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调查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口老龄化调查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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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市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

老年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且老年人口的高龄化速度持续加快，势必对经济、社会、家庭等各方面产生深远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老年抚养比上升，加重了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老年人养老金支出总额将不断增大;二是人口老龄化改变了消费人口和生产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而消费结构的变化必然影响到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就业结构、投资结构等的变化，从而引起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催生老龄产业的兴起与蓬勃发展;三是老年阶段慢性病取代了急性病和传染病，成为健康的主要威胁，医疗模式向侧重长期保健和疾病预防方面转变，高龄人口的增加将导致医疗保障资金的迅速增加;四是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和高龄老人不断增加，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步弱化，将引起代际关系在供养方式、居住方式、照料方式、交往和沟通方式等方面的变化，家庭养老功能部分向社区和社会养老转移已成为必然，导致社会化养老服务需求不断加大;五是在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不断攀升的情况下，老年人群体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越来越大。

二、我市老龄事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市委、市政府以及民政、社保等职能部门未雨绸缪，积极应对，制定了一系列的老龄政策，在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提高老年人社会福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近几年，我市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各项政策不断得到调整、补充和规范，已渐成体系，在实践应用过程中得到了较大发展，也取得了较好成绩。但总的说来，该体系尚不完善，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形势、老龄事业的总体要求和老年人的期盼与需求还不尽适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本养老保险空账运行。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试行的是现收现付加部分积累的统帐结合制度，由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之时，政府没有承担相应的转制成本，个人账户中的资金被挪用去发放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十几年来一直处于空帐运行状态，财政承受的现收现付运营方式的压力很大。

二是老年社保总体水平不高。我市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已基本覆盖了城乡全体居民。尽管能够将没有社会养老保障的老年人全部纳入在内，但当前能够实行的只是广覆盖、保基本的低水平保障，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相比，与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相比，城乡居民养老金基数太低，仅能起到最低生活保障的作用。

四是老年社会救助能力偏低。当前，严格的城乡低保准入制度，将部分处于贫困线边缘的老年人排除在外，且由于老年医疗保障整体水平较低，少数老年人家庭还存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而在社会慈善事业还没有完善的社会捐赠法规、未形成稳定的善款筹集和增值渠道，在老年社会救助方面的能力还偏低。

五是公共服务力度仍需加大。我市实行老年社会优待政策以来，受到了广大老年朋友的普遍欢迎。但由于受当前公共服务能力的制约，再有，由于部分服务场所属于非政府投资主办或控股，在对老年人提供免费、优惠服务方面，还缺少必要的财政资金支持，因此对老年人的优待力度还比较小。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几点建议

据专家分析预测，2020年2050年，我国将进入加速老年化阶段，预计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将达到31%以上。我市老年化进程相对全国来得会更早，来势会更猛，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为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民生目标，营造关心关爱老人的社会氛围，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高度重视老龄事业，促进老有所养制度化、常规化。白潮来势很猛。老龄问题不仅仅是老年人个人、老年人家庭的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必须着眼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充分认识解决老龄问题的艰巨性、长远性，在现阶段老龄化形势相对缓和的条件下，未雨绸缪，做好各项基础性工作，以迎接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一是加强政策研究。吃透国家关于养老、医疗保险等相关政策的精神，制定符合我市实际的普惠政策，逐步完善养老金支撑体系。一方面，建立多层次的基金筹集模式。改革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鼓励和指导有条件的单位建立企业和职业年金，鼓励个人参加商业养老保险、增加养老储蓄，构建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另一方面，加大政府对社会养老事业的投入，建立科学合理的城乡低保准入制度，将部分处在贫困线边缘的老年人纳入到保障范围中。加快医疗体制改革，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扩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面，改革公费医疗制度，提高城镇居民大病医疗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水平，提高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二是加快设施建设。建议市及各市区政府拿出部分资金，抓紧对现有养老设施进行升级改造，特别是对一些农村敬老院，要由市民政局制定统一的改造标准，统一进行资金调拨和改造验收，进一步强化养老服务机构承载能力。要有计划地投资兴建一批示范性老年设施，根据实际需要，修建集居住、休闲、文化、康复、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颐养中心、养老院、敬老院等。对一些闲置的场地如空闲的托儿所、小学、培训中心等，可转办成为养老设施。三是加大扶助力度。完善社会敬老优待政策，适当扩展优待项目，适度扩大优待人群，以使更多的老年人享受到便捷、优惠的社会敬老优待服务。制定社会慈善事业发展和社会捐赠免税减税政策，增强社会参与慈善事业的责任感，建立稳定的善款筹集和增值渠道，拓展慈善资金劝募方式，拓宽老年社会救助面。建立贫困老人应急救助制度，对因突发事件陷入特殊困难(如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年人给予应急救助。

二、扶持培育老龄产业，促进老有所养市场化、社会化。老年人群是夕阳人群，而老龄产业却是货真价实的朝阳产业。 不断壮大的老年群体已成为一支重要的消费大军，无论是对食品、饮品、保健品、医疗药品、保健器械还是娱乐用品，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消费需求，形成了庞大的消费市场。从提高社会养老服务能力，推动老龄产业理性发展着眼，当前应抓好三个方面：一是制定发展规划。把老龄产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长期规划，列入服务业整体发展中综合运筹，在制度规范、政策引导、计划协调、经费支持、宣传教育等方面，充分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特别是在建设用地上早做打算，提前编制养老服务设施用地规划，将养老服务项目需要的土地指标落实到空间布局上。各级政府设立的服务业发展扶持资金中，应安排给养老服务业一定份额，主要用于扶持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和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二是鼓励社会投资。启动社会投资机制，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参与，实行谁投资、谁管理，依法进行经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要从多方面创造条件，包括给予政策扶持，支持老龄产业发展。如优先审批建设用地、享受减免税政策、优惠贷款、优惠用水用电等，鼓励养老社会福利事业发展。三是发展相关产业。随着老年人需求层次的提高，养老服务形式和内容将逐渐走向社会化、多样化。要顺应老年人物质、文化消费等需求，引导支持各医疗机构开展老年护理、医疗保健、临终关怀等服务，引导支持家政服务业，开展日间照料、文化娱乐、精神慰藉服务等等，切实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镇(街道)敬老院、老年公寓要努力扩大服务范围，向居家老人提供日间托养、短期寄养、配送餐等服务，开放老年文体活动场所;完善服务功能，建立和完善集供养、寄养、社区照料和居家养老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养老服务体系，实现向区域性社会养老服务中心转型。

三、着力规范老龄行业，促进老有所养专业化、规范化。当前为老年服务的大市场尚未完全形成，落实各项老龄政策，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需要大力加强老龄行业的专业化、规范化建设。

一是制定行业规范。抓好养老服务机构的标准化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扶持培育行业组织，加强养老服务机构的自我管理能力。发挥民间团体的作用，建立居民与行政机关沟通的有效桥梁，将老年人的需要及时反映到有关部门，再针对需要对实行中的政策和规范及时做出调整。充分发挥各级卫生资源作用，加强社区和农村基层医疗队伍建设，建立老年人健康档案，降低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和生活活动的失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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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快，空巢老人的处境逐渐受到关注，如何让老人们度过一个生活有保障，精神上快乐充实的晚年，已经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2030年，中国空巢老人将超过两亿

空巢老人是指没有子女照顾、单居或夫妻双居的老人，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无儿无女无老伴的孤寡老人，另一种是有子女但与其分开单住的老人，还有一种就是儿女远在外地，不得已寂守空巢的老人。

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时期，已有老龄人口1.69亿，占总人口数的12%，据全国老龄办统计数据显示，有近一半的老人属于城乡空巢家庭或类空巢家庭。据北京老龄办目前公布的统计数据，北京老年人口达到250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15.2%，而空巢老人则会超过100万，占老年人口总数的40%。目前，我国老龄人口正以每年3.28%的速度增长，约为总人口增长率的5倍，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迅速扩大。专家预计，到2030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近3亿，而空巢老人家庭比例或将达到90%，这意味着届时将有超过两亿的空巢老人。

空巢老人养老难：独生子女70后没时间80后没钱

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进入老年，家庭结构小型化、空巢老人养老难日益显现，人们对养老机构的需求在增大。住上和住不起的现状并存。而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社会现实的挑战。三十多岁、四十岁刚出的70后，已经渐渐成为社会各行业的中坚力量。工作压力大、日常应酬多，是这一群体的真实写照。对他们来说，照顾老人变成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对于刚刚步入社会开始打拼的80后，面对高高在上的房价和竞争激烈的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要不沦为房奴，要不只能啃老。对于并不遥远的父母养老问题，囊中羞涩的他们感到十分困惑，甚至有人发出了十年后，我的父母谁来养的感慨。

无人照料，生活不易

据全国老龄办统计，我国生活部分自理或者完全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约占老年人总数的1/3，其中不乏众多空巢老人。福建省老年学学会课题组进行了一次城乡空巢老人调研，通过抽样调查得出，近20%空巢老人感觉生活无人照 料是面临的最大困难。对他们来说，吃饭、洗澡、做简单家务已成为生活的最大困境。如果说，日常生活的不便自己尚且能够艰难克服，那么在遭遇突发状况甚至发生意外时，空巢老人常无招架之力，难免产生发生空巢老人孤独离世的悲剧。

经济收入普遍较低，农村空巢老人状况尤甚

相关资料显示，空巢老人经济收入普遍不高，尤其农村空巢老人，经济收入非常低。他们大多数没有社会养老保障，他们的经济收入来源主要是自己劳动所得和子女补贴。而老人劳动所得很有限，子女补贴缺乏稳定性且标准低，也没有有效的约束机制。总的来说，老人的经济保障普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且收入偏低。这种状况一旦出现了额外的支出，比如，医疗费支出，而医疗费又占大多数老人生活开支的很大部分，这种矛盾造成了老人看病难托病怕看病等各种心理、生理问题。所以，部分空巢老人需要更多的社会的经济支持，尤其在医疗费用的支付上，需要更多的社会政策倾斜。

疾病困扰，就医困难

北京、厦门、延吉等多个地区关于空巢老人身体状况的调查显示，90%以上的老人都患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其中超过一半的老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疾病。据福建省城乡空巢老人调查报告显示：54.64%的老人表示，因为无人 照料，所以最怕的就是生病。空巢老人面对病痛常面临三大无助困境：急病突发无人知晓、慢性疾病无人照料、医疗费用过高无法承担。疾病问题在农村空巢老人身上表现尤为明显。以湖北省农村空巢老人为对象的一项调查显示，认为就医方便的仅占40.7%;面对疾病，有55.6%的受访老人选择简单治疗，16.2%的老人会选择间歇性治疗，仅21.8%的老人采用正规治疗，另有6.4%会放弃治疗。上海市老龄办对居家养老服务项目进行调研时发现，超过90%的空巢老人选择需要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包括常规体检、定时上门护理、应急救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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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中国老人分散在繁华的城镇和广袤的乡村，生活或优越或局促，步入人生的最后旅程，内心多少会凄惶。生老病死，是世人无法逃脱的宿命。让每位老人有尊严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这是国家的使命，社会和家庭的责任，同样也源自于作为人的同理心。因为，明天我们也终将老去。

近日，皮尤研究中心一项各国对老龄化态度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东亚国家最担忧本国的老龄化问题，大部分国家市民认为政府该为养老买单。该调查于2013年3-4月间开展，对象为21个国家的22425名受访者。

23.9% 老龄化速度很快

报告表示，东亚国家的人最担忧本国的老龄化问题：10个日本人中有近9个认为日本的老龄化问题挺严重，韩国的这一比例为8/10，中国则排在第三位，为7/10。这些态度和其老龄化的节奏一致，报告预测，到2050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比例会达到36.5%，为世界第一，第二名是韩国，比例为34.9%。中国排在第八位，65岁以上的人口会从2010年的8.3%上升至2050年的23.9%，老龄化速度很快。

调查结果显示，对以后老年的生活质量，各国的信心程度差距很大，或与各国老龄化速度和经济活力有关。中国、巴西、尼日利亚、南非和肯尼亚五个国家，有超过七成的人对自己的老年生活质量有信心，其中中国人的信心程度最高，有20%表示非常自信，59%表示有自信，加起来接近八成。

其实，在这信心背后，依然有那么一部分非常怕老的人，比如孟凡――一位智障孩子的母亲。“如果我一辈子只能存一笔养老的钱，我不知道是留给儿子养老呢，还是留给自己。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让我害怕，除了我自己的衰老。以后谁来照顾我的儿子呢？”孟凡，一位66岁的妈妈，越来越害怕过年。

过年意味着自己又老了一岁，那种力不从心的感觉，越来越明显。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扎起一个银色的发髻，皮肤还是保养得很好，每天尽力把自己打扮得一丝不苟。就是走起路来腿脚不灵便，知青下乡年代，给她留下风湿的后遗症。

她的儿子郭辉今年35岁，长得白白胖胖的，脸上总是一副温顺的表情，不太敢正眼看人，他是唐氏综合征患者。

在郭辉成长的年代和环境，没有特殊儿童学校，随班就读政策也还未通行，整个社会没有他的活动去处。孟凡夫妇上班的时候，就把郭辉关在家里。郭辉会擦地、擦桌子、洗厕所，除此不会做任何别的事情。

作为残疾人家庭，逢年过节，居委会就拎一袋米和一桶油来探望。

孟凡两夫妇退休之前都是普通公务员，本来日子都算小康，只是为了小儿子那个不确定的未来，存钱成为他们生活的唯一希望。孟凡的丈夫退休后，还在外面打工，希望存够一套房产的钱，留给小儿。可是郭峰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都懵然无知，他对钱财完全没有认识。

中国式养老桃花源

谁为老年人的生活买单，政府、家庭还是老年人自己？在21个受调查国家中，有13个国家的多数市民认为，养老应该靠政府，中国是其中之一。接近一半（47%）的中国人认为，在改善老人生活方面，政府责任最大；20%认为家庭，仅有9%选择老人自己。

中国式养老是什么样？在强大的潮汕传统风气影响下，所有老人几乎都能得到恰当的供养。潮汕人有自成一体的一套尊老的道德规范，在人情关系逐渐淡薄的现代社会，像一个最后的“桃花源”。潮汕家庭供养老人，有“食伙头”的习俗。父母养育儿女成家立业后，由儿子们轮流延请父母到家里供养，叫“食伙头”或“轮伙头”。轮值日期长短，由兄弟们自行商定，征得父母同意。逢年过节或喜庆日子，父母轮到哪一家供奉，就由这家人请全家人团聚。

假如没有子女在身边怎么办？

潮汕农村还是普遍地以宗姓群居，以共同的祠堂为单位。本宗姓有老人没有子女照顾时，主动承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再假如，老人没有生活在宗族里面，又没有亲近的年轻人可以照料？

散落在潮汕各地的许多寺庙、善堂，又承担起这一部分社会职能。

坐落于潮州市区北关村北美路尾的明镜古寺，始建于明朝，在这“古代风貌，岭南风格”的寺院中，还藏着一个小型福利院，由佛教徒信众捐赠的善款，来颐养周边社区的孤寡老人。

收养孤寡老人的还有民间善堂机构，目前潮汕地区有近2000家善堂。善堂这种组织形式在100多年前成立之时，就承担着救灾施粥、“收孤骨”的社会责任。发展至今天，路有遗骨的现象已经少见，有的善堂就成立了养老院。汕头存心善堂在去年成立了养老院。

在潮汕农村，还存在着一种原始的“父母会”组织，是有老年人的家庭的一种自组织社团。凡加入父母会者，其间一人父母亡故，所有的成员户都要出钱并且帮助料理丧事，从出殡、抬棺、掩埋等都一起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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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老龄化数量大、速度快、来势猛，且超前于经济发展，由此产生的矛盾给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压力。据2010年《中国主要城市居民保险需求及消费调查报告》统计显示，在当前城市居民投保人身保险的主要动机中，“为预防疾病治疗”选择率为综合排名第一。

百善孝为先。在我国社保水平目前尚不乐观的情况下， 00后的宝贝们在20年后将背负比80后更大的养老责任。为了自己的爱巢免遭意外伤害的摧毁，更为了孩子能够长期无忧无虑的生活，避免他们20年后重蹈覆辙，就应该未雨绸缪，为自己做好理财规划刻不容缓。爱自己，就是爱孩子。

保险作为规避风险的一种工具，对80后白领有很强的吸引力，许多保险公司也看准了“4-2-1”家庭具有保险需求这一商机，纷纷推出相关产品，以友邦保险为例，针对中国老龄化的人口现状，推出了《友邦保险全佑一生“六合一”保险计划》，该计划是去年热卖并夺得多项行业大奖的友邦全佑一生“五合一”疾病保险的升级版，涵盖6种保险保障功能：重大疾病保障、身故保障、意外身故、残疾及烧伤保障、老年长期护理保障、全残保障、疾病终末期阶段保障。投保年龄18～55岁，在老龄化社会现状下为个人和家庭提供全方位的终身健康保障。

该计划由主合同《友邦全佑一生“六合一”疾病保险》及附加合同《友邦附加全佑一生意外伤害保险》组成，升级了两种功能。其一，在主合同中加入了第一类重疾保险，对如轻微脑中风、原位癌等8种较为常见的轻微重大疾病进行额外20%的赔付，该赔付可与第二类重大疾病100%赔付累加，获得达120%的最高赔付。其二，增加了包括意外身故、烧伤、残疾及9种重大自然灾害在内的独立保额附加险服务，对被保险人身故、意外身故或因重灾意外身故将分别获得1倍、2倍、3倍于基本保险金额的赔付。这两种利益保障将持续至被保险人75岁，并与其他5项利益不冲突。

《友邦全佑一生“六合一”疾病保险》保留了全佑一生“五合一”产品中5种保障功能：身故、重疾、全残、疾病终末期及老年长期护理保险金。在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疾病终末期保险金”是基于对病人的临终关怀而研发的人性化服务条款；“老年长期护理保险金”则充分考虑到丧失自理能力后老人的生活，一旦确认符合赔付要求，被保老人将每月获得基本保险金额1/120的护理金，持续10年。这两项创新的保险服务借鉴了日本及欧美等保险业发达、老龄化严重地区的先进经验，为中国现有4-2-1家庭模式中的子女减轻负担，让老人更有保障地度过老年生活，

赵女士今年30岁，为自己投保了《友邦全佑一生“六合一”疾病保险计划》，该计划包含主合同《友邦全佑一生“六合一”疾病保险》及附加合同《友邦附加全佑一生意外伤害保险》。保险金额24万元，交费20年，年交保费8184元。保险期间内可获得保险保障包括重大疾病保险金，第一类8种重大疾病可获保险金4.8万元（保障至75岁）、34种第二类重大疾病可获保险金24万元；保险期内并可获得疾病终末期阶段保险金24万元，全残保险金24万元、身故保险金24万元，在《友邦全佑一生“六合一”疾病保险》有效期内，以上各项保险金仅给付最先发生的一项，并以1次为限，发生时日以各项保险金中约定的时日为准。

同时，根据附加合同《友邦附加全佑一生意外伤害保险》，保险期间内保险人还可获得保险保障包括意外身故、烧伤、残疾保险金24万元，9种重大自然灾害额外保险金24万元，以上两项保障可独立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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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龄化；养老模式；医养结合；新常态

随着我国的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的同时，人们对如何改善现有的生活状态和质量也产生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如何更好的改善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被社会各界所关注。在新常态下，对于医养结合这一养老模式也得到各级政府的支持，高度重视现在人口老龄化的状况和老年人现在的生活质量，并且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和意见[1]。

1医养结合的界定与标准

1.1医养结合的界定

我们所说的医养结合，“医”就是指的是老人所能享受的医疗卫生服务方面，其中包括对老人身体的健康检查，疾病的提前预防和诊断，以及对老人的照顾护理等；所谓的“养”就是指的是老人的日常生活方面，包括个人的精神和物质等方面。医养结合可以将老年人的身体以及心理的医疗养护方面与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起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老年人在余生的身体以及心理等方面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和养护，也能解决一些患病老人的治疗和日常养护的难题。

1.2医养结合的标准

为了能够让医养结合的效率得到全面性的提升，需要采用多种方式，对其养老标准进行细化。在新常态下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是一种更能体现现代养老模式变化的重要模式，既可以实现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同时也能在生病的时候能及时对老人进行治疗和照顾，是使老年人得到更充实的新常态下的现代养老模式，实现老年人能够有病治病，没病养老，是使得老年人能够实质性感受到养老与医疗完美结合的医养养老模式，同时还能够充实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和质量[2]。

2“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现状

2.1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我国现在已经进入处于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阶段，资料显示，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2.12亿，占总人口的15.5%，空巢和独居老年人近1亿人，其中，一些老人处于失能和半失能状态，达3700万余人；人们进入老年后，对于一些易发、常发的老年病使得老年人丧失生活自理的能力，对于这些老人的看护和照顾一直影响着千家万户。然而对于人们常参与的传统的养老院服务模式过分单一，只是单纯的提供一些生活护理等，而且部分人员专业性欠缺，经验不足，难以满足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的护理和照顾，更重要的是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医疗需求。见封三图1为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根据国家卫生部门的调查报告显示[3]，在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患有慢性疾病发生率的占53.9%，并且基本上人均得患有2到3种不同的疾病，这种慢性疾病患病时间长，需要长期的医疗护理。而现状中许多地方的偏中小型的医院越来越难以生存，在乡镇中的卫生院、社区里的医院等基层医院、医疗机构中具有闲置的医疗设备和病床等，这些设备的利用率较低，以及一些医务人员的超额和给予薪资不高等现象。假设将这些医院或者医疗机构的资源整合，适当的用于养老机构，既能解决设备的限制问题和医院生存问题，同时也能实现与养老机构的有机结合，实现在新常态下的医养结合。

2.2新常态下养老服务趋势

对于新常态下医养结合的发展趋势也是刻不容缓，急需一套完善的养老模式。2013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推动“医养结合”发展，探索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新模式。在2016年3月的“两会”期间，养老话题的关注度更是名列关注度的前列，多次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提案中涉及，现在多个地方也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对于现如今医养分离的模式急需解决，医养结合的出现才是未来老人享受晚年生活的最佳良策。为了破解养老这一当下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实现“养”和“医”无缝对接，促进养老服务业健康有序发展，“医养结合”应运而生。医养结合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目标的现实路径，它打通了健康养老的“最后一公里”，化解了“供需矛盾”，优化和盘活了医疗和养老资源，是积极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长久之计，是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是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一盏明灯，必将推动养老服务业向更深层次发展。

3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在新常态下的思路和分析

3.1结合养老政策，做好体制创新

当前我国社会中新常态已经成为发展的一个重要依据，同样新常态也将在我国各个方面的新旧交替中发挥作用。对于在新常态下发展我国的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其重点需要解决的便是在养老和医疗的资源分配的问题。针对此系列问题，我国在发展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模式的同时，应该指明医养结合的发展方向，在医养结合的体制和政策中加强我国在着重推动养老问题上的制度和政策的努力。结合国家政策，我们应该在体制上不断完善以及创新。新常态下实施医养结合须从这些固有的机制中入手，搭建出适合我国新常态下的医养结合的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医养结合能得到长足发展，使得医疗卫生机构和养老机构可以一起为老年人的生活发挥作用。对于此种问题，相关部门应该出台一些有利且具有实际作用的法律法规意见等。规范相关职责，整合其管理制度，实现医养结合的养老事业的长足发展，从而为新常态下的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创造良好的整合和法规。

3.2提升医养服务水平

在新常态下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的发展下，对于这种新兴的养老服务模式必须积极出台严格的标准。医养结合所涉及的内容非常的宽广，包含着医疗、护理、起居、康复、文化生活照顾、医疗保险的运用等多方面，其体现了多样性和综合性。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需要医疗和养护的双重融合，达到相互配合的状态，实现医疗和养护的相互作用和共同发展[4]。对于此方面，有关部门应该针对其制定有利于新常态下的医养结合规范与标准，在“养”的过程中“医”的界定，从而能够对现在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进行规范化和制度化。从而在实现改善老年人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前提下能够对于医养结合有个良好的评估和管理，无论在操作还是责任方面能够有章可循。

3.3创新医养结合的服务模式

要想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模式能够取得成功，并在实践中得到落实和响应，还需要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理论方面包括对于制度的制定，医养结合的系统分析，医疗卫生机构和养老结构的相关规划，医养结合方面的最适合的模式，以及在管理、行业标准和技术等方面的相互结合。除了理论知识的提高，更需要引进相关第三方的监督与评估，以免出现医疗卫生机构和养老结构之间的合作不畅通，相关人员的不作为，从而导致医养结合模式的推行运行受阻，影响医养结合的发展和资源浪费。其次要专注医护专业人员的培养，从而提高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模式的融合和质量。同时为了保障医养结合模式中医护人员的稳定性等，要建立健全相关医护人员的相关制度，从而保证在医养结合下的养老模式能有一个稳定良好的队伍进行支撑，实现新常态下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长足发展。

3.4提升医养服务人员素质养

老机构要注重提升服务质量，不光注重日常生活照料，还要增加休闲项目促进老人的身心愉悦；要注重人力资源管理，不仅在招聘时严格要求，在平时也要搞好培训，设立服务标准，搞好标准化服务；要做好基础设施的配套服务，提升硬件设施质量，搞好服务环境，提升在群众中的口碑。对于床位空闲率和就诊率较低的一、二级医院和社区服务中心，鼓励其转型为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比如康复院、护理院、临终关怀院等，充分发挥其技术优势，提供医疗养老双重服务，这样可以降低成本，人尽其才，物尽其用[5]。医养结合养老机构还可以在内部设置不同的功能区，比如慢性病护理区、失能护理区、临终关怀区等，通过服务需求评估，将老人分配在不同的功能区里，可以实现因人而异，优质服务。

4讨论

总而言之，新常态大力实施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模式将是有效解决我国逐渐加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关键举措。在整个的准备和推行中，要积极借鉴国外相关案例，学习其优秀的工作经验，结合我国的情况，制定更加符合我国国情和现状的良策。一个政策的实施和一个模式的推广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时间的积累和不断地改善，从而能从体制，制度和政策等发面得到完善且有效的解决方法.

〔参考资料〕

〔1〕尹吉东，曹立前．新常态下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发展探究〔J〕．枣庄学院学报，2015，12(4)：100-104．

〔2〕邹纯青．新常态下“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发展路径探讨〔J〕．中国卫生产业，2015，18(14)：17-19．

〔3〕本刊编辑部，丁朋．“医养结合”：让老人活得有尊严〔J〕．中国民政，2015，26(24)：13-31．

〔4〕余道鋆．基于新常态下“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的研究〔J〕．商，2015，36(4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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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糖尿病； 误诊漏诊

[中图分类号] R587.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5-0515（2011）-05-227-01

随着老年糖尿病患者逐渐增多，且无典型症状的老年糖尿病患者在临床上常见，不加强认识，易造成误诊漏诊，为减少误诊漏诊，现将我院2008年1月-2010年12月收治的16例老年糖尿病患者误诊漏诊病例进行分析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按1999年WHO公布的糖尿病诊断标准诊断。16例均为2型糖尿病。其中，男10例，女6例，男女=1.71；年龄最小60岁，最大84岁，中位年龄74岁；住院病人7例，门诊病例9例。

1.2 临床表现 16例患者均无多饮、多食、多尿等典型“三多”症状，而以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和合并症为主要临床表现。其中大血管病变3例，微血管病变2例，神经病变3例，感染6例，高血压2例。

1.3 实验室检查 空腹血糖7.2-18.4mmol/L，平均（12.8±5.6）mmol/L，尿糖（）12例，尿糖（～）4例。

1.4 误诊漏诊情况 漏诊病例，仅仅诊断糖尿病的合并症和并发症12例：脑梗塞2例，冠心病2例，肺部感染1例，尿路感染4例，胆结石并感染1例，霉菌性阴道炎1例，高血压1例。其中9例门诊病例全部漏诊。误诊病例4例：糖尿病肾病合并尿路感染误诊为肾小球肾炎1例，糖尿病肋间神经病变误诊为带状疱疹1例，双下肢麻木、疼痛、无力误诊为腰椎间盘突出1例，长期腹泻与便秘交替误诊为胃肠功能紊乱1例。

1.5 结果分析 漏诊率大于误诊率，门诊病人大于住院病人，9例门诊病人均为漏诊病人，4例误诊患者中3例均为糖尿病的神经病变。

1.6 典型病例1： 患者，男性，76岁，因右侧胸痛3天，加重1天就诊，查体无异常。患者胸痛剧烈，沿肋间神经分布，呈放电样疼痛，夜间尤甚，查三大常规正常。考虑为带状疱疹未出疱疹前的神经疼痛，收入院。入院后常规抽血查血糖14.2mmol/L，确诊为糖尿病，口服降糖药治疗，住院20天，空腹血糖6.8mmol/L，出院时神经疼痛好转，患者一直未出疱疹,

1.7 典型病例2：患者为门诊病例，女性，65岁，反复尿不尽3年，夜尿次数增加1年，无明显的尿频、尿急、尿痛。自认为慢性尿路感染多次门诊就诊，每次查尿常规见白细胞～，蛋白～，偶有少量红细胞，给予抗炎治疗后好转。无“三多一少”症状，建议查空腹血糖为8.4mmol/L，餐后血糖12mmol/，确诊为糖尿病。

2 讨论

糖尿病是老年人的常见病，随着人口老龄化，发病率逐年增多，老年人没有临床表现者，不能除外糖尿病的诊断[1]。随着年龄的增长，胰岛功能有所下降，糖耐量有所下降的，加之老年人体力活动减少，导致胰岛素敏感性下降，肌肉的废用性萎缩，还会使其摄取葡萄糖的能力降低。体重增加尤其是腹部脂肪堆积，增加了胰岛素的抵抗，使糖尿病的发病机会增加。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糖尿病患病率高达11.34%[2]。但是，由于老年糖尿病起病隐匿，常以并发症为首发或主要表现，或合并症掩盖糖尿病症状，容易造成误诊漏诊，老年糖尿病患者由于葡萄糖阈值增高，血糖超过14mmol/L，而尿糖仍呈阴性，也是造成误诊漏诊的原因，同时临床上无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状[2]。由于医生思维狭窄，未仔细询问病史，查体不认真，分析问题不全，门诊病人多医生想尽快看完病人因此缺乏耐心，加之对疾病认识不够，只满足于首发疾病的诊断，而未询问患者多次就诊的原因，思维片面，尤其是门诊病人大多反复多次以并发症就诊，不多加思考、分析，是常见的误诊漏诊原因。为避免误诊漏诊，对于老年人，尤其是因同一种疾病反复多次就诊患者，尿糖、血糖应作为门诊常规检查，必要时可以作OGTT实验，早期发现糖尿病，及时治疗，从而提高正确的诊治率。此方法简单、有效、经济，可作为老年病人门诊就诊的常规检查。可大大减少老年糖尿病患者的误诊漏诊率。

目前，我国人口老年化速度发展很快，糖尿病的发病率不断增加，而糖尿病的误诊漏诊情况在农村及中小城市相当严重[3]。因此，医生特别是基层医生，应树立整体观念，避免片面思维，提高对糖尿病各种并发症和合并症的认识，特别注意无典型“三多一少”症状的老年糖尿病患者，把尿糖、血糖作为患者门诊首诊的常规检查，以尽量减少或避免老年糖尿病的误诊漏诊。

参考文献

[1] 张惠芬，迟家敏，王瑞萍.实用糖尿病学[M].第二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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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天津市 养老院 公建民营 SWOT分析

【中图分类号】D632.9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背景

根据联合国人口署数据，某一地区老年人的年龄在六十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占到全部人口的10%，或者年龄在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数量占全部人口的7%，则认为该地区已呈现人口老龄化的形态。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我国大陆人口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2182 万人，占 16.15%，同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 2.89 个百分点。[1]我国人口老龄化已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为应对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我国逐步建立起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而随着家庭养老功能的逐渐弱化，机构养老的支撑作用愈加重要。为促进养老机构的良性发展，改善公办养老机构“高耗低效”的现状，破解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难题，国务院于2013年提出开展公办养老机构改制试点，即政府投资兴办的养老床位应逐步通过公建民营等方式管理运营，鼓励民间资本通过委托管理等方式运营公有产权的养老服丈枋，不断提高服务水平。①

天津市作为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地区之一，其老龄化进程已进入加速阶段。据天津市统计局数据显示，截止2015年，60岁及以上人口为235.91万人，占15.25%，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48.66万人，占9.61% [2]（2010―2015年天津市老人数量详见图1）。而市老龄办与有关部门合作进行的“天津市失能老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 显示，2014年天津市失能老人总数为14.33万人，到2020 年，将会有17.09万人，到2030年，将会有21.48万人。天津市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出老年人口增长快、失能失智老人增长快、老人空巢化现象严重等特点。

为应对巨大的养老压力，促进养老服务业更好地发展，天津市政府积极响应国务院的号召，于2014年下发《关于开展公办养老机构改革试点的通知》，要求公办养老机构特别是新建机构应当逐步通过公建民营等方式，鼓励社会力量运营，并率先对区级国办的12家养老院进行公建民营的改革。

在传统养老管理体制饱受诟病，遭遇发展瓶颈的背景下，“公建民营”是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实现养老事业改革的重要抓手。为进一步明晰天津市养老院“公建民营”改革的成效，并为天津市乃至全国其他地区的养老院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建议，本文在明确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研数家“公建民营”养老院，运用SWOT分析模型，从内部优势、劣势及其外部机遇与威胁四个方面对该模式进行了详细分析。

二、养老院“公建民营”运行模式

1.概念界定

“公建民营”作为新型的养老机构运行模式，学术界对其概念尚未形成统一界定。全国老龄委副主任曾指出，“公建民营” 是指在新建养老服务机构时，各级政府按照办管分离的发展思路，由政府出资，招标社会组织或服务团体去经办和管理运作，政府则按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负起行政管理和监督的责任，[3]并认为公建民营与公办民营有所区别，“公办民营”是各级政府和公有制单位在已经办成的公有制性质的养老机构基础上的改革，是盘活存量领域的改革，“公建民营”则是在发展增量领域进行的改革。[4]

天津市民政局在《关于推进我市公办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意见》中提出，从2014年起，新建公办养老机构建成后，一律实行公建民营；对于现有的、具备条件的公办养老机构，逐步实行公建民营改革。由此可知，天津市实行“公建民营”的范围不仅限于新建的公办养老机构，也涵盖现有的公办养老机构。

因此，依据国家及天津市相关政策文件中的阐述，本文对“公建民营”运行模式的概念采取广义上的界定，即由政府出资全部或大部分，再通过委托管理、合作运营等方式引入专业化的管理团队，进行市场化运营，其中改革对象包括新建的、以及现有的、有条件的公办养老机构。该模式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政府于微观事物中脱离，承担起行政管理与监督职能，旨在增强公办养老机构的内在活力，提高养老服务质量与水平。

2.模式解析

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运行模式，是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同时也是在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导下，政府转变职能的重要体现。其具体运行模式是由政府出资，以公益性为主要功能定位，在公开招标的基础上，引入专业化管理团队。经过各地的探索实践，代表性的实施模式有租赁经营、委托经营，参股、出让等方式。政府与市场通过签订合同形成合作契约关系，明确各自职责，市场成为服务的直接提供者，政府则从直接提供服务转变为购买和监督服务，二者优势互补，不断提高养老服务的质量与水平。其具体运作模式图如下：

如图所示，养老院公建民营运行模式不同于公办养老院政府统包统办或民办养老院自我发展模式，该模式涉及了政府、市场与老人三者间的良性互动。政府与市场通过租赁、委托、参股、出让等方式订立合同与契约，建立合作关系，政府于微观事务中脱离，承担监管职责，市场根据自负盈亏原则，负责具体服务与运营工作，从而有效规避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这既是对我国21世纪初倡导的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深化，也是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应对不断加快的人口老龄化采取的多元主体混合供给养老服务新模式的尝试。[5]老人始终居于该模式的中心地位，既有政府为养老院的公益性保驾护航，又有民间团体提供专业服务，无疑大大提高了老人机构养老的生活质量。

三、养老院“公建民营”运行模式的SWOT分析

SWOT 模型是由旧金山大学的管理学教授提出，应用广泛的有效分析管理模型。其优势在于可以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将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各类内外部因素相匹配以进行客观性分析。目前该模型已成功分析了社区养老模式、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等养老模式。因此，本文在实地调研天津市“公建民营”养老院的基础上，同样运用SWOT分析法，对其内部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外部环境的机遇（opportunity）和威胁（threat）进行了详细分析，以发现其不足之处，进而寻求可操作性的解决策略。

1.“公建民营”运行模式的内部优势

（1）公私合营利于优势互补

天津市养老机构的“公建民营”模式，就是在社会福利社会化背景下，突破以往公办、民办养老机构将政府与市场相分割的传统，以合同的形式实现政府与市场的合作。天津市南开区养老中心便是采取“公建国办、股份制合作、吸收社会资金、市场化运营、企业化管理”的管理模式，武清区第二养老院则是在公开招标的基础上，委托专业的管理团队进行管理。该模式的优势在于，一方面，改善了公办养老机构高耗低效的弊病，另一方面，引入市场机制激发了养老活力，也降低了社会力量参与养老事业的门槛。同时，其在性质上仍为国办养老机构，既可以保证其公益福利性|，又能够发挥运营团队的专业性，从而保证服务效率与质量的提高。

（2）政府帮扶降低运营成本

天津市政府大力帮扶公建民营类养老机构的发展，大大降低了其运营成本，使运营团队可以投入更多的资金与精力用于养老服务之中。这是民营养老机构所不能比拟的优势。武清区第二养老中心的运营便得益于政府的帮助。相关部门仅收取少量管理费用，在养老院的装修改造过程，资金也全由政府部门负担，水、电、气均按民用标准收费。政府的大力帮扶，着实减轻了该运营团队的经济压力，减少了其后顾之忧，从而使其更专注于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3）专业团队保证服务质量

“公建民营”运行模式通过引入专业化的管理团队，从而保证了高质量的养老服务。天津市南开区养老中心，发挥专业化团队优势，实施智能化管理。其不仅拥有完备的硬件设施，还配备有专业营养师，并与老年大学合作，以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其医养结合的特色，更是有效解决了老人看病难的问题。其完善的设施与服务使其成为全市具有医养结合特色的“绿色养老基地、机构养老标准化服务示范基地、养老护理人员培训基地、双拥共建养老示范基地和南开区养老服务信息化管理中心”。

（4）政府监管保证公益属性

天津市民政局下发的相关文件中明确指出，公建民营养老机构应继续发挥托底作用，留有适当比例床位，重点为三无老人、低收入老人、经济困难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无偿或低收费的供养、护理服务。②在政府的要求与监管下，武清区第二养老院对低保老人、五保老人和重点优抚对象实行优先入住，对经济困难的老军人、老教师、劳模等实施优惠入住，其收费标准也远低于同等条件的其他民办养老机构。南开区养老中心同样优先为部队老干部提供养老服务，并计划预留5%的床位用于免费向“三无”和困难老人提供公益和养老服务。由此可见，公建民营养老院的公益属性得以保障。

2.“公建民营”运行模式的内部劣势

（1）发展经验不足

天津市自2014年起实行养老机构的“公建民营”改革，该运行模式作为新生事物，无论政府或者市场都缺乏足够的发展经验。如何让公建民营型养老机构在激烈竞争中保持优势，政府与市场的如何分工才更有效，两者的利益又该如何精细划分，目前仍然存在许多细节性的问题仍需要双方一共摸索，共同合作，不断总结经验，方能使得该模式更加完善。

（2）相关配套措施不到位

公建民营养老院的发展离不开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备。目前该类养老机构存在医疗设施不齐全，医保报销尚未落实，导致医疗功能沦为摆设，老人生病仍需外出就医。同时招工难，对于公建民营类的养老机构也是不可避免的一大难题。

（3）部分运营者过于追求利益

在实际运营中，由于市场机制的固有弊端，在进行社会化运营，激发养老活力的同时，也可能带来过分追求利润的风险。部分运营者一味追求盈利，极易忽略福利性与公益性。另外为了降低运营分险，个别机构存在拒收失能失智老人的现象。

3.“公建民营”运行模式的外部机遇

（1）政府的政策扶持

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事业的运营，天津市对“公建民营”性质的养老机构给予了丰富的补贴政策。主要补贴内容有：一次性建设补贴、运营补贴、困难老年人入住补贴等。运营补贴，即对收养生活自理老年人的养老机构床位，每年给予每张床位补贴1050元；对收养生活不能自理（介护）和半自理（介助）老年人的养老机构床位，每年给予每张床位补贴2250元；困难老年人入住补贴，对收养的政府重点保障的困难老年人，给予全额或部分住养资金补贴。③同时，“公建民营”养老机构还可享有防范意外风险补贴等的优惠政策。多样的补贴与扶持政策，降低了其运营成本，利于其服务质量的提高。

（2）养老需求的增多

截至2015年，60岁及以上人口为235.91万人，占15.25%，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48.66万人，占9.61%。天津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已进入加速阶段。同时京津冀养老一体化的实施，无疑又使得老年人口数量增多。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以及外出打工子女人数的增多，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而养老的刚性需求使得养老机构的支撑作用愈加重要。不断增多的养老需求，意味着广阔的养老市场，因此，大力发展养老产业早已成为政府和社会的共识，这对于公建民营养老机构而言，无疑是巨大发展机遇。

（3）传统养老观念的转变

随着时代的发展，“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正逐步受到冲击，许多老人不再将入住养老院视为被抛弃。相反的是，由于家庭结构的改变，在一项对天津市入住养老机构老人的调查中发现，九成以上的老人属自愿入住养老院。其中有53.1%的老人是为了减轻子女的生活负担，46.9%的老人是为了享受专业人员的服务。37.5%的老人为了能和老年人在一起，共同语言多。[6] 由此可见，养老机构已获得许多老人的接受与认可，而专业全面的服务则是公建民营养老机构占取市场份额的重要条件。

4.“公建民营”运行模式的外部威胁

（1）政府监管存在疏漏

在公建民营运行模式中，政府主要承担监管职责，对民间团体的资质及服务质量进行监管。天津市政府相关文件中也表示，要建立严格评估机制，加大对补贴资金的监管，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政府的监管仍存在疏漏之处。例如在服务质量的监管上，一是由于服务质量难以量化，二是由于检查周期的限制，使得政府的检查也只能反映当时或部分情况，而无法及时全面地反映问题。

（2）相关法律政策有待完善

在国务院相关文件的指导下，天津市政府下发了《天津市关于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提出进行公建民营改革，并提出了一系列补贴政策。而在公建民营的实际改革过程中，则是由各区政府负责，天津市政府并没有制定统一的政策文件。该做法既有利于各区结合自身实际，进行有创造性的养老体制改革，但也容易造成各区标准不一、发展进程与质量差距大等弊端，从而阻碍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改革步伐。

（3）容易发生目标偏离

由政府出资，社会化运营的“公建民营”养老机构，极易陷入公益与盈利的矛盾之中。公办养老机构的首要目的便是发挥“兜底”功能，虽然公建民营的养老机构都曾保证托底功能，但在运行过程中，民间团队极易发生偏离，利用政策优惠建成高档豪华盈利会所，收取高额费用，将那些有实际困难的老人及普通工薪阶层拒之门外。

三、完善养老院“公建民营”模式的对策分析

综合以上对天津市养老机构“公建民营”运行模式的SWOT分析，可在一定程度上明晰该模式的优劣势及机遇与威胁。为更好地发挥其优势，弥足劣势，利用好发展机遇，有效规避及应对可能的威胁，依据SWOT模型，其战略组合如表1所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如下：

1. 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建设

天津市政府在有效激发各区政府积极性的基础上，要以立法的方式，完善制度建设，制定整体战略，做好统筹指导。应在民间组织的资格认证、评审程序、政府的具体职责、相关主体的违规惩处等各方面出台较为详细的法规制度，从而对各区养老机构的“公建民营”改革进行宏观指导。各区在具体改革中，也可做到有法可依，从而减少改革中的失误。同时也应鼓励各区依据老人的不同养老需求，形成各有特色的养老机构，以满足老人不同层次的需求，进而保证天津市公办养老机构的“公建民营”改革在大方针的引领下，做到和谐高效可持续发展。

2. 促进养老产业协会的建立与完善

养老产业协会作为社会组织，既发挥着监督政府与民营组织的作用，也为养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公建民营性质的养老机构，对于各区政府来说，都是新事物，都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期，而养老产业协会的成立，则为其搭建了一个经验交流，共同探索，互助合作，共同发展的良好平台，从而利于天津市养老机构公建民营模式的不断完善与成熟，助推该类养老机构向高质量高服务方向发展。南开区养老协会的成立便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3. 建立多元公开的监督机制

公建民营养老机构想要实现持续发展，离不开多元化的监督机制。监督主体主要为政府、第三方及老人自身。政府的监管主要体现在对服务质量、资金用途等方面，政府应该完善监管方式，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并听取养老机构的工作汇报，以保证高水平的服务质量。同时应引入专业化的第三方评估机制，运用专业的技术与方法，对养老机构的服务等进行评估，以弥补政府监管中的疏漏之处。此外，老人的利益诉求最值得重视，却最易忽略。因此，各养老机构应当鼓励院内老人成立老人自治组织，对养老机构的各项工作进行监督，并集中老人们对饮食、护理、娱乐等方面的意见，反馈给院方，保证为老人提供最满意的服务。

4. 注重服务质量的提高

天津市公建民营养老机构，想要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占取一定的市场份额，离不开高质量的服务。首先应该坚持医养结合特色。医养结合成为许多老人选择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的第一理由。而坚持医养结合还应完善以下细节问题。一是应当保证基本医疗设施的完浼白愎蛔ㄒ狄交と嗽钡呐浔福防止医疗设备沦为摆设。其次相应的医保报销制度也应积极落实，这样才能保证医疗设备真正发挥作用，其次要注重护理人才的培养。对于在岗的护理人员，应完善统一的培训制度，进行定期培训。同时应建立相应的激励制度，物质与精神奖励相结合，以激发其工作积极性，缓解招工难问题。针对护理人员年龄普遍偏大的问题，该类养老机构可以与护工类的专业院校形成合作关系，从而为养老院注入年轻新活力。此外，该类养老机构可加大智能化设备的使用率，以科学设备检测老人身体的各类指标，在减轻护理人员工作压力的同时，也保证了服务的科学性与可靠性。

5. 保证公益与福利属性

公建民营养老机构不能背离公益属性，鹤童公益养老集团董事长方嘉柯认为，公建民营的产权依然归国家所有，其天然的公益性决定了公建民营机构应该首先为三无老人、五保老人和高龄失能老人兜底，在公建民营过程中，各地应该明确公办民营养老机构的功能定位――公益性，做好困难老人的兜底工作。[7]因此政府应当明确功能定位，建立甄别筛选机制，对该类养老机构入住老人类别、收费标准等各方面做出严格规定与监管，优先保证三无老人、五保老人、失能失智老人入住，从而满足弱势老人的养老需求。同时政府也应列出相应负面清单，对民营组织的行为加以合理规制，防止公建民营养老院走形变样，丢失公益性。此外，政府要适当加大财政补贴与扶持力度，以减轻民营组织及弱势老人的经济负担，最终彰显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的公益属性。

参考文献：

[1] 201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国国家统计局

[2] 2015年天津市人口主要数据公报.天津市统计局. 天津市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协调小组办公室

[3] 阎青春.养老机构的“公办民营”与“公建民营”[J].社会福利，2011（01）：13- 15.

[4] 王雪辉.养老机构公建民营运作模式探析[J].行政管理改革，2016（8）：38-43

[5] 董红亚.养老机构公建民营：发展、问题及规制[J].中州学刊，2016（5）：71- 76

[6] 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课题组.关于天津市养老机构发展和入住老人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J].求知，2015（2）：46- 48

[7] 方嘉柯.公建民营不能背离公益初衷[N].中国社会报，2014 - 09 -15.

[8] 方浩.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现状、特征及问题[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05）：90-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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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血压；流行病学；调查

中图分类号：R544.1 文献标 识码：A 文章编号：1009_816X(2010)06_0455_03

DOI:10.3969/j.issn.1009_816X.2010.06.21

玉环县位于浙江东南沿海，是全国14个海岛县之一，全县总人口40.8万，其中62%居民生活 在玉环本岛及周边小岛上。本文对玉环县35岁以上本县户籍常住人口的高血压患病情况、血 压控制情况、人群患病高危因素情况进行调查，目的是掌握海岛地区不同人群高血压患病情 况，为制定有效的防治策略和防治措施提供科学的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根据浙江省《高血压社区综合防治工作规范(试行)》的要求，选择全县所 有35岁以上本县户籍常住人口157698人进行调查，调查资料及相关辅助检查资料完整者1276 72人，调查率80.96%，其中男性58219人，女性69453人。

1.2 方法：

1.2.1 调查问卷：采用统一制定的调查问卷，所有调查人员均经过专业培训及考核后上 岗。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心脑血管病史、家族史、高血压相关的危险因素等。其中饮酒 的界定指每周至少喝1次酒，每次饮酒量相当于白酒50克以上，膳食高盐指每日摄入量≥1 0g或常吃腌制品或口味偏咸者。

1.2.2 血压测量：采用经校正的欧姆龙HEM4021型电子血压计，连续进行2次测量，间隔 至少1min，两次差值超过5mmHg的，进行第三次血压测量。对新发现的高血压病人安排时间 进行复查，复查至少是不同日二次以上血压测量。

1.2.3 辅助检查：所有调查对象均进行心电图和空腹抽血检查血糖、总胆固醇、甘油三 酯、谷丙转氨酶。

1.2.4 高血压诊断与分级分层标准：平均收缩压≥140mmHg或/和舒张压≥90mmHg以上者 ，或有明确高血压病史者，近二周正在服用降压药物血压正常者诊断为高血压。高血压分级 及危险度分层以《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09年基层版)中标准分别分三级、三层。

1.3 统计学分析：调查数据全部录入u1000公共卫生疾病管理辅助系统，进行数据分析， 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病率：全县35岁以上应调查的本县户籍常住人口为157698，实际调查127672人，应 答率80.96%。其中高血压患者37097人，高血压患病率为29.06%，以2000年的全国人口普 查资料做标化，标化患病率为24.72%；高危对象48380人，占37.89%；一般人群42195人， 占33.05%。

2.2 地区分布：本岛及周边小岛调查72199人，与陆上调查55473人，两者患病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χ2＝1.72，P＞0.05)，见表1。

2.3 性别患病率：调查对象中，男性58219人，高血压患者16712人，患病率为28.71%； 女性69453人，高血压患者20385人，患病率为29.35%。男女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6.4，P＜0.05)，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

2.4 年龄患病率：以10岁为间隔划分，将调查对象分成35～岁、45～岁、55～岁、≥65岁 共4组，各年龄组高血压患病率分别为7.95%、20.49%、37.48%、55.25%。无论男、女 以及合计患病率，高血压患病率均随着年龄增加而升高，各年龄组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见表2。

2.5 高血压患者分层分级情况：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正常8352人，控制率22.51%；血压 未控制正常者，血压1级、2级、3级分别占45.86%、22.18%、9.45%；低危、中危、高危 分别占0.13%、15.29%、62.07%，见表3。

2.6 危险因素情况：最主要的危险因素是缺乏运动，为90.54%。其次是血脂异常、超重 和吸烟，见表4。

2.7 患者服药及血压控制情况：高血压患者服药率59.56%，血压控制率为22.51%。本岛 及周边小岛与陆上乡镇比较，服药率无差异(P＞0.05)，血压控制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5。

3 讨论

2002中国营养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成人高血压患病率为18.8%，比1991年增加31%，估计全 国高血压现患人数多达2亿［1］，高血压已成为我国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是一种严 重危害国民健康的疾病。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高血压的患病人数还会持续增加。

本次调查发现，该海岛县35岁以上常住户籍人口高血压粗患病率为29.06%，标化患病率为2 4.72%，高于全国高血压抽样调查成人高血压患病率为18.8%的水平［1］，与杭州 市2005年城乡居民高血压流行病学调查相接近［2］，高于霍兆桥报道的秦皇岛海港 区高血压患病率［3］，表明该海岛县属于高血压高发区域，高患病率可能与当地海 岛特有的环境因素，及海岛群众喜食腌制品、运动锻炼不足等生活饮食习惯等有关。

调查结果显示，本岛及周边小岛上的高血压患病率、服药率与陆上人群无差异，但血压控制 率海岛人群高于大陆人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可能与该县主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及 医疗资源都集中在本岛上，群众文化层次、受到宣传和教育、接受的优质医疗服务都相对高 于陆上乡镇有关。因此在加强海岛人群高血压防治工作的同时，不能忽视陆上农村群众的防 治工作。

调查结果显示，不论男、女，高血压患病率都随着年龄增加而升高，且各年龄段之间都有显 著 性差异。浙江省高血压调查报告指出高血压患病率出现跳跃性的年龄为50岁［1］， 本文中，35～岁组患病率为7.96%，而45～岁组患病率为20.49%，表明该县高血压患病率 跳 跃性的年龄早于全省5年，也说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饮食结 构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高危行为的增多，高血压发病趋向年轻化，提示本县在高血压防治 工作中要更关注对中青年、高危对象的干预。

调查结果显示，高危人群明显高于一般人群，这主要与海岛群众缺乏运动、喜盐嗜酒等不良 生活方式有关。患者中血压控制率还很低，仅22.51%，而危险性分层中高危对象占62.07% ，提示绝大部分患者血压未能实现有效控制，随时有可能出现急性意外事件。因此在防治过 程中，要特别强调心血管的危险，做到一级预防与二级预防并进。

本次调查结果提示，该海岛县高血压患病较为严重，人群高血压危险因素非常普遍，血压控 制率低，高血压发病年轻化趋向明显，应引起当地政府足够重视，针对不同人群采取不同的 策略，及早落实各种干预措施，使高血压得到切实控制。

参考文献

［1］刘力生.2009年基层版《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3.

［2］李莉.杭州市2005年城乡居民高血压病流行病学调查［J］.中国预防医学杂志，2007， 3：234-237.

篇9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786万，比2015年增长131万。

分省来看，影响不尽相同。

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广西和甘肃2016年人口出生率分别为13.82‰、12.18‰，还低于上一年的14.05‰、12.36‰。湖南2016年新出生人口低于95万，也比上一年有所下降。

安徽、山西、江西等省份2016年的人口出生率分别小幅增长0.1‰、0.31‰、0.25‰。

湖南省统计局数据显示，不想生育二孩的比例在15岁-50岁育龄妇女中为68.04%，在20岁-40岁育龄妇女中为40.91%。陕西省统计局的调查显示，有近六成家庭不愿生育二孩。全国妇联的调查报告称，有生育二孩意愿的家庭为20.5%，不想生育二孩的为53.3%，不确定的为26.2%。

这些家庭普遍拒绝“二孩”的主要原因是：过大的经济压力和较高的时间成本。

以此来看，尽管计划生育政策正逐步放开，但并未改变中国的人口发展总趋势，持续的低生育率和少子化将成为常态。

基于此背景，今年全国“两会”上，生育鼓励政策被多次提及。

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表示，相关部门在积极研究解决涉及幼儿园、托儿所、教育、收入、女性就业等社会和家庭的配套政策问题。

财政部部长也表示，在改革完善个人所得税政策方面已考虑到对二孩家庭教育支出的专项扣除。

目前的人口局势下，未来的计生政策如何调整？是否需要鼓励生育？如何鼓励？一系列问题均值得深究。 为什么不愿生二孩？

全国符合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标人群有9000多万，但其中60%的妇女超过35岁，更有50%超过40岁。因年龄和健康等多种因素影响，目标人群中仅有28%能够真正生育二孩。

除去“能不能生”，“愿不愿生”是另一回事。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说，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为全球最低，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1.9个，低于“低生育”特征明显的日本。 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为全球最低，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1.9个，低于“低生育”特征明显的日本。

需要注意的是，生育意愿往往大于实际生育数，实际生育数通常只是理想子女数的50%-70%。以日本为例，1992年至2010年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2.53个，但实际生育率只有1.37;德国、波兰、匈牙利2011年的理想子女数是2.12个、2.27个、2.12个，但实际生育率只有1.39、1.30、1.24。

低生育意愿来自人们婚育观念的改变，“多子多福”的观念早成过去时。“现在年轻人的生育是理智行为，他们会根据家庭规划选择生育子女的数量。”郑真真说。

这种理性选择受制于教育资源、生活成本、人力安排等多种因素。

今年34岁的陈晓静供职于北京一家事业单位，与丈夫育有一个5岁的女儿。虽然她表示“我一直是坚定的二孩主义者”，但却暂时没有要第二个孩子的计划。“为了我女儿以后能读好一点的小学和中学，我们刚刚在西直门又买了一套房子，我跟先生商量等经济条件好一点后，如果还有机会，再生第二个孩子。”

陈晓静的丈夫在国内一家知名的金融公司工作，不菲的薪资给予了她对二孩的期待，但大多数的城市工薪阶层没有这般“幸运”。

八年前，高兰硕士毕业于北京一所知名高校，之后进入北京市一所区级地税局成为公务员，月薪不到5000元，丈夫是她的研究生同学，目前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税前月薪4万元左右，两人有一个6岁的女儿。夫妻老家均在河北，在北京打拼三年后才在亚运村附近买了一套房子，现在每月开销大头是住房按揭、偿还房子首付欠下的债务，以及女儿的多项学习费用。

谈到生二孩的计划，高兰连连摆手：“根本不敢想。”

除去经济压力，高兰认为三口之家的结构没什么不好。她的选择似乎是城市工薪阶层的共识。

对二孩政策对于普通家庭的影响，济南一名40岁的中学教师说：“二孩政策与我们并没有太大关系，不想要的仍然不想要，养不起的依然养不起。”她说周围的朋友少有激情投身于二孩的讨论和设想中。

2017年2月7日，国家卫计委副主任崔丽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称，2016年新出生人口中45%来自两孩家庭。对于这一数据，郑真真认为，国家相关部门并没有公布生育二孩的妇女年龄等具体数据，因此并不能对人口形势做出准确判断。

“如果现在多出生的二孩，主要是由年龄比较大的妇女生育，如35岁以上的育龄妇女，那么这种增加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计生政策延续多年后，这只是一种补偿性生育行为。”郑真真预测，这对中国人口的总体发展趋势不会有大的改变。 中国到底缺不缺人？

2017年1月25日，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下称《规划》）写道，到2020年，全面二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生育水平适度提高，全国总人口达到14.2亿人左右。到2030年，人口自身均衡发展的态势基本形成，全国总人口达到14.5亿人左右。

许多人口学者的研究t补上了以上人口变化趋势的后半部分――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以后持续下降，直至本世纪末。

“由于我国人口已进入低生育水平且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人口数量在达到峰值以后持续下降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说。

3月11日的全国“两会”记者会上，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虽然也承认人口在2030年后是下降的趋势，但他表示中国的人口问题并不缺数量，不仅现在不缺，未来几十年、百年都不缺人口数量，到2030年峰值时期，中国人口有14.5亿左右，到2050年还有14亿左右的人口，到本世纪末还有11亿以上的人口。

学者的担忧在于，人口减少趋势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59岁）自2012年起连续五年净减少。而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并存的，是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

对于这些担忧，王培安曾回应，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的人口数量是13.03亿，到2030年和2050年虽然减少到9.52亿和8.08亿，但目前欧美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也只有7.3亿，而它们的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8倍。因此，中国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有很大的空间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不缺劳动人口，仍处于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期前半段如果处理不好就业问题，会影响社会稳定。人口红利期后半段处理不好则会出现经济泡沫，我们现在处在后半段。”王培安说。

“从人口数量与劳动人口数量来看，人口问题并不是大问题，中国劳动力远未充分利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说。他认为，当前劳动力短缺，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缺乏劳动力，而是一种与户籍相关联的制度性劳动力短缺。他举例称，在城市打工的女性一般在三四十岁时就回农村老家陪孩子读书，男性四五十岁时也选择回乡，而这些人本可以在城市工作到退休年龄。

基于此，陶然认为不需要通过鼓励生育来解决问题。

不过，人口学者提醒政策制定者和讨论者，不要陷入“数量问题为先”的陷阱。李建新的研究发现，在东亚经济奇迹中，人口年龄结构的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3.3%-50%。而当人口数量不再变化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趋于中性。因此，他认为人口增速放缓或下降，再叠加老龄化，无疑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的老龄化趋势已经是“老生常谈”，一语概括就是：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2015年总人口的15.5%是60岁以上的老人，10.1%以上是65岁以上的老人。据人社部、全国老龄委等部门预测，到2035年，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人。

无论官方还是学界，皆对人口结构失衡表示关切。

李建新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的变动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人口总量减少越迅速，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速度就越快，老化程度越高。”因此，在他看来，一定要鼓励生育，缓冲老龄化和人口结构失衡带来的冲击。

对于“鼓励生育”，政府的说法是“鼓励按政策生育”。

如前所述，影响生育的因素集中在经济压力、女性的就业保障及托幼服务的缺失，郑真真认为，一次性的财政补贴和奖励并不能解决问题。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低生育国家，大多通过财政补贴鼓励生育，实际效果有限。

目前有三分之一的妈妈因孩子无人照顾无法就业，国内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仅为4.1%。“不是家长不愿意送到托儿所，而是3岁-6岁的托幼资源在一些地方比较紧缺。” 王培安说，提供多元的托育服务，可以较好满足人们的生育意愿。

增加二胎的长假和托育服务，综合生育率也会有所提高。新加坡近年出台一项政策，工作区域必须配置托幼机构和设施。

教育资源等公共服务的短缺，也需要有配套政策或解决方案。

陈晓静家位于北京交通大学东校区旁，周围有交大附属幼儿园、钢研幼儿园等三家公立幼儿园，但这些幼儿园招生时优先选择交大和钢研院职工的子女，片区内的其他适龄幼儿鲜少有机会入读。

“我女儿的户口就在海淀区，按理说应有配套的公立幼儿园，可我们却享受不到这样的公共资源”，最后她为女儿选择了一家私立幼儿园，每月交费5000元，而公立幼儿园的费用仅为每月1000多元。

全国“两会”中，多名人大代表建议，鼓励二孩的配套政策应包括解决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短缺。王培安回应说，未来将健全税收、社会保障、住房、就业等政策，优先配置妇幼保健、托幼、学前和中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

对陶然所述的“制度性劳动力短缺”，郑真真提醒，为流动人口的生育提供怎拥恼策支持，也应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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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营养老机构 趋势 调查 医疗型养老机构 老人

一、引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家庭养老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公立养老院毕竟床位有限，并且公立养老院大多数针对孤寡老人，加上就业压力的加大，现在年轻人的就业形势也不容乐观，大多数年轻人也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老人，所以民营养老机构无疑是这些老人的理想归宿。因此，本文对重庆市民营养老机构入住老人和入住老人的家属以及养老机构工作人员进行抽样调查，并以此为依据，了解重庆市民营养老机构的基本现状和重庆市老年人的需求，以重庆民营养老机构管理者的角度为重庆市民营养老机构的发展提出一些策略，并且为有想法自主创业民营养老机构的大学生提供理论支撑。

二、重庆市民营养老机构和养老方式的基本介绍

（一）重庆民营养老机构基本情况

重庆市15个市辖区（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万盛区、渝北区、巴南区、万州区、涪陵区、黔江区、长寿区、大足区 ）总共有273家民营养老机构。据市民政局统计，我市每74名有养老需求的老人才有一个床位，不难得出，重庆4.5万老人急需养老服务，因此重庆民营养老机构的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二）重庆民营养老机构护理人员基本情况

重庆民营养老机构护理人员年龄基本在45岁以上，并且基本素质较低，特别是医疗意识较淡薄，对民营养老机构的老人基本上不能给予良好的照顾，因此重庆民营养老机构需要从自身出发向医疗型养老机构发展。

（三）重庆市老人养老方式：1、居家养老方式2、社会福利养老3、民营机构

三、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养老机构内以65岁以上的年龄层（占73.48%）为主，并且以女性老人（共141人占61.30%）为主，她们大多无配偶（未婚、丧偶），占了78.70%，重庆民营养老机构内的老年人主要经济来源为退休金（63.91%）;绝大部分（85.22%）老年人都是第一次入住养老机构，由于我国民营养老机构的发展较晚，目前很多基础的设施仍然不够完善，并且大多医疗护理条件差。因此重庆民营养老机构向医疗型养老机构发展必将是今后的趋势。

四、重庆民营养老机构发展趋势及策略分析

（一）重庆市民营养老机构发展现状

1.需求量远大于供应量，难以满足强大的养老需求

第六次人口调查结果显示重庆人口数目为2884.62万人，65岁以上人口数目为333.41万。由此可见，重庆老年人的养老需求还是相当大的。但是重庆市民营养老机构的床位设置按照前面调查报告的最大数算才仅仅有35800床位，显然重庆民营养老机构的需求量是远远大于供应量的。

2.民营养老机构入住率低下

重庆民营养老机构的入住率普遍比较低。在面对如此大的养老需求下，民营养老机构的入住率却这么低，是因为重庆民营养老机构本身对护理人员的要求低，致使护理人员对老人的照顾不周，老人家属就不愿把老人送进这样医疗条件差，并且护理人员缺乏专业护理知识的民营养老机构。

3.资金短缺，影响机构的正常运营

民营养老机构的资金短缺问题相当严重，为了缓解资金问题，很多民营养老机构普遍都采取减少护理人员、让一个护理人员护理多个老人或者增加收费的方式，这样就大大影响了服务质量以及机构的经营。

4.护理人员数量较少，难以满足老人的服务需求

在调查中，很多护理人员需要一个人照顾几个老人，只有16.67%的护理人员是专职照顾一个老人。因此不难想象，重庆民营养老机构内护理人员对老人的服务质量是可以想象的，这也可以很好地解释重庆民营养老机构入住率不高。

（二）重庆民营养老机构向医疗型养老机构发展的策略分析

1.政府应该给予重庆民营养老机构相应的帮助

一直以来，昂贵的土地是民营养老机构的一只拦路虎，要想兴办一个一亩的养老机构，土地成本就需要上百万，因此为了降低重庆民营养老机构的土地成本，政府应该适当减免相应的土地出让金和使用税等费用，让重庆民营养老机构能把成本用在医疗服务上。

2.重庆民营养老机构发展策略分析

重庆民营养老机构应该从自身出发，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增加软实力，努力和政府、医疗机构合作，让重庆民营养老机构向医疗型养老机构发展。

首先，积极与大型医疗机构合作。民营养老机构不像公立养老机构有政府的直接扶持，所以重庆民营养老机构管理层需要和就近的医疗条件较好的公立医院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让医院的专业人员定期给入住老人进行检查，解决老人“看病难”的问题，当遇到突发性或者急性疾病时，能确保老人和医院的快速连接，甚至无缝连接。其次，严格控制入职护理人员的素质，提高护理人员的薪资待遇。同时也应该定期组织对护理人员护理知识以及心理辅导方面的培训，让入住老人的生活质量越老越高。

参考文献：

[1]金丽英.宁波市海曙区城市养老问题及对策研究[D].宁波大学，2013.

[2]姜辉.我国养老院经营模式探讨[D].北京交通大学，2012.

[3]沈晶.民办公助养老院管理模式的探索和应用[D].浙江工业大学，2013.

[4]李兴密，郭立.浅谈我国民营养老机构的运营模式[J].价值工程，2015，10.

[5]杜菁汝，梁宵. 我国养老院管理模式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中国外资，20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