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调查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口调查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成立了领导小组，组建了人口普查办公室

成立乡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乡党委副书记，乡长任领导小组组长，毛班子成员任副组长、统计站长、村主任、计生办主任、派出所指导员和其有关单位领导任成员的领导小组。

组建了人口普查办公室，统计站站长任办公室主任，抽调了一名大学生村官和一名选调生任成员。

这三名办公室成员中有精通计算机的大学生，有具备数据统计方面的业务能力和组织能力干部，这班人能够胜任和满足人口普查办公室工作的需要。

2、确定了办公场所

为方便普查工作，我们确定了统计办公室为普查办公室。

3、扎实开展了人口普查登记前的户口清查工作

乡成立了由派出所牵头、统计、计生、民政和相关单位参加的户口清查办公室，开展了以“实有人口，实有房屋”为主要内容的户口整顿工作，召开了全乡户口整顿工作会议，这项工作各村由村书记负总责，统计员具体负责业务工作，这项工作8月底可以基本结束，整顿工作结束后，相关的资 料将移交人口普查办公室，供普查参考。

4、按照要求划定了普查区和普查小区

全区按行政区域划分了9个普查区，48个普查小区，并按要求绘好了9个普查区普查图。

5、精心做好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选调的准备工作

按照实际情况，从节省开支及有利于工作开展出发、原则上讲，普查指导员由联系村分管领导，联系村政府干部，脱产村干部担任，普查员由村小组长，半脱产干部担任。派出所也按照分片原则划定了联系区域，做到各方面力量合理分配。现全乡9个村27个有关单位9个普查区，48个普查小区已选定56名普查指导员，137名普查员。选好普查员是保证质量的关键，我们要选调有工作责任心、有业务能力，身体能胜任，而且乐于献奉的同志担任普查员。

6、存在的问题

篇2

一、天长市人口老龄化现状及特点

（一）老年规模扩大，老龄化呈加速态势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天长市老年人口增长迅速，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1990年天长市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50194人，占总人口比重为8.98%；2000年增加到69954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1.84%；到2010年达到92705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5.37%。从增长趋势看，前10年增长46.6%，增加了1.98万人；后10年增长53.4%，增加了2.27万人。

国际上，通常把人口年龄结构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为三种类型：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

从上表可以看出，上世纪90年代初天长市人口的年龄结构类型处于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过渡的阶段，2000年已迈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人口老年型结构更加凸现。有关资料显示，发达国家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从5%上升到10%，一般需要40年的时间，而天长市老龄人口比重从1990年的5.0%上升到2010年的10.6%，只用了20年时间。

（二）老年人口仍以低龄为主，但高龄化趋势明显

2010年，天长市9.27万老年人口中，60-79岁有8万人，占86.3%；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1.27万人，占全部老年人口比重的13.7%，低龄老人占主体。但高龄化呈加快趋势，与2000年相比，高龄人口增加6460人，占老龄人口比重提高了4.78个百分点；比1990年增加了10061人，比重提高了8.44个百分点。

（三）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

天长市城镇人口老龄化水平明显低于农村人口，这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历程常见的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的特点不同。2010年天长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市城镇常住人口为32.46万人，农村住人口为27.83万人。城镇60岁及以上人口39481人，老龄人口比重为12.18%；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51750人，老龄人口比重为18.60%，高于城镇6.42个百分点，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大量外出打工，留守的多为老人、妇女、儿童，这也是农村人口中老龄人口比重高的原因，显示出农村养老问题更加突出。

（四）老年人口女性多于男性，高龄老人女多男少

全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4.43万人，女性4.84万人，60岁及以上人口性别比为91.7；其中80岁及以上高龄女性8074人，占63.6%，性别比为57.3；百岁老人性别比仅为25.0，百岁男性老人明显少于女性。

（五）少儿抚养比大幅下降，老年抚养比大幅上升

本世纪以来，天长市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推进，城市的辐射力、吸引力和人口聚集力不断提升，劳动人口大量涌入，同时上世纪8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也使出生率持续降低，引起天长市劳动力人口总抚养比有所上升。

“六普”资料显示，2010年天长市总人口总抚养比，由1990年的38.92%上升至2000年的45.60%、2010年的45.07%；少年人口抚养比由1990年的31.46%、2000年的33.17%降至2010年的22.76%；老年人口扶养比由1990年的7.46%，上升至2000年的12.43%、2010年的22.31%。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天长市人口老龄化正呈现加速发展，并日益呈现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快，高龄化、空巢化趋势，农村需要照料的老人比例呈高发态势。

（一）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影响到经济发展。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必然造成劳动力减少，从而影响到劳动力的有效供给。普查资料显示，天长市16岁以下人口呈逐年下降趋势，如15岁10764人、14岁9450人、13岁7640人等等，加上劳动力人口外流，势必导致该市新增劳动力人口逐渐短缺。

（二）人口老龄化对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出严峻挑战，社会养老压力增大。

一是养老保险压力剧增。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将导致抚养结构的根本性转变，养老金缴费者逐步减少，领取者逐渐增多，养老金供需矛盾日益尖锐，直接冲击着养老保障制度。二是医疗资金需求膨胀。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逐渐下降，在医疗方面的支出也远远高于年轻人和中年人。除了医药费用外，还有相当一部分高龄老人会逐渐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需要长期照护服务和相应的资金支持，对公共医疗和公共财政造成巨大压力。普查资料显示，全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依靠退离休养老金生活的只占9.80%，但依赖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占67.71%，还有3.47%依赖于最低生活保障金生活。

（三）人口老龄化引起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的养老功能不断弱化。

实行计划生育后，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大量“四二一”家庭，一对夫妇要供养4个老人，不论是家庭的经济收入，还是夫妇能够用于赡养的精力和时间，都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传统的养老模式已不能解决未来的养老问题。普查资料显示，天长市60岁及以上的单身老人户有4118户，一对老年夫妇户有26895户，约占全市家庭户总户数的17.2%，这是一个庞大的独居或空巢老人群体。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建议

目前天长市正处于经济社会结构调整和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时期，同时，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和生育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还将加剧，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并将成为影响天长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一）加快经济建设，提高社会赡养能力

人口老龄化，必将给社会经济带来压力。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属于先富后老或边富边老。而天长市老龄化则提前来临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继续加快发展经济，要把经济这块“蛋糕”做大做强，只有“蛋糕”做大了，很多事情才有能力妥善的解决。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社会财富,以获得足够的财政储备，提高社会赡养能力。

（二）强化全社会养老服务功能，提倡全社会养老

“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注重发挥家庭和社区功能，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培育壮大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在现阶段亟须建设“梯度”养老模式，即家庭养老、社区养老、混合养老等方式并存，提倡全社会都来关爱老年人，赡养老年人，因地制宜解决养老问题。应充分挖掘社区资源，发挥社区社会管理和服务的优势，建立多家庭互助联合体，组建养老照顾网络，互帮互助，也可以法律咨询、婚介以及康乐中心等方面的服务，不断完善服务项目设施、扩大服务覆盖范围、提高服务水平、健全服务网络。发展专业的老年人服务机构，由专门人员为老年人提供各种服务，如老年人托护中心、心理咨询与保健。

篇3

做法：念好“三字”真经

我们把全员人口信息录入工作列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工作一开始就在干部职工中强化质量观念，要求大家牢牢把握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齐心协力念好“实、准、快”三字经，有效促进了全员人口信息录入工作的健康开展。目前，全县已录入总人口25万人，预计到本月中旬能够全面完成录入任务。

在摸底阶段突出一个“实”字。信息的使用价值取决于信息本身的真实可靠，只有真实的统计数据才是科学决策的真正依据，在很多时候，决策失误的直接原因就是信息的失真以至虚假。这次录入工作时间紧，任务重，为预防“忙中出错”，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数据真实摆在质量标准的首位，强调时间服从质量为摸清人口信息的真实底数，各乡镇采取了乡村联动、统一编组、责任到组、任务到人的方法，共同做好人口信息登记工作。在摸底登记时，工作人员逐户走访，严格程序，坚持逐一查看证件、询问本人、走访四邻，并注意不忽略锁门户、长期外出户等重点，从而做到了村不漏户、户不漏人、人不漏项。为确保信息准确无误，我们还对各村摸底数据进行公示，广泛接受群众监督，及时纠正各种疏漏。

在核对阶段突出一个“准”字。这次录入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我县尽管在全市属于小县，但仍有33万多人口，而按要求，每个人录入20-40项信息，这就意味着信息总量要在600多万条以上，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如此大的工作量，最大的危险就是“忙中出错”。为此，我们采取了“三对照”的具体措施，以达到“三无”的最终目标。一是与户口底册对照，在询问本人的同时认真查阅家庭户口；二是与派出所户籍资料对照，查看必须录入而户口薄缺少的信息是否与公安部门的内部资料有出入；三是与新农合底数对照，确认我们调查的真实性。通过严格的核对程序达到“三无”，即人口基本信息无漏登，已婚育龄妇女信息无漏项，子女信息无漏报，最终实现“不漏户、不漏人、不漏项、不出错”标准，确保各项数据的准确性。

在录入阶段突出一个“快”字。为实现“快”的目标，乡镇做到了“三到位”，一是设备到位，各乡镇新购置电脑12台，租用电脑20台，满足了人口信息录入的需要；二是人员到位，抽调业务能力和责任心都比较强的骨干力量，在县人口计生局集中业务培训后，加班加点地进行信息录入工作，确保如期完成录入任务；三是奖惩到位，为激发信息录入员的积极性，各乡镇明确了相关的奖惩办法，公开评先奖励及责任追究的标准，并对信息录入人员增加岗位津贴，提高福利待遇，确保了责任、利益的统一。

困惑：面临三个难题

尽管各级干部职工对录入工作情绪高涨，干劲实足，但由于某些客观因素的制约，在具体工作中仍然遇到了一些比较棘手的实际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出生漏报发现难。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出生漏报是在所难免的，漏报人数即使很少，但如果不能在录入工作中及时发现，“全员”录入也会落空。然而，由于这次录入工作中没有具体的“免责”规定，政策外生育人员必然害怕暴露后被追缴社会抚养费，乡、村两级领导干部则怕暴露后追究工作责任，加之农村家族观念及邻里意识浓厚，即使明确举报奖励办法也很难有人举报。这是当前避免漏查漏报、确保全员录入必须尽快解决的实际问题。

二是特殊人群调查难。这一人群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流动人口，这些人长期在外打工而又居无定所，以找零工为主，既无固定的场地，也没固定的住址，一般情况下只能调查到外出的人数和姓名，而难以与本人取得联系。再是下岗职工，特别是粮食、商业、供销、工业等部门下属的因经营不善而关闭或破产的企业，其职工大都已经外出，有的很难找到。对特殊人群的调查虽然只要坚持不懈最终总能完成任务，但要在一定的时限内完成任务就成了一大难题。

三是活动经费保障难。经费保障是个非常现实的客观问题，它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做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即使有明确的认识也很难付诸实施。我县是个省级贫困县，财政状况相当紧张，与其他类似情况的县市一样，提供足够的经费也就成了一大难题。

建议：构筑三大支撑

1、明确政策。省、市主管部门应及时向同级党委、政府汇报情况，本着既要严肃计生政策又要着眼大局、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快研究制定对此前漏报的政策外人口在这次录入工作中处理办法，让政策外生育的群众和乡村两级计生部门消除顾虑，从政策上为全员录入工作提供支撑。

篇4

总以为上了年纪，夫妻间的爱情就会退化为亲情，彼此间的亲昵动作就会变少。牵手，在我的印象里，好像专利一样只属于青年恋人之间。

与老人交谈，“老人家，您高寿啊”？

“我今年82岁，老头子今年85岁了，土埋到脖子了啊。”老太太的笑容那么慈祥。

“一点也不像八十多岁的人呢，看您们红光满面的，好像六十多岁呢。”我如实说。

“闺女，告诉你个秘密。”老大爷把耳朵凑到我耳朵边：“上了年纪的老夫妻，两个人牵手走路，不是只为浪漫，更是一剂长寿良药。这可不是我编造的，这是老年专家经过调查研究分析出来的。”

“真的吗？”

“老年人手牵手，相互扶持，相互依靠，精神好不说，心里还会生出恋爱的感觉呢。”

“这老头子，都多大年纪了，还谈恋爱，没羞。走，咱该回家了。”老太太嗔怪的神情，真的与恋爱的少女有几分相似呢。

想起看过的一段话：20岁的时候手牵手，是因为喜欢；50岁的时候手牵手，是因为亲情；80岁的时候手牵手，是因为爱情。手牵手一起变老固然是一种幸福，但这真的可以长寿吗？

篇5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千古绝句中说的牵手，是爱的真缔尽在其中。而现在有研究表明，牵手也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表达爱的动作了，它还是一剂健康的“良药”、长寿的“秘方”。

科研人员对世界长寿老人的调查报告表明，老寿星多为恩爱的夫妻，而大多数老年夫妻生活中，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那就是“牵手”。可以说，生活中喜欢牵手的夫妻更长寿。一个人口调查结果对此予以证明：离婚、丧偶者与和睦美满、经常牵手的夫妻相比，女性寿命平均少5岁，男性寿命平均少12岁；夫妻不和、经常争吵，女性易患乳腺癌、食道癌等疾病，男性易患高血压、冠心病、溃疡病等。

专家认为夫妻牵手非常重要，因为人有一种“皮肤饥渴”。专家还认为夫妻牵手走路可以一举三得：第一，走路是最好的运动。研究表明，中年女性在医生指导下走路，8周下来后，脂肪可以减少6公斤，肌肉增加3.6公斤，体重下降2.4公斤。由此证明，走路可以使脂肪减少，肌肉增加，体型优美，精力充沛。而且走路可以使糖尿病的发病率降低。在人群中进行的前瞻性研究表明，一周步行锻炼三次，糖尿病的发生率减少25%；一周走四次，减少33%；一周走5次，减少42%。而步行锻炼要按照“三五七”的原则来走：30分钟3公里，一个星期走5次。第二，走路时，夫妻的谈话可以增进感情。第三，走路时手牵手肌肤相亲。科学研究表明，肌肤相亲会使牵手者产生心灵感应，通过生物电传导，夫妻双方体内释放内啡呔，内啡呔一多，免疫力提高。

牵手，这个看似简单的亲昵动作有着神奇的功效。而在生活中，夫妻不仅需要肢体上，手与手的十指紧扣，也需要心灵之间的“牵手”。

心灵的牵手包括夫妻之间要互敬互爱、相互理解，从而避免恶性情绪刺激，利于增强机体免疫力，延缓组织器官老化。而双方更能在无微不至的照顾中增进了双方的感情，感受到对方的那份温暖，让夫妻两个人都有一种相互依附的感觉。很多鲜活的事例也证实，心灵上的“牵手”对健康有很大的影响。认识的一位老人，他与老伴儿都已经80多岁了，两位老人身体都非常健康，扭起秧歌来不熟识的人都以为他们才60多岁。老人说：“我与老伴身体健康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相互之间的忍让，当她发脾气的时候我让，我红脸的时候她忍。我们在相互理解，相互体贴的状态中越活越年轻。”现在很多夫妻经常吵架，其实这就是缺乏心灵上“牵手”。很多人要到老了才会体会到“老伴”的含义，其实应该从两个人牵手走进婚姻开始，做到不要为小事伤神。可以说夫妻处处“牵手”是最好的健康保险，更是长寿的重要保障。

篇6

一、学生责任感现状调查分析

2007年6月,本课题组对本校学生425人,通过问卷调查法、观察法、评议法,了解学生责任感的现状,并汇总、分析。

1.学生对父母的关心很少。

调查结果显示,知道父母生日的学生只有30.4%,能主动分担家务的只有20.6%,能为父母分忧解愁的只有17.4%。而父母普遍的要求是孩子读好书就行了,很少让孩子分担家务,更不会把家里的困难、内心的苦恼与孩子交流。久而久之,造成现代学生以自我为中心,对父母的劳累、忧烦视而不见。

2.学生缺乏崇高的理想。

在学生学习责任调查中选“为自己将来找份好工作”一项占34.8%,为父母读书占了52.3%,为国家富强读书仅占12.9%。可见,当今学生大多目光短浅。这是社会上拜金主义思潮影响、父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教育、学校“应试教育”、“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共同作用的结果。

3.学生为他人服务及集体主义意识淡薄。

主动分担班级工作的占40.9%,工作大多是被逼无奈而为之,在校园里主动拣地上废纸的仅占35.4%;公共汽车上主动让座的占8.7%;虽有82.6%的学生能主动跟左邻右舍打招呼,待人较有礼貌,但看见邻里有困难能积极提供帮助的只有32.3%。现在,父母生怕孩子吃亏,教育孩子助人为乐的少,怎样才能不“吃亏”的多,从而使得学校正面教育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二、学生责任感培养策略

责任就是分内应做的事,责任感就是要自觉地把分内的事做好的意识。学生责任感教育是对其进行以“责任”为核心的素质教育,以唤醒他们的责任意识,激发他们的责任情感,培养他们履行责任的能力,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责任行为。责任感教育可以分解为“四点四会”:以对家庭负责为起始点,学会孝敬;以对学习负责为基本点,学会求知;以对集体负责为凝聚点,学会关心;以对社会负责为制高点,学会报答。在具体实施上,根据不同层次学生的不同需求,在内容和形式上各有侧重,通过多渠道全方位渗透。

1.创设良好的责任感教育环境。

教育心理学家认为,人的性格、意志、个性及道德品质是在个体与客观环境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环境是构成教育条件与过程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学生学习生活的各方面都不可避免接受到环境的影响与熏陶,他们的思想、观点、习惯等无不打上环境的烙印。尤其是初中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不成熟,环境对他们的影响更是一种客观的巨大的教育力量。因此,创设良好的责任感教育环境是推进学生责任感培养必不可少的工作。

(1)创设良好的校内“责任”氛围。以“责任”为校训,规范师生的行为;在各处室办公室张贴相应的岗位职责;在各教室张贴学生的主要责任,悬挂《中学生守则》、《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在黑板右侧每天或每星期写一条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富有责任感教育内容的名言警句;在教室的走廊、楼梯口等处悬挂名人(名言)画像;在食堂、水池旁悬挂“节约用水,人人有责”的牌子;利用黑板报、橱窗、师生集会等强化师生责任感意识。

(2)通过家长会、家长联系卡等方式,使家长明白责任感教育的意义和要求,进而主动创设良好的家庭责任感教育氛围。

(3)鼓励师生向省市刊物及校刊积极投稿,广泛宣传责任感教育,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形成良好的社会责任感教育大环境。

2.将责任感教育融入学科教学。

课堂是学校开展责任感教育的主阵地。只有各学科教师充分挖掘教材中的责任感教育内容,有计划地对学生进行责任感教育渗透,才能使责任感教育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地得到落实。如自然科学教师可以结合环境污染内容对学生进行保护环境的教育;结合人口与资源进行人口方面责任感教育;结合水资源的内容对学生进行“节约用水,人人有责”的教育;结合传染的防治和“甲型H1N1L流感”时期形势对学生进行良好的卫生习惯培养的教育等。

为保证老师有效地开展以课堂为主阵的责任感教育,我校的具体做法是:首先每学期开学初,要求每位教师制定责任感教育与学科教学整合的教学计划,然后以课堂为阵地进行学生责任感的培养,最后开展责任感教育课堂反思活动。此外,还通过学科责任感教案、案例、论文评比等途径推动教师将责任感教育融入学科教学之中,以提高教师课堂渗透责任感教育的能力。

3.组织系列活动促进学生责任感形成。

如果说责任感教育的课堂渗透可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那么组织有意义的教育活动就可以达到“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教育效果。我校自本课题立项以来,各处室、教研组、学生会等组织开展了一系列责任感教育活动,如组织了“迎国庆・谈责任”、“向陋习告别”等征文评选,责任感教育班团课评比,责任感教育校园剧演出比赛,“身边环境污染调查”、“人口调查”等活动,这一系列活动促使学生把责任认识内化为责任意识,形成责任行为和责任情感,起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4.注重典范感召。

在实施责任感教育的过程中,单纯说教对学生的影响力是很小的,而榜样的力量则是巨大的,特别是处境相同的同龄先进人物的性格特征及良好品行,具有更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更容易被他们领会和接受。我校的具体做法是:

(1)开设家长学校。给家长讲“做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有多么重要,要求家长要注意自己在孩子面前的一言一行,给子女树立良好的榜样。

(2)培训教师,增强教师履行责任意识。校长给全体教师作了《教师应成为履行责任的典范》的报告,要求教师必须率先示范、以身作则,用尽责的行动感染学生履行责任,给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

(3)选取处境相同的先进人物作为学生的榜样。要求每个教师广泛阅读,留意有关这方面的信息,及时摘下或剪下作为榜样的材料。

5.引入激励机制强化责任行为。

责任感教育也离不开评价。只有对勇于负责的行为及时进行肯定鼓励,才能使学生勇于负责、乐于负责的行为得到巩固。

首先,学校利用班会、集会、各种奖励来鼓励学生,激发他们“想”过上一种负责任生活的愿望。同时,学校向学生提供各种机会,以使他们能实践其高度负责的行为,并有机会为他人服务。

其次,学校根据责任管理目,结合“日常行为规范”要求,采取学生自评、他评的量化考评方式,引导、鼓励和制约学生履行责任,提高责任意识。

最后,在开展责任感教育的过程中,教师除了当好教育者、引导者、推进者之外,还充当了欣赏者和接受者的角色。尽可能采用“拉”的鼓励方式,而不是“推”的强迫方式。

我校通过鼓励学生参加互助服务团方式,鼓励学生互相帮助;通过建立表扬单,使学生的进步和勇于负责的行为得到及时肯定和巩固;通过每周的“三项”竞赛、星级寝室评比,学期末“责任标兵”、“守规范标兵”的评选等方式,使学生树立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和对社会负责的意识。

三、实施责任感教育的变化

1.后测评估,效果明显。

2009年6月,本课题组再次对八、九年级学生280人作了跟踪问卷调查。

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显示:知道父母生日的由30.4%增加到71.4%,主动分担家务的由20.6%增加到47.8%,能为父母分忧解愁的由17.4%增加到40.4%;主动分担班级工作的由40.9%增加到83.0%,为班级利益放弃个人利益的由56.0%增加到86.7%,在校园里会主动拣地上废纸的由35.49增加到75.2%;在公共汽车上会主动让座的由8.7%增加到43.8%;看见邻里有困难能积极提供帮助的由32.3%增加到81.9%;为国家富强而读书的由12.9%增加到47.19%。

从以上各项数据的变化,表明我校学生的责任感培养呈现出较明显的效果。

2.通过对学生责任感培养,学生发生了可喜变化。

(1)学生在家中的表现使家长们欣喜异常。原先的小王子、小公主们不见了,重新展现在家长们面的是另一番精神面貌:放学回家会主动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关心孝敬父母长辈,为父母亲端茶送水;当父母遇到烦心事时,关心体谅父母,尽量帮父母出主意,而不是漠不关心。

(2)学生学习的目的性明确、自觉性增强,多数学生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在开展研究性学习中能根据学习指导的要求,自主选择薄弱项目进行训练,大大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原先课余时间爱看电视、玩网络游戏的现象大大减少,网络成了第二课堂、学生学习的得力助手。

(3)学生自我管理的意识、能力增强。在学校的日常生活管理中,学生会、班委会所起的作用比以前更大了:能够自行组织黑板报的编辑,评比;协助值周教师维持食堂秩序;管理寝室的纪律、卫生;参与三项竞赛、星级寝室的评比,等等。

(4)学生的集体主义观念、社会责任意识增强。能自觉地参加义务劳动,主动分担班级各项工作,随手乱扔的现象少了。互助服务团能经常深人社区、敬老院,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学生们还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如投身于创建省级“生态示范社区(村)”、“文明社区(村)”的活动,为家乡的建设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赢得了社会广泛的好评。

(5)学生在“谈责任”、“除陋习”征文等竞赛中取得了良好效果。习作《责任》、《往事》、《今天我值日》在《21世纪初中生》杂志上发表,《告别陋习走向文明》、《阳光总在风雨后》在《德育报》上发表;九年级何梦漪同学的《店口印象――走向和谐》、屠宇俊同学《关于中学生网络问题的调查报告》、杨凡同学的《捍卫家园,从我做起》的中学生历史与社会调查报告获市一、二、三等奖;科学学科的调查报告《课堂外的植物调查》获市一等奖。

3.学校教师收获颇丰。

在学生们健康成长的同时,我校的教师也在不断地提高自己,完善自身。教师们爱岗敬业,为人师表,严谨冶学,关爱学生,主动参与学校管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已成为我校教师的座右铭。教师撰写有关责任感教育论文、教学设计和案例,获市、区级评比三等奖以上有40多篇次,其中论文《农村初中学生责任感培养策略研究》获市一等奖、《新时期学生责任感培养的实践思考与建议》获市二等奖;《教师应成为履行责任的典范》、《让初中生扬起自信的风帆》在公开刊物上发表。学校被评为市文明单位、教育、德育工作先进集体、先进团总支,市卫生先进单位。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进步显著,年年考核优秀。

四、回顾与反思

通过两年的农村初中学生责任感培养的策略研究与实践,我们深深认识到:

1.必须增强师生对责任感教育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思想是行动的指南”,认识不提高,思想不重视,研究难以奏效。

2.学校责任感教育,必须找准突破口和起始点。“细节决定成败”。我校结合实际,从“讲卫生”(如不乱扔果壳纸屑)入手,从抓“独立按时完成作业”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循序渐进,方有成效。

3.要充分认识到责任感教育的长期性、艰巨性、反复性。责任感培养不能一蹴而就,需常抓不懈,同时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予以保障。

4.学校是培养学生责任感的主阵地,但家庭和社会作用也极为重大,然而目前却存在家庭对学生责任感教育的普遍忽视和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这一现象,如何推动家庭、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三者如何形成强大合力,有待进一步研究。

总之,培养学生的责任感是新时期学校的主要任务之一,各个学校可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方法实施责任感教育。责任感教育的实施会有力促进教风、学风、班风、校风的全面优化,促进家庭、学校、社会联合育人,达到以学校“责任小环境”带动“社会大环境”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全日制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实验稿).思想政治课教学,2003,(7,8).

篇7

【关键词】民国；瑶民数；分布

【中图分类号】K9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3-0110-010

关于瑶人分布的研究一般都以某个朝代为中心，论述当时瑶人在相关地区的分布情况，例如：李默的《宋元广西瑶族分布考略》、《明代广东瑶族的分布》及吴永章的《清代广西瑶族分布述略》等。而民国时期瑶民分布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仅有的《广西通志·民族志》也只罗列广西少数民族的总量及其比例的增减，并未论述各地瑶民分布的情况，而且缺乏对数据的考证。本文从民国前期官方和学者难以调查各地瑶民的情况出发，再分析人们如何摆脱1934年对瑶民分布的局限认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四个民国后期的统计资料，选取较为可信的《广西统计年报》瑶民数及刘介调整的瑶民数，并用均值还原的方法复原各区县的瑶民数，以求证于方家。

一、调查的难度

在光绪《广西舆地全图》记载各地瑶民聚落分布情况后，广西地区一直缺少全省瑶民分布的资料。直到1933年，广西省教育厅才开始调查各地苗瑶族的社会状况。这期间，该问题一直困扰着官方及相关学者，具体原因有两点：

首先，多数瑶民都生活在各县的偏远山区。例如：吴彦文认为瑶、苗等群体：“大都在深山穷谷，从地理环境说，那儿有的是峻极于天的岗峦，崎岖蜿蜒的鸟道。邃密的林菁，逼人的岚瘴。”与吴彦文类似，莫一庸和张先辰也是从瑶民所处环境去认识他们。而王泽民更具体地提到瑶民受制于山地环境，他们：“除了买卖东西之外，轻易不到山外边来……侄子是常常住在徭山里的”。他们主要分布在相关县的山区：“比较著称者，如桂平、平南、蒙山、修仁、荔浦、象县、武宣七县问的大藤山，三江、龙胜、罗城、融县、西隆、都安、凌云、南丹、东兰、平治、宜山、忻城、隆山、镇结、贺县、兴安、全县、义宁等县山地。”总体而言，这些人群最明显特征就是僻处山区，且受制于闭塞环境的落后群体。正因为如此，陈正祥将未同化的瑶、苗、僮等统称为山地居民。

其次，民国前期，广西政局长期不稳定，缺乏有组织的调查机构。这些山地居民遍布广西数十县，任何个人或学术团体都难以完成全省的调查。有感于此，1930年闭元璋曾断言：“关于蛮族的人口，向来没有真确的统计，欲知道他们的确实数目这是不可能的。”后来，1936年周瑞荃还认为：“去调查瑶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这是因为他们都是散居于各边界处的山地上面”。甚至，杨永凡明确提到：“散布在广西境内的原始民族：包括苗瑶侗僮，分布的地区占几县，及人口总数几多，向来（1932年以前）不曾有过可靠的统计”。因此，一方面，瑶民居住在偏远山区，调查的难度非常大；另一方面，官方没有相应的调查机构。

二、局限的认识

在广西政局稳定之前，全省瑶民总量都为简单的调查和估计。从1933年起，教育厅为发展苗瑶民的教育，才开始调查各县苗瑶族的社会状况。在这次社会调查中，教育厅共收到四十四县汇报的苗瑶族情况，接着在当年就将有些县的调查结果公布于《广西教育行政月刊》。例如：忻城、昭平、镇边、百寿、三江、凤山、融县、苍梧、象县、全县、恩阳、兴安、罗城等县。随后，统计局还根据这次调查推测全省约有5万瑶民散布于三十四县，其中2.5万瑶民聚集在大瑶山。此后，这个估计一直都被官方和诸多学者引用。本节将论述官方和学者如何逐渐摆脱这些局限认识：即瑶民聚居大瑶山、瑶民散布三十余县及全省约有5万瑶民等。

（一）并非聚居大瑶山

在光绪《广西舆地全图》将浔州府、平乐府及柳州府交界的统治空白区标记为瑶山（即大瑶山）后，官方和诸多学者都认为广西瑶民主要分布在大瑶山地区。正如刘介所言：“此（瑶）族在吾桂省，以历史言之，较各族为最古。其散播地点，几乎遍于省境……大藤瑶尤为瑶族之大本营”。而官方组织的广西省农村调查，也提到：“中部一大方块（大瑶山）则为瑶民之居住地，遍地皆山，至今犹未划分区界”。甚至，1932年《广西公路路线图》称此处为“群瑶地方”。

当时研究者普遍认为瑶民最多的地区为大瑶山，不过各自对当地的瑶民数说法不一。例如：闭元璋认为：“据最近的估计，居于桂平北境之瑶山者约有瑶人六七千人。”庞新民在参加瑶山调查后，估计当地有万余瑶民。唐兆民在深入瑶山调查后，认为全山约有一万七千多瑶民。钟济新在《广西瑶山见闻记》中，提到大瑶山地区共有瑶民万余人，“其五种瑶之户口估计约二千余户口，人口约万余人左右。”而王泽民也认为：这里的瑶民分为五种：“叫做正傜、寨傜、花篮傜、板傜、山子傜……合起来共有一万多人。”

在各种估计数面前，省府依然不清楚当地瑶民数，而且1933年“各县苗瑶族社会状况调查”并未调查各地的瑶民数。因此，统计局的《广西年鉴（第一回）》（以下简称《第一回》）只好根据瑶酋李荣保的估计，推测大瑶山约有2.5万瑶民，甚至还认为大瑶山是瑶民最多的地区。此后。《广西年鉴（第二回）》（以下简称《第二回》）、杨永凡及万光汉等都延续《第一回》的观点。甚至，在吴彦文汇总各县瑶民数后，数据已显示大瑶山地区的瑶民数并不比桂东北和桂西北多，但是他并没摆脱“瑶人主要分布在大瑶山”的观念。此后，张先辰依然认为“瑶人主要分布在大瑶山”。晚至1946年，陈正祥还认为瑶人主要聚居在大瑶山。

直到《广西年鉴（第三回）》（以下简称《第三回》）重新汇总各县瑶民数后，统计部门首先认为大瑶山并非瑶民的主要聚居地，当中提到：“徭族分布于东北及西北各县，其中以义宁、兴安、全县、灌阳、修仁、贺县、宜山、南丹、东兰、都安、平治、田东、万冈、凌云为最多”。此后，1947年《广西统计年报》更进一步地统计出了全省各地五十五县瑶民的具体数量。其中，大瑶山地区的桂平、平南、蒙山、修仁、荔浦、象县、武宣等七县瑶民数（33633人）只占全省瑶民总数（206546人）的16.3%。因此，大瑶山地区的瑶民所占比例并不高，“瑶民聚居大瑶山”的观念也与现状不符。

（二）超越30余县

在1934年《第一回》之前，除普遍认为大瑶山地区有瑶民外，各界对其他区县“有无瑶民”的争议很大。根据教育厅的各县（苗瑶族）调查报告，《第一回》认为广西全省共四十四县有原始民族，并首次估计全省共三十四县有瑶民，但同时也矛盾地列举了瑶民在三十七县的分布情况。与此同时，《广西各县概况》在介绍各县语言概况中，还提到三十六县有瑶民。引本小节将论述随后的语言调查如何摆脱三十余县瑶民的局限估计。

1934年，省统计局在进行全省农村经济调查后，确认瑶话散布六十一县，明显超过此前三十余县的观点。相对于苗瑶族社会状况的局部调查，语言调查比较容易确定某地有无说瑶话的人群，进而确定有无瑶民。此前，刘介也提过全省瑶话的分布情况，并将瑶话分布当作瑶民分布，但其数据来源不清楚。而《第二回》依据各县农村经济调查，正式用瑶话分布取代《第一回》的瑶民分布，如表1所示：

表l瑶话的分布情况据广西省政府统计局《广西年鉴》（第二回），1936年5月，第161-164页制作而成。此外，省辖九区主要依据广西省政府统计处《广西统计年报》，1947年，第37页，及莫一庸等《广西地理》，桂林文化供应社印行，1947年，第60-68页。

由表1可知，北部有瑶话人群的县比较普遍，而南部比较稀少。首先，瑶话分布最集中的地区为桂东北及桂西北。在第一区和第八区的二十二县中，仅百寿县无瑶话人群。与桂东北类似，桂西北（第五区）除乐业县外，其余十县均有瑶话人群。其次，桂北的第二区很多县都有瑶话人群，但内部南北差别明显。在该区的十九县中，除南部的柳城、柳江、中渡、雒容、来宾及迁江等六县外，其余北部十三县都有瑶话人群。第三，桂南的第四区南北差别明显。其中南部的邕宁、横县、永淳、绥渌、隆安、同正、扶南、宾阳、上林、武鸣等县均无瑶话人群，而该区北部的都安、隆山、平治、那马、果德等县都有瑶话人群。第四，桂东南很少瑶话人群。在第三区和第九区的十三县中，除北部的平南、桂平及苍梧县外，南部十县均无瑶话人群。

瑶话分布虽能确定某地有无瑶人，并取代三十余县瑶民的估计，但仅记载“有无瑶话”的语言调查无法获知各地瑶民的数量。此后，在《第三回》的特种民族分布巾，统计部门进一步补充了各县瑶民的具体数量。

（三）从5万到20余万

在《第一回》之前，广西瑶民总数一直都含糊不清。例如：闭元璋估计广西瑶民总数少于3万，而德国学者Hans Wist在《华南瑶族》中，综合1931年之前的各家调查，推测广西瑶族有46000人。1934年，《第一回》根据四十四县汇报的《苗瑶社会状况调查表》，估计广西瑶民约有5万。随后，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农村调查队也认为广西约有五万瑶民，而万光汉更是直接转述《第一回》的瑶人分布情况。当时，广西共有5万瑶民逐渐被各界所接受。

此外，这期间有些研究者认为瑶民总数有几十万，但均为主观估计，并非实地调查。例如：周瑞荃认为全省有50万瑶民，陶保桓认为几十万瑶民，唐兆民认为40余万瑶民。具体周瑞荃提到：“据调查所得，全省共有五十万之众，不过在实际上来说，去调查瑶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这是因为他们都是散居于各边界处的山地上面，向来有事未完粮纳税，不肯服从政令的国民，五十万这个数，未必十分准确，也许还要多些，或者少些，都不一定”。陶保桓也认为：“广西境内差不多全被五岭和苗岭等山脉盘踞，在这些山脉所绵延的地方，都有苗瑶民族，占整个广西一半以上的县份，他们的人口多少，现在虽然没有正确的统计，至少有几十万以上，是可以说的”。

在差距极大的各种估计数面前，《第二回》放弃了《第一回》的各县瑶民分布概况，并用各县瑶话分布取代瑶民分布。此时，统计局虽然仍认为广西有五万瑶民，但已意识到自己公布的数据并不准确。而且从1931年起，省政府已着手调查和收集各地苗瑶等族群的户口及人口情况。基于这些资料，吴彦文首次罗列出多数县的瑶民数，而刘介开始认为广西有20余万瑶民，他提到：瑶人“约为二十余万……傜族分布五十余县。”此后，邱昌渭、莫一庸及张先辰等人也认为广西瑶民总数为20余万。例如：张先辰提到“特族人口数目，尚乏精确数字，据历年调查所得约数估计……（瑶族）约二十余万”。

综上所述，官方和相关学者逐渐摆脱《第一回》对瑶民的局限认识。从《第三回》开始，他们意识到大瑶山并非主要的瑶民聚居地，该地瑶民所占比例不是50%，而是16.3%，只比各县均值高一点。广西仅有30余县瑶民的估计，也被61县瑶话取代。从吴彦文的汇总数据起，诸多研究者开始认为广西瑶民总量并非起初估计的5万，而是20余万。

三、详细的数据

从1939年开始，官方和相关学者逐渐认为全省瑶民约有20余万，但具体数量仍不清楚。随着官方数据所覆盖区域逐渐增多，瑶民总量日益清晰。下文首先考证吴彦文汇总数、陈正祥调整数、《第三回》汇总数、《广西统计年报》汇总数及刘介调整数等五个数据，其次分区探讨各县的瑶民数。

（一）数据来源

1939年2月的吴彦文汇总数、1946年11月的陈正祥调整数及1946年12月的《第三回》汇总数均来源于统计局20世纪30年代收集的调查数据。首先，吴彦文最早用官方的调查数据，汇总出各县瑶民分布情况。令人诧异的是，吴彦文并未仔细分析他的汇总数，依然延续《第一回》的观念。这一汇总数随后被张先辰等人转载。其次，在《第三回》汇总数中，统计局结束了《第一回》关于瑶民分布的各种估计。除抄写或计算误差外，吴彦文汇总数与《第三回》汇总数完全相同。此外，陈正祥也有一套汇总数，但并没交代数据来源。从有些县的瑶民数来看，陈正祥的数据只是摘抄吴彦文等人的汇总数，例如：中渡、榴江、忻城、南丹、天河、融县、三江等县。

这三个数据的问题，从曾纪纬、潘质彬及王同惠的调查经历可略知一二。首先，有些瑶民拒绝上报户口。曾纪纬提到：“（龙胜瑶民）户口人口调查，现尚未能从事，因此次瑶民虽战败，但他们的什么都还不肯告诉汉人，宁可死都好”。其次，有些地区的瑶民类别还没有调查清楚。潘质彬提到：“（广西）各县的（瑶民）种类不一，在东兰宜北瑶人的种类，还没有调查出来”。第三，官方的人口数与真实情况差别较大。王同惠提到：“花篮瑶的人口在象县政府有一个统计，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统计是怎样得到的。据我们询问当地各村头目所得到关于各村的家数，却和上述的统计大有出入”。此外，历次特种部族的汇总数据虽然都以瑶民为主，但有些县的汇总数将瑶与苗、僮、侗或倮儸等一起统计，无法单独计算瑶民总数，例如：融县、三江、西隆、田阳、龙胜等县。因此，推测广西瑶民总数，仍需更有针对性的调查和汇总数据。

抗战后，不同族群的数量统计逐渐分开，各县都已有具体的瑶民数。例如：1947年统计部门将1946年各县的瑶民数公布于《广西统计年报》。其次，刘介根据多个实地调查瑶民的报告，并结合历次官方公布的各地瑶民情况，计算出各县瑶民的数量。他提到瑶民数的推测：“系根据省府学事调查表，及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假期教师边区调查团历期调查报告表，毕业生服务工作报告表，学生假期回籍工作报告表参合制订，虽不能谓全部皆绝对正确，然而近矣”。

（二）各区县瑶民数

由前文分析数据来源可知，在修正各地瑶民数时：首先，不必过分重视《第三回》的瑶民数，因为吴彦文早已用同样资料汇总出各县瑶民数。其次，后期汇总数据已将不同族群完全分开计算，比前期数据更有针对性。例如：《广西统计年报》公布的1946年各县瑶民数，及刘介调整的1948年各县瑶民数。第三，吴彦文汇总数、陈正祥调整数及刘介调整数均为多次调查的汇总数据，而《广西统计年报》为1946年1-2月的调查数。因此，本节主要依据《广西统计年报》及刘介调整的瑶民数，用两者的均值复原1947年前后的各地瑶民数。各地行政区划情况以1947年6月为准，当时省辖1市及9区，全省共有99县。下文将分区讨论各县瑶民的具体数量。

表2据以下资料制作：①吴彦文：《广西之特种教育》，广西省政府教育厅，1939年2月，第2—7页；②陈正祥：《广西地理》，正中书局，1946年11月，第124—136页；③刘介：《现阶段的广西徭族》，《广西省通志馆馆刊》，1948年7月，第三期，第4—10页；④广西省政府统计处：《广西统计年报》，1947年，第23—24页。

从表2可知，第一区11个县的瑶民分布情况，未列入表格的怀集和信都均无瑶人。其中，富川瑶民数为《广西统计年报》数据，因刘介的200余户约等于《统计年报》的1210人。其余各县瑶民数为《广西统计年报》数据与刘介调整数的平均值。因此，第一区瑶民总数约为34100人，其中贺县瑶民的数量最多。

从表3可知，第二区19个县的瑶民分布情况，未列入表格的柳江、柳城、雒容、来宾、思恩等县均无瑶人。其中，《广西统计年报》无中渡、迁江两县瑶民的数量，这两县修正数为陈正祥及刘介数据的平均值。其余十二县瑶民数为《广西统计年报》数据与刘介调整数的平均值。因此，第二区瑶民总数约为37960人，其中忻城瑶民的数量最多。

从表4可知，第三区7个县的瑶民分布情况，未列入表格的藤县、容县、岑溪等县均无瑶人。其余四县瑶民修正数均为《广西统计年报》数据与刘介调整数的均值。此外，在这四种资料中，同属桂东南地区的第九区的六县均无瑶民，而且在《第二回》的各县语言中，这六县也都无说瑶话的人群。因此，桂东南地区瑶民的数量为8300人，他们主要分布在清代浔州府的平南县和桂平县。

从表5可知，第四区16个县的瑶民分布情况，未列入表格的邕宁、横县、永淳、同正、隆安、扶南、宾阳、武鸣等八县均无瑶人。上思及上林的瑶民数为陈正祥调整数及刘介调整数的均值，因《广西统计年报》无记载这两县的瑶民数。其余五县瑶民修正数均为《广西统计年报》与刘介调整数的平均数。此外，在四种资料中，只有《广西统计年报》记载绥渌县有26个瑶民，其他资料均无提及。因此，第四区瑶民总数约为36400人，其中都安瑶民的数量最多。

从表6可知，第五区11个县的瑶民分布情况，其中西隆和田阳的前两次汇总数据，瑶民都与苗民或倮儸一起上报。因此，在修正瑶民数时，笔者不考虑这两县的前三个数据。在刘介调整数中，西隆县没有瑶民数，只好采用《广西统计年报》详细公布的西隆瑶民数，而田阳县瑶民数为3000余，本文估计其不超过前期3131人，大致在924人与3131人之间，修正数为两者均值2000人。其余九县修正数为《广西统计年报》数据与刘介调整数的均值。因此，第五区瑶民总数约为43470人，其中凌云瑶民的数量最多。

从表7可知，第六区7个县的瑶民分布情况，未列入表格的靖西、龙茗均无瑶人。在四种资料中，镇结瑶民数前后反差较大，后期三个汇总数据都认为镇结没有瑶民，而此前的《广西各县概况》也认为镇结没有瑶话人群。与镇结县类似，仅《广西统计年报》记载向都县有117个瑶民，其他资料都无记载。综合考虑，笔者认为镇结和向都皆无瑶民。因此，第六区瑶民总数只有3400人，其中60%以上在敬德县。

从表8可知，在第七区11个县中，明江县、思乐县及雷平县可能有少量瑶民，而未列入表格的龙津、崇善、万承、养利、左县、上金、宁明、凭祥等九县都没有瑶民。首先，刘介提到明江地区有流徙无常的盘瑶，而此前及此后均无资料提及当地有瑶民。其次，前期数据认为思乐县有苗瑶85人，而后期的《广西统计年报》和刘介调整数又认为当地没有瑶民。第三，在《广西各县概况》介绍明江与思乐的语言情况时，两县都没有瑶话人群。此外，陈正祥虽然提到雷平县有512个盘瑶，但并非实地调查的情况，而其他资料都无提及相关情况。综上所述，除一些疑似记载外，第七区各县几乎没有瑶民。

从表9可知，第八区的11个县都有瑶民。其中，《广西统计年报》并无临桂和百寿的瑶民数，笔者修正数为陈正祥及刘介调整数的均值。与这两县类似，刘介调整数也无资源和灌阳的瑶民数，笔者修正数为陈正祥及《广西统计年报》数据的均值。此外，其他七县均为《广西统计年报》的瑶民数与刘介调整数的均值。因此，第八区的瑶民总数约为38800人，其中灌阳瑶民的数量最多。

四、复原的结果

至此，民国广西各县瑶民的分布情况已基本清晰。起初，学界关于广西瑶民的记载只有含糊的描述和片面的估计。当时广西政局动荡，官方无暇调查各地的少数民族。20世纪30年代，随着广西政局日趋稳定，省统计局开始公布各地瑶民的调查情况和局限估计。最后，1940年前后，全省各地都开始有了具体的瑶民数。而关于这个时期的瑶民分布研究，《广西通志·民族志》虽然列举了民国时期广西少数民族人口的总量，但并未分析各种数据的来源，因而难以藉此了解各个族群的数量及分布情况。

篇8

【关键词】 2型糖尿病；葡萄糖调节受损；人群患病率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type 2 diabetes and IFG， IGT in Tianjin.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was conducted in Tianjin from June to September in 2005. The multi-phasic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adapted. Finally 21454 people （9986 males， 10755 females） were selected as survey sample. Information was collected through face-to-face questionnaire interview， and fasting glucose level， 2h post prandial blood glucose and some other pysical examination results were collected at the same time.Results In this study， the prevalence of type 2 diabetes which based on the criterion of FBG≥7.0mmol/L is 6.07%（standardized prevalence: 5.87%）， in which the prevalence in male is 5.12%（standardized prevalence:4.83%） and in female is 6.95%（standardized prevalence: 6.59%）. And both of the prevalence in female is higher than the male.

The prevalence of IFG in the population is 5.61% （5.32% in male， 5.89% in female）. The prevalence of IGT is 2.91%（2.59% in male ， 3.20% in female），and the prevalence of female is statistic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male.Conclusion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prevalence of type 2 diabetes and IFG， IGT in Tianjin is similar to the level of the other big cities in China.

【Key words】 type 2 diabetes；IGT（impaired glucose tolerance）；prevalence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DM）的流行已经成为21世纪全球性卫生问题一大挑战 。目前我国糖尿病患者人数仅次于印度，高居世界第二，即将发展成为糖尿病的糖代谢异常人数也与日俱增 ［1］。关于2型糖尿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在国际国内早已广泛开展［2～6］，天津市尚无全市人群基线资料。本文对天津市市区和乡镇15～74岁且在天津市居住5年及5年以上人群按比例分层整群抽样，21454人对糖尿病IFG、IGT的患者病情进行了调查，现分析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本次研究靶人群为天津市市区和乡镇15～74岁且在天津市居住5年及5年以上的居民，2005年6月～9月参照1996年全国11省市4万人群（20～74岁）糖尿病抽样调查所采用的“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操作指南”，按比例分层整群抽样21454人（男9986人，女10755人），对糖尿病、IFG、IGT的患病情况进行了调查。诊断标准采用1999年WHO、IDF公布，同年得到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会等认同的糖尿病诊断标准。此次调查中以空腹血糖≥7.0mmol/L或餐后2h血糖≥11.1mmol/L为糖尿病; 以餐后2h血糖≥7.8及＜11.0mmol/L为IGT; 以空腹血糖≥6.1及＜7.0mmol/L为IFG。

流行病学调查表资料用Epi Data软件包完成数据录入，数据录入过程中采取了双录入，复核后，建立统一的SPSS数据库。分析中采用SPSS11.5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

此次调查中，对天津市抽样调查人群进行抽样调查，以空腹血糖≥7.0mmol/L或餐后2h空腹血糖≥11.1mmol/L为诊断标准计算分析糖尿病患病率。以餐后2h血糖≥7.8及＜11.0mmol/L为诊断标准计算分析IGT患病率； 同时以空腹血糖≥6.1及＜7.0mmol/L为诊断标准计算分析IFG患病率。

2.1 2型糖尿病患病率情况 此次调查中2型糖尿病患病率为6.07%，其中男性为5.12%，女性为6.95%（χ2=30.67，P=0.00）。见表1表1 不同年龄的糖尿病患病率 （ 略）χ2=14.93，P=0.00 χ2=19.49，P=0.00 χ2=24.53，P=0.00

2.2 IFG、IGT患病情况

此次调查中IFG的人群患病率为5.61%，其中男性为5.32%，女性为5.89%，差异无显著性（χ2=9.97，P=0.07）；IGT患病率为2.91%，其中男性2.59%，女性3.20%，差异有显著性（χ2=12.56，P=0.04）。IFG和IGT的患病率均随年龄增高有上升趋势。见表2、表3。 表2 不同年龄的IFG患病率（ 略）表3 不同年龄的IGT患病率（ 略）

3 讨论

关于糖尿病患病率情况，在我国1978～1979年全国l4省市40万人口调查，糖尿病患病率低于1％，以后逐年攀升，2000～2001年间上海、北京、广州、青岛等经济发达城市调查结果表明的糖尿病患病率已高达4.16％～11%［7，12～17］。此次调查结果表明，天津市糖尿病患病率为6.07%（标化率为5.87%），其中男性为5.12%（标化率为4.83%），女性为6.95%（标化率为6.59%），与国内经济水平近似大城市近年来的调查数据相当。

IFG是空腹血糖受损，体现的是基础状态的代谢水平；IGT是糖耐量异常，体现糖负荷后的代谢状态，二者可以合并称为葡萄糖调节受损（IGR）。有文献报道，70%左右的IGT者可同时表现为IFG。此次调查中，约有半数IGT者同时表现为IFG。二者在年龄分布、转归为糖尿病以及合并动脉硬化等方面存在不同，在临床上也有不同的指导意义。全球范围内不仅糖尿病患病在不断增加，IGT和IFG的患病也呈增加趋势，19%～60%的IGT者会在5～10年间转为糖尿病，这些血糖异常状态也正日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9，30］。国内外调查结果表明，近年来IFG患病率分布在2.07%～15.88%， IGT患病率则在2.07%～7.8%，且都有随年龄增加而增高的特点［7～44］。此次调查中，IFG患病率为5.61%，其中男性为5.32%，女性为5.89%；IGT患病率为2.91%，其中男性2.59%，女性3.20%。与前人研究报道结果吻合。IFG和IGT的患病率均随年龄增高呈上升趋势，更加印证了国内外研究报道的相关结果。

转贴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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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城市记忆；大岭村；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岭南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12-53（5）

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1]城市记忆即是人们对城市空间环境的意义及其形成过程的整体性历史认识的一种“集体记忆”。 这种“集体记忆”能够表述城市的空间特征、记录城市的形态要素、体现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反映和重构城市发展进程和延续城市文脉的重要资源。

每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历史记忆。城市快速的现代化不断地改造着这些承载着城市历史记忆的空间，造成各种记忆“错位”与“失忆”，城市化正在使原本富有个性的城市走向“千城一面”的程式化。因此，保存城市独特的历史记忆，提升城市历史文化品味是当前形势下我国城市建设的客观要求。“历史文化是城市发展之‘源’，城市化是发展之‘流’。我国城市应当‘源远流长’，才是健康的持续发展之道。”[2]

城市中历史文化遗存完整、文化底蕴深厚的古村落对于唤起城市“记忆”累积的历史过程具有重要作用。在物质形态上，这些历史街区、乡土建筑“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承，横向地展示着城市宽广深厚的阅历，而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3]广州地域特色鲜明，保存了不少文化形态独特的传统聚落。在思想形态上，广州作为一座河海型港口城市，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岭南文化中心地，开放的地理条件孕育了活跃的人文思想。“岭南文化凭借它的地理位置，凭借明清以来岭南发达的手工业和对外贸易，凭借它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使得中原的传统文化对它的影响不断淡化，使得它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容纳力，因而对传统的文化教育具有较大的游离性和再创造性。岭南文化这种远儒性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得到了说明。”[4]开村历史逾800年的番禺区大岭村真实地反映了广州的这些文化记忆。这些记忆是广州历史的再现，是今日广州的历史标识，是广州发展的资源。

1 大岭村的聚落结构

“聚落”一词起源很早，《史记·五帝本纪》有“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下注曰“聚，谓村落也”。《汉书·沟洫志》谓，“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广义地讲，聚落是指人聚空间，是人类各种形式的聚居地的总称。狭义地讲，是指有别于都邑的农村居民点。

传统聚落不仅具有居住和使用价值，还体现了当地的人地关系相处模式。聚落结构通常包括聚落的空间结构和集聚人群的社会结构。聚落的空间结构展现了所处地区自然环境的特征；社会结构则表现了人们的聚居组织方式和生产、生活行为方式。

1.1 大岭村的空间结构

1.1.1 村落格局

大岭村原名菩山村，明朝嘉庆年间（公元1522～1565年）始改名为大岭村。自宋朝开村迄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是广州唯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它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西北面，背依菩山，三面环玉带河（又名大岭涌）。东邻莲花山，与亚运村“广州新城”相望；南临市莲路；西、北面为广阔的耕地和鱼塘。明清两代，大岭村隶属茭塘司大岭堡。1949年至今，隶属石楼镇，下辖中约、西约、上村、龙漖四个自然村，占地3平方公里。

大岭村位于番禺大谷围东部边缘，民居傍水而建，有序地排列在菩山脚下和大岭涌之间，由于地处水网地带，村落布局处于自由式岭南水乡布局与规整的梳式布局之间，呈半月形结构，所谓“蛎江涌头，半月古村”。村内以一条古街为主轴，旁生里巷，形成独具特色的鱼骨状“大街—小巷”街巷格局，处处与村落水系相通，是典型的岭南“山·水·村·田”聚落。

1.1.2 风水景观

理想的村落不仅能为人们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还使居民身心愉悦，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愿景。因此，村落规划者对于宅基选址与风水营造常常慎之又慎。中国传统的风水说强调一种基本的整体意象模式：“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 大岭村的自然环境除了右边是白沙湖冲积平原，西北角缺“白虎”外，基本符合理想风水条件的要求：“左联马鞍岗（左青龙），遥对金鹅岭和唐帽岭（前朱雀），背靠菩山（后玄武）”。

大岭村西北角缺山，宜建高耸建筑物以形成整合的栖息地模式。此处又是玉带河汇入石楼河之处，正好是个水口①，宜建水口园林②。

大岭村在聚落发展过程中，逐步在村西北角营建了水口园林。先是明代嘉靖年间，在前临大岭涌的位置，坐东向西建造了大岭村陈氏九世祖陈皋夫祠，名显宗祠。接着，在康熙年间，建造龙津桥。清光绪十年，又建了大魁阁塔，既成为水口园林的组成部分，又弥补了村西北角缺“白虎”的意象缺陷。清同治年间，在龙津桥以北约150米处的玉带河涌口位置，建造了接龙桥。接龙桥呈东北向横跨玉带河，进一步镇锁水口。这样，大岭村完成了由显宗祠、龙津桥、大魁阁塔、接龙桥、古榕等构成的水口园林的营建。这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现存最为完整的乡村水口建筑群。风水理论本身也许并没有多大意义，但其深层的景观理想却很值得我们重视。解读这些乡土景观设计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今天的城市规划设计中更好地思考人的体验和需要，把城市建成生态化、人性化的宜居城市。

1.2 大岭村的社会结构

大岭村是番禺建村最古老的村落之一，曾有陈、许、马、洪、曾、郑、何、刘等族群居住，最后定居下来的居民主要为陈、许二姓。大岭许姓原籍浙江绍兴，于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经南雄移居大岭开村。到南宋绍兴年间，陈氏始祖陈遗庆为避战乱，由南雄珠玑巷辗转迁徙至大岭，后陈氏发展成为此地最大的姓氏。

一般而言，移民与原住民之间会发生文化的交流、融合、冲突，存在同化、被同化、共生、冲突的相处关系。许姓与陈姓先后定居大岭，显然也经历过文明的“碰撞—共生”过程。在大岭村陈氏始祖的宗祠陈氏大宗祠广场东侧，仍清晰可见一块陈许二姓历代太祖遗留的禁约石碑：“启看我大岭乡陈许二姓聚族而居，历数百余年如同一家，相安无异。今为保存土地物业以免他日凋零，合议计划特出此禁约：凡我乡内屋宇及墟铺地盆不得典卖与外乡人士。如系拆毁砖瓦木石，亦不能卖出外乡。村前门口涌一带潮田不能卖出外乡，倘因穷困至必要变卖之际，则由乡中太祖或各会公箱集资承受。至于价值以政府评定之价交，如卖与本乡人不在此限。太祖墓前假有碍其坟墓者，亦不能卖与外乡人，虽本乡子侄亦不能建筑阻碍弄情。如有不肖子侄私自与外乡人订价变卖者，查出定即革胙出族，罪及儿孙，永不能复胙。如做中人系我乡人者，亦照此办法。”

从禁约可知，陈、许二姓聚族而居数百余年，彼此能和平相处；两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订过类似的和平契约；宗族内部有严禁变卖与破坏乡内屋宇、墟铺地盆、潮田、墓地等一切公共资源的族法规定；通过维护土地物业资源来维护族产和宗族的稳定性。

在珠江三角洲早期村落的形成过程中，常有族群先后迁徙到留居地，通过碰撞、冲突、交流，最后达成共同协议的情况。不同宗族基于共同的经济利益，通过地缘关系、婚姻关系联合在一起，共同维护宗族土地领属权，体现了珠江三角洲包容性的移民文化。

2 大岭村的岭南地域文化特质

2.1 水口建筑的水产入图与洋人入像

显宗祠和龙津桥是大岭村水口园林最早营建的部分，有着三四百年的历史。

显宗祠总占地面积1632平方米，为三楹三进两天井结构。建筑的雕刻极具岭南地域特色。檐枋雕龙、鳌鱼及缠枝花图案中穿插有三鲤鱼、鳗鱼、麻虾、青蟹等，这种鱼虾蟹入祠堂图案乃珠三角地区首见，是珠三角饮食文化的投射与反映。在正门左右的雕花石鼓墩正面，还雕有两个西洋儿童像。垂卷发、着紧身衣、束马裤、高皮靴、佩长剑，还抱着金元宝，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据村中老人介绍，早在明代，陈氏即有族人在朝廷任礼部侍郎，负责接待外国使节，返乡时就在祠堂外立了“送财洋童子”的石墩。

龙津桥是番禺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之一，也是大岭村的标志性景观之一。桥长28.2米，宽3.2米，东西引桥又分出一支向南，长2.9米。桥上雕有明代风格的卷草图案，在桥北侧一方还刻有双手作捧盘献品状的番奴像。洋人入像是当时岭南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交融在地方建筑中的反映。

2.2 蚝壳墙

蚝壳墙是广州风物之一，也是岭南独特而别致的建筑工艺与人文景观。在大岭村，还保存着珠江三角洲留存较为完好的蚝壳祠堂——两塘公祠。两塘公祠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年），是大岭村陈氏八世祖祠。

两塘公祠最大的特色在于外墙全部用硕大的蚝壳混杂泥沙砌筑而成。墙身高九尺，墙体厚重，墙上的蚝壳横排有250多只，竖排有150多只，仅一面墙就使用了3.8万多只蚝壳。如此估算，两塘公祠的三面墙身，共用了10多万只蚝壳筑成。蚝壳作为建筑材料属岭南独有，反映了岭南人民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智慧。

2.3 民间信仰

2.3.1 三遝庙

在大岭村北菩山脚下有一座三遝庙，上世纪50年代拆除。1992年乡亲们捐资重建。重修三遝庙碑记曰：“三遝庙为表彰姑婆贞节，勿忘其恩典，流芳百世而建，并供奉洪圣、观音、文奎、菩萨，供村民参拜，以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因年代久远失修而残破不堪。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拆去，时至今日，旅港同胞倡议重建，以悼念深恩，以慰之念也。”庙内现供奉着南海龙王洪圣公、天后、文武二帝，观音、财帛星君诸神。

南海龙王是南海之神（民间称洪圣公）的化身，是奉玉帝之命管理海洋的神仙，大岭村至今还有串村拜洪圣公的民俗。天后是护佑出海人安全的神祗。文武二帝即文昌帝君和关圣帝君，文昌帝掌管人间禄籍；关武帝即关羽，民间商人尊其为“武财神”。观音在民间被奉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有求必应的菩萨。财帛星君掌财运、福运。

三遝庙本为纪念大岭陈氏四世娃姐抚孤延续氏族香火而建，与此同时，还供奉主海洋和主文财的诸神，反映了岭南地域文化特色。

2.3.2 风水塔

珠江三角洲盛于建塔，并且大多为风水塔，名文阁、奎阁、魁星阁等，具有祈求文运之意义，这与岭南重商务实，重现世不重来世的文化有关。大岭村的大魁阁塔就是一座风水塔。福建林兆声先生为塔址择地时说，村西北角太虚，建文昌阁可以催官。因此，大魁阁塔除“风水攸关”外，主要是供奉、祭祀文昌帝君，祈求文运昌盛、科举成功。据《陈氏族谱》显示，大岭村仅有清一代就出了1 位探花、34 位进士和53 位举人，九品以上官员有100 多人。这样的科举荣耀与文化实力稳固了其作为一方大族的地位。

2.4 民俗文化

闻一多《神话与诗》中的“端午考”提到，端午节应是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龙族团的一个节日。古越人以舟楫为家，为避免海上蛟龙的侵害，喜欢将船制成龙的样式，因为龙是越人崇拜的图腾。赛龙舟风俗是古时南越人的图腾祭节日之一，早于从北方流传过来的吃粽子。

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自明崇祯丁丑（1637年）以来，石楼就有了龙舟活动。镇锁水口位置的接龙桥即得名于龙舟活动。在广东，龙舟活动包括起龙、探亲、赛龙舟和埋龙等环节。每到端午节，附近乡镇的龙舟要互相探访。大岭村民要来接龙桥处迎客，村内龙船陪客船在玉带河上来回扒三次后才入村。大岭村现有“白桡”和“黑桡”两条名龙舟，为大岭在各种龙舟赛中赢得了不少荣誉。村内至今流传有“龙船打龙鼓，咚咚响，响咚咚，江边看龙舟，口中吃住③粽”和“大岭白须公，响起锣鼓会飞冲”等歌谣。

3 大岭村留存的珠三角女性文化谱系

岭南地区既接受中原正统文化的影响，又留存着古越族文化，还与外来文化往来繁多，这使得它的文化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就女性文化而言，大岭村有姑嫂庙的传说，有“贞寿之门”牌坊，还有自梳女的姑婆屋，展现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独特的女性文化谱系。

3.1 姑嫂庙

姑嫂庙建于明朝，今已不存，是为陈氏三世祖文炳（字日南）之女娃姐而建。据《陈氏族谱》载，“四世祖姑曰娃姐，生当淳祐，稍长知孝义，有弟东卿，甫三岁而母亡，痛母弃世，怆弟丁零忧劳备至。有向父求婚者，自泣曰：‘陈氏三世惟此一线，我何忍置老父幼弟而他适耶？'奉养日南卒后，遂杜门抚孤终身不字，与寡嫂抚孤得延宗嗣，迄今族姓蕃衍悉赖姑力，立祠崇祀事详省志，入祀本邑节孝祠，享寿九十有五，葬在本乡平冈头，有侍从，大姑墓在左侧。”可见，娃姐是大岭陈氏氏族初期的功臣，她牺牲自己的个人幸福，终身不嫁，侍奉老父，与寡嫂共同抚孤，为陈氏一族繁衍生息做出了重要贡献。为纪念娃姐，特立庙崇祀。

无独有偶，在广州白云山上也有一个番禺区沙湾镇何氏宗族的“姑嫂坟”。另外，在番禺区板桥村还流传有“姑婆大”的传说。这些传说中的女性都具有忠贞不二、愿为家庭付出一切的高尚品质，显然经历了一个被汉族士大夫修改润色以迎合封建礼教的过程，体现了古越族女人可以“不嫁”、“长住娘家”的习俗，生动地反映了珠江三角洲的母系氏族制遗风及其受修饰和重新阐释的过程。

3.2 “贞寿之门”石牌坊

“贞寿之门”石牌坊建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坐北向南立于大岭村北往荔枝岗转角路边，四柱三间三门楼，是番禺区现存碑坊中较完整的一个。牌坊是因官至文林郎的陈达华妻蔡氏、妾冼氏二人守节，抚孤成名，并且都寿长百岁而立。

横额正中刻“圣旨”二字。左门横匾刻“同享”，右门刻“百龄”。牌坊前后刻有四副对联：“贞门帝予千秋表，寿域天为二母留”，“苦节可贞两母期颐臻上寿，考思锡类九霄沦綍霈皇仁”，“身历六朝嫡庶齐臻百岁，恩褒四字门闾特表千秋”，“百尺画楼高福曜双星辉翟茀，千秋彤管炜慈云同日荷丝纶”。

清朝时文林郎为正七品文散官，可知陈达华在大岭村诸文人中名气并不大，但他居住的大岭西，却因二妻的守节，皇帝下旨改名为“百岁里”，他也因而留名百世。“贞寿之门”牌坊的树立，彰显了传统封建伦理道德。

3.3 姑婆屋与自梳女

大岭民居中还留存有姑婆屋。姑婆屋是自梳女④为日常生活栖身及养老送终而集体筹资修建、共同居住的房屋。自梳风俗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独有的一种习俗，盛行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40年代。据载，广州市番禺区在“光绪、宣统年间（1875—1911年），南村人口多达数千人，一年之中，女子之出嫁者不过数人。至1905 年甚至无一人出嫁。民国22年（1933年）《番禺人口调查报告书》载：全县自梳女共7011人。其中一区1055人，二区4908人。”[5]

古代广东地区盛行女子“临嫁始髻”、男子“临娶始冠”的风俗，因此，“盘头梳髻”成为婚嫁的必经仪式。发髻不仅是一种发型，更是一种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自梳女即以特别的盘髻以宣誓独身终老。

广东地区“长住娘家、不落夫家”婚俗的存在，是自梳女产生的历史根源；珠三角特有的桑基鱼塘农业生产模式，使女性得以依赖采桑及针黹等实现经济独立，清代以后，桑基鱼塘的推广刺激了缫丝工厂的飞速发展，为当地年轻女性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是自梳女兴起的经济背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促进了珠三角地区剧烈的寻求变革的社会心理，是自梳女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传统婚姻生活带给女性的种种痛苦不幸的恐惧，使能够自给自足的年轻女性自愿做出“不嫁”的选择，是自梳女兴起的内在原因。

19世纪中叶的珠三角地区是一个多元文化相互交汇的地方，“自梳女”吸收了古越族的“不落夫家”习俗、儒家文化中的“贞洁”观念、西方文化中“独立、自由”的文化因子。“自梳女”的抗婚方式是消极的，但她们的反抗客观上标志着妇女的解放、自立自强，是对封建传统文化体系的一种冲击，反映了女性为争取自身权利所做的努力。

大岭村保存了从姑嫂庙的娃姐传说，到“贞寿之门”石牌坊，再到姑婆屋与自梳女的珠三角女性文化谱系，是研究珠三角地区独特的女性文化的重要个案与珍贵资料。

4 结语

传统聚落是乡民聚居、生息的物质载体，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更是各地历史记忆之本。拥有800多年建村历史的大岭村，保存了广府传统的诸多记忆。目前全球城市的发展，正由大尺度的、激进式的物质空间改造转向小规模的、渐进式的场所营造；由传统的城市美化运动转向城市文化的内涵塑造与品质建构。大岭村遗存的这些历史记忆，生动地展现了广州的商业文化、世俗文化、海洋文化、包容性的移民文化、兼收并蓄的女性文化等等，对于描绘广州的城市文化空间脉络，完善文化载体和文化符号代代生成、创新、继承的过程，提升广州城市的审美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 岭南水乡多以水口作为村落的门户。所谓“水口”，是指村落中水流的出入口。传统风水学认为，“凡水来处谓之天门，若来不见源流谓之天门开；水去处谓之地户，不见水去谓之地户闭，夫水本主财，门开则财来，户闭则用不竭。”因此，水来处宜开敞，水去处宜封闭，以留住财源。

② 岭南水乡多在水口处建桥镇锁水口，营建一个由文塔、石桥、河流、廊亭、古榕等构成的水口园林，作为村落的门户。

③ 吃住：粤语，意为“吃着”。

④ 自梳，又称梳起，是指女子自行异辫而髻、宣布独身不嫁的仪式，经过这种仪式的不婚女性被称为“自梳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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