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职称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4 17: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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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长期以来，由于法治观念的淡漠，行政时效的紧迫、行政事务的繁杂等诸多主客观因素制约，在行政行为实施过程中，往往只强调实体的合法、合理，而对必要、正当的行政程序却注重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反过来对行政行为的结果也产生了诸多不利的负面效应。在全面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公正执法不仅要注重实体，更要注重程序，正当必要的程序是区别撊酥螖与摲ㄖ螖的重要标志。从本职工作出发，我认为在当前统计行政管理工作中注重行政程序的建立和健全工作，势在必行。
1对统计行政行为要有正确的认识。
何谓统计行政行为？简言之，就是统计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所作出的影响到相对人权益的行为。具体化地说统计行政行为包括统计调查项目审批行为、统计调查行为、统计资料公布行为、统计确认行为（包括统计资料的认定、统计行政登记等）、统计行政许可行为（包括发放统计上岗资格证等）、统计行政处罚行为，等等。一般而言，政府统计行政机关业务处室所涉及到的行为只要与相对人发生关系的，都是统计行政行为，都要受统计法的调整和规范，都要依法行政，而不仅仅是统计行政处罚行为。只要统计行政行为不当，影响到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作出该项统计行政行为的统计行政机关就有可能当被告。譬如讲，统计局向某基层单位布置了一张调查表，这就是统计行政行为，基层单位认为这项调查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既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那么，统计局就是被告，就有出示作出这项调查的依据和具体审批程序等证据的义务。没有合法、合理的依据，法院可以判决撤销这项统计行政行为。如果因为调查给基层单位造成损害（人力、物力等），作出这项调查决定的统计行政主管部门还要作为赔偿义务机关进行国家赔偿，并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追偿。
2为何要强调统计行政程序的建设
在作出具体统计行政行为时，强调统计行政程序，有利于减少行政行为的随意性，克服撊酥螖的现象，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在统计行政法律关系中，统计行政机关作为统计行政主体，处于领导的地位，而相对人（统计调查对象等）则处于服从的地位。统计部门随意制发一张调查表就有可能给相对人带来较大的工作量，增加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开支，特别是不科学的统计指标更给填报带来极大的困难，而这些数字汇总上来后，领导也不见得就是很需要，甚至于统计部门通过现有的资料进行必要的加工也可以获得。因此，这种在统计工作中的撊酥螖现象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加以控制。即任何统计调查都必须要进行立项论证，确定有无必要进行专门调查，若确有必要进行调查，还要对调查表进行审查，弄清指标的设置有无必要，指标设置是否科学，调查时间是否合理，调查经费有无保障，等等。在此基础上由有关领导进行签发，在统计调查前还要进行公告等。
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强调统计行政程序，有利于增强统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科学性，提高统计工作的质量。
在日常的统计行政管理工作中，统计法律、法规、规章对一系列的统计行政行为的程序都作了具体的规定，这些都是必须要认真贯彻执行的，不履行这些程序上的义务，也就是违法。从另一方面来讲，讲究一定的程序，可使统计工作的科学性得到极大的提高。这是由于在一个良好的程序中，必然有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员参予对行政行为论证这个环节，有的还要进行必要的听证环节，重要的事项还要通过有关的办公会议集体讨论拍板，经过这样的层层把关，统计行政行为的质量，也必然得到极大的提高。如在统计报送期限的问题上，过去不经过论证，给基层单位的上报期限规定得太紧，以至于到了基层必须25日前就要报整个月的数字，这样质量是难以保证的。如果在制定这样的决策前听取相对人的听意见，也不至于作出这样不近人情的行政行为来。由于时间紧，基层就采取统计加估计的办法来报数，不仅影响了统计数字的质量，更重要的是弱化了统计法制观念，为弄虚作假提供了温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统计数字上的不实事求是的现象，与调查组织者对待搜集资料的不实事求是的行为有着一定的联系。
在作出具体统计行政行为中，强调统计行政程序，有利于加强统计执法，明确统计行政关系主体的权利与义务。
从统计行政管理领域上来讲，在统计行政权（公权力）与统计调查对象的私权利之间存在着一个平衡点。这种平衡，我认为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即除了要对统计行政管理权进行控制以外，在统计行政管理的某些方面要加强对统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执法检查。由于统计行政行为未经过一定的程序造成相应的手续不完备，给监督检查带来了诸多的困难。如在组织年定报统计工作的过程中，作为一个统计行政行为，首先必须要以统计行政机关的名义下发一个开展统计年定报工作的通知，明确开展统计调查依据、目的、意义、统计行政主体、统计调查对象的权利、义务以及相应的统计法律责任。最主要的是要对每张表要列出具体的表名、表号、填报单位、上报日期、上报给谁（受表单位），等等。如果上报日期推迟和提前都必须要有相应的正式书面通知。其次，开展年定报的通知和有关的统计指标解释，要采取适当的形式送达到统计调查对象手中，并留有送达的依据，如采取开年定会的形式进行工作布置的，则必须留存会议签到单，以便于查阅。对于一次性重大调查要在有关报刊上进行调查前的公告等等。通过上述程序，便于明确统计法律责任，有利于统计执法工作的有效开展。
3对统计行政程序的探讨
统计行政行为是统计行政机关单方面的意思表示，这个表示一经作出就具有公定力、执行力、拘束力等法律效力。
4统计行政行为意思的形成程序
我认为行政行为的意思可分为贯彻性意思、创设性意思两大类。在这两大类中有不同的特点：
贯彻性意思的形成。所谓贯彻性意思是指统计行政机关为贯彻上级统计部门有关统计工作的总体布置所要进行的具体统计行政行为的意思。如开展全市年定报工作就是贯彻全国、全省统一部署进行的。在这类意思的形成中，要吃透上级的文件精神，在满足上级要求的同时，结合本地实际进行具体化。重点就是要明确本地基层单位如何上报、以及上报的时间、地域、对象等各种要求。一般由统计行政机关部门草拟文件，并对基层上报时间、上报方式进行合理论证后，由分管局长签发即可。
创设性的意思的形成。所谓创设性意思又可分为自身创设性意思、他人创设性意思两种。自身创设性意思，即根据当地党政领导的要求或根据实际工作开展的需要所要作出的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意思。这是要重点控制的。
首先，开展这项统计行政行为要合法、合理，不能违反法律。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
其次，在程序上要遵循撋昵肓⑾顢、撎致蹟（听证、召开座谈会、书面征求意见）、摪旃嵫芯浚ɑ蚴壮づ陌澹、撉等基本过程。
申请立项。这是一般重大的统计行政行为的必经程序。立项必须要有立项的依据（法律依据）和实际的需求。一般还需要有可行性研究的报告。
讨论。这里的讨论指对立项需求（申请）的可行性问题的讨论。一般由一个参谋性（辅）的机构（组织）来实施。这个机构（组织）要吸收相关的专家或有关方面代表（最好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组成。重大的涉及到相对人切身利益的应进行公开的听证。一般的也可沿用传统的召开座谈会、放发征求意见稿等形式。重点讨论项目需求（申请）的必要性、可行性的论证科学性等内容，然后对实施内容、形式等要素进行讨论和优选，形成一个意见报决策层会议或交由首长拍板。在上述过程中，要注意听证与召开座谈会的区别。首先，听证是一个法律概念，它是靠众多法律原则支持的一种程序，具有严格的法律规则和意义，它不是泛泛的道德要求，也不是简单的工作作风，而是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工作规则，一旦违反这些原则和规则，将影响某项决策或行政决定的效力。其次，听证的核心在于撎龜和撝两方面。所谓撎龜就是撎，如果只听摬蝗，或撎龜而不撊，则起不到撎的作用。所谓撝是指决策部门的决定必须建立在利害相关人提供的证据事实基础上，允许利害相关人就对方提供的证据加以质证、辩驳。换言之，决策部门不能偏听偏信，必须兼听各方意见，而且每次决策必须是建立在相关证据基础之上，特别是建立在有力证据基础上的意见。
5办公会研究或首长拍板
对于重大的一般要经过办公会集体讨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举手表决。在表决程序上应规定不得投弃权票，即要么反对，要么赞成。各人表决情况记录在会议纪要中，这虽是集体决定，若出了问题，凡投赞成票的，要承担责任，投反对票的不负责任。但同时要建立一个约束机制，凡三次投反对票而该项行政行为却分别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领导集体成员，要受到相应的处分，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认定行政行为对与错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讲要坚持撊鲇欣跀的标准，具体可采用民意测验、跟踪调查、综合评价等方法来论证。
对于一般的行政行为的决策可在经过必要的程序后，依据领导分工由行政首长拍板决定。
上述贯彻性意思和创设性意思是相对的，有些创设性意思经过决定后，对于具体的部门（如专业处）来说又变成了贯彻性意思。有些贯彻性意思，为了贴近各地实际情况需要进行适当补充或修正又具有创设性意思了。
而他人创设性意思，即他人为贯彻党政领导的需要或自身需要就统计方面的工作，向统计部门提出的利用统计行政权的申请的意思。如市机械局为了调查全市机械工业的情况，向统计部门提出要开展统计调查的创设性意思，若经统计部门依法审核同意就具有法定效力。属于部门统计调查，就受到统计法的保护。其具体的程序同自身创设性意思的程序。
统计行政行为的签发和公告的程序
统计行为一经确定下来，要经行政首长的签发，以文件的形式下发，使有关相对人知晓。其送达方式同法律文书的送达方式。有委托送达、留置送达、公告送达、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送达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在对不特定的相对人作出统计行政行为时，可在一定范围内采取在报纸上公告的方式。这里的撘欢ǚ段要与统计行政行为的实施范围相一致。如要在南京市开展全市范围的居民出行情况的调查，可在《南京日报》等全市性的报纸上进行调查公告。
6统计行政程序实施中的在关问题
程序与效力的问题
行政活动有其多、杂、变化快等诸多特点，讲究一定的程序就必然要经历一定的过程，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而行政效力总是与一定的时间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必然要影响行政效力。为了解决这一对矛盾，在作为具体统计行政行为时，有必要把统计行政行为区分为重要的统计行政行为和一般的统计行政行为。对于重要的统计行政行为毫无疑问必然要严格适用上述的程序。面对于一般的行政行为，要有限度地适用简易程序。简易程序可将立项申请、讨论、办公会审议等过程有选择地压缩适用，但作为行政首长的签发是必经的程序，不可忽略。
对于时间紧迫的重大的统计行政行为的决策，在一定条件下也可适用简易程序，但必须是十分慎重，且不宜多搞。
统计行政程序必须公示。
为对统计行政机关进行监督，各项统计行政行为的程序必须采取公示的原则，使统计行政管理相对人进行充分的了解，以避免摪迪洳僮鲾，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实践证明，公示的方法对于提高统计行政效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7经过法定审批程序的统计行政行为的客体要有法定的标志。
篇2
土木工程也是建造各类工程设施的科学技术的统称，它既指工程建设的对象，即建在地上、地下、水中的各种工程设施，也指所应用的材料、设备和所进行的勘测设计、施工、保养、维修等技术。
作为一个重要的基础学科，土木工程有其重要的属性：综合性，社会性，实践性，技术经济与艺术统一性。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发展，土木工程至今已经演变成为大型综合性的学科，并已经出许多分支，如：建筑工程，铁路工程，道路工程，桥梁工程，特种工程结构，给水排水工程，港口工程，水利工程，环境工程等学科。土木工程共有六个专业：建筑学，城市规划，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给水排水工程和道路桥梁工程。
通过一个学期土木工程概论课的学习，我已经深深地感受到土木工程涵盖的广泛，体味了前人取得的成就，也领悟了作为一名土木工程师的重大责任。当然，我们不能沉浸于现已取得的辉煌成就，止步不前。我们还应当与时俱进，去挖掘，去发现，去思考，去想象，去创新。在此，作为一名中国未来的土木工程师，我想结合土木工程的历史，结合我国的国情和世界形势，谈一谈土木工程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My knowledge about civil engineering has been broadened since I became a student of Tongji University.
Civil engineering is a form of human activity. Human beings pursued it to change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for their own benefit. Buildings， transportations， facilities， infrastructures are all included in civil engine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has a long history. Our seniors had left a lot of great constructions to us. For example， Zhao Zhou Bridge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our Chinese civil engineering masterpieces. It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1300 years and is still service at present.
Civil engineering has been so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period. A lot of new bridges have been constructed， and many greater plans are under discussion. China is a large county. And she is still well developing. So this era will be both exciting and rewarding for the Chinese Civil Engineers. And of course， civil engineering’s future is promising.
However， civil engineers will be facing more complex problems.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growing population and a lot of deteriorating infrastructures. We should prepare for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 disasters. To meet grow needs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also try to update all the transportation systems.
To deal with these problems， we will have to develop innovative and enterprising skills. And we should choose a way that we can go continuously. Hazard Mitigation may be a great choice. Not only can it save money in the long run， but also avoid getting into an embarrassing situation in which we have to rebuild all the broken buildings. And we should also use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materials when designing or constructing new buildings.
Well， to be a brilliant civil engineer is not easy. Today， engineering is a synthetic system. It not only depends on traditional mechanics， 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advanced science. So Physics， Chemistry， Material Science， Computer Science and perhaps more are all in our civil engineering program.
To be a good civil engineer， we should have the ability to apply the knowledge， to design a system， a component， or a procedure of construction. We should also be able to conduct experiments and explain the results. Furthermore， an engineer never works alone， so we shall cooperate with working team， and try our best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I’m very glad to be a student in this wonderful field. And I will try my best to be a successful civil engineer，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our motherland.
1．对土木工程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认识
1．1．1古代土木工程
古代土木工程具有很长的时间跨度，它大致从公元前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到17世纪中叶，前后约7000年。在房屋建筑、桥梁工程、水利工程、高塔工程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一些文明古国的不少传世杰作，至今巍然屹立。譬如我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等。公元6世纪建成的赵州桥，是世界上最早的敞肩式拱桥，于1991年被美国土木工程学会选为世界上地12个土木工程里程碑。
1．1．2近代土木工程
近代土木工程的时间跨度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前后约300年时间。在此期间，建筑材料从以天然材料为主转向以人造材料为主，建造理论也从主要以总结长期建造经验向重视科学兼顾经验转变。建造技术方面，一些性能优异的大型机械伴随着各种极为有效的施工方法的出现，使得人们开始能建造结构复杂或所处环境恶劣的土木工程。期间建成的埃菲尔铁塔、帝国大厦和金门悬索桥，至今仍不失为伟大的土木工程。
1．1．3现代土木工程
现代土木工程起始于20世纪中叶。发展至今，土木工程在建筑材料、结构理论和建造技术方面都取得了极其巨大的进步。
建筑材料方面，高强度混凝土、高强低合金钢、高分子材料、钢化玻璃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建筑上。结构理论方面，利用电子计算机强大的运算和绘图能力，力学分析和计算的结果更加符合结果的实际情况，使得在结构设计上更为可靠。对于建筑技术，已经发展到机—电—计算机的一体化，施工过程中，不论是上天、入地还是翻山、下海，都已不是施工的障碍了；而焊接技术的普遍使用，也使得钢结构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现代土木工程造就的举世瞩目的建筑有：我国台北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金茂大厦，马来西亚吉隆坡的石油大厦双塔楼，法国的诺曼底斜拉桥等。
1．2对土木工程的现状的认识
现今的土木工程，正日益同它的使用功能或生产工艺紧密结合。
公共和住宅建筑物要求的建筑、结构、给水排水、采暖、通风、供燃气、供电等现代技术设备日益结合成为整体。
工业建筑物则要求恒温、恒湿、防微振、防腐蚀、防辐射、防火、防爆、防磁、防尘、防高（低）温、耐高（低）湿，并向大跨度、超重型、灵活空间方向发展。
篇3
（1）特色长期稳定
高职院校行业特色的形成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其特色也是在这漫长的探索之路上逐渐形成的。一个学校在行业内的影响，是通过其毕业生参加工作、为行业做出突出贡献而实现的。所以,在向行业输送一批又一批的毕业生之后,这个特色才能逐步确立,高职院校才能发挥对行业的影响。高职院校只有稳定住自身的特色，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发展,才能使行业特色型高校发挥出自身的作用,创造出自身的价值。
（2）与行业结合紧密
高职院校一定是与行业结合十分紧密的。行业的背景、行业的特点、行业所需要的技能、行业的现状以及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都需要在高职院校的继续教育中得到具体体现。高职院校与行业结合的另一体现就是不断创新，这样才是"紧密"的结合。
2高职院校继续教育模式的研究
通过对高职院校和企业的走访调研，对当前高职院校继续教育模式的研究发现，继续教育一方面是作为高等教育的学历补偿教育，但是随着高等教育已成为大众教育的一部分时，这一功能就渐渐退出，它所要发挥的就是学历教育之外所不及的知识更新、技能提高等功能。社会需要什么人才，学校就应该提供什么人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更加旺盛，对于人才的技能要求更高，于是继续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发生了变化，根据调查研究可归纳如下几种类型：
（1）职务提升
根据企业的人才发展需求与发展目标以自身的特色与优势，为企业员工的晋升、考核、职业规划等提供专项、科学、有效的教育与培训服务。
（2）知识更新
根据企业的特点和战略发展需要，结合员工实际素质状况，制定和实施对应的教育培养。（3）职业培训（职业转移）：利用具有的行业背景、行业特色和学科优势,为特定行业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3"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合作"继续教育模式
继续教育都会朝着社会和市场需求的方向发展,社会需要什么样子的人才,人们需要学习哪方面的技能,继续教育就会不断发展以满足这样的需求,并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改变。继续教育机构也会从市场和社会需求出发,设置和编排相应的课程,让受教育的人员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更快更好地适应社会,同样也对社会需求的人才进行了极大的补充。
4"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合作"继续教育模式的特点
（1）继续教育的主体比较多样学习的方式也比较多样，课程内容也非常丰富，涵盖了非常多的学科和领域。我们可以开展更多的更丰富的继续教育课程，使我们的继续教育也能够更广泛的覆盖到更多人群。
（2）继续教育中,学习的时间、地点、方式、课程内容,都可以由自己来决定。参加继续教育活动不是硬性的、不是束缚的，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需要和现实情况来综合的选择。这样的灵活方式能够吸引更多人参与到继续教育中来，减少了由于各种限制而无法参与继续教育的情况。
（3）继续教育模式不仅能满足人们对文凭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使人们真正的学到实用的知识与技能。例如当学校与企业合作时,学校便能够更多的了解企业对人才素质的需求，能有针对性的开展相关的继续教育课程，学员学到的知识技能就可以学以致用。
5高职院校继续教育模式研究的意义
针对市场的不同需求，高职院校既要继续发展学历教育,也要加大对非学历培训的实施力度。在学历教育方面，需要结合教育对象的情况进一步对人才培养方案、具体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授课方式、任课教师的教学方法等进行更新，以适应新的时代需求。在非学历培训方面要加大力度，重点发展，认真研究市场需求,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市场需要的培训及教育内容。高职院校必须要把握市场走向，把握行业发展的脉搏，预测行业发展的趋势，才能挖掘到潜在的市场，充分发展非学历培训，做大做强继续教育事业。
篇4
一、关于告知机构和告知环节问题
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税务行政处罚案件分为简易程序案件、一般程序案件和听证程序案件。对于简易程序案件税务机关一般当场作出处罚决定，其告知环节是很容易确定的，就是税务人员在作出当场处罚决定前当场告知。而对于一般程序案件和听证程序案件其告知程序应在哪一个环节作出呢？国家税务总局《税务案件调查取证与处罚决定分开制度实施办法（试行）》第四条规定，税务机关的调查机构对税务案件进行调查后，对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及时提出处罚建议，制作《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并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建议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或要求听证的权利。显然，根据上述办法，告知应在调查机构取证后完成，即税务机关对税务案件调查取证结束后，先行告知。换言之，告知机构为调查部门。但在税务实践中存在以下问题值得思考：
其一，如果调查机构对案件已调查终结，其作出的定性和提出的处罚建议经审理机构审理并完全采纳的，则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由调查机构履行告知程序是完全合法合理的，此种情况即：告知在先，审理在后。
其二，如果调查机构对案件已调查终结，其作出的定性和提出的处罚建议经审理机构审理未完全采纳的，即审理机构改变了调查机构已告知当事人的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虽未改变调查机构已告知当事人的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但加重了处罚的，则应由审理机构再次履行一次告知程序，此种情况即：审理在先，告知在后。这种再由审理机构履行一次告知程序的观点，笔者称之为行政处罚决定变更“二次告知论”。之所以要由审理机构履行第二次告知义务，理由是：第一，审理机构是在改变了调查机构的告知事项后作出《审理报告》的，该报告在提交税务机关负责人签批后，才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这符合《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有关行政机关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履行告知程序的规定;第二，告知程序的精神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给当事人针对发现的问题以陈述申辩的机会，而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的功效完全取决于行政机关告知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处罚理由和依据，如果行政机关基于一个未告知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处罚理由和依据而作出一项处罚决定，等于变相剥夺了当事人享有的陈述申辩权，使其形同虚设。例如，调查机构在调查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办理税务登记违法行为后，告知了纳税人违法事实、理由及拟作出处罚决定后，审理机构在审理过程中发现纳税人还有未按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的情形，因此决定除对未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进行罚款外，还准备同时对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行为进行罚款，如果这时未告知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的违法事实、处罚理由及依据，那么，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该行政处罚决定将不能成立;第三，加重行政处罚实际上是增加了当事人的不利负担，虽然审理机构加重处罚可能是基于调查机构行政处罚裁量不当造成的，但如果此时未履行告知程序，会使当事人觉得由于先前向调查机构陈述申辩意见后，税务机关在实施“报复”而加重了对自己的处罚，所以，从维护相对人的权益和树立文明执法形象角度出发，应由审理机构再次履行告知程序，给当事人以申辩机会。
其三，如果调查机构对案件已调查终结，其作出的定性经审理机构审理完全采纳，但其提出的处罚建议审理机构未予采纳，审理机构减轻了处罚的，或审理机构已履行了二次告知义务，经陈述申辩后，审理机构拟减轻处罚的，是否应履行告知程序？笔者认为，若正式处罚决定在处罚事实、理由及法律依据上没有变化，而对违法行为作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由于有利于当事人利益，则无需再次履行告知义务。
二、简易程序是否履行告知程序及其实现路径问题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是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实践中，有人认为，由于适用简易程序案件违法事实确凿，故简易程序不需要履行告知义务。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理由是：第一，从立法技术上分析，《行政处罚法》第五章“处罚行政决定”下共分三节，分别对应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但在这三节前，还单独设置了三个条文（第三十条至三十二条），这三条是立法上从条文简练角度出发，是对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公用条文的提炼，也就是说，这三条的规定相对于具体的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而言是原则性规定，应当予以适用，除非在简易程序等具体程序规定中作出特殊规定排除其适用。综观简易程序的有关规定，并未有任何特殊规定。因此，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告知程序理所当然适用于简易程序;第二，从设立告知程序的目的看，就是要做到处罚公开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简易程序虽然是针对事实清楚，违法行为尚不严重的情形，但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处罚决定仍然属于行政处罚，对违法行为较轻的当事人不适用告知程序，不符合立法目的。综上，简易程序同样应适用告知程序。
接下来的问题是，简易程序案件应以书面还是口头方式进行告知？对此，《行政处罚法》并没有具体明确。有人认为，由于是简易程序，其告知方式以口头告知即可。在税务实践中，很多税务人员在按简易程序罚款时，也多是口头履行告知程序的。笔者认为，法律上虽然并未将简易程序告知方式作为要式行政行为，但是如果简易程序告知方式不以一定的书面方式体现出来，就会导致执法风险。例如，如果税务人员口头告知纳税人有关事项后未作任何书面告知笔录，纳税人随后以税务机关未履行告知程序为由，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作出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往往会因为已履行的告知程序无相应证据而显得被动，完全可能会因未履行告知程序被上级税务机关撤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在行政诉讼中败诉。所以，笔者认为，在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CTAIS2.0）操作中，即使将系统参数42200“简易处罚是否先告知后处罚”的值设为“N”（此时，系统将省略《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的制作），也应在制作《陈述申辩笔录》中加入告知内容，例如，可以这样记录，“已履行告知程序，陈述申辩意见是：……”或者“已履行告知程序，无陈述申辩意见”，并由纳税人签字或者盖章。可能有人认为，上述告知程序的实现路径显得复杂，不便于基层执法人员操作，笔者认为，目前CTAIS2.0对简易程序处罚操作规定过于繁琐，需要制作《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陈述申辩笔录》、《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简易）》文书，如果将系统参数42200“简易处罚是否先告知后处罚”的值设为“Y”，系统还将带出《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的制作。虽然上述执法文书可以保证简易程序合法，但却不符合简易程序的“简易”和“当场”特征。那么，除上述在《陈述申辩笔录》中反映告知事项外，在保证合法行政的前提下，是否还有更好的告知实现路径呢？笔者认为，在税务行政处罚简易程序中，完全可以将有关程序性规定如责令限期改正、陈述申辩、告知事项等一并整合在《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简易）》有关栏目中，并提醒纳税人在签收该决定书时确认税务执法人员已履行简易程序的告知、责令限改等程序，这样既能保证执法上的合法性，又能提升税务行政效率。
篇5
[关健词]质证当事人程序模式
一、引言
古今中外的司法实践中，质证活动普遍存在。但是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并没有把质证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在理论上加以阐释和在法律上加以界定。在我国，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和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都没有明确使用“质证”的概念，更不用说质证程序模式的选择。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首次在法律上明确了当事人质证权，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相互质证”。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我国民事诉讼中愈加注重强调证据的当庭质证。由于司法实践中没有准确界定好法官与当事人在质证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质证程序的功能难以发挥，笔者通过两大法系质证程序模式比较分析，选择和程序设置，认为可以建立既保留我国注意发挥法官积极的传统特色，又要借鉴吸收英美法中注重当事人之间直接对抗注重程序规则的方向发展。
二、质证的概念
何谓质证，学术界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质证是指“由双方当事人对证据通过辨认、言词辨驳或其它方式予以质询，以供审判人员审查真伪诉讼活动”①。有的人认为质证是“提出问题，要求证人作进一步陈述，以解除疑义并确认证明作用的诉讼活动，是审查核实证人证言的一种方式”②。有人认为，质证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而论，是指在诉讼中，由法律允许质证……对包括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内的各种证据采取询问、辩认、质疑、说明、解释、咨询等形式，从而对法官内心确信形成特定证明力的一种诉讼活动”；而狭义的质证，“主要指在庭审过程中，由诉讼当事人就法庭上所出示的证据进行对质、核实等话动”①。也有的人认为，质证是指“在法官的主持下，由当事人双方对法庭上出示的各种证据材料及证人证言等进行质疑核实的活动”②。也有的人认为，“质证是指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在法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通过听取、核对、辩认、询问等方法对证据材料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发表意见，进行确认或提出异议的诉讼活动”③。还有人认为，“质证是指诉讼当事人及其法律人在审判过程中针对对方举出的证据进行质疑和质问”。④
应该说，上述定义均存在一定的缺陷，它们或是仅说明了质证的部分对象，或是仅说明质证的基本形式，而均缺乏从量上和质上对质证的内涵予以全面而准确的阐述。笔者认为科学的定义应当做到内涵完整，外延明确，并能使相关概念区别开来，因此，若要科学揭示出质证的内涵和本质属性，应结合质证基本构成要素来进行，基于此，笔者认为，质证是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对双方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加人提供的证据进行公开的辩认、说明、质疑、质问和辩驳，以供审判人员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和否认的一项法律制度。
三、我国质证程序之现状考察
（一）质证程序的实践现状
质证是庭审方式改革采用的审查核实证据的方式⑤。在旧的审判方式中，审查核实证据几乎完全是法官的工作，当事人在这一过程中基本处于消极被动状态，即典型法院职权主义。而采用质证方式后，当事人变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这是非常好的一面。但由于有关质证立法不足，法官素质不高等众多原因，质证实践现状是当事人牵着法官的鼻子走，由一个极端即典型职权主义走向另一端即英美法国家古典自由主义。在实践中还暴露了其他许多问题，具体说：
1、不质即采。尽管法律明确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相互质证”，但实践中仍存在只将部分证据材料交由当事人质证的情况，如视听资料往往以没有播放设备为由不予质证；对未到庭的证人证言笔录一经宣读未经质证便确定其有效性；对法官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因已形成“确信”，未经质证便予采纳；质证权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未经质证便予采纳属于程序上的违法行为。
2、形式化的质证。在实践中也有证据材料虽在形式上经过质证，但实质上质证并不充分，也并未起到影响法官认证的作用。如证据材料虽让当事人过目，但却限制当事人发问和质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不出庭，审判人员在庭前依职权进行大量调查工作，对证据基本已形成“内心确信”，造成了“你质你的，我定我的”的后果，从而使质证流于形式。
3、无序化、简略化质证。质证活动所追求效果本来是希望通过双方井然有序地你来我往的攻击和防御，但由于缺乏一套完整系统的操作规范，常使庭审质证活动杂乱无序、程序简略化，固然有其合理因素，但因其过于简略，而导致许多实践中问题产生，从而影响了质证功能的发挥。
（二）质证程序立法现状
有关民事诉讼质证的立法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相互质证”。规定只是解决了质证问题的法律地位，最高人民法院后来的《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问题》和《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若干规定》对质证问题作了一些补充规定①。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50条规定“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不小、进行质疑、说明与辩驳”，原则性规定质证内容和要求，也暗示法官在质证程序中的职责是指导作用。但并没有完全解决质证的实际操作规程问题，对当事人而言，缺少程序保障的质证权是不完全的权利。且不说《规定》内容本身如何，单就形式而言，就有其先天不足，如刚性不足、普遍性、公开性较差等，因而仍然难以满足实际需要。
四、二大法系质证程序模式之比较
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采用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要特证的质证程序模式，质证活动完全为当事人自由作为。法官在质证过程中始终处于消极地位，仅作为质证程序的组织者。美国是以证人证言为中心，在质证程序采用直接询问与交叉询问的方式进行，质证程序在证据开示程序、审前会议、及庭审三个阶段中解决。传统的英国质证程序模式是典型的当事人自由主义模式，当事人的自由过度膨胀，自主控制诉讼质证程序。传统的英美法系国家质证模式能充分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有助于法官正确、客观地审查判断证明材料的真伪，确定案件真实。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通常采用以职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质证程序模式，法官主持质证活动并始终指挥质证活动的进行。当事人在质证过程中的诉讼行为始终受法官控制，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质证一般实行职权询问，采用以法官为主，以当事人为辅的询问方式进行，是否实际采取交叉询问方式完全听凭法官的自由裁量。
两种模式对于查明案件客观真实性这一根本目的，应该说有其生命力的，其优劣之分体现在不同方面。前者在展示程序正当性方面具有优势，但结果导致诉讼的拖延；后者能有效克服诉讼效率不高的弊端，但往往不能排除法官主观判断对质证程序正当性和质证效果的妨碍和影响。日本民事诉讼模式设置时就采用了结合式做法。如1996年《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2条第1款规定“证人询问顺序首先是提供询问申请的当事人，然后是其他当事人，其次审判长”①。它在大陆法系原有体系上引入英美交叉询问方式，实行审判长指挥下的交叉询问方式，看来两大法系国家在民事诉讼质证程序上，当事人权利与法官权利正处在一个动态分配，而且经过改革后可能会越来越有更多的共性。笔者亦赞同我国在质证模式的构建时采用这种兼容并蓄的做法。但认为如何吸收与借鉴在实践中有进一步考案，在理论上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和必要。
五、我国质证程序模式之选择
质证程序模式这一局部的诉讼模式的选择同一国整体诉讼程序模式的选择密切相关，并受各国经济基础、文化背景、法律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如果完全照搬别国的做法必然出现“南桔北枳”之效。那么，在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状况的基础上，借鉴两大诉讼模式各自优点，科学合理地确定当事人和法院在质证程序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不失为一种较为明智和科学地选择。从目前我国质证的实际过程来看，虽然有了一定当事人主义色彩，但当事人之间的直接对抗仍显不够，因此，笔者认为我国质证模式应当朝着既要保留我国的注意发挥法官积极性的传统特色，又要借鉴、吸收英美法中注重当事人之间直接对抗注重程序的方向发展。法官职权相对独立的当事人直接对抗交叉询问模式。也就是说，当事人行使质证权进行质证时，实行当事人之间直接的正面对抗，法官对质证的职权主义保留相对独立，待当事人质证完毕后集中进行。这种模式是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质证模式结合，采用一种阶段性互补方式，而不是在整个过程中加以揉合。
质证的主体虽然是当事人，但并不等于法官在这过程中无所作为，相反，法官积极性的适度发挥更会有助于质证功能的充分实现，法官在质证程序中应当其具有以下权力：（1）询问权，即在当事人质证后，对一些仍不清楚明确的问题包括就有关案件实质性问题发问，以求案件事实，防止当事人仅凭质证技巧取胜，从而维护公平。（2）引导权，即引导双方紧紧围绕证据的三个属性进行质证；把握双方当事人直接对抗交叉询问的限度，否则可能造成当事人为求胜诉，不择手段，甚至以假乱真，还要防止当事人及律师漫无边际地询问、辩论，以及对细枝末结的过分纠缠，以提高诉讼效率。（3）解决权，组织双方当事人有序质证，对于当事人质证偏离程序规则予以矫正；对当事人因质证程序性问题引发争端解决；对当事人已质证的证据的无端纠缠予以终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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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协议作为当事人之间约定争议解决方式的一项协议,一经有效订立,即产生相应的法律拘束力。对于当事人和法院而言,一项有效的仲裁协议具有阻止当事人就协议范围内的争议提起诉讼和排除法院对该争议行使管辖权的效力。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在签订仲裁协议后都能严格遵守,依约将协议范围内的争议交付仲裁解决。但在实践中,也常有一些当事人签订仲裁协议后反悔,无视或违反仲裁协议中的约定,在对方当事人提起仲裁之前,甚至在仲裁程序进行中,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一般会应对方当事人的请求中止诉讼程序,甚至命令当事人将争议提交仲裁,以强制执行仲裁协议,为仲裁协议的有效实现提供支持。本文拟从法院支持仲裁协议的角度,就诉讼程序的中止和法院强制执行仲裁协议等问题作一些研究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和剖析我国现行法律中的相关规定,希望能对促进我国相关立法及实践的发展和完善有所启发和助益。
当事人违反约定将仲裁协议范围内的争议提起诉讼,法院应拒绝受理或中止诉讼程序,以支持仲裁。但是,法院是应主动中止诉讼程序,还是只能应对方当事人的请求中止诉讼程序,以及法院基于何种理由中止或拒绝中止诉讼程序,都是需要加以研究和明确的问题。
根据仲裁国际立法、国内立法以及实践,一方当事人就仲裁协议范围内的争议提起诉讼,只有在另一方当事人提出执行该仲裁协议的请求时,法院才能中止诉讼程序。换言之,法院一般只依据当事人的申请中止诉讼程序,而不主动依职权中止诉讼程序。在起草1958年《关于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的过程中,英国代表曾经建议,法院不仅可以依当事人的申请而且可以自行决定将争议交付仲裁。英国的建议遭到了以土耳其、以色列为代表的多数国家的反对,他们认为,仲裁协议的双方当事人愿意将争议交给法院审理时,法院不应享有强制仲裁的权力。最后,《纽约公约》采纳了当前的条文,不允许法院自行中止诉讼程序。
不允许法院主动依职权或自行中止诉讼程序,无疑是有其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的。因为根据意思自治原则,既然当事人有协商订立仲裁协议,选择以仲裁方式解决其争议的自由,那么当事人也应有通过明示或默示方式放弃仲裁的自由,只要他们彼此之间能就此达成一致。一方当事人不顾仲裁协议的存在而提起诉讼,已表明该方当事人放弃仲裁协议的意愿,另一方当事人在此情况下,如果没有援引仲裁协议就法院的管辖权提出抗辩,而是实质性地参与诉讼,进行答辩甚至提出反诉,则亦表明其对仲裁协议的放弃。也就是说,双方当事人已通过其提起诉讼和参与诉讼的行为,默示地达成了放弃仲裁协议的一致。对此,法院理应予以尊重,并及时行使其已经合法取得的管辖权 ,为当事人提供司法救济。否则,将可能陷当事人于打仲裁不愿、打诉讼不能的尴尬境地。
当事人以仲裁协议的存在请求法院中止诉讼程序,法院是否准许,往往还需视仲裁协议及当事人的有关情况而定。例如,在仲裁国际立法、国内立法以及实践中,通常会有关于仲裁协议不是无效的、失效的、不可执行的 ,或申请方当事屈a href=//shici.7139.com/2654/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宋词抵市缘夭斡胨咚铣绦 等方面的要求,否则法院可以拒绝当事人的请求,而继续诉讼程序。在有的国家,还曾有过区分国内仲裁协议和国际仲裁协议,适用宽、严不同的标准来决定是否中止诉讼程序的做法。这一方面,英国在1996年以前的做法十分具有代表性,以下将重点进行论述。
(一)依国内仲裁协议裁量中止诉讼程序
英国传统的仲裁法中曾有所谓法院管辖权无处不在、无所不及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当事人不得借助于意思自治原则,以仲裁协议的形式剥夺法院的管辖权。凡仲裁协议中规定双方当事人不得向法院起诉、仲裁员是双方唯一的和最终的裁判者等条款,在英国法上都被认为是无效的。以后,英国在司法实践中虽一般不主动干预仲裁,但在法律上仍不愿意承认仲裁协议具有排除诉讼的作用。
英国《1950年仲裁法》颁布后,英国在限制仲裁协议的效力方面虽然有明显放松,但仍然很不彻底。主要表现在区分国内仲裁协议和国际仲裁协议,适用不同的标准决定是否中止诉讼程序。这种区分在其后的《1975年仲裁法》中进一步得到了强调,并一直延续至《1996年仲裁法》生效实施前。
根据《1950年仲裁法》 ,如果当事人援引一项国内仲裁协议请求法院中止诉讼程序,是否准许,法院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通常须具备以下几项条件,当事人的请求才可能得到满足:(1)争议事项是属于仲裁协议范围内的;(2)被告除出庭外,没有提出(实质性)答辩,也未采取其他步骤;(3)争议的问题不依仲裁协议提交仲裁无充分的理由;(4)请求中止诉讼程序的当事人已准备并且愿意进行仲裁。其中,争议的问题不依仲裁协议提交仲裁无充分的理由这一条件中的弹性措词,为法院认定是否存在拒绝中止诉讼程序的充分理由,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从而使得诉讼程序的中止充满了不确定性。
(二)依国际仲裁协议强制中止诉讼程序
如果当事人援引一项国际仲裁协议请求法院中止诉讼程序,法院一般须予强制中止,而不拥有任何的自由裁量权。这既是英国所强调的尊重国际商业合同中的仲裁协议的政策的体现,也是英国依《纽约公约》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要求。根据《1950年仲裁法》及主要体现《纽约公约》内容的《1975年仲裁法》, 除非仲裁协议无效(null)、失效(void)、无法执行(inoperative)或不能履行(incapable of being performed),或者当事人之间实际上没有应依该协议提交仲裁的争议,法院不得拒绝中止诉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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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等职业院校；双证课程；开发定位；开发主体；开发结构内容；开发程序路径；开发评价
中图分类号 G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3）10-0034-05
课程问题在任何一个教育体系中都居于中心地位[1]，双证课程是高职实施双证书制度中所有问题的聚焦点，是高职学习者达到教育目的的手段[2]。高职教育各级人才培养目标的落实，高职教育四大职能的实现，都离不开高职双证课程的支撑，而高职双证课程的首要问题则是双证课程的开发。目前，我国高职双证课程开发存在诸多问题，比如：高职双证课程目标与课程内容的脱节问题，高职双证课程内容组织的学科化问题，高职双证课程评价的单一性问题等。这些繁杂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正确处理以下五个问题：一是课程开发的定位，主要解决高职双证课程开发的课程观问题；二是课程开发的主体，主要解决“谁来开发”的问题；三是课程开发的结构内容，主要解决“开发什么”的问题；四是课程开发的程序和路径，主要解决“如何开发”的问题；五是课程开发的评价，主要解决“开发效果”的问题。
一、高职双证课程开发的定位
高职双证课程开发的定位主要解决对双证课程本质与价值的基本认识问题，这是高职课程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开展高职双证课程开发需探讨的首要问题[3]。
（一）我国高职课程开发的现实问题
我国高职教育创办初期，普遍采用学科课程的开发模式，以学科体系来组织高职课程，强调系统的学科知识体系在课程中的完整体现，认为学习好系统的学科知识是掌握职业技能的前提和基础，其课程实施的结果是产生了高职学习者不能顺利就业、不能满足生产一线工作岗位的技术技能需求等突出问题。
（二）我国高职课程开发的探索历程
为解决此问题，我国高职教育界和职业教育理论界引进了国外先进的课程开发模式，如德国的学习领域课程、北美的能力模块课程、英国的证书课程以及澳大利亚的职业资格课程等，拓展了我国职业教育课程的开发思路，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高职课程开发现状和高职教育特色，探索了模块课程、项目课程和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的开发模式，逐步树立了活动本质的课程观和能力培养价值观，即“课程目标用职业活动描述；课程内容是职业活动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态度；课程组织开始关注职业活动逻辑顺序；课程实施采用任务驱动、项目驱动等教学方式”[4]。
（三）我国高职课程能力培养价值观的明确
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教育部于2000年《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教高[2000]2号），明确指出，目前我国高职课程和教学内容体系亟待改革，提出高职要“以适应社会需要为目标、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设计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和培养方案，毕业生应具有基础理论知识适度、技术应用能力强、知识面较宽、素质高等特点”。2004年，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教高[2004]1号），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行‘双证书’制度，促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高等职业院校必须把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放在突出地位，促进学生技能的培养”。2006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提出高职院校要“与劳动、人事及相关行业部门密切合作，使有条件的高等职业院校都建立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推行‘双证书’制度，强化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这一系列文件表明，高职双证课程的能力培养价值观在我国进一步得以明确。
二、高职双证课程的开发主体
高职双证课程开发主体决定着课程开发的质量，不同的主体代表着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高职课程开发一定要做好双证课程利益相关者分析工作，明确每一个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利益和重要性、期望和需求，找准各利益相关者的契合点，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开发出各利益相关者都能满意的双证课程。
（一）高职双证课程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最初应用于企业管理，是指“任何可以确认的，能够影响公司目标实现或被公司目标实现所影响的群体或个人”[5]。借鉴到高职双证课程开发方面，本文中的高职双证课程利益相关者是指能够影响双证课程目标实现或被双证课程目标实现所影响的群体或个人。
根据利益相关者与高职双证课程的密切程度，可以将高职双证课程利益相关者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直接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课程专家、教师、学习者（包括高职毕业生）、管理人员及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相关部门。课程专家掌握着最先进的课程开发理念和开发技术，承担着双证课程开发的重要责任；高职教师和学习者是双证课程的直接使用者和受益者；高职管理人员直接参与双证课程的管理和评价；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相关部门负责国家职业标准的制定、编制[6]，并委派各级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负责职业资格认定工作，他们编制的职业资格标准是高职双证课程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高职双证课程是它的直接使用者，高职学习者能否通过职业资格证书的考核是检验高职双证课程质量的标准之一，因此他们都是高职双证课程的直接利益相关者。
第二层次是间接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政府、民办高职院校出资人、行业企业、学习者家长、当地社区和社会公众等。政府和民办高职院校出资人是高职院校的举办者，高职双证课程的可行性和科学性直接决定着高职人才培养质量，其培养的毕业生能否符合行业企业的工作需求，高职双证课程蕴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否符合政府和民办高职院校出资人倡导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等，都和他们的利益紧密相关；行业企业则是高职双证课程的“产品”——高职毕业生的雇主，高职毕业生能否零距离对接工作技术技能需求，毕业生的技术技能在哪些方面有短板或缺位，他们最有发言权；在现代社会，任何一所高校都具有为当地社会服务的职能，尤其是直接为地方服务的高职院校更是如此，高职学习者的人文素养、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直接影响到当地社区生活和学习者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学习者家长、当地社区和社会公众等和政府、民办高职院校出资者以及行业企业一样，都是高职双证课程的间接利益相关者。
（二）高职双证课程开发主体
目前，我国高职双证课程开发主要由一些出版社和相关单位、部门组织进行，或者直接由高职院校自行组织开发校本课程，课程开发主体主要由课程专家和高职院校中教科研能力较强的教师组成。随着高职双证课程的逐步改革，一些高职院校开发课程时开始邀请行业企业实践专家参加，尽管如此，高职双证课程利益相关者群体中，直接利益相关者的高职学习者（包括高职毕业生）、高职管理人员及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相关部门，间接利益相关者的政府、民办高职院校出资人、学习者家长、当地社区和社会公众群体都处于缺位状态，他们的缺位会造成部分高职双证课程利益相关者群体集体失声，直接影响双证课程的质量。
理想的高职双证课程开发主体的分工是，行业企业实践专家和代表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相关部门的职业标准制定专家主要负责为高职双证课程提供典型的工作任务，提出具体岗位的技术技能标准、环境要求、操作程序及方法。课程专家和高职教师主要有两个任务：一是根据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观和价值观从工作领域之外选择符合国家、院校和高职学习者可持续发展需求的课程目标。二是共同负责将典型工作任务转化为学习领域的高职双证课程目标，然后将两者合二为一，形成一个有机的高职双证课程目标整体。高职学习者（包括高职毕业生）、政府代表或民办高职院校出资人以及高职院校管理人员、学生家长、当地社区和社会公众群体代表要列席高职双证课程开发全过程，在规定的课程开发环节发表本群体的课程利益诉求，补充、完善双证课程的不足，增强课程的科学性。
三、高职双证课程开发的结构内容
（一）高职双证课程纵向结构
高职双证课程的纵向结构主要是指双证课程的开发环节。根据现代课程理论之父泰勒（Tyler， R.W.）的课程原理，课程开发的过程即是确定课程目标，选择、组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以及对其进行评价的过程[7]。在高职双证课程开发过程中，也需要有确定双证课程目标、选择与组织双证课程内容、双证课程实施和双证课程评价四个环节。
（二）高职双证课程横向结构
高职双证课程的横向结构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三个问题，其中，宏观层面包括两个问题，即高职双证课程结构分类问题和不同课程结构类型的课时分配问题；微观层面只需解决每门课程的组织结构问题。本文主要解决宏观层面的两个问题。
在宏观的高职双证课程结构分类方面，借鉴发达国家的高职课程结构分类，根据我国高职课程结构分类现状，本文建议高职双证课程结构主要分为必修课、限定选修课（选一个方向）和任意选修课三部分，必修课又分为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和综合实训课三部分，专业必修课又可以分为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和专业拓展课三部分。每一部分都根据不同专业具体情况设置学分标准。每门课程组织结构建议参照德国的职业能力结构划分方法，设置我国高职每门双证课程的组织结构，分为从业能力和关键能力，每一种能力又分设社会能力、方法能力和专业能力。从业能力是指受教者从事一项职业所必备的能力，关键能力则是一种跨职业能力，这种能力源于基本职业能力而又高于基本职业能力，这种能力能够使受教育者在未来的职业变化中获取新的职业技能与知识，是一种职业者的综合职业能力[8]。以上双证课程横向结构的划分，只是一个初步的结构设想，必修课主要是解决高职学习者基本人文素养、基本职业素养和基本职业能力的问题，限定选修课主要为解决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专业定向性和就业适应性的矛盾，拓展学习者职业能力中的关键能力，任意选修课则旨在协调学习者“专”与“博”的矛盾，重在培养兴趣爱好、拓宽视野，增强学习者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这个初步结构并不是一个固化的外在形式，在高职双证课程开发过程中，解决这三个问题主要依据两个原则：一是要满足社会、行业企业对高职课程的职业能力需求，二是要满足高职学习者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人本中心和社会中心历来是教育界的两大争论，在历史上出现的单向抉择已被证明为一种教训。所以，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点是教育的永恒追求。”[9] 因此，无论什么样的结构形式，只要能够满足社会和高职学习者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这个课程结构就是成功的。
四、高职双证课程开发的程序和路径
（一）高职双证课程开发程序
高职双证课程开发程序主要有六步：第一步，遴选课程开发主体，该步骤一定要注意协调双证课程开发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发言权的问题。第二步，从社会、行业企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两个方面进行双证课程开发必要性和可行性的价值分析作出课程开发决策。第三步，从社会需求和人的需求两个方面融通开发双证课程目标。第四步，开发双证课程结构和内容，这一步的关键在于开发的原则不应拘泥于一个外在的形式，课程内容的开发一定要依据课程目标进行。第五步，开发双证课程教学模式。高职双证课程教学模式一定要依据已经开发好的课程目标、课程结构和内容进行选择，在“做中学”过程中实现目标、结构、内容和教学模式的统一。第六步，制定双证课程教学和评价制度。教学制度直接决定双证课程实施的效果，评价则要实现学校评价与社会评价、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的统一。
（二）高职双证课程开发路径
高职双证课程开发路径如图1所示。高职双证课程开发的起点有两个：一是通过研究职业资格标准来分析社会需求，这一步要解决两个问题，即职业资格标准滞后性和高职教育滞后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在参考现有职业资格标准的基础上，请行业企业的实践专家对企业现有岗位知识技能进行调查论证，得出现代技术条件下企业最新的职业资格标准；即使如此，三年甚至更长的高职教育期，用现有的职业资格标准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所掌握的职业技能也已经是滞后的，因此需要解决第二个问题，即对未来职业资格标准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二是要对人的可持续发展需求进行分析，主要从人的从业能力和关键能力进行分析，每一种能力又分为社会能力、方法能力和专业能力，从这两个起点和渠道筛选出来的课程目标，进行融通、挑选，最后形成高职双证课程目标，然后再根据课程目标开发高职双证课程结构和内容、教学模式、教学制度和评价方式。在整个课程开发过程中，高职课程专家、教师、学习者（毕业生）、管理人员、行业企业实践专家、职业标准制定专家、社区和社会公众群体以及学习者家长等，既是双证课程开发的主体，也对整个高职双证课程开发和使用过程进行监督，并对开发和使用效果进行信息反馈，以便进行新一轮高职双证课程开发的修订和完善。
图1 高职双证课程开发程序和路径
五、高职双证课程开发的评价
（一）高职双证课程评价主体
在评价主体方面，要坚持评价主体多元化的原则，要注意利益相关者在评价阶段的话语权，尤其要关注社会的评价，重视行业企业等用人单位、学习者本人、家长以及社区的评价。目前，我国教育行政部门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在全国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建设与职业发展管理平台研制过程中，基本实现了评价主体多元化的期望。但是，仅仅由教育行政部门一己之力搜集的评价数据，是否能够反映评价的科学性要求，是否能够杜绝行业企业数据由学习者或高职院校自行填报的情况发生，还有待考证。
（二）高职双证课程评价对象
高职双证课程的评价对象包括双证课程评价体系、双证课程系统和双证课程系统的运行过程。在双证课程评价实践中，大多数高职院校只对高职课程系统及其运行过程进行评价，而忽略了对评价体系本身的评价；在对双证课程系统评价方面，又往往忽略对高职双证课程开发过程的评价，即评价这一环节要贯穿高职双证课程开发的每一步骤。在双证课程开发的起点阶段，即对社会需求主要是职业资格标准的分析和人的可持续发展分析阶段要贯穿评价这一环节，评价对现有职业资格标准的分析是否有遗漏，对企业岗位知识技能标准的调查论证是否科学，对本领域职业资格证书的预测是否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等；评价对于人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是否打破了学科体系，是否遵循人的心理发展规律和职业成长规律来选择高职课程目标，等等。在双证课程目标开发阶段，要运用各种评价理论对选择出来的高职双证课程进行考评，以期选择出融通了本专业职业资格证书和学历证书所需要的课程目标，即能够满足社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需求的课程目标；在双证课程结构和内容开发阶段，要检查所开发出来的结构和内容是否符合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需求，是否符合高职双证课程的需求，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话语权是否都得到了尊重，等等。在双证课程教学模式开发阶段，要检查教学模式的选择是否能够实现各级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目标，是否能够适应课程结构和内容的需要，等等。在双证课程教学制度和评价阶段，要查看教学制度是否能保障课程的正常实施，是否能够做到刚性制度与柔性管理相结合，要检查评价人员的选择是否科学，评价原则、评价方法和评价步骤是否合理，是否体现了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等等。
（三）高职双证课程评价原则、方法和步骤
在评价原则方面，要注意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依托原则、社会需求优先原则、目标系统的整体优化原则、同步评价原则、折中兼容原则和及时反馈原则。在评价方法方面，要强调评价方法的多样化原则，避免总结性评价多，形成性评价少，内部评价多，外部评价少等情况，在评价程序方面，高职双证课程评价主要包括四步：一是制定双证课程评价计划和方案，二是评价双证课程评价体系，三是实施双证课程评价计划和方案，四是进行总结评价[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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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Five Questions in the Practice of Dual-certificat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LIU Lian-zhong1， WANG Ling2
（1. Hebe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Chemical Medicine，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6；
2. Shijiazhuang Railway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Shijiazhuang Hebei 050041， China）
篇8
（一）利害关系人提起的无效婚姻诉讼的诉讼当事人如何确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权利主体为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在重婚所致婚姻无效的情况下，还可以是当事人所在的基层组织。当无效婚姻诉讼的申请人为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时，诉讼当事人中的原告为申请人，被告为婚姻关系的另一方当事人，这一点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关于原、被告地位确立的标准，实际操作中也不存在其他问题。但在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是当事人所在的基层组织提起无效婚姻诉讼时，当事人应如何确定呢？各国民事诉讼立法均以原告的攻击主张和被告的防御抗辩规范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传统的民事诉讼法理论中，要求作为当事人基本结构的原、被告须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而新概念与传统当事人概念最根本的区别，是承认民事诉讼当事人可以不是直接利害关系人，而只是纯粹当事人。基于是否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因素，诉讼权被具体化为两类“诉讼实施权”。一类是基于实体法上的权利或法律关系而产生的诉讼实施权，另一类是与实体法上的法律关系无直接关系而专门地基于诉讼法上的理由而产生的诉讼实施权。在由无效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之外的利害关系人提起的无效婚姻诉讼中，
利害关系人对婚姻的效力并无实体法上的权益，而是基于诉讼法上的规定和理由享有诉权，成为了原告。这种诉讼法上的规定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在民事诉讼关于诉的理论中，当事人对提出的诉请具有“法律上的利益”是引发诉讼的理由，无效婚姻诉讼作为一种确认之诉，是一方当事人请求法院确认争议的婚姻关系存在的具体状态之诉。因而无效婚姻诉讼属于消极性确认之诉。在德国与奥地利民事诉讼法中都有这样的规定，“只有对通过裁判来即时确定之事项存有法律上的利益时，方可提起确认之诉”（德民诉256条、奥民诉228条）。也就是说，确认之诉的当事人也必须对诉请享有 “法律上的利益”。在具体的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应是该种“法律上的利益”的对立双方。原告与被告两方当事人“法律上的利益”的对立关系成为诉讼的基本构造。主张利益者为原告，被主张利益者成为被告。在利害关系人提起的无效婚姻诉讼中，这种“法律上的利益”具体是什么呢？《司法解释》有条件地允许利害关系人提出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其目的则在于能够在尊重当事人私人生活权利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之间寻求最佳结合点。
由此可见，基于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承担着多方面社会职能的原因，当事人的近亲属或当事人所在的基层组织以原告的身份提起无效婚姻诉讼的目的在于杜绝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对由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未达法定婚龄等原因形成的违法婚姻对社会秩序可能造成负面影响的漠视，通过赋予婚姻关系当事人之外的利害关系人以相应诉权，减少或消灭违法婚姻对社会及其成员产生之不利后果（如因存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或者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所生有生理缺陷子女给社会及其成员所增加之额外负担。又如重婚行为对一夫一妻制度在婚姻导向上的冲击），这类无效婚姻诉讼的原告不是作为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的主体，而是作为“对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有某种联系或者有管理权的人”提起诉讼的，他既不是代表也不是婚姻关系一方当事人，而是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秩序的考虑提起诉讼，其目的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民事权利，而是为了保护他人的民事实体权利。
社会公共利益或秩序应该就是利害关系人提起无效婚姻之诉的“法律上的利益”，由于在利害关系人提起的消极确认之诉中，造成这类诉讼中“法律上的利益”的侵犯者，或者说被主张利益者并非违法婚姻关系的一方当事人，而是共同实施违法婚姻行为的婚姻关系双方当事人，故在利害关系人提起的无效婚姻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均应处于被告的诉讼地位。也正是基于此，在处理有关婚姻效力的纠纷时，不能因双方当事人对本属无效的婚姻并无争议就不加追究，而应依法判明婚姻关系的效力，此时诉讼中的利害关系人为原告，被告应当是违法婚姻的双方当事人。对此，国外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规定。
（二）可撤销婚姻案件关于婚姻效力部分是否适用调解。
根据《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宣告婚姻无效的案件，对婚姻效力的审理不适用调解。那么可撤销婚姻诉讼中关于婚姻的效力部分能否适用调解呢？《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从《司法解释》的目的来看，规定无效婚姻诉讼的婚姻效力部分不适用调解是因为无效婚姻的存在已违反了法律规定，一经当事人申请必须认真审查，是否有效不能以当事人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这四种导致婚姻无效的情形，不能因当事人的合意而改变该婚姻关系违法性的客观事实，婚姻经查证在提起诉讼时仍存四种违法情形之一的，就不能经由当事人合意调解为有效婚姻。那么可撤销婚姻当事人在提起诉讼后是否能够通过调解确认涉诉婚姻为有效呢？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应分开来看。从现行《婚姻法》的规定看，在四类无效婚姻（重婚 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未到法定婚龄）以及可撤销婚姻（受胁迫婚）中，实际上都是违反法律关于结婚规定的情形。但婚姻无效与可撤销的具体违法性成因是有区别的，前者违反了《婚姻法》关于一夫一妻制原则和从优生学、婚姻道德伦理观出发所要求的结婚实质要件的规定，后者则违反了结婚自愿原则的规定。相比之下，无效婚姻违反了婚姻的公益要件，而可撤销婚姻违反了婚姻的私益要件。对于结婚公益要件的违反，由于其关乎社会公共秩序与利益，不论诉讼时案涉婚姻的状态如何，无效婚姻的继续存在都毫无疑问会进一步损及这种法律所维护的社会公共秩序与利益，故一经提起诉讼就自然不能由当事人随意主张其效力。但是，作为可撤销婚姻的胁迫婚，由于这种阻却事由不会损及社会公共秩序和利益，纯属个人意愿和权益范围的事由，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调解维持原有的婚姻关系也不会对社会公共秩序和利益造成损害，故从这个角度上说，可撤销婚姻诉讼是具备调解结案的基础的。但这也并非等同于说所有的可撤销婚都能调解。
在实践中，胁迫婚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仅在结婚时或一段时间内受胁迫，一种情况是整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都受胁迫，在前一种情况下，有很多胁迫婚双方在结婚后生活时间较长，甚至婚后育有子女或者共同生产经营并逐生感情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对结婚自由原则的违背在诉讼时已经是过去的一种状态或事实，双方的婚姻关系存续已不存在或不完全存在非自愿的问题，当事人一方又以结婚时受胁迫为由申请撤销婚姻。此时，不宜生搬硬套婚姻合法有效的实质要件，从维护家庭和社会稳定角度出发，可以考虑对当事人的撤销申请进行调解。从法律规定上来看，《司法解释》规定对无效婚姻案件的婚姻效力部分不适用调解，而对可撤销婚姻的婚姻效力能否进行调解没有明确，因此，在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情况下，根据《民诉法》关于调解的一般原则，此类可撤销婚姻案件是完全可以适用调解的。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胁迫的状态存续于整个婚姻阶段，在诉讼时，这种胁迫的违法因素依然存在，这种情况显然不符合调解合法的原则性要求，使调解丧失了理论基础，也就是说后一种情况不应适用调解。
（三）关于无效婚姻之诉所适用的诉讼程序问题。
《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婚姻当事人因受胁迫婚而请求撤销婚姻的案件，应当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也就是将特别程序排除在可撤销婚姻诉讼的程序适用范围之外。对于无效婚姻之诉所适用的程序则没有明确。根据《婚姻法》规定，无效婚姻诉讼有利害关系人提起的无效婚姻之诉和由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提起的诉讼。在利害关系人提起的无效婚姻诉讼实践中，由于利害关系人对无效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的财产以及子女抚养问题没有实体和程序上的权益，故人民法院对此类诉讼中“无效婚姻关系当事人同居期间的财产、子女等问题不予处理，由无效婚姻关系当事人另行起诉 ”由于我国《婚姻法》对无效婚姻采用的是宣告无效而非当然无效，即只有经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宣告，婚姻才可归于无效并产生公示性影响。
这样可能产生两种情况，一种是无效婚姻关系双方当事人对同居期间的财产、子女抚养问题已达成协议，只是因为法律的规定要走完宣告无效的法定程序而向法院提起诉讼，一种是在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同时，也诉请要求解决同居期间的财产和子女抚养问题。利害关系人和对无效婚姻期间所得财产的分割和子女抚养无争议的当事人本人提起的无效婚姻诉讼均属单纯的宣告婚姻无效之诉，从特征上来看，单纯的无效婚姻诉讼在很多方面与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有相似之处，比如，单纯的无效婚姻诉讼与大多数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样属于非讼的确认之诉，因为“特别程序是确定某种权利状态的有无或者法律事实是否存在，不是解决已有的纠纷，不适用审理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案件”。再比如，无效婚姻诉讼与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一样适用审终审制等等。
此外，由于《婚姻法》规定的四类无效婚姻（重婚、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患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未治愈、未到法定婚龄）在无效原因是否成立的认定上基本是可以做到有据可查、有据可依的，认定上不存在太大困难，基本不属于重大、疑难案件，也是可以考虑适用人独任审理的。基于上述共同特征。从诉讼经济与效率的角度考虑，单纯的无效婚姻诉讼是可以比照适用《民事诉讼法》有关特别诉讼程序的规定予以裁决，而无必要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的。1932年实施的日本国民事诉讼法就在第四章“民事诉讼程序”中有专门规定。但是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特别程序的适用严格限定在特定的几类案件范围内，又没有相应的比照适用的弹性条款规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实践操作中还不能违反法律规定按特别程序审理这类案件。但是《民事诉讼法法》关于“特别程序”的规定在适用范围方面尚有待于拓宽对单纯的无效婚姻诉讼案件设立适应案件本身特点的特别程序应该是一个方向，可以考虑在修订《民诉法》过程中扩大特别程序的适用范围并对单纯的无效婚姻诉讼程序作出专门规定。
在非单纯的无效婚姻诉讼中，实际存在两个诉请，一个是要求确认婚姻关系无效，一个是要求分割财产和确定子女抚养事宜，由于解决财产分割与子女抚养问题的基础是要求先行确认婚姻关系是否无效，两个诉请之间存在着先决条件的关系。从理论上看，这种诉讼有些类似于“中间确认之诉”，即在诉讼进行中，当争议的权利和法律关系的成立与否对诉讼的裁判产生影响时，因原告或被告的要求对争议的权利或法律关系进行确认而在同一诉讼程序中提起的诉讼。尽管两个诉请的原告与被告重叠，一般情况下受诉法院对两个诉请也均具管辖权，但若确认婚姻效力的诉讼适用特别程序的话，就存在两个诉请不能以同一诉讼程序进行的问题。人民法院可以考虑将处理民事权益争议与宣告婚姻无效案件分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予以处理，即对宣告婚姻无效的案件仍就适用特别诉讼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先行裁决。对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问题，则适用普通程序，实行二审终审。也就是说，这类作为先决条件的确认之诉与有关财产的分割和子女抚养权问题的诉讼不能合并在一个诉讼程序中进行，二者应分开以不同程序进行。这样也可以解决好无效婚姻诉讼不适用调解，对其判决也不能上诉，而对财产、子女问题既可调解，对其判决也可上诉所引发的同一判决不同判项在调解问题和判决效力问题上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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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职称评审 规范化 实效性
中图分类号：CP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6—236—02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是专业技术人员关注的重点，是人才队伍建设开发的有力手段，在人才评价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国有企业如何科学公正的做好职称评审，发挥职称评审在人才通道建设中的作用，就需要积极推进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工作创新，完善评价体系，量化评价标准，规范评审程序，突出能力和业绩，充分发挥职称评审的评价和激励作用。
一、夯实基础，确保职称评审工作规范化
1.强化评审组织建设。为适应企业发展需要，不断创新评审组织体系，逐步实现评审工作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一是坚持分级管理建设。根据国家相关部门授予的评审范围和权限，企业组建相关工程和政工等系列高、中级评委会，授权企业二级单位组建工程系列中级或初级评委会。二是坚持优化结构，建立专家库，在企业人才库中，优选业务水平高、工作经验丰富、公道正派、品行端正的人员组成职称评委专家库，担任评委会专业组成员，人数不少于评委会人数的2倍。同时，根据人员和岗位变动的实际，及时补充调整，实行动态管理。在召开专业组会议前，随机选派专家出席会议，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
2.健全工作制度。围绕人才成长通道建设，及时修订完善相关制度，形成用制度规范评审程序，用制度约束评审行为，用制度保障评审质量的长效机制。一是注重规范性。要定期修订完善企业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规定，使评审程序、方式方法、评审管理等符合国家和相关部门的总体要求。二是注重实用性。制定《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中试行量化评价工作的办法》，主要选取学历、资历、发表的论文论著、成果奖励、荣誉称号、送审论文评阅结果、年度考核情况、专业组评议情况等评价指标进行量化评分。同时区分不同评价指标在评审工作中的重要性，以达到规定的高级或中级任职资格评审基本条件为基准点，并根据质量和数量级的变动情况，区分层级赋予不同的分值，按照量化评价总分及各评价指标的量化评分累加计算，具体计算公式为：H=∑Li（其中：H是量化评价总分，Li是各评价指标量化得分）将量化评分结果供评委会在评审工作中参考，提高评审质量和公信度。
3.搭建服务平台。任职资格评审过程中，不断优化服务措施，搭建服务平台，为专业技术人员提供服务。一是开展政策解释服务。每年组织各单位相关人员学习文件精神，坚持把政策解读、规定办法宣传作为工作重点来抓，通过召开会议、转发文件等方式进行宣传，确保政策宣传不漏一个，不缺一项。二是开展申报提醒服务。重点关注符合条件人员的申报，对在规定时间内符合条件未申报的人员，及时提醒，做到不漏报、不晚报。三是开展网络下载服务。将职称文件、评审要求、结果公示等定期在企业信息门户通知公告栏上，并提供表格下载，提高工作效率。
二、创新模式，注重职称评审工作实效性
1.提高评审要求。在国家职称评审有关政策框架内，结合企业实际进行调整完善，注重能力和业绩导向并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主要是各环节把关严，晋升比例、业绩考评、论文质量及答辩等提高标准和要求。一是控制指标总量。根据岗位设置，优化职称晋升总量控制指标，实现评聘平衡。综合企业专业技术岗位设置和专业人员状况，合理测算当年度晋升职数申报比例，尽可能使各层级职称人数比倒与岗位比例相近，为岗位聘任打好基础。同时企业下属单位要根据专业技术岗位设置和现有岗位人员聘任情况，统筹考虑各专业工作需要、人员结构及近年绩效考核情况，择优确定推荐年度晋升申报人员。相关责任部门要认真把好资料审核、业绩审查和考核推荐意见关，授权下属单位推荐委员会要根据业绩、专业水平考评情况组织推荐，为企业总评委会把好第一道关。二是抓好答辩环节。答辩是职称评审工作很重要的环节，为专家与申报者之间交流和辅导提供了一个面对面互动的平台。一方面检验了申报者的专业水平、能力和业绩，另一方面也为申报者提供了解惑答疑的机会。答辩包括论文答辩和业绩答辩。论文答辩可根据实际需要开展全面审报人员答辩或主要针对审报人员的送审论文有一个专家认为不具备或两个专家认为基本具备申报资格水平的情况，组织论文答辩。同时，要求每一位申报人员就近五年来的业绩情况进行答辩。业绩答辩过程既是评价环节，更是教与学的过程，不但检查论文是否抄袭，而且更重要的是考查申报人员专业技术功底，促进申报人员专业技术水平和总结提炼能力的提升。
2.突出能力与业绩。注重能力与业绩导向，提升评价要求。为解决“说”与“干”两张皮，促进专业技术人员履行职责，日常管理注重夯实基础。企业通过修订完善岗位说明书，对各层级专业技术人员制订任职条件要求。评审过程注重单位考核评审和推荐，在统筹强化岗位管理、聘任管理和队伍建设的基础上，认真对申报者的思想品德、工作态度、知识水平、专业能力、工作实绩和潜力等情况进行综合考核评价，对申报者的相关材料进行认真审查核实，并如实出具考核推荐意见，择优推荐专业知识水平高、业务能力强、日常表现好、业绩突出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同时，对在艰苦环境工作、新装置或重大项目建设中表现突出且符合破格条件的人员，准予破格申报，发挥职称评审对能力强、有本事、实干的人员激励的导向作用，不拘一格选拔培养人才，服务于提升人才队伍整体素质。
三、评聘结合，发挥职称评审作用
职称评审工作是人才队伍建设系统工程中的子系统，要充分发挥其能动作用，就必须根据企业和员工的需要，做到评聘结合，发挥职称评审在实际工作和自身发展方面的作用。
1.评与聘相结合。职称评审要与自身实际工作相结合，防止职称与自身工作脱节，出现评到未能聘到。要充分根据专业人才的专业和工作实际做好引导，确保审报专业职称与自身工作相符合；对岗位变动要及时做好职称的转评，使职称评到都能及时聘到，以充分调动专业人才参与评审的积极性。
2.聘用与考核相结合。一是职称聘用后要有一定的薪酬激励，要根据企业的实际制定相应的岗位薪酬晋级或晋档政策，在物质上给予一定的奖励。二是聘用与考核结合。要根据聘用后签定的聘用协议，每年进行绩效考核，通过考核查找不足，制定改进措施，实现素质的持续提升。
四、构建联动。促进人才队伍素质不断提高
构建职称评审与其它工作有效对接、协调发展的联动机制，创造条件，完善激励政策，调动专业技术人员努力学技术、学业务，促进人才队伍素质上台阶。
1.评审与培训开发相结合。通过职称评审工作，强化两者间有机结合，一方面是准确把握企业人才队伍素质现状，了解培训需求；另一方面及时发现人才队伍素质薄弱环节，实时反馈信息，调整培训方式内容。依托“以带促学”平台，将职称评审工作与“导师带徒”有机融合，开展专家与专业人才间的“一问一答”、“经验传授”、“学习督查”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优化人才成长环境。建立“共享互学”平台，倡导“人人当老师、人人当学生”的理念，按照“人人备课、人人授课、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要求，由专业骨干人才讲解职称论文中涉及的装置优化及技术改进措施，充分调动专业技术人员成才的积极性。
2.评审与通道建设相结合。按照企业经营、专业技术、技能操作三支队伍建设工作的要求，如何搭建好人才成长通道，职称评审是一个重要的平台。在岗位竞聘中，将职称评审转变为对专业技术岗位任职资格的评价，以任职资格作为履行专业技术和管理岗位职责的必要条件，结合能力素质与工作业绩，实现“总量控制、竞争择优、能上能下、动态调整”。
3.评审与职业生涯规划相结合。在分析人才队伍的职称状况的基础上，帮助和指导各类专业人才制订个人“职称晋升计划”，和“个人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根据制定的目标组织培训，为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晋升和素质提升提供帮助。企业根据每年引进大学生的实际情况，把职称工作前移，在毕业生入职教育时增加职称评审政策和职业生涯与企业发展的相关宣讲，宣传因业绩突出而破格晋升的员工事迹，使他们丰富对自身的职业生涯的认识，增强通过职称评审提高自身素质的意识，促进企业人才队伍素质不断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