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严三争剖析材料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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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5月20日上午，市国土资源局按照市委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分析检查阶段的总体安排，召开了局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市局党组书记、局长许玉恒主持了会议，市委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指导组组长刘爱民一行三人自始自终参加了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

会议紧紧围绕“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科学发展，提高国土资源服务保障水平”实践活动主题，采取个人剖析问题、班子成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深入查找了在精神状态、改革创新、工作作风等方面影响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会议自始自终充满了团结、民主、积极、求实的氛围，是一次高质量的专题民主生活会。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会议准备充分，主题鲜明突出

为开好这次局领导班子成员专题民主生活会，7名党组成员进行了认真地准备，紧密联系所分管的工作精心拟制了民主生活会发言提纲。

（一） 广泛征求意见。借助贯彻市委领导干部会议精神，市局领导高度重视征求意见工作，紧密联系工作实际，采取实地调研、召开座谈会和信函等多种开展，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排查在服务企业、服务基层、服务发展方面思想不够解放、作风不够务实、效率不够快捷、方式不够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突出问题。领导班子带头排查问题，带着问题写剖析材料，带着问题召开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

（二）认真撰写分析材料。班子成员围绕“像、准、实、深”的要求，对个人的分析材料多次修改完善，认真撰写剖析材料，并以普通党员身份认真参加了市局党组组织召开的专题民主生活会，在会上对存在的问题、存在问题的原因及下步的整改措施进行了深刻地讨论。

（三）会议主题鲜明突出。在梳理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针对队伍建设和全市国土资源系统存在的突出问题，会议明确了“着力解决精神状态、改革创新、工作作风三个方面突出问题”的主题，为开好会议明确了主线、把握了脉络。

二、剖析问题深刻，查找问题准确

会上，许玉恒局长带头自我剖析，带头开展批评，从政治理论学习、业务知识研究、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个人剖析。班子成员分别对照有关规定和要求，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思想、工作、作风、服务、廉政等方面进行了自我剖析。相互批评时，既坚持原则，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做到心胸开阔听批评，真心诚意提意见，敢揭自己之短，敢言他人之过，大家普遍感到问题提的客观、态度比较中肯、气氛严肃和谐，听到了许多平时听不到、注意不到的问题，思想深处受到触动。

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领导班子集体剖析，找准了存在的突出问题，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思想求稳，怕冒风险。对土地调控、依法行政的严肃性认识比较到位，但缺乏勇争第一、敢为人先的勇气和魄力，不敢冲破条条框框，对政策明显鼓励的研究得比较透，对文件没有规定的不敢大胆试、放手闯。

（二）缺乏创新，办法不多。在处理保护资源和保障发展的关系上，创造性、灵活性不够，严管措施多、激励办法少。

（三）作风欠实，服务欠优。服务的前瞻性和针对性有待进一步增强，有些工作还处于被动状态。

市局领导班子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进一步查找存在问题的思想根源：

一是思想不够解放。在国家土地管理越来越严的高压态势下，总感到良好的土地管理环境刚形成，怕管理一松就出乱子，求稳怕乱，不敢放开手脚；在开辟保障发展用地的新思路上，往往研究一些边缘政策多，改革的步子不大，对上级没有明令禁止和明文规定的领域，不敢突破，不敢勇为人先，往往是发达地区搞了，我们才跟着走，但又常常出现“起步迟、刹车快”；在工作方法上，常常陷于传统的思维定势，怕犯错误，怕担责任，上级没有指示的不敢为，领导没有说过的不敢做，文件没有规定的不敢办，有时会错失良机。

二是盲目自满。近几年，我局在保护资源、保障发展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确保项目用地上争取的指标多，服务质量优，上上下下反映好，特别是近几年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对国土资源局倍加厚爱，大会小会经常表扬。面对这些成绩，我们的一些同志滋生了“小进即止、小胜即满”的思想，在工作中，看不到自身与发达地区在发展上的差距，常常拿自己的长处与人家的短处比，沾沾自喜，缺少自加压力的动力，没有把跨越式、超常规、追赶型发展的要求贯穿于各项工作之中。

三是缺少过硬作风。由于多年来国土部门的职能一直定位在资源管理上，特别是近年来，国土资源部门的地位不断提升，职能不断强化，一些同志不自觉地产生优越感，不肯放权，不敢放权。服务创新上常常谨小慎微，对重点工作重视，对一般工作抓得不紧不实；对市领导交办的工作抓得主动，对常规工作不够认真细致，对难点工作左顾右盼，缺乏应急机制。

三、思想认识统一，整改方向明确

边学边改、边查边改，是市国土资源局对学习实 践活动的一贯要求，活动中针对精神状态、改革创新、工作作风、队伍建设等方面查摆出的问题，市局党组组织机关干部职工认真进行讨论剖析，从建立长效机制和措施入手，出台硬规定，架设高压线。

篇2

所谓项目，就是在规则的工夫内，在特定的地域、某单元（或企业）从市场和国度财产政策动身，依据微观经济评价后果，装备各类出产资本，构成出产才能，以获取预期效益的悉数投资运动的有机全体。项目是一个地域经济社会开展的载体，我们做的各项任务，如制订的经济开展计谋，中长时间规划等，最终要落实到项目上。没有项目，就没有根底，没有项目支撑，任何开展规划都如海市蜃楼，毫无意义。

做好项目争夺任务，增强建立项当前期任务，推进项目带动计谋的施行，是加大投资力度，推进农业财产化和城镇化历程，加速新乡村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开展的主要根底；是调整投资构造，促进财产优化晋级的首要路子；是进步投资效益，增进投资决议计划科学化民主化的要害环节。要树立“前期就是投资”的理念，深入看法前期滞后就是投资滞后、就是开展滞后的事理，要仔细挑选储藏一批、谋划推进一批、开工建立一批严重建立项目。要起劲争夺更多项目列入省、市以上重点建立项目，以有用应对地盘资本等瓶颈，并经过项目标建立，促进财产大提拔、经济大开展。

一、“十五”项目任务回忆

2001年以来，全县各级各部分抢抓西部大开拓和扶贫开拓的前史时机，连合协作，开辟进步，用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视野，加大项目争夺、建立和治理力度，创始了项目任务新场面，使我县项目争夺任务获得了必然的成果，为县域经济和社会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效果。

“十五”期间是余庆的根底设备和根底财产建立最快的期间。农田水利、动力、交通、通讯、城镇、生态情况建立、社会事业等成为投资的重点，完成了乡乡通油(砼)路和村村通公路，构建了“一纵三横六联线”的主干公路网；处理了城镇和乡村平安用电，到达了乡村初级电气化规范；集镇饮水坚苦已悉数处理，乡村人畜饮水已处理80%；邮政收集掩盖城乡，德律风网掩盖到镇村，完成了传输网光纤数字化，余庆的根底设备获得极大改善，“瓶颈”有所缓解；特殊是2003年构皮滩电站开工建立和以“四在农家”运动为载体的社会主义新乡村建立，加强了余庆经济开展的生机和动力。这些项目标建立和投入运用，改善了投资情况，对我县的经济社会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效果。

在项目任务中，我们紧紧掌握国度、省财产政策和资金投向，连系县域实践，容身当时和久远，仔细剖析、研讨、挑选，充分和完美了项目库，根本步入了“投产一批，开工一批，申报一批、储藏一批”的项目任务良性轮回的轨道。五年来共争夺国度、省、市项目150余项，争夺国度、省、市项目资金近3亿元。触及交通、农业、水利、生态情况、城镇根底设备、城乡电网、动力、旅行、教育、卫生、计生、文明播送、底层组织、社会保证、民政福利事业等项目。在做好国度、省、市项目资金争夺的还，我们经过仔细剖析县域内各类优势资本地点，一直做到集中精神，仔细担任，按行业、分范畴编制了《招商项目册》，并经过收集优势积极向外推介项目，为招商引资发明了前提。

二、项目争夺任务的几点领会

㈠指导注重，高位推进是包管

为了争夺上级有关部分更大的支撑，县首要指导和分担指导在上级有关部分来我县反省任务或调研时，尽能够抽出工夫伴随，而且还应用外出开会和进修的时机，自动与上级营业部分联络，使上级部分加深了对我县的调查，增进了彼此间的情绪。指导的注重，构成的高位推进效应，进步了项目申报的成功率。

㈡把握信息，选准项目是前提

为使项目争夺任务做到有的放矢，我们仔细剖析国度、省的投资意向，容身实践，做好项当前期任务，充分项目库，挑选契合立项前提的项目，克制了盲目性。如：这五年来，我们抓住国度、省将加大根底设备建立力度这一时机，及早入手，做好相关前期任务，使我县的公路建立速度加速，交通“瓶颈”获得改善。

㈢立异办法，争夺自动是要害

跟着西部大开拓计谋的不时深化，全省各县市争夺项目标认识进一步增强，竞争愈加剧烈，我们的压力也随之添加。经过剖析各类要素，我们一方面夯实项当前期任务，另一方面节省本钱、进步效率，积极追求省市发改、交通、水利等部分的支撑和协助。更主要的是全县项目任务人员发扬舍小家顾人人，勇于贡献的精力，随时自动与上级部分沟通和联络，进步了项目争夺的竞争力。在项目争夺进程中，发扬忍劲和韧劲，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力跟踪项目，使一些看似不成能的项目，酿成了能够。如：大乌江景色胜景区旅行根底设备及生态情况建立项目，这一项目未列入“十五”规划，也不是省市的重点项目，争夺的能够性较小，但我们经过协调各方面关系，成功争夺到1000万元国债资金的投入。再如：易地扶贫搬家项目，国度规则只布置贫穷县，但思索到我县局部地域贫穷面还较大，扶贫攻坚的义务还较重，在县委、县当局的注重和支撑下，我们积极向上级发改委报告请示状况，并约请省、市发改委指导来我县实地检查。为使这个造福于民的项目尽早施行，我们又想方设法征得省发改委指导的支撑，带我们相关人员赴北京，协谐和处理有关问题，为项目立项奠基了坚实的根底。使该项目最终在国度、省立项，共争夺到640万元易地扶贫国债资金，搬家450户1781人，改善了搬家户的出产生涯前提。

㈣严厉治理，增强监视是前提

为确保投资效益的发扬，做好建立项目标“投资、质量、进度”节制，我们充沛发扬项目办对重点项目稽察的本能机能，从泉源、准则和顺序上对重点建立项目进行监视治理，克制了“主要轻管”景象的发作。如：交通项目、国债旅行项目、县城供排水项目、教育项目等等都发扬了应有的效益，使上级部分对我县的项目建立治理赐与了承认，为后续项目标争夺发明了前提。

依据这些年任务的经历领会是：凸起一个“韧”字，即要有锲而不舍、坚贞不拔、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精力；强化三种“理念”，即走出去争上促商理念，项目就是开展理念，全社会参加理念；落脚在五个“求”字，即想方设法央求国度、省的支撑，千言万语追求市相关部分的了解，脚踏实地追求县指导的协助，需求各乡（镇）、各部分的共同，坚持不懈要求项目施行后出现优越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在经济欠兴旺的区域，项目争夺自身就是一个扫除万难的进程，个中的悲欢离合只要身临其境的人才干领会到，然则当看到经由起劲，项目得以落实施行时，我想到但凡为项目标争夺支付辛勤的人，他的那种成就感就会油但是生，这才不会孤负全县各族群众的期盼，对得起县委、当局的重托。县发改局这些年就是在“求”的情况中打拼，在“求”的进程中磨炼，在“求”字上做文章，固然在“求”，但这是站起来“求”，不是跪着“求”，这“求”合理，有庄严，由于他是“公求”而堂堂正正，而不像“私求”鬼头鬼脑。他是为余庆开展而求，不是为小我的好处而求，不求一切，但求地点。往后，只需有利于余庆的开展，我局还会持续“求”下去，我局还会持续为各乡（镇）、各部分牵线搭桥当红娘，甘为人梯，甘为铺路石。

三、项目争夺任务中存在的问题

固然这些年来项目任务获得了一些成果，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应惹起各级各部分的高度注重。

⒈单个乡镇和行业主管部分对项目争夺任务看法不到位，自动性较差，缺乏容身本部分和当地方的实践状况积极争夺项目标认识，单个部分为其本身好处影响项目申报，以为项目争夺都是发改等部分的事，在报送相关材料进程中不实时或质量不高，耽搁了项目上报列入省市规划和立项的机遇。

⒉大大都项目建立单元可以按国度投资项目标要求进行标准治理，但仍有单个建立单元“主要轻管”，在项目建立中存在工程材料不全，相关手续不齐备，项目完工验收后不实时决算和审计，有违规运用资金景象。这些都将影响项目标争夺。这些年县财务、审计、监察等部分在增强项目资金监管方面出台了系列治理办法，也做了一些变革，我想，对今后的资金运用将起到必然的标准效果。

⒊严重项目储藏缺乏，小项目、普通性项目多，主干项目少，且项目科技含量不高，对财产构造调整、促进经济开展的拉举措用不敷分明。

⒋项当前期任务经费缺乏，未设立项当前期任务专项资金，致使项当前期任务滞后，影响了项目争夺任务。

⒌全县从事项目任务的人才匮乏，培训力度不敷，影响项目标争夺。

四、若何做好2007年项目争夺任务的考虑

㈠任务思绪

项目是出产力诸要素的调集体，是资本装备的依托前提，是处理县域经济开展资金匮乏的主要路子，是拉动经济建立完成跨越式开展的载体。项目争夺任务总体思绪：经过“一个推进、两个进步、三个到位”展开项目任务（“一个推进”即“高位推进”，“两个进步”即“进步项目争夺资金总量，进步项目可行性研讨申报的科技含量”。“三个到位”即争夺项目标自动认识到位、项当前期任务经费到位、抓项目标专业人员到位），调动一切积极要素，容身施行“十一五”规划和加速农业财产化、城镇化和以“四在农家”为载体的新乡村建立的历程，挑选、储藏、申报、落实项目，确保项目任务步入良性轮回轨道，持续坚持我县固定资产投资的较快增进，加强投资对经济的拉举措用，完成余庆经济和社会继续、疾速、安康开展。

㈡任务义务、重点

2007年是完成经济社会开展要害的一年，项目将是拉动经济增进最有用的伎俩之一，因而，我们在上一年制订了《余庆县“十一五”分行业争夺国度、省津贴资金方案》的根底之上，进一步挑选、细化，年内方案重点申报污水处置项目、县城渣滓处置项目、易地扶贫搬家项目、湄余二级路延长公路、大乌江赤色旅行、龙家至湄潭石莲公路、S305线二级公路、村庄路途项目、老干运动中间、大中型水库库区及移民安顿区根底设备项目、人畜饮水项目、病险库除险加固项目、农业财产化建立项目、生态建立项目、自然林坚持项目、乡镇畜牧站项目、石漠化综合防治、底层派出所项目、乡镇法庭建立项目、村卫生室建立项目、乡镇文明站建立项目、单薄黉舍建立项目、乡镇方案生育效劳站建立项目、乡镇司法所建立项目、播送电视村村通建立项目、乡村电网完美等一批项目在省立项并尽快开工建立，拟争夺中心专项和国债资金6000万元以上。

㈢任务详细办法

2007年，国度将持续执行稳健的财务和钱币政策，刊行适度的国债，一是拟布置长时间建立国债500亿元；拟布置中心预算内常常性建立投资804亿元，比上一年预算添加250亿元；中心当局建立投资总规划为1304亿元,比上一年添加150亿元。二是当局预算支出和当局投资要优化构造、凸起重点。当局投资运用要确保“三个高于”，即：用于直接改善乡村出产生涯前提的投入高于上年，用于根底教育和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投入高于上年，用于西部大开拓的投入高于上年。还，加大对节能环保和自立立异的支撑。三是合理布置中心财务超收收入。添加教育、科技等法定支出，添加社会保证基金、企业政策性破产、居民最低生涯保证等支出。因而，我局依据国度微观政策信息将接纳以下办法，展开项目争夺任务：

一是仔细研讨国度、省投资政策，捕获信息，不时追求争夺项目标潜在时机，挑选一批表现当地特征、契合国度财产政策、有竞争实力、对县域经济开展有严重影响的项目，充分完美项目库。并力争有更多的项目进入省市项目库和开展规划，夯实项目任务的根底。

二是以县发改局为主充分有必然营业才能和专业才干的人员，树立一支高本质、精壮的项目班子，担任项当前期任务，指点、监视、协调项目业主和有关单元做好项目标立项、可研、初设（施行方案、功课设计）等前期任务，依照根本建立治理顺序组织项目标报批。

三是持续加大项目信息的汇集和反应，增强同上级有关部分的联络，加强争夺项目竞争力。

四是充沛发扬项目争夺的各类优势，整合项目争夺的各类资本，构成项目争夺的强壮合力，不时加大向上争夺项目和向外推介项目标力度。

五是发扬好部分优势，积极争夺国度的优惠政策和资金搀扶，加速根底设备建立，改善项目建立的前提。以发奋有为的精力形态，兢兢业业的任务作风，进一步加强项目争夺认识，强化项目任务根底，完美项目任务机制，改善投资情况，加大对影响我县经济社会开展全局的重点项目标争夺、施行与治理力度。

㈣几点建议

为确保在完成本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7.2亿元目的义务和30个重点建立项目标进程中，县直各部分要构成合力，促进各项任务能顺畅展开，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建议县当局出台项目任务奖罚方法。在项目标申报、立项、建立治理等环节，明白第一责任人，关于立场积极、成果凸起的第一责任人赐与必然的物质奖励或精力鼓舞。并树立项目争夺基金，对争夺到项目标部分和乡（镇）处理项当前期费，以进步积极性。关于消极看待，不尽职尽责的第一责任人进行经济处分和批判教育，形成严峻结果的赐与行政处置甚至追查刑事责任，以包管项目任务责、权、利清楚，而且把项目任务作为审核各部分、各乡（镇）任务业绩的主要根据。

二是建议行业主管部分对本部分项目进行从新定位和挑选。建立项目标项目建议书(已列入全省“十一五”专项规划的项目不再编制项目建议书，视为立项，可直接编制可研)、可研申报均应托付有天资的机构编制，到达规则的任务深度。建立规划的定位应有久远的目光和计划，规划到达国度、省规则的局限。依据国度、省新的投资体系体例和资金投向，建议水利、交通、城建、农业、生态、卫生、教育等行业加大项当前期任务力度，做好项目总体规划，以利于抓住机遇，争夺国度、省更大的支撑。

三是建议各相关部分增强协作，进一步完美余庆县项目库。经过研讨国度财产政策，连系余庆实践，科学论证，精心选择农、林、水利、交通、城市根底设备建立、新乡村建立、旅行开拓、生态情况维护等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开展的严重项目，充分项目库，为项目标申报立项打好根底。

四是建议各行业主管部分确定专人对本行业项目执行全进程担任。在增强同上级有关部分的联络，做好项目信息的汇集和反应任务的还，增强项目治理，使项目任务落到实处。

五是建议进一步增强建立项目标治理任务，具体落实“六制”既项目法人责任制、本钱金制、招招标制、合同治理制、工程监理制、工程质量责任制。各级本能机能部分要增强建立项目标协调、组织和治理任务，落实建立进程的各项配套前提，实时处理项目建立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坚苦。发改、财务、审计、监察等部分做好对项目资金的齐抓共管、各负其责，确保投资效益的发扬。

篇3

一是回民公墓建设。规划占地176亩回民公墓一期工程已基本竣工,共建坟2300座,迁坟500座,总投资近2700万元。目前正在进行公墓的亮化、硬化、绿化等配套设施建设，明年将正常运营。另外，我们起草的《回民公墓试行管理办法》已经市长办公室会讨论通过并以红头文件下发。

二是石佛寺建设。经省民宗厅批准建设的石佛寺坐落于齐家务乡同聚村，与古冬枣林园、娘娘河红薯基地接壤，与天津市毗邻，总投资4个亿。截止目前，4个大殿、山门、钟鼓楼、6幢居士楼主体工程已经建设完毕,现已投资1.2个亿，如果进展顺利，预计明年11月份即可正式运营。石佛寺的建设不仅满足了近万佛教信众的需要，而且对于弘扬佛教文化、聚拢人气、助推区域发展将产生重要积极影响。

1、成立回民服务中心。今年以来，羊二庄回族镇后街清真寺自筹资金近200万元建起了回民服务中心。一是改变了1400多年来回族群众的丧葬习俗，由专门一班人马，按照一个标准，无偿为回族群众办丧事，简化了程序，节省了开支，克服了攀比，增进了团结，在__省做出了示范；二是以展牌、图书室为载体，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用鲜活、生动的事实，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用全国党、政、军、文化、艺术、体育等各领域的英雄人物和先进事迹来增强民族自豪感，激发了广大穆民的爱国热情。本寺教长张胜军在今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荣获“民族团结模范个人”称号，获此殊荣在沧州市是唯一，在__市历史上也是唯一。省委统战部先后2次来黄视察调研，刘青部长责呈沧州市委统战部要深入调研，总结经验并计划在我市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以此在全省推广。

2、__省民族工作座谈会在我市成功召开。承接全省的会议，作为民宗局尚属首次。我们在人员少、任务重、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全体干部职工齐心协力，从参观踩点到绘制《会议手册》；从食宿安排到会场布置等等，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注重细节，环环相扣，展示了__的形象，得到了省厅领导和全体与会人员的高度评价。

1、增加对民族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共下拨18万元少数民族专项资金用于民族村修路、改善村容村貌，还向__省民宗厅申报了羊二村打井、前排村修路等6个民族项目。据悉，这6个项目已被省厅全部批准，资金将于12月份全部到位。此外在我局努力争取下,刘皮庄村被省民宗厅确认为__省民族特色村寨，也是沧州市唯一一个特色村寨，每年帮扶48万元，连续10年以上。

2、加大对清真食品的稽查力度。每逢重大节日、重要节点，我们对全市清真食品市场都要进行多部门联合执法检查，在日常工作中，不定期进行突击检查、专项检查、个别抽查。截至目前我局共组织清真餐饮服务网点检查20余次，共取缔违法清真摊点2个，对其他5家不符合规定的商家，责令其依法予以整改，确保了我市清真食品市场的总体安全。

3、果断处理了2起突发事件。一个是“5.14常郭镇清真烧鸡店事件”；一个是“北汽清真食堂食用猪肉饺子的事件”。

4、下基层走访调研为民办实事已成为常态。结合“蹲点服务”、“四个万家”、“六个一”等专题活动，通过走村入户、召开座谈会、发放意见表等形式，集中开展调研活动25次，形成调研报告2篇，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26件，如为小左庄村支部配置了桌子、椅子和电脑，为该村低压改造、排水清污、建清真寺和修路,向上级争取资金8万元。我们还带领刘皮庄村村班子到海兴县小尤村进行参观学习，就抓好刘皮庄村面貌提升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

5、扎实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是认真开展活动。严格落实“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为切入点，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为标准，扎实开展了教育实践活动，圆满完成了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建章立制三个环节的工作任务，活动重点突出、特色鲜明、成效明显。二是建立长效阳光制度。对原有的规章制度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梳理，提高了制度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公开性和严肃性，大大提高了制度的约束力。同时制定了新的规章制度,如:《重大事项会议纪要制》《专项资金调配使用公示制》、《机关

财务管理公开制》、《推荐干部民主制》等,更加注重公开公平阳光透明。三是规范行政审批权力,进一步缩短了审批时间,简化了审批流程,并定期公示。6、确保民宗工作不偏、不移、不漏项。一是扎实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成功组织举办“民族一家亲”文艺汇演。二是严格贯彻执行《宗教事务条例》，对乱建庙宇、私设聚会点等违规违法行为开展了专项清查和集中整顿。如：我们以红头文件形式给齐家务乡下发通知，责令大科牛村清凉寺严禁开展任何宗教活动。做好大型宗教活动管理工作，坚持大型宗教活动申报审批制度，及时掌握了各宗教活动场所的活动情况和动态，切实维护好宗教界的和谐稳定。三是每逢宗教界重大节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都亲自带队前往慰问，并现场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有效感染和团结了广大信教群众。四是做好了教职人员认定备案的常态化管理工作。重点开展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教职人员的认定备案工作，不断充实完善宗教教职人员档案。五是下大力做好信息反馈工作。我局今年向省厅报送信息120多条，近几年一直是信息工作先进单位，今年我们的目标是“保三、争二”。

7、热情迎接上级领导来我市调研视察。我市民宗工作已经引起省和国家有关媒体的关注。今年以来，我们共接待了__省委统战部、__省民宗厅、沧州市政协、中国民族报社等30余人来黄视察调研民族宗教工作。今年8月5日《中国民族报》刊发了有关__民宗工作的信息。

一是深入学习了党的十、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严格落实了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工作任务，严明了党的纪律，落实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提高制度的执行力。

二是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平台，在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基础上，班子成员间互相谈心，并对照、中央“八项规定”、反对“”、“肃纪”、“十个专项整治”等各项工作要求，认真撰写剖析材料，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切实找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坚决纠正了“”，实现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推进了作风建设的常态化。

三是加强了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监督管理，认真履行党风廉政责任制，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打造了一支政治坚定，作风过硬，业务精通，敢于担当的民宗工作队伍，形成了上下贯通，协调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和良好局面。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如：学习氛围不够浓厚，创新意识不强，个别党员干部对自身要求不够高不够严，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严加要求，认真加以解决。我们坚信有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有各乡镇、部门大力支持和配合，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我市民族宗教工作进一步做实、做好、不断为我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15年是建设沿海强市，实现美丽__梦的攻坚年、关键年。民宗局将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整体部署和统一要求，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完成回民公墓硬化、绿化、亮化等剩余工程建设，完善《回民公墓管理办法》，确保公墓正常运营。

2、抓好省级民族特色村寨西段庄村的验收工作，努力做好刘皮庄村作为省乃至全国民族特色村寨的申报和建设工作。

3、积极督导跟进石佛寺建设，将其打造成我市宗教活动场所亮点之一。

4、扩大清真食品义务监督员队伍，健全和规范其行为准则，加大清真食品的监管力度，确保清真食品安全。

5、组织一次以“民族团结进步”为主题，由34个民族村书记、主任参加的观摩交流活动。

6、通过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致富创业、民族团结的先进个人和先进事迹，为我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氛围，提供正能量。

7、在排查、调研的基础上，将“七项制度”和“一个责任状”在28处宗教活动场所要全部上墙明示，真正做到依法规范。

篇4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省、市“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动员大会精神，安排部署教育系统“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动员和引导教育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强化宗旨意识、责任意识、实干意识、廉政意识，以坚实过硬的作风，提升邯郸教育形象，加快推进区域教育高地建设进程。刚才，宪民同志宣读了市委教育工委、市教育局《关于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的实施意见》，大家要紧密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认清形势、迎接挑战，凝聚作风建设的新动力

在全省、全市“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动员大会上，省委云川书记和市委江水书记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阐述了加强作风建设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大家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同时也要认识到，当前全市教育发展形势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广大干部职工在价值观念取向上正在发生新的重大转型，进一步强化作风建设至为重要。

第一，加强作风建设是推进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当前，我市的教育工作正处在一个蓄势初发、奋力攀升的重要发展关头，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潮流中，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将更加突出；在外延扩张的有力推动下，内涵发展的问题将更加突出；随着人民群众教育需求的不断增长，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问题将更加突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资金制约的问题将更加突出；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师资素质的问题将更加突出。今年，我们分专题对各项事业发展进行了研讨，在更高起点上对教育事业发展进行了精心谋划，提出了一些创新性措施。前段时间，新到任的市长郭大建同志来我局调研，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在教育这个特殊的行业，在市直系统这一肩负重任的群体，做好2009年的工作非常关键，加强思想作风建设非常紧迫。我们一定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的决策部署上来，落实到具体实践中，立足新起点、咬定新目标、把握新要求，当好全市教职员工的引路人，带动全市教育事业在新一轮激烈竞争中提升位次、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第二，加强作风建设是提升队伍素质的重大举措。多年来，广大教育干部和教职员工辛勤耕耘、无私奉献，为全市教育事业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汗水。尤其是近年来，大家齐心协力、负重前行，在基础不牢、资金不足、师资不强、发展不均等实际情况下，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以饱满的热情、高昂的斗志、过硬的作风，满怀激情，奋起直追，开创了全市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好局面。这充分说明，我们的队伍是一支素质过硬、作风优良的队伍，是一支值得信赖、堪当重任的队伍。但也要看到，在少数同志身在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全省、全市“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动员大会上指出的一些突出问题，在个别同志身上还不同程度的存在，这些问题可以说机关多于、重于学校，希望大家认真加以整改。这里，再点一些问题，大家要引起高度注意：

就局机关来说，主要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大局观念不强。有的同志只想别人配合，不愿配合别人，考虑个人的事情多、考虑工作的事情少。二是责任意识不强。有的同志办事不用心、在位不在岗、在岗不尽职、履职不求效。三是自我约束不严。有的同志自由散漫，作风飘浮、行动迟缓，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迟到早退、无故缺勤。四是进取精神不足。有的同志工作标准低，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碰到矛盾就回避、遇到困难就上交。五是服务意识不强。门难进、脸难看的问题虽然有所改变，但事难办的问题仍然存在，不给好处不办事的现象虽然少见，但得了好处乱办事的现象仍然存在。

就学校来说，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发展定位不准。有的学校办学目标不明、办学思路不清，办学理念陈旧、育人观念落后，对于“办什么样的学校、怎样办好学校”和“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既缺乏长远规划，又没有具体目标；二是领导班子不强。有的学校班子成员分工明确但责任不明确，任务明确但程序不明确，工作上有人错位、有人缺位、有人越位。三是办学行为不规范。有的学校无视教育教学规律，置市教育局三令五申于不顾，不执行国家课程标准，节假日违规有偿补课，学生作业过多，课业负担过重。四是内部管理不严。有的学校班子凝聚力不强，管理水平不高，要么管理不严、严于表面，要么管理粗放、横不到边、纵不到底。有的对教师管理失之于松、失之于软，对有关师德的制度执行不力、查处不严，对有违师德的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个别在编不在岗、雇人上课的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教师来说，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拜金主义抬头。有的教师上课留一手，课后搞有偿家教，有的校外代课、有的私自办班，有的私自向学生推销教辅用书，还有诱导学生到外地学校就学，私自给外地学校提供成绩优秀学生信息，从中捞取好处费。二是享乐主义滋生。有的晋升高级职称后，就想方设法脱离教学一线；有的备课不认真、上课不精细、课后不辅导，课下实施“题海战术”，把自己的责任转嫁到学生身上，造成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三是从教行为失范。有的学校动不动就劝退、开除学生，有的教师经常不让学生上课，还有的教师因学生违纪而停学生的课。有的教师讥讽挖苦、歧视侮辱学生，动辄体罚学生。四是公众形象不佳。有的教师衣着不整，仪表不端、浓装艳抹和着奇装异服，有的言语粗俗、行为粗野，有的参与赌博，有的涉足不健康娱乐场所，严重地损害了教师群体的形象。

这些问题，虽然仅在个别处室、个别学校和个别同志身上反映比较突出，但它影响的是师表形象，危害的是民族利益，其影响不可低估，危害不可小觑。严重制约着教育发展环境的优化，阻碍着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损害着教育事业的圣洁形象。我们加强作风建设，就是要切实解决这些突出问题和存在的不足，切实改进工作作风，进一步形成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良好氛围。

第三、加强作风建设是促进教育惠民的必然要求。作风就是形象，作风就是效率，作风就是质量，作风就是保证。教育事业的兴衰，成在作风，败也在作风；干部的形象，好在作风，坏也在作风；人民群众对干部的态度，敬佩的是作风，不满的也是作风。教育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就必须始终坚持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宗旨，始终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置，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努力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教育利益，共享教育改革发展的成果。近两年，我们在全省率先实现了全市贫困学生全资助，兑现了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上不起学的郑重承诺；强力推进了发展高中教育攻坚战和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暨标准化学校建设攻坚战，推行了化解主城区义务教育择校问题的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推进了教育公平；大力实施了农村中小学取暖设施改造工程，结束了全市80多万农村学生寒窗受冻的历史，赢得了全市人民的赞许。但也要看到，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一些工作还不满意，甚至对一些工作还有意见。我们只有切实转变教育行风，下大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才能争取更多的支持，进一步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

二、强化措施、攻坚克难，创造作风建设新成果

作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标本兼治、常抓不懈，工作力度要再加大，内容要再丰富，范围要再拓展，措施要再创新，着力解决干部作风不实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努力开创全市教育事业快速和谐发展的新局面。在具体实践中，要抓好“五个突出”，实现“五个突破”。

（一）突出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在科学发展上有新突破。要将“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作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增强科学发展的意识和能力，尤其是学校科学发展的意识和水平。学校是教育系统的基本单元，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具体体现。学校的发展不仅是办学条件的改善，更是办学理念的提升、办学思路的明确、办学行为的规范、办学活力的增强、办学特色的彰显。用科学发展观来审视我们的工作，就要把工作重心由外延扩张转到内涵发展上来，主要举措由做强优质学校转向扶持薄弱学校上来，机关职能由强化行政管理转向强化服务保障上来，校长职责由抓应付转向抓中心上来，教师教育由重学历转向重能力上来，学校管理由重约束转向重激励上来，教学方式由重知识灌输转向重能力培养上来等等。为推进学校的科学发展，市教育局决定在全市教育系统深入开展以办学理念、学校管理、校长群体、教师队伍、教育科研、课堂教学、课业负担、学习方式、校园文化、育人质量等十项内容的“校本革命”行动，坚决摒弃一切不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办学和从教行为，全面打破一切不适应未来发展和实际需求的条条框框，以科学的理念重新编制发展规划，以务实的态度重新制定制度措施，以“革命”的行动重新塑造学校发展、教师发展和学生发展模式，培育学校发展新的创新点、生长点，形成全市教育事业的新动力、新优势，为加快推进区域教育高地建设进程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希望市直学校要以动为先、提早筹划，为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做好表率。

（二）突出提质提效、强化服务，在履职尽责上有新突破。前一阶段，我们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在局机关深入开展了“履职尽责、勤政为民”主题实践活动，并初步谋划了“履职尽责、精心育人”主题实践活动，即将在基层学校实施。这与我们开展“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是一脉相承的，要紧密地结合起来，协调用力、统筹推进、相互促进。要健全完善公开承诺制、首办责任制、限时办结制、考核评议制和追究问责制，进一步明晰责任体系，体现实践特色。希望同志们在具体实践中，做到“四讲”。首先，要讲责任。一个具有责任感的人，把工作看成奉献，满怀热情地工作；一个丧失责任感的人，把工作当作负担，工作失去乐趣。职务就是责任，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大家一定始终保持一门心思谋事业，聚精会神干事业、攻坚克难成事业的精神状态，树立明责履职尽责、谋事干事成事的良好形象。其次，要讲服务。要牢固树立“教育为社会服务、机关为基层服务、干部为员工服务、教师为学生服务”的思想观念，认真兑现服务承诺，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创基层赞许的机关，做群众拥戴的干部，当学生喜欢的教师。第三，要讲效率。要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对预知的工作，要早作准备，对临时交办工作要快速反应，抓紧办理，对有时限的任务，要千方百计按时完成。第四，要讲标准。无论什么事儿，不干则已，干就高标准，要少留历史遗憾，经得起历史检验。机关要树立办事就办出经验、办文就办成精品、办会就办成经典的意识，学校要树立为每一名孩子的幸福人生奠基，对每一名教师的专业发展负责，让每一位孩子都得到最适合的发展，让每一位教师都获得生命质量的提升这种理念，切实提升工作层次和工作水平。

三要突出重心下移、深入一线，在推动落实上有新突破。我们在《实施意见》里已经明确，我们系统内部将2009年确定为“学校服务年”，主要目的是提升为学校、教师、学生发展服务的意识和水平。抓好这项活动，市教育局领导班子要率先垂范，我们已决定，市教育局班子成员将在19个县（市、区）和36所直属学校包点，实行全覆盖帮扶、全过程督导，同时除正常的公务活动外，每周深入基层调研督导的时间不少于2天。除了领导干部带头外，还要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为此，我们将大力开展“四进”活动，即百名干部进学校：组织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干部，全年要用不少于一个月的时间，包点进校，指导学校发展；千名校长进课堂，实行校长任课制，各中小学校领导班子成员，要坚持每周深入课堂听课不少于2节，重点考察教师从教行为和授课效果，每学期为教师作一次示范课或公开课，及时研究解决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万名教师进家庭，广大教师尤其是班主任老师，要主动拓宽与学生家长交流沟通的渠道，高度重视家访工作的积极意义和所产生的育人效果，班主任老师每学期对学生家访要有量的要求。同时，要增加对学困生、贫困生、单亲或离异家庭学生的家访次数，了解学生在家庭的表现情况，确保不放弃一个孩子。十万家长进校园。要普遍建立家长委员会，经常请家长到学校提建议、通信息、评教师、增感情，争取社会对教育的支持。希望同志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深入基层、深入教学一线，形成干部在一线工作、决策在一线落实、问题在一线解决、创新在一线体现、成效在一线检验的良好局面，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一步一个脚印地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

（四）突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在破解难题上有新突破。作风就是力量，好的作风能够产生无穷的创造力，形成巨大的凝聚力，造就坚强的战斗力。具体实践中，我们要坚持把作风建设作为攻坚克难的有力武器，以作风效能建设焕发出的强大实践动力推进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今年我们要以“作风建设年”活动为契机，强力实施“三项攻坚”活动。一是争跑项目资金。除中央、省已确定给付资金、项目外，确保争取资金数额不低于全省的10%，力争达到12%以上。相关处室也要以此为标准，大力开展争跑工作。二是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突破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学校建设工作中的资金、土地等难题，突破主城区住宅区配套学校建设政策不健全、学校发展滞后的难题，在统筹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上要破题，在化解择校问题上要到位。三是实施高中课程改革。今年秋季，全省要实施高中课程改革，我们要克服等待观望心理和畏难情绪，以积极的心态、审慎的行动稳妥做好高中课改准备工作。这三项“攻坚”活动，每项都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逐一研究制定具体方案，列出工作日程安排，制定工作进度计划，明确分管领导、责任处室、主要任务和基本要求，并采取强力措施推进，做到不见成效不撒手，不达目标不罢休，确保三项“攻坚”活动取得显著效果。

（五）突出规范管理、关注民生，在优化环境上有新突破。教育工作牵涉千家万户，人民群众高度关注。教育作风好不好，群众看得最清楚；作风抓得实不实，群众感受最直接；作风存在哪些问题，群众最有发言权。要始终贯彻重在整改、重在实效的原则，高标准找差距，高要求定目标，高质量抓整改。各处室无论是对口学校还是对口群众的业务工作，要减少不必要的工作环节，压缩不必要的程序，能一次办结的绝不能让当事人跑两次。各事业单位涉及收费的项目，一定要明确依据，严格标准，没有省以上依据的，一律不收，绝不能乱收费。民办教育的审批要在保证审批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限，只要收到符合规定的申请材料，要并联审批，五个工作日内办结。各学校要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大力实行“阳光招生”和“阳光收费”，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各级领导干部要洁身自爱，当好表率，凡是要求下级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下级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机关的同志和学校中层要严于律己，防微杜渐，最大限度的减少迎来送往，坚决杜绝吃请请吃。纪工委、监察室要强化对领导班子、领导干部，重点领域、重点环节的监督，拓宽监督渠道，改进监督手段，提高廉政监督的实效性。市教育局和各学校都要开设“作风建设年”活动热线电话，对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要立即抓，对基层意见大的问题要立即改，对群众要求强烈的事情要立即做，切实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树立教育良好形象。

三、加强领导，协同动作，切实增强作风建设的推进力度

加强作风建设既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又是一项现实而紧迫的工作，标准高，要求严，任务重。要按照活动的总体部署，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科学安排，积极推进，务求实效。

一要加强组织领导。为保障“作风建设年”活动的有效实施，市教育局成立了领导小组，并设立了专门办公室。各处室和直属学校要根据各自职能，细化分解目标任务，切实落实各处室、学校主要领导在活动中的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真正形成整体联动、稳步推进、高效运转的工作机制。各学校也要成立干部作风建设领导小组，精心组织实施，坚持从领导干部抓起、从领导班子抓起，并对重点工作实施重点推进，强化专抓力量，确保“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取得实效。

二要注重活动实效。这次活动的开展要立足实情，实事求是，不提不切实际的目标，不搞空泛的形式主义，切实增强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坚持时间、进度服从质量，每一阶段、每个环节、每项工作，都要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以保证质量、取得实效为前提。要突出领导干部这个重点，局领导班子成员和学校校长，既是这次作风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也是作风建设的主要对象。所有领导干部不仅要带头学习、带头排查，更要带头整改，自觉高标准、严要求，纠正既往的不足，以实际行动来影响和带动其他同志。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人员，都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照各级要求，深刻剖析存在问题的根源，扎扎实实地搞好整改，切实在解决突出问题上见到成效。要把制度建设贯穿活动始终，边建设、边运行、边完善，形成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

三要强化宣传引导。局机关和各学校要利用专题活动和媒体等多种渠道对“作风建设年”活动进行广泛宣传，积极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活动办公室要定期编印好活动简报，在市教育信息网站上开辟专栏，就活动的目的、意义、实施步骤和要求以及先进典型的经验、事迹、做法等进行广泛宣传报道，同时也要对活动中发现的问题不护短、不遮丑，及时进行反映，对反面典型要公开曝光，通过强化舆论监督迫其整改到位。要进一步培育和树立身边的典型，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推广典型、弘扬先进，让全系统的干部职工在比、学、赶、超中实现全面共同进步。

篇5

[关键词]程序隐形程序司法改革

英国有句古老的格言：“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Justicemustnotonlybedone,butmustbeseentobedone）。这句法谚大体意思是说正义应当通过公开的程序加以实现。相反，“没有公开则无谓正义”[1]，因为“一切肮脏的事情都是在‘暗箱作业’中完成的，追求正义的法律程序必然是公开的、透明的”[2]。然而审视我国司法实践，可以发现所谓隐形程序大量存在，这些隐形程序虽对弥补诉讼立法不足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其负面效应却大得多。长期以来，这一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致使隐形程序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本文拟就隐形程序问题作详细剖析，以期对我国的司法改革有所裨益。

一、隐形程序：程序正义的背离

（一）、隐形程序的含义

所谓隐形程序是指在司法机关内部通行或者认可的但未向外界公布的办案规则与程序。之所以称之为“隐形”，是因为这些办案规则与程序未经有权机关正式予以颁布，外界既无法查阅也无从知晓；之所以称其为“程序”，是因为其在诉讼中几乎与国家颁布的诉讼规程有着同等的效力和功能，甚至有时成为办案人员办案的首选规则。这些“隐形程序”在静态上主要是以内部红头文件、请示、批示、指示、通知、讲话、经验总结、工作报告、惯例等形式表现出来；在动态上，主要表现为“暗箱操作”。

（二）、隐形程序的基本特征

隐形程序除了具有不言自明的秘密性、非法性之外，还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单方性

公正的程序应当保障那些对裁判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能够参加到诉讼中去，使其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提出支持该观点的证据，以及反驳对方提出的观点和证据，从而对裁判结果的产生发挥积极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程序多方参与性原则，一般认为，它是正当程序（DueProcess）最基本的内容和要求，也是满足程序正义的最重要条件。[3]根据这一原则，裁判者的裁判活动必须在控辩双方同时参与下，通过听取各方的陈述、举证、辩论等方式来展开，而禁止裁判者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进行单方面的接触。然而在隐形程序中，“单方面接触问题”比较严重，如在庭审前，承办案件的法官为防“不测”同检察官查阅案卷讨论案情；承办法官对于庭上难以查清的案件事实予以“调查核实”时，几乎是清一色的单方行为；“三同现象”[4]等等。

2、多样性

由于隐形程序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缺乏监督与制约的“地下活动”，因此，何人在何时何地出于何种目的采用何种方式开启该程序都存在极大变数，因而具有多样性。（1）隐形程序的参与者既可以是双方当事人、司法机关，也可以是与案件毫无关系的局外人和机关；（2）隐形程序可以发生在立案、侦查、审查、审判、执行的任何一个阶段，甚至在立案之前也可能存在；（3）隐形程序既可以在司法场域之内出现，也可以在司法场域之外产生；（4）隐形程序的出现极可能基于司法机关的原因，如办案人员为转移错案风险大肆进行案件请示汇报等，也可能基于诉讼当事人甚至案外人的缘故，如一方当事人为了获得对己有利判决而恣意进行“AMP交易”[5]；（5）隐形程序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丰富多彩，如通气会、搞协调、打招呼、批条子、走关系、定调子等。

3、随意性

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诉讼当事人及其它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而程序是主体参与决策活动的过程、顺序、方式和方法等方面的总和。[6]这表明规范性是诉讼活动的基本特征，它要求诉讼的进行应严格依照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而不能由司法机关、诉讼参与人随心所欲、恣意妄为。具有规范性的程序与恣意相对立，它能保证司法机关有条不紊地、合乎理性地定纷止争。而在隐形程序中，由于具有多样性、非法性的特点，使得办案人员、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不受程序法的调整和约束，常常游离于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之外，没有统一的行为模式，至于是否启动、如何启动该程序完全取决于实施者，因而隐形程序具有较强的随意性。

4、非理性

诉讼程序应当具有理性，因为合乎理性的程序往往会产生合理、正确的判决结果。即使这种程序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也“能使程序参与者有机会获知程序的进程、判决结果的内容以及判决得以形成的理由和根据，从而更能从心理上接受判决结果；同时，理性的程序能够对判决结果作出充分的合理性证明，使程序参与者确信自己受到了公正的对待”[7]。为保证程序符合理性原则，程序应当按照公开性、多方参与性、说理性、亲历性等特征进行设计。而在隐形程序中，“暗箱操作”现象不仅直接违反程序的公开性，使诉讼的一方或双方丧失了解、影响程序的进程的机会，从而导致公开争辩、公开求证难以形成，而且使裁判结论根本无法从程序过程中产生，而是来源于程序之外的没有亲历整个诉讼过程的某种权威力量。因此，从本质上讲，隐形程序是一种非理性的活动。

由此看来，隐形程序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是对正当法律程序的直接背叛，因为只有具备公开性、多方参与性、自治性、理性的程序才是正当性法律程序。故说隐形程序是对程序正义的恣意践踏实在不为过。

（三）隐形程序的负面效应

隐形程序与正当程序结伴而行、相伴而生，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它作为一种异化的诉讼程序所展现出来的负面效应十分明显。我们认为，隐形程序的危害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隐形程序是滋生司法腐败的温床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8]而不受监督与制约的权力更是如此。由于隐形程序是一种“地下活动”，因此使司法活动未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新闻媒体以及诉讼参加人的监督与制约，这给好利恶害的机会主义者可趁之机，不惜动用各种资源如金钱、权力、人情、美色等对司法人员进行狂轰滥炸，有血有肉甚至半推半就的司法人员哪能抵挡得了这种诱惑！在这种情况下，金钱案、人情案、关系案等司法腐败现象怎能消除！

2、隐形程序是诱发司法不公的源泉

近年来，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成为人们最深恶痛绝的社会丑恶现象。而罪魁祸首就是隐形程序，它犹如一座加工厂，源源不断地制造不公正的司法。首先，在司法腐败的情况下，很难想象还能保证司法公正。俗话说“拿别人的手软，吃别人的嘴短”，司法人员怎能“忘恩负义”而不“礼尚往来”？其次，隐形程序剥夺了或弱化了诉讼当事人参与诉讼程序、影响裁判结果的机会和权利，从而使他们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这种感觉源于他们的权益受到忽视，他们的人格遭到贬损。[9]

3、隐形程序是贬损司法权威的表征

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应当具有权威性，这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司法权威的前提条件是要有公开、公正的司法。然而，隐形程序一方面使广大人民群众无法充分了解司法权力及整个诉讼程序的运作方式，无法亲眼目睹实现正义的全过程，从而不利于增强社会公众对司法的认同感，使公众对司法产生怀疑，丧失信心，另一方面隐形程序所产生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很容易使公众误认为权力、金钱、关系比司法更重要、更有效，从而导致司法完全成为“地下交易”的“遮羞布”。

4、隐形程序是降低司法效率的诱因

在现代诉讼中，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一个都不能少。为使司法具有高效率，必然要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减少司法资源的消耗。但是隐形程序的出现却大大增加资源消耗，从而降低司法的效率。首先，司法不公产生波斯纳所说的“错误消耗”，因为司法不公可能使锲而不舍为权利而斗争的人卷土重来，这势必增加一次或多次司法予以救济，而每增加一次司法就意味着司法资源的增长；其次，当地下“AMP竞赛”出于势均力敌时，诉讼的一方为了抢得“先机”可能会加大投入力度；最后，司法活动中不必要的请示、汇报、协调、审批等制度无疑会进一步增加司法资源的消耗。

二、隐形程序：司法的一大病灶

近年来，针对司法不公与司法腐败问题，我国进行了司法改革，然而普遍认为收效不大，甚至有人申称作为司法改革突破口的庭审方式改革已基本上宣告失败。司法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并非一蹴而就。笔者以为，司法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恐怕在于其未击中“靶心”，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隐形程序的泛滥无疑是其中“靶心”之一，举其荦荦大端者有：

（1）、“三长会议”[10]、“协调定案”制度。众所周知，我国在各级党委内部，专门设立一个政法委员会，统一领导公、检、法、司各部门的工作。然而，在一些地方，往往以“事关大局”为由，由政法委牵头，动辄召开所谓“三长会议”，实行“联合办公”，对所谓“本地区有影响、有振动”的大案要案进行“协调定案”。

（2）、联合侦查。一是滥用“两指”、“两规”。我国《行政监察法》第20条规定，监察机关在调查违反行政纪律行为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即“两指”。在党纪检查文件中，“两指”变成为规定时间内、规定地点，即“两规”。于是，在实践中，为“避免师出无名”[11]，精明的侦查人员（反贪的侦查人员居多）常常利用上述模糊性规定，联合行政监察机关或者党纪检察部门，对所谓涉嫌犯罪的有关人员长期实行“两规”、“两指”，以这种长期“变相拘禁”方式去赢取时间，以便获取“口供”。一旦获取所谓“口供”即犯罪证据，马上就对其予以立案，直到这时，“两规”才宣告结束，侦查活动才开始由“地下”转为“公开”。[12]二是检察机关部门为了所谓“证据把关”，提前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同侦查人员一道“并肩作战”。

（3）、庭前或庭外活动中心化、实质化。一是上下级法院的监督关系异化为领导关系，上级为了给下级把关搞所谓“批示”、“指示”；下级为了避免错案搞所谓“疑案报请”。二是在法院内部行政化管理模式情况下形成所谓案件审批制度，以及审判人员在法庭审理之前或之后就如何判决问题向庭长、院长或审判委员会汇报，由后者进行审批之后才能定案。这种“审者不判、判者不审”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合议庭形式化、庭审形式化、庭前活动中心化、实质化。

（4）、监督异化、领导异化、外界干预。在我国目前政治体制下，人大掌握法院人事权，政府掌握法院财权，而各级党委掌握法院领导权。在这种背景下，常常产生监督异化、领导异化。监督异化是指人大对法院的抽象监督异化为具体的监督、个案监督，领导异化是指党委对法院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思想领导异化为事务性领导。因此，法院审判往往受到这些部门的不正当干预，实践中所谓“批示”定案、“条子”定案、“指示”定案、“招呼”定案、“电话”定案等现象比较普遍。

（5）、第二审程序、再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中书面审理现象普遍。根据我国诉讼法有关规定[13]，可以确定我国二审审理是以直接审理方式为原则，以庭外调查讯问方式、书面审理为例外。由于公开审理原则是我国审判的基本原则，它应贯彻于整个审判程序，因此二审的审理方式也可以理解为以公开审理为原则，以不公开审理为例外。但遗憾的是，我国有相当多的法院以所谓的“诉讼效益”为借口，将二审的审理方式演变为“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以公开审理为例外”。再审的审理情况也与此相似。其次，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死刑复核程序只规定了书面审核的方式，因此，审判公开在死刑复核程序中根本无法贯彻落实。

（6）检察官、法官相互串通。一是检察官“咨询”。或许是由于审判阶段是刑事诉讼程序的最后一个阶段的缘故，在许多检察官的心目中，“以法律为准绳”已经被“以法院为准绳”所替代。于是有的检察官对于一些吃不准的案件，常常携卷前往法院向承办法官“请教”，或者进行“电话讨论”，在“谈妥”之后，检察官才以承办法官的“意思”向法院提起公诉。二是法官“提前介入”，打探案情。即“刑事案件尚在审查甚至侦查阶段，承办案件的法官就向警官、检察官了解案情，询问证据情况，甚至直接前往检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与警官、检察官查阅案卷材料，或者讨论某一问题”[14]。

三、改革路径：从隐形走向公开

（一）、隐形程序的生长原因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理由，隐形程序作为一种异化的诉讼现象也不例外。唯有找到隐形程序的生长原因，才能对症下药，求得司法改革的出路。我们认为，隐形程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大行其道主要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1、法律漏洞的客观存在为隐形程序的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首先，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不得不允许法官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甚至法官造法以填补法律漏洞。不可否认，法官造法、自由裁量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立法的不足，但前提条件必须是法官要保持公平、公正与理性。如果法官屈服于权贵或私利，那么造法、自由裁量必将成为某些人攫取私利的工具，此时隐形程序的产生不可避免。其次，相对稳定的法律（尤其是成文法）同瞬息万变的社会相比不可避免地具有滞后性，正因如此，案件的处理本身就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这无疑会给诉讼当事人串通甚至收买法官以便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判决提供契机与动力，其结果必然是法官以隐形程序来完成他们之间的“幕后交易”。最后，由于我国程序立法上的不完善，尤其是违反诉讼法的程序性法律后果的缺失，使得办案人员、诉讼参加人敢于规避程序法的规定而大量采用隐形程序。

2、司法共同体[15]远未真正建立起来，程序难以自治[16]，司法外因素常常成为主角，使裁判结果往往形成于程序之外。这主要是下面两个原因造成的。（1）我国司法地方化、行政化、官僚化、边缘化运作趋向使司法活动丧失独立个性，使司法成为一种被任意蹂躏、恣意干预的场所。（2）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影响，无论是诉讼程序还是诉讼结果都存在很大的变数，“朝令夕改”，具有不确定性，甚至沦为某些人玩弄的游戏，使得“司法最终处理原则”无从体现，正义无处得到伸张，司法权威的丧失使许多“为权利而斗争”的人不得不乞求于某些司法外因素成为必要的动机选择。

3、世俗社会的影响。西方普遍认为，为了保证司法公正，法官应当与世俗社会尤其是与所在社区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避免千丝万缕的关系网、人情网的干扰。如著名的学者兼法官波斯纳认为，“诉讼所涉及到的人们与法官通常有不同的社会距离，与法官关系越近就会得到越多同情的回应，而与实际的过错无关。”[17]所以为了实现司法公正，就应该适当割断法官与世俗社会之间过多的联系，以营造相对独立的“隔音空间”，而“隔音空间”的营造将会大大压缩隐形程序的生存环境。但遗憾的是，在我国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景象。首先，中国无诉、和谐性法律文化向来主张“法与情谐”、“情法同在”，在司法上强调“执法原情”、“准情定谳”[18]，这为隐形程序在我国人情味甚浓的关系社会中的施展提供了极为广阔的舞台。其次，中国的法院和法官背负的社会承载过于沉重：一方面，他们要定纷止争，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另一方面，要带头送法下乡、扶贫支教、摧粮讨债、抗洪抢险，以便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庄严承诺。这种满足与被满足之间使法律或司法权威灭失，隐形程序使得法律或程序虚无主义生成。

4、自古以来，以农业经济为主、商业经济不发达的中国使社会中间层消失，使得政府不得不直接面对民众，“官本位”、“百姓崇尚权威、服从心理”由此而生，于是大众民主观念、参与意识淡薄，很容易使他们认为“诉讼”是国家官员的事情与己无关，国家如何进行诉讼只能服从而无需异议，而权力极易被滥用，因此，非司法化、非程序化的处理方式成为官方“愚弄百姓”的良好的剂。特别是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诸多因素尚存在极大变数，使得“在许多场合，社会变动的实践迫使严格的诉讼程序要求撤退，转而采用较有弹性的方式来处理纠纷。”[19]上述非司法化、弹性的处理方式无疑会对隐形程序的滋生和蔓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5、中国法官的素质状况是隐形程序的诱发因素。如果说立法上有缺陷还能靠高素质的法官予以弥补的话，那么，司法一旦由素质低劣的法官或者比法官还外行的监督者所操纵则会步入“膏肓”。因为低素质的法官不仅无法满足司法必须公开、公平、公正、理性的需要，而且会反过来侵蚀司法活动的公正性。而中国恰恰是在这方面出现了问题。据统计，截止1997年底，在全国法院系统25万多名法官中，本科层次占5.6%，研究生仅占0.25%。[20]低素质的法官对引发隐形程序的作用十分明显。首先，法官的业务不精会迫使他们转移错案风险，不厌其烦地将案件向上汇报、请示。其次，法官的职业道德较差会大大降低他们的抗腐蚀能力。最后，低素质的法官往往在观念上更容易固守程序工具论、重实体轻程序，在执法上总是企图摆脱正当程序的束缚而求救于隐形程序。

（二）、隐形程序的改革路径

从前文的分析不难看出，隐形程序已成为我国司法改革道路上的一大障碍。为确保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找到渠道通畅的路径。笔者认为，当前的司法改革，除了继续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以改善大环境以外，还应当明确从隐形程序走向公开的改革思路，具体说来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1、改革司法管理体制、领导体制、人事制度、财政制度，理顺司法权与党的领导、行政权、司法权之内在关系，确保司法独立，树立司法权威，重塑程序自治性，以便“通过排除各种偏见、不必要的社会影响和不着边际的连环关系的重荷，来营造一个平等对话、自主判断的场所”[21]。

2、尽快修改和完善我国诉讼法与订立证据法。主要包括：（1）、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行证据开示制度；（2）、赋予律师讯问在场权，扩大律师阅卷范围、为律师会见当事人疏通渠道；（3）、严格限制第二审程序、再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中书面审理方式的适用，扩大审判公开范围；（4）、建立保障警察、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5）明确规定“三长会议”、协调定案制度、联合侦查、疑案报请、审批制度等隐形程序非法，并规定违反诉讼法的程序性法律后果，确立司法审查制度或者第四种司法裁判形态[22]。

3、贯彻落实《法官法》、《检察官法》、《警察法》，加大司法人员的培训力度，把好司法队伍“入口关”，提高司法队伍的整体素质。

4、继续大力推进警务公开、检务公开、审判公开；提高司法工作的科技含量，开发多媒体法庭出示系统，加快司法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加大民众旁听力度，方便民众查阅诉讼文书，实行“阳光”作业。

[1][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8页。

[2]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

[3]可参阅[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65页；[美]戈尔丁：《法律哲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40-243页；[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7-98页。

[4]目前，由于法院办案经费紧张加之又要法官包揽调查取证任务，法官只能从当事人身上想办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谁出钱为谁办案”的现象以及法官与当事人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行）的主要原因也就在此。参考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85页。

[5]A代表Affection，人情；M代表Money，金钱；P代表Power，权力。

[6]汪进元：《论宪法的正当程序原则》，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第54页。

[7]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8][法]孟德思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4页。

[9]根据美国学者马修的尊严价值理论，正当性法律程序的设计和运作应从不同的角度维护当事人作为人的尊严，使他们真正成为积极参与裁决制作过程，主动影响裁决结果的程序主体，而不是消极等待官方处理、被动承受追究的程序客体，从而具有自主地决定个人命运的选择机会。否则，就是对他们的尊严的贬损，使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参阅陈瑞华：《程序正义的理论基础——评马修的“尊严价值理论”》，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第144-152页。

[10]三长即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

[11]实践中，侦查人员根据一些线索，往往对于涉嫌犯罪的有关人员掌握一定的证据，但又不符合立案标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侦查人员显然不能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和进行讯问。于是，侦查人员联合行政监察机关或者纪检部门，并以后者名义开始进行“变相”侦查，因为后者对涉嫌人员实施“两规”往往是不需要理由的。

[12]说其“地下”是因为在实施“两规”期间，侦查人员由于缺乏立案依据，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能以检察部门或纪检部门的名义进行“调查取证”，而立案之后，侦查人员却能名正言顺地展开侦查活动。

[13]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7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人的意见，对事实清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对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也有类似规定。

[14]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15]司法共同体是指司法过程中的对话共同体，就是论争双方与裁判者将所有事实问题均转化为可供对话的法律问题，在法律对话中界定争点，寻求共识，达到解决纠纷与冲突之目的。参见史蒂文•丁•伯顿：《法律推理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5页以下。

[16]程序自治是指裁判结果必须从程序特别是审判程序过程中形成和产生。

[17][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

[18]参见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1-42页。

[19]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20]参见李浩：《法官素质与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转引自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45页。

篇6

一、商鞅变法前秦的家庭形态

西周春秋时期，社会上层即贵族层、统治者层皆按宗法制组成父家长制集体大家庭。这种大家庭是一个血缘亲属关系复杂、人数众多、组织庞大的宗族集团。宗族集团或异财，或共财，或异财共财相结合。虽然在宗族组织中，有时又分成若干分支家庭，甚至小家庭，但这些个别家庭在社会与政治、经济活动中均不具有独立性格，而是被埋没在宗族体系之中。这种庞大的宗族共同体便构成了西周、春秋时期贵族社会最根本的社会组织。史称“胙之土而命之氏”①，“致邑立宗”②。荀子说：“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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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左传》隐公八年、哀公四年。

② 《左传》隐公八年、袁公四年。

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庙。”①可见只有得氏者才为宗，只有领主贵族才能立宗庙，并按宗法结成宗族组织。社会下层即广大“持手而食”的劳动者，则不得立宗庙，因而不行宗法。他们只有“亲昵”与“分亲”家庭，但并不按宗法结成宗族集团。所以说周之宗法实即贵族的“氏族”组织法。

周之宗族组织有三个层次：宗一一族(氏)一一家长制大家庭。按宗法结成的宗族组织，与父家长制大家庭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父家长是宗族下的大家长，他有大家庭。宗族长及大家长奴役着众多子弟、宗族成员以及非血缘的私属家庭。宗族的一切权位(包括宗族长权、政治权、经济权等)由宗子继承。宗子对全族成员除了具有强烈的支配权之外，也当然负有收养义务，能否收族也就成为宗子权能否存在与贯彻的根据。宗统与君统的继统原则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②故严辨妻妾、嫡庶便成为宗法之要事。于宗族内分别出大宗、小宗系统，为的是使小宗服从大宗，以确立贵族内部严格的等级秩序，并进而巩固其宗族的统治权位。由上述看来，并非所有的血缘亲属关系皆可归之于宗法。宗法制自有其特定的内涵。它的基础是领主世禄制，它的核心乃在于宗子法。“致邑立宗”，一语道破了宗法的要害。邑是宗的依托，无其邑则无其宗，亡其宗也便失其邑。不论哪一级贵族，既得一邑土，也就自成一宗(族)了。

西周、春秋时期的家庭形态，除了宗法贵族集体大家庭之外，另有庶民、奴隶等个体家庭，但无经济、政治上的独立性，尚被包容于宗法大家以及各类共同体(如村社)外壳之中。未来历史发展的轨迹便是大家破灭，个体小家独立而成为支配社会的主体结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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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苟子·礼论》。

② 《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商经济繁兴，人口流动性加大，个体劳动渐成为主要方式，加以国家实行授田制，遂使小家庭渐渐在经济上独立，形成了摧垮一切共同体躯壳的强烈爆炸力．同时，政治制度也发生变迁，世官世禄消亡，直接导致了宗法性宗族及其大家庭的毁灭．清人秦蕙田说：“世禄不绝，则宗无削夺。”①世禄不存，宗法氏族也就被扫除了。这不仅是贵族组织的变迁，并且使整个社会家庭制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宗法氏族渐让位于即将形成的封建家族制，集体大家庭亦为新兴的个体直系小家庭所取代。顾炎武对春秋战国之际风俗剧变叹息说：“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②战国时，旧宗法族类离析，宗子败落，非但无收族之力，而且自身也难以为养．成书于战国的《管子·问篇》开列的社会调查项目，充分反映了这个社会现实：“问宗子之收昆弟，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一一宗子或可勉强收族，或竟贫到依附他人，已徒有其名而无其实；“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一一族已离散，贫无可依，莫明其何族之人，血缘纽带已崩解断裂；“余子父母存，不养而出离者，几何人?”一一父母已无力控制家庭成员，昔日宗子大家长的盛气已烟消云散。

秦在商鞅变法前，宗法制的残余，与宗法有密切联系的旧家庭制度的残余，奴主父家长的支配权均较多的存在着，社会家庭风俗还比较原始落后，直系小家庭虽然存在，但是并未真正独立，也未分析到最小限度，这就是商鞅变法改革家庭制度所面．临的社会家庭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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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五礼通考·嘉礼·饮食礼》。

② 《日知录》卷一三《周末风俗》。

二、商鞅变法后秦的社会家庭政策

(一)分异法与推行最小型家庭制度

在宗法制度下，“昆弟之义无分”①。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对家庭制度严厉推行分户析居的改革政策，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②，把家庭单位强令分析到最细小程度，这是对宗法制度的彻底否定。

秦的分户政策自商鞅变法开其端，直至秦末，贯彻始终。这可由下述情况得以证实。首先，秦的名籍一般都记有家庭成员的婚姻、长幼等情况。秦简《封诊式》“封守”条记一个士伍甲家，亲属共四口人，除甲夫妻外，没有已婚成年男子，有一大女子，还特注明“未有夫”。这说明秦子辈成年尤其已婚大抵是要出分另立门户的。《封诊式》称：“甲亲子同里士伍丙。”从特别注明“同里”，可知父子有不同里者。“同里”是指父子在最基层行政编组中的关系，但是同里并不等于同家，父与成年男子分居，都以户主身份列名国版。其次，出土秦律“同居”概念尤值得注意。《汉书·惠帝纪》注云：“同居，谓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见与同居业者。”也就是说，父母及妻子最近层直系亲属皆不可谓“同居”；兄弟及兄弟之子等旁系间，若现同居共财业者则可称为“同居”。而秦简所谓“与同居”、“父子同居”，皆系表示共同生活的财产关系。秦律既称“父子同居”，可见把父子也列为同居关系，这是秦汉“同居”概念的最大不同点。这反映出秦取最小型家庭形态，至汉小家庭范围有扩大的趋势；在秦以夫妻为核心的小家庭下，父子关系比汉较为疏远，重财产生活关系而不重血统。再次，秦简《日书》云：“离日……唯利以分异。”对分异规定有可供选择的良辰吉日，这是因为分异乃当时社会习见之事，所以才成为日者们研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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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仪礼·丧服》传。

② 《史记·商君列传》。

汉初仍袭秦分异之风。贾谊说：“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人汉，“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其甚者杀父兄矣”①。《汉书·地理志》云：“河内好生分。”社会上层也流行分异之事，陆贾分财五男事可证。汉初父子分异虽是承秦而来的一种自然社会趋势，但是政府已不加提倡。汉惠帝令“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②。在社会上也产生了非难分异的论调，贾谊便是代表人物。在一定社会范围内，家庭组织有扩大的趋势，自先秦传下来的旧宗族残余势力也乘机复燃。至汉武时，也只是适应新的社会形势而强令徙强宗大姓，不得聚族而居，并未涉及小家庭的细分问题。自昭、宣而后，尤其是元、成以降，似以提倡同居共财，封建大家族制已渐形成。东汉则大力宣扬并鼓励数代同居共财。应劭以为“凡同居，上也”③，“察孝廉，父别居”④，已为世所轻贱而不容。至三国魏明帝诏陈群、刘劭制作魏律，则明定“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⑤。

(二)移风易俗的“父子有别”、“男女有别”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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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贾谊传》。

② 《汉书·惠帝纪》。

③ 《风俗通义·过誉》。

④ 葛洪：《抱朴子·审举》。

⑤ 《晋书·刑法志》。

商鞅第二次变法提出：“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这项改革是很成功的，商鞅也为此最自负。他说：“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①秦的“戎翟之俗”，可从商鞅变法后贵族层中仍然存在的一些风俗来窥知其一二。秦昭王母宣太后，在他的丈夫死后，与义渠戎王“乱，有二子”②。宣太后还曾长期私爱魏丑夫。太后病将死，并令以为殉。足见当时寡妇们有私情人并不受社会的非难。这已是商鞅变法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事了，可以想见当其变法之际此风当尤甚。

不过，自商鞅实行改革，移风易俗，提出男女有别之后，而此俗则日衰，至秦王政时发生一突变。秦庄襄王死后，太后私通嫪毐，生子二人。于是秦王“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而遂迁太后于雍”③。其先，宣太后私魏丑夫是公开的，而王政母私缪寡却只能暗地进行。对于此类事，昭王不加过问，而王政却是杀二弟，并逐幽禁绝其母。可见当王政之时，社会道德礼俗已为之大变，戎翟之风渐泯，男女关系日渐严肃而有别。关于妇女的德教到秦始皇时已提到很重要地位。《史记·货殖列传》载，秦始皇客礼巴蜀寡妇清，以为贞妇，并为筑女怀清台，以示劝天下。当时正处在新旧文化礼俗交替的时代，一方面社会对再嫁并不过分责难，另一方面又日渐被突出。不过应当指出，秦提倡妇女之初，其旨乃在于巩固完善一夫一妻制新型小家庭制度的社会成果，与后世灭绝人性的礼教实有所异。

秦始皇巡行四方，其任务之一就包括整齐风俗。出巡刻石凡七，其中有三石言及男女风俗事。泰山刻石日：“男女礼顺，慎遵职事。”④这是表彰鲁风，极言男女有别。《礼记·曲礼》说：“嫂、叔不通问，诸母不漱裳。”“诸母”即父妾，原在父死后亦可为下辈家长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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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商君列传》。

② 《史记·匈奴列传》。

③ 《史记·吕不韦列传》。

④ 《史记·秦始皇本纪》。下凡引刻石之辞皆出此。

为妻室，这类家庭正是奴隶主父家长制大家庭。现在不仅子娶父妾为妻(这在春秋有个专名叫做“烝”)不允许，竟至于严到子辈的下衣也不能让诸母漂洗。叔嫂相接，在鲁也是被禁止的。碣石刻石则曰：“男乐其畴，女修其业．”这是一幅小家庭男耕女织的生产、生活画图。会稽刻石辞曰：“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佚，男女絮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强调要用封建文化去改造一切不合时宜的陋风恶俗，即所谓“濯俗”，并使“天下承风”而治，这在当时是有积极作用的。当时社会上大量存在着女子“去夫亡”的现象，刚刚确立起来的小家庭常因此而遭破坏，成为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由《日书》可见，秦时男女成婚后“弃若亡”成俗。所以，秦简《法律答问》规定：“弃妻不书，赀二甲。”秦简《为吏之道》所附抄的《魏户律》规定：“民或弃邑居壄(野)。”即二流子下乡，“徼人妇女”，要受到惩罚。这与会稽刻石内容都是一致的，皆为保护一夫一妻制小家庭的和谐而设。曾于秦昭王时为相的蔡泽指出：“夫信妇贞，家之福也。”①至秦始皇又规定出“男女絮诚”的教条。这些要求含有夫妻平等的味道，并非一方对另一方的绝对支配或服从。秦始皇多次出巡，实具有以华夏封建文化整齐四方风俗之意义。

还应指出，秦作“父子有别”、“男女有别”之教，这与儒家宣传的鲁文化所说“男女有别”有所差异。儒家是要在维护宗法制父家长“隶子弟”的局面，亦即在不拆散父家长大家庭的前提下去讲“别”；而秦则是首先要在拆散父家长大家庭、分户异居的前提下实现“父子有别”、“男女有别”。孔儒顶多算是改良，而商君此法则可称之为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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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战国策·秦策三》。

(三)对旧式大家庭的打击政策

战国是一个消灭宗法宗族大家庭的时代。各国都在作此运动，而秦最为彻底。赵左师触詟指出，“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便无以自托，无论什么了不起的封君也不能长久传诸子孙，“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①，这是当时天下的大潮流。秦自商鞅变法始，对旧宗法宗族大家庭及其势力尤其奉行彻底分解与打击政策。这个政策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推行军功爵制，尊赏功劳，以剥掉贵族世袭特权。商鞅变法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明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②原来贵族子孙可自于宗族宗子吃宗饭，今则无功劳便不能享有任何权利。以秦国君宗室而论，原来“属籍”的标准是以与君之血缘而定，今则无军功便攀不上半点关系。这是对公(王)族宗室家庭制度的重大改革。军功爵制度的政治作用常为人所道，而其在社会家庭制度方面所引起的巨大变革则鲜为人称。毫无疑问，它既可以切除一切旧宗法世袭传统势力之家存在的根子，又可抑制新的宗族集团的发生，使庶民个体小家庭有机会崛起。把原来的“致邑立宗”使之收族制，改为以军功家次名田(包括宅)制。秦爵得之有途，失之亦易，家次多变，政治迁转如过眼河山，任何人也不能靠血缘宗族关系长保富贵禄位。自商鞅变法后，秦政权内部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掣肘王权的宗族集团，其原因亦在于此。总之，新的军功爵制不仅改变了家庭内部关系，也使家庭外部形态改观，促使旧家庭形态分解，封建新家庭制度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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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战国策·赵策四》。

② 《史记·商君列传》。

2．实行中央、郡县官僚制和赐爵食邑(户)制，挖掉了旧宗法宗族大家庭存在的政治、经济基础。废封建，为郡县；改世官，为流官；除世禄，为官俸。这是战国政治制度变迁的大趋势。秦尤其较为彻底地取消封邑领主制而代之以郡县(商鞅变法时，只设县级，后又增设郡级)及官僚制，秦始皇对诸子功臣亦不予“尺土之封”①。秦自商鞅变法后又实行普遍土地国有制及立户授田制，这就使土地不易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其结果势必使旧宗离散为单个小家，视其宗几等于路人，新宗也无法形成。因为家次高者也不过成为以直系近亲属为主干家庭的大土地占有主，其经济收入除自费开支外，并无收族、聚族以养活众族人之力。

战国、秦仍有列侯封君，但其比之春秋时的领主，充其量也不过是半“封建”性的封君。这种封君徒有其名，而实无领地、领民之权，只食邑(户)租税之人，因而无立宗收族之基地。一般说来，难得世袭，多及身而灭。尤其在秦，“未尝见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②。封君一般没有自己的军队。卫鞅封邑有少量“邑兵”，这是秦早期现象，后不存此制。秦王政时，嫪毐封为长信侯，又更为“毐国”，但作乱时，却只靠“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从事。足见虽有毒国却无一兵一卒为其所有，不像春秋时的封邑宗族长们拥有自己的族众徒属，或可从事于宗族集团间的火并，或可参与争权夺利的政争。

秦对宗室贵戚也曾给予封邑。昭王母舅魏冉封为穰侯，擅权一时，而遭范雎一言之讥，竟免相就封，死于陶邑，秦复收陶为郡。司马迁叹曰：“及其贵极富溢，一夫开说，身折势夺而以忧死，况于羁旅之臣乎!”③又如，白起功高，封为武安君。然而昭王一怒，便免为士伍，逼其自杀，最终也只不过使秦人怜之。可见秦之封君皆不是以宗族和宗子身份而是以个人名义仕于王庭，并无任何宗党可资依托，故一旦削爵免官则为匹夫，毫无抵抗之力，这是宗族势力不复存在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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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李斯列传》。

② 《史记·李斯列传》。

③ 《史记·樱侯列传》。

3.刑无等级的法治原则。《商君书·赏刑篇》：“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秦废八议之制，无后之“议亲”说。证诸秦简，宜信。在秦虽公孙亦治罪，若无爵，也只是有“得比公士赎耐”的一点照顾。宗室无军功者几与庶民同。由“刑不上大夫”到“刑无等级”，这是对贵族家庭特权的否定。

4．强制余子立家，直接分解大家庭。春秋及其以前，普通家庭亦有正夫、余夫之别。正夫从行役则为正徒，从军则为正卒，正夫实即小家长，余夫即在正夫之外的到达一定年龄而又不独立门户的诸子弟。在贵族家庭由宗子继承父权位，而余弟则为余子。这种制度上的区别，正反映了其时家庭结构较为复杂及其范围较大、人数较多的情况。直到孟轲时仍残有此家庭格局①。在宗法制下，宗子继承产业，余子弟靠长兄过活，也养成了一种依赖性心理。在宗法大家破坏之后，有些子弟，甚或一般庶民之家子弟仍乐游散而不治室屋，此类人往往成为政府所打击的对象。商鞅变法改革家庭组织制度，一方面细析家庭，使子弟自食其力。另一方面，对不分异之家的“余子”要括出而令其与正夫同等服役，即所谓“均出余子之使令”。对于有特权者，要“高其解舍”的标准，使“余子不游事”②以避役。秦于授田征役中亦无正夫、余夫之别，而是同一标准，均列为编户齐民。家庭结构及家庭关系都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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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孟子·滕文公上》：“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可见孟子理论中的家庭仍有正夫、余夫之别。

② 《商君书·垦今》。

5．与改革旧家制、打击旧大家庭势力的同时，一些与其相联系的社会恶风陋习也严加禁止。宗法制下形成的牢固的宗族圈以及宗族观念，产生了强烈的人际排他性，结成了一个个相互联系而又相互排斥的社会圈子。不仅血缘团体如此，就是政治上的关系也染上了这种色彩。血亲复仇、游侠刺客、私斗群斗之风就是这种宗法狭隘性的表现。

血亲复仇起源甚早，但进入文明社会后，总与宗法制群体、亲亲原则相关联。见于《礼记》、《大戴礼记》、《公羊传》、《周礼》等文献关于复仇、避仇的习惯与规定及其不同等次的具体要求，都是根据宗法关系及其在宗法宗族体系中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形成的教条规矩，并由此扩展到君师主友等政治与社会关系中。殴斗之风虽与血族复仇不同，但二者却常相纽结在一起，个人之间的争斗忿怒常转为宗族家庭血缘集团间反复不解的仇杀。有些所谓游侠也多卷进大家复仇的事件中去。至战国时期，复仇报怨、私斗之风仍很盛行，私家专制人命，排斥公法，甚而报杀官吏亲属，成为严重的社会公害。秦自商鞅变法始，一方面把民气导向公战，一方面严惩私斗(包括家庭宗族间的复仇斗争)，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①，通过“重刑而连其罪”的措施，使“褊急之民不斗”②。仅秦简《法律答问》所载关于惩治斗殴的条例就有十二款之多。虽未根绝报仇私斗之事，但世风却为之一变。故史称秦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③。荀子人秦“观其风俗”，见“其百姓朴”，“百吏肃然”④，倍加赞叹。秦国历久不衰的公廉朴实之风的形成，固然原因种种，但其中也未尝不有禁私斗复仇政策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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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商君列传》。

② 《商君书·垦令》。

③ 《史记·商君列传》。

④ 《荀子·强国》。

在东方六国范围内，民间社会多尚血亲复仇之风。孟轲从传统宗法出发，主张：“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①《韩非子·五蠹》篇指出：“今兄弟被浸，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君上之法犯矣。”可见亲族复仇行为虽为公法所不容，然而社会道德风尚却以为贞廉之行。据秦简《日书》，知民间尚定有“利报雠”的吉日。此等民俗主要存在于东方。关东复仇心理最为浓重，张良为韩报仇事甚为典型。至汉，关东犹多此风②。

(四)对新兴个体小家庭的保护政策

与打击旧式大家庭的同时，秦鼓励并扶持个体小家庭的独立与发展，主要措施如下：

1．立户授田，为个体小家庭的真正独立奠定了经济基础。秦的分户政策虽带有暴力强制性，但却是建立在普遍土地国有制与国家授田制基础之上的③。成年男子分居立户，政府给予一定数量的份地，这便使个体小家庭获得了独立存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并由此形成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经济形式一一个体小农经济，这种小农经济的组织形式就是个体小家庭。所以说，秦自商鞅变法始，所创立的独立的新型小家庭，它的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就在于它首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内容，具有了与其前一切家庭形态不同的新的封建小家庭性质。秦个体小家庭从国家获得了一份属于自己占有的土地，又把耕织两大生业结合于其中，已经成为一个较为完备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真正成为社会经济生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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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孟子·尽心下》．

② 《汉书·地理志》载：“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

③ 详见拙文《论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土地制度》，载《中国吏研究》1583年第2期。

的最基本细胞。秦国家对农民的剥削是建立在土地国有制与国家授田制基础上的，个体小农民从国家获得一定数量的份地，就必须为国家纳租税，服徭役，正是在普遍授田制基础上，确立了普遍兵役制。在私有制下，每个具有独立能力的家庭成员都有积累私财的欲望。战国之初，于复合家庭中，“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①，则早已成俗。秦的分户政策正是满足了某些家庭成员图谋自立的欲望。

2．重农劝耕，组织管理生产，限量剥削以促进个体小农家庭的发展。如在土地制度方面，“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注重水利事业；国家制造铁农具假民使用；注重耕牛饲养业，注意督劝耕作；等等。《商君书·垦令篇》主张：“官属少而民不劳”，“征不烦”，使“农多日”。秦简《戍律》规定，在“行戍”中要遵守“同居毋并行”的原则。《司空律》规定，一室有二人以上“居赀赎债”者，须轮流执行，且在种、苗时给予一定时间回家劳作。秦自商鞅变法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于剥削之中还多少顾及些民之生计，注意把剥削量稳定地控制在广大小农所能承受的负荷限度内。只是到了统一之后，其剥削才日渐无制度可言，其所创立的生气勃勃的个体小家庭就连简单的人口再生产已普遍无法维持。

3．普遍实行“编户齐民”制，使个体小家庭及其成员获得社会、政治上的独立地位。每一个体小家庭在国家版籍上单独著册立户，其家庭成员在其独立户头下列名国版，直接与政府发生联系，摆脱了如村社、宗族等形形共同体外壳，而使个体小家庭成员普遍取得“公民”身份。编户制虽是秦国家对人民实行剥削与统治的基础，但对庶民来说，立户于国版也确实是一项权利。秦简所见《魏户律》规定，对赘婿、后父家庭的惩罚就是首先剥夺其立户权而“毋予立户”，从而“毋予田宅”。秦的“名田”制原则之一，就是包括了只有列名国版，始得授予一定数量土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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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孟子·离娄下》。

三、秦的家庭形态

(一)个体小家庭

秦自商鞅变法后，确立了最小型个体小家庭结构形态，而且，这种小家庭成为社会上普遍支配形式，是秦家庭组织最基本形态。不仅劳动者，即在官僚、富庶人家亦普遍建立起个体小家庭。这种家庭，就血统世系而言，一般为两代层结构，很少有涉及祖孙三代者；就其成员问亲属关系而论，多是以一对夫妻为核心，及其未成年、或虽已成年而未婚子女构成；就人数而言，通常为五口之家。这种家庭具有结构简单、内部关系单纯而亲昵、人数少等特点。

秦个体小家庭的普遍存在，可由下述事实得到证实。《封诊式》“封守”条透露，一个士伍甲家庭具有亲属关系者只四口，这种小家庭被引入案例，可见其具有普遍的代表性。秦简载盗案四例，其中知情人两例为妻，两例为妻、子。又载亲属团伙盗案二例，皆为夫妻子共盗犯。上述案例均未出现祖孙及兄弟等亲属关系，这充分反映当时秦家庭普遍为以夫妻为核心的两代层结构小家庭。当然也并非绝对没有三代层小家庭，即使有亦当多为独子家庭。在秦政治舞台上声名喧赫的人物如甘茂、白起、王翦、李斯、蒙恬等无不是只有一个直系小家庭。他们虽然各有亲疏、远近不等的亲族关系，但并不组成大家庭，更没有任何宗与族的组织’而是以个体小家庭为基本立身之地，以个人身份出现于社会、政治舞台。

秦个体小家庭的普遍存在还可从居室住宅状况得到极有力的说明。居室住宅是人们的起居生活基地，住宅的建造无疑表现了家庭组织、家庭成员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基本面貌。据文献及秦简等材料，可以透视出秦家庭结构的基本形态。秦民宅居室规格及其特点是：第一，住宅皆有垣墙环绕，与他宅明显隔绝，自成一区。第二，宅基核心主体部分为“一宇二内”(汉叫“一堂二内”)房屋建筑。宇室位居宅中部而稍后，坐北南向，中为堂，左右各有一内与之相连为一体。一宇二内是当时最普遍的基本居室组合，是典型的以夫妻为核心小家庭的居室。照《封诊式》提供的资料估算，内南北长两丈余，东西丈余，空间范围不甚宽大。第三，在生产、生活中具有极强的独立性。宅中除主体建筑一宇二内外，尚附设有水井、水池、畜圈、屏圂、排水窦、祠木，更有仓困之积、桑木之饶，显系独立经济单位，闭门即可独自营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秦简透露家自有井。《管子·八观》：“巷凿井。”此为居巷者共用一井，这可能是“巷族”①之家。由巷凿井到家自凿井，反映了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由上述看来，这种拥有小型室屋、结构简单而又多功能的住宅，正与独立自主、自给自足的个体小家庭形态相一致。从民族学提供的资料来看，基诺族龙帕寨阿抽昨姓大房子规格约13×35米，住着一父系后裔125人，共包括27个小家庭②。秦在商鞅变法前“同室内息”的家庭断非此类，只是父子同室，而非一父所生下多代同室，仍为较小直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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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非子·说疑》。

② 庄孔韶：《基诺族“大房子”诸类型剖析》，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一般说来，秦家庭规模比东方尤其比齐鲁要小。秦多五口上下之家。苏秦说齐临淄“下户三男子”①可服兵役，此与孟子“八口之家”②说相近。这代表东方齐鲁情况。此外尚多“巨室”。《孟子·梁惠王上》云：“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可见，盂轲立论的社会组织基本细胞是小集体家庭，这种家庭是祖孙三代同居型结构。

(二)父家长制直系大家庭

战国、秦尚有一种直系大家庭，《商君书·垦令》中的“大夫家”、“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及拥有一定数量“余子”的“大官”之家，皆属此类。其家庭结构往往较为复杂，代层、人口都较多，一部分不业游民常投其门下，韩非所说收容逃事藏匿士卒的“有威之门”，便是这种情况。应当说明，此时“大夫”已成为普通职称，人皆欲求，人皆可求。秦《日书》记：“生子为大夫”，已成为人的普遍社会心理。二十级军功爵中就有大夫类四级，获得大夫职位的途径亦不同于往日。此时所谓大夫之家实已成为普通剥削之家，而非如春秋宗法贵族世家。还有一种父家长奴隶主家庭。由秦简只言其“擅杀子”，而不言杀弟而知其实为直系小家庭的扩大型，而非旧宗法大家庭。秦简所见“谒杀”、“谒迁”、“谒鋈”其子者，皆属此类。又，拥有“妻媵(媵)臣妾”者，亦当与此类相关联．这类家长有的妻妾成群，子辈、臣妾众多，不同于个别畜养少量幼奴的士伍小家。

(三)巷族一一宗法性集体大家庭的残余

《韩非子·说疑》：“内构党与，外接巷族。”此“巷族”应即旧宗法性集体大家庭的残余形态，但与典型的宗法大家庭性质有所不同，在社会上亦为数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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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战国策·齐策》。

② 《孟子·尽心上》。

(四)几种特殊家庭形态

1．巫儿家庭。《战国策·齐策》：齐有“不嫁”与“至老不嫁”者。《汉书·地理志》：齐襄公，姑姊妹不嫁，“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民至今以为俗”。按，此俗亦并非由襄公提倡所造成。襄公与其姊妹事，正反映古群婚之遗俗。长女不嫁，亦并非不婚，应是对偶婚的遗习或变种，也可能反映了夫从妇居的习惯。

2．赘婿家庭。战国、秦时赘婿成俗。赘婿的历史渊源应来自母系对偶家庭阶段，夫从妇居。待到父系家庭阶段，则是妇从夫居。不过，当此变革之初，则仍有原先夫从妇居的各种遗俗在。如室韦之俗，男子先从妇居，“三年役力”后归①。赘婿的基本特点就是夫从妇居，这类家庭应是古对偶家庭的变态遗存。在阶级社会，贫寒子弟，无力聘娶，故从妇居而为赘婿。正如在对偶家庭中一样，在赘婿家庭中妇权是高涨的，赘婿随时有被赶走的可能。

3。奴隶家庭．奴隶家庭有两类：一是官奴家庭。这是一种非独立性、没有生活自由的家庭。二是私奴家庭．在社会习惯和立法上，私奴是被允许建立家庭的。秦简云：“人奴擅杀子。”可见奴隶也有父系小家庭，但主奴关系不变。另有一种“人貉”家庭，由秦简知：其子须人养主，亦可交粮代人养。可见其经济上有一定独立意义，可以自理家庭生活，但主奴名分仍不变，也是一种非自由的、不完全的家庭。

4．刑徒家庭。刑徒原本有独立家庭。这类家庭成员其社会、政治身份大多不一，亦不得营正常家庭生活。

5．鳏、寡、孤、独。此类人虽可独立营居治生，但不具备完整家庭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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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北狄室韦传》。

(五)从秦的互保连坐制看其家庭形态

秦在刑罪事中互保连坐的原则还更多的采用社会性标准，而缩减了血缘性标准。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反映了宗法宗族观念的淡薄。商鞅变法，在编户齐民中实行邻伍、邻里互保制，“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重横向的邻伍、邻里关系，而不重纵向的血缘关系。在行政系列中实行各种岗位互保责任制及官吏上下相坐的原则。在个体家庭内实行同居、室人、夫妻子连坐制。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奴隶也包括在“同居”关系中，只是规定户内有主动权的成员“坐隶”，而隶则“不坐户”①。由此观之，一般说来，户内同居成员多血缘近亲，但这里实际上强调的还是同居生活关系，“室人”相坐类此。另据秦简知有夫盗罪及妻子者，那是因为妻子知情而与饮食，或守赃、收赃等，此非血缘连坐原则。上述与血缘有关系的连带责任都是局限在直系小家庭范围内，没有族内成员间的互保与连坐。“什伍相牧司连坐”，是最通行的基本原则。这反映了如下社会现实：直系代层不多的简单小家庭结构广泛存在，族内关系疏远、淡化，非血缘的社会关系即社会、行政的邻伍、邻里关系超过族内关系。

秦还是有族诛的。学者但知斥秦之酷刑族诛，殊不知先秦之族诛其用刑之惨烈与宽泛程度实有甚于秦。春秋之世，夷宗灭族之事屡见不鲜，有的“九世之卿族”，“一举而灭之”②。在宗法制下，宗族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待到战国，特别到秦，宗法大族离析，族内各小家间几等于路人，彼此无顾，故亦少受牵连。秦的夷三族(父母、妻子、兄弟)，其范围比春秋之灭族要小得多。其基本规模仍是以直系小家庭为本，而非宗族。这反映了旧的宗法氏族早已解体，而新的以直系家庭为轴心的封建家族正在萌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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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简《法律答问》：“盗及者(诸)它罪，同居所当坐。可(何)谓‘同居’?户为‘同居’，坐隶，隶不坐户谓毆(也)。”

② 《芹传》襄公二十五年。

四、秦的几项家庭制度

(一)秦家产的二重性和直系同代层位均等共承制

秦的家产具有二重性，它既为全体家庭亲属成员共同所有，又为父(母)所具体占有和管理。这与宗法制下家产宗子所有制不同。唯因家产既具有家庭公共物的性质而又为父(母)所占有掌管，所以才产生了下述两类纽结在一起而又相互为用的现象：家属皆可得应用，或继承、“生分”而得其应有部分，但又不得擅自用度；父母在对家产的处置使用上也当然具有极大主动权，但亦不得任意支配与独占；家庭析户异居别业，原家财之共有以及父(母)对家财之占有管理事权亦即皆告结束，而遂各为分得者之己业。

一般说来，秦的家产继承原则采取直系同代层位均等共承制。这种继承制度的基本原则限于直系两代之间，也就是说，只有最近下一代才有直接继承权，隔代不能直接继承；处于同代层位的直接继承人权利均等。如一子死亡，应由其寡妻或遗孤承其位而参与均分。

这里所谓共同继承，其表现形式或共财不分，但所保留继承权利仍是均等的；或均分而异财。唯秦多“生分”于父母健在之时，但基本原则不外上述。秦的家产由直系同代人均等承分基本原则的确立，实是对宗法制下宗子权、父家长权的彻底否定，同时也保证了个体小家庭形态的不断分蘖与再生产。

还应特别指出，秦女子与同胞兄弟一样，具有同等权利，可以参与分财，充当继承人。汉仍此制，卓王孙有二男一女，女文君分得僮百人，钱百万。另外在继承中，不论嫡庶皆有同等权利，同母异父者也有相当继承权利。战国、秦时并不卑视女子多次改嫁，改嫁者先后所生子女社会地位均等，子女随母至继父所亦并不为社会所贱。《仪礼·丧服》规定，在一定情况下，前夫之子还要为继父服丧，可见前夫之子与继父之间其关系并非如后世为世人所卑视。至汉俗仍如此。汉《先令券书》①载：有一女子凡三嫁，后为朱氏之妻，所生“子男女六人，皆不同父”，然而却都参与分朱氏之财。

(二)“后”制

秦有立“后”的社会习惯与制度。秦民“后”制与宗子观念有一定历史联系，而又绝非宗子制度。

宗子又叫“宗后”、“宗嗣”，是宗法制下各级大家长，他们都握有相当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家长权。但是，“子”表示一定的血统关系，而“后”则表示特定的社会联系，是作为父家长一切权位的继承人，与“子”并非同类性质的概念。在宗法原则中，最重视与政统相联的宗统而并不重直系血统。因为只要有宗的存在，宗族长(大家长)便可以收族、庇族，举宗亦可有所依托。为了宗统的存在，在贵族层中，兄弟可相为后，长幼之节可以不顾。如鲁闵公八岁而死，其兄僖公为之“后”，昭穆之位不能乱，位次僖当居闵后。而鲁文公二年于太庙柿祭时，却“跻僖公”，即把僖公鬼位升在闵公之上，这是不合宗法之礼的，故《春秋》大书其事，《左传》以为“逆祀”。闵公为无服殇天之人，其无子，但还称其曰父曰祖，并不究其早夭而无成为人父之道。这就是宗法制度的尊祖敬(重)宗而明继统之义。“后”的意义并不是亲子的含义，是后嗣即后继其宗的政治与宗族等权位的人。既为其“后”，则当以子礼事之，这就是“为其后者为之子”的理论。这正是宗法社会中政统与宗统、国与家一致性、相联系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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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扬州博物馆：《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载《文物》1987年第1期。

立“后”须有一定程序，要经过宗人或上一级领主贵族认可。如赵括为赵氏宗子，晋君杀之，赵氏便绝了宗。赵朔子赵武(赵盾孙)随母畜宫中，把赵氏田邑交给了祁奚。后来，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赵襄)之勋，宣孟(赵盾)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①有赵武在，怎么说赵氏无“后”呢?这是因为赵括被杀，赵氏失去宗子(宗后)，田邑被收，而赵武又未经晋公室确认为赵氏宗子(宗族长)，故言无“后”。待晋君立赵武为赵氏之“后”，确立赵宗，赵武就成为合法的赵氏宗族长，也就成为赵氏族人一切政治、经济权位的掌握者。在宗法社会只有贵族，统治者才必须立后。而一般劳动者、被统治者无重位可传，则不需要、亦不容许立后．因为“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②，他们是世袭的劳动者。

随着宗法社会的解体，宗子制度不存在了，立后的界限已被打破，所残余的只是“后”的形式和观念。秦简《法律答问》：“士五(伍)甲毋(无)子，其弟子以为后，与同居，而擅杀之，当弃市。”这条材料透露了当时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消息。秦不但无大、小宗之别，且普通庶民皆可立“后”。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礼”已下到了庶人的现象。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秦简《日书》屡言造宅筑室等不当可招致“绝后”。可见求后和担心绝种已成为当时庶民百姓的普遍社会心理。“后”由宗法贵族统治者垄断独擅普及到民间，这正表明宗法制度的灭亡，小私有者个体小家庭的普遍兴起与独立。“后”制是私有制的产物，小家各有私财而独立，故人皆欲求后而传之。这是一个真正的“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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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左传》成公八年。

② 《吕氏春秋·上农》。

从原则上说，这时人皆可求后。但由于实行家产诸子均等共承制，所以一般情况下则无明确指定何者为后的必要，只有在下述特殊情况下才发生明确后的问题，如爵位的继承，不能均分，须由一人承之，故须立后。这种“爵后”的确立还须经过一定手续。或经官府许可，或到官府备案。这就是秦简所谓“官其男为爵后”。再如无子绝户，其家产、祭祀无人承嗣，故须立后。此制相沿至今。

(三)家庭祭祀制度

在宗法社会，祭祀和主祭是有严格的身份等级规定的。在宗族、家庭中，对于人鬼即祖先神的祭祀、主祭权操在宗子之手，他人不得染指。《仪礼·丧服传》：“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所自出。”照此规定，下等人是无权追祀先祖的，野人连父母也不敬一一也无权去敬。这就是“礼不下庶人”。就是在贵族层，在宗子出走的情况下，庶子无爵，亦不得在宗庙主祭，只能临时为坛望祭于墓。按照宗法要求，尊祖是必须的，而尊祖的重要表现手段就是祭祖。然而“庶子不祭”①，祭祖权、主祭权却只有宗子才能把握。因之，族人欲尊祖也就只有团结起来去尊敬服从那个握有主祭权的宗子了，这就是“尊祖故敬宗”的道理。至战国尤其在秦，宗子独占家庭祭祀权的格局被打破了。这与宗法制度的破坏、宗族大家庭的分解、个体小家庭的勃兴的历史是相一致的。由秦简《日书》知，每一独立小家庭都有自家的“祠木”，都可独立祠祀自家父母，宗子主祭权不见了。尤其值得注意，见于《日书》的只有“祀父母良日”，而未见祠祖父母以上先人的良日。看来祖孙代层间情感已较淡薄，这反映了家庭多及早分析为两代层小家庭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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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礼记·大传》。

在宗法制下的祭礼中，有一种尸礼。在祭祖时，要有人扮作王父形象，这叫做“尸”(常以“孙为王父尸”①)，由他来代表所祭人鬼(祖)歆享祭献。祭之末，还有一种叫做“鋑”的仪式，即由尸食鬼神之余物，再由与祭者食尸之余，其义蕴在于表示祖先接受了子孙后人的献礼，又普施惠赐福于后人。这里充满融洽和谐的情趣。尸礼至秦而废。秦《日书》反映，世间颇多“王父为祟”、“王母为祟”、“父母为祟”，撒给子孙病灾，气氛已与昔日大不同。这种鬼神意识的产生实脱胎于现实社会中祖孙父子间的矛盾冲突关系，正反映在新的小家庭制度下，血缘宗亲情感的冲淡与利害关系的突出。

周礼规定，天子七祀；诸侯五祀；大夫三祀；适士二祀；庶士庶人只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日书》透露，秦普通百姓则“祠五祀”，祠室、灶、户、门、行(道)等。庶人一祀的界限早已打破，这反映了个体小家庭的真正独立，自由性增强的社会现实。《日书》中尤其突出了“祠行良日”，还有祝语日：“毋王事，唯福是司，勉饮食，多投福。”此正为多王事行役之苦的个体小农百姓而设辞。小家庭独立，人口流动性加大，出门远行成为小民常事，曾为贵族统治者所独占的行道之祭礼②，亦“下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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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礼记·祭统》。

② 《荀子·礼论》云：“道及士大夫。”《礼记·祭法》规定：大夫、适士皆得祭门及行。庶人只可一祀，无祭行道神之权。 五、秦的家庭关系

秦是中国古代史上父权、家长权、夫权的低谷时期。秦父冢长只有一些有限的普通权力，在一般情况下并不表现为一个对内拥有绝对支配权的统治者。在不同时期、不同性质家庭中其地位则有所不同。秦有一种“擅杀、刑、髡其子、臣妾”的“主”①。这是旧“隶子弟”奴主父家长残余，不但是极少数，而且处在迅速消亡中，主要存在于商鞅变法之初及其后不久一段时间内。以后秦立法禁擅杀，规定只能“谒杀”、“谒迁”、“谒鋈”其子，进而又明定杀子有罪。秦简载有治杀子罪五条，或黥为城旦舂或弃市。传统的奴主父家长杀子的在商鞅变法后不久即被禁止。秦《日书》反映，修缮犯忌而致伤子妇尚且普遍为时人所忧，可见，杀伤子者断非普遍现象，尤非个体劳动者家庭所为。在充斥于整个社会的新兴个体直系小家庭中，虽有父家长之名义，但其性质则与上述“主”类家长迥异。这类个体家庭中，父因年长，生产、生活经验丰富，必然负起照理家业、扶老携幼的义务，而并非对家庭亲属成员实行家长统治，其各成员间一般是和睦相处。

大致说来，秦不存在父家长的霸权。因为分户政策以及“生分”、“出赘”之俗，必使父家长对家庭的管理权力不能长期集中把握。父子异居别业，财权分明，经济利害关系突出，甚或“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父家长权威荡然无存。秦立“首匿相坐”之法，反对“父子相隐”，提倡大义灭亲，遂使父家长毫无威严。由“相隐”到“相告”，这是家庭内人际关系上的大变革。秦人与孝悌甚为隔膜。有时也讲“孝”，但要求的却是“父慈子孝”的双边对等关系，而并非使子女五条件地屈从于父权。秦把孝悌列入“六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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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简《法律答问》。

张弃而不用。《荀子·性恶》指出：秦人“从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不如齐鲁之孝具敬文”。秦摒弃传统孝道，使子辈具有一定相对独立人格。终秦之世，在家庭中父家长专制统治，一般说是不存在的。君主集权专制并没有同父家长统治联系起来，韩非的家庭理论①，并未被秦采纳。秦的传统国策强调的是家内相互司察，而不是父家长专制其家。秦的集权专制统治是发端于家庭内外的互保牧司，而不是建立在父家长专制其家的基础上。琅邪刻石云：“以明人事，合同父子。”此语真谛从未为人参透。其实，这里所“明”的社会家庭人事原则正是父子合同对等关系，而非父权专制其家。这是秦家庭理论与政策的光辉点。强调“六亲相保”、“合同父子”，正是从不同角度否定了传统的父家长专制统治。

战国、秦是妇女解放的时期，那时妇女所具有的自由与权利远比前后时代为多。秦自商鞅变法后尤其如此。战国特别是秦的妇女从业范围极广，农业中是重要方面军，其他尚可为工、商及巫医，参与守城和运输等徭役活动。在家庭中也有一定数量私产：一为陪嫁物，另一种是在夫家的“私积聚”②。夫妻关系近乎平等，其时女更嫁二男，男娶二婚之妇乃社会常事，并不为人轻贱。

在宗法理论中以及宗法社会有“出妇”之道。汉儒又总结为“妇女七出”③，这七条都是因为违犯了宗法原则。秦重在鼓励和支持成年男子独自成家立业，因此而形成了新的社会家风。《日书》反映，秦人所普遍担心的最大家庭灾难是“取妻不终”、“两寡”、“死若弃”、“弃若亡”；所倾心仰慕的是“夫爱妻”、“妻爱夫”。可见秦人普遍的社会心态乃是追求建立一个夫妻恩爱、永恒巩固的家庭，而不是丈夫对妻子的统治，也容不得“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易·序卦》：“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这正是这种时代要求的理论反映．中国向以农业立国，战国、秦时社会又始奠基于小农个体家庭之上。因而求得一绝对稳定的小家庭以为生计之本，不论对人民，还是统治者都是绝对必须的。反对夫妻无原则的离异也就成为秦政府的急务，这便产生了政府对婚姻和家庭关系的干预政策与措施。秦简透露，只有得到官府证许的婚姻才是合法的。如此强调官婚，便使婚姻更加规范化、严肃化，因而增加了离异的困难性，有利于个体小家庭的巩固。“弃妻不书”、“去夫亡”都是犯罪，这都着眼于保障一夫一妻小家庭的稳定。秦一定的夫权还是存在的，然而未达到如前后时代那样强烈地步。“夫信妇贞”是对双方的平等要求。秦律规定：“妻悍夫殴治之”决其耳等，夫“当耐”，其处理与“斗决人耳”的社会犯罪相同，可见丈夫并无殴打妻子的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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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非子·忠孝》：“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② 《韩非子·说林上》云：“卫人嫁其子而教之日：必私积聚．”

③ 《大戴礼记·本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