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范文
时间：2023-04-01 07:5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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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有害预测预报、有害生物调查、监测、综合防治、统防统治、虫情测报灯和频振式杀虫灯管理等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继续做好测报点和标准地监测工作，根据测报适时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预测预报工作。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xx关于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范本文章，提供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欢迎你的阅读。
一、农民工规模、分布及流向
(一)农民工规模继续扩大，省内流动继续增加
2019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9077万人，比上年增加241万人，增长0.8%。其中，本地农民工11652万人，比上年增加82万人，增长0.7%;外出农民工17425万人，比上年增加159万人，增长0.9%。在外出农民工中，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13500万人，与上年基本持平。
图 1 农民工规模及增速
在外出农民工中，在省内就业的农民工9917万人，比上年增加245万人，增长2.5%;跨省流动农民工7508万人，比上年减少86万人，下降1.1%。省内就业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56.9%，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分地区看，除东北地区省内就业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比重比上年下降3.4个百分点以外，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省内就业农民工占比分别比上年提高0.1、1.4和1.2个百分点。
(二)西部地区输出农民工人数增加最多，增量占到新增量一半以上
从输出地看，东部地区输出农民工10416万人，比上年增加6万人，增长0.1%，占农民工总量的35.8%;中部地区输出农民工9619万人，比上年增加81万人，增长0.8%，占农民工总量的33.1%;西部地区输出农民工8051万人，比上年增加133万人，增长1.7%，占农民工总量的27.7%;东北地区输出农民工991万人，比上年增加21万人，增长2.2%，占农民工总量的3.4%。
(三)东部、东北地区吸纳就业的农民工减少，中西部地区吸纳就业的农民工继续增加
从输入地看，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15700万人，比上年减少108万人，下降0.7%，占农民工总量的54%。其中，在京津冀地区就业的农民工2208万人，比上年增加20万人，增长0.9%;在江浙沪地区就业的农民工5391万人，比上年减少61万人，下降1.1%;在珠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4418万人，比上年减少118万人，下降2.6%。在中部地区就业农民工6223万人，比上年增加172万人，增长2.8%，占农民工总量的21.4%。在西部地区就业农民工6173万人，比上年增加180万人，增长3.0%，占农民工总量的21.2%。在东北地区就业农民工895万人，比上年减少10万人，下降1.1%，占农民工总量的3.1%。
二、农民工基本特征
(一)女性和有配偶的农民工占比均提高
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4.9%，女性占35.1%。女性占比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中女性占30.7%，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中女性占39.4%，提高0.8个百分点。
在全部农民工中，未婚的占16.7%，有配偶的占80.2%，丧偶或离婚的占3.1%;有配偶的占比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有配偶的占68.8%，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有配偶的占91.3%，提高0.5个百分点。
(二)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继续提高
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0.8岁，比上年提高0.6岁。从年龄结构看，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0.6%，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4.6%，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近五年来占比逐年提高。从农民工的就业地看，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45.5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33.9%，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35.9%;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6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67.8%，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13%。
(三)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比略有提高
在全部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1%，小学文化程度占15.3%，初中文化程度占56%，高中文化程度占16.6%，大专及以上占11.1%。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在外出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4.8%，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在本地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7.6%，下降0.5个百分点。
三、农民工就业状况
(一)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继续提高
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51%，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其中，从事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和住宿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均为6.9%，分别比上年提高0.3和0.2个百分点。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48.6%，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为27.4%，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8.7%，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
(二)农民工月均收入平稳增长
农民工月均收入3962元，比上年增加241元，增长6.5%，农民工集中就业的六大行业月均收入均稳定增长。其中，从事制造业农民工月均收入3958元，比上年增加226元，增长6.1%;从事建筑业农民工月均收入4567元，比上年增加358元，增长8.5%;从事批发和零售业农民工月均收入3472元，比上年增加209元，增长6.4%;从事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农民工月均收入4667元，比上年增加322元，增长7.4%;从事住宿餐饮业农民工月均收入3289元，比上年增加141元，增长4.5%;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农民工月均收入3337元，比上年增加135元，增长4.2%。
(三)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快于本地农民工
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4427元，比上年增加320元，增长7.8%;本地农民工月均收入3500元，比上年增加160元，增长4.8%。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比本地农民工多927元，增速比本地务工农民工高3个百分点。
(四)在西部和东北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加快
分区域看，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4222元，比上年增加267元，增长6.8%，增速比上年回落0.8个百分点;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794元，比上年增加226元，增长6.3%，增速比上年回落0.8个百分点;在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723元，比上年增加201元，增长5.7%，增速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在东北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469元，比上年增加171元，增长5.2%，增速比上年提高3.8个百分点。
四、进城农民工居住状况
(一)人均居住面积继续提高
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20.4平方米，比上年提高0.2平方米。其中，在500万人以上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增加较多，由上年的15.9平方米提高到16.5平方米;在300-500万人口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为19.7平方米，比上年提高0.3平方米。
图2 按城市规模分的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
(二)居住设施不断改善
进城农民工户中，住房中有取暖设施的占52.2%(其中集中供暖占11.6%，自行取暖占40.6%)，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有洗澡设施的占83.7%，提高1.6个百分点;能上网的占94.8%，提高2.7个百分点;拥有电冰箱、洗衣机、汽车(包括经营用车)的比重分别为65.7%、66.1%和28.2%，分别提高2.0、3.1和3.4个百分点。
五、进城农民工随迁儿童教育情况
(一)3-5岁随迁儿童入园率继续提高
3-5岁随迁儿童入园率(含学前班)为85.8%，比上年提高2.3个百分点。入园儿童中，25.2%在公办幼儿园，比上年下降0.8个百分点;35.7%在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提高0.5个百分点。
(二)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在校率进一步提高
义务教育年龄段随迁儿童的在校率为99.5%，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从就读的学校类型看，小学年龄段随迁儿童83.4%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11.9%在有政府资助的民办学校就读，提高0.3个百分点。初中年龄段随迁儿童85.2%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8.8%在有政府资助的民办学校就读，下降1.2个百分点。
(三)随迁儿童上学升学难、费用高问题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加突出
50.9%的农民工反映随迁子女在城市上学面临一些问题。对于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儿童，回答本地升学难、费用高的农民工所占比重较高，分别为34.2%和28.9%，分别比上年提高7.5和1.7个百分点;回答随迁子女无法在本地参加高考的农民工所占比重增加明显，比上年提高4.3个百分点至14.3%。东部地区农民工反映随迁子女存在升学难、费用高、无法在本地参加高考问题，所占比重分别为44.9%、30.1%和21.3%，分别比上年提高14.1、3.6和7.8个百分点，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城市规模越大，升学、费用和高考问题越突出，在5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这些问题更加显著。
六、进城农民工社会融合情况
(一)进城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提高
在进城农民工中，40%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比上年提高2个百分点。从进城农民工对本地生活的适应情况看，80.6%表示对本地生活非常适应和比较适应，其中，20.8%表示非常适应，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仅有1.1%表示不太适应和非常不适应。进城农民工在不同城市规模生活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较上年均有提高。但城市规模越大，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越弱，对城市生活的适应难度越大。
(二)进城农民工参加各类组织活动更加积极
在进城农民工中，27.6%参加过所在社区组织的活动，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3.9%经常参加，23.7%偶尔参加。加入工会组织的进城农民工占已就业进城农民工的比重为13.4%，比上年提高3.6个百分点。在已加入工会的农民工中，参加过工会活动的占84.2%，比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
附注：
1.调查简介
农民工监测调查：为准确反映全国农民工规模、流向、分布等情况，国家统计局2008年建立农民工监测调查制度，在农民工输出地开展监测调查。调查范围是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村地域，在1587个调查县(区)抽选了8490个村和22.6万名农村劳动力作为调查样本。采用入户访问调查的形式，按季度进行调查。
农民工市民化调查：为准确反映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农民工在城镇就业生活、居住状况和社会融合等基本情况，国家统计局2015年建立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制度(简称农民工市民化调查)。调查范围是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镇地域，随机抽取了4.08万户进城农民工样本，由调查员使用手持电子采集终端(PDA)，直接入户面访的形式采集数据。
2.主要指标解释
农民工：指户籍仍在农村，年内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
本地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农民工。
外出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
进城农民工：指年末居住在城镇地域内的农民工。城镇地域为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划分的区域，与计算人口城镇化率的地域范围相一致。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0个省(市)。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6省。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自治区)。
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3个省。
篇2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二元经济；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
中图分类号：F323.6
劳动力流动是劳动者以改变就业形式、改善收入状况等为导向的一种跨地域流动行为。在任何时期的任何国家，劳动力流动都是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常态。根据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推算，2010年农村就业劳动力达到1.55亿人，比上一年增加了765万人，增长率为5.2%①。另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达到1.59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高达44.2%②；2012年进城农民工数量则高达1.63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达到44.0% 。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是我国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现象。我国流动人口特别是乡城流动人口规模之大，增长速度之快，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我国的人口流动已成为“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 ”③。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历史沿革
根据不同时期国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的不同，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以前的严格限制流动阶段。在1978年之前，由于我国处于计划经济阶段，对劳动力流动严格控制，对劳动力实行有计划的流动，不在计划之内的流动被称为“盲流”。在城乡严重分割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由农村迁移到城镇的途径很少，只能通过城镇企业有计划的招工、子女上大学、部队干部转业等途径来实现迁移。
第二阶段，1980年以后劳动力流动开始恢复，进入允许迁移阶段。随着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乡镇企业流动。而且从1984年开始，国家允许农村居民自带口粮、自筹资金进城务工经商，这个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劳动力的流动，此时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时期。张晓建（1997）估计，1980年代末在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达到了1500多万人④。
第三阶段，1990年代进入跨区域流动阶段。进入1990年代，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时期，主要是由农村地区流向城镇地区，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跨区域流动频繁。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1995年出省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大约为2500～2800万人⑤。
第四阶段，2000年以后进入快速的大规模流动阶段。从2000年开始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迁移就业政策，主要包括取消对农民工进城的不合理限制，推进相关配套改革保障农民工权益，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这些鼓励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2002年末，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数量就突破1亿人，达到1.05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高达42.3%⑥；此后一直到2012年，进城务工人员数量一路攀升，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一直维持在40%以上。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规模
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迁移、流动的过程。近年来，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特别是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引起了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2006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我国的流动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以上，“我国目前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移流”③。仲小敏（2000）估计，全国在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1995年为3600万，1996年为4000万，1997年达到4600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京、津、沪三地的流动人口占本地常住人口的比重达到20%～25%，广州市甚至达到38%，这些流动人口50%以上是由农村迁移出来的。⑦《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数量达到1.45亿人，比上一年增加492万人，增长率为3.5%⑧。另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北京市外来流动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8.90%上升到2010年的35.90%，2010年上海市该比重甚至达到39%⑨。
根据1983-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相应年份人口统计数据以及其它资料整理出了我国1983-2012年的进城农民工数量及其占城镇就业比例的数据，由于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其中1984-1989年的数据缺失。为了更直观地描述进城农民工的数量及其占城镇就业比例的变化趋势，图1给出了它们的变化曲线图。从图1中可以看出，1983-2012年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从1983年的200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16336万人，同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为：1983-1994年处于快速上升时期，主要原因是从1980年开始国家开始允许劳动力的乡城迁移，农村劳动力流动开始恢复，且到了1990年代劳动力跨区域流动频繁，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高涨时期；1995-1997年处于下降阶段，原因是这段时间进城农民工由于在城镇受到歧视等因素影响，部分劳动力开始回流到农村；1997年之后随着国家对农民工权益保障力度的加强以及农民工工资的提高，农村居民进城务工的意愿和动力增强，进城农民工数量处于稳步上升阶段。从图1也可以看出，农民工占城镇就业的比例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从1983年的1.7%提高到2012年的44.0%，其变化的趋势及阶段性特征与进城农民工数量相类似，即“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后进城农民工占城镇就业的比例出现了下降趋势并趋于稳定，原因主要有：一方面，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工回乡现象，但由于受国家实施的经济刺激和就业调整政策影响，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农村外出就业人口逐渐恢复常态；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就业人数的增长，进城农民工数量的增长量相对较小，主要原因是2008年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出现了很大程度的下降，导致能够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减少。有学者估算表明，现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没有之前所想的那么大。蔡昉、王美艳（2007）利用反设事实法，通过估算农业中种植业和饲养业的劳动力需求数量，根据农村劳动力的不同转移规模，估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的三种不同情形，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和比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且农村剩余劳动力50%左右是40岁以上的劳动力⑩。另据估算，我国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在9000万人左右，与本世纪初相比大约减少了6000万人，而且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以剩余时间的形式存在的，绝对意义上的剩余人口并没有这么多！。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形式和特征
对我国来说，劳动力流动主要是指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由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过程。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是城市工业部门以招工形式为主的有计划的转移。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户籍管理的松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形式转变为以就地转移和跨区域转移为主的转移形式。所谓就地转移，是指农村劳动力由农业向本地县城的转移，即乡外县内的流动。这种转移形式在改革开放之初最为明显，主要原因是农村副业、乡镇企业以及城市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所谓跨地区转移，顾名思义，是指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广义上的跨地区转移还包括跨县流动，即县外省内的流动。跨地区的劳动力转移虽然开始时间较短，但已经成为当前或许未来一段时间内劳动力转移的最主要形式。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的劳动力流动@达到26139万人，其中就地转移#达到3996万人，跨地区转移$达到22143万人，分别占农村劳动力流动总人口的17.27%和84.71%。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就地转移人口和跨地区转移人口分别增长了71.37%%和82.89%⑨。另据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2011年农村外出就业人口中，跨省就业比重达到47.1%，比上一年提高8个百分点；县外省内就业比重为32.7%，比上一年上升了3.4个百分点；乡外县内就业比重为20.2%，比上一年下降了9.6个百分点；2012年跨省就业比重为46.8%，县外省内就业比重33.2%，乡外县内就业比重为20%，增减趋势与2011年基本一致^。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占总劳动力流动的比重和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就地转移，已经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最主要形式。本文所说的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的乡城迁移，更准确地说是指劳动力跨地区的乡城流动。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特征有：
1.以男性为主
Zhao（1999）根据1995年四川省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的计算结果表明，男性占迁移人口的72%，而农村非迁移人口中男性只占49.6%，且作者使用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劳动力迁移的概率低4.7%&。根据2006年《我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男性农民工占农民工总体的66.3%，而女性只占33.7%*。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显示，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中男性所占的比重为64.6%，比上一年提高了0.1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流动以男性为主的特征一直延续到现在，2012年的最新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男性农民工占66.4%，女性占33.6%^。
2.以青壮年为主，且年龄有提高趋势
Zhao（1999）使用的调查数据显示，迁移人口的年龄比非迁移人口将近小10岁，且随着年龄的增大，迁移的概率降低&。Deng（2007）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在全国12个省份所做的城镇住户和暂住户调查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比城镇人口年龄将近小6岁） 。2006年《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_平均年龄只有28.6岁，其中，16～20岁的农民工占18.3%，21～25岁占27.1%，26～30岁占15.9%，31～40岁占23.2%，40岁以上占15.5%+。2010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为33.8岁，其中，16～20岁占6.5%，21～30岁占35.9%，31～40岁占23.5%，41～50岁占21.2%，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2.9%1。2012年最新数据表明：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7.3岁，其中，16～20岁占4.9%，21～30岁占31.9%，31～40岁占22.5%，41～50岁占25.6%，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5.1%。值得注意的是，进城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有了提高（2006年为28.6岁，2010年为33.8岁，2012年为37.3岁），且青壮年（21～40岁）所占的比重也在下降（2006年为66.2%，2010为59.4%，2012年为54.4%），这意味着40岁以上的外出农民工越来越多。主要是因为外出农民工收入增速下降（2012年外出农民工收入增加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18元，增幅下降了9.4个百分点^），且东、中、西部外出农民工收入趋同（2012年东、中、西部农民工月收入分别为2286元、2257元、2226元^），青壮年农民工由于其受教育程度较高，在自己家乡较容易找到一份相同性价比的工作，也就是说，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提高了，而且城市的工作有较高的替代性。
3.受教育程度高于农村非流动人口
Zhao（1999）使用1995年四川省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表明，迁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非迁移人口，为7.56年：6.24年，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迁移，但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最高的那部分人除外，这些人并不是选择外出务工，而是就地占据基层资源，比如担任村干部等职能岗位&。根据2006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4年外出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比重达到81.6%，比全国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平均水平高18.3个百分点2。2012年的数据也是如此：外出农民工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6.5%，农村非流动人口只占10.9%^。
4.劳动力流动的区域间不平衡
Cai & Wang（2003）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发现，在2000年，东部地区有65%的跨省劳动力迁移是发生在地区内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有84%和68%的跨省劳动力迁移到东部地区3。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沿海发达省份的常住人口所占比重在增加，而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常住人口所占的比重在下降4，这反映了我国的人口流动是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迁移过程。此外，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呈现出区域不平衡性。Raa & Pan（2005）根据1992年的分省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西部和中部地区流动到东部地区的是技术工人、管理人员等人力资本较高的人员，而东部地区流动到中部的是非技术人员，很少有流动到西部地区的5。另据《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62.5%，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的比重分别为17%和20.2%⑧。2012年的调查数据也证实了这一区域不平衡现象：外出农民工中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占42.6%，中部地区占31.4%，西部地区占26.0%1。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外出农民工中在东部地区务工的2012年仍占42.6%，但与2009年（62.5%）相比该数据已经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相反，在中西部务工的农民工比重有了较快的提高。原因不外乎是东中西部外出农民工收入趋同，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增加了。
5.社保参保率低于城镇居民
由于农民工在城镇从事的大都是非正式职业，且有一半以上的未签订就业劳动合同6，从而导致外出农民工的社保参保率较低，且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参与水平。图2反映了2012年城镇居民和外出农民工社保参保率的差异。从图2中可以清晰地看出，2012年“五险”中，除了工伤保险外出农民工比城镇居民参保率略高以外，其他类社会保险参保率城镇居民均比农民工高很多。至于外出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为什么要比城镇居民高，原因显而易见，跟农民工从事的高风险行业密切相关。有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外出农民工中有60.7%从事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安全事故高发的行业；从事这些行业的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也高达73.5%^。
（三）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
根据劳动力迁移的经典理论，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农村居民在城镇就业的预期纯收入
农村居民在决定是否向城镇迁移时考虑的不仅是在城镇就业的预期收入，还要考虑城镇生活成本，包括货币成本和心理成本。所谓货币成本是指农村居民由农村迁移到城镇所花费的交通费用、找工作花费的时间和金钱等；心理成本是指远离亲人，适应陌生环境所带来的心理压力等。如果预期收入与生活成本的净值大于零，则选择迁移，否则不迁移。
2.户籍制度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决定是否迁移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户籍制度，迁入地的户籍管理越松或户籍限制越少，劳动力流向该地的可能性越大。
3.迁移距离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迁移距离也是影响迁移的一个重要因素。迁移距离的远近直接影响迁移者获取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成本、回家乡往返交通成本、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心理成本。因此，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呈现出就近区域上的聚集性。例如，安徽、江西等地的外出劳动力大多流向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大多流向广东，河南、河北大多流向北京等地。
4.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平均收入水平差距
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平均收入水平差距是影响我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乡城流动的重要因素。例如，沿海发达地区居民人均收入较高，外出劳动力就较少；而内陆中、西部地区居民平均收入较低，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就较大。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较高，外出务工的可能性较小；而农村居民平均收入较低，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就较大。
5.年龄因素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以青壮年为主，这与外出劳动力所从事的职业有关。农村的外出务工人员大多数从事的是“3D（Dirty， Dangerous and Demeaning7）职业”，这些职业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且大多是建筑、制造等行业，年龄成为从事这些职业的必需条件。另外，年龄越轻的人，迁移的心理成本越小，而且迁移收益的回收期更长，从迁移中获得的潜在收益的现值也越大。我国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16～25岁的劳动力占全部迁移人口的50%左右，16～35岁的劳动力占全部迁移人口的3/48。
6.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包括婚姻状况、子女上学、家庭赡养老人等问题，这些也是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因素。Mincer（1978）的研究发现，未婚人员迁移的可能性更大，妻子的工作服从于家庭的迁移，家庭中存在学龄孩子会降低迁移的可能性9。另外，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迁移的潜在成本会成倍地增加。
7.受教育程度
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迁移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资本存量就越高，从迁移中获得的潜在收益也就越高。此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生活的追求越高，改变现状的动力和愿望也越大。
三、相关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国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既受经济方面因素如农民工在城镇的预期收入等的影响，又受城乡之间不平等的因素如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等的影响。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是我国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现象和典型特征。要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既要增加农民工收入，又要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来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和不平等，而农民工在城镇的收入水平除了受自身人力资本素质影响以外，很大程度上还受歧视性因素的影响（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因此，要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就要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两大方面着手：
（一）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最主要因素。有学者的研究发现，本世纪初的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不大，主要是因为部分省市仅仅是统一了城乡户口称谓，城乡户口所携带的实际差别并没有消失0。因此，要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就必须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剥离与户籍相挂钩的城乡歧视性政策和一系列隐利，统筹城乡居民的迁徙权-（陈光普，2013）。户籍上所附加的各种福利政策人为地加大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不公平和收入差距。要剥离与户籍捆绑的社会福利，关键在于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户籍观念。
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离不开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建立可携带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城镇和农村地区在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等。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提供了制度保证：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盲目流动；另一方面可以有效调动那些有能力转变为城镇“市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积极性；同时对于解决流动人口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子女上学等问题有重要作用。
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城镇居民，而这些人的收入比城镇居民的收入要低很多。Deng（2007）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全国12个省份的城镇住户和暂住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小时工资只有城镇人口的61.67%），但比农村居民的收入高很多。虽然这些务工人员成为城镇居民会降低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但在边际上降低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幅度会更大，进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比原来的更大。因此，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要采取措施大幅度提高成为城镇居民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水平。丁守海（2006）通过测算认为，当前的农民工工资要提高1/3左右才是合理的=。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措施包括消除农民工在城镇所受到的就业、工资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歧视；增加他们再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增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等。
（二）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根据前文的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重要影响，越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城乡一体化程度越高的劳动力市场有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地区的流动。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现象仍然存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仍然很低。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不仅能矫正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扭曲，还能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促进劳动力流动就要加快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我国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最主要表现是，城市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是指向具有城市户籍的本地人提供就业岗位的劳动力市场；次要劳动力市场是指向外来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的劳动力市场，这些就业岗位大多数是工作条件差、工资待遇低的岗位。造成我国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根本原因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其它城乡分割制度，如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这些制度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就业部门的自由转移。户籍制度一方面使得城镇劳动者优先获得就业机会，而农村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另一方面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镇享受与城镇居民均等的福利制度的机会。因此，要培育和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由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的自由流动，首要的、最根本的措施就是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此外，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还需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就业制度，包括取消对进城农民工在就业工种方面所受到的不合理限制以及对劳动者的身份歧视，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信息网络和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实行农民工社会保险与城镇居民社会保险的相互衔接，以及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相互衔接和转换。政府部门还应该把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重点从户籍制度改革向就业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转变，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所受到的各种政策、制度因素的限制，以此来促进和吸引农村劳动力从流动状态向城镇永久性居民转变。
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的培育还离不开劳动力市场制度、各种规制和协调机制的建立、健全，如加快劳动立法、加强工会作用、建立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等等。此外，政府职能要从以经济干预为主向提供公共服务转变，保护劳动者权益、降低劳动者所承受的就业风险，加大政府对劳动者的社会保护力度，同时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建立、健全旨在保护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社会保护机制方面的积极作用。
注释：
①来源于2010年12月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②来源于2011年和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③蔡昉：《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力问题报告，NO.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④张小建：《中国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启示录》，中国劳动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
⑤来源于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公报。
⑥进城农民工数据来源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城镇就业数据来源于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
⑦仲小敏：《世纪之交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的探讨》，《科学经济社会》2000年第1期，第38～42页。
⑧参见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0年。
⑨来源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报。
⑩蔡昉、王美艳：《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事实的重新考察——一个反设事实法的应用》，《中国农村经济》2007年第10期，第4～12页。
！蔡昉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指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指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计算得来的。
^来源于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Yaohui Zhao. “Labor Mobility and Earnings Difference： The Case of Ru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7， 1999， p. 767～782.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来源于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Deng Quheng. “Earnings Differential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vol. 2， 2007， p.8～16.
_指调查年度内，在本乡镇地域以外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1来源于2010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蔡昉：《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力问题报告，NO.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8～49页。
3Cai Fang and Wang Dewen. “Migration As Marketizat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hina’s 2000 Census Data？”，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6， February2003，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4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报。
5Thijs ten Raa and Haoran Pan. “Competitive pressures on China： Income inequality and migration”，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 35， 2005， p.671～699.
6根据《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2年外出农民工中签订劳动合同的只占43.9%。
7Tao， Z. “China’s Migrant Workers”， Address to the National Social Administration Workshop， Beijing， 2006 August.
8蔡昉、都阳、王美艳：《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9Mincer， J.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6， 1978， p.749～775.
0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户籍制度改革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第35～40页。
-陈光普：《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动态计量分析》，《经济师》2013年第3期，第38页。
=丁守海：《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第4期，第56～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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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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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Policies of Rural Labor Training in China
in Recent Ten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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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姜颖.劳动合同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07）.
③于欣华.退休劳动者工伤保险法律问题研究--兼论工伤保险法与劳动法的"爱与恨"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03）.
④杨德敏.论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 河北法学，2005（07）.
篇5
【关键词】建筑业农民工;行业工会;集体谈判
建筑业农民工群体在中国的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他们的合法权益却得不到充分的维护。相对于其他行业，建筑业农民工流动性大、工作技术含量低、从业人员文化水平不高，这些特点使得建筑业农民工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无法通过有效途径进行维权，只能采取极端措施，给社会稳定带来很大隐患。研究并保障建筑业农民工劳动权益问题对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社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建筑业农民工从业现状
建筑业农民工是全国2.6亿农民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国家统计局的《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全国26894万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的占31.4%，建筑业占22.2%，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占10.6%，批发零售业占11.3%，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6.3%，住宿餐饮业占5.9%。从近几年调查数据看，变化较明显的是建筑业，农民工从事建筑业的比重在逐年递增，从2008年的13.8%上升到2013年的22.2%。
目前我国的建筑业普遍采用包工制，以包工头带领的包工队为基础、日常管理、考勤记工由带班或者包工头负责，工资由包工头组织发放。有六成以上建筑业农民工进入工地工作是通过老乡或朋友等熟人关系网络，直接通过包工头进入工地的占22%，通过劳务公司与政府劳务输出进入工地的仅占3.5%。该群体在工资发放、社会保险、加班或者高温补贴、住宿与生活、工伤事故等方面的合法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该群体被拖欠工资的现象非常普遍，绝大部分工人做不到当月领工资，工地采取的形式一般是包工头每月给工人发500元/人左右的零用钱以维持工人生活运转，到年底或工程结束时再统一结算剩余工资。按照《劳动合同法》与《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建筑劳务企业应该给建筑工人缴纳社会保险，但是目前建筑业农民工群体中仅有20%左右的工人拥有工伤保险，而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医疗保险，覆盖率更低。建筑业农民工人采用的是按日工分计薪，劳动一天发一天工资，只有因为天气、自身身体状况或者材料供应问题不能工作的时候才能休息，因此对于该群体来说正常的休假权利几乎不存在，在周末或者法定节假日上班是正常情况，但是这时建筑工人却无法获得2倍至3倍的加班工资，只能领取和平时一样的报酬。高温作业时9成建筑工人没有领到高温补贴，工地仅仅提供绿豆汤、西瓜等防暑用品。建筑业农民工群体的住宿条件恶劣，一般集中居住在工地附近的工人住宿区，宿舍平均居住人数为8人，住房一般是彩钢结构的双层或三层简易房，夏天降温与冬天取暖设施缺乏，住宿条件恶劣。总之，该群体劳动权益受侵害现象比较严重，这种权益受侵害现象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群体现象，假若该群体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必须通过集体化维权的途径才能实现，劳动者个体维权无法完全彻底解决以上问题，开展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劳动合同是集体化维权的有效方式。
2 建筑业农民工集体维护自身合法劳动权益存在的障碍
（1）建筑业农民工年龄、接受教育程度等自身因素影响该群体对工会的正确认识，该群体加入工会的比率较低，在维护该群体自身正当的合法劳动权益时，缺少唯一合法的集体维权组织。数据调查显示，建筑业农民工的主体是20岁-50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其中30岁以上的农民工群体占总体的三分之二，该群体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5%，其他全部是初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很难正确认识到工会的作用，也不了解工会的工作职责，90%以上的员工没有加入工会的意识。该群体的人员流动性相对较大，经常出现某一公司工程项目还没有完全结束员工就从该公司被包工头带领转移至另一公司工程项目工地，还有一些人员在建筑行业的从业时间随意性很大，从业半年、一年、三年或五年不等，组建企业公司层面的工会存在一定困难，维护该群体自身的合法权益时缺少一个有力的、合法的组织。
（2）建筑业农民工签订集体合同比率较低，自身合法劳动权益难以维护。该群体大部分都是通过老乡关系、亲戚关系和包工头取得联系，进入工地，签订劳动合同的意识比较淡泊，而且很多人不知道和谁签合同。数据调查显示，签订劳动合同的比率仅有23%，其中在签订过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中，只有30%的工人自己手上保留有劳动合同，很多劳务公司给工人签订劳动合同时，签的是单份合同，工人签完字合同就被收走了，合同内容具体是什么基本不了解。当该群体合法劳动权益受到侵害时，单份合同和无劳动合同将对该群体的维权行为非常不利。该群体应通过工会积极开展集体谈判，根据双方的意见商讨关于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劳动合同签订、社会保险、食宿条件等条款内容，并签订最为有效保护该群体利益的集体劳动合同，从而维护该群体的合法劳动权益。
（3）建筑业农民工集体谈判意识薄弱，认识不到集体谈判的作用，欠缺专业的集体谈判能力。集体谈判是维护劳动者集体权益的有效途径，通过集体谈判而达成共识形成的集体合同才能达到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的效果。从现实条件来看，建筑业农民工很难和某一劳务公司开展集体谈判，该群体应该以地区为单位联合起来同地区建筑业行业劳务公司开展行业集体谈判，从而保证合同条款符合双方的利益诉求。但是目前群体集体谈判意识薄弱，不了解集体谈判的作用，并且缺乏专业的集体谈判能力。这种情况下，假若一旦开展了集体谈判，该群体也很难为自身争取更多的合法权益。
3 建筑业农民工集体维护自身合法劳动权益的建议
（1）组建建筑行业工会，完善维权组织。各地区总工会应根据本地区特点积极组建建筑行业工会，大力宣传行业工会的积极作用，并号召吸引建筑业农民工加入该工会组织，在选举工会主席及工会干部成员时应考虑流动性和知识水平等问题，可以推选学历较高和具有专业技术的员工作为候选人。只有成立了真正属于建筑业农民工自己的工会组织，才能建立均衡的劳资关系，有效的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在建筑行业工会的主导下积极开展行业集体谈判，帮助员工签订集体合同。建筑行业工会维护全体成员的有效途径是同地区建筑行业企业开展行业集体谈判，通过谈判讨论集体合同的中每一项条款，从而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集体谈判代表成员应积极搜集建筑行业从业人员的意见，严格按照规范流程开展谈判的前期准备工作，努力学习集体谈判相关法律法规，提高自身的集体谈判能力，甚至可以聘请专家学者作为顾问，帮助工会顺利开展集体谈判，带领员工签订集体合同，并形成一个定期谈判机制。只有行业工会扎实的开展一系列维护建筑业农民工切身利益的有效活动，并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才能提升工会在职工心目中的地位，未来才有更（下转第225页）（上接第137页）多的员工主动加入工会。
（3）工会需要大力宣传和推广集体谈判，社会应大量培养劳动关系专业人才，丰富集体谈判专业服务组织。建筑业农民工权益受损折射出我国目前强资本、弱劳工的劳动关系现状，社会各行业普遍存在劳资关系力量不均衡、专业的劳动关系人才和集体谈判专业人员人才匮乏的现象，工会系统和社会需要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工作。通过各种渠道大力宣传和推广集体谈判，可以在农村基层和建筑工地通过电影、宣传画的形式广泛宣传开展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劳动合同对于劳动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作用。通过开展集体谈判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着力提高工会在全体社会成员中的认可度。国家也应大量培养劳动关系专业人才，丰富集体谈判专业服务组织，从而指导帮助各行业开展维护自身合法劳动权益的切实有效的行动。
【参考文献】
[1]中国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R].北京：国家统计局，2014.
[2]常凯.中国劳动关系报告――当代中国劳动关系的特点和趋向[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
篇6
关键词：迁移意愿；农民工；因素
中图分类号：D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121-04
农民工是中国城镇化、现代化和工业化不协调发展下产生的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根据统计局数据，2004年我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大约是11390万人，2011年该数据达到了15863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4月29日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4年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是仅次于农民而多于城市工人的第二大劳动力群体。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一股庞大的劳动力大军，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力量。农民工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和我国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歧视和不合理的待遇，存在着各方面的问题，并且成为了社会普遍关注的“弱势群体”。同时在此过程中，农民工群体也体会到了城市生活的优越性，他们也希望平等的享受各类城市公共品，保障自己的基本权利和最大人权。所以解决农民工城镇化的问题，不仅能够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更能够维护社会稳定，缩小贫富差距。
一、荣县基本情况和背景
荣县是自贡市管辖范围内的一个小县城，地处丘陵和低山地带，经济发展较为滞后，交通不便，无法大力发展经济作物，所以很多人倾向于外出务工。荣县人口大约为70万，而在2013年荣县农民工更是高达24.3万，占据总人口的34.7%。《四川经济日报》报道，2013年，荣县共输出农村劳动力24.3万，在大江南北挣回劳务收入29.84亿元。相当于外出务工的24.3万农村劳动力，人均创收12280元。而在河口镇、高山镇、陈佳镇和乐德镇，根据走访调查的情况，几乎每户家庭都只剩下年龄超过60岁的老人，其他人都选择在诸如浙江省、广东省、北京市等城市务工挣钱，所以选择这4个农民工人口比例较大的乡镇进行调查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同时通过此次调查能够让政府和有关部门更加清楚认识到荣县农民工的生活情况，为制定切实有效的推动城镇化的措施提供现实依据。
二、数据来源及调查方法
农民工属于半城镇化群体，即在城镇工作，户籍却在农村。2014年荣县总人口为70万，农业人口52.15万，农民工24.3万，占据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6.6%。为了弄清楚荣县地区农民工对落户城镇的意愿以及影响他们迁移的因素，在2015年2月，借农民工返乡度春节之际，选取了河口镇、高山镇、陈佳镇和乐德镇4个典型的乡镇作为样本区域，进行抽样问卷和典型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实地调查，在每个乡镇发放130份问卷，共52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共500份，问卷收回有效率为96.15%。然后再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利用比例和频数分析总结出影响农民工落户城镇的影响因素。
问卷内容包括：基本情况（性别、年龄、婚否、家庭人数、户籍所在地）、工作情况（职业、工作时间、人均年收入、工作稳定程度）、居住情况（城镇还是农村）、社会福利、受教育水平、是否觉得城镇的房价过高及迁移意愿。从以上统计图中可以看出：被调查者性别以男性为主占据了66%；年龄段主要集中在26―35岁和36到45岁这两个年龄段，并且分别占了40%和38%；婚姻状况以已婚为主且占据了90%；家庭人数集中在3―4人，占据了67%；户籍所在地在农村的占到了93%；工作情况中，以务工为主，占到了81%；人均年收入集中在2―3万，且比例达到66%；工作了5―10年的人占61%；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工作很不稳定，觉得不稳定的占92%，会受到诸如家庭情况、换工作、身体条件等的影响；居住情况中，有88%的人都居住在农村；虽然很多工厂都可以为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但是考虑到社保迁移回家乡比较困难以及农民工对社保认识有限，所以真正购买社会保险的人只有21%；50%的被调查者的教育水平是初中，40%的农民工只有小学学历；大部分被调查者觉得城镇的房价过高；有关迁移意愿，85%的农民工喜欢城市生活，但却只有17.2%愿意迁移。
三、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荣县农民工迁移影响因素
（一）工作稳定性对农民工迁移意愿影响非常大
当问到你对迁移城镇生活最大的顾虑是什么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会回答你工作是否稳定。其中一位被调查者是如此回答的：“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意味着每个月银行卡账号上都可以增加一定的数目的钱，有了每个月稳定的收入才可以对开支进行规划，才敢于按揭购房，如果没有稳定收入我们才不敢冒险购房呢。”可见稳定收入对于农民工来说是落户城镇的基础。比如最近几年经常出现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情况，据《华西城市读本》报道，2013年荣县在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行动中，通过执法，为929名民工“追回”362.5万元工资。工作不稳定直接导致了农民工对落户城镇望而却步。
（二）农村土地制度不健全对农民工迁移意愿影响
农村土地对农民具有就业、收入、保障等多重功能，放弃土地、进城定居意味着多重风险，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由此，土地面积较多的农民工的迁移意愿较弱。另外还有农民工被强制或变相强制收回宅基地和承包的耕地、草地，没有遵循农民工本人的意愿、土地管理法与户籍迁移分类政策不协调、土地管理操作不透明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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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民工社会信任缺失的现状
1、农民工对“人性善”不太认同，缺乏社会安全感
信任的前提是对他人未来行为或举止的期待，具有很大风险性。在问卷调查中发现，只有12.2%的人表示“完全同意”，14.2%的人表示“部分同意”，“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的人却占到38.4%和35.2%。可见，当前农民工对“人性善”不太认同，他们缺乏社会安全感，对他人持怀疑态度。
2、“血缘”和“地缘”关系仍然是农民工信任的决定因素
调查数据表明，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信任呈现出差序格局，农民工对家庭成员、直系亲属、亲密朋友的信任程度很高，对其他亲属、单位同事、单位领导、一般朋友的信任度次之，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生产商、销售商、网友等的信任度很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交织作用依然是影响农民工社会信任的决定性因素，一个人是否值得信任，主要取决于这个人是否在农民工的私人领域及其在私人领域融入的情况。也就是说，农民工的信任停留在个人信任上，缺乏社会信任。
3、农民工的信任模式是关系信任，缺乏制度信任
社会信任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依赖非个人性的社会规章制度，如专业资格、科层组织、中介机构及各种法规、契约等的帮助而决定是否给予信任。以借贷现象中的契约为例来看农民工对制度信任的认同。当有人向你借钱时，“完全同意签订契约”的人占47.7%，“同意与不太熟悉的人签订契约”的为49.1%，只有3.2%的人表示“反对签订契约”。这说明农民已经具有了契约意识和制度信任的基础；但当问到：“当你的权益被损害的时候，你会不会找法院或政府？”农民工W回答：“一般不会，现在打官司都需要钱，你没钱去送礼，谁理你啊！除非你有熟人。再说，即使赢了，诉讼费、请客费什么的也不少”。跟关系信任相比，农民工对社会制度信任的水平仍然不高。
4、农民工对参加社会集体活动缺乏积极性，社会信任水平较低
社会信任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交往关系或联系，社会信任水平可以体现在对参见社会集体活动的认同上。大多社会学家认为，社会信任是在一系列社团、网络组织中结成的，来自于自愿性团体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对集体活动的参与可以直接反映农民工社会信任水平。
（二）农民工社会信任缺失的原因
1、社会排斥导致农民工社会信任危机
农民工市民化的愿望非常强烈，但在努力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却遭到各种社会排斥，产生了群体性挫折感。这些排斥包括：
（1）劳动力市场排斥
农民工受到城市劳动力市场排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排斥。由于某些制度和用人单位的排斥，农民工只能在工作条件差、工资低、就业不稳定、福利低劣的劳动力市场就业。第二，存在失业风险。由于户籍制度和农民工自身教育水平偏低，农民工大多没有取得正式的就业身份、地位很不稳定，一旦雇主不满意，他们就面临失业的风险。
（2）教育排斥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初中文化程度及以下者占76.2%。一个人教育程度越高，其判断能力越强，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不会盲目信任别人，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怀疑别人；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其判断能力就越差，往往会影响对社会的信任。
（3）文化排斥
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不仅是一个地理迁移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迁移的过程，是从传统农村文化进入现代城市文化。在这种文化迁移过程中，农民工面临着城市文化的排斥。农民工始终无法被城市主流文化接纳，是农民工产生社会信任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2、信任机制缺失导致农民工社会信任危机
（1）熟人关系约束机制失效
随着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原有的人际关系网络变得松散，关系约束的力量也逐渐减弱。同时，城市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化也越来越严重，导致人们共有知识与经验的减少，利益失衡矛盾的增加。此外，城市化的发展也加剧了社会流动性，增强了人与人交往的匿名性和易变性，这都使得农民工社会信任的建立困难重重。
（2）社会保障制度排斥
国家推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上是以户籍为基础的，未能打破城乡之间的二元分割。农民工常年在城市工作，为城市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用人单位的逃避等种种原因，他们并没有充分享有到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利。农民工社会保障程度较低，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导致农民工对政府、城市和市民的信任度降低。
（3）制度约束机制缺失
当前，虽然全国各地陆续出台了保护农民工生存与发展权益的政策和法规，但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不少用人单位仍然敢于明目张胆地不执行法律、法规，肆意侵害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制度约束机制缺失是农民工产生社会信任危机的重要原因。
2 增进社会信任视角下，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建议
（一）引导农民工树立自信心，提高其知识文化水平
由于农民工在知识文化水平上的不足，加之社会舆论的偏见等，导致部分农民工产生了一种自卑的心理，社会信任范围以熟人圈内为主，对本地居民等一些外界群体以及这座城市产生了很多的负面评价和生活体验。而一旦负面印象产生过多，就容易对这座城市产生更多的区隔和疏离情绪。因此，从心理及文化水平层面分析，提高农民工的知识教育水平，增进农民工对自己的信任，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水平和扩大农民工的社会交往范围。
（二）本地居民应努力减少与农民工之间的不信任因素，消除冲突和隔阂情绪
农民工的社会信任缺失主要表现在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信任很弱，也就是说，在谈及如何通过提高社会信任水平以促进城市融合水平提升之时，与其说如何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水平，不如说如何减少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不信任因素，以达到缓解冲突和负面情绪，促进农民工更好的认同和融入城市的效果。
（三）建立起惠及全民的、统一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
信任既是关系性的，同时又是制度性的，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既有来自人际关系因素的影响，同样，制度环境对农民工的心理态度和信任感受也会产生影响。就我国现有的制度安排而言，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具有严格的身份和地域指向，跨越不同身份和不同地区的关系转移和接续非常困难。因此，当前的重点是逐步改革现有户口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最终建立起惠及全民的、统一的服务体系是今后的发展与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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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民工 工资问题 原因 解决对策
一、当前农民工工资存在的突出问题
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当前，农民工工资存在如下突出问题 。
（一）收入水平低下
据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2014 年度全国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2290 元。而同期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 3996 元，高出近一倍。此外，农民工每天的劳动时间大多超过 8小时，基本没有节假日，每个月的劳动时间至少在 250 个小时，如用工资率来测算，农民工与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的差距更为明显。
（二）经常被拖欠
建筑、交通等领域因工程质量、进度、价款、合同、建筑项目非法转包等原因，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屡禁不止。用工单位中的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不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和农民工的求职心切，往往不按月支付工资，采取“一拖二赖三逃”的办法，恶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牟取非法利益。同时，受金融危机影响，很多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倒闭危险，企业经营者往往首先采取各种手段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甚至为避免支付工资而进行逃匿躲避。
二、农民工工资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
户籍制度本身只是一种身份制度，是身份的一种证明，并未包含不公正的因素。可实际上，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制度导致了农民工与用人单位或者雇主之间存在着诸多不公平的交易。在城乡二元制度下，国家提供给农民和城市居民的保障存在很大的差距，很多企业会认为他们不需要为农民身份的农民工提供保障和公平的待遇，也因此，农民工就业机会平等的权利被长期忽视，农民工和城镇居民的工资也始终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二）企业法律意识淡薄，政府监管不到位
企业作为一个盈利性的组织，其终极目标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不断增加产值，降低成本。而劳动力成本是企业生产成本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众多企业纷纷利用欠薪手段暂时停止劳动力成本的支出，减少生产成本，大大增加了企业利润。另一方面，政府对拖欠或克扣薪资问题的监管不到位，执法的力度不够，执法的手段不足。政府介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应是政府的职责所在，然而现阶段许多政府所出现的诸如“权力寻租”等消极行为，无疑是在为企业恶意拖欠工资、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便利。
（三）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
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的发展碰到了一个阶段性转换问题。或因产业、技术升级导致的资本密度提高，或受到国家政策影响而被迫关停，乡镇企业和城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产业结构重组伴随着劳动力重新配置，使一些老产业出现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城市就业压力很大，使得农民的非农就业的机会和空间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工劳动力供给总量大于需求总量，缺乏提高工资的内在市场动力，由供求形成的劳动力价格自然不会高。
三、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对策
（一）改革户籍制度
近年来，政府在不断的出台新的户籍政策，中央也在各种会议上都屡屡提出要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但是户籍制度改革在不少地方却一直推进缓慢。自由流动和迁徙是农民的基本权利，而且这样的迁徙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分享。政府应加大改革户籍制度的步伐，自上而下地推行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行居住地户口登记制度，真正实现对农民工的国民待遇。
（二）加强政府监管力度，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
我国在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方面制定了诸多政策，但对其中很多政策的监管力度不够，所产生的效果也微乎其微，违规处罚的成本又小，而且很多时候并不能严格公正的执法。近几年来，农民工为讨要工资，出现了很多停工、罢工、游行、自杀、跳楼、集体上访的现象。政府应加强其监管力度，增强其执政为民的责任意识，帮助农民工走出讨薪的困境和险境，提高政府在农民工心中的权威。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中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建立制衡机制。要严厉查处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的行为，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切实解决拖欠工资问题；另外，工会还应设立农民工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农民工的工资出现被拖欠等问题时，能够切实的予以帮助。
（三）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平衡农民工的供给与需求
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是提高农民工就业竞争力的一个关键措施。相关部门应通过制定城市化发展规划，使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发展进程相吻合，加强各项制度的管理，将进城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为其提供与城市职工同等的社会保障与救济。同时，对进城务工的各个行业的流动人口进行分类指导，使之与城市的产业的结构和产业政策相吻合，使劳动力资源得到有效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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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工；养老保险；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df47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3.04.17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特指来自农村，拥有农村户口， 但在城镇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劳动者[1]。这是一个介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边缘群体，他们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他们的老年生活应当得到应有的保障。如果他们的权利得不到相应的社会保障，不仅会影响他们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还将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农民工养老保险就是国家根据一定的法律法规，为确保农民工的基本生活保障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后，可以在退休时享受到相应的养老金权益。河南作为一个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和劳动力转移大省，研究其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建立和完善河南省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紧迫性
（一）实现河南省“三化”的需要
作为农业向工业化转型的必然产物， 农民工为工业化进程做出了突出贡献。 农民工养老保险作为与农民工群体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之一，目的是为年老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年农民工提供有保障的晚年生活，它的实施效果将最终影响中国工业化能否顺利实现。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农民工逐渐放弃农业生产活动，开始进城务工，依靠工资生活。当他们年老且丧失劳动能力时，如果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农民工往往只能自找出路或被迫重新从事农业生产，这样就会加重农村失业和其他社会问题，从而延缓城镇化进程。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可以消除广大农民工的后顾之忧，真正把农民工吸纳到城市当中。因此，建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制度保证，也是顺应城镇化发展趋势的战略举措。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实现离不开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长期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利于缓解农村人地关系紧张的矛盾，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但是当前土地的双重功能即生产资料和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表现得依然突出，只有完善外出农民工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才能弱化土地的保障功能，从而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现代化的最终实现。
（二）完善河南省农民工权益保障的需要
河南在过去的几年中，已经逐步建立了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体系。早在2004年3月，郑州市就出台了《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后参加我市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实施意见》并规定：“农民工转移到我市就业后，应依法纳入社会养老保险范围，执行我市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与同类型城镇企业职工享有同等的社会养老保险待遇”[2]，这为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率先提供了政策依据。为了适应农民工的流动性，河南省于2010年4月出台了《河南省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适用于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所有人员，包括农民工”。
从以上出台的政策可以看出，河南省把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纳入了“城保”的制度框架，即把农民工纳入了“城保”制度的范围，和城镇职工执行完全统一的政策。但在实际操作中，当农民工和企业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时，社会保险机构大都将其个人账户中的资金一次性发给农民工本人，同时终结养老保险关系，这使得农民工实际的养老保障没有得到落实。也即是说，通过这种“城保”的扩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公平，使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待遇，但从当前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实施的具体效果来看，却不容乐观。具体表现为企业方和农民工不愿参保，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整体参保率低，农民工的正当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有必要对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
进一步探讨，对亟待解决的上述问题做更深入的分析，以期制定更具操作性的政策措施来完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
二、河南省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困境及其成因
总的来说，导致河南省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困境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河南省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的问题；二是农民工主体性实现程度不够，主体性实现面临着自我约束和社会约束双重困境。
（一）河南省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的困境及成因
河南省关于农民工养老保险相关制度的出台，为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参保及转移提供了政策依据，但是“一刀切”的办法并不适用于所有农民工，没能考虑到农民工群体自身的特点及其多层次性，归纳起来主要呈现出以下矛盾：
1.农民工养老保险缴费金额与农民工生存理性的矛盾
生存理性是农民工选择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的最主要因素[3]，农民工是否选择养老保险，或者选择何种形式的养老保险，首先是基于保证个人及家庭成员的基本生存之上的，农民工要考虑自己的经济收入、子女数目、家庭开支等各项约束条件。农民工群体来自农村，家庭条件普遍较差，进城打工的主要目的是赚钱。同时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的收入普遍偏低，其缴费承受能力远远低于城市居民。2011年河南全省范围内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604.0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194.80元[4]。由此可见，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又如在2009年，郑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17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121元[5]，2009年郑州城镇企业在职职工的养老保险个人缴费基数最少为105.9元[6]，这也就意味着农村居民虽然收入较低，但按照政策规定，在郑州企业就职的农民工其养老保险中个人所缴金额最低也为105.9元。2010年国家统计局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中部地区农民工平均工资仅为1350元[7]，显然，相对于工资而言，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缴费金额仍超出农民工的经济承受能力。 2.农民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与农民工高流动性的矛盾
2012年2月8日清华大学的《农民工就业趋势报告》显示，农民工就业“短工化”趋势愈演愈烈，根据这项调查，66%的农民工更换过工作，25%的人在近7个月内更换了工作，50%的人在近1.8年内更换了工作；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为2年，两份工作的时间间隔约为半年[8]。按照政策规定，农民工参保缴费后，个人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含15年）及其以上者，退休后按月享受基本养老待遇；个人缴费年限累计不满15年的，退休后其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 这就意味着，农民工只有在个人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时，才可以享受到正常的养老保险待遇，然而，农民工的“旅游式打工”可以跨越企业、产业、地区等，这种高流动性使得他们往往都达不到15年这个最低的缴费年限，从而形成“参保-退保-再参保-再退保”的恶性循环。
3.“城保型” 农民工养老保险设计与农民工养老定位多层次性的矛盾
虽然“融入型”农民工养老保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公平，使农民工和城市市民享受同等的待遇。但是由于农民工年龄、家庭结构、收入状况、土地保障等情况各不相同，使得农民工的最终流向也不确定，不像城镇企业职工那样最终会在城镇养老。农民工最终的养老定位选择在城镇还是农村，对养老保险的需求状况也存在较大差别。“城保型”养老保险把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虽然实现了城镇职工与农民工的平等，有利于保障农民工在城镇养老，但忽视了农民工养老最终定位的多层次性，对于暂时返乡和永久返乡的农民工实行一刀切的养老保险设计，阻碍了农民工对于“城保型”养老保险的选择。
4.地方性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与全国范围低统筹的矛盾
目前关于农民工养老保险，中央政府只有原则性政策规定，既没有法律规定，也没有具体的可操作的政策措施，不同地区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存在很大差别，使得各地区缴费基数、缴费比例、领取标准迥异。尽管有关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已经出台，但由于统筹层次过低、统筹单位数量庞大且转移接续工作繁杂，都使农民工在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工作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农民工为了转移养老保险关系常常奔波于转出、转入两地，费时费力，影响了农民工对养老保险的参与积极性。
（二）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的主体性实现程度的困境及其成
因
人的主体性是指“人作为活动主体在对客体的作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自主性和自为性”[9]，它主要包括主体的能力、主体的权利和主体的目的，概括而言，人的主体性的确立离不开人的意愿和能力。同时，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也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即“对人的独立的权利和利益的道德的和法律的确认和保证”[10]。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也受到其主体性实现程度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农民工主体性实现的自我约束阻碍了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
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离不开农民工主体性的确立与实现。这里分别从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的意愿和能力两个方面予以分析：
首先，农民工之所以愿意参加养老保险，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农民工预期参与养老保险能够为他们带来收益，并且这个收益要大于付出的成本。农民工到城市打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对农民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不仅涉及到经济方面，还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及心理等方面。正如上文分析指出的那样，河南省现行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模式设计，没有完全考虑到农民工自身的特点，使得农民工群体并不能真正享受到养老保险带来的养老保障。同时，由于农民工对制度缺乏相应的了解，他们担心今后因政策多变而使得已缴纳的养老保险金无法兑现，认为参保的钱不如拿到手里放心，于是农民工往往更愿意选择眼前可以看得见的利益。再者，现行农民工可以选择的养老保险体系除了“融入型的城保”外，还可以选择“新农保”来替代，农民工往往会选择可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保险制度，所以，农民工选择现行“融入型”养老保险的热情度并不高。
其次，由于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低，导致他们进城大都从事餐饮业、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重、累、脏、险的粗活，收入普遍低于城市居民的平均工资。同时农民工的流动性强导致其工作不固定，使得他们的收入也难以固定，甚至会处于暂时性或较长时间收入中断的困境。另外，现行土地政策也不能给农民工带来高收益，面对现实的生存压力，大多数农民工仍然依靠在城镇打工来满足家庭的基本生存需要。这些原因都直接限制了农民工参与“城保型”养老保险的缴费能力，影响了农民工选择养老保险的积极性。
2.农民工主体性实现的社会约束阻碍了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
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除了受到自我制约之外，主要还受到企业和政府这两大外部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政府作为养老保险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管者，企业和农民工作为政策的执行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
首先是企业因素。我国农民工的养老保险费供给是通过个人和企业共同承担的，企业支付养老保险费中的统筹部分，其最终来源还是农民工的工资，政府只承担管理责任。根据我国现有国情，大部分吸纳农民工多的企业，其利润绝大部分来自于廉价劳动力，为农民工提供养老保险就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这自然就打破了企业的这种优势，影响了企业的利润，因此企业对农民工养老保险持消极态度，严重影响了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
其次是政府因素。政府在养老保险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虽然初衷是为了保障农民工的权益，但是由于没有完全考虑到农民工自身特点的复杂性，使得制定的政策呈现如上表述的种种缺陷，实施起来显得苍白；同时，政府又担心强制本地企业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会影响本地的投资环境，影响政府招商引资的力度，从而影响政绩，因此对于养老保险的监管也不到位；另一方面，受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和所处环境的限制，多数农民工只顾眼前利益，偏好当前收益，对养老保险不了解甚至产生误解，而政府对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又不够，导致大量农民工回避养老保险。 三、完善河南省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对策
（一）完善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
第一，在保费缴纳方面，要充分考虑农民工收入水平低的特点，建立多档次、可选择的养老保险制度，将缴费基数和比例分为不同的档次，供其灵活选择。同时，对于累计15年的缴费年限也应该加以适当放松，使制度和政策具有弹性和适应性。在制度设计方面，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针对大部分农民工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无力承担养老保险费这一现状，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应该对其进行资助，可以采取类似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办法进行补贴。补贴款进入统筹账户随着农民工一起流动，这样就不会对转
入地的统筹基金带来压力，也有利于实现地区间的转移。同时，对于农民工参保率较高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也可以提高企业参保的积极性。
第二，在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方面，考虑到农民工流动的多层次性，对于农民工养老保险金的缴纳设计应该体现不同的流向需求，对于部分最终可能回到农村生活的农民工群体，其养老金计发标准可以用相对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为参照基点，实施的保障水平应在高于农村实际生活水平与略低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标准之间浮动。
第三，在制度衔接和养老保险关系接续方面，由于当前农民工养老保险赋予了地方政府利益，地区条块分割明显，基于本地区社保基金管理的考量，地方政府往往会故意设置障碍阻止外来社保关系的转入。这种全国低统筹的现状，使农民工养老保险的转移和接续实现起来困难重重，因此要打破现有局面，努力实现全国高层次统筹，使其与地方财政脱钩，收支不影响地方财政，就比较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
第四，在养老保险资金账户的构成方面，由于现行的统筹账户不能续接和转移，使农民工弱势群体不仅得不到城镇职工和政府的补贴，反而往往被其所工作的城市截留，使其基本的养老权利被侵害。因此，放弃统筹账户，建立完全积累式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制度，使其个人账户由个人和企业缴费构成，所有权明确，账户随参保人转移，这样才能真正维护农民工的养老权益。
第五，在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实施的技术层面，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化的网络技术，以方便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缴费、查询，同时减少和简化繁冗的工作手续，使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更加顺畅。
（二）创造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主体性实现的环境
第一，政府和社会要加强宣传引导。农民工是游离在社会的“边缘人”， 受自身文化素质和所处环境的限制，很多农民工关于养老的观念还很陈旧，仅仅局限在土地养老、家庭养老的传统观念之下，对于农民工养老保险的认识也很不到位。因此，必须通过宣传教育，增强农民工对于养老保险的认同感及参与感。同时通过宣传教育，转变企业认为“为企业内的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是增加企业负担”的观点，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使企业能够承担起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费的社会重任。
第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制度的有效实施。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存在立法不足、执法不严等现象，并且缺乏明确的责任追究机制。法律缺失同样体现在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上，因此要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通过法律来规范企业和员工个人购买养老保险的行为，使之成为企业的法定义务，成为农民工应有的权利，为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施行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支撑。
第三，加大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力度。崔祥民通过对农民工人力资本与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发现，“受教育年限是对农民工收入影响最大的因素，技能状况也是农民工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11]。由此可见，提高受教育程度和技能状况可以提高其收入，增强农民工的缴费能力。但接受教育要花费大量成本：一方面，大量民办培训机构以营利为目的，较高的培训费用成为农民工接受培训的“经济门槛”；另一方面，企业迫于企业利润和经营压力，也不愿意或不能够独立承担起培训农民工的任务。因此，政府就应该提供公益性的培训，设计满足市场需求的培训内容，创新合理的教育培训形式，筹集充足的教育培训经费，构建有效的教育培训网络，利用自己的优势，通过集中办学、顶岗实习等模式，加大对农民工技能的培养力度。
第四，探索有利于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的土地政策。土地本身并不是一种社会保障方式，但在中国却承载着社会保障的基本功能。这种“社会保障功能”对于农民工而言，是一种无奈的心理慰藉式的低水平保障。土地制度的合理设定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长远之策，要建立完善的土地权益出让、转租、转包、抵押、流转和退出机制。对转让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工，根据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不同形式和收益，折算成一定年限的个人账户积累额，从而促进农民工从依靠土地保障到社会养老保障的平稳过渡，增强农民工参与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和可能性。
第五，改变企业发展模式，增强企业参与农民工养老保险的能力。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企业要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污染少、能耗低、经济效益
的可持续发展道路。通过产业升级、运用科技、提高管理，摆脱一味依靠劳动力优势降低产品成本、压低产品价格的作法，使企业有能力更好地参与农民工养老保险。
第六，加快农民工的自我改变。从农民工自身的角度来讲，应该转变观念，抛弃传统落后的思想，深化对农民工养老保险的认识，积极参与养老保险；另外，农民工应该主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树立活到老学到老的终身学习理念，强化相关的技能培训，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使自己具备更强的参与养老保险的能力。同时，农民工要不断了解国家相关的保险政策，增强自身维权意识，学会通过正当途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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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dica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in implementing migrant workers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in henan province
hu shuiqing
（the department of finance， henan university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economy， zhengzhou 450000， china）
abstract：
improving the migrant workers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will directly influence the migrant work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the process of “the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ake he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a certain degree， the existing policy manifested the principle of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but there are many defects in this system that hinders the implement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endowment insurance. in the meantime， the migrant workers’ subjectivity implementation is in the predicament of selfrestriction and social restriction， which marred the migrant worker’s enthusiasm for the insurance. therefore， the relative system shall be further improved to provide adequate preconditions for implementing the system of migrant workers endowment insurance.
篇10
关键词：农民工；就业；经济收入；城市融入
一、农民工的基本概况
（一）农民工的数量及地域分布
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增长3.9%。2012年初沈阳市共有约135万外来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0.51%。外地来沈阳打工的农民工数量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沈阳市农民工分布比较集中在和平区的长白、砂山等地区。沈阳市辖区内大约有85.9万农民工，占全部外来人口的94.7%。和平、沈河、皇姑和于洪区四个区的农民工都达到了10万人以上，其中沈河区的农民工达11.0万人，是全市外来农民工最多的一个区。
（二）农民工的来源地
在沈阳市工作的农民工有75万人来自于辽宁省内其他县市（占56%），有32万人来自邻近的黑龙江省（占12%）、吉林省（占8%）和（占4%）。山东（3%）、安徽（3%）、河南（2%）和河北（2%）等省份在沈阳市农民工人数均在2万人以上。四川（1%）、江苏（1%）、浙江（1%）和湖北（1%）在沈阳市的农民工均在1万人以上，来自其他省份的农民工占6%。
（三）农民工的行业分布
沈阳市的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占22.6%）、批发和零售业（占27.7%）、建筑业（占13.2%）、住宿和餐饮业（占8.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4.5%）。此外，农林牧渔业占6.5%，房地产业占2.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1.2%，采矿业占0.8%，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占5.7%，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占0.8%，其它行业占6.4%。
（四）农民工的年龄及学历结构
沈阳市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年龄在14岁及以下人口10.6万人，占全部外来人口的7.7%，15～45岁年龄段人口104.0万人，占77.1%，46～59岁年龄段人口15.0万人，占11.2%，60岁及以上人口5.4万人，占4.0%。沈阳市的农民工初中以下学历的人约20万人，占14.8%，初中学历的约60万人，占44.5%，高中学历的有18万人，占13.3%，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有37万人，占27.4%。
二、农民工的经济状况
（一）工作时间
沈阳市的农民工大部分都有固定的工作。常年有固定工作的占46.05%，工作不固定但可持续的占25.26%，工作时有时无的占14.87%，有工作就做没工作就在家闲居的占13.82%。大部分农民工没有休息日，如餐饮、建筑业实行的是以天为单位计算工资，缺勤一天扣一天工资。调查问卷显示，大部分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都多于8个小时，每天工作少于8个小时的人仅占少数，每天工作8～10小时的农民工占34%，10～12小时的农民工占28%，12～14小时的占24%，甚至还有些行业的农民工每天工作超过14个小时。
（二）劳动合同签订
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低，远远没有达到政府规定的比率。建筑行业中普遍存在包工头方式这种非正规的用工方式，使得建筑行业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低于其他多数行业。在沈阳市的农民工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有口头约定的占18%，签了书面合同的占66%，签了书面合同而且有附加条款的占12%，既没签书面合同也无口头约定的占4%。
（三）收入水平
沈阳市农民工从事不同行业之间收入水平差别较大，收入较低的行业是服务业、住宿餐饮业和制造业，月均收入分别为1583元、1558元和1534元。收入水平较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和建筑业，人均月均收入分别为2124元和2002元。例如，从2005年至2012年，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上涨六倍到十几倍，平均上涨了十倍。沈阳市餐饮业人员工薪水平排后，在44个行业中排在第34位。餐饮业人员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餐饮行业社会地位低、劳动强度大，城里年轻人不愿意在餐饮行业就业。
个案一：放线员小赵来自辽宁省铁岭市熊官屯乡，初中未毕业。2006年到沈阳建筑工地做放线员学徒，月工资600元。2012年小赵的月工资达到1万元。去掉冬闲5个月，工作7个月小赵能赚到7万多元。
个案二：力工老赵是辽宁省阜新市大巴镇的农民。在2004年力工的日工资30元（同期木工日工资60元，瓦工和架子工日工资50元），而在2012年力工的日工资120元（同期瓦工和木工都以计件算工钱，日工资500元，架子工日工资150元）。
三、农民工的社会状况
（一）农民工的住房情况
在沈阳市大部分农民工都是租房。大约65%的家庭自己租房居住，大约20%的家庭是与他人合租住房。大有约10%的农民工居住在由工作单位提供的简易住房、仓库、锅炉房、收发室等。已购房农民工约占5%，多为年轻人，购买的多是3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大部分农民工的租房面积在24平方米以下。平房每个月租金在150～200元左右，楼房每个月租金在400～500元（一般是两家合租）。多数农民工家庭租住的是郊区等待动迁的平房，房屋狭窄潮湿，周边环境较差。例如，一位来自葫芦岛建昌的木工来沈阳8年了，一家4口住在郊区2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冬天没有水，要到别人家去接水吃。
（二）农民工的社会文化生活
农民工大多居住在租金便宜的城郊接合部的农民出租房或者配套设施不全的社区，居住周边缺少公共文化配套，而所在单位有关精神文化生活设施、场所不足，缺少参与城市文化活动的渠道和机会。在闲暇时间农民工的主要娱乐是打牌、打麻将、喝酒、闲聊、看电视、闲逛，很少有人去公园或参加体育活动和读书看报。为了推进城市农民工的文化建设，新世界会展中心等10家工地成为了首批授牌的农民工文化建设试点工地。推进建筑工地农民工文化建设，不仅可以改变农民工文化交流封闭的问题，还有利于促进农民工快速融入城市社区生活。
（三）农民工的消费行为
流动性强、薪资低下限制了农民工的消费，教育制度导致农民工子女教育消费支出比例高，医疗保障制度导致农民工的医疗保健费用增加。农民工普遍形成了低消费理念，特别是有关非物质商品的消费很低。农民工每月的支出主要用于日常消费，消费在吃穿日常用品上的占25%，手机上网的占16%，交通占12%，房租占21%，给家寄钱的占11%，储蓄存款的占15%。一位农民工说，在城市生活花销太大，水煤电都得花钱，还要租房，要想攒点钱，就只能在吃穿上省了。
（四）农民工的社会交往
由于城市农民工处于整体较差的生活状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往往选择回避必要的社会交往，这种回避不只是简单的足不出户，而是多方面的，具体表现为：对正常交往需要的忽视、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时感到拘谨；对自身处境及身份的缺陷感受较为强烈、与他人交往时表现出不自信、害怕受到忽视与歧视以及对社会群体生活表现出消极心态等。
（五）农民工的权益保障
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工伤保险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但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缺少法律上的细则规定，很多农民工基本游离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农民工虽然融入了产业，但没有融入城市，其就业稳定性差，参加社会保险不积极，对参加养老保险在观念和认识上也有误区。截至2012 年5月末，沈阳全市农民工参保人数达到23998人，比1月份实现净增长8169 人。沈阳市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1%、32%、47%和7%。
四、农民工的心理状况
（一）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动因
大部分进入沈阳的农民工目的性强且集中，因“务工经商”进入沈阳市的占67.5%，有11.6%的人属于“随迁家属”，另有8.4%的人属于投亲靠友。这三部分人占全部外来人口的87.5%。调查看到，与上一代农民工打工挣钱的单一性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务工的目的已发生巨大变化，求发展、开眼界成为主流，由以往进城挣钱回乡发展开始向精神层面拓展。由单纯谋生向追求归属感延伸，由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向实现人生价值延伸。
（二）农民工对未来的期望
沈阳市农民工对未来的期望各不相同，25.7%的农民工希望将来能掌握一门专业技术，13%的农民工希望能成为城市人，13.6%的农民工则希望能挣很多钱，13.6%的农民工希望自己能当老板，同时还有一部分农民工则希望能得到社会和家人朋友的尊重，有的则希望在城里待几年后再回农村等。
（三）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
农民工虽然为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但却不为所在城市社区所接受和认同。由于不能享受到与市民平等的待遇，适应能力弱的农民工对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公平的现象体会较深，对社会不公平的评价比其他人更消极。调查发现，大部分196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认为自己仍然是农民工，只有很少一部分认为自己是城里人了。而大多数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则认为自己除了没有城市户口外，跟城里人没什么区别。
（四）农民工对工作和生活的满意度
在工作方面，12%的农民工很满意，56%的农民工满意，20%的农民工不满意，12%的农民工很不满意。在生活方面，18%的农民工很满意，61%的农民工满意，15%的农民工不满意，6%的农民工很不满意。调查过程中发现有一些农民工不愿意回答这类问题。
总之，农民工是中国当今社会特有的一个庞大群体，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质量参差不齐，想法也千奇百怪，而且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稳定性。政府、企业和社会要尽力想出现实可行的具体办法改善沈阳市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1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国家统计局网， 2013-0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