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法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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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知识产权法；民法；世界法；归属

【中图分类号】 D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052-1

我国为了在竞赛日趋激烈的高科技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并在全球化的经济开展中处于有利位置，实行了知识产权强国战略。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战略能否成功，最为要害的即是树立一个合理完善的知识产权准则，并经过知识产权维护构成一个公平合理的技能立异环境，一个赋有功率、有条有理的立异次序。因而，加强知识产权准则建造，加强知识产权立法与法令作业，清晰知识产权法的部分归属，就有着十分主要的含义。

一、现有观念

有些专家以为知识产权法属经济法部分，特别是知识产权法中的工业产权法。其主要根据是知识产权胶葛本来由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审理。？有些专家将知识产权法划入科技法部分，其根据是知识产权法与科技联络密切。且知识产权法中的专利准则、专有技能准则等与科技活动密切相关。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分支。许多民法专家持有这种观念，其首要根据是：我国《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三节和第六章第三节把知识产权纳入了其调整规模。知识产权是一种与物权、债务并排的独立的民事权力。而且民法中基本准则与基本准则也通常适用于知识产权法。知识产权法是独立的法令部分。有的专家以为，适应部分法适应社会联络调整需求而逐渐分化细化的趋势，将知识产权独立成了一个法令部分。

二、对现有观念的剖析

笔者以为，就经济法与知识产权法的联络而言，经济法是调整经济联络的总称，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是一种社会法。经济法维护的不是私法含义上的私家利益，因为那种私家利益是一种特别性的、利己性的私家利益。经济法所维护的是社会公法标准，而经济法标准对比适中的调整，有利于社会私权力与国家公权力的合理运用，经济法标准是一种弹性标准，特别有利于国家公权力根据具体情况审时度势地自在裁量。因而将知识产权划入经济法是不合适的。

就科技法与知识产权法的联络而言，科技法所调整的是科技社会联络，其内容首要包含：

（1）科技基本法；

（2）科技主体法；

（3）科技做法法。

首要包含：

①科技投入法；

②科技研究开发法；

③科技成果法；

④科研奖励法；

⑤科技情报、档案管理及科技保密法；

⑥科技世界协作法；

⑦处理科技胶葛程序法等首要法令。

知识产权法与科技联络有一定的联络，科技成果通常由专利法、商业秘密法等法令调整。

笔者以为，就知识产权的性质看，知识产权属私法。“私权”是归于具体的、特定主体的权力。这就决议了它的“专有权”，即决议了它的专有性。未经权力人答应运用，通常构成侵权。从本质上看，知识产权与别的民事权力并无本质差异。因而，由民法调整并无不当。且从内容上看，知识产权法所调整的最为中心的联络是民事联络。且作为通常民事权力所具有的对等性、自愿性、私利性、对抗性等特征知识产权也悉数具有，而且知识产权的通常准则、通常准则也可以处理知识产权的大多数疑问。

虽然知识产权有一些差异于别的民事权力的特征：无形性、专有性、时间性、地域性等，但这些特点本身即是相关于别的的民事权力而言的，恰是民事权力多元化的一种反映。因而，从知识产权的性质上看，知识产权法归于民法是水到渠成的。但是，仅仅指出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分支是不行的，还应当认识到知识产权法客观存在的特别性致使了它不同于民法的通常分支，是民法特别法。即在适用知识产权法，处理案子时，在知识产权法有具体规则的情况下，优先适用其规则，在知识产权法无具体规则的情况下，适用民法的相关准则与规则。

除此之外，在知识产权法全球化的今日，知识产权的世界维护显得极为主要。从19世纪末至今，知识产权的世界维护首要经过世界双边与多边条约完成。维护工业产权的巴黎条约、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等主要的条约，均归于世界法的规模，变成知识产权世界维护的主要准则。

三、结论

知识产权的权力特点决议了知识产权法归于民法的分支。知识产权本身的特征也是相关于别的的民事权力而言的，笔者以为，首要是相关于物权而言，知识产权的特征体现也是民事权力多元化的具体体现。而且，民法的基本准则大多也适用于知识产权法并为我国现在立法所承认。因而，将知识产权法作为民法的分支是水到渠成的。同时咱们也应当看到，因为知识产权的特别性致使了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的通常分支（如物权法、债务法）有所差异。因而，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一个特别的分支，是民法特别法。

从法理学角度上看，在研究知识产权法时可以精确地找出其在全部法令体系中的定位、研究每一个知识产权准则时都将有一个精确的起点。在订立或修正知识产权法时不只要思考知识产权法本身的准则建造，还应思考是否契合民法基本准则以及与别的相关民事法令准则的联接。这么不只可以找准知识产权法在民法中的定位，而且关于开展与丰厚民法体系也有着非常主要的效果。

从实践角度上看，清晰了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分支在适用知识产权法时有着非常主要的效果，在处理知识产权案子中，假如知识产权法有相关规则应首要适用其规则，假如知识产权法没有相关规则，则适用民法的通常规则及准则。而且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的规则，我国订立或许参加的世界条约，除声明保存的以外均将变成我国知识产权法的组成部分。这么，不只节省了立法本钱而且可以极好地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法令体系。

参考文献：

[1]何敏.公司知识产权维护与管理实务[M].北京：法令出版社，2002：9.

[2]刘家兴.民事法学[M].北京：法令出版社，1998：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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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产权法、民商法、权利、区别

知识产权法作为法律体系中的后起之秀，由于人们缺乏对它的认识和了解，往往把它和民商法联系在一起；在我国，有人直接把知识产权法并入到民商法中去。事实上，知识产权法和民商法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还有其根本的原因。这种原因主要在于两种法律完全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它们调整社会关系的出发点不同，目的不同，方式不同；两种法律中，权利的形态不同，权利诞生的条件和发挥作用的方式关系也不同。可以说，知识产权法与民商法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下面我们就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证。

一对知识产权法的分析

1、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内在关系

首先，可以概括地说，知识产权法是确认、规范和保护知识产权权利的一类法律的总称。按照我国传统的知识产权法的法律规定，知识产权法应该包括版权法、工业产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这三大类，其中，工业产权法又分为专利法和商标法[1].按照Trips协议的规定，又增加了保护地理标志和保护知识产权程序上的措施。

如果我们对上述三类基本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进行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三类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它们之间，我们似乎难以找到一种合适的理由使它们能够合理地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我们更难把它与版权法和工业产权法有机地联系起来。但是，知识产权法这种法律体系已经是人们普遍接受了的，而且也是国际社会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的，这说明，这种法律体系的存在，本身属于一种合理的组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解释这种合理性，能否找出它们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

通过下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看似相互独立、毫无关联的法律之间，事实上内涵着统一的事物-知识产权的权利，并且在逻辑上体现着清晰的逻辑关系。这使得它们能够在相互独立，各自发挥着不同作用的同时，又能结合成一个合理的法律体系。

1）它们在知识产权的权利上统一起来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知识产权法中的各项法律都可以在知识产权的权利这一层面上统一起来，从而形成了它们的共性。首先，著作权法是指调整因著作权的产生、控制、利用和支配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第一条的规定“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有两个，第一是保护作者的著作权和相邻权；其次是为了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从长远来说，第一个目的是为第二个目的服务的，但是在《著作权法》中，重点强调的还是第一个目的。

同样，对于工业产权法中的专利法和商标法来说，按照我国《专利法》第一条的规定“为了保护发明创造专利权，鼓励发明创造，有利于发明创造的推广应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特制定本法。”我国《商标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商标管理，保护商标专有权，促使生产、经营者保证商品和服务质量，维护商标信誉，以保障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的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制定本法。”在这里，可以明确地看出，我国专利法和商标法的立法目的也都是两个，即保护权利人的专利权和商标专有权，同时保护社会和他人的权益。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一条规定“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制订本法。”在该法中，规定了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中主要是指侵犯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利的行为，这是从另一个方面规定了对知识产权权利的保护。这样来看，从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到反不正当竞争法，都是规定保护权利人的知识产权权利的，同时要求保护社会和他人的利益。

2、对具体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内容和结构的定性分析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出，各种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都是以保护权利人的权利为中心的。为了进一步阐述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特点，以便与民商事法律进行比较，下面我们就从我国的《著作权法》和《专利法》入手，通过对这两种法律结构和内容的定性分析，来详细论证知识产权法律的特征。

1）著作权法（以2001年10月修正的为准）

这是我国为了加入WTO，以Trips协议为标准对我国著作权法修

改后的版本。在这部著作权法中，共分列了六个章节，其内容可以依次概括为：

⑴总则。说明制订本法的依据和两个目的；著作权的取得方式；可以获得法定著作权的作品类型和不能获得该权利的作品类型。

⑵著作权。规定了成为著作权人的资格，著作权人所能享有的17

种权利，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著作权利的归属；著作权利的保护期限和对著作权利的12种限制。

⑶著作权利的使用。规定了许可使用和转让使用两种形式。

⑷与著作权利相关的权利。即著作权的邻接权，包括出版、表演、

录音录像，播放、广播电台和电视台。

⑸法律责任和执法措施。规定了侵犯上述法定权利的19种具体行

为以及侵权后果和执行办法，即规定了保护法定著作权的办法和方式。

⑹附则。规定了该法的生效期限。

从这一著作权法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依法保护著作权和邻接权是该法的核心。

其次，围绕着著作权和邻接权先后确定了以下内容：这些权利的主体是谁？这些权利的具体内容有哪些？怎样取得这些权利？怎样使用这些权利？怎样保护这些权利？著作权法实际上就是解答了以上五个问题。

第三，对上述五个问题的规定都是法律的明文规定，都是强制性

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只能服从，无权更改，更不能违反；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并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对于任何组织和个人来说，谁也无权自由约定上述相关内容。从这个方面来看，著作权法强烈地体现着国家意志对著作权这种权利的干预和管理，在著作权法规范的范围内，任何组织和个人意志的发挥，都必须以服从国家的意志为前提。

第四，著作权的权利人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还要受到12种合理使

用行为的正当限制；出现这种情况，从严格意义上说，是国家从权利人手中无偿地“借走了”对著作权的部分控制权。这说明著作权是一种限制性的权利，除了权利人之外，国家对同一著作权也在部分地行使着权利。

第五、发生侵权行为后，侵权人不但要向被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

国家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还有权对侵权人进行行政处罚；如果构成犯罪，侵权人还要承担刑事责任。这从一个方面说明，著作权中不光包含着权利人的利益和权利，同时还包含着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和权利。2）专利法（以2001年7月1日实施的为准）

专利法共分了8个章节，依次分别为：

⑴总则。主要规定了立法的目的和专利的类型，以及专利权的归

属、专利权的使用方式和专利权的权利内容，这些内容具体包括在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和进口中含有该专利权。

⑵授予专利权的条件。申请专利的技术方案必须具备新颖性、实

用性和创造性；同时规定了五种不授予专利的情况。

在这里需要探讨的是，如果单从申请专利的形式上看，申请人好像是通过专利局在向国家申请和索要一种权利-专利权，授不授予专利权，决定权在于国家。其实，这应该只是表面现象，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正当的专利权申请人（在这里排除以欺骗手段申请专利的人）是在请求国家对自己已经享有的对某一技术方案的权利进行确认，从而使这种权利法律化，能够以专利法规定的标准受到特别的保护。

⑶专利的申请。规定了申请专利的条件和方式。

⑷专利申请的审查和批准。规定依法授予专利证书并经过公告后，

申请人才能获得专利权。

⑸专利权的期限、终止和无效。规定了不同专利权的不同期限，以及终止和宣布专利权无效的程序和条件。在这里，充分体现出国家意志在专利权的中绝对地位。这也说明，对于权利人来说，专利权也是一种限制性权利。

⑹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规定在三种情况下，可以不经过专利权

人的同意，由国家自己或者直接授权他人实施该项专利技术，但要给专利权人以适当的报酬。这更直接地说明，专利权是国家控制下的一种权利。

⑺专利权的保护。规定了两种侵权行为和一种冒充专利的行为，

以及这些行为的法律责任；还规定了四种侵权行为的例外和制止侵权行为的程序措施。承担的法律责任中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⑻附则。规定了该法的实施日期。

从专利法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内容：

第一、专利权是专利法的核心。

第二、专利法中同时规定了关于专利权的实体内容和程序内容。

第三、专利法主要解决了如下问题：专利权的归属；取得专利权

的条件；取得专利权的程序；专利的类型和专利权的内容；专利权的使用方式；专利权的保护方式；对专利权的限制等。

第四、专利权是在国家意志严格控制下的一种权利，是由权利人

和国家共同行使和共同保护的权利，两者相比，权利人占有主要的份额，国家占有少量的份额。

通过以上对我国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的解剖与分析，我们可以看

到，知识产权法都是以保护相应的知识产权的权利为中心的，它们紧紧地围绕着权利的产生与取得，权利的使用与保护这个主题来设计整个法律规范的。同时，在知识产权法中强烈地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和作用，以及在维护社会利益的前提下保护权利人利益的思想。

二对民商法法律体系结构和内容的分析[2]

首先，我国主张民事和商事的法律合一，因此，在这里我们就以民法体系为代表来探讨民商事法律体系的内容和特点。

1、对民法调整对象的分析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财产

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从这一概念中我们可以找出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指民法只调

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非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不由民法调整。

第二层意思是指这种关系具体包括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两类。财

产关系又包括财产所有关系和财产流转关系，财产所有关系往往是发生财产流转关系的前提条件。

人身关系是指没有财产内容但有人身属性的社会关系。它包括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两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民法只能调整一部分社会关系。在它的概

念中，三个定语“平等主体”、“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都是对民法调整范围的界定和限制；同时，在这三个定语中，“平等主体”是最明确的限制，是民法区别于其它法律体系的主要特征。

2、对民法体系的框架和内容的分析

民法体系由民事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债和合同制度、人格权制

度、侵权责任制度、婚姻家庭继承制度构成。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还包括知识产权制度。

在这些制度中，除了婚姻家庭继承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比较独立

以外，在剩下的制度中，物权制度、债和合同制度、人格权制度应该是民法体系中的重心，实质上，民事主体制度和侵权责任制度都是为了这三项基本制度的顺利实施而提供服务和保障的。物权制度又包括所有权和他物权制度，是规范财产的所有和使用关系的基本制度，也往往是债和合同制度的基础和前提[3]，所以在民法中它是非常重要的，起着基础性的作用。物权是指物权人对物享有的直接支配并排他的权利，是直接支配物并且享受物之利益的权利，是一种绝对权[3].物权中的物主要是有体物，而且必须是特定物和独立物，这些特征直接决定了物权制度的特性，并且影响到民法体系的特性。从这里可以看出，民法体系是有其自身的明确界限和独特特征的，它并不是可以任意扩展的，更不是包罗万象的。

3、对民法特点的分析

民法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内容：它是权利法而非义务法；是私

法而非公法；是实体法而非程序法；是任意法而非强制法；并且强调平等协商和等价有偿的原则[2].具体的讲，这些内容的含义如下：

1）民法是一种权利法。民法以权利为中心，它的最基本的职

能在于对民事权利的确认和保护，这些民事权利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从而使民法具有权利法的特点。

2）民法的内容主要是私法。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到今天为

止，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关于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标准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4].大体上来说，公法主要是指与国家的利益和公权有关的法；私法主要是指规定私人（非国家性质）利益的法律。在这里，把民法的内容归于私法，主要是明确民法的基本属性，就是要提倡当事人意思自治，尽可能减少国家的干预，尽量限制强制性规范，努力扩大任意性规范。在一般情况下，当事人之间有约定时则依约定，没有约定时再依据法律的规定办，让当事人的约定优先于法律的规定。

3）民法主要是实体法。民法既是行为规范又是裁判规则，具

体规范了各类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围绕这些权利和义务所发生的民事责任和主体问题。这样，就为司法裁判提供了一套内容丰富的法律规范体系，使司法实践能够做到有法可依。

4）民法具有一定程度的任意性。民法的大多数规范特别是债

法的规范都是任意性规范，即允许当事人通过协商改变这些规定，民法的调整方法即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志自由的方法，是与行政命令和服从的方法截然不同的。

5）民法强调平等协商和等价有偿的原则。由于民法规范的对

象是财产所有和财产交易关系，是交易关系本质上就需要遵守平等协商和等价有偿的原则。在这里，自愿和公平的原则是平等协商和等价有偿的基础和前提。自愿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中充分表达其意志，根据自己的意愿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法律关系。公平原则则要求民事主体应当本着公平的概念从事民事活动，正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在民事活动中兼顾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三知识产权法与民商法的比较

1、相同点

作为法律，知识产权法和民商法具有某些相同或者相似之处。

1）两种法律都是以财产利益和人身利益为杠杆，以权利和义务

为手段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在具体的法律规范中，都是以确认和保护权利为中心展开的。

2）在知识产权法中，当权利人许可他人使用，或者转让自己的

权利时，与他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将成为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将依据债和合同的原则来处理。这种现象可以看作是知识产权法与民商法的交叉。

2、两种法律的区别

对于知识产权法和民商法来说，差异大于共性，两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

1）两种立法的价值趋向不同。

对于民商法来说，立法的目的在于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民事权益，正确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立法的立脚点在于充分维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的个人利益，而不是侧重于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在民法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尊重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依法处分和使用其权利的自由，国家应当不进行干预，或者只能进行有限的干预。在这里，国家只是一个在原则上行使权利的裁判者和组织者，并不是直接参与具体事物的运动员。

而对于知识产权法来说，立法的目的则在于维护和实现整个社会或者全人类的公共利益，为了达到此目的，必须依法确认和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和利益。更进一步地说，知识产权法并不是简单地以保护和实现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为目标的，确认和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只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桥梁和手段。

从这个角度来说，充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在民商法中是第一位的，是立法的终极目标。而在知识产权法中，虽然也是直接提倡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利，但是，总的来说，是对权利人的权利首先限制的基础上进行保护的，所以，实际上权利人的权利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目标是确保社会的公共利益，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要求牺牲或者限制个人的利益以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为此，在知识产权法中，国家往往既是组织者、裁判者，又是运动员。

2）两种立法的结构不同

对于民商法来说，主要的具体任务可以概括为三个，一是对权利的确认，相当于物权制度和人身权制度；二是对权利使用的规范，相当于债和合同制度；三是对权利的保护，相当于民事责任制度。在这三个具体任务中，对权利使用的规范又是主要内容，因为在整个民商事法律体系中，对交易的规范以及对交易规则的遵守是中心内容。例如，民商法把诚实信用原则列为自己的帝王条款，这本身就说明了交易关系在民商法中的重要性。民商法的侧重点在于交易和流通环节。

对于知识产权法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知识产权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对知识产权权利的确认、规范和保护问题。权利的交易和使用并不是知识产权法关心的重点，相反，在权利的交易和使用这一环节中，知识产权法主张按照民法中的《合同法》处理，但在关节环节上依法实行监管，例如，专利权的转让合同必须经过专利局的公告才能生效等。总的来说，在这一问题上，知识产权法中除了个别的限制和程序要求以外，基本上适用民商法中的债和合同的制度，这一点可以看作是两种法律的交叉。

3）两种法律的属性不同

民商法属于私法，但是，知识产权法并不是明显地表现为私法，

实际上，它更多地表现为公法，它是在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有条件地保护私有利益。对于一些具体的知识产权权利来说，根据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国家和社会可以与权利人共享，如合理使用、强制许可、一些不被认为构成侵权的例外情况等。

虽然在Trips协议的规定中把知识产权列为了私权[1]，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知识产权法就是私法，如果这种法律中大量地规定的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使用私权，那么，这种法律就和一般意义上的私法有所不同，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它定为私法。况且，Trips协议中关于私权的概念与我国民商法中的私权概念并不完全相同。

事实上，与我国民商法所代表的私法的特征相比，知识产权法具有更多的公法的特征。在现实应用中，经济法经常把工业产权法等内容划为自己的法律体系；在国际经济法中，更是经常直接地把知识产权法作为自己体系的一部分来处理。出现这些情况，从一个侧面说明，知识产权法中国家依法管理和安排权利的成份很大，就像经济法里国家依法规范和管理经济的内容一样。在我国，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区别基本是清楚的。这样来看，如果从法律维护公共利益和私有利益的份额比重来划分，知识产权法实际上兼具了公法和私法的特征，而且公法的份额重。这一点与民商法明显地不同。

4）两种法律的内容存在很大差别

民商法主要是实体法，而知识产权法中除了关于权利的实体性规定以外，还同时有大量的程序性规定，可以说是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结合。当然，这里的程序法是指知识产权的权利依法获得和保护的程序。

其次，知识产权法中的大部分规定都是强制性规定，任何人，包括权利人在内，都必须无条件的遵守和执行。在知识产权法中，关于权利的取得和保护条件等方面不提倡个人的意志自由和个人的选择，更不可能遵从某个人的个人意愿。即使在权利的使用和转让中，虽然允许权利人可以通过与他人签定协议来行使使用权和处分权，但是，同样对可以转让的权利类型和转让方式作了限制，权利人必须遵守。如人身权利不可转让，有些权利甚至不能继承。这与民商法的立法精神和尊重个人意愿的作法相差很大，完全不是一种价值趋向。

第三，责任的产生方式和承担的责任不同。

对于民商法来说，产生责任的方式主要是违约和侵权，其中又以违约为主，因为违约责任产生于交易过程中，属于民商法的主要内容。对于违约责任来说，当事人之间只承担民事责任。对于侵权责任来说，关于承担责任的方式，民商法中也只是规定了承担责任中的民事责任部分，如果侵权人在侵权中造成了他人人身及财产的严重伤害和损失，涉及到刑事犯罪的话，则有刑法单独处理，不再属于民商法的处理范围，即在民商法中不含有行政和刑事责任。

与此不同的是，对于知识产权法来说，虽然也同样存在着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两种责任形式，但是，知识产权法只规定了侵权责任。在权利使用和转让一节中，由于是和民商法的交叉部分，直接按照民商法中的违约责任处理，就没有另做规定。在侵权责任中，同时规定了民事、行政和刑事三种承担责任的形式，这三种形式的使用范围和程度又各不相同，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⑴只承担民事责任；⑵只承担行政责任；⑶既承担民事责任又承担行政责任；⑷既承担民事责任又承担刑事责任。这几种情况在实践中都是具体应用的，相比之下，第一种情况使用的程度高一些。

知识产权法和民商法中对责任的不同规定，实质上是两种法律中的权利不同属性的反映。作为私权和私法，民商法把承担责任的方式紧紧地限定在民事责任的范围中是合适的。而对于知识产权法来说，由于知识产权并不是简单的私权，知识产权法也不是简单的私法，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半公半私的法，这样，反映在承担责任的方式上肯定应该存在差别，这样是合理的，也反映着两种法律的差别。

5）两种法律中的权利存在重大区别

⑴两种权利的性质不同

民商法中的权利属于私权，而知识产权法中的权利则属于另外一种“私权”-半公半私权，两者权利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虽然从表面上看，两种权利都归国家以外的权利人所有（国家作为民事主体的情况例外），都应该属于私权，但是，如果对这两种权利进行分析，就会发现，知识产权法中的权利，名义上属于权利人所有，实际上则属于权利人、国家和社会共有，在某一个具体的权利中，只是三者所占的份额不同而已。换句话说，知识产权法中权利人对权利只是部分地占有，而不是完全的占有，其中一部分权利由国家以法定的形式规定着，并由社会和国家来支配和使用。这也是知识产权法中规定的合理使用、强制许可，以及各种不属于侵权行为的例外情况产生的依据。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关键在于知识产权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同时涉及到国家、社会和权利人三方，知识产权这种权利要同时满足国家、社会和权利人三方的需要，所以，对于某一项具体的知识产权的权利来说，不能只有权利人来行使和控制。

与此相对应，民商法中的权利，特别是所有权，则是完全属于权利人所有的，对于权利人来说，这是一种完整的权利。国家和社会都不能随意地干扰权利人行使这种权利，更不能随意地支配和使用这种权利。从这一方面来看，把民商法中的权利列为私权是恰当的。

事实上，两种权利相比，民商法中的权利代表着权利中心主义的立场，强调保护个人的权利，主张所有权绝对原则、契约自由和过错原则[4]；而知识产权法中的权利则体现着权利限制原则，强调在平衡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保护个人利益，要求无过错责任原则。两种权利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趋向。

⑵两种权利的形态不同

与知识产权法中的权利相比，民商法中的权利在形态上是单一的，

也就是说，每个权利都是相互独立地存在的，它们都在一个层面上，属于同一层面上的东西；相互之间并不互相影响和制约，都在独立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而知识产权中的权利却大不相同，这里的权利是分层排布的，层与层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前面的权利可以影响和制约后面的权利，整个权利体系呈现网状结构。

总之，知识产权法和民商法的区别是非常显著的，二者之间

的相似点只是两种法律之间的有限的交叉，不同和差异占了主要部分，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两种法律并为一起。

主要参考材料：

[1]刘春田，知识产权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王利明，民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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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民族国家，主权权利，知识产权，跨国保护

 

经济全球化给人类生活带来了积极的变化，使得原本在民族藩篱隔阂下的主权国家紧密联系，使散居各地的人们建立起彼此互通有无的“地球村”。全球化引起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信息的瞬时传播便利创新思想的相互借鉴，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仿制”、“贴牌”、“冒牌”甚至“抄袭”现象的泛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若要合作保护知识产权必然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

经济全球化给知识产权带来的巨大变化随处可见。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法伴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呈现嬗变之势。国际社会虽然缺乏国内那样有组织的政府，缺乏对所有民族国家行使权威的超国家组织，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国际社会是有法律秩序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国际法律体系是一个松散的、碎片化的规则集合体，不过，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拓展，知识产权国际统一法运动不断升级、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相关立法运动正深入到国内立法活动的传统领域。从知识产权的产生、效力到权利的期限，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到超地域性、从知识产权的私权性、垄断性到公益性、社会化，从纯粹的私有财产权到与人类生命健康权的关联关系，等等法学论文，凡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都存在知识产权国际统一立法的痕迹。国际知识产权法软性约束的形象正在被改观。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知识产权立法无法化解的三对矛盾：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普遍保护的需要、各民族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歧异与知识产权的有效性、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形成的主权冲突，均仍困扰着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保护事业，其中以主权为最大桎梏。

一、属地管辖权与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根据一国法律创设的专利权、商标权与著作权并不当然在其他主权者领土上被承认为权利。这是主权在知识产权领域最常见的注解。主权原本是一个国家政治学概念。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对主权的来源――公意――进行解说后，写道：“主权既然不外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就永远不能转让；并且主权者既然不过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所以就只能由他自己来代表自己；权力可以转移，但是意志却不可以转移”。由此，我们将主权的特性之一概括为“主权不可转让”。在卢梭的著作里主权是对政府与人民关系的诠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国际法上，主权是一个法律术语，是对并列存在的国家人格的高度抽象小论文。所以，在国际法学者眼里主权对内是最高的、对外则是独立的。在一国之内，主权所及之处，没有较之更高的权威。主权对内、对外的两个方面中，以对内的向度为我们考察的基础。对于他国的知识产权在内国是否应当给予保护，需要求助于属地管辖权。

就此而论，主权不对知识产权的设权行为发生直接的调整与约束作用，是需要借助知识产权保护权为中介手段的，沿着“主权――管理权――知识产权”而起作用。传统国际法对主权进行二分结构的划分，分割为“属地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需要申明的是，此处的划分是人为的，是纯粹基于理论探索的方便。因为实质上主权是不可以分割的，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基于属地管辖权的措施主要表现为知识产权认可制度，比如，对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发明、商标是否予以承认、外国专利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中国人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客体限制及审批，等等。属地管辖权的行使在不违反该管理者所属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知识产权条约与公约义务的时候，其效力是不容置疑的。

二、属人管辖权与知识产权保护

当论及属人管辖权的时候，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问题上，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是：主权者对位于主权者领土之内的和旅居非本国领土的“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依凭何种根据确立其随人所至的管辖权力？卢梭在论述主权权力的界限时写道：“如果国家，或者说城邦，只不外是一个道德人格，其生命全在于它的成员的结合法学论文，并且如果它最主要的关怀就是要保存它自身；那末它就必须有一种普遍的强制性的力量，以便按照最有利于全体的方式来推动并安排各个部分。正如自然赋予了每个人以支配自己各部分肢体的绝对权力一样，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体以支配它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正是这种权力，当其受到公意指导时，就获得了主权这个名称”；“凡是一个公民能为国家所做的任何服务，一经主权者要求，就应该立即去做”。按照卢梭的理解，国家的各个成员有服从主权者管辖的义务，这是主权者对其公民行使属人管辖权的正当理由。在现代国际法的视野里，属人管辖权是国家主权对人管辖权力的自然衍生。也就是说，既然一国公民通过国籍的纽带与其母国发生政治的和法律的联系，那么，当位于本土之时，母国对之行使管辖，顺理成章。即使居于海外，也不得因地理距离的阻隔，而误认为主权权力因空间范围的阻滞而失去效力。对于法人，情形与自然人类似。当一国公司在海外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属人管辖权也对之当然发生控制、约束及保护作用。

具体到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而言，当一国自然人到海外发表著作，或一国的公司在境外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并使用在母国登记注册的商标或专利，比如，中国温州某打火机公司在欧盟境内设立分厂，其使用在中国注册的商标的行为仍然要受到中国知识产权法律的管辖，也即属人管辖。至少，欧盟在考虑是否赋予其商标权效力时，必然要考虑到根据中国商标法创设的“既得权”问题。这也是为国际知识产权条约法规范与国际惯例所肯认的。其理由就在于此等知识产权主体与母国之间的“人身性质的”法律联系。

三、知识产权保护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

在分析知识产权保护活动的属地性和属人性的时候，我们是以主权可分为假设前提的。事实上，对主权作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的划分，是基于逻辑的需要，并非现实存在的可量化、可切割的权力的。再者，当我们分析知识产权保护管辖权的属性时，我们还隐含了一个推论：一国的属地管辖权与另一国的属人管辖权是平行的、不冲突的。这个推论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真实的情况是，当一个国家在其本土主张属地管辖时法学论文，其主权权力所及的对象同时包括了本国的和外国的知识产权持有者。换言之，一国的属地管辖权必然触碰另一国的属人管辖权，甚至有不可调和的危险。比如，对专利权人许可他人使用其专利所得报酬的税收征纳关系的调整，就会发生属地管辖与属人管辖的激烈碰撞。外国知识产权持有者根据税收来源地原则要向东道国承担所得税的缴纳义务，与之同时，它还是其母国的纳税人，要向其母国就同一所得承担纳税义务。在两个主权者没有达成意志的妥协与安排之前，这种管辖权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

如何协调知识产权跨国保护领域的管辖权冲突呢？这是现代国际知识产权法的谜题。就单个国家的主权而言，它是在其领域范围之内的最高意志，是全体人民意志的联合；对外，主权则是主权者身份的表征，是此法律人格者区别于彼法律人格者的符号。由于“平等者之间无管辖”，主权者的意志都具有最高的地位。因此，作为主权者意志的外化形式，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若发生冲突，唯一可行的方案是主权者意志的相互妥协、协调一致。鉴于此，国家之间的知识产权协议成为了最好的工具小论文。双边的、区域性的或者全球性的知识产权条约在特定主权者之间将产生法律的约束力。若缺乏此类条约，在具体事项的管辖下不可避免地发生抵触与冲突。

四、结论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是主权者意志在知识产权领域的自然延伸，是主权权力效力运行的自在空间。那么，保护知识产权的管辖权是否可以脱离孕育其效力的主权者而让渡给其他主权者或主权者之集体，统一加以行使呢？我们认为，此类权利是可以让渡的。因为代表公意的主权意志可以转换其表达形式。基于意志表达方式的可转化性，此类权利的可让渡性也就不难证立了。事实上，截至目前国际社会已经有了让渡保护知识产权的若干先例。比如，欧盟成员国通过区域性条约的形式从组织成员手中受让了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制定权。尽管欧盟获得的管辖权并非彻底的、全面的权力，但是它的成功运作至少表明了主权者意志是可以转化表达形式而让渡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功推动并缔结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同样验证了一个命题：保护知识产权的权利完全可以经主权者意志的协调一致而向主权者集体让渡的。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说“保护知识产权之权利可让渡”，并非是指知识产权的保护权一定要经让渡才可产生其实效；再者，此类权利的让渡是有期限的、附条件的让渡，这种让渡是暂时的，并非永久的、不可回复的让渡。因为一个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可以选择退出该组织而收回其管辖权。比如，退出世界贸易组织而中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原成员国的约束力，或者自愿取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会员资格而不再承受其约束法学论文，等等。

要破解主权对国际合作保护知识产权的桎梏，还有一条可行的途径――协调主权者意志。在民族国家林立的国家间社会倡导主权的协调有“弱肉强食”的危险。但是我们主张的不是主权的协调，而是主权运作方式、主权者意志表达方式的转换，也即由单独表达主权意志转化为由主权者集体表达。国际社会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制定、知识产权的行使、滥用权利的监督与惩治等领域，已经树立了协调主权者意志的范例。

我们认为，主权者一秉诚意地协商、谈判，达成合作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协调彼此对知识产权保护活动的管理方式、权限、互通情报，等等，完全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组合，在无损国家主权的条件下完成对知识产权侵权的防范与消除。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不仅使国际合作成为民族国家的基本义务，而且改变了国际合作的含义，突出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属地因素和属人因素的双重作用。可见，一方面，知识产权的国际合作保护是大势所趋，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另一方面，此类国际合作必然要求主权者意志的协调，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主权者意志的协调是客观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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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专利权的保护，企业不但可以得到很好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可以用所得的一部分收入来奖励对发明创造做出贡献的人，以此鼓励他们不断积极从事于发明创造的事业和激发企业职工进行发明创造的积极性，从而使企业获得更多的新技术和专利，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稳定企业的发展。

二、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规划

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更是如此，没有长远的规划，只立足于当下，很难有长远的发展，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更是充满了种种危险，2008年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就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拥有自主专利的企业，大多能够渡过金融危机，而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专利的企业则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三、重视技术研发，开发适应市场和客户的新产品

企业要想稳步长久地发展、做大做强并获得更多经济效益，就得重视技术研发，开发适应市场和客户的新产品。然而要想做到这些就得先设立技术中心和研发机构，加大技术开发投入力度和增强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同时确保研发资金的投入，这样企业产品自主研发的先进性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才能得到保障，最终形成属于自己的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同时，在研发机构进行制度上和运行机制等方面，企业还要以各种方式去进行改革，以提高自身自主创新能力、适应能力，成为国际所需要的创新性产品。

四、实施技术标准战略，全面提高产品的技术附加值和质量水平

现如今，我国的高新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很多东西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所以使得我国在高新技术等领域标准上总是受制于人。如果我们着力于高新产品的研发，全面提高产品的技术附加值和质量水平，并对其进行有效保护，那么我们就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产品，并带来经济效益。其实规范质量水平、引导技术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生产能力的重要指标，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标准本色也是一种产品，所以有了好的标准就不可能没有好的产品。标准现在在市场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说拥有标准就拥有着市场，它不仅是市场的核心，也是市场营销的制高点。由此可见，加大标准的生产力度和产品技术是很必要的，不管是从企业自身的发展角度看，还是从国际发展角度看，都是不可缺少的。现在有一些企业在这方面就有着突出的意识，例如云南白药集团、四川长虹电子集团等。特别是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制定打火机国际标准的制定，使这些企业在市场上拥有话语权，更有竞争力，起到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同时也向大家证明了实施标准战略的重要性。

五、建立优秀的人才队伍，增强品牌认识，实施品牌战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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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价值法律价值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法

一、价值的含义

“价值”一词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含义。从经济学理解，价值是商品固有的一种属性，它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具体体现。马克思指出，“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一属性。”作为哲学上的概念，“价值，就是在人的实践——认识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以主体尺度为尺度的一种客观的主客体关系，是客体的存在、性质及其运动是否与主体本性、目的和需要等相一致、相适合、相接近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可以将价值理解为客体对满足主体需要的积极意义。

我们通常所说的价值是从哲学层面来理解的。价值是对主客体相互关系的一种主体性描述，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人们认为，在一切主客体的对象中，主体是按照“主体的内在尺度”和“客体的尺度”来活动的，主体的活动同时把这两个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在主客体相互关系中，客体是否按照主体的尺度满足主体的需要，是否对主体的发展具有肯定的作用，这种作用或关系的表现就成为价值。价值具有个体、多维和时效等特点，这主要是由于主体尺度在实践和认识活动中的差异性引起的。

二、法律价值的内涵和具体表现

法律价值是价值的一种，法律价值的概念与哲学上关于价值的概念有关。法律价值同价值的概念一样，也体现了一种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法律价值就是法这个客体对于满足个人、群体、阶级、社会需要的积极意义。一种法律制度有无价值、价值大小，既取决于这种法律制度的性能，又取决于一定主体对这种法律制度的需要，取决于这种法律制度能否满足一定主体的需要以及满足的程度。法律无论其内容或目的，都必须符合人的需要，这是法律价值概念存在的基础。法律价值是通过主体的认识、评价和法律实践促使法律适应、满足和服务于主体的内在尺度而形成的法律对主体的从属关系。

法律价值具有两个特征，即客观性和主体性。法律价值的客观性是指法对主体的积极意义，不管主体认识到没有，都是客观存在的。法律价值的主体性是指法的价值是在主体的意识中得到反映的，主体对客体价值的评价是主观的。法律价值是相对于主体的需要而言的，主体需要的可变性，决定了法律价值的可变性。法或同一法律制度对不同的主体来说其价值是不同的；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的同一主体，其价值也是不同的。没有脱离具体历史条件下一定主体需要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法的价值。因此，探讨法律价值一般要从主体的需要入手，这种需要至少应该具有普遍意义，代表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一般来说，人们都有对自由、秩序、正义、效率的需求，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法在不同的意义上，都对满足这些需要有积极意义。目前理论界对法律价值的具体内容存在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法律价值主要包括秩序、公平、个人自由、实用性、效益性等。有的学者认为法律价值即法律所追求的目标和所要达到的目的是非常多的，如安全、和平、秩序、自由、平等、文明、公共福利和正义等。张文显先生则认为法律价值主要体现为秩序、自由、效率和正义，但这也并不是法律价值的全部。总体而言，关于法律价值的内容虽然法学家们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正义、公平、自由、安全、秩序、效益等被法学家认为是法律的基本价值。

三、知识产权法的价值

知识产权法具有法的一般价值，但由于知识产权客体的独特性，以及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特殊性，决定了知识产权法律价值取向的特殊性。知识产权法的价值在以下四个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

1.自由

法律是自由的保障。法律虽然是可以承载多种价值的规范综合体，然而其最本质的价值是“自由”——“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从哲学上而言，自由是指在没有外在强制的情况下，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活动的能力。法律价值上所言的“自由”，即意味着法以确认、保障人的这种行为能力为己任，从而使主体与客体之间能够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自由体现了人性最深刻的需要，人类活动的基本目的之一，便是为了满足自由需要、实现自由欲望、达成自由目的。我们追求的社会，最终也是为了实现人的充分而全面的自由。体现在法律上，法律必须确认、尊重、维护人的自由权利，以主体的自由行动作为连结主体之间关系的纽带。就法的本质而言，法以“自由”为最高的价值目标。法典是用来保卫、维护人民自由的，而不是用来限制、践踏人们自由的，如果法律限制了自由，也就是对人性的践踏。

知识产权法同样包含了自由价值。自由总是和权利相联系的，知识产权法确认了着作权人、专利权人、注册商标所有人、商业秘密拥有人等享有的多项权利，权利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对法定权利自由行使。如作品创作完成后，作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署名和发表；商标设计完成后，商标所有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注册、何时注册、何地注册；发明创造完成后，发明人或设计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申请专利、申请何种专利、在哪些国家申请专利；商业秘密拥有者有权自由决定将其技术秘密或经营秘密公开与否。知识产权法对创新成果进行保护，一旦成果完成人依照法定程序登记、注册、审批后，成果完成人就会获得法定权利，这些权利保障了权利人对知识产权的自由行使和处分。

但相对于其他财产法而言，自由价值在知识产权法中的地位相当较低。由于衡平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存在的冲突，在充分保护个人利益的前提下，知识产权法对权利人的自由进行了某些必要的限制。如，在着作权法领域，各国都规定了着作权的保护期限、合理使用制度、法定许可和强制许可制度等；在专利法领域，除了规定专利的保护期外，许多国家规定了强制许可制度，规定了专利权人积极实施专利的义务等；在商标法领域，很多国家法律规定了商标权人使用商标的义务，否则可能被视为对商标权的抛弃。总之，自由是知识产权法的价值目标之一，但权利人行使权利的自由受到了更多的限制。

2.秩序——和谐

法学上所言的秩序，主要是指社会秩序。它是指人的社会活动、行为具有一致性、连续性、确定性。人天然具有对秩序的需要，由不同的人所组成的社会要得以维系其存在和发展，就必须确立基本的秩序形式。法律在促成人类秩序的形成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任何一种法律都要追求并保持一定社会的有序状态。可以这样说，法律总是为一定秩序服务的，在秩序问题上根本不存在法律是否服务于秩序的问题，所存在的问题仅是法律服务于谁的秩序和怎样的秩序问题。在全球化与现代化不断发展的今天，面对社会冲突扩大化、法律和经济全球化、科技与文化多元化、环境问题复杂化等等，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时代的主题和最强音，与此相应，和谐也就成为法的价值追求。

知识产权法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和谐的社会秩序。知识产权法的调整对象是确认、保护和利用知识产权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不仅包括智力成果创造者、传播者、使用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还包括本国智力创造者与外国智力创造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不同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利益关系，也包括人与文化自然的共生关系。对这些社会关系的协调决定了知识产权法必须以和谐为其价值目标，即知识产权法的目的不仅在于保护智力创造者的权利，促进知识的传播和有效配置智力资源，还要保证人与文化自然的和谐共生状态。知识产权法在确保知识产权人基本权利的基础之上，通过在时间、效力、使用等方面的限制，使公众自由接近信息的机会不受影响。这种限制不仅提供了利益主体间得以互动和交换的规则，对智力活动构成了有效的激励，而且达成了利益主体之间的宽容和妥协，从而形成了不同利益主体可预期的行为规则和规范，使利益矛盾和冲突对社会秩序混乱的威胁程度大大降低，由此获得了一个稳定与和谐的秩序。

3.公平

公平价值是知识产权法的基本价值之一。公平与正义、公正、公道等词虽不同，但它们所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同，都是人类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公平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中，是在涉及利害关系的场合，要求平等地对待他人的观念形态。

由于科技的发展，科技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日益突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科技实力的竞争，进而表现为知识产权和人才的竞争，知识的重要性被人们普遍认可。新知识的创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的产生融入了创造人艰辛的劳动，花费了创造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所以说创造性成果也是人类劳动结晶，知识产权具有内在的价值属性。例如，商标的产生凝聚了设计人的心血，商标所有人也要投入商标设计费、注册费、维护费、广告费等，这一切费用和脑力消耗都通过商标所附着的商品的价格表现出来。发明创造的完成更是不易，发明创造人投入研究而购买仪器、设备、原材料等的费用不菲，有的发明创造需要成百上千的科技工作者协同劳动，成果完成人理应享有对其脑力劳动产品的所有权。进行创造是要付出代价的，然而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的传播是瞬间的事情，如果不对知识产权加以特殊保护，他人可以随意复制、模仿、使用创造人的劳动成果，在与创造人进行市场竞争中他人明显会取得竞争优势。创造人为完成成果进行了先期成本投入，他人对成果基本是不劳而获，这就决定了创造人与他人竞争条件的不对等，这种状况的出现显然对创造人是不公平的，最终会抹杀整个社会对发明创造的积极性，进而阻碍科技的发展和人类知识的传播。正是因为为了衡平成果完成人的利益，保护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各国才纷纷确立了知识产权制度。但另一方面，人类社会追求知识是永无止境的，对知识的渴望是人类的一种需求，如果过分保护知识产权，这必然会限制人类追求知识的自由，也不利于人类进步和知识的传播，并且对知识的独占达到一定规模就形成了对知识的垄断，这种结果反过来又是对他人的不公平，所以知识产权法对权利往往加以限制，知识产权法的一系列制度设计都充分体现了公平、正义。

4.效益——激励创新

效益是指作为一定效果的利益。法对主体之所以有价值在于它能够给主体带来一定的效益，满足主体的需要和利益。而创新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和前提，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对新事物、新知识的发掘是人类永恒的追求，鼓励创新符合人类的需要和利益，因此创新是法所追求的效益价值。在现有法律体系中，知识产权法最能有效保护创新成果、激励创新，它能够保证整个社会对创新的需要和利益，可见知识产权法是具有效益价值的。知识产权法中融入了人们对价值的追求和思考，从法律价值的概念上来说，是对创新的保护，这一点也是知识产权法对人们在知识经济背景下的需求和满足，也是知识产权法所要体现的价值追求。

创新是知识产权法的主导性价值。众所周知，知识及信息等知识产品作为主要的并且是直接的生产要素参加创造经济价值，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显着特点。知识产权法所确立的知识产权制度相对于知识产品这一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以及对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反映和调整是最密切和及时的。知识产权制度作为特殊的机制，在界定知识产权私有权属性的同时，又制定了公开制度、在先权利保护制度等，这些制度的设定合理地划分了生产者和使用者的权利和义务，对促进和保障权利人个人的创新行为和对整个社会创新的连续性、合理性起着重要作用。同时，知识产权法的保护机制又融入在“发明——开发——扩散”的整个过程中，它整合和协调了个人的创新和社会的创新，它所追求的主导性价值就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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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知识产权；网络侵权行为；法律救济

一、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并针对现状提出保护措施

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加大信息网络技术文化建设和管理力度，加强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在推进网络版权保护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初步建立，2006年7月《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正式实施；国际承诺付诸实施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两个互联网国际条约也在中国正式生效，这两个条约更新和补充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现有关于版权和邻接权的主要条约《伯尔尼公约》和《罗马公约》，是自伯尔尼公约和罗马公约通过以来，新的作品形式、新的市场以及新的传播形式。1997年，美国国会又先后通过了《1997年网络着作权责任限制法案》、《199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着作权实施法案》以及《1997年数字着作权和科技教育法案》。在此基础上，1998年10月，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的规定，美国制定并颁布了《数字千年版权法》(DMCA)，从民事和刑事两个方面，对数字化网络传输所涉及到的技术措施和版权管理信息的侵权和犯罪，做出了明确规定，这样，使包括数字图书馆在内的网上着作权的保护在法律上有了严格具体明晰的界定。我国200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利国着作权法》第14条规定：“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其着作权由汇编人享有，但行使着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着作权”。尽管我国着作权法没有直接提到数据库的着作权保护，但可以把符合作品要求的数据库归入汇编作品予以着作权保护，新《着作权法》第14条就是数据库着作权保护的法律依据。

二、我国网络技术安全立法现状

1过分强化政府对网络的管制而漠视相关网络主体权利的保护

虽然我们认识到立法在维护信息网络技术安全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仍然忽视了信息网络技术安全产业的自主发展。如我国有关政府部门颁布的各类法规和规章都不约而同纷纷只强调规范秩序、维护安全，而忽视了各网络主体的权利保护。

2立法主体多、层次低、缺乏权威性、系统性和协调性

有关我国目前具体的网络立法，一方面，近年来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另一方面又相继颁布了一大批有关网络方面的专门立法、司法解释和其他规定，甚至还有数量相当庞大的各类通知、通告、制度和政策之类的规范性文件。政府管理性法规数量远远大于人大立法，这种现象导致不同位阶的立法冲突、网络立法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

3立法程序缺乏民主的参与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法规和规章大都为社会所有领域信息网络技术安全所普遍适用，没有一部专门的信息网络技术安全保护法案能够广泛地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可以认为，我国早已认识到了信息网络技术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看，仅靠传统的和现有的法律体系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信息网络技术发展的需要。而且，由于立法层次低，立法内容“管理”的色彩太浓，且多是行政部门多头立法、多头管理，形成执法主题多元化，更不可避免带来了法律的协调性不够，严重影响了立法质量和执法力度。因此，尽快将信息网络立法问题做通盘研究，认真研究相关国际立法的动向，积极参与保障信息网络技术安全的国际合作，统一我国信息网络技术安全的法律体系，完善信息网络技术安全保护机制，已是刻不容缓。在具体的立法模式上，则可以参照世界上信息网络技术发达的国家，如德国、美国、法国以及新加坡等国家的立法模式。可以说，计算机网络法律涉及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是一个内涵与外延非常丰富的概念，它并不是单靠一个部门法就可以解决的。就我国立法的传统习惯和司法的现状而言，将信息网络技术立法在人大统一立法的前提下，可授权各个部门制定一定的部门法，在立法上成本更低、司法上更易操作。计算机网络法律的实质是由众多法律部门中有关法律、法规集合构成的法律法规群。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采用我国《立法法》来解决各法律部门之间的冲突，《立法法》明确规定了法律、法规的效力等级，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法规和规章。

我国立法的滞后决定了司法要先行一步，对于目前所产生的网上知识产权纠纷又不能坐视不理。因此，许多业内人士都在为此问题来积极想办法，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但是我国法律对于网上行为的界定还非常模糊，这也造成了司法实践的困难。

三、知识产权理论中的版权、专利权、驰名商标在网络下的侵权行为

也许有些人认为网络本身就是资源共享的，而且是开放型的状态，其可供进入的端口很多，只要愿意谁都可以在网上发表言论或从网上拷贝下那些根本不知道署的是真名还是假名的文章。但是，须知网络只是信息资源载体的一种形式，其本质与报纸等传统媒体没有任何区别。网络经济也同现实中的经济规律是一样的，同样要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这其中就包括对网上的资源的利用问题。否则，无论对谁都是不公平的，因为，任何有价值的创造都应当获得其相应的报酬。

侵权行为集中化在网络环境下，行为人侵犯的知识产权主要集中在对版权的侵害上。一旦版权人的作品进入网络空间，网上用户便可以自行浏览、自由下载，轻易复制。版权人对其财产权甚至人身权都可能受到侵害。我们常说的网络侵权实际上经常指的是侵犯版权，但实际上网上侵犯知识产权的形式还是多种多样的。

目前网络侵犯知识产权的形式主要有：

第一，对于版权的侵犯即对于我们常说的着作权的侵犯。版权的无形性与网络的开放性特征相一致，所以导致了这种侵权方式。一方面，一些网站把别人的文字作品未经着作权人许可在互联网上公开发表，另一方面，一些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从网上直接拷贝下来别人的文章而发表。这两种都属于侵犯版权的行为。

第二，利用网络搞不正当竞争。

(1)域名抢注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因特网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加速和促进了电子商务的发展。经营者在因特网上进行交易的前提是其必须注册拥有自己的因特网地址——域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域名的价值性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因此，将知名企业的企业名称、商号、或者企业的商标作为域名进行抢先注册或进行使用，或者是待价而沽，进行转让、出租等行为越来越多。1998年10月12日，广东省科龙(荣声)集团有限公司在海淀区法院吴永安抢注域名纠纷案拉开了抢注域名诉讼的序幕。由于域名的法律性质尚无明确的界定，对因域名抢注而产生的纠纷按商标侵权，还是按不正当竞争处理，至今没有一致性的意见。

(2)利用网络进行虚假宣传构成不正当竞争。

因特网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媒介，其方便、快捷、廉价和不受地域限制的特点，越来越受到重视。许多经营者通过网络对自身及经营活动进行宣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也有不少的经营者并不是本着诚实、讲信誉的原因则利用因特网对其经营活动进行宣传，而是进行虚假宣传来抬高自己，贬低其他同类经营者。

第三，商标侵权。

根据《商标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1)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2)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3)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4)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

四、存在问题

首先，网络时代的到来使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收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网络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流方式，传统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专有性，地域性，时间性等特点，但在网络环境中基本已经都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网络环境下的作品数字化，公开公共化，无国界化等新的特征。传播形式发生很大变化，速度更加迅捷，而且作品一旦在网上被公开，其传播，下载，复制等一系列的行为就很难被权利人所掌握，即使发生侵权，也很难向法院举证。网络传输的普及和应用，为权利人实现自己的权利带来了困难。权利人无法知道自己的作品被谁使用了，如果使用了，使用了多少次，很难主张自己的权利。

其次，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大量的作品正在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快地从传统形式(主要是纸介的形式，还包括录音、录像等形式)转换为网络形式，并上网传播，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作品的权利人以及传统形式的邻接权人与网络形式的传播者之间的权利冲突乃至纠纷。但是我国目前的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尚未完善，虽然已经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来约束网民的行为，但由于法律的滞后性和保守性，立法还远远不能适应网络技术的发展速度。网络侵权行为具有涉及地域广，证据易删除、难保留，侵权数量大、隐蔽性强等诸多特点，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网络技术的发展。而且对于网络技术的立法，还面临着确认难，取证难，侵权责任分担复杂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难题。

再次，人们在传统的社会现实与网络社会中的道德观念存在很大差异。传统的社会，依靠法律法规，社会道德以及社会舆论等的监督，以及周围人们的提醒或者注视下，传统的法律和道德都会相对很好的被维护。而网络社会是一个相对非常自由的空间，既没有中心，也没有明确的国界和地区的界限，人们受到的时间空间的束缚大大缩小。我国也在把握时机，立足本国国情并努力与国际接轨，寻求一条有效的解决途。

互联网作为第四媒体，其功能之强大是其他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因此，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的危害要比传统的侵权行为要大的多。首先，计算机网络的全球性和信息传输的快速性决定了网络侵权影响的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在网络环境下，一条侵权言论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就能传遍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其不良影响也会随之遍布全世界。其次，网络侵权责任的界定困难。最后，由于网站内容容易被更改和删除，因此涉及网络侵权的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取证非常困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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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思.《版权法》(修订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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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利益平衡论 知识产权法 反垄断法 冲突协调

一、利益平衡论概说

利益平衡论中的一个核心词汇便是“利益”，在法学中，利益是一个重要范畴。从古至今，法学家们在研究法律和社会问题时总是将利益问题作为出发点及核心。那么究竟何谓利益？庞德认为法律的作用和任务在于承认、确保、实现和保障利益，或者说以最小限度地阻碍和浪费来尽可能满足相互冲突的利益，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可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三大类，个人利益是直接从个人生活本身出发、以个人名义所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公共利益是从政治组织社会生活角度出发，以政治组织社会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社会利益就是从社会生活角度，为维护社会秩序，社会的正常生活而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豍在社会生活中，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及社会利益有时会发生冲突与重叠，因此法律就需要对于如何评价和估量这些利益，及如何解决这些利益之间的冲突做出安排。

利益平衡的本意即是各种利益之间达到的一种相对和平共处、相对均势的状态，在法律层面则是指，“通过法律的权威来协调各方面冲突因素，使相关各方的利益在共存和相容的基础上达到合理的优化状态。”豎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使得不同利益主体时常发生利益摩擦，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地得到实现，然而社会资源是有限的，这样的愿望显然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就很难通过主体自身的调和来实现，法律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法在解决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时，首先就需要对不同的利益作出价值判断，确定出法在协调社会关系时会优先保护何种利益，从而使得相互冲突的一方利益服从于另一方利益或者使相互冲突的双方都服从于第三方利益或公共利益，由此法在解决利益冲突的过程中通过对优先保护的利益作出预设，以尽可能地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实现社会正义和公平。

利益平衡是法律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法律对不同利益做出制度安排的原则与方法。在现代社会，存在着利益差别和矛盾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分配，实质上体现为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法律需要按照一定的正义标准对不同利益个体的权利义务进行配置，这是衡量一个特定社会或国家的法律法治正义情况的晴雨表。豏法律作为调整权利义务的规范，将不同利益个体权利义务的配置作为落脚点，也必然需将利益平衡作为基本的价值追求，可见利益平衡理论在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利益平衡论——知识产权法正当性的法理基础

在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产品的创造对于促进科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知识产权法通过赋予知识产权人合法的垄断地位，以激励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智力产品，从而增加社会智力产品的总量而促进社会进步。这种垄断保护了知识产权人个人的利益，但同时也付出了代价即阻碍了信息的自由流通，使得公众自由地接近知识与信息的公共利益遭到了损害。知识产权法的产生即是对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进行协调的结果，知识产权法需要在知识产权人和知识产品使用人即公众的利益之间进行平衡，既要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以激发他们的创造热情，激励他们创造出更多的知识产品，又要兼顾使用者的利益，实现知识产权法促进科技文化进步的社会目的。

在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体系中，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构成了核心内容。知识产权本质上是一种私权。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定》的序言中宣示“知识产权为私权”，以私权名义强调知识财产私有的法律性质，权利本体的私权性是将知识产权归类于民事权利范畴的基本依据。豐但知识产权法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国家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知识产权法就不能只保护知识产权人的这种私权，还需要就如何保护公众接近、利用、传播知识产品的权利进行制度安排，即实现私益与公益的平衡。

如前所述，利益平衡论在实质上反映了法律上权利义务的正当、合理的分配。那么知识产权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就需要对知识产权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公众的权利和义务进行合理的分配。我们可以看到，知识产权的很多制度设计正是为了平衡知识产权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如著作权中的合理使用，专利权中的强制许可等。可见知识产权的确立是符合利益平衡论的，知识产权中很多制度的设立本身也是对利益平衡理论的反映。利益平衡论是知识产权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三、利益平衡——反垄断法追求的价值目标

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的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豑经济法作为第三法域，兼具公法与私法的的属性。经济法领域里的利益平衡，是对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状态以及经济法调整内容上的利益平衡。豒反垄断法作为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干预经济、克服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反垄断法肯定经营者之间的正当竞争，并保护经营者与消费者的个人利益，同时，反垄断法作为一种社会本位的法，以追求社会总体利益的平衡为价值目标，并维护良好的市场自由竞争秩序。可见，反垄断法充分体现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双重立法思想和价值目标豓。反垄断法通过反对垄断，保证市场的自由竞争，由此也就保护了经营者与消费者的个人利益,竞争秩序得到维护，对社会及经济的发展也必将有所裨益。反垄断法正是通过不断实现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促进经济的发展。

四、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的冲突与协调

如上所述，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都致力于实现利益平衡，并且都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二者在很多方面都实现了契合：

（一）二者都促进了竞争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企业之间的竞争逐渐转变为知识、技术的竞争，企业要想在市场经济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致力于拥有更多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现已经成为企业之间竞争的手段。反垄断法通过禁止垄断行为和限制竞争行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即是维持市场竞争秩序，促进有效竞争以实现经济发展。由此，二者在促进竞争，实现经济效益方面是契合的。

（二）二者都刺激了创新

知识产权法赋予知识产权人对一定知识产品的独占权，要求使用者有偿利用知识产品从而保障知识产权人的利益，目的即是刺激他们做出更多的发明创造。而反垄断法通过禁止财产所有人从事限制竞争导致垄断的行为，刺激技术创新。

（三）二者都促进消费者福祉

知识产权可以促进科技进步与技术革新，而科技进步与技术革新最大的收益者即是消费者，知识产品不断丰富，也给了消费者更大的选择产品的空间，生活质量也会由此提高。反垄断法的一个重要目标即是保护消费者权益，反垄断法通过宏观规制，禁止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不当竞争行为，使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从而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但是，尽管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在诸多方面实现了契合，但知识产权毕竟属于私权，而反垄断法保护地更多的是公益，二者仍然存在着冲突。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私权，更多的是保护知识产权人私人的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私人利益的保护所承认的垄断，对于知识信息的自由流动和传播是一种障碍，这与以社会为本位的反垄断法所致力于形成的自由地市场竞争秩序是相悖的。且知识产权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充分保障创造者的个人利益以激励创新，而反垄断法的制度设计则是限制个人借垄断地位限制和排除竞争，从而保护市场其他经营者的利益，进而保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可见，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在性质和制度安排等方面都存在着冲突。虽然知识产权的设立本身是符合利益平衡论的，制度的设计也基本实现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但现实中这种平衡往往因为知识产权人滥用权利而被打破。比如拥有独占权的个人和企业若利用知识产权赋予的垄断权而实施非法限制竞争的行为，如不正当地拒绝许可他人利用其知识产权，以减少或消除自己在市场上的竞争对手或是在许可他人利用其知识产权时附加了明显限制正常竞争的条件等，此时知识产权就遭到了滥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自由公平竞争的原则被打破，社会的公益遭到破坏，将十分不利于知识产权法实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平衡的初衷，与维持自由公平竞争秩序，保护社会利益的反垄断法也是相违背的。

五、利益平衡论——协调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冲突的理论基础

知识产权的滥用使得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产生了冲突，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依然需要利益平衡论。根据利益平衡论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就是要平衡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如上所述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都有利于推动竞争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且知识产权本身所追求的也是一种公益与私益的平衡，知识产权对公益的保护很多能够通过自身的制度去实现，因此知识产权是合法垄断，此时应给予知识产权更多的空间，公法不应过多干预，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法应该适用除外。然而，一旦知识产权遭到滥用，知识产权人利用知识产权垄断性而形成的市场优势会限制新的市场主体的进入，从而限制和妨害竞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此时知识产权自身的公益与私益的平衡已经被打破，个人利益就应该让步与公共利益，此时就需要公法进行干预，反垄断法对滥用知识产权限制竞争的行为就需要进行规制。我国《反垄断法》第55条规定的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适用除外，但滥用知识产权，阻碍竞争的行为需要反垄断法进行规制，应该说是合理的。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介入深刻地体现了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之间的利益平衡关系。反垄断法的协调并不意味着对知识产权本身的否定，而是在承认和保护这种权利的同时，防止和控制其被滥用，以求真正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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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张和人类社会涉足领域的不断扩大，单个的人独立满足自己需求的能力在不断减弱，政府行为成为现代人维系正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存在。“现代政府是巨型压力器，它吸进税收和权力，释放出财富，任何公民至少得部分地依附于从巨型政府压力瓶中流出来的财富，否则就很难生活”，尤其社会救助的领受者，“他们作为被政府援助的身份，可能是生存资料的主要来源。”而且，“这种依附并非出于自愿，自政府流出的物品，通常不只是对其他财富形式的补充，而是对它的替代”。在这种福利与风险并存的时代里，“政府的供给愈发显得重要，现代国家不管是采取了那种形式，都有义务对公民的福利负责，因为既然这些公民无法控制社会形势，也就无法为自己提供最基本的照顾、教育、住宅和生存，这种责任只能通过所谓的政府供给来实现。”

赖希认为，直接的金钱、救济金，各种服务性给付、行政合同和专营权、特许权是现代政府释放财富的主要表现，尽管这些财产在形态上有诸多差异，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来源于政府的财富给付行为，这些利益形态的价值首先来源于政府的给付和允许，政府要么通过直接的给予，要么设定领受者的身份和资格，并将财富分配给特定个人或私人团体，政府成为此类财富分配中是必不可少的参与者。按照传统的财产权理论，财产的主要形式是各种动产、不动产、金钱、证券等，财产权表现为所有者对其所有财产的支配权利，财产法是民事法律制度的重要构成，其规范指向的是私人之间的关系，政府的职责主要是保障私人财产权免受各种实质或潜在的威胁和侵犯，尤其是免受公权力的不当侵害。“财产法的功能之一就是划定公权力与私权力的边界”，在这个划定的范围内，所有人有法律许可的自由，当国家对私人财产征收或干预时，“国家必须解释和证明对他的干预。”但是，当政府在财富供给过程中成为输出财富的重要主体的时候，供给的领受者所拥有的基于政府供给所得的财产就不是一种纯粹的私权，而且，政府的供给行为“使得给付和接收给付的双方可能成为捆绑在一起的利益群体，政府也因此可能将控制的触手伸向私人领域，进而模糊了过去明晰的私和公的界限。”

赖希认为，基于政府物质给付的财产由于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权利”更像“特权”，更像“恩惠”而非“义务”，为了增加法律意义上的确定性，有必要对这种新的财产类型变成一种“权利”并受宪法和正当程序的保护，使公民获得政府的救助不是政府的“馈赠”或“恩惠”，因为如果是“恩惠”，就有可能会“不经通知或听证被随意拒给、授予或撤销该项供给”，“我们不能安全地将自己的生存和权利交给权力机构、行政审查官、控制委员会、品德委员会、董事会或许可证专员自由裁量”。“补贴和许可———福利国家的特征，构成了新的财产权并且应得到给予传统财产的宪法保护”。社会救助权是指当公民因不可抗的自然风险或社会风险，陷于贫穷、灾难等状态又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克服，缺乏维系自身生活所必须的基本生活资料的时候，享有的从国家获得生存保障、享受福利救助的权利。它与赖希所言的“新财产权”在本质、形式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作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一种行使，社会救助资金来源于国家，公民的纳税行为构成社会救助行为的物质基础，而新财产权也是“我们越来越多地将财富和权利交给政府，政府通过各种形式的供给，将它们再分配的结果”，社会救助需要国家的参与，并与受救助者贫穷、缺乏基本的生存资料的身份相关，而新财产权也是“拥有和使用政府供给的权利与接受者的法律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此种地位既是接受供给者的基础，也是接受供给的结果”。社会救助的发生是有条件的，其目的在于防止被救助者限于匮乏的境地，当这种境地改变时，国家的救助行为也会随之减少或取消，新财产权享有者持有财富也是“有条件的，而非绝对的”;另外从本质上讲，社会救助的发生与人权保障、社会福利、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当公民处于危难或贫穷之时，国家有义务予以救助，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正义，而新财产权“整个制度的目标是实现‘公共利益’”，它对救助领受人的“独立和尊严是如此的关键”。

二、社会救助权的义务谱系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新财产权理论要求不仅要明确政府供给的权利属性及构成体系，还要求明确义务的承担者及承担方式。权利的实现与义务相关，作为权利的社会救助权如没有相应的义务支撑便形同虚设，成为毫无实际意义的道德说教和自我把玩，国家的社会救助行动也无法走出纯粹说教的虚妄天地。社会救助是现代国家应该承担的义务———纵观世界各国的社会救助，无论是制度还是实践，尽管可能有多个主体的参与，但终究是以国家为主，“作为政治原则的一个方面，福利最大化为甚应该成为政府的压倒性关注”。我国学者钱大军认为，法律义务由“应当、行为、引起法律责任的可能性”三个要素构成，因此，本部分以此为论证基础，结合新财产权的相关理论，对社会救助权实现过程中的义务从“应当、行为和法律责任”三个方面进行学理分析。

在社会救助权的实现过程中，国家之所以要“应当”有所作为，首先与现代国家的责任相关。前文已论，现代国家作为一个庞大机器，汲取着巨额税金并以此作为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这种汲取能力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张而变得异常巨大，比如在我国，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收入连续多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1995年—2008年，每年以接近20%的速度增长，2009年以来，尽管因世界经济情势的影响使经济遭受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我国的财政收入也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指2012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已达117210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大多数构成，税收固然是具有纳税义务的社会公民个人财富向国家的单向、无偿移转，但作为这种移转的对价，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国家有义务对来这些源于公民的财富按照正义的要求进行再分配，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社会救助是国家采取经济再分配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制度安排，是国家履行财政责任的主要方式，它不是因道义、仁慈或慷慨而发生，是国家对公民的必须担当。其次，国家承担的维护公共利益、实现社会正义的职能决定了国家应针对特定的社会主体承担起履行相应的救助义务。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各种不归结于个人的风险源普遍存在，地震、海啸等各种自然灾害，金融危机、工业事故、食品安全等各种人造风险，都使得我们所处的社会充满了脆弱、多变和不确定，与之相伴的各种风险、灾难单靠个人自然无法解决，当各种风险和灾难发生时，人们只能依托国家的力量才能获得基本的安全和保障。因此，现代国家理应将克服各类风险当作自己的基本职能，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实现基本的社会正义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社会救助是为社会中陷于生存危机的主体提供最低限度生活保障的一种制度样式，它是宪法所规定的人的平等、自由、尊严等基本权利体现的具体路径。另外，现代国家大都把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作为自身的政治目标，社会救助除了救助贫穷之外，还是克服社会排斥和社会隔离的重要手段，社会排斥和社会隔离是社会中部分主体缺乏机会参与正常社会生活的一种状态，是社会分层和社会断裂的表现，它对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着异常严重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社会排斥、社会隔离与贫穷具有同源性，他们相互依存，互相强化，政府的社会救助不仅可以让贫困者摆脱贫困，也可避免社会分层和社会隔离的固化，让受救助有机会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唯有此，政府追求的社会稳定、社会和谐等政治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社会救助权实现的过程中义务要素中的“应当”固然重要，但离开了“行为”的“应当”，义务只能存在观念与想象之中，义务需要行为这一过程性行动才能实现，“对行为的控制主要是由义务来进行，脱离开行为，就不可能研究义务”。笔者认为，从行动类型的角度来分析，社会救助义务中的政府行为可分为生活救助和急难救助两大类型。所谓生活救助，是定位于解决贫困主体的基本生活，以提高受助者的生存能力或劳动参与能力为目的的一种救助行动，当下我国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低保制度便属这一类型。比如按照我国现行规定，对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政府公告的最低生活标准的城镇居民，如社会孤老残幼、社会困难户、失业保险期满而又未能再就业的失业人员，或者其他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居民，国家应为其提供生活帮助，保证其家庭成员有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居民的生活救助需要多个主体的行动参与才能完成。

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4条规定了社会救助的行动主体与行动内容:“我国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工作;财政部门按照规定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统计、物价、审计、劳动保障和人事等部门分工负责，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有关工作”，这些都是国家社会救助义务的行动落实。另外还有急难救助，主要是针对突发性灾难导致的临时性贫困人员的救助行动，比如因地震、安全事故、传染性疾病等原因造成的特定主体的暂时性贫困，需要政府通过急难救助的方式予以救助。和生活救助相比，急难救助具有专项补助和临时救助的性质，要求政府的救助行动更具时效性，应在最短的时间作出行动反应，以最快的速度使受灾者摆脱贫困或危难境地，而且这种救助不局限于生活资料的供给和保障，它还兼具投资和开发的功能。因此，政府的急难救助应在这些特点和目标的要求下展开具体行动的设计。社会救助义务中的“引起法律责任的可能性”要素是社会救助法律制度具有强制可能性的体现。雷德里克•莫舍曾说，“在公共行政和私人部门行政的所有词汇中，责任一词是最为重要的。”法律之所以被称为法律，是因为它具有一种可能的制度强制性，这是法律区别于其它社会规范的关键。社会救助行动的规范化离不开对违规行为的识别及责任制度的保障，责任制度是保证政府救助行动规范运行的有效机制，也是促进行政道德责任的弘扬、行政客观责任履行和行政消极责任追究的重要方法。笔者认为，政府社会救助中引发法律责任的可能情形主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两大类型:首先，社会救助中政府的“错保”、“漏保”行为引发的责任可能性。前文已论，社会救助权的享有与被救助者的身份有关，对救助者贫穷状态的识别是社会救助行动发生的前提，当现实中获得社会救助的实然主体与应然主体发生偏离，亦即当某些主体的境况低于救助标准但没有享受救助待遇，或某些主体的境况高于救助标准但享受了救助待遇的时候，便构成“错保漏保”。当然，“错保漏保”发生的原因较为复杂，其可能因政府的腐败、偏袒、歧视等原因造成，也可能因当事人的隐瞒、欺骗等原因发生，无论哪种情形，都会构成社会救助权义务谱系中的“引起法律责任的可能性”。其次，救助主体在救助过程中发生的贪污、挪用、克扣社会救助款项的贪污、渎职行为;监管主体在社会救助物资和使用监督过程中的渎职、懈怠、合谋行为，也是引发社会救助中“法律责任可能性”的行动样式，对此学界已有大量精准的研究，笔者不再赘述。

三、新财产权与社会救助权的法律保障机制

按照赖希在《新财产权》中的论证逻辑，将包括社会救助在内的政府给付行为作为一种权利确认下来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应通过相应制度来保障这种权利在现实中能充分实现。给付行为意味着政府自动获取了调查、管制和惩罚的权力，由于拥有给付权力的政府会滥用权力，因此“新财产权”理论的核心要义不是如何去确认给付领受者的权利，而是如何规范政府的给付权力。我们需要“创设一种制度，或者使现存制度以新的方式运作”，即便不能，我们“寻求某些指导原则，却是可能的”。上文对社会救助权的义务谱系的学理分析，同样只有通过法律制度确立的保障机制才能予以落实。在新财产权理论视角下，社会救助权的法律保障机制应从以下几方面来构造:

1.通过宪法制度对政府社会救助行为进行规范

社会救助不仅要给部分社会主体直接的物质给付，而且还不能以侵犯或剥夺私人的宪法性权利为条件，在新财产权理论看来，后者更为重要。前文已论，社会救助中的政府给付打破了原有公私之间的界限，政府供给把个人和国家捆绑到了一起，改变了原有的权利/权力结构，社会救助固然能给部分主体带来收益，但同样也存在着潜在的风险，比如对个人自由、个人独立、个人选择等私权利的侵犯。由于救济本身意味着救济领受者对供给者的依附性增强，财富的供给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确保国家施加的义务的履行，被救助者有时不得不屈从于政府提出的一些条件，“供给的增长使政府可能‘购买’到‘宪法权利的放弃’，”“这些条件有时候会深深地侵害了个人的自由”，如果他不强烈地依附政府的话，他可能“无权享受公共的开支”，或者领受到的社会救助被没收，供给附加的条件个人由此会“陷落在巨大的管制之网中，无处藏身”。任由这种情形的极端发展，一个趋炎附势、甚至是畏惧政府的社会会由此形成。因此，赖希认为，我们不能“将注意力都集中在某个单一的政策和价值上，这样会遮蔽其他重要价值”，社会救助中的政府作为财富的再分配者，不能拥有任何反对宪法所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的权力，政府不得拥有“购买”宪法所保障的权利的权力，政府不应对供给施加任何条件，如果它给除“恩惠”之外的其他供给施加条件，该条件是无效的，该原则是古老的“反对违宪条件”规则的“复活”。也就是说，“不能使继续行使国家赋予的特权的权利，依附于接受者对国家规定的违反联邦宪法的条件的服从”。接着，赖希论证到，如果政府可以因为救助行动要求个人放弃宪法权利，并以此作为政府提供救助的条件的话，政府就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迫使所有的人放弃宪法权利，宪法规定的保障措施，可能被这样的摆弄以至于不存在。可见，赖希认为，现代国家为受救助者提供救助义务由现代国家所承担的责任所决定的，它不能以附加对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为条件，公民所享有的宪法权利在位阶上具有最高性，这是社会救助权实现过程中首先需要遵从的原则，也是社会救助权法律保障的首要机制。

2.政府救助行为的实体和程序约束。

由于政府的救助行动以对救助者的身份确认为前提，救助者的身份、曾经的行为可能会影响到这种身份的确认，比如政治身份、政治信仰、道德品质、犯罪记录审查、有无违背政府意愿的其他行为等，会让政府对其有不公正的偏好或歧视，不仅如此，这种自由裁量的存在还可能会给政府的腐败、寻租留下空间。为消除这种情况，赖希认为，应通过实体上“相关性原则”加以限制，美国曾对一个“不忠诚的租户”拒绝提供住房补助，但是伊利诺伊州法院判决认为，《伊利诺斯房屋管理法》的目的，是“消除贫民窟，为低收入的人们提供住房……很显然，仅依据该人具有被总检察长认定为颠覆组织的成员资格，就将他排除在外，这种做法，根本没有促进房屋管理法目的的实现”。因此，社会救助应以其自身本来应具有的价值为行动指针，避免“对供给的管制成为对别的所有事情的管制”。除了“相关性原则”之外，实体上对救助行为进行控制应通过对“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以及“制定权力的政策，不得交给实质上是属于私人的组织”来实现，至于这两种方式对政府行为的控制功能及对公权力的规范意义，因其一直是行政法学的核心问题和各国行政改革的关键问题被中外学者所关注，本文不再赘述。其次，政府救济行为还应受到程序的约束。在《新财产权》中，赖希曾说，按照传统的理论，宪法正当程序条款只是对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等权利进行保护，源于政府供给的社会救助(财产)，既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财产权，政府就可以任意取消，不受宪法正当法律程序的限制。但新财产权理论认为，政府供给的授予、拒绝、撤销和管理，都要小心翼翼地遵守公平的程序，政府的行为应公开接受听证和辩论，以未公开的理由，拒绝任何特权和利益，都是不能容忍的。因此，在政府救助的过程中，要通过立法对救助的范围、条件和幅度，以及救助撤销的理由、过程、步骤和方式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建立救助信息公开制度、告知制度、听证制度、职能分离制度等等，从程序上对社会救助权予以保障。就行政给付中的程序“正当”标准而言，可参照以下原则来构建:假设在一个事关正当程序的案件中，X代表可能受政府行为影响的个人利益;Y代表利益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可能被剥夺的风险，以及因任何额外或替代程序所产生的利益;Z代表政府的利益，包括因为额外或替代的程序所带来的财政或行政负担，针对具体的行政行为分析时，如果X+Y＞Z，那么目前所提供的程序保障是不足的，替代性的程序保障应被采纳，方能满足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相反地，X+Y＜Z，则表示如果采用较为周全的程序，所获的权利保障利益低于政府的成本，因而现行的程序保障已能满足正当法律程序的保障。笔者认为，这都应该在社会救助权的法律保障中加以充分适用，以保障社会救助的公平与合理。

3.社会救助权的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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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 广西会展业 知识产权 法律保护

    随着改革开放脚步的加快,我国会展经济在现代服务业中也发展的越来越快,会展经济对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地区经济的文化交流以及各地区之间的融合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些大的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每年都会举办很多场展览会。随着会展经济的快速发展,会展业方面的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本文主要研究广西会展业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问题,并在此基本上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会展业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概述

    (一)会展业与知识产权的关系

    知识产权是权利人对其所创造的智力成果所享有的专有权,包括文学产权,例如着作权;工业产权,比如专利权,商标权;其他产权,例如植物新品种,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等方面的知识产权。在会展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最新技术,最新产品和最新设计展示交流的平台,这些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设计本身就包含有大量的知识产权,比如,会涉及展会中的对专利权的侵犯,对商标权的侵犯。因此,会展成功举办的前提就是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二)会展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主体

    1.会展主办方

    会展主办方是组织会展的主体,其会展的名称以及会徽可能归会展主办方享有,会展主办方还可能是会展项目创意,商业秘密等无形财产的拥有者。

    2.参展方

    参展方是在会展中展出含有新技术,新工艺的各种新产品,这些展出的新产品中包含许多知识产权,比如专利权,商标权等与其相关的知识产权。

    3.第三方

    第三方是指在展会中提供辅助服务的权利主体,比如由第三方提供的在展会现场播放的音乐,以及参展商电脑里安装的软件等。

    (三)会展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

    1.会展名称、标志

    会展名称和标志是展览会区别于其他展览会的特征,一般是主办方的智力成果,是由主办方设计的。会展名称和标志是主办方独特的创设理念,与知识产权有着密切的联系,理应受到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

    2.展出的商品

    会展主要是展出参展方的新的独特的商品,这些新的商品代表了新的科学技术的应用水平,是最新科技成果和最前沿的设计理念。参展方主要是通过展会这个平台来推广新的产品,吸引更多的潜在客户购买自己的商品,扩大市场份额。这些展出的产品可能同时会涵盖许多知识产权,比如发明专利,外观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

    3.展板和宣传册

    展会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参观者来了解参展的产品,以展板和宣传册的方式来介绍参展的商品,吸引更多的潜在客户。这些展板和宣传册一般都制作的外观有美感,内容丰富,广告语有独特创意,会给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广西会展业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现状及其不足

    近几年,广西的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相应的广西会展经济也就发展的比较迅速,在广西开展的展览会相应增多,形成了广西省自己独特的具体全国影响力的展览会,这些展览会的举办,对促进广西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把广西省特色产品推向了全国。但是广西省与展会相关的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也随之而来,并时常发生。这些侵权行为严重影响了会展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参展积极性,十分不利于广西省倡导的创新理念的推行。

    (一)广西省会展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现状

    1.展品专利侵权

    会展上展出的产品是最新科技和最前沿的科技成果,是新的科学技术应用水平的代表。但在国内外的各类展会上时常发生损害参展商的侵权行为,比如侵害参展商的外观设计,发明专利等。《专利法》所保护的是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以及外观设计专利,其目的是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鼓励发明创造,推动发明创造的应用,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专利权人享有的是对其发明创造的独占权,任何人未经专利权人的允许,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擅自使用、生产、销售或进出口专利产品,否则构成专利产品侵权,从而受到法律的惩处。广西每年的展会中都会出现不少关于专利侵权的案例。例如2009年的第14届中国五金博览会上,展会知识产权投诉中心共受理专利侵权投诉13宗、创新维权1宗。

    2.展品商标侵权

    展会中展出的产品都是标有商标的,代表了参展商的知名度和品牌效应。《商标法》规定了经过商标局注册的商标才会受到商标法的保护,保护商标注册人的权益,是为了促使生产、经营者保证商品和服务质量,维护商标信誉,保障消费者和生产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其他任何人不得在相同或相似的产品上使用和商标权人相同或相近的商标,否则构成了商标侵权行为。广西省每年举办的展览会中,商标侵权行为时有发生,尤其是仿冒一些国际知名品牌商标的侵权行为,如不加以及时制止,必将侵害知名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以广交会为例,第98届广交会共受理商标侵权投诉270件,占广交会知识产权投诉案件的30%.广西省会展中的商标侵权手法表现为多样化,有的利用商标谐音的方法侵害注册商标,还有的利用相似的颜色和字母来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

    3.展会标志侵权

    展会标志是代表展览会的形象和特征,其标志和会徽本身就是举办本次会展的一种无形资产,其本身价值应与展会知名度相应的价值。展览会如做的较好,其展览会的品牌效应就日益凸显,相应的知名度会越来越高,其展会标志的商业运作价值就会随之越来越突出。有些不法分子,就会利用一些品牌知名度高的展会标志和会徽,举办与其不匹配的展览会,损害这些品牌较好的展会标志和会徽,导致让参观者混淆其展览会标志,给参观者造成损害。随着广西省举办展览会的数量越来越多,对于侵害展会标志的案例也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4.软件侵权

    在广西省举办的各种展览会上,软件的应用是非常常见的,但有的会存在使用盗版软件的现象,这些盗版软件有的可能是现场演示新产品或介绍一种新的创新理念是使用,有的还可能是新展品本身生产创造的过程就是使用了盗版软件,这些使用盗版软件的现象屡见不鲜。

    5.展会名称侵权

    展会名称代表了本次举办展览会的赞助商和举办方,有一些名气较小的单位很可能利用较有名气的展会名称进行冒牌招展,因此来增加知名度和吸引参观者前来参观。盗用展会名称会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展会名称还是举办方的名誉和形象,这些绝不允许其他展览会经营者通过剽窃、假冒等不正当手段挪用,搭顺风车。

    (二)广西当前会展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不足

    1.相关立法不够完善

    目前,我国的会展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主要依据的是四部委联合颁布的《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专利法》、《商标法》、《着作权法》中的相关内容。但是,随着会展知识产权侵权问题的日益复杂,新情况和新问题出现的也日益复杂,这些法律在实际运用中会出现很多与实际脱节的地方,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进而加以完善。

    首先,这些颁布的相关法律,其保护范围相对狭小,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高科技的日益更新,各种新型知识产权会不断出现,对于这些新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科技,由于已经出台的相关法律没有规定,所以很难将它们纳入保护范围。其次,由于会展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有着一种特殊意义,对于适用普通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程序可能不适用于会展业。尤其是对于广西省,还没有出台地方的相关会展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方面的法律,不能根据广西省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知识产权法律保护。

    2.举办方缺乏主动性

    举办方作为举办展览会的主体,应对会展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有较清晰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维护展览会中各方参展主体知识产权的利益。但在现阶段,举办方缺乏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动性,在发生知识产权侵权时,才针对一些列侵权事件进行相应的解决,并没有把此问题放到日常的管理规定中,也没有在会展中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进行监督。

    3.行业协会未起到应有的作用

    行业协会是管理和监督展览会的一个民间自发组织,但由于我国展会行业发展比较晚,我国展会行业协会的力量还是非常薄弱的,还没形成统一系统的组织系统,现阶段只是停留在组织会议、联络通讯等表面工作阶段。全国展会行业协会还不是很健全,广西省地区展会行业协会就更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了。

    三、广西完善会展行业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建议

    (一)广西省展会知识产权的法律和行政保护

    针对现阶段已经出台的关于展会行业的相关法律规定,应适时调整和完善其法律,并针对已经出现的新的情况颁布相应的展会知识产权法律保护。还应在执行展会知识产权侵权方面加强监督和管理,如一旦在展会中发现侵权事件,及时制止,把侵权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消除于摇篮中。特别是针对广西展会中出现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制定符合广西省自己的展会知识产权地方法律保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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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我国对我国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国内保护《TRIPS 协议》对发达国家所关注的知识产权给予了较高的保护， 但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国内保护《TRIPS 协议》对发达国家所关注的知识产权给予了较高的保护， 但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

【关键词】 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 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

【本页关键词】教育论文 职称论文 职称期刊

【正文】

对我国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国内保护《TRIPS 协议》对发达国家所关注的知识产权给予了较高的保护， 但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如地理标志、传统知识、技术秘密、遗传资源等却没有给予应有的保护， 我国如果希望在国际竞争中保持本国具有知识产权优势产品的竞争力， 不为他人轻易获取、模仿， 只有依靠本国完善的国内立法。只有通过对我国具有优势的知识产权建立严格的国内保护制度， 才能使得我国的知识产权在相对滞后的状态下获得相对优势， 保护国内市场， 支持相关产品的国外竞争;同时也可获得他国的尊重， 使得外国对我国设置知识产权法律障碍时有所顾及。首先， 完善我国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改变目前地理标志保护双轨制下立法冲突、管理冲突的状态， 应当以专门立法模式保护地理标志， 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保护法》， 对地理标志实施全方位的保护。， 国外许多具有地理标志优势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各自的地理标志保护专门立法。如果我国产品以自然品质特点与完善的立法保护相集合， 发挥品质优势、环保优势、与易于识别的标志优势， 则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突破他国贸易壁垒， 参与竞争的能力将得到很大的提高。第二， 对传统知识通过技术秘密法、商业秘密法严格保护。目前发展中国家拥有宝贵的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被发达国家不断窃取、盗用或以低廉价格利用着。而我国对传统知识的保护方面的多处于立法空白状态， 使得我国含有传统知识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如同没有保护的婴儿， 随时面临被剥夺、盗窃、复制、侵犯， 使得多少年传承下来的知识瞬间失去。因此， 希望使得我国外贸增长具有持续性， 传统知识的保护刻不容缓。第三， 建立严格、完善、可操作的遗传资源保护制度。我国的生物遗传资源曾令人骄傲。我国拥有高等植物30000 余种， 居世界前列。但我国目前遗传资源在管理、获得、管理方面都存在着空白， 而一些发达国家扮演着“生物海盗”的角色。为保持我国在遗传资源上的知识产权优势， 应立即产生有关专门立法， 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政府批准， 不得向国外提供遗传资源或进口遗传资源， 并规定专门的管理机构、进出口程序与渠道。对国内私人应对外国知识产权司法或准司法程序的支持机制缺失及弥补如果希望依靠国内私人的力量来跨越外国以国家力量， 行政的量设置的知识产权法律障碍是不现实的。但目前我国企业面临外国设置的知识产权法律障碍时， 都是凭借的私人的力量去面对， 结果是极少数能够成功跨越， 大多数是黯然离开。实际上应对贸易摩擦是一项非常复杂而又十分紧迫的系统工程， 需要我们的政府、进出口企业和各种中介组织紧密配合， 共同努力。其中政府的引导、服务、协调、补贴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制定、实施其知识产权战略时， 政府对与知识产权发展有关的产业公权介入，资金支持、服务咨询的特点十分明显。发达国家尚且如此， 我国政府、中介组织更是应当加大投入。我国应对外国反倾销贸易诉讼中的“四体联动”机制值得借鉴， 在“四体联动”工作机制中，企业， 进出口商会、行业协会， 商务部，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联合行动， 应对外国的反倾销诉讼。实践证明“四体联动”机制应对国际贸易摩擦是行之有效的， 但是上述机制仅适用与反倾销诉讼。对于国内私人应对外国知识产权司法或准司法程序的支持机制缺失的问题， 我国不能等到大量案件扑面而来时， 才考虑对策。应当尽早建立由较高机构负责并资助， 行业中介、服务咨询机构广泛参与的支持机制; 且该机制应制度化， 具有长期性与可靠性。综上所述， 我国只有本着对内自我完善， 对外积极反击的方针修缮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 才能做到私人、社会、国家协力合作的机制， 才能有力地支持我国的相关产业突破国外法律障碍， 使我国与知识产权有关产品通行于国际市场， 取得知识产权利益分配的最大化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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