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销处分思想汇报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撤销处分思想汇报，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后续教育制度；跟踪教育；处分撤销

高校受处分学生虽然只占学生总数的一小部分，但却是一个特殊群体。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各高校制订的违纪处理规定，高校学生在校期间违反校纪校规，视情节轻重，要受到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开除学籍五类处分。为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和生活秩序，学生出现违纪行为就要给予相应处分。学生受处分后，高校应积极加强教育引导，建立和实施科学的后续教育制度。

一、后续教育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后续教育制度主要包括心理预警和疏导制度、跟踪教育制度、处分撤销制度、社会支持制度等。通过心理预警和疏导制度，消除学生的心理障碍；通过跟踪教育制度，考核学生的行为表现；通过处分撤销制度，给予学生获得重新正面评价的机会；通过社会支持制度，让学生体会到更多的人文关怀和理解宽容。建立健全后续教育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后续教育制度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与一般社会犯罪案件相比，大部分学生违纪行为的主观恶性不深，社会危害性也不大。高等教育是为了使人得到全面发展，高校对学生进行处分的目的不是惩罚，而是为了更好地规范学生的行为。

后续教育制度可以使学生在接受纪律约束的同时，也能体会到高校的人性关怀。正如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所言：“法律（包括纪律）所考虑的不是人们都像哨兵一样时时刻刻目不转睛，而是要他们偶尔也能无忧无虑地抬头观瞧灿烂的星空、盛开的花木和存在的必要性及美感。”无论如何，处分学生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后续教育制度讲究宽严适度，给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真正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二）后续教育制度保障受处分学生的公正评价权

我国教育法规定：“受教育者享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权利。”因此，受处分的学生也同样有权要求学校对其思想品德、言谈举止做出客观、公平、正直、没有偏私的评价。

高校对学生的评价是具有公信力的证明，直接关系到学生今后的升学和就业等。后续教育制度能够使受处分学生通过正面教育引导，扭转心理行为偏差，从而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二、现有后续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

目前，国内真正建立受处分学生后续教育制度的高校是少之又少。有些高校即使建立了后续教育制度，但其管理者仍然存在着“强调处分程序，轻视教育过程”的观念，认为对学生处分就等于对学生进行教育。也有少数教育工作者以繁忙的事务性工作为由，淡化了对受处分学生的关心和教育，使教育工作流于形式。

（二）教育管理体系分裂

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对学生的学业、思想和心理等各方面进行指导，而不是只有专职思想政治辅导员才管学生的思想工作。但是，目前很多高校中存在两个极端现象，教学的往往不管育人，育人的很少管教学，任课教师上完课就离开课堂，其他工作都由辅导员等负责。对受处分学生的教育工作，都是靠辅导员、副书记的个人力量和经验进行，任意性和波动性太大，缺乏科学化、体系化。

（三）跟踪教育制度缺乏

跟踪教育制度主要是对受处分学生进行学业、心理、就业等全方位的跟踪和记录，内容可包括跟踪人、跟踪事项、跟踪目标以及跟踪考核等。目前，很多高校尚未建立这种跟踪教育制度，有的高校即使建立了类似的跟踪辅导制度，也大多流于形式，管理比较粗糙，没有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四）教育方式方法有待改善

1.对受处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不够深入

学生受处分后，一些教育工作者没有注意运用更多的工作技巧，深入地慰疗学生的心理，对学生的心理补救往往只停留在关注学生情绪状态，引导学生摆脱处分造成的心理阴影，使他们将精力转移到学习中，但却忽视了心理健康教育的系统性、全面性。

2.对受处分学生的教育方式比较单一

许多教育工作者采用的方式方法比较单一，往往局限于口头谈话和书面思想汇报，找学生谈几次话，写几次思想汇报就算进行了教育，力度不够，效果也不好，更谈不上根据受处分学生的特点，采用多种行之有效的教育手段，也很少有效地利用各类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等教育资源。

三、完善后续教育制度的建议

（一）转变观念，坚持以教育为中心

科学合理的学生处分模式应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念，不是以惩罚为中心，而是以教育为中心。

1.处分方式和手段必须适合学生身心发展的要求

处分是建立在对教育活动中每一个个体作为“人”的地位的承认及对其人格、权益的充分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只有突出学生处分的教育目的，才能确保受处分学生的人格尊严、合法权益得到尊重，才不至于用简单的惩罚代替应有的“劝诫”。

2.必须最大限度地保护学生的权益

高校不能仅从维持管理和教育秩序出发，这有违教育的基本原则。对学生违纪行为的处理，应充分体现对学生权益的尊重、保护和实现。

（二）加强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

1.管理者要充分重视制度建设

重视并完善相关工作机制，能极大地推动处分后续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管理者尤其是高校领导应充分重视学生处分后续教育，调动学校各方面力量开展教育工作。

2.任课教师要积极参与

任课教师在承担学生学业指导的同时，也应兼顾学生思想教育等工作，应当与辅导员相互配合协作，积极关注受处分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对他们进行相应的学业生涯和人生规划的引导。

3.教育工作者要加强培训

要以制度形式，有计划地组织相关专业培训，改善教育工作队伍的整体知识结构、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修养，促使他们科学掌握沟通、指导、教育以及管理等技巧。

（三）强化心理预警和心理疏导

心理预警机制是以预防为主，集学校、家庭、院系、班级、寝室五位一体的心理健康监督预警机制。应结合受处分学生的性格特征，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辅导工作。心理疏导机制是针对已经出现心理障碍的学生，如自卑心理、放纵心理、孤僻心理等，通过开展个别咨询和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及时化解学生的心理危机，促进他们心理健康状态的回归。

（四）进一步完善跟踪教育制度

跟踪教育制度是指教育工作者通过对受处分学生心理、行为、学习、生活等方面采取全程监控的方式进行追踪考核或阶段性总结。跟踪教育的目的是关注受处分学生的后续行为，并对其行为做出及时的修正和鼓励。要尽可能地与学生进行情感交流，消除隔阂，建立信任。对学生受处分后的心理态度、行为举止、学业成绩、生活状态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了解，要强调对学生隐私的尊重，维护其正当利益。

（五）开拓思路，采用多种教育手段

除了主动谈心和定期思想汇报外，应在教育过程中开拓思路，通过素质拓展和集体文化体育活动，加强受处分学生与班级同学之间的交流。还可推荐或吸收受处分学生参加社会实践、青年志愿者活动、公益活动、创新人才培训、文化艺术演出等具体活动，发掘和培养他们身上的闪光点。

（六）探索建立处分撤销制度

学生处分制度主要表现为一种约束机制，体现的是约束功能，而学生处分撤销制度，则主要表现为一种激励机制，体现的是激励功能。建立学生处分撤销制度，能够对学生处分制度进行弥补。以国家公务员纪律管理为例，我国公务员受到开除以外的行政处分改正错误的，警告处分满半年可予以撤销；记过、记大过、降级处分满一年可予以撤销；撤职处分满两年可予以撤销。既然对行使国家权力的公务员都有处分撤销制度，那么，对教育对象学生也应建立处分撤销制度。因此，建立学生处分撤销制度是现行高校学生管理制度的内在要求。

当然，不是所有的处分都能撤销，达到一定条件的才能撤销。即使处分撤销了，撤销处分决定书与原处分决定书也应当一同存入学生本人档案，以维护学生在校情况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处分撤销对象可拟定为曾受警告、严重警告和记过的学生。处分撤销的条件可以一年时间为考察期，学生受处分后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和后果有深刻的认识和悔改，没有再发生任何违纪现象。受处分后学生成绩无不及格现象，能积极参加公益劳动、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并获好评。在此基础上，学生提交撤销处分书面申请后，班级、学院、学校通过民主评议、测评和审核过程决定撤销与否。处分撤销要充分考虑“违纪情节较轻”和“具有明显悔改表现”两个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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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曼曼.浅析高校如何加强学生受处分后的教育[J].考试周刊，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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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江涛.高校受处分学生教育研究[J].实践探索，2009.

篇2

【关键词】缓刑；社区矫正；刑罚组；刑罚逻辑

一、引言

缓刑作为一种刑罚应用方面的重要的制度设计，充分体现出人类社会的刑罚智慧：明明是罪有应罚，但是所科处的刑罚却并不立即执行，而是适用缓刑，将应有刑罚的实现予以后延，给受刑人和用刑人以机会；或者以此表达用刑人的一种有意的、有条件的宽宥，或者以此表达对受刑人的一种期待。

然而，因为处于各种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以及在各种刑罚文化的不同理念之下，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缓刑作为一种重要的刑事资源，却一直并没有得到同样的重视和开发。

今天，在多数国家里，犯罪依旧是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监狱关押人口总数居高不下，被广泛使用的剥夺自由刑的行刑成本日渐攀高的现实状况，在主张以人为本，切盼提升刑罚效能的行刑目标推动下，各种刑罚资源，包括缓刑、社区矫正等刑罚资源的利用及开发，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日益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关注。在这样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努力开展对包括缓刑、社区矫正在内的诸多的刑事资源的研发，就是本课题立项的初衷。

在中国现行的刑罚制度中，缓刑其实有两种样式。一种是重刑缓刑，即“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制度设计中，作为对刑罚体系中最严厉的刑罚——死刑——的缓刑，设立了二年的考验期。法律规定，在考验期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即可不再执行死刑。在实际运行中，几乎没有哪个服刑罪犯会主动“找死”，会在考验期内再次故意犯罪，而被执行死刑。所以实际情况是，只要是确定是“死缓”，绝大多数就意味着“免死”。因此，一般对于应受死刑的罪犯来讲，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实是极大的宽宥。

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制度的结构上来分析，这种缓刑制度设计，实际上是两种刑罚类型的融合，即“本刑（死刑即生命刑）+考验期（自由刑）”。一来，在现行刑罚制度中，这种缓刑的考验期是以自由刑的样式来完成的，并且交付监狱来“执行”（必须注意，这里的“执行”，并不是原有刑罚即“本刑”（死刑）的执行，而是死缓考验期的执行）。二来，这种缓刑制度的最终结果，绝大多数是通过正式的减刑达到与较重的自由刑（例如无期徒刑或15～20年的有期徒刑等）相衔接，即通过正式程序转化为长期自由刑。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制度是刑罚制度中的一个充分体现着刑罚智慧的制度安排，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的内涵结构式具有以下的特点：

1.在结构上，并没有取消并始终保持着原判的极刑（死刑执行）的最终可能性，这既是顽冥不化的受刑人的最大的威慑源，也是立意悔改的受刑人的最大的激励源。

2.“缓期二年”中虽然表面并没有说明，但是其中蕴含着或者说是捆绑着、套装着一个与缓期相同时间的严厉自由刑，就是说，缓期的这二年，用刑人并非什么都不执行，而是要执行一个处遇相当严厉的自由刑。

3.死缓制度设计为现代刑罚体系提供了一个单独的刑罚逻辑。实际上出现了一个“刑罚组”或“刑罚组合”。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实是一个刑罚组，即以死刑为本刑，却又偏偏先不执行，先要执行的是与本刑捆绑在一起的“缓期二年”，是一个处遇严厉的二年自由刑。本刑在一般情况下被虚化为一个震慑要素，一个极大可能性。与此同时，长期自由刑（无期徒刑或15年以上有期徒刑）成为另外一个极大可能性，从而给受刑人和用刑人一个抉择的机会。特别是对于受刑人，一般都会以最大的努力来争取第二个极大可能性，即转化为长期自由刑的可能性，从而达成制度设计者的期待，产生应有的激励作用。

缓刑体制在刑罚制度中关于死刑执行方案中的应用，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死刑制度，这是缓刑资源在开发应用方面值得关注的案例之一。

二

刑罚体系中的缓刑的另一种样式，是轻刑缓刑，其实这也是一种“刑罚组”。它的一般的表达形式和结构是：“判处有期徒刑×年，缓刑×年”。在刑罚逐渐趋轻趋缓的现代社会，这种刑罚样式逐步受到越来越大的关注，其原因之一就是其中蕴含着较大的刑罚资源。

在这里，“有期徒刑若干年”虽然是本刑，但是一般也只是表现为一个极大可能性，作为这一刑罚组的实现来说，最重要的是捆绑在一起的“缓刑若干年”的实现问题。

在我国的刑罚制度中，“缓刑”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刑种或刑罚类型，因此它依然属于“刑罚的具体运用”，属于刑罚的实现样式或执行样式。对于用刑人来说，作为刑罚的具体运用，作为刑罚实现样式，他也可以有多种选择：（1）缓刑期间什么都不做，如果在缓刑期间内再犯新罪或者发现有漏罪，或者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刑法》第七十七条）即要执行本刑；（2）缓刑期间内对受刑人监督考察，视其表现到期或者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决定是否执行本刑。如果表现好，“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原判的本刑即不再执行，从而缓刑的过程就成为原判刑罚（本刑）的实际替代物（《刑法》第七十六条）。（3）为加强刑罚的效能，在缓刑期限中再套装着一个严密的矫正过程，例如“社区矫正”，使缓刑的过程内存在一个实实在在的能够发挥作用的教育改造受刑人的过程。

在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第（3）种选择。因为这样一来，缓刑就不仅仅是本刑在时间上的延缓执行，或者仅仅是刑罚实现上的时间缓冲，或者简单地成为本刑的替代物，而是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制度设计的逻辑一样，以另外一种矫正制度和本刑捆绑在一起，形成刑罚组合。如果立法规定社区矫正也是一种单独的刑罚类型的话，那么这种缓刑（内部套装着社区矫正的缓刑）也就和本刑一道，构成一个独特的刑罚组。就是说，在这个刑罚组的结构当中，是以“有期徒刑若干年”为极大可能性，来发挥实际的威慑和激励作用。而以“缓刑若干年”为框架，加上内含套装的社区矫正，形成一个单独的教育改造受刑人的过程，从而形成一个全新的刑罚逻辑。而这正是本课题所要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领域。

三

剥夺自由刑的实现，即刑罚的执行，从最初的实现样式——主要是通过严格的监禁监管完成对受刑人的人身自由的剥夺来看，当然首先就是要使用专门的机构来完成，这一使命就历史地落到了一种现成的机构——监狱的头上。由完全封闭的监狱监禁实现对受刑人人身自由的剥夺，由监禁的时间长短（刑期）作为衡量刑罚烈度的指标。但是由于刑罚理念的变化，剥夺自由刑的实现由单纯的监禁监管以完成对人身自由的剥夺，逐渐转变为要在剥夺人身自由的同时实现对受刑人的“矫正”（在我国被称之为“改造罪犯”）。就刑罚实现的内容样式来看，“监禁刑”转变为“矫正刑”。但是这样一来，陆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譬如，对于主观恶性比较小和行为危害比较轻的因而所判刑罚时间比较短的受刑人，严格封闭管理的机构（监狱、矫正机关等）是否真正有利于对其矫正（或改造）；是否应当放在更加宽松的、更加有利于其重返社会的环境氛围中进行；是否应当有新的刑罚执行方式来应对和缓解居高不下的监狱受刑人数量压力；等等。这些新的实际需求，都会直接导致产生新的刑罚执行的改革思路。

在机理上，使用一种专用的特定机构来实现刑罚，可以称之为“机构执行”。那么这种机构既是刑罚执行的主体，又是刑罚实现的载体。机构执行的特点是专业性强、封闭性好、剥夺指向明确，可控性大等等。但是机构执行也有明显的不足，例如执行成本较高并且有日渐升高的趋势；如果被执行人人数急剧增加但是机构内空间和容量有限而且增加缓慢，就会导致关押条件大幅下降；被执行人之间容易出现恶习感染、恃强凌弱等管理问题；受长期关押囚禁副作用影响产生回归社会障碍；等等。还有一些，譬如行刑经费的增长赶不上受刑人的增长、机构行刑的效益备受质疑以及机构创新发展的压力等直接原因，都使得人们对“机构外执行”或者是“非机构执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由刑实现样式的改革及新样式的探索，新的更加经济、方便、适宜的惩罚方式的试验等，都对自由刑的实现载体——监狱提出了挑战。

这里的“机构”其实是指“专业机构”，实际上就是各种各样的监狱和矫正机关。从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样的专业机构不但不能被取消，而且还有日益加强其效能的趋势。但是，在现实社会的条件下，是否还要由这样的机构担负起全部的、不论刑期长短的所有自由刑的执行任务，就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改革的问题了。

四

对于行刑专门机构（监狱）外的空间的利用，应当说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对于特别在政法工作中讲究“走群众路线”的中国来说自然更不能例外。在中国的刑罚制度当中，就有“管制”刑罚类型的制度设计和司法实践。严格地说，管制应当属于“限制自由刑”，比起“剥夺自由刑”来说，其刑罚烈度要轻微得多，所以实现起来的条件要求也就自然宽松得多。在制度设计和执行的实际来看，是由公安机关来执行的。但是美中不足的是，由于公安机关任务繁重，所以常常是无人或无暇来实现“管制”，于是受刑人自然是乐得其所，但是用刑人不得不有所忌惮，从而导致运用上的阙如或稀少。当然，导致管制刑应用稀少还有其他的原因。例如，在刑事政策上，由于立案标准的存在和标准的不断提高，事实上导致在犯罪处理上的“紧缩的犯罪圈”的现象存在，即一大批介于罪与非罪界限之附近的行为被立案标准推出犯罪之外，这也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但是这样一来，一旦进入“圈内”被列为犯罪的，其恶行恶性就不会太轻，按照“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其应得刑罚也就不会太轻。这恐怕也是为什么看起来一般被判刑的受刑人的刑罚都比较重的原因之一。由此一来，按照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能与管制刑相对应匹配的犯罪就不是很多，大概这也是管制刑适用很少的原因之一。

而在相当的另一些国家中由于实行着“扩张的犯罪圈”，一大批轻微犯罪行为被定为犯罪，进入圈内等待适用刑罚来处理。但是如果都将大批这样的受刑人交付专门机构（监狱或矫正机构）来执行自由刑，既是不经济的，其效果也未必是好的。所以，一些诸如强制社区服务，社区劳动、社区矫治等非监禁方式的刑罚样式应运而生。由于在专门机构之外有无限的容纳空间，也容纳无限的想象力，因此在专门机构之外的刑罚实现样式也可以有不断的创新。但是为了表述起来方便，人们就把各种各样在社区进行的刑罚实现或矫正方式，归纳起来统称之为社区矫正。

但是，单纯的社区矫正如果只是作为一种轻微的限制自由的处分存在，往往也会由于处分烈度的轻微或者是执行过程中的缺陷以及激励作用的不足，在“紧缩的犯罪圈”的刑事政策大背景下，非常有可能形成和管制刑大致雷同的状况。

五

由此看来，将缓刑与社区矫正结合起来，创新设计一种符合国情实际，符合宽严相济的新的刑罚组合样式，也许在“紧缩的犯罪圈”的刑事政策背景之下，将不失之为一种有益的选择。

近年来，国家对于社区矫正予以高度的关注，不少地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试验。在试验中，假释人员、暂予监外执行人员、管制刑受刑人员、缓刑人员等，凡是处在机构之外的被执行人员一般都被纳入社区矫正的管辖范围当中，据说都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重新犯罪率大幅下降。

但是本课题并不是在这里简单地肯定缓刑人员被纳入社区矫正管辖范围这种做法的意义效果等，而是要正式建立一种刑罚制度设计。这种设计的表述是：将有期徒刑、缓刑、社区矫正三者正式组合起来作为一种刑罚样式，一个特殊的刑罚组，并且予以相对大面积地、大范围地、大比例地使用。对于相当多的犯罪种类、犯罪人，有意识地采取“判处有期徒刑若干年，缓刑若干年，缓刑期间实行社区矫正”的新的刑罚处罚样式。这种刑罚处罚样式还可以简单称之为“缓刑框架下的社区矫正”。和传统的剥夺自由刑，例如“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相比不大一样，“缓刑框架下的社区矫正”是一个刑罚组合，是一个具有特殊结构的刑罚组。与单纯的社区矫正也不大一样，关键在它的组合中，有“有期徒刑若干年”的参与。“有期徒刑若干年”在这里虽然还是“本刑”，其实表现为一种新的形态，即成为所谓的“可能刑”，而不是所谓的“必然刑”，从而使这一刑罚组合具有新的属性。

六

在这个刑罚组中，有着独特的刑罚逻辑和结构。

1.如果以“缓刑若干年”为基本逻辑起点，刑罚组的运行有两个走向，或者说受刑人面临着两种极大可能性：（1）如果在缓刑期间表现不佳，符合有关要件，经过法定程序，就有随时被送入监狱执行本刑罚组中的“有期徒刑若干年”的极大可能性，从而使可能的监禁成为必然。这样一来无疑会使刑罚组具备了较大的震慑和激励能量，增强了刑罚组的效能。（2）如果在缓刑期间表现良好，同样符合有关要件，经过法定程序，那么就可以在缓刑期满甚至可以在缓刑尚未期满，就视为本刑罚组执行完毕，具备了不再执行刑罚组中的“有期徒刑若干年”的极大可能性，从而使这种“可能刑”消失。这样一来，无疑会使本刑罚组具备更加强大的的激励能量，大大增强本刑罚组的效能。

2.如此一来，“缓刑若干年”就成为本刑罚组的核心内容，或者说在时间上看处于核心区段。那么怎样才能看出受刑人在缓刑期间内的表现良否呢？同时也不能单纯地消极等待受刑人的立地成佛、自我完善，这就要在缓刑区段内安排实质性的主动的矫正活动，所以在缓刑期间套装有社区矫正，进一步将缓刑期间由单纯的观察监督为主，转变为教育改造为主，只是教育改造的方式方法不同，空间环境在社区，监督管理和教育改造更加开放和多样化，与关押在专门设施机构中的教育改造有着很大的不同，教育形式上可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并且可以借助更加丰富广阔的教育资源。

3.这里的缓刑和传统意义上的缓刑其实是有区别的。在传统的缓刑体制中，或者说在现行刑法的缓刑规定中，只是在缓刑和原判刑罚之间树立了一道比较高的“门槛”，受刑人在缓刑期间，除非是再犯新罪或者被发现有漏罪，或者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会被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刑法》第七十七条）之外，对于受刑人在缓刑期间是否能够得到应有的教育矫正，并未予以必要的关注。而本文所主张和建议设计的缓刑，着重点是要成为一种教育改造的框架，一种重在缓刑过程的设计，而不是仅仅像现行的制度那样只是设定一个门槛，只要你不越过这个门槛，只要服从法律法规、服从监督，“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参见《刑法》第七十五条）就够了。这个设计重点强调的是，要把缓刑和一种矫正样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种独特的、新型的、大不同于监狱或其他矫正机构内执行的教育改造过程，从而把缓刑过程更加实体化，加大缓刑的功效。

4.这里的社区矫正似乎和传统意义上的社区矫正有一定意义上的不同。传统的社区矫正多半是一种独立的国家处分样式，与监禁刑是并列存在的，其处分的烈度是处在监禁刑以下的，往往是针对比较轻微犯罪的处罚措施，和监禁刑并没有直接衔接或套装使用的关系。而这里的社区矫正是作为一种实质过程，内存套装于缓刑框架之中，并和有关的监禁刑共同构成一个刑罚组。

七

一般说来，社区矫正大概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独立的国家处分样式，由法院判决科处，主要匹配对应处理一些轻微犯罪行为；而另一种则是将“社区矫正”作为实现方式用来执行或完成其他的国家处分，例如将被假释、缓刑、暂予监外执行的人，交付社区矫正执行监督教育等。

但是，如果将社区矫正作为一种过程措施，并且与监狱执行的监禁刑关联起来考察，此时的社区矫正大概又可以分成另外两种形态：一种形态是，如果服刑人由于在监狱内服刑期间改造表现良好，从而获得奖励而被假释出狱，并且被交付执行社区矫正的话，以在监狱内服刑为基点，这时的社区矫正可以被称之为“后置式”社区矫正。而另一种形态，则是在宣告一定期限的剥夺自由刑（有期徒刑）同时宣告一定期限的缓刑，并先将缓刑人交付执行社区矫正。同样以监狱内服刑为基点，这时的社区矫正则可以称之为“前置式”社区矫正。

在机理上，“前置式”社区矫正与“后置式”社区矫正有着很大的不同。先说“后置式”社区矫正，“后置式”社区矫正其实是对假释执行方式的改进。假释是对在监狱服刑的服刑人，由于改造表现良好而受到的奖励，假释人可以带着剩余的刑期提前出狱。传统的假释执行方式一般是由公安机关负责监督执行，在国外有的也有专门的假释执行机构负责假释人的监督执行。但是这种“监督执行”的内容多半也只是一种“远距离”监督、照管和约束，一般并没有系统的矫正内容。现在如果将社区矫正套装到假释期间，使得假释考验期（剩余刑期）继续充实着教育改造的内容，这无疑是对假释考验期内容的重大变革，加大了假释的作用力度，使教育改造有了可靠的接续，提高了国家刑事措施的整体效能。对于重刑犯、长刑犯来说，先到监狱里服刑，以严格的处遇予以震慑和较强烈的刺激借以表达刑罚处分的严厉和严肃，嗣后视其改造表现逐步缓和处遇水平，直至以假释的形式重返社会，交付社区矫正。这样的刑罚执行逻辑和格局，应当是比较有益的。

但是对于轻刑犯、短刑犯来说，一下子先到监狱内服刑，并且由于刑期的限制，以及在刑期的后段还要留出一定的假释考验期，就不能在监狱内执行太多的时间，可是这样一来，监狱的作用未必能够发挥，监狱的副作用倒有可能随时出现。“监狱不过如此、刑罚也就这样”的不良服刑体验心理反而会导致抗刑心理、抗改造心理的增强。同时，由于轻刑犯日益增多，先行监禁也会导致监狱人口的急剧膨胀，挤占监狱处遇资源从而减低监狱对所有受刑人的处遇水平，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国家实现剥夺自由刑的行刑成本和总体经济开支。所以，“后置式”社区矫正对于短期自由刑来说，既不经济，效果也有限。

“前置式”社区矫正则有所不同，它是把社区矫正放到监狱内监禁服刑的前面，是把社区矫正置于缓刑的框架之内，与有期徒刑若干年（须到监狱内服刑）套装在一起，构成一个刑罚组。但是如前所述，从机理上，这时的有期徒刑若干年（即需要到监狱内服行的监禁刑）只是一种极大可能性，只要服刑人表现良好，就不会去监狱内服刑。因此这时的“有期徒刑若干年”只是一种“可能刑”。不过，在实际中，有没有这种“可能刑”效果可是大不一样的，同时这种“可能刑”的可能性有多大，效果也是大不一样的。没有这种极大可能性的存在，没有它在前面震慑和激励着，“前置式”的社区矫正也不过是一种独立的、威慑性和激励性都较小的处分措施，其效能也要大打折扣。

八

在现行刑法的关于有期徒刑缓刑的制度设计中，缓刑考验期的执行是“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刑法》第七十八条）。这种执行的制度设计内容实际上是宽泛的、不确定和松散的。

本课题所主张的制度设计改革，是沿用与死缓制度相近的刑罚逻辑。一如本文前面所述，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制度，是在原判刑罚死刑的缓刑二年考验期内，套装了一个处遇严厉的剥夺自由刑，构成一个独特的刑罚组。从这个刑罚逻辑出发，我们主张在原判的有期徒刑若干年的缓刑考验期内，套装一个程序规范的、内容严谨充实的、确定单独负责机关（不一定再是公安机关）的社区矫正。这里的社区矫正，是一种完整的教育改造处分制度，不是宽泛和松散的简单考察，而是由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负责实施，有着规范程序和教育改造内容的过程。由此，也构成了一个新型的、内容独特的刑罚组。

在当今时代，各个现代国家的监狱其实是小异而大同。但是，对“社区”的理解却是大相径庭的，由于经济、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社会发达程度等诸多方面的巨大差异，因此所谓的“社区”其实也有着极其巨大的差异。不过这样也好，这就为“社区矫正”的设计提供了极大的想象和发展空间。事实也是如此，现实中，不仅对社区矫正的概念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解，譬如说，“社区矫正”究竟是“由社区来实施的矫正”还是“在社区进行的矫正”？其实就有着天壤之别。前者的执行主体是社区，而后者的执行主体是国家指定或单独设立的社区矫正执行机关。鉴于我国现实的社区发展程度，显然，采取后者，即有专门的社区矫正机关负责的、在社区进行的社区矫正样式是比较合适的。特别是关于本课题所设计的“刑罚组”的执行，似乎就更要求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实现。

九

随着社会的发展，短期自由刑的适用量及适用范围都在不断扩大，这在发达国家中已经得到验证（当然这和一个国家总体的刑事政策有关，即和是采取所谓“扩张的犯罪圈”还是“紧缩的犯罪圈”有关）。也许，对于只要是完成与社会的彻底隔离就行了的单纯监禁刑来说，短期刑的刑期长短倒是无所谓的，刑罚实现的内容十分简单。可是在现今社会的刑罚制度中，大家都认可在刑罚的执行过程中要加进去教育改造或者矫正的内容。不过这样一来，短期刑的刑期问题就凸显出来，因为对于教育改造或矫正来说，显然时间越充足就越容易收到效果。而对于受刑人来说，当然是刑期越短越好，一眨眼就过去，矫正不矫正、改造不改造也好混过去。因此，在短期刑大量适用的时代，短刑犯的教育改造或者矫正的问题，就是令用刑人和监狱管理者普遍感到头疼的难题。

如果像本课题所说，我们将社区矫正、缓刑和短期自由刑有机地组合起来，构成一个新型的“刑罚组”，将一个特定的、严谨的社区矫正套装到缓刑中，使缓刑和短期自由刑有更加紧密的联系和严格程序控制下的转换，就有可能有利于解决短期自由刑的矫正困惑。譬如说，对有些犯罪，我们可以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在执行的阶段，先以社区矫正的方式实现缓刑二年，如果受刑人表现良好，就不再执行原判的有期徒刑二年；如果受刑人表现恶劣拒不接受教育改造，经过严格程序，送到监狱执行原判的有期徒刑二年。这里与现行的缓刑制度相比，有两点重大的不同：一是在缓刑期间要执行严谨的社区矫正，而不是单纯的“缓期”；二是缓刑的撤销“门槛”降低，适当增加了执行原判刑罚的几率，当然要建立严格的评估和转换程序，根据一般的心理和经验，处在社区矫正状态下的受刑人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愿意去监狱执行剥夺自由刑。这样一来，这个刑罚组的内容就具备了较大的弹性和广度，既可能只执行社区矫正二年，也可能连同原判刑罚一道执行四年的教育改造。甚至如果有更加复杂的制度的话，还可以在二至四年之间有更多的变数，从而大大增强短期自由刑的激励能量和矫正的便利。

十

用缓刑的方式延缓有期徒刑的执行，又以社区矫正的方式完成缓刑的实现，并且将对受刑人的教育改造一以贯之，这不仅涉及刑罚制度的设计，也涉及新的刑罚理念和刑罚逻辑的建立，应当说是在新的社会历史阶段对刑罚制度的重要变革，值得认真对待和研究，并大胆地试验。

即使是单纯从经济角度考察，“缓刑框架下的社区矫正”也有重要意义。由于在监狱内教育改造受刑人的行刑成本日渐攀高，并且居高不下，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普遍现象。与此同时，社会的犯罪率丝毫不见减少，因此监狱内的关押监禁人口数量也是与日俱增。再加上人道主义和受刑人人权的要求，监狱在不增加资源的条件下是不能够增收受刑人的，所以监狱的压力和有关管理部门的压力是可想而知。在这样的背景下，减轻监狱的压力，减少行刑成本乃至整个预防犯罪工作的经济成本，方法之一，就是尽量减少监狱内关押的人口，从而减少国家在自由刑行刑方面的经济负担。根据有关的研究和计算，一个社区矫正人员每年所需的各项费用，只相当于监狱内受刑人的四分之一甚至还要低，而预防再犯罪的效果又经常是好于监狱监禁。如此这般质廉价优的事情，何乐而不为。这也是为什么社区矫正日益受到人们关注和期待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再从教育改造服刑人的角度来分析，缓刑框架下的社区矫正中的教育改造，相比较监狱监禁条件下的教育改造而言，也存在着较大的方便适宜之处。条件的宽松、教育资源的丰富、受教育人员的心理放松、方式方法的灵活多样等等，都是监狱的教育改造所无法比拟的。在社区矫正人员保持正常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基础上，有关机关在组织学习座谈、参观访问、读书阅览、思想汇报、典型报告、恳谈疏导、心理治疗等等，一系列多种多样的教育改造活动样式，足以使社区矫正的内容丰富多彩。再配以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主题鲜明的、符合实际的教育改造工作，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缓刑框架下社区矫正中的教育改造一定会更加生动有效。

结语

必须指出，本文在这里论及的社区矫正、缓刑及有期徒刑之间的关系，只是在进行研究和设计，并非是对现行法律制度的诠释。在现行法律规定中，在缓刑中并没有必须实行社区矫正的规定，而且有关社区矫正也尚在试点，并没有足够规格的立法规范。但是这也是一种天赐良机，可以为我们的各种改革、试验和相关的制度设计，提供有利的时间和空间条件。

本课题所讨论和设计的“缓刑（社区矫正）+有期徒刑”刑罚组，只是一种制度设计方案。概括起来，我们的基本构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将短期自由刑（一般不超过三年）、缓刑和社区矫正有机地组合起来，构成独特的刑罚组合，形成一种新的剥夺自由刑及其实现样式。在这个刑罚组中，短期自由刑往往或在大多数情况下，虽然只是一种“可能刑”，但是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威慑角色，从而加大这一刑罚组的整体惩罚力度，保证其能够发挥国家处分的应有作用和意义。

（二）在这个组合中，以缓刑为基本区段，并以缓刑若干年为基本框架，在其中套装程序严谨、教育改造内容充实的社区矫正，并以受刑人在社区矫正阶段的表现为评估要件，通过立法和建立专门的评估机构与程序，决定少数不思悔改、表现恶劣的受刑人到监狱执行原判的短期自由刑，而大多数受刑人则可以在缓刑期满后，不再执行原判自由刑。

（三）在这个组合中套装的社区矫正，不同于传统的相对比较松散的社区矫正，是由专门机构负责的只是在社区进行的、程序缜密的教育改造过程，受刑人在保持与正常人差不多的社会生活与家庭生活条件下，要接受经过精心设计的社区教育改造规划的实施或监督实施。对受刑人在社区矫正期间的改造表现，要进行严格、客观与公正的评估，并以此作为是否执行原判短期自由刑的主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