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满意度调查报告范文
时间：2023-04-08 16:11:0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服务满意度调查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问卷数据分析
（一）描述分析
大部分居民还是比较认可私人诊所所提供的服务的，相对于公立医院来说，私人诊所分布广泛，且比较方便大家就医。有一半甚至是超过一半的人对私人诊所的各项服务的满意情况表示一般，这些数据提醒各私人诊所在维持现状的条件下，还需要进行大幅度的提升，以此来挽留老顾客，同时争取更多的潜在客户。
私人诊所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满意度最高，得分为1.5，私人诊所的药品价格满意度最低，得分为2.4。服务和药物的价格是被调查者最关心的一项，在改进建议中有57.1%的人认为私人诊所应降低服务和药物的价格。其次，配备精密的医疗设备和提高医护人员的医疗水平也是被调查者比较关注的两个方面，选择人数分别为54.9%和52.6%。此外，有4.5%的人提出了几点不可忽视的建议，经过整理总结有以下四点：1）改善就医环境；2）关注药品质量，谨防假药；3）提高医生医疗技术，注重诊疗效果；4）完善就诊和收费程序。
二、问卷分析中的主要发现与建议
（一）主要发现
1、根据调查结果显示，现在的私人诊所所提供的药品价格和诊疗收费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不少被调查者反映许多私人诊所里存在着漫天要价、重复收费或乱收费的现象，这使得市民对私人诊所一直保持着质疑的态度，不少人表示宁可去公立医院，也不愿去离家较近，行动方便的私人诊所就诊。
2、相对于公立医院，私人诊所的就诊费用不被医疗保险承认，鉴于当前医疗保险制度越来越完善，在调查过程中，不少人表示自己有医疗保险，所以不去私人诊所就诊，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表示私人诊所就诊设备简单，只能医治头痛发热等小病，若身体出现严重问题，都会选择去正规大医院治疗。
3、由于私人诊所规模小，资金有限，各种医疗设备以及就医环境都很差强人意，加上负债因素，使一些诊所无力再投入，来开发新项目。虽然现在关于私人诊所的有利政策频出，但由于缺乏有效保障，且诊所间竞争激励，资金短缺，制度欠缺，使得私人诊所在维持现有状态的前提下很难做出新的改进。
4、私人诊所知名度小，资金实力不够，加上患者量不大，很难留得住人才。而且许多诊所不愿做远景的人力资源规划，现用现招，医护人员的技术也不够精湛，诊所对医护人员的管理亦不够规范，不少患者对坐诊医生的诊疗技术和医护人员的技能表示不能完全信任。还有部分受调查者表示由于缺乏完善的制度管理和监督，对私人诊所坐诊医生的医德品质方面不太信任。特别是公务员或在职人员，对于坐诊医生和医护人员的技能水平及医护道德方面要求较高，他们对私人诊所的坐诊医生常持怀疑的态度。
5、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和退休人员对于私人诊所表示不满意者居多。这两个人群均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对于诊所的收费情况和就医环境均表示不满。特别是退休人员，这部分人在行动方面不太便利，且身体状况欠佳，对于一些常见的基本，倾向于选择到比较方便的私人诊所就医。
（二）建议
1、对于私人诊所的药品价格和诊疗收费，希望相关负责部门能把好关，保证治疗环境和质量，让市民能够放心就诊。对诊所的收费最好能制定一定的标准，完善私人诊所收费程序和价格公示，杜绝漫天要价的现象。
2、私人诊所应引进一些较为先进的基础配备设施，提高私人诊所的专业水平，为患者的治疗提供最基础的保障。
3、各私人诊所应提高自身的服务质量，招用固定的坐诊医生和医护人员，提高坐诊医生和医护人员的技能水平，提供放心的治疗环境。做医疗项目时，医护经理、医护内勤，病历、热线电话也要安排到位。
4、针对不同的人群，提供相应的诊疗服务，可对诊所附近的居民进行详细的调查，了解附近居民的治病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以此来争取潜在客源，稳固已有客源。同时也要对同类诊所的价格、成本、医护策略以及医护人员工资提成等进行调查，通过对比不断完善自身的服务质量，打造让顾客信得过的品牌和口碑。
5、私人诊所可针对那些常常就诊的患者提供部分免费的检查，特别是一些上了年龄的退休人员，比如免费测量血压等。同时记录这些患者的诊断结果，以便及时了解患者的健康状况，使得患者对诊所产生信任感。
参考文献
[1]赵丽.私人诊所扭转困局尚需政策“落地”[N].法制日报，2012年3月2日
[2]刘红.市场调查与预测[Z].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
[3]张晓兰.私人诊所如何走出困境[J].2011年5月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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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随着3G牌照的发放和强劲对手的加入，移动通信市场已全面进入买方市场。在产品同质化、管理标准化的新形势下，保住老客户、争夺新客户等营销服务工作都更加依赖“客户第一接触点”员工的有效落地。
“客户第一接触点”员工数量庞大，在零和竞争态势下，该类员工的工作热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公司的业绩发展、服务质量均影响重大，成为决定公司能否在与竞争对手肉搏战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可是，现有的传统的绩效考核方法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逐级传递的衰减性，对该类员工约束或激励效应都不明显，员工感知较弱，生产部门工作的繁忙几乎使得对上百人的绩效指导流于形式，绩效杠杆作用难以发挥。
2.“客户第一接触点”员工的意识提高
2.1建立整体产品服务观
“客户第一接触点”员工必须突破产品有形实体的概念范畴， 建立起整体产品的服务观念。服务经济的市场环境要求“客户第一接触点”员工必须明确自己的服务身份，并为自己找到合适的服务位置，竭尽所能以良好的服务理念，独有的服务方式，高度责任感的服务举措，去给客户创造温馨的购物环境，愉悦的购物体验和难忘的购物经历，最终才能以服务营销获取自身的竞争优势。
2.2构建一体化服务：售前服务、售中服务和售后服务
实践中“客户第一接触点”员工应做到不拘一格，围绕着以提高客户回头率和忠诚度为中心， 不断扩展售前、售中、售后服务的无形部分，加大服务力度，体现服务特色，使客户能切实感受到物超所值，以赢得竞争优势。特别是在情感消费日呈主流的时代，通信运营商必须明白，服务不仅与商品使用有关，而且与客户的情感联系相通，要想把客户的一次偶然购买行为变为多次必然的购买行为，由“买谁的都可”变为“非此不买”，经营者与客户的关系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买卖层次上，而要进一步视客户为自己一生的朋友来看待，去努力培养出“自己人效应”。
2.3实施营销服务方式———个性化服务
美国消协主席艾拉。 马塔拉说：“我们现在正从过去大众化的消费进入个性化消费时代，大众化消费时代即将结束”。可以预见，个性化时代的到来，与众不同将成为众多客户追逐的时尚。对此，要求“客户第一接触点”员工服务必须强调以人为本，即要由“客户请注意” 的传统经营思想转变为“请注意客户”的现代服务营销理念。在个性化消费时代，“客户第一接触点”员工建立起与客户之间的“一对一”关系，根据不同价值的不同需求的客户喜好设计、定制他们想要的产品和服务， 凸现专门化、个性化特征，就能推动商品很快地普及和流行，从而提高通信运营商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赢得市场先机和厚利，自然也就为通信运营商带来了勃勃的生机与活力。
3.提高“客户第一接触点”员工服务的满意度
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如何加强客户服务，提高客户满意度，已经成为通信运营商的重中之重。为了提高客户忠诚度，树立品牌形象，通信企业纷纷开展客户满意度调查，特别是针对“客户第一接触点”员工的服务满意度的调查。
3.1“客户第一接触点”员工的客户满意度
客户满意度是客户对企业和“客户第一接触点”员工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行的综合评价，是客户对企业、产品、服务和员工的认可程度。作为测评服务质量的指标之一，客户服务满意度是衡量客户对服务认可程度的有效工具。客户服务满意度是以客户的体验来衡量员工服务水准的，服务水准越高，则客户服务满意度将会越高，反之亦然。“客户第一接触点”员工的服务直接反映了客户对员工的售后服务质量、服务态度、服务品牌等方面的认可程度。“客户第一接触点”员工的客户满意度可以分为外部满意度和内部满意度。
外部满意度是由通信运营商聘请专业调查公司，设计专业的调查问卷，通过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完成。内部满意度是由员工的客户服务部门通过回访调查通信售后服务的各个环节，进行质量跟踪并经过数学加权平均得出的，内部满意度关注的是客户体验。
3.2“客户第一接触点”员工内部满意度调查方法
“客户第一接触点”员工进行内部满意度调查可以及时衡量自身的服务水平，监控各个服务环节，及时发现服务过程中的问题并给予补救，避免造成恶劣影响并争取再次激发客户的热忱，加深客户对于员工的印象，增加机会，为此，员工需要实时监测客户对于服务的满意程度。
内部满意度调查方法有电话调查、手机短信跟踪、信件直邮、当面的问卷调查等几种方式。基于现在手机通讯的高度发达状况，以及电话调查方便、快捷、容易确认，双向沟通特点，大多数内部客户服务满意调查均采用服务后3 天之内的电话跟踪回访的调查方式。
3.3“客户第一接触点”员工客户满意度指标管理与提升
为了有效提高客户服务满意度，根据内部满意度调查结果，服务部门负责人应对服务部各岗位制定相应的内部满意度指标。对于内部满意度调查问卷的明细项目，需要结合外部满意度调查的劣势项目来确定。这样就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外部满意度调查结果。对于内部满意度指标管理，服务经理应制定外部满意度调查报告中各细分问卷的满意度指标，并落实到相应人员，应分别对前台主管、服务顾问、技术总监、客服专员等岗位制定满意度指标。对指标完成情况应定期进行分析，针对指标完成情况不好的项目进行原因分析，并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客服主管应定期与服务负责人沟通，结合外部满意度调查结果中的劣势项目设计确定内部满意度调查的问卷。由客服人员在回访时做好记录，定期分析汇总客户反馈的意见，进行数理统计分析，编写《回访报告》。服务负责人要定期与相关人员沟通满意度调查结果及存在的问题，探讨改善措施，对于客户抱怨出现较多的项目制定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4.“客户第一接触点”员工的情绪感染理论运用
情绪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并且得到了营销学者的广泛重视。情绪是人们对客观现实的一种反映形式，是一种情感状态；情绪是与身体各部位变化有关的身体状态，是明显或细微的行为，它发生在特定的情境之中；情绪是一种多维度、多形态、多功能的复合体，是人们非常复杂的心理过程。由此可见，客户的情绪在其消费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4.1 情绪感染理论
Cacioppo和Rapson（1992）最早把这一现象上升为理论高度并加以研究，认为个体在交互过程中，会自动和持续地模仿和同步于他人的面部表情、动作、声音、姿势和行为等，并倾向于时刻捕捉他人的情感。他们把这一过程称之为“情绪感染”，并进一步将情绪感染定义为一种自动的模仿和同步于他人的表情、动作、声音、姿势和行为的倾向性，其结果往往使得情绪聚合并统一。
4.2 情绪感染在服务消费中的理论解释
客户模仿“客户第一接触点”员工情绪和行为的反应是人类的本能，是基于大脑基础结构的一种先天性适应功能。 “客户第一接触点”员工真实内在的情绪更容易被客户捕捉并模仿，僵化的职业化笑容并不能起到感染作用，只有从内心产生的真实情绪才能感染客户。另外，“客户第一接触点”员工内心真实的情绪也不能被隐藏，常常会通过自己的面部表情、语言、行为等表露出来，而这种情绪往往更容易被客户感知。个体间具有不同的情绪感染敏感度，而女性对他人的情绪状态更加敏感，男性更加理性，思维更具逻辑性，所以女性客户比男性客户更容易受到“客户第一接触点”员工情绪、行为等方面的感染。
4.3 服务企业激发客户积极情绪的策略
树立管理客户情绪的意识；加强“客户第一接触点”员工管理；将情绪感染理论运用于企业内部营销管理；培养良好的企业文化
篇3
国内奢侈品市场扫描
现代国际市场研究公司（以下简称MIMR）的“奢侈品售后服务满意度调查报告”（下称调查报告）选取了北京、广州、上海、深圳、杭州、成都等6个城市的样本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消费者对奢侈品售后服务的总体满意度评价仅为73.84分。
报告显示：在保养维修便利性、服务人员整体表现、保养维修收费公开透明、保养维修价格合理性、保养维修时长、保养维修后质量等6种消费者评价奢侈品售后服务的主要因素中，大多数顾客对“维修价格合理性”和“保养维修时长”的满意度最低。而目前进入国内的奢侈品品牌都不约而同地聚焦“服务人员素质”，却忽略了占比最高的保养维修时长和价格两大因素，导致消费者对服务的满意度不高。
1.服务短板凸显。除服务人员外，其他指标的满意度均在64分～75分。这说明奢侈品品牌在服务细节方面普遍存在短板。调查报告显示，消费者对厂商售后服务的服务人员整体表现及保养效果普遍较为认同，但对于保养维修价格的合理性、保养维修时长满意程度很低。这体现了国内奢侈品定价的科学性和配套服务方面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另外，32.7%的用户认为，奢侈品手袋的保养维修时长尚未达到他们一半的期望值，而31.4%的用户则勉强能接受维修时长。
2.现有或潜在需求得不到满足。报告显示，奢侈品购买者对售后服务的主要期望有9个，分别是在国内设立维修网点，简化的维修保养手续，提供积分或老顾客打折优惠，提供清洗、保养、翻新服务，有打折优惠时在第一时间通知，保修期内可以以旧换新，接受产品寄卖，维修时间过长，应当顺延保修期，有新品时在第一时间通知。
从这9个期望评价对比就可以发现，奢侈品消费者的需求还有不少尚未得到满足的方面，需要有针对性逐项进行提高才可以进一步提高客户的满意度评价。 例如，超过80%的客户在选择维修地点时，均倾向于选择自己所在城市的维修网点进行维修服务。而事实上，大部分奢侈品牌在国内都没有维修服务通道，顾客选择返回原厂维修更多是出于无奈。
另外，超过80%的客户不希望产品的保养维修费用超过产品原价的10%，国内的维修价格往往高得让人无法承受，甚至有顾客仅更换一个表带就要支付数千元。
3.顾客外流严重。报告显示：60%左右的消费者更喜欢在港澳台和国外购买奢侈品，不选择在大陆购买的原因主要在于“价格”和“产品质量”两个维度，比例分别为72.7%和57.0%，这反映出消费者对价格和产品质量较为敏感。尽管国内奢侈品宣传风头正盛，但越来越多顾客流向国外消费却是不争的事实。
4.顾客满意度偏低。被访者在选择奢侈品时，最关注的因素有8个。其中最首要的是质量口碑；其次是形象符合个性、款式多样等。国内奢侈品顾客满意度偏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期望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满足。
如何提供真正的“奢华体验”
通过以上调研和分析，我们认为，奢侈品在售后服务方面存在诸多短板，而这些在经济形势下滑的当下影响愈深。唯有破解以上难题，奢侈品才能在市场困境下实现突围。
奢侈品的销售和售后服务应从顾客的购买习惯出发，针对以上存在的四个问题，其破解策略是：
服务为基，统一服务标准。57.2%的客户选择出国购买奢侈品的原因在于认为国外店铺出售的产品在质量上更加有保证。国内外奢侈品服务上的差距正导致客户的流失。因此，国内奢侈品企业急需制定统一自身服务和售后标准。
在售后方面，提升奢侈品的保养维修的效率甚是关键，而奢侈品企业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向消费者普及保养方法，降低返修率。同时，也要给消费者一个时间较长的服务预期承诺，确保售后服务的效率。在价格方面，应当明码标价，制定统一的价格体系。服务标准再好，最终也要通过人来执行，消费者通过加强销售点和维修服务点服务人员的素质培训，提升当地维修水平，多家品牌联合建立维修中心，都是可以考虑的改进策略。
同时，奢侈品企业应当通过成立会员制度，通过高质量的售后服务提升顾客口碑，同时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定制和针对，为会员客户度身定造和推荐符合其个性化的产品。
产品为核，丰富产品种类。中国的奢侈品市场已经经历20多年的历程，期间，消费趋势完成了从炫耀性消费向自用型和享受型转变。实际上，不管消费趋向如何风云变幻，产品都是撬动高端消费群体的根本。调研报告显示， 36.4%的消费者认为，国内购买奢侈品专卖店的产品线和品类不如国外店丰富，这是很多消费者选择在国外购物的一个重要原因。
报告显示，在未来的1年里计划在奢侈品上增加投入的客户比例为75.6%，投入增加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个人方面的原因（爱时尚、到了该享受这些奢侈品的年纪、希望提升个人品位及生活品质、换新的式样、因周年纪念日而购买等）”、“经济条件的改善”两个方面，比例分别为58.1%和48.9%，这体现了客户对奢侈品的消费预期较为积极。有鉴于此，奢侈品营销更应着力强调奢侈品作为“生活品质与身份象征”、“送礼与工作需要”和“保值”三方面的功能。 总之，国内奢侈品厂商需要以丰富的产品线给高端奢侈品消费群以极致的产品体验，同时也尽可能提供丰富产品名册和预订服务。
活动为本，实现与国际同步打折优惠。目前，国内奢侈品价格相比国外要高很多，这不仅仅是关税造成的，而是奢侈品品牌在国内定价较高。尽管如此，由于中国经济增大强劲，催生了一批批新富阶层，这是带动并刺激中国奢侈品消费热情持续增长的基础。
不过，在近期消费疲软的环境下，奢侈品厂商似乎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高价策略。调查显示：72.7%消费者选择出国购买奢侈品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外销售的奢侈品在价格上有优势，性价比更高，且每年都有打折优惠活动。但在中国，商家并不愿意提供季度折扣，需要消费者支付更高的溢价。这种做法日益受到消费者的质疑。
电商：奢侈品的下一个趋势？
在奢侈品销售下滑的当下，奢侈品的未来在哪里？淘宝的数据显示：预计2012年的全国奢侈品电子商务市场成交额将超过200亿元。
数据体现出奢侈品进军电商的趋势愈加明显。2012年9月19日，时尚电商走秀网宣布，已正式获得来自意大利的顶级奢侈品牌Salvatore Ferragamo菲拉格慕官方授权。而尚品网已陆续获得了意大利M Missoni、美国Cynthia Rowley、Laundry By Shelli Segal、Charlie Jade、Aryn K以及法国Sinequanone等60多家国际时尚现代品牌和设计师品牌授权，且其授权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中。
显然，奢侈品已经开始转战线上市场，奢侈品如果转战线上有几条核心路线可供选择：
1.成立官方旗舰店。奢侈品具有高端属性，因此其官方旗舰店既能起到品牌传播效果，又能拉动固有的品牌消费群，可谓一举两得。不过，由于官方网上旗舰店，自身网站流量有限，其流量和功能有限。
2.进驻综合类电商平台。综合型电商平台（如天猫，苏宁易购等），最大优势在于其客户流量，但其人群的消费能力却参差不齐。不过，一旦消费者消费能力得以提升，品牌力已经深入人心，市场培育的目的显然能够达到。
篇4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摘要]基于美国顾客满意度模型，依据《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等主要教育法规，建立民办幼儿园园长对地方政府学前教育管理满意度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对J省民办幼儿园园长进行了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结果发现该省民办幼儿园园长对地方政府学前教育管理的满意度一般，尤其对政府财政支持和处理教育公平问题表示不满意。这既与民办园园长对政府学前教育管理的感知有限与期望偏差有关，也与民办园发展环境有关。为此，地方政府应加大宣传力度，引导民办园正确理解政策实践；应优化财政投入机制，公平对待公办园与民办园；应放松对民办园的不合理限制，重点解决民办园的师资问题；对民办园的管理要进一步精细和规范。与此同时，民办园园长应合理看待政府学前教育管理的权利与义务。
[
关键词 ]政府满意度；民办幼儿园；学前教育管理稿件编号：2014090400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规划项目“经济发展中的我国学前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研究”（编号：12YJC880020），感谢张梦雪和王晶同学在发收和录入问卷过程中的工作
通讯作者：冯婉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E-mail:fwzh714@163.com
一、问题提出
为了多种形式扩大学前教育资源，解决入园难问题，2010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提出要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的发展，并明确地方政府是发展学前教育的责任主体，要求各地政府将发展学前教育的各项举措落到实处。之后，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本地区《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0-2013年），加强了对民办园的管理与投入。事实上，对民办幼儿园的管理也是地方政府学前教育管理工作中的难点。已有研究发现，政府部门欠缺管理民办学前教育的经验。为提升政府对民办园的管理绩效，我们有必要在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启动之时，对民办园进行调查，以了解其对政府学前教育管理的满意度，探析政府管理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对策。
顾客满意度( customer satisfaction degree，CSD)是顾客在享受某项服务或使用某种产品以后形成的满意或不满意的态度。这一评价指标最早用于企业质量管理，现已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应用于政府绩效评估。2004年我国即提出要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在管理民办幼儿园的过程中，民办园园长相当于政府的“直接顾客”，其对政府的满意度可以作为评价政府学前教育管理绩效的一项重要指标。已有对学前教育管理的研究多以国际比较和政策讨论的方式进行，对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制度设计提供了诸多建议，但尚无民办园园长对政策实施的满意度评价研究。我国以往对教育满意度的调查，多是请“终极顾客”——社会公众或家长作为评价主体。相比之下，本研究以园长为评价主体获得的满意度评价信息，对学前教育行政管理的内部改进更具直接参考价值。
二、政府学前教育管理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要测量民办幼儿园园长对政府管理的满意度，首先要建立政府学前教育管理满意度的基本理论模型。瑞典于1989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顾客满意度指数(Sweden Customer Satisfaction Barome-ter，SCSB)，美国、德国、加拿大、韩国及我国台湾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建立了全国或地区性的顾客满意度指数(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CSI)模型。其中，在瑞典模型基础上形成的美国顾客满意度模型( ACSI)认可度最高。该模型将顾客满意度置于一个因果互动系统中，顾客期望、顾客对质量的感知、顾客对价值的感知是影响顾客满意度的原因变量，顾客抱怨和顾客忠诚则是顾客满意度的结果变量。国内一些学者在借鉴该模型的基础上形成了政府服务的公众满意度测评指数( CPSI)，所提出的共同指标包括公务员的素质、行政效率、服务效果、政府行为的合理化水平等。这为我们考察政府学前教育管理绩效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框架。
另外，一些学者聚焦公众对政府教育管理的满意度进行的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参考，例如将教育公乎作为顾客感知价值的直接体现。参照《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等主要政策文件，加入政府学前教育管理的特定内容，本研究设计的测评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获取民办幼儿园园长对政府学前教育管理的满意度数据。问卷分为开放题目和封闭式题目两类。开放题目用于搜集三类信息，包括民办幼儿园园长对政府学前教育管理行为的感知描述、对政府的抱怨和期待。封闭式题目采用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五等级评定方式，了解民办园园长在各评价项目上的满意程度。
本研究以J省为个案进行研究。J省的民办幼儿园在幼儿园总数中占比多达95%。如何更好地管理民办幼儿园，是J省学前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本研究在2014年J省民办幼儿园园长培训班上发放问卷302份，回收问卷283份，回收率为93.7%。基于数据处理的严格要求，剔除无效问卷与个别值缺失的问卷，获得有效问卷199份，问卷整体的分半信度为0.849。对数据使用spss 20.0进行统计分析，园长与幼儿园的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在问卷调查之外，本研究还随机选择了10位园长进行深度访谈，从J省某市选择两所幼儿园开展实地调研，并对《J省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和《J省某市农村学前教育资源规划( 2011-2015年)》进行了文本分析。
三、民办园园长对政府学前教育管理满意度现状分析
（一）对政府学前教育管理的整体满意度一般
将各评价项目得分汇总平均，获得每位园长对政府管理整体满意度的得分，发现民办园园长对政府管理的整体满意度一般，均值为3.15。
在内部四个质量因子中，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公务员素质、行政效率、服务效果和教育公平。其中，园长对公务员素质满意度最高，而且民办幼儿园园长整体对政府学前教育管理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均值为3.55）、服务态度（均值为3.55）和业务素质（均值为3.54）评价基本一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教育公平质量因子上得分最低，达到“不满意”程度。
（二）对政府在学前教育管理中产生的费用与成本满意度偏低
本研究结果显示，近90%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中设有专门的学前教育管理人员。在对行政效率的评价上，园长们对政府学前教育管理部门设置（均值为3.37）和办事效率（均值为3.37）的整体评价一致，对政府学前教育管理中产生的费用与成本（均值为2.82）评价明显偏低。其中，有34.2%的园长对政府学前教育管理中产生的费用与成本“不满意”或“很不满意”，认为政府行政费用与成本过高。行政成本居高不下，是我国政府亟待解决的一个难题。政府在学前教育管理过程中的高成本与高费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检查多，实效差；二是管理成本由幼儿园额外负担。例如，有部分园长反映乡镇政府按每生50元收取幼儿园管理费，增加了幼儿园与幼儿家庭经济负担。
（三）对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服务满意度偏低
在对服务效果的评价上，园长们对政府行政监督服务的评价（均值为3.34，42.7%的园长选择很满意或比较满意）优于质量提升服务（均值为3.13，34.2%的园长选择很满意或比较满意）和政策规范服务（均值为3.08，30.7%的园长选择很满意或比较满意），对财政支持服务（均值为2.49）的满意度最低。
很多园长高度肯定国培计划以及其他层次的教师培训对民办幼儿园质量提升的帮助，但也有高达54.8%的园长“不满意”或“很不满意”政府的财政支持。他们的不满主要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抱怨当地政府在财政支持分配方面不公平，如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公办园，甚至到了浪费的地步，却对民办园支持很少，或是按照人情关系在民办园之间分配资金，甚至给公务员自己参股的民办园投入很高的财政资金；二是抱怨当地政府根本没有给民办园任何财政支持；三是抱怨当地政府虽有财政支持计划，但根本没有落实。
（四）对政府处理公办园与民办园之间关系时的公平性满意度偏低
在教育公平维度的评价上，民办幼儿园园长整体认为政府在保障民办园与家长之间关系的公平性方面（均值为3.26）做得最好，有约37.5%的园长选择了“很满意”或“比较满意”；其次是处理民办园之间关系的公平性（均值为2.86），约有36.2%的园长对政府处理民办园之间的关系表示“不满”或“非常不满”；再次是处理公办园与民办园之间关系的公平性最差（均值为2.66），有高达45.2%的园长对政府处理公办园与民办园之间关系的公平性表示“不满”或“非常不满”。本研究显示，民办园园长对政府处理教育公平的不满主要来自财政支持方面。如何公平合理地在民办园之间施行财政支持制度，以及如何平衡公办园与民办园之间的财政支持比例，是民办园园长关注的焦点，也是政府需要思考的现实问题。
四、影响民办园园长对政府学前教育管理满意度的因素分析
自2010年以来，J省人民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学前教育的实施意见》《J省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1-2013年）》，制定并实施了多项有力措施，如以奖代补、减免租金、财政补贴等支持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或对民办幼儿园给予用地支持、教研指导、教师培训等。但是，民办园园长对政府学前教育管理的整体满意度并不高。这需要结合民办园园长对政府学前教育管理的感知和期望来分析个中缘由，因为对服务质量的感知与服务期望之间的差异决定了顾客的满意度评价。
（一）民办园园长对政府学前教育管理的感知有限
民办园园长对政府学前教育管理范畴不清楚，是导致其对政府学前教育管理满意度偏低的首要原因。本研究发现，50%以上的民办园园长不能完整、准确地报告有哪些政府部门管理学前教育，90%以上的民办园园长不能清楚描述政府各部门对学前教育管理的内容与方法，很少有园长了解中央政府和本省市实施的学前教育政策。他们大多基于自身园所的管理经验，根据当地管理部门直接介入幼儿园运营的情况定义“政府的学前教育管理”。如此，一些园长对政府学前教育管理的认识就存在错误、片面或主观臆测的成分。例如有园长在访谈中提到：“听说有特困生补助，但从来没有给我们园发过，那些领到补助的肯定是有关系的”，但当问到特困生补助申领应遵循怎样的程序与方法时，这些园长全然不了解。
正如所有的消费者都是在一次消费经历中感知企业的服务质量一样，民办园园长也是在自己有限的与政府部门交往的过程中感知政府的管理质量，而且民办园园长对政府学前教育管理的质量感知与民办园园长的专业资质和素养是有关系的。在参与调查的283名园长中，42.7%的园长只有中专及以下的学历水平，60.4%的园长只有5年及以下的任职经历，这都必然限制了这部分园长对政府学前教育管理质量的感知。
（二）民办园园长对政府学前教育管理的期望有偏差
本研究发现，约有30%的民办园园长对政府学前教育管理的期望存在偏差。在政府财政性经费分配上，这种期望偏差尤为突出。很多民办园园长期望政府在公办园和民办园之间平等分配财政经费。这种期望偏差导致民办园园长对政府的财政支持不满，反映出部分园长对民办园的定位认识有误。公办园是由政府部门举办的、非营利性的、以财政投入为主要经费来源的公益性和普惠性幼儿园。民办幼儿园则是由社会团体或个体举办的，在满足公众的需求时获取盈利，以使幼儿园得到生存和发展。因此，政府的财政性教育经费不可能以同样的额度和方式进入到这两类性质不同的幼儿园。就民办园尤其是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而言，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由市场竞争决定，应当通过不断提高自身办园质量与声誉来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与竞争力。
其次，部分民办园园长因对政府有依赖心理而对政府学前教育管理的满意度偏低。优胜劣汰是民办幼儿园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市场规律。作为园所的经营者，园长不能产生依赖政府、依赖他人扶持的心理，否则其幼儿园会逐渐丧失自生能力。然而，本研究发现，近些年不少新办的民办园进入学前教育市场，以致出现“僧多粥少”现象，幼儿园之间互相争抢生源，甚至出现恶性竞争的现象。针对这类情况，有园长建议“根据地方人口数量合理规划幼儿园的数量”，以维护地方学前教育市场的健康运行，但也有园长过激地期望政府“不要再允许开办新的幼儿园”或“关闭一些民办园”。很显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要求明显超出了政府职责范围。对符合政府规定的办园标准和资质的民办园，政府不能以行政命令强制其不得举办，因而无法满足一些民办园园长的过高期望与要求，由此导致其满意度评价不高。
（三）民办幼儿园的生存空间有待改善
本研究发现，政府对民办幼儿园管理环节较多，但管理行为缺乏明确的依据，随意性较强。2012年J省印发了《J省幼儿园基本办园条件标准》，对幼儿园园舍建设、设施设备配备、教职工配备等基本办学标准做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但是对卫生防疫、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办学事项规范得不够清晰细致，造成部分政府相关部门在管理检查中存在主观性较强、随意性较大等突出问题，给民办园正常办学带来极大的困扰。如有许多民办园园长反映“几乎每年都会受到教育、卫生防疫、物价、财政、工商、消防、药监等部门的检查、督导，只有这些部门许可办证后，才可以进行年审。如果有一项没有办到许可证就等于自动放弃年审，连续两年不年审就被注销办学许可证”。
尽管多数部门的管理行为比较规范，但很多园长也反映，确实“有些部门的管理是以收费为目的的”，比如“物价部门每年收取换证费、年检费”，“卫生防疫站年年收取检查费，推销消毒液等”，“食品监督局、卫生局、消防部门等证件年审要几千元，还有很多形式主义的检测费也很贵”。在部分地区还存在政府违背市场规律，直接干涉民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对民办幼儿园生源地进行划分等行为，对民办幼儿园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消极影响。
五、政策建议
（一）政府应加大宣传力度，引导民办园正确理解政策实践
据了解，J省各级政府在财政投入和教师队伍建设等多个方面制定并实施了诸多有力措施，如“国培计划”“特困生资助”等。但是，许多参与调查的民办园园长对这些政策举措并不清楚。同时，一部分民办园园长对已经获得的发展支持还表示了不满。例如，一些园长认为自己参与国培学习与其他园所相比“很晚”，由此而心怀不满；一些已经获得政府支持的民办园，总是期待这种支持能够长期持续，一旦在某些年份没有得到支持，就认为政府政策实施不公正，并不过多地考虑政府的立场与管理规划。对这些民办园而言，不管政府是否实施支持政策，似乎都会引起他们的不满与误解。
因此，政府应加大管理工作的宣传力度。首先，要增加政策实施与管理行为的透明度，公开政策实施的长期规划与目标等方面的信息，以及政府管理的标准与程序。其次，应在民办园中开展政策巡回解读，引导民办园正确理解政策精神，了解政策实施的规划与安排，找到自身园所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位置，消除诸如“理所当然应当获得支持”等不健康心态。再次，政府在具体实施管理行为时，要向民办园园长解释管理目标与管理标准，以使其了解政府管理行为的依据，尽量减小民办园园长质量感知的有限性与期望偏差对其满意度评价的消极影响。
（二）政府应优化财政投入机制，公平对待公办园与民办园
政府对民办园的财政支持既要关注效益，也要讲究公平。政府应找准自己的定位，限定自己的主要职责是为一般大众提供具有保育与看管功能的救济型学前教育，对于超出基准服务的学前教育要求，应当由学前教育市场来提供。在这种定位下，政府要突破传统的“唯公”思维与投入倾向，坚持以发展数量充足、办学规范、达到基本质量要求的公益性和普惠性幼儿园为投入目标，建立以优先发展公益性和普惠性幼儿园为主的财政投入结构。
为此，政府应建立相应的公共财政补贴和奖励制度，明确相应的奖补标准，并根据每年对幼儿园的公益性和普惠性及其质量的审核结果，对下年度的财政投入做适当增减与奖励，以此引导并鼓励各类幼儿园向公益性与普惠性方向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既在公办园与民办园之间确立财政投入的公平尺度，也才能平等对待每一家民办园。
（三）政府应放松对民办园的不合理限制，重点解决民办园的师资问题
教师质量决定着幼儿园的教育质量。本研究发现，近70%的民办幼儿园的教育质量还比较低。很多园长反映，“招不到也留不住有教师资格、愿意专心从教的幼儿园教师，是制约幼儿园质量提升的关键”。当前，J省幼儿园教师总体数量依然不足，在依靠学费支付教师工资的情况下，民办园自身很难解决该问题。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对民办幼儿园实施限价政策，致使其生存状况堪忧。因此，加大幼儿园教师培养培训力度、扩大幼儿园教师数量、提高幼儿园教师整体素质是民办幼儿园园长对政府的集中期待。
为此，政府部门应当放宽对民办幼儿园的不合理限制，依法保障各类民办园的办学自主权，并为民办园按照市场机制竞争发展提供保障措施，同时应继续加大学前教育投入，重点解决师资问题。据了解，J省已经出台了幼儿园教师培养与培训计划，力图从源头上解决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应切实提高幼儿园教师的待遇，吸引优秀毕业生长期从事幼儿园教育工作。在此基础上，政府应重点打破公办园与民办园之间的壁垒，对幼儿园教师实施统一管理与调配，尤其在幼儿园教师职称评定和评优评先等工作上，应采用公平的标准，在公办园与民办园之间合理分配职称、优秀教师、先进个人等指标，确保民办园教师与公办幼儿园教师享有同样的专业发展机会与待遇。此外，还可以采取派驻公办教师的方式来缓解民办园师资队伍建设压力。
（四）政府对民办园的学前教育管理要进一步精细和规范
首先，政府对民办园的管理要进一步精细，实现管理与指导相结合。政府尤其要对幼儿园如何使用公共财政投入提供指导与监管，以真正有效地提高民办园的办园质量，提高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J省一些地方政府直接给民办园发放资金补贴，另外一些地方政府则提供了物资选单，供民办幼儿园选领，但无论哪种形式，都很少有政府部门为民办园提供使用指导和监督跟踪，以至于有园长坦言：“这部分钱不知道该怎么用，很多同行拿着钱干其他事情去了，也没有人管。”还有农村园长表示，考虑到用电价格，从政府部门选领的空调等设备实际上并不会去用，而对政府提供的电脑等教学设备，由于自己不会用也就根本不会选领。
其次，政府各部门的管理应进一步规范。本研究发现，在落实中央政策时，地方政府的一些管理行为显得过于粗放，甚至有不规范行为发生，主要表现在：一是财政投入整体上形成了中央财政从引导性投入变成主体性投入，园舍建设投入的迫切性掩盖了设施设备与玩教具投入的必要性，重数量投入，轻质量投入。二是财政资金在不同性质的幼儿园之间、同类幼儿园内部之间进行分配时标准模糊，甚至发生寻租与腐败行为。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很多民办园园长证实，“政府财政直接支持的公立幼儿教育机构有过度膨胀的动机，政府监管不力致使学前教育资源浪费严重”。还有一部分园长报告，少数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人员接受个别幼儿园的贿赂，为其提供“优惠和便利”，甚至为公务员个人参股的民办园分配更多的财政资源等。
（五）民办园园长应合理看待政府学前教育管理的权利与义务
民办幼儿园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化教育机构，应当立足市场，通过提高幼儿园的竞争力获得持续发展的能力。在发展过程中，民办园园长应正确看待政府的权利与义务，不能将幼儿园的发展寄希望于政府的行政支持。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没有义务利用公共财政扶持市场化经营机构的发展，也没有权利采取行政干预的方式限制一些经营机构以推动其他经营机构的发展。
当前，一些民办园园长对政府的服务期望过高，提出了许多超出政府职责范围的要求，将很多属于自己应该做好的事情推给政府，这些不合理的要求与其定位的偏差，导致民办园园长对政府学前教育管理做出了不甚满意的评判。本研究发现，很多民办园园长希望政府能够帮助民办园处理与家长的关系，有的甚至希望政府阻止民办园跨乡镇招生，认为当前民办幼儿园之间的竞争压力太大，在一定区域内有证幼儿园太多而希望政府予以限制等，都显示出部分民办幼儿园对市场行为的误解与害怕竞争的“情性”经营理念。可见，民办园园长自身的素质与能力还有待提高。
注释：
①数据来自《J省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1-2013年）》。
②当然，政府也会采取政府购买、经费补贴等形式对具有良好资质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予以扶持。
③从财政投入看，2011年J省预算内学前教育经费4.98亿元，比2010年增加了3.13亿元，其中省本级财政投入3000万元，支持普惠性农村民办幼儿园发展。从教师队伍建设看，2011年J省在争取教育部、财政部“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项目资金1800万元的基础上，省级财政投入1200万元用于开展顶岗实习和置换培训、短期集中培训、转岗教师培训等，完成培训农村幼儿园教师8500人，约占农村幼儿园教师的20%。2013年，J省民办幼儿园园长培训项目一期和二期共安排2296名园长参加培训，占当年民办幼儿园园长总数的24%左右。按照这一比例，全省民办园园长全部实现轮训所需时间在5年左右。
④从《J省某市农村学前教育资源规划（2011-2015年）》文本来看，中央财政投入与地方财政投入的比例为4：1。然而，从对J省某市公办和民办幼儿园的实地调研来看，规划资金并没有完全落实和使用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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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我国现行中小学校车运营管理模式的缺陷与问题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统一的校车运营管理体制，各地为了解决学生远距离上学的问题，积极探索了多样化的中小学校车运营管理模式，主要有几种类型：一是学校自营，即学校购买或租赁校车，自己经营的模式；二是学校委托企业或个体经营，这里又可以分为有政府补贴的委托经营与无政府补贴的委托经营两种；三是家长委托企业或个体经营等模式。总体看来，现行校车运营管理模式存在两个主要的缺陷与问题。
1.在完全市场化运作的模式下，校车运营管理不规范，校车安全无保障
市场通过价格、竞争与选择机制来调节相关主体的行为，是现代社会进行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在校车运营管理实践中，学校或家长自主选择校车服务提供者，双方就校车服务的价格、质量等进行协商，达成合意后签订校车服务合同。这本质上是学校或家长向校车服务提供者购买校车服务。随着校车需求的高涨，校车市场也呈现繁荣景象，但繁荣的背后暴露了“市场失灵”带来的运营不规范、安全无保障等问题。
市场主体以追求最大利益为目标。校车服务提供者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在政府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为了提高自身的利润，做出机会主义行为和败德行为，如超载、“黑校车”等不顾学生安全的非法营运行为，使校车安全隐患增大，学生安全得不到保障。
此外，在完全市场化运作的模式下，由于校车购买与运行的成本较高，安全责任大，收益又比较低，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正规的企业往往缺乏进入校车市场的积极性。如，2004年成立的北京市阳光彩虹教育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在最初迅速发展之后，因无力自行购买符合标准的校车，已于2008年停止校车服务[1]。正规校车服务企业的退出，使得校车市场，特别是农村的校车市场，充斥着个体运营的“黑校车”，家长迫于无奈只能自行接送孩子，或冒险租赁违规校车，形成严重的安全隐患。
2.校车运营管理过程中，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角色模糊、责任缺失
在学校委托经营等校车运营管理模式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不清，相关责任缺失。
第一，政府对校车投入不足，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财政责任。调查显示，北京市中小学校车的经费来源“大部分是学校和家长共同负担（占33.3%），其次是学校单独出钱（占28.1%），第三是家长单独承担（占14%），政府出资在其中只占12.3%”[2]。校车无疑加大了学校与家长，特别是农村地区学校与家长的经济负担。政府没有给学校、学生或校车服务提供者提供适当的补贴，间接导致校车质量不达标、运营不规范、超载等现象层出不穷。
第二，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鉴于校车安全事故频频发生，我国陆续出台了《条例》《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专用校车安全技术条件》等法规、规章。但是与校车服务比较先进的国家相比，我国校车立法无论是在法律位阶、数量还是体系完备上，仍然严重落后。例如，美国已有500多部法律以及众多的规章被各州记录在册，用来管理校车产业的方方面面。
第三，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监管责任缺失。大量“黑校车”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质检与安检部门对校车的监督检查责任不到位，让大量不达标的车辆随意进入校车市场。此外，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于校车的日常运营、公共交通、校车司机等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管理，导致校车超载等非法营运现象屡次出现。
二、校车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应纳入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市场与政府是配置资源的两种主要方式，一项产品或服务是由市场还是政府机制来生产或运营，关键要看它是一种私人物品，还是公共物品。长期以来，政府和社会都将校车看作一种“私人物品”，因此也就通过完全的市场化机制来运营，政府只需承担监管责任，而不用承担给付责任。但是，随着校车需求的高涨，校车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其正外部性也逐渐被人们所认识。而校车安全事故又让人们认识到，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无法保障校车安全运行，政府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校车的属性已从私人物品转向为公共物品，保障校车安全运行不仅是个人的事情，更是国家的事情。
1.校车已成为一种公共需求，应纳入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中小学生对校车的需求都在不断攀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择校现象的增多，城市学生上下学的交通半径不断扩大。在城市公共交通环境得不到彻底改善的情况下，校车就成为城市中小学生上下学的最佳方式。而农村学生对校车的需求与我国“撤点并校”政策息息相关。有调查显示，“布局调整前，学生家校距离平均为1.60公里，布局调整后，家校距离提高到4.05公里。布局调整前后家校距离增加了2.50公里，增幅达到150%”[3]。可见，实施“撤点并校”之后，我国部分农村学生实际上无法就近入学，对校车的需求也就逐渐凸现出来。特别是对于农村学生而言，其就近入学的法定权利受到“撤点并校”政策的损害，政府不应该让其再单独承担政策变化的成本和代价。因此，校车已然成为一种公共需求，必须通过公共机制来满足：政府应该将校车纳入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之中，通过直接的财政拨款、间接的政策倾斜等手段支持校车的发展；政府的角色不仅是校车运行的监管者，更是校车服务的供给者。
2.校车具有强烈的正外部性，政府有责任推动校车的发展
经济学家N.格里高利·曼昆认为“当一个人从事一种影响旁观者福利，而对这种影响既不付报酬又得不到报酬的活动时，就产生了外部性（Externality）”[4]。如果这种影响是有利的，就称为“正外部性”。校车的正外部性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校车有利于学校开展教育工作，提高学生成绩。美国校车委员会（American School Bus Council）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校车不仅是到达学校的一种安全便捷的方式，更是一种让孩子们待在教室、改善教育系统的重要手段。[5]”
第二，校车安全运行能更好地保障学生的交通安全，同时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状况。根据美国交通研究董事会提供的一份报告，学生乘坐由成年父母或同学驾驶的私家车到学校，发生伤亡交通事故的概率是乘坐校车到学校方式的3至5倍；未成年人驾驶私家车到学校，发生伤亡交通事故的概率可能超过乘坐校车到学校方式的20倍；学生步行到学校则更加危险[6]。北京市在2010年出台的治理交通拥堵的方案中，专门提出了将发展校车服务体系作为缓解高峰期交通拥堵的一项重要措施。
第三，完善的校车服务能带来良好的生态效益。据相关报告显示，“每辆校车能够抵消约36辆小车，也就是少了36辆车拥堵交通、污染空气；2010年，校车已经帮助美国节约了23亿加仑的汽油”[7]。正外部性的存在是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之一，政府有责任进行干预，对有正外部性的校车给予补贴。基于校车服务所带来的教育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政府有责任推动校车的发展。
三、校车服务合同外包：校车运营管理模式的合理选择
政府将校车纳入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但不意味着校车服务应由政府直接提供。新公共管理运动主张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公共服务民营化。即政府应该致力于商业化运作，让市场成为资源的有效分配者，构建有效的协调机制、理性的决策过程，并能够鼓励灵活性和进取心[8]。我们应借鉴公共服务民营化的理念和工具，在政府承担责任的前提下，利用市场机制提高政府效率，促进校车服务的有效供给，探索“政府责任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校车服务运营模式。
“合同外包”就是政府责任与市场运作紧密结合的一种有效工具，它是指“引入私人承包商来提供公共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能保留资金提供者的身份，但不再是服务的生产者和直接提供者”[9]。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项调查显示，“合同外包”广泛应用于在各个国家公共部门的各类项目中，如澳大利亚人事部、教育部的项目，冰岛政府对残疾儿童的保护项目等[10]。从英、美等国校车发展历程来看，校车服务合同外包是一种普遍而成熟的做法。美国纽约州教育委员会为获得校车服务，每年必须与校车服务私人承包商签订5 400多份合同。首先由教育委员会规定路线，招标拍卖经营权，然后与校车公司签订合同，学区和学校只负责监督安全和制定《校车运行规则》[11]。相对于其他校车运营管理模式，校车服务合同外包有利于加强政府在保障校车服务方面的责任，提高校车的安全性，同时也有利于发挥校车服务承包商的专业优势，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满足学生的多样需求。
近年来，我国各地涌现出各种校车运营管理模式，其中地方政府与校车服务企业的合作尤为引人注目。然而，“从权力转向合同并不意味着政府部门的终结。恰恰相反，它意味着需要建立一种制度和管理能力去迎接我们面临的许多新的挑战”[12]。为此，必须提高政府对校车服务合同的管理能力。
1.明确校车经费投入与成本分担机制
在校车服务合同外包中，政府出资向校车服务提供者购买校车服务，学生是受益人。经费投入不足是校车运营面临的重要问题，没有充足的经费，很难实现校车的安全运行。
第一，各地区要根据实际情况明确政府与学生家长的成本分担比例。相关调查报告显示，1990年至2000年，美国中小学校校车每年的运行成本总量基本上都在100亿美元以上[13]。美国的校车经费全部由政府负担，学生免费乘坐校车。但这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如果在全国范围内为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儿童购买校车，政府需要投入3 000亿元的预算，且一年的运行、维护费用为1 500亿元，总共需要4 500亿元的投入”[14]。如果完全由政府财政负担，校车经费投入就会约占2010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30%（2010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为14 670.07亿元）。因此，一方面，“用者付费”有利于提高学生监督校车服务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为了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在明确政府是经费投入首要主体的前提下，作为受益者的学生也应分担部分成本。各地区应对校车成本进行测算，根据实际情况明确成本分担的具体比例。此外，基于弱势补偿原则，与城市地区或发达地区相比，农村地区或欠发达地区的学生所承担的成本应该少一点。
第二，细化中央与地方在经费投入方面的责任。在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是校车经费的主要承担者。《条例》规定，“支持校车服务所需的财政资金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担”。在此基础上，还应区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对于前者，其承担的经费投入可以适当多一点；而对于后者，则可以适当低一点，主要由中央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承担责任。此外，《条例》没有明确省、市、县的责任分担。校车经费投入责任应以省级政府为主，建立校车经费投入的省级政府统筹机制。
2.做好校车服务合同外包的前期准备工作
校车服务合同外包的实质是公私合作的商业运作，其推行依赖于一种良好的制度环境，防止政府的寻租行为与企业的败德行为。
第一，政府内部应设立校车服务的专门管理机构，负责校车需求的调查与预测、校车服务合同的起草与签订、对校车服务提供者的监管等。例如，美国纽约州设置了学生交通办公室（The Office of Pupil Transportation）来专门处理学生上下学交通的一切事宜，同时还建立了包含行政官员、司机、校车服务企业、生产企业等在内的各类委员会，如美国校车委员会。我国校车专门管理机构也应吸收各个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如学生家长、中小学校、校车服务企业与校车生产企业等。
第二，建立校车服务企业的公平竞争环境，防止合同承包过程中的腐败与寻租行为。“哪里有竞争，哪里就会有好的绩效。竞争能促进生产者增加成本意识，提供优质服务。改革成效的取得，关键不在于私营还是公营，而在于竞争还是垄断”[15]。在甄选校车服务企业的过程中，必须提升家长、学校以及校车服务企业的参与程度与监督力度，实现校车服务招、投标过程的公开、公平和透明，防止腐败和垄断现象的出现。
第三，在开展校车服务合同外包之前，政府相关部门必须做好校车需求与成本的调查与预测，制定校车发展规划，增强与校车服务企业进行合同谈判的能力。
3.校车服务提供者的激励与监管机制
“好的合同管理在于建立和维持一种积极有效的工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保证在合同运作中为公众做个好交易”[16]。政府与校车服务承包商是一种合作关系，要通过建立“赏罚分明”的激励与监管机制，激励校车服务合同承包商提供优质的校车服务。
首先，政府应在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制定明确的绩效标准，在校车服务合同中，对校车服务的内容、质量、标准和责任等进行明确、详细的说明。
其次，在监督管理过程中，政府具有双重角色，既是合同相对方，又是政府职能部门，其监管责任是双重的，既可以根据合同条款来控制校车服务承包商的工作，也可以根据法律、法规等对承包商进行监督管理。再次，制定政府与校车服务承包商“效益共享”的原则，如果承包商实现“低成本与高质量”的双重目标，政府就进行奖励，从而激励承包商降低校车服务成本，而不损害服务质量。同时，政府应完善惩罚措施，如果学校或学生对校车服务不满意，甚至发生校车交通安全事故，政府有权以合同相对方的角色，撤销校车服务合同，并追究承包商的合同责任。
最后，学生是校车服务合同外包的最终受益人，政府应建立“校车服务质量实时监测平台”，定时进行学生、学校的校车服务满意度调查，作为奖惩承包商的依据。
4.明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责任分担
在校车服务合同外包模式下，除了校车经费投入责任外，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还需承担对校车车辆、校车服务企业、校车司机、公共交通路线等的监督管理责任。《条例》第四条规定，“教育、公安、交通运输以及工业和信息化、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规定，负责校车安全管理的有关工作”。由此初步形成了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彼此分工、协同配合的校车安全管理体制。但是，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各自的责任分担还不够具体和明晰。首先，质检安检部门必须保证校车生产企业所生产的车辆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如《专用校车安全技术条件》，防止不合格车辆流入校车市场。其次，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要加大对“黑校车”“超载”等非法营运现象的查处力度，保障校车交通路线的安全、畅通，负责培训专门的校车司机。此外，教育行政部门要做好学校、教师、学生和家长的校车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提高相关人员的安全意识。最后，质检安检、公安交通管理、工商、教育行政部门等要对校车服务企业的资质进行审查、核查，制定相应的准入门槛。
5.完善校车安全事故责任分担机制，建立校车保险制度
校车已成为一种刚性需求，但校车安全事故往往导致校车服务企业和学校因噎废食，暂时停止校车运营。这主要是因为校车安全事故责任重大，而分担机制又不明确。在校车服务合同外包模式下，校车安全事故责任分担更为复杂，涉及政府、学校、家长、校车服务承包商、肇事者等。
首先，根据《侵权责任法》等法律的规定，如果发生校车安全事故，校车服务承包商存在过错的，应首先由校车服务承包商承担赔偿责任，这与公交车安全事故的责任承担是一样的。
其次，正如《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政府、学校、家长与校车服务承包商之间，应该签订“校车安全管理责任书”，明确各自的安全管理责任。如果是因为学校或家长的原因而导致校车安全事故的，学校或家长应承担责任。
最后，应完善校车保险制度。为了降低校车服务企业等的风险，可由政府通过财政统筹方式为校车与中小学生缴纳保险，增强社会各主体抵抗风险的能力。
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研究”（课题号12JZDW004，刘复兴教授主持）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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