿意投资后得不到相应的收益。比如，土地的整修或改造、水利设施的兴修、施肥或栽培经济作物，都有一个投资回报周期。如果今年刚整修好土地，明年该土地即被收回由他人耕种，那么承包人谁也不肯作这种徒劳的事情。因为这里存在投资后果的外部化的问题。而赋予承包人长期或固定期限的经营权，那么，就可以使承包人有一个合理的收益预期，以合理安排投资。因此，长期固定化的承包经营权使得投资效果内部化。1998年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的政策写入法律，即是给人们以长期和稳定的预期，达到取得类似于一种物权的效果。同样，在法学界，学者们提出要将承包经营权物权化，也意味着使承包经营权具有对抗第三人（包括发包人）的排他权利，使承包人合理安排投资，将投资收益完全内部化，增加投资积极性，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3）物权对抗效力：维护财产的收益内部化

在集体耕种、年终分配收益的旧体制下，土地生成的庄稼遭受外来侵害的现象非常严重，这种侵害可能来自于社员本身，也可能是外部人员；其损害方式可能是牲畜的损害，可能是人为偷窃甚至故意的损毁等。但是，在过去产权不清的情形下，这种损害的后果由每个成员分摊，除非村或队领导负责积极追索，否则这种侵害往往是不了了之。如果某个人种植的庄稼，在收获季节，被他人偷袭一空，那么，这里的产权也是不安全的。因此，一个社会必须提供这样的安全保障（法律制度的功能之一）。但是，法律保护的前提是，有人主张权利。也就是有明确的产权人，赋予他排他的效力，他有权因而也有积极性去行使维护自己财产的安全。财产维护的方式，分两种方式，第一是自力救济，比如圈围土地，在成熟季节看守等；第二是公力救济，比如在他人侵害或偷盗自己的财产时提起诉讼等。所有这些均要花费成本。只有当维护财产行为能够获得相应回报或补偿时，权利人才有这样的积极性。集体诉讼难度高于个人诉讼，关键在于，在集体诉讼中，个别人努力成果存在外在化可能性。而现在农村因第三人侵害的外部现象仍然存在，但是，这种现象已经大大减少。其原因就在于，承包经营权，赋予了承包人排除妨害的权利，赋予了维护财产安全的积极性。

综合以上可以

看出，明确清晰的排他权利，有助于财产的高效利用。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通过排他财产权安排，使劳动成果、投资收益和维护财产的收益内部化，给了他充分的激励和约束（外部损失内部化即是一种约束），使其行为合理化和长期化。如果没有这排他财产权，就不存在负担这些成本的激励，因为负担这些成本不可能得到合理的报酬。只有通过在社会成员间相互划分对特定资源使用的排他权，才会产生适当的激励。

3.物权（产权）制度的资源配置功能：交易成本的节约

财产权利除了赋予权利人排他享用财产的权利外，更主要的是赋予他转让财产的权利。这种转让财产的权利使得财产可以流动，而财产的流动和交易形成一种市场价格。而这种价格反过来又进一步地引导流动。这便是现代市场经济资源配制的基本机制。

大致说来，财产流转和配置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所有权的转移，一般称为商品交换或买卖，即产权人放弃一种财产的权利，换取另外一种财产的权利。它既表现为物的交易，同时也表现权利交换。产权人之所以要放弃一种财产，换取另一种财产（我们假设所有的交换均是因产权人自愿处分行为而引起），均是为牟取一定的贸易利益。对于出卖人而言，只有交换到的（购买的）物品的价值高于自己用于交换（出卖的）物品的价值时，那么它才愿意放弃己物，换取他人之物 .交换的结果是每个人的财产都得到增值。因此，交换会使整个社会受益。

第二种是使用权转让，即将物转让给他人经营或使用，自己获取收益。财产租赁、许可使用、有偿信贷、租佃、出典等均是将财产使用权转让给他人，而自己获得收益。

第三种是合作交易，即投资合作，如成立合伙企业、成立公司、合作社等组织。所有这些交易均意味着权利人将自己的财产交给他人或专门管理人员。在合伙中，每个合伙人均可以使用其他合伙人投入到合伙中的财产，而在公司企业，股东投资到公司的财产被委托给专业管理者。合作交易主要取规模经济或合作之优势，使每个投资者均比单独生产或自我经营获得更大利益。

以上三种财产流转和配置的三种方式即是通常我们所称的交易。交易本身的功能即在于使资源流转到更有效率或最有效率利用它的人手中。由于社会有分工，术业有专攻，因此，必须有有效的资源流转（交易），才能使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使物尽其用。例如，一个农民拥有土地并种有庄稼，却不是一个种地能手，而会木匠或其他手工艺，如果他能将土地转让给擅长种地人耕种，那么不仅土地有一个高产出率，而且他也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再如，一个低工艺落后的皮革加工厂，对同样一张皮只能切割2-3层，而另一家工厂则可切割3-4层；这样效率低的将皮革转让给效率高的企业，那么，资源利用率是最高的。因此，一个社会除了静态的利用效率外（从单个资源利用者观察的生产率），还有一个动态的资源配置效率。只有将资源配置到最能有效利用它的地区、企业或人手中，那么才会出现最优的资源配置。这种资源配置效率是一种社会效率。只有在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前提下，每个资源利用者的高效率，才能产生整个社会资源利用的高效率。因此，要使物尽其用，使整个社会资源利用出现高效率，必须使资源流转，且流转到能够高效利用它的人手中。

显然，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条件是，财产权利是可以交易的。也就是说，权利人不仅享有自己排他使用财产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是可以转让的，可将财产转让给他人使用。财产所有权实质上是赋予所有权人财产利用方式的自主决策权（自由），它可以自己利用，也可以将财产转卖于他人或交给他人使用。从抽象的角度讲，财产是否被交易，主要取决于财产权人是否有足够的动力，促成这种交易，寻求最有效利用其资源的途径。而是否有足够的动力，主要是看交易成本大小。只有在交易收益大于交易成本或费用时，才有人愿意进行交易。否则，财产所有权人宁肯闲置或荒芜其资源，或者宁肯自己低效率利用，也不愿转让其资源。

交易成本包括获得信息的成本、界定或衡量成本、谈判并达成协议的成本以及监督、履行协议的成本等。在现实世界中，交易成本不为零，法律制度的作用即在于降低市场运行成本-交易成本。这是法律经济学又一个伟大发现。而法律制度主要靠清晰的产权界定和对交易安全的保护来实现。

所谓清晰的产权界定，首先要求交易之前，对谁拥有什么权利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其次，交易中对各方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安排是清晰和公平的，不存在相互搭便车或“揩油”的现象。法律经济学时常举的例子是火车火花对两侧农田的侵害、养牛人的牛吃农场主农作物而引起的纠纷。根据科斯的论述，在农场主有权要求养牛人赔偿损失和牛群有吃麦的权利两种情形下，结果是相同，即都能使生产总价值最大。因为在对权利的最初界定后，参与谈判的双方就会利用市场机制，通过订立合同，而找寻到使各自利益损失最小化的合约安排。虽然他的讨论是建立在零交易费用前提下的，但在存在交易费用时，只要产权已有明确界定，相互作用的各方也会通过合约找寻到费用较低的制度安排。当然其前提是，这种安排带来的生产价值的增加大于它的运作所带来的费用。

另外，交易安排中产权界定是否清晰和公平，也关系交易成本的大小问题。例如，在合伙关系中，如果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界定不是太清晰，导致权利义务承担不平衡时，即导致某些合伙人占其他合伙的便宜，最终导致合伙关系的破裂。这是典型的交易过程的产权界定不清，导致交易费用增加的例子。

所谓交易安全的保护，即是整个法律制度的作用之一。在交易领域通行当事人意思自治，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诚实守信，因此就要有法律保障和救济机制。法律之所以要强制当事人履行自己承诺的义务，就在于交易相对人已经信赖他的承诺进行了投资或其他安排，法律即是要保护人们的这种预期。实际上，整个司法制度都在于保护人们的各种权利，以降低或减少人们交易的风险（也是一种交易成本）。

总之，实现有效资源配置的前提是可自由转让或处分财产权，正是这种自由处分权利，导致人们追求资源利用最大化的安排。而制约人们交易的是高昂的交易成本，而法律的主要功能则在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人们这种交易。

二。对传统计划体制下两种财产所有权形式的弊端经济学分析

在法律上分析财产所有权只是抽象的一般分析或具体某人对某物的某种排他支配权。但是，一个国家的财产所有权体制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制度问题，而是政治和社会制度问题。因为政治问题的核心是运用适当的制度工具或手段达到既定的社会目的。而财产所有权体制正是社会组织与发展的基本制度工具。因此，政治的核心任务是选择一套适合本国或特定社会共同体组织发展的财产制度。如前面所说，经济体制改革本质上是在坚持公有制的前提下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接轨的财产权利体系。为了更好地理解对传统计划体制下财产权利改革的必要性，更好地理解一个实现有效资源配置与利用的财产权利设计，我们现在即运用经济的分析方法，对传统财产权利安排的弊端作一分析。

1.一般分析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描绘的社会主义理想在当代中国的实践。这种计划经济体制是由一个社会中心统一配置社会资源、统一计划各种生产活动，按劳分配劳动成果的一种经济体制。按照马、恩当初的设想，实行这样的体制，一方面要消除市场配置资源的缺陷，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是消灭少数人凭借生产资料对多数人的剥削，在实现社会公平的同时，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说，公平与效率是计划经济要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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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或实现全社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而是分两个层次：一是全民所有；一个是农村集体所有。也就是想通过两个层次劳动者集体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实现公平和效率的提高。但是，传统计划经济运行体制，并没有很好地实现这两个目标。

其原因就在于，传统的经济运行体制是一种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高度合一种经济运行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虽然也存在明确的所有权归属主体，但是在每一个层次上，均是由政府行使所有权，进行资源配置（计划调拨）和组织经济生活的。在农村，经济决策权掌握在各级乡村政府手中，真正利用资源，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没有经济决策权。这样，资源的配置就完全由各级行政领导发号施令，各种经营活动的进行就在行政组织下进行。因此，这里几乎不存在法律意义和经济意义上的财产权，更不存在产权明晰不明晰问题。

在全民所有层次上，全民所有权在现实演变为国家所有，因为全民所有总得有一个组织机构代表它行使，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自然成为全民所有权行使者。而国家通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行使权力。这样，全民财产所有权实质上是由各级政府行使，整个资源配置和组织活动是由政府推动的。这样政府的双重职能，基于所有权的经济决策权和基于国家管理者行政权力即融为一体、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高度融为一体。因此，传统计划经济本质上是政府推动或政治权力推动产经济，而不是由分散的经济或法律上财产权人决策推动的经济。在这种体制下，虽然所有权的归属是明确的，但在经济组织中缺失了产权界定，因而使整个经济生活纳入到政府管理的轨道。

因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可能主要在于，以政治的方式组织经济活动，忽略了财产权利资源配置作用，忽略了财产权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一句话，传统计划经济不是以财产权利为基础分配权利，组织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市民社会。那么，驳离政治和经济权力，将两种所有权纯化为一种法律上的财产权就能够实现公平和效率目标吗？作者认为，作为一种纯经济或法律权利，两种所有权要实现公平和效率目标仍然受许多因素的制约。

2.制约因素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暂且假定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均是不同层次和范围内的人们的一种特殊共有形式。在这个范围内的每一个成员享有平等的享用财产的权利，但是不享有排他地享用某物的权利，更不享有转让某物的处分权。之所以作这样的设计，是因为一旦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纯化为一种财产权，那么只能是一种共同所有的安排；但同时，它又是必须符合公有制的基本要求，因此在这种共有体制中，每个人均享有同等的权利，但只有享用，不能请求分割共有物，也不能转让。这种假设的特殊共有形式，实现两种目标，仍要受许多因素的制约。

（1）公平目标的实现

这种假想的共有形式可以说是实现起点到终点平等发展一种财产权利安排。但公平目的的实现受以下四个因素的制约：一是财产共同体的范围；二是共同体的支配控制能力；三是共同体的管理水平；四是共同财产的性质。这四个因素是相互制约的，具体表现在：

首先，共同体的范围不能太大，太大会给财产经营或生产利用活动的组织管理造成困难；太大也会使所有权利人参与共同生产劳动造成困难，这一点尤其在共同财产为经营性资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如果共同所有人不能都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就很难保障公平目标的实现。

其次，共同财产是用于农业的土地，还是其他经营性资产。一般而言，前一种财产更易实行集体所有，而后者，如果没有有效的管理机制，是很难组织和保障全体所有权人共同劳动和分享劳动成果的。因此，在历史上存在的集体所有基本上限于一个村落，一个小的地域共同体，且以农业生产为主；即使这样，也不排除将土地的利用权交由更小的共同体（如家庭），各自从事生产劳动的变通安排。

最后，支配能力涉及到共同体大小和共同财产客体范围大小的关系。既然共同所有的目的在于保障共同体范围内的所有成员的公平，那么，该共同体就必须具有使共同财产为全体成员公平合理享用或享受其后果的能力。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应该划分出更小的共有主体，使社会公平能在该社会共同体范围内实现；而较大范围的共同体的主要目标则在于协调低级共同体之间的公平。此原理的运用意味着，如果共同体范围太大，这种特殊的共同所有应是分层次的，每个层次共同所有所掌握的资源应与其保障该范围内的所有主体都能利用或享受共有财产的能力相适应。也就是在每一个层次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中都应该存在相应的共同财产以保障该层次公平目标的实现。

（2）效率目标的实现

正如前面分析，一个国家资源利用效率取决于资源有效配置和资源利用的高效率。只有在资源配置优化或高效的前提下，才有整个社会资源利用的高效率。在这种特殊共同所有体制下，效率目标的实现也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

首先，共有共同体是否有效地组织社会生产的管理机构，来有效地配置资源，做到人尽其力，物尽其用。这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调动决策者或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使他能够象对待自己的财产那样尽职尽责尽心地配置资源，计划生产，如何让经营决策者承担经营管理和决策失误的责任；二是如何约束劳动者不尽责、偷懒、怠工、规避、搭便车或机会主义行为。如果不能成功地解决激励和约束这两个问题，那么，这种特殊的共有形式下的财产必然出现闲置浪费，经营决策必然具有任意性，缺失谨慎，劳动者的能力必然得不到充分的发挥，所有这些必然导致共同财产经营利用的低效率。

其次，共有共同体能否实现共同财产的有效配置。有效配置意味着资源应当流动到最需要它的地方，流动到最有能力或最能有效利用它的人手中。在共有中，不存在众多所有权主体，因而不存在价格机制，由集中的管理机关计划调拨（物）和分配（人），主观臆断难免超过客观需要，因此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也就在所难免。在土地的共同所有中，由于资源配置比较简单，因此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相对容易一些；而对于经营性的资产，则很难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资源有效配置。

因此，即使政府不再行使全民财产所有权，使全民演变为一种全社会成员的共同所有，即使农村集体所有权完全由农民集体享有，公平和效率目标的实现仍然存在许多制约因素。这些制约因素的存在，使得我们不得不选择在法律上保留公有制两种所有权形式前提下，在每一种所有权范围内明晰产权，落实产权，建立分散的、归属于特定主体或小范围共同体的财产权利。这种财产权利虽然不是所有权，但它符合民法上财产所有权的基本特征，因而成为我国主要的财产权利形式。这便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一直努力完成的工作。物权法制度无非是将这种改革形成的财产权利，用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三、所有制结构：重塑我国物权体系

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实质上表现为政治社会到市民社会的转变，也就是恢复可流转的财产或物权体系，使整个社会转变到通过社会自治的方式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轨道上来。在重塑我国的物权体系中重要的问题是，关于个人所有权规制及其传统公有制财产改革取向问题。本节通过探讨各种具体形态的所有权形式的功能作用，提出确立和保护个人所有权的、保留基本的公有制形式，建立分散利用但具有明确的产权的基本理由。

1.个人所有权的功能：彻底私有化的批驳

1.1.个人所有权的功能和重要性

个人是社会最基本的主体，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主体。因为人是唯一主宰这个世界的生灵。因此一个社会制度设计的目的均是为了人的

生存和发展，为了人的尊严和幸福。但是，人又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人不仅要组成家庭才能繁衍后代和组织社会经济生活，而且要组成各种企业和社会组织谋求发展，组成国家或社会共同体以维护共同体的利益。因此，法律又不得不考虑社会利益、平衡个人和社会利益，设计一国的物权制度体系。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个人财产所有权都是基本的制度。因为它既是对社会主体既有财产的认可和保护，又是对通过劳动等合法手段获得的财产的一种法律保障；它使所有人有机会－权利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分享社会财富。因此它是一种生存权（自我生存权利），又是社会权（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必不可少的权利），是组织一个社会经济运行结构和秩序的基础。具体而言，个人所有权的功能如下：

a） 满足个人或家庭生活的需要。人类社会很长一段时期，私人所有的财产仅限于个人或家庭日常生活资料，衣物食品住房和其他个人用品（包括少量生产工具）。这一功能在任何社会任何时期都没有例外（社会主义国家也仅是生产资料公有，而生活资料仍然是个人所有）。

b） 个人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个人不仅应拥有基本生活资料，而且应当拥有生产资料。人们基于对生产资料的完全支配权，即可以成为经济活动的发起人。实质上，在现代社会，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划分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最重要的是赋予人们投资经商、从事经营活动的权利，以正当合法的手段获得财富。

c） 组织各种社会共同体的手段。合伙、公司、合作社等其他形式的社团都是以明确的个人财产权利为前提的。没有明确的产权，就丧失谈判的基础，就不可能形成合作，建立各种经济组织；即使有外在力量撮合，难以形成明晰的权利和义务分配机制，形成有效激励和约束，导致这种组织运行的低效率或解体。

d） 个人自由、独立、尊严、人格的基础。民法以人为本，首先要维护人的尊严和人格权，但这些权利与财产权利紧密联系在一起，没有财产，人格尊严和人格权即丧失基础。赋予人们财产，即赋予人们自由独立的生存的权利，即是将个人从奴役或剥削中解放出来。这是从社会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总之，赋予个人财产权就是赋予个人生存权，就是赋予社会成员自己组织经济生活的权利-经济活动的发起权；同时，个人所有权也赋予个人收获全部经济成果并承担全部风险和损失的权利义务。这种由个人自主行使权利承担责任的安排，被称为社会自治。

1.2.个人所有权缺陷及其校正

虽然个人所有权是一个社会必不可少的基础，但是，个人所有权并不是万能的，社会自治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任何一个国家还要充分考虑社会利益，维护社会公平和促进共同发展。因此，我们对个人所有权缺陷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并针对此采取相应的法律规制措施。

首先，个人所有权不利于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或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一方面，任何社会都不可能保障每个人拥有等量的财产，即使在任何一种性质的革命，平分财产于所有人，也不可能长期保障人人拥有等量财产。由于个人能力，社会机遇等因素，即使能够实现开始的平等，也无法保障最终结果相同。另一方面，赋予个人对财产完全支配权，容易导致所有权人滥用权利，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比如，闲置或浪费财产，或者滥用自己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等。

对于个人所有权的这两种缺陷，现代社会的一般校正作法不是彻底消灭个人所有权，而是强调所有权的社会义务或社会功能。也就是说，认为个人所有权不仅仅是实现权利人个人利益的工具，而且具有履行社会义务，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功能。因此，个人所有权必须以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式行使权利。但鉴于个人不可能自觉履行这一义务，因此，国家应对个人所有权的范围、内容、行使予以限制，使私人所有权既能有利于所有权人，也能使社会整体受益。这种观点被称为所有权社会化理论或所有权社会功能理论。

其次，所有权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效率目标的实现受“组织－制度”因素制约。个人所有权效率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上的，即个人所有，自我决策或劳动，自我收获——获得全部收益并承担全部损失。这一安排被认为给了所有权人以充分的激励，因而使资产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但是，一国资源利用效率主要取决于资源配置效率；而资源配置效率主要取决于交易成本的大小。如果交易成本过大，只能导致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或小规模的生产。而这就要求合理而健全的法律制度，以降低交易成本，解决资源的社会化配置和高效利用问题。而在资源社会化配置和利用条件下（从合伙到现代公司，从信托到特许经营等都是这种制度安排），资产主要是由他人或专业化的管理机构经营的，个人所有权的激励机制则不能完全奏效，需要另一种激励和制约机制。公司制度便是这一新机制的典范 .概言之，个人所有权已不是当代经济效率的主宰因素，它已被组织－制度因素所取代。因此，就效率而言，个人所有权只是提供了有效的激励和约束，至于一个社会的效率，还取决于其他制度因素。

即使个人所有权不存在上述缺陷或上述缺陷均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一个社会也不可能完全实行个人所有体制。这是因为一个社会共同体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之上的，而这只有社会公共机构集中供应这些共同产品服务，才符合经济的规模效益并符合社会整体利益要求。还有一些公共服务行业，国民经济基础行业也有必要实行公共或国家所有，这同样具有经济和社会利益双重优势。为了社会共同体的共同发展，还有必要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等，所有这些决定了许多重要的矿产资源、生态资源、旅游资源等都为公共或国家所有和经营管理。另外在大小不等的人口居住中心，都存在为公共利用的不动产，如街道，广场，公园等。因此，在当今的世界各国均存在公共财产和国家财产。

2.公共所有的功能：必要的公共财产的保留

既然并不是所有的资源均应归私人所有，那么，哪些财产应该归个人所有，哪些归公共所有或采取其他所有形式呢？这也是制度经济学分析还试图回答的一个问题。

2.1.为什么要明确产权？

现在我们假定，一个村庄共有300户，1500口人，他们共同财产除其他资源外，还共同拥有一片野果树林。这片野果树林的利用方式不外四方式。第一种公共所有的方式；第二种，共同所有；第三种是集体所有，承包给个人；第四种是将之出卖给某个人。

在第一种利用方式下，由于不存在个人产权，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和意愿利用之，于是，每个人都希望尽可能从中获得利益。于是每个人均希望尽可能在别人收获之前获得果实。于是即有在果实未完全成熟之前抢先猎取果实的现象发生。其结果是大家都不能获得成熟的果实。即使大家达成一致协议，在某个时刻同时采集果实，由于存在着希望尽可能多采集的愿望，个别人可能采取破坏性猎取方式，比如砍掉树枝甚至树木的作法。其结果可能导致这些树木被滥砍滥伐，更谈不上很好的管护。甚至有人干脆砍掉烧火、卖钱或作家具。于是，本来可以有经济效益的树林即被砍伐光。在农村集体所有资源和一些公共资源中时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比如对公共水域渔业或其他水资源的过渡捕捞。

如果选择共同所有，那么，那么300户人口要对这片树林如何使用达成一致意见；如果达成一致意见，还要有一个监督和管理机构，维护这片树林的利用秩序。从中国农村实践和谈判理论来看，这么多人达成一个一致协议是困难的，且实施这种协议的监督成本也是昂贵的。一旦有人得不到或自己认为得不到应得的份额，那么它就有权提出解散共同所有关系，在实物

上分割。这种分割通常是困难的。即使可以清楚地界划出各自的份额，在成熟期谁也不能完全防止其他人偷采自己的果实。而如果为了一点价值不大的野果实施护围或专门守护，成本又太高。于是就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形，与其在其成熟时让别人采摘果实，还不如一斧子，砍掉用作他途。其结果可能与公共所有无异。

集体所有是界于公共所有和共同所有之间的一种特殊共同所有形式。即这片林子归大家共同所有，但谁也不能主张分割它。既然在一般共有下，共同利用存在困难，因此，现在唯一的作法是，将这片果树林承包给某个人或几户村民，由承包人向所有的村民交付一定收益，返还给其他村民。这样，这片果树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同时也能够使全体村民受益于明确的产权安排。

当然如果条件允许，村民可以选择将该片果树林卖给某个或某户村民。单从资源有效利用角度，它可能还更加有好处。因为买受人可以进行长期投资甚至举办果汁加工厂。但是，这意味着其他村民永远不可能再享受到这片果树的好处。

以上四种方式，我国在改革发放中选择了第三种，即坚持集体或国家所有，但将资源利用权承包或其他方式让与个人。采取这种明确产权的方式，既是为了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也使一定范围内的人们可以分享到个人利用的好处。这是一种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权利安排。

2.2.公共物和私有物：哪些财产宜为个人所有

经济学将某财产是否具有个人排他使用的特点，区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那些个人可以排他使用的财产（物）属于私人产品，如一条裤子，一部汽车等；而纯粹的公共产品则是消费上无对抗性的产品，如公共公共街道、公园，国防设施甚至安全保卫等。经济学上的这两个概念，包括服务；除此之外，经济学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划分基本上等同于物权法上的私有物和公共物（或公有物）。区分这两个概念的价值在于，确定哪些财产能由私人所有。经济学分析的结论是：

“由私人所有的应该是具有对抗性和排他性的私人产品，而由公共所有的应该是具有非对抗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准确地说，财产经济理论建议，所有权应该赋予任何一种资源，只要被称为财产的一组权力将带来使用那种资源的更大效率并由此增加社会财富，只要建立和履行这些所有权的代价小于收益。建立和履行私人产品所有权的代价低，建立和履行公共产品所有权的代价则高。私人产品的特性能建立起产品分配的市场，而公共产品的特性则排斥市场的形成。”

尽管经济学和法学对于两类物或财产分类及其分类目的不同，但是，我们认为二者存在着一致性，而且也应当存在一致性。法律上的公共财产或公有物主要是不动产，如街道，道路，广场和公共建筑设施等；其目的即赋予公民非排他性地利用的权利，实现特定共同体范围内的长期稳定地使用该财产。其结果，公有财产往往也就被排除于商业交易范围以外（即经济学上所说的排斥市场的形成）。因此，公共财产或公有物的法律特征是不能转让，查封和因时效取得。而法律上私有财产则是可以为任何个人所有的财产，因此是可以自由交易的财产，亦即可以建立“产品分配市场”。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大多数情形下，公共物或公共财产（经济学上的服务除外）不是基于物本身的自然特性，而是这些物被用于公共服务的目的或用途。比如当一块土地用于商业用地时，即是为私有物；而作为公共街道或公共设施时，则为公共物。虽然，可为私有物或财产均是具有经济价值或能够满足某种需要的财物或资源，但是，没有多少经济价值或尚未开发利用的土地资源也可以成为私有物。因此，法律上的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一般是从结果上划分的，即是否用于公共利用或用于公共利益。

3.传统公有财产产权明晰：现行立法思路

以上我们所讲的公有物概念与我们现行公有制下公有财产是两个概念。公有制分两种所有权形式，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在现行法律框架下，通常只有全民所有或国家所有的财产及其集体所有的财产被认为是“公有财产”；而农村集体所有财产似乎不称为公有财产。但是这里的公有财产和我们前面所讲的公有物或公共财产概念是不一样的。法律上公有物是指直接为公众所用或用于公共利益的设施或财产。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公有财产均用于该目的。实际上，传统公有制下的财产大多数用于经营目的，这类财产均是可以为私人所有的或属于私有物。下面，我们仅就全民所有财产的规范问题作简要的分析。

全民所有的财产实际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公有物，即用于公众利用或公共利用的物；另一类是可私有物，即经营性动产、国土资源等。公共物因其目的特定化而不可交易，即不能转让、查封和时效取得；而私有物则是可以转让和处分的物。而这种客体物性质的不同进一步导致国家对这两种物的所有权性质不一样。实际上，对于公有物，国家并不享有所有权，而只是管理和维护权力；因而这类财产权宜称为公共所有权，对于可转让的私有物，国家代表全民行使完整的所有权，可以象个人所有权一样处分所有物；只是这种处分受现行法律和制度的约束。比如，对于土地和其他国土资源，只允许出让土地使用权或经营权，而不允许将之彻底转让给私人。

这也就是说，在经济体制改革，重塑与市场经济接轨的可流转财产权利体系中，我们是分类进行的，对于用于公共利用的物，绝对不允许设置私权；对于不限制转让经营性资产，允许国家按照市场规则处分（但并不必须）；对于限制处分的土地等，允许国家设定使用权等，以达到这些财产的分散利用和产权明晰的目的。关于这些分类规范的基本内容，我们将在后书中作详细的论述。现在，我们先简单地说明一下，国家为什么要长期保留土地等重要资源的所有权。

国家之所以要长期保持对土地等重要资源的所有权，除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制度约束理由外，另一个重要理由是，国家通过保留所有权，可以实现土地合理利用，调节土地的供需矛盾，防止土地集中导致大地主的出现等。更重要的是，我国通过实践摸索出了使土地分散利用，创设可流转的财产权利的制度，即出让土地使用权和其他类似权利出让制度。这种出让的土地使用权基本上相当于其他国家的土地所有权，但又不等于所有权，使国家在必要时对土地利用权利作出调整。既解决与市场经济接轨土地资源有效配置问题，又兼顾公平问题，防止社会矛盾的出现和激化。

4.总结：物权制度安排与公平与效率目标的实现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为了同时实现公平和效率两大目标，一个社会既不可能完全实行集体或共同所有，也不可能完全实行个人或私人所有，而是这两种所有形式某种程度的结合。实际上在任何社会、任何时期都存在公共财产也都存在私人财产。即使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也没有完全消灭私有财产（只是试图剥夺了从事个人经营的权利）；同样在最自由的资本主义时期，也存在着公共或国家所有（只是经济决策权主要由个人承担）。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共同所有从来都是相对的，共同所有不等于整个社会共同体所有或国家所有，它应该与社会结构－社会共同体的层次相适应，实行多层次的共同所有，在每个层次上实现公平和效率两大目标。因此，个人所有和国家所有之间还应存在社会主体和结构相适应的许许多多的共同所有形式，也正是这些纵（不同层次的共有）横（人与人，同一层次之间）交错共同所有权使整个社会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所有权只是构筑社会的法律手段，通过它形成静态的结构和动态的发展机制。法律实质上是通过赋予权利，施加义务或保护权利，调整人类共同生活的行为规范，是实现社会共同生存发展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

，所有的权利都是社会性的权利，都是为社会共同体而存在的。因此，赋予个人权利只是构建社会结构和秩序，实现社会共同发展的工具或手段；让个人享有权利本身并不是法律的最终目的；个人权利只是促进社会共同福利的手段。在个人所有权不足以促进社会共同生存发展时，应存在或设计出各种形式的共同所有以弥补其缺陷；在个人所有违背或危害社会共同利益时，就必须对它进行适当的限制，以强制其履行本应尽的社会义务。这两点也正是20世纪后所有权社会功能理论的产生的基础。

公平和效率是社会、法律和所有权制度共同追求的两大目标，但它们又往往是相冲突的。这是因为社会效率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能够为每个人充分利用自己的资产（投资）和努力劳作提供充足的动力或激励。这种激励一般来源于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即使每个投资者和劳作者能够收获其决策和劳作成果或对之有一个稳定的预期（保障）。如果最终结果是平等的，那么就没有人愿意冒险（经济风险） 决策（从事投资和交易活动）和辛勤劳作。由于人们能力有高低之分，人们对经济机会的把握或风险决策能力等存在差异，所以即使同样的起点（人人拥有相同的财产），也不可能保障最终结果相同。

因此。从理论上说贫穷不是法律的直接结果，而是人类的初始状态或是历史累积的结果。除政治－法律革命时期导致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外，法律只是对既有的财富拥有事实的确认和保护。穷人在现代文明社会除了劳动以外一无所有，那么在无法律的原始状态下就可以不劳动而获得财富吗？实际上法律使劳动收入更稳定更可靠；法律是在自然状态下的贫穷者保护者。法律赋予特定基于占有和劳作事实产生的财富以所有权，而且确保不随意没收和征用个人财产，由此给予财产所有权人以一个长期的利益预期，使他能够精心的计划经营管理财产，使他努力寻求和选择收益最大化的财产利用方式——所有这些都是社会效率的基础或基本前提。也就是说效率要求所有财产权利都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而财 富历史累积的结果，便自然形成财富拥有量的差距——相对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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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是学生最先接触地理学科的时期，此时学生的年龄较小，空间想象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存在一定的不足，在学习地理学科时容易遇到困难，最难的部分就是读图，从地理图像中找出有用的信息。目前，初中教师在学生读图能力的培养方面存在欠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受到极大的影响，喜欢地理学科的学生越来越少，为了缓解这种局面，教师有义务去学习如何培养学生的读图能力，通过有效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回归到地理课堂中来。

一、读图能力概述

地理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学好该学科需要具备多种能力，例如空间想象能力、读图能力、填图能力、绘图能力等，而读图能力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因为在解题和实际生活当中，都会接触各种各样的图表、图像，这些图表、图像表达的数据和信息更加直观，是语言文字o法比拟的，而要想获得其中的数据和信息，就需要读者具备较强的读图能力，该能力可以有效地降低学生对于复杂的图形、题目条件的认识难度，帮助学生从中抽取有用的地理信息，并将其应用到解题过程中，在初中地理的学习过程中，无论是课本上的配图、地图绘本，还是做题训练中遇到的图表分析题，都需要学生使用读图能力进行分析，所以，这是一个必须要培养的能力。

二、读图能力培养和地理教学之间的关系

1.读图能力是学生构建地理知识体系的前提

众所周知，地理是一门“看图”的学科，在电视剧《亮剑》中，作为团长的李云龙虽然不识字，但是，他会看地图，他能从地图中获得自己需要的信息，就是这样一位不识字、只会看地图的将领，带领部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这说明读图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而读图能力对于初中生来说更是至关重要，此时他们刚刚接触地理，对地理知识所知甚少，如何让学生快速地融入到地理学习过程中非常重要，通过读图能力的培养，学生能够自己获得更多的地理知识，能够将这种能力应用到其他学科和生活当中，从而能够加深对地理的理解，长此以往，学生的地理知识体系就会更加健全，他们对地理学习的兴趣也会明显提升。

2.读图能力有助于学生理解地理知识

地理学科也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如果仅通过语言的方式进行表述，许多信息和数据都无法得到体现，而通过图表、图像的方式，能够将抽象的内容具体化，信息传达的效率更高。学生通过读图，能够将图表、图像的内容进行“翻译”，从而获取其中的信息，这样学生就能更好地理解地理知识，能够利用最少的时间，获得更多的知识，从而学好地理。

三、培养学生读图能力的策略

1.采用多种图示，提高学生兴趣

地理涵盖的知识非常丰富，一些我们的足迹不可能到达、我们的视野不可能涉及的地方，也会出现在地理教学内容中，这些未知的知识对学生的吸引力非常大，教师完全可以依靠这种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例如通过多种图示的展示，包括投影片、录像片、幻灯片、电子地图等，让学生的求知欲得到满足，获得对地理的感性认识，让学生掌握难以直接接触到的地理知识，他们学习的效率会得到提高，而且，这些图示的色彩鲜艳、内容丰富，极易勾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当学生的兴趣得到激发，他们会将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学习的过程更加认真。

2.加强读图思维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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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为科学 责任会计 激励机制 团队建设 考核和评价 

一、行为科学理论 

行为科学是“运用自认科学的实验和观察方法,研究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人(包括低级动物)的行为的一门科学”,是20世纪40年代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梅约创立的。如今行为科学理论已经广泛应用于企业管理,它着重论述如何在企业管理中有效地进行“激励”与“领导”,这种在企业管理中的行为科学成为组织行为学,它是行为科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 

二、责任会计制度 

而责任会计制度是现代管理会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责任会计制度是指以责、权、利相结合为基本原则,以责任中心为对象,对其所分工负责的经济活动进行规划、控制、核算以及业绩考核与评价的一种会计制度。适当的责任会计划分,能够清楚地界定每个责任会计主体的权责角色,再加上恰当的协调和控制,就能够提高主体成员的工作效率,而且还能改善组织的整体表现。相反,如果企业责任会计管理之间相互脱节,那么就会产生延误决策、引发冲突、行政管理成本高涨和士气低落等问题。 

三、责任会计中的行为科学 

1.团队建设。对企业而言,其管理层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提高企业员工的忠诚及承诺度,如何激励员工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如何使员工的实际工作行为及绩效对整个企业产生正面的影响从而提升整个部门和企业的效能。另外,当今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崛起,使得员工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他们所拥有的劳动力上,还在于他们能够产生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和观点。 

行为科学理论中的“人本”观点认为企业管理的关键在于人,人的能动性的发挥程度与企业管理的效应成正比,对人的管理和充分调动起人的积极性是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责任会计制度应用行为科学理论,划分责任单位,确定责任目标,实行目标管理,践行团队建设,以实现企业效能的最大化。 

团队建设作为行为科学理论在责任会计中的一大应用,有其突出的优点:观念相似、利益相关的人员组成责任群体,能够实现成员间的互补与密切协作,整合个体资源形成群体优势,是有效实现企业目标的基础。通过团队建设,每个责任群体部门都可以深入发展自己的职业经验和专业知识,这样群体在专业技术和职能方面有很强的革新性。团队建设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此外,责任群体的团队建设允许每个单位拥有自己的激励和控制体系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并加强每个单元的优势。 

然而,在我国的组织情境中,对于行为科学团队建设方面的应用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一方面,企业员工经常担心就工作问题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会影响责任群体的和谐和挑战领导的权威,不仅无法影响到管理层的决策,还可能会为自己的职业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这种担心正是责任会计制度发展不完善的结果。另一方面,我国具有发展潜力的大大中型企业虽然积极学习国外的企业管理理论,却只重于形式上的模仿,没有触及整个企业模式的核心,导致责任会计制度的发展不能为企业实现最大化的绩效。

2.激励机制。行为科学理论在管理学中的应用,归根结底是要提高经济效益,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是满足人的动机。动机的产生引发于两个因素:一是内部因素,即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另一个是外部因素,即刺激,包括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行为科学认为,要使人们产生某种积极行为,就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激发起人们的某种动机,动机激发起来了,行为就自然产生。而行为产生后,就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目标。通过动机对行为与目标之间的合理引导与调解,就可以激发和保持人的积极性 ,使人们的工作情绪、精神状态保持在为实现其目标所必需的高效率水平上。这在责任会计管理制度中的具体表现为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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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国家助学贷款制度从1986年提出贷学金制度,到1999年全面实施助学贷款制度,再到2004年实行新的助学贷款政策,助学贷款业务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助学贷款制度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力度最强、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一项助学制度。然而，同样应该看到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发展到今天，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借用交易成本理论，对我国助学贷款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完善助学贷款制度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 国家助学贷款 交易成本 政策措施

一、我国国家助学贷款的实施现状

国家助学贷款经过多年的运作和推行，已成为解决贫困大学生就学困难的主要办法。有关调查显示，当前大学生经费的主要来源为父母供给,占76%。接下来依次为民间借款、助学贷款、勤工俭学，比例分别为10%、8%、6%。可见,国家助学贷款已经成为我国高校学生资助的重要方式。但从目前看,国家助学贷款进展并不十分顺利，银行有“惜贷”、“慎贷”现象，贫困学生获贷率低。另外，各地进展也很不平衡，上海、北京、天津银行审批贷款人数占申请人数的比例分别是76%、65%和90%。而在广西、江西，该比例只有9%左右。可见，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任重道远。

二、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交易成本理论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一项事业，只要它出现了问题，不要到其它方面去找原因，只能从制度设计上去找原因，一定是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分析制度入手，找出其中存在的缺陷，然后“对症下药”提出解决问题、完善制度的政策和措施。以下将从交易成本理论中资产专用性的角度来分析国家助学贷款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国家助学贷款产品是通用性资产，银行盈利空间较小。银行的运营原则是：流通性、低风险、盈利性，所以，一般都会将资金投入到短、平、快项目，对投资期长、回收慢、预期资金不够稳定或者没有足够、没有明显而直接的预期收益取得的项目，发放贷款是不够明智的。国家助学贷款从贷款到还款需要4到10年的时间，甚至更长，是一项长期的投资，从而影响了银行可能将资金用于其他行业盈利。

2．在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过程中，银行的成本较高。相对一般商业贷款的程序，发放相同数目的款项，贷给一家公司和贷给一个学校的许多学生比较而言，前者的手续费用低，并且商业贷款有抵押或担保，资金回笼的成本低。因此，从商业银行的利益考虑，银行很难有较高的积极性去主动发放贷款。

3．追缴贷款拖欠的成本。我国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没有抵押和担保，这难免会造成资金回笼的困难。学生毕业以后，工作的流动性较大，面对庞大的学生贷款的群体，银行很难就每个学生的信息进行追踪，于是将这部分工作转嫁到高校，高校为了能够解决贫困生的问题，与银行长期合作，只能将这部分成本承担。为了使银行无后顾之忧，政府规定，由财政和普通高校按贷款当年发生额的一定比例建立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给予经办银行适当补偿。尽管如此，银行还是承担了大部分的风险，增加了助学贷款的成本。

三、结论

通过以上对我国助学贷款制度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其中存在许多缺陷，必须对制度加以完善，才能使国家助学贷款的实施更加有效。交易成本经济学强调制度对效率的重要性，不同的制度对应不同的效率，而交易成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制度效率的高低。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降低制度运行成本，提高制度运行效率，实现制度运行中的交易成本最小化是我们完善助学贷款制度重要原则和目标，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完善助学贷款产品设计：国家助学贷款是一种个人信贷产品，虽然具有很强的政策性特征，但作为金融产品，要完善产品的设计，可以在技术上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2）积极推动生源地助学贷款：当地银行比较容易调查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情况，且操作方便，降低了搜寻信息的成本；贷款发生在生源所在地，学生还款便于跟踪和管理，有效地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追偿成本；取消了高校这一环节，从而使高校将精力集中于培养学生和科研等主要任务上来降低了不必要的成本负担；（3）成立国家助学贷款的中介机构：在国家助学贷款的管理过程中，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宏观调控、间接管理，中介机构则负责具体细致的工作，包括贷款的日常管理和回收工作，这样既能对政府管理起到缓冲作用，又可以将银行解放，降低银行运作成本。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和影响，本文对现有政策的评价和分析还显得深度不够，需要从很多方面加以完善和补充。

参考文献：

[1] 桂丽.制约国家助学贷款顺利发展的因素分析.北方经贸.2006(2):75-77.

[2] 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 袁庆明,刘洋.威廉姆森交易成本决定因素理论评析.财经理论与实践.2004(5).

[4] 王可楠.我国高校国家助学贷款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陕西师范大学.2008.5.

[5] 沈华.中国国家助学贷款多元化偿还模型设计――基于高等教育个人收益差异的计量.华中科技大学.2005.4.

篇8

一、物权制度的经济学解析

1.物权含义的经济学解析

在民法或物权法中，我们时常将物权定位在对特定物且为有形物的排他支配权上。可以说，在法学家的眼里，财产形态表现为各种形态的物，有形的物（土地、汽车等）和无形智力成果、标识、信息等；因这些物本身的性质不同，分别成立所有权、知识产权或难以归类的排他权利等。甚至传统的物权法将物权客体限定在有形物上，没有有形物，就不存在所有权或整个物权制度；对物本身的研究和分类，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对物的权利的研究。

制度经济学的出现为经济学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新视野。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财产是一组权利，而不是权利指向的物本身：“是这些权利的价值决定交换价值” ，而不是商品或物的价值决定交换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这使经济学关注的重心从商品交换，转变为权利交换—经济学已经“侵占”到传统法学家的“领地”。

经济学家认为，“财产是一组权力。这些权力描述一个人对其所有的资源可以做些什么，不可以做些什么：他可能占有、使用、改变、馈赠、转让或阻止他人侵犯其财产的范围。” 他们甚至把财产定义成“法律制度”，它把一组关于资源的权力分配给人们，也就把在资源上的自由给了人们。

虽然法律即是以权利为核心的，但是法学家似乎更注重权利的客体，而不是权利本身；相反，经济学家则是撇开客体差异，而直接将财产定位在权利之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2.物权（产权）“内部化”功能

在法律上，所有权的权利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客体物本身的自主支配权，即自由地行使对其财产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排除他人干涉其行使的权利。两种权利密不可分，或者说后一种权利只是为前一种权利提供安全保障，使财产所有权人对于其权利行使结果有一个安全的预期或保障。

经济学家德姆塞茨（Demsetz）提出一个著名的理论，认为所有权或财产权（property right）的一个功能是将财产所产生的外部因素（Externality，又译外部性）内部化。外部因素的存在是因为内部化的成本要超过其所得收益。当内在化的所得大于内在化的成本时，产权的发展是为了使外部性内在化。下面我们来解释这样一种理论。

这里的外部因素包括损失或成本，收益或非财产利益。理想的财产制度安排被认为所有的外部因素都被内部化，没有“外溢”。象鲁滨逊那样一个人的世界，即不存在外部性问题。因为在这样的世界中，他种植作物的收获或采集果实的全部由其一个人分享，没有外人侵占其成果。实际上，这个时候根本也就不存在财产权。任何一种外部因素均产生于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人类社会之中，也正是有这种外部因素，才有必要确立财产权。

现在，我们以农村集体土地利用方式变革为例，说明产权外部因素的内部化功能。

（1）承包制：劳动成果的因素内部化

在计划体制下，农村土地的利用是以行政村为单位在村干部的指挥下集体劳动、年终分红的。在这种劳动方式下，衡量劳动多少的是时间（工分），凡是出工一天者为10个工分，每10个工分即可获得同样多的收入（年终分红）。但是，在同样的时间里，每个人付出的劳动对最终收入的贡献是否一样，则不得而知。撇开劳动者智力、体力、经验等的差异，即假使劳动者不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同样的劳动时间，付出的劳动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同样在锄草，有的人可能只敷衍了事地触及表皮因而不能有效的锄掉杂草，甚至将庄稼锄掉。这样，经他锄过草的庄稼，就要比他人的减产。这种偷懒或“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在集体劳动中大量存在；尤其是在没有有效的监督和衡量标准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是因为这种出工不出力的后果不是由他一人承担，而是年终时由所有的人承担。对偷懒者而言，他付出的劳动少，而他得到的相对于不偷懒者要多（对他来说是合算的）。这种偷懒行为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搭便车行为。每个人都在想让别人承担自己偷懒的行为的后果（损害），而获取他人勤奋诚实劳动的后果（收益），即这里存在着大量的外在化现象。这种现象的普遍，就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导致劳动效益低下，导致分红时出现负效益（一年到头，分不到收益反而要倒贴），最终导致这种土地利用方式的解体 .

改革开放之后实行的，即是一种用明晰产权而使外部因素内部化的一种措施。在家庭承包耕作土地的情况下，每个家庭对于承包地块上的收益享有完全的收益权，这样出工不出力的情形就会消除或减低到最少程度。也就是说，这里不存在外在化现象。因此，联产承包责任制即是一种产权明晰的方式，消除劳动成果的外部化。

（2）承包经营权物权化：投资内部化

承包虽然解决了劳动成果的内部化问题，但是，它仍然没有解决投资的内部化问题。这是因为承包是一种合同行为，其期限由合同约定或由政策规定。如果承包经营权是一种短期限的或不固定期限，或者发包人可随意解除合同的安排，那么承包人就不肯大量投资或长期投资。因为谁也不愿意投资后得不到相应的收益。比如，土地的整修或改造、水利设施的兴修、施肥或栽培经济作物，都有一个投资回报周期。如果今年刚整修好土地，明年该土地即被收回由他人耕种，那么承包人谁也不肯作这种徒劳的事情。因为这里存在投资后果的外部化的问题。而赋予承包人长期或固定期限的经营权，那么，就可以使承包人有一个合理的收益预期，以合理安排投资。因此，长期固定化的承包经营权使得投资效果内部化。1998年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的政策写入法律，即是给人们以长期和稳定的预期，达到取得类似于一种物权的效果。同样，在法学界，学者们提出要将承包经营权物权化，也意味着使承包经营权具有对抗第三人（包括发包人）的排他权利，使承包人合理安排投资，将投资收益完全内部化，增加投资积极性，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3）物权对抗效力：维护财产的收益内部化

在集体耕种、年终分配收益的旧体制下，土地生成的庄稼遭受外来侵害的现象非常严重，这种侵害可能来自于社员本身，也可能是外部人员；其损害方式可能是牲畜的损害，可能是人为偷窃甚至故意的损毁等。但是，在过去产权不清的情形下，这种损害的后果由每个成员分摊，除非村或队领导负责积极追索，否则这种侵害往往是不了了之。如果某个人种植的庄稼，在收获季节，被他人偷袭一空，那么，这里的产权也是不安全的。因此，一个社会必须提供这样的安全保障（法律制度的功能之一）。但是，法律保护的前提是，有人主张权利。也就是有明确的产权人，赋予他排他的效力，他有权因而也有积极性去行使维护自己财产的安全。财产维护的方式，分两种方式，第一是自力救济，比如圈围土地，在成熟季节看守等；第二是公力救济，比如在他人侵害或偷盗自己的财产时提起诉讼等。所有这些均要花费成本。只有当维护财产行为能够获得相应回报或补偿时，权利人才有这样的积极性。集体诉讼难度高于个人诉讼，关键在于，在集体诉讼中，个别人努力成果存在外在化可能性。而现在农村因第三人侵害的外部现象仍然存在，但是，这种现象已经大大减少。其原因就在于，承包经营权，赋予了承包人排除妨害的权利，赋予了维护财产安全的积极性。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明确清晰的排他权利，有助于财产的高效利用。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通过排他财产权安排，使劳动成果、投资收益和维护财产的收益内部化，给了他充分的激励和约束（外部损失内部化即是一种约束），使其行为合理化和长期化。如果没有这排他财产权，就不存在负担这些成本的激励，因为负担这些成本不可能得到合理的报酬。只有通过在社会成员间相互划分对特定资源使用的排他权，才会产生适当的激励。

3.物权（产权）制度的资源配置功能：交易成本的节约

财产权利除了赋予权利人排他享用财产的权利外，更主要的是赋予他转让财产的权利。这种转让财产的权利使得财产可以流动，而财产的流动和交易形成一种市场价格。而这种价格反过来又进一步地引导流动。这便是现代市场经济资源配制的基本机制。

大致说来，财产流转和配置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所有权的转移，一般称为商品交换或买卖，即产权人放弃一种财产的权利，换取另外一种财产的权利。它既表现为物的交易，同时也表现权利交换。产权人之所以要放弃一种财产，换取另一种财产（我们假设所有的交换均是因产权人自愿处分行为而引起），均是为牟取一定的贸易利益。对于出卖人而言，只有交换到的（购买的）物品的价值高于自己用于交换（出卖的）物品的价值时，那么它才愿意放弃己物，换取他人之物 .交换的结果是每个人的财产都得到增值。因此，交换会使整个社会受益。

第二种是使用权转让，即将物转让给他人经营或使用，自己获取收益。财产租赁、许可使用、有偿信贷、租佃、出典等均是将财产使用权转让给他人，而自己获得收益。

第三种是合作交易，即投资合作，如成立合伙企业、成立公司、合作社等组织。所有这些交易均意味着权利人将自己的财产交给他人或专门管理人员。在合伙中，每个合伙人均可以使用其他合伙人投入到合伙中的财产，而在公司企业，股东投资到公司的财产被委托给专业管理者。合作交易主要取规模经济或合作之优势，使每个投资者均比单独生产或自我经营获得更大利益。

以上三种财产流转和配置的三种方式即是通常我们所称的交易。交易本身的功能即在于使资源流转到更有效率或最有效率利用它的人手中。由于社会有分工，术业有专攻，因此，必须有有效的资源流转（交易），才能使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使物尽其用。例如，一个农民拥有土地并种有庄稼，却不是一个种地能手，而会木匠或其他手工艺，如果他能将土地转让给擅长种地人耕种，那么不仅土地有一个高产出率，而且他也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再如，一个低工艺落后的皮革加工厂，对同样一张皮只能切割2-3层，而另一家工厂则可切割3-4层；这样效率低的将皮革转让给效率高的企业，那么，资源利用率是最高的。因此，一个社会除了静态的利用效率外（从单个资源利用者观察的生产率），还有一个动态的资源配置效率。只有将资源配置到最能有效利用它的地区、企业或人手中，那么才会出现最优的资源配置。这种资源配置效率是一种社会效率。只有在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前提下，每个资源利用者的高效率，才能产生整个社会资源利用的高效率。因此，要使物尽其用，使整个社会资源利用出现高效率，必须使资源流转，且流转到能够高效利用它的人手中。

显然，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条件是，财产权利是可以交易的。也就是说，权利人不仅享有自己排他使用财产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是可以转让的，可将财产转让给他人使用。财产所有权实质上是赋予所有权人财产利用方式的自主决策权（自由），它可以自己利用，也可以将财产转卖于他人或交给他人使用。从抽象的角度讲，财产是否被交易，主要取决于财产权人是否有足够的动力，促成这种交易，寻求最有效利用其资源的途径。而是否有足够的动力，主要是看交易成本大小。只有在交易收益大于交易成本或费用时，才有人愿意进行交易。否则，财产所有权人宁肯闲置或荒芜其资源，或者宁肯自己低效率利用，也不愿转让其资源。

交易成本包括获得信息的成本、界定或衡量成本、谈判并达成协议的成本以及监督、履行协议的成本等。在现实世界中，交易成本不为零，法律制度的作用即在于降低市场运行成本-交易成本。这是法律经济学又一个伟大发现。而法律制度主要靠清晰的产权界定和对交易安全的保护来实现。

所谓清晰的产权界定，首先要求交易之前，对谁拥有什么权利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其次，交易中对各方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安排是清晰和公平的，不存在相互搭便车或“揩油”的现象。法律经济学时常举的例子是火车火花对两侧农田的侵害、养牛人的牛吃农场主农作物而引起的纠纷。根据科斯的论述，在农场主有权要求养牛人赔偿损失和牛群有吃麦的权利两种情形下，结果是相同，即都能使生产总价值最大。因为在对权利的最初界定后，参与谈判的双方就会利用市场机制，通过订立合同，而找寻到使各自利益损失最小化的合约安排。虽然他的讨论是建立在零交易费用前提下的，但在存在交易费用时，只要产权已有明确界定，相互作用的各方也会通过合约找寻到费用较低的制度安排。当然其前提是，这种安排带来的生产价值的增加大于它的运作所带来的费用。

另外，交易安排中产权界定是否清晰和公平，也关系交易成本的大小问题。例如，在合伙关系中，如果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界定不是太清晰，导致权利义务承担不平衡时，即导致某些合伙人占其他合伙的便宜，最终导致合伙关系的破裂。这是典型的交易过程的产权界定不清，导致交易费用增加的例子。

所谓交易安全的保护，即是整个法律制度的作用之一。在交易领域通行当事人意思自治，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诚实守信，因此就要有法律保障和救济机制。法律之所以要强制当事人履行自己承诺的义务，就在于交易相对人已经信赖他的承诺进行了投资或其他安排，法律即是要保护人们的这种预期。实际上，整个司法制度都在于保护人们的各种权利，以降低或减少人们交易的风险（也是一种交易成本）。

总之，实现有效资源配置的前提是可自由转让或处分财产权，正是这种自由处分权利，导致人们追求资源利用最大化的安排。而制约人们交易的是高昂的交易成本，而法律的主要功能则在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人们这种交易。

二。对传统计划体制下两种财产所有权形式的弊端经济学分析

在法律上分析财产所有权只是抽象的一般分析或具体某人对某物的某种排他支配权。但是，一个国家的财产所有权体制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制度问题，而是政治和社会制度问题。因为政治问题的核心是运用适当的制度工具或手段达到既定的社会目的。而财产所有权体制正是社会组织与发展的基本制度工具。因此，政治的核心任务是选择一套适合本国或特定社会共同体组织发展的财产制度。如前面所说，经济体制改革本质上是在坚持公有制的前提下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接轨的财产权利体系。为了更好地理解对传统计划体制下财产权利改革的必要性，更好地理解一个实现有效资源配置与利用的财产权利设计，我们现在即运用经济的分析方法，对传统财产权利安排的弊端作一分析。

1.一般分析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描绘的社会主义理想在当代中国的实践。这种计划经济体制是由一个社会中心统一配置社会资源、统一计划各种生产活动，按劳分配劳动成果的一种经济体制。按照马、恩当初的设想，实行这样的体制，一方面要消除市场配置资源的缺陷，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是消灭少数人凭借生产资料对多数人的剥削，在实现社会公平的同时，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说，公平与效率是计划经济要追求的目标。

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或实现全社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而是分两个层次：一是全民所有；一个是农村集体所有。也就是想通过两个层次劳动者集体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实现公平和效率的提高。但是，传统计划经济运行体制，并没有很好地实现这两个目标。

其原因就在于，传统的经济运行体制是一种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高度合一种经济运行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虽然也存在明确的所有权归属主体，但是在每一个层次上，均是由政府行使所有权，进行资源配置（计划调拨）和组织经济生活的。在农村，经济决策权掌握在各级乡村政府手中，真正利用资源，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没有经济决策权。这样，资源的配置就完全由各级行政领导发号施令，各种经营活动的进行就在行政组织下进行。因此，这里几乎不存在法律意义和经济意义上的财产权，更不存在产权明晰不明晰问题。

在全民所有层次上，全民所有权在现实演变为国家所有，因为全民所有总得有一个组织机构代表它行使，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自然成为全民所有权行使者。而国家通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行使权力。这样，全民财产所有权实质上是由各级政府行使，整个资源配置和组织活动是由政府推动的。这样政府的双重职能，基于所有权的经济决策权和基于国家管理者行政权力即融为一体、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高度融为一体。因此，传统计划经济本质上是政府推动或政治权力推动产经济，而不是由分散的经济或法律上财产权人决策推动的经济。在这种体制下，虽然所有权的归属是明确的，但在经济组织中缺失了产权界定，因而使整个经济生活纳入到政府管理的轨道。

因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可能主要在于，以政治的方式组织经济活动，忽略了财产权利资源配置作用，忽略了财产权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一句话，传统计划经济不是以财产权利为基础分配权利，组织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市民社会。那么，驳离政治和经济权力，将两种所有权纯化为一种法律上的财产权就能够实现公平和效率目标吗？作者认为，作为一种纯经济或法律权利，两种所有权要实现公平和效率目标仍然受许多因素的制约。

2.制约因素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暂且假定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均是不同层次和范围内的人们的一种特殊共有形式。在这个范围内的每一个成员享有平等的享用财产的权利，但是不享有排他地享用某物的权利，更不享有转让某物的处分权。之所以作这样的设计，是因为一旦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纯化为一种财产权，那么只能是一种共同所有的安排；但同时，它又是必须符合公有制的基本要求，因此在这种共有体制中，每个人均享有同等的权利，但只有享用，不能请求分割共有物，也不能转让。这种假设的特殊共有形式，实现两种目标，仍要受许多因素的制约。

（1）公平目标的实现

这种假想的共有形式可以说是实现起点到终点平等发展一种财产权利安排。但公平目的的实现受以下四个因素的制约：一是财产共同体的范围；二是共同体的支配控制能力；三是共同体的管理水平；四是共同财产的性质。这四个因素是相互制约的，具体表现在：

首先，共同体的范围不能太大，太大会给财产经营或生产利用活动的组织管理造成困难；太大也会使所有权利人参与共同生产劳动造成困难，这一点尤其在共同财产为经营性资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如果共同所有人不能都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就很难保障公平目标的实现。

其次，共同财产是用于农业的土地，还是其他经营性资产。一般而言，前一种财产更易实行集体所有，而后者，如果没有有效的管理机制，是很难组织和保障全体所有权人共同劳动和分享劳动成果的。因此，在历史上存在的集体所有基本上限于一个村落，一个小的地域共同体，且以农业生产为主；即使这样，也不排除将土地的利用权交由更小的共同体（如家庭），各自从事生产劳动的变通安排。

最后，支配能力涉及到共同体大小和共同财产客体范围大小的关系。既然共同所有的目的在于保障共同体范围内的所有成员的公平，那么，该共同体就必须具有使共同财产为全体成员公平合理享用或享受其后果的能力。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应该划分出更小的共有主体，使社会公平能在该社会共同体范围内实现；而较大范围的共同体的主要目标则在于协调低级共同体之间的公平。此原理的运用意味着，如果共同体范围太大，这种特殊的共同所有应是分层次的，每个层次共同所有所掌握的资源应与其保障该范围内的所有主体都能利用或享受共有财产的能力相适应。也就是在每一个层次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中都应该存在相应的共同财产以保障该层次公平目标的实现。

（2）效率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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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 企业理论 微观经济主体

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学者逐渐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介绍并引入中国（如张五常）。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中的一些范式，如“产权”“交易费用”“委托—关系”等，对于我国传统的企业运行机制的弊端具有较为充分的解释力，因而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较为广泛的研究兴趣。与此同时，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在企业改革中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却被忽视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年代曾被沦为某些自我标榜为“”的极“左”思想的实现载体。因此，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提炼出其中的精华部分，应用于我国企业运营的实践中，对推动我国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大型国际型企业集团的健康成长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是在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困境反思的基础上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科斯从研究个人的成本与收益和社会成本及收益间的差别出发，提出减少交易费用是企业产生的原因；自此以后，张五常、威廉姆森、哈特等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沿着他的思路，继续探讨企业的本质、企业能够实现交易费用节约的规模边界范围以及合理的企业内部权力安排和剩余分配结构等。马克思经济学具有深厚的古典经济学渊源，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同样也是其核心问题。虽然马克思经济学并未形成系统的企业理论，但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所反映出来的许多关于企业性质、规模及其内部权力结构等方面的理论也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对传统“市场机制和谐论”的反思，都是在探讨个人与社会相分离情况下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特点，这使二者具有了可比性的基础。但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人的基本行为假定、经济绩效准则、企业理论的具体层面上存在诸多不同，因此有必要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从而使企业理论体系更趋于完善。

综观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当中的企业理论，可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规模或边界、企业内部的权利结构安排。因此，笔者拟从这三个方面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进行比较。

关于人的本质和行为特点的比较

由于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人为载体进行的，企业组织的运行也是以人的活动为基本要素的。因此在分析企业理论的具体层面之前，有必要对二者对人的本质和行为特点的论述作一比较。将“个人”的本质和行为方式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共同特点。但在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视野里，对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背景，认为人的行动受主观意识领域中的“理性”支配。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相对于传统经济学而言已进了一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考虑到了约束着人们行动的现实因素，并对“理性”的作用与功能范围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定，但并没有超越用主观认知结构说明人们的行为选择这一基本立场；而马克思经济学则以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认为限制着人们的行动、规定人们行为的具体方式与特点的，是每个人现实拥有的、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并不否认人要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否认理性的作用，但马克思经济学在说明理性对人们行动的意义的同时，更强调理性作用的现实约束条件。因此，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真正决定人们的行动及其特点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为选择据以进行的各种约束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行为人的财富占有、交往关系以及观念意识结构等。所有这些约束条件构成行为人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可以进行理性选择的广度范围，也决定着由选择而采取相应行动的具体特点。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中人的行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马克思经济学中人的行为特点因各自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不同，具有现实性和差异性。

第三，新制度经济学对人性的单调定义必然导致对抗型的人际交往论，而马克思经济学对人本质的理解却是多元的、与一定历史条件相结合的，是协作型人际交往论的基础。

企业的性质

企业性质研究就是要讨论企业这样一种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方式空间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会存在？或者说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在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这两大体系中，企业都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某种一体化经济联系方式而存在的，企业所面对的也都是市场交易。但在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企业产生的依据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经济学是从生产的角度说明企业性质的。他所关注的问题是：如果一切市场交易都是依照价值规律实行等价交换，那么资本家在生产前后付出和得到的货币额是一样的，这根本无法解释资本家组织生产的目的。因此，只有离开交换领域进入生产领域，才能真正揭示资本，以及作为资本现实存在形式的企业的本质规定性。他认为，企业是提高私人劳动社会性的经济组织形式。一方面，在实质层面看，企业提高私人劳动的社会性有利于创造更多价值；另一方面，从形式层面看，私人劳动在企业中由于分工协作的存在提高了社会性，但在直接形式上却走向片面化，劳动者在企业生产中逐渐失去了独立完成整个产品的能力。因此，私人劳动是作为资本的形式存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企业成了资本实现自我增值的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从流通领域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认为企业是一种能够减少交易费用的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的组织形式。从科斯的“不同的要素所有人与中心缔约人之间订立契约可以节省他们之间分别订立契约的数量，从而节约了交易费用”这一说法，到威廉姆森将资产专用性程度作为说明选择企业或者其他市场经济组织形式的依据，再到詹森和麦克林将知识作为一种要素引入企业组织结构，新制度经济学在企业性质观上始终徘徊于用交易组织成本说明人与人之间组织关系存在的必然性，这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企业作为人们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其存在理由应当从人们组织经济活动的生产性目的中寻找，而不应将流通领域内的某些特点作为企业的根本规定性。企业一体化的维系力量不是交易费用的节约，而是生产技术上的有机性。

企业的规模或边界

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企业理论都是依照某种经济绩效准则，通过技术、市场、资本属性等变量来说明企业在不同状态下的最优规模的。但是，这两大学说的企业规模理论在具体层面上存在着差异。

第一，在引导企业进行规模调整的绩效准则上，马克思关于企业规模分析的绩效标准主要是以价值规律为主的，其基本特点是客观性和变动性，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逻辑；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的经济绩效准则是建立在主观效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尽管引入交易费用使其经济学研究逼近现实，但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所依据的经济绩效准则依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准则。其中缺乏支配企业发展的动态性因素，仅局限于对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的分析，在解释企业长期规模调整状况时陷入困境。

第二，在企业进行规模调整依据的经济指标上，马克思经济学给出了技术、市场和价值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却用“交易费用”、“专用性”等概念概括可能影响企业规模的所有因素，具有明显的调和特征。

第三，在研究企业规模的方法论特点上，马克思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应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只是停留于企业规模边界的规范分析。

企业内部的权利结构安排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内部权利结构安排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科斯的“企业契约理论”、以格罗茨曼和哈特为代表的“新产权理论”、以詹森和麦克林为代表的“委托-理论”和以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为代表的“团队生产理论”，由于各自的关注点不同，以上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各有侧重，他们的观点并未合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而马克思经济学对企业内部基本结构与关系的研究以唯物史观为理论背景，用统一的逻辑脉络说明资本主义企业形态的发展及资本与劳动关系变迁的历史必然性。具体说来，这两大学说体系关于企业内部权利关系结构的观点区别，大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剩余权利”是基于不完全契约的“剩余”，是用以说明企业内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重要概念；而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也存在类似的“剩余权利”，用以说明资本与劳动间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但这种“剩余权利”并非不完全契约而产生的剩余，而是体现了特定技术发展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通过某种符合“理性”的制度调整，就可以实现交易费用的减少和企业内部基本经济关系的改变；但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良好的经济绩效状态不是通过生产关系意义上的静态制度调整就可以获得的，经济关系的变化更根本地是基于经济关系中各利益相关者力量的对比状况，而这又取决于他们所代表的要素在核心生产技术应用中的地位。

第三，新制度经济学家们针对现代企业关系，力求在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间寻求合适的剩余权利分配关系；而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代企业中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分离，经济发展的趋向应当是由各种形式高级的、全面发展的劳动者联合占有非人力资本，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发生产效率。

总之，无论是新制度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都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市场机制和谐论”的一次挑战和反思，是更符合现代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这两大学说体系相比较而言，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建立在唯物辩证的历史观这一基础之上，更适应于现代企业的动态发展过程；但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新的理论观点，比如对知识资源在企业中的重要性的论述等可以成为马克思经济学有力的补充。在今后的理论研究中，应力求吸取这两大学说企业理论中的精髓，并将其辩证地应用于企业改革的实践中，从而指导我国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纵深发展，并加快完善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体系。

参考文献

1.许光伟，张威.国内学者的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一个述评[J].经济学家，2007 （1）

2.宋宪伟.马克思企业理论与交易成本企业理论之间的互补性[J].云南社会科学，2010（4）

3.党宏伟.马克思企业理论与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的比较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08

4.施皓明.马克思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观差异的根源分析[J].财经研究，2000（7）

5.王仕军，李向阳.马克思研究企业理论的三个独特视角[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9（5）

6.王铭洁.论《资本论》中的企业性质—马克思企业理论与西方企业理论的比较分析[J].现代物业（中旬刊），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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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学质量；分级管理机制；权力制衡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20-0012-03

一、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管理系统的运行机制

在社会体系的市场环境中，企业是否能立足于不败之地取决于它是否有过硬的产品和优良的质量。而对于高等教育来说，教学质量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必须有不同于普通企业产品的另一套评测机制和运行体系，它是考量高等教育水平的重要标准。首先，高等教育的“产品”（接受教育者）的成果，并不会马上直观地在市场之中显现出来，它需要有一个时间段，方能显现出结果。从高等教育的责任和目的来看，它是为了生产或培养推动社会大系统运行、前进所需的各个层面的专门人才的，在教育“产品”（接受教育者）进入社会大系统之后，并不能迅速判断出这个“产品”是否合格，它需要经过一段社会实践的时间后，才有可能显现出来。例如，某一高校毕业生在进入社会寻求工作职位时可能拿出厚厚的一打各类的考试级别证书，但是，这不能证明他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后的质量就能符合市场的需要，或者说可以承担这一工作的能力。所以，高校教育同其成果之间出现了时间差，使得需求市场若要对当下高校教育质量进行有效的评价是十分困难。这样一来，我们看到，往往会有这样一种情景出现：以某一成功名人毕业于某高校来说明该高校的产品的成功率和教学质量的优良率，其实，这两者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其次，高等教育的特殊产品评价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抑或说在教育者与接受教育者之间信息沟通的差异。我们知道，在一般的市场体系中，生产者与消费者常常会出现一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在生产过程中，往往是生产者占有主动性，而选择消费的消费者无法真正确认生产者所提供的产品资料的真实程度，因此，这种状态消费者可以依赖或通过相关的部门进行监管、评测。然而，在高等教育的教学体系中，教育者与接受教育者之间如果产生了信息不对称，即“教”与“学”之间的信息盲点和观察视角的不同就极可能直接影响到教学质量的优劣情况发生。教育活动在“教”与“学”之间应该是一种引导、沟通、参与的循环活动，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作为接受教育的学生来说，是教育活动的主体，正因为接受教育者无法独自完成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的鉴别、评价，所以就必须尝试建立一种合理的、科学的高等教育评测体系，才能有效保证高等教育中良好的教学质量运行。最后，社会发展的日趋多元和社会分工的逐渐细化，要求高等教育的“产品”也应该是多元化的科层性人才，即在日趋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形态中，接受教育者应该是具有健全的道德操行、合理的知识结构、积极主动获取知识的习惯以及应对社会要求的能力，这些都是接受教育者在高等教育这个大生产体系中建构起来的，它使接受教育者从个体的自然状态到理性的社会存在状态。对于社会自然的个体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不同的，秉性、天赋、接受能力、思考能力、适应能力等因素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对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的评价就无法仅仅凭借接受教育者的某一个方面（知识水平）或某一个能力（思考能力、适应能力）加以评判，更应该注重基础与提高、懵懂与理性、接受与应用等方面，着眼于具有普适性的诸多方面的综合程度的提升。这就要求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必须涉及到“教”与“学”、“学”与“用”等方面，在实践中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复杂而多样的评价体系。综合上述高等教育中的诸多因素，使高等教育中的教学质量评测出现了许多复杂的、特殊的困难。我国现行高等教育的评价体系往往回避了这些困难，然而，就现阶段的教育部对高校的评估体制、高校自身评测制度来看，主要的依据依然是以教师配比数量、高中级职称比例、学生就业比率以及基础设施投入资金、教师科研指标等量化的数字为基础，虽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但面对复杂的高等教育则缺少必要的柔性思维。

二、高校管理层级的“委托-”机制

在高校的管理层级中，一直以来是以高度集中的自上而下的线性管理模式，然而就目前的高等教育形态的变化——办学规模的迅速扩张、招生名额的不断增加，原有金字塔模式的高度集权管理形态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教育发展需要。这就要求高等学校转变以往的管理思维和办学模式，逐步把教育管理系统中的权力的高度集中形态向各个子系统（二级学院）位移，实现从集权管理到“委托-”的分级管理制度转变。所谓“委托-”关系，是一种由杰森和麦克林（M.Jensen & W.Meckling）所定义的“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即“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提供服务，与此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力，并依据其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支付相应的报酬。”面对愈加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委托-”的分级管理机制比照以往的高度集权具有科学化、细分化的优势，更为符合现实中高校体系发展的需要和规律。在以学生为本体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分级（校、院）管理模式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消解了以学校为管理核心的集权弊端，显现出管理科学的原则和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同时拉近了校、院之间的距离；其二，在分级管理体系中，校、院的主动性更为趋向合理，一方面明确了校、院分级管理的目标，另一方面调动起了学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其三，在以学生为主体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学院处于教育运行过程中的教学核心地位，在以学校整体教育目标的框架中和分级管理模式下，学院可以利用自有的管理权力具体制定和优化教学模式、教育目标和资源分配，从而更加合理地分配教育资源，减少重复设置、投入的数量，避免了闲置资源的浪费。然而，在看到分级管理机制的优势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随之产生的诸多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分级管理的规章制度的完善和监督体系的建立。在分级管理的模式中，校、院之间各自找到了平衡点和利益点，在二级学院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和利益之后，使得原本一元化的非经济指标被打破，例如在校级管理硬性量化指标的框架内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忽视了作为具体执行教学任务的软性要求（教学质量、思想教育、校园文化等），因此，这方面问题的解决就必须要求一级管理层面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和量化指标，同时建立起严谨的监督机制，如何解决二级学院在经济利益目标与非经济利益目标之间的矛盾，是高等教育能否顺利实施分级管理机制的重要问题。其次，教育者与接受教育者之间目标函数的不对称。在这二者之间，同样是一种“委托-”的关系。我们知道，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学校与学生之间是不具同等信息共享的两个主体，高校作为人的身份所具有的信息优势是一目了然的，作为校、院二级管理机制中办学主体的二级学院有着更为明显的信息优势，在实行“委托-”的分级管理机制的同时，应尽量避免出现上述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比如说在学校与学生之间如何平衡好各自的期望和目标问题。由于市场化的社会趋势使得高校日益感到生存的压力之后就有可能让高等学校更加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接受教育者的教育质量。

三、“委托-”分级管理模式下的教学质量保证

“委托-”分级管理机制已成为高校改革的必经之路。我们所关心的是，在实施分级管理机制的同时如果不能解决上述矛盾，必将会对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如何既能使分级管理机制有效地运行，又能够以此保证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简而言之，对教学质量的保证，既不能完全依靠数模的量化指标加以评测，也不能仅仅依靠校级管理层面的行政手段，必须以科学的方法建立一种综合性的长效的机制，笔者以为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做起：第一，信息公开、透明是保证教育质量的基本措施。以教育主管部门为主导，以各个高校为信息源基础，建立一个全面的网络公示平台，把各高校的评估数据与评测结论予以公布，使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完全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中，以此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第二，在高校内部实行专家管理体系，以此平衡高校的行政权力。在教育体系中，学者、专家比之于行政权力更具有权威性和专业性，在校、院各级管理体系中建立相应的专家监督体系，一方面，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的专业水准来监督、管理日常的教学活动，另一方面，他们可以有效地在教育者和接受教育者之间进行交流、沟通，从而掌握更真实的教学信息，及时发现问题，更好地为教育质量的保证机制提供可行性建议。第三，打破专业壁垒，实行跨专业选修制度。目前的高等教育体系中，专业壁垒森严，接受教育者只能按照高校计划的专业、课程进行学习，这种状况极大地限制了接受教育者的选择权和评价权。因而，在保障基本教学秩序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引导接受教育者跨专业选修并最终实现高校之间学分互换以及国际高校之间的学分互换，是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

综上所述，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实行分级管理机制的大环境下，提升教育质量是高等院校生存的基础，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