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职称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职称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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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困生之所以难转化，不仅因为教师、家长的帮扶不力，还因为他们常用一种病态的目光看待问题，犯了错误，不是及时地反省而是把个人封闭起来，认为自己无能、老师偏心来逃避责任；另一方面，他们却有着一种强烈的病态自尊。鉴于此，笔者试从语文老师的角度，借语文学习这个主阵地，尝试为他们画好一个个大大的“正晕轮”，帮助他们重新找回自尊和自信。

一、借语文式宽容，画“乐学”之晕

大多数的学困生表现为对老师和家长的苦口婆心无动于衷，对事冷漠。攻其身不如攻其心，我们何不宽容一些，为他们画一个大大的“乐学之晕”？

1.友爱的姿态。学困生更渴望得到老师的爱。一句适宜的鼓励，一个充满赞许的暗示，一句关切的话语，都会点起学困生心中希望的火焰，构建学困生乐于学习的氛围。

2.幽默的语言。有魅力的语文老师应该具备语文式的幽默。面对学生在学习中无意犯的错，尤其是学困生，大声呵斥于事无补，幽他一默又何妨？

案例1：有位三年级老师看到学困生将“桌”写成了“卓”时，故作惊讶地对他说：“这张桌子不得了，砍了两条腿还能站住！”孩子便在玩笑中会意了。

3.入耳的说教。学生犯了错误，用什么样的话语对学生最有效？恶狠狠的话语就一定有效吗？我曾见过学生当着教师的面摔门。在教育界，到处流传着陶行知老先生“四颗糖”的故事。没有义正词严的批评，没有语重心长的说教，更没有疾风暴雨的体罚，而谁能说这样的教育不动听入耳呢？

4.契合的心灵。有些课任老师常会对学生说：“你们班纪律真差！”而班主任常会说：“我们一定能赢！”“我们”与“你们”，前者亲和，后者对立。不要小看了教师不经意间的用词。教师在对学生恶语相向时，就是将这些学生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而很多优秀班主任的一言一行无不向孩子们暗示着一个信息——“我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老师，是其中一员。

二、借语文式帮助，画“悦己”之晕

所谓语文式帮助，意为含蓄的、育人于无形的帮助形式。

1.鼓励化整为零。学困生在听说读写各方面似乎一无是处，拿写字来说，满本的习字册上你找不到一个可以称得上整洁、美观的字。怎么办？将鼓励化整为零！

案例2：我用红笔圈画出他们每个字中相对漂亮的笔画以示褒奖，哪怕只是一笔略带笔锋的捺。这方法还真奏效，有两个原本写字如乱草的孩子，就因为半个学期中，我用这种方法送他们数百个红圈圈，现在开始认真写字了！

2.竞赛有纵有横。与学优生相比较，学困生获得成功的体验是不多的，这就需要老师针对他们的特点为他们多提供成功的机会。

（1）纵向评比：当然是拿他们自己的现在和过去相比，不断发现并表扬他们的进步。此时，给他们备一个成长记录袋真的很有必要。有时，针对特殊情况还要采取一些非常方法。

（2）横向评比：为了不让学困生离群或是自封，我们也不能忽视他们与同学之间的横向竞赛。可以指导全班学生在班里找一个竞赛对手，在学习上制造你追我赶的氛围。不过，学困生的结对子竞赛一定是在老师的精心设计之下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教师要不动声色地给他们安排一个水平相当的竞争对手。

3.评价短中见长。不可否认，学困生虽然文化成绩不够理想，但也许文体方面有一定特长；他们虽然一时落后于人，但内心也有争上游、争荣誉的欲望；他们遵守纪律的自觉性不够高，但却乐于助人等。我们要勇于跳出传统的思维束缚，对自己的学生进行重新“定义”，做到“短中见长”。

4.距离远近适当。笔者在此处要重点说一说，细心的语文教师是如何把握好和学困生之间的空间距离的。

（1）授课时的距离。教育心理学家曾做过这样的实验：教室里有四组学生，教师始终站在三、四组之间过道的三分之一处上课，实验观察结果显示，教师身边的三、四组学生的听课状态明显好于一、二组。所以，我们不要总高高在上地站在讲台上，要常走进过道进行课堂教学，并且要时常变换两个过道。

（2）评价时的距离。如果批评，对那些胆子大，屡教不改的孩子要近距离批评，使他能够感受到压力，对胆量较小的孩子最好远距离批评，使其不会太感觉压迫；如果表扬，那就最好是近距离了，因为对任何一个取得成功的孩子进行靠近表扬都具有明显的教育功效，有很好的激励作用。

三、借语文式交流，画“亲子”之晕

如何用语文方式与家长更有效地交流，为学困生与家长之间画好“亲子”之晕呢？

1.拓一条渠道。对于中高年级的学困生，家长的教育方法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而且经过多次较量，他们也已经像他们的孩子一样油盐不进。对于不愿或不敢与你交流的家长，不同的情况要借助不同的交流渠道，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家校良好沟通。

案例3：刚接这个班里阿凡（单亲家庭）的爸爸是基本请不动的，于是我果断地放弃了与他面谈的交流方式，改为给他写信。孩子每有点滴进步，我都会写上只言片语让孩子捎回。53封信写完了，他的爸爸竟然开始主动到学校来与老师交流孩子的学习状况了。更可喜的是，在捎信的路上，孩子也悄悄增长了自信！

2.换一个角度。其实，我们做教师的如果能在改变观念去欣赏孩子的同时，也教会家长换一个角度去欣赏孩子，才可谓功德无量。我的同事徐老师就是这样做的。她最常问家长的一句话是：“这孩子在家有什么优点是我还不了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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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员因素

作为工程项目的设计者、组织者和操作者，人在工程质量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人员的工作能力、责任心等素质直接影响着工程质量。德国的一项调査研究数据表明，75%～90%的质量事故是人为因素造成的［1］。可见，管理好人员是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在市政工程施工过程中，一定要做好人员的组织分配工作，并依据各自的责任目标进行分级管理及岗位教育，提高人员的安全意识及质量责任意识，从而提高工程的整体质量。市政工程项目施工是一个系统工程，项目管理人员首先要将项目目标进行分解，明确个体的分工，确实做到“责任到人”，并对技术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提高其业务能力及综合素质。而管理人员自己在具备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必须具备较高的协调能力，这样才能创造一个和谐的工作氛围，提高工作效率。

1．2材料因素

材料是工程得以顺利进行的物质基础和条件，没有材料，工程就无法进行，而没有好的材料，工程的质量就得不到保障。通常情况下，市政工程建设所用材料品种少，数量大，因而材料对于市政工程的整体性能来说影响尤为明显。但是现实中，由于原材料在施工成本中占到60%左右，施工单位为了节约成本增加效益，就会出现偷工减料的现象，产生质量问题［2］。为了保证工程质量，相关人员在材料的采购、验收、保管、使用方面都应把好关。相关人员应该根据工程用量及施工条件估摸工程进度，从而确定材料采购时间以及采购量，既要保证施工所需，又要尽可能避免材料过度存货;在所购材料的验收环节，一定要把好数量关和质量关，做好记录;登记之后按照各种材料的性能进行分类保管，避免损坏;施工中既要杜绝偷工减料，也要避免铺张浪费，要在确保工程质量与进度的前提下，获取经济效益。

1．3设备因素

设备作为市政工程的施工工具，直接影响着工程的质量和效率。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工程的机械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对施工人员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工程开工前，相关技术人员应该依据工程的具体情况，包括施工条件、施工员文化程度、资金等，选用先进机械设备，在确保工程安全性能的前提下提高工程效率，节约人力成本，提升经济效益。使用机械设备前，一定要对操作员进行必要的岗前培训，同时，还要普及设备的日常保养及维修常识，并分配专人进行管理，以满足工程建设需求。

1．4方法因素

市政工程建设“方法”指的是整个施工周期中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施工工艺流程，工程检测手段和组织措施等。科学合理的施工方案、先进的施工工艺、恰当有效的施工组织都是好质量、高效率工程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制定施工方案时，必须依据工程实际条件及施工目标，结合技术、管理、工艺、经济等因素予以综合分析，力求做到技术可行、经济合理、工艺先进、措施得力、操作方便，有利于提高质量、加快进度、降低成本［3］。先进工艺及科学技术则是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如搅拌沥青。传统施工中多采用热拌沥青，超高温状态下，既污染环境又伤害身体，如果采用温拌技术，节能的同时还有效减少了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的排放。

1．5环境因素

制约市政工程施工的环境因素众多，包括自然环境、技术环境、体制环境、政治环境等。市政工程施工受天气状况影响较大，冷冻、暴晒、雨雪等都会影响工程施工，如在混凝土道路路面工程施工中，就必须做好防雨、防冻、防晒等工作，当气温达到0℃甚至0℃以下时，必须对路面采取必要的保温保护措施，而当气温过高时，则必须采取遮挡和适时养护手段。工程施工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新科技的应用程度都直接影响着工程的质量以及经济效益。而施工单位的管理方式以及体制结构等关系到施工质量的结果和效率，不合理的体制结构势必会阻碍工程顺利施工，而体制障碍的消除必然会推进工程的管理水平。此外，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政府行为等外政治环境也对工程的顺利施工及技术投资等有着一定的影响。

2市政工程施工质量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施工方重视程度不够

有些施工单位自身资质不足还是认为工程比较小，把从其他地方找来的施工组织设计稍作修改就算完成任务，不根据图纸及实际情况编制，照搬照抄，针对性较差［4］。有些工程甚至存在违法分包和转包现象，给工程安全带来很多隐患。有的承包方在施工过程中人员、技术等投入不够，严重影响着工程进度。有的施工方着眼于眼前利益和个人利益，施工设备投入不足，原料上偷工减料，并疏于对技术员进行专业知识的培训，不仅降低了工程效率，而且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

2．2监理方质量监督不到位

监理本来是对施工质量进行严格把关控制的，事实上，有些监理单位在监理过程中存在着严重失误，他们有的监理员自身专业素养不高，并没有相应的工作能力;有的监理员贪一己之利，出于小恩小惠，对质量监督力度不够;有的监理员长期和施工方打交道，碍于面子，对工程质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种种行为使得监理工作很多时候只是流于形式。

2．3业主管理不到位

业主身份、背景相差很大，有的业主自身综合素质较高，但是片面追求工期，造成工程质量低下。他们认为由于市政工程投资多为财政拨款，政府承担着工程施工中的风险，同时还有相关监理单位对工程质量进行监理，自己在施工过程中对施工障碍清除协调动作迟缓，并忽视了对工程质量的管理。还有的业主本身就缺乏行业管理资质，专业能力与管理协调能力低下，盲目指挥，造成工程进度迟缓甚至不必要的返工。

3市政工程施工质量管理中存在的对策建议

3．1整顿规范市场秩序

市政工程施工质量是多个环节共同牵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想提高市政工程施工质量及速度，就必须整顿规范相应的市场秩序。首先政府要加强对所有工程从业人员的安全宣传与教育工作。由于工程涉及人员众多，并且有不少临时工，他们文化程度不高而且日常干活较为松散，要想由政府部门集中起来对其进行培训较为困难，因此对工程安全意识的灌输以及施工技术的培训，要分层一级一级进行培训，这个培训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要经过多次反复教育。其次，要完善招标制度。在招标过程中，要确实做到过程公开化、公平化、专业化，必要时可以由业主对施工方、监理方、材料采购源进行分开招标，而不是一切交由承包方负责。除此之外，还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实行政企分开制，法人全权负责制。有关部门对申报单位以及工程都要进行严格审查，看其是否具备相关资质以及开工条件。质监部门对工程要进行全程监督和不定时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如果造成工程事故的，要对事故原因进行严查，并依据事故程度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惩治。

3．2强化责任意识

市政工程施工要切实做到保质保量、高效节能，就需要各方参与者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共同努力。从工程招标、原料采购、保管和使用、施工到验收，明确责任，切实做到责任到人。在工程招标阶段，相关部门要严格审查投标单位施工资质、以往工程状况以及图纸设计，从源头把好工程质量关。施工单位在中标之后要由专人进行原料市场的调查，查验所选供货商的经营证件，有条件的可以抽取所需材料送交工程监理部门与质监部门进行检测，确认合格后签订供货合同。在采购过程中，承包商应派专人按照所签合同进行材料品名、数量、规格、质量的验收与登记，施工中所领取材料均需要工程负责人进行签名登记，如果出现数量、规格方面的差错，将作为第一责任人接受调查。施工中也要实行领导负责制，可以是分段负责，也可以是分类负责，而在后期的工程验收中，要严格审核施工单位提供的质量检验报告等，认真评估工程质量状况并建档管理。

3．3优化施工组织设计

优化施工组织就是要依据工程特征和目标，从现有条件出发，整合各种资源等生产要素，制定出合理可行的施工方案。在施工方案设计过程中，施工单位要动员项目部员工积极参与，集思广益，因为项目部员工长期在施工现场，对于施工过程中的各种影响因素体会更深。施工单位要以扎实的专业理论与丰富的管理经验为依据，结合员工的施工实践，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对施工条件、工期、资金、人员等因素的分析，制定出最优方案。

3．4加强施工质量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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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任务分解是根据工程建设的逻辑关系，将商业大厦项目分解为若干分部分项工程。任务分解应遵循逻辑严密、边界清晰、操作便捷的原则。逻辑严密是指任务分解以施工方案为基础，建立各项任务的层级关系和时间关系；边界清晰是指所分解的任务与其紧前和紧后工作具有明确的时间分界点；操作便捷是指所分解的任务相对独立，可以落实到某个工作组或由专门技术人员负责，便于开展绩效评估或反馈调整。本项目施工任务分解如表1。

2挣得值法指标监测

设置施工成本监测点是基于挣得值法进行造价管理的基础。一般而言，监测点的选择不宜过长或过短，过长则较难发现施工过程各环节的成本使用情况；过短则会增加监测的工作量，使管理成本上升。本项目实际工期约300d，以月为单位开展监测较为适宜。根据挣得值法相关计算公式，该项目BCWS、BCWP和ACWP数据统计如表2。

3监测数据分析

根据已统计的BCWS、BCWP和ACWP数据，可以对该项CV、SV、CPI、SPI进行分析。若CV＞0，表示成本节约；CV＜0，表示成本超支。若SV＞0，表示进度超前；SV＜0，表示进度滞后。若CPI＞1，表示成本节约，CPI＜1，表示成本超支。若SPI＞1，表示进度超前，SPI＜1，表示进度滞后。1~4月，CV＜0，CPI＜1，SV在0线附近徘徊，4月份SV＞0，SPI约为1,该阶段项目费用超支，进度基本与预期吻合，4月份进度明显提升。存在问题：一是工程起步阶段，各项管理制度存在矛盾，建设管理沟通不顺畅；二是施工机械进场延缓，导致基坑工程窝工，增加了支出；三是基坑隐蔽工程验收时，发现钢筋验收不合格，根据监理要求停工2d，部分钢筋工程返工。采取措施：首先，梳理分部分项工程，建立工作任务标准流程，提高单位班组的施工质量和班组间的协作能力。其次，地下车库施工采用流水作业，将车库分为4个作业面同时施工，并调集经验丰富的施工团队，提高钢筋工程的施工质量。第三，积极协调施工机械供应单位，确保脚手架、起重机、挖土机等设备设施按时进场，并预留一定时间余量。5月，CV＞0，CPI＞1，SV＜0，SPI＜1,该阶段项目费用节约，进度滞后。存在问题：项目所处东南沿海地区，春夏之交陆续进入梅雨季节，影响钢筋混凝土浇筑质量，导致4~6层建设进度滞缓。建设进度的滞缓，使材料供应、消耗等数值降低。但是，部分材料因堆料不恰当而损失。采取措施：项目部认真做好雨季施工各项措施，尽量减少进度滞缓的程度，特别是做好成品保护和现场堆料，为雨季过后抢抓施工进度做好准备。7~10月，项目费用和进度呈现波动状态，7月较为理想，费用节约，进度超前，由于8~9层为标准化施工，前述经验和磨合为项目顺利推进创造了基础。8月费用超支，进度滞后，该阶段实施的屋面施工，需要设置防水层，土方回填工程量较大，水暖管线则需要较长的调适时间。9月和10月，施工预算和进度基本调整，但工程量仍较大，附属工程中包括绿化工程、门窗工程、油漆工程等。总体而言，本项目施工进度按计划完成，未有超前和滞后情况。项目部采取的技术、经济、管理等方式，有效增强了成本的控制能力，项目预算成本3249.922万元，实际成本3131.407万元，节约成本118.515万元，成本压缩率约为3.6%。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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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承诺，违诺

近年来，随着服务行政意识在行政机关中的渗透与普及，行政机关纷纷寻找提高行政效率、增强行政效能和改进公共服务质量、进而改善行政机关自身与社会公众关系的方法与途径。行政执法承诺制于是应运而生。行政执法承诺制产生后，各行政机关纷纷效仿，一时间，“执法承诺”成为新闻媒体的关注焦点[1].目前，行政执法承诺制在运行过程中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暴露出一定的问题。[2]如何规范行政执法承诺制的运作已经成为行政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笔者拟结合某些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承诺制的运行情况，对该制度的几个基本问题发表浅见，并求教于同人，以期澄清其性质，并规范其运作，最终实现实施行政执法承诺制的初衷。

一、行政执法承诺制的产生及基本含义

行政执法承诺制是社会服务承诺制向纵深发展的结晶。为改善公共服务质量，满足社会公众的合理需求，1994年春，山东省烟台市建委率先推行社会服务承诺制，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1995年5月，烟台市政府在全市邮电、电业、交通、工商等12个部门推广建委的经验。1996年下半年，在全国铁路、民航、交通、建设、邮电、内贸、金融、电力、公安、工商等十大“窗口行业”，社会服务承诺制全面展开。从总体上看，社会服务承诺制主要应用于三类服务行业，即垄断行业（如邮电、铁路、水电等）、非营利性公共服务业（如环卫、路灯、公共文化设施等）和管制行业（如执照发放等）。[3]在现阶段，前两类服务业不断引进企业化管理方式，这样，在竞争机制的作用下，即使其未宣称实行社会服务承诺制，服务质量也明显提高；唯有第三类服务业，基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必须由行政机关来调控，而官本位思想的盛行就使得行政执法活动成为社会服务承诺制的攻坚重点。于是乎，行政执法承诺制在社会公众的关注下走向社会服务承诺制的前台。

对于行政执法承诺制的含义，理论界并没有进行过系统地探讨。结合我国行政执法承诺制的实践，笔者认为，该制度是行政机关的一项自律制度，指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就自身应予遵守的职业道德、执法程序、执法内容等与职权相关事项向社会公开并做出承诺，并在违反承诺时承担相应的责任。就该描述性定义而言，有如下几点应予注意。

第一，该制度是与社会公众的正当权益密切相关的一项行政机关的自律制度。社会服务承诺制的实质是“政府机关和公共服务部门，以自律的形式向社会宣布自己以新标准提供服务的形式、质量和违约责任等，是一种自我约束、自我激励、自我剥夺的做法。”[4]作为一项自律制度，行政机关是否实行承诺制是其内部事务，其它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公民都无权干预。但是，在现代社会，国家的任务非常艰巨-“企图回到纯粹的自由放任政策，使国家缩减到仅执行收税员、警察和披戴甲胄的护卫之类的老的最小的职能”，[5]已成为不可能的事；国家必须解决因人口增长、工业化、无产阶级产生及都市化所肇始的仅凭社会成员个人的智识所无力解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行政机关也必须提供满足个人生活所需的服务行为。所以，社会公众将国家（行政机关）视为自身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最佳保障，对行政机关的一言一行都寄予高度的信任。这样，行政机关一旦向社会宣称实行执法承诺制，社会公众就会根据承诺内容对自身的行为进行调整，以期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利益。同样，行政机关如果违反承诺，则必然伤害社会公众的感情，并损害某些社会公众的正当权益。所以说，行政执法承诺制是与社会公众的正当权益密切相关的一项行政机关的自律制度，为保障社会公众的正当权益，行政机关必须谨慎实施。

第二，行政机关的承诺以法律规定为界限，以承诺事项的可行性为内在界限。法治行政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各行政机关的职责和权限必须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即遵循职权法定原则。该原则是基于行政权具有扩张性、易腐蚀性等特征，为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预设的一道屏障。因此，除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行政规章外，任何规范性文件都无权对行政机关的职权作出规定，行政机关也无权创设新的执法事项。所以，行政机关应以法律规定作为承诺的界限，超越职权的承诺是无效的。除有界限外，行政执法承诺还有内在界限，即承诺事项的可行性。周知，执法承诺得以存在的基础是：立法机关无法对纷繁复杂的行政事务做出统一、明确、具体的规定，便通过运用立法技巧-授予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将具体的法律适用问题转嫁给具有丰富的行政经验和行政技能的行政机关来解决：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行政机关可根据各类行政事务的特性和自身的执法能力，确定相对具体的执法标准。当行政机关将自身确定的执法标准公之于众，并宣布恪守此执法标准时，就构成了执法承诺。行政机关重新确定执法标准，是为了更加迅速有效地执法，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服务。如果承诺的执法标准不具有可行性，则这种承诺就成了美丽的谎言，在欺骗社会公众的同时，损害了自身的形象，其恶劣影响不亚于行政违法。

第三，行政机关应对违诺行为承担一定的责任。从承诺内容来看，行政执法承诺制的性质是行政机关为有效行使职权而颁布的拘束其内部人员的行政规则。一般认为，行政规则是“为规律行政体系内部事项而下达的命令，亦即行政机关对下级机关、或上级长官对所属公务员，依其法定职权，为规范机关内部秩序或运作所为之规定，不直接对外发生效力，通常与人民的权利义务无直接关系。”[6]行政规则“原则上可分成两大类，第一种是作为规范行政内部的行政事务，例如规定上、下班之时间，文书的处理，职务的，会客须知等等。第二种是针对执行职务的细部规范，主要是对所涉及法令的解释及执行方面，所作的解释。”[7]由于行政规则并不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行政规则的制定不以法律的授权和对外公开为必要条件；即使公务员违反行政规则，也不必然导致行政行为的违法，行政机关也就无须对外承担法律责任。但是，行政规则（尤其是第二类行政规则）一旦公开，并且其内容有可能对社会公众的权益产生影响的时候，有关行政机关就必须对违反该行政规则的行为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如在日本，行政规则有告示、指示、通知等三种形式，它们一般不具有法规的性质，但当用来“说明法律上的解释、裁量的标准，规定国民的权利义务，并且在官报上登载时”，[8]则具有了法规性质，对它的违反就构成了违法。行政机关在实施承诺制的时候，往往直接宣称“向社会公开承诺”，并且为了获得社会公众的监督，都通过一定方式将承诺内容向社会公开。考察执法承诺的内容可知，无论是违反所承诺的行政道德，还是违反所承诺的执法期限，都可能损害社会公众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一旦损害成为现实，作为公众信任的负责任的人们政府，行政机关应就自身的违诺行为向受损害者承担一定的责任。

在此仍值得一提的是，行政执法承诺制与行政执法责任制有本质的区别：行政执法责任制是行政机关将自身职权层层分解并最终落实到具体的公务员，当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时，根据最初确定的职责分工来追究公务员责任的工作制度。如《海南省行政执法责任制实施办法》（1999年12月13日海南省人民政府第53次常务会议通过，2000年1月6日实施）第三条明确规定：“本办法所称行政执法责任制是指各级行政执法机构依照法定的管理权限，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执法权逐级分解到每个行政执法岗位，实行量化管理，并对其进行监督、考评和奖惩的工作制度。”[9]可见，行政执法责任制是一种纯粹的自律制度，其内容是行政机关内部的职责分工，与社会公众的权益无任何直接关系，其对外公开的目的是希望社会公众协助行政机关做好对公务员的监督工作。相比较而言，行政执法承诺制是一种特殊的自律制度，其内容涉及到社会公众的权益，对外承担违诺责任的是行政机关，虽对内也进行责任的追究，但这已不是执法承诺制的重心所在。目前，有些行政机关将行政执法承诺制与行政执法责任制同步运行，甚至不作区分，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是可取的。

二、我国行政执法承诺制的现状评析

行政执法承诺制作为一项制度，一般应包含下列内容：承诺事项、承诺的执法标准、违诺的责任。下面将结合行政执法承诺制的基本含义和我国行政执法承诺制的现状，对上述内容进行评析。

（一）关于承诺的事项

承诺的事项范围，直接关系到行政执法承诺制的运行区间和实施力度，是行政执法承诺制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从实践中看，行政机关承诺的事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即服务承诺和工作承诺（可合称执法承诺）。如福建省《永春县工商局的政务承诺制度》中，就把承诺事项限定为服务承诺和工作承诺。[10]

服务承诺主要涉及行政机关执法时的态度、着装等内容，体现了行政机关与社会公众之间之间提供服务与接受服务的新型“政府-社会伙伴关系”，虽有落俗套，但在中国这一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度，对提升行政相对人的主人翁意识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性质上考察，服务承诺主要是对行政道德的承诺。行政道德在我国古代称为“官德”，专指“国家行政工作人员在其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应遵循的具有行政工作职业特征的道德原则和规范”。[11]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行政道德的内容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我国的现阶段，由于行政工作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12]，所以，“为人民服务”构成了行政道德的核心。围绕此核心，各行政机关可根据自身的职权进行一定的具体化。这一系列的具体化，都是行政机关严格自律的表现，并且有利于社会公众获得优质的服务，因此法律可不予干预。

工作承诺主要涉及对行政机关所享有的职权的承诺。如《滨海县地方税务局执法服务承诺制》中明确规定：“服务内容：1税务登记。2发票领购。3纳税申报。4接受举报。5税务咨询。”[13]前文已述，行政机关在做出承诺时，应以法定职权为界限，遵守职权法定原则。前例中，虽然实行行政执法承诺制的行政机关并没有违反“职权法定原则”-它只是在重复法定的职权-但是，这种规定方式在公民法律意识淡薄、官本位思想浓厚的现状下，却可能产生一定的副作用：淡化了法律在行政执法中的功能。法律是行政执法的依据，也是依法行政的保障。当行政机关对其法定的执法内容进行承诺时，不了解相关法律的公众容易产生误解，认为行政机关可以对自己的职权范围进行设定。这样，不仅法律在行政执法中的地位无法显现，而且行政机关的职权也可能被夸大。不过，对行政职权的重复，也有其正面效应：至少能使社会公众明确特定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并依此请求获得相应的法律服务，从而使承诺制起到法制宣传的作用。而且，离开了承诺事项，行政执法承诺制将成为一副空壳，根本无法运作。对这一对矛盾，笔者认为可通过如下途径解决：规定承诺事项时，在重复法定职权的同时，明确规定该职权的法律依据。作这样的修正，除能够解决上述矛盾外，还有利于社会公众在行政机关违反承诺时获得更多的法律救济途径（如，明确了法律依据后，可根据行政机关的违诺情节，除向做出承诺的行政机关寻求救济外，思考能否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济）。

在承诺事项问题上，应注意承诺事项的明确性。虽然，行政管理涉及到社会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各个行政机关之间有明确的职责分工，行政机关在进行承诺时，应对自身的职权做出精确的表述。这是因为，承诺事项的摸棱两可，不仅可能增加行政机关的工作量，而且可能使应得到服务的社会公众因行政机关执法能量的有限而得不到有效的服务，最终将行政机关频频推上违诺者的尴尬境地。[14]

（二）关于执法的承诺标准

执法的承诺标准是行政执法承诺制的核心。正是执法标准的重新设定，显示了行政机关尽职尽责地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并且给社会公众带来了一系列具体的利益。但，承诺标准与法定标准是什么关系呢？二者发生冲突时如何处理？理论上讲，承诺标准必须以法定标准为基础，是法定标准的具体化，法定标准是承诺标准的边界。当承诺标准违反法定标准时，承诺标准不能产生法律上的抗辩权，即行政机关不能以行为虽违反法定标准、但未违反承诺标准而主张不承担法律责任。

从实践中看，行政执法的承诺标准主要涉及执法期限问题。在该问题上，各行政机关的承诺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遵循法定的标准，如《滨海县地方税务局执法服务承诺制》规定：“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理决定不服并申请行政复议的，于60日内作出复议决定。”[15]这一规定与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6条的规定相同。二是在法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内选定一时间点作为承诺的执法期限，并对相关法律的规定予以明确说明。如《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政务服务承诺制度》规定，工商行政管理局“1、办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登记，凡手续齐全符合条件的，自受理之日起2个工作日（法定10日）办完。2、企业设立申请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凡手续齐全符合条件的，自受理之日起7个工作日（法定30日）、分局10个工作日内办完。”[16]三是在法律未规定执法期限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根据自身的情况确定一执法期限。如《消防服务承诺》规定：“接出警：夏天40秒，冬天50秒将车驶出车库，辖区（半径5公里）5分钟内到达现场。”[17]

在上述三种对执法期限的规定方式中，第一种方式是对法定标准的重复，其进步意义及局限性与前述工作承诺中重复法定职权相同。其它两种方式实际上是行政机关拥有并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体现，是行政机关自设的行政规则。该行政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并不会给社会公众带来不利影响，甚至能给社会公众带来预期的利益，因此法律不应干预太多-法律应加以控制的仅在于：首先，在指明承诺标准的同时指明法定标准，为社会公众寻求适当的救济途径奠定基础。其次，确保承诺标准的可行性，防止各行政机关在互相攀比中使执法承诺制成为海市蜃楼。而且，在承诺标准不具可行性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仍应对违诺行为承担责任，这样，最终受到损害的将是国家利益。

（三）关于违诺责任

行政机关在违反执法承诺后，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这在理论上并不是难以立足的。但在实践中，各行政机关的规定却千差万别：有的不做任何规定，如江门市《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公开承诺》所显示的承诺制度，它仅涉及交警的行为准则，对违反承诺的后果只字未提；[18]有的不作具体规定，只公开处理投诉的机构及其地址、联系电话，如《惠州市环境保护局社会服务承诺》在规定了一系列执法期限后，专门规定了违诺投诉电话，[19]但对具体的处理内容不予涉及；有的则予明确规定。在明确规定违诺责任的情况下，主要涉及如下事项：

第一，责任的承担者和接收者：责任自负是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即任何行为主体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承担因该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对行政执法承诺制而言，做出承诺的是行政机关，接收承诺的是与其职权相关联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因此，在行政机关违反承诺时，应由行政机关向有关社会主体承担一定的违诺责任。至于行政机关内部责任的追究，是完全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的事项，或者说是行政执法责任制所应考虑的问题。即从理论上讲，违诺责任是行政机关向特定的社会公众承担的责任，相对于违诺人员向行政机关所承担的内部责任而言，是一种外部责任。但实践中，违诺责任的的承担主体和接收主体主要有三类情形：一是由实行行政执法承诺制的行政机关向有关社会主体承担违诺责任；二是由违诺的工作人员向其所在的行政机关及行为所涉及的社会主体承担责任，如《淮阴市地方税务局执法服务承诺》规定“地税人员在执行公务时违反上述承诺的，发现一次罚款10－20元；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由责任人赔偿；情节严重的将依法追究责任。”[20]同时，有的行政机关在追究责任人的违诺责任的同时，也追究行政机关领导者的责任，如《青田县农业局公开承诺自律制度》在规定了对责任人的一系列处罚措施后，规定“在处罚责任人的同时，单位领导也进行适当处罚。”[21]三是由违诺人员对其所在的行政机关承担责任，而不对行政机关之外的社会主体承担任何责任。如福建省《永春县物价局社会服务承诺》中规定，“加强监督检查，保证承诺事项落到实处。工作人员挂牌上岗，明确各自职责，逐级负责。对不履行社会服务承诺制度的，要视情节分别进行批评、教育，造成不良后果的要进行严肃处理，故意刁难造成违诺事实二次的工作人员，调换工作岗位，因责任心不强造成工作延误事实二次的工作人员，当年不得评为先进个人。”[22]在上述规定中，除第一规定符合行政执法承诺制的本质要求外，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将行政执法承诺制与行政执法责任制等同，忽略了违诺责任的对外性，将违诺责任的重点放在了对内部行政人员责任的追究上。二是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视为承诺主体，由其对社会公众承担违诺责任，而事实上，社会公众信任的是做出承诺的行政机关，而非该行政机关内部的某个工作人员。并且，由违诺人员承担外部责任，将使社会公众因受违诺人员薪金的限制而致正当权益得不到有效、充分的保障，且使行政工作人员因责任超负荷而压抑自身的积极、主动与创新精神。当然，若不对违诺人员进行相应的惩罚，违诺人员可能无视此承诺，因此也应追究违诺人员的责任。不过，对违诺人员而言，他兼具外部行政法律关系的代言人和内部行政法律关系的当事人的双重身份，所以，在责任的追究上，应理清关系，逐一落实。

第二，责任的内容：责任的内容应与违诺造成的损害相适应。对行政机关所承担的违诺责任而言，应考虑违诺给特定的社会主体所造成的损害，包括精神损害和物质损害。在承诺事项中，执法期限的承诺往往与特定社会主体的物质利益相关，行政机关应对违诺造成的直接损失承担补偿责任；对违反行政道德的，可予赔礼道歉，并根据具体情节，酌情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如《服务承诺》中规定“挂牌服务，文明用语，发生争吵赔款50元，责任人下岗学习3个月。”[23]（对违诺人所承担的内部责任而言，应与其主观过错程度相挂钩，并以防止再次违诺为指导思想，因此在强调经济责任的同时，应与辞退、降级等职位的变迁相呼应-本文不予详细讨论）。

第三，责任的追究：综观各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承诺制，在违诺责任的追究上，多通过有关社会主体的投诉或举报，然后由实行行政执法承诺制的行政机关依据承诺进行追究。笔者认为，对内部责任而言，依据具有内部拘束力的行政规则由行政机关进行追究并无不妥。对违诺责任而言，社会公众申请法律保护的理由是什么呢？尤其在行政行为违反承诺但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社会公众如何获得法律的保护？大陆学者在这一方面的探讨尚有欠缺，而台湾学者的观点值得我们思考：他们认为，行政机关在遵循对外公开的行政规则处理行政事务的过程中，必然建立一公平的行政实务处理模式，此后即应遵守“行政自我拘束原则”，对相同事件作相同的处理。违反此行政规则（或说违反此承诺）就构成对宪法上平等原则的侵犯，应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即使是在承诺本身违法的情况下，也应考虑对社会公众信赖利益的保障。[24]由是，通过援引行政平等原则和行政信赖保护原则，追究违诺行政机关的法律责任就获取了正当性支持。这样，社会公众除通过行政途径获得救济外，也可通过司法途径获得救济。[25]

三、行政执法承诺制的完善

前文已论述了行政执法承诺制的基本含义，并在评析其运行状况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阐述，可以说已经提出了完善行政执法承诺的基本思路。基于此，本部分不再画蛇添足。但仍有几点需要补充：

第一，行政执法承诺制是一把双刃剑，当行政机关严格履行承诺并在违诺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时，该制度将拉近行政机关与社会公众的距离，有效保障社会公众的正当权益，行政机关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也将大大提升；反之，若行政机关将承诺停留在书面文件上，欲借此捞取一定的政治资本，则必然侵犯社会公众的正当权益，并使政府信用扫地，最终使行政机关与社会公众的关系时刻处于一触即发的紧张状态。为避免出现这种尴尬的局面，行政机关在决定是否实行执法承诺制及确定自身的执法标准之前，应该明确该制度的基本要求，并对自身的执法能力做出客观的评估。

第二，应重视对实行执法承诺制的行政机关的监督和对违诺责任的追究。在我国，行政机关是通过民主的方式产生的，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因此，人们一般都对行政机关寄予较高的信任，而缺少进行适度监督的意识，但事实上，“对权力行使过度信任也会滋生腐败，因为过度信任为权力寻租、权力扩张、权力利益化提供了宽松、自由的环境，腐败就生于斯长于斯”，可以说，“不言监督的信任是轻信，放弃监督的信任是纵容。”[26]同时，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应该是全面的、连续的，即使是行政机关自愿对自己施加的限制，如行政执法承诺制中对执法期限的承诺，社会公众也不能放弃监督。不过，社会公众实施监督的外在动力来自有关机关对违诺行政机关的责任追究-当有关机关对社会公众发现的违诺现象置若罔闻时，社会公众的监督惰性就会自然增长，直至对行政机关的言行漠不关心，而这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社会。所以，行政机关不仅应勇于实施执法承诺制，而且应勇于承担违诺责任，有关国家机关也应依法严格追究违诺者的法律责任。

总之，行政执法承诺制是行政实践的需要，但理论研究的空白已经或正在制约其正面效应的发挥。笔者在此发表浅见，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促进该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参考文献：

[1]笔者以“执法承诺”为关键词在新浪网上搜索（截至2001年1月15日），符合条件的新闻竟达8000多条。

[2]李绍光、李天星：《新密向虚假承诺开刀》，《法制日报》，2000年6月19日第二版。据报道，河南省新密市市政府设置虚假现场，检查有关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承诺制的实施情况，结果不很理想，有5个单位因违诺而受到通报批评，有10名干部因分别受到行政纪律处分。

[3]参见李绥州编著：《应用行政管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211—214页。

[4]同3，第212页。

[5]（英）艾伦著：《法律与秩序》，1945年英文版，第279页。

[6]（台）翁岳生主编：《行政法》，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3月版，第99页。

[7]（台）陈新民著：《行政法学总论》（修订六版），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73页。

[8]胡建淼：《十国行政法-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253页。

[9]参见网站：/hkgov/hnfg/hnzfbf.html2000年1月14日。

[10]参见网站/gonsan/huwwu.htm1999年7月19日。

[11]王乐夫、许文惠主编：《行政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344页。

[12]：《一九四五年的任务》，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12月16日。

[13]参见网站webmaster@

[14]卫陶澜、张国庆：《110该不该“有求必应”？》，《都市快报》（浙江省）2001年1月17日第7版。该文探讨了110应否“有求必应”的问题。笔者认为，承诺事项的模糊性正是造成110处于尴尬境地的根源所在。

[15]同13.

[16]参见网站/gwzx/cnz.htm1998年12月23日。

[17]参见网站/cnuo.htm2000年8月7日。

[18]参见网站/jw/n18.htm2000年12月13日

[19]参见网站/惠州市环保局政务信息/政务公开/政务公开。htm2000年7月6日。

[20]参见网站/淮阴市地方税务局“服务承诺”专栏。

[21]参见网站/I.htm2000年11月24日。

[22]参见网站/gov/wujia/index.htm社会服务承诺专栏。

[23]参见网站/tax/fwcn.htm2000年8月29日。

[24]参见翁岳生主编：《行政法》，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3月版，第104-—105页。

篇5

一、添置行政程序行为的涵义和特征

所谓添置行政程序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赋权或授益性具体行政行为的过程中，增加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以外的条件，从而影响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它是超越法律规定范围而附加负担性条件的行政行为。我国的一些行政法律法规对行政主体类似于添置行政程序的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例如我国《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规定：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婚姻登记，不得要求当事人出具本条例规定以外的其他证件和证明。

目前，行政主体在实施具体行政行为中，由于主体职责、领域、地域、相对人等因素不同，导致其添置行政程序行为的内容不同。尽管如此，添置行政程序行为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1.添置行政程序行为存在于赋权授益性行政行为过程中。赋权授益性行政行为主要是行政主体依照相对人的申请，许可、确认或者给予其某项行政上的权益，如行政主体颁发许可证和执照、保护人身权和财产权以及发给抚恤金等。

2.添置行政程序行为增加了相对人的负担，影响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3.添置行政程序行为以原赋权授益性行政行为为基础，它是在行政主体实施某一特定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过程中产生的。从行政主体实施该行为的出发点看，添置行政程序是实现原行政行为效力的条件；从整个具体行政行为来看，添置行政程序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添置行政程序行为与原行政法律关系有不同的客体与内容，其所指向的内容并非原行政行为生效的法律要件，前者与后者没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因而添置行政程序行为具有独立的行政行为属性。

4.添置行政程序行为属于违法行政程序行为。添置行政程序行为是行政主体超越法律规定擅自作出的行为。对添置行政程序行为的违法性应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该行为所指向的内容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二是该行为内容具有法律依据，但行为方式具有违法性。例如农民缴纳提留统筹款在法律上有依据，但是以此要求农民子女上学必须首先缴纳提留统筹款，就不具有合法性了。

二、添置行政程序行为具有可诉性

（一）对添置行政程序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现实意义。

“有权利必有救济”是法治社会中的一项法治原则，以行政诉讼形式实施司法救济是相对人寻求权益保护的一条重要途径。司法救济具有程序严谨、规范全面、结果公正的特点，制约着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正是由于司法审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添置行政程序行为能有效地进行监督。

（二）添置行政程序行为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

1.添置行政程序行为的主体是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主体。

2.添置行政程序行为的对象是原来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具有可诉具体行为的特定性。

3.添置行政程序行为是行政主体利用了国家行政职权的行为，与行使国家行政职权有关。添置行政程序行为具有违法要求相对人履行义务的性质，属于行为。

4.添置行政程序行为对相对人的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在客观上必定给行政相对人增加某种负担。

三、人民法院对添置行政程序行为案件的审理

由于行政主体添置行政程序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作为被诉的内容，人民法院一般应予以判决撤销。但是，因为行政执法领域的广泛性以及执法措施的多样性，行政主体添置行政程序行为的内容和方式也有所不同，由此引发的行政纠纷也呈现复杂性。人民法院在审理该类行政诉讼案件时，也应根据不同的行政纠纷特点及诉讼内容进行正确裁判，应着重把握和审查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一）应正确理解申请人权益受到影响的内涵。对申请人合法权益的理解不应仅仅局限于单纯狭义的人身权、财产权范畴。在行政主体实施赋权授益性行政行为过程中，其添置程序行为可以不是以增加申请人经济负担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要求申请人提供一些证件和证明，或者先由其他部门批准等等。这种非直接以经济负担表现出来的添置行政程序行为，也应属于行政诉讼受案和审理范围。因为所添置的条件直接影响着申请人申请权益的实现。可能有人认为非经济负担对相对人的影响很微小，不需付出多大努力就可达到所添附的条件，但不管对相对人权益影响大小，行政主体添置行政程序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应属于行政诉讼的审理范围。

（二）添置行政程序行为适用地方性文件适法性审查问题。行政主体添置行政行为大都是以地方性决定、命令等文件为依据。人民法院在审理申请人不服添置行政程序行为的案件中，不能回避对所适用的地方性文件进行适法性审查问题，这就是理论上所称的法律审。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是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规章，因而人民法院无疑也应以上述规章为依据，对添置行政程序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但是在这里，笔者要强调上述依据之外的地方性文件的适法性审查问题，主要是县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制定的决定、规定等文件，对于这些文件设定相对人的负担适法性问题，应从两方面来考虑：

篇6

关键词：市政工程；成本控制；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TU9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前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城市建设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市政工程建设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城市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市政工程施工不仅关系到人们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同时对城市经济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优秀的市政工程施工对实现城市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性意义。由于现代城市一直在向多功能性与综合性的方向发展，市政工程施工相比于以往来说，难度与复杂性也增加了不少。在市场化的大环境下，施工所用原材料、机械设备以及施工人员、项目管理人员成本的增加，也使市政工程的施工成本大幅度增加。对施工项目成本进行有效控制是市政工程施工企业实现投资回收与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必经之路。

一、市政工程项目成本控制的重要性

随着社会竞争的逐渐加剧，市政工程的施工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从而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对市政工程项目进行成本控制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工程项目是企业获得利润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做好企业的成本控制，可以为企业减少不必要的支出，实现企业利润的不断增长，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对项目的投入额以及项目的达标率是衡量企业管理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要想保证工程项目的进度合理、各项安全目标和质量都达到最优化，就要处理好进度、质量、安全、成本之间的关系，这四个因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因此，要想实现企业优化管理的过程，把成本降低到最低，处理好这几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政项目完工后，要对其整体的效益，主要是经济和社会效益进行全面整体的评价。用最少的投入并且满足社会的需求，是市政施工企业追求的目标之一，也是建设单位和政府所希望的，这样，政府能将资金合理有效的投入到市政工程建设中，创造出更多的社会效益。

二、市政工程施工成本控制的问题

1、管理与经营脱节，由于人员的组成不同，每个部门的要求目标不同，使经营部门在投标的过程中，容易忽略工程质量和工期方面的问题，在投标报价的时候会将工程的施工方案都趋于模式化，所以报价常常不能真实的反映工程施工中实际的真实情况。而项目管理部门通常在施工过程中，需要面对最具体的项目问题，如果临时的调整方案，往往就会增加工程成本。因此，管理与经营部门之间如果脱节，就一定会出现成本超出预算的情况。

 2、市政施工企业本身具有特殊性，其产品多为构筑物或是建筑物，建筑设计的变化一般来说相对较大，而且所需的材料质感和数量都相对巨大，不同设计的建筑所用的材料要求也不尽相同，所以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也就相当于产品非标准化。同时，在施工的过程中，产品即为施工的工程，由于每项工程自身的结构、环境和规模都不一样，所以各项成本之间没有可比性，想要控制项目成本就没有一个可靠的参考标准，所以，怎样针对当前的市政工程项目拟定出可以操作并能发挥效果的工程成本控制依据已经十分的关键。

3、市政工程的施工过程中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其中包括：市场材料价格的变化、工程项目人员的变更、施工现场的环境条件等变化都使得市政施工的项目费用需要随时更变，所以成本的控制面临着各种挑战。

三、市政工程施工成本控制问题的对策

1、做好招投标工作

我国现行的招投标管理模式多是采用工程量清单单价,工程的结算造价是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乘以合同中所指定的(一般是中标价)固定综合单价。额外增加造价的途径只能在:索赔、材料调差、调整价格(额外工作变更与设计变更)。由于单价固定不易变更,施工中成本控制得好就盈利,成本控制得差就容易产生亏损。因此,我们必须在投标报价时就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在投标时对招标文件、施工工期、施工方法等各方面可能发生变更的因素及以后合同履约、工程结算等各个环节进行详细的规划,将其视为一项系统工程对待。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期望的利润,否则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搞不好会赔本。

做好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管理

施工现场的平面布置,是根据工程特点和场地条件，以配合施工为前提进行合理安排,要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但是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有时难免会出现不能执行平面场地布置的情况,造成人力、物力大量浪费。为此,必须适时调整方案,尽可能的实现人、机、料有机结合与平衡。合理的施工现场平面布置，可以避免施工设施反复搬迁,减少临时性建筑物的修建费用。比如,材料、预制构件、周转材料等不按规定地点进行堆放,造成二次搬运，不仅浪费人力，材料、构件在搬运过程中也会造成损失，对安全管理也带来了困难。施工现场配电柜,线路布设不规范，给安全管理工作带来了隐患，这些都是不利于施工项目成本控制的因素,必须从施工现场管理入手，切实做好预防工作，把可能发生的经济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3、控制人工费、材料费和机械使用费。人工费主要从用工数量方面进行控制，要根据劳动定额计算出定额用工量，提高生产工人的技术水平和班组的组织管理水平，减少和避免无效劳动，提高劳动效率。材料的成本控制包括材料用量控制和材料价格控制两方面。在材料用量控制上，坚持按定额确定材料使用量，实行限额领料制度, 各班组只能在规定限额内分期分批领用，如超出限额领料要分析原因,及时采取纠正措施。另外要在改进施工技术，采用降低料耗的各种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上下功夫，实现节约材料的目的。在价格控制上，对工程进行功能分析和对材料进行性能分析；在保证质量基础上,力求用价格低的材料替代价格高的材料。同时应控制材料的采购成本，通过市场行情的调查研究,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货比三家，做到比质比价，择优采购。在材料管理上，加强现场管理，认真计量验收，坚持余料回收，降低料耗,合理堆放,减少搬运，降低堆放仓储损耗。在运费控制上，合理组织运输，,就近购料，选用最经济的运输方法，以降低运输成本。在材料储备上，要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减少资金占用，合理确定进货批量和批次,尽可能降低材料储备量。控制机械使用费，要根据工程的需要，科学、合理地选用机械,充分利用现有机械设备，内部合理调度，力求提高主要机械的利用率，充分挖掘机械的效能;要合理化地安排施工段落，,提高现场机械的利用率，减少机械使用成本，定期保养机械,提高机械的完好率。

4、完善激励机制

市政工程中标后，企业的成本考核小组应对工程各项施工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进行现场调研，并根据切实可行的施工技术方案，结合本企业施工定额，计算其标后预算价，制定下达给项目部的目标成本额。当项目部实现了公司下达的成本目标和其他经营管理目标，且降低了成本的应给予一定奖励和分成。同时需要从效益角度来看待投入，使投入与产出相互配比，并使产出在大于投入的前提下实现利润最大化。利润的提高一方面是由于有效地控制项目成本，另一方面是通过提高项目质量缩短施工工期等手段提高企业品牌价值，促进企业长期发展。鉴于上述原因，施工企业内部不仅要采用一系列的监督机制，还要建立一系列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各部门和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保证其行动与企业的预定目标相协调，保证企业各种策略得以有效地实施。

结束语

在现今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对市政工程施工进行项目成本控制是实现施工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必经之路，并且也提高了施工企业在施工行业以及市政建设部门的信誉度。

参考文献

[1] 李胜江.市政工程施工项目成本控制措施分析与思考[J].2011，8，（10）：14-85.

篇7

「关键词房屋拆迁，行政强制拆迁

强制拆迁是指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不履行生效搬迁安置协议中规定的搬迁义务时，由拆迁人通过仲裁、诉讼或向行政机关申请裁决的方式，使拆迁行为获得法律上的强制效力，迫使被拆迁人履行搬迁义务的活动。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5条规定，“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以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以依法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诉讼期间拆迁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第17条规定，“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立法中关于强制拆迁可以有以下三种情形：第一，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承租人达成仲裁协议，仲裁委员会裁决被拆迁人应当搬迁的，拆迁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仲裁委员会做出的拆迁裁决。第二，拆迁人向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做出相应的判决并通过司法程序强制执行之。第三，拆迁人向行政机关申请裁决，被拆迁人或者房屋出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拆迁人可以申请行政机关进行强制拆迁。前两种情形中的强制拆迁属于司法强制程序，第三种属于本文拟进行探讨的行政强制拆迁程序。现实生活中，行政强制拆迁使用过多过滥，在适用范围和程序方面很不规范，极易引起争议和纠纷。笔者认为，行政强制拆迁适用过多是不正常的现象：一方面大量本该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的问题都以行政方式解决，弱化了司法功能，增加了行政机关的压力。另一方面，行政强制的不合理适用增加了腐败和投机，容易损害被拆迁人的利益。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行政强制拆迁行为的研究，廓清其适用条件和范围，以便在立法和执法方面进行精微的制度设计，杜绝现实生活中假借行政权力侵害私人利益的情形。

一行政强制拆迁的法律特征

笔者认为，行政强制拆迁应该是国家为实现公益目的，在被拆迁人不履行生效行政裁决中确定的搬迁义务时，由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迫使被拆迁人履行裁决规定义务的行为。行政强制拆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能随意扩大其适用范围：

第一，行政强制拆迁的目的只能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这是行政强制拆迁取得合法性的实体要件。适用行政强制拆迁的公益项目，主要是指国防、公共交通、公共教育、公共博物馆、医院、环境保护等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公共建设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旧城改造等带有公益性质项目。由政府补助或者规划实施的以改善居民居住条件的福利房或经济适用房建设，必要时也可以适用行政强制手段。但无论何种情况下，拆迁建设项目必须具有公益性才可以通过行政机关以国家的身份强制被拆迁人拆迁房屋，否则只能按民法上的合同行为来处理。区分公益性建设项目和商业性建设项目的标准可以通过考查该项目是否为政府的特别规划，项目为何人使用受益以及是否具有社会福利的性质来确定。纯商业性房地产开发的拆迁方式和条件，应当由市场机制来决定，不宜采用行政强制的方式来解决。此种情形下，拆迁人和动迁户完全是自愿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双方从自身利益出发，在相互磋商博弈中达到利益的自然平衡，无需政府的干预。拆迁人应该严格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公平合理地取得和补偿产权人的土地房屋财产。被拆迁人有完全的意志决定是否动迁以及以何种条件动迁，拆迁人和政府都无权进行强迫性搬迁。政府只需对土地的利用是否合乎规划，开发商是否具备相应的资格等进行审批和服务性的管理就可以了，不能充当拆迁人的支持者和利益代言人。纯商业性建设项目拆迁过程中，如果开发商和动迁户达不成协议，则项目不能开工，如果达成协议后，动迁户不履行协议，影响到开发商的开发计划，开发商可以以违反协议为由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这种通过仲裁或司法强制的手段达到拆迁目的的方式与普通合同的强制执行并无差别，不能和公益性开发建设项目混为一谈。当然，即便是最纯粹的商业性房地产开发，也必须要符合城市建设的统一规划，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带来优化环境、提高居住条件等某些符合公共利益的因素，但这并不能否定其商业性开发的本质。

第二，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强制拆迁的裁决本质是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裁决是指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授权，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与合同无关的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行政行为。这表明，第一，在行政强制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的代表者和行使者，以管理者的身份对违反生效行政裁决的被管理人进行强制约束，使其履行法定的义务，被拆迁人是因为未遵守行政命令而成为行政强制的对象。在这种法律关系中，双方是命令与服从，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这与司法强制中，人民法院以裁判身份居中处断，维护公平正义是不同的。行政强制拆迁的正当性在于它是以私益服从公益，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多数人的利益为基础的。而司法强制的正当性在于它代表利益的相互平衡。从这种意义上说，司法强制是要实现民事权利之间的公平，而行政强制是要实现社会的正义。第二，行政强制拆迁的对象不能是普通的民事合同当事人，而只能是与行政管理密切相关的其他民事纠纷当事人。所以，商业性建设项目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关于补偿安置问题达不成协议的，或者达成协议一方不履行的，都只能按合同纠纷而不宜采用行政强制的方法。行政强制只能用于被拆迁人需要服从公共利益的场合。第三，关于强制拆迁的行政裁决是否恰当，应当是可诉的，法律应当给当事人留有通过司法程序获得最终救济的途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6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第四，具体行政行为反映的是国家与管理相对人的法律关系，是国家与公民的利益冲突，因此，以行政强制拆迁方式征用土地的，被拆迁人获得的补偿只能是来自国家，行政裁决不当，造成被拆迁人利益受到损害的，应当适用国家赔偿程序。而出于商业目的而征用土地并由开发商补偿安置被拆迁人的项目，其补偿往往来自占用土地的开发商，反映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被拆迁人遭受侵害的，其赔偿或补偿来自开发商或者拆迁人。

第三，行政强制拆迁行为的依据是生效的行政裁决，这是行政强制拆迁取得合法性的形式要件。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本身并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只有在行政机关做出强制拆迁的行政裁决以后，强制拆迁的目的才由拆迁人的私人意志转变为国家意志，从而获得形式上的正当性。在商业性开发建设项目中，其土地使用权是通过开发商和被拆迁人达成的协议而获得的。如果被拆迁人违反拆迁补偿协议，应当拆迁而不予拆迁的，开发商通过诉讼，取得法院的执行令以后，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种司法程序下的强制执行，其依据是生效判决或裁定。行政强制拆迁以行政裁决为必要条件意味着在任何条件下，行政强制拆迁都不能在未经行政机关裁决之前进行，即便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已经达成有关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协议，且被拆迁人的确有拒绝履行协议的违约行为，拆迁人也不能以自力救济的方式自行拆迁，而必须借助行政公权力才能获得形式上的强制效力。

第四，行政强制拆迁的命令是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做出的。政府是国家利益或者说是人民利益的代言人，由政府做出强制拆迁的命令具有特殊的代表意义和内涵，它表明，此项拆迁不是私益与私益的平衡，而是私益对公益的让步，其中包含有可能的牺牲部分私益而保全公益的成份。而一般商业性开发建设用地的强制拆迁本质上是合同的的执行，是私益之间的冲突。所以只能由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来确认，并由法院来执行。在这里，法院的判决代表公平和正义，是国家居中裁断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的纠纷，没有代表公共利益的特殊含义。现实生活中有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加快建设进度，往往越俎代庖，以行政命令方式代替司法强制，肆意扩大行政强制的范围，这样极易造成被拆迁人无法按市场公平的原则与开发商讨价还价，实现自己应得的利益。而开发商则狐假虎威，以政府的名义大发不义之财。行政强制是行政机关所独有的功能，如果拆迁行为是由行政机关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的，其行为就成为行政机关权力的延伸。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实施强制拆迁的，其实质是行政权中执行权的体现，也属于行政强制拆迁的范围。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下称《条例》）关于行政强制执行规定的不足。

1.关于何时适用司法强制何时适用行政强制的规定模糊不清，导致滥用行政强制权力进行拆迁的现象十分普遍。《条例》第16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第17条规定：“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从本条与第15条的延续关系来看，《条例》将是否订立和达成补偿安置协议作为能否适用行政强制拆迁的标准，这种划分很不科学。《条例》第15条将拆迁人和被拆迁人通过仲裁和司法解决纠纷的途径限定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后”，那么，在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不能就安置补偿问题达成协议时能否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呢？这样规定事实上形成了法律空白，在客观上造成大量拆迁纠纷都只能以行政裁决的方式来解决，最终通过行政强制来执行。笔者认为，应当根据拆迁建设项目的性质来决定能否适用行政强制的方法实施拆迁。只有区分商业性开发建设项目和公益性开发建设项目，并对两类建设项目分别采用司法强制和行政强制的手段才能充分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在商业性开发建设项目中，要充分实行意思自治，按照市场规律来操作，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完全按普通的民事关系来对待，双方地位平等，不能厚此薄彼。商业性拆迁中，政府不应对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如何进行补偿安置有过多干预，更不能适用行政强制的手段来实施拆迁。将行政强制拆迁的范围局限在公益性建设项目之内，可以有效地保障被拆迁人的利益，也有利于扼制实践中拆迁人肆意损害被拆迁人利益的势头，而在法理上，强制拆迁行为的法律关系也会变得十分清晰。

2.行政强制权力运用过多而司法强制权力运用不足，政府在房屋拆迁管理中的定位有失偏颇。《条例》是一部以“加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为立法目的的行政法规，其中对政府部门的职权规定较多无可厚非。但是《条例》并没有对以行政强制手段进行拆迁的范围作任何限制，这样，等于是在条例适用的一切范围内，包括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实施的纯商业性房屋拆迁行为，都可以适用行政强制手段。从《条例》第15条和第16条规定来看，只要拆迁人和被拆迁人达不成补偿安置协议的就可以，事实上是只能通过行政机关裁决的方式来解决争议。这样，即便是纯粹商业性的开发建设项目，政府有形之手也毫不例外地伸了进来。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侧重服务与协调的角色甚不相容。从功能上来看，行政权力的运用有利于调控规划和提高运作效率，的确有其优越的一面，行政权的扩大适用甚至还是现代社会的一种趋势。但是扩张的行政权力随时都有可能造成对相对人利益的损害并滋生腐败，必须通过立法将其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正是由于行政机关裁决的范围太过宽泛，所以才导致在房屋拆迁领域内，只能听到政府的声音而看不到法院的影子。而商业性建设项目的拆迁人也正好利用地方政府追求政绩，急于求成的心理，“拉大旗作虎皮”甚至勾结买通行政官员，使行政权力成为为私人利益服务的工具。就一般的拆迁行为而言，其实质是一种私法意义上的履约行为，而非行政法上的行为；其本质是卖方处分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因此行政机关不应该过多地介入。

3.对政府和拆迁人的利益保护较多，而对被拆迁人的利益严重漠视。《条例》第1条规定：“为了加强对城市房屋拆迁的管理，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建设项目顺利进行，制定本条例。”该条将“保障建设项目顺利进行”列为立法目的，这在客观上是在保障拆迁人的利益，事实上也是要求被拆迁人当然地为项目顺利进行作出牺牲，这在民法原理上是讲不通的。被拆迁人的利益只有在为了公益目的的时候，其让步才是合理的，而这里显然并没有做出这种区分。对拆迁人而言，项目完成的越快，其市场风险就可能越小，其收回投资的时间越早，或者其利用建设项目的时间就越早，其利益显而易见的。而对于被拆迁人特别是那些放弃回迁的被拆迁人而言，则未必有益。《条例》第15条规定：“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以依法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诉讼期间，拆迁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该条的规定也是为了维护拆迁人的利益而规定的。本条仅把“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后”作为强制拆迁的前提条件，是不能保证作为弱者一方的被拆迁人的。因为订立了该协议并不意味着当事人事实上履行了该协议。如果拆迁人只承诺给予被拆迁人以补偿安置，而未有履约行为，则被拆迁人可能既失去了现有的房屋，又未得到应当得到的房屋，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先予执行，会使被拆迁人完全处于被动受控制的地位，无法与拆迁人讨价还价以实现自身的利益。这也是目前拆迁纠纷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讲，拆迁人未实施补偿安置而对被拆迁人先予执行，就等于是剥夺了被拆迁人同时履行抗辩的权利，与民事合同的规则是相违背的。这在商业性建设开发项目的拆迁中更加显出其不合理性。《条例》第16条第2款规定“拆迁人依照本条例规定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拆迁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该款更是体现了条例以保障拆迁人利益为中心的思想，为拆迁人肆意损害被拆迁人的利益埋下了祸根。由于没有对适用范围做严格界定，事实上开发商在所有建设项目遇到阻碍时都可以通过此条款来先予执行，处于弱势地位的被拆迁人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笔者认为，在商业性开发建设项目中，拆迁人和被拆迁人没有就补偿安置达成一致，项目就不能开工，不能使用先予执行的手段。条例应当将此项规定局限在公益性建设项目的范围内才具有正当性。

4.《条例》中关于强制拆迁的规定与上位法和其它法律法规的冲突和越位规定。我国《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土地管理法》第58条第1款第（1）项规定，国家因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可以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19条更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国家可以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回出让土地使用权。《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2条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国家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显然，从宪法、法律到行政法规，“社会公共利益”都成为了征用土地、收回土地的前提条件，并且在概念使用上都是一致的。然而，在房屋拆迁立法上这一立法宗旨却悄然发生着变化。（侯汉杰：《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的理论分析》，载《暨南学报》（第25卷）第5期）拆迁管理条例第2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适用本条例”。事实上，该条例就未对强制拆迁行为本身的合法性作出任何限制性规定。这与宪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上位法的内涵是相冲突的。《条例》中“诉讼期间，拆迁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的规定也超出了行政立法者可以享有的权力范围。因为在何种情况之下可以申请先予执行，这是《民事诉讼法》所规范的内容之一，这些内容应当由国家权力机关立法解决，不能由“条例”来进行规定。

三行政强制拆迁应当具备的条件

关于行政强制拆迁的条件和程序，《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并不明确，在实践中适用比较混乱。2003年12月30日，建设部颁布《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规程》，对行政强制方式拆迁城市房屋的规定才逐步完善起来。综合相关的法律法规，笔者认为，适用行政强制程序进行城市房屋拆迁之前应具备以下程序要件：

1.拆迁当事人向行政机关申请行政裁决。行政强制拆迁的依据是生效的行政裁决，所以适用行政强制手段拆迁的前提条件是拆迁当事人向行政机关提出了行政裁决的申请。只有在当事人将纠纷提请行政机关来解决，行政机关依法做出强制拆迁的决定之后，行政强制拆迁才可能发生。按照上述条例和规程的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就搬迁期限、补偿方式、补偿标准以及搬迁过渡方式、过渡期限等原因达不成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可以请求行政机关进行行政裁决。尽管立法没有明确是否允许当事人通过申请行政裁决以外的途径来寻求解决，但按照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如果当事人未申请行政裁决而选择仲裁或者诉讼的，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

2.行政机关受理当事人的申请并依法进行了调解。当事人向行政机关申请裁决的，应当递交《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规程》第5条和第6条规定的相关资料，并经行政机关审查决定受理以后，进行调解。调解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裁决的必要程序，这表明房屋拆迁纠纷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属于民事纠纷，只是由于此纠纷与房屋管理部门的管理行为密切相关才为行政权力所介入。行政机关在调解中要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对当事人提出的合理要求应当采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做出损害申辩人合法权益的裁决。拆迁当事人拒绝调解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依法作出裁决。行政调解的作用是进一步化解拆迁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缩小行政强制的适用范围。

3.已经落实了补偿安置。《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规程》第19条规定，“拆迁人未按裁决意见向被拆迁人提供拆迁补偿资金或者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的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不得实施强制拆迁。”相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5条“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以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以依法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诉讼期间拆迁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来说，这一规定对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已经依法组织了听证。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申请行政强制拆迁前，应当邀请有关管理部门、拆迁当事人代表以及具有社会公信力的代表等，对行政强制拆迁的依据、程序、补偿安置标准的测算依据等内容，进行听证。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申请行政强制拆迁，必须经领导集体讨论决定后，方可向政府提出行政强制拆迁申请。由此可见，只要是行政机关拟进行行政强制拆迁的，都要经过听证程序，目的是要听取拆迁当事人的最后意见，保证强制执行的公正性。未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户数较多或比例较高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受理裁决申请前，也应当进行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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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从我国公司的经营现状出发，阐明了规范控股股东行为的现实依据．通过对惩罚性赔偿原则和民事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法理解析，认为在现行《公司法》中引进惩罚性赔偿和举证责任性倒置原则，是加强诚信义务、完善公司治理的有效途径．

论文关键词：控股股东诚信义务派生诉讼惩罚性赔偿举证责任

我国的新《公司法》规定了与控股股东诚信义务相似的内容，但这种规定尚不成熟，存有漏洞，况且控股股东诚信义务本身只是一个抽象意义的概念，并不具有可操作性．所以，必须设计一种法律制度，从而使因控股股东违反诚信义务而给其他主体所造成的损失得以救济．惩罚性赔偿原则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可以促使控股股东较好地履行诚信义务。

1我国建立与完善控股股东诚信义务的现实依据

1．1我国公司的经营现状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的最大特点是国有股一股独大，其根源在于上市公司大都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国有股的比例相当大．2001年12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统计表明，国家拥有股份高达5O．273，而各种已流通股份总计也不过占30．38．由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过高，股东大会成为大股东的一言堂，其代表的不是全体股东利益而是大股东的利益．部分上市公司的大股东甚至利用其控股地位通过包装旗下的上市公司来谋取不正当利益，诸如将劣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非法占用上市公司巨额资金，迫使上市公司为大股东及其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以及大量关联交易等，导致上市公司最终成为大股东的“提款机”．如国际大厦大股东将上市公司募集和借贷的3．7亿元资金，借给关联的另一家企业，投入预期效益低下的世贸广场酒店项目．三九医药的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超过了25亿元，占公司净资产的96。

1．2规范控股股东行为的现实依据

利用关联交易，侵占上市公司资金是控股股东最为常用的手法．其中的共同特点都是控股股东利其控股地位违背诚信义务，把上市公司作为赚钱、融资的工具，套取上市公司的现金，掏空上市公司，严重损害中小股东利益．以上种种弊端都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健康、持续发展，也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尤为重要的是，控股股东违背诚信义务，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而且还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危及证券市场的稳定健康发畏．因此，建立控股股东诚信义务规范控股股东的弪营行为，完善公司的治理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针对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滥用权利的现象，在对其治理的过程中虽然通过证监会颁布了一系列行政规章和指导意见，明确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但由于其立法层次过低，而且在实践中对控股股东违反诚信义务的行为处罚过轻，缺乏相应的威慑力量．因此，应当从控股股东的实际行为出发，把控股股东诚信义务提升到法律的高度，在《公司法》中明确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及其内容，并建立加强控股股东违反诚信义务后的责任机制．

2惩罚性赔偿原则解析

2．1惩罚性赔偿原则的法理分析

现代侵权法的发展变化，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侵权法归责原则经历了一个单独适用过错原则到过错原则与无过错原则并用的转化，无论在哪一个时刻都不能发挥侵权法对潜在侵权人的潜在侵权行为的遏制与预防功能，其所达到的社会威慑效果也难以令人满意．对由于侵权行为而引起的民事责任有3种功能，即复原之功能、预防之功能、惩罚性之功能．对因侵权行为l而受损的人的民事责任的救济方式又分为两种，即事前预防和事后救济，相比而言，事前预防无疑为更优的选择．因为，通过事后救济的方式对受损的人予以补偿只能使受到侵害的权利得到修正，并不能杜绝侵权行为的发生；而通过事前预防的方式在事前就对侵权行为予以抑制，不但能够进一步强化侵权法的惩罚功能，更能够将侵权行为防患于未然，减少损害的发生．补偿为满足受害人利益的最低目的，抑制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最高目的，两者共存，相得益彰_7]．事实上，法律责任的惩罚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刑法当中，民事法律中也有惩罚的功能一引．日本学者田中英夫、朱内绍夫也认为，把侵权行为作为专门以损害赔偿为目的制度来把握，无视民事责任的制裁功能的做法是错误的，为使民事责任发挥对违法行为的抑制功能，引进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十分必要．山岛宗教授则进一步指出：刑事罚未充分发挥其对性的非法行为的抑制、预防功能，而且过多的适用刑事罚会产生对基本人权的侵害等问题，应尽量避免过多适用，提倡在非财产损害中加入惩罚或制裁，惩罚性赔偿能够有效的抑制损害的再发生．所以，学者们在论述民事责任的功能时不应再仅限于补偿，而应兼顾惩罚，当然补偿仍是其核心．

2．2现行公司法引进惩罚性赔偿原则的必要性

事实上，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侵害中小股东的事件屡屡发生，2003年1月，国家经贸委和中国证监会联合会议披露：两部门联合组织、历时7个多月的上市公司现代企业制度检查发现，全国共有676家上市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占用资金的现象．此状况足以说明我国《公司法》在防范控股股东侵占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方面的不足，尽管新公司法规定了控股股东的赔偿责任，但还应在《公司法》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因为惩罚性赔偿的主要目的不是补偿损害，而是惩罚和威慑不法行为人，重在预防不法行为．当然，在考虑适用惩罚性赔偿时，要严格遵守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原则——适度威慑原则．

3民事举证责任分配制度解析

3．1举证责任分配制度概述

所谓的举证责任分配，就是要确定在当事人之间应该有谁承担因争议的事实真伪不明所带来的不利后果．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学说肇始于古罗马法，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学家都对此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可以把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民事举证责任制度的规定分为3种：(1)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即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如《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据规定》第二条第三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2)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包括举证责任免除和举证责任倒置两部分．其分别体现于《证据规定》第九条和第四条．(3)人民法院关于调查证据的规则，包括由当事人申请调查证据和法院主动调查证据两种．如《证据规定》的第十七条和第十四条．

由上可知，我国对于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适用仅仅适用于法律限定的几种特殊情形．此种限定有点保守，我们应该在对控股股东违反其诚信义务的诉讼中引入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由控股股东负担就其行为没有违反其诚信义务的举证责任，只有控股股东在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行为没有违反其诚信义务时才能予以免，当然作为提讼的主体，原告仍需负担证明其所遭受的损害是因控股股东的行为所致．

3．2控股股东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解析

民事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产生于德国，原联邦德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在I968审理的一起因鸡瘟而引起的产品责任案中，首先运用了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免除了本应由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审理该案的法官认为，药品的制作属于高难度技术性范畴，为一般人所不能为者，况且整个生产过程都处于被告的掌控之中，让普通的原告承担证明其药品的性能是否合格以及瘟疫是否由其药品所引发的事实则过于苛刻、不合常理．所以，该案的法官就判定由药品的生产者即被告承担这一事实的证明责任，被告因举证不能，遂败诉．民事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作为举证责任分配一般规则的修正规则，其产生的依据就在于发生的事实本身．因为损害事实的发生是由被告的行为所致，而事实的的经过则只有被告最为清楚，他是事实的惟一见证人；原告只知其损害是由这～事实所引起，无从得知事实发生的原因，所以，该事实本身就已证明被告对该事实的发生存有过失，被告也就理当对此承担起证明责任．

控股股东作为公司最多股份的拥有者，也就相应地在公司的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之中拥有相对多的话语权，因而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掌控或影响公司的经营行为．但就广大中小股东而言，由于其持股数量相对较少，可能无机会参与公司的经营行为，所以也就不可能了解到有关公司经营决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如果控股股东在经营公司的业务之时违背其诚信义务，在对其提起的诉讼中，判定由提讼的股东负担举证责任则是不现实的．作为提讼主体的原告，只知其损害是由控股股东的经营行为所致，却无法了解这一行为的过程，所以无法承担起证明这一行为的非法性．鉴于原告与控股股东之间力量悬殊，为维护法律的正义价值，此证明责任理当由违背诚信义务的控股股东来承担．诚信义务是由法律赋予控股股东的一种特别义务，与一般的股东所承担的义务有所不同，如果控股股东因违背这一特别义务而遭诉讼时，在举证责任的适用规则时也就不应再局限于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而应适用特殊规则，即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控股股东违背其诚信义务，给公司和其他股东造成不利益，这一事实本身即可说明控股股东对事件的发生负有过失，并且控股股东又负有维护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职责，所以，判决由控股股东负担对违反诚信义务的举证责任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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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新课程理念下，教师要想有效的促进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必须以学生为中心，把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有机结合起来；要养成学生分析综合、辩证思考、合作交流的学风和习惯；对建构学习、探究教学策略进行有机整合。

在新的课程理念的指引下，我们21世纪的主人，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应该做出应有的思考和总结，尤其是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领导者，引路者，都应积极应对。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教师如何才能有效促进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呢?以下是我在这一方面的浅谈：

一、以学生为中心，把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有机结合起来

1、以学生为中心，优化政治课堂教学，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今天，在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的倡导下，现代的课堂教学要求以“和谐课堂”为目标，教材、教学条件等物的因素被归置回本来的位置——即教师和学生达成教学目标的运用对象，“围绕着目标的达成，学生是直接的决定性因素，教师是非直接的、非决定性的因素。因此，优化课堂结构，必须充分利用教学条件和教材，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

2、有效整合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鼓励者、促进者、组织者、设计者和指导者的作用

(1)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贴近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情境设计和模拟以及“活动化”的教学，可以使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充分感受并体验到学习的乐趣和用处，从而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2)强化学法的指导，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在此，我介绍两种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对之进行强化的学法指导，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一种是基于“知识框架”的学习法。“知识框架”法需要明确四大基本原则：第一，主题在中央；第二，每个分主题都有一个主要的分支：第三，每个概念用一个词来表达；第四，如果可能的话，给每个画幅画。有一句名诗是这样写的：“领新标异二月花，删繁就简三秋树”。我对“知识框架”法的要求就是这样：一是知识重构，二是简洁明了。

另一种是“点线面一体化”的分解综合学习法。点，即是知识要点、知识基本点：面，即是知识网络、知识“大厦”；线，即是点与面之间知识的内在联系。

(3)指导学生掌握思维规律，培养创新能力。

第一，注重对书本知识、人生知识和实践知识的观察。

第二，注重对书本知识、人生知识和实践知识的反思。

二、养成分析综合、辩证思考、合作交流的学风和习惯。

哲学政治探究性教学围绕目标与情境，以“探究共享”为价值理念，注重思考、表达和交流，形成正确的观念、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为此，教师应该多采用“问题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和“任务驱动教学法”等适宜探究的教学法。

1、问题教学法

问题教学法以问题探究为主要线索和链条来展开教学活动的教学方法。实施基于问题的教学方法，教师要注重教学的过程，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在关注问题、引发问题、探讨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和生成新问题的问题探究中生成教学过程。

2、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也称为“情景教学法”，是一种以课堂教学为主、课内课外相结合，围绕实际案例进行探究共享，综合运用自学、讨论、启发、讲授和谈话等手段的教学方法。通过对案例的探究共享，有利于学生掌握一定的技术与方法，活跃学生的辩证思维，养成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探本索源、合作交流的学风和习惯。实施基于案例的教学方法重在组织、坚持和有效的教学评价，所以教师要成为教学的“组织者”

3、任务驱动教学法

任务驱动教学法，是指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划分成一系列的教学任务，引导学生带着一定的任务去发现、探讨和解决实际问题，并能够对任务进行反恩。实施基于任务的教学方法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提高教学效率，也有利于学生在实践情境中运用所学的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形成一定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三、对建构学习、探究教学策略进行有机整合

信息技术背景下“问题、探究、实践”教学模式建立在建构主义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借助计算机、多媒体和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整合课程资源和教学方式，引导学生作出有益的反思、探究与实践。在这个教学模式中要以人为本，互动合作，实践创新，使师生双方有效应用信息技术，充分实现“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思想，促进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维”目标的和谐发展，从而达到探究性教学的“整合效应”与“和谐价值”。

篇10

1.1教学方法、方式不够丰富教学的形式上,依然局限于传统的板书,即使有多媒体教学,形式也相对单一,照本宣科的灌输型的教学方式居多,在理论层面讲解得较为详细和全面,但是在实际操作的技能方面有严重欠缺,使得学生成为“理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导致了许多学生在课堂上提不起兴趣,没有把理论变成实际的技能。

1.2教材陈旧,未与时俱进脱胎于大学专科教育的高职高专教材,没有从中提炼出适合高职高专院校本身特点的实际应用性,仅是换汤不换药地延续着大学专科教育的理论性的东西,金融行业的发展日新月异,但一些教材还停留在相当落后的时期,一些新的金融事物没有出现在教材中,与社会的实际发展严重脱节,这导致了学生在踏入社会进行实际操作时,会感到现实与理论的巨大差距。不利于学生快速融入就业环境。

1.3学校内外实际操作的空间仍需扩展作为应用性、工具性很强的学科,《证券投资》的教学一直应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由于种种原因,比如资金、软硬件等问题,导致学校内部的金融模拟实验室的建设进展迟缓或者干脆中止,学生的实践机会减少,学校外部的实践基地,大多不成规模,零零散散,仅靠一些老师业余时间的开拓或洽谈,从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容乐观,学生的锻炼机会减少,无形中受到了限制。

2、《证券投资基金》教学改革初探

2.1因材施教,分类施教在课程教学中,应该将理论型知识和实际应用型知识分门别类,两者并重,根据理论和实践的不同特点,实行不同的教学方法,因为此课程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两者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共同发展。

2.1.1基础理论教学概述目前,此学科的理论知识方面主要囊括了证券投资基金的定义、特点、种类、投资操作、绩效评价等,作为此课程的基础性理论,老师在课堂上的授课至关重要,占总课时的六成左右,在课堂上,授课者应让学生透彻了解、理解此课程的基础性知识,讲解相关理论的运作原理,锻炼思维方式,从课程的学习中,增强对基础性理论知识的掌握,升华到理念和思维方法上来,加强职业道德观念,为以后在此行业安身立命打下良好基础。

2.1.2实践内容教学概述通过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协商,让学生有机会与金融机构零距离接触,切身感受实际的业务的操作流程,通过社会实践,切实感受到本课程的魅力,通过岗位职责的学习加强责任心,从过实际操作加强课程的直观性和趣味性,从而更积极地学习。基金的交易方式(发行、申购、赎回)基金上市交易、基金的监管、营销和关于信息披露的法律规定等都会在此过程中得到极大的“直观性教育”。

2.2 创新教学模式、改革陈旧教学方法如果现有的教学模式不足以支撑学科的良性发展,必须探索现时代背景下新的教学模式,特别是随着新媒体的兴起,课堂不只局限于教室内,“三个课堂”的教学手段值得积极尝试和探索。

2.2.1课堂教学:“第一课堂”培养是理论根基课堂教学是最传统也是最有效的教学方式之一,在课堂学习中,也应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除了课堂上理论知识的学习,还包括校内外的实践活动。理论教学以鲜活的案例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学校内的模拟主要以学校内的实验室为主,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进行一些证券投资理论知识的模拟操作,增强感性认识,提高实际操作能力。

学校外的实践基地以证券公司、银行等机构为主,通过参观和参与实际操作,加深对基金认购、申购和赎回的办理过程的理解,增强实务能力,第一课堂实行开放式办学,不仅能整合资源,增强课堂的趣味性和吸引力,还能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加深学生对理论的认识和化理论为技能的能力。

2.2.2重视新媒体作用,开辟第二课堂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新媒体作为一种重要工具,不断深入人们的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给金融教学带来了良好机遇,通过互联网、公共微信帐号、QQ群、微博、博客等一系列的新媒体工具,师生之间可以方便地进行交流探讨,不断吸取最新的课程资讯和前沿知识,极大地提高了课程的趣味性、参与性、互动性和先进性。

2.2.3通过模拟实践,以“第三课堂”提高技能模拟交易大赛,以接近实际操作的形式,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比如一些学校举办的模拟金融操作大赛、校内外联合举办的各种形式、不同层次的和金融有关的模拟大赛等,都会对学生的实践能力起到良好的促进和锻炼作用,对学生的专业知识和职业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知识只有转化为能力,才是知识的最终目的,在各种形式的实践中,学生对本课程的知识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不再只是纸上谈兵。

3、因材施教,因人施教

自古以来,各位教育家都提倡因人施教、因材施教,这是对学生个性的尊重合培养,只有掌握了不同学生的情况和特点,才能在教学中有的放矢,实现教学效果的最大与最优。有的人适合做实践,有的人适合进行理论的研究与突破,对金融学科而言,可以从这两个大的方面入手,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有目的的教学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