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社会调查报告范文
时间：2023-03-19 17:49:2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未成年社会调查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未成年；刑事案件；调查报告；量刑制约
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引入我国少年司法较之域外法治发达国家起步较晚。所谓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是指在未成年刑事案件的整个诉讼程序中，由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员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成长经历、家庭背景、受教育情况、社会评价等进行全面调查，并对其人身危险做出科学、全面评估，形成专业的社会调查报告并将其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时予以参考的制度。
近年来，在对《北京规则》的遵守，对域外法律制度的借鉴，通过理论与实务界的不断探索和实践，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作为刑罚裁量中考量的非法律因素，已经得到理论和实务界的普遍认同。2012年新修改的刑诉法第 268 条也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在办理未成年刑事案件过程中，视情况可对未成年犯进行社会调查，此规定明确了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适用整个诉讼程序。
二、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
对于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我国尚无定论。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社会调查员有别于证人，应当将其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对待，赋予其类似于鉴定人的诉讼地位，并在法庭调查结束后设置独立的听审程序，由调查员出庭宣读调查评价报告，并接受控辩审各方的询问”；[1]第二种观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只能是司法机关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的一种重要参考资料”；[2]还有学者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具有证据的相关性，具备了证据的内容和形式的客观性，可以作为品格证据。”[3]
从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来看，被调查的内容与犯罪构成无必然联系，因而，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不具有证据相关性，即不能成为未成年案件定罪的根据。理论界对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属于品格证据曾产生过争论，我们认为，即使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不具有证据属性，并不影响社会调查报告对未成年人的品格与可信度、可塑性的证明，且社会调查报告是未成年人进行矫正的重要依据。在犯罪事实认定阶段，品格证据与犯罪事实不具有相关性，因此，在英美法国家，在定罪阶段品格证据一般被排除在法庭审理之外。
当然，根据证据理论的八种分类，把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归于任何一种证据分类都不免有些牵强，社会调查报告内容中所涉及的未成年犯罪人的详细信息都与犯罪事实无关。虽然，我国尚未实行定罪与量刑相分离的独立量刑程序，但是，我们应该把证据的概念纳入到整个刑事诉讼的视野，即刑事诉讼证据不仅要包括定罪证据，而且应该包括量刑证据。
三、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
未成年犯罪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犯罪群体，对其定罪量刑程序也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程序。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有助于法官获取充分的量刑信息，能够有效规制法官自由裁量权。量刑程序面向的是犯罪人的“未来”，是一种“以犯罪人为导向”的刑事诉讼程序，是为改造、矫治被告人而进行的活动。[4]未成年的刑事案件所特有的审判程序以及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都对法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法官司量刑自由裁量权产生影响：
1、“两步式”庭审模式
我国对未成年犯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立法原则，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政策，实行“寓教于审”的司法目的。随着我国少年司法理念的不断发展，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保护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近年来，随着媒体网络的飞速发展，未成年犯罪案件的曝光率越来越高，往往能引起社会舆论一片哗然。为防止法官在定罪阶段因被告人的前科、品行、社会舆论等形成预断或偏见，为实现对未成年犯罪人准确定罪、公正量刑，各地少年法庭已经形成了一种“先确信有罪、后教育并量刑”的“两步式”庭审模式。在我国未成年刑事案件中，在定罪阶段被追诉人一般都会做有罪供述，无罪辩护案件极少。由此可知，我国未成年刑事案件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围绕量刑展开。
2、独立的量刑程序与量刑辩护
虽然我国普通刑事案件尚未实行定罪与量刑分离，但是未成年刑事案件毕竟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在少年法中由于大量有罪答辩的存在，形成了事实上独立的量刑程序，在少年司法中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在量刑而非定罪，而要实现合理量刑，实现寓教于审的目地，法官就必须获取充分的量刑信息，而社会调查报告则是法官获取充分量刑信息的基础，“在少年审判过程中，先由控、辩双方发表量刑意见，然后控、辩双方围绕着量刑的事实、情节展开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法官认真听取控辩双方的量刑辩论意见后作出最终的量刑裁决”， [5]在少年司法中，一旦实现定罪与量刑的程序分离，在定罪程序完成后进行独立的量刑程序，使控辩双方有机会专门就量刑问题展开辩论，使各种量刑信息充分展现在法官面前，这样既有效规制了法官的量刑自由裁权，又增强了量刑的公正性和透明性。
3、未成年人的特殊身份与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
未成年人作为社会中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特殊群体，其犯罪诱因往往与其生活经历，成长环境，智力因素等相关。没有人天生就是犯罪人，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人生阅历尚浅，容易误入歧途，也正因为如此，未成年犯罪人的可塑性比成年犯罪人强，再社会化的可能性更高。未成年社会调查报告能详细掌握未成年犯罪人的性格、教育、家庭及犯罪诱因等信息，通过这些信息能有效找准“感化点”。未成年犯罪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犯罪群体，由于心智发育尚未成熟等自身固有特点，既容易一念之差走入歧途，也容易被感化回归正途。法官量刑时应该充分考量犯罪事实与量刑信息，既不能忽视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也不能以社会调查报告内容侧重为未成年人“误入歧途”开脱。
四、结语
未成年犯罪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犯罪群体，在刑事审判中应当得到特殊的保护。在现有的司法体制和刑事诉讼模式下，应当健全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为法官正确定罪，合理量刑提供充分的量刑信息。以达到寻找犯罪诱因，找准“感化点”，实现“寓教于审”的司法目的，使未成年犯罪人更好的回归社会。
【参考文献】
[1] 沈利，陈亚鸣.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的法理考察与司法实践[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8.2.
[2] 郭欣阳.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性质以及其审查中的运用[J].人民检察，2007.11.
[3] 吴燕，吴翎翎.未成年人品格证据若干问题初探[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8.5.
[4] 汪贻飞.论社会调查报告对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借鉴[J].现代法学，2010.1.
[5] 杨飞雪，孙宁华.量刑答辩在未成年刑事案件庭审中适用的几点思考[J].青少年犯罪问题， 2006.3.
篇2
关键词：未成年人 犯罪 社会调查 社会调查报告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概念
1.概念
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查”。由此可以看出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办案人员在侦查阶段、审查阶段以及法院审理阶段要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各类相关情况以及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出书面的社会调查报告，该报告将会成为司法机关做出决定或判决的重要参考因素。
2.社会调查报告性质
社会调查报告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后形成的书面材料。它反映了犯罪人的背景材料，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品格以及可信度，能够使司法机关结合其所处的环境来决定对其是否适合做出某种决定或判决。但它并不起到证明犯罪事实本身的作用，所以一般不认为社会调查报告是证据，而是将它作为司法机关做出决定或裁判的重要参考因素。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必要性
1.社会调查制度是刑罚个别化的要求，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人性化关怀和特殊保护
刑罚个别化要求针对不同案件的情况以及不同的犯罪人要采取不同的刑罚措施，所采取的刑罚措施要最符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同时也要最有利于犯罪人的在接受刑罚后回归社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人来说，要决定采取何种刑罚措施对其最适合就要全面的了解其个体背景情况。只有充分了解未成年人的基本情况后，司法机关才能综合所了解情况采取最适当的刑法措施。未成年人由于其生理和心理上的特点，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不仅要充分了解案件事实，还要更加注意其自身的基本情况。这是实现对未成年人保护、挽救的基本要求，也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人性化关怀和特殊保护。
2.社会调查制度为有针对性的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帮教和矫治工作提供重要参考
只有深入了解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背景情况作出客观的社会调查报告，法院可以根据报告有选择性的决定合议庭的组成人员或人民陪审员，组成最适合该未成年人的审判庭进行审判，同时它也可以为少年法庭开展法庭教育提供重要依据。在判决生效后送达执行机关后，执行机关可以根据社会调查报告，根据未成年犯罪人的不同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矫治措施，这能够使矫治工作取得最大成效，使未成年人早日回归社会。
三、国内外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比较
国外类似的社会调查制度，一种为刑事司法程序启动前的调查制度，此制度的功能为可以完成对案件的分类，防止将少年不当交付刑事司法程序，调查所获得与提供的信息还可以为少年刑事问题的处置提供参考性依据。另一种则是英美国家推行的量刑判决前调查制度（人格调查制度），它主要是在实行定罪与量刑分离的，是在确定被告人有罪之后启动的人格调查程序，其目的在于为法官恰当量刑提供参考性依据。而我国庭前社会调查不具有国外刑事司法程序启动前的社会调查制度的案件分类功能，是作为少年刑事审判庭前准备程序设计，是为刑事程序的选择与被告人的定罪处刑提供参考性依据。
四、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构建
1.社会调查主体
社会调查主体是通过对未成年犯罪人或被告人的个体情况进行走访、了解，从而制定社会调查报告的人。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是社会调查的主体。同时，未成年人的律师在诉讼中所负有的职责也决定了其应当进行社会调查并向司法机关提交调查报告。笔者认为可以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同与青少年工作联系密切的社会团体进行联系，共同筛选出相对固定的社会调查员，并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法律专业知识等业务培训。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需要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时，可以委托这些固定的社会调查员进行调查。
2.调查的对象
社会调查的对象应是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接触的人或者单位，便于深入了解所需掌握的信息。具体包括：未成年人就读的学校（工作的单位）、老师、同学（同事）、社区组织、社区成员、亲戚、朋友、户籍地或居住地居委会（村委会）等。
3.调查报告的具体内容
调查报告的具体内容应是以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展开，进而采集改造的关键切入点。包括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
篇3
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可以根据情况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2012年第二次修订否认《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486条就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开展社会调查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对于检察机关进行社会调查的范围、调查内容、调查主体等予以规定。由此，社会调查制度作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组成部分，正式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予以明确。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调查主体不统一
通过两高的司法解释可以看出，我国社会调查的主体主要有四类：控诉方（包括公安机关和检察院）、辩护方、社会团体组织、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各地法院采取了不同的尝试和探索，如江苏法院委托社区矫正机构；山东法院聘请团委、妇联干部和学校老师等等。在社会调查主体的确定上，各地的做法显得过于混乱，容易造成地区间社会调查司法协作无法进行。调查主体的多元化和混乱，很可能使社会调查工作走向两个极端，一是重复调查，二是相互推诿。各个调查主体基于其角色本能，在调查内容方面可能各有侧重，造成调查结果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冲突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诉讼各方相互质疑、争辩，则可能延误审限，同时也是对未成年被告人身心的摧残。
（二）调查内容不明晰
开展社会调查，应针对哪些方面进行，新刑诉法仅仅是泛泛规定，有待实践中的细化和补充。以各地实践看，江苏省规定“自我认识”“帮教条件”是调查内容；湖北省规定“受害人意见”也是调查内容。调查报告是社会调查的总结，调查内容的不统一，就造成了社会调查报告在客观内容方面也不统一。除此之外，实践中对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应该存在主观内容有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不需要制作专门的调查报告，只要把各种调查材料汇集提交给法庭就可以，而对材料的加工容易加入制作者的主观成分。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社会调查报告多以表格的形式存在，内容主要由选择题构成。这种表格通常由法院制作，然后下发给有关被调查人填写；二是认为调查报告要专门制作，根据调查的原始资料，进行科学的归纳总结与分析，形成一定的结论，并可以给出一定的建议。”
三、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
当前，我国宜在确定双向保护原则、客观、中立原则、全面调查原则的指导下，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一是明确社会调查的主体。在实践中，有的地区是由办案人员调查，有的由律师进行调查，也有的是由第三方调查。具体而言，在案多人少、司法资源不足的现实条件制约下，办案人员自行调查并不可取；律师由于职业自身的利益倾向性，通常更加注重收集那些对未成年人有利的材料，而忽视那些可能给未成年人带来不利的材料，有时难以确保调查结果的客观真实。有鉴于此，虽然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调查主体应当是办案机关，但由办案机关委托中立第三方进行调查，既可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也使得由他们所作的社会调查报告更容易被办案机关所采纳，有助于妥善处理未成年人案件，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公安机关在侦查环节应当委托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社会调查，检察机关在受理案件时，对缺少社会调查报告的，应当让公安机关予以补充，也可以委托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在提起公诉时，检察机关应将社会调查报告随案移送人民法院。
篇4
一、“两卷三书”的基本内容及基本要义
所谓“两卷三书”制,即以普通刑事卷、社会调查卷、起诉书(不起诉决定书)、社会调查报告书和量刑建议书(检察建议书)等法律文书为依托而形成的内在逻辑严密、功能系统全面的未检办案工作机制。
“两卷三书”分为两种情形,即未成年人起诉案件的“两卷三书”和未成年人不起诉案件的“两卷三书”。“两卷”即指记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受指控行为事实的“普通刑事卷”和记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格状况的“社会调查卷”;“三书”即指“起诉书”(不起诉决定书)、“社会调查报告书”和“量刑建议书”(检察建议书)。起诉案件和不起诉案件的“三书”在形式、内容和功能等方面有所差异。
(一)普通刑事卷
普通刑事卷,又称“刑事侦查卷”,是侦查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基本材料,其基本内容包括侦查机关对相关案件事实的刑法定性及其相关的证据材料。在形式、内容和功能等方面,未成年人的普通刑事卷和成年人的普通刑事卷并无二致,体现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共性。普通刑事卷主要记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在案犯罪行为事实以及侦查机关对此的基本定性,是全面考察涉案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的基本依据,其旨在解决报应刑发动与否及其程度的问题。普通刑事卷不仅是依法查明案件事实、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依据所在,也是确定犯罪嫌疑人所涉罪名及其法定刑幅度的依据所在,还是制定起诉书、不起诉决定书、量刑建议书和检察建议书等,启动公诉程序以及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依据所在。在“两卷三书”制中,普通刑事卷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指引着后续诉讼活动发展的基本方向。
(二)社会调查卷
社会调查卷通常包括如下几方面的材料:其一,反映少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家庭环境及成长情况的材料,如法定人、亲属和少年本人的相关陈述以及户籍档案材料等;其二,反映少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学校表现情况的材料,如教师、同学的相关陈述,该少年的学校档案;其三,反映少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社区表现情况的材料,如邻居、伙伴的相关陈述;其四,反映少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个性心理状况和违法犯罪原因的材料,如心理评测报告、相关人员的分析评估。社会调查卷中的相关材料是制作社会调查报告的基本素材。上述材料非常丰富,其相关法律文书的数量完全可以与普通刑事卷的法律文书数量相匹敌,且能够突出地彰显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特殊性,故而应将其独立成卷。
(三)起诉书或不起诉决定书
1.起诉书。起诉书作为人民检察院对审查确认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被告人,按照法律规定的审判管辖层级,代表国家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时所制作的法律文书,是对普通刑事卷所记录的在案行为事实的刑法定性。起诉书是对刑事侦查结论的初步确认,是启动刑事审判活动的必要依据和重要参考,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2.不起诉决定书。不起诉决定书是检察机关依法行使不起诉权的重要载体,是终止刑事追诉程序的重要法律文书,在教育、感化、挽救涉案未成年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通过对涉案未成年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及其矫治的现实可能性的全面评估,按照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和相应刑事政策的精神,对符合相应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尽量作出不起诉决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不起诉决定,一方面可以减小刑事诉讼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伤害,适时地对其予以教育、感化和挽救,并采取适当的措施修复其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损害;另一方面也能有效节约诉讼资源,保证有限的办案精力投入到打击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的工作中。在作出不起诉决定后,检察机关一方面有必要对该未成年人采取适当的教育、感化、挽救措施,即适当运用检察建议书引导、督促家庭、学校、社区、政府部门等单位共同参与到未成年人帮教、管护工作中来,并对之予以有针对性的跟踪帮教和回访工作;另一方面,检察机关还有必要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指引,协助该未成年人修复其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创伤。
(四)社会调查报告书
概言之,社会调查报告书是以社会调查卷为基础材料而得出的关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矫治可能性等人格状况的分析评估结论的法律文书。该法律文书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所特有,集中体现着其特殊性。社会调查报告书的全称可以表述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社会人格状况调查评估报告书”。申言之,社会调查报告书通过对侦查机关所收集的关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家庭、学校和社区等方面的社会调查材料的全面分析,在系统阐述其违法犯罪原因及其性格特点、心理特征等人格状况的基础上,提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矫治可能性的评估意见,从而为制定合理、有针对性、个别化的帮教、矫治方案提供指引。
(五)量刑建议书或检察建议书
1.量刑建议书。就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而言,量刑建议书具有显着的特殊性。未成年人刑事起诉案件的量刑建议书,一方面要对反映未成年被告人罪行严重程度的在案行为事实予以考量,另一方面还要对反映未成年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矫治可能性等人格事实进行评估,并在综合考虑起诉书和社会调查报告书所载明的事实、理由和结论的基础上,遵循罪刑均衡原则提出合理、具体的刑罚裁量建议,并遵循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特殊方针和原则提出合理、有效的特殊处遇措施建议。故而,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量刑建议书更宜称为“量刑处遇建议书”。
2.检察建议书。就我国目前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实践而言,不起诉决定的大量适用会带来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即对被免予刑事追诉的未成年人的适当管控与帮教问题。对此,一些基层检察院在实践探索中创造了一些相关举措,如与家长或单位签订“帮教协议书”,如“两书”(家长告知书和家长承诺书)制度。⑴这些创新性的举措确有一定的实践效益,但其面临着一个非常突出的法治疑问,即相关文书不具有法律效力,按照“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公法原则,上述创新举措因“师出无名”而难入法治轨道。笔者认为,通过充分运用检察建议书来督促家庭、学校、社区和政府有关部门切实履行其对未成年人所担负教育、监管职责,修补相关的社会管理缺漏,可以将上述有一定实践效益的创新举措的实质内容纳入其中,是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相关问题的合理合法的解决方案。
二、“两卷三书”制的特点
(一)创新性
我国目前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办案工作载体主要为“一卷两书”或“一卷一书”,与成年人刑事检察大体相同。“一卷”即刑事侦查卷(普通刑事卷);“两书”,即起诉案件的起诉书和量刑建议书;“一书”即不起诉决定书。而“两卷三书”增“一卷”为“两卷”(即普通刑事卷和社会调查卷),增“一书”或“两书”为“三书”(即社会调查报告书、起诉书或不起诉决定书、量刑建议书或检察建议书),起到了突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乃至整个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特殊性、完善相关制度设计的作用,其创新性显着。
(二)系统性
“两卷三书”的五个基本环节,在外在形式上环环相扣,在内在功能上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功能完备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制度体系,为全面把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在案行为事实和社会人格事实,为准确评估其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和矫治可能性,为正确适用其刑事诉讼流程,为公正的定罪量刑,为科学的处遇矫治措施的抉择,提供了全面的决策依据和系统的制度保障。
(三)规范性
根据我国修改后刑诉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办理中,有关的刑事司法机关应当通过社会调查的方式查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成长背景、犯罪原因、性格特点等情况,形成社会调查报告,以供定罪量刑之决策依据或参考。然而,由于相关制度设计不够规范、严密,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社会调查报告往往流于形式,或以一个简单的《社会调查表》草草了事,缺乏系统全面的分析评估。而“两卷三书”通过独立成卷的“社会调查卷”、正式成书的“社会调查报告书”凸显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地位和作用,并对其具体的司法实践工作提出了更为全面、详尽的要求,从而可以起到进一步规范相关司法实践工作,并更好地实现相关法律目标的作用。
(四)实践性
作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的一种制度创新,“两卷三书”制具有显着的实践性。一方面,其制度创新来源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实践经验。该制度创新是在面临相关司法实践的突出问题时,为寻求问题的解决而逐渐探索、总结出来的合理合法的系统方案。另一方面,该制度创新尚属新生事物,还有待于在相应的司法实践中予以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总之,“两卷三书”的制度创新来源于司法实践,服务于司法实践,并将通过相关的实践检验和经验积累来获得其制度的完善和内涵的丰富。
(五)合法性
作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机制的系统创新,“两卷三书”或有其明确的法律依据,如普通刑事卷(刑事侦查卷)、起诉书或不起诉决定书、量刑建议书、检察建议书,或在相关法律规定的合理涵义范围之内,并有法学理论的根据,如“社会调查卷”和“社会调查报告书”。
篇5
论文关键词 社会调查员 未成年人 犯罪 帮教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我院自2007年开始这项制度的试点，建立了社会调查员制度，由社会调查员对未成年嫌疑人的性格特点、家庭环境、社会关系、成长经历以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进行客观、全面、公正地调查，实施因人而异的教育、感化、挽救措施，根据社会调查报告，我院实施相应的办案机制；2010年实行了圆桌讯问、青少年维权工作室三分开、附条件不起诉、犯罪档案封存、判决后的帮教等制度；今年，又设立了未成年刑事犯罪检察科，履行涉罪未成年人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诉讼监督、预防犯罪等工作职责，成功办理了全市首起未成年人报捕案件。通过社会调查员制度的构建与深化，有效维护了涉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减少了未成年人犯罪引发的不稳定因素，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我院公诉科连年被评为省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在今年省院举办的修改后刑诉法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我院做了典型经验介绍。
一、严格审核调查员身份，实现调查人员专业化
社会调查员队伍的建设是社会调查员制度的关键。2006年9月，我院联合区法院、教体局、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团区委等单位成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调查员组织，制定了《未成年人刑事审判案件社会调查工作实施细则》，规定社会调查员由我院和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及团区委共同聘任；团区委负责社会调查员的日常管理工作；公检法司共同承担社会调查员的培训，每季度培训一次。明确了社会调查员需的条件：一是思想品德高尚、作风正派、责任心强；二是具有专科以上学历和基本法律知识，有较强工作能力；三是熟悉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热心从事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四是工作认真，诚信记录优良；五是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或社会调解员可以适当放宽学历要求。
社会调查员聘期为二年，对工作认真、成绩突出的给予以奖励，有关经费由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和团区委建立专项基金列支。几年来，我们先后进行了三次聘任，主要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公益组织等单位选聘的基础上，将乡镇司法调解员作为社会调查员的后备人选，承担起对乡镇未成年人犯罪的调查职责。社会调查员队伍逐步扩大，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工作更具针对性、专业化，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更具针对性、目的性、实效性。
二、完善社会调查员制度的适用范围和程序，实现工作模式规范化
我院在2006年成立了“未成年人犯罪办案小组”，对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选任三名业务素质高、熟悉青少年办案规定、工作经验丰富的主诉检察官承担此项工作，实行专案专办，并由其中一名富有爱心、办案细心的女检察官专职负责。同时，在办案机制上进行了规范和完善，制定了“三个必须”的办案规定，即讯问未成年人时必须注意语言、语气和态度，循循善诱、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必须加强青少年犯罪心理学研究，充分利用社会调查报告，查找犯罪原因，找准感化点；必须及时总结未成年人犯罪特点、趋势，提出防范对策，将教育融于办案的全过程中，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2006年9月，我院社会调查员制度开始适用于实施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社会调查对象的范围为户籍在淄川区的未成年人或犯罪地在淄川且已在连续居住1年以上的外地未成年人。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都由社会调查员进行社会调查，案卷中要有调查报告，作为对未成年人不诉、起诉，或者从轻、减轻等不同处理结果的重要证据，提起公诉时提交法庭。具体程序是：〔公诉部门受理未成人案件〕〔通知社会调查员小组〕〔小组随机抽取调查员深入学校、社区、村庄、家庭对涉案人员进行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及犯罪前后表现的调查〕〔根据调查，分析犯罪原因〕〔出具书面调查报告及从轻或从重的意见〕——〔提交公诉部门〕〔公诉部门结合案情和意见，做出是否起诉的决定〕〔如起诉，开庭时向法庭提交社会调查报告，作为量刑依据之一〕。如展某伙同他人寻衅滋事一案，办案人员通过社会调查报告了解到，展母虽然是下肢瘫痪的残疾人，但展某与母亲感情很好，非常孝顺。于是，决定用亲情促其真心悔罪，用亲情感化犯罪。通过多次与展进行思想交流，终于使他深深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不但扰乱了社会秩序，伤害了他人，更是对母亲的不孝和伤害，为了母亲也要痛改前非，好好做人。
我院制定了回访考评制度，加强对办案人员的监督，定期给社会调查员、涉案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发放调查回访表，征求他们对办案人员的看法，提出建议和意见，促进了公正、廉洁、文明、规范执法。社会调查员制度构建以来，我院先后于2007年办理了4起案件，2008年办理了8起案件，2009年办理了7起案件，2010年办理了10起案件次，2011年办理了10起案件，2012年办理了7起案件，均受到了较好的效果。
三、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实现调查帮教社会化
我院依托社会调查员，推进了多项未成年人犯罪审查制度。一是建立完善了回访帮教制度。引入社会调查员，不仅对犯罪前的相关情况进行调查，聘任社会调查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富有社区工作经验的人员被吸收进来，从事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工作。对刑事案件中因情节轻微作出不批捕、不起诉决定、被判处拘役、管制的未成年人和被判缓刑的未成年罪犯进行考察。刑法修正案八和新刑诉法颁行后，我们积极与司法行政部门结合，展开社区矫正工作。按照“一人一档案”，建立帮教档案，将未成年人的基本情况、家属联系方式、涉嫌犯罪事实、处理情况等资料详细登记在册，设立回访、教育期限，并适时组织未成年人及其家人参加庭审旁听，集家庭、社会、学校等社会力量，对失足未成年人予以辅导和矫正，并及时记录回访教育的具体情况和实际效果。同时我们与相关单位建立了联系会制度，对未成年人犯罪档案进行封存，对除特殊情况下的档案查询外，其余均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查询未成年人犯罪档案。二是开展了附条件不起诉试点。我院探索构建了暂缓起诉制度，对行为已构成犯罪但情节较轻的未成年人，或初犯、偶犯以及被胁迫、诱骗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有帮教的条件下，暂不将其移送法院提起公诉，而是规定一定的考察期限，并根据考察结果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新刑诉法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就是对暂缓起诉的完善。我们仍然依托社会调查员，对未成年人的行为进行品格认证，作为附条件不起诉的最重要依据。2012年3月，我院在办理一起六人寻衅滋事案中，决定对其中的王某等四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暂缓起诉，并由社会调查员对其进行为期9个月的考察，并确定了不起诉的条件。我们将在考察期满后，对社会调查员提交考察报告进行听证，如果符合不起诉条件，将经检委会审查决定对该四名犯罪嫌疑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同时设定条件，在执行过程中还需要社会调查员的监督和考核，同时社区公安机关也将对其进行监督，直至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结束。
四、化解矛盾、创新社会管理，实现惩防结合一体化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大多数案由是故意伤害和寻衅滋事，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被告人能否赔偿受害人损失是量刑的重要依据，未成年人有没有经济来源，赔偿问题较难解决，实践中，我们赋予了社会调查员具有调解的权利，作为民间调处组织，参与到刑事案件中来，在社会调查的同时帮助做好调解工作，弥补了检察机关无权参与调解的漏洞。2010年我们办理了一起未成年人故意伤害一案，因邻里纠纷犯罪嫌疑人的母亲，被邻居打伤，嫌疑人纠合了自己要好的同学四人，将邻居打致轻伤，五人全是在校学生，我们启动了社会调查员，聘请该校老师一名，同时聘用本乡镇司法调解员作为社会调查员。两名社会调查员在调查的时候同时积极调解邻里矛盾，最终出具调查报告：五名学生无劣迹、学习成绩较好，家庭教育以及生长环境都没有不利的因素，属于出于义气激情犯罪，并且邻居之间达成调解协议，双方互相谅解，建议不作为犯罪处理。我们认真研究了调查报告，最终做出了建议公安机关撤案，同时检察建议：建议学校加强对住校学生的管理。在通过此案的处理，为我们最大限度利用社会调查员来化解社会矛盾积累了经验。
篇6
关键词 社会调查报告 证据 证据能力 证据效力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一、国内外社会调查制度的发展现状
社会调查，也称品格调查，是指为了在刑事程序上对每一个犯罪人都能选择恰当的处遇方法，使法院能在判决前的审理中，对被告人的素质和环境做出的科学分析。 社会调查制度是随着刑法学说从行为主义向行为人主义转变而兴起的。行为人主义认为，行为不只是意识的客观化、现实化，而且是人格或品格的外化，即行为总是正确地反映着行为人的人格或品格，所以要将行为作为反映人格的事实来把握。刑事责任的基础是犯罪人的危险性格即反复实施犯罪行为的危险性。犯罪人的危险性格是科刑的基础。 在此理论思潮的指导下，人格因素被引入到各国的形式立法和司法中。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法制较为发达的国家，社会调查制度已趋于完善。
在上述国家，社会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犯罪人的个性、身心状况、境遇、经历、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等内容，其普遍适用各个年龄阶段的犯罪人案件，且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其社会调查一般由专门机构承担，如美国是专门的保释服务机构或监督机构承担，英国是保释情报组织承担，法国是由预审法官承担，或者由预审法官委派司法警察或有资格的人承担，德国是社会工作者承担。审判机关要求“尽可能地获得与被告人有关的生活或者性格特征材料”，以便精确地对被告人科以刑罚。监狱也根据犯罪人的社会调查状况对犯罪人实施不同的矫正或改造方法。由此可见，在国外，社会调查作为量刑、保释、分类矫正的基础，已经成为各国刑事程序不可或缺的因素。但在社会调查主体方面，各国做法不一，既有预审法官、司法警察承担，也有社会专门组织、社会工作者承担。
我国明确提出社会调查的法律虽然是2010年9月印发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但是提出实施社会调查制度却是在1995年公安部所印发的《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并且在相关规定中都明确指出，要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平时表现、家庭情况、犯罪原因、悔罪态度、成长经历、心理特点等因素。在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的主体则主要有：（1）基层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如北京市门头沟法院；（2）固定的社会团体组织（青少年保护委员会、工会、妇联等），如青岛法院、合肥法院；（3）相对固定的社会调查员，如河南省兰考法院。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调查制度开始较晚、适用主体狭窄（仅适用于未成年人）、调查主体不固定且缺乏专业素养。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国社会调查证据性问题突出，亟待解决。
二、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性之争
对于2010年9月“两高三部”印发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所涉及的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性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只能是司法机关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的一种重要参考资料”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调查报告从理论上应当视为证据”；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包括三部分：⑴被告人基本情况；⑵犯罪内容；⑶提出量刑建议及其理由。……社会调查报告中的内容如被告人的基本情况看、一贯表现及犯罪情况，一经查实，可以成为法院量刑的依据，因此，属于证据。至于调查报告中的量刑建议部分，由于其属于调查部门对被告人量刑的意见或建议，并未证明案件的有关事实，因此不属于证据”。
笔者赞同第三种学说，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前两部分应当属于证据，而社会调查报告的第三部分不应当属于证据。从语言学角度界定证据为：“法律用语，据以认定案情的材料。” 从法律学角度界定证据为：“证据就是证明案件事实或者与法律事务有关之事实存在与否的根据。” 因此，只要与案件的待证事实有关的材料均可称之为证据，该材料的真假情况、表现形式如何均不影响该材料能够成为证据。而案件的待证事实主要是指“与案件事实相关的、能够证明是否有罪， 以及相关的量刑情节事实。” 就社会调查报告来讲，其中被告人基本情况与犯罪内容中所反映的被告人的品性特征、一贯表现行为、悔罪态度、犯罪动机、与被害人的关系、犯罪的社会影响等内容对于更为清楚的判定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从而对其更为准确的量刑有着重要作用，这两个部分属于证明相关量刑情节事实的证据。因此社会调查报告的前两部分内容无论是否查证属实，都属于证据，而其被查证属实之后，则成为了定案的根据。换句话说，定案的根据都是查证属实的证据，而只有查证属实的证据才是定案的根据。而社会调查报告中的量刑建议及其理由部分，因为与待证事实无关，因此不属于证据。
三、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能力之探
篇7
经验之一：轻罪案件前科记录消灭制度的推行
今天的少年司法工作中，全国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部门出现了一大批满怀爱和宽容之心的探索者、实践者，他们有条件地将一些未成年人的罪错记录在档案中隐藏，不再向社会公开，让这些孩子们不再受到歧视，轻松地回归社会。这就是各地正在积极探索的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是少年司法工作者向社会、向法律讲述的一种别样的“谎言”。它诠释着“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的诺言，渗透了一种宽容的社会精神。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是中央政法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改革的具体要求，也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让未成年人享受平等保护的重要内容。去年，山东法院各地少年法庭积极探索，大胆尝试，依赖于党委领导下多部门的合作，采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模式，不断推进这项制度改革。其间，这项改革的进展和硕果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沈德咏副院长的高度关注，先后四次对青岛中院、德州乐陵法院的做法作出批示，给予充分肯定。
目前，山东德州、青岛、泰安三市以及日照东港区、聊城高唐县等共有近90名未成年犯成为这项制度改革的受益者。山东高院审时度势，及时向当地省人大法工委提出立法建议，将试行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作为《山东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一项重要内容予以明确。随着《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公布，这项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各地各部门的尝试也从最初的试错前行过程到分析效果和总结论证阶段。山东法院大量的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封存）数据资料和案例，不仅印证了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改革的效果，也为法学理论界对这项制度的研究和构建提供了鲜活的经验素材。
经验之二：社会调查制度的规范化
社会调查是少年司法中的一种特殊制度，其以刑罚个别化为基本理论依据，目的在于关注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殊性，保障刑罚适用公正、合理。但受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限制，社会调查的主体形式在审判实践中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在山东法院，就有德州中院设置专职法官，枣庄中院、东营广饶县法院聘任社会调查员和潍坊高密法院委托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社会调查等多种方式并存。尽管各地制度中规定的工作程序、具体内容和要求不尽相同，但作为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必经程序，社会调查制度正发挥着其人性化的功能和作用，践行了人民法院“以人为本、司法为民uo;这一工作主题和服务理念。去年，山东高院与司法厅、公安厅、检察院共同会签了《山东省适用非监禁刑判前社会调查暂行办法》，进一步规范了社会调查的主体、委托程序以及社会调查报告的格式、制作、适用等有关内容。
经验之三：非监禁刑的高比例适用
“孩子们需要的不单单是惩罚，更重要的是爱和教育。”的确，国家对未成年犯给予的不是报复和歧视，而是确立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和“教育、感化、挽救”的少年司法方针和原则。二十多年来，这一工作方针和原则在全国法院得到认真地贯彻和执行，在刑罚适用上，始终坚持“可判可不判的，以不判为主；可缓可不缓的，以缓为主；可免可不免的，以免为主”，依法加大非监禁刑的适用力度。目前，全国法院的未成年人非监禁刑适用率为30%左右，山东全省未成年人的非监禁刑适用率超过50%，在全国法院率先实现了未成年人刑罚适用模式从监禁刑为主到非监禁刑为主的转变，有效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山东省的未成年犯人数已连续四年保持平稳下降。
经验之四：少年司法工作的社会化
少年司法的目的除了保护社会利益之外，更重要的是预防、矫治未成年犯，保证未成年犯顺利回归社会。但是，维护未成年人权益从来不是法院一家力所能及的事情，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人民法院不仅仅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也是社会事业的一部分，应当紧紧依托审判，充分发挥在减少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山东法院高度重视少年审判工作的前延后伸，出现了青岛市南区法院的帮教闲散未成年人的“三色”预警机制、青岛城阳区法院的“黄丝带”行动、聊城茌平县法院建立的“阳光家园”和“三金”保障机制等多种方式，这些法院借助社区、学校和企业等平台，大力推进未成年人的复学、就业等再社会化进程。也有一些法官，如全国优秀法官范红艳、贾风勇等，他们凭借个人的人格力量，像父母、兄妹和老师一样帮助未成年犯顺利回归社会。帮教工作不是法院的本业，但也可以说是法院的主业。
篇8
论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犯罪 特别程序 影响及应对
一、关于“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辩护”
新法规定：新修《刑事诉讼法》第267条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二、关于“社会调查”
（一）新法规定
新修《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
（二）工作现状
我院公诉部门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过程中，对本市户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开展过社会调查工作。社会调查主要由承办人自行开展，主要通过向未成年人所在学校、社区、家属及其本人了解其成长经历、犯罪原因、帮教条件等情况。现有的社会调查工作并不规范。
（三）应对建议
第一，明确哪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必须进行社会调查，哪些可以不进行社会调查。第二，联系具有专业资质的社会调查机构研究在检察环节开展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工作。第三，规范社会调查报告，社会调查报告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涉嫌犯罪前后的表现以及是否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等情况。
三、关于“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捕前听取辩护人意见”
（一）新法规定
新修《刑事诉讼法》第269条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二）工作现状
据粗略统计，我院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逮捕率平均在80%，由于大部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属非京籍人员，无固定帮教条件，即使是轻罪、初犯也未能取保候审。在审查批准逮捕前，由于办案时间紧，基本承办人不会主动联系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听取意见。
（三）应对建议
第一，准确理解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有逮捕必要”的条件。对于涉嫌故意犯罪，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一般认为有逮捕必要，同时要求公安机关随案移送证明有逮捕必要的证据材料。第二，准确理解“无逮捕必要”的条件。认为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具备诉讼保障条件、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的，不具有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危险性不大的，一般认为无逮捕必要。第三，切实开展捕后继续羁押必要性评估审查工作。
四、关于“合适成年人参与诉讼”
（一）新法规定
新修《刑事诉讼法》第270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法定人不能到场的，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
（二）工作现状
我院公诉部门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对于其法定人不能到场的，一般会要求其成年近亲属或所在学校老师或所在社区工作人员到场旁听讯问，还尝试与石景山团区委联系，由北方工业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干部到场旁听讯问。固定的合适成年人队伍并未建立。
（三）应对建议
尽量联系未成年人自己的近亲属充当合适成年人，或者邀请未成年人所在学校、社区的工作人员充当合适成年人，并积极探索联系相关组织积极构建合适成年人队伍。
五、关于“附条件不起诉”
（一）新法规定
新修《刑事诉讼法》第271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对附条件不起诉书的决定，公安机关可以要求复议、复核，被害人可以申诉。”第272、273条分别规定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内由人民检察院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起算时间以及附条件不起诉的撤销情形。
（二）工作现状
我院公诉部门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拟提出作相对不起诉处理决定前，一般承办人会请示主管领导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开展诉中考察。在实践中，没有尝试开展过附条件不起诉的考察工作。
（三）应对建议
（1）刑诉法修改后对附条件不起诉规定的较为详实，对适用范围、监督单位、复议、复核、撤销条件等均作了明确规定，但检察机关应如何进行监督需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现在未检办案人手较紧，未检干部除了从批捕至起诉的一体化办案，还要完成特殊教育即预防工作。刑诉法修改后对批捕、起诉环节的工作量本就有所增加，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工作要求也不断提高，人案矛盾会进一步凸显。（2）附条件不起诉规定了要求听取公安机关和被害人的意见，如果公安机关或被害人不同意对犯罪嫌疑人附条件不起诉应如何处理尚待明确。（3）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很多情况下会和刑事和解制度一起进行，如何保证不同的犯罪嫌疑人在同等条件下受到平等对待，以免让人感觉有花钱买刑之虞。（4）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职责可以由案件承办人承担，也可以由检察机关依靠观护体系、社区矫正机构委托相关人员进行，并定时向检察机关报告。但是以聘请专门的考察机构开展此项工作为宜。
在上述问题论证解决后，研究制定开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附条件不起诉工作的具体工作流程及工作细则。联系具有资质的专业考察机构，摸清开展此项工作需要的资金。
六、关于“犯罪记录封存”
（一）新法规定
新修《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嫌疑人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二）工作现状
刑事记录是指涉罪未成年人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所留下的所有记录，包括定罪量刑记录和其他刑事记录，如刑事立案记录、强制措施记录、不起诉记录等。我院在检察环节中没有开展过有关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记录封存工作。但是在办案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最大限度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尽可能缩小未成年人犯罪后的不良影响。
（三）存在问题
第一，犯罪记录封存缺乏操作细则。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涉及到户籍制度、学籍制度、档案制度等多个方面的改革，操作起来比较复杂，难以一蹴而就。第二，犯罪记录封存实际效果还有待检验。虽然新修刑事诉讼法规定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然而法律规定有但书，授权有关单位依法查询，犯罪记录仍有外泄可能。此外，目前全国公安机关犯罪记录实现计算机联网，在某地对犯罪记录封存，如何保证在其他地方无法查询到，是必须研究解决的问题。第三，犯罪记录封存和现行的诉讼公开原则存在冲突。刑诉法规定了一些诉讼公开的原则，如审判时未满十八周岁的人不公开审理，但是宣判是公开的；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审判时已满十八周岁的审理是公开的；不起诉决定的宣告也是公开的。如果在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已经被公开以后再去封存其犯罪记录，会不会对封存的效果、意义和价值产生影响值得思考。第四，犯罪记录封存和社会化帮教可能存在冲突。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矫治需要社会化帮教，如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参与诉讼、诉前考察，不诉帮教、缓刑社区矫治等等，都离不开各方面社会力量和学校、社区等单位的支持配合，这就不可避免地扩大了知悉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人员范围，提高了犯罪记录公开的可能性，这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要求是存在矛盾的。
篇9
知识与技能：
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含义、内容。增强学生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理解，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及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
在明确讲述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涵义、内容和作用的基础上，教师可以提供几个典型的相关案例，由学生进行个案分析，加深对以上内容的理解。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引导学生珍惜和运用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强学生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
教学建议
重点、难点与疑点分析
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基本要求是本框的教学重点。因为本框集中介绍的是社会、学校对未成年人保护的责任，使学生明确相关的法律内容，以达到依法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和依法约束自己行为的目的，因此将“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基本要求”确定为本框的教学重点。
教法建议
本框着重阐述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涵义及其基本内容。
社会保护：
在讲“社会保护的重要意义”时，教师可以针对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列举法进行讲授。
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法对社会保护的基本要求”，教师可以采取让学生列举一些他们的所见所闻或亲身感受，并要求学生加以讨论、评价，老师再概括归纳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对教材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入，同时也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发挥学生学习主体的作用。
司法保护：
教材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司法保护的基本要求进行了阐述。对前三方面的基本要求，教师利用教材或者自己收集的资料稍作讲解即可，因为它主要是对有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而言，其他的广大未成年学生只要一般了解就行了。对于第四方面的基本要求，教师要结合具体案例来分析、讲解，因为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以将教材内容具体化和形象化，有利于学生的理解与记忆。
教学设计示例
今天我们继续介绍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相关内容。
三、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板书）
1、在介绍完社会保护的涵义以后，教师可以列举一个典型案例，与学生一起进行分析，归纳出社会保护的重要意义，并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讲清楚社会保护的作用、内容。
附：案例——“姐弟携款三万出走网吧”（详见扩展资料种文字资料）
2、在介绍完司法保护的涵义以后，教师可以列举一个典型案例（见扩展资料），与学生一起进行分析，归纳出司法保护的重要意义，并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讲清楚司法保护的作用、内容。
下课之前，利用一点时间布置探究活动：
题目：调查学校周围（或学生居住的社区周围）游戏厅、网吧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的情况。
注：案例-----最好用教师自己搜集到的在本地区有影响的典型案例
教学手段：
1、教学时间和教学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充分利用教材中的插图、小栏目、文字资料及教师自己、学生搜集到的资料、案例，解决本框教学的重点、难点。
2、可以利用投影片、实物投影、电视录像及影视作品或图片来帮助学生理解、掌握各知识点。
3、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多媒体及互联网技术，开展多种方式的教学。
探究活动
题目：调查学校周围（或学生居住的社区周围）游戏厅、网吧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的情况。
（一）活动目标：
1、培养学生社会调查的能力。
2、通过此活动，对法律的强制性与普遍约束力的特点及对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教学步骤：
1、学生分组进行调查。
2、各组写出调查报告，在班上进行汇报，要求调查报告要具体，要有分析、有自己的观点、见解，还要自己的感受。
3、进行汇报以后，由学生评出最佳合作小组、优秀调查报告等奖项。（三）对教师的建议
1、强调学生要注意安全。
2、对调查报告的格式、内容加以解释。
（四）评价重点
篇10
新修订的刑事法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特别程序入法。这不仅有助于加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特别保护，实现特殊预防，而且有助于降低诉讼成本，对不制度的完善也具有重要价值。如何在新刑诉法既定的框架之内，进一步细化操作规则，建立一个完善的附条件不程序，附加有针对性的、合理有效的考验条件，对被不人进行严格的监督考察，是检察机关面临的一大难题，本文拟对未成年人附条件不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完善对策提一些粗浅建议。
关键词：未成年人；附条件不；司法实践
一、未成年人附条件不的适用条件
新刑事诉讼法第271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对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的决定。根据本条，我们认为附条件不的适用条件应当是：（1）主体条件：适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且犯罪情节重于不司法解释范畴之内。（2）客观条件：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触犯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财产权利或者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的轻微犯罪，依法可能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或者单处罚金，且具备良好的帮教条件。征得被害方同意后，犯罪嫌疑人完全自愿在一定期限内赔偿国家、集体或公民个人的经济损失，或消除犯罪造成的危害和影响的。（3）主观方面：主观恶性不大，有明确的悔罪表现，且有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4）排除适用情形：对是累犯、惯犯，且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和杀人、爆炸、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的未成年人嫌疑人不能适用附条件不。
二、未成年人附条件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适用前的调查评估不足。未成年人的恶性程度和社会危害性作为考量的标准，是需要经过走访调查与法律价值评估的，调查评估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成长经历、家庭背景、一贯表现等情况的调查以此来判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能够适用附条件不，并非是对所有达到程序适用标准的未成年人都能无条件适用此制度，但是新刑诉法对此却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有些地区的检察机关有所考虑在实践中对附条件不适用前的调查评估，但也有因无法把握调查评估的具体内容而放弃此程序，从而较为草率的对犯有罪行的未成年人适用了附条件不制度，这种适用不但不会得到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反而使一些不具备适用条件的人逃避了法律的制裁，产生新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
2、随附条件的标准难以把握。新刑诉法对适用附条件不的未成年人并无规定统一或可供参考的标准，规定过于简单，实践操作中很难把握。新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一条仅用“但有悔罪表现”的来设置随附条件，这种条件的设置显然更多的是考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保护，而没有充分考虑受害人的利益，且对于对作出附条件不的未成年人来说这样的规定也显得过于简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能为求的“不”而表现出良好的悔罪态度，但承办人员难以在短时间内对其是否真心悔罪作出准确的评判，从而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逃避刑罚提供了条件和便利。
3、无健全的考察帮教机制。如何对附条件不的未成年人进行切实有效的考察，在司法实践操作上存在一定难度。从检察机关目前的状况来看，案件较多，办案人员相对较少，在没有专门监督考察机构进行工作的情况下，由办案人员对未成年犯罪嫌疑监督考察，执行考察有心无力。再次如何对流动对象执行半年以上一年以下的考察是一个难题，对不的未成年人在离开或者迁居后是继续有原机关考察还是委托其他机关进行考察没有明确规定，执行监督考察的手段和考察结果如何确定，立法目前也是空白。
三、对未成年人附条件不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完善建议
1、适用前调查评估的完善建议
（1）调查机构专门化。从世界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做法来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一般由专门机构负责。建议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工作，并部署专业社会调查员开展具体调查工作，撰写调查报告。（2）调查内容规范化。社会调查的内容至关重要，是确保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存在科学性的基础，对判断未成年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有重要影响。具体包括：未成年人的个人情况，包括其精神状态、身体状况、兴趣爱好、道德修养、性格特征、生活习惯、受教育程度。未成年人的家庭环境，包括家庭成员个人情况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家长的管理方式，是否有产生影响的家庭事件以及其成长经历、受教育经历和社会生活经历等。未成年的社区表现，包括未成年人在校、在家的行为表现，师生、同学、亲朋好友的关系以及其实施犯罪行为后是否有悔罪，是否有自首、立功情节等。未成年犯罪人考察期间的表现，包括是否履行规定义务，精神状态是否积极、价值观念是否改善等情况。
2、附加条件的完善建议
（1）明确应履行的具体义务范围。为了考验被不未成年人真正悔过自新的决心和采取补救措施的诚意，应命令其遵守一定的规定和履行一定的义务。具体包括：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未成年人被暂缓应以本人所有的财产赔偿，自身无财产的可以允许其父母或亲属代为赔偿。并立具结悔过书，保证自己今后不再犯罪。向公益机构或社区提供一定时间的服务。应该以不影响未成年人接受学校教育为前提，一般可以要求其利用放学或节假日的时间履行义务，并责令未成年人定期到考察机关汇报思想。禁止未成年人与特定之人交往或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特定场所。（2）明确撤销情形。具体包括：被不未成年人在考验期间又故意犯罪，应撤销原附条件不决定，对新罪和旧罪数罪并罚提起公诉。被不未成年人违反其在考验期内应遵守或履行的义务，其情节严重的。被不未成年人在考验期间过失犯罪，以及在附条件不之前，就犯有过失罪行，且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附条件不决定一经撤销，检察机关就应对该案件提起公诉。被不人不得请求返还已经履行的部分义务。
3、建立考察帮教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