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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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公民道德素质；调查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2-0040-02

党的十报告指出：“要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1]可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已经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大力发展城镇化的今天，农民工的道德素质，尤其是年龄在16―35周岁的作为城镇化主力的新生代农民工的道德素质尤为重要。为此，笔者针对304名新生代农民工的公民道德素质状况展开了调查。

一、调查对象和调查方法

（一）调查对象

笔者于2014年7月对320名年龄在16―35周岁的新生代农民工的道德现状以及生存现状展开了问卷调查，这320名新生代农民工分布在建筑、销售、餐饮等不同行业，年龄与性别分布相对均匀。本次调查问卷涉及范围较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道德现状。本次调查问卷共发放320份，收回316份，回收率达到98.75%，其中有效问卷304份，有效率为96.2%。

（二）调查方法

本次以调查问卷的方式为主，主要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道德现状以及可能的影响因素展开调查，主要涉及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现状、社会公德现状、职业道德现状和家庭责任现状四个方面，这四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品德的现状。针对这些方面可能涉及的问题，问卷一共设计了25道题目，全部采取封闭式的设计方式。同时，为了避免调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不足，对个别调查对象以及其身边的朋友进行了访谈，以确保本次调查收集数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二、调查结果统计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现状

对于心理状况方面。当问到“您的理想在现实中的状况”时，仅有28.5%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了有坚定的信念。可见，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感到迷茫，仅有不到1/3的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有明确的打算。当涉及到“自己对城市的融入程度”问题时，有高达56.2%的新生代农民工感觉被排挤在城市之外。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来城打工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在城市扎根，当这种愿望无法满足时，势必会导致一系列道德问题的产生。当问到“当您受到不公正待遇或委屈时，您是否有通过破坏性的行为来发泄的想法”时，有将近38%人选择了想过。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不是很健全，需要得到及时疏导。

由以上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带着希望来到城市，想融入城市却受到排挤，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他们出现了失落与彷徨的心态，甚至个别人表现出过激的想法，需要及时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帮助。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公德现状

社会公德方面。在涉及到“您是否会在公共场所吸烟吗”时，有27.9%的人选择了不会注意是否是公共场所，这一比例虽然相对来说不大，但是对待公德问题上已经足以引起重视。在涉及到“当您遇到老人摔倒您会去扶吗”问题时，有68.1%人选择会扶，这说明在总体上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能够守住道德底线的。在涉及到“您拾到别人财物时的做法”时，有79%的人选择会归还失主。这一比例虽然显得较高，但是拾金不昧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显然在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中并未得到很好的弘扬。

由以上的调查统计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在不涉及到金钱利益的问题时多数表现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一旦涉及到金钱利益问题，有些人的表现就会差强人意。可见，在公德心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还存在着一定的自私心理，有待提高。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道德现状

职业道德方面，在涉及到“您对现有工作所持的态度”时，有38.3%的人选择了为了谋生必须干好和选择少不得不干，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不足，仅将所从事的职业当作谋生的手段，缺乏事业心。在涉及到“对您来说您认为追求经济效益和诚实守信哪个更重要”时，有37.1%的人选择了二者兼顾。两者兼顾的理想状态在现今时期其实很难做到，再加上有15.2%的人选择了经济利益，这两者的比例之和已经超过了50%，所以，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诚信问题不容忽视。在涉及到“您认为该如何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时，仅有32.4%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了集体利益为重。从实际情况看，新生代农民工很少有长期稳定的工作，多数人频繁的换工作，所以在集体与个人利益之间迫于经济压力只能以个人利益为主。在涉及到“对单位制订的规章制度的遵守情况”时，有65.3%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做到完全遵守。这一比例显然较低，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道德的缺失。

由以上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在诚信意识、敬业精神、集体主义原则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虽然有政府和社会的原因，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原因，所以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的建设者，要想更好的融入城市，提高自身素质是前提。

（四）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责任现状

家庭责任方面。在涉及到“您外出打工时您的未成年子女怎么办”时，有36.2%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了留在家里。这从一定程度来说也表明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待子女欠缺关爱。在涉及到“您怎样看待‘临时夫妻’问题”时，有18.2%的表示可以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现象虽然可以理解，但也是缺乏家庭责任感的一种表现。在涉及到“您认为怎么样才算孝敬父母”时，有88.9%的人都选择了经常回家探望父母，陪伴他们；剩下的11.1%选择了定期给父母寄钱。从数据来看，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在孝敬父母方面还是值得肯定的。但其实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常回家看望父母，很多人甚至几年才能回一次家。所以，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如何更好地承担起孝敬父母的责任一直是一个难题。

由以上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家庭责任感方面总体上是好的，孝敬父母，有着正确的婚恋观，即使有部分人是迫于无奈无法很好地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但是他们正在努力承担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但也有少数人缺乏家庭责任感，不懂得什么是家庭责任，将家庭责任物质化。

三、对新生代农民工公民道德素质现状的总结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现状：迷茫与彷徨，希望得到尊重

新生代农民工不像老一代农民工，他们在家中受到父母的溺爱，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来到城市以后受到城市多元文化的冲击，他们的心理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们想融入城市，过着城市人的生活，得到他人的尊重，另一方面由于现实的各种原因的影响，使他们难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受到一些城市人的排斥与歧视，无法享受到城市人的待遇。同时他们又面临着非常大的经济压力，理想与现实产生了巨大的差距以后，新生代农民工难免会产生自卑、压抑心里，导致各种失范现象的产生。所以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不容忽视，必须对新生代农民工给予正确的引导，培育他们良好的道德品质。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公德现状：总体上值得肯定，但存在一定的自私心理

社会公德是整个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础，对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方面的建设都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其成长环境，以及自身受教育程度有限、缺乏正确的引导的原因，难免会有道德问题的产生。有些新生代农民工无视公共秩序的存在，不遵守交通规则，横穿马路、乱闯红灯；在公共场所，不顾及他人感受，大声喧哗、吸烟。除此以外，调查中还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助人为乐意识上也存在一定的欠缺，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受到挑战。以上新生代农民工公德意识缺失的问题，应当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道德现状：诚信意识缺失，集体主义原则淡化

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寻找工作或者工作过程中存在着以下道德问题：首先是诚实守信意识缺失。市场经济社会充满着激烈的竞争，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会导致道德问题的产生，“金钱至上”的利益观已经在某些新生代农民工头脑中根深蒂固，甚至可以为了金钱不择手段。这势必会导致各种诚信问题的产生。其次是集体主义原则淡化。存在着当个人利益受到损害时，为保全自身利益而损害集体利益，还有些新生代农民工私拿集体财产，偷盗国家电缆、下水井盖等行为，这些行为都是缺乏集体主义观念的体现，给集体或者国家造成损失。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道德素质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责任现状：富有责任感，难以落到实处

调查表明，由于经济能力以及社会制度等方面原因，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一些难以承担家庭责任的状况。比如，新生代农民工迫于某些原因只身或夫妻双双来到了城市，从而就导致了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的产生，这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也是无奈之举。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子女就无法进入城市的学校学习，而留在家中又得不到好的家庭教育，使他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孝敬老人方面也很难做到位，有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仅仅是过年的时候才能回家。所以，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如何承担起应该承担的家庭责任，如何处理好夫妻关系以及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将家庭责任行为落到实处，不仅关系到其自身的幸福，更关系到家庭的和谐乃至社会的和谐。

综上所述，新生代农民工的道德素质在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某些方面仍然不容乐观。比如，心理方面表现为心理落差大，缺乏幸福感社会公德方面存在自私心理，职业道德上诚信缺失，缺乏集体主义精神，家庭责任难以落到实处等等。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既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原因，也有政府和企业的原因，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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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金融服务体系研究 河南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现状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心态探析 探析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探析 探析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工作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模式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困境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探析 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体系途径探析 共青团组织服务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途径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与政府支持体系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对城镇化建设的作用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何去何从? 新生代农民工调查 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心理的群体性特征探析 基于社区融入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探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2011年3月10日。②韩振方：《论新生代民工的特点和作用》，《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③长子中：《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城市困境 想当城市人门槛多多》，《经济参考报》2010年1月12日。④颜琴：《新生代农民工身心健康问题研究》，《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⑤《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及其影响》，河北省人民政府网，http：///article/20090825/1271015.htm，2009年8月25日。⑥邵艳梅、孙士江：《河北省农民工心理健康现状及对策建议》，《河北学刊》2010年第5期。⑦“农民的培训需求及培训模式研究”课题组：《农民的培训需求及培训模式研究（总报告）》，《经济研究参考》2005年第35期。⑧⑨冉曼曼、文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模式探讨》，《技术与市场》2010年第7期。⑩何奇飞、陈友庆：《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分析》，《经营管理者》2011年第4期。韩雪松：《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困境与解决策略》，《西安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鲜开林、刘晓亮：《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问题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北京海淀区将建立农民工心理疏导员长效机制》，《中国职工教育》2010年第8期。张建武、张一名、杨锋锋：《深圳市新生代农民工新特征调查报告》，《劳动保障世界》2011年第3期。荆桂英、龚文静：《农民工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建构》，《商业时代》2010年第29期。《浙江省总开展专项行动：“关爱职工心理健康”》，《中国职工教育》2010年第8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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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大真.中国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现状与对策研究[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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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工作措施

一、导论

1.研究背景

国家人口计生委2011年10月9日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指出，新生代农民工规模不断增加，已占农民工整体的47%。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城市化轰轰烈烈，如火如荼，而社会的发展，除了精英的引领，更倚仗于数亿农民工的辛勤付出。他们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同时，他们本身也处在变迁中。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在城市务工的具有农村户籍的青年。社会各界对于农民工的市民化、城市融入方面的问题十分关注，但事实上，新生代农民工究竟能否融入城市社会，不仅仅取决于其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变，还取决于其在多大程度上适应城市的文化生活环境。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城市文化生活环境的适应性对其自身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而言都具有重要影响。

2004年，文化部下发“关于高度重视农民工文化生活切实保障农民工文化权益的通知”，首先在政策层面上提到了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问题。到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出台后，保护农民工文化权益，关注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成为农民工服务的重要内容。各地相应地出台了一系列“实施意见”。但总体上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服务缺乏整体规划和制度安排，大部分政策措施停留在“送温暖”的层面，缺乏针对性、可操作性的举措。

2.研究目的

为全面深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现状，分析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的原因，并从政府、单位、社区、市场等角度提出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建设的工作措施，我们对地处长江中下游经济发展较快的T市通过问卷调查、部门访问等形式开展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现状”的调研活动。本次调研对象以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主，调查内容涵盖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内容、文化消费层次、文化终端利用情况、文化组织情况、文化需求与倾向以及精神健康状态等方面的特点及问题，从政府、企业、团组织角度提出相关工作措施。

3.研究对象

此次调查在T市（地处长江中下游，经济发展较快，毗邻苏州上海）范围内开展，分发的问卷布及全市各乡镇、区，深入村、街道及部分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聚集的区域，如集宿区、外企、种植区及民工子弟学校等重点进行走访调查。主要调查对象为在T市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而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此类人群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期望值较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较高，工作耐受力较低。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更高、更强烈、更迫切。此次调研面广量多，具有一定代表性。

4.研究方法

①问卷调查：向T市新生代农民工发放问卷200份，收回199份。分发问卷为我们了解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工作的基本情况，特别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特点等有更深入的了解，为形成调查报告提供第一手资料。

②文献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相关单位的支持，向我们提供了T市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分布及就业情况等。此外，通过查阅相关书籍材料，进一步充实调查报告内容。

二、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状况分析

根据对T市新生代的调研结果，我们可以得出T市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精神文化生活内容单一，娱乐化倾向明显

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以外的业余时间主要干什么呢？据调查结果显示，活动频率最高的三项活动是“看电视”（54.8%）、“听音乐”（20.6%）、“去电影院看电影”（15.1%），显然这些活动具有个体化、低运动量、富有娱乐性的特点。一些有组织的活动比如“参加体育或文娱活动”“参加公益活动”或具有城市化特点的文化活动比如“去图书馆、文化馆、纪念馆”等，新生代农民工均较少涉及，文化生活内容单一。此外，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呈现娱乐化倾向，除了“看电视”、“听音乐”、“看电影”以外，“去公园广场”（13.6%）、“逛街”（12.1%）、“去录像厅或歌厅、舞厅”（9.5%）、“电脑游戏、上网娱乐”(8.5%)也有不小的比例。这些基本属于“时间消磨型”的活动，具有明显的娱乐化特点。“读书看报”虽然有7.5%的比重，但大部分人（63.8%）只是看“娱乐消遣类”的书报。甚至有一些新生代农民工仍受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喜欢阅读“算命风水类”的书刊。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中知识增进型或能力发展型的活动较少。

表一：新生代农民工闲暇时间主要活动

2.文化消费金额较少，文化消费层次较低

从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每月用于文化消费的金额比重最高的一个区间是“11-30元”（42.1%），大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每月的文化消费金额在100元以下，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群体（11.3%）文化消为零，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消费的整体水平偏低。而那仅有的几十元钱主要用于看电影、买报纸杂志、上网等花费不高、层次较低的项目。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看电影”也是一个重要的消费领域，集宿区的农民工的电影消费更是达到了首位（45%），但是通过访谈得知，大部分农民工看的主要是企业组织播放的、小影院的低价“电影”或者通过购买盗版光盘、上网点击下载等方式进行电影消费，市区的星级影城对于一般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则是极为奢侈的消费。

表二：新生代农民工每月用于

买书,买报纸,看电影,看录象等文化消费的金额

3.各类组织活动较少，组织活动参与率低

据调查统计显示，尽管79.8%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单位有共青团组织，团组织覆盖率较高，但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大部分的团组织（54.7%）开展工作的情况是“偶尔组织一些活动，但作用不大”，甚至还有一部分受访者（12.4%）表示“从没有过活动”。其他各类组织情况也类似。而包括团组织在内的各类组织活动缺乏吸引力，参与率较低。

4.普遍存在心理压力，但减压方式单一

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程度不同的心理压力，其中不同的群体心理压力也不一样，工作强度高、收入低的群体心理压力更大。而他们减压的方式相对比较单一，较多的人选择比较便捷的减压方式，如听音乐、看电视或电影、睡觉等可以自己解决的方式，缺乏专业的心理疏导。

三、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问题产生的原因

1.经济收入低，文化消费能力不强

农民工的业余精神文化生活与他们的职业、收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职业、收入稳定的群体在时间与金钱方面有着更多的支配权，他们的业余生活相对丰富。在经济收入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除去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费用，他们每月可用于文化娱乐等消费的费用几乎所剩无几。对于城市里动辄几十元上百元的娱乐休闲场所，他们一般都会敬而远之。虽然调查显示农民工在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支出很少，但这并不表明他们不需要精神文化生活。相反，他们对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充满了渴望。

2.管理及运行机制不完善

从根本上说，我国长期奉行的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制度体系是导致农民工文化生活贫乏、相应的文化权益得不到保障的制度性根源。享受低工资并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农民工很难完全摆脱生活的压力。而文化需求是一种基于生理和安全需要之上的较高层次的需要，其消费会受到生存消费的强烈制约，当前政府文化部门对农民工文化生活的“关照”只是作为一种非法定职能的方式存在，具有随机性和“个别自觉”的特点，且在全国发展不平衡。管理和运行机制上的不完善，导致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文化孤岛”现象的出现。

3.企业、社区对农民工文化生活缺乏重视

企业和社区是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的真谛，他们对于农民工文化活动的重视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影响颇大。许多企业和社区对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缺乏重视，没能为他们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服务，也没有为改善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投入更多财力物力。他们的忽视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的原因之一。

四、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工作措施的建议

一是加强政府投入，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充分发挥政府的政策性和财源性主体的功能。政府作为政策的主导方、行动实施的监督方以及财政的补贴方应该做到宏观推动作用。只有全社会形成了良好的法律和人文氛围，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才有可能改善。

二是强化企业社会责任，营造用人单位和谐的文化氛围。用人单位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直接领导者与服务者，其在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加大企业投入，配备和完善企业文化生活硬件设施；2.开展针对员工的心理健康服务，帮助存在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员工和应对突发急性冲突事件；3.有条件的企业可开办“企业大学”，提升员工知识技能；4.开展丰富精彩的员工关怀活动，丰富农民工闲暇的精神文化生活。

三是以社区为基地，补充和扩展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服务具有现实的需要性与可行性。社区可以组织开展社区调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状况和需求，增进社区文化服务可行性措施、预计的困难及相应的解决办法等，并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文化服务站，以社区文化服务站形式满足农民工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

四是加强和谐文化市场构建。文化市场，是指按价值规律进行文化艺术产品交换，和提供有偿文化服务活动的场所，是文化艺术产品生产和消费的中介。打造多元的文化市场，提供质优量多实惠的文化产品，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乃至更多的困难群体纳入到文化市场的消费群体中来，这将对提升农民工的精神文化水平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五是加强共青团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服务工作，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共青团作为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当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利益的代言人和权益的维护人是共青团为党做好青年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首先，要提高团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覆盖率；其次，加强团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活动的建设，包括举办新生代农民工技能竞技大赛、利用12355青少年服务台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心理服务等；再次，整合社会各界资源，形成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社会网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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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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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采访徐杨，非常偶然。

2月8日，因赶着从成都回北京过年，一大早我就去一家酒店餐厅吃早饭。餐厅里空荡荡的，一个厨师模样的小伙子坐在餐厅尽头摆弄手机，见我进来了，扭头朝厨房里喊道：“有人来吃饭了，快把粥端出来。”说完，又低下头继续玩手机。隔着两张桌子，我取了食物坐下就吃。

“大哥，好羡慕你呀，可以回家过年啦！”他突然迸出的一句话，让我感到很好奇。

“明天就过年了，你还没放假吗？”

“放了，我要值班。过完年再回老家。”

聊天中，我知道他叫徐杨。23岁的他刚当爹没几个月。“尽管很想孩子，但要多挣点钱养家，所以春节假期我选择留下值班。”

看上去腼腆的徐杨，说起在城市逐梦的辛酸，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学生时代，徐杨就梦想着做一名厨师。15岁初中一毕业，他就跟父母说要做厨师。“本打算到成都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大酒店从学徒开始做。可当时有个熟人在石家庄开餐厅，叫我去帮忙，每月给500元。他还跟我父母说我那个年龄算童工，大酒店不敢招。”就这样，徐杨怀揣着梦想来到了遥远的北方。因为有梦想，他做事很勤快。但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一个老板才给他发了400元工资，还加上一句“勤快一点”。

“这让我感到莫名其妙。”回忆起当初的遭遇，徐杨至今都感到很委屈。“好不容易挨到年终，老板要我来年还来，并且要给我涨工资。一听说只加50元，我说，算了，我不来了，我要去读书。”徐杨话语中，透着炒了老板鱿鱼的。

大城市并不像想象中那般好闯。这坚定了徐杨学门技术的决心。于是，他又重新走进了学校。

“学电子轻巧，都是手上的活，将来进厂子不会很累。”在四川联合经济专修学院老师的劝说下，徐杨学了电子技术及应用。这个选择偏离了他的厨师梦想，打动他的也许是“不累”。

2008年，徐杨再一次离开成都，到广东中山一家空调企业实习，做了流水线上的一名员工，装空调上的冷凝器，福利待遇和正式员工一样，每月1300元。可好景不长，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订单减少。“接连几个月我都只拿到900元工资。最后满半个月才拿了300元，连吃饭都不够。”2009年5月，徐杨又回到了成都，回到了最初的梦想。

“表哥在一家餐厅做厨师长，我到他那里切菜。餐厅不是很大，主要做四川家常菜。我在那里做了两年。”徐杨站起身去翻一翻加热的菜，回来坐下继续说。“餐厅给的工资太低，刚去时什么都不会，老板每月开900元我还能接受。平时要求加一点工资太难，每半年或一年加100元或200元。2010年涨到1100元，2011年我快走的时候，才加到1300元。工资太低了，我不干了，就要出来找工作。”

临走之前，老板同样用涨薪挽留。但只加200元这种挤牙膏式的涨薪，离徐杨的理想薪酬还差三四百元。“一千七八我还能接受，我觉得要求也不是很高。”

现在供职的这家快捷酒店满足了徐杨的诉求。刚入职时每月1800元，一年后按合同涨到2700元。“到外面我也能挣到这么多，只不过可能要比这里累一些。”

由于只做早餐和中午晚上的员工餐，徐杨业余时间很多。在熟人介绍下，勤快的他又在一家写字楼找了一份给地下停车场做保洁的兼职，每月收入1800元。

权益常受损，保障靠自己

“虽是兼职，有五险一金，也算正式职工，只不过是夜班员工。”徐杨在正规的企业都有劳动合同，但在个体餐厅工作都没有签订过劳动合同，每次加薪都得自己跟老板提出来。“每次都是自己要求涨，看老板给多少，根据市场行情，我看合不合适。然后再谈一下，谈得合适的话就可以做，谈不拢的话，就换一家，现在招人的也很多。”

在社会发展和教育水平提升的双重作用下，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有着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有着比父辈更高的期待，维权态度更加积极。

共青团四川省委的调查显示，32.81%的川籍新生代农民工属于无合同就业甚至仅从事不稳定的临时工作。当遇到工资被拖欠克扣时，多数川籍农民工希望以平和的方式来维权，39.95%表示将“与老板协商、调解”、36.9%表示“寻求法律帮助”、10.38%表示“到政府机构相关部门寻求帮助”。调查显示，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时，45.46%选择“自己解决”、19.27%选择“向家人求助”，在寻找工作途径方面，有38.99%是依靠亲戚朋友介绍进入现在岗位的。

但是，农民工的就业一般集中于非公经济组织，在劳动合同签订、工作时间、劳动报酬、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长效的监督机制缺失，致使农民工权益受损，而在进行维权活动时，由于长效制度、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缺乏，又往往难以充分实现维权目标。

城市留不下，期待去创业

说起厨师培训，徐杨说：“刚开始也想过，进大一点的酒店或餐饮企业，学做工艺菜，做比较上档次的菜。但没有这方面的信息，不知道什么时候招人，所以一直没实现。现在有了孩子也耽搁不起了，要是再去当学徒的话，一个月一千多点的工资，孩子日常开支都不够。”

“趁孩子小，我在成都再干两年，存点钱，将来回老家在乐至县城做点小生意——卖凉菜。”说起未来打算，徐杨对自己的手艺信心满满。“在成都干，赚得起赔不起，铺面难找，租金也高。”

在四川，在中国，有徐杨这样经历和想法的“80后”、“90”后很多。

据共青团四川省委2012年《川籍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发展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川籍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动机中的非经济取向明显提高，务工动机中“长见识”、“实现梦想”、“向往城市生活”、“为将来创业积累资金”所占比例为69.34%，与老一辈主要追求经济收入的特点相去甚远，务工动机由生存型转向发展型。

国家统计局2011年3月的一份《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课题报告也指出，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都有明确的职业发展目标，比较看重自己未来的发展。对于职业发展目标，有25.8%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掌握专业技术，有一技傍身”，还有26.3%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自主创业当老板”。因此，政府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不仅能满足劳动力市场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也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职业发展和收入问题。

政策多给力，融入更顺畅

然而，四川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鸣鸣博士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必然趋势。“从宏观政策环境看，十报告指出，要加强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联动，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无论从主观意愿还是客观需要，新生代农民工都是最容易城镇化的群体。” 张鸣鸣说，“事实上，不少地方已经开始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要目标的城镇化方案，出台政策措施，推动这一群体尽快在城镇稳定就业。四川省新近出台的‘十二五’城镇发展规划，就明确提出要从住房、就业服务等几个方面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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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择偶观念城市化

著名的现代化问题专家英克尔斯曾指出，城市经历对于现代性量度有很强的间接影响，也就是说，城市经历通过大众传媒、学校教育和工厂经历等对人的现代性产生影响(英克尔斯，1992)。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受城里的新思想、新观念的襦染，他们也开始学着城里人大胆追求理想对象，“舍得花钱培养感情”，会在重要的节日为心仪的姑娘送花，或者是约心仪的姑娘看电影、逛街，制造并享受浪漫的爱情感觉。他们更加渴望自由恋爱的婚姻模式，

(二)择偶标准多元化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开始多种角度、立体的全面的考虑其择偶标准，不再局限于传统农村“能过日子”、“勤劳”、“老实”这样简单的线性思维。他们的择偶标准已经开始多元化了：“谈得来”、“感情好”、“体贴”、“有共同语言”、“相貌俊”等现代择偶因素越来越受到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视。他们重视对方的个人品质和能力等个人条件，轻视家庭背景、政治成份等传统择偶标准。

(三)择偶方式市场化

随着市场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很多农村地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加快，而日益发达的各种交通、通讯设施也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自由交往提供了方便。随着男女青年交往频率的增多和交往范围的扩大，自主选择的婚姻越来越多，介绍婚姻的“媒人”范畴也大大拓宽了：亲戚、朋友、打工时的同事、婚介所、报纸、杂志、电视台、广播电台，甚至包括了因特网。需要指出的是，在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网络、手机信息等也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交友平台，在这个虚拟社区里能够自由地进行情感交流。

(四)择偶区域扩大化

随着择偶方式市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区域大大延伸，婚姻圈突破了原来地缘和血缘关系的狭隘限制，只要双方情投意合，“一切皆有可能”。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娶城里姑娘已不是天方夜谭，打工妹嫁“城里郎”也较常见。并且，不少新生代农民工与“打工妹”之间的相互吸引与结合不少是跨地区、跨越语言障碍、跨越习俗差异的。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背景下的男女恋爱结婚的机率越来越高，相互学习，优势互补。这也反映了群体之间关系的融洽程度。

(五)生育观念逐渐城市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农民以耕地为生，对男性劳动力有着很强的实际需求。而且长期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落后，也强化了“养儿防老”的思想。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打工，接受城市的新思想、新观念，向往城市新生活，流动经历对他们接受新型生育文化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使他们传统的生育观念开始向现代、先进方式转变：婚嫁生育趋晚，初育年龄有所推迟，“少生优生”，“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后传人”，少生快富等进步婚育观念已经成为他们的生育新观念。重男轻女，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传统的生育观念在新生代农民工那里正从心灵深处逐渐崩溃着。根据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调查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65％的人希望生育1个孩子。这表明，这个处于生育高峰年龄段的特殊群体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改变。

(六)生育意愿逐渐理性化

生育意愿是个人或是家庭对未来子女数量和性别的一种理想状态，具有子女数量、性别及生育时间三个维度。生育意愿受经济发展水平、个人经济条件、周边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也就是说，个体的生育意愿取决于宏观社会条件和微观家庭的生育决策。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打工，相对于生活在农村的人口而言，有着更为广阔的生育自由度，但他们已经能够理性对待，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的“超生游击队”四处躲避、盲目地选择生育――“不生男孩不罢休”。他们已经不再单纯追求孩子数量，也不再一味地只想生育男孩，而是更加趋于理性地结合自己的经济收入、抚养能力和发展状况，通过对男孩和女孩在人力资本投资、价值实现及实现途径等方面的客观比较，来做出生育的早迟、生育的密度以及生育的数量等生育决策。

(七)初育年龄逐渐延后化

受城市婚嫁生育观念的影响，随着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养育成本的提高以及职业不稳定等的影响，动摇了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生育意愿，新生代农民工的初育年龄普遍比上一代推迟。根据深圳的一份调查显示，外来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生育时间倾向于在26-28周岁之间，那么结婚与生育的时间越要向后推迟。可见，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晚婚晚育，优生优育”越来越深入人心。龚红莲2007年对深圳市“姚圩街”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显示，有71％的人表示赞成晚婚晚育。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生育面临的困境

(一)受职业限制找不到爱情，也不敢生育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取向较上一代农民工较为理想化，希望从事轻松且待遇较好的职位，把工作看成是开眼界和找机会的手段。但他们绝大多数仅仅接受过初等教育(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初中及初中以下占90.1％)觖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过早辍学且无一技之长，即使有这种期望，大多数也不得不屈从于现实，只能从事繁重的体力活，此种地位也决定了他们所认识的都是和他们差不多(地位)的人。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尤其在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方面几乎都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首选。在封闭的建筑工地和封闭的工厂里，他们“眼里只有尘土和沙石、钢筋、水泥、机器”，“根本没有机会见到女孩子，工地上全是男的。”这些工作脏、累、苦，工资待遇不高，风险大，因此很难受到年轻女子的青睐。

在男性农民工感叹“没有机会”的同时，在一些玩具加工业、电子产品组装服务业、纺织制衣业等业内厂子里则是新生代女农民工成群结队，同样苦于“恋爱无人”。这些单位女性农民工占绝大多数，加上她们在恋爱上一般比较矜持，不好意思主动和厂外的男性接触，所以她们的婚恋也成了老大难问题。此时，职业搭起的围墙正束缚着这些青春萌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当他们意识到年龄已大需找到另一半时却发现为时已晚，在婚姻中处于尴尬的境地。

同时，新生代女农民工工作多是服务、加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相关权益很难得到保障，流动期间选择生育会直接影响到她们的打工生涯是否能够继续。而且作为生育行为的唯一主体，流动中的女性比男性面临着更大的机会成本和心理成本，因此往往会推迟生育时间。

(二)工作时间太长，没时间“找朋友”

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大部分是体

力型、服务型工作，一般情况下他们工作的时间较长、工作任务较重，认识异性的机会相对较少。2010年3月底发国家统计局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称，2009年度全国外出农民，工达1.45亿人，其中89.8％的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超出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调查结果显示，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外出农民工平均每个月工作26天，每周工作58.4小时。从农民工集中的几个主要行业看，制造业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58.2小时，建筑业为59.4小时，服务业为58.5小时，批发零售业为5％6小时，住宿餐饮业为61.3小时。《2007-2008年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分析与预测》蓝皮书中调查显示：从每月工作时间上来看，43.4％的农民工没有休息日，休息2天的有21.7％，9.5％的农民工每月休息4天，只有2.1％的人每月休息8天。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5天，平均每天工作10.17个小时。工作时间太长，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这使得他们很少有闲情逸致与他人交往，客观上减少了和异性接触的机会，对新生代农民工择偶制造了障碍，造成了对男女关系的疏离，影响感情的开始及其发展。

同样，生育孩子不仅花费金钱，而且花费时间和精力，人口学家贝克尔曾指出，抚养孩子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孩子是一种“时间密集型产品”，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工作时间较长，也没时间生育。

(三)收入水平偏低，影响爱情发展和生育

择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虽然感情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大，但经济地位的作用也绝不能忽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因素催化着人们对物质追求的欲望，许多人以经济标准来衡量一个婚姻能否幸福，婚姻也越来越变得功利和务实。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收入普遍较上一代农民工高，但仍然也对新生代农民工择偶造成了影响。根据四川性社会学与性教育研究中心的“成都市服务行业青年农民工婚恋发展状况研究”的调研结果显示，择偶时“女性则更看重男性的经济实力”。此结果与《2006中国大城市婚姻情感状况调查报告》的“女性比男性更重视经济条件”结果一致，说明青年农民工择偶观已和城里人基本一致。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年调查，从收入水平看，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在1501-2000元之间的占16.9％，1001-1500元的占21.6％，701-1000元的占26.6％，501-700元的占23.4％。其中能准时或基本准时拿到工资的占75.3％，偶尔拖欠的占17.4％，经常被拖欠的占7.3％。经济是一切的基础，尤其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情况下，组建一个家庭也面临着不同的压力和网扰，新生代农民工的爱情与婚姻，同样需要经济条件为基础，爱情尤其是婚姻不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上，经济基础好一些，可以减少不可预知的未来生活风险和生存压力，“没有经济基础的爱情，肯定不会长久”，这也影响到新一代男性农民工未来的择偶。另外，不少新生代农民工虽然结婚，但也因为囊中羞涩，不得不暂时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将“生育”搁置起来。他们立足城市的意愿较强，但“养孩子的花费太高、“养不起”的担心还是非常突出的，早生孩子对经济条件不是太好的他们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即生育存在着一定的实现障碍。

(四)交际面窄，找不到爱情

社会交往圈是个体与他人交流和互动的基本平台，而恋爱和婚姻一般是以相互理解、互为主体性的最高级形式的交往。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期间的交往圈子狭小，所以流动带给他们的择偶机会、选择的余地是很小的。农民工获取信息的途径以及从事的工作也决定了他们社会交往的范围是非常狭小的，这也使得他们择偶的范围是相当有限的。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调查，青年农民工进人所在工作单位的方式中，最多的情况是“自己找的工作”，和“通过亲戚朋友、同乡介绍”两种形式，两者合计占70％，以建筑业、服务业最为典型。这些工作交际面窄，很少与外界发生互动。况且，这些地方一般地理位置偏僻，远离繁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半径基本上在工厂，很难获得与异流的机会。另外，他们参与社会活动多以局限于老乡或建立在血缘、地缘关系或业缘关系上，交往的圈子亦多是与自己相似的农民工，其交往圈同质性较强，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其他人群，认识异性的渠道相对狭窄，能接触的异性很少。而语言不通和文化生活背景不同，农民工也很难融入其他群体，这些都给农民工找对象增加了难度。交际面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青年农民工找对象，许多人只能靠过年回老家相亲来解决终身大事，但成功率也不是很高。

(五)不少婚姻以分手告吹

择偶是婚姻生活的基础。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当他们无法在城市找到爱情和婚姻时，就只能将目光重新转回乡村，这样，受到父母的干扰较多，他们也很难通过自主地运用“婚姻自”来寻找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一方面，一些在打工期间找不到对象的新生代农民工，其父母往往会在他们节假日回乡时，为他们进行流水线般的“相亲”，然后是“闪电战”般的送彩礼、登记、办酒席、结婚，接着就是牛郎织女般的各奔东西。这样没有感情基础的“速配婚姻”，为他们的婚姻生活埋下隐患，导致不少婚姻解体，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另一方面，对于一部分已经结婚的并且双方感情不错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因打工造成的两地分居和双方地位的落差，将促使婚姻双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尤其是由于职业的流动，生活习惯、语言等各方面的原因，聚少离多，导致分手的不在少数。并且由于打工群体的地域性扩大，农民工择偶范围的扩大，早恋、早婚现象比较普通，一些因青春期躁动草率同居或有婚前者在短暂的好感后，也进行“闪婚”或者是“快餐式婚姻”，其结果是婚前缺乏了解或了解不深，未对双方的性格、爱好等各方面存在的差异进行分析，草率结婚，最终也只能是为以后的婚变埋下了隐患，“天亮后就说分手”。根据调查统计，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离婚率高达44.05％，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离婚率远远高于全国离婚率平均水平，并且男性高于女性。

三、政策建议

一是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户口管理结构，实行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为基础的户口登记制度，实现城乡户籍一体化。

二是要加强对企业的用工监督。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企业的用工监督，严格实行《劳动合同法》及相关的带薪休假制度，保障外来民工休息休假权利，使其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经营生活，交友恋爱。

三是有关部门与社会各界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予以高度重视、关心。政府部门应鼓励和扶持一些公共服务机构为农民工免费提供婚恋服务，经常为农民工举办相亲活动。工青妇、居委会办事处、媒体宣传部门，多开展有益的联谊活动，帮助和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正确处理婚姻家庭关系。企业内部或企业之间，可以组织新生代农民工开展联谊交友活动，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扩大他们的社交范围，为他们婚恋提供平台。

四是要倡导正确的婚恋观。要加大农民工思想道德教育的力度，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专题讲座，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指导，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树立正确恋爱观、婚姻观，引导他们正确处理婚姻、情感等问题。这样才能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找到真爱，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五是要更多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要切实改进服务形式，让流动图书馆、流动电影院真正走进农民工中间；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要积极扶持打工者文化团体，不要“让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了空话。

六是积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区生活。依托集中居住中心、居(村)综合活动室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公德、法制宣传、市民素质等教育活动，积极引导和吸纳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区自治组织和各类学习型、服务型、文体型、公益志愿型等居民互的社区民间组织，使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社区生活和社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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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排斥；现状研究

中图分类号：F249.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2-0038-02

2012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走基层・百姓心声》调查节目，深入基层对几千名不同各行业的人进行采访，提出的问题都是“你幸福吗？”在记者用这个问题采访一个农民工时，他的答案是“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问我”。显然，面对记者的突然涉入，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接纳，而是表明身份、划清界限的拒绝。言下之意是“我是农民工，你应该离我远点，我们不应是一个话语圈的人，更不是一个生活圈的人，我们是有距离的”。言语间无不透露出自己的“过客”、“卑微”、“渺小”、“心酸”般沉重底色，像是戴上沉重的铠甲，避免与外界沟通，又像是划清界限的自我防备，谨防受到欺骗与伤害。为何如此？

在中国，“农民”是个苦难性的弱势代名词，而“农民工”又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常年在外，背井离乡，又长期有被城市拒绝容纳的境遇，他们到处碰壁，遭受形式各样的不礼遇、不正看的非正常待遇，犹如惹嫌的弃物盲流一般。长久下来，自然而然就会萌生出自我封闭的消极状态，生怯、自卑、无力感增强，抗拒与外界沟通。城市到处的光鲜靓丽，却大多与他们无关，他们大多被社会疏离、孤立、嫌弃、遗忘，而缺乏被认同、认可、容纳。对城市来说，他们只是城市寄住者、迁徙者，对他们自己来说，他们有的只是卑微的身份、打工生活的忙碌与繁重。显然，“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问我”，如此消极抗拒的反应，近乎“本能”，是因为农民工对城市有了隔阂感，对社会有了距离感。这要归咎于我们的社会与城市不容纳、不宽容的嫌贫爱富“势利眼”。

国家统计局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 261万人，是我国目前最大的一个群体，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随着城镇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不仅仅进城务工，而且开始定居下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大多常年在城市生活，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对农村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他们没种过地不会种地，对农村感情淡漠，希望扎根于城市。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障碍，遭遇着种种社会排斥现象。因此，随着国家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深化和转型，接近1个亿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问题也逐渐由个人发展问题扩大成为群体发展问题，引起了国内众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一、身份排斥

在中国，“农民”是个苦难性的弱势代名词，而“农民工”又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早已脱离了农村的生活和劳动，常年生活在城市，表面上和城市的孩子一样喝着可乐、穿着T恤衫牛仔裤，甚至说着普通话，但是身份很尴尬，摆脱了农村的生活来到城市却又不是市民，亦工亦农，却又非工非农，导致身份上角色不清、定位模糊。

二、心理排斥

新生代农民工常年在外，背井离乡，大多有被城市拒绝容纳的境遇。他们到处碰壁，遭受形式各样的不礼遇、不正看的非正常待遇，犹如惹嫌的弃物盲流一般。城市到处的光鲜靓丽，却大多与他们无关，他们大多被社会疏离、孤立、嫌弃、遗忘，而缺乏被认同、认可、容纳。对城市来说，他们只是城市寄住者、迁徙者；对他们自己来说，他们有的只是卑微的身份、打工生活的忙碌与繁重。因此，内心的自卑感、怯懦感、无力感不断增强，久而久之萌生出自我封闭的消极状态，抗拒与外界沟通。如引言中提到的央视记者在采访中那位农民大叔的回答“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问我”，言外之意，我和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我不属于这里，在心理上自我排斥。

三、制度排斥

不统一、不健全、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得农民工被排斥在城镇社会保障之外，缺乏失业、养老、医疗、住房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1]。对于农民工而言，由于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很难融入到真正的城市生活，一方面，在就业、住房上有困难，不能从实质上在城市扎根，实现市民化的转移；另一方面，不得不依靠土地和家庭养老，所以不能离开土地，也不会交出土地。这样既影响了城镇化进程，也不利于农民工的市民化。特别是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从心理上又是极力想摆脱农村、融入城市的，所以时常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纠结，也使得他们的人生充满迷茫、困惑。

四、空间排斥

在就业、子女上学、生活等很多方面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是排斥的。在就业上，虽然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庞大的群体，但是城市的管理者、用人单位甚至市民对其并不友好，一些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件常常发生，城管对农民工的暴力执法屡见报端，还有一些市民在公共场所对农民工恶语相向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另外在农民工子女入学上，类似的歧视也时常发生，虽然政府已经尽最大努力解决这一问题，但是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并不欢迎农民工子女的加入。所以，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始终以“过客”心理在城市挣扎，对城市生活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对城市缺乏归属感、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不愿意融入城市，也不会创造条件想方设法融入城市[2]。

五、文化排斥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融合中的文化排斥集中体现为农民工群体亚文化的出现和形成。这种亚文化与城市主流文化在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方面格格不人，具有显著的自身特征。当然，由于在城市中生活和成长（有些新生代农民工甚至是出生在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身上传统的农民特征逐渐褪色，但是，由于在家庭背景、成长环境、受教育程度上的限制，他们与城市同龄人之间依然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融人城市生活过程中难以逾越的无形隔阂。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同样在城市中工作、生活，与城市人有相差无几的装扮，但他们的价值观并未发生本质性的改变，行为也依然带有浓厚的乡土味，而这些就成为城市文化主体对其产生偏见和排斥的根源。

六、交往排斥

相较于老一辈农民工来说，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户籍人口的交往更为密切，行为方式更加“城市化”，逐步建立起城市社会网络。但是，由于“亚文化”而引起的社会和观念冲突依然存在，特别是由于长期城乡二元隔绝和城市优势地位下，在城市居民中形成的农民“贫困、愚昧、落后、下等”的特权文化和固有偏见，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同样面临被城市主流文化所排斥的困境。国家人口计生委2011年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在城市生活的人际关系中，六成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和同乡交往，与本地人频繁交往的仅占一成。人际关系网络的封闭化和内卷化，显然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融入。

七、交往排斥

1.就业排斥。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有明显提升，但是，与城市里大批接收到高等教育的同龄人相比，他们的知识储备、职业技能显然制约了其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此外，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将农村排斥在城市之外。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城市中生活，甚至在城市中出生，但是因为没有正式的城市户口，无法进人城市正规部门和单位就职，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只能在没有正式就业身份、地位极不稳定的非正规部门就业；再加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对职业期望值过高，造成他们初入劳动力市场就“频繁跳槽、漂泊不定”。据统计测算，新生代农民工中有近80%处于不稳定就业状态中。

2.收人排斥。在收人方面，国家人口计生委2011年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9小时，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均大于城市户籍人口；月平均收人2 334元，明显低于城市户籍流动人口（3 279元）。此外，新生代农民工中，近四成没有签订任何正规劳动合同，一旦有劳动纠纷产生，其合法权益将无法受到有效保护。

3.消费排斥。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排斥和收人排斥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收入相对低下，这直接限制了他们在城市中的消费能力，从而远离城市主流消费方式。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即使经济拮据，也要追求城市同龄人一样的生活品质和消费方式。有限的就业机会、菲薄的收入与不断膨胀的物质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面临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加严重的经济窘迫。

八、政治排斥

1.国家层面。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最重要的政治参与方式，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这项权力往往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根据现行国家政治制度安排，每个公民应在其户口所在地进行选民登记。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上已经从其户籍所在地的政治系统中脱离出去，而在城市中又没有正式的户口和身份。在城市现行的政治体制中，他们成为从不或者极少参与政治生活的“边缘人”。有研究发现，不少新生代农民工都对政治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普遍不重视政治权力的实现，大多对自己享有的政治权利毫不知晓（孟颖颖，2011），造成其基本政治权益诉求渠道的缺失，对于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以及社会稳定和谐都是极为不利的。

2.社区层面。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区居住，但是由于他们不具备正式的城市居民身份，所以他们也无权参与社区居民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各项活动。国家人口计生委2011年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度比较低，参加过社区组织的文体活动、公益活动、业主委员会活动和选举活动的比例分别为25.2%、26.6%、2.3%和6.8%。

3.企业层面。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得到正式职工的身份，因此无权参与到重大决策的制订，长期被工会组织排斥在外；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甚至工会组织也处于无力或缺席的状态，更不要说维护工人利益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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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幸福感

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陆续进入城市，目前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数量超过一亿人。他们对职业的期望值更高，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享受物质与精神双重文明。然而在“渴望”和“现实”之间的距离让他们感到迷惘、彷徨、焦虑和不安。深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现状，分析影响其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对构建和谐社会来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现状与特征

全国总工会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义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他们追求个人进步、职业发展，渴望融入城市，而现实中，他们承担着繁重的劳动，领着不足以支撑他们在城市“落地生根”的微薄工资，生活在困惑、迷茫甚至对抗的情绪中。

1、收入水平低，劳动强度大。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没有任何社会资源，只能凭有限的文化和技能在制造、加工、服务等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打工。这类企业往往通过降低人力成本、增加劳动工时等手段来获取利润，基本工资水平定得很低，农民工“要想多挣钱，就得多加班”。据国家统计局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89.8%的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时间。深圳市总工会在对深圳这一新生代农民工主要聚集地深入调查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仅1838.6元，收入在1800元以上的只占36.7%。严重用工超时和薪酬过低对农民工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2、职业培训的需求逐渐增多。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对“知识改变命运”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逐渐意识到知识与技能带来的劳动力价值远远比体力价值更高。在市场竞争愈发激烈、新生代渴望改变低收入、高强度工作现状的双重压力下，参加职业培训，掌握一门甚至更多职业技能的愿望十分迫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观已从老一代的“有工就打、有活就干”转变为现在的“学技术、重发展”，从而有资本选择一份劳动强度适中，工作环境好且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工作。

3、融入社会的愿望愈加强烈。据调查显示，尽管目前城市的管理、服务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需要相差甚远，但超过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愿在城市留下来，27.4%的希望一直留在城市参与城市建设和分享城市发展成果。他们渴望得到城市的认可，渴望“市民”身份及社会融合。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长子中所说，“尽管城市社会对于农民工经济接纳、社会拒入，但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因制度性障碍和城市社会的拒入而放弃市民化意愿，相反，他们积极地表现出自身的主观诉求，以期早日融入城市社会，成为城市社会的一员”。

4、权利意识不断提升。随着报纸、网络等信息传递工具的全面普及，新生代农民工获取信息的能力更强了。快速传播的信息、多元化的社会思潮使他们的权利意识、自我意识不断提升。他们愈发渴望获得尊严和社会地位，希望能在企业经营、社会发展、公共政策等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事务中享有话语权。据一份在深圳东莞塘厦镇的调查显示，73.62%的人认为政府应该保护他们的基本权益不受损害，41.72%的人有加入工会的愿望。显然，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让企业、媒体、政府机构和人民大众听见自己的声音。一旦他们的声音不被重视，“用脚投票”就成为他们主张自己权利最为便捷的手段，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正是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不断提升的写照。

二、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缺失原因分析

国家统计局推出“幸福感”这一软性指标用来考察人们生活质量的高低和社会发展程度。幸福感度量要素主要包括生活与职业状况、居住环境、人际关系、社会认可度、身心健康、经济社会发展、对未来的预期等方面的内容。新生代农民工渴望有质量的生活，而现实中却是工作强度大、劳动报酬低；他们渴望接受技能培训从而获得职业发展，而现实中他们能接受再教育的机会微乎其微；他们渴望融入城市，而现实中城市对他们抱有不同程度的歧视；他们渴望维护和主张自己的权利，而现实仅仅只给了他们谋生的机会，政治权利无从谈起，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

1、农民工追求提高收入与企业追求压低人力成本的矛盾。生活与职业状况是影响人们幸福感的一项重要因素。当收入不能满足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时，幸福感就会降低。处于转型期焦虑中的中国，许多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能赢得世界市场的订单、获得高额利润要归功于劳动力成本的低廉。这些企业使用大量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农民工往往被看成流水线上的“工具”。如今，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然到了非转型不可的阶段，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已经逐渐丧失，企业本应通过产业升级、切入价值链的中高增值环节来扩大利润空间。而现实中，企业的眼光却还是瞄准于尽可能地压低劳务成本。欲提高收入水平而不可得，严重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

2、渴望接受技能培训与再教育机会缺乏的矛盾。心理学家katja调查发现，对于青年人而言，从工作学习中获得的满意情绪，与幸福感呈现出正相关关系。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网的信息，2009年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这部分占总需求的56.6%，目前只有二成左右新生代农民工满足这一要求。新生代农民工渴望通过专业技能培训来提升自己的“择业资本”，获得有发展前景的、稳定的、能让自己从中获得满意情绪的工作。而现实中，社会培训机构少，培训费用高，企业内部培训机会稀缺，由政府或第三方组织主导的公立培训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让新生代农民工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感到无助、彷徨。

3、市民化愿景与社会认可度偏低的矛盾。新生代农民工希望以在城市打工为平台彻底改变自己与生俱来的“农民”命运，有融入城市的强烈意愿。但由于历史、制度、政策、社会文化的影响，“进城打工”并没有明显改善他们的境遇。“他们一般没有原来生活的经验，对于生活满意程度的参照主要是迁入地居民的生活，缺少父辈那种对生活的满足感。相反，当他们较多地体会到与迁入地人群的生活地位差距时，便会在心理上产生更多的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加之80后、90后目前本身就处于敏感、躁动、安全感低、自我意识强的青春期，强烈的被排斥感加剧了他们的焦虑心理，渴望融入现代城市文明却遭到城市的种种歧视和不公正待遇，使他们变得更加自卑和敏感。

4、追求公民权利与保障制度缺失的矛盾。与第一代打工者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经历着更加显著的城乡分裂和两级分化。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和显而易见的社会排斥迫使他们追求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然而，户籍制度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养老、医疗保障、子女教育、文化设施和享受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益和保障；在与企业的劳资关系方面，他们仍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民主参与程度低，工会的保护作用并未完全发挥出来，企业内部也缺少畅通沟通的渠道。“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从行为特征来看，已经具有第二代移民的心理特点，即要求与城市居民更多的平等权利。如果这个需求得不到回应的话，可能产生更多的对抗行为”。

       三、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需要“四化”管理

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报酬、职业发展、社会认可度、制度保障等方面的需求与现实存在严重矛盾，因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关键在于解决上述四大矛盾。他们的工作环境、工作时长和薪酬体系是否受法律的保护，他们有无职业发展的空间，他们的人格是否得到城市的尊重、他们的权利是否得到制度保障，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1、产业现代化——加快产业升级，提升人力资本价值。历史经验表明，国际上产业转移的过程都伴随着劳动力价格的变化。要改变新生代农民工低收入、高强度的工作现状，需要彻底改变现有的以廉价劳动力为盈利基础的产业模式，摆脱对低成本劳动力的简单依赖，加快自主创新，提升盈利能力，最终实现由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变的产业升级，继而使劳动力价格得以跃升。企业应注重劳动力与先进技术的有机结合，开发新型制造业、服务业等经济产业；同时在要素投入上，注重依靠充分开发和培育人力资源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实现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价值的协同成长。

2、员工知识化——建立培育机制，营造人文关怀。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关注自我发展，这需要较高的技术技能水平做支撑。各级政府、企业、工会、社会组织可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有针对性地为新生代农民工开展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重点将职业教育、技能培训与工作岗位的具体需求联系起来，增强培训的可预期性和有效性，从而真正实现“学有所用”、“学有所成”，满足他们的成就动机。同时，企业可以与社区、新闻媒体和文化机构合作，根据农民工工作实际情况，以开设网络学习室、成立技术辅导小组、周末培训班、组建农民工观摩团、开展交流会等灵活多样的培育方式，提高农民工的技能水平和文化素质。

3、社会开放化——降低市民化门槛，提高社会包容性。鲁克等(rook,1984)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可提高幸福感，汪向东(1988)、解亚林(1993)的研究也发现，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显著相关。富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城市是提高农民工社会满意度的重要支撑。全社会应努力形成一种接纳氛围，彻底消除对农民和农民工的歧视，为他们提供自我展示和自我发展的平台；政府应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步伐，摒弃制度性歧视，给予他们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市民待遇；同时增强社会成员间的信任感和认同感，提高全社会的整合程度，促进城市经济资源、教育资源、文化资源的合理分配，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

4、制度完善化——加快制度变革，完善保障体系。加快制度变革、完善保障体系是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公民权利的必经之路。建立起能够覆盖所有农民工的基础性社会保障体系，尤其要加快养老、医疗和子女基本教育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同时，社会保障部门、劳工部门应该加强对企业的监管，督促企业维持其社会责任，并通过法律规范、引导组织发育等多种途径确保新生代农民工在企业经营、社区发展和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在企业内部，应推进参与型组织文化，保障内部沟通顺畅，授予新生代农民工参与企业事务的权利，增加其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提升满意度和幸福感。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留在城市的机会，但并未提供保障这一群体合法权益的制度体系，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市民化进程和幸福感。如果说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人力资本价值是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基础，那么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增加他们在城市活动中的参与度，则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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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民工荒”；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投资

作者简介：彭焕才，湖南商学院教授（湖南 长沙 410205）

近年来“民工荒”频发，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人们从“民工荒”中日益清醒地看到，农民工并非“无限供给”、“取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我国要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中成功实现城镇化工业化，就必须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把农民工变成高价值高素质的人才资源。当下“民工荒”是在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务工主体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从“民工荒”审视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问题，意义重大，值得高度关注，深入研究。

一、“民工荒”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荒”、“质量荒”

所谓“民工荒”是指适应现代化生产需要的劳动力短缺。自2004年以来，这一经济社会现象便开始发生并不断出现，迄今仍在继续，甚至愈演愈烈。无论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还是2010、2011年经济形势好转，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同程度地“民工荒”。当初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长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东部沿海地区，后来则逐渐漫延到内地的河南、江西、安徽与四川等地。仅2009年深圳劳动力市场用工缺口达12万，而2010年广州在加工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传统服务业等行业领域缺工量就接近15万，东莞作为“世界工厂”缺工过百万。湖南长株潭地区2011年用工短缺亦逾3万人。

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刘易斯拐点”，揭示了在城乡经济社会日益发展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到一定阶段就不再继续。随着“民工荒”的出现，一些人提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复苏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真的到了“刘易斯拐点”、到了企业用工普遍短缺的时候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中国农村劳动力总量巨大，劳动力转移将长期存在。根据国务院农普办和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到2006年底为53 100万人。近年来这一数据又有了上升。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在2050年我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中等发达国家有一个重要指标，那就是农村人口低于国家全部人口的20%。这就说明在未来40年中，我国平均每年需要从农村向城镇转移1 400万人口。因此，在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的背景下，“民工荒”的出现并不是劳动力总量短缺。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持续的“民工荒”呢？人们进行广泛调研，得出的结论是：经济迅速回暖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企业用工需求随之加大；工资待遇未能改善，生活环境差，民工外出就业人数减少；国家在农村推出的惠农政策增多，返乡农民工多就近择业；生活水平提高，自愿失业人数增加；信息不畅通，农民工无序流动等是重要因素。 [1 ]实际上，除此之外，从发展趋势与深层次根源来说，“民工荒”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结构荒”与“质量荒”。最新的有关调查表明，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一些没有进行产业升级的企业大量倒闭，剩下的多是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为了提高自己产品的质量、增强竞争能力，不少企业正在加速推进产业调整与转型升级，转变发展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需要的更多的是技能型劳动，而不是普通劳动。近期有研究者对600家制造业企业的招聘信息和5 000名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与分析，发现40%以上的企业要求应聘者有技工证，但考取技工证的农民只有10%。企业招工岗位中近1/3都要求具备一定的职业资格，而要求具备初级工水平和要求达到中级工及以上水平的岗位分别占了25%和 7%。 [2 ]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企业更是需要大量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熟练工，尤其是需要高级工。一方面，企业对中高级技工求贤若渴，不惜重金招揽贤才；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寻求就业的农民工又恰恰缺乏这种专业技能，从而造成民工的“质量荒”。同时，从年龄结构看，企业对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需求量最大。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2009年对全国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进行的调查分析表明，约86%的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年龄都有所要求，其中16～34岁之间的劳动者构成单位用人需求的主体，约占总体需求的63.3%（16～24岁之间劳动者的需求约占31.7%，25～34岁之间劳动者的需求约占31.6%）。 [3 ]这导致了年龄结构需求的失衡。由此可见，“民工荒”并不是因农村劳动力供给总量下降造成的用工短缺，而是由特定人群缺乏导致的结构性供给不足，或者说是结构性有效供给总量不足。正是这种民工的“结构荒”、“质量荒”，导致了一方面“劳力荒”、另一方面“就业难”的怪圈。

二、“民工荒”折射出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缺失

“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引人深思，为什么用人单位和企业会有大量技术岗位的空缺？如何解决“招工难”与“就业难”的矛盾？符合实际的回答是，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缺失，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或根本出路在于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所谓人力资本投资就是对人的成长、发展的投入，其实质是人口身体素质和文化知识素质的投资。从国家层面或宏观角度讲，人力资本投资包括用于整个人口的抚养、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以及其他方面的费用支出。就我国的情况而言，人力资本投资的统计不很完整，例如2006年我国的教育经费支出，占当年GDP的4.63%，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发达国家的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8%以上）。 [4 ]具体到农民工，其人力资本投资的水平就非常低了。

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主要体现在流迁费、工资收入、社会保障、精神文化生活与职业教育培训等方面。从“民工荒”反映出的现实情况来看，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

1. 工资收入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2006年进行了一次全国性大规模调查，发现农民工收入状况整体欠佳，尤其是青年农民工收入偏低，其月收入在1 501～2 000元、1 001～1 500元、701～1 000元和501 700元的分别占比为16.9%、21.6%、26.6%和23.4%。2007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也显示，拿到上年全部工资和大部分工资的农民工只有81%和18%，没有拿到或只拿到少部分工资的农民工仍然有1%左右。湖南长株潭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月收入普遍偏低，以2010年为例，800～1 000元的占了50%，1 000～1 500元的占了25%，1 500元以上的勉强占到25%。而欠薪的现象令人堪忧，能按月支取应得工资的农民工只有16.7%，拖欠一两个月的现象最常见，将近四成，经常被拖欠3个月以上的竟然高达37.1%。

2. 流迁费用等成本高。流迁费用主要包括城乡二元经济条件下政府基于非经济因素考虑而收取的各种“入门费”和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交通费、信息费等。如流动人口证、暂住证、计划生育证等办证费用和城市增容费，民工输出地开计划生育证明、劳务用工证明、边防证等费用，打工地收取的介绍费、各种押金等。这些费用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动辄数百元，无形中加重了民工的负担，使其实际收入大大减少。 [5 ]

3. 社会保障缺乏。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做工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他们在很恶劣的条件下生产和生活，却没有获得相应的补偿和保障，不少人付出了健康代价，甚至为此失去生命。因此，他们有很高的社会保障需求。然而，由于流动性大、工作不稳定等原因，他们的社会保险参保率仍然很低，始终被排除在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相关调查材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人很少，而雇主或单位为他们缴纳的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达到了7.6%、21.8%、12.2%、3.9%和2.3%。 [6 ]这些数据从较大程度上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失。

4. 精神文化生活匮乏尤其是职业教育培训缺位。北京市一家研究机构的调查显示，多数农民工在城里的文化支出为零，在回答“你工作的单位或居住地是否有业余文化生活设施”时，选择“有，比较多”的仅占8%，“没有”的达60%。调查还发现，10年没有看过电影的农民工占到60%以上，聊天、睡觉、打牌赌钱、闲逛是90%以上农民工打发空闲时间的主要方式。 [7 ]各级政府和社会有关方面对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关注与投资远远不够。更令人焦虑的是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严重缺乏。由于只重视正规教育，忽视职业教育培训，我国建立的职业技术学校非常有限，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学校建设未能发展，且逐年萎缩。2002年全国各地停办的技校就有大约600所，而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5年，职业教育从58%下滑到38%。 [5 ]权威调查报告显示，在外出农民工中，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含文盲）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比分别为76.5%和23.5%，而51.1%的外出农民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 [6 ]长期以来，我国大多数企业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优势是劳动力低成本。不少企业以低成本劳动力为竞争力，奉行“拿来主义”，只招熟练工，一旦完成订单，对农民工就弃之不用。它们不愿意与农民工签订长期用工合同，更不注重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从而造成农民工缺乏教育培训，文化水平与劳动技能无法得到提高。

三、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20世纪80、90年代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工。21世纪到来后，老一代农民工由于年龄增大逐步退出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则逐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据最新统计，全国有农民工2.23亿，其中新生代农民工1.4亿，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0%。 [8 ]“民工荒”在很大程度上是新生代农民工荒。加强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对于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与战略意义。

1.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是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发展与劳动力资源有效供给的重要条件

成长于改革开放和社会加速转型历史条件下的新生代农民工，迫切要求改变自身的发展状况，实现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将离开乡村到外地打工看作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机会的契机。他们不仅关注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更加注重自身素质的发展和权利的实现。然而，长期以来不少地方和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需求表现出淡漠，只求不计后果的掠夺式利用。这既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也对劳动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必须加强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并切实加强文化教育与职业技术培训。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和劳动力资源的有效供给。

2.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是提高劳动力素质、加速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与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然要求

新生代农民工较之老一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但与非农领域就业和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管理体制已经没有办法把他们拒绝于城市之外，或者把他们再送回农村。而实际上我国的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已离不开他们。目前，我国正处于加速农村人口向非农领域转移和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关键时期，适应非农就业的任务非常艰巨。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提高劳动力素质，将新生代农民工培养成高素质的现代产业工人和新市民势在必行。而要适应这一发展趋势，必须加大人力资本投资，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不足的问题。加强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是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有效提升和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然选择。

3.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升企业竞争力和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本保证

“民工荒”给经济发展提供的一个信号就是倒逼企业加快结构调整和升级。当今全球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消费类电子产品的生产相对过剩，中国企业主要以低廉的劳动成本迅速扩大国际市场份额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因此，必须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以提高企业竞争力。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加强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素质不高、跟不上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变化步伐、不能适应信息化高新技术产业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和新兴第三产业要求的问题。因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需要高素质专业人力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也离不开高素质一般人力资本。掌握一定技术和具有较高素养的普通工人是最终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因素。同时，产业结构调整又依赖于消费结构的升级和层次的提高。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改善其生活条件，不断促进其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转变，可以在推动消费增长、消费结构变化的条件下，拉动消费市场，从而为刺激和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重要平台。

4.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增强农民工的认同度、归属感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关乎国家长远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处于17岁至29岁，在这个年龄阶段，人的心理波动和改变比较大，受环境影响，易于产生苦闷、彷徨、压抑等负面情绪，形成不安定因素 [9 ]。他们具有丰富的强烈的文化教育需求，如果这种需求受到压抑、得不到合理满足，就会转化为不满、憎恨与仇视，从而形成新的社会矛盾。“民工荒”表现出不少新生代农民工找不到或失去工作，一些人从“流民”、“饥民”演变为“暴民”。这种状况无疑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而从长远战略来看，上述问题不解决，将对新生代农民工发展成为现代产业工人造成极大障碍。因此，加大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强化教育、引导和职业技能培训，使之具备健康心理、良好法律意识和掌握新技术新技能，实现稳定就业，对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度和归属感、促进国家长远发展将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四、加强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对策思路

“民工荒”反映出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既凸显出这一特殊社会群体成长发展面临的不容忽视的问题，也警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遭受障碍的严重性。必须形成正确的思路，采取切实的措施，努力加强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

1. 确立新生代农民工是重要人力资本的共识

经济学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人力资本作为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资本，在形成过程中花费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能够创造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年龄较小，可塑造性较强，受教育程度较高，对文化专业知识有极强探求欲和进取精神的特征。他们居住在城市，熟悉都市生活，宜工不宜农。作为农村劳动力中的高素质人员和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后备资源，有必要对其进行人力资源再投资和开发。因此，必须在全社会确立新生代农民工是重要人力资本的共识，使政府和企业在努力开发专业人力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同时，克服“农民工是取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的错误认识和将新生代农民工排斥在人力资本范畴之外的错误做法，注重开发普通人力资本，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从而为加强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真正解决“民工荒”问题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

2. 破除阻碍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制度障碍

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及依附在户籍上的种种不平等待遇规定，是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严重障碍。必须大力改革，推进城乡制度变迁，坚持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的方式，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为基础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实行城乡户籍一体化，实现户籍管理由静态化向动态化的转变，尽快改变目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转换的现状。制定和完善外来人口的管理制度，努力降低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和定居的门槛，尊重他们就业和居住的自由权。帮助其解决居住问题，对进城新生代农民工购买或者租赁城镇住房给予政策支持。组织和引导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合理有序地流动，建立连接城乡的就业服务网络，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实施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逐步取消劳动者的各种身份界限。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落实相关政策，让有强烈离农愿望的新生代农民工优先转变为城镇居民，对在城市有稳定收入、有固定住所的新生代农民工可以考虑给予市民身份，加快其市民化进程。努力剥离户籍制度上附系的一系列利益，促使户籍制度同就业、工资、教育、社会福利等诸多制度相分离，避免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身份限制而遭遇各种不平等待遇。同时加快工资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在收入中所占比例。

3. 健全促进劳动力自身发展的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是公共服务性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对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十分重要。政府和社会应逐步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失业、工伤、医疗、养老等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中，减轻他们在城市的生活成本，改善生活环境。加快封闭型城市社会保障向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的开放型社会保障的转变步伐，努力健全促进劳动力自身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提高统筹层次，降低社会保险缴费水平，通过强化征缴扩大覆盖面，使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努力实现应保尽保。建立应急救助机制，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应急救助、贫困救助、教育救助和法律援助等。同时，根据职业特点、收入状况、流动程度及定居城镇意愿，采取分类分层的措施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使之有尊严地有保障地生活与工作，真正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早期投入、延长收益，提高收益回报率。

4. 增大以培养现代产业工人和新市民为目标的教育投入

教育投入是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投资，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质量的关键所在。应基于新生代农民工进城目标、人生理想、价值观的特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长远战略考虑，确立把新生代农民工培养为高素质的现代产业工人和新市民的政策目标，在不断提高国民教育经费占GDP比重的基础上，增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投入。为此，必须将农村中小学基础设施建设纳入中央投资范畴，加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力度，加大各级财政对农村教育的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奠定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良好基础教育的坚实基础。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殊性，出台相应政策，将其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等经费纳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设立“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发展基金”，以不断提升业务与综合素质。鼓励新生代农民工接受终身教育，满足其多层次学习和发展需要。并努力创造条件，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的问题，使之享受在父母打工城市接受教育的权益，从而提高十几年后劳动力的整体素质。

5. 加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职业技术培训

职业技能的高低是人力资本存量大小的重要标志，决定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择业竞争力和发展空间。应根据新生代农民工寻求非农就业职业发展的特点和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趋势，大力加强职业技术培训。首先，大力发展正规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在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前，通过国家补贴等措施鼓励农村初、高中毕业生进入中等、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学习，以提高新增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就业技能；其次，抓好成人再教育和劳动技能培训（包括职前培训和岗位培训）等补偿教育，使新生代农民工能适应企业或用工单位的工作，着力建立一个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出资，面向基层、覆盖城乡的，包括职业技校、成人夜校、社区教育以及就业辅导在内的多元培训教育体系；第三，根据不同的就业意向和需要，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需求，分别提供实用的职业培训，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从“一锅炒”走向专业化，从就业教育逐步走向创业教育；第四，以“学以致用”为目标创新培训内容，根据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生活和学习的特殊性，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际效果。实现职业素质教育与职业能力培训的有机融合，在坚持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学习训练的核心地位的同时，加强政策法规、心理辅导、企业文化和企业制度等素质教育，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努力掌握劳动技能，提高劳动素质和精神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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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邹勇文，杨华星.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难在何处？[DB/OL].http：///2011-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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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生代农民工及特点

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生代农民工踏着父辈的脚印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然而，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一些特点，从外出动因到行为选择，都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极大的差别。

（一）受教育程度高

新生代农民工多是20世纪80、90年代出生，大多都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从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报告数据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文化素质较高，其中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经历的比例在60%以上。

（二）务农经历减少，工作耐受力低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从初中毕业以后就直接外出农村打工，没有太多的务农经历。他们的家庭条件与环境相比第一代农民工大有改善。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的工作忍耐力不如第一代农民工，选择性更强，吃苦能力差。因此他们经常“跳槽”，难以有稳定的工作。

（三）对城市认同感较高，追求物质享受

第一代农民工将谋生、赚钱作为打工目的，仍然把归宿放在农村。而新生代农民工羡慕城市现代生活，城市的繁华、发达的现代文明吸引他们迫切摆脱农村落后的环境，接受城市的现代生活。也正是城乡的巨大差异，他们才发出了“宁肯饿死在城市，也不会回到农村”的心声。

因此，有人将新生代农民工归纳为“三高一低”的特征：受教育程度高，对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而工作耐受力普遍较低。

二、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现状

（一）文化认同问题――社会认同“内卷化”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通过亲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在城市立足。由于经济地位、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使得他们的交往主要限于内群体，难以与城市居民进行全面的社会互动，导致他们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对所生活的城市没有归属感。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认同上表现出一种“内卷化”的认同趋势，只认同于自己这个特殊群体，不认同于城市和农村。

（二）身份认同问题――非城非乡的尴尬身份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来自农村，但他们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进入城市，很多人都不愿从事农业或回到农村，其生活方式已经接近或完全城市化。但是，农村的户口身份却不时提醒他们仍然是“农民”，他们不被城市所认同，不被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所接纳，难以享受城市人的待遇。他们既不能融入城市，仍停留在制度限定的农民身份之中，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在城市中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尴尬局面，成为了城乡间的“边缘人”。

（三）城市认同问题――社会保障权益缺失

在城市，像新生代农民工这样既没有城市户籍又没有稳定工作的“夹心层”，社会保障政策并未涉及他们。一些重要的社会保险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其覆盖面也仅限于城市居民。

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即使在城市无法得到保障，他们仍然有回乡务农的退路，享受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服务。而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心理期望高，不愿回到农村，他们既享受不到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也享受不到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只能由自己来承担风险，增加了他们未来的不确定性，使他们在城市底层艰难地生活。

三、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的制度溯源

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认同上受到的重重阻碍，追究其根源就是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其影响下的城乡制度安排。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城市保护的制度使得农民工涌入城市，也令新生农民工对城市有诸多的憧憬与幻想。而正是由于户籍制度产生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及其他福利安排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脚步，难以被城市所认同。

（一）二元户籍制度造成的身份差异

长期以来，国家二元户籍制度已严重地阻碍中国城市化以及现代化的进程。城乡差距在二元户籍制度的实施中越拉越大。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口流动的频繁，户籍制度开始与人口分离，其约束力也缩小很多。户口本身已不能成为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力量，但由于制度惯性作用，户口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仍然清晰地标识农村居民、城市居民的身份。新生代农民工是法律上的“农民”，即使在城市生活、工作，也难以享受城市居民相同的经济、政治权利待遇，是徘徊在城乡之间的“两栖人”。

（二）户籍制度影响下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造成的城市排斥

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也将新生代农民工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在目前，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基本上只限于城镇就业人员，尽管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广州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实施试点性的尝试，但是现实中，农民工参保意愿不足、退保频繁，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无法对接的尴尬局面，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的身份上享受不到城市居民所拥有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利益分配，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政策之外。

（三）由户籍制度产生的城市心态及社会偏见

“北京人看外地人，都是老百姓；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乡下人；广州人看外地人，都是打工仔”，这句话诙谐但却准确地反映了城市对农民工的心态。

由于户籍制度导致了农民与市民的身份区别以及农民工自身素质的局限性，城市居民长期以来便形成了一种优越感，即自己作为城市人的一种优势心态。具有优越感的城里人在享受农民工为城市创造的繁荣和财富的同时，却以异样的眼光看待身边的“乡下人”。城里人因农民工素质不高而看不起他们，甚至认为农民工是各种城市产生的问题根源，不欢迎农民进城，甚至对农民工反感、歧视、排斥。

四、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政策措施

（一）“重庆模式”启示下的户籍制度改革

重庆模式自提出之日起便引起社会巨大的轰动，其中，改革户籍制度是重庆模式中最重要的政策之一。重庆是中国唯一的省级行政单位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试图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让转户进城的农村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劳有所得、住有所居，穿上城市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的“五件衣服”。重庆户籍改革的成功，引发全国25个省市的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中国人民大学等15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赴重庆调研户籍改革。

从重庆模式的初步成功看出，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问题，首先就应将新生代农民工身上的“农民”标签撕掉，提出粘附在户籍关系上的“国民待遇”差别，使农民工凭借身份证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消除农民工身份变更和居住地变更的体制，给其提供比较容易获得改善自身经济和社会状况的自由宽松条件。

（二）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应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建立与城镇接轨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与户籍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和福利制度难以分离。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没有城市户口，即使有稳定工作和生活，也难以得到城市的社会保障。因此，建立面向所有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失业、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可以让新生代农民工能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服务，从而促进他们市民身份的城市认同。

（三）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

新生代农民工专业技能缺乏，技术水平低，在劳动就业方面屡受歧视，缺乏竞争力。因此，要加快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专业技能，使其在劳动力市场更具有竞争力，得以在城市立足，同时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缩小其与市民各方面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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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工；收支；保障；现状

本文为国家统计局统计信息技术与数据挖掘重点开放实验室2015年度开放课题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SD201510

一、农民工规模

农民工总量增加，增速回落。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08年～2015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分别为22542万人、22978万人、24223万人、25278万人、26261万人、26894万人、27395万人、27747万人。2010年增速达5.42%后，总量增速持续回落。2011～2015年分别比上年回落1.06、0.47、1.48、0.55、0.58个百分点。

二、农民工结构

外出农民工占比高，本地就业吸引力有限。2008年～2015年外出农民工别为14041万人、14533万人、15335万人、15863万人、16336万人、16610万人、16821万人、16884万人。虽增幅递减，但占农民工总数的比例一直保持在60%以上，本地农民工不到40%。

东部农民工数量优势减弱，中部农民工数量增长较快。从输出地看，东部农民工数量在2009年有小幅增长外，其后数量逐渐下降、中部地区农民工数量增长较大，占农民工总数的比例逐年上升，由2008年的13.42%上升到2015年的34.63%，西部农民工数量小幅递增，增幅小于中部。总体来看，东、中、西部农民工数量均在逐年减少，这与人口控制和新兴城镇化建设有关。

三、农民工基本特征

农民工以男性为主，40岁以上农民工数量稳步上升。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比2009年～2015年基本稳定在65%以上，虽个别年份增长较大以外，如：2014年男性农民工占总数的67%，总体占比较为稳定，男性是农民工的主力军。从分年龄段的农民工情况看，21-30岁段降幅较大，从2009年的55.0%降至2015年的29.2%；31-40岁段农民工数量变化比较稳定，占总数的比例一直在23%左右波动；41-50岁段和50岁以上的农民工数量稳步上升，占比分别从2009年的11.9%和4.2%上升至2015年的26.9%和17.9%。

农民工大专以上学历者占比增高，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从农民工受教育情况看，未上过学的比例减少，2015年比2009年减少了0.3个百分点，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比逐年提高，2015年比2009年增长了3.2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受教育情况与本地农民工受教育情况基本与农民工整体受育情况相似，但外出农民工文化程度明显高于本地农民工，2015年外出农民工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比达10.7%，而本地农民工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比仅为6%。高文化层次的农民工主要集中在30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群体。

受过技能培训农民工比例增高，青年农民工受培训比例最高。从2012年～2014年三年的数据看，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比例分别为30.8%、332.7%、34.8%，比例逐年增高，其中20～30岁的农民工接受过培训的比例最高，分别达34%、35.9%、38.3%。但从总体情况看，未接受过任何技能培训的农民工数量依然很大，约人数占农民工群体的2/3。

四、农民工流向

中部地区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占比大，总体有近距离流动趋势。从农民工输出方向看，分地区情况基本呈现东部地区跨省流动农民工占比少，2013年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17.9%，2015年减少了0.6个百分点；中部地区跨省流动农民工占比最多，2013年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62.5%，2015年减少了0.4个百分点；西部地区跨省流动农民占比居中，2013年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4.1%，2015年减少了0.8个百分点；从三个地区看，省内流动农民工占该区外出农民工总数的比例均有上升趋势。

五、农民工就业

制造业就业比例大，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就业比重升高。农民工就业在第二产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占整个农民工就业比例的30%以上，但有下降趋势，2015年较2013年下降了0.3个百分点；农民工就业在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占整个农民工就业比例的30%左右，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就业有上升趋势，2015年较2013年上升了0.5个百分点。

六、农民工收入

农民工人均月收入逐年增长，增幅回落。农民工平均月收入2008年～2015年逐年递增，从1340元/人.月增至3072元/人.月，月收入增长实现了翻翻，平均增速达10.93%。增速在2011年达21.24%后回落，增速减缓。

不同行业收入水平差别较大，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平均收入水平最高。从农民工从事的主要行业看，收入水平较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2013年的人均月均收入就达3133元和2965元，2015年增至3553元和3508元。收入较低的分别是住宿餐饮业和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2013年的月均收入分别为2366元和2297元，2015年分别为2723元和2686元。

七、农民工消费及居住

人均月消费支出逐年增长，人均月居住支出占比逐年下降。2013～2015这近三年，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消费分别为892元、944元和1012元，分别较上年增长21.7%、5.8%和7.2%。其中：人均月居住支出分别为453元、445元和475元，分别较上年增长27%、降低1.8%、增长6.7%。居住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例分别为50.7%、47.1%和46.9%，逐年降低。东、西部地区农民工人均月消费较中部地区更高，东、中部地区农民工人均月居住支出占人均月消费支出的比例较西部地区更高。

八、农民工权益保障

六成的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比例有下降趋势。从调查情况看，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情况最好的是2011年和2012年，签订劳动合同率均为43.9%，其后逐年下降，2014年后，劳动合同签订率下降至40%以下。

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得到控制，重灾区集中在建筑业和制造业。农民工工资被拖欠问题，经综合治理情况大为好转，95%以上的农民工能按时拿到工资，工资拖欠率最低的2013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仅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0.5%。但近几年拖欠率有所回升，2015年被拖欠率又上升至1%，，拖欠农民工工资较严重的行业为建筑业和制造业。

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率逐年上升，参加工伤保险的比例最高。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参保率逐年上升，“五险”的参保率2009年分别为：7.6%、21.8%、12.2%、3.9%和2.4%，2015年分别上升至17.5%、26.3%、18.0%、11.2%和8.7%。参保率最高的是工伤保险。

总结：

本文所有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09年～2105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个别年份缺失数据经技术处理后所得。

按照国家统计农民工抽样调查的地区划分：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