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剖析材料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自由主义剖析材料，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国际市场变幻莫测，各国学者也应从多方面对国际经济法进行剖析，提出不同的理论。本文通过分析当今时代背景，概述了杰克逊实用主义、彼得斯曼自由主义两种分析国际经济法的视角，以便使国际经济法的理论更为丰富。

关键词：

国际经济法；多元化；视角

国家经济法兴起于二战之后，是刚刚起步的一项法律，同时也是概念饱受争议的领域。尽管如此，国际经济法这一领域却没有出现过百家争鸣这样的景象，理论较为单一匮乏。然而随着各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与市场的开放，国际经济法这一领域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其理论与实践都得到了丰富，逐渐出现学者丰富国际经济法的理论上知识，并与其他学者进行交流，从而促进国际经济法理论的多元化发展，丰富了剖析国际经济法的视角。

1时代背景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的政治格局、经济格局都发生了极大地变化：英国与美国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拉丁美洲陷入债务危机中不能自拔、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苏联解体而导致的东欧剧变等，一系列国际方面政治与经济因素的影响，迫使各国改变自身的经济体制，逐渐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全球经济体制开始转型，并逐渐结合，也符合了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国际层面，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组织WTO、IMF以及世界银行同样也发生变化，而这种全球性的经济制度变革，对各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环境等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以环境为例，各个国家发展经济，就必须采集生产所必备的资源，如今，由于人类对资源的过分开采，部分资源已濒临消失，且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废弃物，使环境受到污染，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逐渐紧张。由此可见，国际经济法已不再仅仅涉及经济方面，其对政治、人文、环境等问题都有所涉及，国际经济法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大，相关学者的视角也不可只局限于经济，应拓展自己的视野，挖掘国际经济的内涵，从而使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日趋完善，各国经济得到稳步发展。

2国际经济法理论的具体视角

2．1杰克逊实用主义政策视角。杰克逊对国家经济法的剖析角度与理论别具一格，其将国际经济法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宪法对待，以政策与制度作为切入点，对国际经济法进行分析，具体有以下两点：第一，杰克逊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或世界贸易组织的研究中，无论是研究的具体内容，还是论述的总体风格，都体现其所秉持的实用主义与提出的政策导向。杰克逊的研究风格有别于传统意义上公法和私法、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外交和贸易、国际和国内之间所存在的差异。虽然在杰克逊的论述中，依旧可以发现经济优于法律、私法优于公法、国际优于国内，但相比之前的国际经济法学者，杰克逊更善于处理这些问题，其能够将各派理论即历史材料糅合在一起，对自身理论进行证明。杰克逊没有纸上谈兵，对国际经济法的研究并没有脱离实际，其没有抽象地探究国际经济法存在的意义、价值以及自由贸易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而是将国际经济法的存在与价值、以及国际法可以使自由贸易得到发展，结合时事进行论述。即可探寻到世界贸易体制应建立一定的规则导向，利用规则引导各个国家进行跨国贸易。然而，杰克逊并没有急于为世界建立严苛、明确的国际公共法律以及设立相应的监管机制，凡是较为宏伟的计划或理论，杰克逊本着实用主义理论，都对其持有怀疑态度。杰克逊强调利用强调利用多元化的互惠、交易、协调过程，从而使各国决策者对自由贸易持支持态度，并支持制定国际经济法律。第二，杰克逊不仅强调建立国际经济法对世界贸易进行导向，并制定详细的规则与秩序，要求各国遵守，还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或世界贸易组织甚至一般的国际经济关系所制定的体制上升至宪法高度。杰克逊从国际经济宪法的角度看待国际经济法，将其精神充分体现出来，强调利用规则对贸易进行导向，而非通过强权对贸易进行干预，杰克逊认为可以通过国际组织的“SIFT”过滤功能，选取国内政策符合要求的国家，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同时要求不符合要求的国家，减少国家政府对自由贸易的限制，避免部分国家假借自由贸易对其他国家造成伤害。

2．2彼得斯曼自由主义理想视角。彼得斯曼是著名的经济法学家，同时也是国际经济法中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创始人。彼得斯曼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或世界贸易组织法的理论同实践、历史相结合，提出知识与价值的最终体现是个人，如果个人不仅可以在国内市场自由使用财产，在跨国市场或国际市场都拥有自由使用财产的权利，便可体现国际范围内分工的专业化与合理化，从而使各国国民财富能够得到长久增长，而各个国家的经济也可以得到稳步发展，进而使世界经济呈现持续繁荣的状态，若要使世界经济状态能够到达这种状态，并得以保持，便需各国制定相关的民主宪法法律制度。然而，各国在对外贸易方面都极为小心，各国长久以来都以重商主义为主要思想，并推行贸易保护政策，从而保证本国企业的发展，对外来企业进行限制，甚至打压，从而避免国内部分生产部门受到冲击与伤害，然而这却为国家整体的发展与国民经济总值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国家如果希望解决国内自由贸易政策失灵，体制失效的问题，便需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帮助。WBG、IMF、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这类国际经济组织通过建立经济制度调整各个国家之间经济贸易各方面的细节，如关税，对各国经济事务尤其是对外经济事务方面进行指导与干预，并警告与约束一部分违背国际经济规则的国家，甚至采取适当的手段对其进行制裁，避免国家的公共权力被部分人滥用，从而对国家经济造成损害，甚至威胁到世界经济的安全。彼得斯曼提出，世界贸易组织的干预范围逐渐扩大，法律规则也日益明确、检查机制也得到完善与强化，从而证明国际经济法能够借助完善的机制对跨国使用的私人财产进行保护。

3结束语：

现今，世界经济逐渐向一体化发展，国际经济法的作用也日益明显，各国学者对这一学术领域的探索越发深入。学者应从多方面角度剖析国际经济法，完善国际经济制度，使国际经济能够得到稳步发展，进而使世界各国受益。

参考文献

［1］那力，王彦志．国际经济法理论的多元视角［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02：61－67．

篇2

特征。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不仅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也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全面地剖析其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有利于把握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有利于对中国外经贸发展的更进一步思考。

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概述

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最显著的特征。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就是对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全面的立体式的创新现象的集中概括。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标明国际贸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如果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一简单的概括，我们就会发现，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包含了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

（一）观念创新它具体包括：（1）把贸易开放看成是对外开放的起点和基本方面；（2）客观地估价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作用，把经济发展与贸易发展的平衡、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协调看成是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3）把对外贸易看成是处理国家关系的越来越重要的外交手段。

（二）格局创新它具体包括：（1）以地缘经济为特征的贸易集团取代了以政治联盟为基础的贸易联盟，贸易集团化格局基本确立；（2）区域贸易集团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展趋势，全球一体化步伐正在加快；（3）国际贸易重心已从单一的欧洲重心过渡到了多重重心并存的状态，并正在形成以亚太为重心的新单一重心的格局。

（三）制度创新它具体包括：（1）具有真正法人地位的、拥有更强约束性和更高运转效能的世界贸易组织逐步取代关贸总协定；（2）区域性协调机制的迅速建立和不断加强；（3）国别的“管理贸易”制度的推广和普遍化。

（四）政策创新它具体包括：（1）有限制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逐步抬头，保护主义开始相对地退入低潮；（2）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逐渐被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所取代，新型的更灵活和更隐蔽的贸易限制措施正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3）贸易政策趋向于和其它经济政策甚至外交政策的更大程度上的溶合；（4）区域内“共同贸易政策”开始形成。

（五）构成创新它具体包括：（1）国际贸易的内容在比例结构上出现重大调整；服务贸易的比重相对于货物贸易正在快速上升；制成品中技术产品特别是高新尖技术产品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原材料产品中具有特别意义的资源产品的贸易量增长迅速；（2）多边贸易的内容和范围大大扩展：乌拉圭回合协议把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以及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体制以外的农产品和纺织品纳入到多边体制的管辖范围。

（六）工具创新它具体包括：（1）投资和知识产权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越来越重要的手段；（2）现代通讯技术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信息工具；（3）国际贸易惯例、规则的革新更科学地规范了国际贸易的全过程；（4）运输方式的革命使国际贸易如虎添翼；（5）各国在促进和便利贸易发展方面的一系列新的政策举措。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实际内容还远不止上述这些方面。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已经深入到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并通过和当代国际金融创新、国际投资创新的日益溶合，产生新的更广泛的创新，从而推动整个国际经济的全面创新。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近现代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它呈现出下列一些鲜明的特征：

首先，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全面性的和立体性的创新。这个全面的立体式的国际贸易创新局面可以概括为以观念创新为基础、以格局创新为突破、以制度创新为实质，通过政策创新、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具体体现的包含国际贸易各个方面、贯穿国际贸易全过程的创新。

其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具有比较明显的时间分水岭。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由于它的全面性和立体性，在时间上便呈现出明显的同步性，并构成了比较明确的划分国际贸易不同发展阶段的时间分水岭。这个时间分水岭大致是1990——1995年。尽管国际贸易创新的某些方面可能明显地早于这一时期，而且，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过程尚未结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主要过程、方面和内容基本上都发生在当代国际政治格局大转换后的5年左右的时期内。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国际关系大调整的时期。当代国际贸易创新预示着国际经济贸易大发展的时代的来临。

再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突出了开放与自由的主题。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崇尚开放与自由，努力挣脱7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对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近20年的禁锢，鲜明地高举起了开放和自由的旗帜，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从观念创新到制度创新，从格局创新到政策创新，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开放与自由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开放的创新、自由的创新，是对长期猖獗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强有力的反击。它迎来了国际贸易逐步自由化发展的新时代。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这一成就的取得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对保护主义长期抗争的结果，而且也是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和退让的结果。这突出地表现在国际贸易格局创新方面。贸易集团内部的自由化可以被看成是自由主义的胜利，但是，承诺贸易集团成员共同一致的对外保护的合法性本身又标明了这种自由化的浅薄。因此，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决不意味着贸易自由主义的根本性胜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寿终正寝。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不过是相对提高了贸易的自由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势头。

最后，发达国家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发动者、主导者和主要参加者。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又一重要特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首先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推动。在国际政治发生根本性变迁后，与此关系最为紧密的西方发达国家既出于争取更大的自身利益又出于维护共同的国际利益才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和深入发展，并直接成为各个创新领域和方面的主要参加者。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还一直操纵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全过程，把握着创新的发展方向。这些都保障了发达国家最终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最大受者。

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剖析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为90年代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有其形成的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浓厚的现实基础。全面地深入地剖析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有利于把握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可以从下面几方面加以剖析。

（一）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急剧转换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极为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国际贸易发展史清楚地表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环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关系。国际政治环境健康稳定的时期往往就是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动荡不定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国际贸易就会停滞甚至萎缩。因此，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是国际贸易发展和创新的前提条件。

二战后逐渐形成的美苏对抗的“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把整个世界长期笼罩在政治和军事对抗的威胁之中，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无疑受到了各方面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和制约。随着苏联的突然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冷战”的政治格局终于被打破。但是，由于旧的国际政治格局的打破具有“突发性”，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无法形成，因此，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一个新格局的酝酿和形成的“无格局”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状态。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突然没有了政治对手而表现出了政治神经从未有过的松驰，国际政治矛盾与对抗被暂时搁置下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明确。在这个“无格局”时期，各国为了迅速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以便在未来的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纷纷把注意力转向经济贸易的发展方面。在国际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上，经济贸易关系逐渐上升到首要的位置。为了推动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对外贸易的利益，各国纷纷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和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在健全和维护国际贸易制度、法律和秩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和努力。所有这些方面都推动和促进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和发展。

（二）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日益增强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广宽的国际经济舞台和创新压力当代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的社会化、国际化进程，社会分工、国际分工日益朝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方向发展，整个国际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发展体系。这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最显著的特点。

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际贸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国际贸易具有联结作用。国际经济从一开始就是通过贸易纽带联结的。正是由于国际贸易这一特殊的桥梁作用的存在和发挥，整个国际经济才被凝合为一个整体。其次，国际贸易具有渗透作用。它通过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其它国际经济活动对国际经济的

全面的渗透，进一步地把整个国际经济各个组成部分和领域溶合为一个有机的发展体系。再次，国际贸易还具有导向作用。贸易往往是双边或多边经济关系发展的先遣，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总是能够推动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关系包括其它政治、文化等关系的全面发展。这使得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建立在更深厚的社会基础上。最后，国际贸易还起着助动作用。对外贸易对一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助动作用实际上还表现为对外贸易对一国更大规模和更大程度上溶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助动。这种双重助动作用是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体系的重要动力来源。但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大规模变迁，当代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无论在其基础还是在其表现形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基础看，单一政治联盟基础正在向以地缘经济联盟为主的多基础过渡。从表现形式看，相互依赖关系逐渐表现为包括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同时还不断产生着迫切要求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协调各国政策与利益的强烈愿望。为了适应上述变化，以便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联结、渗透、导向和助动作用，国际贸易必须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当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以信息革命、生物工程等为特征的当代科技革命在过去的10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不仅表现为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发明，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新技术的应用上的突飞猛进。这不仅给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勃勃生机，而且还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事实上，电子数据交换的日益广泛的运用和全球范围“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推出，以现代技术服务和信息传输为内容的国际服务产品的形成和发展，以高新尖技术产品为交易对象的现代技术贸易的日益壮大，既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基础，它们本身又构成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组成部分。

二战后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带来了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这不仅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衰退程度的下降和期限的缩短上，更表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振兴和繁荣。国际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当代国际贸易构成的创新，还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其它领域和方面的创新。为了适应和容纳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日益膨胀的需要，同时又能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更快地增长，当代国际贸易必须在观念、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实现全面的创新。

（四）当代各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外在强制当各国开始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发展方面以后，那些一直被“冷战”状态所掩盖或淡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开始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尽管不同的国家都存在着各自不同的问题，但是它们大都共同面临着下列问题：其一，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溶合？如何发挥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其二，如何保持国际支的基本平衡？如何消除贸易收支的逆差？其三，如何实行各国经济贸易政策的国际间协调？如何合理地分割国际贸易利益？

上述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各国迫切希望对“冷战”后的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作出新的安排。这在客观上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起着外在强制的作用。作为这一强制作用的结果，各国开始了贸易观念的反思和创新，并就国际贸易制度、格局和政策的国际宏观安排和微观实施进行着少有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国际贸易的全面创新得到了各国普遍的强有力的扶持和推动。

（五）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内在动力当代国际贸易发展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阻挠。第一个方面是国际贸易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的而又无法消除的障碍。这些障碍中最突出的有两个：一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两难选择。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制度的摇摆不定人为造成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二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功能残缺与低效能。关贸总协定无法管辖所有的贸易行为，而且仅有的管辖能力还表现为“软约束”。这更加剧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第二个方面是国际贸易同时又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的挑战。具体体现在：一是如何适时地变更有关国际贸易的一系列的思想和观念；二是如何调整“冷战”后的国际贸易格局；三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和框架上改革和完善国际贸易制度；四是怎样在国际贸易的构成、手段和工具上充分体现当代科技革命的最新成就和现代经济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

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和困难严重地阻碍着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和其对国际经济的推动作用的正常发挥。它们从国际贸易的内在的最深层次上驱动着国际贸易自身的全面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内在动力之所在。正是由于这一内在动力的驱动，当代国际贸易才发生了从观念到格局、制度、政策、构成和工具的全面的深刻的创新。

三、几点启示

从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的初步剖析，可以得出下列启示性的结论，它们能够引发人们对中国外经贸发展的更进一步的思考。

第一，宽松的政治环境不仅有利于经济贸易的发展，还可能成为经济贸易振兴与腾飞的前提条件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得益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实质性转换，得益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真正到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大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国政治环境的稳定。这是保证中国改革开放最终取得成功的根本前提。

第二，只有坚决地把中国经济更大程度地溶入国际经济的发展体系，中国经济贸易才会有真正起飞的明天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建立在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加强的基础之上。没有这种依赖关系，国际贸易创新就难以形成。事实上，如果一国经济脱离这种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关系，那么它也就不可能从这种相互依赖中获得利益。尽管溶入相互依赖关系体系需要付出代价和作出牺牲，但对于长期实行封闭经济的中国来说更应如此。从长远利益看，这乃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基本出路。

第三，科技发展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生长点科技进步和广泛应用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重要基础，它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中的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并通过各种途径对整个国际贸易产生作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科技基础。因此，不仅要在观念上，更应该在实践中，真正地把科技看成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强支撑，甚至是根本支撑。

篇3

引语：郑州日产用文化演绎着帕拉丁，并致力于用文化塑造一支优秀团队。下面是郑州日产对企业文化的初步探索。 企业的发展由技术、资金、产品、设备、人员等诸多要件组成，但这些要件必须靠有效的管理才能实现最佳配置，发挥最大效能。郑州日产在十年发展历程中，实力不断增强，产品逐步升级，管理的层级也正逐步攀升，尤其在近两年的企业发展中，企业管理的最高层级——企业文化管理得到有效加强。现在，企业文化正逐步成为企业快速发展的动力源，成为统领企业发展各要件的重要力量。

一、文化建设、观念先行

任何变革都是一场观念的洗礼。郑州日产在企业管理创新过程中，始终坚持从观念转变入手，用良好的舆论氛围确保每一项管理措施的成功推行。

1、植入变化观念，员工观念洗礼的第一步。

经过三、四个月深入地宣传灌输，郑州日产广大员工的意识理念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害怕、拒绝变化，到接受、容纳变化，再到欢迎、适应变化。这个观念转变的过程是艰难的、痛苦的、漫长的。但这为郑州日产走管理创新之路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为建设郑州日产特色的企业文化奠定了良好的理念基础。

半年后，我们顺利推行了“全员下岗、竞争上岗”的全新用人机制，初步理顺了郑州日产的组织结构。虽是“全员下岗”，涉及人员近2000人，但“竞争上岗”基本达到了机会公平、过程公正、结果公开的预期目的。期间，也有少部分人到党委、工会申诉，但不足1％，我们靠一对一的思想政治工作很快解决了他们的思想顾虑，使他们顺利进入再就业中心。重要的是，在岗员工的危机意识、创新意识大大提升，公司的精神面貌、工作效率也随之大为改观。

2、主动与团队——绩效管理的意识动力。

在完成人员及结构的初步优化组合后，郑州日产开始引进更为科学的人员管理模式——绩效管理。对于这种管理模式的吸收运用，我们同样是两条腿走路——确保其稳、其成。

首先，我们聘请了咨询专家做专项导入工程。专家从技术方面给予了专业指导，在导入过程中，我们还分层次组织了十几场绩效管理专题培训，并进行了三个月的实战演练。导入、培训、演练的过程，既是技术消化过程，也是观念接收过程。半年后，从管理层到基层员工，对绩效管理均有了一个相对深刻地理性认识。

其次，进行观念培养与意识养成。绩效管理着重培养员工的主动意识和团队意识，主要通过层级管理实现。

为达到上述目的，我们借助于对两本书的观念吸收：一是《致加西亚的一封信》，它告诉全体员工，要学会服从上级的安排，始终抱着忠诚于公司的信念，主动去克服工作中出现的任何困难，直至完成任务；二是《圣杯的故事》，这个故事让广大员工尤其是管理者认识到，团队的力量让我们无往不胜，只有合作才能双赢，一枝独秀不是春，万木葱茏才成林。这些观念的植入为绩效管理正式实施发挥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使员工的工作状态悄然发生变化：被动变主动，工作效率有效提高；推诿扯皮变沟通协作，部门间的边缘职能有效加强。

变化、服从、主动、团队等观念为郑州日产的管理创新初步奠定了意识基础，有效发挥了在企业变革中思想政治工作“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基本职能，并逐步形成了郑州日产价值观的雏形。

二、郑州日产价值理念的形成

价值观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郑州日产结合企业发展的特定理念需求，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公司的价值理念体系。

同时还提出了公司对管理者的要求：“作风踏实，强调团队、沟通，面对现实、追求卓越”。

以及对员工的要求：“永远努力学习，忠诚于公司，工作踏实，为人正直” 等；

明确了公司判断工作和行为的标准、原则，即“结果最重要，任何哀叹、抱怨都不如主动去行动，用最少的人办最多的事”等等。

基本价值理念确立后，我们对其进行了反复地宣传灌输，组织了十几场专题讨论会、坚持逢会必讲价值观、在具体工作中逐步体验价值观、通过多种文体活动演绎价值观等，使公司的价值观念逐步渗透到员工的思想中，逐渐成为员工的意识主流，成为郑州日产判断是非的标准。

2002年，是郑州日产统一价值观的第一年，也是郑州日产步入良性发展轨道的关键一年。实践证明，统一价值观与公司各项管理措施一道出色地完成了年度预定目标，实现了郑州日产经营形势的良性好转。2002年，郑州日产的产销同比增幅均超过50％，创历年来利税、利润之新高，nissan d22皮卡车首次在国产高档皮卡市场中占据半壁以上江山，成为中国高档皮卡的领头羊。

2、结合公司管理的现状需求，及时补充完善公司价值观。

在培育公司价值观过程中，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郭振甫及时提出，我们要反对八种现象：自由主义、本位主义、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好人主义、个人利益无限膨胀、享乐主义和“夫人”现象。同时，我们要树立以下八种观念：竞争的观念、危机的观念、协作的观念、秩序的观念、变化的观念、等级的观念、学习的观念和诚信的观念。在“破”中“立”，“破旧”而“立新”。我们对反对的八种现象和倡导的八种观念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论证，一方面在多种会议、活动中作专题宣讲，加速理念渗透；另一方面我们把它写进了2003年度公司工作报告，作为对公司价值观的深化说明。另外，我们还把公司价值观的全部内容汇编成册，发放给每一位员工，作为员工日常学习材料。

八种现象、八种观念及其解释说明加强了价值观的指向性，使公司价值观更加贴近员工、贴近工作要求，促进公司价值观更加直观地深入员工的心中。

这个过程，逐渐淡化了自由主义、本位主义现象，员工的责任意识、忠诚意识逐渐提高，加上理念及各专业培训力度的加大和绩效管理等措施的推进，员工的竞争观念、学习观念也逐步加强。郑州日产的工作节奏加快了，生产能力快速提升，目前月产已近3000台，是三年前的三倍，而我们目前的在岗人员仅1800人，比三年前少了近千人。

3、在公司快速发展过程中逐步诠释价值观。

进入2003年，日本日产同步车型帕拉丁落户郑州日产，这是一款具有国际水准的suv，车未上市，订单已纷至沓来。3 月份一上市，车迷好评如潮。但我们也听到了几个呼唤帕拉丁更完美的声音。其中一位用户对帕拉丁几个细微之处不够完美表示遗憾。公司以此事为契机，首先组织1800名员工观看了记录片，然后展开了工作质量及其标准的大讨论。经历了几十场讨论，每个人都对郑州日产的市场定位及产品要求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党委书记郭振甫同时结合公司发展要求，围绕“拒绝平庸、超越自我、追求卓越”分别在公司高层、中层、基层员工中做了三次专题讲话。讲话对企业如何实践“三个代表”明确了要求，强调要与时俱进；分析了影响郑州日产前进的症结是很多人小富即安、不敢立大志，要求“拒绝平庸、超越自我、追求卓越”成为郑州日产永恒的主题。这次讲话，透彻剖析了郑州日产的现状，挖掘了深藏在内心、表现在工作中的企业弊端，在更高层次上统一了员工的价值理念。

三、建立企业行为规范体系

观念的植入最终必须体现在行为上才具有实质意义。统一价值观的过程，同时也是共性行为习惯形成的过程。结合公司价值观要求，公司上下对有悖于价值观的行为进行了逐步修正，如走路的速度不够快，走路时吃东西、吸烟、上下班的时间不够严谨等。每发现一点，公司都会在相关会议、活动中反复指正，教育员工快速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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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集团公司的统一部署，我矿从_月_日至__,月__日，集中__天的时间在全矿范围内开展了干部作风整顿。全矿___名副科级以上干部除了_名同志外出学习外，全部参加了整顿，并人人写出了问题剖析及整改报告。这次整顿活动时间虽短，但效果明显，促进了干部作风的进一步好转，精神面貌有了明显变化，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大局意识有了明显提高，各级班子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明显增强，为促进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打好四季度双决战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证。总结这次干部作风整顿活动，其主要做法和特点是：

一、抓认识提高，确保整顿有序开展集团公司关于开展干部作风整顿的意见下发后，矿党政班子立即召开联席会议进行学习贯彻，结合矿区形势特别是我矿近一个时期以来少数干部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尤其是安全管理中暴露出的形式主义、、自由主义问题，专题进行了学习讨论。一致认为，在当前安全形势比较严峻、完成全年任务特别是后几个月各项任务指标的关键时期，开展这次干部作风整顿非常及时，非常重要和必要。在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基础上，结合我矿实际，制订下发了整顿意见，成立了整顿工作领导小组和督查小组，并于_月_日专门召开动员大会，作了全面部署和动员。绝大多数单位都能够按照矿党委、行政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结合自身实际，认真自查自纠，查摆问题，整改落实，特别是矿党政班子成员还亲自参加了所分管或联系单位的班子会，切实加强了对作风整顿的领导。整顿期间，矿党委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又于_月__日专门组织召开了党支部书记扩大会，针对部分单位在整顿活动中存在的搞形式、走过场的表现进行了严肃批评，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要求，使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提高了认识，端正了态度，增强了搞好整顿工作的的主动性性和紧迫感，为深入扎实地开展好整顿活动奠定了基础。

二、抓重点难点，认真解决突出问题问题查摆得是否准确、透彻，是干部作风整顿的关键环节。我们围绕集团公司提出的这次作风整顿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在广泛调研和反复讨论的基础上，明确了干部作风整顿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即：思想方面，主要解决在个别干部中存在的安于现状，小成即满，满足于已有的成绩，盲目乐观；观念更新不够，因循守旧，求稳怕乱，工作按部就班、得过且过、思路不开阔、缺乏创新精神和强烈的发展欲望的问题。作风方面，主要解决在个别干部中存在的：缺乏艰苦奋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工作不深入，作风不扎实，不愿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对工作要求不高，标准不严，应付凑付，质量不高，效率低下的问题。纪律方面，主要解决在个别干部中存在的组织纪律观念不强，法纪意识淡薄，政令不畅，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做事主观武断，不受约束，我行我素，搞自由行事；纪律松散，自由散漫，上班迟到、早退，工作时间擅离岗位的问题。从而使整顿工作做到了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增强了整顿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抓学习教育，深刻剖析思想根源作风整顿效果如何，学习教育是基础。在整顿中，各单位结合实际，对学习内容、时间和方式进行了细致的安排，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狠抓学习教育，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是学习时间保证。不少单位正确处理工学矛盾，利用休息时间组织学习，切实做到了“两手抓、两不误”。二是学习制度严格。大多数单位制定了考勤、考核制度，严格考核，保证了学习任务的完成。三是学习内容丰富。除了学习好集团公司上半年两个工作会议精神、七一党性教育报告、“两个条例”以及矿和集团公司一系列有关文件规定等必读篇目外，一些单位还结合各自的职能和干部队伍的实际，增加了学习内容。四是学习方式多样。很多单位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专题辅导、对比教育、典型引导等方式，增强了学习教育的吸引力和生动性。五是学习效果明显。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撰写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积极开展讨论，深刻反思“当干部为了什么，工作岗位上干了什么，今后为基层和群众做些什么”等问题，真正做到了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获。在这次作风整顿活动中，各单位抓住征求意见、撰写自我剖析材料和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三个关键环节，采取“一人谈、众人帮、上级点、逐人进行”的方式，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了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切实查找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刻剖析思想根源，针对查摆出来的问题和反馈的意见，每名党员干部着重从思想深处寻根源，主观方面查原因，制度层面找漏洞，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剖析，写出了较高质量的自我剖析材料。矿党政主要领导对班子成员的自查报告进行认真审阅，中层干部的自查报告经本单位负责同志审阅后再统一交由矿干部作风整顿督导组把关，查找问题不准确、剖析原因不深刻的一律推倒重来，保证了查摆问题认真，自我剖析深刻，整改措施可行，集中整改到位。××党支部敢于动真，不怕露丑，批评和自我批评直呼其名，直点其事，做到了敲当面锣对面鼓，解决了班子成员中存在的各类问题，收到了较好效果。曾因作风漂浮受到诫勉处理的××同志，通过认真进行自我剖析，找到了问题的病根所在，解开了思想上的疙瘩，样样工作抢在前，干在前，并不惜牺牲休息时间，积极进行技术改造，经过潜心研究和反复实践，成功解决了煤泥水闭路循环的老大难问题，通过自身的实际行动得到了广大职工的认可。

四、抓督促检查，确保整顿取得实效为确保这次干部作风整顿不走过场，取得实效，矿专门成立了由矿党政主要领导参加的整顿工作领导小组。同时，矿党委从党群部门抽调了一批政治素质较高、业务能力较强的同志组成干部作风整顿督导组，分组包片深入全矿各基层单位，对干部作风整顿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每一份自我剖析材料都进行了认真的审查把关。整顿期间督察小组共深入基层组织检查__次，提出意见和建议__条，确保了整顿工作不走过场，扎实有效。为确保整顿期间职工群众反映的问题得到及时解决，矿纪委监察科进一步畅通了监督渠道，重新公布了监督举报电话，举报箱坚持每两天开启一次，做到了来电必复，有信必阅，有访必接。整顿期间共接到举报电话_个，经核实有价值的线索_条，我们及时进行了立案查处，做到了有问题给群众一个说法，没问题还干部一身清白，维护了整顿工作的严肃性。干部作风劳动纪律检查小组也围绕整顿重点，充分发挥自身作用，进一步加大了查岗力度，采取不定地点、不定时间、不提前打招呼，一竿子插到底的方法，深入井下一线、地面关键岗点和机关科室，重点对干部值班、盯班、交接班、值班下夜班以及遵章守纪、责任制落实等情况进行了认真检查。检查中抓住不落实的事，追究不落实的人，对查出的重点问题及时进行了通报。_月份共组织各类查岗__次，下发查岗通报_期，对__名违反规定的干部职工进行了曝光量相和经济处罚，有力地促进了干部作风的好转。

五、抓制度建设，巩固整顿成果作风问题是个长期性的问题，不可能通过一个月的集中整顿就得到全部解决。所以在这次作风整顿中，我们本着边查边改，边干边改的原则，针对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制度上分析原因，从工作机制上找缺陷，从监督措施上找不足，把整改融于日常工作和各项制度建设之中，通过健全完善相关制度规定，初步形成了机关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推动了活动的深入开展。先后制定《关于严格干部作风劳动纪律检查考核的规定》、《关于领导干部转变作风廉洁过节的意见》、《关于严格干部盯值班制度的九项规定》等硬性规定，建立起了职工群众监督、组织监督等多种形式的监督体系，做到了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实现了压力的逐级传递。并通过广播、电视、宣传栏等宣传形式进行了广泛宣传，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使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明确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违反了要受什么处分，保证了已解决的问题不反弹，易出现的问题早防范，有效的巩固了整顿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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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召开这次会议，既是一次干部思想作风纪律整顿活动的推进会，也是一次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的动员会、誓师会，目的就是要解决当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思想作风纪律问题，严管理、严要求、严考核，使各级干部进一步认清形势，统一思想，求真务实，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扎实的工作作风，促进全矿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确保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

下面，我主要讲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为什么要开展干部作风整顿活动？

一是开展这项活动是认真贯彻有关指示精神的需要。进入四月份以后，全公司产量、销量、效益呈逐月下降趋势，个别单位安全事故接连发生、盗窃案件连续发生、工程设备检查验收把关不严、领导干部不请假私自外出，少数干部严重不负责任的给企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更有甚者，发生了事故、案件既不汇报、也不处理，引起了职工群众不满，严重影响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为此集中开展干部作风整顿，要求我们要把这项工作放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二是开展这项活动是解决干部中存在的思想、作风、纪律等方面问题的需要。应该看到，目前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是和党委、行政保持一致的，是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但是，在少数干部身上也存在着“五个主义”和“四股歪风”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不突出，但如果不解决，将会严重影响到全矿的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具体是指：不负责任的。个别单位工作责任制不落实，工作宁推不揽，对安排的任务提条件、讲价钱；有的不能按时按量地完成目标任务，工作长期被动；甚至有的因工作不到位出现失误，造成损失。不求实效的形式主义。较突出的就是个别干部严在嘴上、严在纸上、严在会上，松在落实上；干工作不讲效益、不讲效率，好摆花架子。不守法纪的自由主义：有的干部外出不请销假，我行我素；不执行禁酒令，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法律法规意识淡薄，甚至出现了殴打安监员的违法违纪现象。不讲原则的好人主义：有的干部遇到问题绕着走，怕得罪人，不履行职责；有的对本单位的问题捂着、护着，遇到问题当和事佬；不艰苦奋斗的享乐主义：少数干部贪图享受，不愿吃苦，下井少、值班少；有的现场条件差了，就畏难发愁，不解决实际问题；吃喝玩乐风：有的内部吃够了，跑到外部；甚至有的不讲道德，到了不该去的地方；铺张浪费风：有的一边讲材料费不够用，一边用材料大手大脚，成车浪费水泥。请客送礼风：有的不把心思用在工作上，而是用在跑门子、拉关系上，用在请客送礼上；封建迷信风：有的信佛信教，修炼明令禁止的功法。尽管这些问题和现象发生在少数干部身上，但其危害很大，与当前的形势极不相符，严重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影响了干部队伍的整体形象，希望大家对照这些问题，对号入座，进行一次严格的自我检查，自我剖析，制定措施，狠抓落实。版权所有

三是开展这项活动是完成下旬及后四个月各项目标任务的需要。－月份，顺利完成了各项经济指标，实现了安全生产，职工效益奖金全面兑现，可以说，这对于激发干部职工的进取心、促进今后工作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制约生产经营目标完成的因素还不少，最为突出的就是产量和防治水问题。在产量上，现场比较艰苦，没有超产能力。在后四个月，我们只能一班一班的组织，一天一天的落实，才能完成全年生产任务。

四是开展这项活动是搞好治安稳定工作的需要。实践证明，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当前，从治安稳定形势来看，虽然经过广大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保持了稳定发展的良好局面。但是由于影响，各种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各级干部一定要充分认识到稳定工作的长期性、繁杂性、艰巨性，进一步转变干部作风，切实把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来抓，做到未雨绸缪、见微知著，积极预防，超前工作，确保矿区长治久安。

二、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认真抓好干部作风整顿工作

为搞好这次干部作风整顿，党委、行政已经联文下发了文件，成立了领导小组，制定了方法步骤，提出了明确要求。在这里，我再强调两点。

一是干部要带头。在这次作风整顿中，领导干部要发挥带头作用，自觉坚持盯班、值班制度、请销假制度、禁酒令等规章制度；同时，要在召开班子民主生活会的基础上，召开党政班子会议，进一步查摆自身问题，分析原因，制定出搞好后四个月各项工作的整改措施，张贴上墙，公开接受职工群众监督。

二是要抓好文件落实。各单位、科室要按照党政联文下发的文件要求，认真组织，周密安排，把这次作风整顿活动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对待，严格按照文件规定的三个阶段进行整顿，不能走过场。在学习发动阶段，各党支部（总支）要组织班子成员集中学习，机关科室要组织科室人员集中学习，每天学习不少于半小时，并按照学习制度要求，建立学习签到簿和记录本；第二阶段，各级领导干部及机关科室人员，都要联系自身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九查三找一总结”。即查思想、查认识、查观念、查作风、查纪律、查缺度、查管理、查精神状态、查责任制落实、找差距、找漏洞、找不足，总结经验教训，并以支部为单位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按照要求，进行认真讨论，人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切实从思想深处找原因、挖根源、论危害、定措施、明方向，做到一人谈、众人帮、逐个进行，真正把问题找全，把原因找准，为下一步制定整改措施奠定基础。党群部门包干人员必须参加包干单位的民主生活会，对问题比较突出的单位，分管要亲自参加其民主生活会，否则一律推倒重来。

三是边整边改。根据存在的问题，各级干部都要根据整改措施边整边改。各党支部及时掌握情况，纪委、组干要用简报对工作变化大的单位、科室及个人及时总结表扬；通报批评活动开展不正常，作风没有转变，工作没有起色的单位和干部。

三、进一步严班子、严干部，确保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工作好坏关键看班子、看干部，关键在干部作风。哪个单位工作好，首先是领导班子作风好；哪个单位工作不好，说明班子作风还有问题。检验一个单位、科室作风整顿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准，就是看有没有完成目标任务。因此，要确保完成目标任务，从现在开始，就要严起来，紧起来，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和治安稳定两项重点工作。

一要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在安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没有安全就没有干部的政治生命，就没有职工的家庭幸福，就没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就没有持续发展。因此，在安全工作上来不得半点马虎。要坚持以“双基”建设为平台，在抓好“四个重点、三个薄弱”上下狠功夫和细功夫，确保实现安全奋斗目标。

二要全力以赴抓好治安稳定工作。稳定工作和安全生产同等重要，稳定工作和安全生产一样，都是当前头等的政治任务。要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度，切实避免因单位、部门工作不力而造成的问题，否则严肃追究其责任。要坚持依法治访，进一步健全完善预警机制，努力构建大工作格局。要加强治安管理，突出加大对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的排查治理力度，积极开展严打整治斗争，大造严打声威，震慑犯罪分子。通过狠抓治安两个关键，确保实现“四无”目标，达到上级和群众两个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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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职德育新课程；教学内容生活化；教学效果

中图分类号：G7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3）02-029-2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教育只是通过生活才能产生作用并真正成为教育”。然而，长期以来，德育相当程度地存在脱离学生生活世界的现象，变成了道德知识和道德规范的教育。那么，如何实现德育教学生活化，提高德育课的针对性和实现性，这是每一个德育教师需要认真思考和探索的一个问题。

一、正确认识“教学生活化”在中职德育教学中的作用

1.当前中职德育课教学面临的困境。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高中阶段的扩招，中等职业学校的生源素质正逐步下降。作为中考失败者的中职生，文化基础较差，学习能力偏弱，同时，心理素质也相对薄弱，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心理和行为上的偏差，上课迟到、早退，染发，着奇装异服，有的甚至沾染上抽烟、喝酒、打架等社会不良习气。另外，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信息的网络化、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学生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面临着极大的冲击，其中很多片面的价值取向和舆论导向如利己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等已严重影响到学生的健康成长，社会的德育氛围令人担忧。这些都给中职学校德育教育教学带来了不少的难度。

2.“回归学生真实的生活”是当前中职德育课教学的必然趋势。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我们深信生活是教育的中心。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生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学生，他首先是人，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世界瞬息万变的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对他们产生影响，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德育素材。为此，师生必须共同走向广阔而丰富的社会生活，挖掘生活中的课程资源和教学元素。特别是教师一定要多了解、关心、感受学生的生活，更多关注学生所面临的多元化价值观念冲突背景，将学生所面临的具体生动、丰富多彩的真实生活引入教学，使学生产生亲切感和认同感，从而激发和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学习动力和探究冲动，促使学生学会思考生活，善于提炼生活，最终使教学回归生活，使学生在生活中表现得富有道德性。

3.德育教学生活化的涵义。

德育课教学生活化就是将学生课堂学习的间接经验与现实生活的直接经验有机结合起来，将课堂学习与生活实践有效统一起来，构建职中学生各种感兴趣并且能够主动进行的学习活动，把生活世界提供给学生理解和体验，使学生在与现实世界的撞击、交流中进行探究和思考，产生对世界、对生活的爱，从而自发地、主动地去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并在主动的活动中建构自己的知识。

具有生活化的课堂教学应具备以下特征：一是教学目标生活化，二是教学内容生活化，三是教学方法生活化，四是教学评价生活化。

本文就“教学内容生活化”，作了一些新的探索。

二、教学内容生活化在中职德育课中的实施

1.教学内容生活化，引导学生观察生活。

现阶段中职学生往往通过媒体、网络等吸收大量信息，他们的眼界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学生都开阔。在进行教学设计时，除了从报纸上、网上找供讨论的问题，教师更要注重着眼于身边事，注重寻找学生身边的“热点”，使讨论的问题来源于学生可感知的社会活动及现实生活，鼓励学生多用辨证的眼光关注周围的生活，关注多彩的社会，用案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做一个善于观察的有心人。

比如，在上《职业道德与法律》这门课时，引导学生观察我县城镇交通状况，让学生讨论你是否要遵守交通秩序，对不遵守交通秩序者怎么办等问题进行讨论，判断与选择，既增强了学生的主体意识，也提高了学生的道德认知能力。

2.教学内容生活化，引导学生感悟生活。

中职学生，他们正处于心理和生理的第二“断乳期”，而且一部分学生刚刚离开父母住到学校宿舍，他们的独立性与依赖性、自觉性与幼稚性相互交织，因而内心世界十分封闭，不愿意向大人开放。而封闭心理使学生遇到问题或困惑时得不到及时排解与宣泄，极容易导致学生自卑自弃、狭隘独尊、自我封闭等等，在与同学、集体、老师的关系中，很多时候表现出一种可怕的冷漠。如何纠正上述的心理偏差，德育课应该告别生硬的说教，回归生活，关注生活，指导生活，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社会、认识自己，做—个心中有爱，热爱生活的人。

我在教《哲学与人生》这门课中，结合我校曾邀请中央级聋哑歌舞团到学校演出，给全体师生留下了极大的震撼事例，用他们成长的经历和成功去启发、引导我们的学生，在德育课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3.教学内容生活化，引导学生理解生活。

德育课有着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特点，它不仅给学生提供认识事物的工具和方法，更重要的是铸造学生的灵魂。但由于我们的教育仍存在着有意无意拔高的倾向，有的甚至严重脱离社会和学生的实际，使得本来正确的德育内容悬在空中，学生只是一味地埋头苦读，他们还没有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思想认识片面、极端，是非观念模糊，对真善、美和假、丑、恶缺乏分辨和鉴别能力，道德观念淡薄，义利不分，缺乏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面对这些状况，德育课教学应该摆脱大而空的教条，在学生生活世界的全方位中对其进行道德教育，使学生在生活中生成良好的德性。

我县经济欠发达，而我校学生大部分又来自农村，家庭相对来说都不太富裕。在上《经济政治与社会》这门课有关内容时，我就巧妙地选择材料，从历史、地域、家庭实际、发展等不同角度去正确引导学生，热爱我们的家乡，热爱我们的家庭。

4.教学内容生活化，引导学生体验生活。

德育的过程与生活过程是内在一致的，德育来源于生活而最终又要服务于生活，在生活中学，到生活中用。陶行知曾提出过“生活教育就是教学做合一”的观点，这其中的“做”也就是实践。实践性是很多课程的追求，但是德育课更加关注这一点，在课程性质和课程理念中都强调了要注重学生的生活体验和自身的实践。让学生在生活世界中经风雨、见世面，体验生活，体验社会，德育才能显现深厚的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

例如，在上《职业生涯规划》这门课时，我们要帮助学生了解自己即将从事的职业，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合理地利用当地特有的地理资源和人文资源，尊重专心于自己未来从事的职业。比如对建筑专业的学生，我结合我县从本校毕业走出来的许多成功人士的例子，剖析他们的成长经历，巧妙将我们的学生把他们作为奴隶的榜样，参观他们创建的企业，到他们的企业去实习锻炼，教学效果非常明显。

三、德育新课程教学内容生活化带来的反思

德育教学生活化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要始终紧跟时代变化发展，紧贴社会生活实际，最重要的是紧贴我们的学生生活实际。要善于理解和把握学生的实际生活，不仅做学生生活的发现者、挖掘者，更要做学生生活的引领者。

德育课教学生活化是立足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立足于课内外结合。课堂与生活联系，是促进知情意行统一的整体思想，根据学生生理、心理发展的内在规律安排课程的开放性教学。做到用生活教育，才能彰显出德育课的魅力，才能体验出德育课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陶行知.生活教育文选[M].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

[2]鲁杰.回归生活——“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与教材探寻[J].课程·教材·教法，20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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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与经济法治实践的关系

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与经济法治实践活动的关系，是我国经济法学发展的基础关系。法学研究的价值和生命力在于其对现实和实践的指引作用，而法律实践对法学研究也具有反馈作用。衡量经济法学学术价值的高低，一个重要的标准是看它对法治实践发生作用的大小；而衡量经济法治实践科学与否，关键是看它能否自觉接受经济法学理论的指导。经济法学学术研究承担着法律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其中包括经济法学理论的论证、法律框架的设计、具体规范的拟定、法律实施的纠偏，对经济法的精髓及法的理念的把握；经济法实践承担着法律实施的重要任务，涉及经济法的精髓、法的理念及法律制度在社会中发挥有效的作用。学术研究和法律实践相生共长，法学理论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两者并不矛盾。法律工作者所从事的法学理论研究，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论文本角度）开始、延续、深化实践者所进行的法律实践中的理论争议。其所产出的法学知识，正可视为内在于法律实践中的深度阐述。[1]因此，当前经济法理论研究者应当紧紧围绕实践中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将研究成果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不断提高经济法学研究的可应用性和法律实践的准确性。

经济法学研究的发展过程表明，正确处理学术研究与法治实践的关系，关键在于积极发挥学术研究对于法治实践的能动作用，努力运用学术研究为法治实践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建构起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与法治实践的良性互动关系，实现经济法学研究的实践价值，为经济法学研究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和丰富的空间和途径。转型期的中国，其经济法治建设和发展，更迫切需要学术研究积极回应经济法治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近年来我国经济法学学术研究提出的诸多理论命题和许多制度构建都适时地契合了中国经济法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对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从改革开放30年来看，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从整体上仍缺乏一种对现实问题或规则进行学理化、法理化甚至哲理化的深度思辨，对现代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问题仍停留于甚至满足于一种对策性的个案分析。特别是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了许多关联性问题或事件，经济法理论研究没有从规范性的对策机制中抽象或提炼出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具有规律性的原理。如金融危机发生的国家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对自由主义市场推崇极至而排斥国家对市场的正当干预，将这些问题上升到法治角度，这便触及到经济法的本质和价值问题。因此，经济法学学术研究应当对经济法治实践中的问题进行深入理论分析，而不是简单地将理论转化为对策性工具。

学术研究与法治实践的关系，在学术研究对象和方法意义上，还体现为理念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关系。法治理念与实践活动，都是社会法治生活的有机构成部分，因此，经济法理念研究与经验研究，都属于学术研究，都受到学术研究与法治实践关系的约束，同时遵循学术研究与法治实践关系的对立统一辩证规定性。当然，经济法理念研究与经验研究又是针对不同对象，分别运用规范研究方法和经验研究方法展开的研究，因此，理念研究更多地体现为关于社会偏好和价值取向的应然研究，经验研究则更多体现为关于法律行为和法治关系的实然研究，两种研究分别反映着经济法治生活的彼岸性和此岸性，指向法治生活和法治实践的不同层面，具有不同的研究价值、学术意义和实际功能，相互之间又有矛盾关系。[2]经济法理念，是指在特定社会中的人们，对经济法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在宏观上和整体上的一种理性把握和构建，是经济法理性的最高表现形态，也是经济法律制定和实施的最高原则。用经济法理念和思维统摄经济法学的学术研究，并以此指导经济法治实践，不仅可以厘清经济法与传统法的关系，而且可以实现经济法对经济社会关系调整达到预期的目的。经济法理念站在经济法整体的角度和发展的高度上，对现行的经济法律或者是即将制定的法律，进行认识和分析，并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预测和把握经济法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对于现行的经济法律制度，作出是否适应经济发展实践需要的评价，然后形成立、改、废的决策，从而使经济法得以补充、完善和发展。另一方面，指导立法者从总结的经济实践经验中抽象出对未来具有指导意义的东西，并反映到经济法立法上，使经济法立法既肯定现实，又或多或少地对现实作出创造性的规定，以便从经济法上把握现实的未来。[3]因此，经济法学学术研究如何剖析和解答经济法实践中的问题，即如何具体回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理念下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矛盾问题，有待经济法学从社会本位、平衡协调和人本主义理念高度进行分析并提供具体的制度设计方案。

二、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中经济法与部门法的关系

中国法学界秉承了大陆法系传统，再加之上世纪50年代受前苏联法学的影响，从而对部门法的划分及其调整对象理论推崇至极，一度使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其实，法的部门法划分本身就是遵循主客观标准而非单一的客观标准，[4]以往那种囿于大陆法传统的客观标准试图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与传统部门法作泾渭分明的划分，从而使经济法陷入了调整对象之争的“陷阱”。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出现的“经济法与民法之争”让这种理论上的误解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构与完善，无论是官方还是学术界，经济法已被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七大法律部门之一。近些年来，法学界也在逐步淡化部门法的论战，在经济法学学术研究和讨论中也较少涉及到调整对象的理论争辩，但是，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中却一直存在着一种“异民法”或“反民法”的路径情结。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问题，特别是部门法之间的及合作问题，却少有提及。以往的学术研究中，经济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只是通过简单的比较，展示他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也较多地集中在总论层次，而未深入到具体制度层次予以比较，较多地研究部门法间的区别，而忽视了部门法间的联系；较多地作表层（如法律现象）的比较，而忽视了对深层（如法律现象的经济社会基础）的比较；较多地对民商法、行政法与经济法作比较，而忽视了社会法（如劳动法）与经济法的比较。这些都是在对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作比较研究时存在的缺陷。[5]

部门法的出现是根据各个部门法解决不同类型经济关系问题而形成的学理上的划分，但社会问题总是千变万化，初始的分类是为了实现分工，但分工形成之后却不断走向封闭，导致部门法的分类与社会现实日益脱节。尽管法律可以通过技术和程序实现分类，而具体的社会事实却只能由规律和现实决定，从而很难保证二者的整齐划分及严格对应。其实，不同的法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彰显不同的法律价值并有着不同的贡献。就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而言，放在纵向的法制变迁中考察，在市场经济发展到垄断阶段之前，以主体平等、契约自由和产权私有为原则的民法对维护和促进市场交易与自由竞争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当市场经济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要维护和促进人们的自由，必须首先反垄断，反对垄断者垄断经济、操纵社会、滥用优势，只有反垄断取得了成功，重新构建了人们之间的平等，维护和促进了市场竞争，恢复了人们的自由，为民法奠定了基础，民法才能重新发挥作用。所以，依法反垄断便成为了奠定人的平等、保障人的自由、促进自由竞争的根本前提和首当其冲的任务。经济法（反垄断法）成为了平等奠定法、自由保障法和自由竞争法。[6]因而，现代经济法的出现，不是民法的相向物，也不应当成为民法的排斥物。两法在共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维护人权方面发挥着殊途同归的作用。

在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中，不仅应当充分认识到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价值，而且，针对转型期各类复杂的社会经济矛盾的交错性和迸发性，应当在法律机制和功能上重视和发挥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功能组合研究，根据具体现实问题的性质和特点，寻找不同法律功能组合的可能和模式，以发挥法律之间的协同效应和系统效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的交错性及连带性，使得当今社会尤其是转型期中国出现了一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断裂”现象，[7]这为不同部门法功能的组合提供了直接的动因与契机。这一断裂的现实形态表现为：经济发展引发贫富悬殊，从而造成社会不公的心理日益普遍；经济发展引发环境污染，从而造成可持续发展的危机；经济发展的断裂现象伴随着社会主体的利益分化日益加剧，社会不满和社会矛盾日益明显，但是又缺乏合理、合法的渠道进行宣泄。这些断裂现象的产生既非一朝一夕，亦不是单一因素的作用，而是多方面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因此，断裂的修复也必然需要全面系统、综合渐进的思路。面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断裂现象，需要重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与社会发展相互关联和协调的新机制。法律制度具有的功能是修复这种断裂的社会现象的重要方式。而法律修复手段的运用，也应当包括法律功能组合的路径。例如经济法与社会法是兼有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主要法律部门，对断裂社会的修复，需要经济法学者加强对经济法与社会法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进行有机组合与运用的研究，从而使其共同担负起社会整合的法律功能。

三、经济法学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按照法学研究不同的属性，经济法学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以探讨经济法现象的本质、研究其价值为宗旨，通过对法治现象因果的研究，揭示经济法律现象的定理、通则和发展规律。应用研究泛指经济法制度的研究，是针对特定的现实经济法律问题，探索或者创造出新的知识或者方法，从而为解决问题和完成任务提供理论依据、实际途径和可行方法的研究。就其研究内容来看，经济法基础研究是关于经济法现象本质因果联系的发现和阐明，而应用研究则是关于经济法问题与对策因果联系的分析和论证。在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过程中，经济法学的基础研究，也可以称谓为经济法总论研究。经济法总论重在探求各种经济法规范和各种经济法现象的普遍规律和最基本、最一般的原理，侧重于探索和认识经济法本质特征、运动规律及发展趋势的学理性研究，意在阐明学理，属于学术理论研究。经济法学的应用研究，亦可视为经济法分论研究，一般指侧重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经济法的对策性研究。经济法分论研究具有特定的实际目的或应用目标以及指向明确的应用范围和领域，属于问题对策研究，通常表现为指出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经济法对策、路径和方法，主要作用是解决经济法学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具有针对性、时效性和可操作性。

总论研究与分论研究又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总论研究可以为分论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知识基础、观察视角、分析工具和一般定理，可以在研究领域和知识体系范围内确定应用研究的方位，从而在宏观上和一般规律的层面上透视问题、剖析问题和把握问题，可以检测应用对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总论研究的重大突破，可以引发分论研究的重大变革。分论研究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关于总论研究的发展研究，是把总论研究发展为实际运用形式，把总论研究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具体问题及其解决的研究活动。离开总论研究的分论研究，是缺乏对于经济法本质性和规律性的把握、缺乏理论认识和科学方法、缺乏深刻性、科学性和合理性的研究。离开分论研究的总论研究，则会演变为缺乏现实论据和适用性的空洞的抽象研究，缺乏现实意义和价值的虚假命题、思维训练和经院哲学。

我国经济法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法学是基础性和理论性、现实性和应用性兼备的学科，因此，兼顾总论研究与分论研究，正确处理总论研究与分论研究的辩证关系，通过强化总论研究来深化分论研究，通过推进分论研究来丰富总论研究，实现总论研究与分论研究的有效结合和良性互动，在两者的共同发展中提高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应用性。当然，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科学化，关键是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科学化。经济法总论不以某个和某些部门经济法或单项经济法作为研究对象，而是把经济法的各部门和各单项法律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然而，在当前经济法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上，一些经济法论者轻视总论研究、淡化总论研究，怀疑甚至否定总论研究的意义。在经济法总论研究中囿于经济法视角而论经济法，没有从经济、社会、法律、历史、思想、文化的角度，更未立足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去检视与探求构建经济法学的基础，因而没有在此基础上阐析经济法的原理，以至于学术界有人认为目前的经济法理论研究出现了“总论行政法化，分论民商法化”的论调。比如我们在研究经济法功能时，极少运用社会学知识进行创新性研究。如社会分配和社会正义，分论中的宏观调控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当下存在的贫富差距等问题，应当在总论研究中对经济法的正义价值及分配功能进行重点研究，以此来指导分论的制度建设和完善。不过，在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中，无论是总论研究还是分论研究，学者们又多喜欢进行应然论证，而轻视实证分析。没有真正遵循“总论是分论的总结，分论是总论具体化与实现”。分裂总论与分论之间的关系、缺少实证分析的中国经济法学的研究路径，既不符合法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使得研究结果严重脱离、超然于现实。在对待总论与分论研究关系的态度上，总论的研究一方面要以分论的研究为依托，立足分论归纳出来的总论才更具有说服力和生命力；另一方面要重视分论的学理化和法理化研究，并从经济法具体制度中归纳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等共性内容，这种共性内容自然就是总论的内容。

四、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学术研究中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与实现自主创新，是具有重要区别的两种形式的学术活动。科学的学术研究活动，必然是运用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实现科学创新的研究和研究的科学创新。法学研究的创新，通常是指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引进或创造新的法律文化元素，主要进行的是制度方面的创新。同时，法学创新应当是一种全面的创新，包括法律内容的创新、法律观念的转换、法律体系的重构等方面的改革，一般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8]就当代整个法学的宏观发展而言，中国法学在30年的时间里以加速度的方式增长，确实有相当可观的知识增量。但是中国法学的知识增长与理论变革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其他学科知识、理论、方法的移植或引进，真正属于法学自己的原创性的知识、理论、方法较少。将其放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来看，法学领域涌现的很多新话语、新思想、新方法其实并不新，大多来自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在某种意义上说，法学实际上已经成为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话语、理论和方法的输出地和实验田。[9]同时我国经济法学发展历程表明，在学术研究活动中正确把握吸收与创新的关系，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关键环节。在这其中，必须将正确地吸收他人成果作为吸收他人成果的基础，而合理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又包括合理选择和正确利用他人的成果。另一方面，了解、吸收和利用他人的研究成果，是为了实现学术的创新，这就需要在学术研究中贯彻创新精神。根据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特性和法治要求，正确把握创新的法治方向和法治功能，并以客观公正合理的学术评价和科学的学术批评，来评价和鉴别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的创新性。

学术理论研究成果的尊重与积累，有利于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有利于学术知识的积累，有利于基本范畴的形成。经济法理论的发展与知识的增长都是积累的过程，对经济法的解读过程要求将经济法理论建立在某种前期知识或语境上，从而使经济法理论可以为人们所理解。如果没有任何前期知识或者参考框架，我们不但无法解读经济法理论，而且经济法理论对于试图理解它的人而言也可能是无意义的。因此，不论是提出新的观点，还是批判他人的观点，都必须建立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然而，一些对经济法学理论的责备与批评，通常是在没有认真阅读相关的经济法文献，以及没有全面理解被批评者理论观点的前提下提出的，最终成为简单化的批评或乱贴标签。因此，有关经济法的研究和批判应当遵守以下两点约束。第一，批判他人的观点必须首先确定解读的论述框架，即前期的知识结构，厘清被批判者的理论前提与框架。第二，在提出自己的观点时，必须清楚自己的理论前提与框架，否则，就将模糊自己所解释或描述的内容。经济法学理论与批判具有科学解释与人文解释的双重性质，而且科学解释是基础。对经济法理论及其命题的证明，从严格意义上讲都是一种演绎或不完全归纳推理，因而在本质意义上是一种有益的假定，这种假定将来还可能被新的知识所证伪，从而提出更逼真的命题。有人在进行研究和批判时不遵守这些最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约束，经常提出一些绝对性结论，使学术研究走向片面和偏执。[10]

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创新，是强调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创新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要放在整个法学理论知识体系中进行评判，而不是简单的自说自话。作为专业性的认识和探索活动，经济法学研究既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进行的，又是通过吸收他人研究成果而进行的。法律应当是现实的，法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人类发展的现实问题。人本法律观也强调法律的现实性，将人的生活、人的全面发展与法律直接结合起来，让法律与公民的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并解决公民新生活中所遭遇的现实问题，使法律成为公民的生活规范和生活方式；改变法学理论与生活严重疏离的现象，让法学研究从现实的生活经验出发，把法学的概念、范畴和原理建立在丰富的实证材料上，让法学成为人的生活之学。法学研究中法律观的创新和具体法律制度的创新是法学创新的两条基本途径。[11]“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马克思法学的基本理念。“以人为本”在中国怎样进行创造性的运用与发展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法学如何创新，如何在法学领域内落实“以人为本”的问题。故如何在经济法学领域内落实“以人为本”，实现经济法学的创新与现代化，就是将经济法学与“以人为本”结合起来，实现“以人为本”的法律化，从而推动现代人的塑造，实现经济法制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和谐同步的发展。

五、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从我国经济法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问题具有相对复杂性，需要清楚认识和正确把握。需要明确的是，经济法学研究发展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并非经济法学研究殊具体性与一般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因为无论在经济法还是在经济法学的意义上，都不存在标准的国际化的经济法学，在市场竞争形态、法律文化传统、法律体系、核心价值和法治发展历程及水准迥然相异的不同经济社会法律体制之间，现实存在的只是各种不同的国家或者各种文化和法律背景下的经济法（学）。既然如此，所谓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问题，本质上并非经济法学中的中国特色与国际标准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只是中国的经济法学研究特色与其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学研究相互影响和借鉴的问题。[2]在不同的国家或者法律背景基础上生成的经济法学，其学术性质、研究前提、研究内容、价值取向、根本立场和功能效用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性甚至对立性，无视这些差异性和对立性，无视它们之间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差异，从而把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法学理解为国际标准的通说；把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法律制度看作是普遍的示范制度；把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法学看作是世界标准经济法学，实际上曲解了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本质属性。因此，不能将西方经济法学的个性视作并代替世界经济法学的共性，也不能将西方经济法学的共性来遮蔽中国经济法学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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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罗尔斯的正义原则

当代美国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1］“对我们来说，正义的基本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2］他承认人们的不同生活前景受到各种体制的限制和影响，受到自然和社会偶然因素的影响，承认这种不平等是自我无法选择的。他提出两个正义原则，期望调节主要的社会制度来处理这种出发点的不平等，尽可能地排除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以解决社会的不公平问题。与传统的社会契约论者不同，罗尔斯设计了一个非历史、非现实的“原初状态”，并通过对原初状态的主客观方面的限制，筛选出“作为公平的正义”的两个正义原则。［3］第一个原则（平等的自由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差别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对于两个原则次序的安排，罗尔斯提出一个独特的“词典式次序”概念，确定了第一个原则的优先权，即平等自由制度是至高无上的，是不可侵犯的，任何社会都不能以较大的社会经济利益为理由违反这一原则；而第二个原则中的机会公平原则又是优先于差别原则的。在这一原则下，社会基本结构分为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公民的社会和经济利益两部分，两部分的问题相应地由机会公平原则和差别原则加以处理。机会公平原则旨在保障公民平等自由的政治权利，且具有优先性；而差别原则用在指定和建立社会和经济利益的分配方面。

（二）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与教育公平

早在2007年，总理就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会公平”，在2010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又说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最伟大的工具”，从而把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声和期盼。促进教育公平，是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体现，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目标的重要基础，教育不公平势必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用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指导教育的公平和正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公平”是一种价值判断，是基于对事物在数量、程度、品质等方面因对应性或非对应性分布（或分配）而造成的一种社会现象的主观感受和价值评判。根据罗尔斯正义原则，教育公平应包含两个基本的概念：一是“教育平等”，二是“教育机会均等”。首先，优先的“平等自由原则”在教育上的诉求应当表达为“教育平等”，也就是说教育权是人与生俱来的、不可被剥夺的一种权利。当然，这一原则只是“形式上无差别”，“并未告诉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如何确定平等性或比例性，所以它作为行为的具体指导仍然缺少实用性”。［4］其次，如果希望能达到一种事实上的平等，那么一个前提就是打破形式上的平等，以一种不平等作为前提，在教育上采取措施使所有人“教育机会均等”。再者，在教育实施的过程中，对最少受惠者必须通过一定的政策倾斜和物质资助给予一定的补偿，保证他们能够接受同样的受教育机会，这是正义原则应用在教育公平上的必然要求。

二、教育公平视角下的农村基础教育课程公平

（一）课程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关键

目前，课程公平对于教育公平的意义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对教育公平的探讨，基本上都集中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异、家庭文化背景不同以及受教育权的性别差异等较为宏观的维度，所追求的多是一种外在平等或形式平等，而对教育的内在平等或实质平等（即人从事某一活动或享有某种资源的内部条件的一致性，如课程、教学和评价的平等）极少关注。［5］换言之，这些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一种显性的平等，而对影响教育公平的隐性因素，对教育内部尤其是课程公平与否缺乏关注。“科尔曼报告”（《教育机会的平等性报告》）明确指出：“教育机会寓于某种特定课程的接触之中。机会的多少视儿童学习的课程的水平高低而定。对某些儿童来说，所达到的课程水平越高，所获得的机会就越多。”［6］课程所蕴含的教育权利和教育机会是实质的、内在的，学生是否就学，反映的只是形式上的外在的教育权利和教育机会问题。法国、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研究者都发现，学校知识才是产生不平等的关键。［7］因此，要考察教育公平的程度，应该把课程公平与否当作一个重要的观测点。课程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微观化和具体化。对于学生学习结果的差异，人们常常归因到学生个体的学习能力和努力程度的不同，并且获得了多数人的理解和认可，但是，借助社会学的“学科之眼”可以发现，基础教育的课程内容不利于农村学生却是更为主要、更为关键、也更为隐蔽的原因。

（二）农村基础教育课程不公平的现状分析

应该承认，新课程方案从宏观上注重了一定的公平性，但在实施过程中，各地区各阶层以及不同群体学生的要求不可能完全得到满足，从而造成了课程的不公现象，尤其对农村基础教育而言，情形尤为严重。

1．课程目标与农民的现实需求相互冲突

毋庸讳言，在中国人的传统价值排序中，城市高于农村，前者代表先进、富裕，而后者则意味着愚昧、落后，这种观念也在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得到不断强化。于是，不少农村家长和学生都把“知识改变命运”解读为“升学进入城市”。在笔者看来，这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官方文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却又明确指出，农村中学课程要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服务。这显然与农民子弟的主观愿望相冲突。因此，对于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培养目标来说，为农还是离农的选择困境短期内不可能消失。在一定程度上农村教育应该培养安于农村、安于农业的人才，然而，由于农村本身处于现代化变革过程中，这决定着农村教育又不能将培养目标只是简单确定，尤其是不能仅仅确定为培养安于传统农村与传统农业的人才。［8］再者，现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城市文化，如果农村教育单纯追求本土化，就是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自我边缘化，等同于放弃了通过考试向上的流动机会，必然导致农村学生低社会地位的再生产，这显然有失教育公平，也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所以，当下农村基础教育的课程目标至少应该考虑三类学生的需要，即为继续升学的学生提供更多发展的可能性，为不能升学的学生回到农村做准备，为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做准备。

2．刚性的课程设置剥夺了学生的发展机会

当今时代，是一个人们特别重视学生学习自由、独立性和个性的时代，因为弹性化的课程设置注重人性关怀，体现了实质的、内在的公平，所以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但是，由于不少农村学校仍然把升学作为几乎唯一的办学目标，导致对学科课程的过度强化，削弱了各类综合活动课程。每节课都被置于考试指挥棒的阴影下，萦绕在师生脑际的问题是：这一节课学什么？小升初考不考？中考考不考？学校课程设置完全和升学考试对接，其他课程都被排除在学生的经验之外。这种学校课程设置上的单一性，根本无法满足农村学生多方面发展的要求，“它忽视了个人所具有的微妙而复杂的作用，忽视了个人所具有的各种各样的表达形式和手段”。［9］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学生升学希望渺茫，课程对于他们也就根本起不到促进自身发展的作用。结果，社会上一直在谴责的学生负担过重问题，对这部分农村学生来说，却完全成了一个伪命题，因为他们的肩膀还根本够不着这种负担，还没有资格“负担过重”，他们是被基础教育抛弃的“旁观者”。多数学生的发展机会和潜能就这样被无声无息地剥夺和扼杀了。

3．课程资源的选择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

课程资源是指供给课程活动、满足课程活动需要的一切，包括构成课程目标、内容的来源和保障课程活动进行的设备和材料，即所谓“素材性课程资源和条件性课程资源”。［10］前者是指学生学习和收获的对象从哪里来，包括各种知识、技能、经验、智慧、感受等因素；后者是指那些并不是学生学习和收获的直接对象，但却是学生学习和有所收获的条件，包括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时间、场地、媒介、设备、设施和环境等因素。目前农村基础教育现有的教学设备短缺、简陋，实验室、语音室、机房、多媒体教室等现代化教学设施严重不足或是形同虚设，受条件性课程资源的制约，许多学校无法按照新课改的要求开齐、开足所有课程。而从素材性课程资源来看，由于教师课程资源意识的普遍淡薄，导致农村乡土文化等本土资源无法进入教师的视野，只能处在“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的自生自灭状态，不能及时加工、转化为校本课程。

4．课程内容脱离农村实际

理想的课程应能在学生的已知和未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帮助学生逐步获取未知的经验。新课程开发的前期试验主要以城市学生的学力为根据，课程内容以反映城市儿童的经验为主，与农村学生的生活经验相距甚远，从而导致农村学生产生厌学、畏难的情绪。例如，某版数学教材上有这样一道习题，［11］某市出租车的收费标准：不超过3km计费为7．0元，3km后按2．4／km元计费。（1）写出车费y（元）与路程x（km）之间的关系式；（2）小亮乘出租车出行，付费12．3元，你能算出小亮乘车的路程吗？这样的情境设置本身没有问题，但毕竟可以看出其城市化的倾向，对于农村的学生来说，实际上增加了难以为人所察觉的障碍。又如，初中英语课程是建立在小学开设英语课的基础上的，而由于当前农村小学即使开设英语课程，与城市小学相比，也难以达到同样的目标要求，从而造成学生升入初中后英语学习的困难。课程内容这一“规则的不公”导致了农村学生在受教育机会上“起点的不公”，其背后体现的恰恰是“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

三、回归教育正义：基于课程公平的农村基础教育课程实施

在中国目前的城乡二元体制中，农村学生显然是受教育过程中的“不利群体”，他们“从一开始就处于困难的地位；他们或者由于缺乏儿童早期所需要的身体上或心理上的适当照顾，或者是由于缺乏学前教育。他们同那些比较富裕阶级的儿童相比，都是处于不利地位的”。［12］前文已经述及，罗尔斯期望达到的是一种事实上的平等，而要达到这种平等，实际上就需要以一种不平等为前提，即对先天不利者和有利者使用不同的尺度。换言之，为事实上的平等，形式上的平等就要被打破。据此，当下情形下的农村基础教育课程实施，首要的就是实行差异公平，因为它尤其能为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因而是正义的。具体说来，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对农村基础教育实行政策倾斜

俗语云，“解铃还需系铃人”，从历史上看，我国的国家政策是城乡二元分割的最重要推手，当前要回归农村基础教育的公平，关键仍然是政府的政策扶持力度。政府应在研究和正视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所面临的诸多难题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向农村倾斜的教育政策。要树立城乡整体教育观，意识到城乡教育发展的差异但又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而是加强城乡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把城乡教育纳入统一的教育发展规划。要规范农村教育体制，加大中央政府在普及义务教育中的责任。另外，要确立农村教育的发展目标，统筹规划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

（二）发挥校本教研的引领作用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农村学校现实情况千差万别，不同学校、不同教师所遇到的问题也不尽相同。新课程提出的各种宏大理念的落实，需要和各地各校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说：“在巨大而沉默的大海之上，高踞着在历史上造成喧哗的人们。但恰恰像大海深处那样沉默而无边无际的历史内部的背后，才是进步的本质。”［13］要真实地推动课改的历史进程，千万所普普通通的学校才是根本。因此，必须开展以教师为主体的与新课程相适应的校本教学研究，以新课程实施过程中学校所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为对象，切实解决农村基础教育改革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注重概括、提升、总结经验和探索规律，把教师个人的自我反思、教师集体的同伴互助、专业研究人员的专业引领，作为开展校本教研的基本要素，搭建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之间的桥梁。

（三）强化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

开发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是克服当前农村基础教育课程内容脱离农村生活倾向的重要措施，农村社会生活确实需要而国家课程中又缺少的内容，可以在农村地方课程中体现。比如：地方的历史、地理、自然、人文、环境；教育部规定的但尚未进入国家课程中的教育内容，如人口、国防、安全、法制、职业指导、青春期教育等；农村职业技术或劳动技术教育的内容；与农业、农村、农民有关的实用知识、技能的内容；根据统编教材改编、补充、整理的联系实际的教学内容或教学参考资料。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更强调课程内容的时代性和现实性，对理论知识的系统性、连贯性和深刻性的追求与国家课程不同。不同内容可按不同层次，分别由地方和学校来组织开发。如笔者所在的淮安，既是运河之都，又是总理故乡，近年来当地农村学校开发了有关运河文化及精神的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取得了比较好的实效。

（四）提高校长和教师的课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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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P2P网络借贷在中国方兴未艾，但其发展基本上处于失范状态。法律制度供给严重不足，政府实际监管缺位，未能起到有效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其主要原因在于P2P网络借贷行业的自身演化特质和中国政府一贯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准确定位中国政府在P2P网络借贷发展中的角色，应当立足于P2P网络借贷的特性，考虑如何协调和平衡中国当下金融法治肩负的安全、效率和公平三大价值，尤其要重视金融公平价值。有鉴于此，同时参考国外先进经验，解决之道在于实行包容性兼管、柔性兼管和激励性规制，起到规范、约束、控制与引导、激励、扶持并举的作用。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当通过明确P2P网络借贷法律性质、市场准入制度、经营范围、风险控制机制、退出机制和相关配套制度来进行回应。

关键词 ：P2P网络借贷 政府监管 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 金融公平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向来是传统金融法治价值观的核心所在。近年来，随着中国金融发展日益呈现出不均衡的态势，金融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广大中低收入者越来越被排斥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传统金融法治价值观不断受到质疑和反思，金融公平价值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和探讨，并逐渐成为引领金融领域革新的价值基石。〔1 〕而作为微型金融和小额信贷形式的新锐代表，发韧于欧美、随后席卷全球的P2P网络借贷，〔2 〕一经引入便在中国异军突起，发展迅猛，受到了社会中低收入者和小微企业主的广泛青睐和热烈追捧，〔3 〕被视为实现普惠金融和金融公平价值的有力工具。〔4 〕它融合了互联网技术优势和小微金融理念，以网络平台为依托，将资金富余并且有投资意愿的个人，与信用良好但资金短缺的中小微企业主、大学生、工薪阶层等传统金融体制下的弱势群体撮合在一起，从而实现资金双方的互助共赢。在整个借贷过程中，P2P网络平台本身并非借贷合同的一方，而是为双方提供交易机会，促成交易达成，依靠收取服务费来维持平台运转，带有明显的中介服务性质，实际上是传统民间借贷在网络时代的新形式。这种无抵押、无担保、方便快捷、直接透明、依靠信用的小额借贷方式，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长期以来传统金融弱势群体融资难的问题，打破了传统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改变了目前资本市场供需结构失衡的困境，为中国金融体制的革新和普惠金融的实现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卓越贡献。

然而，由于存在相关立法缺失、信用体系不健全、风险控制机制不完善、监管缺乏等因素，P2P网络借贷在中国基本上处于野蛮疯长的状态，暗藏了极大的金融风险和社会隐患，对金融安全和秩序价值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尽管P2P行业自律已陆续展开，但收效甚微，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整个行业的混乱局面。〔5 〕因而，政府的适度作为和必要的外部制度规范已成为当下治理P2P行业“市场失灵”困境、确保行业健康发展的关键。而厘清政府在P2P网络借贷中的职责权限，从制度上进行回应和构建则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难题。颇为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从P2P网络借贷风险防控、法律监管或者规制的角度侧面涉及政府的作为，〔6 〕而鲜有正面探讨政府角色难题，并且主要集中于简单粗疏的规范、约束和管控，更多强调金融监管安全价值的实现，而忽视了其背后的金融效率和金融公平价值的达成，孤立了具体的监管体制与政府角色之间内在统一、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有机联系。有鉴于此，笔者将从现行制度规范和政府监管存在的问题出发，剖析其原因，探寻政府在P2P网络借贷中应有的角色定位和背后机理，并通过域外P2P网络借贷监管实践的比较分析，提出政府在P2P网络借贷中对制度需求的回应之策。

一、P2P网络借贷制度现状与政府角色问题审视

准确定位政府在中国P2P网络借贷中的角色，需要立足于P2P网络借贷的运行现状，从现行法律制度规范和政府实际作为两个角度出发，考察其是否解决了P2P网络借贷发展中涉及的基本问题，并检讨可能的原因。

（一）制度层面：基本法律规范薄弱

从具体业务性质来看，P2P网络借贷属于小额信贷和民间借贷在网络时代的金融创新，理论上规范小额信贷和民间借贷的制度都可以适用于它，但中国目前既没有处于基础性地位的民间借贷立法，也无全面系统的小额信贷法律体系，制度供给严重匮乏。不仅民间借贷一直未取得正式的金融机构身份，合法与否的界限争论不休，〔7 〕而且自P2P网络借贷在中国兴起以来，现行相关法律规范、政府文件对其合法与否更是未置一词，因而P2P网络借贷事实上一直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法律地位模糊不清。

从现行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来看，勉强支撑P2P行业运行、被业界引用最多的《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中关于意思自治、居间合同、借款合同等基本民事法律规范，以及最高法院关于四倍利率上限的司法解释规定，均不足以论证P2P网络借贷的合法身份，更无法涵盖P2P网络借贷最基本的法律规范需求。这不仅因为网络服务平台经营的是货币，涉及对风险管控有着特殊要求的金融领域，而且在于民间借贷采纳了网络这种新型媒介之后，因其虚拟性、超越时空性、网络技术依赖性等特征带来的一系列需要重新规范的问题都无法在现行法律中得到解答。例如关于服务平台主体的准入条件、业务范围、运营要求、风险控制、退出机制、客户权益保护等等一系列法律问题。〔8 〕甚至严格地说，如果依据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贷款通则》或者1998年国务院通过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相关规定，〔9 〕作为民间借贷创新形式的P2P网络借贷应当被认为非法。相应地，《公司法》、《证券法》和《刑法》中关于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的相关规定也就成为判断和处理P2P网络借贷涉嫌违法或犯罪的主要法律依据。

尽管面对日益高涨的民间融资需求，近年来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等相关机构都频频表态，不断释放出松绑民间借贷、建议给予民间借贷合法地位的政策信号，但都仅仅停留在政策层面，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和操作办法，更没有直接针对P2P网络借贷的政策方针。〔10 〕即使少数紧随时代脉搏的地方政府出台了地方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民间借贷和小额信贷予以规范引导，甚至鼓励和支持民间借贷信息网络化平台运作，但对平台运营的实际问题并无具体涉及。〔11 〕到目前为止，唯一可以算得上针对P2P网络借贷风险的官方文件是2011年8月21日中国银监会的《关于人人贷有关风险提示的通知》（银监办发［2011］254号）。《通知》明确指出了人人贷存在影响宏观调控效果、容易演变为非法金融机构、业务风险难以控制、监管职责不清和法律性质不明等七大问题和风险，同时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与人人贷中介公司之间的“防火墙”、加强银行业从业人员管理、加强与工商管理部门的沟通等三个方面来作好风险防范。遗憾的是，这项通知只是提出了防止P2P网络借贷潜在风险向银行业金融机构蔓延的监管措施，并未具体规定如何控制P2P网络借贷风险，没有正面解决P2P网络借贷存在的制度规范问题。

更糟糕的是，这些勉强支撑P2P网络借贷运转的相关法律规范和政策性文件之间还存在协调性差、相互冲突的问题。这就为实践中政府在P2P网络借贷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和职责履行增添了混乱因素。首先，法律与司法解释间的冲突。典型地表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与《合同法》中关于利率规定的冲突。《若干意见》第8条规定：借贷双方对有无约定利息发生争议又不能证明的，由各地人民法院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掌握，但最高不能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而《合同法》第211条规定：支付利息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其次，法律与行政法规之间的冲突。比如依上文所列法律和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只要是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借贷的利率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就属于合法的民事行为，但是依据《贷款通则》或者《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办法》则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违法行为。此外，由于政策的历时性和应急性，现行法律规范与政策文件之间的多处矛盾和张力，就更加不胜枚举。〔12 〕

（二）政府角色：监管缺位

不仅与P2P网络借贷相关的现行法律规范未能从制度上明确界定政府的职责权限，而且从实践中来看，政府面对P2P网络借贷发展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市场失灵”问题亦未能积极处理，履行必要的监管、规范和引导作用，基本上处于缺位状态。

首先，政府对P2P网络借贷的监管职责不清，各部门相互推诿。尽管中国银监会是目前为止唯一就P2P网络借贷业务风险官方指示的机构，但从上文的分析可知，《风险提示》并未涉及任何针对P2P网络借贷的监管措施，也未提及监管主体，甚至直指P2P网络借贷目前存在“监管职责不清，法律性质不明”的客观现实。实践中P2P网络借贷到底由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工商、公安、网监和信息产业等哪个部门监管或者协调监管、如何监管也无确定的做法。曾有记者就深圳本地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问题，分别致电深圳银监局和深圳市工商局，上述部门均表示“目前对该网站没有明确的监管责任”。深圳银监局认为，借贷网站不属于金融机构，且网站的设立并非他们的审批范围，故目前并没有纳入银监局的监管范围。深圳工商部门表示，如果网站涉及从事其他金融服务，一定要经过银监部门审批后，工商部门才会予以审批。而网络信贷业务范围是否已超过网站经营范围，或涉嫌其他金融业务，则需经过详细调查并与银监部门协调。〔13 〕

其次，政府有限的监管流于形式，未能触及到P2P网络借贷运营的实质问题。从P2P网络借贷实际准入程序来看，只有通信管理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平台主体的审批机关。成立P2P网络借贷平台，首先需要网站经营者拥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然后向通信管理部门申请颁发《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即《ICP许可证》。在取得《ICP许可证》后再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增加“互联网信息服务”的经营范围，在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经营性网站备案即可进行网络经营。〔14 〕在实际审批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经营性网站备案一般只需要提交网站基本情况、网站联系办法、网站所有者的基本登记情况、网站所有者联系办法等材料，对网站的形式监管远高于实质监管，而通信管理部门对网站的审查则更偏重于对非法言论和内容的屏蔽。相对于网络平台经营的金融业务所具有天然高风险性来说，两个部门都毫无涉及，也无力涉及，更谈不上具体的监管原则和措施。实践中，绝大多数P2P网络借贷并未取得正规金融信息服务牌照，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的是投资咨询类公司或者网络技术类的电子商务公司，而在网站平台上发挥的是金融中介公司，其实质是金融脱媒，规避中国金融业务牌照管制，〔15 〕事实上处于政府各部门的监管真空中。至于P2P网络借贷运营中出现的各种卷款逃跑、非法吸储、涉嫌高利贷等“东窗事发”现象，也只能依赖于事后的民事、刑事司法惩罚或者行政查处。此外，与P2P网络借贷具体业务联系密切的还有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的征信系统服务平台。尽管《征信管理条例》已于2013年3月15日正式实施，但中国人民银行并未将网贷行业纳入征信系统的建设范畴，这就意味着P2P网络借贷公司无法直接调取用户央行征信信息进行信用评级，增添了P2P网络借贷的信用风险控制成本和平台客户征信信息造假的机会。〔16 〕

（三）原因：行业演化特质与金融抑制政策

P2P网络借贷制度供给极度羸弱的窘境与政府在其中监管缺位、作用虚空的现状实际上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但这仅仅是表象。深究其原因，既与P2P网络借贷行业特征和发展历程直接相关，也与长久以来，中国政府在金融领域的一贯政策和态度以及中国金融法治的整体状况密不可分。

一方面，P2P网络借贷行业发展历程短、底子薄、特性复杂。从时间上看，P2P网络借贷最先起源于2005年的英国Zopa公司，2006年引入中国，到现在也不过八九个年头，正处于疾速发展阶段，而且具体运营模式不断推陈出新、精彩纷呈，甚至较之P2P网络借贷初衷有异化的现象，〔17 〕行业特性远未发展成熟。行业自身风险特质的暴露有一个自然过程，社会对该行业的了解认识和深入研究也需要时间的累积。并且，作为金融领域的创新模式，P2P网络借贷在传统民间借贷和小额信贷的基础上融合了网络技术这一特性，横跨了IT行业和金融行业，这就更增添了行业演化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给政府的适当作为和制度供给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尤其是在中国民间借贷整体立法薄弱、严重滞后的背景下，现有的法律规范根本无力将其纳入到相应的调整范围中来，而实践中又确实超出了政府现有各部门的监管范围，导致了P2P网络借贷实际运营中政府角色缺位和制度供给虚空。

另一方面，中国金融业长期由国家金融垄断，政府对民间金融向来采取否定排斥和歧视打压态度，奉行金融抑制政策。〔18 〕民间金融一直被排除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得不到必要的承认、规范和引导。从金融法治供给角度来看，中国金融立法主要针对正规金融立法，如《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等等，而关于民间金融的专门立法几乎空白。现行调整民间金融的法律制度主要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民事法律规范和强调事后严苛惩戒的刑事法律体系中。它既没有确立民间金融的监管主体，也没有科学合理的监管机制，实践中规制不足和监管过度并存，监管措施完全沦为简单粗暴和消极单一的取缔和禁止，根本谈不上规范和引导。在中国金融供需市场严重不平衡，大量信贷需求无法满足的情况下，那些潜生暗长的地下钱庄、合会、私募集资等民间金融机构则主要放任于市场自由调节，依赖乡规民约和私力救济，而等到严重事故发生时则只有政府取缔和事后的司法处置。尽管近年来迫于信贷紧缩、民间借贷愈演愈烈的客观情势，政府对民间金融的态度已渐趋缓和，从最初的“严格限制”转变为“事实默许”再到“逐渐承认”，但这仅仅停留在效力层级较低的政府规范性文件或者原则性政策阶段，主要法律制度并未作出及时的更新和回应，依然没有明确其合法地位，也没有清晰细化的可操作性规则。在民间金融发展的这种传统路径和宏观背景下，作为民间借贷创新形式的P2P网络借贷，政府就更加无暇顾及，表现得相对消极和淡漠也就不足为奇了。因而，政府当前在P2P网络借贷中的作用基本形同虚设，既没有达到促进其规范运作、防范风险的基本作用，实现金融法治的安全和秩序价值，更谈不上对这种新型的民间金融和小额信贷形式进行必要的引导和扶持，以促进其健康快速地发展。

二、P2P网络借贷中政府角色如何定位？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面对P2P网络借贷市场的失灵，政府应当改变传统的民间金融监管理念和规制路径，确立科学有效的政府职责权限。这就不能仅仅要求政府对P2P网络借贷进行简单粗疏的规范、约束和控制，而应当在规范的背后加强引导、在约束的同时实行激励、在控制的侧面进行扶持，实行包容性监管、柔性监管和激励性规制，〔19 〕在确保P2P网络借贷风险安全的同时促进其健康快速地发展，为P2P网络借贷的良性发展提供相对宽松、安全有序和充满活力的市场环境。而政府的这种角色定位，则是由P2P网络借贷的自身特性和中国金融法治肩负的价值综合决定的。

首先，政府应当对P2P网络借贷进行必要的规范、约束和控制，以确保金融安全价值的实现。金融安全在金融法治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20 〕由于金融业的信用脆弱性、金融机构内在脆弱性以及金融资产价格的内在波动性，〔21 〕金融业不仅成为传统的高风险行业，而且其风险发生具有连锁效应，会危及到整个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因而，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业的安全和稳定，也就成为了金融监管当局的重要目标和各国金融法治的共同价值追求。〔22 〕而P2P网络借贷，较之传统的金融服务，由于现行法律规范的不完备、信用体系的不健全、内部治理欠规范、外部监督虚空、网络环境的特殊性等因素而更加成了高风险的集聚地。几乎从借款人到贷款人、网络平台运营方，再到中间担保方和保险方，无不隐藏着随时都可能爆发的风险和社会隐患。例如，就借款人而言，可能因为借款人的信用风险而危及出借人的资金回收，甚至恶劣情况下出现合同诈骗或者集资诈骗；贷款人可能利用网络的虚拟性、隐蔽性和单笔贷款的小额性而进行洗钱犯罪；网络平台可能利用平台非法集资，或者在业务管理和运营中出现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泄露、违法利用借贷主体的个人信息；中间担保方和保险方因资金断裂引发的风险等等。事实上，一旦P2P网络借贷风险爆发，不仅直接危及到借贷双方的利益，影响到平台的正常运转，而且还会引起整个行业的动荡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例如，震惊业内外的哈哈贷宣布关闭、南通贝尔创投被调查、〔23 〕淘金贷负责人携款潜逃、〔24 〕众贷网满月即破产 〔25 〕等事件无不一次又一次地向社会发出了严重的风险警告。因而，P2P网络借贷行业亟待政府加强规范，以约束业内行为，控制行业风险，从而保障网络借贷市场秩序价值的实现。

其次，政府在控制P2P网络借贷风险的同时还应当积极引导和适度激励，以促进金融效率价值的实现。随着金融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效率已成为金融业生存和发展的灵魂，而不断的金融创新则是提高金融效率的不竭动力。因而，规范金融市场交易活动，促进金融创新，实现金融市场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和金融效率的最大化，也是金融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26 〕政府监管在实现金融安全价值的同时也不应当忽视金融效率价值的提升。尤其作为小微金融和民间借贷创新形式的P2P网络借贷，其程序便捷、直接透明、小额低廉等高效率特征正是该行业诞生的内在奥秘和疾速扩展的活力之源。较之银行复杂的贷款审批程序和种种严苛贷款条件，P2P网络借贷手续简便、条件相对宽松，借贷双方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信息、身份验证和资料审核后即可实现转账借款，迅速满足小额投资理财和信贷资金需求。而与传统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和高风险相比，网络平台的公平透明和竞标参与方式，不仅可以使利率维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而且通过资金打散的方式组成多笔小额贷款，有效地降低了还款风险，这就从侧面抑制了高利贷、地下钱庄、高息揽储等非法金融行为，引导民间资金的合理流动和规范化、阳光化发展。因此，尽管P2P网络借贷表现的种种市场失灵，亟待政府的监管和规制，但政府规范和约束P2P网络借贷行业的同时，也应当注意措施的选择和尺度的把握，并且辅以积极的引导和必要的激励，而不能以牺牲P2P网络借贷的独特高效为代价，从而遏杀了P2P网络借贷行业的成长和发展机会。

最后，不可忽视的是，政府在防范P2P网络借贷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创新效率的同时，还应当进行必要的扶持，以推动其金融公平价值的最大实现。金融不仅具有经济属性，而且内在地包含社会属性，金融资源应当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利用的工具，让社会全体成员分享金融发展的成果，实现包容性增长。〔27 〕然而，由于中国长期的国家金融垄断制和金融资本的逐利性，金融资源在不同所有制、城乡之间配置失衡，金融日益成为少数富贵阶层的专利，广大低收入阶层和穷人长期得不到正规金融服务，金融排斥现象日趋严重，金融公平价值逐渐引起社会的重视和探讨。〔28 〕尽管学界对金融公平的界定尚未形成统一的说法，但一般认为，金融公平是指在金融活动中各类主体不因自身经济实力、所有权性质、地域和行业等因素而受到差别对待，能够公平地参与金融活动，机会均等地分享金融资源，分享金融福利，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29 〕而P2P网络借贷，从诞生起便将客户目标定位于中低收入者和广大穷人，不仅有众多的中小微企业，而且存在大量生活贫困者、处于社会底层和边缘地带的弱势群体。它不以吸取利差为盈利方式，更多的是希望连接有借贷需求的双方，满足传统金融体制下得不到金融服务群体的需求。因而，P2P网络借贷具有先天的公益性，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金融体制的矫正和调整，是促进金融公平价值实现和发挥金融社会功能的有利工具。更加不可忽视的是，不少P2P网络借贷本身就专注于社会扶贫事业和公益项目，而且已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无论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贫困人群进行零利率贷款的Kiva，还是专门面向学生群体发放小额助学贷款、提供培训实习机会的齐放网，或者提供给农户和大学生低额服务费的宜信平台，都是通过金融服务实现鼓励创业、消除贫困、扶助弱势群体的典范。〔30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更应当在约束和控制P2P网络借贷行为的同时，进行必要的扶持和鼓励，促进金融公平价值的最大实现，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金融安全价值、金融效率价值和金融公平价值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31 〕三者之间既存在某种程度的矛盾冲突，也有内在的协调统一性。就金融安全和金融效率价值而言，秩序的强调和过度的监管必然有损金融创新和活力，影响金融效率的实现，而放松管制、一味追求金融自由则会因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导致金融失序和风险的极度增加，金融问题治乱循环的发展历史就是金融安全和金融效率之间内在紧张关系最好的注脚。〔32 〕而金融公平价值的忽视和金融排斥现象的加剧，正是传统金融法治仅局限于金融安全和金融效率的结果。反之，金融安全价值的实现是金融效率价值提升的前提，金融效率的最大化实现才有金融市场的生存和安全可言，而达到金融公平才有真正持久的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总之，金融安全、金融效率和金融公平三者之间既非相互孤立，亦非简单组合，而是内在地统一于稳定健康的金融市场发展中。相应地，政府在履行P2P网络借贷发展中的职责过程中，也存在着张力与统一，如何做到规范与约束、控制与引导、激励与扶持并举，需要协调和平衡，但又确实统一于监管和规制P2P网络借贷的实践中，这就给制度的供给和建构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三、英美国家监管实践及启示

作为新兴的金融模式，P2P网络借贷在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形成具体的监管模式，但其较之传统银行业务的高风险性早已引起了各国金融监管层的高度重视和警惕。即使是在自由主义盛行、监管环境相对宽松、信息技术发达、征信体系完善的发达国家，也对这个行业进行了诸多限制。而作为P2P网络借贷鼻祖的英国和目前交易最为活跃、影响最为深广的美国，已经展开了相应的监管实践，并且逐渐形成了较为明晰的监管思路，分别代表了两种各具特色的监管路径和演化历程，为其他国家的P2P网络借贷监管提供了借鉴。因而，在中国当下国家本位主义依然盛行、民间金融抑制与事实监管缺位并存的背景下，如何合理地确立中国政府对P2P网络借贷的监管体制和适当的职责权限，确有必要了解英美两国P2P网络借贷行业的监管探索和实践历程。尤其是其中关于监管体制构建的探讨、监管路径的形成和监管尺度的争议，值得我们反思和琢磨。

（一）英国P2P网络借贷监管路径

英国P2P网络借贷行业经历了从以行业自律为主到政府正式介入行业监管的演化历程。2005年，全球第一家P2P网络借贷公司Zopa在英国诞生并迅速壮大，渐成行业规模，但当时英国金融市场的主要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 FSA）并没有将P2P网络借贷纳入监管范围。依据2000年《金融服务的市场法》的相关规定，FSA的主要监管对象是传统的金融机构，而P2P网络借贷代表的是一种新兴的业务，并不属于现行监管范围。〔33 〕但是，英国政府根据P2P网络借贷中涉及到的民间借贷性质成分，将其划分在消费者信贷市场，赋予英国公平交易办公室（Office of Fair Trading, OFT）监管。OFT的主要职责是加强消费者保护与维持商业交易公平竞争，主要监管消费者信贷、反洗钱、房地产机构等。〔34 〕因而，尽管P2P网络借贷公司必须遵守1974年的《消费者信贷法》，并且依照规定从OFT处获得消费者信贷许可证，但较之P2P网络借贷的行业特征和风险要求，这些措施显然远未触及行业监管实质。

尽管如此，以Zopa为代表的P2P网络借贷公司为了获得公众信任、维护行业秩序，联合业内其他公司，如RateSetter、Funding Circle等主动成立行业自律协会（Peer-to -Peer Finance Association, P2PFA），并制定了有针对性的行业规则和经营基本原则。〔35 〕它宣称致力于提升商业行为准则和消费者保护的标准，并且要求成员遵守协会规则和经营基本原则。〔36 〕这些行业规范既包括会员准入资格、申请程序，也包括会员内部运营的基本要求，如公司架构、规模、风险控制、平台建设、反洗钱和欺诈措施、公司退出市场、消费者保护等十项内容，〔37 〕基本上涵盖了P2P行业发展的主要方面。同时，P2PFA还主动与政府展开沟通，申请成为合法组织，积极推动政府进行P2P网络借贷的行业监管。〔38 〕显然，在政府专门监管缺失的情况下，P2PFA的行业自律和积极作为，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英国P2P网络借贷行业的稳健发展，也为政府正式监管规则的出台奠定了良好的根基。

2014年4月，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FCA） 〔39 〕正式介入P2P网络借贷行业监管，并早在2014年3月6日了《关于网络众筹和通过其他方式发行不易变现证券的监管规则》，宣布将于2014年4月1日起正式施行。FCA充分肯定了众筹这一新型融资方式，认为它为公司融资提供了除银行、风险投资之外的更多选择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且计划于2016年评估众筹市场和监管构架以确认是否需要进一步变化。〔40 〕

该监管规则适用于网络借贷型众筹（包括P2P网络借贷平台）和股权投资型众筹，并确立了不同的监管标准，但从事以上两类业务的公司都需要取得FCA的授权。其中，关于P2P网络借贷，《监管规则》主要从平台最低资本要求、退出机制、争议解决和补偿、信息披露、业务报告等方面进行了规制。〔41 〕由于该规则是在2013年10月24日FCA的《关于众筹平台和其他相似活动的规范行为征求意见报告》的基础上根据各方反馈意见进一步修改而成，因而受到了英国业界的普遍认可和广泛支持。〔42 〕但是，毕竟新规则刚刚施行，具体的监管效果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二）美国P2P网络借贷监管历程与争议

与英国“姗姗来迟”的监管路径不一样，美国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就开始将P2P网络借贷行业纳入正式的监管框架，但后来又经历了重新调研和反复争议。

2008年前，尽管没有专门针对P2P网络借贷行业的监管，但由于P2P网络借贷平台通过银行安排贷款给借款人并签发票据、出售给贷款人的方式介入其中，因而一系列传统的联邦金融法律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适用到借贷活动中来，以保障网络借贷平台规范运行和借贷双方的基本权益。这些法律包括《银行保密法》、《电子资金转账法》、《全球和国内商务电子签名法》、《平等信用机会法》、《公平信用报告法》、《公平债务催收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现役军人民事救济法》和《诚信借贷法》。〔43 〕

2008年11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对美国当时最大的P2P网络借贷平台Prosper公司签发了一项停止运营命令，认为Prosper发行了未登记的证券，违反了1933年《证券法》第五节的（a）和（c）部分的规定。〔44 〕SEC通过援引最高法院“SEC v. W.J. Howey Co”.关于投资合同和“Reves v. Ernst & Young”关于票据的判断标准，认定Prosper发行的票据是证券。在Howey案中，依据《证券法》一项投资合同被定义为“钱投资于共同企业，并且期待其他人的努力来获得利润”。〔45 〕SEC通过列举一系列事实，其中最主要的是贷款人依赖网络借贷平台Prosper贷款和贷款人、Prosper从事了一个共同企业获取利润的事实，以此认定Prosper满足了《证券法》关于投资合同的规定。在Reves案中，最高法院认为票据被推定为证券，除非属于排除列举的范围，并且应用家族相似性的标准进行测试。家族相似性测试标准包括四个要素：（1）买卖双方的动机；（2）发行计划；（3）投资公众的合理期待；（4）存在替代监管体制。〔46 〕SEC认为Prosper票据买卖包含了对利润的期待，并且向公众广泛发行，被市场认为是一种投资，但并没有适当的监管措施，符合上述标准，因而属于证券。由此，美国P2P网络借贷平台开始正式纳入SEC的监管范围。Prosper在停业九个月后，获得了SEC登记注册的批准，于2009年7月再度开始运营。

2010年7月，美国颁布《多德-佛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试图进一步调整监管体制。该法第10章新设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局（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 CFPB），负责监管金融消费者交易。关于P2P网络借贷，《多德-佛兰克法》第989（F）节委托美国审计总署和政府审计办公室研究该行业，并提供最优监管结构的报告。〔47 〕2011年7月，经过广泛的调查和咨询，政府审计办公室发表了题为“P2P网络借贷：新的监管挑战可能随着行业发展而出现”的报告。该报告提供了两套P2P网络借贷行业监管方案：其一是类似当前的监管格局，即贷款人主要通过证券监管机构保护，而借款人主要通过金融服务监管者保护，包括CFPB；其二是为借贷双方提供统一的联邦监管机构，最大可能是CFPB。〔48 〕但是，它并没有给出确定的建议，因而以SEC为主的现行监管体制仍将持续。

尽管SEC的介入使P2P网络借贷平台违约率有所有降低，但严格的监管制度极大地增加了平台的运营成本和时间成本，不少公司不堪重负。Prosper每年除了花费500万美元完成登记程序外，还要另行增加100万美元以执行SEC的监管规则。〔49 〕2010年第二季度，Prosper报道净损失260万美元，而业内另一领头羊公司Lending Club净损失250万美元。〔50 〕因而，SEC的监管招致了业界的广泛质疑和批评。有学者认为SEC的监管使P2P网络借贷行业处境艰难，P2P网络借贷平台在积极调整自身的同时，SEC应当放松监管要求并进行监管体制改革。〔51 〕还有学者认为SEC的监管是一种错误的监管，P2P网络借贷平台发行的票据并不符合《证券法》上关于证券认定标准，而且SEC的形式主义登记和广泛信息披露要求并不是消费者所需求的，无法提供他们关于资金安全、明确回报和隐私的要求，反而导致了平台运营成本和借贷风险的增加以及进入障碍，应当由CFPB进行统一的监管。〔52 〕当然，也有人认为由于P2P借贷平台的不断发展和模式更新，短期内国会应当采取观望的态度并利用现行法律制度进行规制，长远看则倾向于比照传统借贷建立多机构联合监管体制。〔53 〕

（三）英美两国监管实践之启示

比较英美两国不同的监管路径和演化历程，可以看出，P2P网络借贷的发展的确给各国现行监管体制带来了冲击和挑战。即便如此，英美两国由于现行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包容性，基本上能将P2P网络借贷纳入到传统的法律框架中来，为P2P网络借贷的初步发展提供基本的制度供给。因此，在两国早期欠缺政府对行业监管和专门立法的情况下，依然能有效运转。同时，两国政府都对P2P网络借贷的发展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并且秉持积极开放的态度，展开一系列的调研和咨询，试图寻求一种优化的监管体制，以促进本国P2P网络借贷的发展。但英美两国现行监管体制的形成，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演化路径和调整思路。英国通过行业自律先行，积累了规制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出台了专门的法律制度和政府监管方案，相对平稳地构建了本国P2P网络借贷的监管体制和容易为行业接受的政府角色。而美国一开始就实行相对严格的监管体制，造成了P2P网络借贷发展的艰难，尽管试图调整，但短时间难有根本性改变，不利于本国P2P网络借贷的发展壮大，过度地追求金融安全价值却扼杀了金融创新的空间和发展机遇，忽视了金融效率、金融公平与金融安全价值之间的平衡。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

四、P2P网络借贷制度回应之策

回应P2P网络借贷在中国发展的制度需求，明确界定政府在P2P网络借贷发展中的职责权限，构建科学的监管体制，既要立足于中国现行突出的问题和背后因由，又要积极借鉴和反思英美国家P2P网络借贷发展中的政府角色和监管体制的成败得失，实行规范与引导、约束与激励、控制与扶持并举，协调好金融安全、金融效率与金融公平价值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中国P2P网络借贷制度供给应当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明确P2P网络借贷的法律性质

纵观国内外，P2P网络借贷的日益壮大和不断创新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因而，中国政府应当正视这一客观现实，并且以包容开放的态度，充分肯定其正面作用，客观公允地界定其法律性，这既是政府履行适当角色的基本前提，也是构建P2P网络借贷制度的首要问题。尽管P2P网络借贷平台都声称为借贷双方之间的中介平台，仅起居间作用，中国银监会在《风险提示》中也将其定位为“信贷服务中介公司”，但从绝大多数网络平台的实际运转来看，已经触及到金融理财服务范畴。如很多借贷平台为分散风险提供配套系统，将投资者的资金打散同时借给多个借款人，或者将一笔较大的借款分成许多份由不同的投资者认购，这种贷款组合类似于传统的债券型理财产品，是传统银行业务的延伸。但是它毕竟不吸收存款，与借贷双方无实际债权债务关系，在客户群体、信贷模式、贷款用途、责任承担等方面又与正规金融机构有很大的不同，〔54 〕因而可以认为它是从事金融理财服务的准金融机构。〔55 〕

（二）P2P网络借贷监管的方向

1.明确监管机构。由于P2P网络借贷在中国模式的不断发展创新和特征的复杂多样性，因而目前很难确定单一的监管主体，但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目前综合监管格局的做法，从主要业务监管机构和辅助部门以及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思路来确立监管体系。

中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实行的是“机构监管，分业监管”的模式，即中国银监会负责存贷款类市场的监管与管理，中国证监会负责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与管理，中国保监会负责保险市场的监管与管理，各自分工明确，监管效率高。〔56 〕结合P2P网络借贷业务类型来看，属于准金融机构性质，类似于银行，与银监会的职责范畴更靠近。并且，中国银监会与P2P网络借贷直接相关的《风险提示》的客观事实，也表明它较早地关注到了P2P网络借贷的发展动态和风险防范。因而，从中央层面来看，可以将P2P网络借贷纳入银监会的监管范围，进行统一的业务风险预警、监测，防止P2P网络借贷平台的系统性风险发生。在具体监管职责上，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应当按照银监会的总体监管要求，落实本地方P2P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同时，业务主管部门还应当加强同工商、税务、工信等部门之间的监管协调机制和监测信息共享机制，形成全方位的P2P网络借贷行业监测体系和风险防控体系。

2.构建监管措施。首先，分类设立市场准入制度。由于P2P网络借贷模式的多样性和不断更新，因而切忌“一刀切”的市场准入标准，而应当根据P2P网络借贷市场调研的情况尝试分类许可，进行差异化的市场准入机制，为P2P网络借贷模式的创新预留空间。根据不同的类别分别从注册资本、人员资质、技术条件、营业场所等方面进行相应规定，但具体标准应当注意尺度的把握，防止过严与不足，实现金融安全与效率的平衡。一方面，设立标准应当略低于银行类金融机构，否则会造成行业进入壁垒，现有的大量P2P网络借贷平台也会因为达不到准入条件而面临退出市场的结局；另一方面，条件也不能过于宽松，达不到基本的筛选作用和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目的。

其次，明确经营范围。监管部门应当尊重目前P2P网络借贷行业已形成的关于其经营范围的普遍实践和看法，即“为民间借贷双方提供个人对个人小额信贷风险管理、理财咨询等一整套信贷风险咨询和管理服务”。〔57 〕但同时，明确规定P2P网络借贷机构不得高息揽储、发放贷款，不得非法集资，不得涉嫌洗钱、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活动。

再次，确立风险控制机制。应当吸取美国当前P2P网络借贷监管教训，警惕严格的金融管制做法，实行合规监管和风险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模式，体现柔性监管思路，给P2P网络借贷的进一步创新提供合理的空间。一方面，监管部门应当对P2P网络借贷是否达到国家对其规定的各项标准、是否存在违法行为进行监管，如关于账户管理、资金来源和流向的规定等。同时，监管部门还应当实行风险监管，适时了解P2P网络借贷的资产流动性、资本充足率、盈利状况、借贷利率、风险保障金等指标的运行情况来判断平台的风险状况，从而全面、系统、动态地掌握P2P网络平台的运营风险状况，形成长效的风险监控和防范机制。

最后，完善退出机制。P2P网络借贷的退出应当符合一定的条件，并且履行必要的手续，以保障借贷双方和网络平台的基本权益，将损失和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如区分自愿解散与被迫终止运营的条件、通知程序、未履行完毕合同的处理、预留资金限额、特殊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等等。

3.完善配套制度。P2P网络借贷制度供给方面，还应当注意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在控制P2P网络借贷风险、规约和约束其行为的同时，通过适度的制度倾斜和扶持，以及必要辅助建设，推动P2P网络借贷行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更好地促进金融公平价值的实现。

首先，P2P网络借贷发展可以与国家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相结合，积极引导P2P网络借贷资金流向，缓解不同产业和区域在信贷资金供给严重不平衡的金融配置状况，同时注意严格控制P2P网络借贷资金流向高风险行业以及脱离实体经济的趋势。

其次，实行P2P网络借贷特别项目的税收优惠和减免制度。如涉及“三农”、教育、环保等公益扶贫性质项目，可以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或者减免待遇。

最后，积极推动征信体系建设，尽快将P2P网络借贷纳入央行征信系统的建设范畴，允许共享央行征信信息。同时，修改现行的《商业银行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法规中关于金融机构或政府部门保密义务的规定，明确可以开放的数据范围、获取开放数据的方式以及数据用途限制等问题，以及禁止公开数据的保密义务和违反责任。

此外，还应当积极发挥P2P网络借贷行业协会的自律作用，加强政府与行业协会的沟通和合作，补充和完善政府监管体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