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安调查报告范文

时间:2023-03-18 22:39:0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治安调查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社会治安调查报告

篇1

一、由“民愤”到“民欢”,严打整治取得大成效坚持打防结合、以打促防的方针,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全力抓打击、压发案、保民利、护民安,违法犯罪活动得到有效遏制,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好转,20__ 年全县各类刑事案件破案率达 67.34%,比 20__ 年上升 12 个百分点。

(一)以打黑除恶为突破口,强力铲除社会治安“毒瘤”。黑恶不除,民愤难平。五年来,全县坚持“黑恶必除、除恶务尽”和“露头就打”的原则,以斩草除根的锐气强力打击黑恶分子和横行一方的乡霸、村霸、沙霸、矿霸,先后打掉省公安厅“7.09”专案等挂牌督办的以应某某、芦某某、张某某、祝某某为首的涉黑、涉恶犯罪团伙 36 个,成功破获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故意伤害等恶性案件 412 件,逮捕犯罪嫌疑人 673 人,提起公诉 823人,作出有效判决 820 人,有效铲除了黑恶势力的生存土壤,维护了一方安宁。

(二)以命案侦破为关键点,真正赢得人民群众“信赖”。命案不破,民愤难填。坚持“命案必破”、“命案可防”的理念,组织精干警力开展命案攻坚,全面落实命案侦破机制,全力攻坚命案积案,努力实现命案全破。五年来,成功破获 20__“4.14”、20__“6.27”、20__“6.14”等涉命案件 75 件,命案破案率达96%以上,20__-20__ 年连续三年实现命案全破,同时先后破获历年命案积案 39 件,一大批多年的涉法老案得以化解。

(三)以禁毒戒毒为推动力,全面净化社会治安“空气”。不禁,民愤难安。近年来,受国际国内和周边毒情渗透影响,__由原来的运输通道转变为以零包贩毒为主、间或有大宗跨境交易的重点区域,给全县社会治安带来了较大影响。针对这一严峻形势,县委县政府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禁毒人民战争,成功破获公安部督办、全市首例“公斤级”大案等贩毒案件324 件,抓捕毒贩 220 人,强制隔离戒毒 750 余人,因问题引发的刑事治安案件下降 19%。__顺利通过省级“无毒害县”创建检查验收,成功摘掉“全国外流贩毒问题关注县”帽子。

(四)以清网追逃为着力处,不断增加社会和谐“因素”。逃犯未捕,民愤难抚。全县政法机关牢固树立“抓逃犯、破积案、消民怨、保稳定、促和谐”理念,通过政策感召、情感劝服、悬赏追捕、情报导控等手段,大力开展缉捕规劝工作,一大批负隅顽抗的在逃人员被抓获归案,一个个真心悔悟的在逃人员投案自首,一桩桩久侦不破的陈年老案得以告破,一件件久拖不绝的难题得以化解,一个个四分五裂的家庭得以修复。五年来,全县共抓获各类网上在逃人员 1345 名,其中历年逃犯 326 名,20__年前上网的逃犯全县仅剩 7 名,追出了安宁,打出了和谐,劝出了平安,清出了稳定。

二、由“民惧”到“民安”,防范格局形成大网络由于治安防范薄弱,抢劫、抢夺、盗窃、扒窃等暴力侵财犯罪行为高发,群众惧怕单人出行、夜晚出行。五年来,全县充分运用信息化建设成果,全面加强视频监控、区域巡控、单位内防、警务协作等防控网络建设,对动态社会实行全方位、全天候、无缝隙、立体化覆盖,全县可防性案件发案大幅下降,群众安全感明显增强。

(一)密织“数字化”视频监控网。按照“升级、改造、换代”的思路,采取市场化运作的建设模式,先后完成了公安天网工程改扩建和 110 报警系统升级,实现了 110 报警数据联网汇聚并增加了手机报警定位功能,及时更换了新建的高清探头 525个,在全县重要路口建成 12 组治安卡口系统和智能交通系统,全县重点要害部位视频监控基本实现全覆盖。同时整合社会监控资源,将学校、医院、工业企业等企事业单位内部视频、电子监控系统并入公安监控系统,形成视频、电子联体的交叉监控网络,有效加强了社会治安现代防控手段。

(二)密织“网格化”区域巡控网。根据易发案地域和重要路段分布特点,将县城区划分出若干条防控线路,以治安交管警务平台为依托,以“3 大巡防区、17 条必巡线、158 个必巡点”为框架,建立了点、线、面结合,扁平化“点对点”指挥的城区治安防控体系。同时不断将巡防体系建设向乡镇延伸,根据辖区重点区域、重要场所、要害部位及各村社分布情况,各派出所科学划分巡区,合理布点,实施严密的社会治安巡防。五年来,全县巡防队伍处警 1.2 万余起,现场处置一般案件和调解纠纷 6300余起,救助群众 3200 余人,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1300 余人。

(三)密织“多样化”城乡防控网。在加强派出所正规化建设的同时,加强警务民警专职化建设,在每个社区、重要村社、重点学校建立了警务室,配齐配强了警务民警,配优配足了警务装备,并由所在乡镇党委、村(社区)“两委”、警务室民警牵头组建义务巡防队和治保会,开展社会治安巡逻防控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工作。截至 20__ 年底,全县共建立各类警务室 99 个,组建义务巡防队 148 支 1235 人、治保会 837 个 43

28 人,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3200 余件,当场或协助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185人,提供有价值的破案线索 1200 余条。

(四)密织“立体化”内部防控网。深入贯彻落实《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严格落实有关内部保卫力量建设标准要求,督促、指导各企事业单位配备专职保卫人员,组建群防群治力量,建立健全安保制度,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和巡逻防范,加强内部入侵报警、视频监控等技防设施建设,构建起了立体化单位内保防控网络。截至 20__ 年底,全县共有 112 家重点单位设置了内保机构,配备专职保卫人员 504 名,安装现代技防设施单位 56 家,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570 场次、巡逻防范 4840 余次,切实加强了单位内部安全防范。

三、由“民忧”到“民喜”,社会管理得到大加强由于社会管理力量薄弱、措施乏力,群众不乏担忧。五年来,全县不断加大管控力度,切实创新社会管理,狠抓重点隐患整治,严查违法犯罪行为,全力控事故、保平安,杜绝了重特大事故发生,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得到省市领导充分肯定。

(一)以“智能交通系统”建设为重点,不断加强交通安全管理。以建立完善管控措施为前提,坚持“重点时段重点管理,重点路段重点整治,重点车辆重点监控”,先后投入资金 1500 余万元建设智能交通系统,建成智能交通指挥中心1个、交通信号灯路口控制系统 16 个、电子警察抓拍系统 61 个、交通治安卡口12 处、道路视频监控点 28 个、固定式雷达测速点 3 处、语音广播 18 个、执法监控点 40 个,配置雷达测速车 6 台、移动监控车1 台,将超载、超速、酒驾、无证驾驶等作为管控重点并实行“非现场执法”,全县主要干道、重要路口、重点部位信息系统覆盖率达 100%。20__ 年,全县道路交通事故同比下降近 30%、死亡人数下降 33%,未发生较大以上交通安全事故。

(二)以“三二一”帮教模式为重点,切实加强特殊人群管理。针对“清网行动”后全县缓刑和监外执行管理难度增大的实际,采取“三二一”帮教模式,帮助社区矫正对象和刑释解教人员较快融入社会。同时加强流动人口、闲散青少年、孤残儿童、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的教育、管理、服务和救助,以政府为主导,公安、司法、民政、教育等部门联动的管理帮教工作平台基本形成。五年来,先后打造安置帮教基地 1 个、安置实体 48 个,成功帮助 650 余名社区矫正对象和刑释解教人员顺利融入社会,成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站”57 个,教转社会闲散青少年 1368 人,救助孤残儿童 450 余名,结对帮扶留守儿童 24.4 万余名。

(三)以“品牌调解室”打造为重点,扎实推进矛盾纠纷解处。在不断丰富完善大调解工作机制基础上,在县司法行政服务中心打造了“王磊调解室”、“徐文进调解室”、“钱灵利调解室”等品牌调解室 3 个,先后成功化解非正常死亡纠纷、征地拆迁和劳务纠纷、因心理障碍引起纠纷等疑难纠纷 65 件。同时,全县各级干部坚持定期接访和真情下访,全面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多角度、多层次倾听民声,真心实意为民办实事、解难题。五年来,全县各级干部接访下访达 5.6 万余人次,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3 万余件,有效解决群众具体问题 3.4 万余个。

(四)以社会丑恶现象专项整治为重点,有效加强特种行业管理。通过网上巡查、地面巡逻、建特情耳目、公布举报电话、设置举报信箱等方式,全力端窝子,打头子,办案子,对宾(旅)

馆、娱乐场所、出租房屋等黄赌毒违法犯罪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进行挂牌整治,全力铲除黄赌毒丑恶现象滋生土壤,同时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强化危险化学品和枪爆物品管理。五年来,全县共查处黄赌毒案件 1675 起,行政拘留 2756 人,查处黄赌毒场所126 个,销毁赌博机 1328 台;火灾事故减少 32.28%,连续 5 年无火灾致人死亡事故;破获涉爆涉枪刑事案件 12 件,捣毁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窝点 8 个,群众对社会治安满意度大幅提升。

四、由“民怨”到“民赞”,警务效能实现大提升由于过去警务重管理、轻服务,群众心中存有怨气。五年来,全县坚持“警力跟着警情走,阵地随着治安建”原则,采取驻勤制和联勤制相结合,大力推行“五大”民生警务,基层堡垒进一步巩固,警民距离进一步拉近,警务效能进一步提升。

(一)以管理实有人口为中心,形成社区警务集群,打造优质服务“倍增器”。大力推进派出所基础工作平台(简称派基系统或 gapj 系统)深度运用,围绕常住人、暂住人、重点人、流动人、虚拟人等五类实有人口管理服务做文章,通过“以房管人”、“以证管人”、“以业管人”、“以网管人”,带动基础工作信息化、治安管理精细化、安全防范网络化、矛盾化解常态化、服务群众亲情化,将平安细胞根植到社区、到家庭、到群众心里。五年来,全县可防性刑事案件下降 18.34%,各类矛盾纠纷下降 25.36%。

(二)以维护师生权益为中心,形成校园警务集群,打造治安防范“稳压器”。扎实推进刑侦、禁毒、国安、网监、消防“五大警种进校园”活动,创新开展以红、蓝、绿、橙、暖为基调的“五色警务工作法”,落实交巡警、校园警务室民警、保安、校园保卫干部、护校队“五位一体”的巡逻模式,净化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为学校师生创造良好的教书育人环境。五年来,全县涉校案(事)件同比下降 63.55%,未发生恶性涉校案(事)件,__职中警务室服务学生“五心工作法”得到省委领导高度评价。

(三)以促进医患和谐为中心,形成医院警务集群,打造服务群众“催化器”。坚持“警务阵地共建,警医联动共保,巡防整治共担,医患纠纷共调”原则,赋予县法医参与医疗事故技术 鉴定和警务室民警先期封存病历权力,牢牢掌握医患纠纷处置主动权。通过创新四大机制、四张网络、四个及早、四个必访、四个主动“5s 工作法”,打造高效、平安、稳定、和谐、满意“5s窗口”,有效维护了医院平安,促进了医患和谐。五年来,全县发生的 126 件医患纠纷全部在第一时间得到成功处置,医院内部未发生有影响的案(事)件。

篇2

一、村级综治工作规范化建设情况

为加强村级综治工作规范化建设,改善综治人员工作环境,建立综合治理长效机制,全面提升我乡村级综合治理工作水平,我们以科学发展观和全市政法会议精神为指导,从“发展是硬道理、维护稳定是硬任务”的高度,充分认识抓好村级综治工作规范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等8个村推行了综治办规范化建设,在全乡38个行政村推行了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切实做到了工作到位、资金到位、措施到位,为推动全乡村级综治工作规范化建设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在综治办规范化建设方面:我们组织各村在办公用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为综治办配备了专门办公室,每村投资5000多元,对办公室进行了改建装修,墙壁涂刷了防瓷涂料,地面铺设了地板砖,并全部吊顶,对室外地面进行了硬化和美化,购置了新的办公桌椅、档案橱具,制作了精美大方、标准较高的制度图版,使我乡综治办办公条件达到了全县一流的水平。

在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方面:我们加强了三个方面的规范化建设:

一是建立了村级综合治理长效机制。各村根据今年我乡“平安建设”工作需要,调整组建了春季严打小组,设置了严打整治办公室,配齐配强了严打整治专职信息联络员,建立起严密有序的综合治理长效机制。

二是建立了防控管一体化防范体系 。为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各类可防性案件发生,各村从本村工作实际需要出发,选定一名村干部专职抓平安建设工作,建起了集治保、巡逻、调解、普法、帮教“五位于一体”的综合治理防控机制。

三是健全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乡党委政府把排除不稳定因素,作为建设“平安家园”的重要环节来抓,帮助各村建立健全了规范化的村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组织和管理机制,完善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网络,实行了矛盾纠纷信息周报制度,对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情况统一建档立册,逐步形成了调处程序规范化、排查工作制度化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避免了民转刑案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确保了社会稳定。

二、采取的措施

为搞好村级综合治理规范化建设工作,我们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1、充分做好综合治理规范化建设宣传工作

我们充分利用干部进村、宣传车、广播和明白纸等方式,搞好村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范化建设宣传工作,使各村干部真正了解了搞好村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范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增强了大家的规范化建设意识。

2、加强村级综合治理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了他们搞好村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范化建设的能力,促进了我乡村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范化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

3、加强领导,组织各村成立了以支部书记为组长、以综治专职主任为副组长的村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范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本村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范化建设工作,真正做到了村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范化建设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把村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范化建设工作任务落到了实处。

三、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规范化建设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综治办规范化建设难度仍然很大。

篇3

分析发现,小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的评价明显低于大城市,镇区居民对收入、就业的评价持续偏低,在看病、读书的收费水平上,他们同样感到压力大。

小城镇居民评价生活一般

数据显示,生活在小城镇的人,对生活的观感并不如外人想象的乐观积极。镇区居民对本地生活状况的评价以一般为主,持此看法的人多至50%,而表示满意和比较满意的人合计为34%;相比之下,大城市居民评价以满意为主,满意度高至44%,较镇区明显高出10个百分点。

课题组指出,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小城镇的发展备受瞩目。从分析结果看出,小城镇生活与人们所向往的大相径庭。小城镇如何吸引并留得住人们安居乐业,成为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不得不面临的挑战。

小城镇居民也嫌房价高

近年房价高企让买房成为奢望,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大城市,在小城镇也如此。

房价贵是小城镇居民的共同感受,认为当地房价贵的人多达57%,还有22%的人认为比较贵,两者合计达79%。同时,镇区居民普遍表示对目前高房价无法承受,持此看法者多至65%。

四分之一居民不满治安

调查还发现,小城镇居民对生态环境、市容卫生及社会治安的评价均落后于大城市。

在整体的生态环境上,镇区居民不满意度居各类型城市首位,接近三成,比大城市高出3个百分点。而且从个人观察来看,多至70%的镇区居民表示当地环境受到污染,比例与大城市一样高。

对市容卫生,镇区居民不满意度为33%,满意度刚过三成;而在大城市,居民满意度高至43%。

同样,对反映公共安全的社会治安,在原本民风淳朴的小城镇,居民不满意度竟位居各类城市之首,为25%,远超大城市10个百分点。

小城镇电影院剧院太少

篇4

《华西都市报》报道,一份由成都锦江区政府组织、专业调查公司调查的春熙路“美女养眼指数”即将。成都春熙路号称百年金街,原本是一条窄街小巷,后逐渐发展成商圈。每到节假日,这里必定是成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

以春熙指数命名的中国首个商业街指数包含商圈人流指数、消费者购物指数、美女养眼指数等多个数据。据悉这次指数调查是由锦江区中央商务区管委会牵头,委托北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开展的。

评论

“美女养眼指数”成了街头巷尾关注的新闻,然而谁都没有注意,就在这热议之中,“美女养眼指数”夭折了:随后公布的《春熙路消费者行为调查报告》,根本就没有出现“美女养眼指数”这一项。

这个报告里春熙路消费者指数得分为74.4分,商品齐全、时尚,购物环境好是春熙路人气旺的最主要原因。评价体系包括了公共设施与服务、交通、商品与服务、时尚繁华程度4个二级指标,并细分为商品价格水平、繁华程度、社会治安等17个三级指标。其中不少指数具有借鉴意义,比如调查认为95.3%的外地人去过春熙路;60.3%的消费者认为春熙路最能代表成都,远远高于武侯祠(17.9%)、锦里(6.4%)、杜甫草堂(6.1%)等旅游景点。

看看网友的夸张性总结:“天下美女在成都,成都美女在春熙路。”看来成都春熙路美女云集,在部分人印象里已经“深入人心”,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眼球也是关注度,美女也是生产力”的多元化时代,“美女经济”这种“资源”因为具有稀缺性,在发达的商品社会里,正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让美女为某个品牌、某个地方代言,早已经成为惯例,种种选秀选美活动更是如火如荼。作为担负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发展任务的商务区管委会,关注“美女经济”给当地经济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发挥这个民间品牌的经济效益,让自发的“美女”为春熙路代言,并不算无聊之举。为了达到公正和客观,委托专业调查公司独立调查,也是规范合理的做法。至于这个指数到底好不好,公布之后大家自然有公论。

因此我正拭目以待,看看这是怎样一个引领潮流的新标准一一这个指数怎么算出来的?对众多“爱美之人”是否有指导意义?……然而可惜的是,就在媒体断章取义的标题中,就在众多评论家未卜先知般的抨击声中,“美女养眼指数”光荣夭折了。不知道这算是幸运还是不幸?

声音

我们需要警惕和反思的是,作为公共管理者的公权力,如何也走到了商业炒作的队列中来?

――西安晚报

篇5

关键词 环境变化;环境意识;环保行为;中国公众

中图分类号 X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10-0055-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0.010

近年来,我国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2009年3月3日,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的《200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能力呈增大趋势,但是环境支持系统在可持续发展各个支持系统中的能力相对较低[1],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共同的《2006年环境绩效排名》报告指出,2006年中国的环境绩效指数排名在133个国家中居第94位,环境问题可能是中国崛起中最大的变数[2]。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指出:环境问题最好是在全体有关市民的参与下,促进和鼓励公众意识和参与[3],显示了提高公众环境意识水平在环境保护中的重要性。对公众环境意识的研究能较好的反映公众环境意识的水平。以1998年我国首次全国规模的环境意识调查报告《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4]、2001年“联合利华杯公众环境意识调查”[5]、2005年首个环保指数《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2005年度报告》[6]、中国环境意识项目主办的《2007 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7]为代表的全国性环境调查,反映了过去10年来对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调查研究进入了迅速发展阶段[8-9],调查的社会参与程度在不断提高,但是这些调查之间呈现出持续性与互补性不足的特征,并且缺少对环境变化现象与深层背景之间内在联系的研究,缺少对时间序列的动态分析以及趋势预测。为此,本文在已有调查报告中公布的数据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趋势,以提高已有资源的利用价值,为政府制定相关环境管理政策提供依据。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文以1998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2001年“联合利华杯公众环境意识调查”、《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2005-2007)》、《2007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为基础进行分析,其样本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各个年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见表1)。

1.2 方法

以1998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2007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为基础, 选取报告内容中较为关注的3个方面,分析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变化;以上述各个年份调查报告的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公众环境意识评价指标体系,分析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特征及原因,并对未来环境意识的变化进行趋势分析。

2 公众环境意识变化分析

2.1 公众的环保意识

对于公众的环保意识,选取环保知识和环保态度两个方面进行衡量。对于环保知识,以1998年调查中13个环保知识题目的人均得分和2007年调查中对7个环境科学知识基本概念的认知度进行衡量。

1998年调查中环境知识方面的人均得分2.8分,换作百分制,则人均得分仅为21.54分,表明当时的公众环境知识水平尚处于相当低的层次。2007年调查中环境保护的认知方面,81.5%的公众听过至少1项有关环境保护的概念,但是当进一步询问时,仅有10%的公众能够正确阐明其确切含义,表明公众对于环境保护的认知程度总体呈现高知晓率和低正确率的特征,公众对于环境保护认知的实际知晓率偏低。

总体上看,相隔近10年,我国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有所提高,且呈现出随年龄上升而下降、随受教育程度上升而上升的趋势。同时,两个时期的调查数据均显示出城市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高于农村公众,且有城乡差距增大的趋势(见图1)。有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城乡居民每百户彩色电视机的拥有量差距从1998年的9.2台增大到2007年的43.3台,城乡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差距从1998年的339.98元增大到2007年的1022.88元[10],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城乡居民环境知识的获取产生影响。

对于环保态度方面,以1998年和2007年调查中公众对于环境问题责任主体的认识和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来衡量。两次调查表明,相隔近10年,公众依然认为政府和企业应对环境问题负有重要责任(见图2),反映了公众对政府监督职责和企业社会职责的要求。而对于环境问题产生的首要原因则归咎于公众的环保意识差,显然“谁破坏,谁负责”的环保责任意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在各类社会问题中,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从1998年的第5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4位,重视程度略有提高,但是环境问题仍未成为公众最关注的焦点。值得注意的是,相隔近10年,公众认为我国环境问题严重的比例升高了20.7%(见图3),公众最关注的具体环境问题也有所变化(1998年:水污染、大气污染、植被破坏。2007年:生活垃圾污染、耕地减少、大气污染)。其中城乡居民对于具体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评价存在一定差异,1998年城市居民最关注大气污染,农村居民最关注水污染,且城乡居民对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评价差别不大;2007年城乡居民都把生活垃圾污染放在了首要位置,城市居民对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评价高于农村居民。

统计资料表明,近10年我国工业“三废”的综合利用率逐年增加,其中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相对较高,2001-2008年均高于80%,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水污染问题,这与公众的感受相吻合。对于生活垃圾污染问题,有统计显示,目前我国生活垃圾的年产生量约为3.7 亿t,其中城市生活垃圾的年产量约为1.7亿t,并正在以每年10%左右的速率增长[11-12],特大城市的垃圾增长率甚至高达20%[13],而我国每年的生活垃圾清运量最高仅为1.5亿t左右,且无害化处理率仅为60%左右,低于国际通用标准的无害化处理率,因此导致我国大部分城市的垃圾问题日益严重,这与公众的感受相吻合。

2.2 公众的环保行为

在环保行为方面,以1998年调查中公众参与5项环保活动的程度(低度参与、高度参与、具体活动)和2007年调查中公众的环保经历(主要环保经历、主动性环保经历、具体活动)来衡量。

1998年公众低度、高度参与环保活动的比例分别为65.9%和8.3%,以具体活动为例,当工厂噪音影响个人生活时,选择进行交涉的比例为43.9%,为环境问题投诉、上访的比例为4%。

2007年接收有关环保的电视节目和纪录片(82.9%)、报刊(47.3%)等大众传媒信息成为公众最主要的环保经历,参加环保公益活动(占18.1%)、环保宣传(占4.2%)、成为民间环保组织成员(占2.1%)等主动性环保经历不足,12.9%的人没有任何环保经历。以具体活动为例,对破坏环境的行为能够予以制止或劝阻比例为37.1%,为环境问题投诉、上访的比例为1.6%。

相隔近10年,公众的环保参与水平有所提高,但是主动性环保参与水平有所降低,能获得显而易见的眼前利益是公众参与环保活动最直接的动力,也是造成环保行为滞后的重要原因。另外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环保活动的积极性越高,受教育程度与公众参与环保活动的积极性之间呈现线形相关关系。

2.3 公众的环保满意度

在环保满意度方面,以1998年和2007年调查中公众对于本地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和环保工作的满意程度来衡量。

相隔近10年,公众依然认为本地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和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不够,企业忽视环保也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而消费快速增长、人口增长过快、经济发展速度过快等客观因素被认为是次要原因(见表2),表明环境与经济的矛盾并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大多数公众认为可以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相隔近10年,公众对于国家环保政策法规和环保宣传教育的满意程度上升较快,对于企业环保自觉性的满意程度下降较快。数据显示,近10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逐年增加,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明显强化,而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整体水平仅为31分,总体水平较低,企业的环境责任在各类社会责任中的水平相对最低[14],这与公众的感受相吻合。

3 公众环境意识变化特征及原因

3.1 变化特征

以上述调查报告的数据为基础,参考2005年和2007年环保民生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建立公众环境意识评价指标体系。由于数据的局限性,选取其中代表性的题目组成三级指标,个别数据进行了加权处理,通过专家打分法修改部分权重(见表3),采用综合评估法计算平均分值,计算公式如下:

可见,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其中环保意识呈现N形上升趋势,环保满意度呈现U形上升趋势,环保行为则呈现倒U形下降趋势。以2006年为结点划分为两个阶段:1998-2006年,环保意识的提高是环境意识总体水平提高的主导因素,环保满意度则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其中2001年公众对于空气、水环境问题的满意度较低是环保满意度偏低的主要原因。2006-2007年,环保意识和环保满意度的提高是环境意识总体水平提高的主导因素,环保行为则成为环境意识总体水平能否稳步提高的关键。

3.2 原因分析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被归纳为倒U形关系、同步关系、U形关系和 N形关系[15]。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发展过程呈现出类似“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是由于环境意识的发展受到经济、政治、环境、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对比国内外,美国环境意识的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历了快速觉醒-顶峰-下降-反冲-繁荣的阶段,其中环境意识的上升期基本上就是美国经济的繁荣时期[16]。在奥地利,公民有强烈环保意识的比例从1990-1997年下降了9%,这一方面是因为环境状况的改善使公众的环保满意度增强,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失业、社会治安等问题的日益严峻降低了公众对环保问题的关注度。在我国公众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中,1999-2005年公众对于环境保护关注度的比例呈现倒U形下降趋势,是因为下岗就业、社会保障、住房改革等问题的日益严峻更为引人关注,尤其是下岗就业问题在上述7年中有6年位居首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度,2006-2008年,环境保护首次连续3年位列热点问题的前3名,环境保护的关注度有所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相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公众的环保行为总体水平偏低,是由于我国公众参与环保活动的起步较晚所造成的。美国在1969年的《国家环境政策法》中就最早确立了公众参与原则;在中国,首部环保领域中公众参与的规范性文件是国家环保总局2006年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从立法角度看,我国公众参与环保活动较美国晚了近40年。起步较晚导致了我国公众参与的能力和机会不足[17],环保行为总体水平偏低。同时由于行为本身具有鲜明的社会性特征,并随个体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过去10年我国公众的环保行为呈现倒U形下降趋势,这与消费和能源的发展趋势相吻合,“生态文明”的提出从国家层面上将环境保护从行为实践提高到理论和伦理的高度。

4 公众环境意识变化趋势分析

利用上述数据进行统计回归分析,得出最佳的拟合方程为y=2E-16e0.0198x。经方差分析、回归系数的t检验表明回归模型成立(R2 = 0.9791>0.8,显著性检验P=0.0017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环保参与水平和公众对国家环保政策法规和宣传教育的满意程度有所提高。

(2)环境意识各方面的发展过程呈现出类似“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其中环保行为呈现倒U形下降趋势,是未来环境意识总体水平能否稳步提高的关键。

(3)未来公众环境意识总体水平将呈现加速上升的趋势, 2008-2017年进入快速上升阶段,2019年达到较高的稳定水平。

5.2 建议

(1)加强环境认知教育,明确环境变化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的严峻影响和挑战,中老年、农村和低教育群体是未来环境普及教育的重点。

(2)激发公众的环保责任意识,深入挖掘企业的环保积极性,使他们通过技术创新等有效途径提升企业形象,积极履行相应的环境责任。

(3)加大环境保护的工作力度,重点集中在生活垃圾污染治理,提高生活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水平,鼓励城市公众进行垃圾分类和绿色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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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1)施工所在地的工业、农业、宗教、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治安状况、卫生防疫情况;

2)现场所在行政辖区单位的名称、地址、距离、负责人、联系电话;

3)企业治安主管部门和辖区治安单位的名称、地址、距离、负责人、联系电话;

4)企业HSE主管部门的名称、地址、距离、负责人、联系电话;

5)距现场最近医疗单位及地、市级医院的名称、地址、距离、路线图以及负责人、急诊、外科的联系电话;

6)最近集贸市场(可提供基本生活物品)的地址、距离;

7)项目投资及管理单位的名称、地址、距离、负责人、联系电话;

8)业主现场HSE监督的姓名、住址、联系电话等。 4.1.3 领导承诺和方针目标 4.1.3.1 领导承诺 a) 基层队领导应对本单位的员工作出书面承诺,当对外承包工程时,可经授权对外作出承诺,并接受上级管理部门、领导和员工的监督。 b)员工的承诺可参照中国石化[2000]安监字6号文件的要求和应履行的HSE职责,结合本岗位的实际,由本人以文字形式提出,并以适当的形式予以公示,接受本单位领导和员工的监督。 4.1.3.2 HSE方针 基层队HSE方针应与公司的方针保持一致,即: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全员动手,综合治理;

改善环境,保护健康;

科学管理,持续发展。 4.1.3.3目标 a) 基层队提出的HSE目标应符合或严于企业、二级单位的HSE目标;

b)HSE目标应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应体现对本单位各项HSE管理工作的控制; c)具体的工作和活动,应制定详细目标和量化指标; d)通过实施HSE管理,实现无事故、无污染、无人身伤害。 4.1.3.4 责任 基层队正职领导是HSE管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应在以下方面负领导责任: a) 组织实施安全、环境与健康一体化管理,提高基层队的HSE管理水平; b) 通过岗位的HSE表率,树立正确的行为榜样,不断强化和奖励正确的HSE行为; c) 组织制定基层队HSE职责和HSE业绩的管理考核细则,并定期组织检查考核; d) 通过各种形式,搞好职工的HSE教育,提高职工的HSE意识和专业技能; e) 定期组织HSE检查,积极消除事故隐患。 4.1.4 组织机构、职责、资源和文件控制 4.1.4.1 组织机构 a)基层队成立HSE管理领导小组: 组长:由队长担任 副组长:由主管HSE副队长担任 成员:由其他队领导、HSE管理人员、工程(工艺)技术员、设备技术员等组成。 b)制定基层队HSE管理组织机构图。 4.1.4.2 职责 应明确基层队领导、管理人员和员工的HSE 职责。 4.1.4.3 职责考核 a)考核原则

1)基层队领导、管理人员和员工都应接受HSE职责的考核;

2)对HSE职责落实情况应定期检查、考核;

3)基层队领导、管理人员和员工应有HSE业绩、职责考核指标,并将履行情况记录存

档,并反馈至每位员工。 b)考核方式

1)基层队应建立HSE职责定期检查考核制度;

2)基层队队长的考核由上级HSE管理部门进行,基层队管理人员和员工的考核由基层

队长牵头,基层队HSE领导小组进行考核和公布;

3)考核内容应纳入基层队的年度经济责任制考核指标,按HSE职责履行情况,做到奖

惩兑现;

4)基层队通过HSE考核程序的实施,及时改进考核程序,严格HSE职责考核,逐步

提高HSE业绩水平。 c)考核内容

HSE考核内容主要包括HSE表现和业绩两个方面,主要内容有:

1)基层队领导 ——HSE承诺兑现、目标实现情况; ——HSE职责的履行情况。

2)管理人员

——HSE职责的履行情况; ——对所管辖专业履行HSE情况的监督、检查、考核情况; ——对未能认真履行HSE职责,因管理失误造成事故的处理情况。

3)员工 ——HSE职责的履行情况; ——遵守和执行各种规章制度的情况。 d)考核奖惩

基层队领导、管理人员和员工的HSE职责考核情况要与其经济利益挂钩,并在经济考核 中实行一票否决制。 4.1.4.4 资源 a)人力资源

按照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的要求,关键生产装置必须配备安全工程师,要害单位(钻 井队、地震队、联合站、建筑安装施工队等)设专职HSE管理人员,其他基层队设兼职HSE 管理人员。 b)培训

1)培训要求

——开工前,应对所有员工进行相应的岗位培训,并具有相应合格证书。 ——特种作业人员应持有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操作证。 2)培训内容

——安全知识培训; ——医疗保健与急救培训; ——环保知识培训; ——岗位技能培训;

——求生和营救培训;

——工作标准与技术操作规程的培训;

——应急预案培训等。 3)培训考核

培训结束后,必须进行严格考核,将考核结果与员工的奖金挂钩。

4)培训的具体要求,按Q/SHS 0001.2—2001中4.2.5.1的规定执行。 b)物力资源

1)基层队领导应保证基层队HSE实施程序运行所必需的物质条件,保证抢险救火、隐

患整改等重点工作的顺利进行;

2)基层队领导应为HSE管理人员提供必备的工作用品、用具。 4.1.4.5 文件控制 基层队应按Q/SHS 0001.2—2001中4.2.7的要求,确定基层队控制的管理文件和技术资料,制定文件管理制度、保密制度,保存现行有效版本。 4.1.5 风险分析和隐患整改 基层队应在施工前或直接作业开始前,对装置(设备)的固有危险性、作业场所的危害因素、工艺操作过程的危险性、主要生产环节和直接作业环节的危险性进行风险分析,提出并组织实施针对性的预防控制措施。 4.1.5.1 风险分析 a)生产装置(设备)、作业场所的固有危险性分析

1) 工艺过程及物料、产品的火灾爆炸危险性、重点危险部位、已采取的安全技术措施; 2) 生产、工作场所的物理性化学性危害因素、危险源点、危害范围、危害程度、已采

取的防护控制措施; 3) 环境污染的可能性、三废处理措施和检测控制手段;

4) 针对固有危险性分析,提出、编制和实施HSE工程技术措施和HSE管理措施。 b)主要生产环节和直接作业环节的风险分析 1) 列出基层队的主要生产环节、直接作业环节和关键操作的项目内容;

2) 对每一个生产环节、作业环节和关键操作可能产生的危险能量、危害形式、危害范

围、危害的程度进行分析预测; 3) 根据分析预测情况,编制、实施针对性的安全处理措施和安全防范措施; 4.1.5.2隐患整改 a)基层队应在施工前和在生产过程中,组织开展定期HSE检查,对查出的问题和隐患,及时进行整改。 b)在隐患整改过程中,应落实整改负责人、防范措施、完成时间和验收方式。 c)基层队无法进行整改的隐患,应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并记录予以保存。 4.1.6 承包商和供应商管理 4.1.6.1 承包商管理 a)施工前的准备

1)组织对承包商施工人员进行HSE教育。

2)建立施工现场的HSE管理监督制度,落实专人负责施工现场的监督和管理。 3)检查承包商施工设备的安全状况,审查承包商施工项目安全技术措施的落实情况。 4)配合承包商对施工项目的固有危险性进行分析,制定应急预案。 5)制定和实施与生产系统相关的隔离措施。 6)制定和实施易燃易爆、有毒物料的管理控制措施。

7)办理有关作业许可证和车辆进装置通行证.。

8)将施工作业的时间、地点、项目内容、施工队伍、基层队授权的负责人、HSE事项,

以文字形式通知生产岗位和基层队相关人员 b)施工过程中的监督检查

1)监督检查承包商施工人员安全作业票证制度的执行情况及施工人员的遵章守纪情况,

提出纠正、处理意见。 2)建立与承包商进行协调、联系制度,协调解决生产施工中出现的问题,防止生产、

施工出现管理脱节和配合失误。 3)检查承包商施工人员对异常情况下的应急反应处理能力。 4)将施工作业地点列入生产班组临时巡回检查的范围,岗位人员按时检查施工作业点

的施工作业情况和施工作业人员的违章现象,及时予以纠正和处理。 5)协助承包商进行事故调查。 c)施工后的现场交接 施工完毕后,应与承包商进行现场交接、确认。 4.1.6.2 供应商的监督 a)制定供应商送料接卸监护管理规定,指定专人负责车辆、人员和接卸过程的安全监护工作; b)制定供应商现场技术服务安全管理规定,明确本单位技术负责人和供应商技术服务人员的HSE职责和权限。 c)制定设备(仪器、材料)的入库、使用和管理制度,以确保使用安全。 d)建立供应商所供原料、材料在使用过程中的质量跟踪制度,并随时反馈到HSE管理部门和相关部门。 4.1.7 装置(设施)设计和建设 a)基层队应安排工艺、设备技术人员参与装置(设施)的建设,对施工过程实施监督,保证施工队伍按照设计图纸的要求进行施工。对施工过程中的技术、工艺、设备变更,按照变更管理的要求执行。 b)基层队应与外来施工队伍签定“安全责任书”,明确施工队伍在施工过程中应遵循的有关事项及违规处罚规定,并对施工人员进行施工前的HSE教育。 c)基层队应安排HSE管理人员对施工(建设)现场进行监督,对违反HSE管理要求的施工人员,有权制止。对严重违章的,应中止其施工。 4.1.8 运行和维修 4.1.8.1 要求 a)对所有新安装和改造的设备,要进行开车前、开车后审查。审查情况要记录存档,确认建设(建造)与设计相符,所需的验证试验全部完成并被接受,所有建议(偏差)都有了结论并得到指定技术主管部门的批准。 b)设置关键运行参数并定期监测。为保持装置在规定参数范围内运行,员工应清楚自己的职责和义务。 c)编制明确的开车、操作、维修和停车规程。 d)停车维修和改造的设备再次投用前,要进行检查和试验,并记录检查结论和实验结果。具体按中国石化[1999]安字467号文件中《安全检修制度》和《改扩建、检修施工作业安全管理规定》执行。 e)制定综合性的“三废”管理办法,确保“三废”排放量降到最低,得到复用、循环或进行了恰当的处置。 4.1.8.2 基层队应制定和完善以下有关管理规定和制度 a)设备拆迁及安装安全要求; b)现场消防器材的配备及防火安全要求; c)工业动火管理; d)隐患报告制度; e)营区(营地)HSE管理; f)会议制度; g)健康管理; h)危险物品管理; i)设施、设备的管理; j)作业许可证管理; k)用电管理; l)环境保护管理; m)采购管理; n)HSE检查制度; o)事故管理; p)HSE检查考核制度; q)HSE实施程序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制度等。 4.1.9 变更管理和应急管理 4.1.9.1 变更管理 对人员、工作过程、工作程序、技术和设备(设施)等永久性或暂时性的变化,应进行有计划地控制。 a)变更提出者应按统一要求填写《变更申请表》,经基层队领导签字审查后,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 b)变更实施过程中,针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故,基层队应配合变更主管部门制定应急预案,并明确项目负责人、项目监护人及HSE监督人员的职责和权限; c)基层队应将变更实施方案和应急预案通知有关人员; d)变更实施结束后,基层队应对变更项目进行初步验收,提出初步验收意见; e)对有关工艺、技术、操作规程、工作程序等变更,应及时组织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使其掌握新的工作程序或操作方法。 4.1.9.2 应急管理 在作业开始前,针对有可能发生的着火、爆炸、有毒有害物质泄漏、中毒、机械伤害、环境污染等突发事件,成立应急小组、制定应急程序、准备应急物资并进行应急演习,保证每个员工都熟悉应急程序。 a)编制应急预案应做以下工作:

1)对可能发生的事故险情进行识别和分类; 2)明确应急组织; 3)确定应急抢险原则; 4)明确应急后勤保障系统(通信、消防、医疗卫生、物资供应及应急调度系统);

5)明确应急可依托的力量;

6)明确详细的应急行动程序等。 b)应急预案的主要附件

1)平面布置图; 2)区域位置图; 3)工艺流程图; 4)危险点源图;

5)消防设施图;

6)逃生路线图;

7)监控设施分布图等。

c)其他规定,按照Q/SHS 0001.2—2001中4.7.3的要求执行。 4.1.10 检查和监督 基层单位每月应组织一次全面的HSE检查。常规的HSE管理工作检查,包括日常、定期和不定期等方式; 4.1.10.1 日常检查 a)生产岗位的班组长和工人应严格履行交接班检查和班中巡回检查,并对安全监控危险点进行重点监控; b)非生产岗位的班组长和工人,应根据本岗位特点,在工作前和工作中进行检查; c)基层单位领导和HSE管理人员,应每天、每班深入现场,进行HSE检查,发现问题和隐患,及时组织整改,本单位无法整改的,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并记录予以保存。 4.1.10.2 定期检查 a)季节性检查

基层队应组织有关人员开展季节性HSE检查:春季以防雷、防静电、防解冻跑漏为重点; 夏季以防暑降温、防台风、防汛为重点;秋季以防火、防冬保温为重点;冬季以防火、防爆、 防煤气中毒、防冻防凝、防滑为重点。 b)节日检查 节日前对安全、保卫、消防、生产设备、备用设备等进行检查。 4.1.10.3 检查人员应将检查情况记录在《HSE检查台帐》上。对查出的问题和隐患,应分类整理和登记。 4.1.10.4 基层队对上级下达的隐患整改通知单,应积极的组织整改。整改结果要在规定时间内反馈到《隐患整改通知书》签发单位。 4.1.10.5 基层队应编制下列直接作业环节和危险源点的安全监督要点: a)用火作业; b)进设备作业; c)破土作业; d)临时用电作业; e)高处作业; f)设备仪表维修作业; g)物料装卸作业; h)气瓶充装作业等 4.1.10.6 奖惩 基层单位应制定检查考核制度,对检查中发现的违规、违纪人员进行必要的处罚,对发现重大隐患,避免重大事故的有关人员进行奖励。 4.1.10.7 检查和监督的其他要求,按Q/SHS 0001.2—2001中4.8的规定执行。 4.1.11 事故处理和预防 a)发生有人员伤亡的事故时,基层队应及时抢救伤员、保护现场、采取防止事故蔓延和扩大的措施。 b)应积极配合上级部门进行的事故调查。 c)事故处理要坚持“四不放过”的原则。 d)应通过不同形式和途径的HSE教育,提高员工预防事故的能力,规范员工的安全行为。 e)其他要求,按Q/SHS 0001.2—2001中4.9的规定执行。 4.1.12 审核、评审和持续改进 a)基层队应定期开展内部审核活动,并积极配合上级单位对其进行的HSE管理体系内部和注册审核,不断提高HSE管理水平。 b)基层队领导应定期组织开展HSE管理体系评审,根据评审结果不断修订、完善本单位的HSE实施程序。 c)审核和评审的具体要求,按Q/SHS 0001.2—2001中4.10的规定执行。 4.2 HSE实施程序的审批和实施 4.2.1 审批 HSE实施程序编制完成后,应报上单位HSE主管部门审查,管理者代表审批后方可实施。 4.2.2 实施 基层队应严格按照HSE实施程序的要求开展各项工作: a)定期为上级部门和业主完成HSE表现报告; b)自觉接受业主HSE管理人员的监督和检查; c)选派合格的HSE管理人员,对施工现场进行HSE管理; d)每位员工都必须严格遵守HSE管理规章制度及工作程序,不得损坏生产设施、危害双方人员的健康与安全。作业中的不安全行为一经发现,应立即纠正; e)发生突发事故,应执行应急预案,向上级主管部门和业主HSE监督报告,并记录予以保存。 5 运转类基层队HSE实施程序 5.1 HSE实施程序的编制要点 5.1.1基层队(站、库、装置、平台等)概况描述 主要内容包括: a)工艺简介; b)主要工艺参数; c)人员状况; d)主要设施与设备; e)上一级公司HSE管理简况; f)主要生产班组情况等。 5.1.2 调查报告 装置(站、库、平台等)投产前,或正在运行中,都应对所在区域进行全面的调查,并形成调查报告,调查范围包括: a)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地形、地貌、气候); b)社会环境 1)装置(站、库、平台等)所在地的工业、农业、宗教、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治安状况、卫生防疫情况;

2)装置(站、库、平台等)所在行政辖区单位的名称、地址、距离、负责人、联系电 话;

3)企业治安主管部门和辖区治安单位的名称、地址、距离、负责人、联系电话;

篇7

【关键词】 建设 幸福之都 幸福指数

在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研究和探讨幸福指数具有重要意义。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指标。一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最根本的标准是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够为人们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1]

一、幸福指数的含义

幸福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件、需求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它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其一,它是人们对生活总体以及主要生活领域的满意感;其二,它是人们所体验到的快乐感;其三,它是人们由于潜能实现而获得的价值感。幸福感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从形式上讲,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表现为客观主体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我反省,而获得的某种切实的、比较稳定的心理感受;从内容来讲,幸福感是人们所体验到的一种积极的存在与发展状态。

二、当前影响人们幸福指数提高的主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财富的积累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无论是人们的收入、就业、社会保障,生活水平、健康状况、人际关系、个人事业成就感,生活的安全感和对工作的满意度等等都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升,人们比过去拥有了更多的幸福感和更高的幸福指数[2]。我们认为影响民众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六大因素。

生存质量状况。主要有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城乡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社会基本保险覆盖率、接受社会救济比例、人身财产保护满意率、社会参与率、居民消费价格(CPI)满意率等。

身心健康状况。主要有人均寿命、病死率、精神病发病率、食品卫生达标率、医疗状况满意率等。

婚姻家庭状况。 主要有婚姻和家庭满意度、离婚率、子女孝敬满意度、居住方式满意度、家庭成员数量满意度、儿女就业满意度等。

职业发展状况。主要有职业满意度、工作现状和工作环境满意度、平均工资水平、失业率、跳槽频率等。

人际社会状况。主要有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人际交往满意度、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自身价值体现满意度;群众办结率、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等。

环境条件状况。主要包括反映生态建设情况的森林覆盖率、退耕还林情况反映环境污染和保护情况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单位能耗指标、环境治理达标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3]。

三、提高人民幸福指数,建设幸福之都的途径和措施

(一)切实解决影响幸福感的最突出问题――贫富差距问题

提高全民幸福指数必须正确处理好全体民众的利益关系。要适度调节收入分配和利益享受机制,要“保低”――保障并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控高”――调控过高收入,“打非”――打击并取缔非法收入,通过对垄断行业收入、福利待遇过高,个别行业暴利经营、非法经营等影响社会公平的客观因素进行合法调节,缩小收入差距,缓解社会矛盾压力。同时,要把就业、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医疗、环保和安全等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作为民生之本、和谐之基提到重要议事日程。

(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增强广大市民的主人翁地位感和成就感

加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务公开等民利保障体系的建设,同时加强机关的作风建设、效能建设、廉政建设,积极推进政务创优工程,民主参与工程,切实做到体察民情,尊重民意、集中民智、汇聚民力、发扬民主,最大限度地调动好、发挥好、保护好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成就感。要进一步强化公共管理职能,完善公共服务职能,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公务人员的整体素质。

(三)建设经济强城,不断提高广大市民生活质量的满意度

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没有物质财富的积累和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就谈不上民众的幸福感。大力发展经济,不断积累社会财富,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前提,也是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办法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瞄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先进水平,加快构建南部沿海经济走廊,整合钢铁资源打造七大主导产业链,建好科学发展示范区,在富民强市中着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四)大力发展公益事业、强化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个体与社会的和谐融合度

致力于“幸福学”研究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奚恺元在接受《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人们幸福与否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很多和财富无关的因素”。这说明,经济越发展,非物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就越来越大。国际经验也明,在人均收入1000美元之后,人民对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医疗卫生、公共教育、社会保障、环境、安全等方面需求会越来越迫切,反应也会越来越敏感。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有序,广大群众拥有社会安全感的前提下,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载体,以解决住房、看病难、上学难、工作难等“四难问题”为突破口,完善社会保障、救助、帮扶三大体系,大力推进安居工程、扩大就业工程、社保扩面工程、教育辅助工程、全民健康工程、诚信平安创建工程,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健康服务水平,和谐人际关系,提升人民群众对家庭、对工作、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

(五)形成幸福指数调查评价长效机制,持续推进幸福之都建设工作

要从长远和战略上关注和提升幸福指数,注重从体制机制上保障幸福长效。要建立制度,采用幸福指数对城乡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不同地区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比较,目的在于对以往的发展思路与政策选择进行评估,为现行政策的调整和未来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依据。要将幸福指数写入城市发展纲要,在制定发展规划时,不仅要确定国民生产总值的预期目标,同时也要确定国民幸福指数的预期目标。要在探索中密切关注市民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下转第99页)

(上接第34 页)

[1] 罗新阳.幸福指数:和谐社会的新追求[J].桂海论丛,2006,22 (6):21-24.

篇8

关键词: 德国 住宅区犯罪防御 平安社区 启示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创建平安社区。近年来,社区把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作为新形势下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治本之策,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组织巡防队员看门望锁,加强联户防范。通过构建社区治安防控体系,可防财案件得到有效遏制,矛盾纠纷大量减少,社区偷窃等案件发生率连续下降。

结合我国社区实际,如何更有效地推进社区的治安防范工作,建设平安型社区,为人民安居乐业和经济提速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德国的住宅区犯罪防御经验对我国平安社区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德国在住宅区犯罪防御上的两个主要理论依据

可防御空间理论(Defensible Space)和“破碎的窗户”理论(Broken Windows)在德国始终是针对犯罪和犯罪防御制定策略性政策时的两个主要理论。

1.可防御空间理论。

可防御空间理论即利用居民点空间和住宅区的形状提高安全度。可防御空间理论认为,一个有防卫保障能力的生活空间可以提高家庭、邻居和朋友的安全,从而提高生活的质量。这一理论内涵了四个理论支柱。

(1)领地意识。住宅区要地带化,并给陌生人制造障碍,让居民的社会控制容易实施。在城市规划方面划分私人、半私人、半公共和公共空间地带可以促进责任心和公益心,提高个人和集体领地意识。各个空间地带应该通过符号或标志标示清楚,例如:“私人车道”、“私人绿地,请勿入内”、“公共游戏场/绿地”等。

(2)自然监控。在建筑格局的基础上,给邻居提供观察的可能性。居民窗户的朝向应该提高对住宅区内的“可视性”,以利于及时发现陌生人和来访者的出入。房屋和小区的格局形式的设计应该使居民的非官方社会控制变得容易实施。

(3)形象定位。应该避免因为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只追求美学价值的房屋形式,以及住宅区格式带来的负面影响。

(4)环境。环境的规划应该既遵循城市规划的秩序,又兼顾提高社会控制的可能性。可防御空间理论认为通过改变建筑环境,可强化领地意识,从而加强非正式的、社团式的避免犯罪的战略对策。

美国传统的“犯罪防御性居民点形状”(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简称:CPTED)就是以“可防御空间”作为基础理论建立的。而德国在遵循和延续了美国的这一空间预防理论的基础上,在城市空间规划实践中做了诸多尝试。

2.“破碎的窗户”理论。

“破碎的窗户”理论是由Wilson和Kelling发展起来的。他们在1982年的论著The Police and Neighborhood Safety中论述的中心内容是:在一个社区中的无秩序和犯罪是有一系列的前因后果的。一扇打碎的窗户,如果没有及时地修理,就会招致其他扇的窗户被打碎。换句话说,一扇未修理的窗户将是一个迹象,即这儿不反感无秩序,从而为进一步的严重犯罪提供了基础。基于这个理论,美国通过警察和邻里关系的共同努力,发展奠定了现代的向犯罪进行斗争的方法,即著名的“Zero Tolerance”(“零妥协”)。这一方法指导公民通过尝试抵制噪音吵闹、街道、非法飙车和其他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来加强自己的安全感,重新赢回公共空间。一句话,要坚决清除社区范围内的小混乱,通过社会控制主动“制造安全”,以便达到社区不被地域性地与犯罪和不安全联系在一起。

破窗理论的实际应用到住宅区犯罪防御上,最被德国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安全感和干净程度的积极联系。一个地方肮脏,似乎放射出信号说:这里缺乏社会控制管理,由此一方面让人产生不安全感,另一方面似乎给潜在的犯罪者开了可通行绿灯。因此住宅区公共场所(绿地、道路和走廊等)的干净整洁和管理有秩在德国的城市犯罪防御政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德国在住宅区犯罪防御上的实践经验

根据上述两个理论,德国在公共场所和住宅区不断增加的不仅仅是国家法律上的预防措施和干涉,还有地方性的和私人的对策。其主要经验如下:

1.采用开放式的空间设计。

在涉及空间预防措施上,德国的联邦和各州城市规划部门主要利用其战后积累起来的能力和技术优势,在城市住宅区的规划和建筑形式上多采用开放式的空间设计。和我国目前大城市住宅区、小区封闭式设计的出发点相反,德国大部分居民楼或住宅区大部分邻街而设,从公共空间的街道可以任意穿行住宅楼之间,私家汽车就停在路边或门口。但私人空间、半私人/半公共空间及公共空间的划分非常清晰明了。在独体或连体别墅门前,包括4―5层的普通居民楼门前多以花园或绿地将私人和公共空间分割开来。

2.法律规定居民用房屋不允许经商。

这一点在德国法律中有明确规定。各城市只有指定的区域和空间,经各州政府和商业行会审核批准,房屋可以用于商业活动。城市整体的区域功能基本本着功能分离的原则,即住宅区以居住为主要功能,尤其是小区内绝对没有在中国城市小区内常见的底层经商或出租屋用于商用的现象。受德国人文地理学家克里斯塔拉的“中心地学说”的影响,服务性行业如超级市场、饮食业、银行、邮局等在城市内的布局上和选址,是与居民数量和消费能力成一定比例的。也就是说,各个服务性行业并不是到处分散在各个住宅区附近,以近取胜,而是合理地集中在这个区域的中心地带;如果要购买昂贵商品,只能到市中心的商业中心或郊区的购物中心去。这种商业和居住功能的划分,可以大大降低住宅区的额外人流和不必要的串行。除了居住在此或来访者,住宅区内的所谓闲杂人员会相对更加引人注目,有利于邻里守望和基于“可防御空间”理论的犯罪预防。

3.及时接触和获得相关的城市空间数据、社会经济指标统计和犯罪统计数据。

德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分析很透彻,各个政府相关部门相互之间的数据共享,机制健全,统计数据库完整且向公众公开,这给住宅区的犯罪防御工作提供了便利而坚实的基础。每年德国各个市、州、联邦都会作年度各区域的犯罪调查分析报告,附加所有详细的统计分析表,人们可以在因特网上随时调用;另外,各大学的专题犯罪研究调查报告也经常以印刷品和因特网电子版同时出版,对犯罪问题的研究被横向同其他社会学研究领域进行综合分析。这样做的优点有两个。

首先,可以及时接触和获得相关的城市空间数据、社会经济指标统计和犯罪统计数据。及时发现“问题空间”或“问题社区”,在解决问题时更加精确,有的放矢,使各警种及时了解全局当日治安状况。网格内各警种之间、各队之间采取召开会议、发文、网络传输、组织研讨等方法互相反馈情况,实现信息共享。

其次,对新的城市社区建设下社区治安组织机构和部门,以及社区警务来说,可以数量化、质量化、标准化他们的工作内容,准确评估其工作业绩。因为,每一项工作的结果都可以通过数据来评价和统计。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数据,以及实例的搜集,将各个工作内容项目化,并在此基础上出台针对犯罪预防的工作标准,以及各年度的优秀犯罪预防案例。

三、几点启示

正如同其它快速经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也存在着快速上升的犯罪问题。作为发展中的中国城市,各个城区正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突出地表现在不断地变换各种建筑分布,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变动而产生不同社会群体的分布变动,居民和外来人口的流动性极大,以致犯罪分布也随之不断变化。其中住宅小区建设是这种打破各种分布情况的强有力的“工具”。

从犯罪地理学角度讲,住宅小区作为一个城市的细化空间单位,它的“户口”情况,即小区居民自身的、尽可能详细的、社会经济统计指标的统计数字,建筑设计图、周边环境的城建管道系统、服务性行业的分布和其他基础设施分布,等等,对日常社区治安、安全保障(如:火灾防御)、犯罪防御甚至反恐都意义非凡。特别是高层住宅小区有人口总量和密度大的特点。

住宅小区的另一个特点是,小区建筑形式的形式大部分都是“城中城”,利用围墙为物理界限与街道和“公共空间”分离开,因此在居民的空间认识中产生“小区内”和“小区外”两种空间概念划分,安全问题和犯罪防御问题不仅可以利用这两个空间概念,而且应该利用有限定和隔离效果的建筑形式,例如各种封闭管理性设施,这样一方面可以有效地、事前充分计划地进行事发时的疏导,另一方面可以加强事前和事后的分析研究和控制工作。

结合我国城市住宅小区的特点,具体可从以下方面借鉴。

第一,提高住宅区的集体领地意识,充分利用小区的围墙等自然条件。因为新的住宅小区的空间大部分为私人产权/均摊产权,有差异不大的社会经济地位(从购买同一处住宅的购买能力上来分析),建立起个人/集体领地意识,可为实施社会监控打下基础。

第二,实施正常监控。正常监控符合小区居民的共同利益,可以减少和避免不受欢迎的行为者和犯罪在共同的居住范围内的“入侵”。但没有合理的、有防御能力的建筑形式,在面积巨大而人口密集的小区,要实施正常监控是需要做一定工作的。

第三,及时接触和获得相关的城市空间数据、社会经济指标统计和犯罪统计数据。在社区治安防范工作和建设平安型社区的研究方法上借鉴德国的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在发现“问题空间”或“问题社区”后,将分析和研究的项目内容计量化、图像视觉化,在解决问题时才会更加精确,有的放矢。

参考文献:

[1]Schubert,Herbert(Hg.):Sicherheit durch Stadtgestaltung:Stadtebauliche und wohnungs-wirtschaftliche Kriminalpravention.Konzepte und Verfahren,Grundlagen und Anwendungen.Koln,2005: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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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 附条件不起诉 宽严相济

一、附条件不起诉的概念

附条件不起诉,也称暂缓起诉,是指检察机关依法对已具备追诉要件的犯罪嫌疑人作出缓予起诉的决定。从制度层面来说,它是指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根据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性质、犯罪危害程度、犯罪情节、犯罪后的表现及其年龄、家庭和生活等情况,认为没有必要立即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为其设立一定考察期限,在考察期内视其履行规定的义务情况,决定是否再行提起公诉的一种诉讼制度。在考察期内,如果被附条件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没有违反规定的义务,检察机关就不再对其提起公诉,而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从而终止诉讼程序;如果违反了规定的义务,检察机关则提起公诉,要求法院追究其刑事责任。这种制度是起诉便宜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于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督促被附条件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均具有重要意义。

二、附条件不起诉的法理依据

根据公诉机关对具体刑事案件决定是否起诉时有无自由裁量权的不同,公诉制度在理论上可分为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凡是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确有犯罪事实,且具备起诉条件,公诉机关必须起诉的,称为起诉法定主义。反之,凡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确有犯罪事实,且具备起诉条件,但公诉机关斟酌各种情形,认为不需要处罚时,可以裁量决定不起诉的,称为起诉便宜主义。一般来说,起诉法定主义有利于防止检察官滥用起诉权随意决定不起诉,也有利于防止检察官受到政治势力的干扰而决定不起诉。但不同犯罪情节之轻重与犯罪人的具体情况,不权衡追诉的实际社会效果,硬性要求一律起诉,则与现代刑事政策及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相违背。因此,自20世纪初期,目的刑理论取代报应刑理论以后,起诉便宜主义便随之产生,并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目前,几乎所有大多数国家的起诉制度中,都赋予检察官对已构成犯罪的嫌疑人一定的起诉与否裁量权,突出表现为将在一般预防上处罚必要性甚微的轻微犯罪从刑事诉讼中取消,即所谓的“微罪不检举”,以及将原来由审判阶段确定的缓刑,前移到起诉阶段,即所谓的“附条件不起诉”。

三、制定未成年人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现实意义

(一)节约司法资源,减低司法成本

刑事诉讼本身是一项成本较高的司法活动。而在我国目前司法负担日益沉重,诉讼成本高效率低,司法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寻求合理、科学地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经济价值,已落在司法实践者的肩上。实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可以使部分属于未成年人犯罪较轻刑事案件,在起诉环节适时终止,使案件不要进入审判程序,节约了检察、法院用于办理轻微犯罪案件的人力物力,有利于缩短诉讼时间,减少投入,提高诉讼效率,更合理地配置司法资源。

(二)有利于预防和减少犯罪

实践表明,未成年人犯罪,特别是犯罪行为不严重、主观恶性不大的初犯、偶犯,悔罪较好的,很多起诉到法院后,大都被判处较轻刑罚,这样对未成年人予以定罪和科以刑罚,办案部门往往对案件办结后就了事,普遍没有跟踪监督,使他们没有及时得到良好的教育,虽然惩罚了,但是预防效果不大。相反使很多未成年人在看守所或监狱里,容易被交叉感染,释放后没有得到一定措施的约束,造成自卑和被歧视的消极心理,难以抹去自己人生上的这个刑事污点,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其逆反心理,仇视社会,容易重新犯罪,加大了教育改造的难度,致使难以达到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如果运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给予他们一定时间,通过帮教,使他们反省过去,认识到自己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并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继续生活学习,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收到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往往会更好。事实证明,通过教育和矫治,绝大多数未成年人犯能痛改前非,基本上没有走上犯罪道路。

(三)减轻羁押压力,有利于轻罪犯回归社会

目前,外来流动人口作案频繁,而一旦对其采取取保候审等非羁押型的强制措施往往出现在公诉阶段无法找到嫌疑人的情况,因此,在实践中就对之适用了够罪即捕的措施,从而使看守所被关押人员大量增加,并且还使得有轻刑犯的判决之日即是释放之日的现象产生,以至于有损审判的严肃性。就我国目前的社会治安形势来看,大量的外来人口作案都是轻微的犯罪,且属初犯,主观恶性较小,有些甚至为生活所迫。在这种情况下,为降低司法成本,防止犯罪的交叉感染,减少羁押的预后不良性,也可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由于从案件一开始,犯罪嫌疑人就可以明确地知道其是否可能被审判,诉与不诉完全取决于他自己。如果在附条件不起诉阶段不逃跑,并在社区帮教中表现较好,则可以不被起诉,相反,则可以被提出公诉,这样就大大减轻了犯罪者因犯罪被判被羁而带来的心理压力,使其在犯罪后更多的选择接受矫正,而不是逃跑,同时,也使其接受了法律的惩治,为自己的一时不慎付出了代价。这样的措施,对轻罪犯的回归社会,消除其一时不慎带来的恶果,有着很大的作用。

(四)有利于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综合治理方针历来是我国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基本对策。刑罚的目的就是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其着眼点应该是预防犯罪,保护社会。通过预防教育,使可能犯罪的人不去实施犯罪,减少违法犯罪的滋生,把犯罪遏制在未然状态,以更好地保护人民。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同时符合党的一贯主张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

四、完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建议

(一)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具体规定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对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公安机关要求复议、提请复核或者被害人申诉的,适用本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对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起诉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起诉的决定。“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在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内,由人民检察院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加强管教,配合人民检察院做好监督考察工作。“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为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从人民检察院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之日起计算。

(二)完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建议

从上述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规定可以看出,新的刑诉法对附条件不起诉的主体、适用条件、考验期限等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但由于刑诉法本身具有概括性、统领性的特点,不可能对每个规定的事项作出具体、详细的解释。鉴于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第一,出台司法解释,细化规定,增强可操作性。检察机关在决定对未成年人实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需对未成年人附加一定的条件,附加条件可以如下:(1)立悔过书;(2)向被害方道歉;(3)对被害方的损失作出赔偿或给予被害方补偿;(4)向指定的公益团体或社区支付一定数额的财物或提供一定时间的公益劳动;(5)不得以任何形式侵扰被害方、证人,不能搞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6)其他根据案件情况需要附加的义务,如强制戒毒、强制医疗、禁制出入某些场所等。

此外,检察机关可以结合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情况增加“禁止令”的内容,即检察机关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时,可以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禁止被附条件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从而可以减少被附条件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与不良因素接触,有效降低其再犯罪的可能性。

第二,注重适用前调查评估,确保该制度准确适用。社会调查的内容至关重要,是确保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存在科学性的基础,对判断未成年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有重要影响。检察机关可通过社会调查等可表现出涉案未成年人的一贯品行表现、适应社会能力和生活成长背景的品格材料,来合理界定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观恶性程度、科学预判人身危险性、重犯可能性、改造成功率。我国目前对少年案件所进行的社会调查的内容一般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个人概况、家庭概况、社会概况、案发前概况、简历、学习生活工作情况、家庭监护情况、社会环境影响情况等。

第三,设置专门机构,增强该制度的实效性。应当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鉴于未成年人侦查、起诉工作的特殊性,以及检察工作的繁重性,我们可以在检察院设置专门机构,选取一批熟悉侦查、起诉业务,经验丰富、沟通能力强、富有爱心的同志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增强实效性。

篇10

我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未成年人犯罪急剧上升的严重社会问题。比如,在建国初期,我国14-18岁未成年人犯罪占全部刑事犯罪总数尚不到1%;1978年、1979年前后开始大幅度上升,1980年就占到全部刑事犯罪总数的8.33%。[2]从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陆续开展了数次“严打”和专项斗争,社会治安秩序有了一定好转,但是未成年人犯罪上升的势头一直无法遏制。

原因虽然很复杂,但仅仅靠“严打”和重刑显然不是有效的措施。到底什么措施才能有效解决社会的治安问题?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和观念?在司法实务界和理论界都引发了深刻的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1984年上海长宁区法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当时称为“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开创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先河。最高法院充分肯定了长宁区法院建立少年法庭的经验,认为这是我国审判制度一项新的建设,并且要求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庭推广,这也就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建立的开始。至今,全国共有2400余个少年法庭。基本建制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其中有的是在刑事审判庭内设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合议庭,有的则单独设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少年法庭受理案件的范围主要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未成年人涉嫌犯罪并作为被告人的刑事案件;另一种是未成年人作为被害人的刑事案件。少年法庭在司法实践中严格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逐步形成了一套区别于成年人的特殊审判制度。如:审判不公开制度;指定辩护制度;法定人制度;陪审员制度;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等。应该说,人民法院在20多年的少年法庭司法实践中,为我国司法制度的文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此,人民法院还专门培养了一支约7000余人的专业法官队伍。与此同时,自1998年以来,人民法院还依据刑诉法第26条指定管辖的规定,进行了集中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尝试。

主要原因在于如果每个法院都设立少年法庭,相对于那些人员设置紧张的法院来说,审判资源会有所浪费;并且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分布于各个法院,在量刑上往往容易发生不平衡。基于上述原因,对少年法庭在一定区域内尝试集中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做法,最高法院给予了支持,认为集中审理对合理配置刑事审判资源、提高专业水平等方面都有意义。从2001年起,在集中审理的探索上,司法实践中又大胆提出了在我国设立少年法院的构想。当然,少年法院的构想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目前,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与国外100多年的司法制度发展相比,我们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方面。例如,人民法院同相关部门配合协调工作还不理想;预防、矫正、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互动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看守所没有对未成年人实行分管分押;人民陪审员制度不容易落实;对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的质量不高;司法理念落后;缺乏对维护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研究等等。

二、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立法缺陷

1.尚未制定适合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实体法和程序法

出于治理日益严重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需要,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建立的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以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引起了司法界的重视、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欢迎。截至1998年底,全国共有3694个少年法庭,基本上实现了所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全部由少年法庭审理。[3]2005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程序作了统一规定,使得我国少年法庭工作进一步规范化。虽然我国在少年法庭建立之后,大大加强了未成年人立法工作,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先后出台,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我国尚未制定适合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而且《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两部全国性法律均未对少年法庭有明确的认可,更未对少年审判司法制度作必要的完备性规定;人民法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亦尚未对少年司法制度特别是少年法庭的地位作明确的规定和认可。对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予以规范的法律依据仅有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是不够完善的,甚至可以说我们的未成年人审判组织“尚未得到法律的认可”。

2.原有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与现行普通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审判方式存在一定的冲突这种冲突

具体体现为以下四点:一是庭前程序性审查与探明未成年人犯罪主客观原因之间的冲突;二是庭前不接触案件当事人与庭前教育被告人之间的冲突;三是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及普通程序简化与确保未成年人辩护权实现之间的冲突;四是程序简化与庭审教育之间的冲突。[4]产生上述冲突的原因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的区别不甚明显。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是包括刑事案件的调查、审理、处置、矫治等主要内容的特殊司法制度。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工作虽然在实践中通过逐步摸索而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但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未将此全部纳入。从总体上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工作仍然局限在普通刑事司法的框架范围内,与国外相比,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尚无系统配套的专门法律予以规范,仅仅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由于立法的滞后,使得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从而受到普通刑事司法制度的制约。在审判方式改革中,一些适用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做法也当然地适用于少年刑事审判,这必然会导致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审判方式之间产生冲突。

三、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构想

我国目前尚缺乏适合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完善未成年人保护的多层次法律法规,要学习借鉴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相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与立法体例并加以本土化,修改并制定我国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相配套的专门法律规范。

1.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引进暂缓制度

首先,暂缓的具体制度设计应当是:适用对象仅限于未成年人。其次,明确规定暂缓的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实体条件应当包括:一是犯罪情节轻微;二是犯罪后有悔改表现,且不致再继续危害社会;三是嫌疑人系初犯、偶犯或者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四是具备较好的帮教条件。程序条件应当包括:(1)案件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不具有不予的法定条件;(3)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写出保证书;(4)家长出具担保书,并与检察机关签订帮教协议书;(5)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是否暂缓;(6)办理取保候审手续;(7)规定一个月到一年不等的考验期;(8)定期帮教、考察、报告与回访。再次,为防止检察机关滥用暂缓权,应建立来自被告人、被害人和公安机关的制约机制。最后,应当规定暂缓的考察期及针对未成年人考察期的表现所采取的相应措施。对适用暂缓的未成年被告人要设置适当的考察期,考察期最长为一年,但一般不少于3个月。如被告人在考验期内表现良好,没有违法行为或有立功表现等,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便免予刑事处罚或判处较低刑罚。它的适用对象一般为受审时不满18周岁或犯罪时未成年的初犯、偶犯,一般为罪行较轻、恶习较浅、认罪态度较好,犯最高刑在3年(含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之罪并具有管教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

2.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判决宣告前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行为的背景情况通过社会有关方面进行调查。其目的和任务是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生活环境,深入细致地分析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的主客观原因,积极探索具有我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为政法机关公正处理、教育、感化和挽救未成年犯提供重要依据。目前选任社会调查员的方法是:由法院、检察机关、未保委、团委从人民陪审员、教师、教育科研工作者中提名,再由各部门联合进行审查,进而最终确定人选。调查工作围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情况、家庭情况、在校表现、交友情况、心理、生理状况等方面进行。社会调查制度使主审法官更全面地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的前因后果,有了充足的背景材料,能使法官考虑问题更为全面,从而作出合情合法的判决。社会调查报告为法官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提供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我们实施的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不仅要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相衔接,而且要通过社会调查报告工作的开展,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对失足少年的教育挽救,强化司法保护。

3.未成年犯的前科消灭制度[5]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曾经将8名少年犯的判决以及学校的处分材料从其档案材料中取出,由法院加以保存,从而使少年犯消除了思想顾虑,彻底放下了思想包袱,学习的动力很大,后来他们先后考入了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等院校,有一人还考上了研究生。这一做法有利于未成年人从过去的犯罪阴影中彻底摆脱出来,为其改过自新创造有利的客观外部条件,使其重新塑造自己的人生。

前科消灭制度的构想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时间条件。前科消灭期间不能“一刀切”,应根据刑罚的轻重和刑期的长短而确定,具体可分为三种制度:未成年人前科的先期消灭,未成年人前科随缓刑考验期满而消灭,未成年人前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经过一段时间而消灭。第二,悔改条件。如果前科考验期间内没有再犯新罪,未成年人的犯罪前科就可以被消灭。第三,消灭程序。消灭程序包括申请主体、管辖、调查和裁定等内容。申请主体可以是未成年人本人、监护人或对其负有监管职责的人;管辖权由原判法院行使;调查、取证也由受理前科消灭申请的法院行使。

4.实行“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6]

正在我国部分城市试点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主要借鉴了英国的司法实践,[7]并根据中国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特点进行了创新。“合适成年人”必须是具备教育、心理、社会和法律知识的成年人,一般由城市社区青少年专干、司法所司法助理员、社区居委会成员等担任,也可以由法律援助律师、教师、大学生志愿者等担任。“合适成年人”在警方讯问处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第一时间便介入,协助沟通和确保侦查审讯依法公正进行,为涉法未成年人维权。另外,在对涉法未成年人的后期矫正过程中,也离不开“合适成年人”的参与。当然“合适成年人”在参与教育帮助的过程中,要尊重和保守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试点意味着我国对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将从一般法律保护走向司法保护,从成年人司法体系走向未成年人司法体系,也意味着一个区别于成人司法制度的独立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将有望建立起来。

5.严格适用简易程序制度

适用简易程序意味着被告人对指控犯罪的自认,并放弃了适用普通程序的诸多诉讼权利。由于未成年人心理发育不成熟、社会阅历浅、法律意识淡薄等方面原因,使得他们常因不能完整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而导致辩护不力或辩护不当,有的甚至心存害怕而不敢辩解。因此,在审判中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能一味地为提高庭审效率、节约诉讼成本而扩大适用简易程序的范围,或者将普通程序简化审。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简易程序应根据他们的身心特点严格制定相关条件,如在对未成年人适用简易程序时,应当详细告知其简易程序的含义及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律后果,此外,在适用简易程序时除了征求被告人意见外,还应征求其法定人、辩护人的意见。而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普通刑事案件,由于犯罪事实相对复杂,则不宜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从而从程序上最大程度地保障未成年被告人辩护权的实现。

适用简易程序的同时应加强法庭教育。简易程序的特点是简便、快捷、迅速,在审判实践中,由于程序的简化,导致法庭教育也相应弱化,甚至取消法庭教育,这样直接影响了寓教于审的正常开展。笔者认为,简易程序案件更应当注重法庭教育,理由有两点:一是简易程序的案件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拟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能够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往往是犯罪情节较轻、人身社会危害性不大、认罪态度相对较好的被告人,这类被告人往往是初犯、偶犯,主观恶性不大,自身容易改造,他们是帮教的重点,特别是经过法庭教育,会使他们心灵受到震撼,更愿意认罪悔罪,从而达到挽救的效果;反之,如果弱化庭审教育,则会让他们感觉刑法惩戒功能较弱,从而产生犯罪无所谓的思想,不利于他们吸取教训,改过自新。二是由于案件事实证据无争议,作为审判人员可以集中精力开展法庭教育,突出法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在简易程序案件中,审判人员应发挥公诉人、辩护人、法定人的合力作用,强化庭审教育,使被告人深刻认识犯罪危害性,并唤醒他们的良知,从而改造挽救他们。

注释:

[1]佟丽华.未成年人法学[M],北京:中国民主法律出版社,2001:176.

[2]张小娜.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空间以及律师的作用..

[4]喻石.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在审判方式改革中的定位./public/detail.php?id=1260632004-08-03.

[5]杜文俊,安文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完善[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7,(3).

[6]李倩,蔡祥荣.“合适成年人参与”为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作有益探索./zywfiles/ca551178.htm2006-09-24.

[7]姚建龙.英国适当成年人介入制度及其在中国的引入[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