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主义剖析材料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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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这种刻意规避辩证探讨，使经验实证主义的研究停留于简单的事实陈述和归纳，正如自然科学一样完全不带个人的价值判断和意义考察，最后成为一种毫无内在关联的科学知识的罗列。“过分强调经验实践之观察和证实的维度，实证主义的推进严重地缩小了经验分析的范围。经验概括的努力愈来愈停留在简单关联陈述的水平上，而且对于卷入‘思辨’的恐惧禁锢了那些本可以帮助平衡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的科学知识原子化倾向的诸连接环节的形成”。③意识到经验实证主义研究存在的困境，有些学者就试图沟通和经验实证主义这两种文学研究，为这一问题寻找出路。如被称为艺术史家的豪泽尔（ArnoldHaus－er），在研究中较为注重对经验事实的考察。戈德曼在发生结构主义文学社会学方法中也同样非常注重对经验事实以及历史事实的查考，也注重具体作品的分析，正是在卢卡奇纯思辨的小说发生学的基础上，同时借鉴当时法国较为流行的经验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以及文学社会学研究的一些优秀成果，形成了戈德曼独特的综合的文学社会学研究。

当然，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侧重点。在具有悠久的思辨传统的德国，辩证研究或许能得到更多的延续和发展，而在处于经验主义传统氛围中的英国对待纯思辨哲学的态度则是另一种情形。法国的文学观念本身就具有文化特征，正如法国学者埃斯卡皮所述，“文学观念最早是描述一种社会文化事实，而不是一种审美事实”。④其实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中，美国学派强调审美特征的平行研究，与法国学派对强调不同文化间关联的“历史社会事实”的影响研究的偏执，也是出于不同文化传统对“文学”概念的理解的差异造成的。正如威廉斯对英国经验实证研究与欧陆研究的区别的解析：“把这些物质社会过程从物质社会总过程中排除出去同样是错误的，正如把所有的物质社会过程简化为仅仅是其它抽象的‘生活’的技术手段。”⑤在威廉斯看来，对经验事实及社会过程的关注之所以区别于法国和德国，关键在于“科学”这一概念在德语和英语中的不同内涵。自19世纪早期以来，德语中的“Wissenschaft”与法语的“sci－ence”一样，具有“系统的知识”或“有条理的学问”等较为宽泛的含义；而“在英语中，‘science’很大程度上专指那些建立在对‘现实世界’进行观察基础上的知识，以及建立在对原来可以互换的‘experience’和‘experiment’两词的重要区分上。在发展的过程中，后者生发出‘经验的’（empirical）和‘实证的’（positive）之新的意义。那么，对任何英语读者来说，很难超脱这种专门含义来理解这些翻译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汇‘真正实证科学’（real,positive,science）”。⑥可见，不同的学术传统在概念的理解上表现也很明显，英国对“科学”的狭义理解使其文学社会学研究往往建立在“经验”和“实证”的基础上。因此，在德国和法国这些崇尚思辨哲学的学术氛围中，辩证法的文学社会学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卢卡奇的《小说理论》正是得益于海德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理论和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滋养。而英国经验主义的学术环境，造就了经验实证的文学社会学的较好基础，而对辩证法向度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却不太感兴趣，瓦特的《小说的兴起》正是如此。

当前的小说社会学研究

作为近几百年来文学家族的核心成员，“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相对于其它文类，小说似乎取得了支配权，但是它从来没有得到经典批评层级结构给予的很多关注和地位”。⑦事实的确如此，小说在创作上取得的成就和赢得的关注远远超过在其理论上的建树。在今天学科高度分化而又高度综合的时代，寻求研究方法和事业的多样化互补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小说同样必然要进入多维的研究视野。如果按照时间维度来划分的话，小说研究可以大致分为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在当今国内外小说理论界，比较热门的是对小说的心理学研究和小说本体的语言学研究。很明显，这些探讨当属共时研究，如小说叙事学、小说形态学、小说中的时间———空间研究等。但是，任何艺术作品的美学价值永远不能同历史过程相分离，它展示的永远是发展方向：来自何处，去向何方。⑧当前的小说研究中，对小说作为一种文类的发展流变，与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关联以及小说生产的具体环节，如作者、读者、出版、社会功能、各时期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社会情感、读者的接受批评等关注不多。韦勒克在谈到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时曾指出：“文学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它以语言这一社会创造物作为自己的媒介，诸如象征和格律等传统的文学手段，就其本质而言，都是社会性的”，“文学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或‘效用’，它不单纯是个人的事情。因此，文学研究中所提出的大多数问题是社会问题”。⑨即使是最纯粹的文学作品也是语言创造物，而语言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其社会性。事实上，小说这一文类与史诗、戏剧一样，“本身都与一定的社会命运相联系。个人的孤独感或集体的安全感、社会的乐观主义或绝望情绪、对心理内省的兴趣或对价值的客观标准的坚持……都有助于人们根据社会情境重新探讨文学形式”。⑩

即使是完全的审美活动也具有审美标准的历史性和社会风尚的倾向。正如洛文塔尔所论，作者的社会地位，文学作品的社会意识的历史呈现，作为文学材料的社会和社会问题，社会关系对作者和读者的影响，社会控制领域，科技变化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后果等等，对作品及作品的成功都有着这样那样的影响。随着社会学这一学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社会学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当代文学社会学家们在进行文学研究时，把文学作为一种事物，一种现象，或曰研究对象进行考查而基本忽略其文学内容，如菲根和西尔伯曼等人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小说社会学作为文学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小说生产于其中的外部环境和历史社会发展的外部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小说社会学的共时研究，即把小说作为一种产品，注重研究它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和生产条件；研究这种商品的制造者，即作者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传播媒介（评论家、出版商、书商、图书馆、书展等）也进行积极研究；研究作品的消费，谁消费？消费什么？为什么？这与接受美学颇具相似之处，但较注重消费者的社会心理和社会影响等问题，这也是当代文学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毫无疑问，无论是辩证的方法还是经验主义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在20世纪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小说理论在其技巧方法与文本内部分析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然而对于小说本身的发展流变及其特质的探讨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已有的小说社会学研究成果中，主要是对小说社会学的横向研究，即小说各要素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剖析，如国内学者徐启华的《小说社会学初探》等。但这些理论都没有追溯小说作为一种文类的发生原理，缺乏对其在发展过程中与意识形态的深层关系，小说的心灵救赎本质以及小说在图像时代的未来可能路向的历史流变的整体关照。西方的小说社会学研究成果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如有瓦特《小说的兴起》的经验实证主义小说社会学的调查研究，卢卡奇的《小说理论》依托于“精神科学”的哲学探讨，戈德曼《隐蔽的上帝》、《论小说的社会学》、《文学社会学方法论》等建立的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经济框架内的宏大结构，以及萨义德的《东方学》与《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作品，剖析小说经典化与帝国主义殖民扩张和维持的关系等，巴赫金的《小说理论》等也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对小说社会学进行了分析和探索。

小说社会学研究举隅

卢卡奇《小说理论》的小说发生学可作为小说社会学辩证法方向的代表；瓦特的《小说的兴起》以社会学方法考察小说兴起诸因素的研究，可作为经验主义小说社会学的代表；而戈德曼的发生结构主义小说社会学可作为综合两种路向的代表。卢卡奇的《小说理论》正是在海德堡新康德主义“精神科学”的影响中开始走向黑格尔的思想产品。他从历史哲学层面考察了小说与史诗兴替关系的根源在于其“总体性”文化的存在与否。卢卡奇继承了温克尔曼、歌德、席勒以来崇尚古希腊文化的德意志传统，把古希腊文化看作完整的文化，并以此取代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卢卡奇认为，在史诗的世界中，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生活与意义、实然与应然、心灵与形式，都是主客一体的“完整”存在。“星光朗照”下的道路是清晰可依的。史诗后时代的人所栖居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未知、无限、陌生的主客两分的世界。在无神的世界里，小说的出现正是孤独的、“有问题的”个体对自我的找寻，是一种对“总体性”的想象和建构。卢卡奇根据人的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把小说划分为抽象的理想主义、幻灭的浪漫主义、综合二者倾向的教育小说和趋向史诗形式的托尔斯泰小说以及难以命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与卢卡奇的唯心主义的悲观论调相对的，是对小说的经验实证研究。瓦特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的名作《小说的兴起》汲取了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基本观点，并接受了Q.D.利维斯夫人的《小说与读者大众》中的社会学调查方法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小说领域运用了这一带有英国传统的经验主义方法。瓦特认为正是在18世纪，处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中产阶级的崛起，使小说这一文类开始具有“形式现实主义”的特征。

在批判性的、反传统的、革新的哲学背景下，区别于以往对一般性的、普遍性的偏爱，这一时期的“小说（novel）”本身具有“新颖”的内涵，它不再以历史或传说为基础，转而关注个人经验、关注世俗生活，真正开始与之前的“虚构故事”（fiction）相区别。瓦特还分析了与18世纪读者队伍有关的经济、文化普及程度、流通图书馆的成功、经济发展带来的闲暇时间以及恩主制度的衰微带来的出版商与作者、读者的关系等因素，都促进了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征的形成和读者队伍的扩大。被称为“早期卢卡奇门徒”的戈德曼主要生活在法国。与卢卡奇不同的是，他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实际上带有更多的经验实证成分。其发生结构主义方法的核心，指向在大环境中对一个行为的解释，即对行为发生的根源的追溯，要把它置入一个更大的结构背景，从而部分的、独立的事件或行为在一个整体中得到了说明和阐释。而对文学作品的认识则存在于作品所透露的“世界观”，即从“文本”到“世界观”到“群体的意识和精神生活”以至于再扩展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个层层递进的解释过程。

篇2

6月15日，徐文光书记在全市大“十大行动”动员会上作了《刀刃向内自我革命 以大推动市委战略体系重重落地》的讲话。本人通过观看视频、细读文字，感触颇深，也给自己的过去敲响了警种，深感自责。徐书记的讲话既有高度理论指导，更有具体步骤、方法、路径指引我积极改正。随着大如火如荼的深入开展，本人思想认识也由浅及深，经历了从观望到警醒到奋进的过程。本人将主动结合本次大“十大行动”， 用它来反思自己过往，为未来披荆斩棘，也唯有如此，才能不断的完善自己！

一、五个对照

1、对照“十条军规”、“十大宣言”、 “三个绝不能”，反思自身存在如下问题：本人能对党绝对忠诚，但在担当上缺乏主动性；在历史的人做历史的事上面找不到定位，看的多，想的少，做的不够；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大局观意识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在最多讲一次执行仍有不足；在“只为办好想办法”上有惰性思想，不够深入，不够全面；在“主动尽责勇担当”上担当意识不足；缺乏人人都是大环境、主人翁的表率。

2、对照“六机”现象,反思日常行为,反思自身问题如下：一是“拖拉机”，工作中说干就干、雷厉风行的作风不够，存在做事拖拉、行动迟缓现象。有些不是特别着急的工作会放在手上，等到截止之前才开始动手处理。二是“推土机”，日常工作中推诿扯皮现象很少，但工作的主动性还不够高，有时候过于强调职责分工，主动担当有待于进一步增强。三是“压缩机”，工作标准不高，对上级交办的任务高质量完成这方面还不够，有的工作存在应付现象，比如*********，有时会因为其他工作疲于应付，从而未能深度挖掘亮点，没有做到好中求好。四是“洗衣机”，工作中存在“凡事不出错”的想法，过于坚持原则、拿政策、文件当挡箭牌，尽量避免出错。五是“搅拌机”，对照“搅拌机”及其结息，仔细对照和反省，我身上不存在。六是“复读机”，工作中习惯按照上级部署及政策、文件规定形式，主动谋划、积极参与不够。

3、对照市委七届四次全会部署的15 项攻坚任务，深入检视在贯彻全会精神、落实攻坚任务方面的“庸、散、慢”问题，反思自身问题如下：对任务未能认真学习，不能完全吃透市委精神及分局党委的工作思路、以及工作任务实质与目的。任务没有具体分解表，做一项看一样，照成工作断断续续，整体功效不能体现。任务安排没有时间表，做做拖拖看看，完成效率低下。没有追求高标准任务标杆，存在完成就好过了就行的惰性思想，不愿多花时间花心思去执行好，完成好。

4、对照四起损害营商环境的典型案例，工作中是否存在耍花招、打太极、摆乌龙、薅羊毛等问题，反思自身问题如下：在******专业问题方面存在答复不完整或者模棱两可的情况，对部门业务工作不愿公开，不愿听到批评意见。

5、对照退休“老王”、“跑腿书记”卓彦庆等正面典型，反思自身问题如下：自觉惭愧不如，思想境界、宗旨意识存在差距。凡事以稳为准，年纪轻轻就想着应付就好，没有静心思考如何干好工作，提升工作水平。工作中存在经验主义，忽视因情施策，导致工作中存在 “流程化”倾向。面对新时期新问题新情况，缺乏学习思考和改变，导致工作提不起，效率低下。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剖析

一是“泛化心理”，传导不良情绪。本人容易在发生了一件事以后总是以偏概全，把不良影响和不良感受“泛化”到方方面面，不会用客观冷静的思维来看待工作和机遇。比如领导交办一件事需要加班，看着同事都下班容易内心产生抵触情绪，觉得工作上有所针对的错误思想。

二是“激化情绪”，误导判断力。遇事总是容易情绪化，带着自己好恶情绪判断，激动的情绪化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去分析问题，导致在问题判断力上出现差错，给事件处置带来自身障碍，只看到别人的缺点和毛病，不注意学习人家优点。比如工作上提出差异性看法不被认同时，自己内心就觉得大家针对我，不反思自己看问题的角度和深度。

三是“僵化固执”，拒绝探索成长。总是固守自己长久以来的经验主义和庸俗“套路”，对新事物，新知识缺乏主动性，导致思维僵化，办法不多，缺乏探索能力。刚参加工作时，身上就像有使不完的劲，曾做过********等工作，永远给人一种真诚、积极的感觉。但随着结婚成家，到现在有了小孩，分去了一部分精力，对工作少了一些激情，也总觉得自己是个很有责任心的人，不管怎么做还是比大部分都做的好，主观上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没有学习创新，在工作能力的提升上滞缓。

四是“弱化能力”，缺乏担当勇气。抓住过去的一点不足错误不放，判定自己在该领域缺乏能力，“弱化”的暗示后不愿去再次尝试或者面对挑战，久而久之就放弃责任，放弃目标，放弃态度，放弃担当。比如工作上对一些不常用的知识理论是遇到工作难题时才动手学习，总觉得那方面虽然自己不会，但是总抱着侥幸心理认为不会涉及到，而且理论化的学习枯燥难懂，不愿去了解去思考，导致在遇到新情况时存在盲区。

三、整改措施和努力方向

1、“学中练、学中改”。首先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做工作上的踏实人，始终把学习放在第一位，把学习当作一种追求，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学透领导讲话精神，将工作扎实落地；向群众学服务，将需求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去。争取做到思想上不断进步，观念上不断更新，工作上不断创新，生活上更加严谨，去适应建设新衢州的工作任务。在自己认识到不足地方下手，多与优秀的领导、同事交流学习，改变一些“负能量”的想法，积极面对工作生活，信息多学、多练、再学再改，一定有所进步。

篇3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3-0015-07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知识论；同一中的差异性；决定中的主体性；抽象中的具体性

摘要：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传统知识论，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必然性和确定性特点，表现为中心化、线性体系与宏大的叙事方式。历史唯物主义变革并超越了传统知识论：一是用劳动消解了主客之间的对立；二是从生产劳动出发反对纯粹的抽象；三是反对思辨的形而上学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两种错误解读方式：一种是单纯从宏观去解读的方式，另一种是单纯从微观去解读的方式。单纯从宏观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会造成见物不见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会变成抽象的概念运动；单纯从微观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会造成对个人的抽象理解，使以个人活动为基础的具体性被夸大、普遍性遭到拒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蕴就是从历史活动的发展来阐释个人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力量，强调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统一，具体包括同一中的差异性、决定中的主体性和抽象中的具体性。

作为马克思一生中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历史唯物主义摆脱了西方传统知识论的束缚，实现了对其的变革与超越。对于这一超越的实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直至今日争论都没有停息。这些争论基于社会政治现实，在不同的语境下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不同解读。然而这些解读的误区是普遍将微观方式与宏观方式割裂开来，从而陷入了理论困境。鉴于此，本文拟从微观方式与宏观方式相结合的视角，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对传统知识论的超越，以进一步凸显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意蕴。

一、传统知识论的困境和特点

1.传统知识论的困境

西方知识论的传统源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们主要研究的是世界的本源问题，虽在探讨自然的同时也涉及社会和人，但人与自然从未真正分离。

“是苏格拉底第一个将哲学从天空召唤下来，使它立足于城邦，并将它引入家庭之中，促使它研究生活、伦理、善和恶。”[1]364换句话说，是苏格拉底改变了以往哲学的研究方向，将人从自然中剥离出来，引导人们关注人自身，确立了知识是哲学研究的核心。苏格拉底用“认识你自己”来表达研究人的重要意义，同时将“德性即知识”确立为哲学的原则，认为“智慧的人总是做美好的事情，愚昧的人则不可能做美好的事情，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1]117。在苏格拉底看来，拥有德性就是要拥有知识和智慧，知识不是易变的和相对的，而是确定的和绝对的。苏格拉底追求的知识是自然和社会运行所遵循的普遍的一般的原则，它们只有通过理性才能认知，而理性是和本质、普遍、必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苏格拉底明确地将普遍的一般原则与合目的性的“善”关联起来。由此，苏格拉底将形而上学本体论、知识论、伦理学连为一体。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路向。柏拉图将世界划分为可感世界与可知世界，并认为可感世界永远处在变化之中，只有可知世界即事物的一般原则才是知识。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将哲学看作人的“求知”活动，并通过形式逻辑来研究形而上学，从而形成了哲学统一的研究对象，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亚里士多德由此而成为古希腊知识论的集大成者。之后无论是古罗马哲学还是近代哲学，其研究都没有超越传统知识论的范围。

近代哲学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对知识的确定性根据虽作出了不同的回答，但两者有着相同的路径：无论是经验主义诉诸感觉经验，还是理性主义诉诸天赋观念，都夸大了主客之间的差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康德为理性划定了界限，将知识限定在现象界，认为知性只能认识现象界而不能认识物自体，从而将主客问题的解决诉诸“哥白尼式的革命”。但康德对现象界与物自体的先验二分导致了新的困境，主客体之间的鸿沟仍无法消除。黑格尔则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将知识论推向了巅峰。黑格尔把客观精神即绝对观念作为自己理论的起点和终点，以辩证的否定观贯穿自然、历史和认识，一切都被归结为自我意识的自我否定，即绝对观念从开始到终点的自我展现、自我实现。

2.传统知识论的特点

传统知识论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传统知识论将人与自然分离、主体与客体二分。从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人得以从自然的语境中走出来，西方古典哲学进一步将问题归结为主体同客体的分离与统一。这一做法更多的是对苏格拉底的追随，即从本体论的角度对主客二分进行统一，但是它们把本体要么归结为主体要么归结为客体，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主客体的统一问题。

其二，传统知识论从现象到一般的抽象思辨演译，带有先验还原主义倾向。苏格拉底及其弟子反对智者学派囿于感觉经验的做法，极力将事物发展的普遍性、必然性原则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他们普遍认为：所谓的知识绝不是那种变化的现象，而是抽象的一般原则。柏拉图将知识归结为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则将知识归结为是者。近代哲学认为，认识事物的一般原则就是要通过精确的量化而达到确定性，知识应当是精确的。这些主张本质上是而把世界变成还原性的、构成性的和机械性的。

第三，传统知识论试图构建一个包罗万象的、用本体统摄一切的理论体系。苏格拉底力图用一般原则来解释世界，其“J识你自己”和“德性即知识”等论点都说明了在苏格拉底那里理性的合目的性，这种目的就是追寻一般，其最终的目的就是“善”。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无论是本体论、认识论还是伦理学，都是统一的知识论。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追寻一般的知识论的做法，力图建立庞大的知识论体系，用理念论来统摄一切。亚里士多德成为这种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体系的集大成者。近代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也将哲学看作科学，并希望通过对理性的认识解剖予以传承，以建立起统摄一切的哲学体系。

二、历史唯物主义对传统知识论的超越

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传统知识论哲学，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必然性和确定性特点，表现为中心化、线性体系与宏大的叙事方式。这种特质与历史唯物主义截然对立。历史唯物主义变革并超越了传统知识论的先验体系构造，不是追求存在是什么，而是将人的现实存在即生活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用劳动消解了主客之间的对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将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不是站在历史之外来看历史生成，而是将历史与自然统一于人的活动本身，即劳动。人在劳动中通过客体的主体化和主体的客体化的双向互动达到合二为一，使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在人的劳动中实现了统一。这样一来，自然的历史就是人活动的历史，人活动的历史就是自然的生成、发展史。也就是说，人的活动既是造成主客二分的根源，也是主客统一的基础。“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163这就从前提上消解了传统知识论对主客二分的先验设定。

其次，历史唯物主义从生产劳动出发反对纯粹的抽象。黑格尔曾严厉地批评过纯粹的抽象，讽刺谢林的直观哲学“就像人们通常所说的一切牛在黑夜里都是黑的那个黑夜一样”[3]10。黑格尔认为绝对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立面的统一，“真理是全体，但是全体只是通过自身发展而达于完满的那种本质”[3]12，他虽区分了“抽象的”和“具体的”两种同一性，但是认为这种认识最终还是复归为绝对观念的圆圈运动。马克思通过生产劳动将抽象与具体统一起来，把人的生产劳动过程看作是历史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一切历史因而都是人的劳动的产物和结果，即劳动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一切抽象的规定都是历史关系的展现，只有从历史关系出发也只有在历史关系中才能真正理解这些关系。[4]29纯粹的抽象抹煞了具体规定的意义，因而就必然会曲解历史的本质。事实上，历史不是僵死的感性具体的堆积，也不是唯心主义想象的抽象活动，而是个人现实的活动过程。[2]525

最后，历史唯物主义反对思辨的形而上学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反对哲学形而上学，而是反对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因为这种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完全是自我意识的一种思辨活动。马克思认为，一切历史都是人的现实活动的历史，而不是脱离现实活动的抽象思辨表达。[2]229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总是脱离历史去失验地寻求历史的起源，然而历史并不是外在于人的现实生活的历史，人的历史与自然的历史是统一的，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活动中的人[2]545。马克思反对把历史与自然割裂开来，认为只有以现实的实践活动为出发点，才能摆脱抽象的思辨性。而现实的人绝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事现实生产劳动的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2]526

由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还是立足于劳动实践而超越了传统知识论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地汲取了传统知识论的合理性，将对事物本质的研究牢牢地置于现实世界和历史的地基之上。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错误解读

v史唯物主义对传统知识论的超越集中表现在对其思辨性和抽象性的祛除，这一超越以劳动的二重性为基础。一方面，劳动是现实的个人的活动，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2]519，这些现实的个人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主体，他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确证自己和实现自我；另一方面，现实的个人在生产中结成了社会共同体，“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 ‘生产力’”[2]532。而人类社会就是在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中向前发展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对这一运动过程的本质和规律的揭示，即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科学[5]。

然而，由于人们没有弄清这一点，由此就陷入两种错误的解读路向：一种是只从宏观上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另一种是只从微观上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鉴于此，二者都走进了认识历史唯物主义的盲区。

宏观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特点是将历史的发展和冲突归结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在这里，劳动被理解为生产活动，并把生产活动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将物质生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并通过与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交往形式来解释整个历史。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我们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们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的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了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意识。”[6]这一表述一直被视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论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宏观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有其合理性。然而这种理解范式有其局限性，不仅曲解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要义，而且也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丧失了应有的理论批判维度。

其一，导致抽象的实证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一个事实：有生命的个人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2]549。个人的存在是现实的活动的存在，现实的活动就是个人的生活。问题在于我们怎么理解现实活动的个人？如果我们仅从生产力的角度去考察，那么现实活动的个人就会被归结为从事生产活动的主体，交往关系就会被归结为人的类本质。这种做法貌似超越了传统知识论的抽象的人，但是，事实上并没有抓住现实的个人的本质规定。个人活动的现实的差异性、丰富性和多样性被抽象的生产力取而代之，甚至将生产力仅仅看作是生产的能力和效率，于是，现实的人就成了抽象的个体，这种生产力只是经验的实证主义的代名词而已，这种单纯从宏观上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抽象的实证主义。

其二，导致线性的经济决定论。在马克思那里，个人是现实的个人，是置身于一定的交往关系中的个人。作为生产劳动主体的个人总是处于相互联系之中，因此马克思认为要想理解现实个人的本质，必须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普遍的交往关系虽是个人发展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虽是以促进个人的发展为落脚点，但是单向的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方式来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解读，很容易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目的论，这样一来，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内在的自我否定张力就被埋没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就被消解了。

其三，导致僵化的教条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对现实条件的阐明和发挥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教条主义的表现就是对理论的片面的、抽象的理解。正确的理论必须摆脱抽象性和机械性，否则就会陷入到对理论的盲目崇拜，造成对理论的片面理解。抽象性往往会形成普遍性、必然性的观点，使理论变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机械性往往会导致宿命论和目的论。因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为了批判德国哲学的抽象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活动角度去理解个人，认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跟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跟他们怎样生产一致。正是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去理解个人、去分析历史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才摆脱了对个人和历史的抽象理解，从而避免了自己的理论走向教条。

与之相反，从微观上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是把劳动看作个人的自我确证和自我实现。在这里生产活动被纳入实践的范围，社会实践成为由个人的劳动所组成的社会性生产。个人的共同活动结成社会力量从事生产，每一个人在生产中都以一定的形式形成社会结构，个人在社会结构中获得自我确证。“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着的。”[2]524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一表述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结构与个人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个人活动构成一定的社会结构，个人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进行着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单纯地去剖析社会生产的结构，而是从社会历史活动的角度去理解生产方式的变迁，因为离开了个人，社会结构就无法存在。因此，从微观上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从个人生产所结成的社会结构层面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解读。这种解读的局限性在于，它很容易抽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沦为一种道德悬设和虚无主义。单纯从微观上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会带来以下问题。

其一，使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一种抽象的理论直观。单纯从个人活动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虽会看到个人活动所结成的社会结构对社会历史发展起到的作用，却难以看到形成社会结构的生产，以及个人共同活动形成的社会力量对社会结构的制约，因而会堕入带有经验主义色彩的理论直观。事物只有在自己的对立面中才能规定自身。个人的自我确证也只有在对象性的生产中才能确C。离开了现实和历史的个人的活动，任何思想充其量只能是一种理论直观。而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经验描述的总结只不过是抽象的一般结果概括，这种抽象的结果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充其量不过是历史材料的堆积而已。[2]526

其二，遮蔽历史唯物主义表面差异化背后的同一性。经济社会结构本身是人的活动的结果，但是它反过来又成为制约人活动的力量。因此，如果仅仅强调微观的现实的个人，就只看到了表面的差异化，而没有看到差异化背后的同一性。正如黑格尔所言，“将―个表象分解为它的原始因素”，亦即“把它还原为它的环节”，这样的结果是，只能得到一些简单的、固定的规定性，这样分析出来的东西是些“非现实的东西”[3]20，这会使得原来是现实的、具体的东西变成僵死的东西。而要想“扬弃那些固定的思想从而使普遍的东西成为现实的有生气的东西”，必须把分析所得到的思想规定或普遍的东西加以扬弃，使之成为活生生的东西。因此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7]

其三，使历史唯物主义过分强调偶然性。个人活动的发展会带来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个体的生产必然会以一定的生产形式组织起来，只有个人的共同活动才能形成社会性的力量即生产力。但如果过度强调个体生产的作用，那么就会抹煞生产组织结构的客观性。因此，仅从个体出发对个体生产进行认识，只会夸大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多样性、差异性，而看不到个体在生产交互过程中的普遍性和同一性。

总之，无论单纯从宏观还是单纯从微观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都会造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理解。单纯从宏观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会造成见物不见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会变成抽象的概念运动；单纯从微观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会造成对个人的抽象理解，使以个人活动为基础的具体性被夸大、普遍性遭到拒斥。这两种做法都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的背离。

四、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蕴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现实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这里的“现实”，一方面是指事物存在的根据即内在规定；另一方面是指事物的表现形式即外在特征。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就包含了两层逻辑：一是生产对于历史的建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规定；二是由个人活动所结成的社会结构对个人的历史建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外在特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蕴就是从历史活动的发展来阐释个人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力量，强调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统一，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同一中的差异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和交往关系是生产不可分离的两个部分，因此一方面须从宏观角度将人融入到经济生产的历史架构中，另一方面又须从微观角度将个人之间的交往作为经济生产的前提。这两者在生产中相互作用、不可分割。只有基于这一视野，历史唯物主义才能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性，从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的直观性中超脱出来。

其二，决定中的主体性。历史唯物主义通过生产实践的中介把主客体连接起来，历史的发展因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了历史活动的变化。但是生产方式又必然带有主体的选择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决定了交往关系，交往关系是生产的前提。人类的第一需要是生存需要，由此决定了生产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结成一定的交往关系，交往关系中的个人不管是寓于共同体的个人，还是资本主义的抽象个体，交往关系都会使得一定的个人具有一定的语言与意识，所以交往关系是在生产决定作用中人的主体性的表现。这样，通过生产的中介就把主客体连接起来，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主客二分。

其三，抽象中的具体性。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性是有机联系的整体性，是一种综合的统一性。马克思曾将自己的方法表述为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仅仅从具体到抽象是知性科学的方法，仅仅从抽象到具体是哲学的方法。黑格尔曾批判以前的哲W总是直观地看待事物，没有看到事物本身的内在联系，抽象并不是指事物本身，而是指概念自我运动展现的过程，是自己树立对立面、自我否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一个过程。马克思继承并发展了黑格尔的这一观点，认为以往的旧唯物主义并没有把人看作从事劳动的个人，而是将人仅仅归结为抽象的类，这种人本学意义上的人与唯心主义所理解的抽象的人没有差别。人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从事劳动的个人，是通过劳动不断地完善自己、发展自己的个人，并不是抽象的个体。具体性在马克思那里是生产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统一。“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象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4]9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知识论的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的批判针对的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先验性、抽象性和体系性，其目的是要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性，这里的“现实性”既包括生产的现实性又包括个人的现实性。基于这二重现实性，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以上两种研究范式。事实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内在的生产性和外在交往性互相制约、共时共存。生产是现实个人结成交往关系中的生产，现实的个人是结成交往关系形成社会力量而从事生产的个人。单纯地从宏观生产或微观现实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都是错误的。

参考文献：

[1] 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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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整体建构；数学思考；指向深刻；知识本质；开放性问题

【中图分类号】G6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6）16-0034-03

【作者简介】1.乔海兵，江苏省淮安市实验小学（江苏淮安，223002），一级教师；2.刘晓勇，江苏省淮安市实验小学（江苏淮安，223002），一级教师。

一、儿童数学思考面临的现实问题盘点

1.知识呈现快捷化――儿童缺少过程性的数学思考。

以苏教版六下《正比例的意义》一课为例，一教师这样进行教学：首先，复习学过的数量关系；其次，根据正比例的意义来提问，如素材中有哪两个量？它们之间是相关联的吗？它们的变化情况是怎样的？再次，进行判断练习，让学生根据两个量的比值情况进行判断。教材中配置正比例和反比例的内容，旨在加强学生对一些变量关系的认识，丰富学生的认知，也渗透着函数思想，为他们的后续学习做铺垫。上述教学，过于注重知识的快捷传授，学生缺少过程性的数学思考，很难真正理解正比例的意义。

2.点状教学常态化――儿童缺少结构性的数学思考。

教学苏教版四下《乘法分配律》一课时，一教师先把学生分成两组，一组先加后乘计算，另一组先乘后加计算。根据结果相等得到一些等式，如25×（40+4）=25×40+25×4。列出几组这样的等式后，教师就请学生总结规律。当教师呈现25×4×20时，一些学生会这样计算：25×4×20=25×4+25×20。出现这样的现象，看似是因为学生马虎，其实是由于教师只围绕这个知识点来教学，使得学生缺少结构性的数学思考，对于不同运算律间的区别和联系没有一个关联性的整体把握。

3.教学经验片面化――儿童缺少本质性的数学思考。

教学苏教版四下《三角形的稳定性》时，有些教师会让学生把做好的三角形和长方形木框分别拉一拉、压一压，看看有什么发现，学生操作之后会说：长方形拉得动，三角形拉不动。教师随之总结：三角形具有稳定性。在这里，教师仅利用“能否拉得动”这一片面的教学经验来判断，使得学生无法正确理解“三角形的稳定性”的本质内涵。

4.问题牵引线性化――儿童缺少开放性的数学思考。

教学苏教版四下《三角形三边关系》一课，一教师给学生5根小棒（分别长4厘米、5厘米、7厘米、10厘米和12厘米），提问：用5根小棒中的任意3根，你能摆出一个三角形吗？大多数学生毫不犹豫地回答：能！此时，教师要求学生用长4厘米、5厘米和12厘米的三根小棒摆摆看。随之，教师又要求学生用长5厘米、7厘米和10厘米的三根小棒摆摆看。在教师的“有序”引领下，学生知道了能摆成的有7种，不能摆成的有3种。上述教学，教师把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分解成细碎、线性的小问题时，也就剥夺了学生进行开放性数学思考的机会。

二、影响儿童数学思考的原因剖析

1.学科立场下，教师缺乏对知识育人价值的追寻。

在学科立场下，教师更多地关注如何把固化的知识传递给学生，往往会忽视学科的育人价值。如此，就会遮蔽学生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过程中创造和发明的实践过程，遮蔽学生在大量事实性材料的基础上经历知识的归纳概括、提炼抽象的形成过程。可以说，教师缺乏教育学立场是影响儿童数学思考走向深入的前提性原因。

2.点状思维下，教师缺乏对知识整体建构的把握。

受传统教育的影响，部分教师养成了就事论事的点状思维习惯。备课时，常把教学目标详细、具体地分解为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在课堂上，也会偏向例题与习题等点状知识点的教学。点状的思维习惯使得教师长期缺乏对知识整体建构的把握。

3.经验定势下，教师缺乏对知识本质挖掘的敏感。

当下，诸多学校为教师搭建了“师徒结对”的平台，年轻教师从中迅速成长了起来，然而，速成也会有遗憾。当新教师面对老教师的教学经验时，易犯拿来主义错误。另外，教师也有懒惰的一面，守着经验会犯经验主义错误，在一个个经验的定势下，便渐渐丧失了挖掘数学知识本质的敏感和动力。

4.急功近利中，教师缺乏对核心内容开放的设计。

有些教师在设计问题时缺乏长程意识，习惯用线性的问题牵引学生，此时，学生明白的是问题的每一步，轮到自己独立解答时，就会举步维艰。教师过于追求课堂教学效果的立竿见影，带有一定的功利色彩。也可以说，问题设计缺乏整体性、结构性和开放性，学生很难亲身经历完整的数学思考过程。

三、让儿童的数学思考“深”下去的实践策略

1.动静相宜，激活儿童的数学思考。

教学《正比例的意义》，是儿童第一次正式接触变量关系，因而培养他们动态的变量意识，是帮助其正确理解正比例意义的关键。实践证明，如下教学活动更易激活儿童的数学思考。

首先，教师课件出示大量的变化情境：股票行情，正方形的周长和边长的变化，汽车行驶的路程和时间，蜡烛燃烧和汽车行驶，海拔与氧气的含量，一分钟跳绳的时间与心跳的变化，两人的年龄情况，正方形的面积公式……并引导学生思考：每个情境中的两种变量是怎么变化的？在这些情境中，哪些量的变化具有相同的特点？按照变化的特点可以如何分类？交流后，依据情境中两个量的变化情况可以把情境分成三类：一个量增加另一个量同时增加；一个量增加另一个量同时减少；一个量增加另一个量时增时减。接下来，围绕“同时增加”这一类继续研究，又可以把它分成直线上升和曲线上升两类，继而发现有两个情境是成倍增加的，其中一个情境是同时扩大或缩小相同的倍数。此时，教师及时揭示这样的两个量成正比例关系。

在这里，教师通过呈现丰富的素材和前置问题，在逐步深入的分类活动中，顺应儿童的数学思考，引领儿童经历知识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在活动最后，儿童水到渠成地给予了这一动态过程一个静态的总结，对正比例关系中动态变化的含义有了深刻的认识。

2.从点状走向结构，催生儿童的数学思考。

教学苏教版四下《加法交换律》一课，教师可以通过帮助学生提炼探究的方法结构，实现运算律研究方法的正迁移，让儿童的数学思考得到生长。

环节1：引发猜想

列举几组算式，引导学生发现：每组中的两个加数是一样的，交换两个加数的位置，和不变。

环节2：验证猜想

引导学生思考：两个数相加，交换加数的位置，和都不变吗？并引导学生列举时要考虑全面，包括对特殊情况1和0的考虑。

环节3：概括规律

对一般情况进行验证后，鼓励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表述运算的规律。引导他们进行准确的表述，并让其经历数学化的过程。

环节4：总结延伸

引导学生对学习的过程进行回顾、概括和延伸。帮助学生提炼出探究这类规律的方法结构，并积极地迁移到同类运算律的学习中。

对于此类运算律的教学，都可以按照以上四个环节来开展研究。这样教学能使原本结构性很强的运算律结构链得到完善，实现知识点到知识结构的飞跃。在一次次经历中，儿童构建并完善自身的认知结构，生长数学思考，提高思维能力。

3.挖掘知识本质，深化儿童的数学思考。

教学《三角形的稳定性》，我们可以用材质一样的铁棒做出一个三角形和一个四边形，边长任意，要求相邻两根铁棒的连接处是可以活动的。通过操作，让学生初步理解三角形稳定性的含义。在初步感受连接点可以动的三角形和四边形后，出示焊接成的四边形，让学生去拉一拉，并追问：这样的四边形也拉不动，说明四边形也具有稳定性吗？接着让学生用摆成三角形和四边形的小棒分别去摆一摆，看看同样的小棒各能摆出多少种不同形状的三角形和四边形。在操作对比中，学生会对摆出的形状及其面积留下深刻的印象，并通过交流感悟到：三角形稳定性的本质指的是形状和大小都唯一。操作中的矛盾冲突、经历中的深刻体验与交流后的理解提升，让儿童的数学思考在正确的轨道上得到深化。因此，教师要在学习、研究与实践中，不断挖掘数学本质，让儿童的数学思考不断走向深入。

4.设计开放性问题，优化儿童的数学思考。

教学《三角形三边关系》一课，教师根据“三角形两条边长度的和大于第三边”这一核心内容，确定了“和”与“大于”这两个核心词，设计出两个开放性问题：给你3根小棒，你能围成一个三角形吗？为什么有的组合能围成三角形，有的却不能呢？

教师提出第一个开放性问题时，一部分学生会毫不犹豫地点头。接着，教师让学生用5根小棒（分别长12厘米、10厘米、7厘米、5厘米、4厘米）中的任意3根进行充分的操作。在此，要特别提醒学生思考：怎样操作和记录更有利于发现规律？

篇5

关键词：中小企业 战略管理 优化策略

1、加强中小企业战略管理的背景和重要性分析

1.1、市场需求的变化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外部市场环境日新月异。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以及新技术不断地改变着市场环境，另外客户需求的复杂化、多样化也加速了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中小企业经营环境的复杂化、动态化给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挑战。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小企业要想长足发展就要做好一系列战略管理研究，积极调研市场环境与市场需求。

1.2、竞争模式的变化

市场经济体制直接形成了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格局，这就导致了市场竞争模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市场竞争直接导致了很多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很多企业为了生存就会拓展业务，这样就会中小企业作出合理的战略定位，其次，竞争对手不再局限于国内企业，因此，战略思维范围须更广，最后，当前的市场竞争是动态的竞争，竞争的频率也在不断加快，这也对中小企业战略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1.3、战略管理对企业全局的重要性

除了上述两点原因以外，要加强中小企业战略管理的主要原因也在于战略管理对于企业管理、生存及发展的重要性，中小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企业战略管理关系到整个企业的组织架构，它是将企业各个部门、各个领域和各个规划、目标紧密结合起来的枢纽；其次，企业战略管理是企业指导领导和员工完成各项任务的准则；最后，企业战略管理是企业盈利、保持长久竞争力的核心因素。

2、中小企业战略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2.1、战略管理形式化，战略管理机制不健全

中小企业没有意识到战略定位的重要性，其成立和运行仅出于对地方资源的即时利用或短期出现的市场需求，缺乏长远的目标。另一部分企业则认为环境或市场变化太快，制定战略没有意义，不知道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面对未来的发展变化，缺乏应对措施。

2.2、战略管理缺乏弹性，环境适用性差

2.2.1、战略定位脱离实际，定位不准。许多中小企业在创业以及经营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仍无法明确自己的定位，处于被动的局面，一有风吹草动就容易被竞争挤出局。有的企业虽制定了发展战略，但只是凭主观想象，结果其定位严重偏离企业自身的实际，难以对企业的发展起到真正的指导作用。

2.2.2、习惯于固有的思维定势。在企业遇到新问题时，常常用老办法去处理问题，存在着经验主义，战略管理不能随着环境的变化适时进行动态调整。

2.2.3、长期战略意识不足，目光不够长远。有的中小企业短时间内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盲目的认为前景大好，整日深陷于繁杂的事务工作中，而没有时间思考企业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和市场定位等方针。

2.3、企业管理不健全，缺乏战略管理基础条件

2.3.1、自主研发能力有待提高。绝大部分中小企业对研发管理不够重视，即便有了研发的技术和专利，加上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较为淡漠，最终影响了企业的长足发展。

2.3.2、生产质量管理缺乏科学性。生产管理工作制度、程序、标准不健全。

2.3.3、财务管理存在缺陷。中小企业资本实力有限，信贷能力低，很难获得银行贷款的支持，资金筹措能力不强，导致企业资金短缺。

3、中小企业战略管理优化策略探讨

3.1、做好战略定位和顶层设计

综合分析企业情况，准确进行战略定位。一定要综合考虑企业内、外部环境，从企业自身情况出发，制定适应企业资源、有利企业长期发展的战略。在定位时应注意：一是应该选择垄断程度低或接近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在这种市场里单个企业控制市场能力几乎为零，适应中小企业的生存。二是选择市场范围直径小的企业，市场直径小的企业往往由于需求有限，制约了规模经济的发挥，因此，对于资金少、规模小的中小企业可以从中获得较多生存机会。

3.2、整理并优化企业的运作流程

流程对企业的运作和管理将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系统地、深入地整合并优化流程，可望使企业的运作基础得到较大的改善。建立科学、高效的流程，建立适合流程运作的组织才能使组织的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对此，就须建立新的组织观念，建立新型的组织。扁平化组织、矩阵化组织等，都是流程优化的一种相匹配的组织形式。

3.3、加强具体企业战略的研究

一是产品与市场战略。要开发有利于增强顾客关系和适应市场的产品和服务，以避免直接与大企业竞争。中小企业追求的产品与市场开发战略不仅要以职能战略为基础，而且要根据自己的竞争能力进行变化。

二是生产制造与经营战略。中小企业应把制造灵活性作为一个新的竞争战略。经营战略对制造灵活性产生直接的影响，制造灵活性间接地影响经营绩效。

三是技术创新战略。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者必须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在人力、财力、物力诸方面大胆投资。同时要大力引进吸收新产品、新技术，夯实企业现实的生产力，促进企业发展。

3.4、建立有效的绩效管理体系

中小企业在战略流程和组织优化的基础上，必须建立科学的绩效管理体系。进行岗位分析，确定绩效指标体系，建立绩效信息反馈系统，进行科学的绩效考核，推动绩效改进管理等都是绩效管理必须认真作好的事项。

3.5、夯实自身的竞争优势

第一，集中企业资源从事某一领域的专业化经营；第二，从竞争对手和市场空缺中寻找机会，建立自己的比较优势；第三，技术创新是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在知识经济的社会，企业能否获得超额利润主要靠核心技术，核心技术是核心竞争力的核心。

除此之外，应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要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为企业带来长远的、根本性的好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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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

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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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地产开发；项目管理；建设；对策

房地产开发建设过程中，如何实现管理的优化，增大开发效益，增加企业利润，这就需要增加项目前期的调查研究，认真做好研报，优化管理措施。本人结合实际工作，就开发建设过程中的几个突出问题，略作简要探讨。

一、开发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前期调研不扎实，可研报告如走过场

现在，国家宏观调控加速，产业转型加剧，房地产调控越来越频繁，再此背景下，开发风险明显加剧，有些开发企业没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对市场趋势判断不准确，形势分析不透彻，认为调控针对的是一线二线城市，房价高企城市，对政府的调控力度估计不足，对市场前景盲目乐观，没有请专业机构、人士对市场和政策做一个精准、深入的分析研究，把自己的经验代替可行性研究，增加自己的投资风险。另一方面，在对项目地块的特、周边的配套及规划分析的不透彻、研究的不周密，尤其地地方性的规划条件不熟悉，按照老思路老套路办事，导致在做方案的时候，才发现前面已经埋下的错误，成为既定事实，对投资成本造成浪费。

（二）轻视设计方案，投资管理本末倒置

开发企业往往认为自己是甲方，对项目设计方案和施工图设计不加重视，认为自己掌握主动权，变更时自己说了算，由于这种意识的存在对设计方案和施工图的不重视，认为在施工阶段改也来得及，却不知道这是本末倒置的行为。房地产开发建设过程中，方案在各个阶段、各个环节都有体现，很多企业认为方案是务虚的东西，认为真正实施阶段才是务实，其实，这是种错误的观点。方案是工作的基石。在设计阶段发现的问题，给予解决，对各项工作造成方便，在施工前，对图纸会审，发现问题，及时变更，对施工及其有利，问题的早发现、早处置，对以后施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对方案、设计不够重视，不及时处理其中的问题，业主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变更，看似掌握的主动权，其实，不仅造成工程不能顺利进行，延长了工期，增加了项目投资，造成了索赔的发生，更引起很多项目的价格重新审核。如果承担的是招标工程，则会造成很多报价项目就是无效报价，最终造成项目成本增加，开发投资失控。

（三）权责制度不明，项目管理形同虚设

开发项目能否顺利进行，开发投资能否顺利完成，开发效益能否预期达到，与项目管理是否规范存在必然的关系。很多开发企业，对项目管理只注重人、财管理，轻视项目机制、制度的规范，造成了现场人员责任不明确，权限不清晰，交叉作业，管理混乱。尤其在工程施工管理方面，有变更，却不能及时对工程变更作出意见，已经施工完毕的，联系单还没下达。随着整个项目的推进，权责不清晰、制度不健全，必将造成管理成本增加，工作效率下降，甚至会造成管理事故。

（四）后期管理短板，品牌形象提升困难

房地产企业的利润绝大部分来自于建设开发过程，而相对建设后期的物业服务，很多企业却重视不足。物业服务管理，简单层面是对开发项目的环卫保洁，但是，就开发企业开发项目整体而言，就不是简单的一项保洁服务了，而是售后服务，是项目管理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专业的物业管理水平是企业品牌建立和保持的原因之一。前期物业服务对于开发建设公司来说，就相当于项目交付前的管家，对前期物业的重视，聘用或筹建一个好的前期物业，对公司品牌树立会起到相得益彰的效果。另外，物业公司能否积极应对、处理买卖双方的关系，也是树立企业良好口碑的重要方式。

二、处理好房地产开发建设中突出问题的对策

（一）科学制定可研报告，做实开发之基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可行性研究就是整个项目的春天和早晨。好的开始和计划，是事业成功过的关键。好的可研是公司项目的中心和目标，可以说，一个项目的可研一确定，整个公司工作重心都将围着可研确定的方向转，因此可行性报告的正确与否，将影响公司的生存发展。可研制定首先要分析国际国内宏观环境，深入了解产业政策，剖析行业发展现状，解析行业发展趋势，了解市场需求状况，其次是对开发项目的本身状况，潜在因素，不可预见因素都要充分掌握，做好应对措施；再次要对项目投资做好规划，做好资本筹集运作分析；最后要着重做好项目所在地市场的调研，熟悉项目所在地的政策环境，熟悉规划开发条件，做到心中有数，按章办事，力戒经验主义，力戒老套路办事。

（二）仔细做好方案编制，做好项目之本

一个好计谋胜过千军万马。整个开发建设流程中，方案贯穿整个始终，项目策划方案，施工方案，销售方案……，可以说，方案是项目实施过程中每个环节的细节优化，周密详尽的做好方案编制和和施工图设计，认真对待每个环节、细节，对项目的开展和投资尤为重要，尤其是在关系到项目整体性的方面，如建筑风格、平面布局、主要材料等方面更要认真讨论，一旦方案确定就不在变动。在实际中就遇到这样情况，在外墙材料上，项目建设之初没有足够重视或仔细研究，导致外墙涂料施工时发现颜色或图案不合适，临时变更，造成了不必要的材料变更，重新选材、选厂、定价，不仅增加了工作量，还造成了时间延长，工期延长，造成了资金的不必要增加。

（三）详细制定规章流程，做清事业之风

施工过程是整个开发建设的中心环节，时间长，内容多，体系大，施工管理是整个项目能否顺利实施的重要组成，首先，组建好项目部，明确项目人员组成，分工责任，工作流程，程序透明，做好权责一致。其次，公司要充分运用现有的现代化管理经验进行项目管理，通过管理提高工作效率，通过管理增加公司利润，通过管理，促进公司成长。最后，做好信息公开，开则明，通过信息公开，促进工作环节之间相互配合。通过各项措施，做好项目管理工作，形成团结务实作风，形成高效的项目运作体系。

（四）选聘优秀物业公司，做响企业品牌

作为开发项目的售后服务，物业公司担当者重要的角色。优秀的物业服务企业，可以给公司后期管理提出卓有成效的方案，同时提升项目知名度、整体形象，在项目后期，细微的物业服务不仅增加了项目在业主心中的舒适感、亲和感。同时，对项目后期的运作十分有利。开发企业应充分考虑小区物业服务场所的设置和硬件设施的配备，做好物业服务企业的后方保障，充分运用好物业服务企业的的优秀服务，提升项目品质，提高项目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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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言经济学； 商务英语翻译；有效教学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727（2011）06-0093-02

语言经济学是一门跨语言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学科的新兴边缘学科。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语言经济学理论受到越来越多教育研究者的推崇，被广泛 应用于教学研究领域。语言具有经济价值，语言学习是一种经济投资，能够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学习者关注的是语言学习的投入多寡和学成后预期收益的大小。这 与当前教学领域推崇的有效教学的内涵不谋而合。因此，把语言经济学与有效教学结合起来，指导当前商务英语翻译教学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语言经济学内涵解读

语言经济学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马沙克（Jacob Marshak）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的。他主张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具有与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成本、收益 及其相互关系。后来的研究者通过定性定量分析得出，学习语言是一种智力投资，学习者可以直接利用获得的语言知识和技能从事与语言相关的工作，也可以把语言 作为学习其他知识和技能的工具，服务于社会，从而取得经济收益。学习语言是一种经济投资，具有投资费用和投资预期效益。投资费用（成本）表现为学习语言所 花费的时间、精力和实物支出，而效益则是指通过学习后学习者对语言的掌握程度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效益和效用，经济效益大小取决于它在职业活动中和在市场上的 使用密度，而使用密度取决于社会的需求度，语言运用能力的高低，也影响和制约着语言学习者的经济效益。同时，他还认为语言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投资并能促 进社会经济发展，研究者是将语言学习的整个过程从投入到产出都置于一个理想状态，即学习者也即培养的人才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语言经济投资的产出有内部产出和外部产出，内部产出的关键因素是教学质量包括教师、学生、教材和教法，外部产出的多寡受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市场需求 起着决定性作用。

语言经济学映射下的有效教学

纵观中外学者对有效教学的阐释，有效教学的“效”，可以概括为课堂教学有效果，有效益，有效率。“有效果”是指教师遵循教学活动的客观规律， 通过教学活动取得某种结果，达到某种目的，满足某种需求，它所关注的是给学生带来的进步和发展。“有效益”即有效教学不仅要求教学有效果，还要求教学效果 与预设教学目标相吻合，满足社会和个人的教育需求并且带来一定的社会效益。“有效率”是指通过教师的教学活动，帮助学生以尽可能少的时间、精力、物力投入 取得学习收益的最大化。

语言经济学映射下有效教学的焦点是教学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注重教学效果的提升，追求一定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或大的产出。高职教师首先要认清高 职生的认知特点、已有的知识水平及社会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确立高职培养目标，向社会输送急需的人才，帮助学生尽快融入职场，调整教学模式、改革教学方法， 着力教学内涵建设，提高人才培养的规格和质量，努力改善我国外语教学中普遍存在的“费时低效”状况。

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现状分析

国际商务活动日趋频繁，使商务英语在我国的语言经济价值日渐凸显。为此，各高职高专院校纷纷开设商务英语专业，而商务英语翻译则是本专业的必 修课。它融合了基础商务知识和英语语言技能训练，旨在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英语、商务、专业知识及翻译技巧，实现在国际商务环境下有效传递商务信息的目的。

然而，由于受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以及教学条件的制约，目前商务英语翻译教学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沿袭本科翻译教学模式，过于强调翻译技巧和翻 译理论学习的系统性，忽略翻译实践练习。翻译素材多以文学性文本翻译为主，缺乏真实性翻译材料，无具体职业指向性。翻译练习远离学生的实际生活。由于缺乏 应用文本，如广告、产品介绍、商务信函等的翻译实践，学生翻译能力低下。因此，翻译教学难以实现预期目标，学习者的劳动付出和收效之间的比例失衡，向社会 输出的“产品”不符合社会市场的需要，语言的使用价值降低，学生难于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商务英语学习也就不能取得一定的收益。要解决高职商务英语专业发 展的尴尬局面，教师必须思索商务英语翻译课的投入产出的效益问题，通过分析市场需求，调整人才培养策略，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及教学模式着手，最大限度地 实现有效教学，培养出市场需求的翻译人才，提高商务英语翻译课教学的经济效益。

提升商务英语翻译课程有效性的4A教学模式

针对当前高职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的困境，通过对高职毕业生的职业岗位所需要的翻译能力结构进行科学分析定位，在有效教学理念的引领下，结合多年 的高职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经验，笔者探索出实现翻译课堂有效教学的4A，即引（alluring），议 （analyzing），做（acting），评（assessing）的教学模式。

引即以未来岗位中的真实任务引发学生的好奇心，引出课堂教学目标，并通过创设真实的或类似于真实的工作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进 入课堂。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主要建立在以行为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示范（刺激）模仿（反应）重复（强化）的教学导向上，通常是教师按部就班地讲解某一翻译 理论或翻译技巧，学生亦步亦趋地模仿运用，反复操练，然后，由教师对学生的练习结果进行评价，通过不断重复和机械性地训练达到“刺激反应强化”的效 果，从而使学生的翻译水平得到提高。这种“以教师为中心、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授课方法过于呆板，不利于师生之间的双向交流，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亦严重 不足，容易导致低效或无效教学。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有效教学，必须突破传统翻译课堂教学模式，利用图片、录像、背景材料等创设情境，以各种各样的未来职业 岗位中的真实任务驱动课堂。这些任务不同于一般的语言练习，强调的是以意义交际为基础，以完成目标为导向，帮助学生主动学习和运用语言。教师以任务为主线 来组织教学，自始至终引导学生通过完成具体任务驱动学生实践翻译活动，使学生获得和积累相应翻译知识和技巧，锻炼翻译能力。例如：在讲解商标翻译章节时， 首先呈现给学生的是一些耳熟能详、色彩缤纷的商标，或插入真实的大公司的商标样本，例如海尔、雅戈尔、欧莱雅、王野电动车等。在内容上贴近现实生活，学生 会觉得他们是在与现实世界进行交流与接触，感到课程学习的实用性，激发课堂参与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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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即学生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主动学习所需要的理论知识以及通过小组讨论和师生讨论掌握特定任务所需的一些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从而促进学生 对理论知识的深入学习。通过对所呈现翻译任务的剖析，教师提示任务中所涉及文体的特定翻译技巧、所涉及的某些关键词的翻译等，引领学生从翻译技巧、词汇选 用、相关商务知识以及文化背景等方面为译准备。教师的提示方式根据教学实际可以是直接、明确的，也可以是间接、含蓄的。例如：“公司介绍”翻译时，呈 现工作任务“海尔集团是中国的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之首。旗下拥有240多家法人单位，在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确立的名牌战略指导下，先后实施名牌战略、多元化战 略和国际化战略……”之后，教师引领学生从以下几方面做准备：了解海尔集团的背景、企业信息；分析上述公司简介在词汇、句型、语篇等方面的语言特点；查阅 有关语言辞典、翻译工具书以及网络资源，解决翻译难点（句中加波浪线部分的翻译）。通过对工作任务的分析讨论，为确立译文奠定基础，同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严谨的翻译观。

做此部分是课堂教学的重要部分，可以小组形式展开来进行翻译活动，每小组4～5人为佳。分组时教师要考虑到翻译课程的特殊性及学生的知识水平，组员应该 是按照英语水平和掌握商务知识的好、中、差，以合理的比例组合在一起，以利于小组在开展翻译活动时可以取长补短、互帮互学、共同进步。另外，教师还应该明 确每个学生在课堂上的权利和义务，清楚每个组员的角色，如组长、汇报员、资料员和记录员等，教师对全过程实施监督，避免只有组长和记录员在忙碌的现象，确 保无“闲置”的组员。教师对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的活跃程度和发言深度给予量化，计入学生的平时成绩，促进学生的参与热情。所有成员都能积极参与到完成任务的 活动中，就相关翻译内容畅所欲言，表达观点，所有成员的观点都能被倾听，同时还可以了解到其他同学的思维方式和翻译方法，看到自己的差距，明确学习方向， 就真正实现了“做中学、学中做”的有效教学目的。小组讨论完成后，每个小组的“汇报员”向全班学生呈现本组的最佳译文，这样，全班学生既可以接触到不同的 译文来进行比较评析，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实践应用，又可以锻炼语言表达能力，满足表现欲，从而增强小组集体荣誉感，更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提高教学效 果。

评对学生完成的典型翻译任务的评价方式以学生自评为主，学生互评为辅，教师在评价过程中起引导调控作用。教师评价内容包括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观 察，根据学生自我评价和小组评价情况，给出总结性评价。传统的翻译教学强调以内容和结果为中心，课堂上教师对学生译文进行讲评，多半是对译文加以指正或修 改，最后拿出“完善”译文。教师对学生的译文过多指责，势必影响学生对翻译学习的积极性，甚至会挫伤学生对翻译的兴趣，有时还会使学生产生畏难情绪；并且 由于教师过多注重对译文的评议，往往会过多地采取经验主义的东西，这种做法不利于激发学生丰富的想象力，更不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有效翻译教学的评 价环节是教师在学生完成翻译习作后指导他们开展自我以及小组成员相互间的评价和修改，让每个学生对自己和别人的观点进行思考并做出反应，教师适时做出评价 和引导；或是就学生译文中的问题向学生提问。例如：为什么这样译，有没有想到过其他译法，这种译法有无逻辑矛盾，是否与文章其他部分相连贯，等等。让学生 对自我的思维过程和产出的译文进行分析、归纳，教师因势利导，指出其中蕴含的翻译知识和翻译技巧，帮助学生把感性认识提升至理性认识。例如：只见交易会上 人山人海，人声鼎沸，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译文：The commodity fair is filled with seas of people and a wide range variety of commodities satisfying various demands.结合学生译作，教师指出鉴于英汉表达习惯的不同，为了译文通顺，可采用“省译法”，省略用来渲染气氛而语义重复的“人声鼎沸”和“琳琅满 目”。通过师生间充分交流、讨论、争辩、合作以及教师有针对性的指导来提高翻译评价的质量，使学生在课堂讨论和交流中完成对所学翻译知识的意义建构。

语言经济学映射下的商务英语翻译的有效教学受语言经济学规律的影响，认为教学是一种经济投资，关注的是教学的投入与产出的均衡发展，兼顾市场 经济的功利性，从社会和市场对翻译人才的需求出发，构建以培养翻译能力为核心、以任务为驱动的商务英语翻译教学。4A 教学模式的运用有利于改革高职院校先理论后实践、理论服务翻译实践的传统教学框架，而坚持以工作任务为主线，在翻译实践中总结深化翻译理论与技巧。以学生 为中心的小组讨论活动的展开，锻炼了学生主动学习、合作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充分体现了在“译”中学习技能、在“译”中体验规则、在“译”中积累经验、最 后在“译”中形成能力的教学理念。互动综合性评价的焦点在于学生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的表现，体现了翻译有效教学重过程、轻结果的教学思路，锻炼了学生评 析译文的能力和实际翻译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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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曹曦颖.翻译教学改革的新走向——任务型翻译教学模式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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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语言经济学； 商务英语翻译；有效教学

语言经济学是一门跨语言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学科的新兴边缘学科。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语言经济学理论受到越来越多教育研究者的推崇，被广泛应用于教学研究领域。语言具有经济价值，语言学习是一种经济投资，能够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学习者关注的是语言学习的投入多寡和学成后预期收益的大小。这与当前教学领域推崇的有效教学的内涵不谋而合。因此，把语言经济学与有效教学结合起来，指导当前商务英语翻译教学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语言经济学内涵解读

语言经济学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马沙克（Jacob Marshak）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的。他主张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具有与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成本、收益及其相互关系。后来的研究者通过定性定量分析得出，学习语言是一种智力投资，学习者可以直接利用获得的语言知识和技能从事与语言相关的工作，也可以把语言作为学习其他知识和技能的工具，服务于社会，从而取得经济收益。学习语言是一种经济投资，具有投资费用和投资预期效益。投资费用（成本）表现为学习语言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和实物支出，而效益则是指通过学习后学习者对语言的掌握程度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效益和效用，经济效益大小取决于它在职业活动中和在市场上的使用密度，而使用密度取决于社会的需求度，语言运用能力的高低，也影响和制约着语言学习者的经济效益。同时，他还认为语言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投资并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研究者是将语言学习的整个过程从投入到产出都置于一个理想状态，即学习者也即培养的人才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语言经济投资的产出有内部产出和外部产出，内部产出的关键因素是教学质量包括教师、学生、教材和教法，外部产出的多寡受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市场需求起着决定性作用。

语言经济学映射下的有效教学

纵观中外学者对有效教学的阐释，有效教学的“效”，可以概括为课堂教学有效果，有效益，有效率。“有效果”是指教师遵循教学活动的客观规律，通过教学活动取得某种结果，达到某种目的，满足某种需求，它所关注的是给学生带来的进步和发展。“有效益”即有效教学不仅要求教学有效果，还要求教学效果与预设教学目标相吻合，满足社会和个人的教育需求并且带来一定的社会效益。“有效率”是指通过教师的教学活动，帮助学生以尽可能少的时间、精力、物力投入取得学习收益的最大化。

语言经济学映射下有效教学的焦点是教学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注重教学效果的提升，追求一定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或大的产出。高职教师首先要认清高职生的认知特点、已有的知识水平及社会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确立高职培养目标，向社会输送急需的人才，帮助学生尽快融入职场，调整教学模式、改革教学方法，着力教学内涵建设，提高人才培养的规格和质量，努力改善我国外语教学中普遍存在的“费时低效”状况。

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现状分析

国际商务活动日趋频繁，使商务英语在我国的语言经济价值日渐凸显。为此，各高职高专院校纷纷开设商务英语专业，而商务英语翻译则是本专业的必修课。它融合了基础商务知识和英语语言技能训练，旨在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英语、商务、专业知识及翻译技巧，实现在国际商务环境下有效传递商务信息的目的。

然而，由于受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以及教学条件的制约，目前商务英语翻译教学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沿袭本科翻译教学模式，过于强调翻译技巧和翻译理论学习的系统性，忽略翻译实践练习。翻译素材多以文学性文本翻译为主，缺乏真实性翻译材料，无具体职业指向性。翻译练习远离学生的实际生活。由于缺乏应用文本，如广告、产品介绍、商务信函等的翻译实践，学生翻译能力低下。因此，翻译教学难以实现预期目标，学习者的劳动付出和收效之间的比例失衡，向社会输出的“产品”不符合社会市场的需要，语言的使用价值降低，学生难于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商务英语学习也就不能取得一定的收益。要解决高职商务英语专业发展的尴尬局面，教师必须思索商务英语翻译课的投入产出的效益问题，通过分析市场需求，调整人才培养策略，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及教学模式着手，最大限度地实现有效教学，培养出市场需求的翻译人才，提高商务英语翻译课教学的经济效益。

提升商务英语翻译课程有效性的4A教学模式

针对当前高职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的困境，通过对高职毕业生的职业岗位所需要的翻译能力结构进行科学分析定位，在有效教学理念的引领下，结合多年的高职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经验，笔者探索出实现翻译课堂有效教学的4A，即引（alluring），议 （analyzing），做（acting），评（assessing）的教学模式。

引即以未来岗位中的真实任务引发学生的好奇心，引出课堂教学目标，并通过创设真实的或类似于真实的工作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进入课堂。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主要建立在以行为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示范（刺激）模仿（反应）重复（强化）的教学导向上，通常是教师按部就班地讲解某一翻译理论或翻译技巧，学生亦步亦趋地模仿运用，反复操练，然后，由教师对学生的练习结果进行评价，通过不断重复和机械性地训练达到“刺激反应强化”的效果，从而使学生的翻译水平得到提高。这种“以教师为中心、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授课方法过于呆板，不利于师生之间的双向交流，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亦严重不足，容易导致低效或无效教学。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有效教学，必须突破传统翻译课堂教学模式，利用图片、录像、背景材料等创设情境，以各种各样的未来职业岗位中的真实任务驱动课堂。这些任务不同于一般的语言练习，强调的是以意义交际为基础，以完成目标为导向，帮助学生主动学习和运用语言。教师以任务为主线来组织教学，自始至终引导学生通过完成具体任务驱动学生实践翻译活动，使学生获得和积累相应翻译知识和技巧，锻炼翻译能力。例如：在讲解商标翻译章节时，首先呈现给学生的是一些耳熟能详、色彩缤纷的商标，或插入真实的大公司的商标样本，例如海尔、雅戈尔、欧莱雅、王野电动车等。在内容上贴近现实生活，学生会觉得他们是在与现实世界进行交流与接触，感到课程学习的实用性，激发课堂参与的积极性。

议即学生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主动学习所需要的理论知识以及通过小组讨论和师生讨论掌握特定任务所需的一些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从而促进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深入学习。通过对所呈现翻译任务的剖析，教师提示任务中所涉及文体的特定翻译技巧、所涉及的某些关键词的翻译等，引领学生从翻译技巧、词汇选用、相关商务知识以及文化背景等方面为译准备。教师的提示方式根据教学实际可以是直接、明确的，也可以是间接、含蓄的。例如：“公司介绍”翻译时，呈现工作任务“海尔集团是中国的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之首。旗下拥有240多家法人单位，在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确立的名牌战略指导下，先后实施名牌战略、多元化战略和国际化战略……”之后，教师引领学生从以下几方面做准备：了解海尔集团的背景、企业信息；分析上述公司简介在词汇、句型、语篇等方面的语言特点；查阅有关语言辞典、翻译工具书以及网络资源，解决翻译难点（句中加波浪线部分的翻译）。通过对工作任务的分析讨论，为确立译文奠定基础，同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严谨的翻译观。

做此部分是课堂教学的重要部分，可以小组形式展开来进行翻译活动，每小组4～5人为佳。分组时教师要考虑到翻译课程的特殊性及学生的知识水平，组员应该是按照英语水平和掌握商务知识的好、中、差，以合理的比例组合在一起，以利于小组在开展翻译活动时可以取长补短、互帮互学、共同进步。另外，教师还应该明确每个学生在课堂上的权利和义务，清楚每个组员的角色，如组长、汇报员、资料员和记录员等，教师对全过程实施监督，避免只有组长和记录员在忙碌的现象，确保无“闲置”的组员。教师对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的活跃程度和发言深度给予量化，计入学生的平时成绩，促进学生的参与热情。所有成员都能积极参与到完成任务的活动中，就相关翻译内容畅所欲言，表达观点，所有成员的观点都能被倾听，同时还可以了解到其他同学的思维方式和翻译方法，看到自己的差距，明确学习方向，就真正实现了“做中学、学中做”的有效教学目的。小组讨论完成后，每个小组的“汇报员”向全班学生呈现本组的最佳译文，这样，全班学生既可以接触到不同的译文来进行比较评析，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实践应用，又可以锻炼语言表达能力，满足表现欲，从而增强小组集体荣誉感，更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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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结果与分析

经过对有效问卷结果的统计分析，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了解了幼儿园园长培训的有关情况：

（一）关于园长的知识背景及能力层次1996年国家教委制定了幼儿园园长的任职资格、职责和岗位要求，在任职资格方面强调幼儿园园长需要具备幼儿师范及以上学历，并具有幼儿园高级教师职务，持有园长岗位培训证书。从表1.1表明，园长们的学历全部都在高中以上（含中专），其中，83.5%的园长达到幼儿师范及以上学历，71.4%的园长是大专以上学历。可见，园长的学历水平基本符合园长任职资格中的学历要求。表1.2表明：61.6%的园长已获得幼教高级或小学高级职称，有的还是中学高级职称，可见，大多数园长的职务符合园长任职资格中的职务要求。从表1.3看出：82.8%的园长所学习的专业是学前或学校教育。再从表1.4看出，90.2%的园长认为自己对0～6岁婴幼儿科学保育知识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这些数据显示绝大部分园长都具备一定的专业背景和知识背景。调查中发现，90%以上的园长年龄在30岁以上，50%以上的园长任园长职务在10年以上，90%的园长是负责园的全面工作，显示大多数园长都有一定的工作、管理经验。但从表1.5和表1.6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未参加任何职务培训的园长达到30.3%，而参加过提高培训或高级研修的园长仅占26.5%；接近60%的园长参加培训的时间是在上个世纪。在21世纪的今天，知识更新日新月异，学前教育改革空前受到重视，社会现实复杂多样化，而园长们仅根据自己的经验及已有的知识进行教育、管理会有些力不从心。当调查中问到：“你自己愿意参加园长培训吗？”选择“愿意”和“非常愿意”的园长各占了一半；在回答“你对幼儿园管理工作是否感到有压力”的问题时，仅有8.9%的园长表示很少有压力，30%的园长表示经常、甚至总是感到有压力。这说明，不管从园长自身或者现实的需要，园长培训都是必需的。

（二）关于幼儿园的性质、级别及办学理念本次调查以城区幼儿园为主，兼顾县城及乡镇幼儿园（约占35%）。调查发现，这些幼儿园中有三分之二是属于私办或社会力量办学，未定级别的幼儿园的比例达到70%；市一级以上幼儿园（含市一级示范园和省级示范园）仅占20%。由此可见，幼儿园的办园质量需要进一步提升。作为管理者——园长，则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管理、领导水平。另外，问卷还从幼儿园园长的管理风格、选用的教材、课程设置、教研情况及园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等方面反映幼儿园的办园理念。从表2.1中可以发现，有36.6%的园长是借助自己的专业背景实施管理，有26.7%的园长认为自己的管理是民主的、规范化的。而在一项关于培训内容的需求中，接近80%的园长认为自己急需幼儿园管理的知识，急需增加园长领导力和执行力的培训，需要具有更多教职工管理与激励艺术，但他们对于当前形势下幼儿园发展与团队建设问题似乎又不太重视，大约45%的园长认为这一问题并不是目前所急需解决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园长们希望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和管理质量，但他们尚需更新其理念，以与当前形势的发展相匹配。这在另一项“关于目前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所面临的挑战”的调查也得到反映（表2.2）。调查显示，最多人次选择的是“缺乏对新的教育教学方法的了解和运用”，而“观念陈旧”选择的人次最少。调查还显示，园长们认为培训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开阔视野，获得学科和教改前沿知识”及“提高管理能力”；66.7%的幼儿园从未申报过科研课题，仅有1.1%的幼儿园采用园本课程（见表2.3、表2.4）。可见，园长们习惯于拿来主义的思想，希望能更快速地看到措施实施的结果，而至于这一结果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考虑不多。

（三）关于园长的培训要求1．培训的内容在一项关于“目前你在工作中所欠缺的知识”的调查中，选择人次最多的是“幼教改革动态”，远高于其它选项，紧随其后的是“团队管理知识”、“法律法规知识”，这两项选择的人次非常接近。“课程改革知识”和“科研知识”处于中间位置，“后勤管理知识”和“人文知识”则被垫底。这与目前所倡导的“以人为本”、注重人文环境创设的理念相违背。在另一项关于“园长急需培训内容”的调查中，被园长们选为急需培训的内容的前三项分别是：幼儿园管理与园长的领导力、执行力，幼儿园的安全与风险防范，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幼儿园管理方面的培训被视为较重要的内容，这也许是与园长自身的角色地位有关；而法规知识的被重视，则凸显制度化、规范化及风险管理意识的深入人心，当然也与当前的形势密切相关。而“幼教改革热点分析”的选择则排位较靠后，这似乎与前一项选择存有矛盾。我们的看法是，由于学习途径的多样化，尤其是网络的发展，使园长们比较容易把握一些改革热点，但改革动态的把握则需具有广阔的视野，具备深度的思考、分析能力，掌握一定的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这或许是园长们所欠缺的，也与其不重视有关。“管理者的思维素质”培训内容的选择排位远低于前三项；科研方法的培训内容也只是位列中间。可以看出，园长们较少使用园本教材，科研热情不高。当然，这与园长们所强调的培训内容的实用性是相吻合的。值得肯定的是，园长们比较重视“心理健康教育”的培训，至于是幼儿的心理健康教育还是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则有待进一步了解。2．关于培训的方式在一项关于培训方式的有效性调查中，园长们认为“观摩为主，授课为辅”的培训方式是最有效的，其次是“分阶段培训：专题报告-以小组形式专题研究-实践观摩、讲评-考察”的方式。园长们最推崇的讲授方式是“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讨论结合”，其选择的频次远高于“理论讲授”和“案例分析讨论”这两种方式。这说明园长们希望培训具有针对性和实操性，理论与实践要紧密结合。3．关于培训的时间从表3.1和表3.2可发现，选择5～10天的培训时间的人数最多，其次是5天以内，而且园长们更认可短期集中培训。综合园长的培训要求调查情况，可以看出，园长们更倾向于选择参加实用性强的培训，他们追求在短时间内即能见到较明显的成效。这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参与调查的这些园长的教育和管理理念，提醒我们在教育培训上既要考虑园长的实际需要，培训要针对幼儿教育中所存在的具有共性的问题；又要把握好幼教改革发展的趋势，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培训要为幼儿园的长远发展提供帮助。

（四）结论本次调查结果表明：1．大多数园长受过一定的专业训练，且有一定的管理、教学实践经验，但园长们仍然有较强的意愿参加培训，希望进一步提升自己。2．园长们重视新信息、新观念的获取，但新理念并没有真正得到很好地落实。在培训中，要注意强化园长们把理念转化为行动的意识，提高新理念运用于实践的力度。3．园长们重视教育管理知识和法律法规知识的获取及应用，这与其角色地位密切相关，但教育培训也要重视人文知识的传播，才能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4．要强化园长们的教科研意识。培训工作主要帮助园长和教师获得间接经验，而教科研活动则是园长和老师们针对实践中的问题，以自我研究为主，获得的是直接经验，其结果具有更强的针对性。5．在培训方式上，要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分阶段集中培训最有效。

二、调查研究得出的建议

以上调查显示，园长们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学历，专业性强，教学实践经验丰富，绝大部分园长都具备一定的专业背景和知识背景。但她们从事的是基层单位的领导工作，虽有一定的专业及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但对教育科学理论还是欠缺系统的学习，缺乏对教育发展内在规律的深刻把握，缺乏对教育发展现状的深度思考和分析，对幼儿园的管理还是停留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不能充分发挥其领导力和执行力，教育科研能力也相对薄弱，教育的前瞻性不够[2]。根据以上特点和调研的结果，我们对园长培训课程设置及培训模式提出如下建议：

（一）综合理论指导课程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相结合随着我国幼教改革的快速发展，在幼儿教育领域呈现出丰富的教育理论研究及教育实践研究成果，宣传和推广这些研究成果应成为园长培训工作的重要任务。因此，在培训课程设置中，要重点开设既有理论深度又能剖析热点问题的讲座，帮助园长们了解幼教科研的新成果及发展方向，了解幼儿园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趋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及先进的管理理念，进而提高园长们的教育能力和管理水平。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强调实践者的经验、以有效地培养和发展实践者解决问题的能力、探究精神和综合实践能力为目的的课程，体现实践者对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尤其注重转变实践者那种单一的以间接知识的传授和间接知识的积累为主要目的的学习方式，强调实践者的实践性学习方式，如探究、调查、访问、考察、操作、服务、劳动实践和技术实践等。因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比其他任何课程都更强调实践者对实际的活动过程的亲历和体验，其目的是综合技能的形成和能力的提高。对于幼儿园园长培训，这种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可以包括教育考察、督导评估、交流经验甚至是跟岗锻炼等形式。内容应涉及到幼儿园的办学理念、办学模式、幼儿园的教学管理、总务管理等。在幼儿园园长培训的课程设置上，必须强调“理论指导课程”及“实践活动课程”的结合，我们常可见到这样一种情形：在培训过程中听取了有关专家教授的讲座或专题报告后，实践者通常的反应就是理论挺好的，也应该那样做，但却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做”。从我们的调查中也显示，园长们重视新信息、新观念的获取，但新理念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所以，我们强调在培训中，要注意强化园长们把理念转化为行动的意识和能力。实际上，实践者需要理论，需要理论作为其实施教育的指导思想，如果没有理论作基础，失去了指导思想，便容易偏离教育原则。而最终的目的是让理论帮助她们提升、帮助她们与实践进行沟通。而如果仅具理论知识而不懂运用，理论就会变成空谈。因此，只有两者紧密结合，才能发挥积极作用。

（二）园本行动研究课程与教育基础理论研究课程相结合幼儿园的教科研工作与幼儿园的教育教学工作密切相关，又相互促进。园长是带头人，幼儿园的教科研工作需要园长的主导和组织。要通过提高园长们的教科研意识，来带动全园的教科研积极性。新时期的幼儿园园长，应该成为科研型的领导者。而在我们的调查中，66.7%的幼儿园从未申报过科研课题，可见园长们的科研热情普遍不高。培训工作的重要目标是要提高园长的教科研意识和能力，培养能动的学习主体。而实现这种目标的最好方法就是园本行动研究课程的设置，做到研训一体，即培训与园本行动研究相结合。所谓“教育基础理论研究”，是在已有的客观现实材料及思想理论材料的基础上，运用各种逻辑的和非逻辑的方式进行加工整理，以理论思维水平的知识形式反映客观教育规律的一种研究。其目的在于更好的把握及加深对教育教学活动的普遍原理和原则的认识或建立新理论，从而提升自身的教育教学理论水平。幼儿园园长培训，必须强调“园本行动研究课程”及“教育基础理论研究课程”的结合。园本行动研究主要是将行动和研究的过程融合，行动研究中，被研究者不再是研究的客体或对象，他们既是研究的客体又是研究得主体。园本行动研究即从本园的实际工作需要出发，在研究者自身的实际工作中寻找问（课）题，并进行研究，从而达到解决实际问题、改善教育行为的目的。而教育基础理论研究课程的学习，又能促使研究者对自己工作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能够从探究、理性、科学的角度去审视，去研究，这不仅可以解决问题，而且可以提高其自身的理论素养，减少工作中的盲目性[3]。

（三）专题系列课程与地方特色课程相结合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不同管理体制、不同类型、不同办学形式、不同层次的幼儿园。因此，幼儿园园长培训应有不同的需求，培训课程的设置也应适应不同的需求。在课程的设置中，除了岗位培训的统一要求，提高培训的课程设置应走向多层次和“精细化”，即以专题的形式进行深入的探讨。教育专题是指在实施教育教学的过程中，专门对某个目标题目内容的集中收集。它可以对其在多个层面、多个视野上展开立体化的研究，也可以更好地满足人们对于一个主题在广度上与深度上的信息需求。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差异极大，可供利用的教育资源也不尽相同。利用本地资源、开发地方特色课程，成为不同地域、不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对课程建设的时代要求。地方课程致力于受教育者与社会生活及社区发展的联系，在内容的选择上，地方特色课程的内容应以地方社会生活和社区发展的现实为依据，体现地方和社区的基本知识，如地方或社区的乡土历史、乡土地理、社区结构、地域经济、传统文化等等。或向受教育者传授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能力，如社区研究、社区服务、社区发展规划等公益活动的基本能力[4]。在内容的组织上，可以专题和综合课的形式来组织。在我们的调查中，仅有1.1%的幼儿园采用园本课程，地方特色课程的设置为幼儿园探讨开发园本课程提供载体，也能调动幼儿园开发课程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因此，要加强本土课程资源的开发，对课程内容进行拓展，挖掘本地区的特色，教学中不断加入新鲜的内容，尽现课程内在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