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个人汇报材料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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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审判委员会是法院审判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任务就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长期以来，审判委员会在保证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质量，实行审判民主，提高人民法院审判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过去我国缺乏相应的法官准入机制，因此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但是，现在社会中日益繁杂且层出不穷的新的社会矛盾却需要具有丰富文化知识和深厚专业功底的法官来解决。这样，法院就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难题，而现行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正是以内部消化的方式比较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难题，把一些重大疑难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并作出决定，有助于解决疑难案件、新型案件；有利于统一司法尺度，保证适用法律统一，从而保证案件的审判质量，实现司法公正。同时，对提高法官的办案能力与水平，防止法官，抵制人情压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由于审判委员会的成员不一定是精通民事、刑事、行政审判业务的全才，又不可能直接参加每个具体案件的审理，只凭主审法官在极短时间内汇报，很难把握案件的事实和如何适用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就很难对案件作出公正的决定。另外，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审判公开原则相违背，形成了“审”、“判”分离。同时也与回避制度相矛盾。

对现行的审判委员会制度进行改革，严格明确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标准，改革审判委员会现行的操作模式，完善规范审判委员会的的评议案件规则，改革审委会的组成机构和人员构成，组建专业化的审委会组织，在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顾问委员会。这样才能使审判委员会制度更加完善、合理，更加有效地对合议庭进行指导和监督，更有效地发挥其作用。

【关键词】审判委员会 缺陷 改革设想

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均设立有审判委员会，它是法院审判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审判委员会在保证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质量，实行审判民主，提高人民法院审判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年来，随着同国际接轨的需要，也随着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审判委员会这一当代中国法院制度体系颇具“中国特色”的制度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和不同的意见。法学理理论界对这一制度表现出了较多的关注，并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司法实务界也开始对这一制度进行理性的思考和深入的讨论。本文将结合审判工作实践经验，对当前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的弊端进行剖析，探讨对该制度改革之设想。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之现状

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一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由院长主持，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该法第十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这是目前为止我国法律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的集中表述，它指明了我国审判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构成及运作。审判实践中，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现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构成。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大致相同。一般来说，法院的院长和主管审判业务副院长是当然的审判委员会委员，各主要业务庭（如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等）庭长和院党组其他成员也都是审判委员会的委员。真正不担任领导职务而具有审判委员会委员身份的人数极少。如果一个委员一旦不再担任院长、副院长、庭长等领导职务，其审判委员会的身份一般也就随即终止。由此可见，作为统一领导法院审判工作的组织，审判委员会从组织构成上表现出浓厚的行政化色彩，它是法院内部设立的专门对审判工作进行领导和指导的机构。

（二）审判委员会的性质。它与独任庭和合议庭不同，审委会受我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各级人民法院内部设立的机构。由于审委会拥有对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的权力，因此，尽管它并不直接主持或参加法庭审判，却实际上承担着审判职能作用，成为一种特殊的审判组织。

（三）审判委员会的运作、启动。无论是讨论案件还是决定其他事项，审委会运作的方式都是相同的，即召开审委会会议。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院长享有审判委员会会议的主持权，并有权决定是否召开审委会会议。实践中审委会的运作、启动带有很强的行政化色彩。一般来说，如果是独任审判的案件，法官个人对案件拿不准的，先向庭长汇报，如果庭长和承办法官的意见一致，则可以定案；如果不一致，庭长向主管副院长汇报，副院长也拿不准的，经副院长向院长汇报，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如果是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合议庭的意见与庭长意见不一致，由庭长向主管副院长汇报，副院长提出意见，要求合议庭重新审查。重新审查后，如果意见还不统一，则由副院长向院长汇报，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

（四）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程序。无论是《人民法院组织法》，还是《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都没有对此作出规定。司法实践中一般遵循着汇报、讨论、决定三个步骤：（1）由承办法官在法庭审理的基础上以口头形式或审理报告的形式向审委会汇报案情，提出争执点、疑点、难点等；（2）审委员在听取承办法官汇报的基础上进行深入讨论；必要时可以向承办法官提出询问，要求其解答；（3）审委会各位委员逐一就案件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表态，最终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对于审判委员会所作的决定，同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可以作出的三种结论：判决、裁定和决定相比，它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结论，甚至可以视为“判决之上的决定”，其“效力”明显高于判决、裁定和一般的决定。这是因为，无论案件是独任审判的还是合议庭审判的，一旦被院长提交审委会讨论并作出决定，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就必须无条件执行审委会的决定。换言之，审委会经过讨论所作的决定具有绝对的权威。

（五）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人民法院组织法》粗略简要地规定了“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但是何为“重大”、“疑难”案件，法律本身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所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第115条规定，合议庭对于以下“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可以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1）拟判处死刑的；（2）合议庭成员意见有重大分歧的；（3）人民检察院抗诉的；（4）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5）其他需要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关于行政案件，由于行政诉讼直接涉及到法院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不少法院在对行政诉讼案件进行处理甚至在受理时一般都要提交审委会讨论。对于民事案件，由于缺乏具体的审委会“受案标准”，只要是在定性问题拿不准或者地方行政机关（或领导）干涉的，甚至是有些案件实际上并不存在事实上或法律上疑难问题，只是依法判决后很难执行，则都属于审判委员会讨论的范围。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合理性之透视

长期以来，审判委员会制度作为我国法律制度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司法审判领域中发挥了不可抵估的重要作用，显示了其自身的合理性：

（一）保证案件审判质量，提高法官业务素质。在过去，由于对审判人员应具备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水准缺乏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了解，导致我国法官入口显得过于宽松，基本上是人人都可以进，从而使我国法官的整体素质参差不齐。尽管为改变这一状况，多年来法院系统一直在进行业务方面的培训，但由于种种先天的、现实的原因，我国法官的文化和职业素质状况很难在短时期内有实质性的改变，基层法院尤其如此。但是，现在社会中日益繁杂且层出不穷的新的社会矛盾却需要具有丰富知识和深厚专业功底的法官来解决。这样，法院就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难题，而现行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正是以内部消化的方式比较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难题。把一些重大疑难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并作出决定，有助于解决疑难案件、新型案件，有利于保证案件的审判质量，实现司法公正。同时，对提高其他法官的办案能力与水平，增长其他法官的业务知识和素质，指导其他法官办好同类案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统一司法尺度，保证法律统一。各地基层法院都设有不少的审判庭和派出法庭，各中、高级法院内部都设有业务性质相同或类似的几个审判庭。由于法律条文必须具有一般性，不可能将所有实际发生的情况都包括在内，也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等原因，在实际审判和案件处理中，各个法庭的法官往往会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形成一些新的具体作法。这些具体作法虽然对解决个案最适合，但它却会造成各个法官、各个合议庭、各个审判庭以至于各个派出法庭之间的执法标准的不统一。而审判委员会具有“总结审判经验”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形成本法院管辖案件的司法尺度的统一，便于形成一些规则性的具体作法。同时，审判委员会总结积累的一些具体可操作性的经验有助于未来基于司法经验基础上的立法，有利于改变目前我国立法普遍存在的“纲领化”、缺乏实际操作性的弊端。

（三）防止法官舞弊，抵制人情压力。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所有的案件一律实行法官独立审判或合议庭多数法官决定，较容易造成司法腐败或司法不公。有了审委会制度，当法官在审理重大、疑难和复杂案件时，遇到人情压力，可以用“此案要提交审委会，我无权决定的理由”进行抵制。当然案件进入审委会讨论，虽然并不一定都能清除腐败可能带来的审判不公，但这种可能性却大大减少。另一方面，我国法官享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同时也承担着更大的责任，甚至是超负荷的责任压力。而审委会的存在，在重大疑难案件中，可以使法官把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及决定转移到审委会，从而也就减轻了法官责任的负荷，也可以说为法官责任的超负荷提供了分流机制。

三、审判委员会制度弊端之分析

审判委员会制度虽然具有上述优越性，但同时存在很多弊端，甚至有些弊端就是优越性的另一面。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外行”审判。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司法审判也日益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如前所述，审委会委员是由院长、副院长及各主要业务庭的庭长等组成，这些委员并非都是精通各门法律和熟悉各类案件的“全才”，他们除了对自己负责的业务案件比较熟悉外，对其它业务案件和部门法律则相对比较陌生，这样，审委会绝大部分成员对于某一提交给审委会讨论的案件来说只能算是“外行”。这种由“外行”来评判案件，显然难以保证案件的质量。另外，审委会委员较少而案件较多情况下，势必导致委员的疲于应付而造成案件大量积压的局面。加之案件承办人员不能在有限时间内详细汇报案情，委员也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了解案件事实及运用的法律、法规，那么讨论决定的质量更难保证。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与诉讼程序保障。为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保证公正而有效的审判，我国在诉讼程序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原则和制度，而审委会的委员很少亲自参加开庭，也很难有时间参加案件的旁听，如果仅仅听取承办法官对案情的汇报就对案件进行秘密的讨论和决定，这就是日益遭到批判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审判分离“两张皮”现象，其弊端当然不言而喻了。毕竟来说，一个案件的全部情况，仅仅通过汇报很难全面把握的。同时，审委会所听到的案情汇报，还受办案法官个人对案件主观认识的影响，他汇报的案情在客观性和全面性方面就不得不让人产生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得出的裁判结论的公正性、合理性也就不能不令人产生疑问了。

（三）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司法独立。为了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就必须确保司法独立，使人民法院与法官具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性，在正常行使裁判权时，不会受制于某个人或某个组织，而是完全忠实于法律。审委会制度实际上使法官独立审判不能实现，也可能会影响法院自身的独立性。如前所述，审委会制度有时会为法官抵制人情压力提供借口，但它同时又可能会为地方行政机关（或领导）干预司法和进行地方保护大开方便之门，“从前门挡住了狼，却从后门放进了虎”。虽然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是一种集体决策，但很难避免“将个人意志”转化为“集体意志”，从而影响公正裁判。由此可见，审委会制度存在着不少弊端和缺陷是不容忽视的，如果不克服，就会影响审委会积极作用的发挥，因而研究分析审委会的弊端对当前的司法改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四、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之设想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审委会制度存在有不少弊端，但也有其合理的一面，因此目前尚不宜按法学理论界所提出的废除审委会制度，但我们也不能为了迁就现状而对审委会制度的诸多弊端视而不见，这反而会影响其积极合理一面的发挥。因此，可行的思路就是对现行审委会制度进行改革。

（一）严格明确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标准。鉴于目前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数量过多，范围过大，有些甚至拖延了审理期限，影响了案件的及时裁判和裁判质量。笔者认为，建议对各级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范围作出明确的规定及限制，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将审委会讨论的案件界定在法律规定的两类案件上：第一为重大案件。所谓重大案件，应当是该法院管辖范围内案情重大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以及案件争议的标的、事实涉及多方面社会关系的案件。第二为疑难案件。所谓疑难案件，只能是案件事实复杂或如何运用法律难以确定，合议庭及主审法官个人无法作出判决的案件。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标准的制定上应尽可能明确化、具体化，尽可能减少或避免出现“弹性条款”，以增强其实施的可操作性。

（二）改革审判委员会现行的操作模式。随着诉讼体制和庭审方式的改革，开庭审理成为查清案件事实和解决诉讼争议最重要的手段和途径。为了保证审判委员会客观、全面地了解案情，对具体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更强的公正性，对符合审委会讨论标准的案件，审判委员会成员就应尽可能亲自参与所讨论案件的开庭审理或参加旁听，没有参加审理或旁听的审委会委员不得参加具体案件的讨论决定。这同时对于避免庭审流于形式，强化庭审功能，监督合议庭及法官审理也将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三）完善规范审判委员会的评议规则。完善的、健全的议事规则是确保审委会正常运作的必要保障，依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司法审判实践，为克服旧的弊端，笔者认为，审委会应建立以下的评议程序规则：（1）规范汇报形式，提高会议评议质量，主审法官应由即席式的口头汇报改为提前书面汇报。在院长确定此案由审委会定期讨论评议后，主审法官应将该案的事实、争议的焦点、所涉及的有关法律法规及合议庭或主审法官对案件的看法，写成书面材料提前发送给各位审委会委员，以便于各位委员有充足时间进行评议讨论前的准备。（2）提高会议效率，对重大但不疑难的案件，开会时可直接进行讨论，由各位委员围绕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充分发表意见，并给出结论和理由。在必要时也可以进行投票表决。所议事项需要有全部委员的三分之二以上人数参加，并以其超过半数以上同意方可通过。少数持有异议的，就将其异议记入笔录，审委会评议案件的笔录经各位委员亲自审阅确认无误后，应由本人予以签名，以此来加强审委会评议案件的规范性、严肃性，增强审委会各位委员评议讨论案件的责任心。

（四）可考虑改革审委会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构成，组建专业化的审委会组织。针对目前审委会制度“外行裁判”的弊端，在保持全院统一的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权威的前提下，可考虑成立若干专业性质的审判委员会分会，如审判委员民事审判分会、刑事审判分会、行政审判分会、知识产权审判分会等，各个专业审判分会在人员构成上排斥“外行”，吸收“内行”，由分管副院长、相关业务庭的庭长、研究室主任、熟悉某类业务的资深法官组成。各专业审判分会只讨论决定各相关业务领域的案件，但是如果一个案件既涉及一个专业又涉及另一个专业或多个专业且案情复杂时，可由院长决定召开若干相关专业审判分会联席会议的方式解决。至于全院审判委员会则是对事关全局性、整体性、普遍性的审判问题召开全会讨论决定，进行宏观指导。这样，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就不再只是行政权威、强制权威，而且更是专业权威、知识权威，具有更强的信服力、影响力、执行力。同时，这也可能解决目前审判委员会“疲于应付”问题，对于消化分解具体案件的讨论决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五）可考虑在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顾问委员会。掌握有审判大权的人民法院在法治社会中所起到作用的重大是不言而喻的，为了更有效地集思广益，确保审判的公正与合理，可邀请同属法律大家庭共同体成员的法学理论界的专家学者、著名律师、资深检察官及有关专业人士组成为法院审判服务的人民法院审判顾问委员会，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为审委会审理案件提供所需的咨询和建议，供审委会评议案件时予以参考。从而促进审委会科学决策、公正决策，这同时也有益于监督审委会，防止司法腐败，提高司法过程的透明度。

总之，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我国现阶段法院审判工作中一种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但也存在诸多弊端和不足，只有通过对该制度进行改革，使其日趋完善、合理，才能更好地指导和监督审判工作，为最终实现法官职业化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国司法制度资料选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

2、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调查与研究》，2000年第20期。

篇2

关于《民事诉讼法》执行情况的汇报

(在××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

市人民法院院长××*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代表市人民法院，现将我院去年以来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情况作如下汇报，请予审议。

一、执行《民事诉讼法》的基本情况。

2003年以来，我院围绕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积极实施独任审判员选任，重新优化配置司法资源，严格执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大力推行民商事案件“大立案、精审判”运行机制，落实“司法为民”各项工作举措，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有了大幅提升，办案的社会效果亦有了明显变化。

1、受案数量稳中有升，新型案件逐年增多。自去年1月至今年6月，全院共受理各类民商事案件1653件，比往年同期增长4.3%,民商事案件占全院诉讼案件总数的73%。从案件类型来看，婚姻家庭纠纷、买卖合同纠纷、损害赔偿纠纷仍占多数，但新类型案件不断增多，出现了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保证保险纠纷、环境污染纠纷、土地承包纠纷、代位权纠纷等过去从未接触的案件。这些案件的出现给我们适用法律增加困难。

2、办案周期明显缩短，办案效率得到提高。一年多来我们始终坚持了案件流程管理，简化办案环节和审批手续，积极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办案周期明显缩短，结案率较往年有所提高。一年多来，我们共审结各类民商事案件1533件，结案率为92.7%，已结的案件中判决的519件，占审结案件的33.9%；调解的791件，占51.6%；撤诉的214件，占13.9%；其它方式结案的9件，占0.6%。其中庭前调解（撤诉）结案262件，占33%，通过繁简分流和庭前调解，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1021件，在二个月内审结的为83%。结案周期平均为47天。在未结的案件中主要是码头镇干部担保贷款的借款纠纷，这部分案件因客观原因已中止审理，除此外无超期未办手续的积案。

3、办案质量明显好转，申诉缠诉有所减少。实行民商事案件“精审判”后，案件的开庭审判集中由少数业务精、素质好的法官负责，案件裁判质量明显提高，经过案件评查，案件的优秀率达90%以上。上诉案件亦明显减少，一年多来，当事人不服提出上诉的34件，上诉率为6.5%。其中维持原判的14件，二审调解的6件，发回重审的2件，二审部分改判的4件，尚有8件二审法院正在审理。二审发回重审、部分改判的主要原因是一、二审法官对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认识不一致造成的。案件质量的提高使申诉缠诉的现象较过去有所减少。一年多来共接受当事人的申诉、申请再审的14件，经过复查驳回申请、申诉的11件，裁定作出处理的1件，拟)提请审委会讨论再审的2件。

4、虚心接受各方监督，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我们除了坚持自身的审前、审中、审后监督外，还虚心接受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监督，建立健全了来信来访接待处理工作运行机制，跋涉诉纳入制度化管理，对所有件做到有登记、有交办、有督促、有检查、有答复、有档案。一年多来，共收到市人大、市委政法委、市局等机关转交的涉及民事审判方面的申诉件28件，已办理并按交办要求口头或书面答复的18件，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驳回当事人申请申诉的8件，已复查拟提请审委会讨论再审的2件。

二、执行《民事诉讼法》的主要举措

民商事审判工作直接面对的是老百姓平常生活中的发生的各种纠纷。当事人参加诉讼很可能是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经历，百分之一的裁判不当,对当事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司法不公。我院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观念，坚持司法为民宗旨，积极运用司法手段，消除矛盾、化解纠纷，着力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1、深化立案工作改革。立案庭对外是“窗口”，对内是“关口”。我们加强了立案“窗口”建设，建成立案大厅，为来访群众提供桌椅、纸笔等备用品，改进工作作风，从细微处提升对外服务水平。同时在立案改革活动中积极探索创立一些新的管理方式和制度。一是实行了立案“四统一”，即统一立案、统一收费、统一排定审判法官、统一排定开庭时间。实行统一立案后，把分散在各审判庭行使的立案权划归立案庭集中行使，有立案庭统一负责案件的受理工作，基本消除和克服了过去立案管辖较为混乱的状况，把立案工作作为一项专门的审判业务，实行规范化管理。二是实行立案“四固定”，尝试建立一种庭前准备制度。由立案庭的庭前法官在书记员的协助下，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的整理、登记和交换并具体指导举证，主持当事人对案件的管辖、诉讼主体、争议焦点等问题进行质询，将诉讼主体、请求、证据、争议焦点加以相对固定。庭前准备制度在提高审判效率的同时，侧重于立案庭和审判庭建立分权制衡关系。立案阶段由庭前法官实行庭前调解，一方面，使一些案情相对简单的纠纷案件及时得到解决，减轻了审判庭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庭前法官完成开庭前准备性事务，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判案的庭审法官与当事人及人私下接触，预防和减少外部对审判工作的影响，让庭审法官摆脱琐细的审判事务，潜心钻研审判技能，确保公正高效裁判。

2、强化程序公正意识。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重要保证，程序不公往往使当事人对裁判结果产生怀疑，影响司法公信力。为此，我院以公开促公正，尊重当事人的知情权，提高当事人的诉讼参与主动性以及诉讼行为的可预测性，增强理性诉讼意识。一是实行导诉制度。由专人在立案大厅接待来访群众，提供书面诉讼指导材料，对咨询问题给予详细解答。同时将审判操作流程、工作时限等内容公开上墙，接受当事人监督。二是实行诉讼风险告知制度。向每位当事人发放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将不符合条件、超过诉讼时效、不提供或者不充分提供证据、无财产可供执行等17种常见民事诉讼风险告知当事人，让当事人理性对待诉讼，正确认知诉讼结果。三是实行司法救助制度。不让群众因经济困难而求助无门，失去维护正当权益的机会。去年以来为各类弱势对象减缓免诉讼费24余万元，较好地平等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诉权。

3、加强诉讼调解工作。司法的基本功能是定纷止争，诉讼调解能妥善有效的化解纠纷、解决矛盾，是诉讼效率最大化的最佳途径。我院一直注重诉讼调解工作，强调多调少判、需判则判。一是注意在纠纷处理过程中发现新的矛盾隐患，在矛盾化解上强调一个“细”字，细致地做好疏导教育工作，不能“一判了之”。二是发挥人民法庭密切联系群众的“桥头堡”作用。在辖区建立便民联系网络，加强人民调解的指导，实现法庭工作与乡村互动。三是建立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相结合工作机制。按照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让符合条件的人民调解员以陪审员身份参与诉讼调解。对于单纯以金钱给付等为内容的人民调解协议，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该协议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据人民调解协议，直接向法院申请支付令，要求强制对方当事人履行金钱给付义务。

4、规范案件流程管理。一年多来，我们发挥立案庭审判管理枢纽作用，对案件自立案至归档等各个流转环节明确工作职责和办结时间，进行全程监控，确保案件快速公正审结。一是统一分案，随机确定承办人。立案庭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新受理案件随机分配到承办人，从制度上有效地遏制了承办法官选案和当事人选法官的现象发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办案程序公正和法官中立。二是排期开庭，杜绝案件开庭的随意性。庭前法官对当事人调解不成的案件，及时送达开庭传票，确定第一次开庭时间，庭审法官若没有特殊情况必须按期开庭；对需二次开庭的，庭审法官亦应将开庭的理由和时间交由立案庭排期，不得随意决定开庭与否。三是强调一庭结案率，提倡当庭宣判。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庭前法官在主持庭前证据交换时只能组织调解一次，调解不成的，必须交付审判，避免久调不决；移交审判的案件，则要求一次开庭结案，能调解的尽可能促使双方达成一致，无法调解的力争当庭宣判。一年多来，一次开庭结案率达到60%，当庭宣判率在80%以上。四是实行审限警示催告，严格办案时限。简易程序的案件不得超过一个月，普通程序的案件不得超过四个月，凡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工作的，发出审限催告通知书限期办结，确保案件及时审结。

5、完善质量评查体系。为了及时发现案件问题，消除案件质量的共性差错现象。我们设立案件质量评查组进行逐案评查，不断完善案件质量评查方法。一是区别职责，评查到人、到每个环节。将庭审法官、庭前法官和书记员分成三个系列，按每个人的不同职责分项量化打分，作为质量考核的依据，促使每个人都要把好案件程序关、证据关、事实关和适用法律关。二是坚持评查通报制度。每月反馈部门和个人办案得分、案件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对案件质量瑕疵严重的个案点名通报，督促相关责任人限期整改。三是实行质量评查合议制度，对案件程序上和实体上存在严重问题的案件，在个人评查的基础上还另行组成合议庭评查，确有错误需要再审的提交审委会讨论。

三、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是随着新类型案件、敏感案件、群体性案件日益增多，法院调解和处理这些争议的难度越来越大。我国社会正处在社会变革和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各类纠纷已进入易发、多发阶段，很多矛盾和问题相继反映到审判工作中来，新类型案件、敏感案件、群体性案件成为法院审判工作中的突出问题。由于受司法体制、司法工作机制、司法工作环境以及司法人员素质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法院调解和处理这些争议的手段还相当有限，难度越来越大。比较典型的有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教育纠纷案件、房屋拆迁纠纷案件、集体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土地征用补偿费纠纷案件等。这类案件是否受理的标准难把握，即使受理也难审、难判、更难执行，法院由此背上沉重的社会包袱。为此，我院将实行新类型案件、敏感案件的个案请示、汇报制度。在案件立案时把好“关口”，不该立的案件坚决不立。在案件处理中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讲究工作方法，防止因案件处理不慎造成工作被动，影响社会稳定。

二是诉讼费的收取存在一定的超标准、超范围收费现象。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诉讼费收取办法》制定于十多年前，收费标准偏低、范围偏窄，在我市现行的财政管理模式下，我院据此收费已经不能保证必须的办公成本支出。因此，近年来我院参照周边法院收费规定进行操作，存在一定的超标准、超范围收费现象。影响了法院的公正形象，不利于群众合法利益的保护。我们建议，在目前《人民法院诉讼费收取办法》未修改之前，可参照永修等其他地方的成功做法。案件受理费按法定标准和范围收取并全额上缴市财政，法院干警基本工资按现行办法由市财政拨付，法院正常工作运转经费，由市财政按法院人数，每人每年拨付办公经费一万元，不足部分从收取的执行费中弥补。

三是存在着极少数当事人缠诉、缠访现象。不可否认,有些涉诉、涉访案件本身有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当事人通过申诉、上访等途径要求解决应该给予肯定和理解。但有些当事人对判决不服，本来可以通过上诉程序解决，由于对上级法院缺乏信任，对自己案件缺乏信心，有意采取不上诉，走申诉、上访之路。对法院答复一旦不满则缠诉不断，法院疲于应付，牵扯了许多工作精力，影响正常审判工作秩序。我们认为，法院在切实提高办案质量的同时，相关部门要建立缠诉、缠访事件筛选制度，对法院已经答复处理，当事人无正当理由重复上访的，应帮助法院做好说服解释息访工作。对于这类件不予批转办理，以杜绝重复处理。

四是当事人理性诉讼的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主要表现在当事人举证意识、诉讼风险意识、程序意识认识不到位。法官的审判仅是运用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依据有关证据规则，尽可能证明过去的事实，这个事实是法律实事，而不是客观事实。两者之间存在误差实属难免。现实中有些当事人诉讼意识不强，一是对有关举证制度不理解，忽视了举证期限，所提供的证据往往过了举证期限，造成法官认证陷入两难。二是认为官司到法院，法院就得包办，官司获胜钱款追到。不会认识到诉讼风险是市场交易风险的一部分。作为人民法院，我们有义务进一步加大法制宣传力度，通过以案说法、旁听庭审等手段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

五是审判队伍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方面，新类型案件的不断涌现迫切需要我们的法官不断加强自我学习，努力提高自身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另一方面，随着去年一大批审判法官离岗修养，我院审判队伍断层现象严重。全院30岁以下的审判法官没有一人，能从事一线开庭办案的法官太少。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我们将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推进队伍政治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的建设，努力提高办案质量，确保司法公正高效。

篇3

关键词审判委员会 审判公开 大法庭

文章编号1008-5807（2011）05-053-02

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内部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体领导的组织形式。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刑事诉讼法》第149条规定 ，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因此，尽管审判委员会不直接主持或参加法庭审判，却实际承担着审判职能。审判委员会制度已成为我国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

审委会一般不亲自参加法庭审判活动，只是听取案件主审人的口头汇报就进行裁决；审委会的决定可以否决独任庭、合议庭的意见。设立审判委员会的初衷是为了提高法院审判队伍的整体司法水平，解决法官素质不高问题，实现审判权的整体独立。但是，其最大的缺陷是它的审判形式违背了公开审判制度。公开审判是针对欧洲中世纪封建主义的司法专制、秘密审判而提出的，其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为多数国家所接受，成为全世界公认的司法准则之一。一般认为公开审判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审理案件的活动公开，一方面它要求，法院对案件的实质性审判活动，法官对案件确认有罪无罪、罪轻罪重，均应在公开的法庭上形成。法官不能在庭审之外，还进行对案件的实质性甚至是决定性的诉讼活动。另一方面，公开审判意味着向当事人和公众的公开，法官的全部审理活动均应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 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案件外，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和宣判均应允许公民到法庭旁听，允许记者采访和报道。除休庭评议外，应当把法庭审理的全过程公诸于众，以利于社会监督，防止司法腐败、司法专横。“审判应当公开，犯罪的证据应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惟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和欲望。”1]第二，审理案件的人员公开，法院应当适时公布审判人员的组成。

然而，审判委员会制度却明显违背了公开审判原则。首先，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讨论决定使公开审判形式化。审委会的委员，他们不参加法庭审判，不查阅记载庭审情况的案卷材料，也不允许控辩双方到审委会会议上当面陈述，而是仅仅通过听取承办法官对案情的汇报，在庭审之外秘密的进行对案件的实质性甚至是决定性的诉讼活动。这样，由控辩双方参与、由社会公众参加旁听的法庭审判就失去了直接形成裁判结论的能力，法庭审理流于形式，公开审判形式化。

其次，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过程是不公开的，无论是对公众，还是对当事人均不公开。审委会一般是在听取承办人员口头汇报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讨论并作出决定，讨论时除了审判委员会委员和汇报人、记录人员以外，其他人是不准进人会议室的，更不用说旁听、报道。这样，诉讼当事人和公众就不知道案件的审理经过，自然也无从知道案件可能存在的不公正之处了，“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2]因此，即使诉讼当事人提出上诉或者申诉的话，也由于对于案件决定过程的不知情而不能很好的维护其权利。

有人认为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同合议庭评议案件很相似，而且合议庭评议案件通常是秘密进行的。但审委会与合议庭是不同的，二者最为显著的区别就是合议庭直接参加法庭审判，而审委会不直接参加法庭审判。因此，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讨论和合议庭评议案件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审委会讨论案件当然也不能套用合议庭评议案件秘密进行的方式。此外，在合议庭秘密评议之后，再设置一道秘密讨论决定的程序，这也是有违公开审判的精神的。

还有人认为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不公开进行与英美法系国家陪审团不公开评议案件是相似的，但审委会讨论案件与陪审团评议案件至少存在着以下两个区别：(1)对案件讨论的范围不同。审委会不仅讨论案件的证据、事实问题，而且还讨论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并形成实体判决。而陪审团则仅就案件事实问题进行讨论。(2)审委会委员不参加庭审，一般也不旁听庭审；而陪审团的成员则要在法庭上旁听整个庭审过程，这一点是两者最为关键的区别。因此，审判委员会秘密讨论案件与英美法系国家陪审团秘密评议案件是不同的。

再次，审判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不公开的。当前在我国无论是在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之前还是之后都没有公开审委会的组成人员，尽管从总体上来说，审委会的组成人员是固定的、公开的，但是对于某一具体案件来说审委会的成员又是不公开的，具体由哪些人组成，研究某一具体案件时哪些审委会成员参加等，都没有公开的程序，实际上该具体案件的当事人也确实不知道。特别是对于经过审判委员会审理的案件，在裁判文书上只签署合议庭成员的姓名，而不署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姓名，也不在文书上写明案件是经过审判委员会决定的。3]这种对审委会组成人员不公开的做法是有悖于公开审判制度的，同时也影响了回避制度的实行。

“秘密审判为封建司法的专横和擅断提供了庇护所，同时也强化了审判的恐怖和威胁作用”。4]“为了达到裁判上的公平，一切裁判所的活动必须以三个原则为指导，即公开、公平和无偏私。在这三个原则中，公开原则列为第一位”。5]刑事公开审判制度对于实现诉讼公正，防止司法专横、法官擅断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我国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明显同公开审判制度相违背，仅凭此点就应该取消审判委员会，更何况审判委员会制度还违反了直接、言词原则，破坏了法官的独立性和平等性。但是，考虑到一项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漫长的，而取消一项制度也不能一蹴而就，特别是一项制度长期存在后必然会形成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制度和相应工作方式。因此，对审判委员会的改革也只能循序渐进。笔者建议，对审判委员会的取消可分两步走：

第一，改革审判委员会。首先，扩大合议庭职权，减少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数量。(1)要通过深化审判方式改革，强化合议庭职责，提高审判人员素质，还权于合议庭，提高案件当庭宣判率，减少审委会研究案件的数量；(2)要明确合议庭讨论案件的范围。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必须是“重大”、“疑难”的案件，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重大”、“疑难”案件的范围已作出界定。这样就可以把那些大部分属一般性的案件都交由合议庭裁判，真正实现审判合一，职权统一。其次，明确规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仅就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讨论，不就案件的事实、证据问题进行讨论。对于重大疑难案件，合议庭在查明案件的证据、事实的前提下，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存在疑难或重大分歧时，可以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这样就可以减小由于审委会不直接参加法庭审判而带来的公开审判形式化的弊端。再次，创立民主、科学的审委会法定工作程序，增加审委会工作的透明度。要明确规定审委会讨论案件的法定人数，讨论决定案件的程序等，并对外公布。其中，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的程序一般应固定为听取汇报、询问汇报人、研究讨论、无记名投票表决、宣布结论和签名等步骤。另外，审委会的讨论过程应当制作笔录，并允许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查阅。至于审判委员会开会讨论决定案件的日期当然也应提前告知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这样，就使审委会讨论案件的活动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透明化。最后，还要加强对审判委员会成员的公开。一方面，在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前向当事人公布审判委员会成员名单，以便于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另一方面，如果案件是经过审判委员会决定的，在裁判文书上不仅要签署合议庭成员的姓名，而且还要签署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姓名，这样才符合公开审判的精神

第二，取消审判委员会。作为改革审判委员会的最终目标，是取消其存在。在取消审判委员会后, 可以建立如下制度对于原来由审判委员会决定的案件进行处理： (1) 建立大法庭制度。将重大或疑难案件的审判与一般案件的审判区别开来，由专门的审判组织来承担重大、疑难案件的审判。许多国家有这样的做法，如日本最高法院将15名大法官分为3个小法庭(5人一庭)，全体大法官组成大法庭。一般案件由小法庭审理，涉及到违宪审查、法律解释的案件则规定由大法庭审理。借鉴与吸收国外的成功经验，可以考虑在我国引入大法庭制度，即在遵循现行审判合议制度的前提下，在各级法院内部设立由高级法官组成的大法庭，专事审判重大、疑难案件，它与现行法律规定的合议庭、独任庭是平等、独立的关系。至于组成大法庭的法官人数，可以根据法院的级别不同而有所差别。笔者认为可以实行在现有合议庭组成人数的基础上再乘以三的原则，得出的人数就是各级法院大法庭的组成人数。因为这个方案比较符合我国各级法院的实际情况，并且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体系下不需要进行大的制度变动。通过建立大法庭制度，增加审判人数的作法来对重大、疑难的案件进行处理，既吸收了审判委员会制度中由有丰富经验的法官对案件进行审理的优点，同时又能有效地避免审判委员会判而不审、违反审判公开原则的弊端。(2)成立各项审判的咨询委员会。主要由各项业务的分管院长、庭长、副庭长及业务能力强的审判员组成，其任务是总结审判工作经验；研究审判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对一些具体案件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也可以进行研究、会商，提出倾向性意见。但这种咨询委员会与审判委员会性质和任务显著不同，它只是一种业务指导性机构，不具有审判职能。其对案件研究的记录不必入卷，审判组织对其咨询性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其对审判结果也不负责任。

注释：

1]贝卡利亚著.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年版，第2页.

2]杨一平.司法正义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

3]徐鹤喃，刘林呐.刑事程序公开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页.

篇4

近年来，我院档案管理工作在上级法院和市档案局的指导下，认真贯彻执行《档案法》、《档案法实施办法》、《档案条例》、《人民法院档案管理办法》、《关于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档案管理工作中若干规定的通知》和《河南省档案管理条例》，以实现档案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科学化为目标，狠抓档案管理质量，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开创了法院档案管理的新局面，多次被评为全国、省、市级档案管理先进单位。去年，随着办公楼的投入使用，办公条件的不断改善，我院的档案工作也有了一个大的发展。目前，我院综合档案室现有高素质档案管理人员两名，档案专用房六间共计九十平方米，档案办公室二间，微机室一间，阅卷室一间。密集架108组，预计可容纳到年的各大门类全部档案。同时档案室还配备了微机一台、复印机一台，档案库房加装了金属防盗门、防盗窗，配备了空调机、去湿机、温湿计和灭火器等必要的办公设备，“六防措施”全部落实，保证了档案室的防光、防火、防盗、防鼠、防虫、防潮和防高温，确保了档案的完整和安全。下面我分三个部分向领导和同志们汇报我院的档案管理情况：

一、主要做法

（一）加强领导，提高对档案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档案管理体制，是档案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院党组始终坚持把档案工作作为法院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列入议事日程，给予充分的重视和支持。提出了档案工作“争创一流”的口号，无论是在物资装备还是人员配置上，都注意向档案管理工作倾斜。成立了以为组长，以为副组长，有关庭、处、室正职为成员的档案工作领导小组，并下发文件，明确规定领导小组的职责。并根据班子成员变动情况，及时调整领导小组成员，保证了档案管理工作的延续性。院领导经常深入档案室现场办公，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在人力、物力上优先保障。每季度听取一次档案管理工作汇报，每半年讲评一次各庭室诉讼和行政文书归档情况。高起点、高标准地建设档案室及档案库房，购置了铁质密集架，配备了灭火器、专用微机、防磁柜等现代化档案管理设备，进一步优化了档案管理工作环境。建立了院长分管、办公室主任主管、档案员具体管的档案工作管理体制。同时，院党组还注重提高全院干警对档案管理工作在法院审判工作中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干警主动参与档案管理的积极性。重点在全院干警中抓了“三个克服，一个提高”。“三个克服”即克服档案管理是档案管理员的事，档案管理与已无关的思想；克服只要搞好审判，档案管理好坏无所谓的思想；克服档案管理员低人一等，不出成绩，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思想。“一个提高”就是提高对档案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目前，我院的档案工作真正做到了组织上有保证，职责上有分工，日常工作有人问，出现困难有人管，全院干警参与档案管理的积极性有了普遍的提高。

（二）明确责任，严格档案管理规程。从院领导到一般人员充分调动积极性，每人都理顺与档案管理工作的关系：专职保密员负责到上级法院和市委拿送文件、办公室人员负责印章管理、行政处负责诉讼文书及行政文档的排版印发、立案庭负责立案材料的入档、审判人员负责卷宗内容的审核和签发、院领导负责文件的签发，保证档案卷宗的正常流程管理。为使档案管理目标责任落实到每个人，规范档案卷宗的书写与装订，我院还先后组织开展了“书记员卷宗装订观摩评比”、“优秀法律文书评比”等活动，并由审判监督庭对案卷进行评查，定期通报存在的问题。使全院上下初步形成了人人重视档案，人人会管理档案的良好氛围。

（三）强化管理，实现档案管理的制度化。我院为使档案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按照最高法院关于诉讼档案立卷归档标准和《河南省档案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审判工作特点，先后制定了文件材料归档制度、档案保管制度、档案查阅利用制度、档案资料保密制度、档案鉴定销毁制度、档案统计制度、档案设备维护使用制度以及重大活动档案登记制度等16项制度，实行案件流程管理，及时归档。严格按照制度办事，严把“三关”，即评查、归档和上架关。做到“细”，仔细查找档案管理上存在的薄弱环节，不放过“蛛丝马迹”，逐一整改和修正；“严”，请上级法院和市档案局专业人员逐件验收，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必须按要求整理，直至验收合格；“精”，对已归档的全部检查，按要求归类、装订，并更换卷盒。现在，我院档案室共有文书档案

卷，其中永久卷，长期卷，短期卷，业务档案卷，合计卷，全部达到和基本达到上级要求的归卷标准。

（四）严格保密制度，控制借阅范围。法院档案中的各类档案文件中，大部分需进行保密管理。面对借阅面较广的需要，做好档案的保密工作是摆在档案管理人员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针对这种情况，我院认真履行有关保密工作规则，严格履行档案借阅程序、控制借阅范围、执行保密制度。对档案管理人员实行加强保密教育，并要求其严格做到“不该说的不说，不该看得不看”，使档案管理的保密工作有序进行。同时，根据法院工作的需要，积极做好档案资料的编研和开发，完善了检索体系，编制了多种检索工具和专题索引，分别编制了“全宗介绍”、“各类档案移交登记本”。对诉讼档案实行书本式和卡片式索引，文书档案的《案卷目录》和《案卷文件目录》中永久、长期索引实行两套制，在保证档案安全、不泄露国家秘密的前提下，为大量的申诉复查、审判质量评查及公安、检察司法机关侦破案件提供了及时的服务和可靠的依据，充分发挥了档案工作的效益。

（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业务指导。为了全面搞好档案的业务建设和管理工作，我院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对基层法院档案管理工作的指导和帮助，了解和掌握基层法院档案工作的基本情况，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档案员的业务素质。一方面深入各基层法院档案室进行实地指导，发现问题，现场解决。二是引导各基层法院档案员相互参观，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交流经验。同时组织他们参加地方档案局的培训，了解档案管理工作的最新信息和管理手段，三是加强同地方档案管理部门的联系，积极参加各级主各类的档案检查，并请他们到法院检查指导工作。四是及时准确地收集和报送档案统计报表，对全市法院档案管理工作的基本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为领导决策提供可靠的信息。

二、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我们虽然为档案工作的发展和进步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离领导的要求、形势发展的需要及兄弟法院的工作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还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一是专职档案员少，工作中只是疲于应付，难以在档案管理的高层次上出思想、求进步；二是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还有薄弱环节；三是基层法院的档案管理工作发展不够平衡。

三、今后工作打算

（一）继续深入贯彻执行《档案法》的有关精神，提高工作人员依法治档的意识。要经常组织全院档案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档案法》、《档案法实施办法》、《人民法院档案管理办法》、《关于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档案管理工作中若干规定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充分运用内部刊物大力宣传档案工作的法律、法规、政策，形成一个懂法、守法、共同关心档案工作的良好氛围。同时继续完善档案工作管理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按制度办事。版权所有

（二）全面提高档案质量，达到标准化、规范化要求。在档案达标升级基础上,档案工作要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一是档案形成的载体要符合国家标准，不得使用木质等粗糙纸张作档案书写材料，不准使用圆珠笔、蓝墨水笔及化学材料的色带打印文件，以确保档案字迹的耐久性；二是严格执行档案归档范围，档案收集要齐全、完整，档案能全面反映我院工作全貌，并按年度归档，防止积存文件；三是采取新的立卷方法，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并存，档案分类、保管期限、编目、装盒要达到国家标准要求；四是档案要集中管理，由综合档案室统一保管，不得分散；五是建立档案工作台帐，做好档案统计和鉴定工作。

篇5

一般说来，我们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法律解释这一概念的，其一是指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确定法律条款之含义（connotation）的技艺；其二是指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使法律文本获得意义（meaning）的方式。

作为一种方法或操作技艺的法律解释建立在一种假定的、但常常是作为经典的法官与法律文本之间的关系模式之上，它假定法官处于这样一种关系之中：存在一个权威的规范性文本（即我们常常不加界定地称之为“法律”的东西），出现一个与该规范性文本不相符合但有可能与之发生联系的事实（即我们通常所谓的“案件”），法官的作用正是通过司法判决将法律文本的规范要求强加于所发生的事实之上，从而创造新的事实使原来的事实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法律后果”）。

这种关系模式的理想型就是法律乃是一个覆盖整个社会生活且没有空隙（gapless）的严密体系，而法官则象一个自动售货机一样将法律条文适用于所发生的案件中。但是由于法律条文的稳定性与社会生活的流变性之间的矛盾，使得规范性文本与社会生活之间存在有空隙，这时法官采用一种特殊的方法和技艺，即法律解释，来弥合这种空隙。无论是寻找原意还是“熨平褶皱”（丹宁，1985：6－11）、无论是语义规则还是金质规则（Harris，1980：124）、无论是采用演绎的方法（Sinlair，1971）还是采用归纳的方法（Dewey，1924）、无论是出于“目的理由”还是出于“正确理由”（Summers，1978）还是其他种种解释方法（梁慧星，1995；郭华成，1993；Evens，1988；Sunstein，1989），都建立在上述假定的关系模式之上。

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是以哲学阐释学和语言哲学为基础的，它强调文本的意义只有在与阐释者的“前见”实现“视界融合”中才展现出来（伽达默尔，1992），语言的意义只有在使用中才能加以把握（维特根斯坦，1996）。这种理论否定了规范性文本的独立性和客观性（Landers，1990），对作为方法的法律解释理论及其背后的传统法律理论提出挑战，实现了法学理论中的“阐释学转向”（Warnke，1992：ch.4）。尽管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对“法律文本”之独立性和客观性提出了质疑（West，1988；Greenawalt，1992；Warnke，1992；Fiss，1982），并没有因此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所依赖的上述关系模式，而实际上是强化了这种关系模式，它使得法律解释的方法和技艺从一些法律规范没有具体规定的案件扩展到所有的一般案件，使得法律解释不再是一种特殊的、司法实践中使用的技艺，而是一种普遍的、一般性的理解法律方法，它不仅适用于司法界的法官和律师，而且适用于立法者、法学家和一般大众（Balkin，1993）。正因为如此，解释学理论和语言哲学才大规模地进入到传统的法律解释理论中时，实际上忽略或混淆了这两种在不同的知识系谱上和不同的话语空间中发展起来的法律解释理论。

本文通过对10名中国法官的访谈，考察了他们在法律解释过程中所受到的种种约束因素。正是这些来自现实世界活生生的经验使得我们看到来自西方法律实践之上的上述法律解释理论在运用到中国法官的法律解释实践中时发生了扭曲，从而使我们得以划定法律解释理论的限度及其适用范围。由此法律解释不再是一个对法律文本的理解问题，而是法官在司法场域中进行权力争夺的策略性选择，是对这种权力争夺的合法化。这一特定的法官群体所受到的法律教育和司法场域的双重结构化，使他们处在追求真理和追逐权力的张力之下。正是这种张力使我们认识到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与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是发生在两个邻接的话语空间里的不同的话语形态，它们遵循的是不同的逻辑或散布机制。正是在这两种不同话语形态的之间的相互利用与相互排斥中，使我们发现法律知识是如何服务于权力关系并掩盖权力关系的，同时法律知识又是如何在维护在身的自主性的过程中反抗权力关系的。

二、有关材料与方法的说明

本文所需材料的来源于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读在职法学硕士的法官，他们的基本情况如下：

法官

性别

年龄

入院时间

入院学历

法院审级／年限

法庭类别

职务年限

C

男

28

90.7

法律本科

基层/91-92高级/92-96

民庭/刑庭

经济庭书记员/90-95助审员/95

L1

男

28

90.7

法律本科

基层/90-94高级/94

经济庭

经济庭书记员

Z

男

88.7

法律本科

基层

民庭

书记员88-91审判员/副庭长91-

L2

男

87.9

法律本科

基层/89-90中级/88-89高级/87-93

刑庭经济庭刑庭

助审员书记员书记员

Y1

女

31

87.7

法律本科

基层/87-88中级/87-93

经济庭

经济庭书记员

Y2

男

31

88.9

法律本科

中级

刑庭

刑庭书记员88-90助审员91-93

Q1

男

26

91.8

非法律本科

基层

民庭/经济庭

民庭/经济庭书记员

Q2

男

88.9

法律本科

基层/高级

经济庭

书记员/助审员

从这些情况来看，我们所调查的这8名法官是一个特殊的法官群体，他们受过正规的法律教育（一名除外），而且都是在91年之前参见工作的，自然受到了80年代整个社会环境和文化思潮的影响；他们分布在最基本的业务庭室工作，直接参与案件的审理，而且大多数法官在不同级别的法院工作过，需要说明的是他们在基层法院工作都是在下去接受锻炼；他们在法院里大都作书记员，在法院里的业务群体中属于边缘群体；他们都在北京大学接受法律“再教育”，而且都要回到原单位工作。

对于我们的调查而言，这样一个特殊的法官群体足以代表一个独立的群体，这样一个群体为我们提供了透视中国法官之法律解释的一个特殊视角。而且有必要指出的是，他们所具备的素质、他们处于边缘地位对周围环境的敏感、他们重新回到学院后对法院工作的反思都有助于我们的调查触及到法律解释中的一些核心问题，也就是中国法官在作法律解释时所受的种种影响，甚至是一些偶然性的影响。这一“样本”在人数上虽然略有不足，但我们所采用调查方法或许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我们所采用的调查方法主要是访谈，严格说来，这是一种人类学的方法而不是通常所谓的社会学的方法（如统计、问卷），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方法不仅仅出于一种便利的考虑，更主要的是我们坚持阐释社会学的观点，主张社会行动是赋予主观意义的行动，而访谈的方法有助于使我们进入行动者的意义世界之中。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他们所提供的材料就是法院中法律解释的真实状况，尽管他们在学院里面对我们这些作为同学的访谈者为了写学术论文的所作的访谈，可能更没有掩饰地吐露他们的真实想法。或者说，所谓中国法官“客观的”法律解释状况并不是我们所关注的，更不用说所谓的“客观”在事实上也是理论建构的。因此，这一法官群体主观上认为存在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足以给我们提供理论分析的经验素材。

三、影响法律解释的几种重要因素

（一）、学院派与非学院派之间──调解与判决之间

我们调查的对象在进法院之前都受过法律教育或大学教育，因此他们进法院之后明显地感到法院里学院派与非学院派之间的区别。他们所谓的学院派是指受过正规的法律教育，尤其是大学法律本科教育的法官群体，而所谓的非学院派是指法院里的部队转业干部、其他行政机关调入的干部以及从其他渠道进入的人员。这些人可能具有非法律的本科文凭或通过电大、函大、业大（法院系统内办的法律培训）获得法律专科文凭，但在我们调查的法官群体看来，后者仍然属于非学院派，因为他们所受的法律教育本身就很简单，他们的讲课老师有时也没有受过正规的法律教育，而且他们的文化基础一般教差，在短期的培训中不可能系统地掌握法律的精髓，更主要的是他们都在社会上、单位里呆了好多年，已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无法再培养其法律的世界观。因此他们认为是否受过正规的法律本科教育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正规的法律本科教育不光系统地传授了法律知识，更主要的是培养了法律感和公平感，“有时解决一些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案件主要靠平时培养起来的法律感和公平感”。（法官Q2）

在我们调查的法官中，虽然都承认有学院派与非学院派的区别，但他们对这种区别却有不同的看法。来自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Q2认为在他们那里的学院派与非学院派几乎各占一半，但是学院派占据了业务庭，而非学院派主要在后勤、行政（如办公室、人事处）和一些非业务厅（如执行庭、告申庭），对审判没有什么影响。但在中级人民法院，情况则并非如此，“你别看他们搞后勤，看似服务，事实上有特权。他们管派车，管分房子，将业务庭看作摇钱树。”（法官Y1）而且在业务庭室里，学院派与非学院派之间也往往形成群体偏见，“他觉得你自以为是，但又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和办案经验，而你也看不惯他，有时直接指出他的不是”（法官Y1）。这种偏见不光体现在对案件的不同看法上，而且体现在一些生活习性上，“他们总觉得大学生自由散漫，不好管理，事实上也是如此。”（法官L1）而在一些基层法院，这种区别往往不明显，到有派系的化分，比如法院院长与副院长有矛盾，就自然形成两派。（法官Q1）这可能是因为在这里受正规法律教育的大学生很少，无法形成一个独立的群体。法官Z就来自基层法院，他是那个法院唯一的受过正规法律教育的大学生，他并没有感到受到什么歧视或不便。这也许是由于他很快就适应了工作环境，升迁也很快，而且很少对法院的工作加以反思，他虽然工作了好几年并有一定的职务，但在我们的访谈中，他觉得几乎没什么可谈。

我们所调查的法官群体一般都认为学院派与非学院派之间的办案风格上有很大的不同。一般说来非学院派的法官更喜欢调解而不是判决，原因是“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要求很严格，搞不好就会判错案。现在有错案责任制，有上级法院监督，判错案不仅名声不好听，也影响到奖金和升迁。”（法官L1）而非学院派的法官“没有多少法学功底，他们在办案中重事实轻法律，喜欢搞调解，怕将法律搞错。判决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能分得清责任，而调解就没有这些因素，调解主要是把问题解决了，用的法律很少，主要是法律之外的因素，而且调解也不得上诉，没有错案率。”（法官Y）因此，调解就比判决显得简单，“一不写判决书，二不写审结报告，三便于执行，四事实和责任不用搞得很清楚。调解可以简化工作，但往往形成强迫性调解。”（法官Q1）相反，学院派的法官一般主张判决，“虽然判决没有调解好执行，但判决比较公平。调解事实上剥夺了原告的权利。法官说‘算了吧，调解，少给点怎么样？’你说怎么样？只能忍气吞声，听法官的。这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调解作了严格的规定，但我觉得应该彻底废除调解，法院就应当判决，体现公平，体现权威性。”（法官Q2）“判决真正能体现一个法官运用法律的水平，一个法官在法院里是否有威信，主要看判案的水平。”（法官L1）也许是基层法院中非学院派的法官占多数，相比较而言，基层法院调解更多些。（法官Y）

（二）、代际、性别与风格──事实与法律之间

如果说不同的法律教育背景形成的学院派与非学院派之分在级别不同分法院里有不同的体现，那么由年龄形成的代际的区别则是他们都能感受到的。尽管他们对代际的划分略有不同，但他们的感受几乎是一致的，而且这些对代际的划分主要依据他们对适用法律的不同风格和态度。一般说来，他们将法官分成这么几个年龄段：

50－6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这些法官“职业道德好，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比那些大学刚毕业而道德品质坏的小青年要好得多。他们这些人死抠法律，事实调查多于对法律的解释。”（法官L1）

70－80年代参加工作的“最恶劣，法律水平低，工作不认真，吃、喝、拿样样俱全，最会搞鬼、作手脚。”（法官L1）

80－92年毕业的法律大学生，80年代初的大学生“比较保守、固执，适用法律严格，”（法官L1；法官Y）“既重视法律的解释又注重对事实的调查”（法官L1）。“85年之后毕业的大学生受外界的影响大，他们既有学生气，也比交灵活，对社会的适应性强。”（法官Y）“这些法官对法律有一种信仰，他们既有传统的风范又有法律的素质。”（法官L1）法官Q2则认为“88年之前毕业的大学生思想稳定，对个人的要求比较严格，工作态度也好”。我们所调查的法官大体上属于这一法官群体。

92年之后毕业的大学生，这些法官是“生活型的，受社会的影响大，吃、喝、玩、乐样样都会，工作态度不认真，对法律的信仰已经不存在了，对法律采取一种游戏的态度，总的说来道德品质坏了。”（法官L1）这是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的对这一法官群体最严厉的批评，这可能与法官L1对道德品质的特别强调有关。我们所调查的其他法官也有类似的感觉，只是觉得由于整个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变了，这一法官群体更能适用社会已经发生了的变化。

除了代际之分，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性别的区分，这样的区分往由于女权主义法律观而得以强化。一般说来，女权主义者将“那些喜欢技术性差别和细节的人们描述成男性意象，而……一个同情者以及那些不能讨论技术性法律的问题的人们被描述为女性意象。”（波斯纳，1994：507－8）由此形成“法律的对立概念表”，在男性的法律观这一栏里，有“形式主义、法律、规则、逻辑、严苛的、客观性、解释论、严格解释、文字、法官发现法律”等概念，而在女性的法律观一栏里，对应地有“仁慈、自由裁量、政策、灵活的、主观论、非解释论、灵活或松散的解释、精神、法官制造法律”等概念（Posner，1988：108）。这样一种“角色化”的二元对立事实上包含了某种“男性中心霸权”，它在理论上业以受到了批评，当然也经不起经验事实的检验。

在我们所调查的法官中，他们都认为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着差别，比如女性法官出差不方便（法官C；法官Y），执行庭很少有女性法官等等，但这样的差别不足以构成两种对立的法律观或审判方式。法官Y在同学中是一位有大姐姐风度的法官，她认为“没有男女的差别，只有素质的差别。许多业务强的女法官照样很厉害。法院这个环境很锻炼人，因为你是法官，你代表的是法律，你接触的又是当事人，所以你说话的声音、语气都与平时不一样。”就办案方式而言，法官Y认为女性与男性法官也没有什么区别，她这个庭里有好几个女的，“业务上争强好胜，都是严格执法”。男性法官也持同样的看法，法官Q2认为法官的区别主要看脑子，与性别无关“，”我们庭的庭长是个女的，办案干脆利索，反正我很佩服她，相反到是有些男的反而婆婆妈妈。“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官尽管在性别上有男女之分，但是这种性别的不同不足以构成两种不同的法律观或审判方式。不过，在他们的观念或意象里，的确存在两种不同风格的法官，尽管这种风格与法官的性别没有必然联系，一种是“干脆利索”型的，一种是“婆婆妈妈”型的。一般说来，前者与良好的法律水平、丰富的办案经验、公平正直的道德品质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则似乎与缺乏法律知识、喜欢调解了事、爱搞不正之风联系在一起。这样一种不同类型的划分与依据法官参加工作的不同时间和他们对法律的不同态度所作的代际化分，与上述学院派与非学院派的划分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不同类型的形成也可能和我们所调查的法官群体有关，他们基本上是属于80年代的那一批大学生。不过，上述代际划分也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前面所谓的“学院派法官群体”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同质的群体，尽管他们与非学院派的法官形成明显的对比，但有时他们内部的区别往往不亚于他们与非学院派法官之间的区别（比如他们对92年前后毕业的大学生的看法就完全不同）。“这大概是由于文人相轻吧”（法官Q2），“正规大学法律系的学生看不起非正规培训的法官，重点大学的法律生看不起一般院校的大学生。总之，物以类聚，和以前的职业没有必然关系，而与审判的风格有关，比如爱吃喝的常常聚在一起。”（法官Y）不过，总的说来，他们普遍认为“年老的重视事实，年轻的重视法律”（法官Y），年老的在确认证据和事实方面比年轻人更有经验。

（三）、解释法律──外部因素与法律知识之间

依照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观，法律规定越是简单，法律解释也就越频繁；社会生活变化越快，法律解释也就越频繁。依照这个逻辑，当下中国的法律解释应当是最频繁的。但是我们所调查的法官很少就法律解释能谈出所以然来。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在作法律解释，他们对法律解释的种种方法仅仅停留在理论认识上，还不足以成为一种审判经验。这只能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要么他们对自己的所作的种种法律解释还处于不自觉状态，缺乏理论上的反思；要么是我们所讲的作为特殊操作技艺的法律解释理论本身不足以解释他们的经验。事实上，在他们看来，法律解释并不是一门需要专门学习的特殊方法或技巧，“要说有法律解释的话，那么我们处理每一个案件都是在进行法律解释，所有的法律条款都需要解释，要不然怎么适用到案件上。”（法官L1）法律解释就不仅仅是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才需要使用这种特殊的方法，书本上所说的各种法律解释方法在现实中是没有意义的，尤其对我们所调查的法官是如此，它最多看成是的对法律文本的一般性理解方法。

一但作为一种一般性的对法律文本的理解而不是一种在没有法律条文规定情况下的特殊操作技艺，那么法律解释就没有操作上的规律性，而与每一个具体的法官联系在一起。一个法官“平时有他自己的看法，这也是一种法律解释问题，他也有他的法律解释，他不会说这是工作需要呀之类的，特别是有公函过来时。”（法官C）这里所说的“公函”是指来自行政机关的“希望我们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采纳他们的看法”的书信。这时法官的生活背景、社会关系、文化水平、法律观念等对他们解释法律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法律解释方法的重要性。法官L2在高级法院里搞过一段案件复查，对有关知识分子的案件就很关心，也很关照，因为他父母就是老师而且自己也一直呆在学校里，知道知识分子的艰难。因此法官在法律适用中有更大的自由权，比如“有关的情节问题是有法官自由心证的，他说缓刑就是缓刑，这也是一个法律解释问题。”（法官C）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官们认为对法律的解释就象法律现实主义者主张的那样可以是任意的、随心所欲的、非理性的，法律的意义要由他们的解释来确定的。相反，他们认为法律条款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只要本着公平、认真的态度就能准确地理解和适用法律。他们认为只是由于外在的其他原因，使得他们不能准确地适用法律。正如法官C所言“按照我的自由心证是可以实事求是的，但落实到具体的每个审判员或每个审判长，就难说了。我也不能说他们不是实事求是，也可能是我的法哲学观点有问题。”

因此，在他们看来认真的办案态度和公平的法律感在准确的法律适用或法律解释中起很大的作用，而这又与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掌握的法律知识有很大的关系。法官Q2在1990年办过这样一起纺织企业承包纠纷案，承包合同是在1988年签定的，当时由于纺织品大部分出口，所以承包金额很高，然而8波之后，纺织品无法出口，承包金也就无法完成。该案诉到法院后，法官Q2是按“情势变更原则”判的，免除了承包方两年的承包金。“我在大学时知道有情势变更原则，但对其详细内容并不清楚。90年左右，法学刊物上开始出现这方面的文章。我就找来作为判案的依据。”当然，在判决书上，并没有直接引用情势变更原则，而是用“意外情况”和民法总则上的公平原则。因此，尽管法官在判决书上所引用的是法律条款的规定，但在其背后却存在着对适用不同法律条款的选择，这种选择往往又具有学理依据作为支撑。而这种学理依据主要来源于权威的法学教材，比如统编教材和最高人民法院编写的教材，当然还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及上级法院就某一类案件公布的“若干意见”，（法官Q1）而这些司法解释在法官们看来就是一种立法，就是法律条文。法院里经常开“庭务会”，其中的内容之一就是“业务学习”，学习新的司法解释，讨论疑难案例。（法官Y；法官L1）正是由于对法律知识形成了一致的理解和看法，法官们才对准确适用法律或理解法律形成了一套不言自明的标准，不同法官类型的划分往往是由这套标准来决定的。

（四）、合议庭──法官的位置（一）

除了一些简单案件，大多数案件的判决与裁定是由合议庭作出的。合议庭至少由审判长、审判员和书记员三人组成。从法律规定上看，法院的判决是由合议庭集体决定的，而事实上组成合议庭的不同成员的在判决中适用法律或解释法律的权力依据他们在合议庭中位置（position）的不同而不同。我们所调查的法官几乎都在法院里作过书记员，一般说来，书记员在案件中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特别是作为刚刚从大学里毕业的学院派法官更是如此。“从职责上来说，书记员主要就是书写、记录，加之自己刚刚从大学毕业，最好少开口，不要多发表意见，免得人家说你狂。法院里本身就对知识分子不信任，弄不好以后就很被动，处处有人卡你。”（法官L2）因此判案中的适用法律权和解释法律权主要归审判长和审判员。但也有例外，这主要看书记员本人所具备的各种资源，比如人际关系、法律水平、交往能力和说话技巧等等。法官Q1一进法院也作书记员，但他在合议庭讨论中常常提出自己的看法，有时往往被审判长采纳，这不仅是由于他脑子聪明，而且是由于他和法院院长的关系不错，他的毕业分配就是法院院长给办里的。法官L1认为书记员要起作用就要采取一定的策略，他作书记员时有一次觉得审判长对法律的理解有问题，但在合议庭的讨论中，他觉得不能直接提出不同的意见，否则审判长在面子上就下不来，但他在下班吃饭时，和审判长等人随便讨论起他们办的那个案子，他委婉地提出他的看法，并找出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作依据，于是这个案子就按他的意见办了。

除了上述各种资源，书记员所在的法院的级别也成为他们在合议庭的解释法律中处于有利位置的可资利用的资源。这主要表现在分配到高级法院的法官在基层法院的锻炼中。我们所调查的法官许多都在基层法院锻炼过，他们都认为在基层法院锻炼有好处，尤其是他们在基层法院参与办案中有较大的发言权。法官Q2在基层法院锻炼了一年，开始作了一段书记员，不久就作审判员，他在一年中办了近50起案子，几乎都是按他的意见作判决的，而且所有的案子都没有上审委会，对此他颇为自豪。但是他自己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他适用法律准确，而与他是省高级法院派下来锻炼且一年后就要回去这一身份没有关系。在我们调查的法官中，凡是下基层锻炼的法官几乎都有类似的感觉，但他们都否认与他们是上级法院的法官这一身份有关。在他们看来，下级法院的法官也是机会主义的，他们只怕自己直接的上司，而对于他们这些不一定有前途或前途很遥远的小年轻不一定很在乎。他们的这种说法也许是对的，不过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大学毕业生刚分配到基层法院办案时往往要受到限制，而一个刚分配到高级法院的学院派法官下基层法院锻炼则在办案时有较大的自由度，这与他们的特殊身份不可能无关，至少是由于他们与基层法院的法官们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

尽管书记员可以通过各种资源的利用而在合议庭的法律解释中处于有利的位置，但这只是个别的情况，通常法律判决主要是由审判长和审判员决定的。但这并不是说合议庭内部就可以决定一个案件的判决，合议庭的意见据正式的法律判决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它还要受到各种各样分影响，除了我们后面将要讨论到的审委会外，上级法院的意见也起大的作用。由于一审法院的判决有可能由于当事人上诉而被上级法院所改判，而法院中实行的错判责任制对一审合议庭形成很大的压力。所以，当一审法院的合议庭对事实的认定或法律的适用那不准时，往往提前请示上级法院，有的是书面请示，有的是电话口头请示。比如90年左右，浙江某地出现了“台会”纠纷，关于这个问题的定性，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最后请示上级法院，上级法院定为金融诈骗（法官Q1）。因此下级法院受上级法院的约束很大，重大案件往往请示汇报、上下通气，这样上诉后很少有改判（法官Q1）。不过向上级请示有时也靠不住，除了重大问题，一般的请示上级法院很少作书面答复，因为上级法院也怕承担责任，而口头请示常常没有凭据，更何况上级法院的人很多，看法也不见的一致。“你向上级法院请示，这个法官说这么判，而上诉后刚好由另一个法官负责这个案子，他有他的理解，他有他的人际关系，他照改（判）不务。”（法官C）

（五）、审委会──法官的位置（二）

从法律上说，审委会对任何案件都保留最终的决定权，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上审委会。依据我们所调查的法官们提供的情况，上审委会的案件主要有这么几种情形：

合议庭中对案件的判决意见不统一，于是就将矛盾上交，由集体讨论决定；

合议庭在审判中受到了外在压力的干扰，比如来自政法委的压力或某个领导个人的压力，这时也将问题上交，特别是这种外在干扰要导致不合法的判决时更是如此，好让“集体来承担违法责任”（法官L1）；

该庭的庭长对合议庭的判决意见有不同的看法或法院的主管副院长或院长对合议庭的判决意见有异议，这类不同意见有时可能导致适用法律的偏差，而合议庭尤其审判长不愿为此承担责任，这时也将问题交由集体来决定；

某类特殊的案件，比如疑难复杂案件，有影响的重大案件，此外刑事案件一般都上审委会，这已形成一种惯例。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通过庭长将案件提交于审委会。审委会的组成成员是有一的级别的，一般由院长、副院长、庭长和汇报案件的审判长等组成。

一般来讲，法院院长具有适用法律或解释法律从而形成案件判决的最终决定权，这种权力是一种事实上的权力，不过副院长和庭长也有相应的发言权，审委会的判决实际上是利益均衡的结果，大家都默认一种说不清起源的不成文法，比如说院长事实上决定几个案件，副院长和庭长事实上决定几个案件，尽管从形式上讲案件的判决是集体讨论的结果，而这种权力的分配和相互均衡最终源于整个国家权力机构的相应授权。

当然也有例外，这主要是由于组成合议庭的个人情况有所不同，一般说来院长更关心法院的行政事务，关心如何与党委和政府处好关系，解决法院的一些实际困难，没有时间和精力关心具体的审判实际，特别是有许多法院院长是从行政机关调来的，法律水平很有限，除了自己认为重要的或和他自己有关的案子，其他案子即使上审委会院长也往往是走个形式，有时一个上午讨论好几个案子，既有刑事又有民事也有复杂的经济案子，业务水平低的院长连案子都听不清，所以就提不出实质性的意见，只是关心程序问题（法官L2）。在这个时候，主管副院长的决定权往往更大一些，因为主管副院长一般在业务方面的水平比较高，有判案的经验，有时一下子就看出了问题的所在（法官Y；法官Q2）。

在审委会中，尽管院长、副院长和庭长等拥有更大的决定权，但有时整个案子的讨论基调往往又是由汇报案件的审判长奠定的，这主要取决于审判长的汇报技巧和汇报策略。法官L1认为，在审委会讨论中审判长的汇报技巧非常重要，一般说来好的汇报者知道哪些应当着重强调哪些应当一笔代过，这主要体现在事实的认定上，这样给其他人形成一个有关案件事实的印象（因此高明的法官往往在事实上作文章，通过裁剪事实，也就是“解释事实”，使其符合法律的要求），而在法律的适用上，应当提出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这样其他人就会不自觉地跟着汇报者的思路走，同时汇报案子应当简明扼要，前后连贯，有时语气、态度、神态都很重要。法官Q2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在向审委会汇报他判决的上述纺织企业承包纠纷案时，并没有提所谓的“情势变更原则”，因为他知道审委会的其他人包括院长都不知道什么叫“情势变更原则”，如果他提这个原则，他们就要搞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时汇报就变得复杂了，有可能因为他们不明白情势变更原则而不同意由此作出的判决，相反他用民法通则上的公平原则，他们也能明白，这与他们的常识是一致的，也就好通过。因此，相比之下，“审委会是保守的，它一般不作扩大解释，案件的承办人比审委会更大胆，容易倾向于作扩大解释。”（法官L1）

（六）、形势、政策与政法委──法院的位置

政法委是党领导司法工作的机关，它对法院的判决往往产生直接的影响，尤其是一些重大的案件，政法委的意见和要求成为法院判决的目标，但政法委的意见一般不出现在案卷和判决中。在上述法官Q1所提供的“台会”案中，虽然作为金融诈骗案加以处理，但究竟处理哪些人是由县委（包括政法委）决定的，而具体的司法程序是由司法机关来完成的。同时重大案件向党委汇报已成为一种惯例，这种案子一般说来由法院来定性由党委提出量刑意见（法官Q1）。正是由于政法委及其背后的党委和政府的干预，法院判决和执行中往往出现地方保护主义，尤其是在经济案件中。（法官Q1；法官Q2；法官Y）

由于法院与党委和政府的这种关系使得法院的判决往往要受到政策和形势的影响。法官L2在高院复查83年“严打”案件时，就发现当时的案子判得及其草率，这与政法委的指导文件直接有关。他认为“83年司法审判刚刚恢复，‘严打’中有一种狂热情绪，加班加点，象一样”，“85年之后情况才有了好转，法院也逐渐冷静下来，明白法律大于政治，判决不是完成政治任务。”（法官L2）

除“严打”之外，对法院审判影响比较大的政策导向就是92年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原则，“三个有利于是政治标准，而不是法律标准。由于强调审判工作服务于经济建设，法院在审判中有时抛开程序法，不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93年之后法院感到这样作不行，又回到程序中。”（法官Q2）

四、谁是法律条文的解释者？

如果我们将西方的法律解释理论与上述中国法官的法律解释之经验相对照的话，就会发现西方法律解释理论，无论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理论还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理论，都认为有一个“有面目的法官”作为法律的解释者。正是通过这一个人的法律解释才在“文本”与“判决”之间建立起内部逻辑一致的因果联系。作为方法论的法律解释理论将这一个法官想象为一个通晓法律知识的、按程序操作的、理性化和标准化的个体，而作为本体论的法律解释理论则将法官想象为一个受情感、直觉、偏见、潜意识、爱好等非理性因素支配的自由个体（Frank，1949；Cardozo，1921），这是因为“成文法规不会自行解释，其含义是由法官来宣布的，正是法官所宣布的含义而不是其他含义才使得它们作为法律而强加于社会。”（Gray，1972：170）

但是，就中国法官上面所提供的访谈材料来看，我们不禁要问：在中国的司法审判中，究竟谁是法律解释者？是书记员、审判员、审判长还是庭长、主管副院长、法院院长、政法委书记？我们发现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他们每一个都可以成为法律的解释者，但往往哪一个都不是法律解释者的最终承担者。因此，中国的法律解释中，问题不在于中国法官究竟是一个理性化标准化的个体还是一个自由的个体，而是有没有西方法律解释理论中所想象的那么一个“有面目的法官”。从上面所提供的材料看，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法律解释者往往不是一个“有面目的法官”，而是一个“无面目的法官”，是一个机构、一个组织、一群人，如合议庭、审委会、上级法院和政法委等等。因此，我们发现在中国的法律实践中并不存在西方法律解释理论所设想的一个具体的法律解释者，也没有这样一个法律解释的承担者。这样一种法律解释理论与经验事实之间的背离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放弃对中国法官之法律解释的探究和追问，而仅仅是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地、不加反思地用西方现成的法律解释理论来概括和总结中国法官的法律解释。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否定或抛弃西方的法律解释理论，而仅仅是划定它的界限和适用范围。

事实上，就法律解释而言，我们发现大陆法系的国家所关注的法律解释一般是法学家的学理解释，而英美法系的国家所关注的一般是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法律解释。这样一种差异恐怕是由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不同的法律结构使得学者的法律解释和法官的法律解释分别成为这两种法律制度中的突出问题。如果说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强调成文法典的重要地位而使得法官被想象为一个通晓法律知识的、按程序操作的、仅仅是修补法律漏洞的、理性化和标准化的个体，那么英美法系国家由于强调判例和先例的重要性而使得法官通过法律解释来创造法律就显得尤为突出。一旦我们将法律解释放在法律运作的制度结构中，就会发现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实际上是基于不同的法律运作的制度结构所作出的总结或概括。因此我们将法律解释理论作为一种知识加以普适化的时候，即抽象地从方法论或本体论意义上来谈论法律解释的时候，实际上抽离了法律解释背后的法律运作的权力结构。由此，法律解释理论才会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遇到理论解释上的困难。为了克服这种理论上的困难，我们就不得不将法律解释理论放在更一般的社会理论背景上，来考察法律解释在中国所遇到的种种问题。

五、双重结构化及其张力

从经验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法律解释是法官作为一个行动者的给解释赋予意义的社会行动。因此我们应当将法律解释置于行动与影响行动之结构的关系中来加以考察。

在行动与影响行动之结构的关系中，一般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倾向或理论路径，一种就是结构主义的观点或决定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将行动者化约为结构的承担者，行动不能在自主的维度上加以分析。“在结构主义的路径中，行动仅仅被看作是一种被规定好的实践或一套决定社会行为的规则：因此强调了行动被象征规范所决定这一维度而损害了行动作为一种生活经验的表达这一没有被决定的维度。”（Crespi，1989：30-31）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一理论路径之上，它认为作为社会行动所法律解释最终是受一套法律解释的规则或方法所决定，更重要的是法律解释这一社会行动要受制于这样一种被认可的规范结构：法律是一个全涉的（gapless）的规则体系，它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整个方面，即使在法律条款没有规定的地方，只要运用正确的法律解释方法，就可以发现法律在这方面的态度。因此在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理论中，表面上法官似乎可以自由地选择法律解释方法，但这种方法的选择受制于正确或准确适用法律这一信念，法官仅仅是一个准确适用法律的理性化标准化的机器。

与这种观点相对应的是一种主观主义的或唯意志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强调行动者选择的自主性，行动者完全是一个自由的主体，他的选择尽管要受到“前见”之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足以左右其选择的方向。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理论所支持的法律现实主义就持这样的理论路径，它主张法官的法律解释是一项完全自由的社会行动。他们不受法律规范的约束，因为法律是不确定的，作为方法论的法律解释理论所确信的那种确定的、稳定的、通过正确的方法可以发现其正确意义的法律，在法律现实主义看来是“基本的法律神话”，法律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法律的意义是由法官来确定的，正如法律现实主义者卢埃林所主张的，“这些官员（即法官、律师、警察和监狱官等──引者）就纠纷所作的所有事情，在我看来，就是法律本身。”（转引自Bodenheimer，1981：124）

无论是决定论路径还是唯意志论的路径，由于割裂行动与结构的关系或者说由于试图化约这种关系，在方法论上受到了批评与质疑。唯意志论的路径忽略了行动者所受到的特定结构的约束，它过分地强调了行动的自由，但这种自由的极限就成为偶然性的奴隶而陷入另一种决定论中，法律现实主义者心目中的法律解释或法律意义的确定虽然不受法律规则的约束，但最终要受制于情感等非理性因素或政治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批判法律运动将法律解释放入司法政治学中来加以考察。而决定论的路径将行动者看作被动的客体而不是积极的行动主体，它忽略了行动者所掌握的关于结构的知识，正是这种知识使得行动者有可能通过行动的策略来改变结构。我们在中国法官所通过的策略中就可以看到，由于法官们通晓法院中合议庭和审委会这些结构的运作方式，他们就可以采取一定的策略，通过各种不同资源的运用而改变原来结构的运作方式。

总而言之，上述两种理论路径在割裂行动与结构的关系的同时也在割裂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关系，如果我们将“行动作为一种行为的持续不断的流动而置于时间与空间之中”（Giddens，1979：2），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行动与结构事实上存在于一种互动的关系中，“结构不仅给行动以方向，而且也是行动的一种产物，后者尽管受制于结构，但它也在不断地改变它。”（Crespi，1989：31-2）因此“社会系统的结构特征既是构成这种系统的实践的中介又是这种实践的结果，”（Giddens，1979：69）也就是说社会结构既是由人类的社会行动建构起来的，同时又是社会行动得以建构起来的条件，这就是吉登斯所谓的“结构的二重性”（可参见黄平，1995）。这种结构化理论不仅表达了结构与行动者的相互依赖与相互建构，更主要的是，“依照建构二重性的观点，尽管行动者在互动的生产中利用各种规则和各种资源，但这种规则和资源也由此通过这种互动而被重新加以构成。”（Giddens，1979：71）正是在这种结构化的过程中，各种资本和规则都进入法律解释这一个特定的“场域”（布迪厄语）之中，从而使法律解释不再是一个法官自由选择的个人行动，而是一个在特定“场域”中进行公共选择的结果。

依照这种结构化的观点，我们发现我们所调查的这个法官群体，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学院派法官，处在双重结构化之中。一方面他们从学校里接收了正规的法律教育，正是这种法律教育使他们接受了共同的知识、规范和信念，从而成为一个知识和信念的共同体，这种社会结构对他们的形塑使他们在法院中与非学院派的法官有着明显的区别，从而成为一个独立的行动者群体。这一知识结构使得他们在司法实践中注重于判决而不是调解，注重于法律的严格适用而不是对问题的解决，注重于解释事实而不是调查事实。但是法律教育的这种结构形塑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同样是在法学院中的包括分配到法院里去的学生在内的所有行动者所再生产出来的，我们所看到的92年之后的学院派法官的变化事实上反映了行动者对结构的形塑能力，正是整个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的变化使得他们在适应这种变化的时候也对法律教育的形塑功能进行抵制，从而出现80年代到90年代的过渡中，法律院校的学生越来越能适应社会生活，越来越灵活地对待或解释法律。

另一方面，他们又处在“司法场域”之中，他们在进行法律解释时受到司法场域中的权力结构（如审委会）和司法场域所处的更大的权力场域（如政法委）的左右或影响，尤其要受到他们在司法场域之中的不同位置的左右或影响（如合议庭）。但是，在司法场域的权力关系中，尽管他们处于被支配的位置上，处在权力的边缘，但他们并不是被动的被支配者，他们通过对资本的利用，通过对策略的选择，可以改变他们受支配的位置。我们所调查的法官们在到基层法院锻炼时，由于处在整个司法场域的支配位置上（即高级法院），他们都在利用他们所携带的来自上级法院这一“身份资本”。因此即使他们在基层法院的司法场域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他们仍然具有很大的支配力量。除此之外，他们还利用其他种种的资源和策略来改变他们的不利位置。比如，法官L1所说的提出不同看法和汇报案件的策略，法官Q1利用他个人与法院院长的私人关系。在这一权力关系的场域中，法律解释也成了法官们在权力关系中争夺有利位置时所利用的一种策略。因此，中国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时，即在理解和适用法律时，无论是采取判决还是采取调解，无论是采用严格适用法律还是考虑种种法外因素，无论是解释法律还裁剪事实，无论是采用情势变更原则还是采用公平原则，都不仅仅是一个对法律文本的理解和适用问题，而是法官们根据自己在司法场域中的位置、在利用自己已有的资本或资源所进行的策略性选择，以此尽可能获得在这一权力关系中的有利地位。

我们所访谈法官正是处在上述两种制度的结构化之中，法律知识和法律教育的结构化使得他们把法律解释单纯地看作是发现法律真理的一种方法或途经；而司法场域这一权力关系的结构化使得他们将法律解释看作是一种策略性的机会选择。这两种不同的结构化力量在我们所访谈的法官身上形成一种张力，从而使他们处在追求知识、真理和追逐权力、利益的矛盾之中。他们同时也在利用这两种不同的力量对形塑他们的结构作出反应，因此，他们一方面抱怨在法律学校里学不到有用的东西，认为法律教育与司法实践相脱节，法律教育赶不上司法实践的要求；另一方面，他们也利用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法律知识来抵制或反抗司法场域的既定权力结构，这一点我们在法官L1身上得到最明显的体现。这种张力的一个根源就在于我们的法律教育依然是一种知识教育，而不是一种技术教育，我们的法律教育所倡导的是“法律应当是什么样的”，而不是倡导“如何使法律成为什么样的”。我们有一定的法律知识，但没有运用法律知识来解剖案例的能力。我们的法律教育里也许教给学生诸多法律解释的概念，但却没有教给他们使用法律解释的技巧，因此，我们的法官很少意识到他们在进行法律解释。事实上，法律解释之所以在西方的法律学中占据一个重要的地位，恰恰是由于它是发现法律或利用法律的一项主要技艺，是法官确立自我认同（identity）的一种“自我技术”（福苛语）。

正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司法实践中的法律解释，即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是法律知识在权力争夺的游戏中（包括司法权与行政权、当事人之间的权力冲突）发展起来的一套技艺或技巧，它是一门专门化的“权力技术”。而我们在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即任何人对法律的理解，从其知识谱系上而言是以追求正确或真实为目的的认识手段，是一种“自我技术”。尽管这样的自我技术也可以成为权力争夺的技术，比如，懂法律的可以对“法盲”形成支配，法典的权威解释者可以在法学界获得霸权地位等等，但是这样的法律解释与法官或律师在司法实践中的法律解释遵循的是不同的逻辑。因此，当法律解释散布到不同的话语体系里、不同的话语空间里、不同的场域逻辑里，它仅仅具有表面上的或形式上的同一性。也正是这种表面上的同一性，掩盖着其背后的巨大差别：一个法官对同一法律文本的解释，在法庭上可能不同于他在大学的讲坛上；一个中国法官对中国宪法中的人权条款的解释可能不同于他对美国宪法中人权条款的解释，也可能不同于他对历史文献中的人权条款的解释上；对于同一法律条款，法学家的解释、立法者的解释、法官的解释、律师的解释、当事人的解释和普通民众的解释可能是不一样的。

当我们将司法实践中的法律解释等同于求知过程中的对法律文本的理解时，恰恰是用追求真理过程中的不同途经的选择（即种种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掩盖了权力争夺过程中的不同策略的选择（即在何时何地选择何种法律解释方法）。法官在服务于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小心翼翼地、巧妙地通过法律解释将自己打扮成法律真理的探索者、权力争夺的超然者、和终极正义的公布者；但同时反过来，法官也可以理所当然地借法律知识或法律传统的名义，来对抗和抵制政治权力。但是，从我们对10名中国法官的访谈来看，由于法律解释技术的不发达，法律还远远没有成为一种强大的知识传统，法官的自我认同还没有确立，法律共同体还没有形成，政治结构还没有实现合理化，因此法官的法律适用也就只能裸地暴露在权力争夺的表面上，从而使法官失去了自我保护的能力，他们不仅没法抵制来自政治权力的压力，也没法抵制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因此生存在权力斗争的夹缝之中。

对于法官来说，法律解释不仅仅是追求法律真理的手段，是一种确立自我认同的自我技术，更主要的是一种行使权力的技术。也正是通过这一套技术，法律知识和法律传统才可以和政治权力相抗衡。由此，我们才能理解英国的大法官柯克对国王所说的那些名言：“我很清楚，您的理解力飞快如电，您的才华超群绝伦，但是，要在法律方面成为专家，一个法官需要花二十年的时光来研究，才能勉强胜任。……法律乃是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考文，1996：34-35）

由此看来，区分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和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没有特别大的意义，重要的在于追问：

“谁在作法律解释？”

“在什么地方作法律解释？”

“这种法律解释服务于什么目的？”

“这种法律解释成为可能的条件是什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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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ke，Georgia，1992：JusticeandInterpretation，Polityress.

篇6

为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实现“公正与效率”的主题，落实“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指导方针，全面做好审判工作，确保全年各项工作任务、目标地实现，特制定本责任书。

一、队伍建设

1、庭室内团结、勤政务实、开拓创新、廉洁自律、队伍有凝聚力、战斗力，积极带领干警完成院党组、上级法院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2、部门工作岗位职责明确责任到人，及时量化分解签定责任书。

3、对本院或上级对口业务部门部署的工作及时研究，做到工作年初有计划，季度有小结，半年、年终有总结。

4、认真履行职责，遵守本院各项规章制度，重大问题和情况及时汇报。

5、坚持每周五下午政治、业务学习制度，认真组织干警学习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学习法律、法规及相关的司法解释，提高政治业务水平，做到部门有学习记录，个人有学习笔记，并且按规定及时完成心得体会等写作任务。

6、组织干警参加上级法院、院党组或相关部门安排的政治业务培训、技能培训、管理系统培训等。

7、严格遵守各项司法礼仪，按规定着装佩徽挂牌，保持良好的仪表和文明的举止，维护人民法院的尊严和法官的良好形象。

8 、开庭时，准时出庭，不缺席、迟到、早退、随意出进、不使用通讯工具，集中精力专注庭审，不做与审判活动无关事宜。

9、积极参加院里组织的集体活动、会议、劳动、公益活动，对院内抽调、安排人员及时到位，服从安排。

10、严格执行考勤和请销假制度，无迟到、早退现象

11、严格执行值班备警制度。节假日安排的值班、突发事件安排的备警，能按规定执行。

二、司法为民

1、工作中文明礼貌，杜绝“四难”问题和“生、冷、横、硬、推”现象，树立法官的良好形象。

2、按规定实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诉讼风险告知，审案程序和期限告知。

3、定期或不定期的征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及相关单位的意见，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对群众提出的问题进行整改。

4、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和宣传报道工作，按规定完成全年调研、宣传任务。

5、严格执行29条优化司法环境措施中便民、利民内容。

三、内务管理

1、规章制度健全管理规范、有序，岗位职责明确。

2、部门环境整洁有序，无脏、乱、差现象。

3、严格车辆管理制度及电脑、警械等设备的管理。

4、按时报送各类报表和有关材料，报送及时，数据真实，材料符合质量要求。

四、业务工作

（一）纪检、政工工作

1、认真贯彻落实党组决议、决定，协助院党组抓好班子建设，做好干部录用、辞退、退休及聘用人员培训、管理等工作。

2、协助各部门抓好队伍建设，经常深入到各部门调查分析干警状况，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健全并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及时安排各种教育、学习、培训、考核，提高队伍的综合素质。

3、按照县纪委、监察部门及上级法院纪检监察的要求，加强对干警的廉政教育，建立健全廉政建设各项规章制度，及时签订责任书，完善各类档案资料，并及时查处干警及其工作人员违的纪律、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纪律、各项规章制度的案件。

4、抓好规章制度的落实，做好督促检查工作，坚持月通报制度。

5、认真做好对外宣传报道工作。

6、负责全院机构、编制的管理工作，管理

干部档案，及时准确地填报人事统计报表。

7、严格按规定做好法官等级评定、晋升和法警警衔的晋级工作。

8、 协助抓好党建、党风廉政、精神文明、综合治理责任制的落实及工、青、妇工作，并按要求做好上级法院及有关部门相关检查、验收、创建工作。

9、完成院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办公室工作

1、认真贯彻落实党组、院务会议作出的各项决议、决定，为审判工作和法院建设提供良好的后勤服务。

2、负责本院重大工作部署、重要会议及重大活动的组织实施，并做好会议记录。

3、负责公文的制发和处理、印鉴的使用登记等事项，确保法律文书和密级材料的保密，并按要求做好有关部门的保密工作检查。

4、填报司法统计报表及时准确，有季度分析报告，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

5、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搞好全院经费的编制、预算、划拨、计划使用及结算工作，严格执行诉讼费收缴管理的有关规定，并按要求做好有关部门检查、审计工作。

6、负责本院枪支、服装、各种装备等专项物资的购制、发放、管理工作。

7、负责本院通讯、计算机网络、办公现代化等科技建设的规划、实施及管理工作。

8、负责本院基本建设规划、计划、项目的申请、报批和组织、协调、实施工作。

9、负责本院的车辆管理，维修的监督指导工作，督促各业务庭、室严格执行车辆管理的相关规定。

10、负责全院的案件卷宗管理，文书档案管理及使用，负责落实保密、保卫、值班安排等事项。

11、负责全院的绿化美化、清洁卫生、劳动等工作安排，搞好后勤供给，监管好食堂、门房及办公区的安全用电、节约用水等工作。

12、完成院领导及上级部门安排的其他临时性工作。

(三)刑事审判庭工作

1、严格执行《审判流程管理办法》的规定，及时上报案件排期表，填写电子信息表。

2、全年结案率达100%，依法公开开庭率为100%。

3、全年被上级法院发回案件不超过2件，改判的案件不得超过4件，服判率达到70%以上。

4、刑事自诉案件的审查立案合格率在95%以上，自诉案件调解、撤诉率在75%以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撤诉率在65％以上。

5、对伤害、交通肇事、医疗事故案件，双方责任明确的，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案件即时清结率达100%。

6、案件评查一类案件在98%以上，二、三类案件不超过4件。

7、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不低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总数的20%。及时将判缓刑、管制案件地执行通知书送达公安机关。

8、每年对适用缓刑人员（含未成年人）的回访率不低于此类案件的50%，暂予监外执行的回访率达100%（建立回访名册，做好回访笔录，掌握现实表现）。

9、按照院审判委员会的要求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

10、赃物、赃款、罚没款管理有序，及时准确上缴。

11、法律文书规范，用语准确。

12、案件登记内容填写准确，报表报送及时，案卷装订规范，及时移送归档。

13、及时化解矛盾，防止矛盾激化，年内无涉法上访、缠诉案件。

（四）民商事审判 (民一、民二庭) 工作

1、严格执行《审判流程管理办法》的规定，及时上报案件排期表，填写电子信息表。

2、全年依法公开开庭率达100%，民一庭案件结案率在96%以上，民二庭结案率达100%。

3、全年民一庭被上级法院发回、改判的案件不超过10件，民二庭不超过6件，服判率民一庭达到80%以上，民二庭达到85%以上。

4、加大调解力度，调撤率民一庭在65%以上，民二庭在45%以上。

5、对伤害、交通肇事、医疗事故案件，双方责任明确的，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案件即时清结率达15%。

6、扩 大简易程序审理范围，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民一庭达到75%以上，民二庭达到40%以上。

7、速裁案件占结案数的30%（以审监庭统计数据为准）。

8、案件评查一类案件在96%以上，二、三类案件民一庭不超过8件，民二庭不超过6件。

9、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不低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总数的25%。

10、按照院审判委员会的要求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

11、民一庭对各基层法庭的业务指导全年不低于4次，民二庭深入企业开展法制讲座全年不低于4次（有文字记载、单位回执凭证，报政工科备案）。

12、法律文书规范，用语准确。案件登记内容填写齐全，报表报送及时，案卷装订规范，及时移送归档。

13、及时化解矛盾，防止矛盾激化，年内无涉法上访、缠诉案件。

（五）行政审判庭工作

1、严格执行《审判流程管理办法》的规定，及时上报案件排期表，填写电子信息表。

2、全年案件结案率达100%，依法公开开庭率达100%。

3、全年被上级法院发回、改判的案件不超过2件。

4、审查立案合格率在100%。

5、案件评查一类案件在95%以上，二、三类案件不超过2件。

6、人民陪审员参加案件审理不低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总数的20%。

7、按照院审判委员会的要求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

8、坚持依法办案，注意协调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涉及全县工作大局的问题，并深入机关企事业单位宣讲法制课每年不低于4次。

9、法律文书规范，用语准确。

10、案件登记内容填写准确，报表报送及时，案卷装订规范，移送归档及时。

11、及时化解矛盾，防止矛盾激化，确保年内无涉法上访、缠诉案件。

（六）立案庭工作

1、严格执行《审判流程管理办法》的规定，全程跟踪监控各类案件审判流程，组织实施得力，协调运作良好，信息传递及时。

2、严把立案关，立案合格率在95%以上。

3、对当事人的申诉、申请再审案件及时召开听证会，及时形成意见，报主管院长。

4、对新类型案件及可能影响稳定的案件，及时报主管领导审批。

5、对本庭职责范围内受理的有关案件及财产、证据保全的申请等，在法定期限内审查并作出裁定，做到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措施得当。

6、对伤害、交通肇事、医疗事故案件，双方责任明确的，应及时采取保全措施。

7、认真做好来信、来访、接待等工作,来信答复率达100%。对批办、督办、转办案件及时登记报领导批示。

8、依法处理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事宜，准确核缴诉讼费, 严格审查缓、减、免情况，严格管理纠纷款。

9、认真审查各审判庭报结案件的审限、程序、主审法官、诉讼费等内容，坚持收案、报评、审限等情况月通报制度。

10、认真做好新收案件电脑输入工作。

11、做好审判流程管理各类表格的填写工作。

12、热情服务、文明接待、依法答复，及时化解矛盾，防止矛盾激化，确保年内无涉法上访、缠诉案件。

（七）审监庭考核工作

1、严格执行《审判流程管理办法》的规定，及时上报案件排期表，填写电子信息表。

2、全年案件结案率达到100%，依法公开开庭率达到100%。

3、全年被上级法院发回、改判的案件不超过2件。

4、案件评查一类案件在100%，二、三类案件不超过2件。

5、做好案件评查工作和法律文书评比工作，坚持案件质量、裁判文书等情况月通报制度，并将进度情况及时填写上墙。

6、依法及时审理审判委员会决定再审、上级法院指令再审和检察院抗诉的案件、行政庭发回重审的案件、国家赔偿案件和院　内交办的其它案件。

7、建立健全法官审判质量档案和书记员技能考核档案。

8、文书规范，用语准确，案件登记内容填写准确，报表报送及时，案卷装订规范，及时移送归档。

9、做好涉诉工作，防止矛盾激化，确保年内无涉法上访、缠诉案件。

（八）执行局（执行庭）工作

1、严格执行《审判流程管理办法》、《执行流程管理办法》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录入工作。

2、执行程序合法，执行审批手续齐全，执行标的物管理、移交手续符合规定，手续齐全。

3、加强执行宣传工作，不断探索执行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坚持对执行人员、执行措施、执行进度等每月院内公示1次，重点案件每两个月在电视台公示1次（由政工科与电视系）。

4、当年案件执结率在67%以上，积案执行率达到75%以上。

5、对已执行的纠纷款必须在10日内发还申请执行人。

6、执行中止、终结案件、重大疑难案件、当事人有重大异议的需经过听证程序。

7、对基层法庭（暖泉、立岗、金贵法庭）执行业务指导全年不少于3次。

8、案件评查一类案件在95%以上，二、三类案件不超过8件。

9、法律文书规范，用语准确，案件登记内容填写齐全，报表报送及时，案卷装订规范，移送归档及时。

10、做好涉诉工作，防止矛盾激化，确保年内无涉法上访、缠诉案件。

（九）法警大队工作

1、组织管理好司法警察警务工作，有明确具体的管理规定和职责分工。

2、做好人犯押解、值庭工作，坚守工作岗位，确保全年无安全责任事故的发生。

3、做好全院的安全保卫工作，维护正常工作秩序，遵守工作日值班制度，出现突发事件要第一时间到场，做好当事人的疏导、引导工作。

4、协助业务庭、室开展工作，听从安排、服从指挥。

5、负责管理、使用司法警察器械及装备，管理严格，使用得当。

6、认真完成司法警察培训、考核及调警任务。

（十） 基层法庭（城关、暖泉、立岗、金贵）工作

1、严格执行《审判流程管理办法》的规定，及时上报案件排期表，填写电子信息表。

2、全年依法公开开庭率达100%，结案率在100%（城关法庭在98%以上）。

3、全年被上级法院发回、改判的案件不得超过4件（城关法庭不得超过6件），服判率达到85%以上（城关法庭达到80%以　上）。

4、加大调解力度，指导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每年不少于4次，委托调解案件不低于20%，案件调撤率达70%以上。

5、对伤害、交通肇事、医疗事故案件，双方责任明确的，应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未及时采取保全措施的，案件即时清结率达　到25%（城关法庭达到15%）。

6、扩大简易程序的审理范围，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占收案数的80%以上（城关法庭占70%以上）。

7、当年案件执结率达到85%以上（城关法庭案件执结率达到80%以上）。

8、速裁案件占结案数的40%，巡回开庭率年内不低于结案数的30%，人民陪审员参加案件审理不低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　总数的30%。

9、协助辖区乡镇、各单位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履行法制副校长职责，全年讲法制课不少于3次（以讲课内容、单位签章凭证为准，报政工科备案）。同时，按照院审判委员会的要求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

10、基层法庭应当自己立案，案件评查一类案件在96%以上，二、三类案件不超过4件（城关法庭不超过6件）。

11、庭内管理规范、有序，岗位职责明确，严格执行款物和查封、扣押物品管理制度。

12、法律文书规范，用语准确，案件登记内容填写准确，报表报送及时，案卷装订规范，及时移送归档。

13、做好涉诉工作，及时化解矛盾，防止矛盾激化，确保年内无涉法上访、缠诉案件。

五、附则

1、为确保考核工作的顺利进行，保证考核质量，实现考核目的，成立考核领导小组。考核领导小组由院领导、纪检组、政工科、办公室、立案庭、审监庭相关人员组成，院长任组长、副院长任副组长，具体工作由政工科承办。

2、考核领导小组根据责任书制定百分考核细则。

3、考核工作每半年进行一次，采取对照责任书规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以纪检、政工、办公、立案、审监等部门提供的相关记载为依据，听汇报、查资料等形式进行。

4、本考核办法的量化打分在当年的半年、年终工作总结前进行，其成绩作为各部门当年的综合业绩考核、评优、受奖、记功的主要依据。

5、本责任书由院长与分管院领导分别签订。

6、本责任书由院长、分管院领导、政工科各保存一份。

篇7

他就这样进了疯人院,在反复追问下,他嘴里吐出一个姓:芒然;又吐出一个地址:维希市的一条街。于是他被转到维希市疯人院。但维希没有叫芒然的,也没有这条街。究竟什么超出了他的承受力,让他奔逃得连记忆都放弃?

疯人院在报上登照片让人认领。认的人太多了,失去儿子的母亲、丧失丈夫的女人,都想在他身上找到安慰。但核对下来,没有一家对得上。最后剩下50多家无论如何不肯放弃。一个漫长的核对过程开始了,医生对他做了各种测试。不说话的他变成了一连串可供核对的数据,而他躲进那个我们永远没有答案的世界,并不明白外面的喧闹是为了什么。他只是沉默,连目光都已封闭――他成了一个谜。那些不幸的家庭按捺不住,把事情捅到报界,希望借此把他认领回家。这么点生命的残羹,似乎也可以慰藉那些被命运抢夺过的人。疯人院的医生也很固执,非要揭开谜团:芒然究竟是谁。

就这样,找了13年。1931年4月的一天,一个男人走进疯人院。他叫约瑟夫・蒙茹安,说有个弟弟,叫奥克塔夫・蒙茹安,1891年生,1914年8月15日在战场上失踪,后来从德国战俘营寄来信,最后一封信写于1916年2月6日,此后再无音信。看了他带来的证明材料,医生兴奋了,13年来他接触过那么多要认领的人家,只有这个人最有可能是芒然的亲属。他把芒然领过来,约瑟夫看了看,很失望,这个缄默不语、眼神不再与人交流的男子不可能是弟弟。这是要认领的人中唯一不认他的人,而医生偏偏认定这个约瑟夫是芒然的兄弟,相关部门也查出1918年2月1日的确有个名叫奥克塔夫・蒙茹安的军人从德国回来,而正是那天人们在里昂火车站的一个月台上发现了他。只有这个线索可以找回他的过去,在索要他的生命证据的执著中,人们发了疯似地要给他一个过去。没有存在,只有证明,生命就是这么个薄如纤毫、需要凭据的玩意儿。

医生往约瑟夫家寄了张芒然的照片,蒙茹安一家还是没认出。而此时还有20户人家,一口咬定他是他们在战场上失踪的丈夫、儿子或兄弟。

1933年,医生带他做了一次旅行,领他去约瑟夫的家乡――一个叫圣摩尔的村子。医生说这是最后一试,他要看看芒然会做出什么反应。

芒然走进村子,他走到教堂前,居然说了一句话:“钟换了。”其后再无他言。那钟的确换过。接着,他走到一张长椅前坐下。据约瑟夫说,这张椅子是奥克塔夫小时常坐的。在医生眼里,已经没有疑问,芒然就是奥克塔夫・蒙茹安。

他生命的故事总算浮出水面,他是圣摩尔村一个短工的儿子,当兵前一直在餐馆当侍者。入伍12天后被俘,一直关在德国战俘营,1916年得了一种“铁丝网综合征”,从此失去记忆。现在家里还有父亲和哥哥约瑟夫。但消息传出,最后剩下的那13家与蒙茹安家打起了争夺他的官司。其时,欧洲战火又起,“一战”的伤痕尚未抚平,各处已经磨刀霍霍。

官司打到1937年,法院总算裁定他就是奥克塔夫・蒙茹安。然而还有3个把他认作儿子的老母亲不服输,她们上诉到最高法院。又15个月过去了。终于在被送进疯人院21年后,他可以回圣摩尔村了。可是,终审判决下来3星期后,他仅剩的两个亲人――父亲和哥哥死了。

1939年,“二战”打响。他的命运阻止不了人们再度厮杀。那4年,疯人院成了被遗忘的角落。1942年9月17日7:30,他离开了这个世界,饿死的。那一天,大半个世界在打仗,他漠然离去,其实他早已挥手告别。

篇8

论文关键词　未成年犯　犯罪　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教育改造的手段，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要求对少年犯罪以教育、感化、帮助、挽救为主，以非监禁刑为主，因此社区矫正被越来越多地适用在未成年犯罪中。社区矫正在监管、教育、改造、挽救未成年犯中起到了避免交叉感染的作用，既帮助其实现早日回归社会，同时也节约了司法资源。因此，进一步推动和规范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不仅维护了法律权威，有效惩治和预防犯罪，也确保了社会安定和谐。

某基层法院2009年到2011年之间共移送社区矫正人数为1397人，其中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为43人，数量占矫正对象总数的3％，年龄最小的刚满14周岁，无一人重新走上犯罪道路，取得了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和谐统一。

一、近三年来某基层法院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基本情况

2009年至2011年，某基层法院判处适用非监禁刑的未成年犯占所有未成年犯的6.9%，经过梳理分析，具有以下特点：

（一）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没有正当职业

初中学历（包括中专）有30人占72%；小学学历有5人；高中学历有6人；职高高中学历有1人。其中初中学历、小学学历的占84%。初中学历者为未成年人犯罪的高发人群体，大部分未成年犯在初一或初二后辍学，其中无业人员的比例占54％，在校学生的比例占21%。这些闲散人员由于政府管理未能到位，青少年服务不能覆盖，其自身又未掌握谋生技能，结交了一些社会不良分子，受暴力、文化，金钱的诱惑及不良家庭因素影响，极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二）犯罪呈现低龄化

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年龄大部分在16-17岁之间，最小的刚满十四周岁，生理、心理上都很不成熟，主观恶性较小，对社会危害性不大，可塑性强。

（三）外地籍未成年矫正对象的管理难度较大

某基层法院进行社区矫正对象主要以本地籍的未成年犯为主，占比例的81%，还有19%的外地未成年矫正对象由于各种主观和客观原因托管、漏管现象比较严重。

二、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必要性

（一）符合未成年犯罪特征

未成年人由于生理、心理上的不成熟，极易受外界环境影响，经不起诱惑，对法律认知有误差，法制观念差，常因一时冲动犯罪，其犯罪有自身的特点，如盲目性大、偶发性强、反复性强、感染性强、悔改性强等特点，其犯罪类型也主要为财产型犯罪和伤害类犯罪，多数未成年人受暴力、文化及不良家庭因素影响才走上犯罪道路。未成年人犯罪一般只是偶然犯罪，主观恶性较小，对社会危害性不大、可塑性强、改造后回报社会的机率高，因此，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刑罚应有别于成年被告人。

（二）有利于避免监狱的负面影响

未成年犯分辨是非的能力差，在监狱服刑时容易受到其他成年服刑犯的不良影响，易交叉感染。在监狱里也无法接受学校的正规教育和职业培训，学不到有用的知识和劳动技能，不利于将来出狱后融入社会，也无法找到一份工作自力更生，很容易重新走上犯罪道路。

（三）有利于改造和重新融入社会

未成年犯在社区里进行矫正，与社会紧密联系，可以继续在学校学习，受到学校和老师的教导，或者在社会上自力更生，通过教育、职业培训等方式更快地融入社会。同时也能充分发挥家庭、社会的作用，使其感受家庭和社会的关爱、包容，能真正触动其心灵，从内心出发进行改造，从此不再犯罪。

三、基层法院在未成年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缺陷

（一）社区矫正工作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对于社区矫正工作，目前可以依托的法律依据包括《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规定、《未成年犯管教所管理规定》、《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等等。然而这些法律法规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未做具体规范，没有细化实施制度，给法院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带来了认识及做法等方面的难度，特别是对法院与检察院、司法局、派出所等部门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不明确，职责不明，分工不清。另外，法律对判处管制和被暂予监外执行的矫正对象的减刑奖励规定较为明确；对缓刑、假释的减刑条件要求比较苛刻，尤其缓刑罪犯在减刑方面存在的要求过高，原则过于抽象，因此在实践中界定比较难、操作也很难。同时，对于矫正对象的惩处界定也很模糊，没有具体的操作细则。

（二）脱管、漏管现象比较严重

1．实践中，对于社区矫正对象的管理还未规范化、制度化，在送达法律文书时，存在法律文书不齐全、送达不及时、漏送达等问题。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户籍制度的改革，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流动的青少年增多，出现了经常更换居住地等人户分离的情况，因此跨地区，跨省的未成年犯常常脱管、漏管。现有的监管方式如谈话、当面汇报、走访、集中教育等实施起来有很多的困难。

2．法院和检察院、司法所、派出所等单位的职责不清、协调不够，容易造成工作不到位或缺位的情况，未成年犯的个人档案没有完整、及时地交接，管理权限不明确或者双重管理，没有做到无缝对接。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着因为审判任务重、人手紧缺、麻烦费时等原因而出现的消极应付、机械执法的情况。

（三）管理手段缺乏现代化、科技化

缺少社区矫正工作专业人才，特别是专业人士，如心理医生、教育工作者等，目前的社区矫正人员只经过简单的培训就匆匆上岗了。其工作方法较简单粗糙，缺乏人性化的工作手段，不具有感召力和亲和力。对未成年犯的个人档案也未形成科学管理，缺乏科学的评估体系，一般只留联系方式，未形成电子化档案，各地区也没有联网，查阅比较困难。

四、完善社区矫正的几点建议

（一）细化社区矫正操作规定

我国刑法对于社区刑罚执行和社区矫正的内容进行了总体上的规定，现修正案(八)则对操作进行了进一步细化。体现在：一是加强了对被判非监禁刑到社区矫正的未成年犯的调查。二是增加了管制与缓刑规定中的禁止令，即在适用管制或缓刑时，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管制执行期间或缓刑期间“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场所、接触特定的人”。因此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在正确理解掌握刑法修正案八有关禁制令的规定前提下，可在一定条件下增加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管束的一些禁止性规定，如禁止其出入特定场所或与特定人员来往，以减少犯罪诱发因素。一旦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违反禁止令，且情节严重的，就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

（二）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队伍建设和管理

1．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建立专业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以笔者所在地为例，共有7个乡（街道）司法所仅有正式工作人员43人，公开招聘的合同制司法协理员39人及志愿者1000多人。这些社区矫正志愿者，主要由乡（街道）或村组的干部和退休老干部、妇联、共青团人员担任，因为缺乏专业知识，这些人更多的时候起的仅是监督和协调作用。因此需要建立社区矫正专门队伍，为社区矫正人员确定专门的矫正小组，招收社区矫正工作专业人才和志愿者，如心理医生、教育工作者等，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应进行专门的培训，熟练正确地运用矫正工作方法和技巧，科学有效地对青少年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管理、改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现在法学专业的毕业生很多，可以将其吸收进社区矫正队伍中来，提高社区矫正队伍人员的质量。

2．坚持一年二次对判处缓刑对象进行回访，面对面谈话，了解掌握社区矫正对象的生活状况和思想动态。未成年犯必须定期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要求其按时电话报到、当面报到和上交思想汇报，通过访谈，可以与未成年犯及时沟通了解实际情况，帮助其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同时也能积极发现并根除影响社会的隐患。

（三）进一步加强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

1．法院应加强与公安、司法局社区矫正办公室等单位的联系，推进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建设，建立专门社区矫正档案，确保不托管、不漏管。在未成年矫正人员的交接上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档案交接上，而应及时向社区矫正组织提供未成年犯详细的改造情况和重新违法犯罪的预测资料，便于社区矫正组织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2．在判决生效后，法院还应明确告知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到执行地派出所和司法所报到，让其作出书面保证，及时向司法行政机关送达齐全的法律文书及相关档案材料，并采取适当的方法通知执行地的司法行政机关做好接收准备工作。法院应通过加强与公安、检察、司法、社区矫正办的联系，遵循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及时送达判决文书、执行通知书和依法办理相关手续，使得我市社区矫正工作得以依法、及时、有效地开展。

（四）进一步加大对未成年矫正对象的法制教育和职业培训

1．开展法制宣传，寓教于审，努力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在庭审中，对社区矫正对象，特别是未成年人进行法制教育，对其进行教育感化，深入剖析其犯罪行为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危害性，敦促众多罪犯认识错误，接受改造，重新做人。

篇9

一

依法为基层党委政府的社会管理决策提供法律服务，是人民法庭参与和推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切入点。我市人民法庭立足党委政府社会管理的实际需求，探索建立四项报告制度，努力为基层党委政府当好参谋和助手。

建立涉诉矛盾纠纷分析年报制度。各人民法庭将帮助地方党委政府化解社会矛盾作为参与基层社会管理的主攻方向，2009年，我们推出人民法庭涉诉矛盾纠纷分析年报制度，年底组织全市40个人民法庭为辖区134个乡镇(街道)分别量身定做涉诉矛盾纠纷分析年报，对各地涉诉矛盾纠纷基本情况、典型案件处理结果、矛盾纠纷的成因特点和发展态势进行全面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山改进社会管理、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对策建议。部分人民法庭在年报的基础上还开展了季报工作，进一步加大通报频率。该项制度的推出，有效地帮助了乡镇党委政府了解掌握辖区矛盾纠纷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年报成为乡镇党委政府加强和改进相关领域社会管理的重要决策依据，江苏高院肯定和推广了这一做法。

建立维护社会稳定平安报表制度。2010年，我市人民法庭推行“平安报表”制度，协助地方党委政府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各人民法庭定期梳理统计辖区各乡镇万人成公率、民转刑案件数、涉诉情况等各种基础信息，制作成项目齐全、数据精准、内容具体的平安报表，及时报送给乡镇党委政府，帮助党委政府了解掌握当地社会稳定现状。通过制作和发放平安报表，对矛盾多发易发的乡镇提出一般警示，对存在社会稳定风险的地区给予重点指导，以此促进乡镇党委政府在抓好经济工作的同时，更加注重防范社会稳定风险。

建立重大事项评估报告制度。各人民法庭强化法律预警功能，坚持关口前移，对乡镇的一些重要决策，有选择地参与法律风险评估，确保决策的合法性、科学性，防止党委政府的决策出现法律上的偏颇而留下矛盾纠纷隐患。同时，认真评估诉讼中发现的对抗性矛盾对社会管理带来的负向影响，适时向辖区党委政府汇报通报，提醒党委政府做好风险防范准备。此外，各人民法庭还利用自身的法律资源优势，为党委政府实施的项目引进、工程建设等重大事项提供适合的法律咨询、法律帮助和法律服务，促进这些重大事项平稳运行。

建立重点问题调研报告制度。全市各人民法庭密切关注基层改革发展稳定在司法审判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动向，充分发挥司法调研的作用，及时主动地开展前瞻性的调查研究，形成详实、有说服力和可操作性的调研报告，为辖区党委政府加强相关领域基层社会管理提供决策参考。各人民法庭针对审判工作中发现的农村土地征用、生态环境保护、农村金融担保等基层社会管理方面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向辖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帮助其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工作。

我们从基层的实际情况出发，健全完善推动基层社会自我管理的工作机制，努力把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导入正轨。

围绕构建和谐社会，健全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我市各人民法庭积极拓展纠纷解决新思路，不断探索纠纷解决新路径。强化诉讼调解和诉调对接，通过共享资源、共建机制、共谋举措等办法，实现r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依法保障和支持各类调解组织开展调解活动，充分发挥社会大调解的作用，实现了各类纠纷的有效分流。全市40个人民法庭全部建成人民调解工作室，配备专兼职人民调解指导员，大力开展诉前调解工作，引导当事人理性选择解决方式和维权途径。积极鼓励和扶持民间调解，充分利用农村德高望重的贤达能人在区域范围内的声望和权威，邀请其参与矛盾纠纷的调解，促进矛盾纠纷的妥善解决。

围绕提升自治能力，健全完善基层自主管理机制。政府行政管理的逐步转型，使各类社会组织的自治管理功能不断凸显，特别是在基层社会，更多的社会管理事务需要依赖基层社会组织去执行，提高基层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和自我管理水平十分重要。我市人民法庭主动延伸职能，把提高基层社会自主管理能力作为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层面。各人民法庭大力支持基层自治组织发挥社会管理功能，通过巡回审判、法制宣传、送法下乡、审务五进、指导民调等方式，提升村(居)民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处理社会事务、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通过组织法律培训、指导行业规范等方式，引导乡村各类农户协会、行业协会规范管理、自律管理。

围绕维护农村安定，健全完善综合治理协调机制。安定有序的治安环境既是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基层社会管理的必要保障。作为基层综治的主要成员单位，我市人民法庭坚持综合治理“一盘棋”原则，注重与其他综治成员单位的日常沟通、信息交流和工作协调，努力提高司法手段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地位和份量。各人民法庭通过联动、对接、共建等多种形式，建立健全与地方党委政府、综治成员单位、基层自治组织的联动机制，推动平安盐城、法治盐城建设。同时，全市两级法院主动与综治主管部门沟通，积极争取将涉诉化解率、民转刑发生率、万人成公率等司法指标纳入乡镇综合治理考核体系，实现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综治管理由消极向积极、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

人民法庭的每一项司法服务一定意义上都是参与社会管理。近年来，我市人民法庭集中精力抓好“三项建设”，努力提高司法服务质量，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推进诉讼服务组织建设。全市法院按照“经济社会发展到哪里，人民法庭的触角就延伸到哪里”的思路，进一步优化人民法庭布局，特别是抓住江苏沿海开发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契机，增设港口法庭，调整开发区法庭，形成“半小时法律服务圈”。为满足基层社会管理的需求，去年全市两级法院均新设诉讼服务中心，专为群众提供诉讼引导、立案审查、联系法官、收转材料、案件查询、法律咨向、诉前调解、判后答疑和接待等全方位、一站式服务。在此基础上，2010年全市两级法院全面启动并当年全部完成人民法庭诉讼服务站建设，为基层群众提供更加便捷、更加全面、更加优质的司法服务。

篇10

嘉定看守所驻所检察室：

“通过聊天就会发现线索”

嘉定区人民检察院监所科科长唐秀德，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驻监所检察官。从2007年调任监所科科长以来，他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干得有滋有味。

每天一上班，老唐的第一件事就是巡视监区，并亲手记下注意事项。如果隔几天没去监区，就会有监管人员询问当班民警：“这几天怎么没看到唐科长，是工作忙还是身体不舒服？”

说到这里，老唐呵呵地笑了，他对前去采访的记者说道：“别小看这巡监，很多深挖线索就是这样发现的。”

“具体是怎么发现的？”

“谈话呀。通过聊天就会发现线索。”而这又涉及监所检察官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有技巧地谈话。

每个月，每位驻所检察官都会至少两次找劳教待送人员谈话。所选的谈话对象往往是有针对性的。对于有经验的检察官而言，那些想谈事情却又欲言又止的在押人员，往往肚里有“料”。被羁押人员刘某就是这样的典型。驻所检察官在巡监时发现刘某似乎有所隐瞒，就找他谈话。最初，聊天时就是以关心的口气询问其案件量刑及监房生活情况，刘某都一一回答。驻所检察官发现，他总是想谈些事情却又欲言又止，似乎顾虑重重。于是，检察官又找他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谈话，渐渐了解到，刘某是因为“江湖义气”，一直没有将一名平时感情颇深但背负重大罪案隐情的“兄弟”检举出来。直到自己被判刑，在监狱服刑，也没有将此事说出来。于是，检察官慢慢开导他，帮其减轻思想负担，又反复和他讲立功兑现政策。终于，在检察官的耐心开导下，刘某打消顾虑，将隐瞒的“兄弟”的犯罪情况说了出来。

后经嘉定区驻所检察室及时建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减去刘某余刑一个月零七天。

【营地二】

青东农场区人民检察院：

专项教育，受教育人数达5万余人次

青东农场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青东检察院）把深挖工作作为专项工作来开展，至今已有12年了，并将其作为常态与检察工作糅合在一起。除了有针对性地个别谈话以外，驻所检察室开展“深挖”工作还有很多途径，法制教育就是其中之一。青东检察院有一支由检察长带队，7名挑选出来的干警组成的宣讲队。平日里，宣讲队向监管场所的分监区、监区和监狱三个层面展开法制宣讲，宣讲的方式有集中宣讲和个别谈话教育等。专项工作开展以来，青东检察院在监管场所开展法制宣传170余次，受教育人数达5万余人。

青东检察院的专项宣讲不只是口头的，还配有丰富的宣传资料。这些材料是由院里编发的一本关于服刑人员坦白检举的小册子，除了对深挖办的介绍外，还可以在里面查到劳教、劳改的权利、义务。另外，青东检察院还增设了深挖整治动态刊物，以加强交流、汇报。宣传资料配合定期召开的宣讲会，不仅有利于在押人员的教育，还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心灵震动，鼓舞了在押人员的改造决心。

不仅依靠自己的力量，青东检察院还整合了青东八个监所（四个劳教、四个监狱）、青浦区人民法院,以及去年新增加的一个看守所――上海第三看守所的力量，十个单位形成了查犯罪线索的联系制度，保证了线索的收集、转办、催办和查证兑现。

【营地三】

奉贤区人民检察院：

兑现政策，一律通过驻所检察室来实现

为了及时发现、制止和防止监管场所在深挖线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违纪、违法苗头，避免出现“假立功”情况，并进一步联合监所及法院做好兑现政策，奉贤驻所检察室与看守所商讨之后，确定看守所在押人员如有检举揭发需兑现政策，一律通过驻所检察室来实现。

在兑现政策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关押人员在被判刑后，由看守所移交监狱的情况。羁押地点改变后，兑现政策会不会受到影响，这个疑惑往往会影响到在押人员对掌握线索的检举。奉贤驻所检察室通过实际案例，打消了在押人员心中的疑虑。被告人王某因骑摩托车抢夺他人财物被奉贤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王某在看守所服刑期间（执行交付前），在政策感召下，向监管民警检举揭发一条重要线索，帮助公安机关破获了一起抢劫出租车杀人案。

为此，在王某被交付到另一个区的监狱执行刑罚后，奉贤驻所检察室向分管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又向王某所在的监狱发出了检察公函，建议对王某兑现减刑政策。该监狱驻所检察室审查后，认为王某的行为符合立功条件，遂会同监狱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请了减刑建议。经过法院审理，依法裁定对王某减去余刑一年六个月。这一案例在监区宣传后，在在押人员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

【营地四】

闸北看守所：

深挖工作中的高科技手段

在深挖工作中，闸北看守所一直以来都注重运用高科技手段，以科技助深挖。比如，将情报信息引领监管警务战略与公安中心工作相结合，明确网上对比工作的重要性；将看守所信息管理系统、违法犯罪人员信息系统、在逃人员信息系统等进行有效整合，将网络信息转化为战斗力，在有限警力的情况下，节约了成本，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不仅如此，闸北看守所还将采集到的违法犯罪信息通过传输，实现共享，进一步确保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不仅方便了自己办案，也方便了其他单位开展比对。

“每年，所里都会‘挖’出精品案例。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意外收获，是因为我们的管教民警注重在日常工作中，与列为重点攻坚的对象各个谈话，而且这项工作在各个时段都不放松。”闸北看守所所长黄俊杰介绍说。

搞深挖，单打独斗的作用是有限的，所以要发挥协作机制。闸北看守所不断探索总结新的方式、方法，建立了队所协作、政法协作长效机制。“每月，我们会定期联系召开所队案情通报会，互通案件信息，相互配合查证，当场予以判别，保证案件线索有着落，有回音。”

深挖工作中，树立榜样同样不容忽视。闸北看守所对深挖犯罪工作成绩显著的民警加大奖励力度，通过树立榜样，弘扬先进的制度，有效提高了民警深挖犯罪工作的积极性。

【营地五】

上海市新收犯监狱：

深挖中独创的“新收提示”

新收犯监狱是上海市一所收押成年男性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后，经过集中教育，再分流到其他监狱的监狱。

新收犯监狱将对新收犯的教育集中起来，主要有以下特点：以认罪服法为核心，以服刑指导和行为养成为重点，以危险度评估、心理测试和深挖犯罪三大工作为特色。

“新收犯集训时间是一个月，在这一个月中，大部分罪犯都认罪，但思想上没转变过来，不服判（决），总觉得自己轻罪重判。通过集训，不但要解决犯人的行为养成问题，还要看背后是不是有余案。这里的深挖工作比其他监狱的有利条件在于，这里是进入监狱的第一道关口。”上海市新收犯监狱党委书记王通亮介绍说。

“近几年提出的社会管理创新，使得监狱深挖工作的认识不断提高。从社会管理角度来说，深挖工作有利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和谐；余案挖出后，有利于监管稳定；监狱工作做得好不好，衡量标准就是回归社会后会不会重新犯罪。通过深挖犯罪，有利于罪犯回归社会后的改造。”王通亮书记深有感触地说道。“从建监开始到现在（注：今年3月份），我们共获取各类犯罪线索8000多条。可以说，整个监狱系统一半以上的深挖案件都出自新收犯监狱。”

“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是不是有什么诀窍？”记者带着这个疑问采访了新收犯监狱狱政科的“深挖能手”陈逸。

“诀窍倒是谈不上，但确实是要讲究些方法。”陈逸接着说道，“我们在工作中会综合运用新收提示、心理测试、阅卷研判和针对性谈话等几种方式。其中，‘新收提示’是由我们监狱独创的，由专人根据法院判决书整理而成，内容包括新收犯的所犯罪名、犯罪过程以及对该犯人管理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等。心理测试则是以问卷形式展开的，与阅卷研判、针对性谈话等紧密联系。这些措施再加上大课教育，正是我们监狱开展深挖工作的核心所在。”

“谈话方面的技巧能不能举几个例子？”

“比如，我们会跟在押人员讲，服刑期间开心的事是什么：没有被家庭、社会抛弃，人格被尊重，服刑获得减刑；那更高兴的是什么：坦白余罪、真正认罪，以后坦荡做人；痛苦的是什么：刚要减刑时余罪被查出来，不但没减刑还要加刑；更痛苦的是什么：刚放出去，因为余罪又被关押进去。”还可以形象地打些比方，进一步突破：“一个人作案是‘铁门’，两个人作案是‘木门’，三个人作案是‘纸门’，四个作案是‘没门’。什么意思呢，就是越是团伙作案，人越多，你不说，总有人会说。别人在外面喝酒，你在里面喝水，不划算。”“一般这样讲过以后，很多罪犯的侥幸心理就大大降低了。”陈逸最后总结道：“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了解犯人在想什么，然后对症下药。”

【营地六】

上海市女子监狱：

女犯人想得多、顾虑多，更需要保护

“从新收犯中挖出的线索占总数的2/3。给新收犯进行政策教育时，开始用的是男子监狱的案例，但说服性就差一些。”负责深挖工作的科长黄志华说，为了提高教育效果，她们找到了更生动的方法，比如运用光盘，在光盘里收录了一些女犯人的坦白案例，有的案例，因为犯人坦白余罪，最后在法律范围内免于刑事，当事人的现身说法，加上判决时检察官、法官的宣传政策，宣传教育效果非常好。

新收犯看完光盘后，要写体会，上面附有表格和选项，要选择是否有坦白检举的案件。干警会告诉犯人，这个以后要归入档案，如果现在不坦白，以后查到还有余罪，那就一点都不会宽大处理。用这个方法让在押人员有个明确的表态，增加一些心理压力。

女子监狱关押的罪犯，有自己的特点。她们一般想得多、顾虑多、恐惧多，比较小心翼翼。目前从深挖出的线索看，女犯在团伙犯罪中一般是从犯，参与程度低，对其他人的犯罪只知道大概，说不准确，因此破案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