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考察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历史考察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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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的迷人魅力

城市的每一个细节都表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耐人寻味。

众所周知，欧洲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令全世界瞩目的。我们在考察过程中发现，无论是历史名城的罗马、雅典、马德里，还是风景迷人的西西里岛、爱琴海诸岛，甚至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米兰，都堪称建筑的博物馆、艺术的宫殿，似乎每一座城市、每一幢建筑都是镌刻在大地上的历史。古典主义、文艺复兴式、哥特式、巴洛克式、拜占庭式等各个时期、各种风格的建筑同众多著名的广场和历史街区交相辉映，构成了欧洲独特的城市风貌。高品味的城市历史文化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使欧洲许多古城至今仍保持着迷人的魅力。

同时我们注意到，尽管欧洲的城市风格各异，特色鲜明，但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尽可能地将城市自身的历史文化风貌完整地保存和展现出来，城市也因此而更显神韵。例如罗马是拥有丰富历史文化遗产的名城，存留着大量的代表性宏伟建筑，因此城市体现出极为厚重的历史文化神韵，使城市的每一个细节都耐人寻味；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雅典，城市风貌体现出现代气息和历史文化内涵交融的特点；具有鲜明民族文化传统的西班牙古城马德里，处处可以感受到现代科技、民族特色和历史文化三者合一的独特气质，科学合理的绿化、交通系统，使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在历史名城建设中得到合理诠释；位于欧陆最西边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展现的是另一番海滨城市风情，虽然经过18世纪大地震后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古迹不算多，但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配上保存完好的文化古迹的点缀，足以使里斯本称得上是风光迷人又不失典雅文化品味的魅力城市。欧洲国家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珍惜和保护意识，实在令人佩服和惊叹。

完善的保护体系

这个体系令几乎所有人都有了一种保护历史文化的责任。

欧洲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是在实践中不断扩展的，体系的关键就是立法。在保护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几乎每确定一个保护概念，随之便会有一系列相应的法规、条例、政令等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各个层面做出相应的规定。欧洲历史文化保护的立法思路非常明确，它强调保护工作不是独立进行而是多元的，将保护与资金、住宅建设、税收、政府职能、公众参与等联系起来，目的是为保护工作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整个体系使得保护工作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政府和民间的力量都得到充分的发挥。保护体系涉及到的制度、环节，如保护内容的形成及确立、保护机构的职能、保护行政管理体系、资金保障体系、监督体系、公众参与体系等，都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下来，从而为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基础和保障。在历史保护的行政管理体系方面，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的法律均规定，文化遗产部门管理遗产，其他相关部门在自身职责范围内协助或监督其工作：城市规划部门主管古城保护及城市景观保全等内容；旅游部门只负责历史文化遗产的促销，不参与遗产的

直接管理。在资金保障体系方面，资金补助的规定是保护法律的重要内容之一，立法中明确规定保护对象的资金补助额度和数量，为保护资金来源的长期稳定提供了法律依据。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通常是保护资金最主要的来源，款项数额巨大；同时以国家投资带动地方政府、社会团体、慈善机构及个人的多方合作投资的方式也存在；各类相关政策的制定也为文化保护提供了多渠道、多层次的资金筹措方式，如减免税收、贷款、公用事业拨款、发行奖券等，使资金得到有效保障。据统计，近年意大利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平均每年在50亿欧元以上。可以说，欧洲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之所以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是同其连贯严格的法律、健全的保护机制、高效的管理机构、充足的资金保障所分不开的。

严肃的保护手段

为了一座文化古迹，不惜付出大代价。

与完善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相对应的是严格的法律措施和保护手段。意大利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历史名城相当多。古城建设，政府不以破坏历史文物为代价，而是要完整地保留了文物的遗迹原状。对城内遗迹的保护，修旧如旧，即使有翻新，也要求有截然不同的区别，让人能够分辨。意大利政府将48％的国土规划为景观保护区，只有经过文化遗产管理部门认可，保护区内才能开发建设新项目。50年以上的建筑受到国家法律保护，其建筑物外部结构属于政府，任何房屋开发商和商店经营者、居民，所购买的只是房子内部的使用权，但不拥有对建筑物整体改造的权力。房子的维修按国家制订的法律进行，不能自作主张，任何未经同意而进行对登录建筑的特殊建筑艺术或历史特征的拆毁、改建或扩建均属刑事犯罪，任何未经同意的行动都将受到处罚。

希腊的雅典虽然没有能够像罗马一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希腊政府为了保护雅典卫城的环境风貌，拆除了卫城周围的所有现代建筑，雅典的重要历史地区，任何建筑活动必须事先报文化部批准。为减少汽车尾气排放，雅典1991年建立了先进的城市地铁交通系统，并且限制汽车进入卫城。此外，据说在希腊萨洛尼卡市有一座长1000多米的陆地旱桥，建桥的原因只是因为桥下有一大片古罗马征服时代的遗迹。为了保护古代遗址的原貌，又不破坏城市规划，希腊建筑师在这里建起一座奇怪的旱地大桥，让大道从古迹上方凌空而过。大桥的造价虽然大大超过公路的造价，但是它保护下来的却是无价的历史古迹。

西班牙和葡萄牙同样有着严格的保护手段，体现出政府和社会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马德里市中心区划定了5个历史街区，政府明文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市中心的古建筑进行任何改动，并且每隔20年必须按照原来模样重新进行维修和粉刷，否则将课以重罚。马德里对历史街区的维修改善制定了长期的实施计划，不急于求成，仅第一期（34．5公顷，756幢楼，11878户居民）计划的时间就长达4年。

得到的启示

欧洲国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中，我们看到了几种趋势：

1.保护内容：从对历史建筑保护到历史环境保护；

2、保护体系：从以立法为核心到公众参与；

3、保护方法：从单一保护到整体保护；

4、保护目标：从历史留存到价值重现。

广东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6个，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6个以及2个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村，但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主要体现在：一些古城的历史格局和风貌被破坏；较多历史保护区被挤占；一些历史街区内的人口密度过大，基础设施落后，居民居住条件得不到改善；普遍缺乏对文物古迹周围历史环境的保护，大拆大建，毁坏了大量尚未列入保护等级的遗迹和一般性历史建筑群；“旅游开发性破坏”和“建设性破坏”较严重，人为随意改变历史文化遗产的原貌，使其逐渐丧失历史原真性；管理机制不健全，政出多门，部门协同配合不够；公众历史保护意识淡薄，历史文化保护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

通过考察，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进一步推进广东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一、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

我们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和宣传以及对有关人员的培训。通过宣传和培训，提高有关领导及专业人员对名城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强化保护意识，掌握历史文化保护的正确方法，树立整体保护的观念。同时，还要合理引导社会公众树立对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正确的价值观，使民间自发的保护意愿能够通过有效的途径转化为具体的保护行动。特别是那些反映传统风貌，体现地方特色的历史街区、建筑群，以及有纪念价值的遗址等，已经构成了当地群众生活环境的组成部分，涉及到当地民众的民情、民风和历史文脉，要积极鼓励公众参与保护。

二、以立法为核心，健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完善历史保护的法制体制工作，做到有法、有政策可依。欧洲大多采用国家与地方立法充分结合的方式，使完善的历史文化保护体系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政府和民间的力量都得到充分的发挥。相比之下，我国的保护体系显得单薄的多。在广东，更是缺乏较系统的地方管理体系，因此保护起来显得较生硬和空泛。建设部已于去年2月颁布实施了《城市紫线管理办法》，并且正在修改完善《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保护条例》（草案）。根据这一形势，广东积极酝酿出台有关条例、配套政策和有关指导性文件也势在必行。通过制订政策法规，尽快填补历史文化保护工作体系中缺少的环节，真正建构起一个健全的保护体系。

要结合广东的实际情况和岭南历史文化的特点，进一步明确保护的基本原则，有关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和历史名镇（村）保护的主要内容，完善保护规划和建设的管理规定，积极建立专项资金保障机制和保护工作的监督检查机制，强化管理机构职能，规范政府行为，鼓励公众参与。地方市、县在遵守国家和省有关法规的前提下，也应该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积极制订相关规定和政策措施，特别是要加强对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建设、基础设施改善、资金筹措等相关政策的研究，针对不同的保护对象，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和政策。

三、以整体保护理念指导历史文化保护规划和实践

广东历史文化遗产十分丰富，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侨乡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城镇风貌、历史文物古迹、民居建筑、民俗文化和民间艺术等资源，都值得我们给予高度的关注并进行有效的保护。但是，目前在我们的城乡规划建设和管理实际工作中，效果往往不尽人意。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方面是我们城乡规划建设和管理部门没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树立整体保护理念，正确处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城乡建设的关系。历史文化遗产作为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离开对其保护进行城乡规划和大规模开发建设，最终必将以牺牲历史文化遗产为代价；只有充分考虑到影响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各种因素，并合理地对历史文化遗产再利用，赋予新的内涵，才能使历史文化遗产获得更好的生机和活力。我们认为，在整体保护理念的指导下，应该特别注意把握好以下“四性”原则：一是原真性。在进行文物建筑保护时，要坚持“整旧如故，以存其真”，真实保护所遗存的本来的真实的历史原物和全部历史信息；在保护历史文化地区和名城（镇、村）时，不得破坏历史文脉和肌理的连续性和逻辑性；二是可读性。在整治和改造时要在历史遗存上真实承认不同时期留下的痕迹，加建和改建部分要与原貌有所区分，要做到“可识别”；三是整体性。不仅保护遗存本身，还要保护其周围环境，特别对于城市、街区、地段、景区、景点，要保护其整体的环境，珍惜不可再生的历史风貌；四是可持续性。要通过历史保护激活历史环境价值，实现历史文化资源的活力再生，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利用中保护，将保护与利用有机结合。

四、引入历史文化遗产经营理念，广泛拓展保护的筹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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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The Design and Using of Native History in Teaching

Subject of Modern China History

NIU Linhao

（Modern China Institut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s school-based curriculum of the Chinese modern history should depend on native history and cultural to deepen student's study of specialty knowledge and to show characteristic of native and school.This paper will research how the design, using native history and cultural, that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it, and will show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native history's construction in teaching of the Chinese modern history.

Key wordsSchool-based curriculum, native history and cultural

本文所涉及的中国近现代史校本课程的设计是指该课程对乡土历史资源的设计和利用等尝试，是指学校自己设计某种具有自己学校文化特色和地域历史文化特点的社会活动专题。对于乡土历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教育工作者们关注的多是基础教育中的乡土课程、历史课程的校本课程的开发和探索，对于高校历史学专业课程中校本课程资源的开发论述稍显薄弱。

1 校本课程改革对乡土历史课程资源利用要求

我国高等教育课程政策改革的方向应该从原来单一的国家课程模式走向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模式，校本课程的实施赋予了学校和教师的课程权力，是从国家课程开发模式中发展而来的。校本课程的开发也有强有力的政策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就指出“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学校课程”三种课程管理层面。这实质上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对国家和地方所设置、规定的课程，学校有一定程度上的自主选择权和决策权，如课时的适当调整、教材的选用等方面，不过这部分的课程最终仍由国家或地方来统一管理；二是国家所颁布的课程计划中，将课时分为三大块，国家和地方各占一部分，学校也占一部分，这部分课时由学校自主安排，学校独自设置课程，课程标准和教材也由学校自主决策，或者学校自己开发，或者选用他校开发的。笔者认为，基于上述校本课程的管理层面而言，历史学专业校本课程的开发应该以乡土历史文化资源和学校教育资源为依托而开发多样化的课程方式。特别是历史专业的校本课程开发则更需要结合学校所在地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突出地方特色，让学生们感到亲切真实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课程改革明确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三级课程管理体系，强调发挥地方、学校的资源优势与办学积极性的必要性。

在校本课程的建设中，历史学科专业必修、选修课程有着天然的优势。乡土历史文化资源应该成为师生主要的课程资源之一。历史乡土课程资源是指以学生所在地区的各种课程资源的总和。在校本课程资源的开发和设计中，高校历史学专业教师的历史学专业课程应该依托乡土历史素材，凸显地方、学校特色，使教育对象对于生硬的专业知识的学习自然演变为“历史就在我们身边”的教学模式。本地区的乡土历史文化资源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应该深度挖掘的课程资源，特别是对于具有丰富乡土历史文化资源的河南地区而言更是如此。2009年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在全省旅游立省大会上提出了“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的论断，更是说明了河南作为历史文化大省的深厚历史资源。而这些历史文化资源应该在历史学校本课程开发中凸显出其对教育的价值。基于校本课程开发的课程改革要求和河南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现实，我们在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的教学活动中，实行了一些乡土历史资源的课程设计。

2 近现代乡土历史资源的开发设计及利用

在课程体系建设环境中如何在校本课程建设中挖掘和运用乡土历史文化的内涵，却仍旧处于探索阶段。在河南各个地区，适合校本课程需要的乡土历史文化资源是很丰富的，我们在教授中国近现代史课程时就根据河南本地的近现代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力图在课程的学习中间发掘出有地方特色又内涵丰富的校本课程资源。一般而言，河南近现代乡土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知识与能力层面。提高阅读、实践和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信息的能力。这主要是通过指导学生进行田野考察，到图书馆、方志办公室、档案馆、文物馆、党史办公室、纪念馆、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地方高校等地方史资料保存单位查阅资料，撰写调查报告及论文来实现。二是过程与方法层面。通过预设课堂讨论、辩论、读书、上网查阅资料、参观、访问、考察、调查等课内外的学习活动，促成学生的探究学习、自主学习和团队调研的能力，学习运用历史学的基本理论来分析、研究近代河南地方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三是情感态度与价值层面。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感和事物的评判价值观。我们在历史教学和河南地方近现代历史文化资源的结合上，充分利用本地丰富的资源优势，让学生实际接触活的历史教材――文化遗产，在历史教学中创造条件让学生“触摸”近代历史。由于中国近现代史课程内容、时间断限上的特点，本课程的乡土历史文化资源在各地都是比较丰富的。具体来讲，本课程所利用的校本资源包括：（1）校史资源的利用。学校的历史积淀是校本历史课程的重要资源。河南大学完全是近代的产物，曾经在近代中国产生过很大的历史作用，也即将迎来它一百周年的创建历史。在近现代史的课程开发中历史教师组织成立校史研究小组，参与建设校史陈列室与校史资料的收集、整理。（2）乡土历史文化资源的利用。主要有：①查阅历史文献，搜集乡土史教学资源时应当熟悉和掌握本省图书馆、档案馆、文化馆中所存的近代书籍报刊，找出有关的方志、报刊、私人著述等书目；②参观考察。参观本地区的博物馆、展览馆和纪念馆，对本地区的名胜、古迹进行考察，能对近现代历史大事的遗存有整体的了解，可以掌握一些形象的材料；③访问调查。主要是向本地区一些历史事件的当事人、知情者或目睹者进行调查，搜集材料。（3）利用网络中的乡土历史资源。网络资源成为当下教学和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当前历史教学中的一个新模式和动向。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过程中，更应该利用网络资源进行教学，建立开放的历史课堂教学模式。网络资源主要以文档、图片、视频、音频、文献资料等形态存在，以古迹导游、访古游踪、历史博物馆、历史名城、历史人物等为近现代史资源的形式存在。这些网络资源必须经过筛选后才能确定，笔者认为让学生筛选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过程。具体来讲，网络乡土历史资源主要包括：当地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以及其它文化事业机构所提供的网站。

在每学年的乡土历史资源课程的开发与设计的实践教学模式中，我们的实施方案可以分为三个：课题研究、调查报告和档案调查。课题研究可以在日常教学中进行，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步骤进行：首先，拟定研究专题，组织课题小组，分工协作。其次，课题组成员共同拟订课题实施计划和纲要。再次，课题组成员根据课题实施计划制定每学期的计划。第四，挑选学生，组成课题小组，进行训练，为寒、暑假进行田野考察做准备。调查报告主要是针对我院组织学生赴省内外进行考察时进行。首先是根据考察路线，按图索骥，梳理出该处近代历史上的大事，让学生每个小组选择一个调研事件，列出调研计划。其次，在考察过程中按照计划进行口述史料、碑刻史料、文献史料、实物史料等收集。再次，考察结束后撰写河南近代史调查报告呈交，并组织教师和学生代表公开评议。档案调查主要安排在寒暑假期长时间段内进行。中国近现代史课题组教师在上课的同时，组织学生考察开封市近现代遗迹，如辛亥十一烈士墓、河南省农业改进所遗迹、焦裕禄纪念馆等，并将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活动中，我们通过以上乡土历史资源的开发既可以锻炼学生对历史学习和初步研究的能力，也强化和提高了中国近现代史教学组教师的专业课程能力。

3 乡土历史课程资源建设的意义和作用

对于教育、学习以及教学单位三方而言，乡土历史资源在校本课程开发中的作用是比较明显的：（1）有助于学生专业的学习，使学生在掌握有关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培养分析能力、综合能力、比较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2）有助于教师素质的提高。乡土历史资源作为校本课程被开发和设计，可以使历史教师对专业知识不断构建和重组，最终使历史教师也将会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者成长为研究型的、专家型的、学者型的教育者。（3）有助于形成本校办学特色。历史校本课程开发是依据学校自身的性质、特点、条件而展开的，基于这种为学校“度身订造”的课程，将更能改善学校的育人环境。

我们在乡土历史资源的课程开发实践中，更加认识到，对于教学对象而言，这些多样的中国近现代史校本课程资源开发，使学生的获益更为明确，具体而言如下：（1）专题讨论，查阅文献，深化专业知识点。中国近现代史教学组选择中国近现代史热点问题组织学生进行专题讨论和研究，指导他们到图书馆、阅览室查找资料，且长期坚持，期中过后让学生根据所查资料撰写学期论文，为专业毕业论文的研究提供锻炼机会，并为写作打下基础。（2）实地考察，搜集文献，强化感性历史的认识。课题组教师组织学生到河南省各地区考察，让学生多角度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脉络和发展规律。历史文化学院每届学生都要组织到省内各地考察，如郑州、焦作、洛阳、南阳、新乡、安阳等地。考察时教学组的教师征得院领导同意，在考察中指导他们观察近现代遗迹，搜集碑刻、口碑等各类史料，撰写考察报告，通过考察，使学生在感性认知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历史知识。（3）调查报告，档案收集，迈开学术研究第一步。利用寒、暑假时间组织学生在河南省内考察，由课题组教师进行指导，或采访老红军、老八路及民国时期的见证人，整理口述史资料；或到部分地市查找档案资料；在资料搜集过后，要求同学们根据搜集到史料及平时收集的资料，撰写论文及调查报告，汇集成册。初步选择了一些指导的学生回到原籍县市，奔赴县市档案馆通过钞录、复制、拍照等方式，对各县市档案馆所藏档案进行整体摸底，以便从中发现有学术研究价值的课题，也使学生进一步查阅文献能力得到实效性提高。目前已经调查部分县市，效果良好。

参考文献

[1]刘徐东,张宁娟,马丽主编.校本课程与课程资源开发.中国人事出版社,2003.

[2]贺建英.历史学科校本课程探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3]吴刚平.校本课程开发.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4]张力.乡土知识进入校本课程的三点看法.中国教育学刊,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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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专业化；实践；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11 — 0178 — 02

高校专业化建设从本质上而言，根本目的是提高专业整体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为社会经济文化建设服务，这是经历改革开放后高校专业扩张性发展时期后，现实对高校专业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当前高校专业建设发展的必由之路。专业化建设的核心是自我完善与提高，培育专业特长，使专业在自身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中的不断成熟、不断提升、不断创新的过程，形成自己的专业特点和达到高层次的专业水平。近十多年来，齐齐哈尔大学历史专业本着在社会中磨砺、在实践中求是的建设理念、从理论与实践上探索自身专业化建设的途径，逐步形成了以突出实践教学改革为突破口，以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为重点的专业人才培养特色。

一

实践出真知，说明了一个朴实而深刻的道理，真正的学识一定是来自于实践，或必然要经过实践的检验。长期以来，重理论而轻实践是高等教育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实践能力不足，创新意识淡薄，成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质量的瓶颈。

正确认识实践在专业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首先，实践是培养学生创新思想与能力的载体，实践与创新从本质上体现的是人文主义精神，鼓励个性发展，强调个人存在的社会价值，重视对独立个性与责任感培养。发达国家在培养大学生的实践与创新能力问题方面，重视对个人品质形成的研究与教育，对实践的重视与对创新能力的培养有着成熟的经验与成果，其理念与实践是非常值得我们有选择的学习与借鉴。实践教学改革，培育创新型人才，从根本上是逐步改变大学教育中人才培养理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次，实践与创新能力是检验高校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探讨适当于国情与和高校校情的实践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提高大学教育质量的迫切需要，更是国家的发展前途所系。建设创新型国家，必先有创新型人才，大学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人才基础，建设创新型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就在于此。

历史专业化建设应符合专业自身的特点。每一个专业都有自身的特点，历史专业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决定了在现实社会发展阶段中的地位，也决定了其不同于它专业的特点，充分认识到历史专业的特点是进行专业化建设前题。如历史专业是传统文科专业，在现实的学校教育中，其重要性在于不可或缺，但其发展空间有限；历史专业在传统教学中注重理论说教而轻于实践，教学效果受到一定的影响；历史专业在高校专业中是不受重视的弱势专业，在中学课堂上是非主流的附属课程。这是不争的事实，是教学改革必须面对的现实，因此，特色化建设就成为专业建设发展的必由之路。

专业化建设就是特色化建设。在现实社会中，缺少特色的专业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特色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实践是特色化建设的基础。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专业特色化的角度来探讨实践对专业化的特殊意义。特色建设是根据每一个专业的具体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探索专业的发展途径，在现实中它不仅决定专业的前途，也关系到学校的生存与发展。专业化是不断成熟和提升的过程，形成专业特色化是培育专业品质和风格的统一，专业特色化是专业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在高校众多的相同或相近专业中，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生存的空间与时间，历史与现实状态，探索与众不同的专业发展道路，形成自己独立的专业特点与风格，是成功专业的基础。有专业的特色，才会有特色学校，才可能特色兴校，特色专业培育特色人才，是教学质量的体现，只有特色的人才培养计划才能培养出有特色的大学生，建设专业特色化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是提高学校和学生社会竞争力的根本，是提升专业建设的整体水平，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效益和人才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齐齐哈尔大学历史专业以特色建设为理念，以实践为突破口，努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使人才培养质量有了持续的提高，进而推动了自身的专业化建设。

二

长期以来，历史专业居安思危，努力探讨适合于专业发展和建设的途径，在十多年的建设中，历史专业逐步形成了的自己的特色专业发展理念，开放——面向社会，感悟真实；实践——磨砺品质，知行合一；创新——追求卓越，与众不同。，努力在实践与创新中形成自己的专业气质与风格。

历史系的实践活动注重创新性内涵，体现着历史专业人才培养理念，活动以创新性为最高标准，注重其对学生独立思考与创新能力的培养，使每项活动的策划与设计都为学生搭建成为展示个性的社会与实践活动舞台，为学生创造独立思考、自我选择、勇于担当的实践平台。

历史专业实践教学分化为四大部分，即科研实践、专业实践、综合实践和主题实践。科研实践是培育学术意识的学术能力，积极为学生创造参与科研学术活动的机会，组织学生参加学术会议，聆听学术报告，参与学术研讨，开阔学术视野，提高思维层次，与专家讲座与座谈，感悟学者风范与气质，潜移默化地培育学生心中的学术舞台；参与科研项目，在专家指导下进行科研基础训练，收集整理资料，查阅学术信息，审核校对文字，撰写论文，发表文章，参与编书等，收获荣誉，树立自信。

专业实践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与素养。历史专业的专业实践以参观考察为基础，注重学术意识与能力的培育。在实践中，专家现场指导学生的田野考古与遗址考察，并指导学生撰写调查报告，组织相关内容的讲座与报告会，讲授历史、考古及文物方面的知识，使学生形成良好的专业知识与能力结构，锻炼学生专业综合能力，培养学生专业兴趣与修养。专业实践以齐齐哈尔及周边地区历史文化遗址考察为主，按照人才培养计划安排，服从专业教学的需要，有计划的进行。考察地点选择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历史遗址为主，特别是齐齐哈尔及周边地区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近现代遗址遗迹。为保证专业实践的有计划进行，实践方法因具体地点和条件而有所不同。如昂昂溪遗址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很具代表性，路程较近，较为方便，是历史系每年组织学生去进行田野考察的首选之地。为了达到良好的实习效果，昂昂溪考察基本上安排三天两宿的时间，以保证考察质量。江桥抗战遗址是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具有重要的思想教育内涵，其打响中国军队武装抗战第一枪的殊荣，使学生具有强烈的好奇心，是历史系专业考察和科研交流以及开展综合性社会实践的理想场所，成为历史系每年必要前往考察之地。同时，个别地方由于途较远，经费不足，学生只能间隔一段时间前去参观考察。专业实践与科研能力培养相结合，专业实践以考察文化遗址、遗迹和参观博物馆、纪念馆为主，并与当地专家学者座谈与交流，探讨其历史价值。每次考察后，组织学生撰写调查报告或研究论文，组织考察汇报会。实践证明，专业实践在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开阔学生的专业视野，培育学生的创进新意识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和能力，提高教学质量也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作用。近年来，历史专业不断地拓展实践领域，为此，在实践中与有关单位部门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如市文物管理站、市博物馆、昂昂溪遗址博物馆、泰来江桥抗战纪念馆等有关区县文物管理所等，建立实践基地，聘请地方专家为社会实践指导教师，指导学生撰写专业考察报告。为进一步规范管理和制度化，历史系成立了齐齐哈尔大学历史文化考察队，使实践活动目标更加明确，开展每年定期和不定期的专业考察。

综合实践是历史专业最具特色的实践活动。历史系综合实践活动具有鲜明的个性与挑战性，活动选题具有现实意义和思想性，如：寻访齐齐哈尔抗日老战士活动，是一次对历史人物的寻访与调查活动，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活动，同时，也是一次隔代人之间的对话与思想沟通，同学们付出辛苦，留下回味的感动。当学生们在主动地带着鲜花或水果去老人家里走访时，使我们感到了活动的意义；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调查活动中，300多名学生走进百姓生活小区和家庭，对比百姓生活三十年生活巨变，感悟着历史发展进步的脉搏，是一次社会实践活动，更是一次感动心灵之行；重走抗战路，是一次对大学生精神和体质的双重挑战，两天行程150里，需要勇气。更需要信念。历史系组织的大型实践活动建立在学生兴趣与好奇基础上的，没有任何形式主义与强制性要求，全部自愿参加，实际情况往往是由于规模或限制有的学生报名也不能参加，这也是历史系实践活动坚持十年，深受学生欢迎，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与特色的重要原因。历史专业的综合性实践创意新颖，体现时代主题，融能力锻炼、思想品德教育为一体。实践活动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内容丰富，使学生在策划、组织、沟通、写作、体力锻炼、人际交往等方面都得到了较全面的能力锻炼。在活动中逐步学会独立思考，学会做人。

专题实践，是在鲜明的主题下进行的比较单一的实践活动。如重要纪念日的纪念活动、学生教师基本能力的训练、学生科研活动以及其它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主题的特点是目的明确，短小精悍，能够起到经常调动学生实践活动情绪的作用，使学生在大学期间在思想素质、专业素质、综合能力等方面得到经常性的比较全面的训练，使学生毕业后能更快更好地融入于社会。

篇4

【关键词】20世纪前半期；西南民族调查

【作 者】刘小云，广西玉林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中山大学博士。广西玉林，537000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053-007

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Southwestern Ethnics Investigation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Liu Xiaoyun

Abstract：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southwestern ethnics studies had been heated. Un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had investigated southwestern Ethnics. Sun Yat-sen University was one of the pionneers of southwestern ethnic investigations. In the late of 1920s，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the biology department surveyed the Guangdong and Guangxi Yao. Then，the 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History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the History of History of the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were in cooperation of Yunnan’s ethnic survey，which was the first of influential southwestern ethnic survey organized by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late of 1930s to the 1940s，Sun Yat-sen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ubjects’scholars launched a broad southwestern ethnic survey and obtained some great achievements. Accordingly，Sun Yat-sen University has become a center of southwestern ethnic investigations.

Key words：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Sun Yat-sen University；southwest ethnic investigation.

20世纪前半期，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投身于西南民族调查，推动了西南民族研究热。中山大学(中大)提倡西南民族调查，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是西南民族研究与调查的先驱之一。此后20余年里，中大人文社会学科学者一直在这片领地开拓，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中大因而成为中国西南民族调查的重镇。前人对中大与西南民族研究有所论及，多侧重于史实叙述。①本文在重建史实的基础上，以学科互动的视角来考察中大开展西南民族调查的学术意义。

一、中大生物系师生的瑶族调查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西南民族调查始于外国人，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对西南民族调查是近代人类学界一次有影响的实地调查。1902年7月―1903年3月，鸟居龙藏奉东京帝国大学派遣，到中国西南地区实地考察，走遍了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等地，考察的民族有苗族、布依族、彝族、瑶族等，考察的内容包括各民族的分布与自然地理条件的关系、各民族的体质、服饰、居住、习俗、语言、文化等方面。考察结束后，他撰写了《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苗族调查报告》等著，后者被国立编译馆译成中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出版。该书“就大体上说，尚不失为一本完善的民族调查书籍”，显示了“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该书中译本虽迟至20余年后才出版，对于科学尚落后的中国来说，“未始不能做研究西南民族者的一种重要参考典籍”②。

我国较早开展西南民族调查的学者是丁文江。1911年，丁文江从英国留学回国，途经贵州，遇见仲家和苗人，对西南土著人种发生兴趣，很想有机会加以研究。1914年，丁文江在四川、云南考察地质时，对当地土著民进行人类学测量和调查，后以《漫游散记》连载于《独立评论》，记录了他对栗苏、青苗、罗婺、罗倮4族的测量结果及会见苦竹土司太太禄方氏的有趣故事等。

中大开展西南民族调查，初由生物系师生进行。辛树帜时任中大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极力主张考察广西瑶山。广西瑶山不仅有天然的原始森林和丰富的生物研究资源，又是瑶族聚居区，其语言、习惯、风俗、民情尚未经过科学调查。虽然地方志上有一些零星资料，但往往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左右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中大语史所)的两强――傅斯年和顾颉刚，很希望进行一次瑶族实地调查。于是，商定由辛树帜带一考察团赴瑶山实地考察，得到学校的支持。

1928年5月10日，辛树帜率领由石声汉、任国荣、黄季庄、蔡国良等人组成的生物采集队，深入大瑶山、大明山考察，历时3个月。白天，他们攀崖、钻岭、穿林，战胜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采集各种珍稀动植物标木。晚上，他们回到瑶寨，整理标本，采集歌谣并注音，访问民俗。此次考察经历，由石声汉详记为《瑶山采集队日程》，共8万余言，不仅记录了采集队对动植物标本的采集制作，还囊括了考察所经过的瑶山概况、瑶民生活及生物情形等，为研究当地民风民情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中大生物系采集队首次收集到广西瑶族服饰、物品数十件，当地风俗习惯记录1部，任国荣撰写了《瑶山两月视察记》，石声汉整理了《正瑶午歌》、《甲子歌》等200多首，用罗马字母、英文拼音法标音，黄季庄将搜集到的全部风俗实物，按瑶族支系分成3组，送给中大语史所风俗物品陈列室。这些成果以“广西瑶山调查专号”，刊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语史所周刊》)。顾颉刚赞扬生物系师生“对于学问的热心和勇气使他们不以在生物学上开一新纪录为满足，还要在民族学和方言学上开一新纪录。”③

1928年7月23日，中大生物系广西瑶山采集队撰写《请辟瑶山为学术研究所意见书》，认为瑶山富含生物学、人类学宝藏，是学术研究的好场所，希望中大两位校长、中研院当事诸先生、广西各界人士，“一为核度，与以赞助，……愿与中大语言历史研究所共肩负研究调查之责一部分。”④

中大生物系师生认识到瑶山不仅在生物学上的重要价值，而且在民俗学、民族学、方言学上的重大意义。这是他们难能可贵的地方。然而，由于考察时间短促，更兼非专业之故，这些调查称不上是科学的。就以辛树帜来说，他以生物学为志业，对民俗学也饶有兴味，是20世纪20年代中大民俗学运动的热心参与者。他受中大语史所主任傅斯年的委托，率领中大生物系采集队在采集生物标本之余，顺便进行瑶族风俗习惯的调查，并将调查情形随时函报傅斯年。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辛树帜在致傅斯年函中说：“关于?山之调查，近来愈有进步，盖前此所有关于若辈风俗习惯之报告，近几日来，再细加研诘，真象愈益明了；第一次通信所言，几乎全为所误；调查一种民族，时期太短，往往所得非所望，此不特极有趣味，盖亦极可注意者也!”⑤

二、中国学者第一次有组织的西南民族调查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大语史所积极提倡实地调查西南民族。中大语史所创办的《语史所周刊》、《民间文艺》、《民俗》周刊，都很注意西南民族研究，单《语史所周刊》就先后出版了“风俗研究专号”、“西南民族研究专号”、“?山调查专号”、“云南民族调查报告”4个专号，均以西南民族研究为主题。

《语史所周刊》编辑余永梁，在“西南民族研究专号”的《跋语》中，谈到实地调查西南民族，认识十分到位：“我们要解决西南各种人是否一个种族?纸上所给予我们的似乎可以说是一个种族，然而是朦胧的。蛋民究竟是不是粤原有土著民族?黎民是否与南洋人有种族的关系?这要作人体测量，与实地调查或可望解决。各民族的文化，语言，风俗，宗教，与分布情形，除了调查，没有更好的方法。现在交通一日千里，这些民族渐渐完全同化，若不及时调查，将来残余的痕迹也会消失。在文化政治上当然是很好的事，但是我们若不趁时研究，岂不是学术上一件损失?所以这专号只算是研究的发端，我们将要尽力去研究调查来出第二第三以至若干次专号。”⑥

傅斯年所见略同。傅斯年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对西南民族调查的紧迫性，认识相当充分：“因为广州的地理位置，我们将要设置的研究所要有一半在广州，在广州的四方是最富于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材料的，……至于人类学的材料，则汉族以外还有几个小民族，汉族以内，有几个不同的式和部居，这些最可宝贵的材料怕要渐渐以开化和交通的缘故而消灭，我们想赶紧着手采集。”⑦

顾颉刚深有同感。他认为，中大地处广州，“对于西南诸省的民族研究实有不可辞的责任”。苦于经费支绌，人才匮乏，“这还不是我们正式工作的时候，而是我们作宣传运动的时候。”《语史所周刊》发行“西南民族研究专号”、“?山调查专号”，就是要让人们知道天地间有所谓“西南民族”，知道在学问界中有所谓“西南民族研究”一回事。⑧

就在“西南民族研究专号”刊出不久，中大语史所和中研院史语所合组的云南调查团启程。1928年7月12日，史禄国夫妇、容肇祖、杨成志一行，从广州出发，经香港、越南河内，转滇越铁路，奔赴云南，调查人类学知识，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有组织有影响的西南民族调查。容肇祖有课，于9月初返校。史禄国夫妇因惧怕危险，留在昆明，测量人体，兼做罗罗语言调查。杨成志不畏艰险，独闯罗罗山地，途经滇南迤东、川滇交界的巴布凉山、昆明、河口和安南，历时一年零八个月，“斯行不减路三千”，其调查成绩之一，即以“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专号”发表。

杨成志实地调查西南民族，“颇得国内学术界之嘉许”，特别是中国民族学创始人蔡元培，对杨成志的调查研究工作，“尤为表示同情与鼓励”⑨。杨成志是中国第一位对罗罗进行系统调查的学者⑩，此后，国内学者逐渐涉足西南民族调查这一领域。

20世纪20年代，接受民族学、人类学专业训练的中国学者并不多，图书馆藏有关文献资料也很少。史禄国在上海测量人体时，就曾感叹上海图书馆可资参考的人类学资料奇缺，先进的测量仪器就更不用说了。[11]所以，这时中国学者有关西南民族调查报告的水准远不及欧美学者，也就是情理之中了。难怪杨在评论这一时期中国学人所写的调查报告，像《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之类，“若与外国同性质的报告作一比较，真使我们觉得惭愧。”[12]

杨成志在云南调查结束后，感触颇深。一方面，他不得不佩服外国学者在西南民族研究方面的“高明”之处：“他们利用实验的方法来考察复杂的概况，而且能从他们研究的结果弄出一点假定的结论来，他们研究西南民族的方法，除开自己亲自跑到西南民族居住的地方外，即施以人类学的测验，惯俗的实录和语言的比较。那么，这种比较从前的中国人士闭门造车的方法，高明得多了。”[13]另一方面，他深感：“自己年少学陋，虽从云南搜集许多资料及记录带回来，每想作有系统及科学价值之著述，在本校寻不出一良导俾资问津，此职从收集易整理难所觉出之困难点也。常窃自以为欲实现职将来对民族学之贡献，非立刻离开文化落后之中国，跑到外国去，再求深造，实不为功。”[14]

1932-1935年，杨成志受中大派遣，留学法国，师从名师，接受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专业训练，获得巴黎人类学院高等文凭和巴黎大学民族学博士学位。1935年秋，杨成志学成回校任教。在10余年里，他和中大人文社会学科学学者一道，活跃在西南山地岛国，开出一片学术新天地。

三、中大人文社会学科学者的西南民族调查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至40年代，中大文科研究所、文学院、法学院、师范学院学者发扬语史所时期的传统，从事西南民族调查与研究，成果显著。

1935年9月15日，在杨成志努力下，中大《民俗》复刊，初为季刊，后变成不定期刊。该刊“虽名为《民俗》季刊，实在是人类学、文化史、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刊物。”[15]该刊共出了《广东北江?人调查报告》、《粤北乳源人调查报告》两个专号和《广西部族调查》一个特辑，均是实地调查西南民族所得的成绩。

在10余年里，中大人文学科学者开展的西南民族调查活动，较突出的有：

(一)两广瑶族调查

1936年11月13日，杨成志率领中大文科所人类学部研究生王兴瑞、江应、本科考古学4年级生罗比宁、李秋云、民族学与民俗学3年级生刘伟民、宋兆联等人，考察了广东北部介于曲江、乐昌与乳源3县的瑶山，旨在“指示同学们与汉族稍具等差的‘中华集团’的接触，或可说做人类学与民族学课的第一次田野工作的实习”。[16]这次调查使他们认定：“民族学的研究是由‘脚’爬山开踏进来，却不是由‘手’抄录转贩出去!”[17]

1941年4月25日―5月4日，杨成志率领中大文科所技术员顾铁符、民族学研究生梁钊韬、王启澍一行，到乳源一带瑶山考察。梁任巫术宗教，王任社会经济，顾任技术绘画，杨任体质测量、语言记录、摄影及一般的观察，这是中大文科所师生自学校回迁粤北后的第一次实地调查。他们所撰论文都是本着“客观的著述”，若“能与前次的调查报告同时参阅，对于曲江与乐昌和乳源的人民族志更可得到比较广大的综合和分析的认识。”[18]

(二)海南岛黎苗考察

1937年1月，中大与岭南大学联合组成“海南岛黎苗考察团”，杨成志任团长，团员有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伍锐麟、岭南大学西南社会调查所研究生何元炯、中大文科所研究生王兴瑞、江应、广州三星电影社职员邝伯鹗。“本团之组织，系中大与岭南两大学学术研究合作的第一声。”[19]考察团旨在明了海南岛黎苗种族来源、文化程度、生活状况、社会组织，并以研究所得贡献于社会，作为政府开发海南岛暨学者研究西南民族的参考。杨成志等人于2月3日出发，3月中旬返回，王兴瑞、何元炯继续留在黎区。杨成志一行搜集了黎苗民族品物多种，拍摄照片数百张及三星社的活动电影片，更有1名黎男和4名雕面纹身的黎女随行到广州，参观中大并表演唱歌，“各院教授同学前往观看者甚众”[20]。抗战爆发后，考察活动难以为继，惟王兴瑞撰成20万字的《海南岛黎人研究》一书，“为研究黎族问题的重要著作”[21]。

(三)云南摆夷调查

江应对西南边疆夷人，“自幼便有多少断残零碎的见闻”。1936年考入中大研究院，以“西南民族”为研究专题，“这又由于中山大学研究院的文科研究所，积十余年之时间，经国内名教授学者的倡导经营，对民族学(Ethnology)及人类学(Anthropology)，有浓厚的研究空气与特殊的成就，他们对边疆民族尤其是民俗学(Folklore)的研究方法比较进步，从田野工作(Field work)中寻取新的材料，来澄清过去书本上的分岐错误记载。我倾心于此种新的研究方法，所以便决定把我的学问对象，集中到这一个小圈子里。”[22]江应这一决定不仅影响了他此后10余年的研究，也成为他毕生的学术追求。

1937年夏，云南省政府与中大研究院合派江应为云南边疆民族考察专员。在杨成志指导下，江应起草了《云南西部民族考察计划》，拟进行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民俗学、社会学的综合研究。按计划，江应进入滇西自大理以下迄腾龙沿边地的摆夷聚居区，获得许多土人的制作物、衣服、用具、宗教用品，后来一半送给云南省民教馆，一半送给中大研究院。1938年5月，江应回到广州，完成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西部摆夷研究》。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奉教育部令，审查该文，称：“本书价值，全在实地考察，非同臆说”，“真是一部科学的著作”，“关于缅甸交界之区，若政治，若军事，若教育，皆考察详明，忧深虑远，特具卓识。”[23]

江应获得硕士学位后，接受中英庚款两年资助，继续研究云南摆夷。1938年8月，他再度西行。先是参加中央赈济委员会组织的滇西边地考察团，负责民族调查，写成《滇西的摆夷生活》一稿。随后，回到迁至江的中大任教，讲授“中国民族史”、“西南民族研究”。两年里，他带领学生考察了江、昆明、路南、嵩明等地夷人。1941年春，他由峨边进入凉山等地，考察独立罗罗。1943年秋，他主持云南省政府成立的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藉官方征集材料之便，为云南省政府写了几个边区开发方案、云南边疆概况等小册子。1945年7月，他以车里县长身份，深入十二版纳的摆夷群，历时8个月，获得一部分资料。

到1948年，江应含辛茹苦12年，三易其稿，成书《云南摆夷的生活文化》，共20万字。其材料“完全是直接从边地中搜集得来，没有因袭前人的书本记载，没有抄录他人的转手材料，这一点，或者可以多少表现出摆夷的真实面貌，至少也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些第一手的直接材料。”[24]

江应是杨成志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他所走的研究之路，正是秉承师授，用脚开踏出来的。江应后来长驻云南，成为云南大学人类学教研事业的带头人。

(四)海丰探检

1942年2月，杨成志偕中大文科所技术员顾铁符，前往海丰一带搜掘古物，以作考古物证。他们在海丰工作了38天，主要以汕尾镇、捷胜墟、东洲坑为驻站，在祯祥、下洋、埔上墩、梧桐乡、石脚桶、牛堵、沙坑前、沙坑西、东坑南、东坑北、三角尾、桥岸头、狮子地、石鼓、南町、拔仔园等16处遗址开展工作，获得古物一万五六千件，石器约占三分之一弱，其余为陶器和陶片[25]。这些古物似系沿海渔民遗物，可称为“原海丰人文化”。若与中原文化比较参证，可以推出我国古代民族迁移路径；若与越南、马来亚、菲律宾暨南洋群岛发现新石器时代遗物比较，亦可看出二者异同；尤使古籍所载赵佗来粤以前，“广东无文化，土人皆蛮族”的旧观念，不攻自破[26]。

(五)其他民族调查活动

1940年夏，中大从江回迁粤北，中大研究院各所(部)研究生组成“暑期学术考察团”，沿途考察了滇、黔、贵、湘、粤五省边区各地的文史、教育和农业等。中大文科所研究生卢锡恒、黄福銮、梁钊韬、宋兆联、徐中玉、朱守一、罗时宪、李保世、郭文敬9人，承担了文史组的考察任务，该组下分文献、民族民俗、档案3个小组[27]。

1941年5月28日，教育部颁布《为研究考察各边地政教设施及其民俗并为鼓励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派往边地研究办法一种》。中大历史系1940届毕业生李崇威，志愿赴西康巴安德格一带调查，获教育部资助，每月发给生活费150元，旅费补助金1500元[28]。

中大回迁粤北后，黄达枢奉派留滇考察民族。在4个多月里，他到了楚雄、盐兴、镇南、姚安、大姚、牟定、祥云、宾川、弥渡、洱源、蒙化、大理各县，得到地方长官和教育界人士竭诚协助，尤其深得各县青年学子提供宝贵材料，并报告各种民族方言真谛，使其计划能逐步完成。[29]

1942年，中大社会学系奉教育部令，增设“边胞社会民族学组”[30]。1943年，教育部拨给其边胞民俗调查补助费8000元。11月，该系利用这笔专款，到湖南郴县棉花陇，初步考察了当地边民的语言、历史、传说、宗教仪式、社会政治组织、经济生活及婚姻制度等，所获材料甚丰[31]。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至40年代，中大人文社会学科学者广泛开展了西南民族实地调查，成就斐然，为中大人类学系的设立奠定了基础。

四、中大人类学系的设立

中大人类学“虽不敢谓开全国风气之先，然对我国西南民族之调查与研究，堪云已有显明表现。”[32]中大语史所成立以来20年，中大学者以西南民族调查为凭借，促进了民俗学向人类学转化，最终脱离史学，独立成为一专门学科。中大人类学系的设立，标志以西南民族调查研究为特色的学科专业品牌在中大的确立。

1928-1948年，杨成志关于康、滇、黔、桂、粤、海南岛各民族调查、海丰考古及美洲印第安人考察等中外文专著20余种，王兴瑞的《海南岛黎人研究》、江应的《云南摆夷研究》、梁钊韬的《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及其发展》、王启澍的《贵州苗族研究》、吕燕华的《粤北瑶民社会研究》、曾昭璇的《海洋洲种族志》、梁瓯第的《西康罗罗及新疆民族考察》、戴裔煊的《人类学理论与西南民族研究》、张为纲的《方言及民谣研究》、岑家梧的《滇黔各民族考察与研究》、雷镜鎏的《云南江罗罗及桂北瑶民调查》、廖晨光的《南洋新几内亚民族社会》，或为硕士学位论文，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均是西南民族调查的研究成果。

1948年3月，杨成志呈书教育部，请在中大设立人类学系。8月，中大人类学系获准成立，杨成志聘任系主任。中大人类学系首次招生，考生550人，择优录取20人[33]，比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人类学系的招生要好得多。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于1947年秋成立，学生1人，1948年，学生2人，到1949年，学生也才5人[34]。清华大学人类学系于1947年成立，师生共3人，号称一系(其中，教授1人，讲师1人，学生1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35]在课程设置上，杨成志突出西南民族研究。必修科目设“西南民族导论”，选修科目设“西南民族研究(康藏民族志、泰掸民族志、黎民族志、苗民族志，四选一)”、“应用人类学(含欧美殖民行政、中国边疆问题、边疆行政、边疆教育)”、“边疆语言”等[36]。中大人类学系的设立，标志西南民族调查、研究、教学在中大人类学系三位一体，并作为其一大学科专业品牌，传承至今。

中大的西南民族研究以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为特色，往往是民族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同时进行，既研究各民族的文化特点和行为模式，又研究各自的体质特点；并特别注意考古、文献资料的运用。中大语史所和文科所人类学组大部分时间都是包容在历史学部之中的，而许多历史学家都曾担任过人类学组的导师。在实地调查的对象上，侧重于华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和部分汉族中的特殊文化群体；在理论与方法上，虽然受国外民族学学派的影响较多，但不拘泥于其中某一学派的理论，许多学者试图以中国的史学传统与西方的相关学科理论嫁接，主张对各学派方法的综合和借鉴利用[37]。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术。20世纪前半期，中大顺应时代和学术主潮，开展了西南民族调查与研究。在杨成志等中大人文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大成为中国西南民族调查与研究的重镇。

注释：

①相关研究主要有：容观.中山大学人类学教学和研究述略[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5)；张寿祺.中国早期的人类学与中山大学对人类学的贡献[C]∥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梁钊韬与人类学[A].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王水乔.杨成志与西南民族研究[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2).

②江应.评鸟居龙藏之苗族调查报告[J].现代史学，1937，(2).

③⑧顾颉刚.跋语[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46-47).

④请辟瑶山为学术研究所意见书[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30，(117).

⑤?山调查[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42).

⑥绍孟.编后[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35-36).

⑦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J].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1).

⑨中山大学档案[Z].20-3-166，广州：广东省档案馆.

⑩[21]岑家梧.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M].∥岑家梧.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26.29.

[11]S.M.Shirokogoroff.Anthropology of Northern China・ preface [M]. Shanghai，1923：2.

[12]杨.民族学与史学[J].中法大学月刊，1936，(4).

[13]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西南民族概论[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30，(129-132).

[14]中山大学档案[Z].20-3-110.广州：广东省档案馆.

[15]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发展史[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117-118.

[16]杨成志.广东北江?人的文化现象与体质型[J].民俗，1937，(3).

[17]杨成志.广东北江?人调查报告导言[J].民俗，1937，(3).

[18]杨成志.粤北乳源人考察导言[J].民俗，1943，(1，2).

[19]私立岭南大学西南社会调查所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海南岛黎苗考察团组织经过[J].民俗，1937(3).

[20]文科研究所海南岛黎苗民俗品及摄影展览会讯[N].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7-3-24.

[22][24]江应.我怎样研究西南民族[J].文史春秋，1948，(2).

[23]吴宗慈.《云南西部夷民族调查》序[J].史学专刊，1940，(1).

[25]顾铁符.广东海丰先史遗址探检记(上)[J].文学，1946，(2).

[26]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海丰考古团返校[N].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42-6-11.

[27][28][29][30]中山大学档案[Z].20-2-47，20-2-71，20-4-201，20-4-601，广州：广东省档案馆.

[31]社会学系边胞民俗考察团郴县归来[N].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43-11-19.

[32]杨成志.国立中山大学设立人类学系建议书[N].广东日报・民族学刊，1948-8-2.

[33]黄义祥.中山大学校史稿[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417.

[34]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1903-1949)[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316.

[35]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1：445.

篇5

武汉政协网

一、2007年度工作总结

2007年是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六大及十六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年，也是贯彻落实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关于加快“创新武汉、和谐武汉”建设，实现在中部地区率先崛起总体部署的一年。2007年也是十一届市政协工作的开局之年，做好本年度的工作关系重大。在市政协常委会和主席会议领导下，文史学习委员会按照叶金生主席关于工作要“高起点、高效率、高水平，有激情”的要求，在上一届工作的基础上，调研工作更为扎实，履行职能更注重成效，学习工作跃上新台阶，文史资料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专门委员会的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明显进步。全年共开展专题调研8项，撰写调研报告和大会发言材料8篇，组织委员视察活动15次，组织政协委员报告会4次，组织新委员学习培训班2期，按时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12期计120万字，《学习参考资料》6期计36万字，专委会全体委员共撰写提案92个，反映社情民意6篇，提供政协信息26条，拍摄政协论坛两期，参与编辑《议政与建言》两期，圆满完成了年初提出的各项工作任务。2007年，专门委员会的文史工作受到全国政协的好评并获奖，还获得政协论坛优秀协办单位的荣誉，所辖文史学习工作处荣获市政协机关最佳文明处室称号。

（一）坚持统战和“三亲”特色，进一步提高文史资料工作水平

文史资料工作是政协一项具有统战特色和“三亲”史料特征的基础性工作。贾庆林主席在全国政协文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加强文史资料工作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需要，是推动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需要。2007年的文史资料工作在以往工作基础上，又取得新的成绩和进步。

我市政协文史工作受到全国政协好评。本年度，参加全国政协文史工作座谈会、西南中南地区文史工作协作研讨会、全国部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协作研讨会，在三次会议上均作大会交流发言。题为《开展协作是做好新形势下文史工作的有效方法》的大会交流发言受到普遍好评。在全国政协文史工作座谈会上，我市和西安市作为副省级市政协作大会交流发言。编辑出版的《你我的往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武汉人的生活》一书在全国政协组织的有近120部作品参评的优秀文史资料图书评奖中，我市是获取一等奖的10个单位中唯一一个副省级城市政协。

2007年春节前夕召开《武汉文史资料》顾问迎春座谈会，增聘文史专家涂文学同志为刊物顾问，听取对如何进一步办好《武汉文史资料》，发挥“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的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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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与《长江日报》“城周刊”合办“名人故居行”专栏，8月份后开始合办“江城文化名人馆”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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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征集史料500余篇，约240万字。

编辑出版2007年1——12期《武汉文史资料》。刊物在稿件质量稳步提高的基础上，对封面设计和封

二、

三、四的内容编排上作出改动，受到读者的好评。

召开三次市区政协文史工作座谈会，征求年度工作意见，交流工作，部署老字号重点调研课题，传达贯彻全国政协文史工作座谈会和省政协文史工作会议精神。

全年共接待兄弟城市政协领导和文史学习委员会同志8批134人次，开展了交流和学习活动。

（二）坚持开展深入专题调研，努力提高履行职能建言献策质量

按照抓住热点、发挥优势、突出重点和注重实效的要求，2007年度专门委员会履行职能的各方面活动有条不紊地展开。政协常委会是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形式，重点调研课题是市政协领导从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经过认真研究后确定的重要课题。所以常委会协商议题和市政协重点调研课题关系全面工作，涉及的内容重要，对调研工作的要求高。2007年，专门委员会把围绕加强文化建设，增强城市发展“软实力”的常委会协商议题和市政协重点调研课题开展调研工作作为全年工作的重中之重来安排和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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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围绕市政协常委会的协商议题和重点调研课题开展视察调研，提出意见建议

市政协十一届二次常委会确定的协商议题是实施“十一五”规划，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步伐。这次常委会是本届政协履行职能的第一次常委会。为此，李传德、邹国林副主席带领委员视察中山舰旅游区规划与建设工作，听取市有关部门、地产集团和江夏区的汇报，实地查看工地现场，参加视察的委员发表意见建议。专委会负责人和部分委员还专门到市文化局听取盘龙城遗址的规划保护工作情况介绍。在对这两个重大项目开展调研的基础上形成《进一步加快我市文物保护重大项目建设步伐的意见建议》的调研报告，陆永初主任在3月30日召开的市政协十一届二次常委会上作了大会发言。

加强文化建设，增强我市发展“软实力”既是今年市政协的重点调研课题，又是市政协十一届六次常委会的协商议题。按照李传德副主席关于文史学习委员会在这次调研工作中要有所作为的要求，专门委员会高度重视，对调研工作作了认真安排和精心组织，并邀请有关区政协和专家学者参加。根据市政协办公厅的统一部署，专门委员会承担了加快传媒文化产业发展、保护和振兴老字号、文学作品的生产与延伸产业链、民俗文化保护与利用、书画（收藏）品市场发展、加快社区文化建设、促进吉庆街街头文化健康发展等7项子课题的调研任务。7项子课题中，加快传媒文化产业发展和保护振兴老字号是重点，老字号调研还采取市区政协联动的方式，请江岸、江汉、汉阳、硚口、武昌等中心城区政协参加。在另5项调研工作全面铺开的同时，专门委员会集中时间和人力重点开展了加快传媒文化产业发展和保护振兴老字号的调研工作。自5月份以来，调研专班在叶金生主席，杨付华、李传德、邹国林副主席带领下先后听取了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长江日报社、市广电总台、市出版集团、长江网、市商务局的情况汇报，然后就保护和振兴老字号问题深入到江岸、江汉、硚口、武昌等区，召开有区领导、有关部门负责人、老字号企业负责人和传人参加的调研座谈会，还实地考察了部分老字号企业。在专门委员会的统一协调安排下，整个调研工作历时半年，于11月中旬顺利结束。在此基础上形成调研报告初稿后，又组织召开3次有调研活动牵头人和调研报告执笔人参加的主任会议专门讨论修改调研报告，7篇调研报告均数易其稿，有的修改达5～6次。调研报告均书面提交市政协十一届六次常委会，其中余熙、国洪河委员，解家麟副主任，《武汉文史资料》顾问董宏猷在12月25日召开的市政协十一届六次常委会上分别就加快传媒文化产业发展、加强社区文化建设、保护振兴老字号、延伸文学作品产业链等文化建设问题作大会发言。

2、开展对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工作的视察

全年，在叶金生主席，李传德、邹国林副主席带领下共开展了6次对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工作的视察。由于准备工作认真，视察项目重大，视察后及时以社情民意反映问题和困难，所以，视察活动有影响，富有成效。视察的项目和景点主要有中共“五大”会议旧址纪念馆建设工程、同志旧居、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新洲问津书院、古德寺、江岸清真寺、汉阳地区近代工业遗产和汉阳铁厂与张之洞博物馆、卓刀泉寺和同志旧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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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召开了7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是在中国革命处于紧急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巨大贡献。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和省市领导的关心指导下，市政府实施了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旧址建设工程。在中共“五大”会议召开80周年的4月26日，叶金生主席、李传德副主席带领政协委员视察旧址建设工程。

视察除了让政协委员了解有关工作、发表意见建议外，还及时组织委员结合视察了解的情况撰写社情民意，帮助有关单位解决困难。如视察古德寺后，通过社情民意反映该寺因被武汉照相机厂长期占用土地形成的环境问题，经市领导作出具体批示意见后，在江岸区、市民宗委、市佛协、古德寺和企业协调一致的努力下，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视察问津书院、汉阳铁厂与张之洞博物馆、卓刀泉寺等单位后，通过反映社情民意这一重要渠道，使得这些单位的困难和问题或引起领导的重视，或正得到解决。3、与有关部门共同组织对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工作开展研讨活动

发挥专门委员会的优势，与有关部门共同对历史文化资源及其保护工作开展研讨活动，是文史学习委员会开展参政议政的一个有效方法。“名人故居”是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是全国政协部署的文史资料征集选题。今年与《长江日报》文艺副刊部在开展“名人故居”征文的基础上，联合主办并邀请专家学者参加以“名人资源与城市魅力”为题的专家座谈会，探讨发掘名人资源以增强城市独特个性的问题。

除上述三方面工作外，本年度专门委员会其他参政议政工作主要有：在《长江日报》“议政与建言”专栏刊发“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五大问题制约红色旅游发展”两期专版；组织拍摄“汉正街商俗文化在哪里”、“昌明法师的最后一份提案”两期政协论坛；刊发社情民意6期，苗圩书记、李宪生市长、袁善腊副市长分别作出批示，促成有关问题的解决，其中余熙委员撰写的《关于加强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提升武汉国际竞争力的建议》直报全国政协。

张文亭、晓苏、谢海林委员任“武汉市政法机关执法监督员”，黄春晖委员任市纠风办“纠风评议监督员”，余熙、陈华委员任市法院工作监督员，都尽心尽力发挥了政协委员履行民主监督职能的作用。

（三）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努力开创政协学习工作新局面

专门委员会承担的学习工作是一项面向全体委员、关系到委员提高参政议政能力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以往，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政协委员报告会的到会率低，效果不理想。今年，按李传德副主席关于要把政协委员报告会打造成品牌的要求，我们在精心确定报告会主题和报告人人选、精心做好组织工作上下功夫，全年四次报告会共有2000多名市、区政协委员参加，对报告会普遍反映较好，受到政协委员的广泛好评。

1、组织4次政协委员报告会

全年共主办4次政协委员报告会，报告会的主讲人和主题分别是：参加全国“两会”的市政协叶金生主席，郑心穗、江中联副主席传达全国人代会和全国政协会议精神（与市政协办公厅合办）、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张铭清副会长作台海形势专题报告、著名作家熊召政作和谐文化建设专题报告、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作学习中共十七大精神辅导报告。

2、举办十一届市政协新委员学习培训班

与市政协办公厅共同举办两期十一届市政协新委员学习培训班，叶金生主席、李传德副主席分别作学习动员，邀请胡照洲、郑焕清、赵信国等同志分别就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做好政协提案工作等作学习辅导报告。各区部分新政协委员也参加了学习培训。

3、编发2007年1——6期《学习参考资料》

（四）坚持增强吸引力、凝聚力，努力把专门委员会办成“委员之家”

今年是本届政协工作的第一年，首要的工作是组建好专门委员会。在市政协十一届一次常委会确定了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人选以后，专门委员会及时召开全体主任会议商量研究年度工作安排；在2月8日召开的文史学习委员会新老主任座谈会、3月6日召开的有各区分管领导参加的市区政协文史学习工作座谈会上，分别征求对新一届专门委员会提出的年度工作意见并作出修改和调整。

针对政协委员对文史学习委员会及其工作不够了解，主动报名参加较少的实际，李传德、邹国林副主席亲自出面做工作，使一些从事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社科研究等方面工作的政协委员和部分民营企业家政协委员参加到专门委员会来，为专门委员会的组织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月14日，召开十一届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部署专门委员会全年工作。李传德、邹国林副主席出席会议并对做好专委会工作提出要求，希望大家“热心钻冷门，虚事见实效”，把看似“冷”的“虚”的工作做热做实，为专门委员会履行职能做出贡献。

3月20日，李传德副主席率专门委员会全体主任拜访省政协武清海副主席及文史学习委员会领导，希望省政协加强对市政协文史学习工作的指导。

在本年度工作中，注意增强专门委员会的凝聚力、专门委员会组织活动的吸引力，努力把专门委员会建设成“委员之家”。虽然专门委员会委员人数较少，但委员参加活动积极热情，参加活动的比率高，受到市政协领导的肯定和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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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即将过去，回顾专门委员会全年的工作，我们主要有如下几点体会：

一、只有热爱文史学习委员会的工作，才能做到热心钻冷门，虚功见实效。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结合文史工作开展参政议政、组织委员学习和开展文史资料工作，其中后两项一定程度上是坐冷板凳的工作。只有热爱这些工作并了解其重要性，工作才有热情和干劲，才能把“冷”的“虚”的工作做热做实起来。

二、只有追求高标准、高水平，才能使难度较大的工作出现新的局面。政协委员报告会很重要，关系到全体政协委员。我们按照把报告会打造成政协工作“品牌”的高标准、高水平来做这项工作。正是坚持这种追求，2007年度的几次报告会委员到会率高，听了的同志普遍反映比较好。

三、只有认真开展调查研究，才能保证专门委员会履行职能的质量。调研工作我们都力求做到深入扎实，调研文稿初稿出来后，反复讨论修改，针对问题补课，使提出的意见建议有针对性，使党政部门的同志心悦诚服。

四、只有增强吸引力和凝聚力，努力把专门委员会办成“委员之家”，才能充分调动委员积极性。政协委员是专门委员会工作的主体，我们注意做到加强与委员的联系，关心委员的工作和生活；组织委员活动时，也注意做到热心、细致、耐心。委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专门委员会开展各项工作就有了坚实的基础。总结全年的工作，我们感到还有如下的不足：一是工作的计划性须进一步加强，二是专门委员会自身的学习要加强，三是对委员的走访慰问工作也须加强。这些都有待在新的一年工作中克服和改进。

二、2008年工作意见

200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七大精神的第一年，也是推进综合配套改革、实现武汉在中部地区率先崛起的关键之年。对于做好政协文史工作来说，也是全面贯彻落实贾庆林主席在全国政协文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的第一年。专门委员会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在市政协常委会和主席会议领导下，全面落实中共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围绕武汉城市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出发，结合保护历史文化资源、彰显城市独特个性魅力，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同时认真贯彻落实贾庆林主席关于做好政协文史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做好文史资料工作以及委员学习工作，为促进“创新武汉”、“和谐武汉”建设，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做出更大的贡献。为此，特提出如下工作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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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七大精神，加强专门委员会自身建设，切实提高专门委员会工作开拓创新的水平和能力；

二、深入学习贯彻贾庆林主席关于做好政协文史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继续开展与各方面的协作，抓紧做好各类史料的抢救、征集工作，进一步提高《武汉文史资料》的办刊质量，配合重要纪念活动做好有关文史专辑的编辑出版工作；围绕城市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加强与兄弟城市开展文史资料协作工作；

三、围绕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保护历史文化资源，认真组织专题调研和委员视察工作：一是呼吁尽快启动辛亥首义百年庆典筹备工作，专题调研辛亥首义遗址遗迹的维修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二是视察城市改造拆迁过程中文物的抢救保护工作；三是视察中山舰、盘龙城等在建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重大项目的建设工作；

篇6

调查报告是介于新闻报道与评论之间的一种文体。它与新闻报道、专题评论、工作总结等有不少相同点，但是它报告事实和交代背景比新闻更详细具体。新闻一般用事实说话，寓理于事或以事明理；而调查报告则要在叙事的基础上进分析、论文，从中引出结论，探求事物的发展规律。

调查报告的种类很多。按名称分有调查报告、考察报告、调查与思考、调查综述、专题调查、调查附记等。但对写作来说更有意义的是按内容划分，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揭露问题的调查报告。这类调查报告针对性很强，主要用以揭露各种矛盾和问题。

（2） 新事物的调查报告。这类调查报告着重介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新制度、新办法等，说明其作用、效益和意义。

（3） 历史事实的调查报告。这类调查报告用来对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重要史实进行周密考察、核实，以查清真相，澄清事实，还事物以其本来面目，得出应有的结论。

（4） 说明情况的调查报告。这类调查报告主要是采用调查和统计的方法，以事实和数据说明某种情况或某些倾向性问题，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常被作为决策的参考依据。写作是以叙述情况和事实为主，在叙事中有少量精当的分析和议论，内容单一、集中、紧凑、篇幅简短，因这类调查报告提供的信息新、内容精，是大学是从事调查报告的一个主要方面。

篇7

[关键词]灾难；激变；人类学；工作坊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1-0081-07

2015年10月16日-18日，“比较视野中的灾难与激变：感知与应对” 国际人类学工作坊的工作报告会在四川成都西南民族大学隆重召开。此次国际人类学工作坊由中国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美国应用人类学会危机与灾难研究组三方共同主办，《民族学刊》编辑部、美国杜兰大学人类学系、他山人类学学社协办，并获得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2015年度引智项目“西南民族地区灾害场景辨析的人类学研究”（FE2015-032）、“西南民族地区灾难应对机制的人类学研究”（FE2015-038），以及中国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藏彝走廊地区的自然灾害及其灾难应对机制的建设”（NCET-12-0980）的支持。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张原副教授和汤芸副教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卡嘉娜（Katiana le Mentec）研究员，以及美国应用人类学会危机与灾难研究组副组长张巧运博士是本次工作坊的学术召集人。这个由中、欧、美三个学术区域的学者共同召集参与的学术工作坊旨在成为跨社会文化之比较研究的学术平台，并试图基于民族志研究来促生有益的学术概念及理论框架，进而在深化灾难与激变的基础性学理研究之时，也期望能为人类社会有效应对生活可持续性所遭遇的种种困境与挑战做出贡献。为此，4位学术召集人邀请了一批国际上在灾难与激变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和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工作坊的研究工作中。在为期一个月（2015年9月23日至10月23日）的时间里，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的大学和学术机构的20位海外学者陆续汇聚于成都，在西南民族大学开展了各种学术活动，其中包括公开的学术讲座20场、圆桌讨论会7场、田野报告会5场，并在汶川、北川等地进行了3次短期的田野走访调查。为深化合作交流与总结研究经验，本国际学术工作坊以“工作报告会”的形式，在西南民族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召开了一场为期3天的学术研讨活动，设立7个研究专题和两个特别活动，参与研讨的海内外学者共40人。

10月16日上午9点，本次国际人类学工作坊报告会正式开幕，主持人为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院长张明善教授。首先，西南民族大学副校长丁克毅教授用英语作开幕致辞，向海内外专家学者介绍西南民族大学的学科建设发展情况，特别是在灾难人类学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并期望借助这次国际学术工作坊，能促使西南民族大学相关领域的研究更加国际化与前沿化；接着西南民族大学国际交流处副处长肖琼副教授用英语简要地介绍了西南民族大学的外专引智项目；《民族学刊》作为本次国际人类学工作坊的协办单位之一，专门刊发了参与这次工作坊的多位国内外学者的论文，学刊编辑赵秀云老师用英语介绍了本期刊近年来的发展状况；之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的卡嘉娜研究员代表工作坊的组织召集人向全体参会人员介绍了工作坊的主旨；最后，西南民族大学张原副教授代表工作坊的组织承办方作会议特别致谢。简短的开幕式结束后，所有与会代表至西南民族大学行政楼前合影。

“人文视野下的灾难与激变”是本次报告会的第一个专题，于10月16日上午进行报道讨论，主持人为美国波特兰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米歇尔・甘本德（Michele Gamburd）教授，评议人为大英科学院院士、英国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教授大卫・帕金（David Parkin）。以“人类学者与2015年的尼泊尔地震”为题，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所所长大卫・盖尔纳（David Gellner）教授作了工作坊的第一个研究报告。他介绍了自己在和尼泊尔本地的几位人类学家对尼泊尔的地震灾后状况的考察，且初步认为，人类学家若要参与和帮助尼泊尔的灾后救援与恢复重建工作，应该从人类学的地方感知角度出发来探讨灾后公众最关注的问题，并从社会和政治角度出发来分析灾难及其后果的影响，进而提出了有效利用媒体和互联网、加强对偏远村庄的救灾工作、评估鉴定易受灾地区、监测并考察救灾和灾后重建的执行等几项人类家应该有责任义务参与的工作。接着，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凯布朗利博物馆馆长弗里德克・克可（Frédéric Keck）研究员以“禽流感的防预：禽流感病毒如何改变了中国的人与鸟关系”为题进行了报告。在简介禽流感及其破坏力后，克可研究员回顾了自己在香港两年的实地考察研究，指出作为环境预警哨兵的鸟类在今天与人类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其生存境遇、文化象征和社会功能都在改变。通过思考当代人类社会可以从哪些方面感知鸟类的灾害风险与生物安全预警，他倡导应该加强人类与动物的多元自然主义关系这一人类学理论的建构和运用。之后，英国赫尔大学当代史研究所前所长格雷格瑞・班考夫（Gregory Bankoff）教授在其“减少灾难风险的历史路径”的报告中指出：人类在风险中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以及人类从生活、社会结构、身体和心理上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往往是根据个人特点、知识经验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而表现各异。班考夫教授提出，脆弱的特殊性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典型的历史问题，而在今天世界上大多数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学会适应了“常态化”的风险威胁，从而可更好地承受风险危机，所以展开一些关于脆弱性历史本质的反思，以及在当下对脆弱性的研究中去分析总结不同环境和不同经验的人群对风险的处理方式，这对整个人类社会减少灾害风险而言极为重要。本专题最后一个报告人为西南民族大学的汤芸副教授，在其“面向生活世界的灾难研究――灾难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和学术定位”的报告中，她指出了不同的文化是以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意义逻辑来感知灾难的，这使得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应该面向一个天然就充满主体交互性和意义性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中。她提出当前灾难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是人类脆弱性，但我们还更应该注意到社会弹韧性（resilience）这一概念。通过“灾”这一概念在中国社会历史语境中的意义内涵，以及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的经验研究，来强调灾难人类学研究的4个维度应为生态环境、文化观念、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而整体性、过程论和地方视角这是基本的考察路径。大卫・帕金教授在做该专题的总结评议时专门指出，人类学是一个跨社会和文化比较的学科，灾难研究需要这种比较性的考察视野和多元化的理论思考，而这个专题中的4位报道人用他们自己的研究经验和理论思考很好地呈现了人类学灾难研究的旨趣与价值。

16日下午14：00-17：00，工作坊报告会进行了第二个专题“有关灾难与激变的理论反思”的报道讨论，中国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人类学中心资深访问学者彭文斌先生为主持人，米歇尔・甘本德教授作评议人。本专题的第一位报道人为卡嘉娜研究员，她在“理解激变时代中的延续性：简论人类学中的争论”的报告发言中指出，东亚社会把异常事件的解决作为适应性的这一举动是与西方观念完全不同的，所以在考察灾难时人类学必须注意比较不同社会文化情境中的灾难反应。卡嘉娜研究员认为，激变所呈现的变迁之剧烈性虽然往往是超出人们通常的社会经验的，当其能够经由不同的理解框架得到社会文化性的阐释，并且外显的变迁之中总有一种“内在性”的延续。在“灾难阈限阶段的谣言与行为应对――以5・12汶川大地震为例”报告中，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副院长杨正文教授指出，谣言的流行是与灾难相伴而生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他以汶川地震为例提出灾难“阈限”正是谣言滋生的沃土，并认为谣言作为一种民意表达和民情宣泄方式实为灾难阈限中社会的一种反应，应将其视为非常时期的一种常态现象而加以应对。接下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政治科学研究所的艾丽莎・雪格（Elisa Horhager）博士以“辨析灾难的能动性：关于自然灾害的定义之争议”为题做研究报告，围绕着如何处理“自然灾害”的动荡及评判其对社会建构的性质这一问题，她以2008年汶川灾难和2011年东日本海啸大灾难为例，运用比较框架来分析自然灾害发生后社会应对中的资源动员和制度化过程，并提出公众对于造成灾难原因的不同讨论可以对灾难受害者的保护和形成制度化应对措施产生影响，所以灾难之中也有一种社会建构的能动性需要得到人们的关注。随后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李锦教授作了“羌寨空间的变迁与震后文化修复”的报告。她指出地震是一种会对人们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造成巨大破坏的灾难，而灾难过后地方文化的修复机制是如何运行的，则需要人类学家细致地关注。通过对阿坝州理县休溪寨近百年来空间变迁的田野调查，李锦教授强调羌寨的空间变迁一直以来是一个常态，但聚族而居的居住形态与神圣空间的位置安排等空间格局的基本原则在变迁过程中有其延续性，即使受到了大地震的破坏以及灾后重建中政府的强力介入，羌寨的空间格局在深层的意义结构和文化逻辑上仍保持着较强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因此当面对地震这一较为偶发但破坏性极大的灾难时，传统文化逻辑完全可以发挥文化修复的主导作用。本专题的最后一位发言人是美国应用人类学会危机与灾难研究组负责人、美国圣何塞州立大学副教授A. J・法思（A. J. Faas），他报道的题目是“灾难的纠葛：灾难应对、恢复与重建中的实践网络、记忆和文化”。基于对南美洲厄瓜多尔安第斯高地野火灾难的社会应对的田野经验研究，法思教授指出在人类和环境的复杂纠葛中文化生产的核心关系要素是记忆与实践，对于普通灾民而言是实践形塑记忆，而对于专业救援人员而言则是记忆指导实践。所以灾难中人们通常会利用现有的文化体验和记忆经验来复述和共享一些文化含义，并减少个体差异和特质的经验，以有效地形塑分享一种有效的同时又具有文化涵义的灾难应对行为和记忆体验。米歇尔・甘本德教授在总结评议时强调，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与反思需要基于扎实的田野经验研究，而本专题的5位报道人在富有启发性地提出她们的理论观点之同时，也极为细致生动呈现了她们的田野个案，这样一种研究讨论风格值得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去坚持和发扬。

16日下午17：10-18：10，在卡嘉娜研究员的主持下，工作坊报告会开展了第一次特别活动“灾难历史研究国际项目介绍”。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皮埃尔・富勒（Pierre Fuller）作为“灾难历史网站”（Disaster ）发起人，向与会学者介绍了这个由历史学家创建的专门为学者研究和公众利益服务的可供相互学习合作的专业网站。富勒副教授指出，中国有时间很长但鲜为人知的灾难管理历史，中国的学者可以加强对这个国际网站的利用，将其作为一个动态的国际合作研究和数据共享平台，从而让灾难历史研究超越学科区隔，扩大地理范围，并获得自己与全球的研究学者的合作机会。

10月17日上午9：00-12：00，“在灾难与激变中反思社会-政治关系”的报告专题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永祥博士的主持下进行，由A. J・法思任评议人。米歇尔・甘本德教授首先以“金浪：海啸后斯里兰卡的权力与礼物”为题做研究报告。她指出随着2004年印度洋海啸的爆发，斯里兰卡涌入了大量救灾物，因此观察大范围人道主义救助的社会影响是反思政治―权力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视角。此外，在考察给予礼物和收到礼物的权力关系，以及对人道主义援助的话语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灾民在重建社会等级与社区关系中，“礼物”所具有的权力象征与文化意义。紧接着，欧洲社会人类学协会人类灾难与危机研究网络发起人、意大利卡塔尼亚大学玛拉・贝纳杜禧（Mara Benadusi）教授以“唤起灾难：印度洋海啸之后的真相与伪饰之机制”为题，报告了其对经历内战和海啸等灾难之后的斯里兰卡南部省份的一个佛教僧伽罗语地区的田野调查，她指出人们在显示灾难和揭示冲突时都采用一种类似的机制，即公布或隐藏特定类别的对象和主体，从而使得灾区的社会形象呈现出一种既脆弱又坚韧的特征，而这正是灾区获得外界援助时所采取的一种弹性策略。之后彭文斌教授在“环境/认同政治以及原住民对环太平洋油轮扩张的抵抗运动”的报告中，以2015年4月初一艘泄漏油轮驶入温哥华引起当地居民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原住民为其领土土地和水源受污染而抗议的事件，对全球地方化中灾难情景下的文化遗产和身份政治问题进行了讨论。以“等雨来：墨西哥气候变化中的政治、话语与物质生活”为题，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罗伯特・巴里奥斯（Robert Barrios）针对大部分墨西哥人口仍继续在高脆弱的水文气象灾害的影响下生存这一现象的分析指出，气候变化不仅对人类发展实践产生有形影响，也是一种通过不同方式和语境来完成的具有政治诉求和经济目的的话语-政治现象，因而干旱并非一种纯粹的自然灾害，而是一种政治建构的风险景象。本专题的最后一位报道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郑少雄博士，他报道的题目是“当代内蒙古的草原政策及蒙古牧民的应对”。郑少雄博士指出过去几十年来内蒙古草原社区所遭遇的种种灾害可视为一种空间改造过程的产物，其反映了国家空间生产与社会地方营造的一种紧张关系，而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力量平衡则决定着草原未来的发展。A. J・法思教授在总结评议时指出，灾难具有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这一专题的5位报道人用他们精彩的研究告诉我们，灾难的肇因还具有一种显现的政治性，因而从灾难的研究来反思权力、话语和社会行动，对于灾难的人类学研究而言是一个亟须加强的议题。

17日下午14：00-16：00，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施帝恩（Stéphane Gros）研究员的主持下，报告会进入第四个专题“灾后重建中的社区恢复与文化重塑”，该专题的评议人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院的张亚辉副教授。以“灾后恢复重建与社区需求”为题，李永祥研究员介绍了他对云南省两个灾后恢复重建社区――盈江县傣族社区和姚安县彝族社区的田野调查研究。他认为社区需求，包括社区连续性、文化功能、生产便利程度、安全感等方面都是灾后恢复重建的核心内容，而由于民族文化和居住条件下的不同，社区需求也不尽相同，因此灾后恢复重建中的“统规统建”政策无法满足不同地区的社区需求，反而会导致社区产生更加复杂的社会脆弱性。接着，美国杜兰大学的张巧运博士在其“想象文化：汶川地震文化重建和抗灾能力塑造中的政治”报告中也指出，灾后恢复重建项目要想获得成功，规划者和管理者必须真正考虑“地方文化”的意义。以汶川地震后羌族村寨的文化重建为例，张博士反思了将羌族的“文化”作为一种旅游开发资源的那些恢复重建项目对羌族村落社会生活的影响。最后张亚辉副教授在评议时总结道：在当前中国各种灾后的恢复重建工作中，由于外来行政和市场力量的强力介入下，日常生活展演的前台与后台之区隔被打破，这对于灾区居民的伤害是值得重视的，而两位报道人的研究都清晰地呈现了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反思。

报告会的第五个专题“关于灾难的记忆、叙述与情感”，于17日下午16：10-18：10在西南民族大学蒋彬教授的主持下进行，格雷格瑞・班考夫教授为本专题的评议人。华东师范大学的王晓葵教授在其“灾难记忆与民间叙事”的报告中提出，中国近代的灾难是如何被表征叙述和记忆传承的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以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1970年的通海大地震、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为例，王教授指出在现代中国关于地震灾难的记忆传承呈现出了不同的样态，其后面所依托的是不同时代社会意识和文化逻辑，而纪念物和纪念仪式的不断变化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灾难记忆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重构的范例，并呈现了中国社会灾难记忆多样化的趋势。接着，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陈学仁（Chris Courtney）作了题为“历经灾难：1931年汉口洪水的现象经验与情感经历”的报告。通过对20世纪初期汉口市民如何经历了洪水的历史考察，他认为当时相关部门和机构所制定的灾难应对策略不仅仅是理性地为了生存，也在通过显示悲伤、宗教仪式和慈善行为试图在逆境中寻找生活意义，甚至是追求一种“苦中作乐”的乐趣。虽然这些行为并不总是能增强了大众的生存机会，但在帮助社区应对灾难方面也显现了一种重要的功能。随后，西南民族大学的张原副教授以“沙粒中的世界：高寒湿地草原沙化灾害的地方叙述”为题进行了报告。张副教授指出干旱通常被认为是土地荒漠化灾害发生的主要前提条件，然而降雨充沛且拥有大片湿地的若尔盖草原的严重沙化灾害迫使我们应该从地方的视角重新认识什么是沙害？特别是要关注沙害在地方叙述中是什么样的灾难？以及沙化灾害的前提条件和诱发肇因是什么？他进而通过案例指出，在当地藏民看来，沙害是一种报应，其发生是因为一种跨界和过度的行为打破了生活世界中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平行关系和边界秩序。而今天在若尔盖草原所发起的很多治沙工程在藏族牧民眼中，就像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做了一场错误的仪式一样，除了制造更多的灾害之外并没有逆转当地的沙害。因此，理解灾难的地方叙述，人类学的灾难研究或许可以更为准确地揭示灾难发生的社会文化机理及其应对方式。格雷格瑞・班考夫教授作总结评议时指出，三位报道人的研究表明，对于灾难的地方记忆、体验与叙述的考察可以让我们基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景和文化价值逻辑来还原灾难的本来面貌。

17日晚上19：30-21：30，工作坊报告会的第二次特别活动“纪录片中的2008年汶川地震”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当代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柯安娜（Anne Kerlan）主持下进行。香港科技大学人文部博士候选人邱月首先以“国家主导的灾后恢复中的个体”为题进行发言，她指出北川县城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在政府高度参与的重建过程中，个体被植入在这个由国家提供的新的社会结构中，进而地方个体的声音被响亮的官方叙述淹没了，不少关于这场灾难的纪录片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理解灾后个人生活感知的途径。接着与会学者观看了由马占冬导演的纪录片《五月一天》，观影结束后马占冬导演和学者们在现场围绕着灾难、生育、创伤、情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10月18日上午9：00-12：00，报告会第六个专题“灾难的感知与呈现”在王晓葵教授主持下进行，弗里德克・克可研究员作评议人。西南民族大学旅游历史学院的郭建勋副教授首先做报道，他的发言题目为“环境、族群、地方知识与灾难：以1786年大渡河地震为例”。郭教授指出发生在清代中期的这场地震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历史上大渡河流域的地方环境、生活模式、族群关系和社会经济联系的研究视角，他认为在相同的生态环境中生存的不同民族会形成不同的环境知识和灾难应对经验，这使得灾难来临时不同的民族所承受的影响是不同的，这些民族则会在经历灾难之后通过相互的学习借鉴形成新的地方知识。以“中国的空气污染中的双重认同以及潜在的环境灾难”为题，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史乐闻（Edwin Schmitt）介绍了他近来关于空气污染的考察研究。史乐闻指出，许多突然性的灾难事件其实是自然生态受到人类社会严重干扰的结果，所以针对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这样的环境问题，我们必须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而人们在感知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时，还往往导致世界性与地方性的双重认同。之后，西南民族大学旅游历史学院的薛熙明教授作了题为“变动中的家与地方：灾后移民社区的空间生产”的报告。以震后移民安置的羌族社区邛崃市木梯村为例，薛教授指出，在现代化和灾害等因素的影响下，家与地方的联系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变化，特别在一种“自上而下”的规制化社区安置重建中，家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严重的断裂，家所蕴含的物质空间、情感空间、生计空间、文化空间等多重意义都发生了分离，社区主体也缺乏对地方的认同，所以灾后社区重建过程中亟待一种“自下而上”模式的出现。随后，意大利米兰比可卡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法比奥・卡尔尼里（Fabio Carnelli）作了题为“缺失了现在的民族志：意大利拉奎拉地震后的时空实践”的研究报告。他分析了幸存者们生活轨迹里关于“灾难”一词的意义变化，并列举了一些具体城市在震后采取的应救机制，从而指出要在灾难研究中去记述一个复杂的时空框架，这可以帮助人类学者去分析受灾难激活的“事故”及其后果。本专题的最后一位报道人是华东师范大学的雷天来博士，他报道的题目是“国家权力、现代传媒与民族共同体：以‘东方之星’翻沉事件后‘头七’祭奠为例”。他提出公共纪念仪式一直被视为国家对灾难的反应，而纪念仪式的模型通常则反映了社会的基本状态，当国家的纪念仪式与民间传统的“头七”习俗结合后，纪念仪式就发生了形式和内涵的变化。在此过程中，现代媒体和公众的参与不仅更新了纪念仪式，还挑战了传统模型，所以政府应该允许和提高民间信仰在国家公共事务中发挥特定的功能。最后，弗里德克・克可研究员在总结评议时提及，人们对灾难的感知与呈现必然是依托于一定的社会文化情景的，因而具有社会性、政治性和文化意义性，但人类学家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不要过于人类中心主义，也应该关注到动物，特别是那些和人类社会紧密嵌合的动物对灾难的感知与呈现。

篇8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基于一种忧患意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是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新情况新形势下始终保持党的旺盛的生命力。关于这一点，江泽民同志有十分清晰的说明。早在2000年6月，他在西北五省区进行党建调研时，就曾深刻指出：“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党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紧跟世界进步的潮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1]从江泽民同志点出的这一“出发点和着眼点”可以看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基于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是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清醒体悟和洞察。

1.从世情看，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地突飞猛进，各种思想相互激荡，以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大踏步走进世界，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但同时要看到，我们在发展，别人也在发展。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周围世界，按照一向习惯了的老路子来办事，势必落后于时代，而且有被时代淘汰的危险。世纪之交，一批大党老党先后失去政权，就是一个警告和教训。江泽民同志提醒我们：“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忧患意识，溢于言表。

2.从国情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开始了历史性大转折。我们已从封闭状态转变到对外开放，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已开始了“第二次革命”。这场革命的深度、广度是前所未有的，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突出成绩。人民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中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信心满怀地面对未来。但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和发展的道路也并不平坦，困难、风险、考验接踵而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一方面使我们的社会增加了活力和创造力，另一方面又对我们传统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有些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收入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就业压力加大。新事物新问题新矛盾的不断出现，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需要认真对待研究解决，决不能掉以轻心，失去必要的忧患意识。

3.从党情来看，我们党和广大党员干部所处地位、环境和所承担的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在报告中对党情作了科学精辟的分析，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与这个转变相联系，我们党现在面临两大考验，一是执政，二是改革开放。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党现在也要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一是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能力，二是要增强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考验也好，课题也好，说到底，就是我们党能不能在新世纪，在前述世情、国情、党情的历史方位上，真正做到“三个代表”。

当然，忧患绝不是悲观。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在对世情、国情、党情清醒科学定位的基础上，在谈到党和国家新世纪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战略问题时，以宽广的历史眼光和世界眼光，作出了关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指出“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必须紧紧抓住且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难得，稍纵即逝，能否抓住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则关系到我国能否加快实现现代化，跃身世界强国行列的根本战略问题。抓住机遇要靠一个民族的历史觉醒，要有一种忧患意识。2000年6月，江泽民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用较长篇幅回顾了中国在1661年到1796年的那段名为“康乾盛世”却是“落日的辉煌”的辛酸历史。他指出：“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二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快速发展。但是，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却不看这个世界的大变化，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最后，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就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直至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前不堪一击。这个历史教训刻骨铭心啊。”[2]历史证明，抓住了机遇，就可以在民族振兴的道路上实现飞跃；丧失机遇必然会进一步拉大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使整个国家、民族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全党必须清醒地认清大局，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加快推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同志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期，通过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经过长期深入思考，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机遇和挑战，怀着一种包含崇高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强烈忧患意识，得出的重要结论。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内容蕴涵了一种忧患意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科学理论。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不等于“三个代表”。当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内容就在于“三个代表”。而要理解这一核心内容，就必须把握这样一个理念，即党的先进性在于“三个代表”。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这一从“先进性”的角度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核心内容的论述，蕴涵了一种忧患意识。因为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所以一个党如果放弃不断创新的努力与追求，不思进取，满足于“历史上曾经先进”和“今天仍然先进”，那就必然要陷入僵化保守的境地，曾经先进的也迟早要成为落后的，要被淘汰的。江泽民同志正是基于这种忧患意识，对党的先进性、对中国共产党如何永葆青春作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三个代表”要求。

1.党的先进性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中去考察。生产力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一般说来，先进生产力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高素质的劳动者通过先进的管理方式，运用先进的生产工具改造自然界，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从当前世界的情况来看，是多层次生产力水平并存的局面。西方发达国家掌握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力，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问题就显得更加严重和紧迫。我们必须有这种忧患意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不发达”向“中等发达”目标迈进的历史进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并用先进社会生产力取代、改造、淘汰落后社会生产力的历史过程。生产力作为最革命的和活跃的因素，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要掌握全世界范围内先进生产力的特点、趋势和走向，努力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的潮流，以先进的生产力代替落后的生产力。

篇9

【关键词】《申报》 史量才 经营模式 办报理念

史量才的经营模式使《申报》的发展达到了巅峰。历史走到今天，史量才也成了学界、业界研究的一个焦点，在本文中，以2008至2011年为时间段，通过史量才这个题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精确搜索，共查到相关论文48篇。发表的期刊有《国际新闻界》、《新闻前哨》、《新闻爱好者》、《新闻记者》、《当代传播》、《新闻世界》、《新闻窗》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检索的相关论文，对这四年有关史量才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以期对以后有关史量才的研究有所贡献。

一、史量才的报业经营理念

从1912年史量才接管《申报》到1934年史量才被特务杀害，历时22年。在这22年的时间里，《申报》由开始7千多份上升到最高15万份的发行量，《申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史量才个人的管理才能、经营理念分不开，有学者分析其管理方法，总结出三点：（1）独立发展，不依托党派、财团。经济上独立于财团、政府之外，使得报纸能够有自由言论的空间；（2）积极拓展广告业务。广告业务的迅速发展，为《申报》带来了充足的资金，这也是《申报》能够保有“独立报格”的基本前提；（3）发展周边产业，尝试建立报业托拉斯。①

从媒介经营管理角度来看，有学者通过考察史量才报业经营的基本思路，认为其管理理念已经具备当代媒介经营管理的雏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新闻使命意识与传媒影响力提升策略；（2）商业竞争意识与企业化经营策略；（3）人才意识与媒介人才管理策略。②

从人力资源管理理念来看，史量才十分注意新闻报道的质量，不惜重金聘请当时国内一流的记者为其撰稿，著名记者黄远生、邵飘萍等担任过《申报》的北京特派记者。综观之，史量才在报业人才的经营管理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爱才惜才保才，重金引进人才，懂得放权让利，以博怀保留人才。③

二、史量才的办报思想

史量才是具有强烈历史责任感的报业企业家，始终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用治史的态度来办报，本文通过对相关论文的梳理分析，总结出对史量才办报思想研究的四个主要方面。

1、治史的办报思想

史量才有一个强烈的理念，认为报纸就是现代的史记，报纸要始终尊重事实，客观、公正记载，为社会存史料。社会历史责任感是新闻工作者的首要精神品质，这种责任感，来自于对公众利益的忠诚，对主流价值的认同，对职业伦理的恪守，对人文精神的追求等，新闻要记录“历史的真实”。

有学者对从1913年《申报》收买全份旧《申报》的告白到《申报》举行创刊二万号大庆到《申报》60年大寿的相关情况的研究，认为：经历了七十多年风雨的《申报》见证了中国从帝制走向民主，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历程；见证了近一个世纪朝代更迭、风云变幻、社会变化发展的全景；记载了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技术及国际事态方面的史实，《申报》和围绕《申报》出版的大量书籍刊物，为了解和研究近代史积累了大量史料。④

2、独立发展

史量才坚持报纸的独立发展，不做政党的代言人，不阿谀奉承，这样的气魄使一般报纸难望其项背。然而，一份报纸，要想摆脱政治上的控制，做到言论自由，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冒极大的风险的。《申报》的发展只有靠报纸本身赚钱，只有经济上独立了，才能讲求政治上的独立，为此，史量才抓住广告和发行两个核心，聘请当时对广告学素有研究的张竹平主持经理部工作，同时，以新闻业务的发展提高报纸的发行，《申报》在民国时期就已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不受任何政党、财团的控制。

史量才不畏强权，一切以报纸发展为重。为了更好地控制舆论，亲自找史量才“谈话”，要求《申报》转变“舆论方向”，遭到史量才拒绝，独立立场可见一斑。

3、服务意识

缜密的发行措施和一些新颖的促销手段使报纸的发行量直线上升，报社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接着史量才开始引进新设备，扩大报纸生产。有学者认为经营方面的改良是出于商人逐利的本性和资本扩张的惯性使然，由此，对史量才是商人还是社会改良者引起了学者的争论，朱春阳认为社会改良者是史量才自我认定的第一身份，史量才作为一位社会改良者，强调教育改变社会、服务社会的改良方式始终伴随他的办报生涯，同时，朱春阳还将《申报》和《泰晤士报》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相比较中国的商业社会成熟程度，《泰晤士报》经历了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巅峰时期，具有世界影响力，但却没有办法在公益和商业之间做到一致性，而《申报》在史量才手中却实现了这一目标，这个是史量才的不平凡之处所在。⑤

高春菊认为史量才秉承服务社会，用之读者的办报目的，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用实例证明为了实现“用之读者”的办报目的，史量才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围绕《申报》业务开展一系列活动，创办了很多增刊和副刊，多方位考虑读者的需求；其次，兴办文化事业，为国人了解经济、发愤图强，做了大量基础工作。⑥

三、报业经营策略的现代意义

有学者从史量才办报的创新思维、办报的历史责任、办报的民本理念三个角度分析对当今报业经营的借鉴意义，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冲击并改变了原有的传统媒介生态环境，原有的办报理念、思路、手段、机制等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急需建立起一套新的秩序，以适应新媒体时代受众的需求，史量才求新求变的精神值得学习。

从史量才广告经营策略角度来看，现在媒体市场化后，广告满天飞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消费者的利益和广告商的利益似乎成了媒介经营中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为满足广告商利益而不惜搭上读者和观众的时间和空间的做法也是见怪不怪，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研究者从史量才广告经营的“仁”、“义”、“信”三个层面进行分析，认为史量才不但努力保证广告服务数量，更不断提升广告服务质量，提醒媒体广告经营多从“仁”、“义”、“信”的角度学习和借鉴。⑦

四、对史量才研究的新视角

1、职业认同视角

在《“爱报之心甚于生命”――史量才职业认同探析》一文中，学者引进了职业认同视角，文章通过对史量才职业动机、职业情感、职业态度、职业忠臣度、自我职业身份认知等主要方面展开了深入分析，最终得出：史氏一生为之奋斗的一切事业的核心最终于其办报事业。⑧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樊亚平副教授也从职业认同的视角展开研究，认为，尽管史量才的职业活动并非仅仅局限在报业，但各种实业很少成为他职业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和重心，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一切事业的核心，最终还是其办报事业。⑨

2、博弈论视角

以民国政府与史量才之间的博弈为考察对象，来考察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民营报人和报纸的生存状态。民国时期，政治言论是报纸品格最重要的体现，言论也是报纸最能触动当局敏感神经的利器，民国政府与史量才既需要相互认同各自的存在和影响力，又要维护各自的利益和价值，有学者对“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禁邮”事件、拉拢与决裂这四个事件来呈现史量才与民国政府的博弈，认为史量才通过个人活动和《申报》的言论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闻事业的发展。⑩

3、比较视角

史量才、普利策分别是中西新闻史上鼎鼎大名的报人，分别开启了本国报业走向现代化的大门。由此，有学者将史量才和普利策的经营理念和报业实践进行了比较，认为两人的经营理念和业务实践具有相似性，都致力于创办独立且大众化的报纸，尽管如此，但两人的办报思想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作为政治家的史量才奉行史家思想而作为企业家的普利策具有政治思想。⑾

综上所述，关于史量才的研究近年来成果众多，使人们对史量才的经营理念和报业实践都有了深入的了解，也有助于我们对史量才的全面认识，对那个时期社会状况和报业发展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相信在未来的研究中，会有新的发现，以史为鉴，更好地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①蔡，《史量才的报业管理策略》[J].《青年记者》，2011（2）：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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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作为六朝古都，南京的文物可谓遍地都是，随便一锹挖下去都有可能挖到一座古墓。今年3月底，南京雨花区某施工单位在未经考古勘探发掘的情况下违规强行施工，导致5座六朝墓葬被破坏。不久前，南京市文化综合执法总队对六朝古墓被毁事件做出50万元的行政处罚。

“这也是南京针对破坏地下文物行为开出的‘史上最重罚单’。”7月4日，南京市秦淮区检察院检察长朱赫告诉记者，随着近年来南京破坏文物事件多发，南京市秦淮区检察院开始在保护历史文化方面下工夫。今年6月4日，秦淮区检察院牵头举办了秦淮区历史文化司法保护论坛。

“从今年开始，我们要努力打造秦淮区历史文化保护新高地。”朱赫告诉记者，目前，秦淮区检察院已成立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检察服务站，出台《服务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实施意见》，并搭建了一个多方参与的历史文化保护平台，使检察工作在景区立足生根。

文物破坏案件频发

“江南锦绣之邦，金陵风雅之薮”。南原秦淮区地处南京主城南部，自古以来文人荟萃，商贾云集，文化底蕴厚重，各类遗存众多，历史名人辈出，被誉为是古都金陵的起源，南京文化的摇篮。

2013年2月，新的行政规划后，原秦淮区与白下区合并，组成新秦淮区。原白下区坐拥各类古建筑、古遗址，历史文化也十分丰富。合并后，浓厚的历史文化成为新秦淮区的一大特色。据了解，新秦淮区现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60处，其中国家级3处，省级17处、市级23处、区级17处。

“经过前期调研发现，这些历史文物的保护现状令人担忧，不仅破坏文物的现象偶有发生，还存在行政机关多头管理，违法行为管理职责不明、责任追究不力，历史文化街区改造中的职务犯罪常发，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不畅等多种问题。”朱赫说。

2009年8月12日，南京市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瞻园）门口一尊清代文物――石狮被东部路桥公司的施工车辆撞倒断裂，车辆驾驶员承担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

“这两起事故，我们检察院都直接参与事故处理，也发现在文物保护方面的一些问题。”朱赫介绍说，“瞻园石狮子受损事件”发生后，秦淮区检察院便发出了督促书。我们的办案人员发现，由于文物鉴定机构与司法评估资质脱节，导致江苏省内没有一家具有文物司法评估资质的鉴定、评估机构，“这不仅造成省内文物专家对我省文物司法鉴定无发言权，而且直接影响省内文物的司法保护效果”。

为评估被撞毁损石狮的价值，江苏省文物局出函委托江苏省文物保护专家组鉴定为明清时期文物。南京博物院为该石狮出具复原修复的经费概算为200970元，不包含文物损伤费。南京文物公司评估证明受损石狮目前市场价值估价为60-80万人民币，江苏省文物保护专家组进一步评估该石狮的价值损失至少应在40万元。

最终，南京市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最终按照江苏省文物保护专家对石狮的评估价值诉至法院，要求东部路桥公司赔偿文物修理费200970元，文物损失费400000元。

但在案件审理中，被告东部路桥公司对于原告提供的评估鉴定结论有异议，以“原告方的鉴定委托程序混乱，鉴定机构无相应资质”为由，申请对受损石狮的年代、市场价格、价值损失及修复费用进行重新鉴定，以明确原告的具体损失。

秦淮区法院同意被告东部路桥公司提出的重新鉴定、评估的申请。经查询江苏省高级法院关于评估、鉴定机构名册，未发现省内具有对文物进行司法评估资质的鉴定、评估机构。于是秦淮区法院指定并委托河南珍宝艺术文物书画司法鉴定所对受损石狮的修复费用、财产损失进行重新评估。由于该司法鉴定所为河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报司法部备案，鉴定业务范围为：艺术文物司法鉴定和书画司法鉴定。该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结论为：受损石狮修复费用为15万元左右，文物损失贬值费应在20万元左右。河南珍宝艺术文物书画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被区法院作为定案依据。

2011年7月8日，秦淮区法院判决东部路桥公司赔偿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损失348000元。

“文物本身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其影响力、艺术性的损毁是无可挽回的。”“瞻园石狮子受损事件”中，两家文物鉴定机构的评估价相差了25万余元，让朱赫感慨万千，他意识到，强化文物和艺术品司法评估机构建设已刻不容缓。

2012年，一家公司的法拉利跑车在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京中华门城堡上进行“漂移”，被媒体曝光后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经过调查，这项商业活动经过中华门城堡管理所的同意，但是未经过南京市文物局的审批。

此事引起了秦淮区检察院的关注，随向其主管单位发出了检察建议，要求立即停止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的活动，及时依法处罚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挽回国有文物损失。

“瞻园石狮子受损事件”和“中华门瓮城法拉利漂移事件”，都曾在当地引起过热议。历史文化保护的问题，也在这两起文物破坏案之后，进入朱赫的注意视线中。

现行历史文化保护的检察触角

朱赫考虑的首要问题是，作为检察机关，对于历史文化保护，他们能做什么。秦淮区检察院曾以夫子庙历史文化街区为样本，作了关于历史文化保护的检察保护调查。

对历史文化街区的检察保护，一方面体现在处理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管理引发的纠纷案。调研显示，经过多年经营，夫子庙景区已成为秦淮区的品牌和形象，与此同时，由于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存在职能衔接不畅等问题，导致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中，各类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不断发生。

据秦淮区检察院刑检部门统计，每年办理的涉及夫子庙等景区的刑事案件均在数十件以上，案件集中于盗窃、故意伤害、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诸多方面，其中一部分案件是由于管理分散、执法力量不足、资源要素配置不充分造成的。如2012年11月的一个周末，马鞍山游客力某一家三口和上海游客相某一家六口，在夫子庙西牌坊大转盘处，为争抢出租车发生纠纷，在互殴过程中一人受轻伤。

历史文化街区改造过程中的职务犯罪案件，也是检察机关发挥作用的重点。据了解，近年来，秦淮区加强了对该区门东门西历史文化保护改造工作的力度，老门东、愚园、秦淮河河房等一批古建筑得到保护和修缮。国家为此投入了巨额资金用于文物保护的改善民生，但一些贪腐案件也因此滋生。

调研显示，近两年来，秦淮区检察院共查处了十余件拆迁和城建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占整个区职务犯罪案件的一半以上。如区城镇综合开发总公司动迁员王某某贪污案，风光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动迁科长杨某贪污、受贿案，红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方某某受贿案，区拆迁办傅某受贿案，区房地产开发公司陈某某受贿案等，上述人员均是在拆迁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贪污房产或者收受有关人员的贿赂。

“也有一些历史文化破坏现象，是目前检察触角很难延伸到的。”朱赫有些遗憾地说。

朱赫所指的主要是城市规划带来的历史文化破坏。据了解，南京明城墙内老城约为40平方公里左右，未改造的仅剩2平方公里左右，在城市现代化和老城改造过程中，城南的历史街区仍然面临被拆除的困境。

记者了解到，1994年后的七八年里，城南金沙井、百花巷等传统民居保护区被破坏，2006年至2009年，南京市政府着手对秦淮河沿岸的安品街、牛市-颜料坊、船板巷、钓鱼台、门东、门西、南捕厅等历史街区进行拆迁改造，先后拆毁颜料坊、牛市、秦淮河两岸大量珍贵的河房以及南捕厅不少历史建筑。

朱赫介绍说，从新的《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看，秦淮区仅有门东、门西两片传统民居群划作保护片区面积，还不到明南京城的几十分之一。“这样的保护范围和力度与南京历史名城的地位有很大的差距。同时，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丰富的地下文物遗存正受到严重威胁，一些部门和单位盲目施工，导致地下文物遭到破坏的事件时有发生。”

打造历史文化保护新高地

我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起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梁思成先生提出的保护古建筑物的位置部署秩序和整个文物环境的观点。随着改革开放，我国在重视历史环境保护的国际潮流影响下，保护古城的思想逐渐形成。

目前，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文物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保护区为核心的多层次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和一套比较完整的关于文物、历史名城和历史街区保护的法律法规。而南京市作为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改革开放30 多年来，其对历史文化的规划与保护从未停步，1984 年编制了《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此后，又陆续制定出台了《南京城墙保护规划》、《南朝陵墓石刻保护规划》、《明孝陵保护规划》等8部规划，2010年又制定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为保护南京的历史文化资源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在秦淮区检察院郭月芳看来，尽管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出台的规定不少，但法律保护整体现状令人担忧。她举例说，现行法规文件的内容往往以明确保护的对象、保护的内容与方法为主， 而对保护运行过程中具体管理操作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规划却十分缺乏， 如保护中具体范围的确定方式、保护管理的机构设置与运行程序、监督反馈机构的设置与运行程序、保护资金的来源与金额比例以及违章处罚规定等均无具体规范。

“这就放松了法规在执行过程中自由裁量的范围与尺度， 加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本身涉及问题的复杂性， 造成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法规的执行存在相当大的弹性与出入。”郭月芳补充说。

“历史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保护，但近年来，检察机关如何更好地参与社会管理、提升执法公信力也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保护历史文化和检察职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朱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