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调查报告范文
时间：2023-03-21 07:37:3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同性恋调查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次调查数据显示:2004年我国官方首次公布了男同性恋人群为500~1000万人,国内学者估计在2 000~5 000万 左右。 中国官方没有公布女同性恋者的人数,国内学者估计,这个群体人数在1 000万左右。
对于同性恋这个特殊的群体,人们更加关注的是男同性恋,而很少人会去关注女同性恋。最近,有报道曝光了长春的数万名女同性恋的隐秘生活。
对待性取向不同的少数人,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越来越宽容,这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标志。
拉拉遭受各方暴力
我国首份关于女同性恋者家庭暴力的调查报告显示:女同性恋者半数遭受过来自父母、亲属的暴力,这个比例甚至比来自同性伴 侣的暴力比例还要稍高一些,达到48.2%。拉拉们在描述来自父母亲(包括亲属)的家庭暴力行为时,“侮辱谩骂”被列举最多;在描述来自同的家庭暴力行为时,“不理睬、漠视我的存在”则占据近1/3;这一项也成为了来自异家庭暴力的首选项 。在同中,猜疑、妒忌、吃醋的情绪与异姓伴侣其实并无二致,这也是女同性恋者之间“武力相向”的原因之一。拉拉之间暴 力的发生往往是因为一方对另一方的感情忠贞度产生了怀疑。由于同性恋关系不受法律保护也为社会歧视,因此,容易彼此产生不信任感。
在遭遇家庭暴力的那一刻,她们大多数选择了沉默。
拉拉的性别划分
在拉拉圈子里,她们对自己的性别进行了划分,其中48%是男性,43%是女性,另外9%是同性恋。 在拉拉圈子里,比较强大一点、承担较多、照顾对方多一点的男性角色叫T,相对更依赖对方的女性角色是P,还有一小部分H ,她们既喜欢T,也喜欢P,而普通性取向的人,被拉拉们称为“直人”。
拉拉失业率高
中国最大拉拉社区――“拉拉后花园”网站曾做过一项调查:发现拉拉群体失业率很高,即使在工作的,也是遮遮掩掩,害怕被同事发现自己的取向。部分网友还设想在赚钱以后自己开店,或者做自由职业者,尽量避免与人接触。
T的特征明显
T们刻意隐藏自己的性别,她们不穿裙子,短发,平底鞋,喜欢偏男性时装,男式腕表,黑框眼镜,却比男人更崇尚时尚,衣服和发型是拉拉群最火的话题。年 轻的T喜欢网上购物。
在工作中,她们独来独往,P不会到老公的工作场所去。T对工作的要求除了工资和自身条件以外,最看重的是,工作着装问题,最害怕统一穿制服、裙子。
而P是典型的女孩子,她们娇美,长相都很出众,更容易引起异性的关注。在单位里,她们尽量隐藏自己,不化妆,少言寡语, 躲避男人的目光,更不敢和同事交朋友。
T们疯狂瘦胸
普通女人都希望自己的胸部健康丰满。而T们却讨厌自己的身体,尤其是胸。她们为瘦胸想出了数好多办法,减肥、吃药、抽脂。总之,终极目标是让自己胸上只剩两个豆。最立竿见影的办法是用束胸,用胸衣把胸部勒平。即使是夏天睡觉,T也是穿着束胸 ,外穿一件男式背心。如果有人刻意去碰她们的胸,她们会非常愤怒,即使自己的老婆也不行。
伴侣不稳定易产生矛盾
拉拉互相依赖性特别强,最怕感情受伤害。即使再好的朋友,如果抢了对方“爱人”,也会拔刀相见。太原女同性恋在一个生日聚会上,曾因感情纠纷,其中一人竟拿起刀子将过生日的同性恋人捅伤致死。
孩子是永远的痛
拉拉们最不愿意提及性生活。在床上,T更主动。他们也借用工具。
篇2
我是一个全职妈妈，孩子7岁，与老公结婚10年，彼此之间相处融洽，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矛盾，在朋友和同事的眼中，我们堪称模范夫妻。
今年春节，我陪老公参加了他的高中毕业20年聚会，因为大家都商定但凡结婚的都尽量带另一半来。我想，发起这个决议的同学，要么是替另一半考虑，避免不必要的胡思乱想，要么是搞怪心理作祟，让大家互相比较自己的眼光与运气。正当我瞎猜的时候，老公把我领到一个男人面前：“这是我们班最鬼马的高材生DK，带另一半参加聚会的提议就是他发起的。”只听对面的男人迅速接话道：“大学毕业就出国的人，想正面了解一下同学们的婚姻状态啊。”我定睛细看，DK一派儒雅模样，俨然成功人士，哪像是爱搞怪的人啊？
“你小子有眼光，找到个温柔大方的贤妻。”DK不停拍着老公的肩膀，称赞的言辞让我心花怒放。整个聚会过程中，DK与老公天南海北地畅聊，我也跟他渐渐熟络起来。
回家的路上，我听老公说，读高中时DK是最受女生欢迎的大帅哥，高中三年成绩遥遥领先，铁哥们儿交了几个，女朋友却为数“零”。后来他和老公考上了同一所大学，老公四年间交了两个女友，而DK仍旧除爱情以外全面发展。大学毕业后，DK随父母移民美国，至今单身。之前大家一直网络交流，这次他打算把生意带到国内，以后大家又能一起边打拼边玩乐了。
说了这么多DK的事儿，并不是我对他有了过分的想法，我对老公的爱是不会动摇的。问题在于，我发现DK回国后经常找老公出去吃饭、喝酒、郊游，还经常给老公买西装、衬衫、甚至内裤这些本应老婆送的礼物……我越观察越觉得不是滋味，就把从老公那里听说和最近发生的这些事都写到了一个贴吧中。没想到，网上好多人都认为DK和老公之间有问题。
前几天，我偷着登陆了老公的QQ，竟然发现他把我和DK都放到了家人栏。我也曾偷看过他的手机，发现DK给他的短信内容比我还体贴，老公的回复也很暧昧，程度超出了对我的关爱。我旁敲侧击地问过老公对同性恋现象怎么看，他说觉得能够理解和接受，他们不被世人接纳很可怜。
现在，只要我和老公与DK在一起，我就会浑身像长刺一样难受。我怕是我想多了，更怕一切想像都是真实。我该怎么办？别人都防女小三儿的时候，我是不是在防男小三儿啊？
主持人：都说“防火防盗防小三儿”，可是从本期情感呼叫看来，似乎现在的老婆大人不仅要防女小三儿，还得防男小三儿，这应该算作近年来日益升温的社会热门话题吧？
美林：果然有人提及了“类同性恋”问题，可见这一现象如今已不容忽视。其实随着社会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同性恋从“是犯罪”到“被宽容”，已经逐渐被更多人知道、了解与接受。同性恋者在、心理、情感上的兴趣主要对象均为同性别的人，他们会对同性产生爱情、。虽然不能认定友妍老公和DK之间真的有问题，但是此类事件非常值得关注与讨论。
于清心：前些日子，王力宏和李云迪先被说成是一对儿，然后又各自在微博中发表声明，一个强调自己是异性恋，一个请求大家只关注他们的音乐，折腾得超级热闹。先甭管这两人到底是为了炒作，还是确有其事，反正同性恋、腐女、直男已经成为2013年的开年热词了。
卡斯机：我真不想指责谁，但是现在有些女人听到男人女人恋爱不激动，一听到男人和男人的事儿就兴奋，真让我悲愤世道变了。我尊重每个人的性取向，但是硬把两个可能没有任何关系的男人说成一对，真是我这个大男人无法理解的。所以我劝友妍要谨慎，不要因为网友的猜测而瞎想。男人之间的友情不见得就是女人想像的那样，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哥们儿之间也会彼此嘘寒问暖。豆瓣网评分奇高的印度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里，法兰和拉杜为了寻找朋友，可以放下家庭、放下事业，而被寻找的兰乔总在说：“有两个傻瓜会来找我的！”我本以为，女人们能因此读懂男人的友情呢。
于清心：如果按照现在的流行趋势，那三个大男人之间就得被认定爱情了。作为女人，担心老公有外遇的心理可以理解，如果把哥们儿也算进来，恐怕真的要累死了，猜忌是婚姻里的大忌啊。
美林：是大忌，但女人也要学会保护好自己。由于不被社会认可，“同妻”现象在我国的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今年初首部关注同性恋配偶的研究著作《中国“同妻”生存调查报告》出版，调查称在中国每年有80%的同性恋走入异性恋婚姻。为了女人的幸福生活，有效防范还是需要做到的。
卡斯机：不过，建议友妍还是不要在网上讲述带有主观情绪的事件。现在的腐女真的太多了，有一些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掺和热闹。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对婚姻很重要。
主持人：著名作家李碧华说过：“叫阁下跌倒的，是自己的无知，非关人家手段高明。”这话送给迷茫中的友妍，既因为你曾经的神经大条，又因为你现在的肆意推断。如果你的老公真的是你猜测的同性恋（或双性恋），那么在10年的婚姻中，你们的夫妻生活是否正常与协调，你都毫无觉察吗？如果他不是同性恋，而你竟然对他的友情都抱以出轨方面的怀疑，岂非自己正在给婚姻挖坟墓？一个正常的男人，当然无法忍受被认作同性恋，尤其是自己的妻子。
所以，建议友妍暂时放下DK，仔细回想与观察自己的婚姻，如老公对你的态度、性生活的频率与质量等。如果真的发现有不正常的情况，再尝试深入的研究。同时，也尽量与DK成为朋友，从中立的角度了解DK为人处世的方式，以及他至今单身的真正原因等。
篇3
关键词：同性；性结合；民法规范
中图分类号：DF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2）02-0024-09
同性结合（same-sex union）是个舶来词，乃翻译异化的产物，意指同性二人间类婚姻的共同生活关系。其有别于民事结合（civil union）或民事伴侣（civil partners），后两者通常指两个同性或两个异性的结合，但少数国家或地区亦用其指称所有非传统的类婚姻关系。同性结合亦不等于同性恋（homosexuality）和同性婚姻（same-sex marriage），同性恋是一种性倾向，同性恋者是否与相同性倾向者结合具有不确定性；同性婚姻是同性结合民法规范的模式之一，目前世界范围内只有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加拿大、南非、挪威、瑞典、葡萄牙和阿根廷等9个国家实现了同性结合与异性婚姻的一体保护。
一、同性结合民法规范的基础
同性结合与同性恋共生，是个古老而普遍的客观社会存在。同性结合的地位在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及不同文化背景中虽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是被忽视、被禁止或被压制的缺乏权利义务约束的隐性关系，不为文化和法律所认同。在特定社会和历史时期，甚至是要被处以刑罚的罪。① 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同性恋生理成因研究的深化、社会类型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婚姻家庭伦理观的多元化以及权利意识的觉醒，人们对同性恋和同性结合的态度发生了历史性变迁，同性结合在愈益广泛的国家或地区完成了由去罪化——去病化——正常化——合法化的发展历程，② 同性结合的民法规范正在演变为全球化的法律实践。
（一）同性结合的生理成因
同性结合民法规范的契机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同性恋生理成因，即同性恋是天生的本质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③ 当下该理论已发展为同性恋成因的三大理论之一，④ 对同性结合的民法规范产生愈益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同性恋成因的本质说认为，同性恋的生理构造有别于一般人，包括胎儿期因素、大脑因素及荷尔蒙因素。“在人类妊娠期间，有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此间胎儿对性激素的水平特别敏感。出生前这段时期激素水平的不平衡可以导致同性恋的发生”。⑤ 本质论声称，性倾向不依赖于人的选择，同性恋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物本性，而任何生物学上有可能的事物其本身并不是内在有害的，因而不能认为是违背人类天性的。⑥ 同性性关系是人类本性的表达之一，难以证明有什么“自然法则”禁止同性结合。⑦ 该理论使同性恋向对同性恋身份和同性的道德谴责、伦理桎梏及刑罚提出挑战，引发了人们对同性恋和同性结合的重新审视，推进了同性恋的去罪化和去病化。
（二）同性结合的社会基础
同性结合的生存环境与法律地位同社会类型及社会结构密切相关。⑧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机械团结型社会，公众意识高度统一，法治观念淡薄，伦理、道德、宗教、习俗等法律之外的其他社会控制手段形成对同性恋的伦理桎梏、道德谴责、宗教压制及社会排斥和歧视，同性结合因而为法律所禁止。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法治和人权意识的增强，目前全球已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完成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化，即由机械团结型社会向分工协作型社会的转变。在以分工协作维系的有机团结型社会，社会分层与分化加剧，文化和组织多元，社会集体意识分化，法律与道德、法律与宗教等趋向分离，伦理、道德、习俗与宗教等非法律社会控制手段对同性结合的规范作用不断弱化，⑨ 法律相对于其他社会控制手段调整同性结合的优先地位得以确立，为同性结合之民法规范创造了条件。
(三) 同性结合的观念支持
婚姻家庭和性伦理是在传承文化的同时不断创新和由单一走向多元的过程。婚姻家庭观念的多元化造就了多样化的家庭形式，如独居、不育、离婚、单亲、多父母、同居等，⑩ 这为同性结合拓展了生存空间。婚姻与生育在一定程度上的分离淡化了婚姻的生育功能，缓解了同性恋为养儿育女、传宗接代而走进异性婚姻的压力，为同性恋追求个人价值实现提供了正当性。当今社会，“有相当多的婚姻没有孩子，同样，家庭中有相当多的孩子并不来自婚姻，因此性倾向或父母的身份在婚姻与家庭中已不再重要”。B11自由主义性伦理的自愿、隐私和私密场所三原则等在释除传统性伦理对同性恋桎梏的同时，也为同性结合营造了宽容、不干预或接纳的宽松的外部环境，使同性恋在传统性伦理之忠实原则、诚信原则和无伤害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专一、排他和持久的同性结合关系成为可能。
（四）同性结合的宪法依据
宪法作为法体系的根本规范，具有最高的效力。其所确立的自由、平等与人权原则使性超越了“性别”，为同性恋在自主、尊严与平等的基础上争取与异性恋平等的性权利乃至平等的婚姻提供了人权理论支撑，为同性结合之民法规范提供了宪法依据。迄今已经法律认可同性结合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认为同性结合是一项宪法权利，对同性结合的禁止或限制违背了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属于性别歧视，并通过积极的宪法扩张解释方法和违宪审查“严格标准”的适用，B12废止了低位阶法律对同性结合的歧视性或禁止性规定，实现了同性结合合法化。1996年至今，美国共有12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以联邦宪法或州宪法未明确婚姻主体之性别为理据，并基于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废除了州法中以性别为基础的分类，承认了同性结合。如2009年4月，美国爱荷华州最高法院在一起同性结合上诉案的判决中指出：“最高法院有责任决定立法或行政机构所执行的法律是否违背州宪法，而违背州宪法的法律必须被废除。”B13该最高法院最终裁决波克郡地方法院婚姻登记官为6对同性结合者办理注册登记。
二、我国同性结合的现状与问题
虽然不同调查途径获得的有关我国同性恋数量的数据存在较大差异，但我国存在一个绝对数量较大的同性恋群体是不争的事实。李银河研究员曾估测我国有3%～4%的人是同性恋者，保守估计人数在3600～4800万人之间。据2004年卫生部门首次同性恋人群基数及艾滋病感染率研究调查显示，15至49岁性活跃期的男同性恋约占同年龄段男性人群的2％～4％。按此估算，时下我国男同性恋约为500 ～1000万人，其艾滋病感染率约为1.35％。B14
（一）同性结合的现状与公众认知
我国继1997年新刑法实现了同性结合的去罪化之后，B152001年又实现了同性恋的去病化，B16同性恋的生存环境有所改善。但公众对同性恋的认知与认同依然较低。据李银河研究员的调查，全国范围内支持同性结合合法化的人只有 27.3%，反对的占70%。B17总体看，国人尚缺乏对同性恋的科学认知和客观态度，对同性恋的道德谴责、伦理桎梏和社会歧视等仍普遍存在。我国同性恋中的绝大多数因此不敢公开自己的性倾向，B18同性结合是处于“地下”状态的不稳定关系，不为社会中的多数所认同。而政治理念的保守、法律的道德化以及司法创造力之匮乏等使得同性结合合法化问题迟迟不能提上议事日程，致使同性结合法律地位缺失，权益保障缺乏法律依据，加剧了社会对同性结合的排斥与歧视，促成了同性恋的异性婚姻，衍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二）同性恋的异性婚姻及其危害
我国同性恋的异性婚姻具有比例高、质量低、社会危害性大等特征。张北川2005年—2006年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同性恋的异性婚姻状况或态度为：与女性过愈1/2；未来准备结婚者约1/4；尚未确定是否结婚者约2/5；希望通过与女性的性关系生育后代的愈2/5。B19 刘达临对254例同性恋者的调查显示：为了掩盖自己的性倾向或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而与异性结婚的占被调查同性恋者的80％以上，满31岁正常生活的同性恋已婚的占90％。B20由于同性恋的异性婚姻缺乏基础，违背了婚姻伦理的自愿原则及婚姻的对等性、专一性、排他性等，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危害。
1. 对同性恋者个人的伤害
同性恋的异性婚姻既不符合传统婚姻有关婚姻与性的观念，也有违现代婚姻的爱情理念，是一种“不道德”和缺乏的婚姻。当事人或过着双重性生活，或克制自己的性倾向，履行为人夫或为人妻的义务和职责，由此而产生的心理压力和精神痛苦降低了同性恋的生活质量，影响了同性恋人生价值的实现。B21美国科罗拉多清泉家庭研究所（Colorado Springs）保罗·卡梅伦（Paul Cameron）与柯克·卡梅伦（Kirk Cameron）博士的研究发现，丹麦的同性恋者与异性结婚后，平均寿命比正常人缩短了25年。B22
2. 对配偶他方及子女的损害
走入异性婚姻的同性恋者多数在同异性结婚时隐瞒了自己的性倾向，未尽诚实告知义务，侵犯了配偶他方的知情权，致使婚姻契约缺乏真实意思表示的基础。结婚后，不少同性恋者无法控制自己的本能而与同“”，过着双性人的生活，冷淡了配偶他方。这极大地伤害了配偶他方的情感，损害了配偶他方的婚姻利益，往往导致婚姻的破裂，造成配偶他方人生计划的迟延、减损，甚至毁灭。由此而产生的子女抚养、监护、探视等一系列问题往往较之普通离婚案件更加复杂，对子女的影响也更加深远。
3. 对国家或社会的不利益
绝大多数走入异性婚姻的同性恋者或隐藏自己的身份而在“地下”活动，或难以找到长期稳定的而频繁变换。上述情形使得进入异性婚姻的同性恋者成为艾滋病传播的“桥梁人群”，增加了性病传染的可能性，扩大了性病传染的范围，加大了社会治理成本。而同性恋异性婚姻对配偶他方婚姻利益的损害及家庭破裂对未成年子女的影响会衍生一系列社会问题，不利于婚姻家庭稳定与社会和谐。因此，通过同性结合的民法规范保障同性结合者的人格权、身份权和财产权，使同性结合成为合法的选择，是阻断同性恋异性婚姻的制度保障。
三、同性结合民法规范比较法之启示
20世纪90年代至今，全球范围内有24个国家及5个国家的部分地区相继立法，分别以伴侣模式（partner mode）、婚姻模式（marriage mode）、互助契约模式（solidarity pact mode）、互惠关系模式（reciprocal beneficiary mode）及民事结合模式（civil union mode）认可了同性结合，造就了英国《同关系法》、加拿大《民事婚姻法》、法国《民事互助契约法》、美国夏威夷州《互惠关系法》及佛蒙特州《民事结合法》等同性恋权益保障的历史性法律。
（一）立法技术比较
迄今已经立法认可同性结合的国家或地区基于其文化传承、价值取向及公众对同性恋的认同程度而采用了不同的法律认可模式，各立法模式采用不同的立法技术，对同性结合者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了不同的处置，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法理，体现了各异的价值取向，具有不同的文化适应性，彰显不同社会类型和社会结构对同性结合认同之分歧。
1.伴侣模式
伴侣模式是英国、德国、北欧等国家以及美国部分州等采用的模式。该模式以伴侣身份区分传统婚姻与同性结合，并对二者作出了不同的界定，即异性结合为婚姻（marriage），同性结合为伴侣（partner）；前者受婚姻法调整，后者受伴侣关系法调整。伴侣模式制定单独的法律（美国部分州为司法判例）以调整同性结合关系，但各国适用的立法技术有别。英国《同关系法》是一部系统、完整与婚姻法相对应的法律，B23德国《生活伴侣关系法》则仅19条，B24且诸多条款是解释或修改异性婚姻的相关法律法规，但其立法技术依然严谨，在有限的条款中归纳整理了与同性结合相关的法律，并逐一阐明了修正或适用方式。北欧四国的注册伴侣关系法、B25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新泽西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缅因州等的家庭伴侣关系法采用了与德国相同的立法模式，B26对同的人格权、身份权和财产权进行了类似的处置。
2. 婚姻模式
婚姻模式是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加拿大、南非、B27葡萄牙及阿根廷等国家采用的同性结合法律认可模式。B28该模式均将婚姻界定为异性或同性二人间的结合，受婚姻法的一体调整。其下的同性婚姻法几乎不像一部法律，主要条款是从原则上规定以婚姻法调整同性结合关系，并对婚姻予以重新界定，同时规定修改与婚姻有关的法律法规，使之同时适用于调整异性婚姻和同性结合关系。与伴侣模式之立法技术相比，婚姻模式更为简洁，更符合立法的经济学原理。以加拿大《民事婚姻法》为例，该法仅15条，第1条规定该法之简称；第2条定义婚姻为“二个人之间排他性的合法结合”；第3条规定宗教官员有基于拒绝为同性结合者举行结婚仪式的权利；第4条规定不得仅基于婚姻当事人双方的性别相同而视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第5至第15条是修改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B29
3. 其他模式
其他模式包括互助契约、互惠关系和民事结合模式。这三种模式均视同性结合为两个成年人之间建立的“互助”、“互惠”或“合作”的共同生活关系，未明确同性结合的法律身份，而是在搁置身份的前提下赋予同性结合者异性婚姻配偶享有的部分权利和保障并承担相应义务。由于立法形式简单，身份缺失以及权利保障的有限性，被视为同性结合民法规范的过渡性法规。法国《民事互助契约法》修订了《法国民法典》，在其中编入了新的一章（《第十二章：民事互助契约和同居》）。B30修订后的民法典第 515条第一款规定，“民事互助契约是两个异性或同性成年人为组织共同生活而订立的协议”。夏威夷州《互惠关系法》将互惠关系定义为“两个成年人之间建立的互利关系”，目的是“赋予依州法不能结婚的伴侣异性婚姻配偶享有的部分权利和利益”。B31美国佛蒙特州、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等采用的民事结合模式在搁置身份权的前提下赋予同性结合与异性婚姻同等权利和保障。B32
（二）权利义务关系比较
同性结合法律认可不同立法模式的主要差别集中在对同性结合者身份权及与未成年人有关的规定方面。对基于身份权而产生的收养权和监护权，尤其是共同监护权，不仅各立法模式之间存在差异，同一立法模式的规定亦不尽相同；在人格权保障方面，各立法模式均遵循了平等和无差别原则；在财产权保障方面，伴侣模式与婚姻模式对同性结合与异性婚姻实行几乎无差别的对待，但此外的其他模式对同性结合者的财产权保障存在较大差距。
1. 人格权保障之一致性
在同性结合法律认可之不同立法模式下，同性结合者均无一例外地享有与异性婚姻配偶平等的人格权，其中包括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前者如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平等、人格尊严等；后者如生命健康权、身体权、性自、姓名权、名称权、隐私权、知情权等。各国对同性结合者人格权的平等保护不仅是宪法平等保护和无歧视原则的要求，也是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的共同准则，且契合民主、法治理念和社会多样性与价值观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2. 身份权认同之分歧
各立法模式对同性结合者身份权认同分歧严重：婚姻模式无区别对待同性结合与异性婚姻；伴侣模式以伴侣身份区别同性结合与异性婚姻；此外的其他模式未给同性结合者创设相应法律身份。在收养和监护问题上，采用婚姻模式的国家除比利时、葡萄牙外均赋予同性结合者收养权和共同监护权；适用伴侣模式的国家或地区，英国赋予同性结合者收养权和监护权；B33丹麦、瑞典、挪威、冰岛四国注册伴侣关系法则规定，《收养法》、《监护法》等有关配偶收养或监护的法律不适用于同；B34德国《生活伴侣关系法》未赋予同共同收养和共同监护权。在适用其他立法模式的国家或地区，法国和夏威夷州未规定同性结合者的收养权和监护权；但在采用民事结合模式的佛蒙特州、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同性结合者享有收养权和监护权。
3. 财产权保障之趋同
除互助契约和互惠关系模式外，其他立法模式对同性结合者的财产权规定基本上是相同的，即同性结合者的财产权保障适用异性婚姻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法国《民事互助契约法》规定了同性结合者经济上的互助义务、对共同住房有关费用向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对缔约后有偿获得财产的共有权、一方可享受另一方的某些社会保障及双方可以共同申报所得税等，但对继承权、权、养老金享有权等施加限制。夏威夷州《互惠关系法》只规定了健康保险、医院探病、健康照护决策、保险、继承、死亡利益等有限的权利。
（三）法理依据分析
认可同性结合的不同法律模式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共振的结果。如婚姻模式更突出地体现了人权平等理念、个人主义价值观和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其他立法模式则更加注重性伦理与性秩序、婚姻家庭传承的价值与社会整体利益，更多地考虑到同性结合婚姻化对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的可能冲击以及对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可能影响，体现了维护婚姻传承与保障同性恋权益共进的立法价值取向。
1.伴侣模式之法理
伴侣模式认为，同性结合与异性婚姻在生育功能、方式和子女成长的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同性恋不能生育，同性结合家庭环境是否会影响未成年子女的个性发展与认知能力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基于立法的审慎原则和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原则，区别对待同性结合与异性婚姻是必要和合理的。该模式通过同性结合与异性婚姻形式上的区分而实质上的平等，在保护同性恋权益的同时，兼顾了婚姻家庭的历史文化传承，保留了婚姻传统的信息承载，降低了执法成本，较好地实现了同性恋个人利益与国家或社会利益的结合。
2.婚姻模式之法理
婚姻模式注重立法的平等与公正原则，坚持同性恋享有与异性恋平等的婚姻权。同性恋的非罪化和去病化证明了同性性倾向不属于精神疾病的范畴，亦不属于心理障碍的类别，而是正常自然的现象，这为同性结合婚姻化奠定了同性恋成因的本质论基础。B35同性结合与异性婚姻因生理差异在生育功能及教养孩子的家庭环境方面虽有所不同，但婚姻与生育的分离及辅助生育技术的发展将或正在为同性结合与孩子的问题提供可选择的方案。B36性倾向不是判断父母资格的标准，同性恋有能力成为合格的父母。B37相反，平等权益有助于提升同性恋的自尊、自主和创造性，促成其建立稳定、亲密及利他的和谐关系，因而有助于增进未成年子女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B38
3.其他模式之法理
婚姻模式和伴侣模式之外的其他模式试图在维护婚姻传承的基础上渐进式推动同性恋权益保障的进程。因此，不冲击传统的婚姻制度，为同性恋提供可行选择，维护同性恋者相对稳定的共同生活关系，保护同性恋者的人格尊严和一定的财产利益，推进同性恋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其共同的立法宗旨。这些立法模式视同性恋权益保障为一个递进的过程，其内容随社会演进而不断丰富和拓展。如美国的佛蒙特州、康涅狄格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分别于2000年、2005年和2007年以民事结合模式承认了同性结合，但随着公众对同性恋认同度的提高，三个州又分别于2009年、2008年和2010年将民事结合关系提升为婚姻关系，实现了同性恋婚姻的平等保障。B39
四、我国同性结合民法规范之路径
同性结合民法规范法律实践的不同模式表明，同性恋权益保障的路径具有显著的民族性特征。我国同性恋权益保障的障碍不是显性的宗教禁忌和法律制裁，而是隐性但却强有力的家文化传承桎梏、道德谴责和异性恋的同化，加之司法创造力匮乏、社会对同性结合认同度低以及政治文化对同性结合的敏感等，我国同性结合民法规范的进程将更加漫长，路径选择也会有别于西方。坚持社会整体利益增加原则、婚姻性别基础原则和文化适应性原则，依照同性恋人格权平等保障—财产权合理调整—身份权暂时搁置的路径，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同性恋权益保障的进程，逐步实现同性结合的民法规范，是契合我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可行选择。
（一）推进同性恋人格权平等保障
同性恋法律地位之缺失使其丧失独立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法律主体资格，衍生了社会各领域侵犯同性恋人格独立、平等和尊严的现象。为遏制和消除社会对同性恋的排斥与歧视，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在法律认可同性结合之前，通过人权法、反歧视法、反性倾向歧视法或性倾向平等法等积极立法措施，禁止社会各领域对同性恋的排斥与歧视，为同性结合身份认同及财产权保障奠定了基础。如英国自20世纪末至今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立法措施，借助立法和司法的创造力，消除社会对同性恋的人格歧视，是我国同性恋人格权保障的有益借鉴。1998年,英国通过了《人权法案》，B40禁止基于性倾向的歧视；2007年，通过了《性倾向平等法》，B41禁止任何机构或部门基于性倾向的歧视并对性倾向歧视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及其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为同性恋平等权益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我国在通过立法承认同性结合之前，借助反歧视法或性倾向平等法等保障同性恋人格权，禁止教育、就业及社会保障等各领域基于性倾向的歧视，有助于深化社会对同性恋的认知，引导公众对同性恋态度的转变，为同性结合财产权和身份权之民法规范创造条件。
（二）区别对待同性结合财产权
同性结合财产法律制度对内确立当事人的财产权利和义务，对外直接影响交易安全和第三人权益，是同性结合稳定与交易安全的保证，也是同性结合财产纠纷的解决依据，由此构成同性结合民法规范的核心内容。基于同性结合不能生育子女以及我国家庭保障社会化进程缓慢之事实，同性结合财产制的设置宜遵循别体主义原则，实行同性结合分别财产制。同性结合者可以约定共同生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以及缔结共同生活关系前之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无约定或约定不明的，适用分别财产制，但财产归属不明确的，推定为共同所有。约定应当在缔结共同生活关系之前采用书面形式并经公证且需要在相应登记机关登记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同性结合者财产约定之变更或撤销须经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并在相应机构作变更登记。同性结合者相互享有继承权，但其继承份额小于婚姻配偶。死亡一方有近亲属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生存一方有权继承全部财产的四分之一。死亡一方只有祖父母、堂兄弟姐妹的，生存一方有权继承全部财产的二分之一。死亡一方无第一、第二顺序继承人的，生存一方继承其全部财产。
（三）渐进式保障同性结合身份权
不冲击传统婚姻制度，根据经济社会和法治发展状况以渐进的方式逐步实现对同性结合者的身份认同，符合我国的文化传承和立法的文化适应性原则，有利于推进同性结合民法规范的进程，提升相关立法的调整效果。由于当下我国同性结合的身份认同仍难以逾越公众对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别、人类固有的性本能和种族繁衍等婚姻自然属性的认知障碍，B42无论是以伴侣模式还是以婚姻模式法律认可同性结合的身份均缺乏社会集体意识基础，难以达成立法目的，甚至可能延缓同性恋权益保障的进程。正视现实、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在搁置身份的前提下实质性保障同性结合的身份权是当下我国理性和可行的选择。如承认同性结合者基于其长期、稳定和富有承诺的共同生活关系而享有同居请求权、忠实请求权、日常家事权及住所商定权等。但考虑到同性结合不能自然孕育子女的特征，相关立法不应规定同性结合者计划生育的义务。在涉及未成年子女之收养权和监护权方面，由于目前国人对同性恋能否作为合格的父母以及同性结合家庭环境对未成年子女是否产生不利影响仍存疑虑，不宜赋予同性结合者收养权和共同监护权。B43
五、余 论
同性结合在我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敏感问题，即便是在已经法律认可同性结合的国家或地区，人们对同性结合的态度依然分歧严重。美国各州依据不同的宪法解释方法和违宪审查标准，对同性结合诉讼案件作出了相反的判决，即承认同性结合违宪和否认同性结合违宪，彰显同一社会内部的不同区域和不同群体对同性结合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的差异。B44在法律认可同性结合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同性结合同样面临根深蒂固的和强大的传统婚姻捍卫者的反对。但这些国家或地区基于同性结合社会存在之客观事实和宪法平等保护原则之法律事实，通过超前立法或司法的创造力，突破立法或司法的道德和社会集体意识基础，造就了同性结合权益保障的历史性法律，反向推进了法律与宗教、法律与道德在调整同性结合问题上的分野，引导了公众对同性结合观念的变迁，推动社会朝着公正、包容和多元的方向发展，彰显法律超前性对观念变迁的影响和司法创造力对推进同性结合民法规范进程的积极作用。对于文化单一、法律道德化和家中心理念依然深厚的我国，同性恋权益保障之进程难以自下而上来实现。借助适度超前立法和司法创造力，通过同性结合之民法规范，深化公众对同性恋的认知，消除公众对同性恋的误解，树立公众对同性结合的客观态度，减少以至消除社会对同性恋及同性结合的不合理对待，是我国同性结合民法规范现实可行的路径。
On Civil Law Regulations on the Same-Sex Union
XIONG Jin-cai
Abstract:With respect to the same-sex union, the change of regulations by criminal laws to regulations by civil laws has last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evolvement is the product of social change, cultural diversity, values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enrichment about homosexuality, accompanied by decriminalization and normalization of the same-sex union. However,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legislative techniques in civil laws, so rights and obligations to the same-sex union are regulated differently, indicating diversified jurisprudence, values and cultural compatibility. In our country where the culture is conservative and family-centered, and laws involve more moral factors, the social environment for the same-sex union is distinct. Thus the pertinent civil law regulations shall adapt to the legal and cultural path of our country.
Key words:same-sex; same-sex union; civil law regulations
注：
① 罗马帝国时期，依基督教教义，同性恋者一律处死；在公元6世纪的威尔士，同性恋要判处3年有期徒刑；公元7世纪的《苦行赎罪手册》规定，男同性恋者须服10年苦修，女同性恋者须服3年苦修；在8世纪的勃艮第，同性恋者要被判处10年徒刑。参见陈苇：《外国婚姻家庭法比较研究》，群众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
② 已经法律认可同性结合的国家或地区：丹麦（1989）、挪威(1993)、瑞典（1995）、格陵兰（1996）、匈牙利(1996)、冰岛（1996）、法国（1999）、荷兰（2001）、德国（2001）、芬兰（2002）、比利时（2003）、克罗地亚（2003）、卢森堡（2004）、西班牙（2005）、加拿大（2005）、英国（2005）、新西兰（2005）、安道尔(2005)、斯洛文尼亚（2005）、南非（2006）、葡萄牙（2010）、阿根廷（2010）以及澳大利亚、巴西、墨西哥和美国等国家的部分地区。
③ 1952年克尔曼对单卵双生子中同性恋发生率的研究；1993年海莫等人对同性恋兄弟在X染色体短臂上一段基因的共有率的发现；1993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对男同性恋母系遗传可能性的发现；2008年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对男同性恋者和女异性恋者以及女同性恋者和男异性恋者大脑杏仁核结构相似性的发现等。参见洪安：《同性恋生理探因综述》，载, 访问时间：2010年8月11日。
④ 同性恋成因的三大理论是：生物学的本质论，即同性恋由遗传基因导致；社会学的构建论，即同性恋是由环境原因造成的；交互式理论，即性取向是先天遗传和后天习得共同造成的。
⑤ ［美］罗伯特·克鲁克斯、卡拉·鲍尔：《我们的性》，张拓红译, 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页。
⑥ 参见李银河：《李银河自选集——性、爱情、婚姻及其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
⑦ 参见蒋月：《婚姻家庭法前沿导论》，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2页。
⑧ 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 1858年—1917年）根据社会结构的特点将人类社会分为机械团结型社会和分工协作型社会。前者是以集体意识和压制型法律维持的社会团结，后者是以社会分工和恢复型法律维系的有机协作型社会。参见［法］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⑨ 社会控制，是指社会生活的规范方面。法本身是一种社会控制，但“礼仪、习惯、伦理、官僚制和对精神病的治疗也是社会控制”。“法律的变化与其他社会控制成反比”，即当其他社会控制较少时，法就越多；当其他社会控制较多时，法就越少。［美］唐纳德· J. 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唐越、苏力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
⑩ 参见［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 朱志焱等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273—291页。
B11 ［德］夏埃尔·克斯特尔：《欧洲同性恋立法动态的比较考察》， 邓建忠译，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2期。
B12 在对同性婚姻予以禁止或施加限制是否违背宪法平等保护原则问题上，美国司法判例适用了三种不同的审查标准，即严格审查标准（Intermediate strict scrutiny standard）、中度严格审查标准（strict scrutiny standard）和合理基础审查标准（Rational-basis test）。严格审查标准将基于性别的婚姻歧视归入“可疑分类”，进行最实质利益关联审查，往往获得对同性恋有益之结果；中度严格审查标准考察禁止或区别对待同性婚姻之目的与手段间的关联及其是否具有重要利益支撑，其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合理基础审查标准依据婚姻传承、世俗观点及等寻求区别对待之情理，往往得出对同性恋不利的结果。
B13 Varnum v. Brien, supra, 763 N.W.2d 862(2009).
B14 王茜：《我国男性同性恋基数庞大》，载新浪财经：, 访问时间：2010年11月21日。
B18 39健康网调查显示：对表明自己的同性恋身份，50.2%的人不会对任何人说；8.5%的人表示不介意对所有人都说；29%的人只会对要好的朋友说；只有 1.3%的人会对家长说。《2009年中国同性恋生存状况调查报告》，载39健康网：, 访问时间： 2010年9月19日。
B19 该调查在9大城市进行，总计有2000多位同性恋者参与。他们的平均年龄为29岁，约95%是汉族。参见张北川：《关于性取向与公共政策关系的调查数据讲述了什么》，载《朋友通信》2008年版，第58页。
B20 刘达临：《中国当代性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75—176页。
B21 参见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240页。
B22 See Paul Cameron, Kirk Cameron, Eastern Psychological Assn Convention, Philadelphia, March 23, 2007.
B23 该法共8编，22章，合计264条。第1编界定同关系；第2至第5编分别为英格兰及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同关系及涉外同关系；第6至第8编分别为同性结合衍生的关系、其他规定及补充规定。See Civil Partnership Act, C33 (England, 2004).
B24 Life Partnership Act, BGBl I S. 266 (Germany, 2001).
B25 See The Danish Registered Partnership Act, No. 372(1989); The Sweden Registered Partnership Act, Sweden Ministry of Justice(1994);The Norwegian Act on Registered Partnerships for Homosexual Couples, The Ministry of Children and Family Affairs(1993); 564th Bill on the Iceland Recognized Partnership (1996).
B26 See Domestic Partnership Act, SB 75(CA, 1999); Lewis v. Harris, 188 N.J. 415; 908 A.2d 196 (N.J. 2006); House Bill 2839(OR, 2009); SSB 5336.PL (WA, 2007); Me. Rev. Stat. Ann. tit. 22, sec. 2710 (ME, 2007).
B27 南非《民事结合法》虽未采用婚姻表述，但规定任何法律有关异性婚姻之规定均适用于同性结合，是事实上的“婚姻”立法模式。
B28 挪威于1993年4月通过《注册伴侣关系法》，以伴侣模式认可同性结合。2008年6月，挪威国会通过婚姻法修正案，将婚姻关系定义为不分性别的两个人之结合，成为第6个实现同性结合婚姻化的国家；瑞典于1994年6月通过《注册伴侣关系法》，2009年4月，瑞典国会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案》，将同关系提升为婚姻关系，成为第7个同性结合婚姻化的国家；此外，葡萄牙于2010年5月，阿根廷于2010年7月相继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化法案，使同性结合婚姻化的国家增加到9个。
B29 See Civil Marriage Act, C38 (Canada, 2005).
B30 See Solidarity Pact, No.372 (France, 1999).
B31 Reciprocal Beneficiaries, Chapter 572C (Hawaii, 1997).
B32 See Vermont Civil Union Act, No. 91, H.847 (Vermont, 2000); See Goodridge v.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440 Mass. 309; 798 N.E.2d 941(2003); See David A. Fahrenthold, Connecticut’s First Same-Sex Unions Proceed Civilly, Washington Post, 2005年10月2日。
B33 See Article Seventy Five to Seventy Nine, Civil Partnership Act, C33 (England, 2004).
B34 See Section Four of the Danish Registered Partnership Act, No. 372(1989); See Section Two, Chapter Three of the Sweden Registered Partnership Act, Sweden Ministry of Justice (1994); See Section Four of the Norwegian Act on Registered Partnerships for Homosexual Couples, The Ministry of Children and Family Affairs (1993); See Section Five and Six of 564th Bill on the Iceland Recognized Partnership (1996).
B35 See B.A. Robinson, Religious Tolerance, Ontario Consultants on Religious Tolerance,
/hom_marr.htm-43k-Cached-Similar pages, 访问时间：2010年2月22日。
B36 See Francisco Cabrillo,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Same-sex Marriage, Erasmus Program in Law and Economics, Academic Year 2000/2001.
B37 See Hawaii Court Findings, Baehr v. Anderson (was Baehr v. Lewin, then Baehr v. Miike). Judge Kevin S.C. Chang，Filed in the First Circuit Court, State of Hawaii. Dec. 3, 1996.
B38 See Chambers, D.,What if 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Marriage and the Legal Needs of Lesbian and Gay Male Couples, Michigan Law Review, 1996 (95), p.447.
B39 See Vt.Legalizes Same-sex Marriage, The Burlington Free Press, 2009年4月7日; Rober D. Mcfadden,Gay Marriage Is Ruled Legal in Connecticut,The New York Times, 2008年10月10日; Michael McCord,Amendment Bid Aims to Stop Gay Marriage in N.H,, 2010年1月9日。
B40 Human Rights Act, Chapter 42(England, 1998).
B41 The Equality Act (Sexual Orientation) Regulations, No. 1263(England, 2007).
B42 参见王歌雅：《论同性恋者婚姻权的法律规制》，载《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篇4
――舒心
国人婚姻满意度：与收入成正比
来自《经济参考》报的消息说，在“七夕・东方情感文化国际论坛”上，一份《2006中国人婚姻情感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了一些令人意外的调查结果，66.57%的被访者认为，择偶条件中最为重要的是“感觉”。
这份报告以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哈尔滨、杭州、广州、兰州、昆明、西安十大城市的城乡居民为调查对象，问题涉及婚姻、感情、未婚同居、婚外恋、、同性恋等。
调查显示，容貌、身高、学历被认为是择偶条件中最不重要的三项，有66.32%的被访者看重承担家庭义务和安排家庭生活的“生活能力”， 36.43%的被访者看重经济能力或收入，而各方面综合因素形成的主观感觉成为大多数人择偶条件的第一要素。这显示了在新时期新观念的冲击下，人们对于婚姻和爱情的认识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
此外，择偶标准调查还显示了相当大的两性差异，相对而言，女性更看重男性的经济与社会地位，而男性则更看重女性的外表。
调查中还发现，越是学历高、收入高、社会地位高的“三高人群”，对早恋、婚外恋、、同性恋的包容程度越高。另外，人们对婚姻、的满意程度和他们的收入水平成正比，500元以下收入者对感情及的满意比例都是最低的，这说明民间的一句老话“贫贱夫妻百事哀”仍然有一定的道理。
中心词圈点：感觉
点评：感觉是最简单的心理过程，是形成各种复杂心理过程的基础。谁都知道，对婚姻满意不满意是没有统一标准的，关键还是自己的感觉。可是你产生的感觉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能让自己在婚姻中满意、幸福呢？首先，“感觉”产生的基础应该是对方的各方面综合因素，而不仅仅是某方面的良好印象；其次，自己要有较从容的心态，有能力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规律，并能随之调整自己的观念和行为，这可算是婚恋中的“与时俱进”吧！所以，自身综合素质高，才有可能提高婚姻满意度。
离婚当事人，及时分离户籍
《中国妇女报》报道，夫妻离婚后，一方的户籍常常不能及时迁出，这种离婚不离户的现象给许多离婚者带来了烦恼。
南京市建邺区的张先生和李女士离婚后，张先生始终不愿迁出户口。张先生没有工作，在社会上游手好闲，犯了好几次事，派出所循着户口多次找李女士调查情况，让李女士不胜其烦。2002年，两人居住的房屋（离婚时已判给了李女士）拆迁，张先生借此向李女士要钱，双方常常发生争执。李女士最终诉至法院要求前夫迁出户口，法院最后判决张先生限期迁出户口。
这样的案例在南京已出现了多起，众多离婚当事人往往只关心婚姻关系的解除，而忽略了户籍的分离，离婚案件的判决书或调解书对户籍问题只字不提。殊不知，这个户籍问题后患无穷。
有些离婚者对前配偶怀恨在心，离婚后牢牢拽住户口本，千方百计阻挠对方重组家庭、迁徙等。也有从农村嫁到城里的女子，离异后为了保留城区户口而死活不肯迁走。更有离婚后一方的户籍所在地纳入城市拆迁，拆迁安置分得的利益，就往往让双方争得你死我活。
所以，法院提醒想要离婚的当事人，在离婚时，千万别忘了把户籍问题一并摆到公堂上解决，以免离婚后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中心词圈点：户口
点评：在现今的社会生活中，户口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存要素，所以以上案例凸显的问题很值得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是重义而轻利的，这在婚姻家庭中表现为：家庭成员大多缺乏依法处分物质权利的概念。感情深的时候不分你我，什么都好说，情断义绝时，那些原先含含糊糊的事情就很棘手了。法院的提醒很及时，在离婚时，即使是友好平静地分手，也别忘了把房子、户籍问题解决干净。
偷食禁果，少女亟需援助
今年“世界人口日”的一项调查发现，近几年来各地堕胎少女人数的增长速度令人吃惊，重庆、陕西、呼和浩特等地都成立了专门的青少年意外怀孕援助中心来帮助她们。
上海首条“少女意外怀孕求助热线”于去年7月在上海411医院设立以来，接受了约1.1万个电话咨询。
北京市妇联一份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13岁至19岁少女中，8％有过性经历，3％有过怀孕经历。
在北京市妇产医院，因意外怀孕而接受人工流产、中期引产、宫外孕手术的未婚少女，年龄最小的仅13岁，少女患宫外孕的平均每月一例。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曾经与有过性经历的北京市13名男女中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发现几个现象：在发生性关系的中学生中，半数以上是师生公认的好学生；1／3来自重点中学甚至是声名显赫的学校；初次发生时100％不用安全套；父母与教师100％不知道其有过的事实；他们对学校与家庭的性教育100％不满意。
中心词圈点：少女堕胎
点评：众所周知，少女堕胎对女孩的身心摧残极大。因为懵懂，她们付出了代价，这代价也许她们现在还不能看得很清楚，它可能是人生每个驿站的错位，该到的没到，不该到的先到了，错误的路径导致人生目标的偏离；更可能是失去健康正常的女性生活，堕胎带来的身体和心灵的严重伤害，不但影响她们的人生态度，还影响她们顺利做母亲。多让人心痛，这些花季少女是未来的母亲，也是祖国的未来啊！让我们更多地关心她们吧！
“约会暴力” 敲响警钟
21岁的静静今年3月大学毕业后进入陕西省安康市某公司工作，不久与同时进公司的25岁男青年蔡超交往。脾气暴躁的蔡超动不动就发火，静静提出分手，蔡超于5月14日晚11点到静静家闹事，扬言要杀掉静静一家。
5月15日上午10时许，蔡超拽着静静来到自己家。他将窗帘拉上，用绳子捆绑静静，封住她的嘴，举刀戳刺，致使她的心包、脾、肝、胃被刺破，左脚趾被砍折，身上多处受伤，胸腔严重感染，生命垂危。静静住进西安市唐都医院后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被挑断的胰腺管需要半年后才能进行手术。蔡超犯罪后企图畏罪自杀，未遂后被公安机关抓捕归案。
这起“约会暴力”事件震惊当地，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省妇联表示，这一起严重残害妇女的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启示我们要加大对妇女维权工作的力度，正视和关注约会中的性暴力对女性的伤害。
篇5
笔者比较了很多政府统计数据、学术研究、媒体调查和民意调查报告,发现了英国普通男女的很多有趣事实。
普通英国先生
他39岁,每周赚512英镑,如果他被雇用的话,每周工作38.9小时,63岁退休。
他身高5英尺9英寸,体重173英磅,体质指数为26.9,有点超重。因此,他得买裤腰为37英寸的裤子。
每年他要花几乎2天时间打电话,用手机联系超过80人。在这80人当中,他把11人当成亲密朋友。
他至少拥有3台电视,每周至少花26小时12分钟,或以他空闲时间的49%来看电视。
他至少知道4种菜的做法,其中有一种是他最拿手的。
他会一直绕着某个圈子开车20分种才向别人问路。
他一生用3000小时来刮胡须。
普通英国女士
她41岁,每星期赚412英镑,但是因为她更喜欢做兼职,所以她每星期只上班26.2小时,准备61岁时退休。
她身高5英尺4英寸,体重156磅,体质指数为26.8,这意味着她几乎是水桶状了。
她穿16码的鞋,戴36D的胸罩,腰围34英寸,臀围41英寸。她的腰围比她妈妈、她奶奶的腰围长7寸。
41岁的她每天消耗70大卡,大约相当于2杯热牛奶、2片蛋糕、一袋薯条和一个披萨饼。
到52岁的时候,她的脂肪年龄将是92岁。
她在27岁时生下第一个孩子,但到28岁才结婚。
普通英国夫妇
他们一生用4年时间打电话。
他们因工作引起的焦虑致使一生有7年时间睡不好觉。
他们一生用6年多时间来看电视。
他们平均负担非抵押的债务1.0306万英镑,也许会在50年后还清,也许会在90天后还清。
他们设法每月存87.85英镑。
他们每人每星期给孩子8.7英镑零花钱。
他们成为吸烟者的比例是一比一,将花7426小时(或几乎一年)的工作时间来吸烟。
普通女士都爱美
普通女士自然想展示自己最美的一面。所以她每年平均买34件衣服(花费3000英镑)。这些衣服堆在衣橱里,其中有6件从来没穿过。
86%的女士至少每个月买一双鞋。普通女士一生要花2年的税后收入――3.1万英镑去买鞋子、皮带和其他附属品。
普通女士花整整2年时间来照镜子。其中,她会用603天来化妆,用170天来卸妆。幸运的是,女人可以许多任务同时进行,所以在镜子前的这些时间她们很可能是同时做多种事情的。
她最大的消费是她的头发,在头发上,她一辈子要花约3.69万英镑。
普通人的家务事
当还是单身时,普通先生每周用7小时整理内务,家里比较整齐。一旦结婚,他就把所有的家务都留给妻子,他躺在屋子一角什么都不干。
普通女人却相反。当她还单身的时候,每周用10小时的时间来整理家务,结婚或跟男人同居之后这部分时间就增加到15小时。
74%的普通男人会负起打扫房子的责任,95%的女人认为她的男人帮她做家务不够。
在普通女人生命的过程中,她会推她家的吸尘器走大约7300英里,相当于从伦敦到纽约飞一个来回的距离。与此
同时,普通先生只推动家里的吸尘器走了850英里,只相当于从英国的南端走到北端。
普通先生和普通女士之间
普通先生不可抑制地对女性感兴趣,只有3%的男人是同性恋。这一点的证据是:他一生中会用6个月的时间来向女人送秋波,每天把8个女人当作目标,每次注视的时间最长达到8分钟。
普通先生每年花40英镑用来买美容品。他在情人节花35英镑(得到女士作为回报送的值5英镑的礼物和卡片)。这只是他每月为伴侣花费72英镑的一部分(普通女士会小气一点,仅仅为他花费50英镑)。
普通先生最富有浪漫情调,他会把爱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在对37个国家的男人进行调查研究之后,人们发现英国男人是最注重与爱人的关系的。然而,普通女士更容易因为财富和社会地位而放弃真爱。普通女士认为经济安稳比爱更有利于维系男女双方的关系。
普通女士和她的身体
篇6
税收最高国丹麦为何是“幸福考试”的状元？
2012年4月2日，联合国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共同《世界幸福报告》。作为联合国首次以幸福为主题的世界性排行榜，这份长达170页的报告以10分为满分比较了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幸福“成绩”，丹麦以接近8分的得分位居榜首。
国力不是最强，国民也不是最富，丹麦何以赢得“幸福考试”的状元？
此次的幸福大调查显示：收入水平与幸福指数不存在绝对的正比关系，但是“幸福的国家确实都比较富裕”。丹麦人均GDP为56000美元左右，排行世界前五；平均工资仅次于瑞士。但是工作时间却是全球最短的国家：根据丹麦《贝林时报》刊登的瑞士银行调查报告披露的数据，丹麦处在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的工人，年工作时间为1658小时，比西欧国家少100小时，比东欧国家少167小时。
大街小巷闲庭信步的丹麦人很容易使人认定这是个慢节奏的国家，其实不然。无论社会生活还是商业领域，丹麦都是个高速高效运转的机体。而信任感在这种运转中起到加速器的作用。比如：哥本哈根地铁基本不设检票口，更甚少遇到检票员。不要觉得公共交通免费也是丹麦高福利的一项，价格最低也要三欧元的地铁票，购买全凭自觉，但事实上几乎没有丹麦人会逃票。超市里自助结账台比人工结账台多，顾客选好东西后自行扫条码并刷卡付账，而大多数中小型超市大门口连防盗器都没有。
丹麦社会在这种人与人之间高度信任的环境下，节约了设备和人力成本，也使生活更加便捷。
丹麦无疑是世界上收税最高的国家之一。占据国家税收一半的个人收入税（所得税）最高税率达到68%，商品的消费税为25%。税收虽然高得惊人，但丰厚的税收被政府用来维持丰厚的福利体系，也让丹麦人交得相对心甘情愿：丹麦人享受终身医疗和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大学生可以领到政府的补助；如果失业（三年内工作总时间不到52周）则可按照前三年平均收入的90%领取失业保险，并可参加政府开办的多种“下岗再就业”培训。即使在2009年欧洲金融危机后，丹麦也一直保持很低的失业率。
丹麦以“杀富济贫”的方式，解决贫富悬殊，也降低了可能引发的社会不安定。
哥本哈根大学社会学家彼得·古内拉克曾做过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幸福感高的丹麦人的共同感受是：身处环境中接触到的人社会地位、价值观和财富与自己类似，同时在生活中感受到“安全”。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特派记者丹·比特纳在他的新书《去最幸福的四国找幸福》中展示了一位叫简的42岁丹麦垃圾清运工的生活状态：每周工作21小时，年薪8万美元，业余时间健身、访友、辅导孩子功课，开着奔驰，偶尔干点副业，每年带家人去希腊度假……这就是简口中“鸡蛋黄般幸福”的生活，也是最普通丹麦人的写照：富足、安逸。
丹麦还是世界上第一个给予妇女投票权的国家，也率先允许同性恋结婚。
美国：有信仰、工作着的人幸福感最强
大多数人在对美国人真实生活状态和价值观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容易下“美国人=无拘无束+成功富有”的定义。但著名经济学家、美国企业研究所主席阿瑟·C·布鲁克斯总结说：信仰、工作、婚姻、慈善、自由才是组成美国人幸福生活的要素。
在美国社会生活和价值观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国社会调查显示：有者中43%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而无者中只有23%。美国是个多宗教国家，80%以上国民信奉基督教，另有天主教、犹太教、佛教和摩门教等。教会除了供信徒们学习教义、参加仪式外，触角延伸至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基督教青年会YMCA几乎在每个城市设有其管理的健身房，为国民提供覆盖最广、设备齐全、价格低廉的运动场所。
与此同时，宗教为美国人提供了更多、更方便的接触慈善、做善事的机会和方式。美国长期规律性做义工的人更是超过50%。美国人从“给予”的行为中获得极大满足。数据显示，“感觉幸福的美国人”中，捐赠者比不捐赠者多43%，志愿者比非志愿者多42%。
大多数美国人重视家庭和婚姻，诸多美剧中塑造的“今天A明天B”的自由轻率的爱情观与真实生活其实差距颇大。子女是否健康成长也是美国父母们幸福感高低的重要因素，这点与中国是极为相近的。美国的父母们会为了确保子女的身体健康购买昂贵的有机食品而自己只吃普通的；也会为了孩子能上个好一些的学校不惜倾囊而出争抢好学区的房子。但大多数美国人却没把老年幸福寄托在子女身上，他们只是指望子女能够自食其力，别在成年后还回来伸手找他们要钱。
篇7
关键词 幸福感 显性因子 隐性因子 幸福悖论
一、 引言
经济学在对生产、消费等实体经济的研究中产生了对效用满足等主观感受的分析,效用理论的出现是经济理论史上的一个重大创新,为研究经济行为对人类福利的影响奠定了基础。但由于效用理论过于严格和理性的假设(如完备性、传递性等),使效用概念在分析经济行为上出现了与人类真实福祉(即幸福)相背离的现象。现代行为经济学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表明,现实中人类的行为选择并非都具有一贯的理性,记忆偏差、适应水平、参照点依赖等非理性心理机制的大量存在,极易导致消费者偏好的变化,使人类的行为选择偏离其根本福祉。这些导致偏好变化的心理机制的现实证据的大量发现,引发了效用理论的幸福意义上的革命。现在,幸福研究已逐渐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幸福是比效用更复杂更深层次的人类心理体验,效用反映的只是人们行为选择上的显示性偏好,两者在研究层次、研究目的上都有很大的差别。现代经济学把研究重点放在效用上,以效用替代幸福,不仅会造成经济学研究与人类根本福祉目标的偏离,而且会导致人们对幸福规律的认识偏差。比如,经济学通常假设效用是随着消费水平的增加而增加,而消费水平又通常与收入、财富正相关,因此把效用等同于幸福,就会得出财富或收入越多就会越幸福的结论,实现人类幸福的手段就变成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了。这在理论上妨碍了经济学对幸福问题的深入研究,在实践中则导致人类对物质财富、感官享受的过度追求。
*谢识予,复旦大学博弈论与数量经济中心,Email: syxie@fudan.省略,通讯地址:上海市国权路600号,邮政编码:200433;娄伶俐,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Email: 061015047@fudan.省略;朱弘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Email: zhuhongxin@fudan.省略;本文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编号:B101。本文的电话调查得到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的协助,44位经过培训的复旦大学学生担任本调查的电话访问员,在此表示感谢;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大量调查显示,现代社会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比过去有了大幅提高,但人们的幸福感不仅没有明显提高,反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心理问题。这使得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只重视经济发展并不能带来幸福感的必然提升。特别是收入和幸福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相关性的“收入幸福悖论”(后面简称“幸福悖论”)的发现(Easterlin,1974),更激发了经济学家研究幸福问题的兴趣,此后开始了对收入和幸福关系的一系列研究和对幸福悖论的理论解释。
关于收入和幸福关系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幸福悖论主要是在高收入国家的时间纵向比较研究中明显存在,在低收入国家中则较少存在,而在国家之间或一国内部的横向比较研究中则呈现出较为复杂的表现形式。比如,时间纵向比较研究发现,在过去50年中,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幸福感并没有随财富的成倍增长而增长,欧洲自1973年以来,也没有增加,幸福感状况表现为一条几乎没有变化的水平线(Mayers,1996;Veenhoven,1984;Frey and Stutzer, 2002)。而在人均收入较低的印度、墨西哥和菲律宾,收入和幸福之间则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Diener and Oishi,2000)。跨国研究发现了1.5万美元的幸福临界点,在人均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国家组别中,收入对幸福的贡献较为明显;在人均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国家组别中,收入对幸福的影响较弱(Inglehart and Klingemann,2000; Layard,2005)。对收入与幸福的横截面数据的进一步研究则发现了收入对幸福的边际影响呈现递减的对数曲线规律,即随着收入的增加,边际幸福报酬递减(Diener et al.,1993;Veenhoven,1991)。这些实证研究结果对于更好地认识收入和幸福之间的关系,理解幸福悖论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幸福悖论的成因,伊斯特林自己用经济学的“相对收入假说”、心理学的“定值理论”或 “享乐适应”理论进行解释(Easterlin,1974,2001,2002),西拖夫斯基则认为是富裕社会的过度舒适妨碍了人们感受幸福的能力(Scitovsky,1976)。后来学者以心理学的“享乐水车”理论为基础,划分出更为细致的水车效应,如“满意水车”(Kahneman et al.,1999)和“社会水车”(Bruni and Porta,2005)等理论,强调相对消费和地位(positional)竞争等社会性攀比行为在幸福悖论中的作用。
经济学家对人们在收入、消费、地位等方面的攀比行为已经有过广泛的研究。比如,凡勃仑(Veblen,1899)发明了“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一词来描述消费行为的社会性;西拖夫斯基最早研究了消费和地位之间的联系(Scitovsky,1976);荷诗(Hirsch,1976)创造了“地位性商品”(positional good)的概念以强调相对社会地位的角色。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弗兰克(Frank,1985a,1985b,1999)进一步根据受他人行为影响的敏感程度,将人类的消费分为“显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和“隐性消费”(inconspicuous consumption)两大类,通过人们在这两类消费领域的不同行为特征的分析来对幸福悖论进行解释。这一理论思想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幸福悖论产生的微观机理有着重要的启发。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水平均有了很大的提高,攀比性和炫耀性消费也日益突出。这些社会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对我国居民的幸福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幸福悖论在我国现阶段是否同样存在?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研究。但目前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都非常少。理论研究方面,田国强、杨立岩(2006)将心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攀比理论和“忽视变量”(omitted variables)理论统一起来,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下研究人们的幸福问题,探讨了幸福悖论问题。但他们的研究并没有涉及中国人的幸福状况。实证研究方面,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是针对特定人群幸福程度的测量和分析的,包括中国化的幸福量表的心理测量学属性的检验分析(邢占军,2005),对中国大陆部分城市居民的幸福感调查(奚恺元,2006;邢占军等,2008),对大学生的幸福状况的调查(严标宾等,2003),对老年人的幸福感调查(赵立军和刘旭华,2002)等等,只有少数学者用相对收入、预期(欲望)等比较行为对影响我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因素(Knight et al.,2007)、城乡居民幸福感差异的原因(罗楚亮,2006)进行了探讨,但国内根据经济学理论探讨收入幸福规律和幸福悖论在我国存在性的研究还是较为少见的。
本文将在以往学者提出的显性消费和隐性消费、社会攀比等概念和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幸福与效用的区别和联系,对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和生成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并在科学调查的基础上,对影响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对幸福悖论在我国是否成立等理论命题进行检验。这对于把握我国居民幸福感的生成规律,科学评价我国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等都有重要意义。
二、 显性因子和幸福悖论:理论分析
人的幸福感是由外在事物刺激而引起的内在主观体验[ZW(]有关幸福的详细定义参考Veenhoven(1984),pp.2228。。外在刺激既可以包括商品消费、收入增加等可以用货币计价衡量的经济因素,又可以包括亲情交流、健康休闲等无法用货币计价衡量的非经济因素。前者容易被人的认知思维所明确感知,后者多为人的情感体验而难以被人的认知思维所把握。例如,商品消费在带给人情感享受的同时会掺杂较多的认知评判体验,而亲情交流则可能没有严格的认知比较思维的参与。二者带给人的幸福体验截然不同。因此我们根据认知敏感程度的大小,将影响人类幸福的经济因素称为显性因子,非经济因素称为隐性因子,同时将显性因子和隐性因子对应的“消费”体验分别称为显性消费和隐性消费。
本文认为,显性因子和隐性因子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可以用货币计价、衡量,人的认知比较容易产生,人们对其进行消费时会获得情感享受上的体验,但这种体验极大地受到社会标准的导向和影响,在人际之间会产生明显的炫耀性和攀比,使商品消费带给人的幸福感由于社会比较的参与而发生变异和扭曲。如一个人实现了对某种商品的拥有,他会把这种实现的结果与自己拥有的、自己最想实现的、别人拥有的进行比较,这种相对地位的高低最终会影响到该人的幸福感大小。
人类认知偏差的普遍存在是现实中幸福与效用发生分离的主要原因之一。认知攀比会使人们在对显性因子的追求过程中偏离幸福的轨道,得到的只是效用或功用上的满足,而不是真正的幸福。在显性经济领域,外在刺激通过人的神经心理机制所产生的幸福是经过效用中介折射后的幸福。内在的幸福感受带有明显的效用或功用的痕迹。比如人们更换更快更奢侈的车子或越来越大的房子追求的是其炫耀性功用,首先产生的是效用上的满足,而非直接的幸福。所以,在研究幸福时,我们可以把效用作为显性消费和幸福之间的价值中介,通过幸福和效用的关系,效用和商品数量的关系,来间接把握幸福和商品消费之间的关系。
因为显性消费的效用中介有边际报酬递减的性质,这种性质传导到幸福的形成过程中就会导致显性消费的边际幸福递减。而且受人的生理阈值的明显约束,效用并不一定能全部转化成幸福。许多人在获得消费效用的同时不仅没有感受到幸福,而且会感受到痛苦。因此商品消费带来的幸福感的边际递减可能更快。另外,显性消费所具有的社会攀比效应还会产生资源浪费、恶性竞争等负外部性,造成较大的社会福祉损失(Ng,2003;Frank,1999),因此显性因子对幸福的边际贡献会进一步受到影响,边际递减更快。
与显性消费相反,亲情交流、婚姻生活等隐性消费和幸福之间则具有直接的联系,其消费享受多为纯粹的情感体验,较少掺杂社会比较的因素,无需效用中介的作用,对幸福的生成有更直接显著的影响,因此不会受到边际效用递减性质的影响。此外,隐性消费带给人的精神享乐的无限性,对社会生活也会产生积极的反馈效应,通常有正的外部性,因此隐性消费往往具有边际幸福递增的性质,对幸福的作用远远大于显性因子。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到的一个理论命题是:
[HTH][STHZ]命题1:[ST]显性因子具有边际幸福递减倾向,隐性因子存在对幸福的边际递增作用。隐性因子在幸福生成中的作用远远大于显性因子。
可是,现实中人们往往相对看重显性消费,特别是地位性商品、奢侈炫耀性商品的消费,而忽视家庭生活和健康锻炼等隐性消费(Frank,1999,2005)。现在根据命题1中显性因子和隐性因子所具有的不同性质,就可以在理论上解释现代社会中人们在享受了经济财富巨大增长的实惠后,幸福水平却没有相应增长的“悖论”了。因此证明命题1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幸福悖论做出理论解释。
收入,作为“显性因子”的典型代表,最容易在人际之间产生攀比和竞争的负外部性,相互之间的人际竞争,使绝对收入水平对幸福的影响较小,决定幸福的收入变量主要表现为相对收入水平。相对收入越高的人越幸福,越低的人越不幸福。所以在某一固定时点,收入与幸福之间会呈现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又由于收入的边际幸福递减趋势不可避免,所以在收入与幸福的横截面数据的研究中会发现正向递减的对数曲线规律。而在时间纵向比较研究中,由于社会攀比所造成的个体幸福感在社会比较线上下的提高和降低会一一相抵,这就使时间序列的社会平均幸福感水平呈现总体不变的长期趋势,出现明显的幸福悖论。因此,我们可以将收入与幸福的悖论关系进行如下更为具体的命题总结。
[HTH][STHZ]命题2:[ST]在时间纵向比较中幸福未必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相应增加,在横截面比较中幸福是收入的增函数,收入与幸福存在对数曲线关系。
由于显性因子和隐性因子对幸福的影响机制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在注重显性因子尤其是收入对幸福的影响之外,也把研究视角拓展到家庭、婚姻等隐性生活领域,以探讨幸福形成的一般机制。
由于幸福的产生与一国的体制、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所以在幸福形成的一般机制的探讨中不能忽视这些因素的影响。但制度性因素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这里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既定的环境变量进行处理。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把幸福函数写为:
其中,E是文化、政体、地域等环境因子,E ―表示其对幸福的“定值”属性。C是显性因子,包括收入、物质条件、工作成就、物价、经济发展等。U(C)是显性消费的效用函数,表示显性消费通过效用中介产生幸福的机制。I是隐性因子,包括年龄、性别、个性、婚姻、家庭、健康、生态环境、人际关系等。显性因子和隐性因子对幸福的影响一般具有如下性质:H/C0,以上性质基本上刻画了显性因子和隐性因子对幸福的两种不同作用规律。
在我国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显然也存在比较普遍的攀比行为,背后主要是“面子”问题。这会产生很强的显性消费负外部性,从而导致显性因子的边际幸福递减倾向。但我国传统上又是重视家庭生活和亲情关系的国家,因此隐性因子对幸福的正面作用也比较强。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我国居民的幸福感可能有其特殊的规律和特点。我们将在实证部分对这种规律进行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呈现不均衡增长的态势,收入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绝大多数人的绝对收入虽然在不断增长,但相对收入并没有提高。因此在认知攀比的作用下,我国居民的幸福感不一定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长。由于我们的调查只能得到截面数据,实证研究也只能对命题2中横向比较的结论进行检验。
三、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 数据调查[KH*2]
为了实证研究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检验理论分析结论,我们采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方法,通过问卷调查获得了上海居民幸福感的相关数据[ZW(]问卷调查对象是居住在上海地区的年满18岁的中国公民,共调查2381名被试,获得有效样本808份。。对一个地区居民的幸福感进行单独调查,可以排除自然环境和地域文化差异等定值因素E的影响,揭示个体特征、生活状态、社会经济因素等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对深入研究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内在规律有重要意义。
该调查包括有关个人特征、生活状态、社会经济环境满意度、物价房价变化的影响和对一些社会经济问题的看法五方面内容,涉及性别、年龄、职业、收入、经济发展、股市、房价、物价、利率政策、政治活动、环境治理、医疗社保、人际关系、健康等25个问题。其中股市、房价、物价、家庭月收入等是影响幸福的显性因子,人际关系、婚姻、健康、环保等是隐性因子。调查方法是李克特式的量表调查方法,如让居民用0分(表示“一点也不幸福”)到10分(表示“非常幸福”)的11级打分法对自己的幸福程度打分,通过对定性结果的有序赋值得到相关数据。在具体统计中,我们对调查得到的原始数据进行了方便分析的归并处理,对性别、婚姻、年龄、职业、、子女状况等定性变量进行了哑变量设置。
调查获得的808份有效样本的幸福程度自我打分分布情况如表1。实际打分居民的幸福感中位数是8分,众数也是8分,平均幸福程度为7.15分,标准差是1.756。其中大多数居民的幸福水平在5分(代表既不幸福也不痛苦的中性状态)以上,66.5%的居民的幸福感介于6和8之间。这与文献中国外居民幸福感状况的调查结论很接近(Argle,1999,2001;Veenhoven,1993;Diener and Diener,1996;Rojas,2005)。
(二) 收入与幸福关系的检验
首先用调查获得的808份有效数据对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同时对命题2的横截面结论进行实证检验。文献中收入与幸福关系的研究通常以没有控制其他人口统计学变量情况下的幸福和收入的两变量简单回归为基础(Easterlin,2005;Frey and Stutzer,2002;Diener et al.,1993;Veenhoven,1991)。为了使研究结果具有可比性,本部分也将采用相同的研究方法。这里采用的幸福数据是居民对自己幸福感的主观打分,收入取的是把家庭月收入的区间平均值。采用的回归模型为:
其中,H是幸福感量值,Y是家庭月均收入,μ是随机误差项。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收入与幸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但对数收入的回归参数仅为0.38,R2=0.027685,说明收入尽管呈现与幸福感的显著正相关性,但却只能解释幸福感差异的极小部分。表2的回归结果与横截面数据研究文献得到的普遍结论相吻合。根据回归结果得到的收入幸福曲线如图1所示。
图1意味着收入的边际幸福递减规律的成立,验证了命题2的收入幸福对数曲线关系,证明“幸福悖论”在我国是存在的。图1显示,大约在家庭月收入5000元人民币[HJ*4/9]左右存在一个临界点,在5000元以下收入对幸福的边际报酬递减趋势明显,在5000元以上边际报酬逐渐趋近于0,收入增加对幸福的影响越来越微弱。
(三) 影响幸福的因子分析
本部分用808份样本数据对隐性因子和显性因子对幸福的影响进行分析,同时对命题1进行检验。因为幸福数据是排序等级数据,而且需要考虑的解释变量较多,因此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具体采用的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i是自变量向量的行数或分层组数,j为被解释变量H的分类,j=1,2,…,10。αj为常数项,Age、Gen、Mar、Rel、Edu、Occ、Chi、Jus、Med分别代表年龄层次、性别、婚姻状况、、教育层次、职业、子女状况、公平与效率选择、媒体选择等有关被试的个人信息的人口统计学变量。Pri、Ach、Hea、Hom、Com、Mec、Env、Eco、Sal、New、Sto、Hou、Rat和Soc分别代表物价上涨影响、理想实现程度、健康水平、对同性恋的包容度、人际关系、医疗和社会保障状况、环境治理、经济发展状况、家庭月工资、新闻关注范围,以及股市、房价、利率政策和社会活动的影响程度。这些变量放在u(•)函数中是因为调查得到的是这些变量的主观感受程度,而非这些变量本身。,β,τ,ρ,ι,θ,[AKw-D],λ,ο,χ,δ,γ,ξ,[XCa19.tif],ω,ζ,ε,,σ,φ,μ,κ,ψ分别为解释变量对应的系数。
1. 回归结果
808份调查数据的有序logistic回归的主要结果如表3所示。表3列出了10个幸福等级所对应的常数项和主要解释变量的参数估计情况,删除了“媒体选择”分类变量的参数估计情况。
注:这里采用的是Logit连接函数,下同。
a这里参数设为0,哑变量设置以该变量为参照,下同。
表4输出了模型的拟合检验结果,模型总体检验的似然比统计量(-2 Log Likelihood)的显著性水平P值为0.0000.05,表明模型拟合数据。比例优势假定的P值为1.000>0.001,表明采用logit连接函数的模型拟合较为理想。
模型拟合优度评价的另一个指标是伪决定系数(PseudoRSquare),与一般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不同,它们在取值和意义解释上与真正的决定系数均存在较多差异,只能作为模型拟合优度的参考。表5给出了logistic回归的三个伪决定系数:Cox and Snell、Nagelkerke和McFadden,其值分别为0.287、0.294和0.091,只能解释应变量变异的一部分。由于它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决定系数,并不能以此来断定模型的拟合情况,关键还要看模型的经济学幸福逻辑意义如何。
2. 回归结果分析
本部分就logistic回归中发现的相关规律进行解释。logistic回归是通过回归系数来解释优势比(Odds Ratio,OR)。回归系数表示的是对数优势logit(p ∧)的平均改变量。优势比是被用来作为自变量对应变量作用效应大小的指标。二者的关系为:OR=exp(bj),其中,bj为回归系数。
从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幸福负面影响最大的是物价上涨,其回归系数为-0.376,优势比为exp(-0.376)=0.69,表明受物价上涨影响程度大的居民的幸福感低于受物价上涨影响程度小的居民,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受物价上涨程度的影响每增加1单位,幸福感位于有序分类高端的优势将改变0.69倍,受物价上涨影响程度大的居民的幸福感优势是影响小者的0.69倍,且该变量通过了Wald统计量的显著性检验(P=0.000
其次对幸福存在负面效应的因素还有对同性恋的认同度(优势比为0.77)、股市的影响(优势比为0.94)、利率提高的影响(优势比为0.98)和政治活动的影响(优势比为0.95)。除了对同性恋的认同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3个变量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且利率提高和政治活动的影响的优势比几乎接近1,表明受利率提高和政治活动影响程度大的居民的幸福感优势与影响程度小的居民的幸福感优势没有太大差别。相比于物价因素,这些政治经济因素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关联影响较远或难以觉察,人们在评价幸福感时常常会忽视这些因素。对这些因素,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可以考虑删除。
对幸福正面影响最大的是人际关系满意度,其回归系数为0.437,优势比为1.55, P=0.000,说明对人际关系满意度高的居民的幸福感显著高于意度低的居民,人际关系满意度对幸福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他对幸福有正向影响的自变量还有理想的实现程度(优势比为1.18,P=0.020)、健康状况(优势比为1.34,P=0.000)、医疗社保(优势比为1.22,P=0.001)、环境治理(优势比为1.27,P=0.000)、经济发展(优势比为1.17,P=0.088)、家庭月收入(优势比为1.04,P=0.320)、新闻关注范围(优势比为1.04,P=0.020)。其中,理想的实现程度、健康状况、医疗社保、环境治理和新闻关注范围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新闻关注范围(优势比为1.04)对幸福几乎没有影响,说明该变量与幸福关系较弱,在以后的分析中可以不予考虑。而经济发展、家庭月收入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对幸福的影响均较弱,尤其家庭月收入优势比仅为1.04,说明家庭月收入高者的幸福感优势仅是低者的1.04倍,验证了收入与幸福之间不存在显著正相关的悖论现象。
在无序分类自变量中,男性比女性的幸福感明显低(回归系数=-0.426),其优势比为0.65,且通过显著性检验(P=0.003),说明性别在幸福决定中存在不容忽视的影响。上海男性幸福感优势只为女性的0.65倍,这与文献中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相吻合(Brody and Hall,1993;Cheung and leung,2004)。这可能与性别的社会角色认同的差异有关,相比男性,女性的社会责任感较少,生活压力较少,对生活更容易满足。
相对于学生,农民(优势比0.35,P=0.043)和企业主(优势比0.44,P=0.043)的幸福感显著较低。在所有职业分类中,农民是最不幸福的人,其次是企业主、单位员工,而学生的幸福感是最高的,这说明中国社会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对底层农民和创业企业主的生存压力的关注是不够的。
在婚姻状况中,未婚者、离异者均比已婚者的幸福感低。未婚者的幸福感优势是已婚者的0.51倍(优势比为0.51,P=0.064)。离异者的幸福感优势显著低于已婚者(P=0.000),其优势比为0.06,即离异或其他婚姻变故者的幸福感优势只有已婚者的0.06倍,而已婚者的幸福感优势是离异者的16.67倍(1/0.06),二者的差距非常明显。这一发现也与文献中的研究相吻合(Inglehart,1990;Russell et al.,1994),表明婚姻生活能够提供亲情网络的情感支持,提高个体的积极情感水平,对人的幸福感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是幸福感中最强的预测指标之一。此外,子女状况、受教育程度、年龄、对幸福均没有显著影响,可以在进一步的分析中予以删除。
综合以上分析,物价、理想实现程度、健康、对同性恋的认同度、人际关系、医疗社保、环境治理、新闻关注范围、婚姻、性别10个变量不仅与幸福优势的相关程度较大,而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
(四) 显性因子与隐性因子的特性检验
进一步地,以优势比作为衡量显性因子和隐性因子对幸福的边际贡献大小的近似指标,以优势比是否大于1作为边际贡献递增或递减的分界线,对命题1的隐性因子的边际幸福贡献递增的性质和显性因子的边际幸福贡献递减的性质进行验证。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物价(优势比为0.69
在隐性因子中,理想的实现程度(优势比为1.18>1)、健康状况(优势比为1.34>1)、人际关系(优势比为1.55>1)、医疗社保(优势比为1.22>1)、环境治理(优势比为1.27>1)等隐性因子的边际幸福报酬均存在明显的递增趋势,其中健康状况和人际关系的边际递增趋势明显。以健康状况为例,健康状况的满意程度每提高1个等级,幸福优势将改变1.34倍,幸福感出现明显递增。而且,以上对幸福的边际增进作用明显的隐性因子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对命题1提供了有力支持。唯一一个出现边际幸福递减倾向的隐性因子是政治活动的影响(优势比为0.95
这些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隐性因子对人们的幸福感的作用远远大于显性因子,幸福不是来源于人们投入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的收入变量,而是来源于需要经营的人际关系、婚姻、健康等隐性因子。这是一个与人们直觉反差很大的“悖论”结论。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显性因子过度追求的做法带来的只是炫耀性效用的满足,而不是幸福感的提升。所以在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上,如果在经济因素上做文章的话,不是直接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而是抑制通货膨胀和改善就业。这对目前普遍存在的盲目收入攀比敲响了警钟,因为这不仅无益于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回归结果中家庭月收入的优势比仅为1.04,几乎对幸福感没有影响),而且由于收入攀比能够挤压人们用于隐性消费的时间,反而起到了消减幸福感的反作用。实证验证结果对命题1和命题2均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也对本文的理论结论进行了充分验证。
根据表3的参数估计值,参照计量方程(3)可以写出累加概率有序logit模型:
其中,Pri代表物价上涨的影响,Ach代表理想的实现程度,Hea代表健康水平,Hom代表对同性恋的包容度,Com代表人际关系,Mec代表医疗和社会保障状况,Env代表环境治理,Gen代表性别, Occ代表不同职业,Jus代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选择,Mar代表婚姻状况。
可见,从方程(4)到方程(6)各累加概率logit模型除了常数项呈逐渐增加的趋势外,各自变量对应的回归参数都是相同的,表明各幸福等级的影响因素的内在作用规律是一致的,随着幸福等级的提高累加概率是不断增加的。
四、 结论与政策启示
通过以上2个命题的实证检验,本文理论部分的主要结论均获得了较好的验证。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中国(上海)居民的幸福感并没有同幅度的增长,家庭月收入对幸福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减的双曲线规律,而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收入对幸福几乎没有影响。“幸福悖论”现象在中国明显存在。在幸福影响因子的检验分析中,人际关系、婚姻、性别、健康、医保、环境等隐性因子对上海居民幸福感的贡献要远远大于物价、股市、利率、收入、经济发展等显性因子。隐性因子存在较为普遍的边际幸福报酬递增规律,而显性因子则存在较为普遍的边际幸福报酬递减的规律。
上述研究表明,影响居民幸福的主要因素不是显性经济因素而是隐性非经济因素。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是增进人民幸福的有效手段。如何更好地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有效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可以为此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启示。
第一,普遍提高收入水平不是提高居民幸福感的正确途径。
中国居民收入对幸福的边际递减规律的发现,意味着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在增加幸福感上,比提高同等幅度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要显著地多,这表明经济发展中过度重视人们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对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有一定的偏差。国家在收入分配政策上,需要防止一刀切,要把收入提高的重点放在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上,这对于提高整个国民的幸福水平和改善幸福分布状况均有显著的效果。
第二,提高国人幸福感需要在隐性因子上做文章。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收入、物价、房价、股价等显性因素并不是增进居民幸福的主要因子。相反,一些隐性因子,如婚姻、性别、职业、医保、人际关系等却是影响人们幸福的主要因素,政府应该在减少离婚率,提高男性幸福感,减少农民、企业主的生存压力,改善医疗和环境质量、和谐人际关系等方面多做文章,这才是提高全民幸福水平的有效途径。
第三,经济发展应坚持有利于福祉的正确方向。
幸福研究表明,经济发展不应以越来越高的收入或越来越奢侈的消费为目的,发展成果不应浪费在社会攀比性强的炫耀性效用的满足上,而应该重视医疗健康、环境保护等隐性保障或隐的加强,切实落实到提高居民幸福感上,这才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
目前我国的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公共物品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偏低,在国际上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与印尼、菲律宾等落后国家持平,在提高国民福祉、建设福利经济社会上尚存在较大的操作空间。在全球经济处于不景气的“谷底”阶段,我国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刚好比在全国上下都忙着赚钱的“峰顶”时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发展和加强影响幸福的隐性因素上,搞好医疗、教育、交通、环境,让人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关注自己的健康,去享受亲情,去更好地休闲和享受生活,让人们从赚钱的繁忙之中走出来,真正地体会幸福生活,这样可以在金融危机期间,有效地提高人们的幸福水平,营建一个国民幸福指数最大化的和谐社会。
总之,经济发展应该是一条“幸福最大”的“中庸之道”,而不是螺旋上升的“GDP增长”之路。在这条“中庸之道”中,一边是不与金钱挂钩的工作制度,一边是要与亲情挂钩的休闲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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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只要有房子，甘当小三……”一部电视剧《蜗居》引起了众多关于女性价值观的探讨。“做得好，不如嫁得好”“傍大款是靠本身赚钱”“宁嫁黄世仁，不嫁80后”……这些在过去都会被人不耻甚至唾骂的观点正悄然在女大学生中兴起。日前，《广州女大学生价值观调查红皮书》(以下简称《红皮书》)在首届广州地区女大学生论坛上。
据了解，《红皮书》是以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10所高校大一到大四年级女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形式进行调查，历时3个月完成。问卷主要调查广州地区女大学生群体在学习与就业、交往与情感、婚姻与人生、消费等四大方面的价值观。实际发放问卷1100份，有效回收992份。
婚姻观：过半愿嫁富二代，四成有意嫁“铁饭碗”
在婚姻与人生的价值观调查中，结果显示，有三成女大学生认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仅有3.3%的女大学生表示将来不结婚。有超过半数女大学生坦承愿意嫁给富二代。对于富二代，59.2%的女大学生愿意嫁，理由是可少奋斗很多年，40.2%的女生表示不愿意嫁。
近半女大学生有意嫁“铁饭碗”。38.4%的女大学生认同嫁“铁饭碗”并有兴趣尝试；55.1%表示理解，但不会去尝试，仅有6%表示难以接受。半数女大学生愿意选择“潜力股”为结婚对象。对结婚对象的选择，57.6%的女大学生不在乎现在有没有钱，在乎是否对自己好、人聪明有发展潜力，18.3%在乎双方在一起的感觉、其余无所谓。仅仅是对自己好、却没钱没相貌或有钱长相好却花心，选择这两种类型男人的比例分别为4.2%和3.6%。
一成女大学生表示一生只爱一人
在对于“伴侣不忠”的看法的调查上，仅一成女大学生表示一生只爱一个人，两成可以容忍对方偶尔的不忠行为。对伴侣不忠的理解，75.7%表示爱一个人时不要三心二意就是忠贞，13.4%表示可以同时爱几个人，但对每一个人都是认真的，10.8%表示一生只爱一个人。77.7%认为这是原则问题、绝对不能容忍，19%可以容忍对方偶尔的不忠，3.1%选择以牙还牙。约三成女大学生能接受“女强男弱”的婚姻组合。
其他声音：
男大学生最讨厌要嫁“富二代”的女生
专家认为，近六成受调查女大学生有嫁“富二代”的想法，是受到很现实的社会风气影响，是一种写照。但不能光看这一数据，其实女大学生愿意嫁“富二代”，并不是盲目的、完全不讲爱情找有钱人，她们的理想是找能心心相印、志同道合的“富二代”，这总比找一个穷光蛋好，这是很实际的想法。
“但男大学生则最讨厌要嫁‘富二代’的女生，68%的男生表示不认同。”专家说，在对男生的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男生的爱情理想是很纯真的，希望能和另一半一起去打拼，创造生活，所以现在大学中最失落的群体是男生，他们面临比女生更多的压力和挑战，经济的压力尤其大。
专家表示，现代女大学生的特点是群体分化很大，价值取向多元化，内心矛盾冲突明显，群体变化速度快，大学一年级与四年级女生的想法和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这是由社会、生活与人际等复杂因素造成的，关键是女大学生自身的素养和能力还不能去正确地判断社会多变的事件。
男人没钱＝女人不漂亮？
男人没钱到底重不重要，人们是如何看待男人没钱的，让我们来看看男人和女人们是怎么说的……
男人说
1.两个“合法化” 石锋，27岁，公司职员
人是两脚，钱是四轮，能追上的一定是用钱滚钱，能滚起来的一定是熟于资本游戏的少数派。像我这样的工薪阶层，去人家小区看看二手房也只能“幻想”一下，偏偏有些享乐派女孩还放出“汽车洋房，父母双亡”的口号，难怪有的小伙子也干脆发狠建议：“一是让同性恋合法化，二是让包二奶合法化”，旷夫怨女各有所归――看让钱闹的！
2.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周帅，26岁，平面设计师
人从穷困到温饱到富裕，这种追求是本能。
过去崔健在歌里唱“爱情就是自由加上你的人格”，现在女人就信仰“女白领金老公”，这也是时世使然，没什么可抱怨的。要不怎么说“普天下有钱人终成眷属，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呢？
3.不如雇个长工 陈牧远，29岁，保险推销员
男人要有基本的经济实力，这我不反对，可是在择偶问题上，看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张朝阳李彦宏有钱，你找去啊！真要老老实实过日子，就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小两口的双薪家庭制，才能勉强维持个小康局面。如果把什么都寄托在“他”身上，只能让男人最后落得上半身理亏、下半身肾亏，那还不如雇个长工。
4.男人真的命苦 侯毅昌，25岁，网页设计师
要说现在的媒体也真是没天良，所有的女性杂志，总是给女人打一针“幸福”“快乐”“浪漫”的爱情吗啡，让女人生活在金色泡沫的集体无意识里，完全不顾现实中的柴米油盐。难怪陈小春同学说了，男人真的命苦，苦得没人可以投诉。“要有钱，要有闲，要细心外加浪漫烛光。”做男人咋就那么难呢？
5.没钱的男人更纯粹 张耿，28岁，中学教师
我不富有，工资卡早在三年前就上交太太，卡的密码也忘了，单位发多少钱也不清楚。若太太外出数日，我领了奖金或稿费，会把零头存进银行。我真正体味到了男人没钱的好处。活得很纯粹，只管上班、下班、写稿子，偶尔出去走走，生活圈子不会超过五十公里。柴米油盐、人情往来一概不管，全由太太代劳。这样平淡的幸福，真的挺好。
女人说
1.跟着好男人，有肉吃 赵京津，26岁，秘书
在原始社会，女人在家纺线织布，男人负责出去打猎，要是晚上回来老是没有兔子麋肉，说得过去吗？现在种种杂志上的美女封面，都暗示这还是一个男权社会，你们有权挑肥拣瘦，当然户头里得多备些银两，这样才有资格像电影里那样说，“跟着我，有肉吃。”
2.钱不是幸福的理由 Jillian，25岁，杂志编辑
男人有没有钱是他自己的事，我从不认为女人的生活一定要由男人的腰包来决定。
大多数时候，我们缺少的不是物质，而是自信。同窗找到了高薪工作，朋友买了高级化妆品和时装，这样的事天天都在发生，我们没有理由把这份怨气都发泄到另一半的身上。男人应该有进取心和责任感，而不是掉进钱眼里的动物。
3.金钱能带来安全感 李敏，24岁，公务员
昔年记者在采访上海滩两位著名女作家苏青和张爱玲时，两人不约而同地谈到，用丈夫的钱是应该的，是一种快乐。当然，张爱玲还加了一句，如果你爱他的话。所以说，找男人不看他的经济实力是不现实的。金钱于男人，是铠甲，更是肌肉；是强心剂，更是大力丸。而这些确实能给女人带来安全感。
4.有房无贷，赶紧补钙 江键宁，29岁，自由职业者
我自己是靠着爬格子来付房贷的，尽管也累得东倒西歪，还经常被拖欠稿费，但可从没想过要在男人身上打主意。听一个调查报告说，现在30%的上海女人择偶条件是“有房无贷”，――连贷款都不想一起“同舟共济”，也忒狠了吧？怨不得那些“奔三”“奔四”的男人都开始早衰了，为了“有房无贷”，可得赶紧补钙啊。
5.男人有钱是锦上添花 媛媛，22岁，设计师
篇9
关键词：日本动漫；萌；腹黑；耽美；暴力
中图分类号：I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245-03
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动漫异军突起，以其独特的风格和魅力赢得全球青年人的喜爱，由此对青年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动漫是动画和漫画的合称。就日本动漫之研究而言，以往之研究大都侧重其发展历程或经典作品的介绍等，而在其内部结构或形成原因等的深入挖掘方面，尚存在较大的空缺。有鉴于此，本文作为日本动漫对中国“80后”青年之影响课题研究的一部分，试以萌、腹黑、耽美和暴力四个元素为例，探析日本动漫中所包含的新型元素。
一、萌
“萌”在动漫中代表着一种伴有保护欲和庇护欲的疑似爱情的感情。“萌え”一词曾入选2005年日本流行语大赛的前十名，可见其影响力之大。萌元素最初主要出现在形容虚构的二次元美少女的动漫作品中，或者是被御宅族①用于形容极端喜爱的人物，在眼镜娘、三股辫、天然呆、猫耳朵、水手服、超短裙、卡通背包等细节中有充分的表现。随着萌元素的受热捧，萌系动漫大量涌现。萌系动漫作品多以萌系人物为主，形象可爱，一般人物眼睛硕大，有向Q版人物② 靠拢的倾向，身份多为少女、妖精、老师、巫女等，外表特征包括猫耳、水手制服、眼镜娘、机械女等，性格特征时而傲娇，时而火爆，时而天然呆等。另外，也根据语言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如无口（不爱说话）、关西腔、御宅口吻、口癖、毒舌等。这些萌元素不仅可单独使用，同时也可以相互搭配。如《蔷薇少女》中翠星石的“毒舌”与“傲娇”搭配，《樱大战》中的李红兰则是“关西腔”与“口癖”搭配。萝莉和老师搭配，女仆和暴力搭配，御姐和天然呆搭配，通过这样大胆的搭配，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也是日本动漫深受青睐一个重要原因。最近几年大受欢迎的作品――《妹妹公主》、《To Love》、《我家有个狐仙大人》、《凉宫春日的忧郁》、《守护甜心》无一不是这些搭配的成功典范。
另外，在日本萌动漫中不可不提的便是女仆这一重要象征。日本动漫中出现女仆的作品举不胜举，而由动漫中女仆衍生出来的女仆咖啡店，女仆着装，女仆用语正逐渐成为萌文化的热点，收到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日本曾做过一份关于“最萌职业”的调查，女仆这一职业是以绝对优势胜出。在日本，女仆咖啡店最初主要集中于宅男聚集的秋叶原，③ 那里被称为“宅男的圣地”。而现如今在日本全国各地都广泛分布着女仆咖啡店。在中国，也有一股这样的风潮。在大型城市，例如上海、杭州、重庆等地，女仆咖啡店也惹起了许多爱尝新鲜事物的年轻人的好奇心。
除了女仆咖啡店的盛行，另一产物“萌少女”也开始受到热宠，这些“萌少女”基本以动漫中的人物形象为原型打扮自己，成为“萌少女的专门cosplayer”。她们尤其喜欢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可爱风格装扮。也经常会打扮成动漫人物的装扮，与兴趣相投的朋友们聚会、聊天、逛街等。
二、耽美
“耽美”这个词汇在日文中原本的意思是沉迷于美好事物而享受其快乐，或者说只以美为最高境界，只追求美的事物。它最早出现在日本近代文学中，为反对自然主义文学而呈现的另一种文学写作风格――耽美派。其最初本意是“反对暴露人性丑恶面为主的自然主义，试图找出官能美，陶醉其中追求文学的意义”。后来这个词被日本的漫画界广泛用于BL（boy’s love）漫画上，逐渐发展成为一切美形的男性，以及男性与男性之间不涉及繁殖的恋爱感情，最后则发展为男同性恋漫画的代称之一。
尽管BL的确是耽美的一个主要流派，但在很多时候两者是可以换用的。除此之外，耽美中也包含着武侠题材、玄幻题材、悬疑推理，甚至近代历史题材。也就是说，一切可以给读者一种纯粹美享受的东西都可成为耽美的题材。
将耽美元素引入漫画的应该是竹宫惠子的《风与木之诗》，她由此被誉为日本耽美界的鼻祖。耽美风潮于1991年、1992年开始进入中国大陆。此期间的耽美作品大部分都是一些内容比较含蓄的，其代表作品是CLAMP的命运三部曲――《圣传》、《东京巴比伦》和《X战记》。CLAMP作品中的BL情节始终是非常含蓄的，作品本身并没有太多的亲热画面，而总是在不经意间让人发现一段感情的存在。这三部作品以华丽的画风和曲折、感人的故事情节而风靡一时。1994年之后，市面上开始出现纯粹的耽美漫画。在此必须提及的是耽美的经典之作――《绝爱》（尾崎南）。称《绝爱》为耽美的经典之作实不为过，故事中的两位主角――南条晃司和泉拓人也毫无疑义地被认为是最为经典的耽美组合之一。其中南条晃司对泉拓人的那种不顾一切甚至可以毁灭一切的狂热爱情完全不同于《东京巴比伦》中星史郎和昴流的含蓄之爱，这是它的重要特点，同时也是一大卖点。
在《绝爱》出现的同一时期也出现了许多温馨的耽美漫画，比较著名的有“美男子的亲密爱人”（叶芝真已），“微热纯爱少年样”（阿部美幸）“微忧青春日记”（阿部美幸）等作品。这一类的耽美漫画情节温馨感人，主角大都是高中生或白领阶层。温馨类的耽美漫画一直在大陆耽美漫画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后来大陆耽美原创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一部分温馨类的小说，这不能不说是受到日本耽美漫画的影响。
三、腹黑
“腹黑”一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当时李宗吾先生撰写了轰动一时的《厚黑学》。“厚黑”一词后被日本漫画界转用为“腹黑”。一般指表面温和、友善，内心却充满狡诈之人物，在动漫界则被当做萌的一个属性广泛使用。腹黑，日语读做「はらぐろい，但从字面上来看，就是“肚子里都是黑的”的意思。通常来说，被冠以腹黑形象的人物往往对自己的“黑暗面”进行伪装掩盖，使外人看来总是笑容满面，温柔和善，亲切备至，但在内心中却时刻盘算着某项针对对手的计划。换句话说，是一种外表善良、温柔，内心险恶、狡黠、诡计多端，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折磨死人誓不罢休的人物形象。①
早期动漫中的腹黑形象大多以最终boss的角色出现，而且大多为反面人物，形象可怕狰狞，所以并没有受到热捧。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更多的原创者开始对腹黑元素进行深度加工，于是一群新腹黑角色开始登场。他们常常拥有美好的外形，犀利的口才，天真的笑脸，时不时帮助弱小者的善举，掩盖了黑暗的一面。然而，随着作品情节的步步深入，其腹黑品质才在被一点点显露。如今，这种腹黑角色深受大众欢迎，就连男女后宫片里也穿插入腹黑的角色，在冷酷男、才华男、温柔男、可爱男、元气男中，如果说有新MEMBER加入的话，那就是腹黑男。
在日本漫画里主流腹黑形象。通常像我们口中所说的“笑面虎”，平时脸上总挂着温暖，毫无杀伤力的笑容，来隐藏他们的搞神秘莫测以及可爱的坏心眼，然而一旦认真起来，却杀伤力无敌，在眼镜的忽然一闪光下，腹黑男推了推眼镜，然后说出一句“一鸣惊人”的话。或者是一种美人腹黑形象，走妖媚路线，随便抛个媚眼就煞倒一群人。还有外观楚楚可怜，温柔，但是却很坚强的惹人怜爱的角色，但等你发现他的真面目的时候，事情已经发展到另一层次了。
如今，动漫中的黑腹角色不在单纯的只是腹黑，很多作者甚至把他们摆到主人公的位置上，比如《反叛的鲁路修》中所刻画的主人公鲁路修，鲁路修是11区域私平凡的高中生，学生会副会长。头脑聪慧，精通国际象棋。单原本是帝国的十一皇子，母后被刺杀后与妹妹被父王送至11区成为人质。17岁时从迷样少女c.c.处得到“GEASS（德文译为契约）”之力，便在布里塔尼亚国进行革命。得到GEASS力量之后，鲁路修就变成一个性格贪婪，总是散播死亡信息，以杀死自己父亲为目标的王子。而他做这一切的目的，只是为了给残疾的妹妹娜娜莉一片生存的天空。在R2中不难发现，鲁路修的心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起一年前说着“感情是碍事的东西”，他正在学会爱与被爱。在他轼父登基后，便将自己的死亡展示给世界，从而终结了世界的仇恨。①
如今，日本动漫中的腹黑都有几个共同特点：有理想、有疼爱的人、有血海深仇，或执著于某个事件。腹黑的角色在日本是大受欢迎的。从漫画形象来看，腹黑并不是贬义词。近些年网络上对“腹黑”一词的使用又有了新的理解。大多用来形容表面严肃却喜欢恶作剧或是经常调笑别人的友好型的人。可以说它逐渐转化成一个对性格或脾性进行描述的中性词，同时，它又不同于日本漫画中双面性格的描述。类似于古灵精怪，但一般用来描述年龄较大的青年人。
四、暴力
对于文学及影视作品中的暴力的研究，从来到这世界上第一天就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尤其是电视进入家家户户之后，电视暴力又成为了讨论的核心。动漫作为一种可以在电视上播放的动画片，不可避免地加入到这场研究暴力的讨论中。从本质上来说，动画片是通过人工的静止画面连续显现而形成动作，从而传播其内容的艺术形式。正是它这个特征，使得它与其他电视节目不同。大多数动画片有漫画的原稿，相对于电视剧、脱口秀等真人节目，动画片在制作上限制更少，只要是能通过画面表现出来的内容，即能纳到动画片情节中。在日本，很多的动画都以漫画为基础，在漫画连载一段时期，聚集了一定人气之后，才决定要将这部作品动画化。动画化之后的作品不仅包含了文学作品中惯用的暴力，也因为动画制作、配音技术以及电视传媒等原因，使得作品本身的暴力元素越发得到彰显。以下我们将从暴力描写与内容安排上分析日本动漫中的暴力元素。
首先，暴力元素作为一种推动情节发展的需要，被广泛利用到动漫作品中。例如《圣斗士星矢》、《龙珠》、《火影忍者》、《北斗神拳》这类动画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战胜对方来推动情节的发展。这一类动画往往表现出主人公坚忍不拔、毅力顽强的性格特征，面对敌人不屈服的意志。动画暴力描写倾向于以华丽的手法表现情节，特技使用较多。如《圣斗士星矢》中各类拳法的名称，《火影忍者》中夸张忍术的进攻手段等。另外，还有像《X战记》、《无法逃离的背叛》等作品，描写非现实生活的故事，就如同武侠片一样，这些作品编制了自己的社会环境，有着自己的一套社会规则。因此，一些暴力场景如家常便饭一般频繁出现。
其次，利用以暴治暴，反衬主人公。在这类作品中，暴力使用的更为频繁。如《美少女战士》、《极道鲜师》等，通常先描写非正义的破坏行为，在正义一方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反抗或阻止破坏行动，最后赢得道义上的支持。像这种以暴力维护道义的形式，在日本动画中是司空见惯的，甚至就连一些描写校园生活或者纯爱题材的漫画中也会有穿插着这种暴力元素。如《流星花园》中，牧野被同学欺负，道明寺则挥拳为之出气等。在《好想告诉你》里，黑沼爽子虽然受到同学的诬陷和欺负，但是好朋友意气相挺，使主角鼓起勇气向大家解释误会。
再次，动漫中的暴力不得不提的一点就是它那无与伦比的夸张性。日本动画中常常可以见到被踢飞、被炸干、触电冒烟、烤焦一类的画面。比如《乱马1/2》中，在学校人气很高的小茜在选择男友的方面，一定要比自己武功高强的男人。小茜每天到学校都会遇到一大群追求者拿着各种武器来求爱，小茜每天的必修课程就是把他们全踢飞。各种Q版人物形象以及夸张特技层出不穷的《灌篮高手》中，樱木花道的Q版形象使得整部动画更加生动，被赤木打得满头包的样子十分惹人喜爱。这种夸张并带有搞笑元素的情节不但表现了作品的幽默风趣，还大大冲淡了暴力带来的负面影响。
最后，还有描写真实社会，反思社会的暴力场景。日本动漫中有很多题材，通过描写暴力战斗等惨烈的场景，讽刺战争以及当代社会问题。比如《城市猎人》、《推理之绊》、《银河英雄传》等，这些作品颇具浪漫风格的打斗场景以及细腻的战斗内心描写，给受众带来了观赏上的视觉冲击，不得不说这是十分符合观众观赏性的要求。这也与日本动画制作精致的唯美主义倾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结论
以上以萌、腹黑、耽美、暴力为例探析了日本动漫作品中出现的新型元素，其总体特征可概括如下：
萌元素定义最广，最初总战斗系女生开始启蒙，深受日本宅男的欢迎，现在已经引申到有特定可爱特征的人事物上，并逐显示其巨大的商业潜能；耽美原是日本文学流派的名称，其对美的追求被日本动漫界应用，如今更多的指代BL动漫。它的传播对中国大陆耽美原创文学作品中有极大的影响；腹黑元素在早期动漫作品中以反叛角色为特征，如今这种善于计算，善于伪装的个性得到发掘与伸展，在观众中大受欢迎。在日本动漫这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暴力的描写趋近细致、频繁、夸张。虽然很多动漫暴力元素并没有像人们认定得那么血腥，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作品的魅力。不过，它究竟会带给观众怎样的影响或心理暗示，学术界如今依然存在着争论，需要进一步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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