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专项调查助力新疆建设

为贯彻落实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增强新疆发展能力，制定新疆农业发展规划做出贡献，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决定协助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开展新疆农副产品进入北京市的渠道及品种的调查。

接受调查后，北京局队领导十分重视。北京调查总队总队长潘瑶召集有关处室商讨此项工作，指出北京局队坚决贯彻落实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圆满完成调查任务。副总队长邢志宏作为主管领导亲自组织、安排，部署调查。相关处室迅速组成了由业务骨干参与的调查组，在一个月内完成了调查的布置、收集数据，整理资料和调查报告的撰写工作。

近日，应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的邀请，邢志宏一行6人携全部调查资料和1.5万宇的《新疆农副产品进入北京市的渠道及品种调查报告》赴新疆交流调查情况，共同评估分析调查结果。

新疆调查总队领导高度评价北京局队这次调查工作，认为此次调查对新疆农副产品打开市场、扩大销路、创立品牌提供了帮助，并希望北京局队在今后工作中继续加强对新疆发展的信息支持。

陕西局

建立农村数据处理新平台

近期，陕西省统计局改革延用了多年的农村统计数据处理办法，建立了新的农村统计数据处理平台，并于日前对全省十一个市区和107个县(市、区)统计局的150余位农村统计业务骨干进行了新数据处理程序培训。

新的农村统计数据处理平台建立在当前全省农村统计方法制度体系基础上，适应了新时期农村统计工作改革变化的新形势，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数据处理上报平台简单、直观，新手能在最短时间内熟悉数据的录入、审核、上报；

二是数据处理可拓展性强，非常适应当前变化快的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

三是数据导出导入方便，快捷，为各级农村统计部门及时整理、分析数据提供了便利；

四是数据处理系统还特设置了操作人员交流平台，便于操作人员在操作过程中及时与上级管理员及专业人员交流，及时处理操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据悉，新农村统计数据处理平台上线后普遍受到了用户好评。

海南局

完成全省公众幸福感调查

近期，海南省统计局统计监测中心利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系统开展了海南省公众幸福感调查。

该调查根据随机抽样原理随机抽中并成功访问了800位海南居民，调查对象基本涵盖了全省各社会阶层和职业群体，调查内容为生活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等方面的评价，并形成了《海南公众幸福感调查报告》。

调查表明：近年来海南公众幸福感有了较大提升。九成以上的居民对在海南生活、工作或学习感到幸福；90.63％的居民对家庭生活感到幸福，社会和谐稳定；居民对海南社会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指数为92.21％，工作积极性高。该调查报告也反映了海南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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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同[31].

篇3

民生幸福既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实施民生幸福工程，就是要把民生实事进一步制度化，让人民群众生活每年都有新改善、新提升。江苏省政府高度重视民生工作，始终把提升百姓的幸福感作为省委、省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10年底江苏省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下更大工夫，像安排经济工作一样安排民生工作，像落实经济指标一样落实民生指标，启动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住房、物价、收入分配、就业和社会保障等热点难点问题，让人民群众在改革发展中得到更多实惠。江苏省《“十二五”规划》中，更是将民生问题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通篇文字中，改善民生方面的内容占了22%，这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而且，“七年倍增计划”明确提出了要做到“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使“倍增计划”更具有操作性和可行性。《“十二五”规划》把“促进劳动者充分就业”、“实施居民收入七年倍增计划”、“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和“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等，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集中反映了新时期人民群众的强烈期待，改善民生的重点更加明确，思路也更加清晰。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对江苏工作提出了“六个注重”（注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加强自主创新、注重发展现代农业、注重加强文化建设、注重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注重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新要求后，2011年4月21日，江苏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立即做出《关于又好又快推进“两个率先”在新的起点上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的决定》，提出实施包括“民生幸福工程”在内的“八项工程”。2011年6月20日，江苏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意见》。意见指出要突出“四个群体”增收，拓宽“五大增收渠道”，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全面增加居民的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转移性收入，促进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2011年8月19日，江苏省《关于大力推进民生幸福工程的意见》正式出台，人民网、新华网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三家权威媒体均以“收入倍增计划”6字作为文眼，统率“民生幸福工程”，可谓突出了江苏的“民生之重”。

案例背景：民生问题与居民幸福感关系密切

1. 贫穷成为影响人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幸福指数是对人们通常所说的幸福感的一种量化，即人们根据一定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的满意度方面的评价。有的学者指出，幸福指数反映的是人们的幸福感，主要包括人们对生活总体以及主要生活领域的满意感、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的快乐感、由于潜能实现而获得的价值感。还有的学者指出，幸福指数是人们根据一定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出的满意度评价，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背景、个人所处社会阶层、个人生存状况和改善预期及其实现程度。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固然很多，但经济无疑是最根本的因素之一。没有一定物质财富的积累和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就根本谈不上国民的幸福感。据有关调查报告显示，在当代中国，人们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贫穷，大约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一些非物质因素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才会越来越大。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之后，人们对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安全保障以及社会公平等非经济因素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强烈。

许多研究发现，在较低经济收入阶段，经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是成正相关的，在经济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这种相关程度就很低了，收入对幸福很少甚至没有影响。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还处于经济收入较低阶段，收入的提高依然是提升民众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社科院所做的《2010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成为影响相对收入，进而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在当前社会条件下，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处于合理范围，避免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是提高社会幸福感的有效手段。调查中也发现，有自有住房居民的幸福感高于租房居民，生活满意度几乎等同于幸福感，对未来预期也对幸福感很有影响。

这些都说明，民生问题与居民的幸福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总理曾经指出，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清楚地表明了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科学发展观下的社会发展不再仅仅关注经济的增长，也不是以现代化为我们的终极目标，而是切实回归以人为本的层面，关注民生问题，关注人民的感受。幸福感、尊严这样的心理感受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

2. 不断加长升级的江苏“幸福公式”

“民生幸福”是一项涉及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在《小撒探会》节目中写下的幸福公式是：2011+人民群众收入增加+分配公平+大学生找到理想工作=幸福。罗志军解释说:“人民群众的收入增加和分配的公平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政府工作的重点；江苏是一个教育大省，对于大学生群体，找到理想的工作，就是幸福。江苏的战略新兴产业目前有两万亿的产值，预计到2012年能达到三万亿，到2015年能达到五万亿，甚至达到七万亿，占了工业经济总量的60%，这样大的结构转变，需要大量符合新结构的人才来支撑。这样的发展新阶段，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有了很大的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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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是对人们通常所说的幸福感的一种量化，即人们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的满意度方面的评价。幸福指数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的。他认为，幸福=效用/欲望。也就是说，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他还把影响效用的因素分为物质财富、健康长寿、环境改善、社会公正、人的自尊五大类。英国心理学家罗斯威尔等通过长时间的研究后认为，真正的幸福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即幸福=P+5E+3H。其中，P代表个人性格，包括个性、应变能力、适应能力、人生观、世界观、忍耐力等；E代表生存需求，包括健康、交友状况、财富等；H代表高级心理需求，包括自尊、自我期许、雄心、幽默感等。澳大利亚心理学家库克则将幸福指数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个人幸福指数，包括人们自己的生活水平、健康状况、在生活中所取得的成就、人际关系、安全状况、社会参与、未来保障等方面；另一种是国家幸福指数，包括人们对国家当前的经济形势、自然环境状况、社会状况、政府、商业形势、国家安全状况等多个方面的评价。

我国学者对幸福指数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幸福指数及其指标体系进行研究、提出看法。有的学者指出，幸福指数反映的是人们的幸福感，主要包括人们对生活总体以及主要生活领域的满意感、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的快乐感、由于潜能实现而获得的价值感。还有学者指出，幸福指数是人们根据一定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出的满意度评价，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背景、个人所处社会阶层、个人生存状况和改善预期及其实现程度。也有的学者把幸福指数具体化为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要素构成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

幸福指数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呢？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固然很多，但经济无疑是最根本的因素之一。没有一定物质财富的积累和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就根本谈不上国民的幸福。据有关调查报告显示，在当代中国，人们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贫穷，大约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一些非物质因素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才会越来越大。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之后，人们对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安全保障以及社会公平等非经济因素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强烈。此外，由于幸福与人们的主观感受分不开，因此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不同的文化教育、等也会影响人们对幸福的评价。

国民幸福指数有什么作用

一个国家把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说明大多数社会成员已经开始摆脱基本生存需求的制约而产生了更高层次的需求，标志着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我国而言，通过各种调查统计来研究国民幸福指数，有助于我们了解国民的情绪变化和需求层次、准确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要求，进而制定更具科学性和针对性的政策，促进社会全面发展。

国民幸福指数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风向标”。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从单纯追求经济发展指标特别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到开始关注包括幸福指数在内的人文社会环境指标、强调社会个体的内在体验和感受，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重视并用好国民幸福指数，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国民幸福指数是社会全面进步的“测量仪”。一般来说，衡量一个社会发展进步与否，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能否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能否很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需求，能否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最大利益、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从这些标准来看，我国以往比较重视的GDP等仅仅反映经济增长情况的指标，是难以全面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状况的，并且在实践中可能导致政策选择上的片面化。从一定意义上说，GDP是一个侧重于物质方面的量化指标，国民的福利增长、身体健康以及精神状况等不可能充分体现在GDP数字之中；而反映国民整体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则是一种更加全面、人性化的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GDP指标的缺陷和不足，从而使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指标更加全面、科学、完善。

国民幸福指数是社会良性运转的“晴雨表”。社会要良性运转，关键是要和谐稳定。而社会能否实现和谐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大社会成员的幸福感如何。如果一个社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国民幸福指数却不能随之提高甚至出现下滑，那么就有必要对社会发展的整体走向和政策导向进行认真反思。国民幸福指数可以反映社会需求结构的态势、社会运行机制的效能、社会整合程度的状况，观察国民幸福指数可以为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尤其是在社会变革和转型时期，国民的判断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社会变革和转型的效果，而国民幸福指数走势正是国民判断和选择的重要预测指标。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密切关注各项重大政策对人民群众整体幸福感的影响，关注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和走势，关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幸福感的状况，将其作为社会良性运转的“晴雨表”，对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何提高国民幸福指数

国民幸福指数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体系，内涵丰富，涉及面广。这也决定了提高国民幸福指数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多层次进行努力。毋庸置疑，人的幸福感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之上的，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自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因素的影响最大，生活富裕、物质财富充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人们的幸福感。相反，经济条件差、物质生活水平低则会大大降低人们的幸福感。同时，政治建设方面的民主状况、法治状况，文化建设方面的精神文明状况、国民教育状况，社会建设方面的就业状况、社会保障状况、安全稳定状况，生态建设方面的自然环境状况，以及个人的家庭状况、教育状况、健康状况、职业状况等，都对人的幸福感、对国民幸福指数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要提高国民幸福指数，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大力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不断提高社会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程度。从我国当前实际出发，提高国民幸福指数尤其应在以下两个方面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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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富

金钱可以买到一定程度的幸福，可一旦你的钱负担吃穿行住用绰绰有余时，金钱对你的意义就显得微乎其微了。

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科学家们发现，拥有一定数量的金钱是获得幸福的必要条件，而不是次要条件，金钱与幸福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

“金钱能买到房子，但买不到家。”这句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的谚语间接地阐明了一个道理：有时有钱人反倒不如穷人快乐。说白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更乐意想办法获得精神上的快乐并很容易满足，否则，他们的生存就将没有任何价值。

2.欲望

拥有多少才会让你感到满足芽本世纪初，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家阿列克斯·麦考斯向来自39个国家的18000名大学生递交了一份问卷。大学生们被要求按照重要程度列出使自己感到幸福的东西。科学家最后看到了孩子们的心声———得到幸福的媒介不仅仅是金钱，还有朋友、家庭、事业、健康……在生活中，那些列出的条件越多的人离幸福就越远。

那些不容易快乐的人想要的是更多的东西，而不是愿望的满足。

在近期的一份投票问卷调查中，富裕的美国人列出了很多他们认为对生活质量的提高特别重要的物质财富，而较贫困的亚非国家居民的要求就相对少很多。

3.智商（社会性智力）

只有少数人认为聪明人是幸福的：因为聪明人常常可以赚到很多钱，而钱可以让人感到幸福。

科学家的结论则是这样的：智商的高低和获得幸福的能力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推测，聪明人总是会产生更高的期望，因此，除了更高的成就感，他们不会轻易满足于任何事。“高智商只表明你拥有大量的知识和反应力，还有让每件事情都在脑海中得到游刃有余的处理的能力。却无法代表你有能力和周围的人相处融洽。”伊利诺斯州立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如是说。他强调，打开幸福之门的真正钥匙是“社会性智力”，而非高智商。

4.遗传

遗传基因是一个人幸福与否的决定因素之一。“遇到令人不太愉快的事件时，我们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有时候取决于遗传基因。”戴维在研究了大量人群后得出了结论，获得快乐的能力50％由基因决定的。遇到磕磕绊绊时，是想办法优雅地跳过去还是难过地坐在那儿哭或是直接转过身绕开，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体内的基因。

研究人员发现，乐观主义者大都性格外向，内向甚至自闭的人获得快乐的机会相对少很多。

除了基因，环境也是幸福的必要条件。

路易斯威尔大学的研究心理学教授迈克尔将学生分成两组，一组去看喜剧，一组去看悲剧，结果是从喜剧剧场回来的人明显要比另一组开心，并且健谈。

5.容貌

首先，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个坏消息：相貌出众的人的确会比样子一般的人幸福些。但是当研究人员向人们提问“你认为容貌与幸福密切相关吗”时，超过半数的人的回答是“个人的魅力的确与幸福的感觉紧密相关。”

心理学家对此的解释是，迷人的脸庞大都是对称的、标准的。而这种对称标准来自于良好的基因及良好的免疫系统。

因此可以说，美丽的人更幸福是因为首先他们是健康的。

相貌不完美的人也不要灰心。如果你对自己的容貌有十足的自信，即使长相平平，你也仍会获得幸福的感觉。不幸的是，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女人更注意的是自己是否太胖了，而男人呢，则老是担心他们自己的身材不够健壮。

6.友谊

很难想象有什么能比流浪在加尔各答的大街上，或生活在贫民窟中，或沦为妓更让人感到揪心了。

然而，你可能无法理解，尽管生活是如此贫困与悲惨，这些人却挺快乐。

研究人员曾将中产阶级中的大学生与城市中的下层人做了对比，发现后者的快乐远远大于前者。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科学家得出结论，“与相对孤傲的大学生相比，城市中的贫民得到的关爱与帮助让他们真切体会到了温暖，从而觉得幸福。”

7.婚姻

美国的研究人员在分析了来自于42个国家的调查报告后得出结论：已婚者的幸福感强于单身的人。“是婚姻让人感到幸福，还是幸福的人都尽可能地选择家庭生活呢芽”

在一次对3万德国人进行调查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幸福的人的确相对而言倾向于家庭生活，他们会尽可能地结婚，然后悠然地享受婚姻生活。

每个人都期待通过结婚改善自己的心理状况。

而事实上，婚姻也的确能够提升人的精神状态，其良性作用一般是从结婚那天开始，持续至少一年。

此后，大多数人的满足感将回落至底线，但一个令人欣慰的事实是，良好的婚姻可以延续这种良性的影响。

调查结果还显示，同居并不能给人们带来快乐：“与婚姻相比，同居关系带给你的不安全感远远多于幸福感。事实上是，不安全感是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8.信念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宗教信仰与幸福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尤其是当人们衰老的时候，你会清楚地感觉到流逝的时间带给人的压力。此时，宗教信仰是顶住压力的最有力武器。”哥伦比亚大学心理研究中心的哈里德教授如是说。

物质上的追求与欲望相对来说是无止境的。人若没有一定的精神力量做支撑，没有信仰与执着的心灵追求，生活就失去了动力和前进的力量。

9.慈善心

研究证明，幸福与心地善良与否紧密相关。多数人都能从最大限度地帮助别人上得到快乐。

洛杉矶玛丽蒙特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康诺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找来一群即将毕业的学生，给三分之一的人发了10美元，三分之一的人发了5美元，剩下的分文没给。然后，他要求钱多的人把手里的钱平均分给那些没有钱或是钱少的人，一直分到所有人的钱数相等。康诺发现，那些愿意把钱分给别人的学生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快乐的心态。而另一些人更关心的则是自己手里的增长速度，时时刻刻都很谨慎，根本无暇也不可能感受快乐。

10.年龄

有的人认为，消逝的青春将带走一个人所有的快乐。研究成果却证实，事实正好相反，较年轻人而言，年纪大一些的人更容易感受到幸福。

在一次调查中，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卡斯藤森将一份问卷交给年龄处于18岁至94岁之间的184人，让他们回答有关情绪的一组问题。结果是，年纪大一些的人的答案中的消极观念远远小于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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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收入；幸福；社会比较；适应；欲望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在幸福感的研究领域。最令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之一是收入与幸福的关系。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幸福呢?现代人的信念往往是肯定的，即使口头上不说出来。早期的经济学家也认为，更高的收入能够满足人们更多的需求，因此增加收入就能增加幸福。但是，随着后来研究的深入，很多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得出结论：钱对幸福并不是那么重要，人们往往过分估计了它的作用。例如，横断研究的结果一般显示，收入与幸福有着积极的但非常微弱的相关，相关系数一般在0.2左右(Diener & Biswas-Diener，2002；Noah et al，2008；Georgellis，Tsitsianis，& Yin，2009；Lucas & Schimmack，2009；Caporale et al，2009)，也就是说，收入只能解释幸福感4％左右的变异。有的研究甚至发现收入对幸福感没有显著的影响(sing，2009；Yao，Cheng， & Cheng，2009；Park，2009；Inoguchi & Fujii，2009)。纵向研究的结果更是令人惊奇。经济学家Easterlin(1974)在美国首次发现，尽管人均收入大量增加，但国民幸福水平却并未随之提高，这就是著名的“Easterlin悖论”(Easterlin paradox)，也被称为“幸福悖论”或“幸福一收入之谜”。Easterlin悖论后来在美国及其他国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Veenhoven，1993；Easterlin，1995；Diener & Sub，1997；Oswald，1997；Myers，2000；Inglehart & Klingemann，2000；Blanchflower & Oswald，2004；Bjgmskov，Gupta & Pedersen，2008)。在以上观点被广泛接受的同时，也有些研究者对此表现出迷惑和担忧：如果收入与幸福之间只有微弱的甚至没有关联。那么致力于不断发展国民经济的社会政策还有什么意义呢?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在发展中国家，面对大量低收入人群谈所谓“科学心理学”的研究数据发现，幸福与收入之间的低相关关系，不仅是不科学的，更是丧失了一个科学家的基本良知和社会责任。因此，对幸福一收入之谜进行重新考察是非常必要的。本文的目的就是在近年来研究者提出的质疑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收入与幸福的关系，并为如何提高我国人民的幸福感提供一定的建议。

2　收入与幸福的关系

2.1研究者的质疑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认为，以往研究之所以得出收入与幸福关系微弱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样本缺乏代表性。很多跨国调查研究选取的样本局限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很少包含有贫穷国家，即便有，往往也只是考察了贫穷国家中的城市居民，而没有考虑农村居民(McFarlin，2008)。例如，著名的“Easterlin悖论”就是仅仅基于发达国家的样本数据而得出的，因此是不能推广的(Hagerty & Veenhoven，2003)。有研究者提高样本的代表性，考察了全球130多个富裕和贫穷的国家，结果发现富国的国民幸福感往往高于穷国，不同国家之间人均收入的差异与国民幸福水平的差异是相关联的，此外，收入增长不仅对提升贫穷国家的幸福更有效，而且收入的增长也是与各国国民的生活满意度的增长相关联，似乎不存在收入的上限值(Deaton，2008)。一些国家内部的调查也是如此。可能主要是因为样本局限于经济富裕地区的居民(see e.g.North et al，2008；Sing.2009；Yao，Cheng，& Cheng，2009)，才出现收入与幸福的相关很小，或者收入增长不能带来幸福增加的结果。其实有很多研究都发现，收入与幸福的关联在贫穷国家里比在富裕国家里更强烈：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收入增长确实能带来幸福水平的大量提升，只是当收入超过一定范围时，收入对幸福的影响就会减弱甚至消失(Myers，2000；Diener & Biswas-Diener，2002；Hagerty & Veenhoven，2003；Kahneman et al.，2006；North etal.，2008；Drakopoulos，2008；Zhang，Yang，& Wang，2009；Mentzakisa & Morob，2009)。因此，研究样本的局限可能掩盖了收入与幸福之间的真正关系。

(2)纵向研究考察的时间序列(time series)有限。由于幸福的变化通常很小，跟财富不一样，幸福的评价一定会有个上限，那些幸福水平本来就较高的国家。其国民幸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增加很多，所以需要很长的时间序列来考察其幸福水平到底有没有上升的趋势；另外，由于经济的上下起伏导致各国平均幸福水平往往略有波动，排除这些波动来估计长期的幸福变化趋势也需要相当的时间序列(Veenhoven & Hagerty，2006)。而现有的一些研究往往基于有限的时间序列信息(see e.g.Easterlin，1995；Ferrer-i-Carbonell，2005；Brockmann et al.，2009)，这样得出的结果可能是片面的、不准确的。基于此种考虑，有研究者考察了更长的时间序列，结果发现，经济增长与幸福增长之间确实存在正相关，随着收入的增加，多数国家的国民幸福感都有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贫穷国家里，幸福水平有显著的提升，只是富裕国家里幸福的增加则轻微一些(Hagerty & Veenhoven，2003；Veenhoven & Hagerty,2006)。

(3)收入的测量指标不准确。Fischer(2008)认为，以往证实Easterlin悖论的研究几乎总是依赖人均GDP作为收入的测量指标，但这个指标是很不恰当的，因为它忽视了GDP随着时间越来越严重的偏态分布，而且忽略了个人为了获得财富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不能客观体现社会财富的真实水平。他的研究发现。当使用家庭收入、男性收入和小时工资三个指标的时候，Easterlin悖论就消失了，国民幸福水平随着这三个指标的增减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且这些指标与国民幸

福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高达0.46。

(4)统计方法的偏差。研究发现，当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小的相关系数被转换成其他的效应值，比如标准化的平均数差异时，不同收入层次之间幸福感的差异就大大增加了，这时富人的幸福感要远远高于穷人甚至是中等收入的人。因此小的相关可能隐藏着大的差异，富人并非只比穷人幸福一点点(Luoas & Schimmack，2009)。另外，当把收入按照不同层次进行分组，比较组间平均数的差异时。也会发现低收入者的幸福感要显著低于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郭永玉，李静，2009；Smyth，Nielsen，& Zhai，2010)。

2.2我们的认识

从以上研究者的质疑中可以看出，收入与幸福的关系是复杂微妙的，样本、时间序列、测量指标和统计方法的不同可能都会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因此。任何研究得出的结论都必须要小心谨慎地推广。比如令人迷惑的Easmrlim悖论，也许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就算是真实的可能也只是适用于发达国家。至少在贫穷国家里。或者是对低收入人群。增加收入对幸福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基本认识是，收入与幸福之间是一种曲线关系：在低收入水平下，收入的增加会导致幸福水平的显著提升；当收入一旦达到某种限值水平(thmshold)之后，它对幸福的积极效应就会逐渐减弱甚至消失。

但这个限值水平究竟是多少，该如何界定呢?目前还没有明确和统一的认识。不同的研究因考察的时间和样本不同而得出的结论不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值与特定时期和特定社会的消费水平有关。根据Maslow的需要层次理论，需要的层次性是以力量的强弱和出现的先后为根据的。越是低层次的需要，力量越强，越力求优先得到满足。生理需要是最低层次的需要，如果所有的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生理需要最有可能主宰整个有机体，它必须得到基本的满足后，较高层次的需要才能占优势。近年来还有经济学家采用公式推导出，需要层次结构中基本需要的满足比随后次级需要的满足对提升个体幸福感的作用更大。一旦基本需要被满足以后，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积极效应就会减弱(Drakopoulos，2008)。因此可以从中推断，收入的限值水平至少要能够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可从以下两点来认识收入与幸福的关系：第一，中等收入是幸福的基础或必要条件。整体而言，穷人的幸福感比富人低，穷国国民幸福感比富国国民低。在低收入水平下，即当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时，收入与幸福的相关较高，增加收入就会增加幸福感。当一个国家的低收入群体很大的时候，增加他们的收入会显著导致整个国民幸福感的提高。第二，当个体收入达到了衣食住行无忧的水平，即超出了基本需要的满足，或当一个国家中等以上收入群体很大的时候，收入与幸福的相关就减小，收入的增加对幸福感的积极效应就会由于受到其他心理因素的干扰而逐渐减弱甚至消失。根据已有研究。这些心理因素主要包括社会比较、适应和欲望，以下将作具体讨论。

(1)社会比较

幸福感没有绝对的衡量标准，人们在评价自己的幸福程度时，往往拿自己的现有情形与周围相关的人(如同事、同学、邻居等等)进行对比，在收入方面也是如此，这就是社会比较(socialcomparison)的心理过程。对于一个人的心理感受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他的绝对收入水平，而是他和别人比较的相对地位。尤其是当收入水平较高的时候，相对收入比绝对收入更能预测幸福感(Sweeney，& McFarlin，2004；Mentzakisa & Morob，2009)a设想有金钱的购买力完全相同的两个社会A和B，在A中，你的年收入是5万美元，其他人的收入是2.5万美元；在B中，你的年收入是10万美元，其他人的收入是20万美元，你更愿意选择生活在哪个社会中呢?Solnick和Hemenway(1998)的研究发现，有超过一半的被试更愿意选择A，即为了拥有较高的相对收入，宁愿舍弃追求更高的绝对收入。后来其他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Solnick，Li，& Hemenway，2007；Carlsson & Qin，2010)。此外，Hsee等人(2009)的模拟实验研究发现，虽然贫穷社会中的富人比富裕社会中的穷人能够挣的钱还少，但前者比后者更幸福。这些结果都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相对收入有时比绝对收入对幸福更为重要，也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宁做鸡头，不做风尾”。

大量研究发现，参照收入(reference income)或比较收入(comparative income)对幸福感有强烈的负面影响(Ferrer-Carbonell，2005；Ball & Chernova，2008；Bjemskov，Gupta，&Pedersen，2008；Georgellis，Tsitsianis，& Yin，2009；Becchetti & Rossetti，2009；Senik，2009；Brockmann et al.，2009；Smyth，Nielsen，& Zhai，2010；McBride，2010)，即作为参照或比较对象的收入越高，个体就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其幸福感就越低，此谓“嫉妒效应”(jealousy effect)或“地位效应”(status effect)。绝对收入和幸福感之间的积极关系正是被这种消极效应所削弱了。增加所有人的收入并不会提高所有人的幸福感，因为所有的人与别人相比，自己的收入都没有提高(Easterlin，1974.1995，2005；Clarket al.，2008)。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富差距很大，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严重时，这种效应更加明显。贫富差距通过社会比较的心理过程导致普遍的不公平感，使得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都觉得不幸福，尤其是低收入者更为敏感。高收入者往往拿自己与更高收入的人比较，结果还是不满足。低收入者对富人的“炫耀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感到愤恨不平，尤其是当他们感知到社会腐败现象猖獗、高收入者是通过腐败或其他非法手段获取财富时，其幸福感会更低，从而更愿意支持收入再分配的政策(Smyth & Qian，2009)。

当然，在动荡不定的经济环境中，参照收入对幸福感也有一定的积极效应。研究者发现。在西欧国家个人幸福感与参照组收入呈显著负相关，但在处于经济过渡时期的中欧和东欧国家，幸福感和参照组收入呈显著正相关(Senik.2008；Caporale et al.，2009)。同样，研究者在俄罗斯也发现了参照收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senik，2004)。此谓“隧道效应"(tunnel effect)或“信号效应”(signal effect，)，即参照组收入越高，

越能增加个体的幸福感。因为对于经济不稳定的中东欧国家或俄罗斯而言，参照收入不再作为社会比较的尺度，而是作为一种信息来源，使人们形成对自己未来经济前景的期望：“如果有人可以获得经济上的成功，那么在不远的将来我也会有好的前景”。

(2)适应

适应(adaption)是指对重复或连续刺激的感受性降低的过程，它也会削弱收入的增加对幸福感的积极效应。根据适应理论，人们对生活环境中的变化最初会作出强烈的反应，但是不久他们会逐渐习惯，适应新的生活情境，致使其又回到原来的幸福水平，这样就好比站在一个“快乐踏水车”(hedonic treadmill)上(Diener，Lucas，& Scollon，2006)。对收入的变化也是如此。例如，刚开始涨工资的时候，个人会体验到幸福感的极大提升，但是过了几个月后，工资不再涨了，那么幸福感就会回慢慢落到涨工资之前的幸福水平。研究发现，从长远来看，那些中了彩票、财富急剧增加的人们并不像我们预期的那样比一般人更幸福。首先，与中奖后的兴奋和高峰体验相比，许多平常的生活事件看起来就不再那么有乐趣了。其次，中奖的兴奋会随着时间而逐步消退。当他们习惯了由新的财富所带来的快乐时，这些快乐体验就不再那么强烈。对幸福感就不再有大的影响(Brickman，Coates & Janoff-Bulman，1978)。另外一项包含较长时间序列的纵向研究发现，在头几年里，国民收入的增长确实能导致幸福水平的大量提升，随后由于适应的过程，幸福感开始下降，但并没有降到最初的水平，只降到幸福水平最高值的一半。说明从长远来看，增加国民收入确实能增加国民幸福，只是当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时，适应的消极效应可能抵消幸福感的增加，使幸福水平增加的速度减慢(Hagerty & Veenhoven，2003)。

(3)欲望

伴随社会比较和适应两个心理过程而产生的是人们不断上升的收入欲望(income aspirations)。一方面，人们通过收入的比较来获得自己的相对地位，而且人们倾向于向上比较，所以收入欲望往往高于实际达到的水平；另一方面，人们对增加的收入会产生适应，收入的增长最初会给人们带来额外的快乐，但这种快乐通常只是短暂的，当人们适应了这种收入水平以后，又会产生更高的收入欲望。这两个过程综合起来使得人们总是为更高的欲望而努力奋斗(Stutzer，2004；Binswanger，2006)。但是，欲望太高不会使人幸福，因为幸福感取决于收入欲望与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而不是仅仅是实际收入水平。研究发现，收入欲望与实际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越大，幸福感越低(Solberg et al.，2002；Stutzer，2004；Bjemskov，Gupta，& Pedersen，2008；Brown et al.，2009；McBride，2010)。如果保持收入欲望不变而增加实际收入，那么人们的幸福感就会提高。但实际情况是，收入欲望也会随个体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幸福水平不一定随实际收入的增加而提高(Eastedin，2001；Stutzer，2004)。我们结合Easterlin(2001)提出的关于幸福感、收入和欲望水平关系的图示(图1)具体说明。

幸福感高低是由收入和欲望水平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A1、A2、A3为三条欲望水平曲线，A1

3　收入与幸福关系的现实意义

收入与幸福的曲线关系对提高中国人民的幸福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已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工作的重要目标。这个目标如何才能实现呢?从收入与幸福的关系来看，要想增加幸福，首先要提高收入，以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当收入超过这一水平之后，要想继续保持或提高幸福，就要试图减少社会比较、适应和欲望带来的消极效应。这个过程需要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首先从社会层面，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高度关注低收入阶层的生存状态。我国目前还有很多低收入者为生存尤其是住房而发愁。最近几年来，房价快速上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压力。2009年中国幸福指数调查报告显示一个有趣的结果，即有房贷的人比没有房贷的人更幸福。因为有房贷的人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内心有安定感，生活目标比较明确，对未来充满憧憬，而没有房贷的人甚至连首付都交不起。调查还显示，单位建房的群体由于在住房上支出较少，幸福感最高，“蚁族”最不幸福，比单位集体宿舍居住者的幸福感还要低(09中国幸福指数调查，2010)。这些都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能够满足住房等基本生活需要的收入水平是幸福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因此，政府和社会要高度关注低收入阶层的生存状态，通过制度设计，一方面可通过增加劳动报酬、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和工资增长机制来着重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同时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他们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另一方面要打破权力阶层在就业等资源配置上的垄断和特权，给低收入者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使他们有机会凭借自己的能力上升到较高阶层，这样提高收入也就水到渠成了。此外，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宏观政策来抑制房价，并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住房保障制度，切实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因为百姓只有“安居”了才能“乐业”。

(2)着力缩小贫富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虽然整体上收入水平是显著提高了，但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据调查，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新华社调研小组，2010)。从标志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基尼系数来看，我国基尼系数在1980年为0.23，2000年已至0.417，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2005年

增加至0.47，最近几年已逼近0.5(刘钢，2009)。根据国际通用标准，超过0.5就表示收入分配进入了差距悬殊的阶段。贫富差距悬殊不仅会通过社会比较的心理机制严重损害国民幸福，还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因此，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十分迫切。政府一方面可通过着重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加快垄断行业改革，采用税收等手段控制高收入者的收入增加幅度，使贫富差距控制在人们可接受的范围；另一方面要坚决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和监控机制建设，并尽快启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减少民众的积怨和仇富心理。此外，由于富人的炫耀消费、媒体对奢侈品的大势宣传等因素会潜移默化地引导人们不断地与富人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进行比较，永不满足，从而阻碍幸福感的提升。因此，政府可通过消费税收的手段减少富人对奢侈品的消费，媒体自身应节制对奢华生活的宣传，增加对一般民众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生存状态的真实报道，让富人更多地了解贫穷，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每一个人的幸福和尊严，不仅取决于社会的制度设计、人文关怀与公平调整，还有赖于自己的努力奋斗和心理调节。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从个人层面。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争取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获得基本生活条件和个人幸福的权利。由于幸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稳定的人格因素，如外向性和神经质，而且乐观、控制、自尊的信念会减少低收入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李静，郭永玉，2007，2008a)，因此，对于低收入者来说，更需要保持乐观并有控制感的生活状态，相信自己能在一定程度上创造条件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乃至整个生存状况。此外，要尽量使自己更外向一些，情绪更平和一些，多接触外向平和、乐观向上的人，积极寻求社会支持，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因为社会支持也是幸福感的重要预测源。尤其是在低收入条件下，社会支持对幸福感的积极作用更强烈(North et al.，2008)。但是这些心理策略还要通过实际的行为去改变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处境，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自己的幸福感。

篇7

然而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人口拥挤的大城市，人们常常为买一包盐在超市长时间排队、交个水电费等候一两个小时的经历而困扰。什么时候老百姓不出社区就能办理社保、计生、就业、养老等手续，还能享受便利购物的服务呢？基于此，便利社区在人们的期待中呼之欲出。

居民得方便

便民菜站的吸引 从去年开始，北京市每年将分批次推进社区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今年起北京市开始推进第二批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试点社区，共1000个，到今年底，全市将有1645个便利社区的居民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全覆盖式60项基本公共服务。

便民菜站是北京海淀区万寿路街道建设便民社区的一个亮点。据万寿路街道办事处主任曹宇明介绍，为解决居民买菜难、买菜贵的问题，由街道办事处牵头，通过整合社区资源，将社区内可利用的房屋整理出来，无偿提供给专业的蔬菜生产基地，由蔬菜生产基地负责运输和销售，减少中间加价环节，让蔬菜从生产基地直接进入各个社区。据了解，便民菜站的全部菜价都通过店内的一块小白板进行公示，同时承诺同品种蔬菜低于市场价格。店内的计量秤全部使用经海淀区计量局检测的条码秤，杜绝了缺斤少两的现象。对于小区65岁以上的老人及行动不便者，便民菜站会提供电话订菜和免费送菜的服务。社区内的老年居民可以用养老券买菜，低保户和生活困难的家庭还可以领到免费的购菜券。目前，万寿路街道开业的便民菜站已有10家，每家菜站基本可以覆盖周边2—3个社区。

电子商务“任我在线”是北京大兴区为方便社区居民打造的新型社区商业，已在区内建立了1家配送中心和24家社区体验超市，可以服务社区居民三四十万人。消费者既可到社区体验超市采购，也可通过网络或电话订购，从上午10点至晚上8点，两小时一个时间段，顾客可以自由选择送货时间。

15分钟便民服务圈 合肥市是全国35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之一，大力推进社区便民服务自然是题中之义，目前该市正加快建设“15分钟便民服务圈”。“15分钟便民服务圈”的显著特征是：以居民小区为圆心，以步行15分钟路程为半径，在此距离内设置医疗、健身、文化等设施或场所，将社区居民所需的基本生活服务，以时间和空间的方式予以限定，最终实现居民需求不出社区。为此，安徽省商务厅于去年初开始在合肥市打造“来购”社区便利店。“来购”可提供10多种便民服务，既能为顾客代购飞机票、火车票，也可以提供打印、复印、传真扫描等服务；既能代寻家政服务人员，也能为附近居民进行网络代购；既有银行自助终端方便顾客转账、查询，也有“拉卡拉”提供缴费、充值服务。

合肥市蜀山区西园街道美虹社区去年5月20日开通了便民服务热线，帮助解决辖区内居民的生活服务需求。便民服务热线下设多个便民服务小组，由他们联系相应的商业企业和服务人员，服务项目甚至细分到理发、修锁等，并对特困人群免收服务费。合肥市邮电新村的王大爷深有感触地说：“我今年80多岁，身体不太好，腿脚也不灵便，以前看病要走半个多小时才能到医院，还得排队挂号，现在社区有了‘家庭医生联盟’，足不出户就可以看些小病。”

居家乐养老 杭州市大通桥社区针对老年居民的实际需求，探索出为老服务的新路子。社区成立了有20个固定床位和20个日托床位的“托老所”，老年人可以选择在此长期居住、住几天或临时住几小时（免费）。社区还建起了“老年便民食堂”，每餐两菜一汤，收费3元，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可免费送餐上门。社区工作人员在走访中发现，孤寡、空巢老人洗衣物、特别是棉衣被子等大件衣物比较困难，于是社区办起了“温馨洗衣坊”，对有需求的老人实行免费服务。另外社区还开办了“老小孩夏令营”，即在炎热的夏季腾出社区有空调、电视的会议室，摆上躺椅，对社区的老年人全天开放，并组织文艺演出、趣味活动、健康咨询（讲座）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活动。

合力打造

打造便利社区，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社会力量的参与以及居民的自助。

政府积极支持 北京大兴区的“任我在线”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头3年免收租金，第4年开始只收取低租金（相当于同等地段租金的一半）。因此，“任我在线”可以优质低价地为社区居民服务。

合肥的“来购”便利店是安徽省商务厅扶持的商业流通体系社区便利服务项目，目前“来购”便利店在合肥已“花开六朵”，总投资约300万元，预计到今年年底，将有50家“来购”便利店落户合肥。2013年之前，合肥的“来购”便利店将达到200家左右，预计投资超过1亿元。

发展专业力量 目前，北京市已建立起一支由2.9万人组成的专职社区工作者队伍；同时，社区里还有由志愿者组成的4.5万人的巡防队伍、1.1万余人的“绿袖标”垃圾分类指导员队伍、3119个社区卫生服务团队、12万人的调解员队伍、600人的社区体育指导员队伍，还招聘了2000名居家养老（助残）员。

社会力量参与 北京市已发展了259家社区公益性组织；探索蔬菜“农社对接”直营直供模式和周末车载模式；推进646所学校向社会开放体育设施。

居民自助 杭州市大通桥社区党委发起所有党员参与的“爱心关怀”大行动，使社区里的所有孤寡、空巢老人都有党员结对帮扶；社区还把一份有党员、志愿者电话、特长、提供服务的内容、时间的名单向老人公开，老年人可以随时联系，要求提供需要的服务。社区成立的“银色拐杖”等6支老年志愿者服务队为老年人提供聊天读报、购物买菜、陪同看病等服务。此外，社区还建起了“自助式社区服务中心”，动员有社区服务志愿和能力的单位或个人参与其中，使其自我管理、互助服务。

有待完善

便利社区不仅要为社区居民的生活提供便利，更要让他们在吃住行等方面感到贴心。“爱心早餐车”本是北京万寿路地区一道靓丽的街头风景，每天早晨，匆忙赶路的“上班族”花两三块钱就可以吃上一顿放心早餐。然而，《万寿路地区社区居民社区幸福感调查报告》显示，只有4.6%的居民选择社区“爱心早餐车”。“爱心早餐车”之所以不能吸引更多顾客，主要是在品种和味道方面不尽人意，目前的“爱心”早餐主要是以包装食品为主，品种和口味有待进一步开发和改进。

篇8

2200度近视！多么惊人的度数！老人的故事向人们佐证着电脑的魔力。所以自控力是人生的必修课，早学会更好些。

电梯失灵困住聋哑人

沈阳市某居民楼电梯突然停在了14层和15层之间，61岁的聋哑人无法呼救，刺骨的寒风往电梯里灌……15楼的王女士回忆，13时左右，她准备下楼，发现电梯坏了，并听到电梯里有人按动报警铃，“我喊里面是不是有人，也没人答应，就赶紧去找电梯管理员。”由于没找到管理员，王女士就先去办自己的事了。聋哑老人于12点55分被困在了电梯里，他无法呼救，就使劲用手拍电梯门和按报警铃。随着被困时间的延长，老人感觉越来越冷，为了不被冻僵，他开始原地跑步，直到获救。消防官兵于16点50分左右将老人救出，此时老人冻得脸跟张白纸似的。

王女士也许没有想到电梯里面关的是位聋哑老人，由此应该提醒全社会更关注残疾人这样的弱势群体的存在。

男子从取款机取款3000元少1900元

取款单上记录的金额是3000元，但只出了1100元后，取款机就“罢工”不再理会人了。某日下午4时，市民温先生在广州市区八达路上的农信社支行取款时就遇到这等咄咄怪事。值得庆幸的是，温先生经验丰富，发现问题后没有离开柜员机，在银行内留下了录影资料。农信社一位负责人承认，经过调查，确实是农信社的取款机发生了故障，少给了温先生1900元。但是，按照银行的工作程序，温先生需要填写投诉单经批准后才能得到那少付的1900元钱。

银行的取款机屡屡出错，取款人少拿了，要办了手续才能补，多拿了没准要坐牢。那些管理取款机的人还照拿着工资，这恐怕不公平吧。

老人银行窗口落下千元，

身后女子从容收进袖口

“你们银行是怎么搞的？明明是2000块钱，咋出了门就少1000块呢？”东风大街某储蓄所内，75岁的宋大娘一边拍着桌子一边大喊。原来，10分钟前宋大娘取出了2000元钱，刚一出门就变成1000元了。大娘认定是银行职员少给了自己1000元，而银行职员却认定明明给了大娘2000元钱，事情争论不休，无奈之下职员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到达现场后调取了监控录像，看到老人走得匆忙，落下一沓钱在柜台上，被随后的一名女子塞进袖口拿走了。民警根据相关资料找到这名女子，经过说服教育，女子将钱交还给了宋大娘。

这便宜捡得好糊涂啊，见利忘义。对该女子的教育不能还了钱就没事了，家庭、用人单位都要管一管才好。

韩国游客被归还丢失手机不言谢，

中间人垫资感谢

沈阳市民季女士捡到了一部韩国友人丢失的手机，好心的季大姐两天内拨遍了手机电话簿里的联络电话，但均因话筒里听不懂的韩语而无法沟通。巧合的是，一名曾到过韩国的沈阳公务员牛先生成了中间人，使丢失的手机完璧归赵。但是，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季女士认为韩国友人连句“谢谢”都没有，很不解；韩国友人认为捡到东西归还是很正常的事，与美德无关；牛先生作为中间人，却替韩国友人拿出200元感谢了季女士。

说声“谢谢”也是很正常的事，也可以与美德无关，甚至与是不是韩国人也无关。但是牛先生的200元钱应该让韩国游客羞愧，也该让季女士脸红才对。

人一生中幸福感呈U型曲线，

44岁左右达最低点

调查显示，人一生中幸福感高低变化呈U型曲线，44岁左右达到最低点。换句话说，人的一生，早期与末期一般感觉良好，中间过程却充满种种艰难。44岁前后恰是感觉最坏的时候。这段“考验”一般会持续数年，即人们所说的中年危机。对于中年危机的成因，研究者仍未找到答案。一种解释认为，人到中年，对自己的长处与短处已比较了解，对未来不再抱有过多激情和渴望。另一种解释为，中年危机源自与周围人的比较，一些中年人可能会目睹同龄人去世，从而加深对人生和未来的忧虑。

看看身边中年人的生活状态就大致会同意这种幸福感的定论，但身为中年人应该有能力找到那种把人生悟透后的轻松心态。

大学毕业生携带“抢劫注意事项”作案

“戴上面罩和棒球帽，等待事主从家里出来，上前喊‘现在抢劫’，得手后逼迫对方喝下安眠药再逃跑。”某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吴某，从2007年8月份开始，一直按照兜里揣的这张“抢劫注意事项”连续作案，直到被抓获。他将自己事先想好的抢劫过程中每一步注意事项全部列出来，记在一张纸条上，并且带在身上随时提醒自己。几个月来吴某作案数起。直到近日，吴某着装古怪地站在下一个目标家门口等候时，被事主通过“猫眼”发现，立即打电话报警，将其抓获，并发现了他随身携带的“抢劫注意事项”。

在平常人看来，抢劫比就业更难。如果随身携带一份“就业注意事项”，没准早找到不错的工作了。十年苦读学抢劫，你对得起谁！

小偷入室盗窃躲进壁橱未发现身边房主

美国犹他州西乔丹市21岁女子布莱塔妮近日发现家中来了小偷后，躲进了二楼卧室的壁橱中，并用手机报了警。当警方赶来时，一名小偷竟也逃进壁橱，躲在了布莱塔妮身边。布莱塔妮静静地站在黑暗中，直到警察冲进她的卧室时，布莱塔妮才大声喊道：“小偷藏在这里!”警察举枪瞄准壁橱，命令那个倒霉的小偷举手走出来。布莱塔妮回忆说：“那个小偷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他脸上露出惊呆了的表情，好像在说：‘她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很多人家的壁橱都被拆了扩大成室内面积了，殊不知壁橱还有这等妙用啊。

50名上班族45人选择春节睡懒觉

春节虽过去几个月了，而一项调查报告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今年春节长假从大年三十开始，多年来已经习惯了大年初一才开始休假的上班族们在这一天都做了些什么呢？某报社记者通过网络QQ、电话以及街头采访的方式，对50名上班族进行了调查，结果45名受访者表示大年三十那天在家睡懒觉了。某上班族小刘接受采访说：“睡懒觉这件事对我来说就像很久没吃肉的那种感觉一样，超想。”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睡懒觉对上班族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奢望。高强度、高压力的脑力劳动带给人们很多睡眠问题，趁着假期补个懒觉也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物业公司招聘高个保安，

每高出5厘米加薪100元

重庆市华威人才市场不少物业、餐饮和酒店均表示大量招聘保安，其中，对身高要求都在1.7米以上。一家物业公司更是把身高和报酬挂钩，高出基本要求5厘米，每月收入可多得100元。招聘代表告诉记者，作为物业公司的窗口职位，身材高大的保安更能展现公司的形象。招聘代表说，这个岗位的保安也叫形象保安，工资一般在1600元―1800元左右，比其他岗位的保安高出200元，这在物业行业内也是不成文的行规。

保安的职责是维护秩序、保证安全，而形象保安别成了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这样的观赏性不要也罢。

10万寻狗妻子吃醋

重庆市的罗琳(化名)女士家里的小狗丢失,爱狗如命的丈夫竟然想借钱悬赏10万元寻找。这个想法让作为妻子的她气得半死,夫妻俩差点闹起了离婚。罗琳说：“一次小狗生病,他在身边硬是守了一天一夜没合眼。有时候，我看着都有些嫉妒。”如今两人居住的房子每月还要还按揭1200多块，丈夫还硬是要借钱寻狗，罗琳一气之下提出了离婚。这下丈夫慌了神，在亲戚、朋友的劝说之下，终于放弃了悬赏寻狗的想法。

丧志啊，不过对小狗都如此有爱心相信对妻子更不用说。然而不考虑家境悬赏10万寻狗的行为有点过激，甚至极端。

男子欲冒领他人所失财物被识破

某日中午，北京胡先生在地铁土桥站售票厅内为公交卡充值时，将一个黑色提包落在了售票口。地铁土桥站值班站长邵某在巡视时发现放在窗口的这个提包，打开提包后发现包中装有一份盖有公章的房产证、多张信用卡、手机以及一千多元现金。就在此时，一个青年男子走过来试图将包领走，但是眼神闪烁不定。邵某随即询问对方：“这个包是你的么？里面有什么东西？”该男子支吾了几句，随后神色有些仓皇地离开。邵某将提包带至值班室保管。十多分钟后，胡先生将包取走。

什么样的人会冒领他人财物呢？职业小偷很少这样守株待兔，估计是个普通人，一时贪念试试白捡便宜的运气？提醒 你，任何人一有贪念就很危险。

男子用6万元钞票叠成玫瑰送老婆

篇9

关键词：农民工；文化认同；文化融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4-0079-02

2011年9月，文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的意见》，根据这一意见，到2015年，我国将形成相对完善的“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会参与”的农民工文化工作机制，农民工文化服务将切实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12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加快推进中国农民工文化建设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也一致呼吁，要加强农民工文化研究、推进农民工文化建设，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尽快形成促进农民工文化建设的合力。可见，国家已经高度重视农民工的文化生活需求和现状，并开始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1]。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要真正融入城市，最终实现市民化，更为根本的是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入。只有实现了文化认同和融入，才能实现价值观念、行为规则、生活方式的转化，农民工才能最终完全融入城市。中国城市化现代化和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重视和满足农民工文化需求，将其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农民工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关联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为农村发展、城市繁荣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至2011年末，中国城镇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51.27%，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可是也必须要看到，在城市居住、工作、生活的1.5亿多农民工依然没有最终融入城市，在政府、市民和农民工自身眼里，他们还不过是城市里的过客，处于边缘地位。由于体制制度观念等原因，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迫切而又艰难。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与实现经济权益、政治权益、社会权益相比较，满足农民工日益提高的文化生活需求、维护农民工文化权益更为关键。为农民工提供满足其需要的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和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主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一个富裕、文明、民主、和谐的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标志。

满足农民工文化需求，应该通过构建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农民工提供有针对性的文化服务，为农民工参与文化生活提供便利，丰富文化生活方式，满足文化需求，解决农民工文化生活突出的供需矛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以实现公民文化权利为逻辑起点，满足社会的公共文化需求，向公众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行为及其相关制度与系统的总称，是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具有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包括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建设的运行、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资源的生产和供给、公共文化服务的组织保障，还有人才队伍建设、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财政保障、公共文化服务运行的指导、管理和绩效评估等内容。

当前我国已经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但对于常年工作生活在城市但又尚未真正融入城市、还没有成为市民的农民工来说，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他们基本上享受不到，而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和他们又有相当的距离。这对于农民工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是十分不利的。关心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维护和保障农民工权益、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将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满足和实现农民工文化需求和文化权益是政府和社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二、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义

文化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桥梁，对增强农民工的归属感、尊严感和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将农民工逐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农民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文化权益，是提升农民工文化素质和综合素质、促进农民工完全融入城市的必然要求，这对于提升我国城镇化水平、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1.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文化需求是社会人的一般需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农民工的物质需求逐步得到满足时，其他方面的需求就会被激发出来，当前农民工逐步增长的文化需求显得日益突出。尤其是在农民工中占绝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和传统农民工不同，他们在城市的梦想已经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物质已经不再是唯一的需求，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样迫切。改革开放进程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人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必然选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政府要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大致均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是人们生存和发展最基本条件的均等。关心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维护和保障农民工文化权益、将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使他们享受与城市居民无差别的公共文化服务，实现包括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保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有利于缩小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无疑将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2.以文化融入促进社会融入，有利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在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我国城市和乡村之间已经形成深深的文化和心理鸿沟。市民化进程中，农民工要完全融入城市，和身份融入相比较，更为根本的是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入，只有实现了文化认同和融入，才能实现价值观念、行为规则、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化。一方面，文化可以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使农民工接受现代文明、城市文明、城市生活习俗等方方面面的影响和熏陶，加快其思想、文化、习俗的城市化；另一方面，参与文化生活，可以在精神层面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励他们自强不息、奋发进取，以自信、乐观的心态积极主动融入城市新生活；同时，通过将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可以增强农民工在城市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并能逐步改变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原有看法和成见，促进城市对农民工的接纳。在这个意义上讲，文化是农民工完全融入城市的重要桥梁，是其他任何手段都不可替代的重要纽带。将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能够充分发挥文化的教育引导作用，搭建文化桥梁，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心理沟壑，以文化融入促进社会融入，推动农民工在职业转化、地域转移、身份转换的同时，加快文化层面转变，不断提高知识文化素养，实现自身全面发展，加快向城市的融入，最终实现市民化。

3.满足民众基本文化需求，有助于推进文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从文化建设层面来看，文化建设是“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之一，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将农民工纳入到这个体系之中，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文化建设作为全会主题，对文化建设做了全面的部署，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十二五期间，文化建设较快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公共文化服务应该惠及城市里的市民和农民工，将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使农民工和市民享受相同的公共文化服务，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将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用先进文化熏陶和塑造新时代农民工，利于引导农民工树立主流价值取向，有助于推进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同时，将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把农民工作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服务对象，发挥好现有公共文化体系公益性特点，可以提升农民工包括文化素质和道德素养在内的综合素质，提升农民工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积极性和能力，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4.提升农民工文化素质，有利于推动中国政治文明进步。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培育公民社会是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基。经历了长期的改革开放与社会变迁，中国公民社会已初具规模，但迄今为止还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正在发展中的公民社会，形成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当前中国公民社会培育中，公民意识总体上比较薄弱是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公民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有效制约国家权力，是公民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都远不能达到成熟公民社会的要求。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随着文化素质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其政治参与意识和公民权利意识空前强烈，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政治参与方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烈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认为自己理应平等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不应和城市居民有所差别。将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使其共享城市文化服务，用现代文明熏陶他们，逐步提升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自信心和政治参与意识及参与能力。农民工人数日益增加，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化进程中作用不可替代，他们的政治参与无疑会加速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推动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促进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

参考文献：

〔1〕文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的意见[R].2011-9-26.

篇10

受众媒介素养是指“公众面对媒体和媒介讯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思辨性应变能力，以及创造和制作媒介讯息能力”②。在大众健康传播的过程中，培养和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是真正实现大众健康传播功能的基础和有力保证。

培养受众对健康信息的质疑和评估能力

有研究者调查认为，我国受众对待媒介信息的普遍倾向是“似乎把所有报纸上、广播中、电视里所的信息都看做是权威的，对其真实性、客观性和科学性更不习惯做信息来源分析，不思考信息者的动机，不通过头脑过滤，一味地全盘接受”③。可见受众对媒介信息缺乏质疑和评估能力。要使受众具备对信息真伪的质疑能力和批判能力，首先应使其认清大众传播媒介的性质和传播过程。大众传播学认为，大众传播是由组织化的传播机构及其专业人员通过技术性传播媒介向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传者传播社会信息的过程，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等都会影响信息“把关人”决定把什么样的信息发送给受众。④因此，一个具有媒介素养的大众健康传播的受众必须认识到大众传媒的信息生产与传播并不是纯客观的，媒体呈现给受众的所谓现实并不是真实的现实世界，而是媒介创造的“拟态环境”。媒介信息常常包含传播者个人的价值取向，它并不完全反映客观现实。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组织虽然属于国有，但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市场标准在我国大众媒介组织的信息选择把关中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标准。以往，受众只是片面地看到大众传播媒介的公共性、公益性（即大众传媒为满足社会对信息的需求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并以为大众媒介现实就是客观现实，高度信任大众传播组织及其传播的信息，而忽视了大众媒介的经营性质可能导致为追求收视率、追求利润而放弃社会责任，因此，受众盲目轻信了某些大众传播媒介的健康信息，从而出现了“张悟本事件”等一系列伪健康传播事件。其次，受众懂得媒体的语言修辞和宣传策略，就能解构媒介信息，理性鉴别选择信息。伪健康传播中的传播者为达到其营销宣传目的，常用大众传播技巧中的“美化法”，其宣传用语常常夸大其词，常用“包治百病”、“一盒见效，无效退款”、“药到病除”、“立竿见影”等来宣传其产品，这样的宣传用语明显违反了我国《广告法》、《医药广告管理办法》、《药品广告审查标准》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另一方面，伪健康传播者为了达到宣传目的，还常用大众传播技巧中的“印证法”，用讲故事的方式，列举一些病案，或让一些所谓的患者现身说法，宣扬其产品的神奇疗效；或者利用受众的慕名和权威崇拜心理，经常请名人为其产品代言。伪健康传播通过以上各种方式，创造酷似真实的情境来制造一个个媒介拟态环境，使受众接受其宣传，却违背了大众传播要求传播的内容必须真实的基本原则。受众在媒介构建的虚拟环境中应始终保持理性，对其信息进行质疑和批判，才能避免在海量信息中迷失方向。

提高受众对健康信息的认知和理解能力

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类在认知活动中是用已知的知识来吸收、同化新知识，再重新构建新的认知结构。因此，受众对媒介信息的理解、认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知识结构与认知结构。当受众在面对健康信息时，如果其原有的健康知识水平低，他就只能接受媒介健康信息的表面意义，而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信息、不能辨别信息中的矛盾和伪科学的信息，容易对媒介信息轻信盲从，也就不能自主获得正确信息。相反，当受众拥有较高水平的健康知识结构和良好的认知结构时，就可以很好地掌握各种媒介信息，并能通过信息表面含义，由表及里，全面正确地理解信息的含义，对信息做出正确而有效的取舍。据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公布的居民健康素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具备健康素养的总体水平为6.48%。⑤这表明，我国在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公民健康素养方面还任重道远，这也是造成“张悟本事件”等伪健康传播有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提高大众健康传播受众的媒介素养，提高受众对信息的理解和认知能力，应加大力度对公民进行健康教育，向公众宣传防病治病、科学养生的知识，而大众传播媒介和医疗卫生机构、健康教育部门依然是大众健康教育的主力军。健康传播的跨学科特征很明显，专业性很强，它需要传播者兼具医学卫生健康专业知识和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以及相关的医疗卫生政策、法规的知识。目前，我国健康传播的专业人才还很不足，这就需要，一方面，大众传媒除了加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加强健康传播的把关意识外，还应加强与医疗卫生、健康教育领域的专业人士积极合作，确保信息的科学真实有效；另一方面，医疗卫生、健康教育领域的专业人士，借助大众传媒的平台、技术、技巧，将自身掌握的健康知识和信息用更加通俗易懂、喜闻乐见，更加形象直观的形式进行传播，以此使受众的健康素养提高到一定的水平，这等于给了受众一双智慧的眼睛，使其能识破伪传播中那些花言巧语的“忽悠”。

增强受众对健康信息的思辨能力

思辨能力指“不轻信别人，强调经过自己的分析、论证和试验，运用恰当的评价标准，进行有意识的思考，挑选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和最正确的东西，最终做出有理据的判断”⑥。受众具备思辨能力就能对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行具体分析判断，有目的、有针对性地选择正确、有效的信息为自己所用。

大众传播学认为，大众传播的信息反馈具有延迟性、间接性的特点，传播者的信息传递和受传者的信息接受是彼此分离的，因此，健康传播受众很少能与传播者直接交流沟通，即便是电视养生健康类节目中的现场观众，也因为节目时间的有限而很难与节目中的医疗专业人士进行充分沟通交流，更不能像在医院中那样进行医患人际交流沟通后，由医生来辨别诊断患者的体质和病情症状开出药方或提出治疗方案。因此，大众传媒在传播健康知识、技能和信息的同时，更应有意识地向受众传播医学临床思辨的观念和思维方法，培养受众的思辨性应变能力。例如，《糖尿病天地》杂志刊登的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侠谈中医食疗时说的“食疗因人、因地、因时而异”，“要通过辨别每个人的体质来推荐食疗方……绝不能像‘养生大师’们那样给所有的人都开一类食疗方子”⑦。在健康传播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传播医学中的思辨方法，这样才能很好地提高受众对思辨思维的认识，提高他们的思辨能力，并增强应变能力。如果在选择大众传媒的健康信息时，受众都能进行这样一个思考、分析、论证、判断的思辨过程，就能有效地使用健康信息，也就不会轻信张悟本等人“一个食疗方子走天下”的伪健康宣传，不会上医药假广告的当，才能真正发挥健康传播的功能。

注 释：

①张自力：《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九个方向》，《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9）。

②张开：《媒介素养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③张开、吴敏苏：《中国城市居民媒介素养现状调查报告》，见蔡帼芬等主编：《媒介素养》，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页。

④周庆山：《传播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⑤马祥：《“健康传播”如何才能传播健康――基于对“养生专家”张悟本造假事件的思考》，《今传媒》，2010（12）。

⑥张子宏：《论思辨能力的特征及其与语言知识间的关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6）。

⑦李侠等：《驳张悟本把糖尿病吃回去的14条伪论》，《糖尿病天地》，2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