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法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02 23:56:2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婚姻家庭法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研究概况
2006年8月15日至16日,中国法学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在哈尔滨市召开了“和谐家庭与和谐社会——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改五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的理事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司法工作者共70多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代表围绕着中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这一研究主旨,重点探讨了我国公民的婚姻家庭权益保护与和谐社会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立法及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和中国农村婚姻家庭新问题。与会者还听取了专家关于我国《物权法》(草案)起草情况及我国《侵权行为法》立法研究情况。
2006年出版的婚姻家庭法学着作主要有:杨大文、龙翼飞、夏吟兰等合着的《婚姻家庭法学》和《婚姻家庭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陈苇主编的《家事法研究》和《外国婚姻家庭法比较研究》(群众出版社)。主要论文:杨大文、王世贤的《婚姻自检讨》;马忆南的《婚姻法第32条实证研究》;孙若军的《父母离婚后的子女监护问题研究》;夏吟兰、邓丽的《婚姻关系模式理论与离婚法律制度之间的关联性研究》;杨青、郭颖的《离婚案件股权分割的法律分析》;赵丽霞的《我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立法完善》;林雅的《涉外非婚生子女准正及其法律适用问题探讨》;王琪的《经济学视阈的离婚妇女财产权益》;谢慧的《婚姻财产流转之分析》;付翠英的《家庭破产制度初探》;杜江涌的《继承中的财产转移机制研究》;金眉的《论反家庭暴力的立法缺失》;张新宝和高燕竹的《性骚扰法律规制的主要问题》等。
二、热点与创新
1.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学者们指出:婚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建设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建设和谐婚姻家庭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姻家庭法律制度通过特有的调整机制保障婚姻家庭成员的合法权利的实现,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和谐和健康,从而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1]
2.关于涉外非婚生子女准正的法律适用问题。国外立法主要有同一制和区别制两种形式,而目前呈现出采取促进身份关系确立的选择性多边冲突规范的趋势。我国应借鉴其他国的先进立法经验,完善我国涉外非婚生子女准正的法律适用制度。[2]
3.我国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问题。学者们指出:男女平等的制度安排在土地权益保护的实践中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究其原因,除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诸多制约外,法律制度规定的不完备是影响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完全、充分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现有法律制度缺乏社会性别视角;立法缺乏前瞻性;法律规定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法律缺乏可操作性,不能提供有效的救济手段维护妇女权益;法律制度的不稳定、不统一和缺乏连续性等问题影响了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的有效保护。[3]
4.对性骚扰的法律规制。性骚扰作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从不同角度能看到不同侧面,每一侧面都只能反映问题的一个方面。规制性骚扰的任务不能单纯地由某一个部门法来完成,而应当构建一个多层次全方位,能够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法律规制体系。世界各国的禁止性骚扰立法,除去美国的反歧视的立法模式,性骚扰立法还有着两大趋势:一是走向性骚扰单独立法的趋势,二是性骚扰的法律规制逐渐被有关骚扰问题的法律规制所淹没,正如工作场所性骚扰法律规制逐渐被各种场合性骚扰规制所淹没、对女性的性骚扰法律规制逐渐被性别中立的性骚扰法律规制所淹没一样。不排除我国的性骚扰立法将向此方向发展,但构建一个由多个法律部门构成的综合调整的性骚扰法律规制体系是我国现在必经的阶段,也是目前最佳的选择。[4]
5.关于婚姻自的性质。纵观中国婚姻自发展史,可看出婚姻自的主要内容是结婚自,婚姻自是性质的特别人格权。人格权是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的权利,婚姻自主是人格利益的一个要素,因而婚姻自属于人格权。婚姻自主是保证个人在自己的婚姻决定中处于主体的地位,由他(或她)选择自己的配偶,而不是被动的被人决定。所以婚姻自主的客体是当事人在选择配偶问题上的选择自由,与主体密不可分,因此婚姻自是人格权。婚姻自的客体比较容易界定,就是个人在结婚问题上的选择自由,也即内在于主体自身的人格利益,包括是否结婚、何时结婚、谁结婚的自由。其旨在禁止第三者对于主休天结婚问题上选择自由的干涉。因此,婚姻自本质上是一种特别人格权。对侵犯婚姻自的法律救济,学者们提出有必要在立法上规定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法律后果。侵害公民婚姻自的构成要件包括:第一,行为人有侵害婚姻自的行为;第二,造成了他人婚姻自被侵害的结果;第三,干涉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第四,行为人主观上有故意;关于侵害他人婚姻自的民事责任方式:侵权人首先有必要向受害人赔礼道歉;其次,要给付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其赔偿数额的多少取决于受害人精神痛苦的程度;财产损失的赔偿应以直接损失为限,可得利益不应该赔偿。[5]
6.我国现行离婚妇女财产权益保障制度存在的缺失。如何构建一种具有高效率的离婚妇女财产权益保障制度,矫正权利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引导人们朝既“利己”又“不损人”的方向发展,使外部效应“内部化”,大大降低社会成本,进而达到“利人利己”的最佳境界,是我国婚姻法必须面对的当务之急。婚姻法可以放弃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可以列为一般侵权损害赔偿处理),重新审视夫妻共同财产范围,整合家务劳动补偿和经济帮助制度,构建完善的离婚扶养给付制度:一是完善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二是重建离婚扶养给付制度。这样,婚姻关系中的当事人就会根据法律预期自己行为成本和收益,将会更多地以家庭利益为出发点来调整他们之间的位置和角色。[6]
7.我国的老年型社会具有人口老龄化速度快,经济相对不发达、未富先老、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等特点。我国现有的成年人监护制度存在诸多缺陷,不足以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基于我国的社会现实和法律现状,我国亟须设立老年人监护制度。构建我国的老年人监护制度应在借鉴德国、日本等国成年人监护制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突破我国传统的监护理念,在老年人监护制度的设计上体现出尊重老年人意愿、区分被监护人的不同需求、为老年人提供更人性化的保护和支持等特点。[7]
8.设立家庭破产制度的必须性和可行性。随着市场信用的发展以及超前消费理念的盛行,大量的家庭已经在经济上陷于“破产”的边缘。家庭作为民事主体,立法应当赋予其破产能力。家庭破产是指家庭的共同财产进入破产程序供债权人分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庭破产制度所要规制的对象,是立法对有破产能力的家庭设计的破产程序。其特征表现为:第一,家庭破产是以家庭为主体启动的程序。第二,家庭破产是家庭成员共同财产的破产。第三,家庭破产直接影响到家庭功能的发挥。第四,家庭破产的结果并非是家庭关系的终止,而是家庭的“重生”。家庭破产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家庭作为经营主体,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其次,家庭作为消费主体常常因过度消费而破产。最后,家庭因社会风险以及个人风险而破产。家庭破产制度的结构要素:一是家庭破产中的债务人是家庭及其全体成员。二是家庭债务中的债权人或对家庭成员个人享有债权的债权人有权申请家庭破产。三是家庭破产中的破产财产是家庭共同共有的财产,其来源主要是家庭成员在共同生活期间的共同劳动收入、家庭成员交给家庭的财产以及家庭成员共同积累、购置、受赠的财产。四是家庭破产关系中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中还包括:允许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并同时提出和解方案;债务人在破产程序运行期间可以继续其经营活动。五是家庭破产程序的适用,应当针对家庭破产的特殊性设立专门程序,例如法院外整理程序和简易程序,前者是指债务人和债权人在法院外自行达成协议或在第三人的主持下达成协议,以此解决债务人经济困境的过程;后者是指在司法程序中,针对家庭破产的特殊性,以简洁、高效为目标设计的程序。我国立法设立家庭破产制度的主要立法意义在于:首先,家庭破产是回应社会现实的需要,即我国已经出现“负产阶级”群体,需要通过家庭破产制度调整这部分社会群体的生活和消费。其次,在家庭出现破产时,及时给予破产救济,使其获得重生的机会,有利于家庭的稳定和睦,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最后,规定家庭破产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8]
9.关于父母离婚后子女的监护问题。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是我国监护制度中的核心内容,婚姻法中的相应条款较为单薄,尤其是对父母离婚后的监护问题更是缺乏系统规范。为此,我们需要对现行立法中监护制度的设置及其基本理念作重新的审视。第一,重新设置离婚后的子女监护模式。应当取消法律中要求父母离婚后必须共同监护的规定,由《婚姻法》直接规定为:父母离婚后,监护方式可由父母协商,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依据子女的利益和实际情况予以判决。即法律应允许离婚的父母选择监护方式,允许父或母单方行使监护权。第二,修正监护权审酌的具体规范。在确定对子女最佳利益原则的解释时应当主要考虑以下方面:子女的意愿及情感,子女生活的主要照顾者,子女的身体、心理、教育和人格发展上的需求,子女对家庭、学校和居住地的适应,父母的心理和身体状况及对子女的影响,父母的监护意见及满足子女需求的能力。第三,继父母介入继子女监护问题。应当坚持生父母监护的原则,同时规定与继子女共同生活的继父母对继子女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增设不完全收养。[9]
10.关于我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立法完善。学者们提出:应重点解决的问题:第一,对分别财产制的家庭,如果一方为家庭付出较多,即使是不离婚也应当允许其请求经济补偿。第二,离婚时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的适用范围,由夫妻约定分别财产制扩大至法定共同财产制及部分共同财产制和部分分别财产制的任何夫妻。第三,确定经济补偿数额的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协议不成时,由法院在查明夫妻双方各自财产状况以及一方所付出义务情况的基础上,按照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确定。[10]
注释:
[1]杨大文、龙翼飞主编:《婚姻家庭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2]林雅:《涉外非婚生子女准正及其法律适用问题探讨》,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6期。
[3]罗虹、钟宏武:《制约我国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法学分析》,载《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4]张新宝、高燕竹:《性骚扰法律规制的主要问题》,载《法学家》2006年第4期。
[5]杨大文、王世贤:《婚姻自检讨》,载《民商法学》2006年第6期。
[6]赵丽霞:《我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立法完善》,载《当代法学》2006年第1期。
[7]康娜:《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探究》,载《民商法学》2006年第11期。
[8]付翠英:《家庭破产制度初探》,载《民商法学》2006年第10期。
篇2
论文内容摘要：从目前刑法的规定来看，主张遗弃罪非身份犯的身份犯否定说并不可取，遗弃罪应当属于身份犯的一种，其主体应当是因婚姻家庭关系而负有扶养义务的人。
遗弃罪是指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行为。
我同刑法1997修订之时，在保持了遗弃罪条文表述不变的前提下将该罪名在分则中的位置进行了改动，也正是因为这一“位移”而导致了理论界有关遗弃罪是否身份犯的讨论，尤其是这种争论在司法实践中也有所体现。
我国旧《刑法》(指1979年《刑法》，下同)将遗弃罪规定在“妨害婚姻家庭罪”一章中，因此学界及实务界认为遗弃罪只能发生在婚姻家庭内部而毫无争议地将遗弃罪作为身份犯的一种，在此前提下论说遗弃罪的相应构成：其客体是公民在家庭中接受扶养的权利，类似表述为“被害人在家庭中受扶养的权利义务关系”、“被害人在家庭中的平等权利”、“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扶养的权利义务关系”，等等。作为遗弃罪对象(或被害人)的“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显然只能是家庭成员；法条圈定本罪主体为“负有扶养义务”的人，也就限于因婚姻家庭关系而负有扶养义务的人。这种关于遗弃罪构成要件的理解以及该罪身份犯性质的认定在旧刑法时代几乎没有疑义。
在新刑法修订过程中，由于旧刑法作为独立章所规定的“妨害婚姻家庭罪”项下只有六个条文而略显单薄，与其他章的规模不协调，因此经过学者的充分讨论，立法机关最终决定将原来单设一章的“妨害婚姻家庭罪”归并到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应当说这一归并是比较合理的，充分考虑了刑法分则体系上的协调和科学。但是，正是这一位置上的变动而引发了理论界及实务部门对遗弃罪属于身份犯性质的否定和犯罪构成要件的重新诠释：遗弃罪的主体与对象不需要是同一家庭成员。扶养义务不能仅根据婚姻法确定，而应根据不作为义务来源的理论与实践(如法律规定的义务、职务或业务要求履行的义务、法律行为导致的义务、先前行为导致的义务等)确定。基于同样的理由，遗弃罪的对象也不限于家庭成员。笔者称之为身份犯否定说。
赞同身份犯否定说学者所持有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笔者一一加以评说：
其一，对具体犯罪直接客体内容的确定，离不开该罪所属类罪的同类客体要件的内容，具体犯罪的直接客体要件内容不得超出同类客体的内容，否则，《刑法》就不会将该罪规定在这一章中。遗弃罪既然被1997年《刑法》规定在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这一章中，说明遗弃罪的同类客体要件是公民的人身权利。在此前提下，遗弃罪直接客体要件的内容不应超出这一限制，否则，遗弃罪就不可能属于侵害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这一章。申言之，遗弃罪是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犯。遗弃罪直接客体要件是公民的生命、健康，而不能像以前那样将遗弃罪理解为对婚姻家庭关系、对公民在家庭中受抚养权利的侵犯，因为婚姻家庭关系不属于人身权利的范畴。
由于我国刑法中作为某一具体犯罪构成必备要件之一的犯罪客体(法益)并没有直接在法条中明示，一般都是通过法律条文对犯罪客观要件的规定以及结合罪名所处章节之与类罪名相对应的同类客体进行判断。因此，论者的推理过程是：遗弃罪被规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中，该章的同类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利属于公民人身权利(同类客体)之一种而公民在家庭中接受扶养的权利则否，因此本着直接客体不能超越同类客体的原则得出遗弃罪的客体只能是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利这一结论。这里存在一个问题便是，作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之同类客体的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如何理解?公民在家庭中接受扶养的权利是否包含其中呢?所谓犯罪的同类客体，是指某一类犯罪行为所共同侵害的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划分犯罪的同类客体，是根据犯罪行为侵害的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进行的分类。作为同一类客体的社会关系，往往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性质。因此，犯罪的同类客体之范围应当具有一定的宏观性和抽象性，需要对若干具体犯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进行高度概括。作为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而言，所指称的人身权利这一同类客体一般都认为是指法律所规定的与公民的人身不可分离的权利，只有权利人本人享有，包括生命权、健康权、性的自己决定权、人身自由权、人格名誉权、婚姻家庭方面的权利，以及与人身直接有关的住宅不受侵犯权等。重在强调这类权利的人身属性。因此作为遗弃罪保护客体的公民在家庭中接受扶养的权利属于婚姻家庭方面权利的一种当无可非议，同样基于此一权利的人身属性特征而将其作为人身权利之一种也属情理之中。因此不存在直接客体超越同类客体的问题。
从反面也可以得出类似结论：1997年《刑法》将旧刑法“妨害婚姻、家庭罪”中的6个罪名归并到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中，其中包括虐待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等，那么是否意味着所有这些罪名侵犯的客体都应当理解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利呢?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因此这种单单以法条位置的变化推断法益的变化，再以之对犯罪构成特征进行重新诠释的做法并不可取。
其二，如果只将遗弃罪保护的法益确定为传统观点所认为的被害人在家庭中的平等权利或者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扶养的权利义务关系，那么该罪的行为对象就可能被人为地缩小解释为家庭成员中的下列人员：因年老、伤残、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因而没有生活来源的人；虽有退休金等生活来源，但因年老、伤残、疾病而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因年幼尚无独立生活能力的人。但是，在实践中被遗弃的对象并不只是这些人。将遗弃罪的成立限于亲属之间乃是古代宗法社会以来的传统，立法者一直认为亲属之间不履行抚养义务，就对伦理规则有所违反。近代以来，生产力发达，事故频发，个人陷于危难境地、无法自救的可能性增强。因此，遗弃罪的适用范围往往不再局限于具有扶养义务的亲属之间，遗弃罪的本质也不仅仅是对义务之违反，而且也是对于生命法益构成威胁的危险犯。
这一否定理由主要是基于一种现实性的考虑，从司法实践中发生的案例来看，非家庭成员间的遗弃以及不履行救助义务的遗弃行为确实存在且有多发趋势，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但是这种呼唤刑罚惩治的现实需要也绝不能作为我们冲破罪刑法定原则而对法律条文进行随意解释的理由。这里涉及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对于遗弃罪进行解释时的方法选择问题。有学者站在客观解释论的立场，认为立法者表达立法意图的惟一工具是文字，解释者应当通过立法者所使用的文字的客观含义来发现立法意图，因此可以将遗弃罪解释为包括非家庭成员间的遗弃行为。而有的学者认为对此问题应当采取沿革解释的立场，即从旧刑法将遗弃罪作为妨害婚姻、家庭罪之一种，而1997年《刑法》则将法条原原本本的移植到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一章中，因此该法律规定的含义并没有变动。本文笔者并不反对客观解释论，认为法律条文用语当然都有其相应的客观含义存在。但是这种客观解释论所强调之客观绝不应当是现实问题出现而法律并无相应规制的情况下就要对法条进行扩张解释，而应当是对法律条文相关用语之适当解释。回归到遗弃罪的探讨上来，实则是对法律条文所表述的“扶养义务”之解释，因为遗弃罪只能是负有扶养义务的人才能实施。而根据我国《婚姻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我国法律上的扶养包括四种：夫妻间的扶养(《婚姻法》第20条)、父母子女间的扶养(《婚姻法》第21条)、祖孙间的扶养(《婚姻法》第28条)、兄弟姐妹间的扶养(《婚姻法》第29条)。这一理解应当作为我们认定《刑法》中遗弃罪的“扶养”义务之法律根据。况且这里的扶养义务应当与扶助(救助)义务相区别，不履行救助义务同样也存在一个遗弃问题，但这种遗弃与基于法律规定的扶养义务之遗弃毕竟不同，而不能做同义理解。
篇3
论文关键词 法条释义 不动产赠与 夫妻约定财产
房价的不断攀升导致法院在判决离婚时夫妻间不动产赠与的案件中出现了不同的标准,为了解决司法审判中的难题,《解释三》第6条直接对于夫妻间不动产赠按《合同法》中的赠与及《物权法》中的不动产变动的标准进行了规定。对于夫妻间不动产赠与的法律适用的探讨应当从法条释义出发,完善夫妻约定财产制。
一、夫妻财产约定及不动产赠与撤销的法条释义
《婚姻法》第19条与《解释三》第6条依文义解虽不相冲突,但却忽略了《婚姻法》这一特别法的适用对于家庭婚姻关系的意义及其立法目的。
(一)文义解释
《婚姻法》第19条规定了夫妻约定财产制,首先约定的主体必须是夫妻,其次对于约定的财产既可以是婚前所有的,也可以是婚后取得的,最后关于约定的形式该条文作了列举。依本条规定,适用夫妻间关于财产的约定只能是三种形式,即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各自所有”按文义解释应当是本属于自己的仍归自己,而不能包括本属于自己的全部给予对方。“共同所有”应当理解为共同共有,即“夫妻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全部归夫妻双方共同共有”,也即夫妻约定财产制中不包括按份共有。《解释三》第6条则是规定了夫妻间不动产的赠与以登记发生物权效力,尚未发生效力的可依《合同法》予以撤销。
两者之间的规定是否矛盾的关键在于“赠与”的定性,赠与虽是财产主体的变动,但其是将自己所有的财产基于各种原因无偿转移给他人。而《婚姻法》第19条是以列举的形式对夫妻间财产所有制进行规定,赠与既不是各自所有,更不是共同所有。史尚宽先生认为“夫妻财产契约,直接发生夫妻财产法的效力。为引起财产契约所定的所有权之变更,不须有法律行为的所有权或权利之移转”,但即使第19条的规定对于夫妻间不动产变动具有物权效力,也只适用于夫妻间对于不动产约定各自所有及共同共有,而不应该包括赠与。因此,夫妻间的赠与应当不属于夫妻财产的约定,也即《解释三》第6条系对《婚姻法》第19条的补充,而非更改。
(二)历史解释
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里立法在三部《婚姻法》中不断演变。1950年《婚姻法》对此并未规定,此时并未有夫妻间财产的约定的思想和经济土壤。1980年《婚姻法》第13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此时位于改革开放初期,妇女有了一定的经济地位,男女平等也有了现实的物质基础,为了避免原有夫妻财产制度的弊端允许夫妻双方予以约定。直至2001年的《婚姻法》第19条才对夫妻约定财产制作了详细的列举,此时我国大部分地区已实现男女平等,夫妻间财产的来源及形式也趋于多样化,女性创造财富的能力不断提高。2011年《解释三》第6条的规定则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的攀升及男方在购买不动产后赠与女方所产生的纠纷所涉标的之大所作出的规定。该条规定基本上符合现阶段经济特点,即现在社会上多数夫妻间不动产的赠与是丈夫赠与给妻子的,一旦离婚,给丈夫造成的经济损失较大。
(三)目的解释
夫妻约定财产制产生的目的应当是维护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经济地位及顺应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价值取向。一方面,就现阶段而言,我国女性在照顾家庭成员及处理家庭事务中仍然较男性付出更多的精力,相对而言,其经济地位仍普遍低于男性,应当继续得到法律保障。另一方面,夫妻间不动产赠与的任意撤销未能充分考虑到身份关系在处理夫妻财产时的地位,背离了婚姻立法的目的。
二、夫妻间不动产赠与的法律适用
现阶段司法审判实务中关于夫妻间不动产赠与应适用《解释三》第6条应毫无疑义,但该条文产生及适用的原因系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以及司法案例的增多导致制定司法解释时无暇顾及婚姻家庭法本身的立法价值。
(一)夫妻间不动产赠与的定性
关于赠与的定性,上文中已经明确不属于《婚姻法》第19条中规定的三种夫妻约定财产制,即不适用《婚姻法》第19条的规定。而关于《合同法》的适用在其第2条第2款中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规定”。在判断法律适用之前,仍需明确夫妻间关于财产分配应当是基于身份关系产生的财产关系,因此该协议仍然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只是在使用时,需充分考虑婚姻家庭的特征。
虽然夫妻间的不动产赠与系财产变动,但其基础是婚姻关系,即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尚受到身份法律的制约,“身份法律关系中的主体的权利义务,尤其是其中的义务具有强制性,不能为主体的自由意思所改变。”除了法定义务之外,我国传统观念在女性身上强加了更多道德义务,因此夫妻间不动产赠与的撤销更应当充分考虑当事人在作出赠与时的真实意思表示。
(二)《解释三》第6条的适用
关于现阶段夫妻间不动产赠与的撤销,依理论分析若没有《解释三》第6条之规定,法院仍可以依照《合同法》第186条及《物权法》第9条的规定作出裁判,但为何在此条规定出台之前,法院在判决此类案件中有较多矛盾和冲突,主要理由应为两方面。
第一,《解释三》第6条与婚姻家庭立法的价值取向相悖。依法条文义解释,既然赠与本身没有包含在《婚姻法》第19条中,那么法院自可依《合同法》及《物权法》作出裁判,也即《解释三》第6条不过是对《合同法》及《物权法》中现有规定的重申,而非新规定的创设。然而法院在之前极少直接适用《合同法》及《物权法》裁判夫妻间不动产的赠与,即使有适用,判决结果也往往产生较大的争议。因为婚姻家庭关系立法中所要平衡的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合同意义上的等价有偿,家庭的整体性使得婚姻关系期间的财产变动无法用一般性规定来穷尽。因此,即使《解释三》的第6条现阶段适用于司法审判实践中没有异议,但从法律价值而言是失败的。
第二,最高院对夫妻间不动产赠与的撤销加以规定的根源系《婚姻法》第19条本身存在缺陷。首先,该条文仅明确了夫妻间约定财产的合法性并规定了夫妻间财产所有制形式,但其未对该约定的成立、生效、变更、撤销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其次,该条文中关于夫妻间财产所有制的形式仅规定了各自所有及共同所有,未涵盖夫妻间财产关系变动的其他形式,如赠与、买卖、抛弃等。最后,若涉及夫妻间关于财产的约定行为的撤销等,则该条文更无进一步规定此项撤销的对外效力如何公示。因此现阶段法院审判适用《解释三》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本身的不完善。
三、《解释三》对于夫妻间不动产赠与撤销的规定的弊端及完善
《解释三》第6条的出台及适用的积极意义仅是为法院在裁判此类案件时提供明确的标准,但其带来的问题远大于其成效。
一方面,该条文的出台使得婚姻立法与一般的民事立法之间的衔接与区别变得模糊。如果仅仅因为婚姻立法中未规定相关制度就要完全依照一般法的规定,那么现行婚姻立法中存在很多问题。仍以夫妻间赠与的撤销为例,此处的撤销是否适用《民法通则》中民事法律行为撤销的规定,如果适用,则夫妻间赠与如何确定虚假或错误的意思表示,因为某种特殊家庭利益的意思表示是否有欺诈嫌疑等等。
另一方面,该条文的出台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未婚姻家庭法律带来更大的漏洞。如现在《解释三》对于夫妻间不动产的赠与作了规定,但今后如果夫妻间动产的赠与也产生纠纷,是否也应按《物权法》规定以交付为准,那么夫妻间的交付又如何界定。立法上仅就现有的一个问题做一个缓兵之计,反而产生更多的法律漏洞,可谓得不偿失。
篇4
一、当代假离婚现状
(一)什么是假离婚
“假离婚”就是婚姻当事人双方为了共同或各自的目的，约定暂时离婚，等达到目的后再复婚的行为。写作毕业论文假离婚的违法性，就是婚姻当事人串通一气，弄虚作假，共同故意欺骗政府婚姻登记机关或法院。当前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家庭的伦理道德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喜忧参半的局面，婚姻的严肃性也受到了冲击，出现了草结草离的现象，假离婚现象也不断增多。延边大学家庭法律咨询所成立两年来共受理了278件离婚案件的咨询，其中假离婚案件的受害者就有12位，占整个离婚案件的4.3％。但是，这个数字本身远远不能说明假离婚的现状，因为大多数假离婚当事人还没有引起婚姻纠纷。因此，没法正确估计假离婚的完整数字。
(二)假离婚的特征
第一，当事人中总有一方或双方并不具有离婚的真实意志。夫妻之间就解除婚姻关系达成协议是双方自愿离婚的必要条件，离婚的合意必须是完全真实的，而不是出于其他目的所作的虚伪表示。离婚的合意必须是自愿决定的，而不是受对方或第三人欺诈、胁迫而造成的，然而假离婚与之相反，它并不表示双方离婚的真实的内在意志。第二，双方当事人一定有对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的欺骗行为。假离婚的双方当事人为了达到假离婚的目的，向婚姻登记机关或法院提供虚假的离婚理由和事实，从而违背了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的有关规章制度，给有关部门的工作带来了不应有的麻烦。
(三)假离婚的种类
现阶段的假离婚，按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写作硕士论文从程序而言，可分为在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的假离婚登记和在人民法院达成的假离婚协议。从目的而言，一种是婚姻当事人中的一方欺骗另一方，通过假离婚达到真实的目的，另一种是夫妻双方通过假离婚的-T--~，来达到他们的共同目的。
现阶段我们延边地区最常见的假离婚有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为了子女的户口而假离婚。写作医学论文城市男性与农村女性结婚或者两个不同地方的人结婚的家庭中往往存在这种现象。按照现有的政策，子女的户口一般随母亲，因此，为了给孩子落城市户口，男女双方达成离婚协议，孩子由男方抚养，等孩子的户口落到城市户口之后再去复婚。
第二，为了分房而假离婚。现在的分房政策以男方为主，而且带有福利性质，女性只有当户主的时候，才能和男性享有同等的分房待遇，因此有些夫妻假离婚，等到女方分到房子之后再去复婚。
第三，为了规避债务而假离婚。根据中国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分权。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以共同财产偿还，以各人名义所负债务以个人财产偿还。因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管男方还是女方只要是为了共同生活所欠债务都要用共同财产去偿还；因此有些人为了逃避债务先行离婚，协议家庭所有财产都归无债务的一方所有，等到债权人不再向债务人讨债或者诉讼时效过去之后复婚。
第四，为了出国而假离婚。为了出国而假离婚虽然不是首先在延边诞生，但它可以说是延边地区假离婚当中的一大特征，整个延边地区假离婚中的80％以上是为了出国而假离婚的。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这种现象有增无减。同样的语言、文化及风俗习惯对韩国与延边人之间的交往带来了方便，出国无门的法制观察人把中韩国际结婚当作出国的唯一门路，其中大多数为实际结婚，婚后或者在中国或者在韩国一起生活，但是把中韩涉外婚姻当作出国跳板的人也不乏其例。1999年延边州近3000名妇女和韩国男性结了婚，其中35％以上是离婚女性，其中有很多假离婚女性。1999年韩国汉城家庭法院受理的57件中韩涉外离婚中，56件是韩国男性原告由于中国女性到韩国之后，根本没进夫家门或没有任何理由离家出走而提出来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其中不乏为出国挣钱而假离婚的人。
二、引起假离婚的原因
现阶段，我国婚姻纠纷中之所以存在假离婚现象是因为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国民素质等诸因素在特定情况下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原因可谓错综复杂，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有社会的，也有个人的。具体的说主要有：
(一)经济的原因
目前，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不发达，人们的生活水平还不富裕，改革开放之后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各种政策不配套，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出现了新旧思想观念的相互碰撞。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开放使家庭与社会的联系更加便捷，受社会思潮的影响更加直接。因而在婚姻家庭领域里，出现了很多美好的和值得发扬光大的现象，但是也出现了拜金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现象，有些人为了经济利益不择手段，只顾个人利益，不关心社会整体利益和他人利益。可以说，为工作调动、分房、规避债务、出国挣钱等原因假离婚的现象就是这种偏差的思想观念的直接反映。
(二)法制的原因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许多有关婚姻家庭的法律、法规，但是违法、犯法的行为仍屡见不鲜。写作职称论文首先，法律规定不健全、可操作性不强。1994年颁布的《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离婚登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应当撤销离婚登记，收回离婚证。但是这一规定只适用于假离婚之后双方都未再行结婚的情况，只要当事人当中有一方已经再婚，只能承认它的离婚效力。另外，也缺少具体配套的实施条例，缺乏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致使一些人很容易钻法律的“空子”，以假离婚形式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其次，普法滞后。“法盲”依然大量存在，不知假离婚在离婚的法律程序上是不存在的。离婚双方当事人之间，不论出自什么目的，都是自愿就解除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达成协议，表示自愿离婚，骗取了离婚证或离婚调解书。因此，产生的后果，双方当事人自己负责。
(三)社会环境的影响
我们都希望婚姻应该是健康、和睦和安定的，希望离婚现象少一些。但是不可能以好坏来简单评价离婚现象，全面评价离婚现象，我们也会发现离婚对解除当事人之间的虐待与歧视，建立自尊自信、和平宁静、保证婚姻质量等方面具有积极后果。就因为有这样的优点，社会承认离婚，大多数人容纳离婚现象。因此一些人就利用社会的这种越来越宽容的态度，用假离婚的方式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对家庭：伦理道德方面的缺乏教育与有些媒体的误导，以及用假离婚达到某种目的的人，不受任何惩罚的先例都对假离婚现象的增加起一定的影响。
三、如何减少和处理假离婚现象
假离婚是对离婚自由的滥用，因此，我们要通过各种手段严格控制假离婚现象。减少和防止假离婚现象的根本对策，是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提高全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水平，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消灭城乡差别。目前应加强下列几项工作。
(一)大力进行普法教育与人生观教育
电视、广播、报纸等各种新闻媒体要发挥主渠道作用，大力宣传婚姻法与其他法律知识、使广大群众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宣传幸福家庭的健康婚姻的同时，也要曝光假离婚引起的悲剧，给那些盲目追求物质享受，把离婚当作儿戏的人敲响警钟。另外，工会、共青团、妇联以及各企事业单位要认真进行人生观、价值观、婚姻家庭观的教育，坚决抵制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性解放、性自由的道德垃圾，教育人们尽夫妻义务、尽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和对老人的赡养义务，以便于巩固和加强婚姻家庭关系。
(二)进一步加强婚姻登记机关和法院的有关工作
离婚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关系，而且也关系到子女的抚养教育和整个社会的婚姻家庭秩序，因此，每一个人都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待离婚问题，特别要加强婚姻登记机关和人民法院的工作，建立一支道德修养和业务能力最强的工作队伍，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和管理，使他们严格依照婚姻法和婚姻登记办法的有关规定去进行登记与审判工作，及时发现和处理假离婚现象。另外，应将当事人的欺骗行为向其工作单位或有关机关反映，并建议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进一步健全协议离婚的法律法规
第一，建议设立一定期限的“考虑期”。对申请协议离婚的当事人设置30—60天的考虑期限，对考虑期过后继续坚持离婚申请的当事人，婚姻登记机关才可批准离婚登记。其目的主要是给当事人一个冷静地反思、自我审查的机会，以免意气用事。婚姻登记机关也可利用这个时间做好必要的审查工作，做到严肃、慎重。当事人的自我反思与政府机关的审查会有效地防止，以协议离婚方式达到某种目的的假离婚发生。
第二，规定登记机关审查监督的具体内容。写作英语论文婚姻登记机关要牢牢地把握好审查一关，才能减少和防止假离婚的发生。审查的内容，首先不仅包括夫妻间是否感情确已破裂的实质内容，而且也包括离婚当事人双方是否确实为双方真实离婚的真实性的审查。其次，要进行必要的调查工作。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有疑义或协议内容显失公平的时候，应对证明材料的来源、双方的收入、财产状况以及子女状况等进行调查、核实工作，审查的重点应放在离婚协议的真实性上。这样才能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利益，防止与避免有些人以假离婚方式达到某种目的。
第三，建立更加完善的离婚无效制度。协议离婚制度是建立在当事人自身主观意志基础上的，因而就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逃避法律提供了可乘之机，因而出现一方当事人欺骗另一方当事人或双方合谋欺骗登记机关的假离婚现象。1994年规定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二十五条虽有解除婚姻关系无效的规定，但是缺乏可操作性。应建立更加完善的离婚无效制度，以利于保护假离婚案件的受害人的利益。
总之，由于社会和个人的多种原因，假离婚现象不可能在非常短的时期内消灭，因此，我们要正视这种现状，采取各种综合措施，防止和减少假离婚现象的发生，提高我们整个社会的婚姻质量，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制度。
参考文献：
1．巫昌祯主编：《盎昏姻与继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
2．张伟、周亦杨：《怎样打婚姻家庭官司》，河海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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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婚姻 原则 平等
一、男女法律地位的历史演变
在原始社会，生产无剩余，无偿占有他人劳动产品是不可能的。因此，原始人之间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更不知男尊女卑为何物。相反，还出现了以女子为中心的母系氏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妇女受到社会普遍尊重。
在私有制社会，男女关系不平等是阶级不平等的反映。恩格斯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
在旧中国，妇女受封建主义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的支配，被套上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德、言、容、功)、“七出”(不顺父母、无子、恶疾、窃盗、口多言七条出妻理由)等枷锁，被剥夺了一切作人的权利。
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提出了“天赋人权”的口号，主张人人生而平等，这里包含了男女平等的内容，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只是用一种私有制取代了另一种私有制，男女平等受到了很多限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亲属法中，歧视妇女的条款很多。在已婚妇女的行为能力、义务、夫妻财产制、非婚生子女、亲权、离婚等诸多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晚近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两性的法律地位渐趋平等。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广大妇女的懈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广大妇女同男子一样，成为国家、社会和家庭的主人。首先在法律上实现了男女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当然，男女在法律上的平等，还只是形式上的平等。现在的任务是实现男女从形式上的平等向事实上的平等过渡。为此目的，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从经济上保障男女平行同时，努力提高妇女本身的素质，做到“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男女平等原则在婚姻家庭法中的体现
男女平等是我国婚姻家庭法的一项重要原则，现行婚姻法的具体规定体现了这一立法精神和指导思想。
（一）男女双方在结婚和离婚问题上的权利和义务是平等的。双方都依法享有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要求结婚的男女，都必须符合法定条件、履行法定程序；登记结婚后，根据双方约定，任何一方都可以成为对方家庭的成员；离婚时，双方在子女抚养、财产处理等方面的权益同样受法律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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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是在198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经过多次修改而形成的以夫妻共同财产制、个人特有财产制、约定财产制“三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而随着社会的 发展 ，原有的夫妻财产制度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社会 经济 情况、夫妻财产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暴寡了其原有夫妻财产制在结构上的不足，因此有必要对之进行重构。
一国采用何种夫妻财产制度模式，是受该国的立法传统、风俗习惯以及思想文化因素影响的。因此，关于夫妻财产制的 法律 形式和内容存在多种差异。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设立也受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家庭职能、传统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建国以来，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立法也随着《婚姻法》的修改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1950年的夫妻财产的一般共同财产制到1980年的夫妻财产婚后所得共同制和约定财产制度到2001年的夫妻共同财产制、个人特有财产制、约定财产制“三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这一变化体现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要求。同时，也顺应了世界各国夫妻财产制立法的发展方向。
然而，我国现行夫妻财产立法虽然比起1950年和1980年夫妻财产立法，有了很大的完善和进步，可以说在我国夫妻财产立法上第一次真正地建立了夫妻财产制度和约定财产制度，但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仍然不够完善和 科学 ，仍有许多规定与相关的法律相冲突，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夫妻财产状况和夫妻财产的多样性变化，不能解决夫妻在财产方面产生的矛盾和解决非正常夫妻关系状况下夫妻之间的财产问题，在总体结构和制度结构上都存在缺陷，不利于解决有关夫妻财产制的实际问题和指导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司法实践活动。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进行重构。
一、现行夫妻财产制的结构缺陷
1.总体结构的缺陷—没有原则性的规定
我国现行《婚姻法》没有对夫妻财产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进行专门的规定，而是一律委之于《民法通则》总的原则去调整和单纯依照婚姻家庭篇的基本原则去规范，笔者认为应建立夫妻财产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第一，“夫妻财产制是规定夫妻财产关系之法律。从规定夫妻关系之点观之，理应属于身份法之范围，但从规定夫妻财产关系观之，其又脱不了财产法之性质”。即夫妻财产关系必须依附于夫妻人身关系，以人身关系为存在的先决条件，所以夫妻财产制具有更多的身份法性质，不同于民法中普通的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第二，从民法和婚姻法的关系来看，夫妻财产关系和其他的民事法律关系一样也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因此，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婚姻法是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他民事法律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作为民法基本法的《民法通则》确认了一系列涉及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法律原则，同时也应注意，婚姻家庭法律关系和普通财产与人身法律关系存在着许多明显的区别。比如，婚姻法所调整的是特定的亲属身份关系以及由亲属人身关系派生的财产关系，婚姻家庭关系的主体只能是 自然 人，公民结婚的民事权利能力受法律的特别限制，特定亲属之间的身份权不同于民法中一般的人身权，亲属之间的财产关系不同于一般的债权债务关系，不适用民法中的等价有偿原则，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也在于此。因此，民法中的基本原则与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之间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第三，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是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根本指导思想，统领我国婚姻立法的方向，婚姻家庭立法的任何规定不得与其基本原则相违背，但是，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是一种特殊的财产关系，夫妻财产制的建立不仅应体现婚姻法所规定的平等、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之外，还应体现对夫妻之外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因为，夫妻之间采用何种财产制度，以及夫妻对财产权的行使，会关系到社会上的其他人的利益，也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夫妻的财产权不仅对内，而且对外。对外表现在交易上，其交易行为必然会涉及到第三人的利益。因此，必然涉及到对第三人的保护问题。所以，仅仅依靠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来对夫妻财产制的建立进行调整是不够的。第四，从国外的情况看，在以民法典为表现形式的大陆法系国家，夫妻财产立法在遵循民法典所规定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针对夫妻财产关系的特点，确立适合的具体原则，以指导其立法及司法活动。而在以单行法为表现形式的英美法系国家尹夫妻财产立法在符合民事法律总的基本规则的同时，也结合其自身的特点，通过法律规范的形式体现其具体原则的要求。所以，尽管在不同的法系和国家，法律原则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如有的在法律中明确作了规定，而有的则没有明文规定，但在其立法时，都有指导其立法工作的准绳则是相同的。我国在进行夫妻财产立法时，也应从夫妻财产制自身的特点出发，确立适合于其的基本原则。
2.制度结构缺陷—没有建立非常法定财产制
从夫妻财产制的制度结构来看，我国夫妻财产制的制度结构不完整。在法定夫妻财产上只确立了常态下的夫妻财产制，即夫妻关系处于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制，没有相应建立非常态的特别夫妻财产制。因此，根据现行夫妻财产制的规定就不能解决夫妻关系处于非正常情况下的夫妻财产问题。夫妻财产制是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夫妻财产关系对夫妻关系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是自身利益的判断者和追求者，即使在夫妻共同体的形式下，仍不能掩盖其“经济人”的本质。现实生活中夫妻一方或双方如为了逃避债务而假离婚;或是不堪债务的负担，导致夫妻之间不得不离婚，以使对方能过上正常的生活;或是先决定离婚的一方往往采取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方式达到其自身目的;或是在离婚诉讼阶段，由于时间较长或者有可能反复起诉，此时对方财产权益受到侵害往往难以得到有效救济;或者是夫妻之间因感情不和而分居，根据我国现行《婚姻法》的规定，分居期间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导致在此期间诚实劳动一方获得的财产被分割，影响了其另一方的生产工作积极性;从保障债权人的利益，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来看，当夫妻一方个人破产时，另一方的债权人的债权就很难得到有效保障。如果设置一种夫妻关系处于非常态下的一种夫妻财产制度，在夫妻一方破产时，准许另一方的债权人为确保其债权的实现，请求人民法院通过适用这种制度的诉讼程序宣告改用分别财产制，分割其夫妻共同财产，则可以有效地保障交易安全，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的交易安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由于取证及法律规定的疏漏，上述等情况出现时，对方或债权人的利益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济和切实的保护。这就反映了我国夫妻财产制在制度结构上的固有缺陷。因此实有必要对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的总体结构和制度结构进行重构。
二、对现行夫妻财产制度进行重构
1.在总体结构上增设原则性的规定
对我国夫妻财产制度进行原则性的规定，有助于我们对具体条文的理解和解释，具有提纲挚领的作用。夫妻之间因人身关系而产生的特殊财产关系，具有本身独特的性质，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基本原则来进行规范，以指导夫妻财产立法、司法和有关的民事活动，而不能一味地依靠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来进行规范;确立适合于其的基本原则，能指导立法者选择正确的夫妻财产制度，能为司法者作出正确的司法判决提供法律依据，能为当事人进行有关的民事活动提供行为指导。夫妻财产的基本原则的精神贯穿夫妻财产立法和司法的始终，从而为完善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提供立法的方向，最大限度地保护夫妻当事人和第三人的合法财产权益。有助于婚姻当事人对夫妻财产制的具体条文的理解，能为夫妻双方选择实行何种夫妻财产制的类型时提供法律指导。因此，我国在进行夫妻财产立法时，应从夫妻财产制自身的特点出发，确立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以指导我国的夫妻财产立法和司法实践活动。笔者认为，在进行夫妻财产立法时，我们有必要考虑增设以下原则:
(1)维护夫妻关系的伦理性，促进男女平等。马克思认为，婚姻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关系。黑格尔也认为，婚姻实质上是伦理关系。因此，因婚姻而产生的夫妻财产关系也具有伦理性。这就决定了因主体的特殊身份而产生的夫妻财产关系不具有等价、有偿的性质，这是夫妻财产关系与其他民事法律关系领域的财产关系的本质区别。男女双方缔结的婚姻，为物质生活、性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体，夫妻财产是婚姻共同体的物质保障。所以维护婚姻的伦理性，是制定夫妻财产法应予考虑的首要原则，当然更是选择法定夫妻财产制类型应该考虑的首要原则。
法律的一个理念是追求正义的实现。正义所蕴涵的公平、公正、平等等价值内涵，是 政治 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因而，在夫妻财产制的立法上，追求夫妻关系的平等既是社会正义的要求，也是男女平等原则在家庭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是当代各国的立法理念。笔者认为，夫妻财产立法上的男女平等，是婚姻伦理性的衍生，指立法承认，男女双方在生理上、身体上的差异和家庭分工的不同，肯定夫妻各依其所长对家庭的贡献，赋予夫妻双方对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协力创造的财富享有平等的所有权和管理权。
(2)保护交易的安全。夫妻财产制直接制约着涉及到夫妻财产的民事交易安全，在民事法领域，交易安全包括动的安全和静的安全二方面。静的安全是指对本来享有的利益，由法律加以保护，不容他人任意夺取;动的安全是指对取得利益的合法活动加以保护冈。“ 现代 民法不同于古代民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现代民法不仅注重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同时也注重对交易安全的维护。当对交易安全的维护与对所有权的保护发生冲突之时，现代民法优先保护的是交易安全。”阎婚姻家庭法作为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民法注重交易安全维护的理念也必然在其夫妻财产关系中得到体现，因为正如林秀雄先生所言:“夫妻财产制本来是规范夫妻内部之财产关系，但近代以来，由于资本社会的发达，交易趋于频繁，若夫妻中之一人与第三人为交易时，则涉及夫妻与第三人间之财产关系，亦即，制定夫妻财产制时，不仅须注意夫妻内部之平等，尚须顾及交易之安全。因此，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夫妻财产立法中，维护交易安全的原则也是设立夫妻财产制时应予考虑的目标。而法律对交易安全的维护，实质上是对交易活动中善意无过失者利益的保护。为了体现法律的这一保护精神，世界各国有关夫妻财产的立法在最有可能影响交易安全的领域，即夫妻约定财产制中，对夫妻财产协议的订立、变更和废止等都有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的规定，并对其将要产生的法律效力作出明确规定。因此，在我国夫妻财产立法中有必要明确该原则，以指导我国的夫妻财产立法。
(3)兼顾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均衡。法通过对人们的法律权利和义务的设定，来分配和协调各种利益。如前所述，婚姻具有伦理性，男女双方因婚姻而产生的夫妻财产关系也具有伦理性，其与一般的民事财产关系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对婚姻及其所产生的家庭的保障功能和福利属性，保护“弱者”和“利他”是夫妻财产制，特别是法定夫妻财产制的首要功能。但是，我们在看到夫妻财产制的公法功能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私法属性。夫妻财产关系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它毕竟是民事财产关系的一种，作为民法组成部分的婚姻法，对其主体的财产权利仍然应该予以重视和保护。因此在选择法定夫妻财产制类型时，应采取社会本位为主、个人本位为辅的立法原则，既要重视夫妻财产关系与民事财产关系的特殊性，又不能忽视其与其他民财产关系的共性。在夫妻财产制创制的过程中，既需要尊重公民个体对其财产的权利，给予其行使财产权利的自由，也需要注意协调与社会的关系，兼顾到社会的利益。因此，有必要明确规定夫妻财产立法的这一原则。
2.在制度结构上增设非常法定对产制
我国现行的夫妻财产制是在198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经过多次修改而形成的以夫妻共同财产制、个人特有财产制、约定财产制的“三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其有财产制，是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的例外，同时与法定财产制或约定财产制并存。它们三者之间各自独立，互相配合，构成了新型的、完善的和科学的普通夫妻财产制，以满足公民在正常情况下的各种生产生活需求。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例如夫或妻一方有正当理由要求改变原来的共同财产制而又协商不成时，或者即使没有什么原因，一方确实希望分割双方共同财产的等等。而上述几种财产制就不能解决这类间题。因此，有必要设计一种合理的制度以满足当事人的要求、适应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这种制度就是非常法定财产制，此制度在我国的 台湾 地区、瑞士婚姻法以及法国和德国的立法中都有相应的规定。
非常法定财产制是相对于普通财产制而言的夫妻财产制，它是指在特殊情况下，出现法定事由时，依据法律规定或夫妻一方或债权人的申请由法院宣告，撤销原以法定或约定而设立的共同财产制而最后适用分别财产制的一项财产制度，其实际后果是改变共同财产制为分别财产制。设计这制度是为了解决一些特殊情况，以此来维护当事人、债权人的利益，促进社会保障。因此我国应建立由夫妻共同财产制、个人特有财产制、约定财产制和非常法定财产制“四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具体表示为:
其中就共同财产制、个人特有财产制、约定财产制作简要探讨，主要就非常法定财产制进行探讨:
(1)法定财产制，继续以婚后所得共同制为主，但采用限制的婚后所得共同制，即以共同财产制作为法定财产制的基本模式，将某些婚后所得的财产作除外规定，对“婚后所得共同”加以限制。同时将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中明显具有人身性和体现个人价值以及其他应当归个人所有的财产，以个人特有财产的形式规定为个人所有。这样限制的婚后所得共同制，能体现夫妻之间的本质特征，对保障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的稳定，增进夫妻感情和维护男女平等、保护妇女权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又能体现、尊重和实现个人的价值，彻底保护个人的权利，尊重个人的意愿。我国现行的法定夫妻财产制，笔者认为就是限制的婚后所得共同制，只是某些规定具有不合理性，比如将婚后继承或受赠与的财产规定为共同财产，就与继承法和合同法的规定相冲突，其次，对于特有财产没有对婚前的特有财产于婚后产生的擎息和各类比赛的奖金、奖品等的归属作出具体规定。因此，我国法定财产制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在此不再讨论。
(2)约定财产制，是夫妻以财产契约的形式决定婚姻财产关系的财产制度。在确认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国家中，大都规定了允许约定的范围、程序和效力及限制事由。如瑞士民法规定:“缔结夫妻财产契约，就采用本法所规定的财产制的一种。”(包括一般共同制、限定共同制等)又如德国民法规定:“夫妻财产制不得参照已失效的 法律 和外国的法律确定之。”我国现行的夫妻约定财产制也规定了约定的时间、范围和效力。但是，笔者认为，为确保约定财产制的具体施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家庭的稳定，应当对之进行完善。我国现行夫妻约定约定财产制存在诸如:没有明确约定的具体时间、没有规定夫妻财产约定成立的条件、夫妻财产约定没有程序性规定和缺乏公信力缺乏约定的无效、变更和撤销的缺陷，应对之进行相应的完善，使之更具实际操作性。总之约定财产制，不但可以使当事人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护，而且更能适应当前的 经济 和社会状况，有利于稳定家庭，实现男女平等。
(3)非常法定财产制。对于如何设置我国的非常法定财产制，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参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有关规定，来设置适合我国婚姻家庭状况和社会经济 发展 水平的非常财产制度，因此，此制度至少应包括有以下方面的内容:
1)关于申请人的资格。确定申请人的资格，就是确定谁拥有申请权。依据实际情况，我们认为，丈夫、妻子和任何一方的债权人拥有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的权利。其原因在于，丈夫或妻子都有可能无正当理由干涉对方的生活方式、损害对方的权利，而债权人相对夫妻家庭来说，更是处于弱者的地位，只有赋予他以申请权，才能真正保护其债权。
2)适用非常财产制的程序和方式。适用非常财产制，必须经由当事人自己申请而发动，法院不能依职权主动进行。人民法院受理后，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进行审理，如果双方对此没有争议的，以裁定的方式作出准许的宣告，如双方有争议，则应以判决的方式作出准许或不准许的宣告。一旦作出准许的裁定或判决，自宣告确定生效之日始发生分割财产和适用非常财产制的效力。
3)审理的内容。人民法院虽然依当事人的申请发动分割审理程序，但是在审理过程中，由于夫妻各方可能隐瞒实际财产而虚假申报，以致于损害另一方的财产利益，因而法官不应仅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为审判的主导性资料，还应当以职权主动和积极地展开调查取证工作，并可请求当事人的所在单位、住所地居民委员会、银行和亲属朋友等有关组织和个人协助调查，切实查清各方的实际财产数额，避免漏查、少查。
4)提出申请的法定事由。由于非常财产制必须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因而，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受案的法定事由并据此开始审理工作。根据其他国家对之的规定，笔者认为这些事由起码应包括以下方面:一方提起诉讼要求分割双方财产的;夫妻双方分居达到一定期限的(一般为一年);一方受虐待、遭遗弃的;夫妻一方破产时另一方的债权人申请要求分割财产的;一方财产不足以清偿个人债务的;一方不履行赡养、扶养、抚养义务的;一方有正当理由处分财产另一方无理拒绝的;一方未经他方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或共同管理的财产的;夫妻一方有其他严重违反婚姻义务行为的。出现了上述事由时，当事人可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应当受理。
5)适用非常财产制的效力。适用非常财产制，即发生分割原夫妻共同财产和适用分别财产制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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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家务价值 公平原则 经济补偿适用
一、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现实基础及其价值
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又称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简单的说便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因承担家务劳动，协助另一方工作上付出义务较多，而在离婚时有权请求另一方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的离婚救济制度。离婚救济的存在是为了给离婚过程中权利受到损害的一方或者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提供一个在法律上能得到救助的途径和手段，是在保障婚姻自由的前提下，使社会正义得到维护和实现。基于照顾女方和子女权益的原则和保护婚姻关系中无过错方的利益，现行的婚姻法做了许多改进，离婚的救济方式也变得更加完善，增加了有关损害赔偿和经济补偿的条款。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些条款却未能得到有效利用，对其现实性与可操作性的质疑也由此而生。关于离婚的经济补偿制度，其存在的现实性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新的婚姻法颁布实施后，关于此项救济制度的讨论与研究也非常多，对于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存在的基础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家务劳动分工的存在
家庭是由婚姻为基础产生的社会单位，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说：“婚姻是双方当事人执行直接和隐含责任的一份没有完全定义的合同”。其认为婚姻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如果使具有不同专业化优势的男性和女性，通过婚姻的形式提供一种机会让双方从劳动和分工的专业化中获得潜在的巨大收益，这便是婚姻存在的真正理由，而家庭则是一个综合性的经济主体。按上述观点，在一个家庭中，最好的搭配便是具有市场生产相对优势的人与具有家庭生产相对优势的人结婚，如此可以达到较大的家庭产出。这种家庭分工的理论在生活中反映出来的一种普遍情况便是，市场生产率高的一方在外投入大量的工作时间于市场工作创造家庭收入，而相对的另一方，即家庭生产率高的一方则将主要时间用于从事家务劳动。同样根据贝克尔的观点，从生物学意义上看，女性控制了对孩子的再生产过程，即养育胎儿、分娩及喂养婴儿等活动，妇女不仅有生产和喂养孩子的重要义务，而且也有用其他更精妙之法照料孩子的责任，由于男女之间存在比较大的生理差异，故妇女总是把时间花在生儿育女和其他家庭活动上，男性则把时间花在市场活动上，所以便产生了男女之间传统上的社会角色不同。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在古今中外都是最普遍的一种。虽然由于社会进步，人们的价值观及家庭观发生了转变，很多家庭分工已并不再明显，但是由于家务劳动的必要性，一方对于家务付出较多义务的情况总是存在的，即使在城市中已经普遍的双薪家庭中，双方对家务的投入也不可能完全对等，在我国的农村地区及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夫妻一方外出务工获得家庭收入，而另一方将全部或大部分时间投入于家事劳动的家庭分工模式依然普遍存在。
（二）家务劳动价值需要认可
首先，家务劳动是每个家庭都必然存在的，虽然家务劳动不直接产生市场化的商品交换式价值，但是并不能因此否定家务劳动的价值属性。首先，由家庭成员承担了家务劳动，那家庭便无需支付一定的对价以由他人来代为完成这些工作，避免了家庭财富因此而可能产生的支出部分。其次，家务劳动如果由一方全部或者大部分承担，可以为另一方制造条件以尽可能多的为家庭创造财富，该方因不需分心家务劳动而创造的相对财富亦可以视为包含了承担家务劳动义务方的贡献与付出，是其劳动价值的体现。正如我国《婚姻法》规定的离婚时有经济补偿请求权的情形：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及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便包含了上述两种情形。其实，无论家务劳动的价值以何种形态表现出来，都可以说配偶一方创造的财富中包含了配偶他方的贡献，只不过一方为显性的、有形的，而另外一方为无形的、隐性的而已。男女平等是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一切歧视妇女的传统都是要反对的。而传统上的重男轻女思想产生的一个原因便是，自古以来，男性一直是家庭的主要生产力，男主外女主内是件很自然的事情，男女因生理上的差异决定了他们从事的工作，经济地位决定了家庭地位。在过往的观点看来，家务劳动的价值远不及创造家庭收入的价值大，有收入才可以使家庭得以维系，才可以改善、提高生活质量，家务劳动是否具有价值都是遭受质疑的。由此衍生而来的便是男女因家庭地位不平等而产生的家庭暴力等问题。在传统上，妇女依靠男人提供食物、住房和保护，男人则依靠妇女生儿育女和操持家务，为了生产孩子、食物和其他商品，男女之间就形成了书面的、口头的成习惯的长期契约。婚姻法和契约主要是保护专业化的妇女来反对离婚、遗弃和其他不公平的待遇。因此，从保障男女平等，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家务劳动的价值也理应得到认可，其相关权益在离婚时应得到体现与保护。
（三）公平原则于婚姻中的体现
结婚系男女为将来永久共同生活所订定的契约，其因结婚而生的关系，称为婚姻。婚姻系男女间精神与心灵的结合。对外体现于共同生活。正如上文所说，在一个婚姻关系中，双方对将来永久的共同生活是有一个期待性的，彼此间的信赖是婚姻关系得以延续的基本，基于此夫妻双方才会对家庭付出义务。但由于家务分工的存在，双方对家庭的付出是不可能对等的，而对家事付出义务较多的一方，必然会在个人发展上受其影响，由于其大量的家务劳动不能转化为社会上所流通的价值，其个人财富的取得必然少于另一方，在工作能力上得不到锻炼，又使其财富的创造能力落后于另一方，如果婚姻关系破裂，过往的时间是不可追回的，其已经丧失了积累工作经验与提高自己素质的机会，往后的生活中，可能导致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相对的，配偶另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并且锻炼了社会财富创造能力，提高了个人的素质，离婚时明显较分心于家事的一方有利，此时，若不对为家事劳动付出较大义务的一方进行补偿，则会有失公平。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并不十分发达，多数家庭还处在提高收入和积累财富的阶段，男外女内的家庭分工模式依然十分普遍，因此导致的男女家庭地位差异及经济利益分配不公平的情况也是相对存在的。离婚经济补偿制度是对家事劳动价值的认可，是符合我国婚姻法主张男女平等，反对一切歧视妇女的传统的精神的，该制度对于维护家庭内部的公平正义，保障弱势一方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作用，它的存在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二、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现状
既然离婚经济补偿制度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那在实际发生的离婚诉讼中必然会涉及到该制度及相关法律规定的运用。但在司法实践中，真正能够适用该制度及相关条款的案件并不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仅凭实践中的尴尬境遇而否认该制度的合理性与价值，但是由此暴露出来的问题与不足，还是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和审视。关于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在实践中无法得到广泛、有效适用的原因，笔者将结合现行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不足以及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一同讨论，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调解优先的存在
在我国，大部分的婚姻家庭类案件都是优先适用调解的方式来处理的，调解作为一种适合我国国情和民族特点的诉讼制度，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中具有独特优势。尤其是婚姻家庭类的纠纷，该类案件由于涉及到当事人情感的纠葛，而造成家庭矛盾的原因又错综复杂，许多具体事由是很难查实证明的，调解方式可以有效消除当事人之间的情绪对立，促使双方达成妥协，是从根本上解决纠纷，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调解优先的存在并不是限制了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运用，只不过调解是以一种更优的方式化解了双方的矛盾，使双方的意愿尽可能的得到了满足，对于一方的经济补偿或许也已经包含其间。大量案件以调解结案，使得法院无需再以判决的形式解决纠纷，表面上便造成了经济补偿条款极少适用的情况。
需要指出的是，离婚经济补偿制度不仅仅是帮助一方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其深层次的含义是对家务劳动价值的认可和男女平等、公平原则的贯彻。我们发现，在许多调解案件中，一方获得的经济补偿往往是以另一方“自愿”的形式出现，如果是符合经济补偿适用前提的，那么补偿就是必须的，“自愿”虽代表了一个请求和解的态度，可以消解当事人的部分对抗情绪，但是掩盖了经济补偿制度所应发挥的作用，使其消失于无形之中，其包含的内在价值更是无法得到体现。调解也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只不过相比较于其他的纠纷解决机制，调解是一个更加缓和，更容易让双方接受的方式。因此，调解过程对于法律知识的普及和法律意识的植入来说，是一个良好的契机，经济补偿制度的内在价值理应在调解过程及结果中得到体现。
（二）适用前提的限制
关于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一直是其被人诟病之处。关于该制度的有关法律规定即现行《婚姻法》第四十条：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可以看出，适用该条款的一大前提便是：夫妻间的财产采取书面约定的分别财产制。众所周知，我国法定的夫妻财产制是共同财产制，由于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影响及大众法律意识的不足，我国绝大数的家庭都不会对夫妻财产作出书面的约定。因此，该条款不可能在实践中得到大范围的援引适用，在我国当前的国情基础上，离婚经济补偿制度适用的范围可以说是被缩小到了一个极小的空间，是否应当区分财产制也成为了对该制度的争议焦点。
基于我国婚姻家庭现状及司法实践情况，笔者认为，婚姻法中关于经济补偿制度的条款在文义上的适用范围确实过于狭小。虽然在适用共同财产制的夫妻关系中，一方在市场活动中创造的财富是与配偶分享的，离婚时双方平等享受所创造的财富，故不存在对另一方的显失公平，一般认为，在共同财产制中也已经体现了对家务劳动价值的承认。但实际上，夫妻共同财产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一般经过投入———获取人力资本———换取财产。当投入———换取人力资本后就离婚，则会出现有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之权，而无财产可分割的情况。而在实践中，名义上虽为共同财产制，实际上，夫妻双方长期分居，双方的劳动所得各自享受的情况在离婚案件中是非常普遍的。而且由于夫妻分开生活，对于另一方的收入情况及财产状况是很难准确掌握的，至于如何证明夫妻共同财产的存在更是难上加难，也就形成了有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之权，而无财产可分割的局面，离婚时既不能分割共同财产也无法得到经济补偿，显然对于为家事付出较多义务一方是不公平的。由此可见，《婚姻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在文义上适用范围狭窄，确实是一个法律漏洞。
笔者认为，以上两方面便是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在实践中遭遇尴尬的主要成因。调解优先的存在表现出来是积极的一面，如果在调解中能够体现家事劳动价值，既可以化解矛盾、解决纠纷，也可以体现该制度的立法目的、内在价值，两者并无冲突。而区分财产制的存在，相对来说限制了该制度的作用，立法虽有一定的前瞻性，但其与我国婚姻家庭现状严重脱节，客观上造成了该制度的适用困难，家事劳动的价值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没有得到很好地体现和保护，对于现行的相关法律应当适当修改。
三、离婚经济补偿制度适用的问题
如上所述，在我国，大多数家庭采取的依然是夫妻共同财产制。在这个前提下，似乎婚姻法的相关条文并不可以被直接援引，那么实际中发生的一方对家事劳动付出义务较多的情况下，该方是否仍然可以以此作出请求并得到补偿呢？以此为引，笔者也提几个关于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问题，并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夫妻财产共同制下，经济补偿如何实现
在实践中也有一些案例是在夫妻未书面约定分别财产制的情况下，仍然判决给予了一方一定的经济补偿，其理由主要是：在肯定家务劳动价值的基础上，应当对《婚姻法》第四十条作了目的性扩张的解释。笔者认为，该种方法实质上已经扩大了该条款的适用范围，在形式上财产共同，实质上财产分离或者一方明显付出义务较多的情况下，可以尝试，但是如果在法律明确规定经济补偿应当在夫妻分别财产制的前提下，将该条款扩展到所有共同财产制的案件中，也并非妥当。
虽然《婚姻法》明确规定的关于经济补偿的条款只有一条，但是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仍可以在均等的原则上允许一定倾斜。如《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八条规定：“夫妻共同财产，原则上均等分割。根据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和财产的来源等情况，具体处理时也可以有所差别。”在现行婚姻法对经济补偿限制范围狭窄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可以适当的运用上述条款，在分割共同财产时，照顾对家庭付出义务较多的一方，以从另一角度得到其应有的补偿。
（二）如何认定一方对家务付出义务较多
婚姻家庭类案件的一大难点便是事实的认定，夫妻间的矛盾纠纷毕竟是双方的家事，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许多情况是无法找到直接证据予以证明的，比如夫妻间的感情破裂的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当然也包括对一方付出家务较多的认定。家务劳动作为家庭活动的一部分，其具体情况只有家庭成员最为清楚，在法院认定的过程中，我们认为，因为家庭活动是需要一定的开支的，同时家事劳动一般来说总是配偶一方或双方亲力亲为的，故在评价双方对家务劳动负担义务多少时，应当从物质投入及精神投入两方面对比考察。在经济投入方面，应当考察双方的投入在家庭支出中所占比例是否明显较多，其次，应当考虑对家庭的经济投入占投入人收入的比例，投入人是否将收入主要投入了家庭活动。在精神投入方面，应当考察当事人在履行家事义务时，是否影响了其个人的职业发展，社会适应能力的提高等与其个人能够得以生存的关键能力与素质，结合其对抚养子女、照顾老人方面付出的时间等因素综合对比，从而判断其是否为义务付出较多的一方。应当确定的是，如果一方搁置了自己的发展而投入家事较多，相比于仅有经济投入，而对家庭没有履行其他义务的另一方，精神投入的相对义务量应大于经济投入的义务量。
（三）如何确定补偿数额
夫妻离婚时的经济补偿，是夫妻一方对另一方尽较多义务的一种价值化体现，因此，对于经济补偿数额的确定，适用的标准只能是付出义务的多少，家务劳动的付出，由付出家务劳动的时间和家务劳动的繁杂程度决定，一方付出义务的多少，应与家务劳动的劳动量成正比。[5]由此，根据各学者的观点，在确定经济补偿的数额时，一方面可以将家务劳动的劳动量价值化，比如转化为从事相同时长，相同类别的劳动在市场应获取的价值，同时加上相对方因少付出义务而获得的利益来确定一个数额。另一方面，当事人对家庭付出的不仅是体力上的支出，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付出，由于精神上的付出无法估计价值，该部分的数额可以根据双方具体的财产状况及经济能力，结合本地的生活水平与劳动保障标准，酌情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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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对离婚设定了三项救济制度。一是家庭劳务补偿制度：婚姻法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养子女，照顾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支付出较多的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予以补偿。”二是经济帮助制度。《婚姻法》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当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三时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以上三项制度中，家务劳动补偿和离婚损害赔偿为新增设的制度。离婚救济制度经过二年的司法实践，其优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证明。
一、离婚救济制度体现了时代性与适应性
1980年的《婚姻法》是在1950年《婚姻法》基础上，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保障公民的婚姻家庭权益，促进社会文明进步而进行的必要修订，但他没有脱离1950年《婚姻法》的框架。2001年4月28日公布的修订后的《婚姻法》，创设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将过去《婚姻法》中的有关夫妻双方权利、义务软性规定进一步具体化、硬性化，目的是通过赔偿的方式使得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使侵害人在对受害人支付赔偿金的过程中，在其财力受到一定的损耗的同时，也丧失从事损害行为的信心，从而遏制从事违法行为的意念。另一方面保证了国家通过公力救助，使得受到侵犯的权利人的相对利益得到补偿，从而强化国家对权利的保障。离婚救济制度张扬了人文关怀的精神，强化了对人特别是处于弱势之人的保护，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适应了社会向前发展，日趋文明的趋势。
二、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形同虚设
《婚姻法》第40条规定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是以“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为前提。目前我国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的数量极其稀少，不管从城市或农村来看都是如此，究其原因，是传统习惯所致，如果要追根溯源，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思想影响是主要原因。封建社会，妻子没有独立人格、没有独立姓氏、没有独立财产。建国以后40多年，虽然我国早在1950年就制定了《婚姻法》，倡导男、女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平等、独立。但1950年和1980年的《婚姻法》都只对夫妻与外部交往可能产生的纠纷作出规定，而没有对夫妻间的约定财产制作过法律规定。因此，由于民族历史的原因，法律规定的守旧，我国国民就没有约定财产制的习惯，从而不被大多数国人所接受，相反认为，约定财产制会影响夫妻感情。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形同虚设就成为现实。在我国农村打工族和城市经商家庭中，夫或妻在家带小孩，照顾老人，致收入悬殊不乏其人，这部分人因为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既未约定实行夫妻财产分别籽，又未约定离婚财产补偿，当这部分人离婚，在家带小孩的一方就有太多的怨尤，他们的合法权益按现有的法律规定就不能有效地得到保护。尤其是收入过高方隐瞒财产，收入过低方无法收集证据的情况下，建立离婚补偿制度取消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就可以衡平离婚的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保障离婚当事人的生活水平。离婚补偿收入明显过高的一方提出离婚时，所采取的对明显过低收入一方的经济补偿措施。请求权人无须负担对他们来说几乎是难以取得的他方有过错的证据责任。只要负责举证离婚使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或遭受了某种损害即可，至于如何补偿，则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裁制确定。
三、 经济帮助的规定过于原则，不便执行
经济帮助是我国婚姻法传统的离婚救济方式，《婚姻法》（修正案）沿袭了1980年的规定，且未解决这一规定过于简约的问题。由于修改后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归夫或妻一方所有的个人财产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关于一方所有的不动产等贵重物品经双方共同生活一定时期后转为夫妻共同所有的司法解释不再适用，在目前主要由男方准备婚姻住房，女方准备婚后使用的电器、家具的现实情况下，不利于对女方权益的保护。因此《婚姻法》（修正案）出台后，最高人民法院的最新司法解释对所谓生活困难以经济帮助的方式进行了解释。所谓生活困难，应以当地最基本生活水平为限，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本人亦无其他收入来源的，另一方应当予以帮助。“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方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则房屋的所有权。”笔者认为，对于大多数而言，住房是其个人重要的具有教大价值的财产，如果以住房所有权进行帮助，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帮助”的含义，这种支援性物质支出在提供一方的财产中不应当占过大的比例。因此，对生活困难没有住房的一方，应以居住权予以帮助，居住权可以是临时居住权，可以是长期居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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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离婚人群中，有许多经历痛苦磨难的人员，而导致他们离婚痛苦的原因即他们离婚自由权受到限制的主要原因是夫妻财产制度，因此，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夫妻分别财产所有制经过完善可以作为我国的比较好的可行的法定财产制度，同时允许约定财产制度的存在，以确保人民的离婚自由，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离婚率逐年上升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据统计从2002年以来，中国离婚率一直呈现持续走高之势。2005年办理离婚手续的有178．5万对，比上年增加12万对。与离婚率上升相随的是离婚对许多当事人造成的精神损害，这种损害不仅来源于离婚本身，更主要是来源于离婚过程的持久。究其原因，我国现有的夫妻财产制度是离婚自由主要的障碍，比如双方共有住房的分割和离婚后的生活问题，因此，在新的经济体制和人们价值观与行为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况下，探索一种有效夫妻财产制度来确保人们的离婚自由就显得极为重要。
一离婚自由的界定与意义
(一)离婚自由的界定“自由”这一概念源自于西方文化，在罗马法中，自由的定义是：“凡得以实现其意志之权力而不为法律所禁止的是为自由”。自由在法律上是指人的权利，即自由权。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离婚的方式有诉讼离婚和协议离婚，本文要讨论的离婚自由是指以协议的方式而进行的离婚自由。
(二)离婚自由的意义婚姻制度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制度，具有两面性，它可以给人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极大地提升个人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的和谐；它也可以使生活痛苦，甚至导致严重的社会犯罪，破坏社会秩序。据2006年8月12日的《羊城晚报》报道：横跨十余省市访问5000多对夫妇的婚姻调查报告将在京，结果出人意料，近25％的夫妇选择了对自己的爱人说“不”。再看看激情犯罪，很多激情犯罪都发生在夫妻之间，中国的杀人案件中有60％是因为婚姻问题、邻里纠纷、宅基地纠纷、酒桌上吵架等引起，而引发犯罪的原因就是不幸的婚姻不能及时解脱。因此提倡离婚自由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是意义深远的事。正如列宁所说：“实际上离婚自由并不会使家庭关系瓦解，而相反地会使这种关系在文明社会中唯一可能的坚固的民主基础上巩固起来。”
二离婚自由的障碍
(一)离婚自由的一般障碍协议离婚的主要障碍是由于双方中的某一方能从婚姻中获得某种利益，这些利益其实就是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即人们从婚姻中获得的利益越多，人们要摆脱婚姻就越难。就其对离婚自由限制作用的大小而言，可以分为根本性或主要障碍与一般，一般包括：
1、人身利益夫妻人身权利和义务主要有姓名权、同居权、忠实权、住所商定权、日常家事权、计划生育权。其中同居权是人身权利中主要的权利，也是婚姻缔结的基础和动力，而且也是婚姻能够维系的条件之一，但在离婚时又成为了一种障碍。
2、为了子女的利益对于有子女的夫妻而言，即使双方没有感情也不离婚，大多数人的理由就是为了孩子的感受，在他们看来，婚姻家庭的价值就是能为孩子提供一个成长的环境。其实，他们不知道只有和谐与幸福的家庭才能够提供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因为不和谐的家庭给子女的心理造成负面影响的比率要超过离异的家庭，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父母经常吵架家庭孩子的心理问题检出率为31．68％，离婚家庭的为30．30％，和睦家庭的为18．88％。所以说，那些说为了孩子而维系破碎的家庭的夫妻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行为。
3．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我国，“从一而终”的思想根深蒂固，人们常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现实生活中，当夫妻一谈起离婚，人们往往是考虑尽量维持婚姻，而不考虑他们的婚姻是否破裂。
(二)离婚自由的主要障碍——夫妻财产制度
1、夫妻财产制度概述
夫妻财产制度是指规范夫妻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收益、使用和处分、婚姻的对外财产责任以及婚姻终止时财产分割与清算的法律制度。主要有：(1)统一财产制是指除特有财产外，将妻的婚前财产估价定额，转归为夫所拥有，妻保留对估价定额的财产返还请求权。最初起源于罗马法的有夫权制度，后来为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
(2)联合财产制又称管理共同制，是指除特有财产外，夫妻各享有其个人财产所有权，但将双方财产联合在一起，由夫管理。如《瑞士民法典》178条规定，“配偶相互问，如在夫妻财产契约中未有另行约定或未受特别财产制支配的，财产之支配应依财产依合并制的规定”；第179条规定，“夫妻财产合并制，系指配偶双方在结婚时各自所有的财产以及在婚姻存续期间继承或通过其他方式取得的财产，合并为夫妻财产。
(3)共同财产制是指除特有财产外，夫妻的全部或部分财产归双方共同共有。它又分为一般共同制即无论婚前或婚后财产均归夫妻共有；婚后共有制；婚前动产及婚后所得共同制；婚后劳动所得共同制。如我国的婚姻法第十七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1)工资、奖金；(2)生产、经营的收益；(3)知识产权的收益(4)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5)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4)分别财产制是指夫妻双方婚前和婚后所得财产仍归各自所有，并单独行使管理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同时也不排除双方拥有一部分共同财产或妻以契约形式将其财产的管理权交于夫。如《美国的统一婚姻财产法》第四节，每一方配偶对婚姻财产都享有未分割的二分之一既得利益，第五节配偶财产的管理和处分对下列财产，配偶一方可单独行使管理和处分权，如属于配偶一方个人所有的财产；在一方配偶名下的或未在配偶任何一方名下持有的婚姻财产；承保人记载的以一方配偶为收益人的保险单；根据延期就业利益安排，因一方配偶工作而获得的就业权利增值取得权。
2．离婚难的原因应当是夫妻之间财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1)婚姻家庭制度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而经济因素又是社会关系的最突出的和最重要的方面。因为婚姻家庭制度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受到其经济基础的决定。马克思指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社会，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所以财产制度的类型和变化不仪影响到夫妻的人身权利的内容，也将对婚姻家庭文化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2)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与人之间财产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人们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盛行导致了原本应当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家庭模式也受到影响，对物质财产的占有欲望超过了对感情的需要。许多人正是利用了夫妻财产婚后共同共有制度，通过离婚时的财产分割来达到不正当占有配偶财产的目的。结果由于财产上纠缠不清，人们离婚自由受到极大的限制。
3．我国目前夫妻财产制度对离婚自由的限制
我国目前夫妻财产制度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法定的财产制度，即夫妻婚后所得共同共有制度；另一是约定财产制度，即由夫妻根据自己的意愿对财产处分和归属做出约定，法律并没有特别规定某种制度。它体现的原则是意思自治优先于一般任意性法律规定。也就是说，如果夫妻双方没有约定财产的归属，就按照法定的共同共有制来确定夫妻双方的财产归属，反之，则排除共同共有制度而实行夫妻约定的财产归属和处理方式。
这种财产制度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历史条件下，应当说是有利于维护家庭稳定和保护妇女权益的。但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就暴露出许多的弊端。
(1)它缔造了许多不纯净的爱情和维系着不和谐的婚姻。由于实行夫妻共同共有财产制，对于财产并不是很多的夫妻而言，相互扶养权是导致离婚障碍的主要原因，尤其是文化水平不是很高的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有时候为了生活，宁愿委曲求全也不离婚。对于夫妻双方或一方财产比较多的人而言，由于夫妻财产共有制度，人们在结婚以后就能够占有另一方的财产，或者离婚以后能分得另一方的财产，因此在没有感情的基础上也维持婚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财产。甚至有的人在结婚以后故意隐藏自己的收入或少报自己的收入进而变相地掠夺对方的财产。这一切能够成就的法律基础就是我国的夫妻婚后财产共同共有制度。
(2)它引发了不必要的诉讼，浪费了国家的诉讼资源。如果没有夫妻的财产分割，很多破碎的家庭也许很容易地协议离婚。然而，由于夫妻双方对共有财产的争夺和由于共同共有导致的共同债务的逃避，许多夫妻不得不对簿公堂，增加了法院的审判任务，浪费了国家的财力。
三捧除离婚自由障碍的必然选择——分别财产嗣及其完善
前面已述离婚自由受到限制有许多因素，但最根本的因素是夫妻财产制度，因此人们要真正地享受离婚自由，必须要从根本的财产制度着手改革。分别财产制度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但它的缺陷在于家庭妇女一旦离婚，可能就陷于贫困潦倒的境地。因此，对于分别财产所有制的完善和变通是必然的。
(一)分别财产制度的必要性
1．作为法定的财产制度，分别财产制能有效地抑制人们的功利心理。作为婚姻的基础，它能极大程度地使人们按自己的意愿行使婚姻自由权即能确保对婚姻的意思表示自愿与真实，这样，人们建立的婚姻也是幸福的，而当人们的婚姻不幸，也能及时地解除婚姻。:
2．分别财产制能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于财产的分别所有，每个人都会经济独立，减少了相互的依赖性，既能有效地维系家庭的和谐又能追求自己的事业发展将是每个人的选择，因此将提高人们的工作效率，必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3．由于财产分别所有，人们离婚问题就很容易处理，减少了支出成本。人们不再为财产的分割而反目成仇，也不必为隐匿共有财产而另讼，更不用为共同债务而纠缠不清。
(二)分别财产制度的可行性
1．经济条件夫妻分别财产制度要求生产力水平较高，男女就业机会均等，社会财富相对丰富的经济基础。在我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迅猛，个人财富也极大地增长，教育的发展为女性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应当说已经具备了实行夫妻分别财产制度的经济条件。
2．文化背景中国人在处理夫妻财产问题上，大多数人会趋向于避而不谈，尤其是在热恋中的男女和感情较好的夫妻。他们认为夫妻的财产分得太清就是不相信对方。其实这是一种误导，事实上，看看那些开始爱得死去活来的情侣也可能到最后分道扬镳，可能就不再这样认为。当然我们要提倡夫妻双方在情感上要相互信任，要相互尊重，这是确保幸福婚姻的充分条件，但在财产上区分并不影响情感的发展，正如有时候朋友实行AA制聚会一样并不影响朋友之间的友谊。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交流的频繁，人们会慢慢接受这种财产制度。:
篇10
关键词：女博士；婚姻观；访谈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呈现多元化的特点，人们的价值观变化给传统的恋爱、婚姻带来了挑战。对于处于中国高知识阶层的博士研究生们来说，他们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变迁中成长，经历着与上一辈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变化。在“裸婚、“不婚”、“闪婚”、“试婚”、“隐婚”等思想的城中热话下，博士研究生群体的婚恋问题更是倍受关注。然而目前他们的婚恋观面临着新情况、呈现出新特点。一些不健康的婚恋观在一定程度上扩散和蔓延。[1]已进入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处于适婚年龄的她们却深居校园，潜心钻研。很多人对女博士研究生的这种行为感到不解，并将她们定义为“女强人”、“第三种人”，她们的婚姻生活状况自然也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她们如何转变人生的角色并担负起为人父母的责任，他们如何看待并选择她们的归宿？她们是否是否可以承担起婚姻家庭中重要一员的角色呢？对此，研究女博士研究生的婚恋观，有助于高校引导、培养和树立研究生文明、健康的婚恋意识，有助于促进两性和谐、社会和谐。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本研究旨在了解女博士研究生对待婚姻和生育的主观看法，因此以代表性个案选样为原则，邀请 6 位女博士生接受访谈。A，27岁， 博士一年级，未婚；B，26 岁，博士一年级，未婚；C， 32 岁， 博士二年级， 恋已婚；D，29 岁，博士二年级，未婚；E，29岁，博士三年级， 已婚；F，37岁，博士三年级， 已婚。
1.2 研究工具。自编“女博士婚恋观深度访谈提纲”，录音笔一支。访谈提纲中婚姻观由以下问题组成：婚配方式的看法、理想的婚姻模式、对婚后住房的要求、离婚的看法等方面；生育观包括：性别偏好、生育年龄、生育孩子的数目和孩子性别的偏好。
1. 3 研究程序
收集资料主要采用深度访谈的形式收集资料。每位访谈对象接受两次60～ 90 分钟的面谈，通过转录、编码的方式将资料进行主题分类分析，现将结果呈现如下。
2.结果
2.1 婚配方式的看法
“我觉得男的应该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子，我们应该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男人应该出去多赚钱，一事业为重，而女人应该以家庭为重，在家里多承担一些家务、多照顾孩子一些。但我也不是说男人和女人就一定男主外女主内，只是觉得应该更偏重哪一部分角色。”
“现在是开放的社会了，男女双方在家庭中应该是平等的。在平等的基础上，在各方面作决定的时候，男的还是应该像个主心骨。”
“我觉得在家庭事务的分工上，双方采取各种分工方式，可以是事前商定的，也可以是临时决定的。不一定要分配多么清晰的角色。”
可见，由于经济的独立和自我意识的提高，他们的家庭的观念更加趋向于平等、独立。可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还是存在，只是日渐式微。在家庭事务的分工上，有些是与传统一致的，有些则是无先例可循的，没有被调查对象原因作全职家庭主妇，相夫教子；也没有人愿意全身投入工作，不顾家务。这与他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都有关系。
2. 2 理想的家庭模式
理想的家庭模式是婚姻观里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今多元的婚姻家庭价值观对研究生的家庭观产生了很大影响，[2]本研究列出了核心家庭、丁克家庭、主干家庭以及扩展家庭四种家庭模式让研究生选择。调查结果发现：研究生理想的家庭模式以“核心家庭”为主（67.3%），选择 “主干家庭”和“丁克家庭”的人数不相上下，分别是13.2%和12.6%。选“扩展家庭”的较少（8.4%）。这说明核心家庭仍然是社会的主流，大部分研究生还是倾向于三口之家。而也有一定比例的研究生选择了“丁克家庭”，这反映了当今一部分研究生追求一种崭新的现代生活方式，更愿意选择过二人世界，没有做好承受儿育女给他们带来各种压力的准备。
“我觉得我现在还没做好要孩子的准备，现在养一个孩子太难了，需要花很多钱和精力。你看裸婚时代上为了孩子的奶粉钱两人经常吵架，现在一片尿片就得好多钱，孩子长幼儿园也得花钱，长大后还得送她参加各种特长班……对我而言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力承担起这份做父亲的责任。所以我想，如果以后条件达不到的时候我宁愿过“双收入、没孩子”的二人世界也不愿意每天为了孩子的各种事情而发愁。”
“婚后我更愿意选择和父母居住在一起，因为我们年轻人都得出去工作，下班后都不会有很多的时间去买菜、做饭、照顾家庭。况且以后有了孩子后，又得接送照看孩子，又得上班，哪能忙的过来。所以我觉得有老人和我们一起居住比较好，既能为他们排解孤独，还能照顾他们，而且他们还能够帮助我们年轻人分担一点困难和照顾孩子，这何乐而不为呢。”
“我比较喜欢一家三口在一起生活，因为我总觉得家有老人和我们居住在一起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因为和老年人在一起生活，作息、思想、爱好等方面都会存在一些不统一的地方。也许老年人不能接受我们年轻人的很多生活方式，时间久了难免会有些摩擦。而且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可能更自由，空间更大。”
从访谈中发现研究生现在面临的社会压力很大，由于各种社会压力，影响了他们的理想婚姻家庭模式。总体来说研究生主张婚后较自由、简单的家庭模式的，但她们也是富有责任感的，希望能够对双方父母有所照顾。
2.3 如何解决婚后住房的态度
问卷调查中发现：790%的研究生打算“贷款买房”、172%的研究生选择“租房”，只有极少数（42%）的研究生打算“靠父母买房”或 “与父母合住”。
“现在的房价对于我们刚刚毕业的80后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天价，如果就两个人的靠基本工资买房的话，那么可能三十岁都买不起。我的很多朋友工作后都是租房子住的，所以我也觉得暂时没有房子也没什么，只要我女朋友愿意，我会考虑和她暂时租房子结婚，等以后有钱了或者房价降了点，遇到合适的机会我们再考虑买房。电视剧里的年轻人不都是这样的。”
“没有个房子我是不会结婚的，因为以后要生孩子，孩子住哪啊？考虑到孩子问题我会有了房子再考虑结婚。但我也知道，现在买房子这么贵，所以我会努力和我的老公贷款买房。首付双方家长一起凑凑帮助我们垫着，剩余的钱就从每个月我们工资里扣除。总之有了房子再考虑结婚才能有稳定的感觉。”
2.4 对离婚的看法
在传统观念中离婚被认为是不道德、不光彩的事。但随着法律对离婚条件限制的。减少以及社会宽容度的增加，离婚已经逐渐被看成是个人的“私事”。[3]在本次研究中，谈到对离婚的看法时，大部分人认为“离婚不是件好事，要慎重考虑”，一部分人认为“不合则离，很正常”。
“如果双方合不来还勉强在一起的话，以后生活也不会幸福的。和则合，不和则离。”
“对于离婚我觉得如果没有触及到我最根本的底线我是不会离婚的，除非有一方对对方背叛了。但如果只是性格方面或是其他什么的，为了孩子我会努力去调和和妥协的，因为离婚对以后孩子的影响太大了。”
由于离婚自由度的增加，再婚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研究生对于婚姻质量的高标准要求，决定了她们对于再婚也会持有更加宽容的态度，尤其是“闪婚”现象出现之后。
本研究是一个质的研究，希望通过本研究，能够深刻地体会和理解女博士研究生对待婚姻的看法。正确对待女博士生的婚恋问题，并予以真诚的关怀和帮助。（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津沽学院）
参考文献：
[1] 崔玉凤.“80 后”研究生婚恋观的变迁及走向[J].研究生探索2010（6）：68-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