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调查报告范文
时间：2023-04-02 12:43:0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精神病调查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第一季度：
1、与责任村村委主任、书记建立联系，确定公共卫生联络员，移交公共卫生联络员台帐，健全通畅责任村公共卫生信息管理联络渠道；
2、熟悉责任村基本卫生情况和居民健康状况，掌握责任村常住人口数、季度出生人数、季度人数、儿童人数、60岁以上老年人数、慢病人数、孕产妇人数、流动人口 数，重点是流动儿童和孕产妇信息；
3、根据卫生院公共卫生年度总体部署制订工作计划，按照责任医生台帐要求，规范填写责任医生台帐日志；掌握责任村60岁以上老年人群、慢病人群基数情况，高血压、糖尿病人分级管理，完成第一季度随访工作；
4、完成责任村居民死亡原因调查报告、结核病人督导用药、新发精神病人的线索调查排查、从业人员信息收集报告等工作；刊出春季传染病防治健康宣教黑板报一期，开展第13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宣传工作，发放外来建设者健康手册资料50份；
5、3月底前上报公共卫生信息报表，完成领导委派的各项临时指令性工作。
第二季度：
1、常规工作：制定每月工作计划，完成结核病、精神病督导，完成居民死亡原因调查；每月上门服务访视≥90户，完成第二季度重点人群的随访指导工作；每月根据安排刊出健康宣教黑板报一期，组织大型多媒体健康宣教一次；按时参加例会，及时上报各类信息报表，完成领导委派的各项临时指令性工作；
2、完成社区居民花名册填写，掌握参保人数，为开展农民健康体检工作打下基础；
3、熟悉农民健康档案信息软件，完善家庭和个人健康档案信息数据，及时将随访信息记录入信息管理系统；
4、完成责任村流动人口调查摸底，完成责任村从业人员调查摸底，完成查螺筛查工作；
5、做好社区惠民政策宣传，配合做好一卡通的发卡工作；
6、规范填写各类台帐表册，迎接公共卫生半年度考核；
第三季度：
1、常规工作：制定每月工作计划，完成结核病、精神病督导，完成居民死亡原因调查；每月上门服务访视≥90户，完成第三季度重点人群的随访指导工作；每月根据安排刊出健康宣教黑板报一期，组织大型多媒体健康宣教一次；按时参加例会，及时上报各类信息报表，完成领导委派的各项临时指令性工作；
2、根据半年度考核情况查漏补缺；
3、完成责任村改水改厕工作，落实水质监测；
4、配合完成中小学生健康体检。
第四季度：
1、常规工作：制定每月工作计划，完成结核病、精神病督导，完成居民死亡原因调查；每月上门服务访视≥90户，完成第三季度重点人群的随访指导工作；每月根据安排刊出健康宣教黑板报一期，组织大型多媒体健康宣教一次；按时参加例会，及时上报各类信息报表，完成领导委派的各项临时指令性工作；
2、完成本年度责任医生全部工作，包括各类台帐表册，责任村家庭和个人档案建档率达到80%，重点人群建档率达到85%，慢病随访信息整理，健康档案信息化合格率80%以上，对各类信息进行汇总整理，做好年度工作总结，积极迎接卫生局考核评估。
农民健康体检：
根据中心卫生院总体部署，完成责任村农民健康体检工作，及时将体检结果信息归类整理反馈，做好健康体检后续管理服务，及时准确将体检信息和随访情况输入健康档案信息管理系统。
篇2
【关键词】心理健康；SCL-90；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调查报告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大理学院98名建档的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其中，男生29人（占29.59%），女生69人（占70.41%）；白族31人，彝族29人，回族10人，壮族8人，傣族5人，哈尼族4人，傈僳族3人，纳西族2人，拉祜族2人，藏族2人，普米族1人，瑶族1人。
1.2 工具
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测查研究对象的心理健康特点，该量表由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和其他等10个因子共90个项目组成。每个项目采取5级评分制，从没有、很轻、中度、偏重到严重，得分越高表明该症状越严重。
1.3 统计方法
运用SPSS11.5进行统计分析。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SCL-90各因子得分与全国青年常模比较
从表1可见：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在SCL-90的10个因子中，得分高低次序依次为强迫症状、敌对、其他、抑郁、焦虑、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偏执、恐怖和精神病性，其中，强迫症状的得分远高于其他各项。
从表2可见：（1）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只有在人际关系敏感1个因子上的得分低于全国青年常模，其他9个因子的得分均高于全国青年常模，也就是说，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总体上低于全国青年常模。（2）与全国青年常模比较，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在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偏执等6个因子有差异，但其差异无显著性；在强迫症状因子上差异有显著性；在恐怖、精神病性以及其他等3个因子上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2.2 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SCL-90各因子得分的性别差异
从表3可见：少数民族贫困男大学生在SCL-90的10个因子中，得分高低次序依次为强迫症状、抑郁、人际关系敏感、敌对、其他、精神病性、焦虑、躯体化、偏执和恐怖。其中，强迫症状的得分远高于其他因子。
从表4可见：少数民族贫困女大学生在SCL-90的10个因子中，得分高低次序依次为强迫症状、敌对、其他、抑郁、焦虑、躯体化、恐怖、偏执、人际关系敏感和精神病性。其中，强迫症状的得分也远高于其他因子。
从表5可见：（1）少数民族贫困女大学生在SCL-90各因子的得分均高于男生，也就是说，少数民族贫困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总体上低于男生。（2）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精神病性等3个因子上的性别差异不显著；在躯体化、抑郁、恐怖、偏执和其他等5个因子上的性别差异有显著性；在焦虑和敌对2个因子上的性别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3.结论与思考
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青年常模，强迫症状突出；心理健康特点存在性别差异，女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总体上低于男生。从心理健康特点看，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在强迫症状、敌对、其他、抑郁、焦虑、躯体化、偏执、恐怖和精神病性等9个方面的心理症状均比全国青年常模严重，尤其是强迫症、恐怖和精神病性等3个方面的心理症状与全国青年常模比要严重得多，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少数民族贫困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尤为突出，女性心理健康教育必须引起重视。
篇3
1.对象
某高级技工学校新生，平均年龄16岁。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进行，调查人数为680人，有效问卷631份，占96.7％。其中男生510人，女生121人。
2.测评工具
采用SCL-90症状自评量表和自尊水平评定量表（SES）。SCL-90共90题，10个维度，分五级评分，1分表示没有症状体验；5分表示症状严重。该量表是心理健康普查常用的量表。自尊水平评定量表（SES），取总分作为变量，得分越高，表明自尊水平越高。3.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6.0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组间比较及Spearman相关分析。P<0.05表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SCL-90统计结
果显示10个因子分在1.28~1.79之间，各因子分与全国青年常模比较结果显示，躯体化、人际敏感、抑郁等4项因子分显著低于全国青年常模（P<0.01），强迫症状、恐怖和精神病性3项因子分显著高于全国青年常模（P<0.05）。
2.SCL-90因子分
大于2表示被测试者在该项目存在轻度心理问题，因子分大于3表示被测试者在该项目存在中度以上心理问题。SCL-90总分超过160分可考虑筛选阳性，632份有效问卷中，有124份总分超过160分，占19.62％。SCI-90因子分≥2分、≥3分的情况(％)
三、结果讨论
篇4
康复期精神分裂症病人存在的问题以心理问题为主,年龄在19～40岁的病人心理问题较多。据报道,86.8%的恢复期精神病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心理负性情绪[1];康复期精神病患者中有消极情绪者占15.3%,有焦虑感者占12.6%[2]。这种现象提示康复期精神病人心理状态失去平衡,不利于患者的早日康复,需采取相应的护理干预措施。认知行为干预(cognitive2behavioral therapy,CBT)其着重改善患者的错误认知,并结合行为训练,达到缓解病情,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3]。目前我国也有一些关于CBT应用于精神科临床的研究报道,但尚未将CBT作为一种常规的心理治疗手段来对精神分裂症开展治疗。为此,我们对住院精神分裂症康复期患者实施CBT措施,取得较满意效果,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007年2月～2008年2月在我院住院的120例精神分裂症康复期患者为研究对象。入组条件:(1)均符合CCMD-3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2)经过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后精神症状消失,自知力完全或部分恢复。(3)无合并症。将入组病例随机分为研究组60例和对照组60例。研究组男28例,女32例;平均年龄(32.2±8.7)岁;平均住院天数(86.4±18.1)天。职业:农民19例,工人15例,干部18例,学生8例。文化程度:初中23例,高中(中专)22例,大专及以上15例。对照组男27例,女33例;平均年龄(31.4±9.2)岁;平均住院天数(82. 4±16.1)天。职业:农民20例,工人18例,干部15例,学生15例。文化程度:初中24例,高中(中专)22例,大专及以上14例。以上两组各项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1.2.1 认知干预 由责任护士对患者进行思想矫治,每天组织学习精神分裂症常识,康复期注意事项等课程1小时。另外组织他们观看有关录像,图片等,课后由护士抽查他们对学习内容的掌握情况,对学习好的及时予以表扬,使其树立正确的治疗观,纠正“得了精神病一辈子全完了,是废人一个”的错误观念,提高治疗依从性。
1.2.2 心理干预――理性情绪疗法(RET) 根据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评定病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由心理医生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对其进行心理干预,耐心讲解心理健康知识,矫正不良心理的方法等。治疗方法之一,旨在通过纯理性分析和逻辑思辨的途径,改变患者的非理性观念,以帮助解决情绪和行为上的问题[4]。干预的关键在于找出并纠正导致患者不良情绪的错误认知,即不合理信念,改善患者情绪障碍。
1.2.3 行为干预――放松训练 采用口头指导法,让患者躺在床上,呈随意舒适姿势,手臂放在身体两侧,手掌向下,并轻轻闭上双眼,嘱患者按照研究者的指导语有顺序地进行全身肌肉放松,对每一肌群先引导患者感受紧张,持续10 s后,再让其感觉放松,在两组肌肉群练习的间隙,间隔5 s。放松训练在RET后进行,每次20 min。
1.2.4 阅读疗法 阅读疗法(bibliotherapy)一词源于希腊语,也称“图书疗法”[5]。有报道康复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使用阅读疗法后,其阴性量表,一般精神量表及康复状态量表的减分值明显高于对照组,是一种有效的康复治疗手段[6]。可选择《精神康复报》、《大众心理学》,《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等这一类书籍在帮助患者战胜疾病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2.5 健康教育 内容包括精神分裂症知识,药物知识,饮食保健知识等穿插在心理治疗过程中进行。指导患者掌握消除负性情绪的技巧,及时处理因患病引发的诸如压力、婚姻、情绪等问题。对照组仅进行常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和一般性的日常生活护理。
1.3 评价方法
1.3.1 心理状况测评 对120 例患者分别于入组前及治疗后由心理医生用SCL-90[7]进行测查,该量表共90个条目,分为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9个症状因子,每个条目按5级评分(1～5分),得分越高,说明该项心理症状越明显。所有测试均在心理医生指导下由患者自行填写,当场回收,共发出问卷120份,收回问卷118份,有效收率98%。问卷由心理医生进行分析。
1.4 统计方法 计量资料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χ 2 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2 结果
2.1 入组时及治疗2个月后两组SCL-90 各因子评分比较 见表1。
2.2 入组时及治疗8周后两组依从性比较 见表2。
3 讨论
3.1 CBT可改善患者的心理状况,利于患者早日康复 精神分裂症康复期患者对自己的现实情况及周围环境有了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能力,开始考虑较多的实际问题,心理问题较多。年龄在19～40 岁的病人心理问题更为突出,处于这一年龄阶段的病人,正面临着升学、就业、恋爱、婚姻、工作学习等社会生活问题,心理负荷较重,考虑的问题较多,心理状态失去平衡,不利于早日康复。本研究结果表明:对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实施专业的CBT干预方案,可纠正导致患者情绪障碍的错误认知,消除其由于无知和错误认知导致的焦虑、抑郁、恐惧、悲观情绪,可改善患者的心理状况,利于心理康复,对其回归家庭和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康复护理措施。
3.2 CBT可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 依从性即在治疗或预防疾病过程中,患者行为与医务人员要求相符合的程度,它是病人行为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往往对疾病转归起关键作用。精神分裂症病程迁延,复发率高,需长期服药维持治疗。康复期分裂症患者因怕吃药脑子变“傻”,害怕药物副反应等,有拒药、藏药现象。本研究结果表明:经专业CBT干预后,患者的错误认知逐渐淡化,正确认识逐步形成,而正确的认知可使患者治疗依从性提高,从而严格服药治疗。此外,放松训练可使人体内脑啡肽和脑电中A波增加,降低交感神经兴奋性,镇定情绪[8]把患者的注意力从过分关注自我中分散开,有助于缓解头晕、恶心等不良反应,以改善患者的躯体功能,提高治疗依从性。
3.3 CBT 与护理工作的结合 目前CBT多由临床心理医生实施,而我们认为,康复期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的CBT干预应结合医院实际情况,与日常护理相结合,由临床护理人员进行。CBT由护理人员实施具备以下优势:(1)利于护理人员角色转变。护士能够经常与患者沟通,既可随时了解患者病情变化和治疗效果,灵活调整治疗策略和时间,又可加强护患关系。(2)CBT简便易行,病人易于理解和掌握,可节约医药开支,值得在临床工作中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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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 [M]. 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31~35.
篇5
[关键词] 无业；贫困；精神疾病；免费服药
[中图分类号] R7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3）12（a）-0109-04
上海市自2006年起推行了“无业贫困精神疾病患者免费服药实事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为无业贫困精神疾病患者免费提供21种基本的抗精神病药物及3种常规检查内容，迄今已有近10 000余例精神患者收益，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项目从2006年开始实施至2012年已经7年，为了解实施的具体情况，本文就此项工作在全市范围内进行调研，找出不足之处，分析原因，寻找对策，从而为项目的完善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从2013年2～6月对上海市所有19个区县疾控精神卫生分中心负责该项目的工作人员进行调研，共计125人次。
1.2 调查工具
通过专家咨询与座谈的方式，制定上海市无业贫困精神疾病患者免费服药现状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定量资料和定性资料两部分。定量资料包括各区县无业贫困精神疾病患者总人数、一般人口学资料、门诊医疗费用等。定性资料包括各区县对现行政策提出的意见、优化建议、创新之处。
1.3 调查流程
①将问卷发放给各区县的调查对象，由调查对象笔答所有项目。②问卷回收汇总，在数据统计结果的基础上，运用实地调研、讨论会等形式，提炼出上海市无业贫困精神疾病患者免费服药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修改建议。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双份独立输入，并核对输入数据的一致性，从而建立起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主要统计方法为描述性统计。
2 结果
2.1 2006～2012年免费服药人数变化情况
2006年，上海市疾控精神卫生分中心制定了无业贫困精神疾病患者免费服药工作实施方案和相关工作规范，将需要接受治疗的无业贫困精神疾病患者纳入救助范围，大多数区县采用在社区设点或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精神卫生中心门诊配药相结合的方式，向贫困无业精神疾病患者免费发放药物。2006年的项目人数为2314例，2007年就快速上升至6736例，此后人数虽逐年上升，但上升幅度较为缓慢，到2012年达到10 109例，详见图1。
图1 2006～2012年免费服药人数情况
2.2 2006～2012年免费服药费用变化情况
表1显示，随着免费服药人数的上升，实际发生的药费和检查费用也逐年增长。费用总额从2006年的124 941.76元上升至2012年的2 637 699.17元。从费用结构可以看出：实施免费服药第1年（2006年），在区县精神卫生中心发生的检查费用比例高，药品费用比例低，而社区服务中心则是药费比例高，检查费用低；在实施之后第2年（2007年）开始，区县精神卫生中心药品费用比例提高，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检查费用增高。
2.3 2012年免费服药患者基本情况
截至2012年底，本市共有10 109例参加了免费服药项目，其中，男5124例，女4985例；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3265例，初中4369例，高中/中专1901例，大专329例，本科及以上245例；在婚3974例，离婚191例，丧偶776例，未婚5168例；疾病类别中，最多的是精神分裂症8204例，占81.16%，其次是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821例，占8.12%；治疗效果中，有60.15%的患者病情比较稳定，无明显变化，只有0.12%的患者出现病情加重，详见表2。
表2 2012年免费服药项目患者情况
3 讨论
本市免费服药项目作为市政府对无业贫困精神疾病患者一项实事工程得以实施，使患者的药物治疗得到保障，而药物治疗是改善精神障碍，特别是严重精神障碍的主要和基本措施项目，其实施使得社区精神病患者症状得到改善，这对精神疾病患者的维持治疗和康复非常有利[1]。实践证实，免费服药政策对推动社区精神病防治工作、维持社区和谐起着积极作用[2]。本项目实施当年（2006年）有2314例加入，在积极宣传项目政策后，第2年（2007年）的参加人数比第1年增加约3倍，但是之后的人数增长显得较为缓慢，截至2012年底，享受免费服药的精神疾病患者只有10 109例，而同期全市共有无业贫困精神疾病患者达3万人左右，两者差距较大。为了能使该项目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使更多患者受益，笔者在对项目实施的情况作全面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建议：
3.1 扩大保障对象
原来的保障对象为本市户籍人口中登记在册的无业、贫困精神病患者，其中，无业精神病患者指经街道就业服务机构确认没有稳定劳动收入的人员；贫困精神病患者指经街道（乡镇）社会救助事务管理所核定并纳入城乡低保范围的人员。考虑到精神疾病具有致残率高、疾病负担重的特点，而且多发于青壮年时期，许多精神病患者需要长期依靠药物维持，有的要终身服药，许多患者不能参与社会生活、生产活动，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
建议项目扩大保障对象，将对象扩大至纳入精神疾病大病医疗保障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这样不仅可以减轻这部分重点患者的经济负担，使患者能得到药物维持治疗，减少复发，改善预后，同时对维护社会稳定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3.2 提高保障水平
原来实施的保障水平为每人每年平均500元，包括了基本药物费和药物监测费。其中，基本治疗药物费用参照中残联每人每年360元。就目前而言，2006年制定的保障水平较为低下，平均每日的药品费用为1元，无法满足患者的医疗需求，也不能吸引患者主动加入此项目，导致部分患者服药依从性差。如果能由各类补助政策全部托底，必将减轻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解除经济方面的后顾之忧，这将大大提高患者服药的依从性。
建议提高保障水平，由各类补助政策全部托底。免费服药项目中治疗的基本药物和药物监测费用经医保（包括居保、新农合、大病医保等）报销后的个人自负部分，持有残疾人证的精神患者免费服药对象，其基本药物和药物监测费用由市残联在残保金中筹资解决；未持残疾人证的精神病患者免费服药对象的减免费用，列入市、区（县）特困精神病患者专项经费。
3.3 增加服药种类
原来实施的免费药品包括治疗药品和辅助治疗药品，包括氯丙嗪、奋乃静、泰尔登、氯氮平、舒必利、氟哌啶醇、三氟拉嗪、五氟利多、氟奋乃静癸酸酯（针剂）、安坦、阿米替林、丙咪嗪、氯丙咪嗪、麦普替林、多虑平、碳酸锂、丙戊酸钠、卡马西平、安定、佳静安定、舒乐安定等4大类21种药品。原来实施的免费药品均为第一代抗精神病药及三环类抗抑郁药，其副作用较大，如肝功能损伤、心脏毒性、粒细胞减少、锥体外系反应等。许多患者因为难以忍受药物的副作用而被迫停药，导致病情反复。
建议将免费药物扩大至本市医保目录内所有国产抗精神病药物，患者可以得到目前最为理想的药物治疗，肯定会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及对此项目的满意度，充分体现实事工程带来的效益。
3.4 简化服务流程
原来的流程较为复杂，首先由患者或监护人提出申请，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受理、街道相关部门出证后，再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报区县疾控精神卫生分中心确认，对于符合条件的患者发放手册，患者凭手册到指定医疗机构就诊。复杂的流程一方面造成患者申请后等待批复的时间较长；另一方面，在申请过程中，由于涉及的部门较多，往往会对患者的隐私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些都将削弱患者加入本项目的积极性，这也是至今只有1万人左右参加本项目的主要原因之一。
建议简化申请流程，凡是符合本项目服务的对象直接向大病所在专业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提出申请，由所在专业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核准后即可享受免费服药政策。
综上所述，精神疾病具有病因复杂、病程长、容易复发和致残率高、疾病负担重的特点[3]，药物治疗是改善精神障碍的主要和基本措施，特别是严重精神障碍，尤其需要长期、合理的药物维持治疗，有的甚至要终身服药，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4]。按照国际上衡量健康状况的dalys评价各类疾病的总体负担，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排名中居首位[5]。有研究显示我国人口的平均贫困率为3%，精神病患者的贫困率是一般人口贫困率的20倍。因病致贫、因贫治不起病、复发加重病情导致残疾问题十分突出，也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6]。通过优化本市免费服药政策，可以扩大受众人群，使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能够坚持长期、合理的药物治疗，不仅可以让大多数患者的病情得到有效的控制[7]，更是预防疾病的复发、减少精神残疾、促进患者康复和回归社会的有效方法[8-10]，同时让患家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充分突现了实事工程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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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 因特网；行为，成瘾；精神卫生；对比研究；学生，医科
【中图分类号】R 179R 395.6R 1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000-9817(2007)06-0554-02
互联网作为一种现代工具，为大学生开辟了一条崭新的信息获取渠道。网络成瘾（inte rnet addition disorder,IAD）指由于过度使用互联网而导致社会、心理损害的现象[ 1-4]，又称为病态网络使用。网络成瘾对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问 题[5-8]。为了解网络成瘾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改善大学生的学习态度和生活 习惯，为有效预防学生网络成瘾提供参考依据，笔者对某医学院253名在校学生进行了调查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选取某医学院预防医学系全体在校学生253名进行调查。
1.2方法
1.2.1工具 （1）网络成瘾诊断量表。根据Young网络成瘾诊断量表，有下列指 标中5项及以上者，判定为网络成瘾[9-10]：(a)迷恋上网而不能自控；(b)因不能 上网而感到无聊和焦虑；(c)期望上网时间长于目前；(d)耐受性增高（上网时间越来越长） ；(e)上网的花费增加；(f)过去1周内每天上网时间≥4h；(g)因上网不能完成作业或逃学； (h)向家长、教师和同学隐瞒上网事实；(i)因上网与家长、教师发生冲突；(j)为摆脱困境 、抑郁、无助和焦虑而上网。(2)症状自评量表（SCL-90）[11]。该量表由90个问 题组成，分为5个等级（1=从无，2=轻度，3=中度，4=偏重，5=重度）进行评定。以阳性均 分≥3分作为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标准。
1.2.2调查步骤 采用网络成瘾诊断量表，对所有被试学生进行筛查。 共筛选出网络成瘾学生38名，其中男生29名，女生9名。根据同性别、同年龄的原则，选取 非网络成瘾学生60名作为对照组。使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网络成瘾组和对照组学生 进行测试，同时调查学生的一般情况及可能影响心理健康的因素。
1.3统计分析 采用EPI 6.0建立数据库，SPSS 10.0进行统计学处理。
2结果
2.1网络成瘾组和对照组学生心理问题检出率比较 网络成瘾组共检出有心 理 问题的学生11名，检出率为29.0%；对照组共检出有心理问题的学生5名，检出率为8.3%，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24，P=0.007）。
2.2网络成瘾组和对照组学生SCL-90各因子得分比较 由表1可见，网络成 瘾组 学生的总均分、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恐怖、精神病性等因子得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值均0.05)。
2.3影响网络成瘾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分析 以网络成瘾学生SCL-90总均分 为因变量，以影响心理健康的17个因素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进入回归模型的 变量有上网时间、学习成绩、教师的态度、年级。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为0.416。见表2 。
3讨论
有研究表明，由于调查对象的不同，学生心理问题的检出率也有所不同[12-13] 。本次对某医 学院校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网络成瘾学生心理问题的检出率不仅高于对照组，而且高于 张晓阳[14]、林琴[15]等的调查结果。提示该医学院校网络成瘾学生的心 理健康水平较差，可能与他们的学习压力大有关。网络成瘾学生的总均分、躯体化、强迫 、抑郁、焦虑、恐怖、精神病性等因子得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网络成瘾已经影响了学 生的身心健康。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上网时间的长短、学习成绩的好坏、年级以及教师对学生上网的态 度均对学生的上网行为有 显著影响。一般来说，网络成瘾的学生往往通过延长上网时间来获取心理上的满足感；学习 成绩较差的学生容易迷恋网络，希望在虚拟世界里寻求心理平衡。如今的大学生多为独生子 女，逆反心理较强，教师反对学生上网的态度越明确，往往使学生对网络更加好奇和向往， 继而导致上网行为增加。高年级学生上网行为较低年级学生严重，可能与许多家长在学生刚 入学的时候 对孩子的管教较为严格，一旦孩子适应了大学生活，就放松了对孩子的要求有关。提示对网 络成瘾学生的管理和干预，应以上网时间长、学习成绩较差、教师反对学生上网态度明确以 及高年级的学生为重点。本调查进入回归模型的因子较少，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也不高（0. 416），是否与本调查的对象较少以及影响心理健康的因子选择有关，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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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精神疾病已成为全球性公共卫生以及影响社会安定较为突出的带有社会性的法律问题。①人们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出现精神异常,在其“心神丧失”或者“精神耗弱”的境况下作出危害社会的行为,一“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则“不负刑事责任”或者“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②这种“法定程序鉴定”不仅在定罪量刑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还会影响被告人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等宪法性权利。然而,精神病鉴定在司法实践中并未能完全担负讼制度嘱托的这一重任,③使得人们不仅对精神病医学本身的科学性多有疑虑,而且对精神病鉴定失去应有的信赖。④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指出,“经历过几十件有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案件讨论,有一半以上的案件作过两次以上的鉴定……没有一例是两次鉴定结论完全一致的。只要有两次鉴定,最后的结论肯定是不一样的”。⑤这些呈现在国人面前的现实与精神病鉴定实践中幽暗不明的鉴定意见冲突,加剧了人们对无法借助于精神病医学来维护司法公正的隐忧。
无独有偶。1977年德国学者荷恩慈(Heibz)从皮特斯(Peters)的研究资料中发现:在67个再审程序中的精神鉴定案件中,有错误诊断结果的,第一次有48%,第二次有4%;有发现错误结果的,第一次有60%,第二次有24%;在第一次鉴定中发现,有一半以上的鉴定中,鉴定人对被鉴定人存在偏见,因而倾向于归咎不利的判断。⑥中外精神病鉴定存在的这些带有共性的问题,“使我们联想到:如果精神病学是人们需要的一门科学,而它又是一门多么靠不住的科学呀?”⑦同时,还触发了人们对精神病鉴定如何才能回归科学以及建构何种司法鉴定制度才能使其为司法活动提供可靠证据等法律问题的重新思考。因为这些问题不仅关系着精神病医学等实体性问题的科学性,而且还涉及精神病鉴定的启动、重新鉴定以及鉴定意见采纳等一系列影响程序公正的问题,其复杂性远非其他鉴定类别所能比拟。目前,在我国《精神卫生法》、《精神疾病鉴定实施办法》制订之际,尤其是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删除了“省级人民政府指定医院”进行精神病鉴定的专门规定和增加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作为特别程序的实施,研究精神病鉴定问题,对有关法律及规范性文件的制订以及刑事诉讼法的有效实施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文从司法实践中存在精神病鉴定争议较大的20个案例出发,寻找精神病鉴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旨在为正在进行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执行、精神卫生立法以及其他精神病鉴定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提供参考性建议,希冀通过精神病鉴定制度的完善以提升精神病鉴定的可靠性与可信性,进而使精神病鉴定能够为诉讼活动提供坚实的证据。
二、刑事案件涉及精神病鉴定的实践考察与分析
我国《刑法》之所以将诉讼中有关精神病问题的判断规定为“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其原因不仅在于精神病鉴定应当由具有资质的精神医学专家来诊断以及通过精神医学的先行判断来解决精神病对辨认或者控制能力存在何种影响,还在于借助司法鉴定制度的桥梁来解决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或者大小这一带有技术性的法律问题。由于我国精神病鉴定制度未能与诉讼制度、证据制度进行有机衔接,致使这一解决法律问题的制度本身颇具争议,其司法实践中中正面效应有限,容易在当事人(控辩双方)乃至司法与民意之间引发分歧,以至于这一解决精神病问题的专门制度成为舆论追问与专家声讨的焦点。本文从众多存在分歧的焦点案件中选择了涉及精神病鉴定的20个具有典型性的案件,对其涉及鉴定的具象问题进行梳理与分析,从中窥视出隐藏于背后的带有规律性的共性问题。
(一)刑事案件涉及精神病鉴定的基本现状分析
精神病鉴定在刑事诉讼中的争议主要集中在鉴定启动、重新鉴定以及不同鉴定意见上。本文基于精神病鉴定对诉讼的影响与制约关系以及研究的需要,对实践中的鉴定案件未按照上述问题的顺序予以安排。从表1精神病鉴定的现状中发现以下问题:
(1)职权机关对精神病鉴定主要基于案件办理过程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存在明显“异常”或者其作案动机存在难以解释的“疑惑”等情形而启动。前者占全部案件的60%;后者占40%。精神病鉴定一旦在侦查阶段启动,在后继的、审判程序中均会引发鉴定意见不利方申请或者职权机关决定重新鉴定。也就是说,精神病鉴定一旦启动,无论是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人要求的鉴定还是职权机关依职权指派的鉴定,均会引起鉴定争议,并致使后续鉴定多为3次以上。在多次鉴定中,职权机关依职权进行的占60%。这一现象反映出职权机关较为重视精神病鉴定问题,也折射出借助多次鉴定来寻求确定性结论,以此来验证自己决定鉴定的理由以及摆脱当事人对鉴定意见异议的不断纠缠。这种多次的重新鉴定没有任何法律理由的约束,也没有任何法律条件的限制,鉴定的启动因无法定规范遵循,在实践中表现出较强的任意性。从中还可以发现,职权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对怀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存在精神病而作出鉴定的,其精神病的鉴定意见与其启动鉴定前的怀疑具有一致性,精神病鉴定成为验证办案机关推测或解决办案人疑惑的重要手段。
(2)从多次鉴定的结果来看,前后不一致的鉴定结果占100%。第一次鉴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占全部案件的80%;而“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仅有张林发公司杀人案一件,占全部案件的20%。第二次鉴定结果与第一次鉴定结果不同的占50%;第三次鉴定结果不同于第二次鉴定结果的占80%。这种比例关系似乎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某省检察机关统计的数据对此有一定的印证性。其统计表明,公安机关移送审查的13件精神病人犯罪案件中,有6起案件作了2次以上精神病司法鉴定,占案件总数的46•2%。其中,有5起案件鉴定结果不一致,占重复鉴定案件数的83•3%。如果当事人对鉴定结果有异议,可能还要进行2次、3次鉴定,产生的鉴定结论多包含了3种结果。⑧在3次以上的鉴定中,存在有无精神病鉴定结果分歧的占40%;鉴定结果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限制(部分)刑事责任能力、无刑事责任能力之间的比例分别为20%、50%、30%。一般来说,当被鉴定人两次鉴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后,第三次鉴定则会给出一个“折衷的建议,减轻被告的责任”。⑨这种多次鉴定产生的不同鉴定结果主要集中在刑事责任能力的确认上,很少涉及有无精神病的认识与判断问题。
(3)在评定无刑事责任能力还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案件上,如果被鉴定人存在精神病,其受害人是其亲属或者熟人的,鉴定结果为无刑事责任能力;如果受害人是其亲属或者熟人以外的人,则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如在2006年广东省黄文义“12•28佛山灭门案”中,尽管黄文义的临床表现不符合任何特定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仍被认定为“待分类的精神病的临床特征”,评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在精神病不影响辨认能力的情形下,对控制能力评定多基于非精神病因素来考虑。在多次鉴定中,精神分裂症易于产生不同的鉴定结果,其中被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占80%;被评定为限制(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的占20%。
(4)在鉴定结果存在不同刑事责任能力评定的情况下,法院一般选择折衷的鉴定意见,即选择“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作为定案的根据。这种选择结果占全部案件的60%。表2精神病鉴定所呈现的基本情况为:(1)当事人申请鉴定存在足够证据的,尤其是一些有影响的重大案件,职权机关一般会接受鉴定申请并决定进行鉴定。尽管《刑事诉讼法》没有赋予当事人鉴定的申请权,在实践中并未因此受到限制。当事人单方申请鉴定的,初次鉴定结果一旦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时,当事人均会再次申请重新鉴定,职权机关一般不会启动重新鉴定,并以申请重新鉴定的理由不充分或者证据不足驳回重新鉴定的申请,上级法院发回重审要求重新鉴定的除外。在“上海杨佳袭警案”中,辩方在审前程序申请初次鉴定的结果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辩方在审判程序中提出杨佳曾在山西受过殴打导致轻微脑震荡的颅外伤,而医学证明颅外伤有可能导致精神出问题,法院仍以理由不足以及“未见异常”为由驳回重新鉴定的申请。(2)鉴定机构以“无精神病”或者“精神正常”作为评定“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依据的,占缓刑是社区刑罚的基本形式，对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节约司法资源、推进行刑人道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近些年来，缓刑适用率不断上升，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但是，缓刑适用也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缓刑适用标准的不明确，导致社会上不少人对法院产生了怀疑，质疑其缓刑判决的公正性。《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前，缓刑适用标准是“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个标准过于笼统和模糊;《刑法修正案》(八)将原有标准进一步明确，将“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作为缓刑适用的标准。立法者的意图当然是尽量避免模糊的法律语言，但这个标准仍然不够明确，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08－2010年缓刑适用的司法统计
(一)研究目的
我们之所以选择“缓刑适用标准的完善”作为研究的主题，其要旨在于如下原因:
1、立法语言的模糊性与司法裁量的具体性之间的矛盾。我们经常指责立法语言过于模糊，譬如说“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在实践中无法操作。但坦率地说，立法语言无论多么具体，永远都带有模糊性;更进一步说，语言本身就具有模糊性，有限的语言对应无穷的具体事实，决定了语言的模糊性不可避免。因此，与其指责立法语言的模糊性，不如通过对司法实践的总结，结合具体案件事实，对模糊的立法语言进行合理解释，以期获得较为具体的适用细则。
2、司法适用标准的不统一与公正原则之间的矛盾。我们尽管期望通过解释来获得相对确定的规则，但由于全国性司法统计工作的落后以及量刑不公开的现实，导致各地适用缓刑的标准不统一，甚至在同一个法院，同样的量刑情节在不同法官主导的案件中所具有的价值也不相同。例如，未成年人是司法实践中适用缓刑的主要情节，但有的法官将未成年人作为单一情节，有的法官却要求将未成年人与所犯罪名结合起来判断。此处并非指责法官的职业素养，而是指同样的量刑情节在不同的案件中不能获得同样的结果，需要详细阐释，避免社会大众对司法公正的不当怀疑。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司法统计数据的实地调研，总结司法实践中的缓刑适用标准，并对此展开详细讨论，以获得比较客观的研究结论。
(二)司法统计数据的来源
由于目前尚未建立统一的司法统计工作机制，因此笔者所得的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对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08－2010年的司法档案进行的统计结果，同时，辅之以部分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2009年二审案件的司法统计数据进行补充说明。在此，对司法统计数据的来源进行如下简要说明:
1、研究的样本。在笔者2010年的调研文章《论没收财产刑的改革与完善》中，部分专家就提出研究的样本不具有典型性，因而得出的结论未必妥适。本次调研，主要以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的司法档案作为统计样本，不可避免地也存在上述问题。但基于(1)司法统计工作的难度与所耗费的时间与精力;以及(2)涪城区人民法院司法档案的典型性，笔者仍然选择了以点带面的司法统计数据来源。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作为绵阳市老城区法院，法官的个人素养以及对刑事政策的敏感程度，决定了其缓刑适用标准的妥适程度至少达到中国法院的平均水准。因此，这样本文的选择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典型性。
2、笔者同时选择了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2009年两年二审案件司法统计数据作为补充来源。这主要是基于如以下三点原因:(1)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年的刑事司法档案归档工作尚未彻底完成，因此只能以对应的两年司法档案作为统计来源。(2)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中级法院，负有指导全市基层法院刑事案件办理的职责，其对于缓刑适用标准的描述对整个绵阳市刑事案件都具有指导性价值。(3)由于适用缓刑的条件是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此未选择绵阳中院相应的一审案件司法档案作为统计来源。
(三)缓刑适用标准的现状及其分析
1、2008－2010年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缓刑适用标准的分析
(1)2008－2010年缓刑适用的概况分析
上表数据说明:涪城区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其承担的一审案件是应当被判处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近三年的缓刑适用比例较为稳定，大致在40%———45%之间，考虑到其承担案件的刑事责任范围，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的。这说明，涪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深刻认识到了非监禁刑罚的重要性，在轻罪案件中大胆适用缓刑，符合当前的刑事政策主流，也符合学术界的期望。与其他地方比起来，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的缓刑适用率也是非常高的。例如，据重庆法院网记载，重庆綦江法院2005年适用缓刑的案件比例为25．9%，适用缓刑的罪犯比例为21．9%，而且这一数据在重庆为全市法院最低［1］。再如，山东聊城两级人民法院近几年来的缓刑适用率逐渐上升，见下表［2］:
(2)2008－2010年缓刑犯是否共犯的分析
上表数据说明:在适用缓刑的案件中，三分之二不是共犯。这表明，涪城区人民法院在适用缓刑的过程中，能够独立而比较果断的适用缓刑。相对来说，共犯中从犯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都相对较小，适用缓刑能够比较明确地判断“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而单独犯罪的罪犯，其人身危险性的判断相对来说更难。
(3)2008－2010年适用缓刑的罪名分析
上表数据说明:涪城区人民法院适用缓刑最多的罪名是交通肇事罪，同时，涪城区人民法院在暴力犯罪适用缓刑方面也表现出比较大胆适用缓刑的倾向。
(4)2008－2010年适用缓刑的主要情节分析
本表数据是本文调研的重点，笔者选择了常见的8个量刑情节对缓刑适用情节进行研究，发现:(1)涪城区人民法院对赔偿与退赃非常重视，将其作为适用缓刑的重要情节;(2)涪城区人民法院将“认罪态度好”单独作为一种缓刑适用情节，并且在缓刑适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未成年人是最常见的缓刑适用情节;(4)“情节较轻”作为一种综合评价情节，在缓刑适用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需要说明的是，上述8个量刑情节在判决书中存在部分交叉。
2、2008－2009年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缓刑适用标准的分析
(1)2008－2009年缓刑适用的概况分析
上表数据说明: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案件缓刑适用率稳定在25%左右，远低于涪城区人民法院的适用率。这主要有两个原因:(1)一审已经判处缓刑的案件，如果是单独犯罪的，则一般不会上诉;(2)相对来说，案件进入二审程序，说明被告人对原审案件判决不服，案情相对复杂，因而适用缓刑的可能性相对更低。
(2)2008－2009年缓刑犯是否共犯的分析
(3)2008－2010年适用缓刑的罪名分析
上表数据说明: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适用缓刑最多的罪名是交通肇事罪，同时，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暴力犯罪适用缓刑方面表现突出。这说明一审法院对暴力犯罪适用缓刑相对稳重，而中级人民法院在暴力犯罪适用缓刑方面持有更加开放的思想。
(4)2008－2010年适用缓刑的主要情节分析
上表数据说明: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积极缴纳罚金”比较重视，将其作为适用缓刑的重要情节，这与涪城区人民法院存在重大差异;同时，还说明两级法院对“积极赔偿”、“退赃”都非常重视，是适用缓刑的最重要情节之一。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情节多存在交叉，但也有单独表述“情节较轻”、“认罪态度好”、“未成年人”、“积极缴纳罚金”等表述。
二、缓刑适用标准存在的问题
(一)关于缓刑适用的罪名
从绵阳两级法院的司法统计数据来看，适用缓刑的主要罪名集中在交通肇事罪、盗窃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四个罪名上。在这当中，故意伤害罪、抢劫罪属于明显的暴力犯罪，但法院尤其是中级人民法院在适用缓刑的过程中表现突出，并不因为是暴力犯罪而放弃缓刑适用;交通肇事罪属于过失犯罪，但交通肇事罪多致人死亡，对于致人死亡的案件适用缓刑是否需要慎重考虑，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交通肇事罪的高缓刑适用率并非绵阳的个案，在国内其他省市也存在类似现象。《检察日报》报道:“某法院2007年审结交通肇事案件49件，有43起案件的被告人被判处缓刑;2008年审结91件，判处缓刑81件;2009年上半年审结41件，判处缓刑的占40件，适用缓刑的比率分别为88%、89%、98%。其中还不包括单处罚金、免予刑事处分和判处管制的案件。”［3］再如中国法院网上刊登的文章介绍扬中法院的交通肇事罪的缓刑率更为惊人:2004年为80．23%、2005年82．77%、2006年为86．16%、2007年为81．09%、2008年1到9月为89．56%［4］。2006年，山东高院的统计数据表示，交通肇事罪的缓刑率为81．5%［5］。笔者不能恶意地揣测交通肇事罪缓刑率高的原因，但从犯罪现象学的角度观察，交通肇事罪直接就是夺取人的生命，这种犯罪的高缓刑率引起的负面效应值得警惕。但是，能否走到问题的另一反面，要不要采取直接规定某些罪名不适用缓刑、或者限制某些罪名适用缓刑的立法规定呢?笔者认为，矫枉不能过正。直接规定某些犯罪不适用缓刑或者限制某些犯罪适用缓刑，都是不妥当的。但是，针对司法实践中的一些不正确做法，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应当解释性意见，对适用缓刑的犯罪情节做出限制性规定。2009年8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若干意见》［6］。《意见》规定6种情形一律不适用缓刑:对醉酒驾驶机动车致死亡一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的;有出于追逐取乐、竞技、寻求刺激等动机，在道路上超速行驶50%以上的;致死亡一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后逃逸的;斑马线上致行人死亡一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的“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同时《意见》还规定5种情形一般不适用缓刑:酒后、吸食后驾驶机动车致死亡一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的;无驾驶资格的人驾驶机动车致死亡一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的;曾因违反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被追究刑事责任或受到过吊销驾驶证、拘留行政处罚的;交通肇事后让人顶替的;明知是无牌证或已报废的机动车、安全设施、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非法改装的机动车而驾驶，或者严重超载等，致死亡一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笔者赞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姿态与做法，尽管不完全赞同其中的某些规定。笔者认为，目前缓刑在适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政策上的偏差，是正确方向上走的弯路，只要采取适当的策略，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笔者认为，解决目前职务犯罪、交通肇事罪适用缓刑过高的问题，主要应当采用指导性意见的方式来界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归根结底，还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法律规定过于宽泛所致。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借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做法，总结实践中的经验、找出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指导性意见，对如何理解“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进行准确的界定。
(二)关于缓刑的适用情节
在1997年刑法中，适用缓刑最基本的标准就是“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刑法修正案》(八)对适用缓刑提供了更加细致的标准，即:“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可见，《刑法修正案》(八)对原有的缓刑适用标准进行了重大修正，即“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不再是缓刑适用的唯一标准，而仅仅是适用缓刑的标准之一。
从绵阳两级法院的司法统计数据来看，缓刑适用的具体情节比较多，包括未成年人、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积极赔偿、主动退赃、认罪态度好、积极缴纳罚金等，具体说来，也存在一些问题:
1、不宜将“积极缴纳罚金”单独作为缓刑适用情节
“积极缴纳罚金”并非必定是人身危险性小、认罪态度好的表现，而可能是罪犯机会主义的选择。同时，该情节可能导致舆论“向国家支付金钱以获取缓刑”的批评。
2、不宜将“未成年人”单独作为缓刑适用情节
未成年人犯罪是法定减免情节，但并非法定的缓刑适用情节。未成年人犯罪，不一定人身危险性就小。对未成年人适用缓刑，应当结合其他情节综合评价，看是否符合“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
3、关于“积极赔偿”与“退赃”
两级法院都比较重视“积极赔偿”，将其作为最重要的缓刑适用情节，这可能是受到刑事和解的影响，如果说将“积极赔偿”作为缓刑适用情节还有其合理性，那么将“退赃”作为缓刑适用情节，显然就存在疑问。
三、缓刑适用标准的改革与完善
客观地说，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在定罪的描述方面基本符合法律规范，但在量刑尤其是适用缓刑的表述上还存在重大不足，这与法院以往重定罪、轻量刑的工作思路可能也存在一定关联。最突出的问题在于:缓刑适用标准是综合评价，但两级法院的司法档案表明，不少刑事判决书的表述比较简单，往往以“有悔罪表现”、“积极赔偿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犯罪的时候尚未成年”等单一表述。或许法官内心有对人身危险性的综合判断，但表现为刑事判决理由的时候就显得不够充分。在笔者看来，在如下方面值得进一步完善:(一)综合理解缓刑适用标准《刑法修正案》(八)对适用缓刑提供了更加细致的标准，即:“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对此，应当有如下理解:
1、适用缓刑最核心的标准应当是“不具有再犯危险”，即不存在人身危险性
犯罪是犯罪人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实施的与刑事法律规范相悖的行为。因此，影响犯罪的因素主要包括:犯罪人的个体的因素，犯罪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特定的刑事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实施等因素。因此，判断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不仅仅限于判断犯罪人自身的情况，还需要判断犯罪人所处环境的状况。这可能导致某些人道主义者的批评，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如果包括了对犯罪人自身因素的判断，则必然蕴含对犯罪人量刑依据引入了非犯罪人自身因素，这是否让犯罪人承担了超越刑事责任以外的社会责任?必须明确，人身危险性的判断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不是价值问题。笔者指出，适用缓刑的标准有两条: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其中，社会危害性既是事实性判断也是价值性判断———是否具有以及具有何等程度的社会危害性，这是犯罪行为本身的属性，但是这又与特定社会环境下人们的价值观念相当;而人身危险性判断则纯粹是一个事实性判断，它仅仅涉及对犯罪人是否具有再犯可能性的判断。同时，必须明确，再犯可能性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判断是以犯罪人以往的人身经历以及对犯罪人未来生活状态的判断为依据的，既然是对未来的判断，就必然是一种或然性判断。
2、适用缓刑的第二个标准是“情节较轻”，即社会危害性小
社会危害性是犯罪行为的基本属性，衡量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就是考察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因此，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应当是定罪量刑的主要基准。缓刑适用的标准，自然就应当考虑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但是，什么是社会危害性呢?如何衡量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呢?作为缓刑适用标准的社会危害性又应当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呢?这就是笔者准备探讨的重要问题。所谓社会危害性，就是指犯罪行为对社会的侵犯性。但是，并非所有对社会的侵犯性都是社会危害性［7］，社会危害性是对社会中受保护的那部分法益的侵犯性［8］。什么是法益?法益就是法律所保护的国民的生活利益，单纯的对社会伦理秩序的违反不应当成为法益侵犯性的内容。因此，死刑的适用标准之一，就是不能单纯地看犯罪行为对社会伦理秩序的违反或侵犯，而是只应当考虑对法益的侵犯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法益侵犯性与社会伦理秩序的违反又是紧密联系的，所以一般而言，犯罪行为具有法益侵犯性就具有社会伦理秩序的违反性;但是，法益侵犯性与社会伦理秩序的围犯性也经常发生冲突———社会伦理秩序在现代社会具有多元性，因此法益侵犯性与社会伦理秩序的违反性也可能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在法益侵犯性与社会伦理秩序相冲突的时候，如果犯罪行为具有法益侵犯的严重性，但是在社会伦理秩序方面却获得了合理的同情，这却可以成为适用缓刑的理由。原因则在于对社会危害性实体内容的探讨。第二，社会危害性的实体内容是什么?我们只有弄清楚社会危害性的实体内容与内部结构，才能够准确判断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大小，才可以明白缓刑的具体适用标准。笔者认为，社会危害性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犯罪行为对被害人的侵犯。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人，是利益的直接受损者，因此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首先体现为对被害人利益(包括被害人亲属的利益)的侵犯;(2)犯罪行为对犯罪发生地所在社区利益的侵犯。犯罪行为总是发生在特定的地点或单位、特定的社区，犯罪行为的发生尤其是严重暴力性犯罪的发生，对于整个社区公众的安全感、社区居民共同体意识都可能造成严重伤害;(3)犯罪行为对国家法秩序的侵犯，犯罪行为是对国家法规范秩序最严重、最直接的挑战，直接损害国家法规范的权威，导致国家公信力下降。
3、缓刑适用标准应当坚持综合判断原则
应当说，现行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缓刑适用情节的表述都有不规范、不妥适的地方。无论是未成年人、孕妇、年满75周岁的老年人等主体情节，还是诸如自首、立功、未遂、中止、预备等法定量刑情节，亦或是“认罪态度好”、“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谅解”、“积极退赃”、“积极缴纳罚金”等，都不能单独成为缓刑适用的标准。至于说“情节较轻”等模糊、笼统的表述，更不宜作为缓刑适用的标准。适用缓刑，应当坚持综合判断的原则，即同时具备如下条件:(1)情节较轻，亦即社会危害性轻，譬如说具备未遂、预备、从犯等量刑情节，或者虽不具备上述情节但综合评价确实社会危害性轻微①;(2)人身危险性较轻，亦即再犯可能性小，譬如说具备中止、积极消除犯罪影响、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谅解、认罪态度好、赔礼道歉等法定或者酌定量刑情节;(3)对所在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亦即对罪犯适用缓刑，取得了所在社区居民大部分的谅解，或者该犯罪在所在社区未产生重大不良社会影响，适用缓刑不至于令所在社区产生强烈的道德义愤等。需要明确的是，由于刑法修正案(八)的修改，今后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凡是判处缓刑的，都必须阐明理由，对“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四个缓刑适用标准逐一论证。
(二)对于暴力犯罪和交通肇事罪适用缓刑应当更为谨慎
1、对暴力犯罪适用缓刑应当慎重
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故意伤害、、抢劫等暴力犯罪，如果根据量刑情节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缓刑，但在适用缓刑的时候，应当慎重考虑。在中国GDP高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大幅度提高的时代，纯粹的财产性犯罪可以较多地考虑适用缓刑，以缓和司法解释滞后造成的矛盾。例如盗窃罪，数额较大的标准是500－1000元，但2011年的经济水平已经比1997年的经济水平翻了一倍不止，排除通货膨胀的因素也应当将盗窃罪数额较大的标准大大提高。但目前司法解释尚未变更，优秀的司法工作者应当与时俱进，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高度，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指导，对虽然构成盗窃罪但数额并不大的罪犯大胆适用缓刑。同时，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越高，对人身权利的关注就越高。故意伤害、、抢劫等暴力性犯罪，不仅侵害了被害人的人身权益，更对整个社会大众造成潜在的人身安全威胁，对此，应当区分财产性犯罪和暴力性犯罪，综合评判其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法官最忌讳的是，简单地以法定刑来核定社会危害性程度。最简单的例子:盗窃5000元钱的法定刑与砍断一条大腿的法定刑都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难道盗窃被害人5000元钱就等于砍断被害人一条大腿?!
2、对交通肇事罪适用缓刑应当慎重
从绵阳两级法院的司法档案来看，交通肇事罪适用缓刑的比例较高，这不仅是绵阳市的个案，也是全国性的问题。如前所述，2006年，山东高院的统计数据表示，交通肇事罪的缓刑率为81．5%。不少法官认为，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而且大多数案件被害人都能够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罪犯也能够给予额外的赔偿，在刑事和解的大环境下适用缓刑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严格地说，这些司法考量并没有什么错误，甚至符合当前的一部分学术思潮。但笔者坚持认为，对交通肇事罪适用缓刑应当慎重，尤其是在缓刑率过高的情况下，可能引发不少社会问题。《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不需要造成严重后果，其法定刑仅为拘役。危险驾驶罪出台的背后，是极高的交通肇事死亡率。《新京报》2004年8月15日报道: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是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最高的国家，连续数年一直居世界第一位。据公安部有关人士报告，2001年中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10万人，而同年美国的数字为4万人，日本为1万人。据全球各交通和警察部门的统计，2003年全世界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50万人。其中，中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10．4万人，美国、俄罗斯的死亡人数分别为4万人和2．6万人［9］。
2001年，全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10．6万人;2002年，全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10．9万人;2003年，全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10．4万人;2004年，全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9．4万人;2005年，全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98738人;2006年，全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89455人;2007年上半年，全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3．7万人;2008年，全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73484人;2009年，全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67759人［10］。2010年，全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65225人［11］。这些数据触目惊心!其惨烈程度远甚于现代社会任何一场战争［12］。在这样的背景下，交通肇事罪高缓刑率确实值得再探讨。同时，更为重要的，交通肇事罪这样的轻罪，至《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以来，尚无一人适用缓刑。这与交通肇事罪的高缓刑率更形成了重大矛盾!从理论上说，交通肇事罪虽然是过失犯罪，但考察交通肇事罪是否应当适用缓刑，需要考察其历史违章纪律、是否酒后驾车、吸毒后驾车等其他情节。如果罪犯基本上没有重大违章记录，适用缓刑尚可以说得过去，但不对其违章记录或者危险驾驶方法进行考察就适用缓刑，缓刑判决就未必妥当。
(三)应当建立缓刑适用的量刑前调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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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艾滋病人 弱势群体 社会保障
1 艾滋病群体的弱势性
弱势群体是指在社会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在政治地位、经济活动及文化生活等方面比一般发展水平低的一类人群。艾滋病群体包括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也应该归属到弱势群体中，它的弱势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1 艾滋病群体生活贫困。艾滋病人要终身治疗，所以要面临巨额的医疗费用，一位艾滋病人一年的住院费、门诊费等费用少则数万元多则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因此，艾滋病人常常是生活在贫困之中，而贫困往往又加剧了艾滋病的传播。
1.2 艾滋病群体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艾滋病群体除了基本的生命、平等权力之外，与残疾人一样有其特殊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受教育的权利、接受医疗的权利和就业的权利。目前，大量低龄艾滋病群体无法完成义务教育；而“艾滋病人无人给做手术”的报道说明了艾滋病群体医疗权利的状况；虽然我国人事部将“艾滋病毒携带者“纳入公务员录用范围内，但根据卫生部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58%的城乡居民明确表示不愿意和患有艾滋病的同事或共同劳动的人一起工作，艾滋病人所在单位往往采取各种手段逼迫他们从单位离职。
1.3 艾滋病群体受到社会的歧视。不知从何时起艾滋病成了罪恶、暴力、乱性等词汇的代名词，09年我国针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歧视状况的调查报告，报告中的一组数字令人关注：在知晓感染者身份后，1/4的医务工作者、超过1/3的政府官员和教师持有负面和歧视态度。这种现象在其他的疾病中也都曾出现过，比如精神病、残疾等都与“疯子”、“废人”等词汇相联系过。
2 艾滋病群体与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是一种社会化的行为，它面向全社会通过社会化的机制为全体公民化解风险、实施福利、保障基本生活，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主要是通过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来对艾滋病群体进行保障。
2.1 医疗保险
2.1.1 措施：我国艾滋病起步较晚，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基本医疗保险也没有将艾滋病人纳入到其中。但近几年来艾滋病每年的感染者数量不断扩大，根据联合国《2009年全球艾滋病流行报告》到09年底估计中国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高达74万人。面对严峻的形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2004年颁布了《关于落实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政策的通知》，这份通知的颁布正式打开了艾滋病人通往医疗保险的大门，通知中规定国家将抗艾滋病病毒药品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目录和城乡医疗救助支出范围。
2.1.2 问题：①医保支付范围过于狭窄。对艾滋病人的治疗一般有三种方法：姑息治疗、治疗机会感染和抗病毒治疗。相比而言前两种方法更经济实惠，研究表明治疗艾滋病早期出现的败血症、肺炎不但花费少而且可以很好延长病人的寿命。但根据《通知》只能对抗病毒的药物治疗进行支付，这不利于姑息治疗和机会感染治疗的推广，还会加重医疗保障基金的风险。另外，只能报销住院费用的规定使减轻艾滋病患者负担的目的大打折扣，艾滋病人需要长期的用药，并且不需要长期住院，所以大多数的花费在门诊上。此外，费用报销封顶线对于一个重病的艾滋病患者来说太低，据统计一个危重艾滋病人一年的医疗费用达25万元以上，这大大的超出了许多地区的医保封顶线。②医疗保险中针对艾滋病治疗的医疗资源不足。首先，定点医疗机构太少，许多地方只规定一两家医院作为定点医院，这势必给艾滋病人就医带来不便，一些偏远的病人会放弃享受医保机会。其次，划入到报销范围的治疗药物太少，国际上可使用药物的选择已有有20多种，而我国还有一定差距。再有，专业的医疗服务人员不足，艾滋病不但要求医务人员要有娴熟的专业诊断技术，而且要掌握一定的心理、法律、沟通等方面知识。而我国的医务人员大部分是只有诊断治疗方面的能力，在沟通、提供关怀等方面素质不高，甚至还存在部分医务人员对艾滋病人抱有歧视的思想。
2.2 社会救助
2.2.1 措施：2003年我国宣布了防治艾滋病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即对经济困难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对艾滋病患者遗孤实行免费就学，对孕妇实施免费艾滋病咨询、筛查和免费抗病毒药物治疗；将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庭纳入政府救助范围。2004年民政部《关于加强对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患者家属、患者遗孤救助工作的通知》，将城镇和农村家庭中因患艾滋病导致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将其纳入低保范围；尚未建立农村低保制度的地区，要将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和家属列为特困户基本生活救助对象，给予定期定量生活救济和医疗救助。
2.2.2 问题：①各地的政策落实情况存在差异。“四免一关怀”作为全国性的政策，由于没有强制执行力，很多时候要靠政府的说教和强制手段才能实施，造成在各地的推广和落实相率和效果欠佳。②社会救助分头管理，无法确实保障艾滋病人权利。由于对艾滋病群体缺乏统一的管理部门，卫生部、医保部门、民政部、妇联等部门分头治理经常造成各部门责任不清，对艾滋病人“踢皮球”，不利艾滋病人的权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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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人心理健康的标准
王登峰教授〔1〕认为心理健康至少要具备以下4个条件：良好的心理适应能力、自我接受的能力、有理想有追求和保持常新的心态。黄希庭教授〔2〕认为心理健康是一个连续体，连续体的一端是最差的心理健康状态，即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状态，另一端是最佳的心理健康状态，即健全人格状态。根据中国文化特点，他认为可把中国健全人格者的标准归纳为：对世界抱开放态度，乐于学习和工作，不断吸取新经验；以正面的眼光看待他人，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团队精神；以正面的态度看待自己，能自知、自尊、自我悦纳；以正面的态度看待过去、现在和未来，追求现实而高尚的生活目标；以正面的态度对待困难和挫折，能调控情绪，心境良好。总之，以辩证的态度对待世界、他人、自己、过去、现在和未来、顺境与逆境，是一个自立、自信、自尊、自强、幸福的进取者。
2 我国不同社会群体的心理健康现状
21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现状 从调查结果来看，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总体状况较为一般。黄希庭、郑涌〔3〕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全国6大区16所高校的5280名大学生的调查表明，224％的大学生有心理障碍。上述有心理障碍的学生中，441％的有1项超标，最高超标的有9项。对178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其中度心理问题检出率为324％，重度心理问题检出率为78％〔4〕。某些特定大学生群体如新生、贫困生、高职学生以及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较为突出。可以说心理问题已经给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并成为大学生休学、退学、犯罪和意外死亡的首要问题。
22 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现状 我国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不容乐观。对河南省高中生进行调查发现，处于中等焦虑水平的学生占7780％，重度焦虑水平的学生占252％〔5〕；对北京市2万多名中学生跟踪调查显示，有轻度心理问题的占28％，中度的占39％，重度的占01％〔6〕。对559名浙江省湖州市4～6年级小学生调查发现，心理问题的总检出率达229％〔7〕。某些特定中小学生群体如重点中学学生、农村中小学生、民族中学生、宏志班学生、辍学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
23 幼儿的心理健康现状 我国幼儿的心理健康状况也不尽人意。对深圳市罗湖区3047名4～6岁幼儿调查发现，其行为问题的检出率达259％。另据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对上海市3000名4～5岁的幼儿心理健康调查显示，88％的幼儿有不良习惯，11％的幼儿情绪抑郁、自卑，58％的幼儿焦虑、紧张，20％的幼儿表现多动、坐立不安，25％的幼儿偏食，22％的幼儿性情古怪〔9〕。
24 教师的心理健康现状 我国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较为严重。1999年4月初，国家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题组〔10〕对辽宁省14个市、168所城乡中小学的2292名教师的抽样检测结果表明，5123％的教师存在心理问题。其中，3218％的教师属于轻度心理障碍，1656％的教师属于中度心理障碍，249％的教师已构成心理疾病，69％的教师自卑心理严重。另外，嫉妒情绪明显、焦虑水平偏高等也是较突出的问题。2005年对280名高校教师进行调查发现，心理问题检出率高达33%〔11〕。某些特定教师群体如农村中小学教师、高校女教师、幼儿教师心理健康问题较为突出。
25 军人、护士、运动员、企业家等社会群体的心理健康现状 我国军人总体心理状况良好，但也有值得重视的心理问题，如与人交往时容易自卑、敏感、感到不被理解、感情易受伤害及对他人求全责备等。调查发现，50％以上的临床护士存在程度不等的头痛、腰痛、精力下降、神经过敏、内心过分担忧、记忆力减退、做事不放心、工作没有耐心等多种不健康的心理状况，而以记忆力减退、容易遗忘最为突出，占768%〔12〕。对河南省女运动员调查发现，躯体化、病态人格、抑郁、疑心分别为44％，31％，24％，24％，其他几项因子最低检出率也达到18％〔13〕。对企业家的心理健康抽样检测表明，5977％的被调查者存在心理问题，其中3678％的被调查者有较明显的心理障碍，578%患有抑郁症或躁狂症等心理疾病，中青年企业家更为突出〔14〕。
26 各种弱势群体的心理健康现状 资料表明，85%老年人或多或少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如对上海市1447名60～79岁老年人进行调查发现，严重心理问题检出率为1064％，其中忧郁症占3117％，焦虑症34人，占2208％〔15〕。妇女的心理健康状况总体上较为良好，但更年期妇女、农村妇女、妊娠期妇女、卖女等群体存在较多的心理问题。对聋哑学生的调查表明，8133％的学生处于一般焦虑水平，267％的学生具有明显的焦虑倾向〔16〕。对离异单亲家庭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发现，家庭结构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离异单亲家庭子女多存在着自卑自责、冷漠孤独、对人焦虑、冲动等心理问题〔17〕。
3 不同年代中国人心理健康的变化情况
中国人心理健康状况总体上在不断恶化。王玉凤等研究发现，1993年北京市儿童问题行为的检出率为109％，明显高于1988年的检出率〔18〕。我国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发展趋势也有类似情况。1993年对广州市400余名中学教师进行调查发现，当时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总体上较为良好，可能有心理问题的教师仅占104％〔19〕。2000年国家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题组对2000余名中小学教师进行抽样检测发现，存在心理问题的中小学教师高达512％〔10〕。我国老年人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也逐渐趋于严重，如1988年对广州市452名老人的调查发现，对离退休后的生活感到幸福的占864％，对晚年生活有不良感受者仅占136％〔20〕。2004年有学者用SCL-90对1024名老年人的调查发现，心理健康状况正常者占119％，低分临界者占796％，有心理疾病者占85％〔21〕。
4 中国人精神障碍发生的流行病学分析
中国精神障碍的患病率呈上升趋势。卫生部提供的资料〔22〕显示，精神疾病在中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重性精神病患病率由20世纪50年代的27‰，70年代的54‰，上升到80年代的114‰，轻性精神病患病率达到221％。1993年国内抽样调查显示，发病率达1347‰，全国约有1800万精神疾病患者。近年来未进行全国规模的精神障碍调查。综合多种资料发现，精神障碍发生率比较高的依次是睡眠障碍、神经症、酒精依赖、药物依赖、抑郁症、精神分裂症、情感障碍、自杀等，其中重度障碍以抑郁症最高，轻度障碍以睡眠障碍最高。我国有425％以上的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失眠症的发生率高达10％～20％，但仅有1／3的失眠患者主动去综合医院或睡眠障碍专科就医〔23〕。在15～59岁的人口中，神经症的发生率大约为222％左右〔24〕。1993年全国人均饮酒量为362L纯酒精，酒精依赖发生率为3183％。兰州抽查10910人口中查出阿片类物质滥用发生率为31％〔25〕。按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全球抑郁症的患病率约为5％，20世纪90年代初的我国抑郁障碍发病率为15％，但有过抑郁体验的人约13％～20％。1993年国内精神分裂症的发生率为655％。目前精神分裂症总人数约为600到900万人〔26〕。对≥15岁的19223人的调查显示，查出情感性精神障碍患病率为083‰，与之前比呈明显上升趋势〔27〕。2002年我国自杀死亡的人数达287万人，年平均自杀死亡率为23／10万，每2min有1人死于自杀，8人自杀未遂，自杀在中国人死亡原因中已位居第5位〔28〕。目前，从中国精神障碍患者的年龄结构上看，20岁左右的青少年约占75％，近年来独生子女的发病率大幅上升。从性别上，女性约占65％左右。从地域分布上，农村患者约占60％左右。从文化程度上，文化程度越低，发病率越高〔29〕。
5 我国心理健康现状研究成果的有效性分析
尽管我国目前心理健康现状研究已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对国人心理健康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普遍存在报忧不报喜的现象。研究者常常出于某种目的，常常不愿意对调查结果中的积极情况进行评价，而对消极情况分析偏多，甚至有夸大心理问题严重性的倾向；(2)研究工具本身存在不足。目前使用较多的研究工具主要有症状自评量表(SCL-90)、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大学生人格问卷(UPI)、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CBCL)、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测验(16PF)等，其中使用最多的是SCL-90。由于其本身的有效性仍存在较大争议，因而常常出现了结果差异很大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而且一次调查，一个量表的测评并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3)常模的老化与混乱。心理健康评定需要常模，但我国测量工具的常模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如SCL-90只是在80年代建立了全国青年常模，而研究者却要把现在各个不同年龄群体的数据与之进行对比，必产生说服力不强及标准混乱的问题；(4)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对心理健康研究大多采用问卷评定法，很少采用访谈、产品分析、临床评定等方法。量表评定后对数据的统计分析具有客观性、数量化的优点，但也有忽视社会文化因素、不易深入研究心理健康发展机制的缺点，而且一种方法的评定难以相互印证；(5)研究范围的广泛性存在不足。如对取样方便的大学生群体研究较多，对中小学教师、学生群体研究也较多，但对其他社会群体如公务员、高校教师、监狱犯人群体却较少，特别是缺乏规模性的大样本研究。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已有研究结论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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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 HBV携带；孕妇；症状自评量表；生活事件量表；艾森克成人个性问卷；社会支持问卷；心理干预
The Study of Mental Statue in Pregnant Women with HBV Carrier. Zhang Shengru, Zhang Guangchun, Hou Chunsheng, et al. Jining Infectious Diseases Hospital, Jining 272031, P.R.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some items of pregnant women with HBV carrier, including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status, social support status, life events status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Methods 200 cases patients of every group were surveyed respectively by LES, SCL-90, SSRS and EPQ in HBV infection pregnant women group, non-HBV-carrier pregnant wome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Results Surveyed by SCL-90, total score and every factor's score of HBV carrier pregnant women were all higher than that of non-HBV-carrier pregnant women and control group (P
【Key words】 Hepatitis B virus carrier; Pregnant women; SCL-90; LES; EPQ; SSRS; Mental intervention
我国是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高发区，HBV携带和慢性肝炎患者在我国众多，该类人群可以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而HBV携带孕妇面临生育的问题，担心将乙肝病毒传给下一代，其心理健康问题尤其突出。运用生活事件量表、临床症状自评量表和艾森克成人个性问卷对孕妇携带HBV心理健康状况进行研究，可以评价HBV携带孕妇的人格特征、应付方式、社会支持、孕前所经历的生活事件的频度和强度及其心身健康状况。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A组：HBV携带孕妇200例，为济宁市传染病医院及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住院待产的患者。均为初婚，平均年龄23.86±1.07岁（23～26岁）。诊断符合2000年全国病毒性肝炎学术会议（西安）制定标准。B组：非HBV携带孕妇200例，为在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住院待产者。平均年龄23.46±1.11岁（23～26岁），其他与A组匹配。C组：对照组200例，选择同期同一地区、已婚、非妊娠期女性健康自愿者。平均年龄24.07±1.15岁（23～27岁）。以上妇女均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无其他躯体疾病和精神疾病。
1.2 方法
1.2.1 评定工具 采用杨德森等编制的生活事件量表(LES)[1]。评定被试者在发病前1年内遇到的生活事件；采用吴文源编制的临床症状自评量表(SCL-90)[1]。评定被试者近1周来的心身健康状况，计算总分及各因子分（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和其他）；采用肖水源修订的社会支持问卷(SSRS)[1]。计算总分、主观支持分、客观支持分及支持利用度；利用龚耀先修订的艾森克成人个性问卷(EPQ)[2]。
计算精神质(P)、内外倾向(E)、神经质(N)和说谎分(L)。以上工作均由经过专门训练的专业人员对所有被试者进行测查。
1.2.2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1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所有数据资料进行t检验及相关分析。
2 结 果
2.1 3组人群的SCL-90和EPQ的测查结果 见表1。
2.2 HBV携带孕妇的SCL-90与生活事件的相关分析 见表2。
2.3 3组人群的社会支持量表 结果见表3。
3 讨 论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越来越重视心理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视心理治疗的重要性。机体在感染乙型肝炎病毒的应激状态下，会出现病理反应和心理改变，不良的个性心理反应可加重病理、生理的改变[3]。正常孕妇会出现焦虑、抑郁、强迫等症状已有报道[4]。因此HBV携带孕妇的心理状态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
3.1 HBV携带孕妇的心理特点 本研究显示，HBV携带孕妇的心理健康较差，通过SCL-90测评显示HBV携带孕妇总分及各因子分均高于非HBV携带孕妇及正常健康对照组，说明HBV携带孕妇易于表现抑郁、焦虑、恐惧、人际关系紧张、敏感、多疑，最突出的是恐惧、抑郁和焦虑。非HBV携带孕妇与对照组比较显示强迫、抑郁、焦虑恐怖和偏执较明显，与有关文献报道一致[4]。由于妊娠反应和对怀孕生育过度的担心导致生理和心理的改变，正常孕妇的躯体和情绪的不良感受明显高于常人，集中表现为躯体的不适和恐怖情绪。HBV携带可以明显加重孕妇的抑郁和焦虑情绪，她们会担心疾病是否会影响胎儿的健康，是否会出现畸形，这些孕妇出现多思少眠、顾虑重重、忧虑不安、紧张疑虑等表现；有些思想会使此类孕妇出现言语减少、兴趣索然、懊恼丧气等自尊和自信心降低的表现。
3.2 HBV携带孕妇的个性特征 本研究显示，HBV携带孕妇精神质和神经质明显高于非HBV携带孕妇和对照组，内外倾向明显低于非HBV携带孕妇和对照组，说明HBV携带孕妇性格较内向，易于出现焦虑、紧张、易怒、抑郁，对各种刺激的反应都过于强烈，敌对情绪明显，对人较冷淡，不愿与人接触。而非HBV携带孕妇精神质和神经质也高于对照组，说明正常怀孕的妇女也有焦虑、紧张、易怒、抑郁、敌对情绪等，与相关文献报道一致[5]。
3.3 生活事件对HBV携带孕妇的影响 生活事件对心身健康的影响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应激生活事件能否引起心理障碍除了与该事件本身有关外，还与患者的遗传素质、个性特征、应付方式、社会支持有关。已有报道慢性肝炎患者多采用消极的应付方式、具有内向和不稳的个性倾向[6]，本文结果与之基本一致。说明生活事件可以导致心理障碍，尤其是负性生活事件。
3.4 HBV携带孕妇的社会支持 本研究显示HBV携带孕妇的社会支持在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方面均较非HBV携带孕妇和对照组差，说明这部分人群得到他人的支持较低，其主要社会支持是丈夫，其次是父母。这可能有如下几种原因：第一，这由于疾病问题出现抑郁、焦虑、担心等与人的交往减少，不愿与人交流，加之就医花费高，所以使别人给予的支持减少；第二，可能是由于某些疾病在婚前有隐瞒或潜伏而造成夫妻的矛盾。而非HBV携带孕妇在主观支持和利用度方面也低于正常人，这可能与怀孕后的心理反应有关。总之，HBV携带孕妇有明显的心理障碍，性格内向，社会支持差，生活事件的影响大，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应及时给予心理干预。
4 参考文献
［1］汪向东.心理卫生评定手册.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3年增刊:36-41,31-363,42-46
［2］龚耀先.艾森克个性问卷手册.湖南医学院,1983
［3］孔繁晔,鲁学恒.65例慢性HBV携带者焦虑与抑郁心理与血清标志物之间的调查报告.现代医药卫生,2000,16(5):427-428
［4］朱丽丽.孕妇心理状况调查.中国妇幼保健,2003,18(11):692-693
［5］张妮娜,胡光.孕妇分娩过程心理个性与难产的临床研究.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0,1(1):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