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店调查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花店调查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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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能源汽车及充电桩

目前全县有新能源汽车32辆，已建成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桩无，私有充电桩32个（在家充电）；本县区域内现有停车场3个，旅游景点停车场4个，急需覆盖新能源汽车充电桩18个，预测“十四五”期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量为2100台。

二、本县县级停车场整体情况

截至目前，全县共修建四所停车场，广场停车场、森工局停车场、灯光球场停车场、旧城改造1号楼停车场，所有停车场均属公共停车场，均符合《城市公共停车场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128-2010）要求。

其中广场停车场，属地上公共停车场，有40个小车停车位；森工局停车场，属地上公共停车场，有150个小车停车位,80个大车停车位；灯光球场停车场，属地上公共停车场，有50个小车停车位；旧城改造1号楼停车场，属地下公共停车场，有38个小车停车位。共计278个小车停车位，80个大车停车位。

三、“十四五”期中大型停车场的规划布局

全县修建的停车场的规划思路主要是县总体规划要求和主要考虑全县道路设施和交通便利，主要满足以下几点：

1、构筑规模适宜、布局合理并与道路设施和公交设施相协调的停车系统。规划公共停车，场用地规模为0.53公顷，可以提供约300个停车位。其中机动车停车场用地占80%-90%，自行车停车场地用地占10%-20%。

2、全县停车供应结构，坚持“配建停车场为主，公共停车场为辅和路边停车为补充”的停车供应方式，遵循“核心区停车位适度供应，地区足量供应”的原则。

3、全县按照分类供应和区域差别供应原则提供停车设施。出台机动车停车管理办法，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加强停车管理信息系统建设。鼓励多元化投资建设停车场。

4、利用拆除用地多开辟绿地、广场和停车场，增加空地率，并实施立体绿化，创造良好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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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体做法

（一）调查分析近十年我院八类刑事案件的处刑情况，**年至20**年我院审结的八类刑事案件共277年，涉案人数392人。其中交通肇事案44件44人，故意伤害案78件78人，抢劫案21件44人，盗窃案87件155人，案11件11人，寻衅滋事案25件29人，诈骗案8件14人，敲诈勒索案3件6人。对上述犯罪人员的处刑情况如下表：

（二）制定量刑基准。通过分析这八类案件的处刑情况，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并根据最高院的两个试行文件，制定我院《量刑指导意见》。

二章为分则。1、总则部分主要以刑法总则为依托，对指导分则适用的原则规定作了量的相对细化。在最高院的试行文本中，规定的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幅度过大，大量存在着减少基准刑百分之几十以上或以下的弹性规定，这些规定依然使得法官在量刑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我院在制定《量刑指导意见》过程中，对这些情况都作了细化。如将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确定为减少基准刑的80%；对有犯罪前科的，确定为增加基准刑的20%；被害人有一般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一定责任的，确定为减少基准刑的10%—20%。2、在分则部分，我院《指导意见》所细化的内容是法律、司法解释中的一些量刑细化的点，是法定的，即为量刑起点或量刑基准。比如我院《指导意见》分则中规定：盗窃公私财物价值1000元以上不满2000元，盗窃价值1000元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六个月，每增加300元，增加基准刑的20%，盗窃公私财物价值2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盗窃价值为2000元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一年，每增加500元，增加基准刑的10%。这些规定在遵循两个试点文件的前提下，大胆创新，通过对量刑调节幅度的进一步细化，确定了适用实际情况的基准刑，这不仅强化了最高院指导意见的可操作性，也使得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得到了有效的规范。

（三）将量刑引入庭审程序。在试点阶段，我院首先将最高院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的基本精神向全体刑事法官作了传达，并组织全体刑事法官对两个试行本进行了讨论，在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后，让全体刑事法官高度认识到量刑试点工作的意义，并积极将规范化量刑引入适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审理的第一审公诉案件中。

1、规范了庭前准备程序，庭前向公诉机关送达量刑情节提示书，并交换意见，由公诉机关提交量刑情节建议书，明确被告所犯罪刑的法定刑幅度，并确定对被告人有影响的量刑情节。在向被告人，辩护人送达书副本时同时送达量刑提示书，并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释明法律法规及本院规范量刑指导意见对相应罪名的基准刑规定。

2、规范了庭审控辩程序，改变了过去传统的庭审调查程序，把庭审调查程序分为定罪事实调查和量刑事实调查两个阶段，在庭审中的定罪事实调查结束后，由审判长宣布进入量刑事实调查阶段，根据量刑情节提示书的规定，由控辩双方提供证据，分别归纳陈述被告人有无量刑情节，量刑情节的轻重、法定还是酌定，并且控辩双方均可对对方归纳的情节表示异议。在法庭调查结束后，庭审进入法庭辩论阶段，法庭辩论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对案件事实和性质进行法庭辩论，第二阶段对案件中有无量刑情节或有异议的量刑情节进行辩论，由公诉人先发表量刑建议书，然后公诉人、辩护人可就如何量刑、量刑的具体幅度，是否适用缓刑等展开相互辩论。在辩论过程中出现新的情况，可能对被告人量刑有重大影响的，或者控辩一方提出中止量刑辩论的，法院可以决定是否中止量刑辩论或休庭，待查明情况后再恢复量刑辩论。

3、重视被告人最后陈述程序，被告人陈述作为庭审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在实践中，法官却很少告知被告人可以就哪能些内容进行陈述。为了保证立法目的的实现，无论是被告人认罪还是不认罪的案件，都应当告知被告人最后陈述的内容，即被告人可以就案件事实、证据、罪名和量刑等问题进行陈述，其对量刑有最后请求权。

（四）将量刑过程写入法律文书。为确保规范化量刑合理、公正地开展，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对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均应当充分听取控辩双方和被告人提出的量刑建议和辩护意见，并做详细地记录。合议庭在合议时，对控辩双方的量刑建议和请求的评议情况，采纳结果，也应记入合议庭评议记录，在裁判文书中充分阐述采纳与否的理由及依据，以增强量刑的公开性，避免法官判糊涂案、关系案。对不能在判决书中细化的量刑规范，应在宣判后进行释疑（答复），并附量刑理由书，量刑评议表，做到一案一书一表。

二、初步成效

（一）揭开了量刑工作的面纱，深受社会好评。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的开展，使“神秘”的量刑工作得到了有效规范，进一步增强了量刑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有效地避免了暗箱操作的现象，同时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干扰，社会各界的正面评价逐渐显现。大量案例和数据表明，量刑规范化的改革所追求的量刑均衡效果已初步实现。而量刑程序作为一个独立程序适用于庭审程序中，通过审判人员对量刑事实的查明、量刑辩论的引导、量刑问题的评议分析，及判决中的量刑说理，更加增强了量刑过程的公开和透明，有效地消除了诉讼参与人和社会公众对法院“暗箱操作”的误解和疑虑，也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公诉机关、律师和社会各界的认可。

（二）量刑活动日益规范，审判质量显著提高。1、随着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我院量刑活动得到了日益规范，审判人员量刑意识日益增强，量刑能力日益提高。通过对试行文本的学习，刑事法官对基准刑的概念和其确定方法有了清晰的认识，掌握了正确的量刑步骤，并能根据不同量刑情节，合理调节基准刑，规范的量刑意识逐步取代了以往的经验估堆，植入了审判的各个环节，量刑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2、量刑规范化试点后，在庭审中允许控辩双方对量刑发表意见，有助于人民法院作出客观公正的量刑决定，强化了人民法院量刑权的重要性，更有助于提高控辩双方对量刑结果的认同度，以量刑不公为理由的上诉、抗诉案件整体减少，刑事审判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三）树立了司法权威，实现了社会公正。不论是最高院出台的两个试行本，还是我院制定的《量刑指导意见》，都使得量刑规范化工作有据可查，公正均衡的量刑，公开透明的程序，进一步维护了司法的权威性，打消了人们对刑事审判量刑的顾虑，严密细致的量刑规范进一步确保了量刑的公正性，充分地保障了被告人以及被害人对刑事量刑的知情权、辩论权，确保了社会公正，体现了罚当其罪，罚当其刑的理念，也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三、存在的问题

（一）规范化量刑还需进一步转变观念，加大宣传，逐步推行。有的刑事法官对于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没有深刻地认识，而试行本的有关内容并不一定与本院的实际完全切合，协调好这些需要一个过程。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导致当事人甚至律师人不了解，解释比较困难，尤其是当事人素质较低，一时难以适应、难以操作，或辩护人对量刑建议的幅度过大，这些都于规范化量刑试点工作不利。

（二）在量刑实体上，现有文件仍存在不完善之处。个别案件基准刑确定方式，幅度变化有不合理之处（例如，贪污案件中，数额不好认定）；量刑调节幅度，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难以掌握，还需进一步规范、明确；财产刑中对罚金数额如何量化等成为规范化量刑试点工作的“瓶颈”，影响了试点工作的开展。

四、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一）转变观念，加强舆论宣传，促使规范化量刑精神深入人心。首先，从试点工作的情况来看，规范化量刑的确对规范法官裁量权，解决罪刑均衡问题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对于此次改革，审判人员必须转变观念，改变传统思维模式，勇于接受新生事物，对于量刑工作的一些具体做法，应该在试点工作中不断探索完善，要认真吃透两个试行文件的精神，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给予保障，确保规范化量刑工作的顺利开展。其次，继续加大于规范化量刑工作的宣传力度，优化量刑公开的外部环境，规范化量刑试点工作涉及面广，不能由法院一家唱独角戏，特别是量刑程序的规范与完善需要多个部分的配合。我们建议通过联席会、座谈会等方式，加强与公安、检察、司法部门及律师之间的协调沟通，征求对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建议，在各行其职的过程中加强对当事人的解释、说理工作，充分调动诉讼各方参与人的积极性，为量刑程序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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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展的主要工作及取得的成绩

（一）进一步完善教育科研组织机构

桦甸市教育局非常重视教育科研的组织建设，随着教育行政领导的变化，适时调整了教育科学研究领导小组和教育科学学术委员会。全市各级各类学校都成立了科研室，并配备专职科研主任，有效地承担起了本校教育科研的领导、管理及指导工作，为全市教育科研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组织保障。

（二）建立健全教育科研工作制度

随着教育科研工作的深入开展，修改完善了《桦甸市教育科研工作条例》、《桦甸市教育科研课题及成果管理办法》、《桦甸市教育科研工作量化评价标准》、《桦甸市教育科研档案管理制度》等，从而确保了教育科研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

（三）形成了专兼群相结合的教育科研队伍

开展教育科研工作，首先须建立一支懂理论、能实践、会研究、善总结的高素质教育科研队伍。目前，全市共有教育科研专职人员8人，职称、学科、年龄结构合理，从基层学校业务领导、骨干教师中聘请兼职研究人员45人，教育学会发展团体会员3000余人。这样一支专兼群三结合的研究队伍，有效地承担起了全市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对桦甸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广大教师的科研热情不断高涨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的教育科研意识不断增强，他们以研究者的眼光审视、分析教育现象，以研究者的身份置身于教育教学情境中，积极投身与教育科研实践中。“十一五”期间，有18项省级课题、25项市级课题、186项县级课题立项，比上个五年计划增加了21%，课题在村完小以上学校和骨干教师群体中的覆盖率为100%。此外，实验教师还结合工作实际积极撰写教育科研论文、经验总结、编写校本教材，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和积极性。

（五）独辟蹊径强化课题的管理与指导

一项课题能否善始善终，并达到预期研究成果，重在过程管理。为此，桦甸市教育科研所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课题管理与指导模式。即“四会一课”模式。通过教育科研工作会、课题阶段成果交流会、科研主任调度会、课题鉴定观摩会和课题优质课评选等活动，适时掌握每项课题的运行情况，及时改进课题研究中的问题，相互交流、集思广益、相互促进、共同提高，为课题研究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在课题指导过程中采取了责任包保制。根据每位研究人员的学科特长，分题到人，各司其责，并采取“同类分组调研，定点跟踪指导”的方式，深入基层学校，深入课堂跟踪指导。通过“两听一看”，即听汇报（课题主持人汇报课题实施情况）、听课题课（研究内容在课堂教学中的落实情况）、看资料（研究过程材料的积累及管理情况），与课题组人员互动交流，充分发挥了教育科研在教育教学中的功能，取得了“以研促教，以研导学，学研结合，教学相长”的良好效果。

（六）成功地开展了“课题研究课”评优活动

为了激发教师参与科研的积极性，把教学与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多样的课题研究活动，教育科研部门每年都组织一次课题课评优，教师从主持或参与的课题中选择课例，采取“说课――讲课――展示”的方式，评出教育科研课题优质课，为教师搭建课题研究活动的平台，促进课题研究的深入开展。

（七）开创了教育科研培训和课题鉴定验收新模式

在总结以往教育科研培训经验的基础上，为使培训收到最佳效果，将培训对象由原来的学校领导转为课题研究者，培训方式由原来的大型集中转为深入学校面对面互动，由原来的研究人员单向灌输转为教师提出问题按需解答，还不定期地聘请省市教学研究、教育科研专家讲学，消除了广大教师对教育科研的畏难情绪，帮助教师找到了适合自己工作实际的研究方法，从而使更多的教师了解教育科研，走进教育科研，使培训工作更具针对性，推动了全市课题研究扎实有效的开展。

此外，还创设了“三位一体”的课题鉴定验收模式，即把鉴定验收、科研培训、成果推广三项工作一并完成。主要让教育科研兼职研究员、科研主任、同类课题负责人，相邻学校的实验教师列席鉴定会，亲历课题鉴定验收全过程，学习和借鉴他人的研究经验，了解驾驭科研程序，规范和提升自己的课题研究工作，发挥优质课题的辐射示范作用。

（八）坚持“双写”教育，进一步打造桦甸教育特色

“双写”是桦甸市教育局为解决小学生写字、写文存在的问题，全面培养小学生语文素养，在“十五”期间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1996年通过省规划部门验收，成果在全市范围内进一步推广，通过培训教师，编写教材，设置课程。校外教育以及举办一年一次的全市中小学“金城之秋”书法竞赛活动，全方位、立体化的大力推进了该项工作的开展，使小学生不良书写习惯得到有效矫正，写字质量大面积提高。学生阅读积累量大大增加，文化底蕴不断提升，“双写”特色已然形成。

（九）加强校本科研，走学校内涵发展之路

“十一五”期间，全市校本研究已有一定规模，一大批校本科研实验校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学校从教育研究的角度，认真总结和分析本校的现状，深入挖掘学校的各种潜在资源，扬长避短，在创建学校特色、学科特色、教师特色、学生特长等方面进行了艰苦的探索。

苏密沟中心校结合本校教育教学实际，创新工作思路，规划了“以促进师生共同发展为宗旨，以学校核心课题创特色，以科研小课题促课改”的整体工作思路；针对教育教学中教师在落实课标理念，转变学生学习方式存在着自主学习流于形式，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差的普遍现象，确定了体现学校教育教学特色，具有操作性、前瞻性和实效性的综合性学校课题，开展了大型的“发现问题――主题学习――课例研讨”为流程的研修活动和小型的课题主题论坛活动。在整体上形成了校长宏观调控，科研室为主导，骨干教师为主体，全体教师参与的课题研究网路，达到了以点代面，以骨干带动全体，共同提高的目的。在小课题研究的过程中，采取抓典型带动群体，以校级课题提升市级课题的策略，层层推进，以课题的深入研究，促进课改的深入实施。注重过程性评价，建立三检一评制度。在制度管理的同时，注重人文性的内驱力调动，调动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提高了教师专业素质。

临江小学在校本研究中以《在综合实践活动课中，培养学生社会实践能力》为载体，诠释了“注入人文精神，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把课堂还给孩子；分层教学，为孩子全面和谐发展奠定良好基础”的教学管理工作目标。充分发挥劳动课特有的技能培养，在劳动课上教他们学习编织、学习烹饪、学习手工制作，孩子们各个跃跃欲试，自己动手，在课堂上多次组织学生展示自己的手艺，品尝自己包的饺子、自己做的饭菜，真正实现了课堂人性化、教学人性化，为孩子在综合实践中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创设了广阔的空间。

永吉小学的校本科研让教师在备课中，改进教学行为，更新教育教学理念；在课例研讨中，丰富教学实践经验，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在对话交流中，学会反思、学会合作、学会研讨；在竞比活动中，点燃激情，促进成长，获取成效。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不断地丰厚自己，提高自身的能力，为教师专业化发展塔建了良好的平台。

新华小学《整体推进校本科研实现教师专业发展》、临江小学《夯实校本研究追求育人特色》、苏密沟中心校《立足校本在创新中发展 研修实践在探索中提升》、第六中学《以科研为先导全面提升教育质量》等经验成果在吉林地区校本科研工程现场会上进行了交流。

（十）教育科研成果斐然

由于各级领导对教育科研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专兼群相结合的教育科研工作者的辛勤耕耘。5年来，取得一大批教育科研成果。截止2010年底，全市有100余项课题通过各级相应部门的鉴定验收，其中省级课题15项，市级课题22项，其余是县级课题。

教育局《关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研究》、进修学校《推进农村中小学信息技术应用的研究》、第一中学《研究型教师培养的研究》、第四中学《校本教材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研究》、常山中心校《弘扬传统文化创办特色学校的研究》等课题，都从教育改革与发展重点、热点问题着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与探索，并取得了突出的研究成果，被省市、专家赞誉为在同类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

几年来，桦甸市重视发挥教育科研的服务功能，做好科研成果的推广转化工作，先后召开课题成果推广现场会或鉴定观摩推广会50余次，使一大批教育科研成果转化教育的现实效能，为教育行政部门或基层学校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也大大提高了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在地级以上报刊发表文章1800多篇，在各级会议交流或获奖论文搭4500余篇，参编教材或学材料50余种，开发校本教材70余册。先后50 人被评为吉林市教育科研先进工作者，40人被评为省教育科研先进工作者，1人聘为省教科院兼职研究员，2人被评为吉林市教育科研专家。教育科研所连续四年被评为吉林市教育科研工作先进单位，2009年、2010年先后被吉林省教育科学院评为“吉林省基础教育校本科研先进单位”，2011年被省教育厅评为“十一五”教育科研工作先进单位。

二、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

回顾“十一五”桦甸市教育科研工作，虽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但在有些方面依然存在不足之处。

1. 有些学校领导对教育科研工作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由于受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影响，担心搞教育科研会影响教学质量，不搞教育科研照样工作的无用论在个别人思想中还存在，这种错误认识和行为，严重阻碍了教育科研工作的开展。

2. 从全市范围看，教育科研工作发展还不平衡。有些学校无论是教育科研的意识和水平，还是教育科研工作的质量和成效都存在一定差距，课题研究尚未进入教育科研的境界，实践效果不明显，理论含量低，成果平平，缺少创新。

3. 有些学校或教师存在一定程度的功利思想。有些学校为了名誉或迎接检查，教师为了晋职升级个人利益做课题，不是从发展教育科研事业推动教育教学工作着想。有的立项时满腔热情，积极性很高，中间过程却疏于管理和研究，结题时东拼西凑草草收场，还有的课题半途而废，不了了之。

4. 课题管理不够规范。由于有些上级非教育科研部门滥派课题，迎合了一部分学校和个人，图虚荣、满足个人利益的思想，致使一些旁门左道的课题充斥其中，鱼目混珠，损害了教育科研的严肃性和科学性，也给教育科研及管理工作造成了混乱。

（二）采取的对策

教育科研如何在今后工作中发挥优势、克服不足，再上新台阶，其对策是：

1. 进一步强化各级领导对教育科研工作的重视。各级领导应认真学习中央及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教育科研工作的决定》，明确自己对教育科研工作负有的领导责任，切实地把教育科研工作摆到应有的位置，努力为学校和教师开展教育科研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有利条件。

2. 进一步加强教育科研队伍建设，提高广大教师的科研水平。努力采取措施提高专兼群教育科研队伍的思想和业务素质，使教育科研真正发挥服务功能和先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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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于2009年12月16日的2009年度母乳代用品市场监督调查报告显示,一些商场存在严重的违规销售现象,而部分医疗卫生保健机构则对相关规定明知故犯。消协点名的奶粉品牌有贝因美、多美滋、澳优、美赞臣、合生元、施恩、圣元、飞鹤、完达山、雅士利等,家乐福、美廉美、华联、物美、易初莲花等商场存在严重的违规促销行为。

母乳代用品不允许打广告

为保护和促进母乳喂养,1981年第34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以下简称《守则》),我国也是《守则》的签署国。1995年,我国颁布了《母乳代用品销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根据《守则》和《办法》相关规定:禁止母乳代用品生产者及销售者在产品包装或广告宣传中,暗示或明示产品类似或接近母乳;禁止通过医院卫生保健机构向孕产妇推荐产品;禁止通过所谓的母婴健康咨询活动宣传产品;禁止超市对母乳代用品进行促销活动;禁止母乳代用品生产者及销售者开展有碍母乳喂养活动的销售活动。

同时,《守则》与《办法》对广告宣传也有着严格规定:禁止促销、特价、搭售等销售行为;要求销售人员不得以其业务身份寻求同孕妇或同婴幼儿母亲保持任何形式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不得使用“人乳化”和“母乳化”或类似的术语;禁止产品标签上印有婴儿图片。

消费者不知道有此规定

张女士是1岁孩子的母亲。据她说,在选购婴幼儿产品时,销售人员通常会介绍某品牌奶粉含有DHA(DHA,二十二碳六烯酸,俗称脑黄金,是一种对人体非常重要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有研究表明,DHA是人的大脑发育、成长的重要物质之一,是大脑和视网膜的重要构成成分。一直是儿童营养品的一大焦点)成分,有助于孩子的视力、智力发育,能增强孩子抵抗力,有助于孩子排便,等等。张女士还表示,厂家搞促销活动送赠品更是常有的事情。很多婴幼儿家长表示都曾遇到过医院推销奶粉的情况。

笔者调查发现,消费者通常知道母乳喂养的优点,但大多数消费者不知道《守则》与《办法》对母乳代用品的销售有所规定与要求。当售货员极力推荐含有特殊元素(如DHA)的奶粉时,他们会优先考虑选购。

此外,奶粉的广告也很多,电视、路牌或是楼宇的电梯间,都能看到各大品牌的产品。

厂家宣传促销手段涉嫌违规

笔者在北京市朝阳路易初莲花店调查发现,相较于其他的货架,婴儿食品货架前的销售人员最热情。只要有消费者驻足,销售人员就会过来询问孩子多大了,进而推荐产品。而添加DHA婴幼儿奶粉的最大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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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营销；网络安全；信息安全技术

［中图分类号］F724.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880(2011)06-0045-02

目前，以经济的全球化、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技术为特征的新经济，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进步，网络营销得到了蓬勃发展。所谓网络营销，是指企业通过互联网络，商品或服务信息，接受顾客的网上订单，然后由企业通过邮寄或送货上门的一种营销模式。与传统营销方式相比，网络营销具有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形象生动、反馈迅速、成本低等许多优点。

网络营销是电子商务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其发展势头迅猛，正以其显著的优势强烈地冲击着现有的经济格局和传统的营销理念，并将成为21世纪企业营销的主流。在新的形势下，网络营销得到了我国理论界和企业的密切关注，并在一些企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一、我国网络营销的现状

1990年4月20日，我国接入国际互联网，正式成为国际互联网大家庭中的一员。作为一种全新的营销模式，网络营销受到了我国理论界和企业的高度重视，并在一些企业的营销实践中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1996年，山东青州农民李鸿儒开创了我国企业网络营销的先河，他在互联网上开设了“网上花店”，年销售收入达950万元，客户遍及全国各地，但公司没有一名推销员。1997年，江苏无锡小天鹅集团利用互联网向国际上8家大型洗衣机生产企业了合作生产洗碗机的信息，最终通过网上洽商，敲定阿里斯顿作为合作伙伴，签订合同金额2980万元。同年，青岛海尔集团通过互联网将3000台冷藏冷冻冰箱销往爱尔兰。到1999年5月12日，海尔集团有20%的出口业务通过互联网实现。2000年8月，海尔集团推出了“定制冰箱”，仅一个月的时间，就从互联网上接到了顾客多达100余万台的定制订单。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水平、科技水平以及综合国力得到了长足发展，计算机普及率和网络覆盖率也在不断提高。据2011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12月31日，我国中小企业互联网接入比例达92.7%，规模较大的企业互联网接入比例更是接近100%。43%的中国企业拥有独立网站或在电子商务平台建立网店；57.2%的企业利用互联网与客户沟通，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中小企业电子商务网络营销应用水平为42.1%，其中电子邮件以21.3%的比例成为“最普遍的互联网营销方式”。

网民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我国拥有十分庞大的网民群体。报告还显示，截至2010年12月31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57亿人，手机网民规模达到了3.03亿。巨大的网民数量的增长空间还很大。这就为我国企业开展网络营销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基础。这样大的市场，必然蕴藏着网络经济的巨大发展，商业前景更是鼓舞人心，可以说，网络营销商机无限。《中国网上购物消费者调查报告2010》显示，2009年度我国网上购物继续高速发展，全国网购规模达到2670亿元，网购人数达到1.3亿。而上海市和北京市的网购金额双双突破200亿元，分别为285亿元和229亿元。可以说，网络营销在我国步入了高成长的黄金时代。

二、我国网络营销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网络营销在我国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网络营销起步较晚，仍处于成长初期。目前，在我国的网络营销领域仍然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制约着我国网络营销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网络速度慢

据调查，有86%的用户抱怨网速太慢。虽然我国有线(固网)用户中宽带普及率已经高达98.3%，但是全国平均互联网平均连接速度仅为100.9KB/s，远低于全球平均连接速度(230.4KB/s)。各省中河南、湖南和河北的平均连接速度排名前三，分别为131.2KB/s、128.2KB/s和124.5KB/s，上海平均连接速度最慢，为73.2KB/s。这种状况已成为制约我国网络营销发展的一大障碍，严重束缚了我国网络市场的快速发展。

(二)安全问题令人担忧

安全问题是当前电子商务最为核心的问题。据统计，2010年，遇到过病毒或木马攻击的网民比例为45.8%，有过账号或密码被盗经历的网民占21.8%。有近1/3的企业对网上交易的安全性表示担心。对企业而言，自己的网络系统被非法入侵，导致客户资料外泄；消费者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安全快捷的资金结算暂时难以做到。都是网络营销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网络立法和监督亟待完善

在我国进行网上交易，也缺乏法律的认可和保护。企业开展网络营销，进行网上交易，是交易方式的电子化，企业与消费者不直接见面，消费者与商品没有直接的接触，容易引发一系列问题，比如:电子合同、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问题，网上交易的经济纠纷问题，计算机犯罪问题等。

目前，网络交易市场存在着许多不规范的行为，利用网络传递有害信息和诈骗活动等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秩序，破坏了网络市场的健康发展。据统计，2010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共受理钓鱼网站举报23455个，处理钓鱼网站22573个；处理并记录涉黄域名6168个；添加涉黄域名黑名单86批次，共计3551个；通知注册服务机构删除涉黄链接以及对域名进行实名认证82批次。

(四)网络营销人才紧缺

人才是一个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当然在发展网络营销过程中也不例外。但由于我国网络营销起步较晚，加上企业缺乏对发展网络营销重要性的认识，导致这方面的人才少之又少。因此，人才紧缺成为了制约我国企业发展网络营销的一大瓶颈。

(五)消费者传统购物观念的影响

现在仍然有许多消费者对网上商品存在着一种不信任感，抱有一种眼见为实的购买心态。他们普遍认为网上商品无实体感，价格高，质量不可靠，而宁愿选择去商场购买。这种传统购物观念的存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网络营销的开展。

三、发展我国网络营销的主要对策

(一)提高企业对网络营销的认识

现代社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网络作为一种重要的媒体资源和销售渠道，对于企业来说，抢占这一商战制高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我国企业应从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的战略角度来认识网络营销的作用，并大力开展网络营销。

(二)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网络整体水平

一方面，国家和有关科研机构应加大加强对网络技术的投入和研究，改善网络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企业应努力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一个高效的计算机网络系统，从而为网络营销的开展创造有利条件。

卢智慧:我国网络营销发展策略研究(三)政府应加强网络立法和监督，规范网络市场秩序，鼓励企业开展网络营销

在加强网络立法和监督的同时，政府应制定一系列鼓励、扶持网络营销发展的优惠政策，为网络营销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同时，国家要采取措施，进一步打破电信行业特别是信息网络的垄断，增加网络宽带，保证公平接入和互联互通，为网络营销的发展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四)加强信息安全技术研究

开展网络营销现状，信息安全至关重要。要依靠国家的投入和政策扶持，依靠各有关科研机构的支持，依靠信息安全产业和市场的推动，建立起我国信息安全的技术支撑体系和技术管理体系。

(五)企业应大力引进和培养一批高层次的网络营销人才

在国外，进行网络营销的企业，其内部通常都引进专门人才来开拓网络营销市场，从而将网络营销的层面进一步细化，形成一个由商务运营经理、网络营销顾问、网络销售经理、客户维护经理、渠道销售经理、企业广告经理、商务研究研发工程师、服务营销代表等多职位体系构成的完整网络营销体系。我国企业应采取有效措施，引进或培养一批高层次的网络营销人才，为网络营销的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六)加强宣传，消除消费者对网络营销的不信任感

据调查，对网上消费缺乏信任是制约我国互联网用户选择网上消费模式的最主要原因。要通过加强宣传等手段，引导消费者改变传统的购物观念和购买方式，消除消费者对网络营销的不信任感，从而为网络营销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基础。

［参考文献］

［1］王浩．论我国网络营销策略［J］．中国商界，2009(5)．

［2］廖兰秋．我国网络营销的现状及发展建议［J］．商业经济，2009(11)．

篇6

一、 农村手工业收益与农业之比较

农村手工业中最重要的部门是棉纺织业，棉纺织业的收益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差异很大。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河北省高阳县是中国一个最著名的棉布手织区，1915 ─ 1920年间，这里的织布农户用铁轮织布机自织自卖，每匹可获纯利1 ─ 2元，当时高阳织布区另一种主要的生产组织形式是商人包买主向织布户定货，一匹布支付工资0.5元，以一年织布150匹计，一个农户全年收入在75元到300元之间。当时高阳农户平均占有土地不足15亩，平均每亩净收入1.47元，即农业收入每户每年不足30元，手工业收益为农业的2.5倍到10倍左右[1] 。高阳的织布户中雇工者相当多，这样的农户一般有不只一架织布机，一年可织数百匹布。工人的年工资在20世纪30年代初为40 ─ 60元不等，20世纪20年代布业兴盛时则可达60 ─ 80元之多，而同时期农业雇工中，男性长工的年工资平均在40 元上下[2] ，也就是说，从事织布业的农民，无论是完全占有生产资料的独立织户，还是只占有工具，不占有原料，受商业资本支配的家庭劳动者，亦或是完全不占有生产资料，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其收入都要高于农业劳动。

河北省宝坻县的织布业亦相当发展，这里的织布农户平均每年每户收益127元，而当地的农田收入佃农全年26.38元，半自耕农86.62元， 自耕农144.76元，这只是农田总收入，如果扣除成本，计算净收入，还要低不少，可以说，织布收入超过了农业收入。[3]

山东省的潍县（今潍坊），也是近代一个十分著名的新兴农村工业区，二三十年代这里的织布收入是每匹1元上下，如以一户一年织150匹计，收入150元。潍县在近代农业生产水平比较高，经济作物种植较多，但当地人多地少，每个农户年平均农业总产值在100—170元之间，净收入自然更少，织布业收入与农业相比，也处于较为重要的地位。[4]

高阳和潍县织布区都属于近代新兴的农村工业区，生产力水平较高，江南（长江三角洲及其周边地区）棉纺织区历史悠久，明清时已有相当发展，到20世纪初发展程度反不如高阳织布区，但棉织业收入仍相当可观。20年代前后，上海郊区一个农家妇女一年要织200多匹布，净收入40 ─ 60 余元。一些缺乏织本的农家妇女到别人家中做工织布，一天可得工资二角，一月也有五六元收入。[5]

无论是高阳还是上海郊区，织布业都已经变成农民家庭的主业，而其他很多地方，织布业仍然是农家副业，收益比高阳织户要低得多，但与农业收入相比，仍是相当可观。如河北省定县的纺织户，年收入在26—91元之间。[6] 河北省唐县，每架织机每日出布1匹，收入1元，八口之家使用两架织机，每年可以有相当大的剩余。[7] 三河县的罗庄一带，每家一张织机，全家妇女及老幼不能下地干活者从事织布，每月除全家食用外，可得利润10元。以每年工作8个月计，全年获利80元，相当于当地16亩农田的收入。[8]

我们所见记载，农村棉纺织业中收益最低者是河北省的临城县，在20世纪30年代，一般农家妇女织布所得，除购买油盐外，一年尚可有三二十元积余[9] ，相当于四五亩地的总产值。如果与农业雇工的工资相比，上述地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业长工的年工资一般在40元上下，但那是男工的工资，女工的年工资只有20元左右，童工更低，而农村棉纺织业中年收入在50元以下的，一般都是使用旧式木机，由妇女和儿童进行。

丝织业也是一项重要的农村手工业，近代农村丝织业的产品有桑丝绸、柞丝绸和人造丝，1919年左右，山东省周村镇的个体织户（以织柞丝绸和人造丝为主），平均每年收益为270余两白银，按当时的物价水平，可购买小麦160余担，相当于100多亩地的产量。到30年代初，山东柞丝绸业进入衰退期，织户收益下降，一个个体织户平均每年的收益仍达420余元，可购买小麦80余担，相当于50亩地的产量，而同时期山东全省平均每农户耕地只有18亩多，大部分小农实际占有土地面积还达不到这一水平。[10]

河北省的高阳织布区既是棉织业区，也是一个人造丝织业区（人造丝织物在当地又称“麻布”，但并非用麻纤维作原料）。20世纪20年代人造丝织业全盛期，每织一匹人造丝，独立织户可赢利5 ─ 6元，接受定货者可得工资4 ─ 5元，一张提花机一年可织150匹，收入在600到900元之间，雇工的年工资则在60 ─ 100元之间 。 高阳县小王果庄的一个织布户，自己有3架织机，雇佣工人为商人织定货，每集手工费即可得五六十元大洋。另一个织户一家5口，只有一个劳动力，自己买不起织机，给人作工织麻布，一个月的工钱可以买500斤高粱，养活全家毫无问题。[11]

丝织业收入最低的是河南省南阳附近的柞丝绸业，南阳柞丝绸业直到30年代初，一直是使用大纩络丝，旧式木机织绸，生产效率低下，这里的织户多接受包买商的定货，织一机绸的工资为7 ─ 11元不等， 而一机绸的生产周期为40 ─ 45天[13] ，以此计算，织户平均日工资在0.16 ─ 0.28元之间， 若以一年工作150天论，收入在24到32元之间。与高阳和周村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但南阳柞丝绸产区位于大别山区，自然条件较差，交通不便，风气闭塞，农业生产力水平相当低，经济不够发达，这样的收入水平与当地的农业相比，应该说还是相当可观的。

纺织业中影响较大的还有针织业和麻纺织业。20世纪20年代，浙江省的平湖、嘉兴、石门等地形成了一个针织工业区，从事针织业的多为农村妇女，向商人雇主租赁针织机，领取原料，织成成品后得到计件工资，一个工人的月工资一般在 5 元以上。近代麻纺织品较著名的是四川省和江西省的夏布，四川省的夏布收益较低，30年代绩麻女工月收入不过1元上下，织麻工月工资在2.6 ─ 8 元之间。一个有一架织机的农户，每月净收入不足 14元，但这里扣除了工资支出，而只有一两架织机的农户通常是不雇外工的，所以这样的农户每月实际收入可以达到二三十元。江西、湖北等省的夏布业收益要比四川高一些。[14]

棉花在近代成为一种相当重要的经济作物，国内外市场的需求都很大，在棉花种植区，轧花和弹花成为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在河北定县，如果一家轧花店有轧花机3架，雇3名工人，每天可加工300斤子棉，出100斤皮棉和200斤棉籽，当地习惯以棉籽代替加工费，200斤棉籽价格4.8元，工人工资共1.4元，店主的收入便为3.4元。[15] 相当于一亩地全年的收入。河北省完县，一架轧机每天轧花50斤，可收益1元。[16]

农村手工业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部门是粮食加工业，这一部门遍布全国农村，主要的有酿酒、榨油和制粉丝粉皮等，都属于作坊手工业，需要一定的设备和较多的资金，通常设在集镇上或由比较富裕的农户从事。其中制粉业应该说是获利较少的行业，在不少地方，正产品几乎无利可图，如河北定县1931年有3114 家农户制粉， 共赢利5064元，平均每户只1.44元。但该业的副产品用处却很大，制粉农户家家都要利用粉渣养猪，粉浆倒入猪圈沤肥，每圈全年出粪肥即可值70元，加上卖猪的收益，获利也不算少。[17] 河北邯郸县制粉业的主要收入是以粉渣养猪，一家粉坊常养十几到二十头猪，养肥后出售，可获利三四百元。[18] 近代，粉丝成为一种重要出口商品，凡生产出口粉丝的地区，收益一般都比其他地区为高。如山东省有一个以烟台为中心的粉丝出口生产基地，在这个基地的黄县，制粉农户获利最多者年可得洋1000元，在招远县，利润最高时，一户粉坊赢利竟可高达3000元。[19]

近代中国农村较重要的手工业还有草帽辫业，从事这一行业者全为农村妇女。20世纪20年代初，河北沧县、静海一带编草帽辫日收入铜元40枚上下，折合银元不过一角多，但如能长年生产，一人一年也有三四十元收入。而在河南省的南乐、清风和山东省的观城，妇女编织草帽辫收入日值 1 元，技术最好的妇女一天可挣1.5元，这种收入水平是农业劳动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的。在这一产区，据说有不少人靠编织草帽辫而发家[20] 。

花边、发网（用人的头发编织而成，用途亦是罩在头发上作装饰）、刺绣等手工业在农村中影响也较大，这些行业的产品主要供出口，从业劳动力均为女子，尤以十几岁的女孩为主。花边发网业在最兴盛时，日收入都曾高达 1 元。1919年，山东省农村从事花边业的妇女，每人每日约可得工资0.3—0.5元不等，而同一年山东省各种行业中，工资最高的金银器业工人日工资也不过0.5元，工资水平最低的只有0.18元，且不供伙食。[21] 花边女工的收入明显高出于大多数工厂和作坊工人的收入。花边业最低工资的记录是20世纪30年代初的山东省招远县，当时，招远花边女工中等技术水平者大约每日可收入0.1元。发网业最低工资更低一些，山东省益都县30年代初发网女工日工资还不到0.08元。尽管如此，若一年工作300天，也可以有二三十元的收入。 考虑到山东半岛当时男性农业长工的年工资也只不过30元上下，花边发网业的收入也就不算低了。[22]

一般说来，越是缺乏土地，农业收入低下的小农家庭，对手工业生产的依赖性越强，如著名草帽辫产区南乐、清丰、观城一带，贫苦农民几乎完全依靠草帽辫业为生，中农和富裕中农该业收入相当于农产收入的一半，富农要部分依靠草帽辫业收入，地主妇女中则有不少人靠此得些零用。在宝坻棉手织区，织布收入占佃农全年收入的80％，占自耕农全年收入的42％。但这并不意味着土地较多，生产条件较好的农民家庭较少从事农村工业生产，恰恰相反，如果从绝对数量观察，较富裕的农家通常可以得到更高的工业收入，只是由于他们的农业收入和其他方面的收入都较高，才使农村工业显得不那么重要。例如，1934年交通大学研究所调查了河北、河南和湖北的1690户农家，其中从事农村家庭工业的比重为:自耕农18.4％，半自耕农5.8％，佃农12％。手工业平均每户收入分别为:自耕农40.7元，半自耕农34.5元，佃农28.48元。1933年对广西郁林县的调查则表明， 自耕农家庭工业的收入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百分比都远远高出于其他各阶层农民。[]23 至于丝织业、榨油业、造纸业等作坊手工业，由于占用资金较多，更是只有富裕农户才能从事。

农村工业生产不仅提高了从业农民家庭的收入，由于农村手工业中广泛存在雇工生产，雇工的家庭收入也随之提高。诚然，在雇工生产中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剥削，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雇工生产为一些既没有充足的土地经营农业，也没有足够资金独立从事农村工业的乡村失业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这些人作为手工业工人得到的工资对他们的家庭经济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此外，农村工业工人的工资通常都高出于同类型农业工人的工资 ── 当然，他们为雇主带来的利润也更高。

二、 农村手工业对农民生产观念的影响

上面我们在说明近代农村手工业收入状况的同时，把它与农业收入进行了比较。这些比较表明，农村手工业不仅增加了农民家庭收入的数量，而且使农民家庭经济在结构上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对农民的生产观念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是投资的观念。本来，土地在传统社会中一向被视为最可靠的财产，世世代代依赖土地为生的农民，执着地追求土地，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一个特色。但由于近代农村工业收入逐渐超过了农业收入，有成为农民家庭主业的趋势（事实上在一些新兴农村工业区已经成了农民家庭的主业），更重要的是作为商品生产，它把农民引入了市场机制之中。逐渐习惯于商品货币关系，成为商品生产者的农民对于新工具、新技术以至新的商品品种都表现出了极大热情，在这一方面，农村工业比封建社会中的城市作坊手工业观念更为开放。城市手工业中，有些受行会规章制约，不能任意招收徒弟、扩大生产、改变商品的品种规格；有些则是把生产技术保留在家庭内部，秘不外传，造成中国历史上不少精湛的手工业技术和工艺失传。农村工业中则很少这些限制。

自本世纪初开始，手工业生产中陆续从国外引进了一些效率较高的工具，如铁轮织布机、提花机、轧花机、弹花机等。这些机器使生产效率成倍以至成数倍地增长，铁轮织布机的生产率是旧式木机的8.8倍，轧花机的生产率是旧式轧车的 5 倍，弹花机的生产率是老式弹花吊弓的16倍以上。在丝织业中，新式脚踏纩车比手摇纩车效率既高，质量又好，铁轮平纹织机的生产率是木机的 4一8 倍，而新式提花机在提花楼上安装有按照显花程序编制的打孔纸板，可以自动提综织出提花图案，与旧式提花织机相比，既免去了提花工，又可以减少提花差错，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和质量都得以提高。

这些机器和工具最初都是为城市的作坊手工业引进的，它们的造价也比传统的农村手工业工具昂贵得多，但却很快就在农村家庭手工业中得到推广，特别是在一些新兴手工业区中，其普及之广，更新换代之快，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令人吃惊的。例如棉纺织业中所用的铁轮织布机，在高阳、潍县等近代著名棉手织区都只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就全部淘汰了旧式木机。尤其是在高阳手织区，一些村庄中几于一户一机或一户数机，如高阳县城东15里的小王果庄，一共不过300户人家，1916年时，普遍使用小提花机织布， 比起旧式木机来已经进了一大步，1926年以后，人造丝织业兴起，织户争相购买，小提花机迅速淘汰，到1937年，全村共有大提花机300多张。高阳县城东12里的李果庄，1937年全村不到400户人家，拥有铁轮织布机700多张。高阳县城西南10里的于留佐村，100多户人家有200 多台织机，还有20余家小工厂。县南的延福村共200多户人家，1921 年尚只有铁机 20 多张，1927年改织大提花机，很快就发展到300多张[24] 。据说当时在天津，人们常因争购提花机而发生争吵，因为谁有了一架提花机等于马上便可发财。

在江苏南通织布区，乡村织户原用拉梭机织布，1930年冬季，南通通华织布厂由上海购入了20台铁轮织布机，织工见机式更新，欲购者颇多，送机器来安装的机匠与当地一位木工合作，在南通建立了布机装配工场，当地农民在通华织布厂学会三五个品种，即退出工厂自购织机，自己织布出售，到1932年 6 月，乡村铁轮织布机已达万台之多[25] 。江苏省的江阴县，1924 年刚开始推广拉梭机，铁轮机的使用还要更晚，而到30年代中期，全县已有拉梭机3万余台， 铁轮织布机近1.3万台[26] 。

在植棉区，新式轧花机的推广速度也相当快。在河北省的广平地区，1910年从日本引进足踏轧花机，仅一年时间，广平府属的曲周县就有了500多架轧花机，永年县临洛镇附近有100多架，肥乡县有400余架。[27] 民国以后，轧花业发展更快，一些产棉大县常有数千架轧花机。

如果说，上述机具还是农村手工业原有部门中工具的更新换代，农民比较容易接受，那么，毛巾和针织品生产出现在农村家庭手工业中，意味着农村手工业增加了新的部门，农民迅速接受了新产品的生产和新机器的使用。我国传统纺织品中并无针织品，直到19世纪末，针织品才在城市中较时髦的喜爱西装的人群中流行， 20世纪初，一些大城市中引进了针织机，到20世纪20年代，在浙江省的平湖、嘉善、嘉兴、石门和硖石一带的城镇和乡村中，已形成了一个针织手工业区，其中仅平湖一县，在1926年就有针织机一万架[28] 。在全国各地农村中，织毛巾比织针织品还要普遍得多。

以上事实说明，在农村手工业充分发展的地方，农民对土地的追求逐渐变得不那么强烈，而是更多的把收入用于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特别是在手工业生产力发生较大变革的情况下，手工业生产使收入增加的速度更快，手工业生产所需资本明显较大，收入流向手工业生产而不是农业生产的趋势也更为明显。

农民家庭经济结构的变化，收入的增加，投资流向的改变，新机器工具的使用等等，综合在一起，逐渐引起了劳动者的变化。以农村手工业中最重要的棉纺织业为例，农村棉纺织业本来以女性为主，在使用旧式纺车木机的条件下，纺织业是轻体力劳动，技术方面要求灵巧、细致、熟练，工作场所在户内，比较适合妇女，所以形成了男耕女织的传统观念。近代以前，地方志中常可见到的记载是，农闲时，男人为了让妇女多纺织，自己作养猪喂鸡等工作，或抱了孩子晒太阳。到近代，纺织业中推广了铁轮织布机，这种机器以人工为动力，需要织布工人有较强的体力，要懂一些简单的机器原理，会一点铁木工活，织布技术则相对简化，只要会接头即可。所以铁轮织布机的操作者几乎都是男子，往日纺织业的主要劳力妇女和儿童变成了辅助工人。

性别分工的改变在棉织业中最为典型，其他行业中并不明显。像酿酒、制粉、榨油、造纸等作坊手工业，一直就是以男劳动力为主的重体力劳动行业，而织花边、发网、刺绣、编草帽辫等又只能由妇女来作。但这种情况下，性别分工虽无大变化，家庭经济中的性别角色却有相当的改变，以妇女为主的农村手工业一旦成为家庭经济的主业，女性也就变成了主要的挣钱者，对于农村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都应该会发生重大的影响，可惜在现存的史料中这方面的纪录太不足。

农村手工业对劳动者的另一个较重要的影响是，大批妇女劳动力进入了雇佣劳动行列。虽然传统的农村家庭手工业一直就以妇女劳动为主，但女性雇佣劳动却十分少见。近代农村手工业几乎所有的部门中都出现了雇佣劳动，像编草帽辫这样完全由女性从事的行业，雇工自然也只会是女性。在棉纺织业和丝织业中，特别是在引进了新式织机的地区，由于织布和织绸工序生产率较高，而整经、络纬等辅工序仍以妇女和儿童手工操作为主，对女工和童工的需求扩大，织户常常在需要时一次雇佣多名妇女和儿童突击工作。妇女劳动力进入雇佣劳动行列，打破了妇女不能离开家庭，不能抛头露面等传统观念，因而，凡近代农村手工业有所发展的地区，城市中的近代机器工业在雇佣农村妇女作工人时，都很少受到这类传统观念的阻挠。

最后是农业生产观念的改变。由于一些手工业以农产品或其副产品为原料，而其收入又远远超过农产品本身的价值，使从事该种手工业生产的农民，不再以农产品本身的产量为目标。最明显的例子是草帽辫业。草帽辫的原料是麦秆，是小麦生产的副产品。据史料记载，在河北省大名县一带，农民为了草帽辫生产的需要，选择适合于编草帽辫的小麦品种，拨出专门的土地进行密植，以获得细长白软的麦秆，小麦产量则全然不顾，形成了原料生产专业化[29] 。河南省的南乐、清丰和山东省的观城，也是用专门种植的细麦作为草帽辫原料。[30] 其他草帽辫产区虽少见这样的原料专门生产，但为了获得优质草帽辫原料而牺牲小麦产量的情况则比较多见。众所周知，小麦产量和质量与其收割时间有密切关系，收割过早，麦粒不够饱满，既降低产量，又影响质量；收割过迟会造成掉穗减产。最理想的收割时间是麦穗成熟的前一天和当天，但编草帽辫用的麦杆收割最佳时间却是麦穗成熟的前四五天。在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草帽辫产区的农民常常会宁愿少收小麦而提前收割以获得优质麦杆。

三、 农民消费观念的变革

近代农村手工业作为商品生产，在生产和交换方面都与农业有很多不同，这些不同之处在影响农民的生产观念的同时，也必然影响农民的消费观念。

在近代农村手工业发达地区，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农村商业格外发达，另一个就是近代工业品大量进入农村。如河北省高阳织布区一个重要集镇莘桥镇，镇上不但有布线庄、染坊、杂货铺、饭馆、铁器铺，有好几家点心铺，有专制烧鸡的店铺，有邮局，甚至有加工大米的碾坊，还有一位德国留学生开的一家西医诊所。在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河北省高阳县的小王果庄，300户的村子里有3家杂货铺，各种日杂商品干鲜果品样样齐全，还有3家肉铺，几家饭馆，3家专卖烧鸡的铺子。不仅高阳城里的商品，甚至保定城里的商品，小王果庄的街上都有得卖。该村并无集市，织布业虽发达，织布户买线卖布都要去县城，村内并无布商，所以这些店铺不可能只为商人服务，这些商品也不会只供商人消费。小王果庄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织布户进城买线卖布，既不用木轮手推车，也不用肩挑背驼，而是普遍使用自行车。1937年前，全村有日本进口的“僧帽”牌自行车100多辆。[31] 要知道，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只是到40年代自行车才成为一种较为大众化的代步工具，此前自行车不过是时髦青年的玩具罢了。自行车不是生产工具，但骑车既比步行速度快，负重多，又比乘汽车灵活省钱，当时的农民虽未明确提出“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但时间与金钱的关系他们是知道得很明白的。该村农民消费观的另一个变化是，由于纺织业收入远大干农业，从事手工业赚了钱的人家往往不再买土地，而是热衷于盖房子。

手工业生产对农民消费观的影响在纺织品市场上表现得相当明显。在一个农村棉纺织业发达的地区，人们会认为，当地的农民近水楼台，理所当然以穿用当地产品为主。事实也确是如此，但另一方面，在近代的几个著名农村纺织业区，洋布——机织布——呢绒绸缎等较为高档的纺织品都有相当大的消费量。纺织品本身是一种弹性相当大的消费品，穷苦农民只能满足于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甚至一件粗布衣服穿上十几年几十年，而一旦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特别是一旦农民的收入不再受变幻莫测的自然条件制约，他们对纺织品数量和品种的需求都会增加，农民家庭会尽可能为老人置办一身丝绸衣服，至少也要准备丝绸寿衣。细薄平滑、色泽美观的机织布会成为青年妇女和儿童的年节服装，上学读书的农家子弟可能穿洋布缝制的学生服，青年农民也有可能在干活时穿的衣服之外，置备上集市走亲戚用的“礼服”。

近代农村中消费的工业品，不止纺织品，以河北省的定县为例，1933年，定县输入的近代工业产品价值192.3万元。占第一位的是纺织品，其中棉纱价值66.78万元，各种棉麻丝制品31.07万元；其次是各种燃料（煤、炭、火柴、煤油、汽油等）52.54万元；再次是卷烟，14.21万元；其他毛革制品、碱、糖、味精、酒（各种瓶酒、啤酒、白兰地酒等）、汽水、罐头、西药、自行车及零件、抽水机、梳毛机、车床、钟表、各类铁器、农机具、玩具、文具、染料、油漆、电筒、电池及其他电料、玻璃器皿、图书、纸张、化妆品、卫生用品及照相器材等，共27.71万元。 [32] 当然，这些工业品不会完全用于农村，但定县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以农业和农村棉纺织手工业为主，无论县城和集镇，都没有什么规模较大的手工业作坊或工厂，非农业人口仅限于政府各部门、铁路及邮局的职工、中小学教职员工和学生，再就是商人，而定县的商业繁荣恰恰是源于农村土布生产的发展，除了布商之外，定县的商人并不多。所以定县的工业品市场应该是以农村为主的。

近代工业品进入农村市场，在当时人的眼中似乎是造成农村经济崩溃的一个原因，我们不否认一些近代工业部门与农村手工业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对农村手工业有一定的冲击，但无论如何，近代工业品要想进入农村市场，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是要农民的收入水平有所提高，确切地说是要农村市场上有购买力的需求扩大；第二个条件就是农民消费观念的变化。如果说第一个条件还可以通过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实现，第二个条件却必须依靠农业以外的部门——手工业、工业、商业、运输业和其他副业——来实现。只要一个农民还以农业生产为主业，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我们就很难想象他会轻易出售赖以维生的粮食，去购买那些好像没有多大用处，并不是生存所必须的物品。

我们知道，农业生产是以年为周期的，收获以后，要以产品供应一年的消费，或者至少到下一季收获。因之，农民家庭必须储备够一年使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若有盈余才可能进一步改善生活。在生产是直接为了满足自身需要，只有很少一部分是为了交换或出售的地方，也就是说，在社会产品只有很小的部分采取商品形式的地方，产品的绝大部分留在它的所有者手中，直接转化为备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33] 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农产品的绝大部分就是这样留在农民手中，或作为地租留在地主阶级手中，成为储备起来的生产生活资料。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和传统经济的自给性，共同决定中国封建社会的两大阶级——农民和地主——都以年为时间单位安排生产和消费，社会其他各阶层的消费亦同时受农业生产的制约。国家赋税按年征收，百官俸禄以年计算，读书人设塾教书，束修亦以年为单位计量。他们的收入既以年为周期，消费支出也必得长远安排。一年有300多天，而这300多天中，又不知大自然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手头有够一年所用的储备，也仅仅能维生而已，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农民社会中，俭朴不仅是一种美德，而且是生存之必须，社会习俗亦把家有盖藏作为衡量一个家庭是否富足的标准。

近代中国社会沧桑巨变，政府官员、商人、实业家以至工人，总之，城市居民的收入不再以年为单位，而是以月、周甚至日为单位，但农业生产却始终要以年为周期，主要依靠农业的农民也仍然以年为时间单位安排生活。农村手工业的发展改变了这种情况，大部分手工业生产不受季节限制，全年均可进行；社会分工的发展使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可以分开进行，每一个环节的生产周期缩短到只需数天，最短的可以只有一天；商业和商人资本的发展从原料和生活资料的供给以及产品的销售两方面提供了便利条件。这种情况下，生产者用不着储备全家全年所需生产生活资料，他们的经济状况亦不许可这样做，而更重要的是，从争取最大利润角度出发，他们也不应该这样做。

在生产周期缩短，收入又有所提高的情况下，农村中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消费模式。其实，这种情况早在清前期就已经在一些农村手工业商品生产较发达的地区出现。如清代江南棉纺织手工业区，从事手工业的小农家庭不再追求家有盖藏，他们“往往家无斗储而被服必极华鲜”[34] 。“不论贫富贵贱，在乡在城，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货愈贵而服饰者愈多”[35] ，“往往有乡村妇女，簪必金珰，衣必锦绣”[36] 。这是因为，生产周期的缩短必然会引起消费周期的缩短，同时引起生活消费观念的改变。如果说一个以农业为生，生产周期以年计算的小农，家中至少要有够一年半或两年以上生活的存粮，才可以考虑温饱之外“奢侈”一点的消费，那么一个以手工业为主业，生产周期以集期（当地每两次集市之间的间隔）计的农民家庭，只要有两个集期的生产生活资料储备，就尽可以放心花钱了。

在近代史料中，我们很少看到类似上述清前期史料中那样的描写，似乎近代农村手工业的致富作用还不如清前期。其实不然，传统社会的文人对于农民的“奢侈”生活不能理解，或大惊小怪，或作世风日下的感叹；而近代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关注农村的贫困，农民的艰辛。由此出发，他们往往会把一些现象作消极的理解。而其中最为错误的就是把近代工业品进入农村市场，视为破坏农村经济，降低农民生活水平的负面因素。

例如，几乎在所有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地方志中，还有大量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报刊文章中，都有洋纱洋布入侵农村后，迫使农民放弃了自己纺纱织布，转而到市场上购买，造成了农村棉纺织业的衰退，加重了农民负担的记载。还有不少议论说，洋货充斥农村市场，农民十之八九身上有洋货，利为外人所得，农村必然因之贫困等。甚至至今仍有一些研究近代经济的文章，引用这些资料来说明近代工业对农村手工业的冲击，说明外国资本对中国农村的掠夺。这些文章都忘记了一点：如果洋布进入原来就没有农村手纺织业的地区，自然另当别论，但如果当地农村中原来有棉纺织业，农民要放弃自给生产改而在市场上购买，其前提条件必然是，农民把原来从事棉纺织业的时间投入农业或其他农村手工业，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换句话说，农民家庭由此所得的收入，在购买与原来由自己生产的棉纺织品同量的商品后仍有剩余。

同样，如果农民用卷烟取代了自种的烟草，可以肯定农民把原来种烟的土地用来种其他作物，或把种烟草的劳动力用来从事农村手工业，得到的收入比原来更高。如果农民使用了其他近代工业制品——无论农村中原来有没有手工生产的同类产品——必要的前提条件都是农民有购买这些东西的钱。所以，工业品和其他非生活必需品进入农村，意味着农民消费观念的更新，反映了农民家庭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一般来说，在近代中国，要依靠农业大幅度增加收入是很难的，农民家庭收入增加主要还是依靠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当然，发展经济作物种植也有可能提高农民收入，但在近代人口、土地和农业生产力的水平上，经济作物提高农民收入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因而，农民消费观念的更新，主要依赖农村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近代农村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发展，首先是增加了农民家庭的收入，当手工业收入超过农业收入以后，农民家庭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农民的生产观念随之改变。资金逐渐流向手工业而不是农业，家庭主要劳动力也有向手工业转移的趋势。为了进行手工业生产，有时农民会不惜牺牲农业收成。农村手工业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改变了农民家庭的生产周期，把农民卷入市场经济之中，从而使农民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也使农民的生活质量有明显改善。

注释

[1]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笫6 ─ 7、16 ─ 17页。

[2]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笫133、142页。

[3] 《政治经济学报》4卷2期。

[4] 胶济铁路管理局编：《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分编》1936年版。

[5] 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42 ─ 244页。

[6] 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5年版。

[7] 天津《益世报》1937年2月6日。

[8] 民国《三河县新志》卷15。

[9] 天津《益世报》1936年3月23日。

[10] 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92—394页。

[11]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笫24 ─ 25、134页。

[12] 河北文史资料笫19辑:《高阳织布业简史》笫38页。

[13] 河南农工银行:《南阳之丝绸》笫4 ─ 5页。

[14] 史建云：《农村工业在近世中国乡村经济中的历史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15] 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382—389页。

[16] 民国《完县新志》卷7。

[17] 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笫152 ─ 156页。

[18] 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第430页。

[19] 史建云：《农村工业在近世中国乡村经济中的历史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20] 同上。

[21] 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第414页。

[22] 同上。

[23] 同上。

[24] 河北文史资料笫19辑:《高阳织布业简史》笫37 ─ 45页。

[25] 林百举:《近代南通土布史》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内部本，1984版，笫243 ─ 253页。

[26] 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笫473 ─ 474页。

[27] 《直隶实业杂志》第七期。

[28]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笫 2 卷，377页；笫 3 卷，154 ─ 155，180页。

[29] 《河北月刊》第 3 卷第 8 期。

[30] 《解放日报》1946年5月24日。

[31] 河北文史资料笫19辑:《高阳织布业简史》笫39页。

[32] 李景汉等：《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1935年版。第17—64、131—133页。

[33]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卷第158页。

[34] 甘汝来：《请酌定家礼颁行疏》，《皇朝经世文编》卷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