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园考察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工业园考察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4月27日至28日，县政府副县长李小建率领农业局工作组参加完在中山召开的平远脐橙申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技术审查论证会后，在中山市农业局有关人员的陪同下，先后参观了中山市聚丰园米业有限公司、中山农牧有限公司、中山市万通冷冻食品有限公司和中山黄圃泰和食品公司等四家市级农业龙头企业，考察了企业的生产基地和车间，认真听取了公司负责人的经营情况介绍。

一、基本情况：

中山市聚丰园米业有限公司是以生产高档优质米为主的企业，年生产优质大米5万吨，在韶关、台山、新会、高要及云浮等地建立了马坝油粘、丝苗米、象牙粘等优质稻生产基地，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中山农牧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大型规模化养殖场、果树种植、鱼塘养殖、有机肥生产和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于一体的多元化现代农牧企业，占地面积1996亩，存栏种猪2000多头，年出栏优质生猪4万多头，并向各地农户提供优质猪苗和饲料、兽医兽药、技术服务等支持，回收肉猪统一保价销售。中山市万通冷冻食品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冻罗非鱼片和叉尾回片，年加工生产能力达3600多吨，产品主要出口以色列、安哥拉等国，在中山南朗、阳江、恩平、湛江等地收购原材料加工销售。中山黄圃泰和食品公司占地面积6800多平方米，生产腊味、腊鱼、腊禽等三大系列五十多个品种的产品，公司设立了6个连锁专卖店，“泰上王”牌腊味、腊鱼、腊禽产品畅销省内外，出口东南亚、巴拿马、委内瑞拉等国家和地区。

二、主要体会

参观的四家企业都是规模较大、效益较高的现代化农业龙头企业，其中聚丰园米业和泰和食品等多个产品获得了广东省名牌产品称号、中山农牧公司是供港澳活猪饲养注册场，在中山市这样一个工业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城市，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都必须依托山区提供原材料，我县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农产品资源，我县农户素有种植优质稻的习惯，今年优质稻种植面积将达到1万亩，全县水产养殖面积1.9万亩，年水产品总量0.59万吨，年出栏生猪18万头，要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发挥资源优势，在珠三角现代农业产业转移中做好承接工作，促进我县农业生产的发展。

篇2

3月4日至7日，市政府办公室和外经贸局、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一行4人赴扬中、丹阳、句容、溧阳、金坛、武进，学习考察六市招商引资工作的做法和经验。这次考察时间虽短，但收获颇丰。大家一致认为，六市以超前的眼光、创新的思路，展示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营造出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许多经验做法值得学习和借鉴。

一、主要做法

1、坚持把发展外向型经济作为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不断提升利用外资的规模和质量。

六市虽然区域位置、经济基础各不相同，但对招商引资工作都十分重视，动手早、行动快、成效显着。2001年，句容市共新批外资项目60个，合同利用外资2.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4638万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9倍和2.06倍。其中，500万美元以上项目11个，1000万美元以上项目4个。涉外税收入库1.16亿元，外向型经济占全市经济份额已达50%以上；扬中市新批外资项目45个，合同利用外资1.2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194万美元，分别增长144%和36%。其中，500万美元以上项目9个；丹阳市新批外资项目90个，合同利用外资2.01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4514.9万美元，分别增长184.2%和47.1%。其中，500万美元以上项目20个；金坛市合同利用外资、实际利用外资分别达1.26亿美元、6107万美元，分别增长42%和21%；溧阳市合同利用外资、实际利用外资分别达5000万美元、5771万美元；武进市利用外资总量居六市之首，共新批外资项目71个，协议利用外资2.6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42亿美元，分别增长126%和18%。其中，500万美元以上项目6个，1000万美元以上项目11个。目前已有1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该市。2002年，六市从头抓紧，及早安排，利用外资工作开局良好。丹阳市今年确定了每镇协议利用外资不低于300万美元的工作目标，今年1-2月份，协议利用外资4400万美元。武进市计划年内利用外资翻一番，力争实现合同利用外资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亿美元。仅1月份，该市已新批外资项目12个，增资项目3个，协议利用外资1.0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512万美元。

2、坚持把工业园区作为对外开放的主要基地和窗口，不断推出有吸引力的招商载体。

园区是对外开放的重点区域，是吸引外资的主要载体，把园区做大、做强、做优，发挥各类园区在利用外资方面的"龙头"作用，是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现实要求，更是实现招商引资新跨越的主阵地。六市都十分重视园区建设，规划早、定位准、投入力度大。武进市有2个开发区。一是高新技术开发区。目前，一期规划的核心区3平方公里已布满，正抓紧建设南区和北区。南区规划面积7.7平方公里，用于引进一般工业项目，北区17.5平方公里，利用不足3公里的长江岸线资源发展重化工业。二是农业综合开发区。利用环境优势，发展现代农业和旅游度假项目。该市在合理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加大推进力度，在"两区"内划出启动区，完成拆迁、征地等工作，配套基础设施，实现"七通一平"，去年仅高新技术开发区南区的投入就达1.5亿元。武进市30个镇兴建了43个工业园区，每区规划面积都在400亩以上，新建项目全部向工业园区集中，形成了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的态势。扬中市去年4月份起开始规划建设沿江工业（仓储）区，规划面积9平方公里，市财政已投入近6000万元，目前水、电已配套，四条主干道已有1条通车，其它3条正在抓紧建设，今年将有3个5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进区。丹阳市去年开发区基础设施投入1.1亿元，今年将继续加大力度，预计投入1.5亿元。该市新世纪工业园正在规划建设9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目前已建成和即将完工6.5万平方米，已出租3万平方米，在第一、二、三年每月分别按7元/平方米、8元/平方米、9元/平方米收取租金，既方便了外商，缩短了项目周期，又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丹阳市各镇都规划建设了特色工业园区，如司徒镇"眼镜工业园"、后巷镇"五金工业园"、新桥镇"灯具工业园"等等，去年该市有5个镇协议利用外资在2500万美元以上。

为进一步增强园区的吸引力，六市都制定了优惠的投资政策。句容、丹阳、扬中三市设立了"无费区"，即在指定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内"只收税、不收费"，省政府以下文件规定的收费一律予以减免，这一政策的出台，在外商中产生了积极影响。扬中市还给予工业（仓储）区特别的优惠政策：凡投资在500万美元以上、征地在50亩以上的独资项目，5年内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和10年内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以财政奖励的形式全额返还给企业。

3、坚持把特色产业和资源作为对外推介的主体，努力形成项目的集聚效应。

六市的同志认为，外商到一个地方投资，最看重的是当地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优势，适合他的企业发展，否则，你说破了嘴皮，人家也不会来投资。完全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就象国内电器产品打价格战一样，只是权宜之计，不是根本之策。六市从本地的资源实际和产业实际出发，凸现自身优势，增强了项目的吸引力。扬中市是全国最大的电器生产基地之一，工程电器已占全国市场的20%，电器产品对全市工业经济的贡献额已达40%左右。该市紧紧抓住这一产业优势，积极对外宣传推介，吸引了一批外资企业落户。目前，该市生产电器的外资企业已达30多家。其中，默勒电器有限公司由世界开关柜技术实力最强的KM公司与中方合资，先后4次增资，实际利用外资2000万美元。丹阳市是全国最大的眼镜专业批发市场，年成交额超过5亿元，该市一方面强化市场建设，配套市场设施，另一方面紧紧依靠市场载体，展开招商攻势，先后引进了40多家外资企业。金坛市是江苏省服装名城，该市注重以外引外，利用外贸生产企业与外商的协作关系，争取深层次的合作。全市130多家服装生产企业中，近60%是外商独资或合资企业。其中，晨风集团1家引进3个合资项目，实际利用外资1200万美元。在资源利用方面，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句容市利用矿产资源优势引进了全国目前最大的台商独资企业京阳水泥厂，一期工程已投资2.8亿美元，二期工程已经批办，投资1亿多美元，将形成年产400万吨的生产规模。溧阳素有"三山、一水、六分田"之称，该市利用独特的山水资源，引进了泰国独资的食品生产企业，总投资3000万美元。

4、坚持把创新的招商方式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突破口，着力提高招商引资的实效。

六市在招商的方式上各有特色。句容市的同志认为，派驻招商能够接触到真正的客商，是当前行之有效的招商途径。派驻招商要取得突破进展，人才是关键。句容市自去年2月份以来，先后在东莞和深圳龙岗区设立了两个办事处，每个办事处常驻2人。办事处的同志肯吃苦、有钻劲，没有交通工具，出门打"摩的"，外资企业不熟悉，就翻电话薄，他们给自己订了一个目标：每人每天必须拜访一名客商，每年回家不超过4次。经过努力，2个办事处一年不到引进7个项目，协议利用外资2500万美元，其中1000万美元以上项目1个，去年底已开工建设。金坛市今年计划面向全省公开招聘10名招商人员，核定基本工资，并依据招商引资实绩给予奖励。扬中市经济开发区在北京、上海、东莞、温州设立了4个办事处，各镇也相继在外设了10多家办事处，他们感到，随着办事处工作的逐步到位，信息渠道拓宽了，办事处现在提供的信息量已与原有渠道平分秋色。

扬中市的同志认为，网络招商是一条成本较低、具有代表趋势的招商途径。 该市从去年3月份开始运作，5月份建立网站，并专门配备了一名精通计算机和外语的专业人才。同时，利用精心编制的世界500强企业名录、台湾化工企业名录等基础资料，对搜集到的外资企业和跨国大财团、大公司进行认真研究和分析，找准与本地产业的结合点，有目的地通过在商业网站信息、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与对方取得联系，进行项目洽谈。去年，通过网上招商，委内瑞拉在中国的第一家合资企业在扬中落户，项目总投资500万美元，协议利用外资280万美元。

武进市和扬中市的委托招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去年武进市经济开发区高薪聘请了一名台湾人作为招商，每年发给15万元薪金，另按实际引进外资的5‰提成。去年共引进2个项目，协议利用外资4000多万美元，目前还有2个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正在洽谈。武进市的同志介绍，该市不少镇都相继聘请了境外招商。扬中市与同济大学紧密合作，委托该校在外留学生，吸引德国等欧美客商来该市投资，并专门按欧州风格规划建设了同济大学工业园。该项工作自去年下半年启动以来，先后已有3批客商前来考察，一批意向项目正在洽谈。

5、坚持把强化领导作为招商引资工作的重要保证，不断提升招商的组织水平。

六市的同志认为，区位优势不如领导优势，领导带队招商容易见到外商的高层领导，洽谈时能够拍板定案，效果较好，领导的重视程度是招商引资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之一。丹阳市四套班子领导都主动学习外向型经济，积极参与外向型经济，带头冲在外向型经济的第一线。每年市领导都组团到境内外招商。去年仅东莞一地，市委书记和市长每人就去了8次以上，分管市长去了11次。金坛市去年召开了2次全市性的招商引资大会，书记、市长亲自动员部署，督促检查，顶真较量，在全市掀起了一股人人知晓、人人关心招商引资的氛围。

发展开放型经济，仅有领导层思想的统一还不够，必须落实保障措施，加大考核力度，健全激励机制。句容市在财政支出上实施"三必保、两倾斜"，即保工资、保稳定、保必办事项，向为民办实事倾斜、向招商引资倾斜。同时，对各级领导明确了"三不"，即不懂外资不称职、不抓外资不称职、抓不好外资不称职。六市都制定了招商引资奖惩办法。为充分调动乡镇招商引资的积极性，句容市、金坛市规定，乡镇外资企业国税地方留成部分按一定比例返还给各镇。武进市除对招商引资直接贡献者奖励外，还增设了相关部门引进外资奖和重大项目组织奖。对完不成招商引资任务者，各县市都实行一票否决，明确规定不得参与评先评优。句容市还规定，对连续2年未完成利用外资任务的单位主要负责人实行诫勉谈话。

二、几点建议

结合六市的经验，联系江都的实际，应在以下几方面求突破：

一是在重点载体建设上求突破。随着经济集聚程度的提高，园区经济越来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展园区经济必须要有超前投入，有投入才有产出。当前我市必须加快"一区四园"建设，突出载体招商，重点推进外资工业园和沿江工业园的开发利用。可以借鉴武进市的做法，实行一次规划，分步实施，滚动开发。在外资工业园和沿江工业园规划启动区，加快建设步伐，拉开发展框架，尽快实现"三通一平"，形成"卖点"。目前，周边县市沿江开发力度较大，可用岸线资源越来越少，港区是我市吸引大项目的优势所在，我们应认真研究，深入挖掘，吸引一批"运输量大、用水量大"的大项目来我市投资落户。各重点镇要加快工业园区建设，搞好园区规划，强化管理和服务，增强园区的集聚功能、孵化功能和辐射功能，建成具有独特优势的工业园。

二是在派驻招商上求突破。各驻外办事处是我市招商引资的"前沿哨所"，能够接触到一批实实在在的外资企业老板，掌握一批实实在在的项目线索。发挥好各驻外办事处的作用，是拓宽项目渠道的重要途径。我市的派驻招商工作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力争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实质性成效。一要充实力量。除现有的2个办事处外，各重点镇都必须在外商密集区派驻1-2个招商点。要选好驻外招商人员，把责任心强、盯劲足、业务精的同志充实到一线招商队伍中去。主要领导要亲自深入派驻招商第一线，分管领导每年要有1/3以上的时间在招商办事处，捕捉信息，拜访客商。二要保证经费。充分保证招商活动所需的必要支出。三要强化督查。细化、量化各办事处的工作目标，组织经常性的督促检查，对工作不力、责任心不强的人员，及时予以调换。市外经贸局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要密切关注派驻招商工作的进展，制定统一的实施意见，全面细化和落实派驻人员的经费和奖惩考核制度，规范运作，规范管理，力求派驻招商工作早出成效。

三是在特色产业和资源招商上求突破。利用特色产业和资源招商，可以增强吸引力，在竞争中产生优势，形成突破一个、引来一串的联动效应。我市在资源方面，油气储量丰富，有近10公里可利用的长江岸线。在产业方面，我市是着名的"花木之乡"，有6万亩花木种植基地；服装、汽车配件、电力器材、电子电器、木业等产品已经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并且拥有一大批熟练劳动力等等，这些优势都需进行挖掘和包装。要加强对外资企业的研究和分析，了解他们的产业结构、投资意向和投资计划，选择那些与本市实际有结合点的企业，投其所好，有针对性地推介特色项目，力求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是在以外引外上求突破。以外引外是许多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事实也证明这是一个现实可靠的增长点。我们要继续关心和支持已在我市落户且成功运作的宏运、嵘泰等企业，加强与他们的联系，及时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高外商对江都的满意度，鼓励他们以老引新，达到办好一个、引来一串、带动一片的循环联动效应。要充分挖掘现有外资企业的潜力，做足增资扩股的文章，鼓励他们增加投入，滚动发展，使之成为体现江都"亲商、安商、富商"姿态的窗口。广泛宣传丹阳、扬中经验，引导外贸生产企业解放思想，拓宽思路，加强与外商的沟通联系，吸引他们来我市合资合作，投资兴业。

篇3

关键词：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城市价值链；全球经济

Abstract：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which is the core component part in the global economy, brings the new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and also brings a couple of new problems like national decline and m alignant growth. Whe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cannot rely on a single large multinational force to obtain strong economic rent, It is a possible strategy to break through that SMEs cluster.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global urban value chain theory and industrial cluster theory, the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w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clusters of SMEs, in which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realize an industry to upgrade and then cast off the excessive restriction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for example, Taiwan Hsinchu Science Park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on that basis, the paper put forward new humanities ec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higher levels of city agglomeration tendency.

Key words：Medium and Small Enterprises（SMEs）；Industrial Cluster；the Global Urban Value Chain；Global Economy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2）-04-33（6）

1 全球城市化中跨国公司发展带来的全球困扰

对全球经济中观层次的分析包括制度和组织两种视角，分别和全球经济的关键参与者――国家和公司紧密相连，这是当代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模式，即以全球城市价值链为链条的全球化发展模式[1]。某种程度上而言，以公司及公司间网络为主要分析单位的组织视角在分析全球经济的问题上是更具有洞察力和解释力的。制度视角囿于研究导向上的相对性和集中性，以资本主义“相对优势”的制度基础为前提和出发点，在研究对象的地域范围和意识形态偏好上都受到限制，多是关于国家个案的探讨或在同一种社会制度类型下的比较分析――而这显然和本身就强调超越地域并且强调多样化、差异化的全球经济研究有所冲突。

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最主要的推进者和激励者，这是因为它们有力量协调和控制多国供给链的运行，即使在它们没有这一供给链的情况下也是如此。[2]跨国公司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而产生；同时，它又是划分全球经济表层一体化和深层一体化的重要标志，是有资格判断全球经济到底够不够“新”的“官方发言人”――或许，已经没有另外一个名词和“全球经济”联系得更为紧密。然而，就像学者阿尔贝托・梅卢奇所指出的超国家――“全球性的”――组织快速增长的影响“已不仅加快了对弱小地区的排斥，而且为资源的分配开辟了新的渠道，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各民族国家的控制。”[3]正是这个看着似乎所向披靡的全球经济的核心构件，在给世界带来新的生产关系网络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困扰。

很多跨国公司比国家还要大[4]，这是西方某些学者的一种疑惑和认知。通过零部件的行业间贸易、划分价值链和全球经济中的生产网络三条主要途径，跨国公司对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甚至可以决定国家的经济兴衰，进而影响国家的沉浮。“在全球化这场卡巴莱歌舞表演中，国家要跳脱衣舞。到节目结束时，它光溜溜地只剩下了遮羞布：镇压权。民族国家的物质及储备摧毁了，和独立被剥削了，政治阶级被消除了，它也就成了那些大公司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保安部门……世界的新统治者不必直接执政。[5]”

恶性增长：是“被全球化”的意外结果？如果说发达国家面对的跨国公司的“剥削”是显性的①，那么，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则完全是另一种状态，它们沉浸在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美好机遇中，在“被全球化”的过程中甚至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险。这涉及到关于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矛盾，称之为“恶性增长”。“生产能力的极大扩张没有在发展水平上得到必要的增长或者使出口国家的贫困得到减少，而在跨产业的大范围全球外部采购中得到反映。就像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获得生产复杂而标准化产品的能力，他们进入行业的门坎已经降低，价值链中生产阶段的竞争却已经增加了。[6]”换言之，跨国公司通过全球价值链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连结在一起：欣喜的是，这给予发展中国家振兴的机遇，于是我们看到了“新工业化国家”的崛起；遗憾的是，这依然未能解决全球化的显著矛盾，“恶性增长”不是全球它们经济的海市蜃楼，而是全球经济的梦魇。

仔细审视跨国公司对全球经济带来的新的困扰，可以发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不像人们之前所认为的占据了全球化过程中的先机，而是自始至终处于全球化过程中的边缘位置。某种意义上而言，全球化的中心是科学、信息和技术――就像部分学者提出的解决“恶性增长”的惟一办法，是“寻找强大的经济租金（economic rents）的新来源，这些新来源在价值链的无形产业部门中不断被找到。这些无形产业部门包括革新、设计和市场推广这样的高附加值和知识密集型的活动[7]”――不跻身这些高附加值和知识密集型的领域、这些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就无所谓进入全球生产网络的中心位置。

全球经济和全球城市化的发生，的确给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但是它们始终徘徊在全球城市价值链的中低端，没有主动权――它们，是“被全球化”的“操作工”。这些国家和地区，受制于庞大的跨国公司，受制于跨国公司背后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和地区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抓住跨国公司和全球价值链带来的机遇――这个目标在东亚尤其是中国已经获得了初步的实现。进一步的，它们应当思考，如何借势跨国公司发展本土的高附加值和知识密集产业，如何能够不依附于跨国公司，甚至和跨国公司展开竞争，而不仅仅是合作？

一个可能的路径是依靠中小企业的产业集群。产业集群不是一个简单的企业聚集的概念，它是根据分工、专业化进行有效阻止，同时与社会取向与融合的特殊经济功能区。[8]著名国家竞争力学者迈克尔・波特认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优势就是通过特定的产业优势而形成的持续竞争力，因此产业集群已成为提升企业竞争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孵化器。对于产业而言，地理集中性就好像一个磁场，会把高级人才和其他关键要素吸引进来。[9]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无法依靠单一的庞大的跨国公司的力量来获得强大的经济租金，合众的谋略――中小企业的产业集群未尝不是一个可能的突围策略。

2 全球城市价值链中的产业集群：中小企业突围的理论支撑

城市价值链中的产业集群即指在某一特定区域下的一个特别领域，存在着一群相互关联的公司、供应商，关联产业和专门化的制度和协会。[10]在这里，区域和企业是产业的平台和载体，但区域并不是边界清晰的地理和行政单元，企业也不是一般的毫无关联的企业，而是通过分工协作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其数量也不是区区少数几个，而是成百、上千以至更多。1890年，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将相关部门的企业在特定地区形成的集群称为“产业区”[11]，并提出了“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概念。②马歇尔认为，企业是为了尽可能获得外部经济而聚集在一起的。有学者称赞，马歇尔集聚研究的最大贡献是他发明了一种产生集聚的“空气”，即协同创新的环境。[12]可惜的是，马歇尔并未能够延续这一“软环境”思路深入挖掘集群产生的非物质因素。德国经济学家韦伯（Alfred Weber）把影响工业区位的因素称为“区位因子”，认为实际对区位起作用的区域因子主要是运输成本（运费）与劳动力成本（工资），而实际上对区位起作用的位置因子则包括集聚因子和分散因子。[13]韦伯把产业集聚归纳为技术设备的发展、劳动力组织的发展、市场化和经常性开支成本的减少四个方面的因素。其中，市场化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佩鲁(Francois Perroux)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点和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14]佩鲁认为技术进步和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增长极理论十分推崇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非自发性的“凯恩斯式”的政治干预性质的产业集聚。认为有了政府对主导产业或专业化企业的投资建设，就会产生围绕这些关键性产业或企业的聚集，最终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与此相关的新产业区位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对意大利东北部中小型企业经济增长的考察。新产业区，是指面向国内、国际市场的中小型企业在一定地理区域内集聚而成的、以结网和植根性为特征的既竞争又合作的中小型企业的综合体。[15]其发展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区域企业网络和劳动力市场网络两个方面。与增长极依靠政府的行政规划来发展壮大的途径不同，新产业区理论的核心就是依靠区内大量企业的“联合行动”的自下而上的力量来发展区域经济。另外，还有克鲁格曼：“中心-”模型理论。在考察规模报酬递增对制造业区域空间聚集的作用机理时，克鲁格曼提出制造业支出份额、产品替代弹性和运输成本三个因素是决定制造业地域空间聚集的关键影响因素。[16]对产业集群的地点选择，克鲁格曼提出了“路径依赖”的解释。某个历史偶然性可能使最初的区域和城市模式在某区位获得一定先发优势，此后，这种最初的模式将在规模报酬递增的基础上，通过累积因果关系不断自我强化，从而导致某种经济活动的长期聚集结果。[17]“中心-”的理论模型解释了制造业相对于农业而言的集中现象，但是对于制造业内部不同产业的地方化分布现象却没有很好地做出探讨。在这些理论中，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和钻石体系为我们认识和选择产业类型创造一种思考方式。在波特所构建的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中，包括四个基本因素（生产要素――一个国家在特定产业竞争中有关生产方面的表现；需求条件――本国市场对该项产业所提品或服务的需求如何；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这些产业的相关产业和上游产业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企业在一个国家的基础、组织和管理形态，以及国内市场竞争对手的表现）和两个附加要素（机会和政府）。[18]地理集中使得上述六个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传递、相互增强，共同构成一个动态的激励企业投资和创新的竞争环境，由此构成区域乃至国家的竞争力来源。这些理论虽然都有某些局限，但是我们从中可以寻找到人类社会产业集聚过程中的学者的某些总结，这些总结在不同层次上提出在全球城市价值链中的产业发展规律和特有现象。

3 台湾新竹中小企业集群之路的新思考：人文区位的再造与全球城市价值链

新竹工业园区位于新竹市东南部，主园区范围为新竹市东区与新竹县宝山乡。[19]成立于1980年12月15日的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被公认为是亚洲三个主要科学园区（另两个为日本筑波、韩国大德）当中最为成功的一个。作为台湾地区首个科学园区，新竹科学工业园重点研发集成电路、电脑及设备、通讯、光电、精密仪器机械、生物工程六大高技术产业。以美国斯坦福科学工业园区即硅谷为模拟样板的新竹科学工业园，有“台湾硅谷”的美誉。

按照园区内主流产业活动的差异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强弱，整个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发展大体上分四个阶段。一是大规模基础建设实施阶段（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1976年5月，台湾当局决定在新竹创立科技园区。1979年7月27日颁布《科学工业园区设置管理条例》。1980年成立园区管理局。[20]遵循“高科技化、学院化、社区化、国际化”的建设方针，园区在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公共基础设施之余，积极颁布一系列优惠政策，设立“单一窗口”行政服务体系，以吸引园高科技公司来投资设厂。截止到1985年，新竹科学园区共完成3.77平方公里的土地开发，建造了一大批标准厂房、员工住宅、实验中学、大型公园、绿地等设施。二是OEM代工生产主导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园区的基础设施初具规模，企业数量增长迅速，但企业活动主要以高科技产品的标准化生产为主。园区与美国硅谷建立了多元互动关系，在从美国大量引进人才、技术的同时，也依靠OEM的代工规模优势成为美国IC产业的生产或销售据点，英特尔、AMD等公司跨国公司在园区内占有重要地位。三是定位调整阶段（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园区进入扩张调整时期，台湾当地民间资本的大举进入使政府不再是惟一先进技术资源的拥有者与主要资本的引导者，独立研发的起步使得跨国公司的地位同时受到削弱。1986年，外资占园区实收资本的比例从1986年的30%左右下降到1996年的10%左右。跨国公司在台策略从以寻求廉价的劳动力和相关优惠政策为主转变到在寻求当地技术合作资源、加强本地化进程等方面。[21]园区进入具有技术开发能力以及自有品牌的新时期，相对成熟的技术和资金开始向岛外输出，通过技术转移和策略联盟逐步具备与国外企业角逐市场的能力。四是研发为主阶段（21世纪以来）。2000年，新竹科学工业园的营业额为300亿美元，平均每平方公里50亿美元。[22]6.05平方公里的园区已经无法满足区内企业的迅速发展要求，开始向外部扩张。同时，台湾地方政府开始反思过去过分强调“制造”导向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转而倡导研发设计类产业的发展。截至2007年10月底，新竹科学工园区共有438家厂商，123558名从业人员。这些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的新竹科学工业园的从业人员中，67.57%的从业人员拥有专科以上学历者，研发及创新人力约占14%，技术制造人力约占47%，行政及管理人力约占百分之22.2%。[23]2004年，园区产品销售收入总量2004年突破1万亿新台币，2008年达到1.25万亿元新台币。[24]

目前新竹科学工业园区IC产业的产值，占园区总产值的72%，新竹科学工业园的438家厂商中，有一半是IC产业相关厂商，包括晶圆制造、IC设计、封装测试、材料、设备制造等。一般的“IC产业链”，多指芯片设计、制造、测试、封装直到多种元器件组装的上下游垂直整合方式的整个运作流程，最终服务于电脑整机、移动通信以及数码电子等尖端科技产品。按产品产值计算，台湾是仅次于美国、日本、韩国的全球第四大集成电路生产地。在IC产业链中，台湾的晶圆代工、封装、测试居世界第一位，设计居第二位。[25]新竹工业科学园区以中上游的制造业为核心，间接促成了区外的封装大厂，如日月光、硅品和华泰的业务接单量巨幅增长。

新竹科学工业园IC产业的创造了独有的文化创新环境。新竹科学工业园的发展史，既是一段由引进技术到自主研发的创新历史，也是一段由本土厂商取代外国投资者的创业历史，更是促使台湾从低成本的制造中心成功转变为全球创新经济的高附加值制造中心的全球价值链高端介入史。草创时期的园区IC产业主体为外商企业，主要从事后道封装、成品外销，80%的出口由外商企业完成，排名出口前10位的厂商几乎全部为外商。而到2000年左右，其信息产业完全由宏基等本土企业所主导，外商除飞利浦等少数几家零组件制造商外，均退出了台湾。

新竹工业园80年代初创时，外商投资占40%，而现在已不足10%。从材料、光刻、封装、测试到设备开发，产学研相结合，建立起完整的自主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就制度和政策而言，当局既积极引进外部的资本和技术，又切实培育引导内生力量的成长和集聚；既着眼于产业扩张，又着力于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既扶持单个企业（集团）做大规模，又强化协作配套优化产业组织。其中颇多可借鉴之处。首先是强化转型升级，每次台湾的经济面临转型的问题，新竹科学工业园都能直指高科技。其次是创造专业化的垂直分工。新竹科学工业园半导体产业通过垂直分工，将企业发展成产业，逐渐取代了垂直整合。像华晶集团公司这样从硅材料开始到产成品结束的小而全企业在台湾已经被一一细分成独立的企业，如设计、硅片制造、掩模制造、芯片制造、封装、测试以及模具、引线框制造等都能独立成为一个公司。[26]其三是双向度的人力资源体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的IC公司多以来自美国硅谷的人才为技术来源。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允许科技人员以高于一般比例的专利权或专利技术作为股份投资，其作价最高达总投资额的25%。[27]这些海外人才凭借国际上广泛的关系网，帮助新竹科学工业园内的IC厂商之间、台湾岛内的IC厂商之间以及与外国厂商之间，产生了密切的技术合作关系。同时，新竹园区十分注重对本土科技人员的培养：入区企业必须雇佣台湾本地科技人员的总数占科技人员的50%以上，否则不能享受当年免征营利事业税；鼓励园区厂商与当地学术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联系，奖励园区的科技人员在职进修。[28]其四是研究型的技术支撑体系。新竹科学工业园内有工业技术研究院、交通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国家”实验室六个，分别是：精密仪器发展中心、行政院同步辐射研究中心、“国家”毫微米组件实验室、“国家”高速计算机中心、“国家”太空计划室、“国家”芯片系统设计中心等。这些研究主体与园区企业合作，不仅提供了大量创新的成果，还提供设备和人力资源从事研究与发展工作。其五是多元化的融资体系。资金方面，主要依靠政府设立的多项科技资金帮助企业进行创新活动，风险资金的作用并不明显。[29]园区对高科技企业大量无偿的投资是新竹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企业融资还可以通过创业投资公司、银行贷款、上市或上柜吸引大众资金等方式筹措所需资金。其六是完善的中介服务体系。作为园区创新网络重要的组成部分，中介组织中的代表性组织是台湾科学工业园区科学同业公会，下设有四个委员会，涉及规划管理、进出口作业、金融财务管理、人力资源培训与分享等多项事关园区企业良性发展的方面。[30]其七是良好的创新氛围。有别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依靠大财团或政府支持的发展模式，新竹科学工业园最早是由一批专业性的、敢于承担风险的开拓者发展起来的。这些开拓者组成的公司秉承开拓者们创业、创新传统，不断释放人才，产生新的创业家。区内的企业大多形成独特的企业文化，各企业家善于以工作意义来勉励、激励员工。

4 未尽的思考：新人文区位的产业集聚与全球城市价值链

产业集群成为当今时代区域经济的一个显著现象。这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提出的基本问题是：传统区位理论中，降低距离成本是产业集群的一个基本原因。而在信息时代下，新技术使得各种距离成本大幅下降，空间被速度平面化。那么，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有何必要？这个抽象而宏观的问题其实以下面一个微观层面的问题为前设：传统企业理论将企业的本质视为减少交易成本而通过契约来替代市场。而产业集群则建立在企业间分工或产品间分工和模块化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不是通过同类型和相关联的企业在区域内的聚集而形成的，就是通过一个企业内的相关部门独立和裂解成独立的企业而出现的，在理论上表现为市场的回归和扩展，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演化的秩序和自发自生的产物。如何解释悖于一体化企业之“合”和产业集群之“分”？

4.1 产业集群的新人文区位价值

结合本文第二部分对经典产业集群理论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多数理论都会强调距离、交通对产业集群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在当时代的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科技的限制使得他们难以想象也无法做到逾越时空的界限。然而，现代社会信息化的普遍和科技的发达，使得交通、地理这种物质性的区位限制因素的作用愈发微小，非物质性的新人文区位正逐步开始超越传统的物质性的区位要素，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现代社会的“新人文区位”的价值包括政策、社会风尚、政府清廉、精英群体的社会意识、社会文明程度、人际关系、旅游文化、文化时尚、消费方式、生活质量、生活习惯、空间价值、历史文化及风土人情等。[31]正如本文第三部分对台湾新竹产业园区IC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所陈述的，现代产业集群在提供创新氛围，享受融资支持、中介服务、人力资源、技术支撑等人文要素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批判性的讨论认为，对于后进地区来说，那些成功集群所体现的种种效益不一定能够实现。集群提高生产率和促进技术创新的能力是有限的，从地理集聚所得到的收益只能在特殊条件下，在某些地方的一定发展阶段的某些产业中实现。[32]因此，集群发展战略并不是惟一有效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但它至少可以作为一种值得的尝试。

4.2 城市集聚：规模经济的更高层次

西方区域经济学中分析规模经济的时候，通常会分为要素集聚-企业集聚-产业集聚-城市集聚四个层次来讨论。其中，城市集聚所形成的都市圈，可以被视为分析区域聚集的最高级形式，前三个层次依次对应的形式为要素集聚、企业集群和产业集群。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行为主体根据特定的空间的要素禀赋差异进行区位选择，不同的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特定空间上的聚集。[33]作为高层次的经济功能区③，“伴随城市社会结构变迁和城市新型服务业的成长，城市群在衍化中会出现某种规律性的发展过程，即聚集中心化扩散结构性繁衍空间重集聚首位空间极化再扩散首位度提升再扩散形成城市群经济社会的全面依赖关系结构。由此而演化成‘城市区域社会依赖型合理差序化格局’的都市圈，使城市社会结构处于不停地发展运动与区域“重新集聚和组合”的过程中。[34]

在都市圈、城市群、区域经济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宏观背景下，中国产业升级的单位开始从企业、城市到城市群的过渡，迫使中国的产业以城市为依托，通过全球城市价值链的建构，介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高端阶段，这是中国在全球范围竞争的必然选择。

注释：

① 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关注新工业化国家在商品的生产和出口中不断扩张的份额对正在没落的西方工业经济造成的威胁。世界体系理论家主张：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的核心国家和边陲国家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而且直到1980年半边陲国家不仅追赶着核心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而且达到了核心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见Arrighi, Giovanni, and Jessica Drangel. The Stratification of the World-Economy：An Exploration of the Semiperipheral Zone. Review，1986（10）。

② “我们可把任何一种商品的生产规模之扩大而发生的经济分为两类：第一是有赖于这种工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第二是有赖于从事这种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我们可称前者为外部经济，后者为内部经济。”见阿尔弗尔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朱志泰、陈良璧译．商务印书馆，1964版.

③ 经济功能区是由同类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高度聚集，连片分布形成的空间区域。见郝寿义《区域经济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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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张鸿雁．中国沿海城市群与内地城市‘嵌入性结构关系’论──一个关于国家可持续安全发展的重大战略[J]．城市问题，2007（11）.

篇4

关键词： 双元制 政府职能 职业教育

高职教育园区是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改革的实验区，由五所高职院和江苏工业学院入驻，于2002年规划，2003年初动工。其在比较和借鉴国内外职业教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主要是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充分发挥政府职能，确立“城校互动”的职业教育发展思路，统筹城市与职业院校的发展，力求以城市化带动职业教育，以职业教育促进城市化发展。科教城打破传统的建园模式，着力构建教育、科技和社会服务三大公共平台，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积极引进名院名所的科研机构，集聚科技资源，加快科技产业化进程，实现职业教育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双赢”，从而探索出发展常州职业教育的新的实践模式。

一、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政府职能的发挥

德国“双元制”职教模式的核心是政府主导下的校企合作办学。为了保证“双元制”模式有效贯彻实施，必须建立一系列的体制和机制。只有体制、机制健全，才可谓“双元制”。因此，必须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来保证实施，如：

（一）健全的法律体系保证。

规范德国职业教育的法律除了《职业教育法》、《职业培训法》、《职业教育促进法》和《手工业条例》这几个基本法之外，还有《青年劳动保护法》、《企业基本法》、《实训教师资格条例》及各州的职业教育法和学校法等。也就是说，除了联邦法律之外，各州也相应制定了有关规范职业教育发展的法律。这些法律、法规效力界定明确，并相互协调，适应了地方的差异性和地方特色，规范着具体的职业教育行为和实践。

（二）明晰的管理和投入体制。

各联邦州教育部享有对本州职业学校的管理权，联邦政府则拥有对各企业职业培训的管辖权。根据联邦《职业教育法》，企业内职业培训的具体管理则授权各行业协会负责。按照联邦《职业教育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职业教育和培训经费主要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及企业分别负担。职业学校的办学经费，由各地方和州政府共同承担。

（三）完善的评价监督机制。

除了政府职能部门对职业教育和培训行使宏观管理权及经费运作等监督权外，联邦政府主要授权行业协会和同业工会对职业教育进行全过程监督。行会在职校学生评价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保证了学生的培养质量。

总的说来，德国把教育作为社会公共事业来对待，职业教育的任务基本上由企业和学校共同承担，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对教育资源的统筹以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满足企业对职校毕业生质量的需求，同时统筹经济建设与职业教育两者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建设与职业教育发展的共赢。

二、常州科教城借鉴双元制模式充分发挥政府职能的举措

（一）政府倡导投资主体多元化，并给予政策上的优惠与支持。

职业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大量经费的投入。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经费来源于两个渠道：企业及跨企业职业培训的费用大部分由企业承担；职业学校的费用则由国家及各级政府负担。企业培训是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的主体。德国企业承担了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大部分费用。在此考察借鉴基础之上，常州市政府因地制宜，做出了以“政府投、学校筹、社会助”的模式解决常州职业教育发展的经费问题的决定，使投资主体多元化。另外建设投融资平台，积极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探索，多渠道融资。一方面政府通过出台优惠政策来体现，另一方面引入现代城市经营理念和市场化运作的机制，通过品牌、商机和土地等方式运作，由市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职教基地院校共同与金融机构协商，建立长期信誉贷款业务[4]。同时，利用各类媒体和举办各种活动大力宣传优惠政策，鼓励行业、企业、部门、事业、个人及社会依法兴办职业教育，这些政策上的优惠吸引了各行各业来投资兴办职业教育，保证了职业教育的资金来源的稳定性与多样化。

（二）统筹经济建设与职业教育的发展，实现“双赢”。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充分显示出政府的统筹规划行为对于职业教育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因此常州市政府对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科技工业园区的建设及配套服务平台建设三者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证，进而统筹职业教育与经济建设的发展，以职业教育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支持职业教育的建设，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一方面，职业教育的繁荣发展能够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政府把职教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目标中统筹规划，专门设立职教城办公室和常州市高等职业教育园区管理委员会，主要统筹规划职教城建设发展工作，构建职教城建设办事绿色通道，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学校发展，为学校发展解除后顾之忧，同时承担重庆职业教育基地规划范围内的土地整治和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工作；重新对科技工业园区的布局进行统筹规划，其目标是优化工业空间布局，协调职教与经济共同发展。

另一方面，经济的繁荣发展反过来反哺职业教育，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雄厚的财政支持。科技工业园区可以不断构建职业教育发展的产业体系，不断扩大对优秀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进而保证职业学校的生源。

（三）城校、校企资源共享。

在德国，企业资源与职业学校资源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结合。职业学校教师负责教授专业理论知识及语文、数学、外语、政治、体育、宗教、伦理等普通文化知识；企业配备专职的实训教师，主要是传授职业技能和与之相关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经验。企业不仅提供技能培训所需的场地、设备并负责技术更新，而且为学校承担专业教师的培训任务，并派出有经验的长、短期文教专家去职业学校工作。此外，行会对德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负责职业培训的组织与管理，对培训质量进行监督，组织资格鉴定、考试，对行业内职业资格进行认证、发证、组织跨企业的培训，方便就业。

在此考察基础上，常州职业园区职业院校积极与当地企业合作，签订培养合作意向，共同培养企业所需人才。同时积极开展与地方和企业的合作，建立稳定的校外实践实习基地，满足学生技能训练的需要，加强校内外的学术和技术交流，增加学校的科技投入。常州市政府着力打造“常州技工”品牌。其基本形式是逐步建立起“一所学校‘进门’，多所学校‘出门’”的灵活机制。具体做法是，学校课程设置最大范围地突出优势和特色，相互兼容，互补长短；教学管理方面校际间互认学分，学生可以跨校就读，可以参加不同院校的学习和考核，使学生毕业时，既拥有毕业文凭，又有基本的职业技能如外语、计算机、汽车驾驶等，同时获得优势和特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确保向社会输送的“常州技工”的实用性与兼容性。2005年职教城有毕业生1.7万人，利用常州市劳动技能鉴定中心这一平台，鉴定技工4600人，毕业生就业率达97.9%以上，“常州技工”正逐渐成了抢手货[5]。

常州市在城市建设时，使区域内职业院校的布局、办学规模、专业设置与永川新区建设、产业和经济结构调整协调一致。具体做法是，城市新区基础设施建设充分考虑与职业院校配套，城市文体设施、商业设施、医疗服务及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与职业院校共享。同时，新城区社会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新区内合理布局了一批共享型的医疗、商贸网点及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一批共享型的体育场馆、图书情报及科技中心楼等也相继投入使用。城校资源共享，减少了重复建设，降低了成本，从而推动了新城区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

三、在政府现有发挥的职能之外，还亟须努力的方向

（一）建立健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激励与监督机制，提高企业参与度。

企业积极主动参与职业教育是建立职业教育多元办学体制的关键，也是职业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的重要保证。相对于德国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中国企业的参与职业教育的程度较低，积极性不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企业参与职业教育，采取双元制模式，将会使企业成本大幅度上升，竞争力下降（即使是德国的企业，在经济不景气时也深受巨额培训费用开支的困扰）；过剩的劳动力和低端制造业，使得企业在中短期内普遍缺乏按较高的标准来培训员工的动力；整个社会的诚信度较低，高水平、高素质的劳动力又短缺，也使得企业害怕花大价钱培训员工，而最后落得“为他人作嫁衣”[6]。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企业更深层次地参与职业教育。

为确保有法可依，从国家这个层面来说，要通过立法形成制度，在法律框架下，建立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以及科学的监督机制，使参与职业教育成为行业企业的一种社会责任和义务，从而使职业教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7]；同时，地方政府也应该采取具有地方特色、适合本地域发展的措施，完善法律制度保障：首先，建立由地方政府部门、企业、行业协会、职业院校共同确立标准的培训体系，融合职业资格培训体系与职业教育实践教学体系，使职业院校的毕业生真正能适应企业的岗位技术要求；其次，地方政府部门要进行制度创新，出台有利于行业企业的税收减免、财政资助、购买培训、招标、特殊专业补贴等政策，加大培训经费提取的力度；最后，还可以采取表彰对校企合作做出突出贡献的行业、企业集体或经理等先进个人，通过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鼓励调动企业重教、支教的积极性，达到为职业教育筹资、获助的目的，创建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

（二）建立以行业为主导的职业教育行业协调委员会。

在德国，行会是按行业设立的半官方组织，代表雇主利益，同时受经济部管理。行会中有政府官员参加，行会的会长由政府委派，代表政府工作。全德有82个工商行会，56个手工业行会，还有其他行业的行会。行会按地理范围设置，在一个地区，所有的企业都要参加相应行业的行会。行会的任务有三：一是管理所属企业；二是代表和维护所属企业的利益；三是为所属企业服务。行会对德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负责职业培训的组织与管理，对培训质量进行监督，组织资格鉴定、考试，对行业内职业资格进行认证、发证、组织跨企业的培训及协调就业等[8]。

常州市政府应着手建立各行业协调委员会作为各类职业教育的指导机构，其主要任务就是在职业院校与行业人才需求之间搭建桥梁，确定行业内职业资格的标准，指导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引导行业、企业为职业院校提供人才培养与办学经费，促进行业、企业为职业院校师生提供实习、实训基地，提供实习场所的设施与设备等，使之成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催化剂、剂，促进学校与企业之间的深度合作，消除隔阂，共享信息资源，使沟通更加顺畅，缩减成本，从而实现企业与职业教育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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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常州科教城网站 http：///