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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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调查；证据性；鉴定意见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已将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纳入其中。但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调查主体多样、关联性较弱、内容专业性不强、相关诉讼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为此，应在肯认该制度价值的前提下，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提升其证明力，以诉讼证据程序规范运作。

一、社会调查报告存在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倡导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前调查工作制度。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也对该项工作进行了类似的相应规定。[1]不过，当前的该制度规定较为粗糙，缺乏可操作性。

（一）调查主体问题

根据相关规定，公、检、法都可以成为社会调查主体，但控、辩、审任何一方都难以保证相关事实及分析评价的全面性和客观性。控方指控犯罪的职能很可能影响调查报告内容的客观中立性。尤其对自诉案件而言，问题更为明显。法院过多介入调查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被置于利益博弈的一极。辩护方能控制的社会资源相对有限，能否顺利地开展社会调查存在一定障碍。

（二）报告内容问题

以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制作的社会调查报告为例[2]，调查报告分为涉案人基本情况、家庭情况、平时表现、涉罪后表现以及管教条件及措施五大部分。内容包含了对未成年被告人有利和不利的内容，不同内容对犯罪事实认定、量刑判断具有不同影响。报告内容主要由未成年被告人的近亲属、社区组织人员等提供，缺乏人身危险性因素的专业性评价，不符合量刑的规范化目标。

（三）诉讼程序问题

现行相关规定仅为缺少可操作性的倡导性规定，对调查报告的采信、质证等核心制度处于真空状态。更重要的是，相关规定未将调查报告列为法定证据，容易令其成为法官恣意的工具。

二、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性分析

案件审理时，一般仅将调查报告作为参考依据。而事实上，其作用有所超越，这不仅存在于量刑阶段，甚至在定罪阶段。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益将其作为证据之一种在审判程序中予以规范。

（一）证据关联性分析

一个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应具备实质性和逻辑上的证明力。[3]判断证据是否具有关联性，需要三个连续的推论：一是从证据性事实（证据提出者主张的证据事实）得出推断性事实（依据证据事实进行推断得出的事实）。二是提炼出要素性事实。三是符合法定要件事实。[4]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价值定位在于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未成年犯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确有必要对其家庭环境、平时表现等情况（证据性事实）进行全面调查，据此得出关于犯罪原因、人身危害性以及社会危害性的意见（推断性事实），进而提炼出符合法律规定的要素性事实，为从轻或减轻处罚提供依据。由此可见，调查报告与案件具有关联性。

（二）社会调查报告的科学专业性分析

对报告的认定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将对未成年人生活环境、社会活动等各方面事实的考察，作为判断未成年人人身危害性等因素的第一层次。然后，专业人士运用心理学知识或其他类似的方法，对未成年人心理进行诊断，做出未成年人人身、社会危害性的专业性评价。最后，由法官从报告中提炼出符合法律规定要件事实的相关要素。

而司法中往往将上述有机统一的完整体系予以割裂，一种倾向于用社会学的方法进行调查；一种倾向于运用医学、心理学等知识，弄清楚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与生理精神状况之间的因果关系。[5]实践中，往往将前者用于对过往经历的调查，而将后者用于对未来行为的影响。社会调查与心理干预两种制度被人为区分，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利于对调查报告法律属性的定位。融入心理干预能提高调查报告的专业性，可将调查报告归为“鉴定意见”这一证据类型。

三、社会调查报告在审判中的程序完善

由于调查报告内容大多涉及个人品格，容易对他人产生晕轮效应，影响裁判公正。所以规范调查主体和质证程序既能降低司法成本，又能防止不公。

（一）规范报告制作和评判两个方面。制作方面，公、检、法应限于报告制作发起人的身份，由社会团体组织或社区基层组织具体负责形成报告中的事实主体部分。评判方面，不宜由审判机关直接进行法律评价。应整合心理干预制度[6]，引入专家评价，增强调查报告的证明力。

（二）消除影响公正裁判的“晕轮效应”。一是区别对待报告内容。因报告内容涉及个人品格、性格特征等不具有直接证明力的事实，采纳该类证据易产生偏见，特别是针对被告人的不利证据。因此可通过以下方法修正：（1）用以证明犯罪的不利证据，如仅以被告人的个人品格、性格特征等不具有直接证明力的事实为内容，则不得采信。（2）差别对待有利和不利证据的证明标准。如良好的品格证据，证明标准只要达到“优势证据”即可，而不利的品格证据，则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7]（3）限制调查报告中对未成年被告人不利证据的提出时间。将其严格限制在量刑阶段提出。相反，放宽反映未成年被告人品格良好内容的提出时间，在定罪、量刑两个阶段均可提出。

（三）完善庭审质证和证据采信程序。量刑阶段，可由得出报告结论的专业人员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双方对报告进行质证。证据采信上，若其证明会导致不公正偏见、混淆争议时，则法官应不采信该证据。

四、结语

未成年审判中引入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实质上是在量刑时考虑罪犯的品格，帮助法官准确认识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从而对罪犯科以合适的刑罚。司法实践中已有运用之实，但规范笼统难以确保该制度的功能发挥。当务之急在于尽快明确调查报告的证据性，通过规范证据程序来将该项制度导入正途。

参考文献：

[1]参加《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6条、《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10条.

[2]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率先在未成年刑事审判中探索社会调查制度的运用，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3]【美】乔恩・R・华尔兹著：《刑事证据大全》（第二版），何家弘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19页.

[4]【美】罗纳德・艾伦等著：《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张保生、王进喜、赵滢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158页.

[5]罗芳芳：《的证据学分析》，“证据科学与理论”国际研讨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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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 社会调查 比较法

一、社会调查的概念简述

笔者通过查阅有关的文献著作，发现虽然就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概念定义纷繁多样，但其中包含的关键要件还是趋于一致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又被称为全面调查制度，是指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不仅要全面收集案件的相关证据，还要调查分析与未成年犯罪人的个人基本信息、家庭基本情况、社区综合环境、交往范围对象、心智发展情况等与案件处理有关的信息，还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医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等方面鉴定，最后形成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办理案件的辅助证据的一种制度。从犯罪学的角度看来，在绝大多数犯罪中，行为人之人身危险性与其人格结构及要素之间存在着基本的一致性。所以，社会调查制度的主要价值目标就是调查未成年犯罪人的社会危险性。

一项制度基于其合理性与必要性而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亦是如此。一方面，未成年人处于特殊的年龄段，其知识结构、思想感情、身心发展尚未成熟，自我控制能力和对行为后果辨识力不足，犯罪呈现冲动性和盲从性的特点。且他们社会阅历尚浅，社会调查制度能更直接反映其人格特点和社会危险性。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处在发展和定型阶段，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和发展空间，实行社会调查制度更可有效地为教育挽救犯罪未成年人提供参考材料，有利于全面考量惩罚犯罪与感化教育的期待性。

综上所述，司法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不能机械地追求罪刑均衡，而更应当注意处理结果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正。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我国的刑事法典中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差别化处理主要体现在刑法中。刑法意义上的未成年人是指被告人犯罪时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规定了对未成年犯罪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适用累犯、不得判处死刑等内容。而刑事诉讼法中关未成年人犯罪主要有指定辩护、法定代表人到场以及犯罪记录封存、附条件不起诉、社会调查特别诉讼程序等规定，尤其是这次新增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殊程序规定，弥补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不足，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出发进行程序设置，更好的发挥刑法实体法与刑诉程序法的制度价值。

二、社会调查的国际法经验

1985年《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第16条首次明确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即“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作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者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判决。”我国是该公约的缔约国，积极推动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进程，通过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成为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法律渊源。比较研究国外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建构具有启示意义。

（一）英美法系代表国家社会调查制度概况

美国作为英美法系的典型国家，1899年在伊利诺伊州诞生了世界第一部《少年法院法》和少年法院法庭。根据《少年法院法》的规定，在法律术语上，少年触犯法律的行为不被称为“犯罪”（crime），而被称为“罪错”（delinquency）。其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分为庭前调查和判刑前调查两个阶段。美国各州法律规定，少年法院或少年法庭除设立少年法官外，另设缓刑官员。就少年刑事司法而言，庭前调查的目的具有非刑事性，但对刑事诉讼程序是否需要启动具有影响，判刑前调查则直接对法官量刑具有作用。

庭前调查由缓刑官负责，这一阶段的社会调查并不全面的收集分析信息，其主要目的是对大部分未成年人案件的非刑事化处理提供依据。当未成年人的重大罪错需要被追究司法责任时，缓刑官就会在案件起诉后判刑前对未成年人进行一系列的社会调查。缓刑官需要查访犯罪少年的生活环境、学习经历等情况，必要时委托有关专家进行生理、心理测试评估。缓刑官要对上述信息进行分析和评价，客观有序地写在量刑前报告中。该社会调查报告是少年法庭作出及震慑罪错又满足矫正要求判决的重要参考。

（二）大陆法系代表国家社会调查制度概况

德国作为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创立了少年刑事诉讼协理制度，由少年福利局在少年教养联合会的协作下执行。即在德国少年法院庭审前，少年福利局的工作人员要充分关注犯罪人本身以外的性格、家庭环境、成长背景等因素，提出对涉嫌犯罪的少年采取措施的见解。现行《少年法院法》（1998年修订）第43条规定，“诉讼程序开始后，为有助于判决被告人心理上、精神上和性格上的特点，应尽快调查其生活和家庭状况、成长过程、现在的行为及其他有关事项。”少年犯罪进入诉讼程序后，少年法院应当通知少年福利局启动社会调查程序，遵循有利于少年犯的原则进行的，在社会调查基础上将相关的信息资料制作书面报告，提出应采取的措施，提供给少年法官、检察官和其他诉讼参与人。

三、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构建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通过对条文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社会调查制度有以下特点。第一，社会调查的法定主体是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可见我国对于社会调查主体采取的职能主义模式，并未采取独立的调查员制度，或者吸收社会工作者、专业人员参与社会调查。第二，根据刑诉法“可以根据情况”的表述，我国未成年社会调查并不是必经程序，公检法三机关对情节的把握拥有较大的自主决定权，但是纵向的诉讼结构又可以保证在前一诉讼阶段责任主体未开展社会调查的情况下，后一诉讼阶段的责任主体可以随时开展社会调查，从侧面起到了补充的作用。第三，刑诉法对社会调查的结果形式以及其证据属性并未进行明确规定，只是表述为“办案参考”。在实践中，负责调查的主体既可以单独形成社会调查报告，亦可在起诉书等法律文书中附带提及。实践中社会调查的调查手段主要是询问未成年人的父母家长、学校老师同学等证人，或是调取学习成绩、荣誉证书等书证，从证据属性来讲这些材料皆可为案件证据加以运用。在出具单独社会调查报告的情况下，社会调查报告的依据是调查时收集的证言和书证，所以报告的属性可以定性为书面化的证人证言，可以作为案件的证据。在不出具单独社会调查报告的情况下，调查阶段收集到的材料应当附卷，其中有关未成年犯罪的内容亦可以作为证据，但要接受法庭质证。

四、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启示

首先，建立社会调查独立执行主体制度。我国现行的社会调查主体呈现一元化的职能主义模式，即公检法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笔者认为，社会调查应当构建多元化的调查主体模式，决定调查的指导主体和实际调查的执行主体。一方面，未成年犯罪案件承办人与调查执行主体分开，执行主体具有独立的调查权，是全面客观收集材料的保证。另一方面，执行主体并不是专职社会调查人，其仍为公检法司法工作人员，只要是案件承办人之外的人即可，可有效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诉讼效率。除了设置独立执行主体，还应制定统一的社会调查员的任职资格，以保证社会调查工作的规范性。同时也要适当扩大社会调查主体的范围，在具体个案中聘请医学、教育学、精神病学等方面的专家作为调查的辅助主体，将会更加全面掌握未成年犯罪人的精神思想情况，以提出合法合理相的处理意见，保证社会调查的专业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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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社会调查制度 社会调查员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概述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含义及意义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基本含义是指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通过调查其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情况等一系列从案卷中无法看到的情况，从而判断其人格特点及人身危险程度，以此作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实施个别化处遇的参考。其中，该项制度在检察阶段被称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制度，该项制度并不直接反映案件的犯罪事实，其旨在通过一些客观指标来确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从而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主观恶性、再犯可能性及可挽救性作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并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时作为参考。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发展和实施情况

社会调查制度早已上升为国际少年司法的原则之一，并被世界多个国家在少年司法领域运用。我国自1997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率先开展社会调查制度的试行以来，各地不少司法机关都展开了对这项制度的探索，尤其是新的刑事诉讼法的出台，将此项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调查制度的普及和发展。以北京市为例，目前北京市检察系统确定了几家试点单位，每家试点单位基本以全覆盖的形式对每个未成年犯罪案件引入了社会调查制度。

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困境

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还是一项新兴的制度，其一切还在摸索之中，社会调查员和司法机关也还在不断地磨合之中，故在该制度试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问题，由于该项制度涉及到刑事案件的全过程，笔者在此主要是讨论该制度在检察阶段的运行情况及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缺乏统一的社会调查机构及专门的社会调查员

新《刑事诉讼法》对于社会调查制度只有概括性的规定，目前各地司法机关对于社会调查也基本属于单打独斗的情况，社会调查员有的由志愿者担挡，有的由团干部兼任，有和司法局、心理咨询师合作的，还有聘请一些学校老师或民间组织的人员来作的，调查员来源不一，素质参差不齐，即使很多社会调查员具有较高的工作热情，但其专业化明显不足，即使有一些培训也基本属于浅层次、表面化，在频率上也是偶尔为之。社会调查报告是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司法程序中的重要辅助证据，一个专门的社会调查机构和专业的社会调查员队伍显然是必不可少的。这就如同案卷中的鉴定结论一样，必须要认证机构及专业人员的鉴定才能够被采纳并具有较强的说服性，如果随便找一个机构就来鉴定，试问这样的鉴定结论如何让人信服呢？

（二）调查报告欠缺全面性

法律规定社会调查的内容覆盖面很广，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理想和现实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社会调查报告难以达到全面性的要求，主要原因如下：（1）调查时间有限。由于受到案件审查时限的限制，调查报告的制作时间、调查范围都受到影响，尤其是审查批捕阶段的调查报告，法律规定批捕只有7天的办案时限，但实际上除去立案、领导审批时间，还有周末的两天，在承办人手中顶多只有四天时间，如果碰到大型节假日之前来的案子，甚至可能只有一至两天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即使承办人马上发调查委托函并且次日就带调查员去看守所提讯（如果碰到一些情况还无法做到次日就能提讯），调查员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2）隐私权保护问题。由于不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属于在校学生，出事后家长出于保护孩子的目的没有将事情告知学校，怕学校将孩子开除（目前在实践中已出现这样的情况）。社会调查的全面性要求和保护未成年人隐私的要求发生了冲突，遇到这样的情况，调查员一般会出于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而放弃对学校、单位的调查；（3）拒绝调查或虚假信息。要做一个全面的社会调查，不可避免的要登门走访犯罪嫌疑人的家庭、学校或者同学邻居等，但对方往往出于各种原因对调查有抵触心理，不愿配合调查。甚至还有的犯罪嫌疑人为了隐瞒自己的犯罪情况提供给社会调查员虚假的家庭地址、电话等，这种情况在外地犯罪嫌疑人尤其是新疆籍犯罪嫌疑人的案件中常常出现，导致社会调查报告只能采访犯罪嫌疑人本人，使得调查报告难以客观全面；（4）责任心问题。目前社会调查员的来源比较复杂，其选任和条件也没有一定的规章制度，更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所以对社会调查报告的质量基本寄希望于社会调查员本身的责任心和素质，如果不巧碰到责任心不那么强的社会调查员，那么调查报告的质量就无法保证。

（三）调查报告的专业性、深刻性不足

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要目的是调查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而人身危险性与犯罪嫌疑人的人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在调查报告中需要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格进行全面的分析。但实际上，即使是在专业的心理学家看来，对于一个人人格的判断都是个难中之难的问题，而且目前的心理学人格判断大都是着眼于对一个人人格气质的判断，没有关于人身危险性的人格测量表，何况一个人的人格中有不好的倾向也不意味着其一定会犯罪，更无法完全决定其再犯可能性。所以如此专业的问题对于非心理学、犯罪学专业甚至非法律专业的社会调查员来说，确实是有不小的难度，造成社会调查报告在事实的列举之后所得出的结论较为格式化、表面化，更倾向于重述一些显然正确的普遍真理，欠缺真正有说服性的分析，而据此得出的羁押必要性及再犯可能性判断的准确性更值得商榷。

（四）客观、公正-理性与感性的问题

社会调查制度的初衷是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涉罪未成年人的情况，以期在刑事诉讼中对其能够有更公正、客观的处遇，而社会调查员不同于公、检、法机关人员的身份，也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但是，这里面似乎存在一个悖论，只要有非司法机关的人员参与，就一定会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么？因为就个体而言，每个人都是有感情、有偏向性的，而且根据法律的保密性要求社会调查员不能够阅卷，其采访的对象也都限于犯罪嫌疑人这一方的人员，而不涉及到被害人或证人一方，尤其是在了解一个人的成长经历的过程中，感情往往占了上风，遇到比较狡猾的犯罪嫌疑人，更容易轻信其所编造的一些事实，更难以做到完全的理智和中立，很可能只是看到案子的其中一面就下了结论，笔者就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五）社会调查的覆盖面问题及司法成本问题

新刑诉法规定的社会调查是“可以”做，目前各地的做法不尽相同，有挑选合适案件做的，有不怎么做的，也有全面覆盖的。到底什么样的案子必须做，什么案子无须做还需要研究商榷。例如前面所列举的新疆人犯罪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基本都限于对其本人的调查，其亲属要么就是找不到或无从查找，或者即使能够查找但是由于路途遥远以及出差的人身安全等问题无法调查，还有翻译的配合问题等等，致使此类调查报告的质量无法保证其全面性和深刻性，而且在批捕和起诉阶段几乎没有区别，导致司法成本的浪费。还有其他一些案件也有类似的问题。

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出路

在列举了这么多的问题之后，社会调查制度的出路又在哪里呢？这样一个被寄予了厚望的制度，如何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呢？笔者在此提出几点拙见，希望能对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尽一份力量，使其更具有可行性、科学性，能够早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第一，设立专门的社会调查机构，聘请专业的社会调查员。机构及调查员的资质问题始终是社会调查制度的硬伤，如果能够在省、直辖市级司法机关、或者团委等部门下设立专门、统一的社会调查机构，并聘请具备法律、心理学等专业素质的社会调查员，统一编制、统一管理，无疑是提高社会调查报告的专业性和权威性的最好办法。

第二，引入专业的心理人员参与调查和评析。由于人身危险性评估的特殊性，在社会调查过程中引入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在分析和评估的过程中，可以帮助社会调查员有效地提高调查报告的专业性和深刻性，并可以作为今后对该犯罪嫌疑人进行特殊处遇及帮教措施的可靠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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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未成人案件；社会调查；司法社工

在国外，社会工作广泛介入司法领域已经是一项十分成熟的系统性工作，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司法社会工作的作用逐步显现。

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中引入司法社工的必要性

社会工作是指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助人服务活动。i司法社工工作，即进入刑事司法领域，以利他主义为价值指引，以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知识为科学基础，以个案、小组、社区等一系列专业方法为介入手段的科学的助人活动。司法社会工作者应是具有法律和社会工作双重知识和背景，从事司法社会工作的专业人员。ii

司法社工参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与其他社会调查主体相比，在工作态度、理论知识、工作方法、职业伦理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专业优势：iii

一是社工专业的基本价值观所决定的司法社工的工作态度有利于社会调查工作的开展。社会工作是以价值为本的专业，人道主义和社会福利思想是主要的价值基础，由此决定了社工尊重、接纳的专业价值观。因此，司法社工在社会调查中能够从未成年被告人的处境出发，了解他们在物质、精神方面的需求，并从人的需求出发分析导致其犯罪的风险因素及其回归社会的路径。同时，司法社工不会仅关注于完成社会调查工作任务本身，其更强调对孩子需求和成长的关注。这样的工作态度有利于实现社会调查制度设立的宗旨。

二是社会工作的专业理论与知识基础，使社会调查工作更具科学性和规范性。社会工作的职能决定了社会工作者必须进行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科学理论与知识的专业训练。在社会调查工作中，司法社工能运用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分析未成年人被告人犯罪问题产生的诸多方面的原因，并据此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调查报告也更具科学性和规范性。

三是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使社工收集的相关资料更加翔实、客观。能否获得全面、真实的信息是决定社会调查工作质量的关键因素。如果不能与相关人员特别是未成年被告人进行良好的沟通，社会调查工作就无法顺利开展。而社工在如何提问能避免引起被提问者的防卫、逃避甚至攻击、如何倾听、澄清各种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分类和总结等方面进行的工作方法的训练，保障了其能够真正的了解事主的需求和感受，收集到更加翔实与客观的信息。

四是社工专业的职业伦理是提升社会调查工作质量的重要保障。司法社工经过长期的职业训练，其在社会调查工作中会坚持理论联系实务原则、尊重案主原则、程序性原则等基本原则，因此，社工专业的职业伦理是社会调查制度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中引入司法社工的实践意义

基于司法社工与其他社会调查主体相比所具有的专业优势，将专业司法社工引入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工作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一）有利于正确量刑

由司法社工担任社会调查员并提供社会调查报告，具有以下三个特性：

1、更具专业性。司法社工具有国家认可的资质，在开展社会调查时，他们会采取当面交流、问卷调查、小组评估等多种调查方法，调查报告中不仅有对客观情况的调查，还有主观方面的分析以及帮教矫正建议。更重要的是，每一份调查报告都会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风险因素及有利因素的综合考察，得出关于被告人再犯可能性的明确结论，即再犯可能性属高度、中度还是低度水平，提高了对法官量刑的参考价值。

2、更具客观性。由于司法社工系中立第三方，以前与未成年被告人不曾有过任何接触，因此在做出事实判断时不容易受到未成年被告人亲友的主观影响，使调查结果更加接近客观真实。

3、更具开放性。除未成年被告人本人及其父母外，由司法社工开展社会调查，其调查对象往往还会涉及到未成年被告人的兄弟姐妹、同学、邻居、朋友，甚至是同案的其他被告人，这样可以对在不同人员、不同时间内的调查结果之间进行相互印证，以提高调查结论的真实性。同时，司法社工还不受地区限制，可以对于外地来京未成年人和京籍其他区县未成年人开展社会调查，弥补区域空白。

（二）有利于顺利开展庭审

绝大多数未成年被告人都是初犯、偶犯，在严肃的法庭环境下，有时会产生严重的心理波动，加之紧张、恐惧心理，使得有的被告人在庭审中一言不发或者答非所问，或者情绪过激。在社会调查中引入专业司法社工，由他们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心理安抚，让其配合法官庭审工作。由于司法社工掌握专业的沟通方法，同时具有脱离于法院的第三方身份，而且多数又是年轻人，前期在开展社会调查时就与未成年被告人有过接触，有了一定的信任基础，因此更容易为未成年被告人所接受。

（三）有利于实施判后帮教

司法社工介入社会调查，不仅限于案件审理期间，其在判后还承担着判后帮教工作并显现出以下三方面优势：

1、帮教对象具有辐射性。司法社工不仅可以对未成年人本身进行跟踪帮教，而且还能够给其家庭和朋辈关系予以一定支持，逐步优化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以从根本上预防再犯的发生。

2、帮教时间具有长期性。由专业司法社工承担专职帮教工作，可以大大减少法院和其他社会资源在帮教工作上的投入，而且由于职能的专一性，能够保证对帮教对象的长期动态性的关注和支持。

3、帮教方法具有多样性。司法社工在对未成年犯罪人帮教时可以灵活选用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帮教方法，比如小组活动、心理测试、手机短信和网络聊天等，此外，他们与帮教对象见面沟通的地点也较为日常化，甚至可以是在麦当劳、肯德基内，在这样的环境下，未成年犯罪人可以把司法社工的帮教很自然地融入日常生活中，从而逐步矫正自身出现偏差的价值观和不良心理。

注释：

i 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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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准则之一的审前调查制度，在考评犯罪并予以刑罚借鉴中的地位日趋明显，其有利于促进刑罚效益的最优实现，被认为是量刑科学化、合理化的体现，是犯罪人处遇个别化的出发点[1]。我们虽不应盲目追崇所谓国际领域先进的司法制度，但理当遵循法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国际司法的一般趋向，来审视审前调查制度的合理性，并为我国司法实践借鉴推广。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中，审前调查制度已成为当今各国少年刑法中的通行制度，具有特殊的意义。尽管我国对这种制度没有实现立法化，不过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对这方面内容有所涉及。如2001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指出：“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值得关注的是，用司法解释这样的规范法律文件形式来确立审前调查制度在我国尚属首次。当前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不同形式的审前调查报告、审前调查笔录等，已在客观上对刑罚裁量有一定影响作用，而对于审前调查制度的生命力如何体现，无疑还要作进一步的思考。

一、审前调查制度的一般解释

审前调查制度，被我国许多学者称作社会调查制度或者人格调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决前，由专门机构或者个人对行为人的个人情况、犯罪背景等进行专门调查，并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的评估，然后将调查与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时参考的一种制度。审前调查报告，即为审判前的调查报告，鉴于我国定罪量刑的程序没有分开，那么审前调查报告自然应当包括足以影响犯罪事实认定和影响量刑适用的因素；当然，审前调查以刑罚个别化原则为理论基础，既有利于有针对性的预防犯罪，也有利于保护犯罪人人权，其实质归宿与量刑调查无异。从应然角度看，审前调查涵盖入罪认定和量刑适用两方面的内容；从实然角度看，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模式将犯罪和刑罚紧密结合，以品格证据质疑犯罪构成的可能性前提并不存在，审前调查则与量刑前的调查无异。从美国的量刑前调查制度来看，审前调查报告包括犯罪人情况报告和犯罪行为情况报告两方面的内容：以前的犯罪和少年违法情况、犯罪行为的描述、被告人职业和工作历史、教育背景和其他相关资料，被害人是否对其有伤害、可能适用的量刑指南条款等。可以说，现代的量刑前调查，既是缓刑的重要依据，更是整个量刑考虑的重要依据；我国的审前调查本身就被广泛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尤其能在对未成年人刑罚处置的轻缓化上发挥特殊的功效。

审前调查制度的必要性，在刑罚原则的理论中也呈现了其必要的价值。未成年犯罪人“教育为主”的处遇理念已被各国法律制度认同，随之引发的未成年犯再社会化的命题也是针对未成年人社会化进程的谬误而来，而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刑罚个别化原则更是教育和再社会化理念演绎的结果，同时也是实现教育刑及再社会化理念的必由之路。审前调查制度正是配合实现刑罚个别化原则的重要支撑。现代犯罪和刑罚的新观念认为：犯罪原因既有社会原因也包括自身的原因，刑罚责任上有社会的责任也有个人的责任，各国的刑事政策上普遍表现为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并重。其中，刑罚的个别预防要求刑罚的个别化，要求刑罚应当与罪犯的个人情况相一致，法官在适用刑罚时，不仅要充分考虑行为人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也要适当考虑其人身危险性大小。从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看，立法精神和司法运作来看实际上已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的意蕴；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别处遇，正是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具体展开。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审前调查制度，存在的价值可见一斑。

二、审前调查报告的审前形成

2006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公、检、司四家单位出台了《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审前调查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审前调查的主体、职责、调查的内容、方法、程序等作出了详细规定。2010年4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还专门会同江苏省司法厅就《办法》的修订进行了座谈，对主要问题深层次地予以剖析。

（一）法院对调查机构的选择确定问题

《办法》对调查主体明确为未成年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社区矫正机构。此规定对本地籍贯的未成年被告人开展审前调查没有丝毫影响，但对于外地籍未成年被告人的调查问题，矛盾比较突出。外地籍未成年被告人除流动作案的人员，多为随父母来到本地工作、生活的，随父母来本地的租住地容易变化难以确定经常居住地，选择社区矫正机构来调查就形成了困扰；属流动人员的又要其户籍所在地出具调查证明。调查机构是否健全、调查人员是否专业、调查结果是否到位，都存在一定的忧患。

（二）审前调查评价结论的客观性问题

《办法》要求审前调查由县（市、区）的社区矫正机构统一扎口，乡镇街道社区矫正工作机构负责具体调查，并形成书面调查评价报告和两级量刑建议。这些结论意见的作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的具体工作。因而这些人员的政治素质、政策水平、社会经验以及基本的法律知识水平等方面的情况对其所作出的调查结论影响甚大。然而，基层司法所及其所属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政治素质、法律业务素质参差不齐，在精力上、时间上、业务能力、敬业精神上往往不能适应《办法》要求的相对专业化的需要。有的调查机构和人员根本未经认真、全面的调查而简单、草率地作出结论；有的为减轻其今后需承担对矫正人员进行矫治的工作负担，不加区分，故意作出不宜适用非监禁刑的结论；更有甚者，某些地区极个别调查人员还可能与被调查未成年被告人的家长在是否适用非监禁刑的评价上存在金钱交易的嫌疑。审前调查结论的客观性受到质疑，将直接影响到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恰当量刑。

（三）委托审前调查制约法院正常审理节奏的问题

一般而言，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简易程序审限为20日，普通程序为45日。按照《办法》的规定，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具有管制、缓刑条件的，法院应当在案件受理后3日内向相关社区矫正机构发出委托调查函，对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社区矫正机构应分别在接到委托调查函的5个和7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评价报告并提交委托法院。在等待调查报告回复的漫长过程中，案件审理的期限却日日缩短，从业绩考核以及对未成年人全面负责的层面说，都是回避不了的难题。

（四）审前调查报告结论当庭接受质询的问题

《办法》规定，人民法院要对调查评价报告当庭质询的，应在开庭前三日将开庭时间、地点通知县（市、区）社区矫正工作机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收到开庭通知后，应当指定调查人员出庭并做好出庭准备工作。同时《办法》也对调查人员出庭接受质询的程序作出了规定。作为法院量刑参考依据的调查评价报告，虽不属于证据的范畴，但法院应当对其客观性进行审查，而作出结论的人员当庭接受诉讼参与人的质询，无疑是一种最好的审查方式。但调查人员当庭接受质询却很难进行实际操作。一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受官本位观念影响，一般不愿当庭接受质询；二是外地调查人员因路途遥远等客观因素不能到庭接受质询；三是受审理期限的限制，有时开庭审理时审前调查评价报告尚未提交委托法院；四是调查人员出于对自己人身安全的考虑，不同意当庭接受质询。再因《办法》规定可以当庭对调查评价报告进行质询，在当事人或其人、辩护人向法院申请后，法院通知后调查人员实际未到庭，反而陷于被动。

（五）法院判决结果与调查报告结论不一致的问题

法院基于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全面审理，根据案件事实、对照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定罪量刑，这是对案件审理的职权和职责。但作为量刑参考的审前调查报告结论有时与法院拟作出的量刑结果不尽一致，由此可能带来的一些现实后果以及对法官的无形风险也不可避免。如调查报告结论建议适用监禁刑，法官作出了相反结论适用非监禁刑的，在刑罚执行时社区矫正机构的态度暂且不论，一旦该未成年被告人在缓刑考验期内重新犯罪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社区矫正机构可能将责任转嫁于法官。如调查报告结论建议适用非监禁刑，法官依法判处监禁刑的，则可能会引发被告人亲属无理纠缠的现象，给承办法官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压力。

综上，从我省的实践情况及我们所了解的其他省市的情况看，我国目前的审前调查报告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报告名称不统一，如审前调查报告、社会调查报告、社会调查情况等；二是调查对象不完全，一般只适用于未成年人，如丰台区法院等个别法院才有对未成年人的探索；三是调查目的不宽泛，更多是为了考虑适用缓刑的效果，便于非监禁刑犯进入社区矫正，对可能判处实刑的调视程度不够；四是调查的主体不确定，有检察、审判机关直接调查的，有基层司法所调查的，也有社区矫正机构或者委托社会调查员进行调查；五是调查内容不规范，一般涉及家庭背景、个性特点、案件情况、自我认识，除了北京门头沟法院引入社区评价、苏州平江法院考虑帮教条件外，对于没有明文规定的酒精史、药物史（吸毒史）和心理诊断等影响量刑的因素极少评判。为使审前调查报告更具有实践操作性，就以上几个方面，进行统一的论述。

1．调查报告的名称

在我国有着各种名称的审前调查报告。判决前的调查报告，对于法官决定是否适用缓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这一制度，急需上升到立法高度进行规范化。[1]按照我国目前的状况，应当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名称，就应该有什么样的报告形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既要查明犯罪事实，又要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让其认识自身的犯罪原因及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这就要求少年法庭需要掌握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平时表现、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及其在诉讼中的表现。[2]如此看来，最高法院李兵所提出的“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调查报告”名称是能够被借鉴和贴近实际的。

2．调查报告的对象

既然未成年人是需要被特别保护和关注的对象，虽然我国的审前调查制度在立法上未有强制，但司法解释对审前调查已作出授权，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广泛运用审前调查报告，就符合了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也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待审前调查制度已经日臻完善时，再在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推广，现有形势下的审前调查，应当对未成年被告人一律适用，对成年被告人鼓励适用。

3.调查报告的调查主体

依据现有规定和做法，调查报告来源于司法机关、社区矫正机构、有关社会团体、社会调查员等多种渠道，究竟由谁来承担审前调查的主体，也存在一定争议。如有学者主张，调查报告的主体应该是法官。从法理上来说，调查结论对于量刑具有重大影响，委托他人调查难以确保其结论的真实性。法官作为刑罚裁量的主体，为保证量刑适当，应当对犯罪人的个人情况亲自调查，这种调查本身就是形成量刑结果的过程。[3]但司法机关直接担任社会调查主体有不少弊端：如在侦查环节的警官同时承担社会调查任务的，其对犯罪主观的判断容易误导调查报告的内容；如检察官，社会调查制度要求其积极介入涉案未成年人的生活环境甚至内心世界，查明其中能够影响法官定罪量刑的情节，这些要求似乎与其指控犯罪的首要职责不相协调。[4]调查过程的“先入为主”、“先定后审”的弊端，则有可能对法官公正判决产生影响。而由辩方担当社会调查主体，调查内容可能有失偏颇，调查报告极易沦为脱罪的工具。由社会团体组织进行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的调查,是各国审理少年刑案采用的常见形式。[5]社工等社会团体组织人员，不仅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具有亲和力，且相对独立于各方当事人，所做社会调查报告更具客观性，还可弥补司法资源紧张等缺陷，是人民参与司法的具体表现。[6]所以，我们建议从立案起，调查工作就应伴随刑事诉讼的展开而启动，这样可以减少批捕、的案件数量，也有利于提高审判的效率。

我们不妨参照一些法院尝试的由未成年人保护组织聘请的社会调查员（审前调查员）来进行审前调查的做法。在案件移送到法院审理前已经先行形成调查报告，而法官在具体案件审理时再根据未成年人的悔罪表现等充分利用自由裁量的特点，也反映出对审前调查报告科学、客观性的认可。另外，如果在未成年人犯罪案发进入刑事诉讼阶段，调查活动就能伴随辩护权的行使，无疑也是对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体现和尊重。社会调查员全面直接参与调查，选拔时应要求其具有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背景，并掌握一定的审前调查技能，如面谈与沟通的技巧、制作和分析人格调查量表、撰写分析透彻的调查与评估报告等，再适当地对其进行培训。为保证调查结论的科学性，在必要时，还应委托专业机构及人员对涉案未成年人进行医学、心理学及精神病学等方面的鉴定。这样做既解决了困惑我们的审限问题，也解决了调查员的出庭问题，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调查报告的质量。在逐渐建立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后，调查报告的正确使用也有益于教育、说服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使法官真正摆脱外界的干扰、专心办案。

4.调查报告的具体内容

目前，审前调查报告中均涉及家庭背景、个人特点（包括个人经历、生理、心理特征）、案件情况、自我认识、社区评价、帮教条件六个内容：

（1）个人情况和性格特征。

个人情况包括具体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生活经历，以及案发前的身份和社会经济地位。性格特征上要注意是否有生理和心理疾病（包括精神病）、是否有吸毒、酗酒、赌博、网瘾等不良表现，是否同具有不良表现的人进行交往等。

（2）犯罪情节和个人表现。

犯罪情节包括犯罪的起因、同被害人的关系、被害人是否有过错，以及犯罪的目的、动机、手段，等等。个人表现包括平时的一贯表现、有无违法犯罪的前科或其他不良行为、犯罪后的认罪、悔罪态度等。

（3）家庭背景和教育环境。

家庭背景包括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父母的个性与和睦情况、父母对孩子的管教情况等。尤其要注意，涉案未成年人的家庭是否正常完整、父母自身的言行情况和对孩子是否存在管教不当等情况。教育环境包括学习成绩、学习态度，学校的管理秩序和全面教育情况等。

（4）生活环境和帮教条件。

生活环境包括家庭迁移的情况、所在社区的治安秩序、邻里关系等。帮教条件包括社区矫正机构的完善、矫正人员的配备、矫正措施的得当等。

三、审前调查报告的审判运用

长期以来，定罪量刑捆绑在一起成为习惯的方式，在立法没有修改、现行诉讼程序不改变的前提下，审前调查报告在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刑罚处罚上，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如何较好地把握审前调查报告，是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谦抑刑罚的法律精神、并得以实现量刑均衡的重要环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第二款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61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同时，随着近年来非监禁刑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扩大适用以及社区矫正等非监禁处遇方式的发展，是否选择非监禁刑，以及选择何种非监禁处遇方式，均依赖于审前调查对涉罪未成年人个体情况的调查和分析。因此，在量刑阶段突出审前调查报告的作用，对于对涉罪未成年人实施个性化矫治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调查报告仅作为量刑的参考

在审判实践中,审前调查报告主要反映导致未成年被告人犯被指控罪行的主观与客观因素，是少年法庭据以查明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动机的重要依据。有人认为，根据调查报告本身的内容及其作用，从理论上而言，调查报告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具有英美法系证据规则中品格证据的属性。[1]传统观念认为，证据必须与犯罪事实联系在一起，也就意味着证据只能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部分，从庭审程序上说属于犯罪事实的调查，只限于根据犯罪构成来判断定罪与否。在这样一个程序中，牵涉到大量的被告人品格的信息。而这些品格事实是在定罪即判断被告人犯罪事实是否成立时所禁止的。例如有关被告人平时自私、爱占便宜的品格证据，不应作为被告人犯盗窃罪的根据。是否构成犯罪或者构成何种犯罪，都应严格按照犯罪构成要件来加以判断，不能以不良品格“入罪”，同样也不能以良好品格“出罪”。只有当被告人的品格证据能够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能够证明犯罪构成要件以外的其他犯罪事实，相关证据涉及品格问题，或者使用品格证据对污点证人证言的可靠性进行质证等情况下才能使用品格证据。[2]由于审前调查报告中涉及的内容有很多是与犯罪无关的，但是又影响量刑的，而这些量刑情节如被告人的品格和习惯，容易在事实问题的判断上造成事实认定者的偏见。有学者提出将量刑程序从定罪程序中分离出来，保障法官既不会因为与犯罪无关的事实影响自由心证，又能适当量刑的前提。进入量刑程序、量刑听证时，应当提交包括了与犯罪无关的信息的量刑调查报告。[1]伴随时间的推移，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相分离的模式正被试行并有逐渐推广的趋势，审前调查制度将更大程度地为世人关注。

（二）审前调查报告在庭审程序中的出示

2001年4月12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中指出了调查报告的提交者为控辩双方、必要时由法院委托或自行调查。为此，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各类的调查报告，有关其认识和在法庭审理时的出示时间、方式、效果，都不尽一致。更有呼吁社会调查报告从理论上应当视为证据的观点，[2]但同时又提出调查报告只能作为量刑的依据，不能作为定罪的根据。如果从证据角度来说，只能在法庭对犯罪事实调查时出示，且一般均为与诉讼程序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提供，这种方式的市场比较广阔，值得深思。

根据最高法院三五改革纲要的要求，量刑程序要相对独立，由此，审前调查报告作为影响刑罚裁量的重要因素，在未成年刑事案件审理的量刑程序中即大有作为。我们通过对当前一些定罪程序、量刑程序相分离的庭审观摩，清晰知晓庭审调查的事实部分已经由单纯整体的犯罪事实转变至定罪部分的事实和量刑部分的事实。在定罪程序中，法庭调查的仅限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样的犯罪；譬如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都纳入量刑事实部分加以调查，列举证据，在这里审前调查报告便可以自然作为左右量刑的因素之一，从幕后走向台前，在法庭调查阶段作为量刑事实出示，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询，对审前调查报告的判断也由法官的自由心证转变为审判程序的合法环节。出示审前调查报告时，可以参照个别法院引入“适合成年人”出庭一般，鼓励社会调查员参与庭审，作为一个类似专家证人的社会工作者，其仅对其调查报告所载未成年被告人成长经历和生长环境的客观、真实负责。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可据此作为从重、从轻的量刑辩论，从程序和实体上都能达到一种平衡。从效果上看，既阐明了未成年被告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和今后应注意的问题，也足以揭示了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更符合案结事了、息诉罢访的诉讼要求。

（三）审前调查报告的量刑评析

由于通过审前调查所获得的有关该被告人的品性、能力、性格等人格特征正是其人身危险性的表征，因此，审前调查是获知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进而实现刑罚个别化的重要途径。人身危险性“表现为犯罪可能性或犯罪以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以行为人的犯罪倾向性和人格为基础的”，[3]对于不同的犯罪人，因其个人情况不同适用不同的刑罚，要实现立法上的制刑个别化、量刑个别化和行刑个别化。

审前调查能够影响量刑的具体因素非常多，在此无法用所谓量刑基准来简单说明。我们这样认为，一是要查清楚犯罪原因，看是否有从宽或者从严处罚的理由。这些原因在犯罪学上整体概括为家庭、学校与社会环境的原因及在个案中被害人的原因。二是要查清楚适合何种处罚进行教育改造的条件，才能达到教育改造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而与此相关的条件包括：自身生理、心理特征、工作技能，悔罪表现、家庭环境、社区环境、社会评价和容忍度。以上内容有些既是从宽或者从重处罚时需要考虑的理由，也是是否适合某种刑罚的理由，有交叉的地方，是两者同时要考虑的因素。

在审前调查制度被落实、具有相当经验的社会调查员公正获取客观资料，经法庭质证后由高素养的开明法官自由裁量，是能够借助法庭审理教在场者信服，还可以借助文书制作让公众者认可的。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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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规定：新修《刑事诉讼法》第267条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二、关于“社会调查”

(一)新法规定

新修《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

(二)工作现状

我院公诉部门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过程中，对本市户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开展过社会调查工作。社会调查主要由承办人自行开展，主要通过向未成年人所在学校、社区、家属及其本人了解其成长经历、犯罪原因、帮教条件等情况。现有的社会调查工作并不规范。

(三)应对建议

第一，明确哪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必须进行社会调查，哪些可以不进行社会调查。第二，联系具有专业资质的社会调查机构研究在检察环节开展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工作。wWW.11665.com第三，规范社会调查报告，社会调查报告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涉嫌犯罪前后的表现以及是否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等情况。

三、关于“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捕前听取辩护人意见”

(一)新法规定

新修《刑事诉讼法》第269条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二)工作现状

据粗略统计，我院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逮捕率平均在80%，由于大部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属非京籍人员，无固定帮教条件，即使是轻罪、初犯也未能取保候审。在审查批准逮捕前，由于办案时间紧，基本承办人不会主动联系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听取意见。

(三)应对建议

第一，准确理解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有逮捕必要”的条件。对于涉嫌故意犯罪，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一般认为有逮捕必要，同时要求公安机关随案移送证明有逮捕必要的证据材料。第二，准确理解“无逮捕必要”的条件。认为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具备诉讼保障条件、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的，不具有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危险性不大的，一般认为无逮捕必要。第三，切实开展捕后继续羁押必要性评估审查工作。

四、关于“合适成年人参与诉讼”

(一)新法规定

新修《刑事诉讼法》第270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法定人不能到场的，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

(二)工作现状

我院公诉部门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对于其法定人不能到场的，一般会要求其成年近亲属或所在学校老师或所在社区工作人员到场旁听讯问，还尝试与石景山团区委联系，由北方工业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干部到场旁听讯问。固定的合适成年人队伍并未建立。

(三)应对建议

尽量联系未成年人自己的近亲属充当合适成年人，或者邀请未成年人所在学校、社区的工作人员充当合适成年人，并积极探索联系相关组织积极构建合适成年人队伍。

五、关于“附条件不起诉”

(一)新法规定

新修《刑事诉讼法》第271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对附条件不起诉书的决定，公安机关可以要求复议、复核，被害人可以申诉。”第272、273条分别规定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内由人民检察院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起算时间以及附条件不起诉的撤销情形。

(二)工作现状

我院公诉部门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拟提出作相对不起诉处理决定前，一般承办人会请示主管领导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开展诉中考察。在实践中，没有尝试开展过附条件不起诉的考察工作。

(三)应对建议

(1)刑诉法修改后对附条件不起诉规定的较为详实，对适用范围、监督单位、复议、复核、撤销条件等均作了明确规定，但检察机关应如何进行监督需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现在未检办案人手较紧，未检干部除了从批捕至起诉的一体化办案，还要完成特殊教育即预防工作。刑诉法修改后对批捕、起诉环节的工作量本就有所增加，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工作要求也不断提高，人案矛盾会进一步凸显。(2)附条件不起诉规定了要求听取公安机关和被害人的意见，如果公安机关或被害人不同意对犯罪嫌疑人附条件不起诉应如何处理尚待明确。(3)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很多情况下会和刑事和解制度一起进行，如何保证不同的犯罪嫌疑人在同等条件下受到平等对待，以免让人感觉有花钱买刑之虞。(4)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职责可以由案件承办人承担，也可以由检察机关依靠观护体系、社区矫正机构委托相关人员进行，并定时向检察机关报告。但是以聘请专门的考察机构开展此项工作为宜。

在上述问题论证解决后，研究制定开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附条件不起诉工作的具体工作流程及工作细则。联系具有资质的专业考察机构，摸清开展此项工作需要的资金。

六、关于“犯罪记录封存”

(一)新法规定

新修《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嫌疑人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二)工作现状

刑事记录是指涉罪未成年人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所留下的所有记录，包括定罪量刑记录和其他刑事记录，如刑事立案记录、强制措施记录、不起诉记录等。我院在检察环节中没有开展过有关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记录封存工作。但是在办案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最大限度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尽可能缩小未成年人犯罪后的不良影响。

(三)存在问题

第一，犯罪记录封存缺乏操作细则。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涉及到户籍制度、学籍制度、档案制度等多个方面的改革，操作起来比较复杂，难以一蹴而就。第二，犯罪记录封存实际效果还有待检验。虽然新修刑事诉讼法规定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然而法律规定有但书，授权有关单位依法查询，犯罪记录仍有外泄可能。此外，目前全国公安机关犯罪记录实现计算机联网，在某地对犯罪记录封存，如何保证在其他地方无法查询到，是必须研究解决的问题。第三，犯罪记录封存和现行的诉讼公开原则存在冲突。刑诉法规定了一些诉讼公开的原则，如审判时未满十八周岁的人不公开审理，但是宣判是公开的;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审判时已满十八周岁的审理是公开的;不起诉决定的宣告也是公开的。如果在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已经被公开以后再去封存其犯罪记录，会不会对封存的效果、意义和价值产生影响值得思考。第四，犯罪记录封存和社会化帮教可能存在冲突。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矫治需要社会化帮教，如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参与诉讼、诉前考察，不诉帮教、缓刑社区矫治等等，都离不开各方面社会力量和学校、社区等单位的支持配合，这就不可避免地扩大了知悉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人员范围，提高了犯罪记录公开的可能性，这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要求是存在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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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未成年人 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 社会调查制度 刑事和解

逮捕的含义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和西方国家中存在差异。西方国家的逮捕仅指逮捕行为，不必然引起羁押，而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逮捕，既包括了逮捕行为又包括逮捕以后的羁押状态。未成年人心智尚未完全成熟，辨别能力、自控能力、承受能力都发育不够，明显处于弱势群体。对未成年人进行特别保护，慎用羁押性强制措施是我国和多数国家地区司法实践中达成的共识，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更明确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遵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今后的实践中，应如何严格限制逮捕措施的适用，加大其他强制措施对逮捕措施的替代功能，笔者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和探讨。

一、对未成年人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的规定和意义

从立法精神上看，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措施的适用本身就有严格的限制，本次修法对强制措施方面做了重大修改，其中为严格限制逮捕的适用，减少审前羁押的比例也做了有针对性的修改，而对未成年人适用逮捕措施，其限制规定更为严格。这些修改进一步完善了逮捕制度，主要表现在：（1）新《刑事诉讼法》第79条对逮捕条件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将“社会危险性”细化为五种具体情形，完善了逮捕的条件，既增加了“应当逮捕”的适用情形，又将逮捕的适用区分为“应当逮捕”与“可以逮捕”两种。该规定为检察人员作出逮捕决定与否提供了具体可操作性的依据，有利于防止办案机关滥用羁押决定权，也有利于进一步统一法律适用，减少个案差异和干扰，维护司法统一。除此之外，新《刑事诉讼法》第269条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2）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91条第2款，增加了逮捕后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的规定，对刑事拘留也有作出相关规定。这些规定有利于对侦查机关讯问过程的监督，从而有利于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3）完善了审查逮捕程序。新《刑事诉讼法》第86条，增加了审查逮捕时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诉讼参与人和听取律师意见的规定；第268条规定了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不仅要调查未成年犯罪的事实，还要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社会调查。这些规定有利于检察机关加强证据审查，更加全面地了解案情，全面客观地作出逮捕与否的决定，同时也为教育改造未成年人确定有针对性地改造方案和方法。（4）增加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这一制度加大了司法机关对未决羁押的审查力度，将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审查从逮捕这一起点延伸到捕后羁押全过程，在保障诉讼的同时控制和减少羁押，打破“一捕了之”的实践困局。而对已批捕羁押但认罪态度好的轻罪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开展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尽可能地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有利于减少长时间羁押给他们带来的心理伤害和监管场所可能存在的交叉感染。

二、非羁押强制措施的修改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严格适用逮捕措施的意义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有利于司法机关依据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对其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大量的适用非羁押性替代措施，修改后的理论上总结的标准是：释放为原则，羁押为例外。（1）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符合青少年犯罪的特点。由于青少年正处在心理和生理发育成长阶段，人格尚未完全塑造成型，其实施犯罪具有一定的突发性与偶然性，尤其在初实施犯罪行为后情绪比较紧张，无论是出于保护未成年人身体健康，还是实现教育、感化、挽救青少年的目的，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出发都应以不逮捕为原则。（2）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广泛适用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符合我国人权法制建设的需要。《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要求各国的少年司法政策应努力减少司法干预和影响，因此我国扩大对未成年人适用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措施，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3）对未成年人适用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风险较低，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不至于发生严重的后果。一是因为大部分未成年人罪行较轻，又具备法定从轻或减轻的情节，逃避审判的可能性较小。二是未成年人社会阅历较浅，主观恶性小，容易教育感化，接受司法机关的讯问后在很大程度上已能反省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继续作恶的可能性很小。三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对家庭教育的失败也有深刻的体验，心理上有迫切重新塑造家庭教育功能的需求，在实际行动中也会严密地监控未成年人，防止未成年人潜逃或者重新犯罪，以争取一个有利的处理结果。四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能够有效消除或减少社会危害性。社会危险性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继续危害社会或他人、妨害刑事诉讼程序正常进行的一种或然性，它属于一种对尚未发生事实的预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具备有效监护和社会帮教措施，没有社会危害性或社会危害性小，不逮捕不至于妨害诉讼正常进行。

三、未成年人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制度的延伸

（一）加强检察机关对于未成年人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机制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增加了开展审查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和捕后逮捕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规定，进一步提高了羁押审查的全面性和科学性，特别对于严格限制对未成年人适用逮捕措施具有重要意义。在贯彻这些规定的过程中，笔者认为应当做到：一是准确理解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有逮捕必要”的条件。对于涉嫌故意犯罪，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认为有逮捕必要，同时要求公安机关随案移送证明有逮捕必要的证据材料。二是准确理解“无逮捕必要”的条件。认为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具备诉讼保障条件、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的，不具有社会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危险性不大的，一般认为无逮捕必要。三是切实开展捕后继续羁押必要性评估审查工作。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未成年人被适用逮捕措施的，检察机关要从人权保障出发，开展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对不需要羁押的，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羁押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带来的不利后果。

（二）建立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的社会调查机制

在审查逮捕程序中，注重对未成年人犯罪事实、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的全面调查，对于教育改造未成年人，慎用逮捕措施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点来完善社会调查机制在审查逮捕中的作用：一是建立未成年人羁押必要性社会评估机制。根据未成年人个人、学校、家庭、社区多方面的情况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估，必要时检察机关可以提前介入的形式将羁押必要性评估提前到侦查阶段，引导侦查人员调取羁押必要性证据。二是强化侦查机关和律师的调查取证机制。推动公安机关全面收集未成年人羁押必要性的证据材料，也可以发挥律师的调查取证作用。三是完善委托调查取证机制。虽然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将社会调查主体确定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但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等“六机关”《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规定：“社会调查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负责。”结合新刑事诉讼法和“六机关”的规定，笔者认为，为提高证据的公信力，在进行社会调查时，司法机关可以委托调查的方式开展此项工作，并通过对社会调查报告的审查复核来体现主体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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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附条件不　宽严相济　未成年人　权益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271条至273条增设了附条件不制度，并对该制度作出了规定，修改后刑诉法第271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所谓附条件不，是指检察机关对某些符合条件的案件及应当负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考虑到犯罪嫌疑人的自身状况、公共利益以及刑事政策的需要，设立一定的考验期、设定一定的条件进行考察，期满后根据考察情况，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作出不决定的一项工作机制。?附条件不制度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讯问和审判时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共同成为修改后刑诉法对于充分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三大重大突破，然而，仔细研读未成年人附条件不制度，仍然可以发现一些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讨的问题。

一、未成年人附条件不制度的发展背景

（一）90年代初开始探索

在我国，检察机关从1992年起开始探索附条件不制度，起因是为了克服犯罪数量的逐年上涨，而检察机关的办案资源相对有限的矛盾，而契机则是对全社会对未成年人犯罪司法理念的逐渐认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儿童权利最大化”的权利保障原则在刑事司法中得以彰显。最早进行相关探索的是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1992年初，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对涉嫌盗窃的一名16岁犯罪嫌疑人延期，考察期为3个月，在考察期内，该犯罪嫌疑人表现良好。

（二）近些年不断发展和波折

近年来，随着附条件不制度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在许多地区的检察机关得到推行，至此适用附条件不制度处理的人员和案件数量明显增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产生波折、引起质疑。有的观点认为该项制度与现行法律存在冲突，其于法无据，应当禁止或谨慎推行。这种观点也促使附条件不制度产生波折或者停滞。

（三）2012年立法确立

在2012年，刑诉法修正案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专门对附条件不制度作出规定。至此，未成年人附条件不在我国立法中得以确立。同时也为该制度在我国扩大适用范围奠定了坚实立法基础。

二、未成年人附条件不制度的价值

（一）附条件不的理论基础

1．附条件不符合便宜主义的需要。附条件不制度是便宜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也不同于相对不。我国刑事诉讼法通过确立不制度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裁量权，检察机关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充分行使自由裁量权。修改后的刑诉法确立的未成年人附条件不正是我国积极拓展不的适用范围的有益探索，丰富检察机关不裁量权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检察院的自由裁量权过小的问题。

2．附条件不符合刑罚目的的需要。首先，适用刑罚于未成年犯罪人，并不是防止其重新犯罪的最佳途径；其次，不予监禁也可以避免在看守所等羁押场所接受到包括犯罪手段等不良内容的侵扰。附条件不制度就是在不监禁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矫正，以非刑罚化的方式达到对其改造的目的。最后，轻刑化和非刑罚化国际趋势的现实需要。

（二）附条件不的政策基础

1．附条件不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附条件不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支撑。附条件不恰恰体现了宽严相济“宽”的一面，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度有效落实。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更需要对未成年人进行审慎处理，鉴于他们未成熟的心智、较轻的社会危害，通过未成年人附条件不制度可以让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赔礼道歉，改过自新的机会，在宽容的氛围中回归社会。

2．附条件不符合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需要。首先，随着刑诉法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非犯罪化与轻刑化的刑事法律理念的树立，从而避免因刑罚的不当利用造成的不应有的损害，实现保护人权，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秩序。另外，对于罪行较轻，但又不符合不条件的犯罪嫌疑未成年人，尤其是未成年的犯罪嫌疑人，如被贴上罪犯的标签，对其以后的工作、学习、生活都将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可能走上更加歪曲的道路，也不利于未成年的保护。

（三）附条件不的社会基础

1．附条件不符合诉讼经济价值的需要。波斯纳曾经说过“公正在法律中的第二个意义就是效率”。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各类刑事案件日益增多，尤以轻微刑事案件更为突出。但司法资源有限性，难以应对，而附条件不制度就是在阶段将一部分轻罪刑事案件，用尽可能少的资源来处理未成年人轻微形式案件，实现司法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有效解决未成年人犯罪率不断攀升的问题。

2．附条件不符合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的需要。从回归社会的角度看，首先，附条件不优于刑事诉讼法相对不决定的法律效力。因为相对不宣布后立即生效，着重点不在于未成年人的实际表现，也无法约束宣布后的行为。附条件不可以有一段时间的考察期，进而确定回归效果，恢复被破坏的法律秩序。其次，正当、合理选择不程序有利于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未成年人附条件不制度的完善

1．罪名适用范围稍显狭窄。修改后刑诉法规定，对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侵犯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适用附条件不制度，而对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类等犯罪则没有作出相应规定。上述几类犯罪都有暴力与非暴力、故意与过失之区别，对属于非暴力，且为过失犯罪的未成年人只要其情节较轻，确有悔改表现，符合附条件不制度规定的就应该适用该规定，而不应该仅仅从罪名上进行区分，否则将无法真正发挥附条件不的作用。

2．附条件不适用前的调查评估不足。首先，新刑诉法没有就此作出规定。其次，检察机关无法在实践中把握调查评估的具体内容，不仅不能收到附条件不制度的良好效果，同时有可能为部分犯罪人逃脱法律惩罚，留下可乘之机。再次，调查评估标准有待确立。未成年人的犯罪恶性程度和社会危害性，是需要经过走访调查和价值评估的，调查评估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成长经历家庭背景，一贯表现等情况的调查，判断未成年人是否能够适用附条件不。

3．所附“条件”不明确且难以把握。司法实践中，一般应附加哪些条件，目前无统一标准，难于把握，同时修改后刑诉法只作出笼统规定，尚需进一步对所附条件进行明确，通过设置“条件”以期达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

4．缺少健全的考察帮教机制。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附条件不决定后，如何对其进行切实有效的考察，在司法操作上存在一定难度。一是如何对执行半年以上一年以下的考察，还有待明确的规定。二是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较少，如何解决执行考察有待解决。三是监督考察手段较为单一，不适合未成年犯罪的新情形。

四、针对以上未成年人附条件不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适度放宽可能刑罚条件。笔者建议对附条件不的可能刑罚条件适度放宽，可以借鉴修改前刑诉法对于简易程序的规定，即对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公诉案件，可以采用简易程序。对于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又能满足其他条件的，均可以适用附条件不。这样处理比较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同时，鉴于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判断力较弱的特点，将可能刑罚的条件放宽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

2．附条件不适用前调查评估规范化。一是建立专门调查机构，从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来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一般由专门机构负责，部署专业社会调查员开展具体调查工作，撰写调查报告。二是规范调查内容。具体应包括，未成年人的精神状态、身体状况、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家庭环境、教育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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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诉前社会调查；社区矫正；调查评估；人身危险性

一、引言

刑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刑罚理论从报应主义向教育主义的转化。在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的长期较量中，保安处分应运而生。所谓保安处分，是指以特殊预防为目的，以人身危险性为适用基础，对符合条件的特定人可采用的以矫正感化、医疗等方法，改善适用对象，预防犯罪的特殊措施。[1]为顺应刑罚现代化的潮流，2003年两高、两部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把社区矫正这一保安处分上升为刑法规定。然而，作为适用社区矫正之前社会调查制度仍处于起步阶段，且很少为公众所知悉。

目前，上海市普陀区、浙江省绍兴县、四川省绵阳市等诸多地区已开始试行诉前社会调查制度，这一制度为准确适用社区矫正提供了合理、科学的支撑，提高了人民检察院行使量刑建议权的有效性，也提高了法官量刑的科学性。笔者试图以上海市普陀区的诉前社会调查制度为视角，分析该制度的理论基础、价值所在及不足，并试图从多侧面、多角度进行完善，以期该制度能在全国普遍成功推行。

二、诉前社会调查制度概述

2012年，上海市普陀区公检法司机关会同普陀区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为了确保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权的有效行使，为人民法院适用非监禁刑罚提供量刑依据，提高社区矫正效果，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了《开展诉前社会调查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一）诉前社会调查制度的内涵

《实施意见》规定，诉前社会调查是指区人民检察院在受理区公安分局移送审查的案件后，根据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悔罪表现等，对拟建议区人民法院判处管制或适用缓刑的犯罪嫌疑人，在提前公诉前，委托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司法行政机关开展调查评估，形成调查评估意见，作为区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和区人民法院审判量刑的重要参考。

诉前社会调查程序的启动主体为人民检察院，诉前社会调查的执行机构为是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司法行政机关，调查对象为拟建议判处非监禁刑的犯罪嫌疑人，监督主体亦为人民检察院。

（二）诉前社会调查制度产生的域内外背景

在国外，社会调查制度肇始于美国的缓刑资格调查制度，它是由“现代缓刑之父”的约翰·奥古斯都在1840年提出的。[2]后来，逐渐演变为美国的量刑前报告制度，法国的人格调查制度及日本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等。

在国内，近些年不少地区试行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制度，该制度始于未成年被告人审前调查制度。当时为了贯彻《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也称《北京规则》）的思想宗旨。[3]2000年最高法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大部分地区基于第21条的规定，尝试推行了未成年被告人审前调查制度。后来，一些地区又尝试把此制度适用对象范围扩大到拟判处非监禁刑并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形成了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然而，审前调查制度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不足，因此，一些地区在借鉴审前调查制度经验及完善其缺陷后，相继推行了诉前社会调查制度。

三、关于诉前社会调查制度的法理分析

诉前社会调查制度的理论基础为犯罪三因素论和刑罚个别化理论。19世纪末，实证犯罪学派的杰出人物菲利，在继承了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论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不能仅用生理因素去解释犯罪，还要考虑自然因素、尤其社会因素的作用，即著名的“犯罪三因素论”，这标志着犯罪学多因素理论的建立。[4]根据此理论，犯罪原因不仅包括犯罪人的心理、生理、性格，还包括物质环境、家庭社会关系、成长经历、文化水平、经济状况等原因。因此，进行诉前社会调查，多侧面了解犯罪原因，既能准确评估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又可制定针对性的矫正方案。

另一理论基础是刑罚个别化理论，它是由实证犯罪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李斯特提出，他主张以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对犯罪人进行分类，对不同类型的人实施威慑、改造、隔离等不同的预防和惩罚措施，据此实行刑罚个别化。[5]诉前社会调查是对这一理论的体现，通过调查评估，可以查明不同犯罪嫌疑人的不同犯罪原因，并依此判定其社会危害性的强弱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从而对症下药，制定个别化社区矫正方案、预防及惩罚措施。

四、关于诉前社会调查制度的比较价值分析

相比社区矫正审前调查制度，诉前社会调查制度更具价值优越性，主要体现在：

（一）确保社会调查工作处于监控之中

审前社会调查制度往往由法院启动，法院有时会亲自调查或者委托司法局甚至社工站等社会组织，然后得出评估结论作为量刑参考。然而，在调查过程之中，检察院始终未能介入。这使调查游离于监控体系之外，极易造成司法腐败。另外，即使检察院事后提起抗诉，由于缺乏量刑建议依据，难以抗衡法院判决，且会造成讼累，浪费司法资源。

然而，诉前社会调查制度合理规制了这一问题。首先，作为国家公诉机关的检察院因其承担控诉职能的特殊地位，并不实际执行调查工作，而是委托调查，这样就避免了自我监督。其次，从发出委托调查函、接收诉前社会调查表并随案移送、最后到法院判决，检察院一直处于参与中。再次，如果法官明显不依据诉前社会调查报告科以刑罚，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检察院事后进行抗诉监督也具有了充分依据。

（二）减轻法官办案压力，避免仓促调查

随着社会发展，社会纠纷频发及人们对司法纠纷解决机制的倾向性选择，法院工作日益繁杂，法官面临着巨大的办案压力。某些公诉案件尤其简易程序案件审限较短，加上社会调查工作本身复杂调查工作往往流于形式，难以确保调查评估报告的准确度。因此，把社会调查提到审查阶段，并由人民检察院委托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社会调查，可以有效缓解法官的办案压力，避免调查工作过于仓促。

（三）提高了检察院行使量刑建议的准确度

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是基于公诉权的下位权能，其价值在于追求诉讼经济与司法效率。在我国，法官的自由裁量幅度较大，如刑法分则规定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等，量刑建议权的行使可以合理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也可降低上诉率和抗诉率，避免讼累，节约司法成本。诉前社会调查可提高量刑建议权的行使准确度。一方面，检察官可依据调查报告提出适用非监禁刑的建议；另一方面，如果依据调查报告认为犯罪嫌疑人仍有再犯的危险性、不适宜社区矫正的，而法官判决执行社区矫正的，检察院可依据此提出抗诉，进行司法监督。

五、诉前社会调查制度的不足与完善建议

虽然诉前社会调查制度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创新了社会管理模式，体现了司法的文明性、进步性，更是人性化司法的体现[6]，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必须加以完善。

（一）缺乏法律强制性规定，重视力度不足

目前，诉前社会调查工作大多是依据地方性文件或者部门间协调开展。因法律尚未规定此制度，所以个别试行地区不太重视，部门间的配合力度也不够，调查形式化，严重影响了调查报告的严谨性和可信性。

笔者建议：首先，在立法上规定强制性的诉前社会调查制度。可通过司法解释等方式加以规定，对凡是符合适用条件的犯罪嫌疑人，都应当进行社会调查。如此以来，基于法律的强制规定，各部门就会重视并深入贯彻执行该制度，部门间的配合力度也会大大加强，调查人员对调查工作责任心也会提升，从而保证社会调查工作的严肃性。

（二）异地社会调查难以执行

《实施意见》第4条规定，诉前社会调查仅适用“居住地在本区”的犯罪嫌疑人。这条规定显然有违司法公平。如此规定，主要是由于调查工作要在规定期限完成，而调查工作本身复杂繁琐，如果要到外省市进行调查，缺乏跨区域调查协助机制，执行难度大，调查时间不足。这一方面造成了司法不公，另一方面也容易陷入诉前社会调查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诉讼程序的错误观念。

笔者建议：首先，应明确凡是符合适用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应一视同仁地进行调查，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巩固和加强跨区域调查协作机制。再次，法律可对异地调查规定宽限期。

（三）调查评估队伍专业性不足

诉前社会调查人员主要是由社区矫正专职人员和社会工作者构成。实践中，不少地区从离退休干部、居委会人员、大学生中招募社会工作者。虽然社工招募是采取考试选拔的方式，社区矫正专职人员也具备一定业务知识。但这些调查人员的专业性并不强，实际上他们可能并不具备相关的心理学、教育学、法学、社会学等专业的知识来进行准确的调查判断。

笔者对评估队伍专业化建设的建议：一方面加大对调查人员的培训力度，提升其综合素质，进行相关业务培训、思想培训、法律培训，保证他们有能力胜任该工作且廉洁公正执法；二是吸收社会志愿者、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如心理医生、教师加入调查评估队伍，这样既能为调查评估队伍注入新鲜血液，避免司法工作人员的职业偏见，又能起到民众监督的作用。

（四）部分民众不理解、不配合调查工作

调查过程中，由于民众对该制度不理解、对调查工作人员不信任，担心与犯罪嫌疑人结怨或者调查工作人员向外界透漏自己“不同意适用社区矫正”的调查意见等，往往只讲好的一面，一味同意适用社区矫正。此外，有些民众可能与犯罪嫌疑人存在过节，就借助社会调查这个机会公报私仇，不实事求是地考虑犯罪嫌疑人社会危害性大小，悔罪表现，而一味地否认适用社区矫正，这严重影响了调查评估报告的客观性、公正性。

笔者建议：首先，应适度扩大调查群众范围，综合、理性、全面地分析被调查群众的意见，避免小范围调查产生以偏概全的调查结论；其次，应加大对诉前社会调查工作的宣传力度，引导社会各界支持该工作，打消群众顾虑，对调查过程做好保密工作，对提供虚假信息的人给与适度处罚。

（五）调查方式过于单一

目前，诉前社会调查方式主要采用问卷方式和访谈方式，而调查评估人员往往基于自身工作的便利，多采用问卷方式。这会导致调查内容缺乏全面性、客观性。而且，诉前社会调查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如果仅仅是让犯罪嫌疑人的邻居、同事、单位领导填写问卷，那么调查评估工作就极大丧失了其应有价值，导致调查报告的可信度低，调查程序形同虚设。因此，有必要丰富调查方式，比如，可采取个别约谈、查阅前科劣迹资料、召开座谈会、同步录音录像、利用人格测量表进行人格测量等。

注释：

[1]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759。

[2]王宏玉、张学超.突破与完善：我国社区矫正社会调查制度探析[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1。

[3]陈琳.关于构建我国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价值分析与构想[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35。

[4]许章润.犯罪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3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